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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个比例要先说"版本"。比如孔子的思想，版本就非常多。历代不同的研究者，留下了不同的版本，在清末和民初以前，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经学的问题了，它的区分就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别。"五四"以后对孔子思想开始有不同的看法。新儒学比较注重去挖掘孔子思想中比较积极的地方，在他们看来就是比较原本的地方，没有被歪曲的地方。孔子思想后来被统治阶级利用、歪曲成了一种国教，变成统治阶级的工具了。所以要说精华占多大的比重，要看是在哪个版本中了。直接去看《论语》和读董仲舒对他的诠释，完全是两码事。就孔子本身来说，他的思想里面精华是主要的。 因此怎么划分"精华"与"糟粕"之间的标准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以往的标准是对社会的进步有没有好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实现现代化有没有好处。这是一个角度，对社会发展是好是坏，主要是指传统文化中社会伦理道德的那部分思想。这部分思想是可以做不同用途的，比如说孔子的"礼"，你可以说它是维护统治秩序的，但也可以用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化。所以对传统思想有一个怎么样解释、怎么样运用的问题，因为你很难说它的本意是什么，它的本意是靠你的解释。从这一点说，可以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丰富现在的思想库，面对现在的现实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解决。传统文化中那些对人生最根本问题的一些精彩智慧的解释。这些东西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而且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因为传统文化精华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这部分是最有价值的。第二层次是对社会的发展有好处，能够为现实服务的。这两个层次，都是"精华"的部分。 谈传统，就是谈过去的东西，过去的东西肯定就带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特点，这里面就有在今天看来还十分落后的东西，一些不可避免的"糟粕"。当然我们今天不会再完全依照传统行事。任何传统里都有我们要扔掉的东西，对各个民族来说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的是过去的东西，过去的东西放在现在肯定有一些观念要彻底加以否定。比如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妇』女大多被描绘成"祸水"，这在当时可能是比较普遍的观念，但在今天看来它显然就是糟粕了。在当今，能否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显得尤为重要。2.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文化来说的，因此审视传统文化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这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什么关系?二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关于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很难讲清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种很普遍的误会就是，现代文化好像就是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是一个时间次序问题，而不是一个空间位置的问题。其实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现代的形式，成为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传统文化如何具备现代形式，涉及到吸收外来文化在内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问题，而不是不要传统文化，从外面引进一些东西。一个民族不可能通过放弃自己文化、完全吸收外来文化去实现现代化。 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现代形式，它的内核就是一种延伸下来一个东西，是传统的精华。 一个民族的文化几乎是不可移植的。民族文化是根深蒂固的，是一个民族本身的本质的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的东西，但一定要明白我们自己有一套传统的延续几千年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生存模式、行为模式，这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这就涉及怎么对待过去和现代的问题。过去有些东西是不好的，我们不必坚持，但是过去好的东西我们还得特别珍惜，不光珍惜，我们还要把它继承和发扬下来，现在这方面差得太多了。好像觉得我们过去穷怕了，受人欺负受怕了，就得跟人家学，其实这些并不是文化差异所致，而是文化层次的问题。 我们应怎么看传统文化在今天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传统文化里有些东西确实是涉及永恒的精神价值，这些东西还是在生长在发展就是的。这部分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有机体，它还活着，并不是已经死去了，我们继承了这些东西同时又使之得到了发展。当然，现代化的进程中又加进来很多新的东西，它本身也融进了这个有机体里了。这是指传统文化中精神价值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它具有历史价值意义。传统文化里面有些东西现在不可能继续生长了，最明显的就是那些古迹。它们只是物的存在。有些艺术形式青年人可能不怎么感兴趣，但它是中国文化传统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这些东西不能继续生长，它应该作为历史保存起来。这就是博物馆的价值。这些东西能够给一个民族一种历史感和民族自豪感。没有这种东西，一个民族是没有根的。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十分注意这问题，古建筑、名人故居都得到很好的保护，连年代久一点的普通房子，外观上也不许有任何一点破坏。那是法律规定的。这一方面很重要，它给人一种历史的延续『性』，有一种古老的感觉。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人民就丧失了民族认同感。现在咱们中国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非常严重。本来是一个文明古国，但现在让人觉得没有历史感，所有的城市都是千篇一律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中具有历史价值感的东西。 还有一部分既不是有机体，不能继续生长，又没有历史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糟粕"部分了。内容上主要是那些压抑人『性』的东西，中国文化中压抑人『性』的东西非常多，国人的国民心理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个『性』，没有个人的独特『性』。这些没有个人独特『性』的人，在一起必然不能融为一体。只有有个『性』的人，才能产生一种凝聚力。还有那些没有人『性』的东西，包括对『妇』女的蔑视，这就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这部分东西就是"糟粕"。 这主要从有两个方面说。一个方面是如何利用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容。精神方面一百年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先生。他对过去糟粕东西的抨击非常严厉，但他对很珍贵的优秀文化传统又非常重视。他作出的表率就是致力于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他始终致力于这个改变。他一开始学海军，后来学开矿，再后来开始学医，最后搞文学，他为什么有这么多次改变？正是因为认识到人的精神最为重要，他看到中国人精神面貌里有好多弊病。他常常一个人孤独地坐着思考问题，头发直直的，非常像只"猫头鹰"。有人开玩笑说："先生你很像一只猫头鹰。"他马上接口说"我确实爱猫头鹰"。"猫头鹰"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是只恶鸟，他说，"我就要做恶鸟"，就要发出一种恶声，来提醒人们注意自省、图强。他具有一种非常浓厚的忧患意识。鲁迅先生不光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致力于社会结构的改变，他更是一个文化工作者，他想把文化层次的问题非常重地点出来，呼唤人的思想文化的改变。此外老舍先生也做得相当出『色』。他的《四世同堂》通过描写北平一个小胡同10多个人家的小故事，普通老百姓的故事，来描写整个抗战的历程。他没有描写战场，也没有描写游击队，他描写沦陷区小胡同里的老百姓，告诉读者，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却被日本那么一个小国打了8年，打得七零八落、遍体鳞伤，为什么？他说除了我们有社会制度落后的问题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文化问题。我们中国老百姓常常是一盘散沙，这是文化传统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不然一个国家没救了。过去对这方面提的是特别少，其实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比如《四世同堂》中的瑞宣，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但传统告诉他要尽孝道，要顾家。如果所有的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谁还会谁出城去打仗呢？文化关系到国家命运，这是第一层意义。它一般不容易被人认识，以此来继承一些优秀传统。 第二个层次就是传统文化的载体。现在所能见到的那些不朽的东西，应尽量加以保护，这对后代是能起非常好的作用的，比如戊戌六君子问斩的遗迹，如果好好保留下来，让孩子们在读了课本之后还能看到实物实景，那能使他们对这个事件和那段历史理解得更为深刻与透彻。这就是文化的作用，传统的作用，历史的作用。这类东西一定要保存。很多国家就充分开发了这些东西，借此来凝聚自己。我们在这方面相对来说要差一些，作为文明古国，却到处在破坏，好像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可以任意地挥霍，这是非常不正确的。这些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千万不要把它给破坏了。3.旗袍、姨太太与中国式享乐主义 在时装展览会、饭店、酒吧中经常款款出现的旗袍，而我们如何去认识旗袍呢? 从字面上说，旗袍泛指旗人所穿的长袍；从渊源上看，旗袍可追溯到历代的深衣和宽身长袍；而从文化上看，旗袍则是在我国文化衰落时，吸收西方服饰的一些特点，在民国初年形成的一种很能体现国人现代怀旧心理的产物。我们仔细一看，不难发现我国旗袍与旗人的宽袖旗袍有着很大差别。30年代，上海有着领口和开叉处的"中西合壁"式旗袍，这说现代中国人对女『性』『性』感的重视。八九十年代旗袍的"复苏"而没有"复兴"，身着各类旗袍的女『性』之所以只是在舞台和各类服务『性』场合被男人们欣赏，只是在各类重大的剪彩场合作为装饰之用，根本上也即在于与这种『性』质的合谋。只要注意到一些中国男人欣赏民国旗袍的心理，一切便可一目了然。这种心理是：一些男人不会注意宽身宽袖的旗人旗袍，也不会特别感兴趣于现代女『性』的各类西服或休闲便装，而独独盯着能衬托出女『性』身体曲线的旗袍不放，它一方面说明：在现代一些人已经丧失了文化创造、思想变革的兴趣与能力的情况下，当社会召唤着国人的生命复苏时，他们的"自由"和"生命"的意识，便只能落实在"『性』"上。又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从来没有正面正视"『性』"和"『裸』体"的健康心态，这就使得"『性』"的出场，不得不呈现猥琐的文化积淀状态："『性』"要么呈现郁达夫笔下对女『性』身体的"窥视"，要么便只能隔一层衣服来被一些男人微笑着观看。而所谓"隔着衣服"的"看"，其实便是"剥离"衣服的过程。因此无论是"窥视"还是"观看"，最后都与鲁迅所说的"私处"与"『性』交"有关。如此一来，紧身旗袍便不可能作为纯粹的审美符号来对待，并因此而只是起到煽情的作用。另一方面，紧身旗袍之所以特别容易引发男人的视线，还在于它暴『露』出一些人有关"『性』"的生命状态，已经不仅从"『性』行为"异化为"『性』心理"和"『性』文化"（即只有对『性』的"想"，而没有或不能对『性』的"要"），由此远离自然本真的生命状态，而且也从被传统文化支撑的"『性』心理"和"『性』文化"衰落为"没有新文化"支撑的"『性』心理"和"『性』文化"。女『性』衣着从古代的非曲线化到现代旗袍的曲线化，固然说明身体和『性』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出场，从而体现"『性』文化"的某种现代发展，但是当生命的现实状态不能通过"『性』"显示它的健康『性』、不能与旗袍所展现的"『性』意识"同步时，当"『性』"只能是被观看的而不是身体力行的时候，显示女『性』『性』感的旗袍，便只能衬托出一些男人在"『性』文化"上的病态『性』。对民国旗袍的隐秘『性』热衷和怀念，表明一些现代男『性』已经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性』"，只能通过自己假想的『性』满足来获得满足。这种假想，显示我国现代一些男人既不能去创造什么，也不能去实践什么的一种"抽大烟"式的文化堕『性』。可惜的是：旗袍的复兴并没有成为当代时尚，而只是在作家、艺术家的笔下频频出现，这就使得他们的"满足"更多的只具有书本的意义--我想，这就是"怀旧"被称为"文化"的原因。如果有关旗袍的"怀旧"只是书本『性』的，那么"怀旧"便成为国现代男『性』（当然不会是全部）逃避现实的一种重要方式。如果说，我国当代一些知识分子已丧失了把握现实的能力，那么，怀旧便是其表征之一；如果说，我国当代文人已不能过健康的『性』生活，于是，当人们欣赏紧身旗袍时，也可成其表征之一，因那为『裸』体的异化的形态。 今天我国的一些男人，之所以特别喜欢在剪彩、饭店。酒吧等服务『性』场合安排身着紧身旗袍的女『性』翩翩出场，也因此而一目了然。就像当代我国不少成功和并不成功的人士喜欢在自己豪华的居室放几本书装点门面、在酒饱饭足之后找几个女孩"三陪"一样--旗袍的出场也起到了书本文化的装饰作用，而紧身的旗袍则起到了"三陪"的作用。其背后，则典型地说明了我国士大夫的享乐文化的当代『性』延伸。之所以说这是享乐文化而不是审美文化，是因为旗袍充分体现了士大夫的把玩『性』质。就像商业中以女人作为武器很能奏效一样，服务行业以女人作为道具也往往颇能助兴和煽情。旗袍作为文化是典雅的，因此旗袍女『性』不等于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妓』女；旗袍作为文化又是从属于"食『色』"的，所以这种文化又是可以"吃"的--至少它唤起人吃的欲望。中国文化的"吃"『性』质，决定了中国所有的"雅"其实都是从属于"俗"的，自然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口福"『性』质、"享受"『性』质。因此，当一群现代女『性』穿着旧时的服装出现在现代公共场合时，她们只是以"文化"的面貌服务于人们的"吃"，进而形成"吃文化"，人们便可以在所谓"文化环境"中安然于"吃"，最后也便觉得"吃"的是"文化"--南京夫子庙的"秦淮人家"。"晚晴楼"等多种以"秦淮小吃"为特『色』的餐厅，伴以身着旗袍的年轻姑娘歌舞助兴，食客络绎不绝，美食与美『色』一起细嚼慢咽，便是一例。所以在根本上，不仅"食、『色』"是文化，而且"食、『色』、看"也是一种文化。80年代北京的"人体画展"之所以轰动，又之所以看不出多少审美的意味来（很少见到中国观众在人体画前激动与沉思，有的人是半张着嘴准备"吃"的兴奋表情），我看多半还是在于人们看着看着就想怎么把人体给"吃"了。如果我国文化史上除了春宫画外，并无真正的人体艺术，那么，能衬出女『性』线条的旗袍自然便成了替代品。对旗袍的"怀旧"，其实就是一种男人妻妾成群的理想，进而又成为一种拥有美人的享受--当这一切在现实中不能成为可能时，她们自然就成为在人们心理上存在着的"文化"。这也算是对鲁迅所说的"吃人"文化的新解。 也因为此，苏童的《妻妾成群》、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陈逸飞同类题材的绘画，掀起了一阵"姨太太"热，就不足为怪了。这道与"旗袍的复苏"相异成趣的风景线，是以女人们围着男人争风吃醋展开的，并衬托出"姨太太"们的生存『性』质--时刻准备着被男人们"吃"。苏童和张艺谋的作品告诉我们：在我国，即便是一些女大学生，在骨子里也是愿意去做"姨太太"的，因此，"姨太太"文化与受教育程度无关。再者，今天的"现代化"是以教育为基础的，而它能在多大程度去改变那种对"姨太太"的眷念心，让人难以猜透。相反，苏童告诉我们的一个真实状况是：女人的本『性』对男人就是依附的。即便是一个女强人，恐怕也是准备着依附男强人的--女强人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男人好多不怎么行所致。而依附着的女强人，其"强大"就体现在她能战胜其他女人，实现其依附的理想。因此，无论男人们怎么抛弃女人，女人也只是重新寻找依附对象，而不大可能改变其依附的本『性』。而且，女『性』依附还有一个特点是排他『性』和独占『性』。苏童笔下的"姨太太"们，争的就是这种独占鳌头的位置。在此意义上，女『性』精神上的"独立"，至少对我国的部分女『性』而言，我看多半是一句空话。因此事实上，"独立"多半会导向"独占"。而所谓女『性』的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在我看来只是"人的解放"的范畴，丝毫无关于"『妇』女解放"。换句话说，女『性』即便经济上独立了，心理上还是时刻准备着依附男人--女人骂男人的时候，诸如"嫁给你倒了八辈子霉"，其实就是在骂男人靠不住，就是在想通过骂而能有所依附。一旦女人觉得靠得住的时候就不把其他女人和男人放在眼里，产生一种自己就是太后的感觉--这一点，应该是苏童和张艺谋笔下的"颂莲"的共同之处。 这样，以"颂莲"为代表的"姨太太"们在我国当代作家笔下复活，就暴『露』出这样两个问题： （1）我国当代作家之所以热衷写"姨太太"，张艺谋之所以热衷将"姨太太"们介绍给西方，主要不是因为现实中我们在许多地方发现了"小老婆"现象的复活，当代作家写"姨太太"是为了反映现实问题，而是因为一些我国人本质上就有一种类似"姨太太"的心理，就是"姨太太"产生的土壤--当我们不能成为"颂莲"们依附的对象陈佐仟时，我们就只能争着成为陈佐仟宠爱的对象。我国现代一些知识分子一旦依附于西方文化，便不把传统文化放在眼里，更有甚者，我国知识分子的相互倾轧、攻击、争斗，我看比"颂莲"们为一个男人的争风吃醋，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学术界的所谓话语权之争，在根本上恐怕也是"姨太太"们的"独占"心理的显示。这种"独占"就是独自拥有对所依附对象的发言权。比如谁是正宗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等等。这也足以证明：作为被"怀旧"的"姨太太"们，与作为"新生代"的我们，其实是没有根本的差异的，轨新轨旧在此也就是没有真正界线的。因此，当现代化无情地开始阻隔我们的依附『性』时，我们对"姨太太"们的怀念就是正常的了。 （2）对"姨太太"们的怀旧『性』抒写，是因为一群"姨太太"围绕一个男人转，充分体现出男人和女人们的享乐主义本质。当男人不把女人当人，女人也不把男人或自己的同伴当人的时候，大家竟然都能体验着对快乐的受用。这意味着，现代『性』所蕴含的人的平等、尊重，是与人的快乐无关的一个世界，当大部分人还不习惯这个世界时，对享乐的眷念便情有可原。"怀旧"，在此实属于我们摆脱现代化的一个方式。只是，从"把人当玩物"中体验到的快乐，已经是原初社会游戏『性』快乐的一种异化--游戏的本质在于游戏者的平等『性』和非专制『性』。如此，游戏才能体验到智慧的与本然的快乐。但陈腐的"享乐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健康的"快乐文化"，乃在于"享乐文化"是"快乐文化"的放纵形态。因为"快感"是自然的，而"享乐"则是人为的--自然的快感是稍纵即逝的，而人为的享乐则通过快感的制度化而企图始终生活在快感中--这应该属于对"快感"的贪婪。所以，当一个男人妻妾成群并且欣赏着妻妾成群时，他实在是在欣赏着自己可以"不断快乐"地为所欲为。而当女人们要获得支配人的快感与有所依附的安全感时，她就不得不认同这样的"姨太太"身份，认同自己被玩的『性』质，而且还会争夺"越小越好"的位置。这样，作为一种配合，男人在快乐上的专制便被合理化了。于是，本来有问题的"姨太太"文化，便成了理所当然的"姨太太"文化。本来合理的快乐，变成了一些男人愿意沉涸于其中的声『色』世界--这个世界和禁欲一样，均属于快乐的异化。这种异化在某些人的否定主义美学中便直接等于丑。一个人处在"享乐主义"世界中，他就不仅不思创造『性』进取，而且连一般的进取心也很难谈得上了。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大红灯笼"是为西方人挂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举动本身就属于"姨太太"的举动--媚西方这个"陈佐仟"的俗；而"大红灯笼"作为传统文化不衰的一个象征，就与"大红旗袍"的长久不衰如出一辙--依赖于各种"陈佐仟"的一些团体与个人，不是争着成为"颂莲"那样的可欺负同类的"大"，便是争着成为"颂莲"那样的可讨好主子的"小"，但就是很难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人"。4.样板戏与中国式审美文化 我们把今天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与对民国姨太太的怀念并行不悖，似乎是有些滑稽的--它不仅说明我们怀旧的价值取向可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而且也说明我们的怀旧是只及对象一点不及对象其余的。因为『毛』泽东是以革资产阶级的命为己任的，资产阶级在『毛』泽东的眼里，无疑代表着全部旧文化--知识分子如果只能承传过去的旧文化，『毛』泽东肯定就不会喜欢知识分子；封建老爷如果只能守卫过去的旧文化，『毛』泽东肯定也不会喜欢侍候老爷们的姨太太，所以如果让我们大胆地假设，让『毛』泽东看《大红灯笼高高挂》，他肯定会气不打一处来。 一般地说，怀念『毛』泽东时代，可以归结为人们总是习惯用过去好的东西来比较今天不好的或一下子还看不出好的那种求完美心理--当现实不可能完美的时候，我们就会将触角伸向过去，用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具体说来，那就是市场经济的动『荡』不安与『毛』泽东计划经济的稳定所形成的反差，使得一部分不适应竞争的人会自然感觉到『毛』泽东时代的那些好来。当有的人认为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而有的人则认为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时--后者就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这种怀念，其直接原因，是人们的现实利益和生存快感的得与失、有与无；而在美学上，则是人们的一种求完美的心态的表现。今天主流意识形态所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举，恐怕也是依托于这种怀念和完美心理--『毛』泽东时代的精神是纯洁的、道德的、由中心价值统摄的，而市场经济时代的精神缺陷则是明显的、复杂的、非道德化和无序多元的。如果我们建立起一个经济上不亚于西方、精神的纯洁又优于西方的"现代化"，那就确实具有了"中国特『色』"。 当我们将这种文化心理置于当今对"样板戏"的怀旧现象之上时，我们就能从中发现我们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误区。如果说，对"样板戏"的厌弃，是与70年代末揭批"四人帮"同步的，并与人们在审美上对"高、大、全"式的艺术形象的厌弃同步，那么今天，当我们厌弃"小女人和小男人"时，如果我们的审美文化不能够创造新的、健康的"男人"或"女人"形象，对"样板戏"的怀旧，则可能是十分危险的。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样板戏"中，《沙家浜》中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之间"智斗"一场戏，在当代人们的日常和社会化娱乐活动中，可谓是高频率使用的一个段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段子既含有男女之间隐秘的调情心理，又将这种调情上升到革命的高度，符合那种寓俗于雅的审美心态。就男女间的调情而言，它应该是民间和私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性』"不能以正常的生命形态展示自身时，当所有的公共场合均被"非『性』"的革命话语充斥时，无伤大雅的"调情"，或者以革命名义出现的"调情"，就成为连"样板戏"也回避不了的一个内容。"智斗"将国人喜欢革命还是喜欢调情的界线模糊化了，因而它可以被各方面所接受。而且"智斗"还是女人战胜男人。男人调情失败的调侃，从而给艺术和思想上均十分平庸的《沙家浜》，添上了一单内蕴相对丰富的酥红。问题在于：当我们独独钟情于《沙家浜》的"智斗"时，我们常常不是对其进行艺术欣赏或审美欣赏，而是用戏谑的态度来进行客串。于是，人们不是争相亮自己的嗓子像不像刁德一的原唱，就是阿庆嫂被男演员客串，更有甚者，一个演员同时扮演阿庆嫂、胡传魁与刁德一。这种技能化地对"智斗"的怀旧，一方面将"智斗"工具化了，另一方面也将我们对"智斗"的审美欣赏游戏化、现实化了。精典意义上的"智斗"片断，作为审美符号，就在人们的"怀旧"中遁失了。"智斗"就成为一个可以让我们快乐的符号，宛如卡拉ok可以让我们快乐一样。 关键是『毛』泽东和"样板戏"是一个时代内在精神统一的标志，对这个时代的怀念，其积极意义在于现实和历史总有着某种深层的文化『性』关系--我国无论再怎样现代化，我国新一代青年无论再怎样注重物欲与自由，人总应该保持一种超越自己生存层面的神『性』追求。『毛』泽东时代的神『性』追求有问题，"样板戏"式的英雄人物有问题，不等于神『性』和英雄『性』应该彻底摈弃。这意味着，我们只有建立适合当代人的关于神『性』和英雄观念，对『毛』泽东和"样板戏"的怀旧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也才能克服由当代价值平面化带来的弊端。既然对『毛』泽东和"样板戏"的怀念，其终极意义是建立新的关于"神『性』"和"英雄『性』"的观念，那么，对『毛』泽东和"样板戏"的怀念，其本质就不能不对『毛』泽东时代的"神『性』"和"样板戏"的"英雄"观念的双重批判，『毛』泽东时代的审美观念的最大问题，不仅在于其神『性』和英雄『性』是建立在对个人欲望"轻视"的基础上，而且其"神『性』"和"英雄『性』"也是不讲"个体创造"的。这就使得『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性』和英雄『性』对个人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依附『性』。一旦所依附的对象被人们发现是一种乌托邦，或依附的对象解体，其神『性』和英雄『性』便会解体。这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不再能打动今天青年人的原因。推而论之，如果对『毛』泽东和"样板戏"的"怀旧"，不与这种"本体『性』否定"意义上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进行，那么，这种"怀旧"无论在初衷上多么纯洁，但在效果上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即是反动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出发点是好的"来原谅一切效果上是不好的行为。 （2）"样板戏"中的英雄形象，无论是江水英、柯湘还是李玉和，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传统道德的无视人欲、人『性』、人的丰富『性』的那种政治『性』特征，体现出不食人间烟火的"假、大、空"倾向，这是与改革和市场经济对人欲、人『性』、人的丰富『性』的解放与尊重相悖的，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否定主义的伦理审美观认为：当代健康的"男人"和"女人"形象，不应该是无七情六欲的、只有革命感情的"伟大"形象，也不应该是只有欲望与私利的"渺小"形象，而应该是有私利、有欲望，但又能够超越这个层面、追求实现创造『性』自我的形象--这个形象我们称之为"完整"而不是"完美"。因此当代人应该追求"欲望世界"和"创造世界"的并存式的"完整"，而不是追求"克服欲望"的"完美"。对"样板戏"的怀旧如果成为一种人们心理上的文化思『潮』，那就会和道德理想主义合谋，以一种传统形态的逆反运作，在批判当代人沉湎于"私人感受和欲望"之后，让人们重蹈对过去"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的追求。这种追求和引导，实质上恰恰是反现代『性』的，而且也与当代创造新人的审美方位相悖。再退一步说，当代审美形象即便做不到我们所说的"健康"与"完整"，至少也应该以"人"为尺度来重新审视过去的"高、大、全"式英雄形象的局限。这种审视，其直接结果，就是产生欲望、快乐、本能与革命、理想、牺牲之间有复杂的矛盾关系的"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当代文学艺术中，应该说还是一个远没有填补够的"空白"。 （3）我们自然可以将"样板戏"的内容与"样板戏"的音乐区别开来。如果"怀旧"只是冲着"样板戏"的旋律而来，我们可以说是包含审美意味的。这不仅因为旋律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而可以自在，旋律在各种艺术样式中因为自身的抽象化特征，在舞剧、京剧这样的艺术样式中，可以一定程度上脱离内容而自律，甚至可以脱离歌词而自律。《北风吹》、《娘子军连连歌》、《打虎上山》、《大红枣儿》等歌曲与旋律，因为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可以抽象化、形式化以至穿越一定的政治『性』束缚，使得我们对"样板戏"旋律的怀念与重温，一定程度上与对古代文学艺术的欣赏，具有相同的『性』质。但所谓的"怀旧"，不是定位在对古代、现代、当代文学艺术的同时审美上（既欣赏当下的艺术，又欣赏过去的艺术，这才是正常的审美心态），而是用我们只能欣赏包括"样板戏"在内的过去的旋律，来抵抗包括摇滚乐在内的当代旋律，这样，我们的艺术心态就会变得封闭而专制，就会将多样化的审美变成对审美多样化的排斥，因而也就不是在审美--我们就会通过对"样板戏"旋律的怀念，来唤起对那个时代坚强、勇敢、崇高、圣洁。牺牲精神的怀念，进而逃避和贬斥与那个时代不一样的当代自由、轻松、尊重、宽容、个『性』、自我实现等同样可贵的人类精神品质。其间接结果，也就将审美功利化了、现实化了、专制化了。5.怀旧的需求 伴随着一次规模庞大的都市化（或曰都市现代化），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并于90年代开始急剧推进的我国社会商业化进程，不仅是深圳、珠海、蛇口、海口一类的新兴城市在昔日村野、小镇间的拔地而起，而且是大都市改建过程的如火如荼。高层建筑，豪华宾馆、商城、购物中心、写字楼等也正日复一日地在取代那旧有的格局以及充满辛酸的历史空间。都市如贪婪的怪物在不断地向周遭的村镇伸展。于是，90年代我国都市的一幅奇妙景观，便是在触目可见的、如战后重建般的建筑工地，在飞扬的尘土、高耸的塔吊、轰鸣的混凝土搅拌机的合唱中，新城在浮现成型，老城--几百年的上海或几千年的北京、苏州--在轰然改观中渐次消失。如果说，旧有的空间始终是个人记忆与地域历史的标识，而空间的颓败、颓败的空间是我国历史特有的--如果不说是惟一的--辨识与印痕，那么，繁荣而生机盎然的、世界化的无名大都市已阻断了可见的历史绵延，阻断了还乡游子的归家之路。如果说，历史便是在空间的不断扁平化的过程中显『露』出自己的足迹,那么，我们当代中国人"有幸"亲历、目击了这一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90年代这一高歌猛进的都市化过程，负荷着当代国人、当代知识分子最为繁复的情感。一方面，关于"进步"的信念正在一个物化的现实中印证并显现，因之必然携带着无穷的欣喜与快乐；而另一方面，甚至一个"土生土长"、守家在地的国人也如同骤然间被剥夺了故乡、故土、故国，被抛入了一处"美丽的新世界"。家园感不再自一条胡同、一处大院、一个街区、一座城市中涌现，而在不断的后退与萎缩中终止于栖身的公寓房的门户与四壁。如果说，七八十年代之交，"现代化"还如同金灿灿的彼岸，如同洞开阿里巴巴宝窟的秘语，那么，在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现实中，我们不无创痛与『迷』惘地发现，被"芝麻、芝麻，开门"的秘语所洞开的，不仅是"潘朵拉的盒子"，而且是一个被钢筋水泥、不锈钢、玻璃幕墙所建构的都市『迷』宫与危险丛林。曾为"现代化"这一能指所负荷的、那个富足而亲切、健康而合理、民主且自由的彼岸，并未更加临近，而倒更像是那个留在了盒底的"希望"。 而在另一层面上，如果说，八九十年代间重大的转变之一，是90年代个人的黄金梦取代了80年代群体的强国梦，那么，1994-1995年之间，至少对知识分子群体说来，黄金梦的受挫与破灭远比强国梦的碎裂来得迅速且直接。人们从印度海边风景漫画的t恤衫的流行（1991年）到"爬上岸来话下海"（1993年）的故事，对于在双重创痛、双重挤压中辗转的知识群体来说，怀旧如同一种陡临的需求，一个必需的想象与抚慰的心灵空间。似乎更甚的是，人们的身份认同也在此段时间内面临大『乱』，其中八九十年代的伤痛以及社会的非常重组和变迁无外乎为其重要原因。在90年代"滔滔不绝的失语"中，除了一种王朔式［或曰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1991 年）、情境喜剧、电视系列剧《我爱我家》（1993年）式］的妙趣横生的"废话"--在语境的移置、套话的"误用"中有效地制造出一种政治亵读的喜剧感--之外，知识分子群体大多在话语的禁忌与失效（实际上是其知识谱系相对于现实的失效）间辗转。换言之，王朔一族尽管为充满了伟大叙事的80年代所不齿，但却是90年代惟一有效地传递现代『性』话语的一群。是他们，而不是神圣的思想者与改革者们无保留地拥抱着现代化，拥抱着拜金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时代。而对于其他的知识群体说来，90年代的现实纷纭斑驳，而且充满了辛酸、痛楚与难以名状的焦虑。因此，作为1995年重大文化事件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尽管无疑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动因与依据，尽管它无疑成了90年代的文化格局与"阵营"的分化与重组，但就其本身而言，论争更像是一场"能指之战"--针锋相对的论战双方不时分享着诸多基本的观念与立场，而在同一营垒之中，在一套耳熟能详的概念术语之下，却涌现着截然不同的立场、表达与利益原则。事实上，关于"进步"的信念支撑与对于"现代化"的乌托邦冲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无法亦不愿反身去推动对"现代『性』"的思考，而现代化却不断地以金元之流和物神的嘴脸制造着挤压、焦虑与创痛。 人们怀旧的涌现作为一种文化需求，它试图提供的不仅是在日渐多元、酷烈的现实面前的规避与想象的庇护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建构。犹如小彦所言："依赖记忆的质感的抗衡"，以维护"现代化'进步'的涵义"。一如80年代而又不同于80年代，建构一套福柯所谓的"历史主义"的历史叙事，成了90年代中国文化的又一只涉渡之筏。而怀旧表象无疑是历史感的最佳载体。尽管90年代的中国精英文化试图全力抵抗的，是无所不在的市场化的狂浪，但优雅的怀旧迅速成就的却正是一个文化市场的热销卖点。因此，无论是知青返乡热、形形『色』『色』的同学会的召开，还是大型系列画册《老房子》的出版；无论是美国畅销书《廊桥遗梦》的中国风行，还是其同名改编影片于中国上映时影院中淌不尽的热泪；无论是陈逸飞的影片《海上旧梦》、《人约黄昏》无限低回的缠绵徘恻，还是在苏童和须兰的小说、王安忆的《长恨歌》、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李少红的《红粉》、陈凯歌的《风月》、李俊的《上海往事》中突然涌现在回瞻视野中的细腻、纤美的旧自南国与『迷』人而颓败的上海滩（乃至所谓图书市场上的"古典热"及"怀旧书系"的出现）；无论是港台通俗歌曲《牵手》（苏芮）、《再回首》（姜育恒）的流行，还是大陆的新校园民谣《同桌的你》（老狼）、《团支部书记》（王磊）、《『露』天电影院》（郁东）的小情调小感伤的风靡一时（在此且不论怀旧情调、怀旧表象事实上成了90年代mtv的流行"包装"）；无论是不无怀旧感伤的电视连续剧《风雨丽人》（1992年）、《年轮》（1994年）、《遭遇昨天》（1994年）的高收视率，还是形形『色』『色』的亲切怀旧的午夜电台直播节目（《老式汽车》、《零点夜话》）与谈心式的电视栏目的出现；它们的共同点也就是创造了一种文化，一种时尚。它们共同构造了一种文化，一种时尚，一种文化、心理与消费的需求和满足。一如在女作家柳岩的中篇《远去了，法黛儿》中，一把价格高昂的精美仿古藤椅与一束康乃馨给女主人公带来了她从未曾享有的关于悠闲、素朴而高雅的昔日岁月的想象氛围，在郭润文的油画中，尽管土墙、剥漆的衣车、宣纸信笺、红烛蜡泪、系带婴儿装在提示着共同的儿时记忆，但少女的长裙、玻璃镶嵌的古旧灯罩、作品的绘画技巧，却无一不在提示着一种难以归属于任何中国历史年代的西方古典情调。 1990年，第五代导演孙周率先在他的影片《心香》中，将第五代背对历史、迈向未来空明的目光与姿态掉转成凝视历史并承接历史文化的姿态；而也是他第一个将同样的温情怀旧的影像风格赋予了他策划并制作的999广告公司的"南方黑芝麻糊"（"小时候……"）的成功广告：冷『色』调的背景前暖红『色』的烛光，阿婆苍老却依然娟秀的慈祥面容，穿着袍褂帽盔的可爱男孩的贪吃模样，古老的竹挑木桶（1993年）。怀旧情调在填充记忆的空白与匮乏，在历史的想象绵延中制造着身份表达的同时，成就着表象的消费与消费的表象。 或许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都市化的兴起，整个文化的进步，至于其是否真有进步，有待考证，而人们从中不免有一种失落，或是想找一种更适合自己的东西。他们发现一些老的东西陈而有味，因而也就有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怀旧，其实怀旧也是不错的。6.无处停泊的怀旧之船 20世纪80年代终结处的震惊体验隔膜了一个黄金彼岸的视野，而1993年之后陡然涌现的物欲之流再一次预示着经验世界的碎裂，人们摹然涌动的怀旧情怀面临着一个无处附着的记忆清单。革命和战争的酷烈年代，阻隔了人们对似曾纯正的"中国历史"的记忆。即使对于一群临渊回眸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目力所及之处，仍是金戈铁马、血污创痛。到了90年代，从"精神家园"的论争中可以看到可供返归，可供追忆的地方的十分缺乏。意大利诗人可以歌咏："没有经历过革命之前岁月的人们，不知道何谓生活的甜蜜"；但在日渐狭小局促的空间与突然加速度运转的时间中浮起一叶怀旧之舟的中国人，却发现他们只拥有"革命岁月"的记忆，此前便是血迹斑驳的民族百年的叙事。当陕西作家陈忠实试图构造一份宗族社会的田园记忆时，他所遭到的抵制远甚于他所获取的认同。我们记忆着革命的历史，我们拥有着革命的历史；早在五六十年代，革命战争年代的记忆曾被构造为一处追忆、依恋的情感空间（吴伯萧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著名散文《歌声》），七八十年代之交它再一次被勾勒为"精神的黄金时代"，但这历史并不能提供给我们一份所谓怀旧感所必需的伤情与些许颓废。 于是一个极为有趣的文化现象是，一本美国的廉价畅销小说《廊桥遗梦》，于1994-1995年之间突然畅销于我国都市，以数百万册（在此且不论无从计量的盗版书的发行）的销量风靡我国。几乎所有的传媒系统都不可能无视这一空前规模的流行。而1996年同名改变影片的上映，再度延续着这一感伤畅销之浪。如果说，这部美国90年代通俗小说在美畅销，正在于它以一个中年人的『性』爱故事改写着六十年代--美国历史上的革命年代（同样的改写可见诸于在中国亦颇受好评的好莱坞大片《阿甘正传》，及计划在我国出版的罗伯特 j 沃勒的第二部通俗小说《雪松湾的华尔兹》），在于它以"人间真情"想象『性』地消解着冷漠而隔膜的后现代空间，那么，它在我国的流行，除了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身份与指认方式，还在于（如果不说是更重要的）它为当代我国都市人无处停泊的怀旧之船提示了一个空间，一个去处：个人记忆的幽冥处，一次无伤大雅的"遭遇激情"的经历。在那里有纯正的"老方式"，有如同在呜咽的萨克斯管吹出的那个立调呼唤着的一个名字。但是，当个人记忆从失落的缝隙中重新出现之时，那些东西会产生革命历史和记忆『性』变化。不再是"大时代的儿女"，不再是血与火的画面，而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事实上，如果考查一下90年代风靡我国的另一本畅销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们会发现同样的趋势与取向。这部在我国行销百万册的准自传（？准小说？），其卖点固然在于一个"真切"的美国梦，但令人矫情落泪的却不是"我"（周励）如何征服曼哈顿，住进了"俯瞰中央公园的公寓"的赫赫"战绩"，尽管正是这些"战绩"为周励赋予了昔日"隐私"的讲述（或曰兜售）权。全书中最为煽情而成功的段落，是"少女的初恋"、"北大荒的小屋"。那些在不同时期的"知青文学"中复沓出现的段落，被拼凑成一段遮没了激情澎湃而残酷狰狞的大时代的儿女私情。 如果说，革命时代记忆的『性』爱化呈现，有效地以怀旧之情填充了大背景隐没、大叙事失效后的空白，那么，它同样在不期然间缝合、连缀起因不同的权威话语的冲突而断裂、布满盲视的历史叙述。经怀旧感浸润、修饰的历史表象，再次以"个人"或消费的名义获得了和谐与连续『性』。孔府家酒众多的电视广告中有一个堪为恰当的例证：如同泛黄、褪『色』的旧照片的"做旧"的画面，伴着"那时候我认识了'家'，那时候我离开了家，那时候我们保卫着家的歌声，依次出现情趣盎然的私塾学童、革命经典电影中进步青年离家出走、投奔革命以及抗美援朝、赴朝参战的场景；尔后，随着『色』彩明亮饱满的画面--三代同堂的团圆饭，亲情融融，其乐融融--的推进，出现了那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词："孔府家酒叫人想家"（1995年）。在这服务于消费目的的怀旧表象中，彼此冲突话语系统重组为完整、有效的历史叙述。 怀旧因然是不错的，要不如此多的人以怀旧这一大众心理来寻求什么，因而以怀旧为主题的电视，电影、书本、甚至广告并不鲜见，因为人们无处怀旧而其他就抓住了这一点进行猛攻，用现今较为流行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达到"双赢"的效果罢。 身边的国人 第2章 电视文化(1) 1.我国电视四大弊病 现在中国城乡均是电视网履盖，因而可通过有线接收的频道增多，似乎这一效果也还不太耐，但是们人们却发现电视网履盖前后并无太大区别，甚至收一个台也可以。我们看到，各台报道内容大同小异，拍摄手法、节目样式、编排程序以及播音员主持人的架势几乎如出一辙。开头的报题以及中间『插』报的处理都跟中央台一致，结束时也同样是拉个全景镜头，在这个画面里，播音员收拾稿子，出工作人员名单字幕。新闻播完之后，都是类似《焦点访谈》的节目，搞的虽然是当地的题材，但所聚之焦，也还是中央台的那些，只有节目名称不同而已。 一个泱泱大国，少不得统一意志，步调一致，然而，我国又是一个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各有"地情"的国度，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并不意味着经济上文化上不顾具体情况的亦步亦趋。 (2)罐头 我国电视以录播为主。 而电视开始的时候，是直播的（中国电视早年也是如此），后来有了磁带录像机，电视才全面地走向了录播，但这个局面很快又被打破，电视直播卷土重来。目前西方电视最引人注目的是屏幕上总打着显著的"live"，时刻提醒你本台"正在直播"。相形之下，我国电视的"现场直播"字样就很少出现，尤其是新闻节目--最需要发挥电视现场同步纪录功能的原生态的新闻传播，成了"罐头"--总是滞后播出。 在50年代中期磁带录像机刚刚出现时，美国电视界就有一场录播与直播之争。尽管磁带录像机比原先采用的电影胶片在纪录手段上方便了一些，但它在本质上仍和电影一样仍属于"非同步"，同样无法快速反映新闻事件。有些评论家尖锐地指出，通过录制而播出的电视节目，是罐头而不是鲜肉。他们有此种发觉：电视要想发展，必须走直播之路。这应引起关注，而那录播全面开展之时，那直播节目从未间断过，因而也必须让直播尽快发展，不应以滞后的所谓"罐头"出现在世人面前，尤其是新闻时事之类的东西。 本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在电视上有了现场的同步的反应。比如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葬礼，以及1969年人类登月这样的壮阔情景都被电视现场直播。这才真正奠定了电视作为当代第一传媒的地位。而如果没有直播，在当代传媒里，电视则不如电影宏大清晰，不如报刊细腻周到，不如广播灵活便利。 我国的电视节目，因为种种原因，至今主要采用录播方式。这种方式使用时间长了，以至于偶尔采用直播方式时从业人员暴『露』出种种的不适应状态。 录播是肯定不适应现代新闻传播要求的，我国电视总该想想办法了。当然，这很难，因为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电视台得学会讲"人"话，要像民间传播消息那样用谈天的方式、谈天的语言，而不是用从报纸新闻学来的语言端着架势播音。 (3)贵族 什么人在看电视节目？对这个问题，我国电视一向不去深究，因此也就不很清楚。我国电视还以为跟当年似的，谁买了电视机谁都会看电视，我国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那么就是人人都在看电视，现在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以城市为例，现在的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蓝领与白领。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等多方面原因，只有城市蓝领才有大量时间看电视节目而且主要是电视娱乐和剧情『性』节目。因为对他们来说，除了电视是免费的娱乐形式，其他的都需要另外花钱。而且，对于蓝领阶层，看电视所消耗的时间也不等于金钱。而城市白领则不同，他们或是需要更多的娱乐方式来达到放松、交际的目的，或是把时间视为成就、财富，很少有人能够把看电视作为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 当今我国电视节目是办给蓝领看的这个基本事实，为我国电视所视而不见，而且，由于电视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所处的文化环境，使他们往往把自己生活的小圈子里的人当成了电视观众的主体。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电视节目反而是办给白领看的，比如那些对严肃问题的探讨、较真，那些对蓝领来说近乎虚无缥缈的主题、情调。 西方电视业内人士曾经强烈地抱怨那些明星主持人拿的年薪过高，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过高的个人收入会使主持人成为贵族而不能体会一般人的疾苦，从而不能反映民众呼声。我国电视从业人员的收入虽然不至像西方那样，但是，精神贵族比暴发户更不利于办好电视节目。 电视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电视属于平民。这一点在电视迅速普及的发展历程中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广播电视这一传媒，是靠着与平民的亲和力才成长起来的，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平民变卖了家中可以变卖的一切，唯一留下了收音机。今天，如果还有这样的萧条，平民家中剩下的应该是电视机。 在视听媒介更具多元复杂化的今天和未来，电视如果还能存活，仍旧会是平民的。 (1)『迷』糊 我国电视总在强调，新闻是电视台的第一语言，很多电视台也把办好新闻节目作为头等大事，并且常常拿美国cnn（电缆电视公司）全天播新闻而后来居上的事例作为理由。但这实在是人云亦云，并不符合电视的本『性』。 从接受新闻的量上看，报纸远远超过电视。一张报纸，能够在几分钟内浏览一遍，读者从中得到的讯息往往是电视观众要守在电视机前半小时的量。如果我们要得知更具体的情况，也是文字提供的更耐品味。而电视提供的新闻受到播出时间的限制，加上无法重读，就使电视新闻不仅在讯息的量而且在讯息的质上都不如报纸（特别是如今期刊化的报纸）。在现代社会，人们是从需要信息的意义上接受新闻的，新闻是信息的一部分，因此，信息的量和质就显得更重要，显然电视无法满足人们的这一需求。 最使中国电视犯『迷』糊的是cnn的全天播出新闻。须知，cnn是从报道海湾战争起才后来居上的，而海湾战争实实在在是一场活剧；并且，正由于全天播出才解决了电视与报纸竞争在量和质上实力不敌的问题。 报纸本质上是属于新闻的，而电视不是，电视生来就是为娱乐的。最早的电视节目除了转播总统、政客的演讲，主要的内容是体育比赛、明星演出，再就是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这个情况今天依然如此。尽管电视传播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使电视在传播一些新闻事件所带来的现场亲历感方面胜过其他媒介，但仅仅如此而已。而且这种亲历感，不是新闻讯息传播自身所具有的，它属于广义的人类生活，尤其属于人类与娱乐的关系。2.《东方时空》、《焦点访谈》 的电视导向与电视本质 (1)《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导向偏了 在几次电视人开会的场合，有人说过一句令与会者满堂瞠目的话；《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所代表的我国电视改革方向偏了。 如果问广播学院的学生：你认为我国最值得学习的电视节目是哪个？他们会回答：是《焦点访谈》与《东方时空》。是的，今天走进广播学院的课堂或参加有关电视的研讨会，你会发现人们最推崇的就是这两个节目。这两个节目的主持人白岩松、水均益、方宏进等，已成为各种研讨会的座上嘉宾。他们的一句话或一个小故事，都可以成为报刊杂志热炒的话题。 如果问业内专家：你认为我国最好的电视节目是哪个？他们会回答：是《焦点访谈》与《东方时空》。理论界与学术界对这两个节目给予了相当的关注，《焦点访谈》与《东方时空》是人们长久不衰的话题。看看这两年的电视节目评比，在每年的获奖节目名单上，这两个栏目都独占鳌头。 今天，如果问老百姓：你认为我国最好的电视节目是哪个？老百姓肯定会回答：是《焦点访谈》与《东方时空》。每晚7点38分，从『政府』高官到平民百姓，都喜欢坐在电视机前，看《焦点访谈》今天又曝光了啥？老百姓在《焦点访谈》里解了气，在《东方时空》中看到了真实，找到了自己。 如果问电视人：你认为我国最优秀的电视节目是哪个？大多数人会回答；是《焦点访谈》与《东方时空》。的确，《焦点访谈》与《东方时空》已被我国电视人奉为楷模，大家都以能到这个节目组工作为荣。这两个节目，是一大批电视人的模仿蓝本。 如果问你自己：你认为我国最好的电视节目是哪个？同样也会回答：是《焦点访谈》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第一次使人们意识到电视的强大舆论监督功能，《东方时空》则还原给了我国观众一个真实的电视。这两个栏目绝对没错，它们是一群最优秀的电视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的最优秀的电视作品。 (2)这几年，我国电视改革都做了些什么 在分析《焦点访谈》与《东方时空》的导向是对是错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梳理一下我国电视这几年所走过的历程，看看这种主流导向是怎么形成的，有着什么样的社会与心理背景。 20世纪80年代之前，电视机并不普及，只有一些大城市极少数的家庭拥有电视，电视台的规模也较小，节目内容除了围绕党的方针政策，配合各级各地『政府』要闻、典型经验宣传外，大多数都是转播电影、戏剧、音乐，以及各类文学艺术作品，或举办一些知识教育讲座，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80年代中后期，随着家庭电视机的迅速普及，电视的影响力剧增。由于电视日益大众化，电视节目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娱乐『性』增强。在长时间的文化禁锢后，电视以其丰富、便捷的多样『性』娱乐一下子吸引住了人们好奇的目光，相声小品大行其道，歌舞晚会此起彼伏，许多歌星、笑星就是依靠电视的推波助澜，开始迅速走红。在那个时期，电视台里最吃香的是文艺部，最受宠的是晚会的导演。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量搞文艺的人涌进电视，他们或是"艺术世家"，或是"下岗电影人"，挥斥方遒，想在电视界开创一片新天地。 就在电视晚会、综艺栏目当道之时，80年代中后期，社会正在沐浴思想解放的春风。 我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让理『性』之光普照民众"的启蒙运动。人们大量翻译介绍国外著作，饥不择食地向外面的世界学习，然后再把来不及反刍的东西吐出来"哺育民众"。在这场运动中，掌握垄断发言权的知识分子以"先知"与"传教士"自居，以"文化精英"自诩，滔滔不绝地把他们所理解的概念、他们所认可的真理，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向民众灌输。那时，一套一套的"新知"与"新思『潮』"丛书火遍我国，各种各样的报告会、演讲会此起彼伏。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报刊、杂志在拨『乱』反正、涤『荡』传统、为改革摇旗呐喊方面，充当了新的开路先锋。受这股『潮』流的诱『惑』和压力，一些电视人也开始坐不住了，他们急不可耐地投入到这股洪流中，用自己的摄像机拍摄的电视画面，为先知们的思想寻找形象化的注脚。承载各种思『潮』的电视大专题片迅速火爆。 这一时期的专题片并未对苏俄的从观点到主题再选材的模式的实质做任何改变，惟一的区别只是所要论证的主题切入了新时代的内容，对主题的论证方式更富有技巧『性』了。大到曾产生过空前社会影响的许多巨片（如《话说长江》、《让历史告诉未来》），小到每日可见的动态新闻传播样式，都沿袭着这种方式。其中，《河殇》达到了这类节目的顶峰。 当时在电视台除了文艺部，另一红火的节目部是专题部，受推崇、受羡慕的是那些能拍大专题片、能拿大奖的爱玩深沉的大导演。大专题片虽然很走俏，但这种走向并不符合很多电视人的意愿。我国很大一部分电视人有着很深的艺术化情结，他们崇拜的是陈凯歌与张艺谋这样的人，而不是苏晓康与贾鲁生之辈。在当时，他们从骨子里并不欣赏也不想做那种"很累"的电视专题片。他们认为那是违背电视本质的，只是由于社会的环境变了，"玩思想"成了一种时尚和流行，他们才迫于压力，在电视中无可奈何地开始玩思想。（日后，这部分人将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反叛。） 然而90年代，整个社会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对思想启蒙不再"感冒"，对主题先行式的说教更为反感。他们不愿思考，不愿活得太累。他们追求的是跟着感觉走、过把瘾就行的轻松。他们对媒体的要求也很简单，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就行了，至于为什么发生，发生的意义及社会价值是什么，他们并不想知道。面对新的社会背景，面对广大市民的心态变化，我国电视界也展开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这种浪『潮』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主题先行的反动--纪实热的兴起。 许多对电视怀有艺术化情结的电视编导们认为，电视是继电影之后诞生的一门新的艺术，两都最大异处当属再会得的表现手法，电影是用故事情节和蒙太奇的手法来表现人的，而电视是用纪录、纪实手法来描述人的，并且电视忠实于生活原型，有原汁原味，很有妙处可言。 这方面，除了电视观众需求的变化外，国际因素也对他们的电视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电影屡屡在国际上获奖，这极大地刺激了打开国门后的电视人。我国电视人也希望能在国际各类电视节上获得这份殊荣。由于国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差异，国内带有宣传『性』的节目及新闻『性』的节目自然无法获奖，获奖作品往往是那些没有政治『色』彩、却长于表现民族文化特『色』的具有艺术『性』的记录片。 除了艺术观念、国际获奖的影响外，日本电视界对电视纪录片的一些观点也普遍获得国内电视同行们的认同，其中以河野派最具代表『性』。这派观点认为，电视过去注重表现技巧，而技巧的过多使用，恰恰破坏了生活的真实。电视的拍摄应以还原生活的原生态为前提，而不应技巧『性』地再现生活。他们甚至主张，摄像机不摇不拉不推，而是要像苍蝇叮在墙上一样，原汁原味地记录生活。 在此影响下，针对主题先行的假、大、空，电视人开始孜孜以求电视表现的真实、小角度、情节化描述。所谓的"电视新纪实主义"成为90年代我国电视"总体上的最高追求"。 这方面，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作了一次里程碑式的探索。不过把"新纪实"运用到极致并获得极大成功的，还是当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栏目。《生活空间》的制片人陈虹，她在《怎样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文中有如下说法： 关于选题，"我们不是在报道有趣的事情，而是在拍人。行为只是情感的载体，心理的外化。报道事件本身是浅层次的，重要的是表现人。""像朋友一样去关注你的拍摄对象。其结果，一切都来得那么直接，都那么带有根本『性』。" 关于拍摄，"我们没能研究'纪录片'的定义，也没来得及弄清楚自己拍的是纪录片还是准纪录片，只是希望找到属于电视本身的表现手法。我们力求做到的是：结论情结化，而不是结论语言化。""在开机前我们没有所谓主题。""我们把记者现场提问的作用定位在为了完成情节中人物心理活动的外化。""我们把摄像的定位比作'幽灵'。""摄影师在现场时，如果你在考虑是摇还是不摇时，不管最终选择了摇或不摇，你都已错了。" 关于意识，"《生活空间》节目所要表达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是那种需要以平等和真切才能够体现的尊重。我们尊重的观念表达了《生活空间》平视生活的创作原则。" 今天，"无主题表现"、"结论情结化"、"幽灵摄像"、"平视生活"这些原则，已经被很多电视人视为圭桌。也成为对这种"纪实"的总结。 第二，电视不是以思想而是以事实干预生活--曝光热的走红。 与那些有艺术情结的电视编导们不同的是，我们中的某一些人认为，电视只对生活纪实、记录是不够的。电视作为一种媒体，还要对生活进行干预，负起一份社会责任。当然，他们也反对80年代中后期大专题那种思想加画面的手法。他们指出，电视应该通过对一些能够反映社会阴暗面、反映假恶丑的事实进行调查追踪曝光的手段，来达到干预生活的目的。 在国际因素方面，这部分人更多受到美国电视如《新闻60分》、《新闻2020》等节目的风格和手法的影响。 这类曝光的节目的代表，在当时首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中的《焦点时刻》版块和北京电视台的新闻栏目《北京特快》。（当时《焦点访谈》还未诞生。） 由于纪实与曝光这两种改革的探索在《东方时空》这个栏目里获得了最突出的体现，因此《东方时空》成为90年代电视改革的杰出代表，并且在我国电视界和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虽然《东方时空》也设置了《东方之子》、《音乐电视》两个版块，但这两个版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主要是借了另外两个版块《焦点时刻》、《生活空间》的光。） 虽说纪实与曝光都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前者更受身怀艺术情结、重视电视表现『性』的电视人推崇，而后者则在生活充满辛酸、有许多不满苦闷急欲宣泄的广大百姓中影响更大。在广播学院里，这种分化表现得最为明显，电视系最推崇的是纪实『性』的纪录片，新闻系最热衷的则是曝光类节目。 可能为了更吸引观众，提高节目收视率，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广告资源，中央电视台又上了《焦点访谈》。虽然《焦点访谈》在节目内容及表现方式上与《焦点时刻》没有多大的改变，但由于电视台把它放在仅次于《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它的影响力一下子超过了自己的母体《东方时空》。 《焦点访谈》在全国迅速产生示范效应，各省市台都在黄金时段上了模仿《焦点访谈》的曝光『性』节目，如北京电视台的《今日话题》，山东电视台的《关注》等。曝光成了90年代中后期电视里最热的一种时尚，成了许多电视节目组频频使用的一个词。 尽管90年代我国电视界在娱乐、经济、法制、教育、服务等各类节目方面都做了一些改革『性』的探索，但是真正对社会和电视界自身产生重大影响、备受推崇、引领『潮』流和导向的却是曝光和纪实。打开电视，到处都是"曝光、曝光"，"纪实、纪实"，人们都在复制《焦点访谈》，人们都在模仿《生活空间》。可以说，90年代我国电视的最根本『性』改革是围绕曝光与纪实展开的。 人们普遍认为，反对主题先行，反对腌割生活本来面貌，忠实地记录还原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且对丑恶与腐败进行曝光揭『露』，强化监督功能是绝对没错的。 勿庸置疑，纪实手法地位的确立，电视曝光的大行其道，以及对电视画面的重视，作为对传统电视弊病的反动，都大大向前推动了我国电视改革，使我国电视在很短时间里便具有了与国际对话的能力，在可能的框架内对电视进行了一次比较充分的大震『荡』，为我国电视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两种改革所引导的导向出现了偏差，是因为我国电视迫切需要的改革是应该恢复电视的本质，而《焦点访谈》、《生活空间》所代表的这两种改革所进行的努力，并不是电视本质『性』的改革，也远远没有恢复电视的本质。 (3)电视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现来说一下电视的本质问题。 记得有次去北京广播学院给学生上课，我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们。 有人说，电视是摄像机对所发生事实的一种纪录。 有人说，电视是一门艺术，是第九艺术。 有人说，电视是电信的一种，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是国际电信联盟所下的定义。 还有一位干过多年电视的地方台编导很坦率地说："拍了这么多年的电视，还真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从某一角度来理解，这些回答都有一定的道理。 电视的确是用摄像机来记录事实，但记录只是技术手段，而不是本质。 电视的确常用艺术『性』画面来表现，它也包含艺术审美的成分，但这是边缘部分，而不是电视的主体内涵。 电视在传播形态上的确是一种电信信号，但显然这只是传播的手段问题。 从不同角度可以给电视下不同的定义，有时候还真是说不清电视到底是什么。 从功能上讲，我们可以给电视下数十个定义，诸如满足知晓信息的一种形式、满足娱乐的一种形式、满足审美的一种形式，等等。 从技术上讲，我们可以说电视是事实记录、画面再现等。 从传播上讲，我们可以说电视是"传送代表景物的信号"，在收到信号之际将它储存后，使景物的画面重现。 但是，对于发展到今天的电视而言，所有上面这些定义都只是外延『性』的东西，并不是电视的核心内容。 那么，电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人类为什么要发明电视？ 对信息的知晓是人类的一个基本需求，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关心自己的周围和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在发明电视之前，报纸、电台都在传播信息，都在告诉我们在某时、某地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人们还想亲眼看到事实发生的过程，想看到事实是怎样发生的。而报纸、电台的报道只相当于别人告诉我们（也就是记者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满足不了人们想亲眼看见的要求，因为报纸、电台无法再现事实。正是为了弥补新闻传播中无法亲眼看到的遗憾，电视诞生了。 或许没有电视也可以用电影胶片摄下事实的发生过程，然后通过剪辑和处理后，再播放给人们收看。但用电影设备拍新闻有两个大问题：一是电影拍摄设备对现场的准备要求较高（用轨道车，灯光也很讲究，有的还要搭棚等）。而有些重大新闻是瞬间发生的，需要马上在现场进行抢拍，根本就来不及提前准备。还有，既使是有准备的新闻，经电影拍摄后，再洗印、播出，也要过去十天半月，早就成了旧闻，相信们已失去再看的兴趣。二是电影胶片的制作成本很高，电影拍摄用的人力也较多。现在世界上每天每时都发生那么多的新闻事件，如果都用电影设备去拍，成本上电影厂也承受不起。因此，除了一些特殊的新闻事件用电影新闻纪录片的形式表现外，这个任务只能由电视来承担。 正是因为电视能够最真实、最快捷、最全面、最活灵活现地传真事件，即时再现事实，满足人们亲眼看见的需求，人们才发明了电视这种传播手段，所以电视的第一本质是对新闻的传播，而不是什么第九艺术，也不是什么画面纪录。 这几年，电视实践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电视的新闻传媒本质。 据统计，中央电视台全年播出的新闻数量，十几年间翻了近百倍。在大众主要新闻渠道与重大新闻的获知渠道中，电视新闻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我国多次观众调查的结果和节目收视率也表明，了解国内国外时事，已经成为观众收看电视的第一目的。 不仅如此，新闻部已经成为电视台发展最快、前景最广的部门；新闻节目主持人已经成为迅速崛起的我国新一代"名人"。这些都再次说明，电视的本质属于传媒范畴，虽然它也具备一些艺术特『性』。3.《快乐大本营》与"快餐文化" (1)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难以想象1998年湖南电视台所推出的《快乐大本营》成为中国娱乐『性』节目最强档。 这道风景线通过卫星转播，立即风靡了大江南北。每到周末，全国有上亿的观众坐在电视机前融入《快乐大本营》的快乐之中。据说这个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已接近20％，而且广告效果极好，一个栏目里居然套播60多条广告，这样的成绩令所有的省台、市台叹为观止，眼红不已。 《快乐大本营》的成功，不仅使那些快要偃旗息鼓的综艺娱乐节目重新振作，而且还引来各台群起仿效，从而在1998年岁末乃至1999年的我国银屏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电视"娱乐大战"。 --曾以《午夜娱乐城》、《黄金乐园》引领娱乐节目之先的北京电视台大梦初醒，挥师杀回娱乐阵地。在北京电视台内部的节目招标活动中，竟有十几个娱乐节目候选，而且据说有八九个已通过了初评，正在紧锣密鼓地搭演播棚，做娱乐戏。以竞猜为主的《幸运之光》率先登场，从头到尾吆喝的《欢乐总动员》也已亮相京城。 --中央电视台不动声『色』，沉着应战。继从法国引进大型体育娱乐节目《城市之间》获得成功后，又从英国引进推出了《幸运52》，凭借中央电视台的优势，打出了"高起点、高档次、直接与国际接轨"的大旗。在这一策略指导下，《黑猫白猫》、《万家灯火》、《谁是赢家》等一批娱乐『性』节目将陆续出台。 --各地电视台更是不甘落后，或是血本投入，或是投机取巧，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娱乐节目。就是在《快乐大本营》的发源地湖南，一个省里参与"娱乐大战"的电视节目竟有十几个之多。 《快乐大本营》的成功，不仅引起了电视节目的"娱乐大战"，更重要的是，它在我国电视界形成了一种现象，形成了一种异样冲击。各地电视台纷纷到湖南电视台取经讨宝，《快乐大本营》的节目主持人李湘与何炅成了当红偶像，湖南电视台的领导成了全国各种媒体研讨会的座上嘉宾。 报纸在热炒，电视在"克隆"，专家们在研讨，《快乐大本营》的旋风愈刮愈猛。就在娱乐节目再次火爆之时，也有不少专家提出警告和忧虑。他们指出，娱乐节目过多过滥，将会导致一大批模仿《快乐大本营》的节目迅速枯萎，中途夭折。 今天娱乐的误区，决不仅仅是个市场容量问题，而是对电视本体『性』认识的思维观念问题。比如，现在我们许多栏目都在跟进模仿《快乐大本营》，可又有多少搞娱乐节目的编导明白，《快乐大本营》为什么会在娱乐节目不景气的今天重新火爆？ (2)《快乐大本营》为何火爆 一些跟进模仿《快乐大本营》的编导也坦率地承认，近两年由于娱乐节目渐受冷落，收视率直线下降，他们几乎对娱乐节目失去了信心，甚至认为无『药』可救。受这种情绪的影响，许多娱乐节目的编导纷纷改弦更张，向其他方向发展。这次《快乐大本营》能够再次在电视界刮起娱乐旋风，的确让人甚感惊诧北京电视台文艺部的一位导演说得更直率：《快乐大本营》给电视界最大的震动就是，没想到观众会对娱乐节目还有这么大的兴趣和热情。本来大家都以为百姓已经厌倦了娱乐节目，兴趣开始向新闻、访谈节目转移，电视台开始把娱乐节目向新闻、经济、社会、法制各类专题『性』、谈话『性』节目调整。1998年初，文艺部讨论节目改版，几乎所有编导都认为搞娱乐节目没前途，是条死胡同。这次人家《快乐大本营》重新树起娱乐这杆大旗后，大家都从心底里佩服湖南电视台领导的先见之明。 听了这些编导的坦言，我们既为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又为他们的认识而悲哀。干了这么多年的电视，没想到他们对电视的本质还是缺乏最起码的认识。 应该说，观众看电视，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娱乐上的满足，他们又怎么会对娱乐节目失去兴趣？ 近两年，观众对电视里播出的娱乐节目缺乏兴趣，意见很多，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等于说，观众不需要娱乐节目。这就像一家饺子馆，由于厨师手艺不佳，饺子难吃，顾客不再上门，难道因此可以说顾客不喜欢吃饺子吗？一些电视编导之所以总把娱乐节目下滑的原因往观众身上推，就是要逃避自身的责任，给自己的窘迫和尴尬找一块遮羞布。 这两年娱乐节目收视率下降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三点： 其一，虽然观众永远都会对娱乐节目感兴趣，但他们感兴趣的点，他们的欣赏口味，会随着时代『潮』流的变迁，发生相应的变化。 有一个时期，许多人都很苦闷压抑，精神上也比较颓废，取笑、逗乐的小品能让他们轻松，欢乐的歌舞能让他们暂时忘却现实。 如今，人们整天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们无法沉静，无法停下匆匆忙忙的脚步。他们不再喜欢柔情小调的轻歌曼舞，不再欣赏瞎贫、斗嘴的小品相声，他们需要刺激『性』对抗『性』的娱乐，开汽车、踢足球、玩电脑、蹦极跳成了时兴娱乐。 我们中的一引进观众娱乐口味发生了改变，但电视里娱乐节目还是老一套，无非就是综艺、晚会、小品、相声。正因为节目好几年都不求改变，跟上时代的步伐，甚至是滞后不前，实难让人不厌倦。 其二，不仅观众的娱乐口味会随时代发生变化，而且，即使在一个特定时期的娱乐，也需要不断变化创新。 娱乐，往往就是追求刺激，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竞争才能产生刺激。新鲜才有好奇。如果一个娱乐节目一成不变，看一遍、两遍行，第三遍大概就没有人看了。所以说娱乐的一次『性』消费特点决定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创新，香港的电影界和美国的好莱坞正是针对观众的这一心理，不断推出新的刺激。 可我国大陆的娱乐节目，唱主角的总是那几副老面孔，作词作曲也是你抄我我抄你。至于导演、制片，更是十年一贯制。而由这些人生产出的娱乐产品更是如出一辙、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观众看了又怎能不腻呢？ 其三，观众对娱乐节目的鉴赏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的，这就要求娱乐节目的制作水平不断提高。 过去人们的娱乐生活单调乏味，观众的要求也很低，能有歌有舞有小品相声相伴，已经知足了。可是今天则不同，街头报摊的报纸、杂志上百种，电视频道几十个，还有种种盗版vcd，观众的娱乐鉴赏标准一下于提高了几个档次。在这种情况下，演员、编导的那几招几式，在观众眼里已成了幼稚可笑的小伎俩。 所以说，正是由于没有掌握当今观众的口味，适应他们的娱乐需求，没有不断创新与变化，没有跟上观众水平提高的节拍，这两年国内的电视娱乐节目才出现了下滑衰落的现象。 而湖南电视台的《快乐大本营》，正是因为『摸』准了观众新的需求脉搏，增强了娱乐节目的刺激『性』、对抗『性』、竞争『性』、博彩『性』、悬念『性』，才重新引发了观众对娱乐节目巨大的兴趣和热情。 (3)对《快乐大本营》的质疑 早在90年代初，电视小品、歌星热出现后，我们某些人担忧电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过分地推崇感官的娱乐是否会降低它的精神文化品味。 后来，随着《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电视精品的崛起，晚会、小品热的降温，这种忧虑变得淡漠，精品战略的呼声成为电视的主流声音。 由《快乐大本营》引发的新一轮娱乐热，再次把电视大众化与精品战略的矛盾摆在各位电视同仁的面前。 对于《快乐大本营》，我们不要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它对娱乐节目的影响上。它所带动的这场娱乐『潮』流向电视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命题，那就是：电视该以什么作为它的主体追求？ 首先，从满足方面看，大众快餐的首要标准是满足观众宣泄、好奇、娱乐、刺激的需要，是"过一把瘾"的感官享受；而精品更看重的是满足观众欣赏、求知、思考、升华的需要，是"余音绕梁"的审美享受。譬如影片《天地大冲撞》是典型的大众快餐，而《魂断蓝桥》则是脍炙人口的精品。 其次，从时间角度看，大众快餐强调满足一时的快感，因而使它具有一次『性』消费的特点，没有什么保存价值，"过一把瘾就死"，譬如3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曾经轰动一时，但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而精品并不在于满足一时的快感，而是具有更长久的欣赏价值，讲究的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如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多少年后还让人回味无穷。 其三，从价值标准看，大众化的东西更通俗浅白一些，在短时间内容易被大众接受，能很快获得广泛的观众群，因而具有较高的商业广告价值；而精品由于其具有思考的深度和欣赏的力度，观众群相对集中于知识阶层或对社会比较关心的人群，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生活的干预导向与推动作用方面，它具有较高的社会精神价值。像黑格尔与康德的价值，只能是精品的价值；而王朔的价值，可能大众化成分更多一些。 最后，从生产特点上看，大众快餐对电视制作技术上的要求不高，制作起来相对简单，对制作人的素质要求也不是很高，更多地集中于策划、设计与组织，可以批量化生产，从而个『性』化『色』彩较弱，标准化『色』彩较强；精品则不同，由于要体现深度，要满足艺术享受，它对制作技术与制作人的素质要求较高，它更多体现的是创作者个人的感觉，是唯一『性』创造，无法进行标准化批量生产。香港的武打电视剧生产是典型的大众化流水线生产，据说什么时候美女出现，什么时候开始武打，以及隔多长时间笑一次与流一次血，都是做成表格的，哪个导演拍出来都差不多。而《望长城》就不同了，它绝对是精雕细琢的，是创作者的呕心沥血之作，打着很深的个人烙印。 从两者定义上看，它们都是人们所需的，电视既要满足观众的感官娱乐，又要提高人们的精神修养。于这点应是基本统一的。 电视人们的主要分歧点在于，电视作为一种日益广泛影响人们精神文化娱乐生活的传播工具，究竟是以满足人们的快感刺激为本，还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品味为本？也就是，大众化通俗化和精品战略，谁为主体『性』追求？ 现今，当许多电视的编导为娱乐节目再次火爆兴奋之时，我们也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有的电视人就非常不客气的指出：《快乐大本营》是很好看，也很好玩，可除了刺激有趣，还没看出它有什么更高层次的追求，更谈不上有什么精神上的价值。可电视只有好看、好玩就够了吗？它还要不要责任？要不要使命？现在电视已经够俗了，够堕落的了，还把大众娱乐化作为电视的主旨，只能使电视进一步走向堕落。 有些专家还对《快乐大本营》所引发的新娱乐热提出更为深刻的质疑。他们指出：今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已很难在电视的传播中找到感觉。本来，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现实，就让他们感到苦闷和压抑，他们很想在电视中获得一种思考、审美上的愉悦与满足。然而，日益俗化、快餐化的电视节目却让他们更加无法忍受，难怪今天许多有涵养有知识的人都说要拒绝电视。 另外，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观众来说，他们除了要满足感官的享乐，也有失业、保险、上学与买房的困『惑』需要解答分析，也有人生、命运、理想与信仰的问题需要思考和梳理。 所以，从观众的需要考虑，电视也应呼唤精品，提倡精品。 再者，现在中国社会中正激『荡』，其处在社会转型之时，改革且多样的无耐交织在一起。就业、保险、治安、公平竞争、治理腐败等等，一系列难题扑面而来。对此，电视作为具有社会精神价值导向的强势媒体，不能袖手旁观，放弃责任，电视应该积极干预生活，强化监督，承担起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使命。正因为如此，电视也应生产创造出更多的精品。 今天，青少年是一个庞大的电视观众群，电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成长。他们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期，处于身体发育阶段，需要铁来活跃血『液』，需要钙来强化骨骼，电视应该是提供补铁补钙的"保健品"，而不应只是嘻嘻哈哈玩娱乐的"大众食品"。电视应多拿出一些精品节目来，锻炼他们的思考能力，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健全他们的精神品格。 主张精品战略的人还认为，精品追求也有助于电视人自身的成长。对个体的电视人来说，纯粹以大众娱乐作为电视追求，会在这类节目制作的惯『性』中降低自己的电视素质。人人都有理想有追求，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当回首往事时，电视人也希望有几个闪光的节目来充实他们的记忆，这是对青春流逝的反动，这是对电视工业化生产的超越！ 正因上述种种理由，我们认为应该以高标准来要求电视人，应该在电视界呼唤精品，把生产优秀作品作为电视的主体和战略方针。 我们必须承认，上面的说法非常有道理。尤其当《快乐大本营》火爆大江南北，当娱乐『潮』热涌我国电视界后，这种呼唤精品的声音就显得更为凝重，而且颇令我们感动。 但电视精品无论从社会、历史、审美等诸多方面都更具价值优势，或许从欣赏口味上，电视精品更会引起人们，特别是有知识，有涵养的人的钟情，从思想情感认识上，推进精品战略更能推动时代的发展，不过，从理『性』上，从现实的选择上，从电视本质特征上，今 天的电视发展还不得不以大众化，快餐化，以及感官上的娱乐满足作为它的主体『性』追求。4.电视媒体与人类生活的"终结" 我们也许听一西方著名预言家说过，1999年将是人类最后的末日审判，但后来无论是什么原因，那末日没有如期来临，并说是推迟了三五十年，这时对正在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无乐观可言，因为某些所谓民族精英的有权有势者便借机去充分他们过去不敢想的人间快乐，并可从当代影视文化中"秀『色』可餐"的方式去获得同样丰富的心理满足，甚至到了"过一把瘾就死"的可悲的地步。 但是，现在又完全不是预言中的世界末日。首先，它与人类各个时期的预言家讲的那种极其痛苦的最后审判截然不同，它不仅没有发生什么灾异现象，而且各种自然现象在现代科学的解释下都正常得不得了；另外它也没有伴随着什么巨大的毁灭。恐怖与灾难。所谓灾难将临时的心态与表现，实际上人们依然一点也看不到。在20世纪末极端膨胀的消费文化中，人类不是因为走向毁灭而提心吊胆或者表现出什么超常的道德本『性』，而是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更加快乐更加乐不思蜀。 在这种意义上讲，1999年世界末日也可以说如期到来了，正是在世纪末这种穷凶极恶的快乐氛围中，人类文明可以说从此终结了。所谓的"人死了"、"历史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是这种现实。与预言中的末日降临的惟一不同仅在于，它不是伴随着古代预言家所预示的恐怖、苦难与毁灭，而是在鲁迅先生讲过的那种在铁屋子中昏睡的、没有痛苦感受的死亡。电视文化所提供的过剩的工业文化形象，尤其是其中作为食物隐喻的现代物质享受，以及作为『性』象征的各种『色』情或半『色』情的画面，也就正好成为缓解或者排遣这种因生活资料紧缺而造成的内在饥饿与压抑的"无本万利"的替代品。尽管这种感官消费不可能解除真实的生命饥饿，但聊胜于无，"眼福"虽不如各种实际消费值钱，但是与两者都缺乏的双重饥饿相比，借助各种高技术所批发的高清晰与高保真的"文化幻象"所获得的抽象满足，当然也就有一种"丑妻恶妾胜空房"的实用价值。这正是西方古典理『性』精神、现代主义精神都无法在我国普及，而以大众文化为武器的后现代主义却在我国迅速蔓延的根源。我们东方民族没有和西方人一起经历现代『性』的发展，却和他们一同分享了理『性』主义精神空虚的晚餐。 身边的国人 第3章 电视文化(2) 当我们想知晓当代影视文化主要给人们带来什么之时，我们总是不由地想到了一些死刑犯的表白：就是这一生吃够了，玩够了，享受够了，结论是活得值。对于20世纪末的人类来说，虽然由于文明异化，尤其是各种体制『性』异化力量的加深与变重，人们在『逼』仄的现实世界中越来越没有自由，但是由于通过电视画面，观众尽情地享受到金钱美女、杀人越货、『奸』『淫』掳掠等等人生体验，所以尽管他们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多地丧失掉人『性』与自由，但是借助于当代影视所制造的文化幻象，他们却可以由此而"无怨无悔过一生"。电视媒体正在使人类全部生活本身走向终结。它主要的表现形式有生活的虚拟化、文化的欲望化与情感的娱乐化三种，它们败坏了人类的生活感觉、主体健康的生命欲望，以及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力，从而把人类奴役于现象异化这种电子枷锁之中。这种无形锁链的真正的残酷『性』在于，一方面它以商业广告霸占了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它还以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幻象成为心灵的统治者。5."电子狼"离我们有多远 当米兰 昆德拉用"生活在别处"来描述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时，人们好像已经不堪重负了，实际上这并非人类最大的悲剧。因为在与"别处"相对应的某个地方，还保留了过一种真正生活的可能。它的前提是只要能够离开"这里"。而生活在电子世界之中，竟时刻恐惧，唯恐被电子狼所食，无逃脱之路。因为它已经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感与异化感，在天堂就是地狱、此岸就是彼岸、真实就是虚幻、"别处"就是"这里"的电子世界中，已经把人类一网打尽。从逻辑上讲，所谓真实生活的存在，只有同不真实、不应该过的生活的对立矛盾中才有意义。而一旦真实生活本身与虚拟生活在电子平面中合流，那么人类生活的终结也就不可避免。 如果我们打开一部人类文明史，就不难发现，人类真实的生活世界曾经是多么的辽阔富饶，这里曾产生无数深邃的哲学，崇高的宗教，朴素的或感伤的诗篇，英雄的意志与人格，爱情的美丽与凄凉，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立体主义被印象主义、刚『性』世界结构，被柔若无骨的电子屏幕所取代而成为往事。正是通过各种非法链接与非法程序的执行，使得当代电视文化这个超文本结构吞噬了人类如此庞大的生活世界，这一切证明了其就是那会导致毁灭的神。 "蚂蚁吞大象"的天方夜谭，在电视这种文化"白蚁"的迅速繁殖与扩散中，正在成为现实。它把建立在原子基础上的现实世界粒子化、电子化、光学化，直至原来那个可感、可知，因各种客观『性』而独立于字宙的文明世界成为一种梦景。由于这个形象世界高度真实同时又只是一种感觉真实，所以与传统的那种我们可以在其中流血牺牲玩命的真实世界完全不同，当代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叫人"没脾气"的东西，它甚至已经消磨掉人类所有可以"发脾气"的主体机能。我们想以理『性』或伦理方式同这个展示在形象中的世界"叫真"之时，却发现，不只对手只是一"想象力的游戏"，甚至我们本身的种种冲动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却逝的心理感受。例如在传统的现实生活中，敌人的皮鞭打到身上，当然就可以激起人民的"万丈怒火"；然而假如这种"鞭子抽我身"只是一种游戏，一种甚至是像民歌中唱的"轻轻地抽打在我的身上"的调情，那么我们决不可能将比故事按照"英勇悲壮的语调复制出来。也可以说，电视吞噬现实生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借助真实生活与生活形象的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成功地欺骗了越来越弱智、乏味、无情的现代人，正如可以用一个"安慰『奶』嘴"欺骗智力尚未获得足够发展的婴儿一样。 可以说，只要这种非法『操』作程序一天不被关闭，人类真实的生活世界也就不可能被现实地打开。它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一方面，以它对真实生活的超级摹仿非法链接，不断地把立体的生活改写成只适合感受的平面『性』存在，从而使得人的主体『性』存在越来越退化、浓缩为一种机械的光影感受装置；另一方面，它又以建立在高新技术上的非法『操』作从而制造出比生活更像生活的"梦幻"世界，从而使得真实的生活本身成为无法打开也无法删除的废弃文本。正是这种"逗您玩儿"的叙事手法，使得传统生活中人类所储备的全部生活技能，如革命烈士的牺牲精神、文人『骚』客的艺术气质，都显得多余而可笑。尽管这些东西在电视文化中"一个都没有少"，但是由于它们只是对人类真实历史和生活的"内摹仿"与"文化消费"，所以人们从这种精神食粮中不是发育了灵魂、理『性』与自由意志，而只仅仅发育了他们的眼睛以及由于现实满足严重匮乏而膨胀的过剩欲望，败坏了人类感受现实的真实能力以及以各种现实目标为欲望对象的实践品质，这也就是古典刚『性』的生活世界在电子媒体中迅速坍塌的根源。 生活是什么？这几乎是一个人类的每个民族，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苦苦『逼』问的人生问题，然而到了20世纪末它好像终于找到了最后的全球化答案：生活就是看电视。与以往那种或由于物质或由于精神匮乏而到处流浪、跋涉的生命活动方式截然不同，在当代只要有一台电视机就足够了，电视就像神话中的聚宝盆，自然美景、人间春光、美食佳肴……如果没有电视这个魔术师，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但是它也有一个铁定的逻辑前提，与古代人对于聚宝盆只能"听"不能"看"一样，当代人则是"只能看"而"请勿动手"。与古代神话只能满足心灵的想象力一样，电视这个当代的"赫尔墨斯"充其量也只能提供各种"中看不中用"的"画饼"。然而借助于当代高度发达的数码技术，它在把现实世界"电解"、"光化"、"搬上荧屏"的同时，也就彻底埋葬了人类过真实生活的社会土壤。虽然今天的技术条件尚不完善，但"网络化生存"无疑是它最后的目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电子信息技术的最高境界，即所谓的"赛博"（cyberspace）空间来加以认识，它以一种先锋姿态透视出电视文化未来图景的曙光。一个叫斯腾格的赛博主义者，曾把赛博空间的虚拟生活比喻为二战期间投向广岛的原子弹，"轰隆"一声，以重力、历史、疆域和肉体为基础的旧秩序旧世界土崩瓦解。 这里就体现出网络生存与现实生活的根本『性』差异。赛博生活是一种最经济与最少现实风险的生活，它可以使人们通过电子扫描和传感把山岭和海滩搬进室内：在人造的山峰上滑雪，在人造的海滩上晒太阳，通过鼠标和家人在"机器波浪"（图象）里戏水。想出门旅游也不必"真出门"，只需订购一种视频单车旅行（videocycletours）服务器，就可以"不出户，知天下"。而这一切玩倦了的时候，也可以谈情说爱甚至在网上体验做爱的真实快感，因为赛博文明可以提供一种装有互动的cd－rom装置的头盔，它通过对准胸脯的摄象机镜头，就能"以第一人称的眼光"感受『色』情场面，就像是他自己在做爱一样。而如果这种体验还达不到高『潮』，那赛博工程师也早就替你设想好了，他们正在研究把赛博人的神经与电脑连通，通过自身神经系统获得快感，不仅经济合算，而且干净卫生，不受任何时间、空间、政治条件、经济基础、民族、血统，甚至道德因素的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赛博族代表着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迁徙的最后阶段，一部交响曲的最后一个宏大乐章。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人类将不断摆脱时间、空间以及各种上内外部物质世界的局限能够自主地行动，以自主的意志去活动，达到那真正的自由。 这是一幅多么诱人的生活前景。但另一方面，这一切却都不过是一种视觉幻象，因而也可以说它没有获得任何自由。而且那种以为我们不需要真实事物，以为我们能够以虚拟代替真实的赛博观，在本质上不过是现代精神分析学所谓的对于"直接经验的恐怖"病症；然而借助当代传播技术对这种虚幻生活高"『逼』真"与高频率的机械复制，它不再被当做精神治疗的对象，而是成为理『性』崩溃。意志疲软的当代人脱离现实苦海的救命稻草。海明威那种"硬汉子"的现代精神已经过时，赛博先锋的后现代观点则是：既然室内的世界如此精彩，为什么要到室外去奔波呢？想坐飞机完全可以登录上网，何必去天空上冒险呢？想钓鱼当然更不成问题，赛博商店可以将各种数字鱼廉价出售；你想花天酒地又担心得上『性』病，怕什么呢，只要打开电脑全世界古往今来的各种美女都会自动进入你的视野……但是，正如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情节，当一些网虫在网上与对方亲密到非见一见不可的程度时，却发现对方竟然又老又丑或者在其他方面令人无法忍受。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作为一种以形象为寄生壳的赛博居民，他的一切交往是不可在现实中求证的。这是对人生更为严重的异化，马克 斯劳卡就认为虚拟系统（virtualsystem）不仅比历史上各种极权主义更加过分，而且也比任何宗教更加可怕。一方面它比任何极权主义都更加蔑视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它也比任何宗教都更加弃绝个体肉体存在的真实『性』。赛博主义者斯腾格曾说现实"只是一种临时共同约定，一种临时的策略"；另一位赛博教授则宣称肉体并不存在，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并被在深层结构中政治和经济话语所支配。赛博空间的革命竭尽全力地抹杀人类与大地母亲的血肉联系，同时它彻底否定了人类自身的力量、信心和爱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电子技术所制造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真空，而更是一种拒绝生活的生活方式。既然你可以在虚拟世界中生活居住，又何用去担心现代主义者关心的核战争或其他社会动『荡』呢？既然你可以用鼠标创建自己的生活环境，又何必再去关心什么环境恶化或者参与什么绿『色』和平运动呢？ 尽管当代西方赛博人数量仍有限，尽管我国电视也尚未达到这种"赛博"水准，但它绝不意味着这条"电子狼"距离我们还很遥远。从西方社会看，每天都有几十万的赛博族下班之后就完全进入到一个与现实世界无关的虚拟空间过生活，而我国电视与网络之间的迅速勾结以及网络本身在都市生活中的高速蔓延，实际上都预示着赛博文明已经风雨欲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并非以往的传播媒介本身就没有虚拟成分，而是它们都附属于现实世界这个绝对的"生活原本"而不可能兴风作浪，人们也可以凭借这个标准来区分真实与虚幻，从而获得生活本身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而到了取消一切原本的当代电视这个新赫尔墨斯神统治时代，它真的可以做到颠倒一切黑白、混淆一切是非以及取消一切真伪。杰弗逊在比较报纸、电影与电视三种传播方式对于人类精神之影响时指出：当你在电影或报纸上看到一张关于中欧某地的大屠杀的照片，你依然有一种十分遥远的距离感，认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外而与己无关。但同样的信息出现在电视画面时便失去了他『性』，电视机安放在你自己的起居室里，它加入了你的生活，屏幕上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属于你的。电视文化总是可以叫你信以为真，正像俗话"狗改不了吃屎"一样，它充分利用了人类可以对形式、外观发生生命移情的本『性』，以连续不断的广告催眠与画面灌输把人类整体地迁徙到一个虚幻世界中，它在废除了文明时代积淀的全部人『性』本质之后，必然造成了人类生活的历史终结。对此白瑞德曾沉痛地说：如果在寂寞大众当中，偶然有张面孔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它会很快又因为电视荧光屏的催眠而消失。6."上半截"的狂欢 不知我们是否却知晓，人类文化的主要功能可划分为与人的欲望直接联系的实用『性』和与人类精神理想相联系的超功利两部分，在以往这两种文化的追求是平衡和相互协调的，但是到了预言中人类即将毁灭的10世纪，更具体地说，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中国自90年代以来，随着商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突飞猛进，这种人类文化结构固有的平衡以及相应的调节机制也就迅速走向崩溃。 如果说，每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都根源于社会生产工具的突飞猛进，例如远古人类与人工取火，工业革命与蒸汽机的发明，那么，被称为"第三次浪『潮』"的当代这场文明巨变，其标志『性』的生产工具正是电视机以及各种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大众传播技术工具。第三次浪『潮』的革命主题不是启蒙"理『性』"和"民智"，而是再现"身体"与"欲望"；不是新教伦理的"积累财富"，而是后现代主义者的"肉体狂欢"；不是改造"自然"而是消解"文化"。这次西方人又走到前头，它的标志『性』工程就是"『性』解放"与当代迅速扩展的消费文化。 人类历史上的生命活动方式，正如马克思讲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一种把主体的"力必多"对象化、物化、实体化、人本化的过程。例如教授生产讲义，纺织工人生产布匹，警察生产秩序，政治家生产乌托邦，罪犯生产罪恶，『妓』女生产『色』情等。而消费文化时代中，这种生产关系彻底被倒置过来，它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非对象化"过程，它把生命内部历史积淀与现代生成的"力必多"收归主体所有，这时教授直接再生产了对教授的渴望，纺织工人直接再生产了对工作的厌恶，警察直接再生产了对秩序的焦虑，政治家直接再生产了对于世俗的仇视与怨恨，罪犯直接再生产了人们对于暴力的窥探欲，『妓』女则直接再生产了大众的『性』幻想。由于消费文化中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大自然无关，所有的技术对象都完全密封、束缚、像沙丁鱼一样拥挤在鸽子笼一样的主体世界中，所有这些对象就不可能成为"真实的事物"，而只是经过信息技术处理后获得的"欲望形象"。后者对于真实世界的遮蔽，既是电视技术本质的再现，也是它征服世界梦想的牛刀小试。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欲望形象并非自然之眼或者中立的科学技术手段观物所获，而是电子之眼根据传媒本身的实际需要摄取光线、构图成象的结果。因为商业利润就是电子之眼的神经中枢，因此建立在电子技术基础上的当代文化就成为一种欲望的生产和销售商，它服务于消费、发泄种种现代『性』欲望的后现代需要，它总是以五光十『色』的梦幻组合，把人类的各种原欲叙述得"神魂颠倒"、"欲仙欲死"，从而把作为货币形式储存起来的各种对象化了的人类欲望引蛇出洞，在以人工技术增加了当代文化生产的"力必多"含量之后，实际上它自身也就成为一种具有隐喻『色』彩的"『性』产业"。而各种与"身体"、"欲望"直接相关的"文化幻象"，就是它的名牌产品。这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杀手，它穿着真正的电子无形衣，深入到当代城乡的千家万户，深入到不同种族与『性』别的意识与无意识中。正如毒品、黄『色』文化、黑社会一样，这种隐喻『性』质的"『性』产业"的巨额利润，是以往凭借着勤劳的双手和智力而奋斗的"小生产者"想都不敢想的。 现今这电视不只是一种复制机，它还可以生产"『性』现象"，可以说通过它的复制，而产生某种生理上欲望的文化扩张。而这种不断被刺激、生产出来的生理欲望，反过来也使得这种『性』产业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当代电视文化的"肉体狂欢"主要是一种上半截的抽象狂欢，它的狂欢『性』质主要局限于文本、图象以及个体大脑对于这些『色』情文本的『色』情解读。它主要满足的是观念、视觉与某种饥饿的文化心理。由于这只是对"下半截"的抽象推销，其结果当然得不到什么真实的满足。然而这又是必然的，只有上半截的这种抽象的"欲望储蓄"增容，才能造成整个社会对于下半截的巨大投资热情，从而推动消费文化时代的社会再生产。我国广大影视中的『性』叙事与『性』煽情正是迎此现代之运而生，它变本加厉地刺激了各种非分而下流的文化心理再生产。正如鲁迅先生所讲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这与首先打好"下半截"基础的正常宣泄方式根本不同，"仓凛实而知礼仪"，生理本能获得了充分的满足之后，也就获得了更高层次满足的真正动力。它使人可以在坚实的下层基础上建设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使他们的大脑可以想一点"食"、"『色』"之外的东西。例如我国传媒经常炒作的西方人"『裸』浴"、"『裸』体运动"等等，西方人之所以能够表现得那么潇洒，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发达的"下半截"文化作"物质基础"。有了这种支撑，才能真正做到只有传说中我国圣人才能做到的"坐怀不『乱』"。而电视文化的肉体狂欢与此相反。它虽然"花钱不多，图个快活"，例如花上几元钱卖盘盗版影碟就可以过一把瘾，但由于它可能解决人"下半截"的真正需要，因此必然因为基础的"饥饿"而把"上半截"中所有的文明也败坏掉，从而导致一种从肉体开始而止于精神的全面腐败。这正是当代商品文化生产中的"利比多"经济规律。公开的现实的卖『淫』嫖娼为我国法律与道德所排斥，它所压抑与遮蔽的"力必多"也就使各种『色』情『性』质的"电子幻象"成为最主要的消费品。尽管"形象"感受与作为具体行动的欲望冲动还很不相同，但是聊胜于无，而其直接后果就是大众文化中各种感『性』欲望的迅速蔓延，比如社会上越来越难以遏制的『色』情经营。有人曾把当代影视的两大功能称之为"诲盗诲『淫』"，它的确深刻切中了作为当代电视文化的根本要害，当代电视中的欲望早就不同于80年代初小豹子们对于外国影片中男女亲吻的好奇，它们有的简直就成为鲁迅当年痛斥的那些嫖娼教科书，而且图文并茂，栩栩如生。我国当代各种愈演愈烈的『色』情暴力犯罪，实际上原因之一就在于电视所制造的大量过剩的"力必多"。 当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生产机器的有些电视台尽管有时很正经，但是出于商业利润与收视率的压力，往往绞尽脑汁地钻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的空子，以能给观众生产"欲望食粮"并有强大的经济效益。问题在于，这种人工制造的"欲望添加剂"，正如当代批量生产的各种家畜饲料一样，实际上是当代人迅速走向精神沉沦的根源。要了解这种当代传播技术生产的电子欲望的实质，首先必须区别开两种不同的生命欲望，人们往往把影视叙事中的欲望话语等同于人『性』固有的"原始的善"，认为它揭示了生命最根本的内在需求，即把它与审美的自由活动混淆在一起。其实这纯粹是商业文化的无耻谎言。人体的原始自然的善，是一种所谓的"躯体的智慧"，而欲望主体『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带有暴力『色』彩的"食"与"『色』"，这也是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两大文化符号，即"两m"文化，"麦当娜"与"麦当劳"。它们打的是人『性』旗帜干的却是反人『性』的勾当。前者突出了一种电子化的『性』欲而剥夺了人类两『性』之间的丰富关系，后者则以"快餐"（一种现代节奏的身体化活动）方式剥夺了不同民族饮食方式的自然『性』与文化『性』，它们恰好从两种基础上剥夺了人自身再生产方面的良『性』循环机制。在电视语境中获得充分展示的文明人的情欲，恰恰就是破坏自然生命"躯体智慧"的直接产物，即是当代消费文化对人自身再生产的结果。例如『性』行为的高『潮』是『射』精，它虽然可以给生命带来极其强烈的快感，但是由于它对人体巨大的消耗与损伤而必须受到控制。对这种快感实施控制的也就是生产精子的『性』器官，这就是生命自然的"躯体的智慧"。而在当代那些或多或少都带有刺激『性』欲的电视文化中，实际上更近似于一种"文化春『药』"的批发生产商。它们通过影视话语与图象所提供的大量床上镜头与做爱场面，实际上正是破坏人体的"躯体智慧"的罪魁祸首。而且这种对生命自然智慧的破坏，从根本上讲不是生命本身的自然需要，而是出于消费文化时代对作为其"活的劳动"的"力必多"之需求。如果不能在精神上生产大量有欲望的东西，他们也就不能在经济效益上有所收获。 在当代大众文化的电视语境中，人体美感结构可以说也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附属品，其最高典型就是美国的拳王泰森和影视明星麦当娜，前者作为男『性』的最高本质就是一种"自然化的暴力"，后者作为女『性』的最高理想就是"技术化的『性』感"。与古希腊雕塑中的英雄原型不同，后现代的男『性』身体只是一种暴力本能的物质载体，它因为充满了对人类社会与文明世界各种理『性』秩序的极端仇视与破坏欲，从而把这种来自男『性』自然结构中的原始力量叙述为一种虚幻的统治权力。美国影城好莱坞批量产销的惊险话语与暴力形象，实际上也就是这种暴力『性』语言的复制与再现。与古希腊女『性』的健壮、丰硕、充满活力不同，后现代的女『性』身体则成为文明结构中过剩的"力比多"的冲动与消费对象。现代女『性』身体的理想形态就是作为活雕塑的模特儿，它以自然身体的病态瘦弱与欲望主体的"三围"扩张为两大主要特征。其身体结构的瘦弱与『性』欲特征正好可以作为一种显现男『性』暴力的对象，因此在这种"人比黄花瘦"的欲望快感结构中，女『性』恰恰遮蔽了其自然的生命结构形态。女『性』身体的全部魅力实际上都是大众文化这台机器根据商业利益从事复制与再生产的结果。与男『性』被再生产为暴力欲望的叙事代码一样，这两种后现代的身体语言最终都没有显现出其自然的身体结构，而只是把某种抽象的、在精神斗争中取得主流地位的审美观念再现出来。相反，欲望主体的启蒙格言则是"大胆使用欲望"。最为严峻的现实是，这种欲望主体借助当代电视技术已经成为当代商业文明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这就为它彻底取代传统社会的理『性』或伦理『性』理念，扫平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正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大变革。 从理论上讲，如果把人类的本能欲望及其"销魂境界"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作为对当代文明异化的一种积极的调节手段，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与古代世界一定要突出伦理作用而把它变成一种道德独断论，与近代世界一定要突出知识作用并把它变成一种理『性』独断论一样，后现代主义者借助电视文化的霸权话语，也一定要把这种欲望能力普遍化、绝对化，把它论证为一种人类最高的自由的生命存在方式。这就导致了一种真正不可救『药』的人『性』异化与对人类自由本『性』的全盘否定。在这个红尘滚滚的消费文明时代中，再也没有了天真、羞涩、腼腆与庄重等丰富个『性』；儿童、少女、父『性』、母『性』等也都被剥夺了自然规定『性』；人类的古典历史中曾丰富展开的一切，也都在文化帝国主义所设定的同质化中变成极端的单调乏味。总之，当代电视文化不仅粗暴地践踏了民族风格、地方『色』彩、个『性』特征以及私人世界的存在，使之在一窝蜂般的、狼奔豕突的时尚追求中走向了历史的终结；而且欲望『性』主体也为所欲为地把传统的生活方式、道德良知、人格类型和审美境界贬低为可以任意嘲弄、污辱与"过把瘾就死"的精神废料。这就是当代传播技术所包含的暴力实质。如果说理『性』主体的悲剧在于"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那么欲望主体的悲剧则在于"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卢梭《社会契约论》第8页）现今电视文化人是正发起一欲望改革么?仔细一究，极易使人们想到马丁 路德的宗教改革。从『性』质和行为上，颇具几分相似之外。我们也不如想到马克思所说的：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 了锁链，这可为对比可最好总结。7.电视策划误区 港台的电视节目之所以经常能打动观众，他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是有专门调查策划部门，整天在反复捉『摸』分析观众的心理、口味及变化趋势，进而精心策划出节目来。拿电视剧来说，在大陆，故事剧情和对白都有是由编剧一个人来完成。在港台，故事策划和编剧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负责编故事，一个负责写对白。而就整个节目制作机构来说，言情片如何抓牢观众，武打片怎么拍出新意，枪战片流行周期有多长等等问题，都有专门部门专门的人来琢磨，有了这样细致客观的事先策划，电视产品出炉之后找不到市场才怪呢！ 其实我们，大陆的节目也经过事先周密策划。在过去5年的时间里，北京电视台的栏目总数滚雪球般地发展到了150多个，增长了近两倍。北京有线二台在1996年时只有四五个栏目，其余大量时间都是图文电视；而现在其栏目已增加到40多个，几乎增加了10倍。中央电视台目前已拥有了11个频道数百个栏目。 看来，我们有必要仔细回顾一下电视栏目创办的过程，看看我们的电视栏目是怎样策划的。 电视台最早设置电视栏目的方法，是分门别类，对口安排。政治、法律、社会、经济、体育、文化，哪一块都不能缺。像中央电视台，既然是办给全国人民看的，更是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中华民族》反映各少数民族情况和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当代工人》展示工人风采，《军事天地》报道人民子弟兵动态，还有专门办给农民兄弟和戏曲爱好者的"农业频道"和"戏曲频道"。这两年电脑、汽车、金融等行业比较热门，报纸纷纷辟出专版，一些电视台也不甘落后，相继推出了针对这些行业的新栏目。除了专业对口，还有相当数量的栏目，则是配合宣传需要，专门开办的：人大公布了一些新的法规条例需要配合宣传，电视台就新设一个以案说法栏目，通过案例解剖宣传法规条文；市领导希望进一步密切『政府』与老百姓的联系，电视台就上一个市府与市民交流的节目；至于精神文明建设、计划生育工作、环境保护、下岗再就业等方面，每当有新精神新措施出台，电视台往往都是通过设置一个相应的栏目进行配合。 除了上述两种，目前电视台创办最多的栏目，是跟进模仿，"克隆"别人的节目。某电视台领导赴国外考察，发现该国某电视台有一个节目不错，于是便带了一盘相关录像带回来，交给台里有关部门，"20天内给我做一个类似的节目出来。"这就是典型的"节目克隆"。时下这股风已经越刮越大，国内克隆国外，地方克隆中央，内地克隆港台，以及各省市台之间互相克隆。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大受欢迎，各地就纷纷办起了《某某焦点》、《某某纵横》、《某某话题》之类的风格完全一致的节目。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火爆一时，又惹得各电视台竞相效仿，娱乐节目满天飞。 除了因人设栏目，还有因钱设栏目，说的更直白些，就是为了创收需要创办的栏目。现在电视台已不满足硬广告的收入，它们还通过开办一些专门介绍产品、帮助商品销售的栏目，通过软广告来增加收入。例如：中央电视台的《供求热线》、《商桥》，有线电视台的《周末900秒》、《电视购物》，北京台的《电视商场》、《电视直销》，都是专门创收的栏目。还有一种情况不是电视台，而是一些个人或一些广告公司、文化公司想通过电视台办栏目赚钱，情况有三类，某人答应一年向电视台交多少钱，请电视台允许他办一个创收『性』的栏目，然后他组织人去拉钱。另外，有些台由于没有资金实力，空置一些时间段，一些人或公司，不用台里出钱，他们自己找钱做节目，只要台里允许他们自办栏目带上几分钟的广告时间。这种情况在各地的有线台比较常见。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人通过买卖节目来赚钱。《环球影视》、《飞越太平洋》、《科技之光》等栏目，是从国外买一堆资料片，然后编排成栏目播出，搭广告赚钱。 当然，现在我们也可看到少数精心策划出来的栏目，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就是在对百姓需求进行科学分析和对电视发展趋势进行准确把握之后，精心策划、创新得到的精品。比如《东方时空》，在创办过程中，开了无数次策划会，首先对观众的需求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观众迫切需要加强社会监督；还发现过去电视节目塑造人物多是针对英雄和大人物，缺乏对小人物的关注，电视确立百姓本位方面还有空白，然后通过推出《焦点时刻》、《生活空间》两个强劲版块带动了整个《东方时空》崛起。其它成功的栏目，如《焦点访谈》、《北京特快》、《东芝动物乐园》、《荧屏连着你和我》、《快乐大本营》，你只要仔细追寻，就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精心策划的杰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口设置，配合上级，克隆模仿，因人而办，因钱而设，还是灵感偶得（除少数精心策划栏目外），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电视栏目、电视节目，并不是从百姓的需求生产的，其诞生过程并没经过科学的调查、科学的分析、科学的策划、科学的制作、科学的检验等环节，更多是凭感觉、凭灵感，是拍脑袋上马的。难怪凌峰要说我们大陆的电视节目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策划。 但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不少参与电视创作的策划人难道不是专业『性』的吗? 目前所谓策划人参与电视栏目策划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参加栏目设计，但这时电视台已经大体上确定了节目的基本内容，请外面人来主要是对它如何划分版块，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节目内容，这实际上是让策划人完成一篇"命题作文"。另一种是栏目宗旨形式早就确定了，这时每周每月定期或不定期请一帮策划人来开会，无非是让他们帮助栏目出出选题。 这两种形式的策划，其实就是找策划人出出点子。而策划人也同样没有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同样不了解观众的真实需要，所以他们也只能闭门造车，瞎侃一通。开这样的策划会，只不过是多了一帮人一块儿"拍脑袋"而已。在国外，电视策划则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干电视策划的首先要有丰富的电视经验，对电视各种技术功能及拍摄技巧的运用，有很深的了解。光有这点还不够，他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理解力、逻辑推理能力、不断创新的素质和深厚的知识内涵。只有这样，他才能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在纷纭复杂的现象中把握观众，在千篇一律模式化的栏目面孔中，进行组合创新，为栏目设计出新的亮点。可是目前，我们电视界所指的策划，无非请些专家学者或其它媒体同行，他们尽管很有学问或是自己行当的大腕，但毕竟没做过电视，缺乏电视实践经验，存在电视专业技术上的障碍，作为外行他们也只能出出点子。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只能算是顾问，根本就不能叫电视策划。 尽管目前电视节目的生产，与过去的完全封闭相比，开始走向开放，开始吸纳外来的智慧，但从根本上来说，迄今我国电视人并未真正将观众的需求作为节目生产的前提，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闭门造车、主观臆断地"拍脑袋"策划的状态，电视节目的策划主要还是依靠个人灵感，依靠小群体的智慧，而不是依靠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与规律。 这样一种本末倒置、非科学的策划方法，造成我国电视节目的生产有着严重的弊端。首先是电视节目往往质量低劣，与观众的需求脱节。现在电视节目数量很多，看得人眼花缭『乱』，但真正让人满意爱看的却寥寥无几。 其次是各电视台的节目内容重复，互相抄袭。一个台的某一个节目火了，各电视台就争相效仿，盲目跟风，导致各台的节目都大同小异令观众提不起胃口，没有新鲜感。 再次是节目质量的稳定『性』差，能够产生稳定的收视效果的名牌栏目更是凤『毛』麟角。电视界里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不少栏目刚创办时往往也能做到轰动一时，但这种"火爆"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走向颓势。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些栏目的策划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灵感，有时也能偶然『摸』准观众需求的脉搏，或者创造出一种新的需求，因此这些栏目创办之初便有了轰动效应。但是由于这种策划完全是凭感觉，当初就没有从理『性』上分析为何"火"了的原因，节目走入颓势后也只能头脑糊涂，甚至一片空白，也就难找病因何处，更不用说去挽救颓势了。8.我国电视人缺乏危机感 电视是一种新兴的媒体，电视业是一种新兴的行业。现今，电视人十分红火，其原因大概由于电视发展快，电视人供不应求。因而也导致了中国电视业缺乏竞争『性』，电视人没危机感。 与电视人不同的是，报人的危机感早已产生，而且到今天已经非常强烈。这首先是因为随着市场型报纸的崛起，"两个权威"（市场型权威和『政府』型权威）的形成，以往『政府』大报的垄断局面被逐渐打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另外，报纸的技术优势远不如电视那么明显，报社记者得以保证饭碗的除了文笔之外，就是新闻敏感力。实际上，在报社外面会写文章的人很多，比记者高明的也大有人在，而新闻敏感力也并不是什么很专业的技能；因此报社记者有着深深的危机感，很多人都忙着学习充电，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和业务素质，以免被淘汰出局。 电视人缺乏危机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技术优势。『操』台子，做片子，这是一般人不会的，但却是电视人的专长。但是，长期以此自傲的电视人应当自问一句："我们除了技术优势还有什么？"电视人素质不及报人，这已是人所公认的事实，如果一旦失去了唯一可倚仗的技术优势，其命运可想而知。而目前，这种技术优势的打破已经初见端倪，在不远的将来，它将成为电视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电视人应当清醒了，因为危机正随着竞争的逐日加剧由慢渐快地向你们袭来。对此，我们试作如下分析： 第一，在体制上，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电视台体制改革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过去的"铁交椅"、"铁饭碗"将被逐渐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充满竞争『性』和挑战『性』的机制。今年北京台有30多个栏目数百人下岗，现在已开始重新招标。 第二，在各省市尤其是湖南台上星后，电视的业内竞争已经日趋激烈。 第三，电视技术优势将不会持久。除了电视台现在有不少单位买了摄像机甚至其他一些电视设备，供本单位资料保存及信息传播之用。此外，随着电视设备价格的逐渐下降，掌握电视技术的人将会越来越多。日本新推出的小型摄像机可降到3万元人民币一台，编辑机也能从几十万降到10万元人民币一台。可以想象，今后这类设备将会像今天的电脑一样普及开来，电视台的技术优势将大大减弱甚至不复存在。 第四，老电视工作者留下了深刻教训。最近电视台有很多40岁以上的工作人员下岗，他们都感慨万干地说："当年我们就不注重学习，认为掌握一门技术就行了。现在年轻人上来了，我们的技术和思想老化了，只好拱手让位了。"电视台40岁以上的老同志"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在工作中善于学习注重提高的有知识有思想的人现在很多都当上领导了，而除了技术特长在其他方面很平庸的人却面临着下岗的命运，这无疑给年轻的电视人敲响了警钟。 电视革命已经开始，电视机构的新陈代谢将不断加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将在电视王国里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我国电视人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没有能力就没有饭碗，没有高素质就没有大前途。往日的辉煌已成为明日黄花，只有立足现实，着眼未来，踏踏实实地学习充电，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抓住机遇，突出创新，方能在未来竞争中不败，并能干出一番大成绩。9.解读电视"速配" 据说电视"速配"节目是从东瀛心来的。这类节目的由头是男女婚姻配对，直接在电视屏幕上为男女嘉宾牵线搭桥，台上有"亲友团"助阵，还有"婚恋顾问"参与其间，解疑答『惑』。先是香港凤凰卫视的"非常男女"节目办得相当热闹，在主持人的引导下，逗乐取笑、调侃戏谑，台上、台下都很开心。受凤凰卫视的鼓舞，内地陕西电视台率先举办"速配"节目，然后迅速传遍全国，一年之内，几乎每个省级电视台（有线无线）都有了这类节自。有的办得很出『色』，赢得了许多观众，如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 参加"浪漫久久"节目的人，只有得没有失。不收报名费，参加者管吃管住，还免费旅游…… 北京有线电视台"浪漫久久"节目的制片主任间歌先生说： "在台办节目中，'浪漫久久'的收视率排名第一。观众以适婚年龄的青年男女最多，其他年龄层的也不少，节目组就常收到老年观众打来的电话。节目受欢迎，是因为人们心理上关注隐私。而节目中的婚姻、恋爱话题，与隐私是最有关的。虽然有些媒体认为'速配'节自不现实、不可信，但这类节目非常生活化，老百姓喜欢看。 "'浪漫久久'属于'速配'婚姻节目，但是，制作节目的是为了传播婚恋文化，让参加者展示自我。节目娱乐『性』强，谈恋爱只是一种形式。我们请来的婚恋顾问，多是知名人士，他们将自己的婚恋理念传达给节目参加者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还现场解答实际问题。这就非常富于文化知识『性』。" 这位制片主任对国内有些电视台将电视"速配"办成搞对象的节目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样一来，节目质量不高，时办时停就不奇怪了。记者提出在有些"速配"节目中，发生过骗『色』骗财的事。他回答道：北京有线电视台把关相当严格，报名做嘉宾的人，需大专以上的学历，持单身证明和户口本。此外，还要由导演面试二至三次，再与主持人面谈。参加"浪漫久久"节目的人，只有得没有失。不收报名费，上节目也不收钱。制作节目时，参加者管吃管住，还能免费到外地旅游。选出的浪漫先生和小姐各奖励一枚白金钻戒，魅力先生和小姐各得一辆助力车。 由于观众追求新鲜感，任何电视节目都必须不断求新、求变。不然的话，收视率下降，节目最终就会被淘汰。"浪漫久久"除了在节目形式上做调整，改动一些细节，还将推出特别策划和特别节目。最近，"浪漫久久"节目改成五省一市（湖北、安徽、山东、河北、辽宁、北京）联办，各省市电视台轮流制作节自，各地嘉宾可以交叉聊天。这就是一种新做法。同行联手突破地域界线，在同类节目中还从来没有过。 身边的国人 第4章 电视文化(3) 下面有"浪漫久久"节目主持人王涛等几位对于电视"速配"某些东西 的一些看法。 王涛("浪漫久久"节目主持人) 电视"速配"之类的节目风靡全世界，但由于文化背景等原因又各有差异。在西方节目相对较轻松，而在亚洲似乎就拘谨一点。如参加此类节目，将对人生的爱情肥及如何处理人生和情爱的问题均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光靠那电视"速配"上的时间想找到"对象"也是不现实的。虽然不对人们参与此种节目的动机作过多评论。总之，他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由此又不免谈到"婚姻文化"，说到文化，则有待进化，有待升华，随着人的婚恋文化的发展，人也会得到升华。 杨兆基(某"浪漫久久"参与者) 我是非常幸福的，被同事"歪打正着"报名参加了"浪漫久久"。在台上配对成功，下台后她也成了我的太太，但是台上配对成功就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两个人能走到一块，甚至可以说下来以后分手机率很大，台上台下比较起来，台下更重要，只有台下两人相处，相互了解，增进感情，方能有进一步发展。并且在参加节目时，亲友团作用勿容小视，他们会为你出谋划策，进行各种必要准备，如标志画、口号，以及在台上游 说我的对象都异常重要，夸张一点说，没有我那次表现出『色』的亲友团，也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而且参加那种节目，对个人来说，有很大收获。我和亲友团的朋友们有了交流的机会，并且加大自己的知名度。 邵牧君(影视评论家)： 我前些年除了看"新闻联播"外，很少看电视，基本上从今年年中开始，因为闲暇时间增多，坐在电视机前的时间也相应增多了。不过我主要是看新闻和各类访谈节目，很少看虚构『性』的节目，至于游戏或"速配"之类的节目，我一向认为是以青少年和旷男怨女为目标观众，老人"不宜"的。偶然看看，感觉也很坏，总觉得这类模仿或干脆抄袭自港台的节目胡闹得让人讨厌，潇洒得有点虚假。当然，问题也可能是出在自己身上。我们这辈人几十年来严肃惯了，对『乱』蹦『乱』跳、哇哇『乱』叫，或当众耍渭、肉麻当有趣，难以接受，更不要说欣赏了。前几天听友人介绍说是否有兴趣看看一个新开的节目"浪漫久久"。我看了，新意倒是有的，让六对情侣在六家电视台的六位主持人的陪同下在青山绿水、美景如画的神农架通过一系列比赛--攀岩、炒茶、漂流等来展示青春活力，加深相互的感情。比赛不紧张、不热烈，而是在主持人的点拨和诱导下，不断地把话题引向爱情。玩的是游戏，谈的是爱情，但是既不疯疯癫癫，也不卖弄风情，可谓别有情趣。它会触发上了年纪的观众的温馨回忆，也为今天的年轻人的幸福感到快慰。有的段落也许冗长了些，例如炒茶比赛，但无大碍。不过我在这里说的是我这种老年人的观感，而喜欢活泼甚至疯癫的年轻人未必有此同感。 东野长峰（青年作家）： 自从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的征婚类节目"非常男女"火爆大江南北之后，内地几乎所有的省台都克隆出了自己的"非常男女"式的同类节目，让人一时觉得真是"春意盎然"。这类节目其实是传统"红娘"的"电子版"。过去也好，现在也罢，人们由于交往的范围有限，总是希望有更多了解与选择的机会，电视自然是最直接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媒体。只是，我向来怀疑只凭在电视上那么三言两语的嘴上功夫，是否就真能找到真爱？即使达成了"速配"，这种方便面试的"速配"能否长久，恐怕都是问题。 首先，摄像机的后面是成千上万的观众，"非常男女"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那些个上电视的人，在这种情境之下，男女双方情感交流所必须的自然、真实的自我流『露』就不可避免的变成了"表演"，每个人都在极力表现自己如何才情横溢、潇洒贤慧，人所共有的一些人『性』的弱点，比如你可能爱占小便宜，她爱使小『性』子，这样一些不那么金光闪闪的东西就绝不会被触及。这样，"玫瑰之约"也好，"非常男女"也好，都不可避免地成了虚伪的表演，而任何表演都经不住婚姻生活的琐碎打磨。 内地的各省会的征婚类节目的主持人让人无法忍受，一个个举止僵硬、语言贫乏、毫无幽默感和把握现场的能力，却还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地以为高出观众几头，时不时抖上几回小聪明，结果现场的人都被他们引诱得抖起了小聪明，好好的征婚节目让他们糟蹋得惨不忍睹。这类节目的主持人特别需要一种把握现场的能力、宽容善良之心和必不可少的幽默感。像台湾胡瓜，适度的幽默和邻家大哥的随和给现场的叫"非常男女"们创造了良好的真心流『露』的环境，这一点在内地找不出第二个。 现在电视征婚节目相互雷同、千篇一律成了通病，男女情感交流的方式其实并不一定非要搞那种剑拔弩张"大专辩论会"式的，有时一件事一句话就可以将一个人的真实的状况显『露』无遗，编导们完全可以设计一些"情境话题"，以使现场的应征男女能真实地、迅速地达到交流、了解的目的。比如，一个人的学问、人品各方面条件都好，就是不得志，没有钱也没有权，如果有机会，你会爱上这样一个人吗？又比如一个人的经济、能力和人品都没有问题，就是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母亲需要服侍，你会选择这样一个人做终身伴侣吗？这样一些问题可以让一个渴望找到真爱的男女迅速接近梦中的情人。 现在的电视征婚成了帅哥情女白领丽人们的天下，电视上的俊男俏女谈论的是月薪能不能够用，有没有"房车"，争相表演自己歌舞弹唱的功夫，其实，这不但离我们眼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去甚远，也和日常的婚姻生活也不搭界。 电视征婚意味着一个消费时代的来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的爱还必须可以像快餐一样迅速地用过即完，营养与否可以忽略不计，只要味美可口就好。只要你青春靓丽有房有车，潇洒几年分手又何妨？并且，电视征婚既是给大众看的，自然地就有了表演的成分，大家看着电视上那些俊男俏女们在屏幕上抖精神也是一乐事。大众是否满意，这事关收视率和电视台同志们的收入，我们都应该充分理解。只是，如果真的要找寻时下女孩子们念念不忘的真爱，恐怕还是要远离浮躁和喧嚣，在琐碎而现实的生活中去用心发现。电视征婚，就像我们小时候吹的肥皂泡，玩的人只是在玩，看的人自然最好也不要去当真。 向东（社会学硕士）： 近两年，"速配"节目在我国遍地开花，一是由于有观众，二是电视行业竞争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有观众、有市场。 但是，要是真正赢得观众，我看还有必要把握好节目的定位。电视"速配"节目本来就应该是一个以两『性』文化为话题的休闲节目。按说，台上嘉宾搞对象只是为了增加节目的趣味『性』，吸引电视观众。如果节目硬往给未婚男女牵线措桥的路子上走，路只会越走越窄。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找到愿意上电视征婚的嘉宾是不容易的。（陕西电视台的"速配"节目就因此不得不一度停办）想在电视"速配"节目中找对象，成功率本来也极低。道理很简单，在台上，总共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要做到真正的相互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配成对的嘉宾也许相互并不合适，而合适的却可能没有配成对。再说对参加节目的嘉宾而言，婚姻要靠缘分，台上可选择的人中，很可能就根本没有适合你的。节目中嘉宾"作秀"也是不可避免的，上台就是表演，自然要表现出好的方面，甚至要"制造"出优点。至于缺点，那就不会提及了。 据说北京有线电视台的"浪漫久久"节目，从开办到现在，成功配对并在后来结了婚的，只有两例。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虽说办得很好，终于缔结婚姻的嘉宾也是寥寥无几。 我看过几种电视"速配"节自，据我观察，办得好的节目，都把握好了三个因素。首先，找准节目的定位，还她休闲的本来面目。其次要用好婚姻"速配"这个由头，不仅仅靠它吸引电视机前的观众，还能引出许多精彩场面。最后，抓住两『性』文化的主题也挺重要。如果能通过节目向观众传达丰富的两『性』文化知识，那么，这个节目就办得有血有肉了。凤凰卫视的"非常男女"节目，曾经邀请到台湾著名作家吴淡如，由于吴女士妙语连珠，言语富于知识『性』，使节目增『色』不少。 除了上述三个因素，观众也呼唤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他们是节目的灵魂，在"速配"节自中，他们还应该是两『性』问题专家。"非常男女"节目的主持人就非常成功，不仅语言诙谐、不拘一格，而且熟谙两『性』心理。其实，谁都知道，有了主持人的成功，才有节目的成功。 鄂春梅（职员）： 电视征婚类的节目早几年前我就看过，是北京电视台的"今晚我们相识"。后来一看凤凰卫视播的"非常男女"，就觉得咱们的节目真是小儿科，那感觉就好比电线杆子上的小广告和电视上诺基亚手机广告的区别一样，没法比。人家那主持人给你一种朋友的感觉，不像内地的主持，要是有一秒钟不显示他比你机灵，简直就活不下去。"非常男女"的许多话题设计得也很好，家庭理财、婚前『性』行为等等都是年青人关心的事情，"非常男女"们也大都能坦率回答。 内地电视台电视征婚类节目中，我最喜欢看的还是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湖南卫视学凤凰卫视学得不但像，往往还能推陈出新。"玫瑰之约"里征婚的青年男女们都很实在，说的话也都是咱们生活中的话，而不像"浪漫久久"里的姑娘们个个锋利非常，精明得让人害怕。我喜欢"玫瑰之约"里的湘妹子们那种温柔与柔软的精明，让人看了放心。 我喜欢看"玫瑰之约"，因为那使我想起我的"小姑娘时代"，和电视上的女孩儿们一样的青春倩丽，一样的心高气傲、无忧无虑。使人联想起青春、眼泪与欢笑的东西总是美好的。而且，看这类节目有一种参与感，生活中能让我们参与的东西太少了，看看这类节目也是好的。我觉得这种形式的确是一种青年男女之间相互交往和了解的最有效率的方式。人就在你面前，气质、谈吐、思想、形象近在眼前，那种可触可感的现场『性』是任何其他的形式都无法替代的，并且，你面对的不仅仅是现场的那几位嘉宾，还有无数现场外的也许是来自真爱的目光。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我向我的好几位朋友力荐过电视征婚。 我觉得现在的电视征婚节目可以打开思路，比如能否在节目中讲一些关于婚姻的真实故事。关于婚姻，关于生活，关于怎样做个真正的男人、女人，实在有太多可图可点的地方。像现在这样小学生式的一问一答感觉有些枯燥。 还有，征婚节目能否办得轻松一些，别那么赤『裸』『裸』地真奔"速配"而去，你大可以搞一些关于情感方面的沙龙类节目，在谈话中，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学养、气质和『性』格，这样，形式更加多样化，可视『性』和趣味『性』更加强烈，成功率也许会更高呢。10.王家卫演绎的小资浪漫情感 生活于当今的有觉识的精致感觉，必定要对一个时间的变幻于心有戚戚焉。此种戚戚焉之感，有人把它称之为世纪末的感觉。在世纪末，人们似乎觉得特别晦暗好一个晦暗的世纪末，而19世纪与90世纪末的晦暗是根本不同的。这些人尚不知晓这一点。当下的世纪末黑暗乃是这样一种晦暗：它是一种由科技文明与物质欲求的阳光彻照的晦暗，是一种由众口一词的物质诉求主导的晦暗。在趋此晦暗之过程中，人们心甘情愿地谋杀掉自己的思想，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由物质的牵引，借以获得一种牢靠的感觉。世界前所未有地趋于一致，而又前所未有地分崩离析；前所未有地光明，而又前所未有地阴晦。这就是世纪末的一幅画像。 盲目耳食的愚人，当然不忌惮什么世纪末的暗夜，说不定他们还陶然自乐呢。但是，有觉识的精致的感觉，会将世纪末的晦暗当作自己的一个病症。此种病症，可谓无医能治，这倒不是他们讳疾忌医，而是因为，所谓医者也必定是病人，他自己没准儿也已病入膏盲了，如果他能治，为何不将自己先行治愈呢？白流苏第二次回香港，怀着做情『妇』的灰『色』的预感登岸，而来迎接她的范柳原则远远地把她看成是一个绿『色』的『药』瓶，并对她调笑说："你就是医我的『药』。"其实，白流苏又何尝不是一个病人。这是一个非常有寓意的场面。只要你用心感觉，你必定会发现在世纪末的暗夜里，那些往来逡巡的身影。他们无疑是孤单的，即使世纪末的暗夜被阳光照耀得明亮，即使世纪末的盛筵笑语喧哗觥筹交错，他们也会觉得像生活在沙漠里一样、因此。他们穿行于暗夜之中，内心渴望着邂逅温情，遭遇激情；新异的刺激，别样的感受，会使他们暂且忘却烦恼而绽开微笑。因此，这些有觉识的精致感觉，也许并不在乎能不能获得疗治。在这方面、他们是精明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世纪末的独特感受和深切领会，既是他们的病症，也是他们的生命感，不可想象将其根除净尽。那样一来，才真成就一场大黑暗。 在世纪末暗夜发生的具有小资情调的怀旧事件中值得一提的是王家卫的电影叙事。对这一事件进行展示与剖析，有助于理解所谓世纪末的情怀。或许，也可以由此而感悟"小资"的情感意蕴。在这里，笔者分析的文本，是王家卫精心结构并叙述的浪漫故事《花样年华》。 《花样年华》的故事看起来是也不是很复杂，表现的是布尔乔亚式的情感纠葛和老套的偷情故事，但是经王家卫的阐释和演绎，故事变得不同寻常而耐人寻味了。 《花样年华》中的前台主要故事：事情发生在1962年的香港。影片开始，导演以一种阴暗杂『乱』的气氛营造了当时香港的一种生活场景，『色』彩暗淡而又忧郁。王家卫生于1958年，5岁时移居香港，电影中对60年代香港的描绘，也许折『射』着他的童年记忆吧。记忆或想象中的香港无疑是不景气的，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精神苦闷，在王家卫的镜头中，一切都显得十分破败和黯淡。破旧的房屋，狭窄的楼梯，斑驳的墙壁，肮脏的广告，刺眼的街灯，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的凉雨……惟有人物，光鲜灿烂，似乎在显示着某种精神。 场景之一：在迁港上海人聚居的楼上，依次映入眼帘的是孙太太和顾先生两家。孙太太和王妈的软绵轻快的上海话将人们仿佛带回到了上海弄堂的深邃处。由张曼玉扮演的陈太太--某出口公司的秘书苏丽珍出现在楼口。她穿着高领短袖旗袍，越发显得脖颈纤细，身材窈窕。她予人以飘泊之感，动人的微笑下似有隐忧。几乎与她同时，故事的另一主角--由梁朝伟扮演的某报馆总编辑周慕云也碰巧来这里租房子。他穿着整洁的西装，头发抿得光光的，是一副标准的白领形象，但是他的神情同样有一种落拓之感。毕竟，他们都将失去栖居之所，而急于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在孙太太和顾先生提供的狭小空间，两个人邂逅。不过，此种相遇还是淡淡的，它被表现为一种巧合，正像孙太太说的那样："真是巧，搬家都碰到一起。"但是，观众不会被瞒过，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必然会发生，但故事情节又将如何展开? 王家卫并不急于开展周苏二人之间的感情，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要精细微妙得多，没有合适的机缘，没有一种前提，没有一种气氛，他们之间的邂逅就不会升华为一种爱。这种机缘、前提与气氛在影片中不是直接给出的，直接给出的是关于他人之间微妙关系的蛛丝马迹。对这种蛛丝马迹的勘寻、探查和领悟，恰恰使二人走到了一起，这是这部影片的关键。 场景之二：苏丽珍与周慕云各自独立地发现了自己的配偶正在与对方的配偶发展着某种隐蔽的关系。影片给出的证据仍然是间接的，最为直『露』的表现也具有隐晦的特点。在苏丽珍所在的公司里，时钟指向下午四点十七分。苏丽珍托辞推掉了何先生的邀请，然后给丈夫打电话，设计了一个圈套：她问自己的丈夫晚上出不出去，看来丈夫显然是撒了个谎。苏丽珍谎称自己要加班会回来得很晚。同时，在提醒丈夫不要忘记带钥匙的同时，还似乎在暗示丈夫，孙太太去喝喜酒，也不在家。她提前回到家里，给正在偷情的男女一个突然袭击，在这里，周太太只被王家卫处理为一个去开门的背影（这一背影还是由镜子折『射』的）和画外音： 周太太：什么事，陈太太？ 苏丽珍：我听到隔壁有声音，我以为是顾太太她们回来了。 周太太：还没有。你找顾太太有什么事？ 苏：没有什么事，想找他们聊聊天。你一个人？ 周太太：是啊…… 苏：这么早回来？ 周太太：我有一点不舒服，所以早点回来。 苏：你哪里不舒服啊？我家里有『药』。 周太太：不用了，我睡一会就好。 苏：好，我不打扰了。 …… 门"乒"地一声关上了，苏丽珍站在门外，此时，由门内传来周太太怒气冲冲的声音："你的老婆！"显然，她是在与隐藏于房内的苏的丈夫对话。 苏丽珍虽然证实了『奸』情的真实，但是，她却失败了，这不单是由于自己的丈夫与周太太有恃无恐，更重要的是她的丈夫出现了移情，这份专爱，本来是属于她的。于是她痛苦地在淋浴的水线中哭泣。而在苏丽珍与周太太这番较量之前，周慕云已经独立发现了自己的妻子移情别恋的种种征兆。首先，通过陈先生之口，周慕云得知，自己通过苏丽珍托陈先生代买的电饭锅的费用，已经由自己的妻子交给陈先生，而他居然毫不知情。当然，也许压根儿周太太就没有付什么钱，这只当时还很时髦而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电饭锅，是陈先生慷慨大度地送给周先生的、其次，周的好友阿炳转述了他的发现：他亲眼看见周的太太与一个男人在一起。于是有了第三：周采取了类似的求证手段。当她的妻子说她要加夜班而不能如期回家的时候，他谎称要接妻子去吃宵夜，亲自到妻子的饭店去寻找答案，结果正如所料，她当晚根本就不值班，而是早早就离开了。于是，我们看到受到伤害的周先生在街角惨白的白炽灯的照耀下一个人神情落魄地发呆，看到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吃宵夜的场面，真是好不凄凉。 场景之三：情节发展至此，周苏二人对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奸』情可以说是心知肚明，但是，一个疑问出现了，虽然他们同为受害者，但双方都在猜测着什么，但假如他们可交流，他们会吗?这种悬念将他们的关系迅速推进了。他们有了第一次的约会。男人总是主动的，在这件事情上也不例外。周慕云将苏丽珍邀到一家咖啡馆，有了如下一番微妙的试探： 周：冒昧地把你邀到这里来，是有一件事要请教，请问你的皮包是从哪里买的？我妻子后天过生日，我想送给她生日礼物，能不能代买一个？ 苏：周先生心真细。我的皮包都是我丈夫从日本带回来的。要跟我的一样颜『色』，恐怕你妻子会不愿意吧？ 周：女人会介意吗？ 苏：会的，尤其是邻居。我也想有一件事要请教。你的领带是哪里买的？ 周：我的领带都是我妻子给我买的。 苏：其实，我丈夫也有一条跟你的一模一样的领带，他说是他的日本老板送给他的。 周：我妻子也有一个跟你的一样的皮包…… 苏：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场景之四：夜幕下，周慕云与苏丽珍漫步在街头，开始了他们对偷情前史的勘察与还原，当然这种还原最初还是语言上的。 苏：不知他们是怎么开始的。 苏：你这么晚了不回家，你老婆不说你呀？ 周：我老婆从来不管我。你呢？你这么晚不回家，你先生不说你吗？ 苏：他呀，早就睡了。 此时，周的手试图握住苏的手，而苏则表现得很冷淡。 周：今晚别回去了。 苏：我先生不会这么说的。 周：总有一个人先开口吧？ 苏：我真的说不出口。 周：事到如今，谁先开口有什么关系。 此时，出现了苏丽珍手的特写。这只纤纤素手扭怩作态，极富诱『惑』力。但她突然又面沉似水，冷冷地说："你知道你的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这一段对话十分有趣，它是周苏二人对自己的配偶如何走到一起的一种想象式的描述，在对话中，他们分别把自己想象成对方的配偶。 场景之五：苏丽珍与周慕云第二次在咖啡馆相会。两个人要了对方配偶喜欢的西餐。 苏：我想知道你老婆喜欢吃什么。 周：吃得惯吗？ 苏：你老婆挺能吃辣的。 苏：干嘛打电话到我公司？ 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苏：你学得倒是挺像我丈夫的，油腔滑调。 迄此为止的戏拟与还原活动，不管是对话、触觉（两次手的触『摸』）、躯体语言、味觉，大体上还属于对偷情前史的一种好奇与调侃，但是，这种还原是危险的，这种危险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周慕云的生病，证实了苏丽珍内心的隐秘情愫，她开始关心起周慕云来了。精心熬制的芝麻糊，倾注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在此期间，顾先生有一次偶然醉酒，几乎不省人事，孙太太顾太太等人为了照看他，在堂屋打麻将打了一天一夜。而在这之前，苏丽珍恰好到周慕云的房间盘桓，这样一来，她就无法离开周的房间了。在这难耐而尴尬的时间里，两个人倦了合衣而眠，饥了吃一口方便面，醒时周就写武侠小说，"大醉侠"于此时出场了。周苏二人虽无偷情之实，但是，偷偷『摸』『摸』掩人耳目的心理感觉，估计这次是心领神会了。苏对周说："都是自己吓自己。我平时也常过来，有什么奇怪的。"但是，这是欲盖弥彰，她其实心虚胆怯得很，所以，她直到麻将散场，才觑准机会，匆忙穿上周太太的高跟鞋，装作刚刚从外面回来的样子，返回自己的房间。周太太的鞋子并不合脚，而她自己的那双绣花拖鞋则造在了周慕云的屋里。这次突发事件，可以看作是对偷情前史的近乎"实战"的还原，准偷情的苦恼开始被他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由此，情节就进了一步，周决定在一间宾馆里面租一个房间，准备专心致志地写小说，同时也是为了"她"的到来。据说，王家卫剪掉了苏周二人的一段床上戏，估计这段戏应当在此时出现，因为时间、地点、气氛和蓄积起来的情感都具备了，但是，导演没有那样做，而是让苏说出了"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的！"的话来。那么，究竟是什么阻止了情节的这一发展呢？据王家卫的解释，是因为他"不喜欢他们两人做这个事，太白了，没有想像的空间"。这种解释也很普通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若发生了"这个事"会怎样呢？显然，这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不仅此后的情节会全局改观，而且此前精心营造的压抑感忧郁感就会被这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抵消掉，而压抑、感伤与忧郁恰好是这部戏的题旨所在。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困难，在如此适宜发生暧昧关系的情境中，凭什么来阻止它的自然发生呢？我们看到，王家卫赋予双方的矜持之物乃是一种意志、"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的！"在偷情的假戏即将真做的时候，王家卫呼唤来一种同样暧昧的道德感和意志上的优越感，将其强行中止了。这样，就保持并蓄积了受众的压抑感和优雅的感伤情怀。也许是为了弥补这里出现的一种生硬感觉，导演精心安排了二人对偷情前史的最后一场戏拟：他们假想了在餐桌上的摊牌，由苏来质问自己的丈夫，而周就扮做苏的丈夫。 场景之六：在宾馆的2046房间，光线暗淡，两个人正在用餐，我们可以看到苏丽珍的脸和穿旗袍的侧面，而周则几乎背对着镜头。 苏：（停著不食）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 周：没有。神经病。 苏：（凄切地）你看着我！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了？ 周：（略作迟疑）是啊。 苏丽珍夸张地抽了对方一个耳光。 周：对方都承认了，你还打得这么轻。再来一次。 于软个人又将上面的台词重演了一遍。此时，苏丽珍已经泪珠泫然，不由得伏在周的肩上抽泣道："没想到，我真的很伤心。"这句话似乎是在暗示苏的两难境遇：她其实割舍不下她对家庭的留恋，因此也就无法将这段排练好的摊牌拿来对付自己的丈夫，至此，苏周二人对偷情前史的还原已经完毕，他们终于醒悟了"他们是怎么开始的"的答案，正像周慕云对苏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来的，原来我以为我不会，现在我知道我会的。"为了避免偷情结局的出现，周慕云只剩下一条路，这就是自我放逐，到新加坡去。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戏由此往后就归于平淡无奇了。虽然有一些瑰丽而苍茫的画面，但总的来说无波澜壮阔可言了。较有寓意和震撼力的是那两句内心独白："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带我一起走？"但是，导演让他们真正说得出口，一旦说出来，或拒绝，或同意，都会破坏整部戏的感觉。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将其处理为一种内心的欲望。其中这份独白饱含一种期待，都是期待着对方的速行动。但是，这一步由谁来首先跨出呢？苏丽珍当然不能首先这样做，而周慕云一旦这样做，就会破坏他的绅士形象。正如片末特意打出字幕所说："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见，抓不着。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玻璃，他会回到那逝去的岁月。"那块玻璃当然不会被冲破，这对周苏二人而言都是如此。不过，他们分别找到了自己的满足方式：苏丽珍重新租回了那间曾经充满温情的日房子。周慕云则将他对苏的刻骨铭心的爱恋最终隐藏在柬埔寨古老寺庙的一个墙洞里，令其与天地同朽。 从上面所列六个场景，应能对王家卫的叙事方式的特点有所领略。这些特点决定了这部片子的艺术风格：孤艳、含蓄、苍凉、节制。这种风格对于表现和演绎那种复杂微妙难以言喻的情感正合适。《花样年华》中叙事的别致和巧妙，确实地饱含一种独具匠心，表达出来效果也非常。其实。这部片子着力表现的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偷情故事，单就此点而言并无新奇之处。《花样年华》的新奇在于，它将这种偷情处理为立体与纵深，这就揭示了情感的深度。实际上，在这部戏中有三个相对独立的偷情故事：第一个故事，苏丽珍的老板何先生与余小姐。何背着何太太经常与余小姐幽会，此种幽会受观众完全可以将其想象为具有偷情『性』质。中年人的偷情理『性』大于情感。领带的象征意义。细微的差别。何老板对花梢领带的攻击，仍然喜欢扎旧领带，这也许意味着何与余小姐感情上的危机。何先生带给何太太的生日礼物：一条由苏丽珍代买的围巾。何对苏的细心的感激与奖励。在何太太与余小姐的这场隐蔽的战争中，何太太终于取得了胜利。何的负罪感。第一个偷情故事的不圆满的结局，导因于中年人的谨慎和理『性』及某种道德观念。这种偷情对何先生来说是偶一为之，是生命中的一个片段，不会永远。他不可能真正离弃他的结发妻子和家庭，也不会容忍这种偷情破坏他的事业和成就感。对于何先生来说，这一爱情具有自私的『性』质，是对一时的感情饥渴的慰藉。苏丽珍对这一偷情事件洞若观火，她的态度虽然隐讳，但仍能看出，她是希望何先生回到太太的怀抱的。这一态度似乎也暗示着苏丽珍对自己婚姻的态度。第二个是周的朋友阿炳的偷情故事。阿炳受到朋友的怂恿参与赌马活动，结果赔掉了老婆的钱。之后他又去嫖『妓』，并名之曰"冲冲喜"。这一叙事构成了与主要故事情节的对比。这一故事被处理成具有下层的『性』质。阿炳的言语和举止十分粗鲁，短粗的脖子和臃肿的身躯具有福塞尔所说的下层贫民的典型特征。阿炳在故事中的作用有三：第三个偷情故事的见证者；以粗俗反衬高雅；在情节发展中起推动作用--正是他将周慕云引到新加坡的。导演对阿炳的偷情故事处理得比较低调，是通过阿炳的自述表现出来的，这种自述本身已经不再需要动作，阿炳本身就已经将社会下层的粗俗表现得十分充分了。设若将这种粗俗作正面的处理，不仅会喧宾夺主，而且会使整个作品显得不美。第三个偷情故事的主角是周的妻子与苏的丈夫。这个偷情故事虽然十分重要，但是着墨不多，它主要是作为周苏二人勘察还原的对象而存在，同时也提供出勘察与还原的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这三个偷情故事都是非正面的，王家卫的处理致力于突出其隐蔽『性』与暧昧『性』。其中，偷情故事的女方，如余小姐只在电话中出现，由苏丽珍加以转述，属于她的东西，只有何先生脖子上的领带。"贵妃"则只存在于阿炳的自述中。周太太则仅有几个穿旗袍的背影和画外音。第三个偷情故事的男方陈先生，几乎也未出现，只有几句冷淡而造作的画外音。所有偷情的细节与过程都不加以展现，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来引起猜疑与推测。这是乃不错的方法，《花样年华》将正在发生的偷情故事置于后台。而将前台留给周慕云和苏丽珍，来展示偷情前史。从手法上说，这是一种"倒叙"：偷情之事已然作为一个结果发生，并且正在持续中，周苏二人所做的是在前台、在受众面前，探讨其发生的机理，其戏拟方式正是一种设身处地。 观赏这部影片，人们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愤怒？或者，王家卫为何不想表现他们的愤怒？也许，他们曾经愤怒，但是，这一愤怒--如果有的话--也已被转化为一种感伤与忧郁。随着周苏二人对偷情前史的勘察、模仿与还原的逐渐深入，他们对偷情的秘密已经心领神会，因此对偷情的已然事实用不着进行什么谴责，剩下的只是一种理解：这种事情，只要具备一定的情境，在自己的身上同样也会发生。事实上，王家卫倾注全力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现象学的阐释，经过此一番阐释，在偷情问题上所出现的一切褶皱、不平、纽结，都得到了抚慰，变得平整释然。偷情之事在适宜的温床上几乎必然会滋生，由于现实原则对其施加的必然压抑，就使得情爱的快乐原则不能不有所顾忌，同时也正是由于顾忌的存在，使得愉情具有历险的刺激，两者相较，过程倒是要比结果更令那些痴男怨女为之心醉。影片充分展示了偷情前史瑰丽、凄艳、忧郁、压抑的美丽，在某种意义上，正可以说，《花样年华》乃是一首关于偷情前史的赞美诗。超我的克制与压抑与两『性』之间发自本我的相悦相恋，形成一种张力，激发出一种美。它曲折婉转，余韵不绝，令人玩味不尽。周与苏的一切犹豫与抑制，显然都从属于这种玩味。 《花样年华》中的音乐配置可谓十分精妙，对营造某种瑰丽、『迷』离、凄艳、萧索的氛围，对刻画人物的形象，对烘托主人公细腻感伤的心境，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优美典雅的小提琴旋律重复奏起，合着苏丽珍款款而行，让人怦然心动。尤其是它的拨奏，似与心跳相共鸣，将那孤寂心灵，怅惘思绪，心底隐忧等无形无质的东西，刻镂得宛转如真，恍如目前，可触可『摸』。美国的爵士乐歌王natkins cole 所反复咏唱的"quiazs，quiazs quiazs……"，令人心醉心碎，此种感觉与人物的心境交相辉映，将对此缠绵无尽之情感的参详与领会推向高点。 王家卫演绎的小资浪漫情感的主题是邂逅，此种邂逅与一见钟情有区别。前者的细微处正是小资所津津乐道并心向往之的。王家卫真是一蹦情大师，他能在平凡中见出悬念，能将腐朽化为神奇。他还是一位卓越的调味大师精通小资情调的全部秘密，从而能够将世俗之情调制得一波三折，瑰丽无比，回味无穷。他还是一位做作的大师，擅长故弄玄虚，在平地制造波澜。《花样年华》可说是王家卫精心烹制的一桌世纪末小资情调的满汉全席，可以供怀有小资浪漫病的绅士与淑女、尽情享用。当然，在享用之时，仍感其中的痛心之处，甚为之感动。 王家卫，1958年出生，上海人，60年代初与家人一起移居香港。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美术设计系。1981年进入电影界，1987年导演了处女作《旺角卡门》，1997年在夏纳影展上，王家卫以《春光乍泄》获最佳导演奖殊荣。《花样年华》完成于2000年，是年恰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 《花样年华》完成于世纪末年，其所追溯的却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往事，这段往事的主体部分在香港，它的余音则绵延到新加坡和柬埔寨。60年代是个什么样呢？即使到了影片中的最后时段1966年，王家卫也还只有8岁。点明或暗示60年代的物事是需要的，诸如戴高乐将军60年代出访柬埔寨，在金边国际机场走下舷梯，年纪轻轻的西哈努克亲王迎上前去的真实场面；60年代走红歌星周璇的"金嗓子"；nat king cole当年曾传遍香港的抒情歌曲；孙太太的扮演者潘迪华本人就是当年红遍港九的著名歌星；此外还有片中所暗示的60年代的社会不安定感，等等，诸实此类，对于重现60年代的氛围，起到了建构作用，应当说也比较『逼』真。没有疑问，《花样年华》的出现是一种回忆和重现，回忆的姿态在影片中是浓郁而摆明了的，不仅影片本身的出现自觉不自觉地与大陆的怀旧思『潮』合拍，影片中的人物的情感也是怀旧的，周慕云在吴歌窟古老寺庙中的逡巡与踟躇是一种怀旧，他重访香港的上海人小屋也是一种对旧情的思念，苏丽珍重新回到上海人小屋，当转过身来我们看到的珠泪盈盈也是一种对昔日"花样年华的深深眷恋。在此意义上《花样年华》乃是世纪末的回眸一笑，它的面孔虽然面向着过去，一但仍然倒退着走向未来。 有人试图将《花样年华》与王家卫对30年代上海的怀恋联系起来，此乃想当然。王家卫的怀旧姿态，与1970年代中出生的年轻一代的怀旧姿态，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的怀旧是一种具有某种难以言喻之沧桑感的怀旧，诚然他也做作，他也"做秀"，但总还掩饰不住一种悲凉之感。这种怀旧，是一种中年人的怀旧，是一种比较保守、比较含蓄的怀旧，它不会随随便便地发思"古"之幽情。在某种意义上，王家卫的怀旧与陈丹燕的怀旧有相似之处，陈丹燕的怀旧，也做作，也"做秀"，但她显然不肯随随便便地摆出一副怀旧的姿态，而是将她对旧上海"好日子"的怀旧建立在她的专访、考察基础之上，并时时注意与那些她所椰榆的担心手指甲中有泥、嘴唇后面有着年轻的四环素牙齿的年轻一代区分开来。王家卫的怀旧指向他的童年时代，他对那个时代当然并不隔膜。那个时代所提供出来的一种不稳定、漂泊、忧郁、动『荡』的感觉，在他的记忆中想必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当然这也不会成为将《花样年华》的故事置人60年代的惟一理由、但是，应当承认，也几乎只有在那种不稳定、漂泊、忧郁、动『荡』的感觉之中，才能酿造出一种奇遇，一种邂逅，一种机缘，一种凄然相向，一种寻寻觅觅，一种凄绝的幽美。这才是将《花样年华》故事置于60年代的内在要求。当然，将60年代的香港与30年代的上海相比附，也是可以的，因为香港在60年代仍然是一块资本主义的飞地，其生活方式大约与旧日上海相仿同。张爱玲女士50年代"逃"往香港，恐怕这也是一个理由。王家卫一家迁往香港是在60年代初期，大陆正在经历痛苦的困难时期，我们无从知晓这是不是王家迁港的一个理由。无论如何，在沪港两地之间，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人们情不自禁地将二者加以比较与联想是合乎情理的，并不奇怪。不过，若是一个年轻人楞是从中看出了旧上海的30年代，并因之而浮想联翩，倒真是有点奇怪哉也。 然而，问题的根本还不在这里。或许问题仍有一更深层的沉淀，而真正的关键是这部完成于世纪末的《花样年华》的叙述方式，这是现代与后现代的交织与矛盾。王家卫试图应用独特的电影语言，来解构（阐释）"偷情"，但是，这一解构遭到了失败，解构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种建构，对偷情的源始『性』之解读，恰恰组建了新的"偷情"。因此这部影片表达的乃是偷情--现代感对解构--后现代感的一场胜利，偷情之神秘、瑰丽和必然不仅未被拆解，相反，它被心甘情愿地予以承认，并化为自我赞颂的诗篇。这当然是布尔乔亚式的现代『性』之胜利。 王家卫深诸个中奥妙，因而懂得如何去揣摩、迎合进而调制人们心中的那难以化解的隐秘情感，他在《花样年华》中对"偷情"的分析解，从中再组合，也依然妩媚动人。其中偷情前史与台后偷情正史同时并置的某些东西。而他的目的在于捕捉小资那种浪漫情调，并刺痛它。 身边的国人 第5章 爱情和婚姻 1.闲语婚外情 现今许多人由于道德沦丧，生活空虚而导致的婚外情，并致使离婚率升高，这一效应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等于社会各界以有效方法予以解决。而如何行动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如果从法律的方式上来解决它，那么这部法律不仅要公正、合理、体现公众的要求，满足社会安定的需要，而且要遵循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则，即体现社会主义精神、道德的要求，为『妇』女真正解放，真正地自立做出现在的和未来的保障。 如果仔细观察，你身边频频出现的婚姻危机、离婚、婚外情确实屡见不鲜了。 这些被丈夫背叛，被丈夫抛弃的女人或悲天抹泪，或大打大闹，不打不闹也往往以死相『逼』，很少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或痛痛快快离婚的。现在，更多的『妇』女寄希望于新《婚姻法》，想让法律来保障其家庭的完整，感情的完美。这是一种相当愚蠢和不切实际的行为! 首先，在丈夫出现背叛或提出离婚的时候，如果你还爱你的丈夫或对他还有感情，你一定是要争取的。当然你应该对症下『药』，看哪一点使你的丈夫对你不满了，你们之间还存在什么不和地方。你找对了方法是可以打动他的，必定是自由恋爱的结发夫妻。再者如果你有耐心，你可以给他足够的时间，等待他回头。媒体不乏类似这样的报道，妻子的爱心和耐力终于换回了丈夫的"浪子回头"。这不是任何一个平凡的女『性』都能做到的。她需要有深厚的爱情、宽广、容人的胸怀和非常人所能想象的坚忍和耐力。同时，你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有"这样做，值不值得"的考虑。 如果一个男人富有爱心、同情心、珍视情谊、重视道德，那么他一定会被感动，重新找回自我的。 其次，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没了，婚姻也相当于死亡了。一些『妇』女拼命要得到这徒具虚名的婚姻，无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为了名誉。她们认为当自己的朋友、家人、同事知道了自己被抛弃的命运，该多么瞧不起啊；被别人同情该是多么难从忍受的感觉啊！这类女人是为虚荣为别人活着的人。她们不晓得名誉在幸福面前是多么的没力量。她们应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淡泊钱、地位、名誉这些身外这物。第二、为了孩子。许多做了母亲的人，就会觉得孩子比什么都重要，比自己的事业、生活甚至生命重要；如果离婚对孩子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离婚而使孩子身心受损、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国，外国概莫能外。于是许多母亲就委曲求全了，恳求丈夫为了这个家庭，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要离婚。默许丈夫不忠行为。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孩子的成长、教育固然重要，但切不可眼里只有孩子，而没有丈夫、生活和自己。许多做母亲的年轻妻子忘了爱情是需要调济、培养的格言、不注意自身修饰、忽略丈夫的心理感受。以为有了孩子婚姻就更稳固了，甚至为自己整天忙而抱屈，为自己其他方面的不同而找到了理由。其实这正有可能是丈夫厌倦妻子的原因。聪明的妻子会让丈夫和自己一样忙起来，共同照顾孩子，不断给丈夫清新。一对这样的夫妻，她说，"你是一个随和的人，任何女人都可以和你生活在一起，且幸福。"他说，"和你生活在一起，意义就更不同，你独一无二。"这无疑是爱情的誓言，也是婚烟成功的象征。另一女友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要丢了自己。 再者，没有爱情的婚姻同样对孩子不利。孩子小的时候，只要爸爸妈妈在一起就可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会看到爸爸妈妈婚姻的状况。在没有欢笑、强言欢笑或都是再增添打骂这样的环境下，孩子能得到健康成长吗？我认为，少年犯罪的家庭调查，不应仅仅从离婚即单亲家庭来做统计，也应从不幸家庭即感情破裂，没有欢乐的家庭来做分析，会更接近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与其这样，不如离婚。离婚对孩子的伤害不是最重要的，而离婚后心灰意冷，对孩子漠不关心对孩子才是致命的打击。离婚后的双亲，应该抛弃前怨，在努力寻找自己幸福的同时，热心地关注孩子的生活和成长。告诉孩子父母分手的原因，让孩子明白这是正常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不要错误地引导孩子，以为离婚是随随便便的游戏。）并且，父母一如既往地爱他。第三，为了报复对方。许多『妇』女不想离婚，既不是因为爱对方，也不是因为孩子，更不是生存不下去，而是为了报复对方。她认为：我为你做牛做马十几年，几十年，如今人老珠黄了，所以你抛弃了我。好吧，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你不是想离婚吗？偏偏不离。而《婚姻法》草案无疑会对她提供一种这样的保护。这是最可悲的女人。 这个新时代里，女人为妻为母都应该有新的观念。我们经常强调男女平等，女人要有自尊自重自爱。女人也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家是两个人的家.丈夫妻子要共同营造。如果因为一方工作特殊原因，家务投入不能很好地平均，那么多承担家务的一方也要有感情地承受，而不要抱怨或委屈自己。承担家务少的一方在心情上并不应该少投入。对于把自己全部世界都存放在家庭里的『妇』女来说，一旦丈夫提出离婚，自然便觉得一切都没了，自己被"抛弃"了，进而为自己的付出感到委屈、愤怒、想到了报复。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样的女人是可悲的。报复别人其实何尝不是报复自己？自己的心情被糟蹋，时光被磋跎、生命被忽视，生活全部被毁坏了。别人不爱自己的时候自己更应该爱惜自己。"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自己要清醒过来。当然这一切是要求人们首先具有一定的素质，有了高的素质才会有高的调节能力。由此我想说，国家要解决离婚率、"抛弃率"增高的社会现象，仅靠生硬的法律手段不一定能很好地生效，还有可能引发出更多的社会问题。法律表面上保护了『妇』女儿童，其实不然，这至少是把『妇』女放在了封建式的从属地位上，归根到底是『妇』女不自强，不自立的表现。男人生活的堕落或情感的转移，多元化正是这个社会转型时期的情感方面的体现，是"开放型经济"的必然产物。从建国到七十年代，人们的思想可以说要多纯有多纯了，同时人们的热情和重心完全在工作上和政治表现上，忽视了或无暇顾及到自己的情感。那样的时代是需要忘了自己的时代。 忽然间，时代大震动，社会大发展，人们回头看到了自己，纷彩蝶现的西方生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经济转机，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转轨。每个人都似乎找到了生活的思维，其实那思维或是错误的或是不定型而『迷』『乱』的。那么随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自然会有正确的思想思维涌现出来，它将引导着我们生活方向。 分析『妇』女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落后『性』、附属『性』和封建『性』。别总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被抛弃，自己站立起来吧！谁是保护神？法律让你身体健康不受损害，自立自强的思想让你精神健康不受损害。 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只有在经济的发展中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那婚姻家庭，情感问题也一样，必须在人们的思想经过裂变、动『荡』；最后经过反思、沉淀和稳定之后，才能自行解决，这需要时间，而『妇』女们自立自强思想的确立也需要时间。所以说应该等待等待。 综述，并不是说法律的修改，法律对婚姻家庭的限制，调节是不必要的。相反，在社会发展的不成熟阶段，法律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在婚姻家庭生活上，对道德败坏，伤害『妇』女儿童的行为，进行制约、惩罚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法律不是什么都要制裁，每一社会现象都有其被制约的领域。如果说用法律来强制人的情感世界，那么这种法律不仅可笑还会显得无力。法律不仅对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起一个权宜之计的作用，更应该引导人们走向进步，决不应使进步的事物再倒退。离婚自由正如结婚自由一样应受到婚姻法的保障。对"第三者"进行惩罚与主动提出离婚的一方进行"金钱罚款"并列等同起来显得怪异、荒唐。带有"诛连"的味道。因此我们在处理离婚之事时，应慎而待之，分别处理，将有责任心的与无责任心的要区别对待。 任何法律的出台都要慎重，绝不应该只根据少数专家和"受害者"的要求就用法律承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要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上讲话的。法律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婚姻法》应该有新的补充，新的更改。补充和更改都要顾虑到当前的实际和长远的发展。 婚姻是一个涉及诸多因素的复杂体，不是简单的二人的聚合。我要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有权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在追求自己的幸福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伤害了他人的情感，这是难免的。因为如果二人分开，会伤害一方的话，二人不分开就会伤害到另一方。只要这种行为没有触犯法律，不应该再人为地加以干涉、制止。 寄言给女人的话是：自尊自重、自强不息、不要把自己当成附属品、弱者。幸福在自己的手里。痛苦会有很多，但应该把它降低到最小程度。 这一切问题的解决，需要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人的教育文化知识，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在这一切成熟之前，法律既不可以超前，更不应该滞后。2.金钱与女『性』 在我们个人的关系中，分成许多层次，其中在最亲密关系中，金钱往往左右或影响着人的发展和退化，我们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似乎与我们民族重情感的传统美德相去甚远。在我们三起三落的关系中，情感的成份越来越小，功利『性』的成份越来越大，在层层温情的面纱后面，时时涌动着金钱的洪流。在我们冷静而理智的时候，不得不承认金钱在指导我们前进，尤其在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中，金钱编织着他们的主旋律。在情与钱的关系中，我们不能断定谁先谁后，就象水『乳』交溶一样，不可能分开。在现代社会中，情感至上者已经死了，更多人是金钱至上者。 在说钱和『性』的关系上，聪明人是不能说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太复杂了，不可能单纯回答二者的关系，真正的智者是把实际情况反映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先让我们看看来自不同人的生活说法。在社会中，有一种女孩，她向往一种富裕的生活，渴望摆脱平常人的生活奔波，希望自己的婚姻构筑在丰富的物质财富之上。人们指着她走过的背影说："一定会嫁给富人"，结果真的嫁。在谈起她的婚姻选择时，她会坦诚地说：我并不是为钱而嫁他，只是碰巧他很有钱而已。"这种回答从某种意义来讲，她说的是真话，能够做到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在她心中，已经将金钱的动机、『性』动机和情绪动机变织在一起了，在脑海中自己根本分不出来。她只爱有钱的人，就象其他的女人只爱头脑好的或者年长的人，或者高高黑黑的英俊男士一样，这件事在个人心中的付出深度远远超过自己对赚钱打算，这是未出嫁女孩的一种普通心理。在她心中，她的思考逻辑已把男人手中的金钱异化为男人雄『性』象征，当她要找男人味的丈夫时，自然就要找手中有金钱的男人，金钱成为男人的象征或化身，并牢固地确立在她心中，在与异『性』密切交往中，金钱已变成来自心中实现两『性』交流的呼声，在人的情感上、生理上已与它相互适应，溶为一体。一位社会知名度较高的女人在受采访时说："她唯一为钱而嫁的男人就是她丈夫。以后也不会改变了"。从有关他们夫妻的生活资料看，在她的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有钱的男人，这绝不是令人意外的发现，而是如实地反映了她选择男『性』标准，必须是有钱的男人，这不是她的市俗，而是在她心中她已把金钱与雄『性』密切地联系了起来。从她的以后作风上看，她不是一个为钱而活的淘金狂人，而是和许多别的女人一样，似乎自己见到金钱就能产生兴奋，并已经演化为一种本能反映。 在西方的文明中，风流的神明要算"天帝宙斯"。他能够把自己化为天鹅来证服莉达，化为公牛来强掳顾罗芭，化为一阵金雨来引诱丹夸伊。可以这样讲，宙斯很懂女人对男人『性』能力的看法，他也很会发挥自己男『性』的野味，让女人一见着就心猿意马。按照现代爱情学的公认公理，情人在每次约会中男人最后一次乔装能起到攻破堡垒中的最有力一击，女人往往在这时来评价男人的雄『性』和对自己爱的深浅。在任何场合的约会中，无论是男人口袋里钱币响叮口当，从一大叠钞票中拍出几张，多给侍者些小费，还是用私人飞机载她去著名的度假圣地，这些舞弄金钱的游戏都会起到一种挑情、浪漫作用，使女人在每一次的金钱无意的挑斗中唤起激情。亮出钞票是男人展『露』孔雀羽『毛』的方法，被追求的女孩子天生希望对方为自己花钱，这是女人的本『性』。从直观上讲一顿昂贵的晚餐，当然比一个牛肉饼更具有情感上的价值。这也许把人生看得太差了一些，但这是实情，它与我们理想中所希望的爱情差了许多。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不是这样，街上餐厅的生意不就是惨了，谁都能一眼看出餐厅中已婚夫『妇』和未婚夫『妇』的不同。一般婚后的人们根本不太有兴趣到昂贵的地方去吃饭。一个上流豪华餐厅老板说：百分之九十的主顾都是为生意而请客或带女友外出。 反之，如果一个人对女友小气，那就会驱逐『性』感，对帐单之类讨价还价，查得过细之人，会毁灭自己的求爱机会。3.媒体为媒会否渐成时尚 我们的祖父辈，婚姻大多靠的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到了我们，可以自由恋爱了，却有另一种苦恼：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青年人的交际范围却变得越来越单一、狭窄。可能我们已到了谈怀说爱的年龄，可是我们所认识的人实在太少，可能就局限在念书时的同学，工作中的同事，朋友的朋友以及有工作往来的人了。有人感汉信息社会使"地球成为了村落"，但许我人的婚姻常常只能是小圈子内的"近亲繁殖"，"有缘千里来相会"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然而，善解人意的媒体却让美丽的神话成为了现实。 (1)纸上婚市 有人称申江服务导报有三大热点--股市、球市、婚市，而婚市专版"人间鹊桥"最是游人如织。该专版由上海著名的婚姻研究专家刘巽达主持，和一般征婚广告不同的是，它让青年男女走上鹊桥，大胆披『露』自己的心灵和情感，坦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曾经有过的成功、挫折，展现自己的独特的个『性』和魅力，1000多字的个人自述，富有文采，饱蘸感情，新闻化制作的标题，再配上一幅个人彩『色』照片，比一般只见硬件（身高、职称、收人、住房等），不见软件（内心世界）的征婚广告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一位失去丈夫的母亲说--爱我，就一定要爱我女儿；一位已届而立之年的单身女士，则在自述中坦『露』了自己30岁生日独自为自己干杯的落寞，她渴望"有个宽厚的肩膀让我靠一靠，一双有力的手与我共建新家"；一位世界残疾人乒乓球冠军则以自己残疾的身体和从不认输的精神许下郑重诺言：我会好好爱你……而最动人的景观是母女、姐妹双双走上鹊桥，她们毫不避讳自己的心情和感受，真诚地向社会抛出绣球……据统计，目前在人间鹊桥征婚的，成功率已达20％。 (2)荧屏上的模拟恋爱 报纸琳琅满目的征婚形式，令一向在媒体中占尽优势的电视台坐不住了。继凤凰卫视的"非常男女"之后，上海东方台又推出了"相约星期六"栏目，这是一档探讨爱情主题、展现青年人个『性』魅力的综艺栏目，每期"相约"到该栏目的6对青年男女，可在该栏目50分钟的时间里，畅谈对婚姻、恋爱。家庭的看法，展现自己的个『性』魅力、机智幽默，认识新的朋友。当然，如果彼此欣赏，对眼了，下了荧屏完全可以进一步发展感情。该节目1999年1月24日首播至今，收视率已达18.5％，在上海综艺栏目中名列前茅，每期播出后，电视台收到的报名电话有1500个左右。上海复旦、交大的学生，每星期一讨论的话题，必是"相约星期六"中的内容。 在这档年轻人的时尚节目中，6对青年男女皆以最真实的姿态上阵，每位嘉宾后方都有一个后援团，他们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是最亲密的朋友，当前方嘉宾遇到什么疑难，后援团会及时地给他（她）出谋划策，指点『迷』津，经过多个回合的"自我展示"，对一系列爱情难题作出富有个『性』化的回答。后援团还能在后面的"『乱』点鸳鸯谱"栏目中，给自己的嘉宾在对面的6对异『性』青年中选出他们认为是最合适的，当然，最终作决定的，还得嘉宾自己。 "相约星期六"节目制片潘秋华颇为自豪地说，"相约星期六"不仅仅是让这些素不相识的6对青年男女来赴一个约会，重要的是向社会倡导了一种健康、文明。开放的当代爱情观。 (3)"高速公路"上的鹊桥会 有人把今天的多媒体称作第五大媒体，随着多媒体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走进千家万户，人们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谈情说爱已成为了一种现实。今天，全国多媒体网络有1500多家站点，其中办得不错的婚恋网站就有爱线、金陵鹊桥等30多家。北京的爱线网站不到一年时间，已登录2万人，网站访问者26万人次；南京今年初开通的金陵鹊桥已有2000多人登录，目前来网上访问的人数达10万以上，每天平均有500人以上访问金陵鹊桥。金陵鹊桥站长何军先生说，登录、访问金陵鹊桥的多以年轻人为主，人群层次较高，并且多精通电脑，他们之间更有共同语言。鹊桥为保证信息的有效『性』、可靠『性』、纯洁『性』，对登录者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严禁网上玩笑。在网上相识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进一步交流感情，不久，该网站还将开通网上直接对话。当然，鱼雁往来，总得一见，如果彼此喜欢，真正的故事还得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才开始。 起码，我们听到了10多个金陵鹊桥上走下来的成功例子。一位女士大学毕业，在一集团做设计工作，『性』格内向，36岁还待字闺中，在她几乎对爱情失望之时，一位35岁的男士在网上发现了她，经网上交谈，两人的爱好、兴趣。人生态度竟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并且都是常州人，几乎是一见钟情，两人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媒体，在现代人的爱情生活中越来越充当着重要角『色』，它因为有更多的"展现"功能而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为今天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谈情说爱的平台和舞台，"媒体为媒"已逐渐变为现今社会的一种所需和崭新的景观。4.网上婚恋：几多欢喜几多愁 婚恋之情，是人类繁衍生息中一项永恒的内容，在我们传统观念中，也有缘分之说，诸如""有缘千里来相会"已成为许多痴情男女的信条，可这种颇具浪温式和婚恋的成功率却颇低，不过，张凯指出，随着互联风的普遍散开，网络婚恋会成为痴情男女的追逐热点。至于"红娘"的充当则有待完善。 一个在澳大利亚念书名叫健文的男孩，两年前，为了排除寂寞，在网上与一女孩互通电子邮件，没想到，在"你来我往"中竟深深地相爱了，哪怕与恋爱对象从未见过面。但健文却达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最终"逃学"飞回新加坡，与这位深恋的情人见面，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注册结婚。健文的举动，让他的同学和朋友都感到大为吃惊。 如果说健文的果断行为还不足以证明网络红娘的优越『性』的话，那么王双的奇特艳遇，着实会令人吃惊了。 王双相貌平平，家境贫寒，若是走在马路上，别人绝不会将他挑出来另眼相看。但是，他却颇有才华，是位网络高手，他的聪明才智，在电脑和网络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由此，给他凭添一层魅力。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在台北市"『政府』"上班的小云。虽然小云的家境与王双的截然相反，但是，他们在网上却恋得如胶似漆。 1999年4月份，小云专程从台湾到祖国大陆来，许多人推测，他们的缘分也许就此为止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小云根本没有为王双平凡的外貌与清贫的家境而动摇，并拟定在来年春节结婚。 这些从虚拟世界走人现实洞房的事，着实令人吃惊，令人感叹。有人肯定会说，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感情总得通过彼此的了解，需要时间与身体语言来慢慢建立，怎可能由从未谋面一下子就结为伉俪呢？这样独特而迅速，会不会对传统的人际交往造成破坏？特别是在网上恋情逐渐盛行的今天。 显然，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网络情感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虽然内容与传统的社会结构内容相似，但形式完全不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令人着『迷』，同样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被瓦解。 但是，还有许多人的认识却截然相反，他们认为通过电子邮件的互相传递本来就是一个较为理想的了解渠道，更何况利用现代科技，还可以将双方的照片扫描到电脑里，通过电传，可以看到对方的照片，感到满意之后，再去赴约。这不正是传统恋爱方式的一种加速表现吗？怎能说它严重缺乏社会基础呢？ 于是，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中，许多网虫不仅『迷』恋网上的正当恋情，而且更加痴『迷』于网上另一种恋情--网上『性』事。他们将现实的"电话『性』事"延伸为虚拟的"网上『性』事"，因为它比"电话『性』事"更为"安全可靠"。 在此，我们先说一下"网上『性』事"。一般来说，"网上『性』事"有两类，一是在即时交谈网络空间里直接与不认识的对方，利用键盘"做爱"，另一类是利用网络交友栏上的广告寻找对象，然后通过电子邮件一来一往地"做爱"。可以和多人一起进行"『性』行为"，而且能够跨越大洲大洋，在言语（文字）的运用上没有任何顾虑，其满足感远远高过"一般"的『性』事。 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些聊以自慰的精神恋情最后大多都能演变成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行为，正像前面提到的两位，或很多媒体报道的例证。不过，我们这里要谈的是，正是因为电脑网络的隐蔽『性』、神秘『性』，给了一些精神伪君子以可乘之机。他们频频上网，与多人相恋，致使不知情者上当受骗。 一位名叫史蒂夫的男人，在爱情方面受到挫折以后，直到32岁还是光棍一个，他不屑于同现实中的女孩交往，而『迷』上了网上征友。不久，在网上便碰上了一位善解人意的"失恋女"，从每次的信函中都不难看出她情真意切的一面，渐渐地，史蒂夫堕入了她的情网。在他对"失恋女"爱得发疯的时候，约她见面，她总是婉言谢绝。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失恋女"的真实地址，史蒂夫满腔激情地与她见面时，出现在他面前的"失恋女"令他大惊失『色』，竟然是一位身高六尺，满脸络腮胡子，没有职业，已38岁的大男人，靠救济金生活，唯一的爱好就是网上同『性』恋，据他电脑中的记载，他在全世界已有23个热恋中的"情人"。 关于这一点，某男士曾经作过一次试验：在国内有名的瑞得聊天室，以"玉美人"注册网名聊天。开始，男士编造一大堆美丽的同句：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北京一家世界著名外企工作，月薪6000元，家在新疆喀什，维吾尔族，上网不到5分钟，便有5-6人围过来与"玉美人"聊天。为了制造一个聊天高『潮』，男士编造了外企老板『性』『骚』扰的话题，结果，很多人又是出主意，又是要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希望联系。约一个小时后一个名为"老墩儿"的北京"老网虫"说了一句话："你不像女的。"为了结束这种试验，男士说："是的，你很聪明。"最后，大家一笑了之。 其实，在很多聊大室，上网者都是以注册网名出现的。为了使聊天有趣，经常泡网的"虫虫"常编造出很有意思的名称。比如，克林顿、大螃蟹。唐婉儿。西施、左罗、土豆等名称上网，注册时，聊天网点也不审查上网者的情况，也许这就是上网聊天被安排在娱乐分类的原因吧。我们也常听许多网虫说，网上聊天娱乐休息为主，聊天的内容，不必过分认真，否则自讨没趣。所以，只要谨慎处之，在网络这个海市蜃楼般的世界里，上当受骗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目前，像史蒂夫这样上当受骗者，可以说难以计数。他们大都还是太单纯；对网络规则不尽了解，什么东西可信，什么值得怀疑，他们没有个主心骨。 静看网上恋情，是有喜亦有悲，对其究竟作何评说，尚处初级阶段的新事物，实在难以定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上网"新手"，对于网上的东西，请不要过于认真。5.试婚会不会流行开来 据资料显示，我国的"总人口离婚率"近年呈逐步上升之势。其中，北京、辽宁、吉林、上海等省、市甚至超过了10％。过高的离婚率，不仅给离婚当事人带来了身心的痛苦，也使即将跨进"围城"的婚龄男女对成功婚姻的期望值打上了折扣。有些青年男女甚至发问：世上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爱情，有没有和谐、牢靠的婚姻？一些青年男女为此对婚姻的选择持一种欲进又止的心态。他们担心一旦跨入"围城"，生米煮成了熟饭，再发现双方相处不谐凋，那就反悔太迟了。 于是，试婚这一两『性』关系的新探索，便开始被一些都市新『潮』男女所接受。这种试婚，是指未婚男女（包括已婚离异者）以婚姻为取向，按照婚姻的模式进行的一种试验。这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行为。试婚者对于为什么要进行婚姻试验，试验什么，怎样试验，以及试验后又将干什么等，都是"心中有数"的。而人们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一尝试的呢？尝试的结果又是否如人所愿？下面，请听几位当事人的独白-- (1)走出父辈的阴影 我虽然有父母，但自小就生活在一个没有温情、没有爱的环境里。父母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一见钟情、草草结婚的。婚后，他们从未和睦相处过。从我记事起，我的父母就一直在吵架。似乎一天不吵，他们就没事可做，这就是我眼中的婚姻。为此，虽然我不抗拒婚姻，但对自己未来的婚姻仍然缺乏起码的信心。我常常琢磨父母的婚姻生活，终于得出结论：他们的悲剧，就缘于婚前缺乏充分了解，缺乏相互的适应。就像上街买鞋，对准尺码，没有试一试就买下了，可等回家一试，才发现原来太窄了，这时再退不就迟了吗？ 我与志已"拍拖"两年。在正式登记结婚前，我对他说，在恋爱期间，我们相处得很好，彼此感觉不错，但婚姻毕竟不是恋爱，恋爱时好，婚后不一定就好，如果现在就登记，一头扎进婚姻里，一旦发现彼此不相适应，再离婚就不好了。不如在婚前，完全按婚姻的形式试一试，适应的话就领证，不适应就各奔东西。志虽然对此持不同意见，但考虑到我的经历和隐忧，最终还是同意了。我们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唱起了锅碗瓢盆交响曲。 试婚半年来，虽然我们过得很甜蜜，但内心总是不很踏实。尤其是志，嘴上虽没说什么，但我感觉得到，他需要的是一段名正言顺的婚姻和一个带得出去见人的太太。为此，我们已考虑尽快去领证补办手续了。 (2)爱情只相信忠诚 少女时代，我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后来进城当了工人，远离故乡亲人，我倍感孤单寂寞。这时，宇出现了，他犹如冰天雪地里的一个暖炉，带给了我惊喜和温暖。相同的乡音和经历，使我们在没有亲人的陌生环境里一见钟情。 从小，父母就给我灌输不要轻易相信人的观念。可是，我总是不以为然，认为爹妈以前吃苦太多，把人看得太可怕了。现在时代不同，人心也该不同了。话虽如此，但我与别人相处时还是十分谨慎的。在与宇的交往中，开始时，我一直保持一个度，但随着双方越爱越深，我终于经不住他的软磨硬缠，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偷尝了禁果。按我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和观念，我与他到了这一地步，只有尽快结婚，才是唯一的选择。 婚后，我和宇也曾有过一段令人兴奋的甜蜜生活。但在孩子出生后不到半年，宇便经不住外部世界的诱『惑』，弃我与孩子而去，与一个卖服装的女个体户勾搭成『奸』，公然同居在一起。就这样，我对美满婚姻的梦幻，被一张冰冷的离婚证书打得粉碎。 这一次失败的婚姻，印证了爹妈从小对我的忠告，使我开始对什么都不再相信。但我还年轻，30岁的女人，正是需要爱的年龄。在好心同事的介绍下，我又认识了诚。在与诚的交往中，我们都感到了一种美好的甜蜜，我对他十分满意，他对我也很倾心。可当提到结婚事宜时，我不禁又想起第一次婚姻失败给我心灵上带来的创痛。当诚一再提出结婚的要求时，我向他提出了按婚姻的形式先试一试的想法。诚虽然体谅我的过去，但始终认为只有合法的婚姻，才能体现出他对我的忠诚。为此，我们都陷入了无尽的烦恼之中，两人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3)试婚不等于恋爱 在我与廉看来，恋爱与婚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恋爱，感情热烈、浪漫，彼此不需负什么责任，无牵无挂；而结婚，则要受一纸婚约的控制，责任、道义令人沉重，怀孕、生孩子、上班挣工资，锅碗瓢盆交响曲，不把人累坏才怪呢！哪还有闲功夫谈情说爱？所以，我之所以赞成试婚，只是想让恋爱季节得以延长，不想过早地让一纸婚约和生活琐事制约了爱情。我们只不过是把试婚当作爱情存在的方式罢了。 现在，我和廉过着无忧无虑的同居生活。他有他的朋友圈，我也有自己的社交圈；他可以按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也有我自己的人生准则。尽管我们常常大异其趣，但也能"和平共处"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并不是拒绝婚姻，只是感到我们现在这样过，比那些结了婚就反目的婚姻生活好得多。只要能相爱，能够曾经拥有，我们并不在乎能否天长地久。 对于我们的关系，街坊邻里、同事朋友常常指指戳戳，双方的父母也为此气坏了。面对外界的压力，我们也生活得不轻松。再说，有时静下心来，看到别人夫妻俩牵着孩子在街上倘徉，充满天伦之乐，我们也很羡慕，也想生个孩子增加生活乐趣，可一进入结婚实际『操』作期，我们又退缩了。我们实在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唉，还是再玩两年吧！ (4)有违道德的选择 我们不否认，多数试婚者，本质上都是渴望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对婚姻抱着较高的期望值的，并非只为纵情玩乐。但是，试婚者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性』生活的道德『性』和合法『性』。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价值取向上，『性』，虽然是两人之间的私事，但它是要受到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只有得到法律认可的"『性』"，才是道德的，才是合法的。否则，不但有悖道德，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还要负法律责任。试婚，就其形式来说，终究经不起法律的考验，也难以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即使是对试婚当事人本身来说，也是弊大于利： 一是为存心不良的男『性』玩弄女『性』提供方便。两『性』结合，毕竟是一种情感投入，而试婚同居则不受法律保护。既然是试，就有分手的可能。因为女『性』处于弱者地位，她们生理上的特殊『性』，比如要负担怀孕、人流、生孩子等，一旦分手，女『性』受到的身心伤害更厉害。 二是试婚为两『性』情感的随意『性』提供了条件。在一个健全的文明社会，人类始终视两『性』情感为神圣的东西。而试婚，因其没有责任的约束，相互制约力很小。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那些意志薄弱、感情不坚定的试婚者，一旦遇到新的诱『惑』，很容易就会"红杏出墙"。 第三，试婚与圣洁的感情格格不人。选择试婚者，其潜意识中首先就是对对方抱怀疑态度，对对方情感的忠诚缺乏信心。而怀疑，与圣洁的感情是格格不人的。试婚看似尊重人格平等、独立、个『性』自由，可骨子里却蕴含着人格上的不平等、不信任和不尊重。 香港著名作家倪匡曾说过："爱情是不能试验的。因为爱情是经受不住试验的。"感情是脆弱的，我们奉送"慎之又慎"四个字给试婚路上的男女。婚姻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相适应，并采取为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生存、生活方式。只要有真爱，就应对婚姻充满希望和信心，应拿出勇气来面对随之而来的义务与责任。6.我国婚姻家庭的隐形杀手 对婚姻中的女『性』来说，"幸福感"是既飘渺又实在的东西，它往往猛轩突出，飘然而过，而生活中之琐事，也成为这种美好感觉的"隐『性』杀手"。不久前公布的国人的婚姻质量调查报告》表明，我们的幸福正面临着四大"杀手"。 (1)烦恼的家务劳动 调查表明，因家务发生摩擦的高达51.7％。很多时候，家务成了夫妻天天都要面对、经常困扰双方乃至诱发冲突的导火线，家务劳动的分配常常是"两个人的战争"的重要内容。 调查表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家庭主『妇』们工作、家务双肩挑，负担沉重，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时有冲突，如果得不到来自丈夫和家人的好言抚慰，憋闷在心里的怨气就会在家务的任何小事上爆发；二是社会状况的剧烈变动，每个人的机遇，条件都不一样，如果妻子获得了某种在事业上发展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要求与丈夫转换一个家庭角『色』，而丈夫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要求并完成这种转换，往往会在较长时间内形成家庭内部的摩擦和争执。 (2)无所适从的子女教育 调查中被访者的叙述表明，因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不一致而发生的家庭矛盾和争执占了婚姻冲突的38.1％，在上海比例更高，达到47％，这其中尤以结婚10到15年的夫妻为最，因为此时孩子大多处于小学、初中阶段，如何规范孩子的行为，开发孩子的学习潜力最易成为争执的焦点。 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普及，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又恰逢一个充满竞争压力的时代、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成人本身就存在着许多人生困『惑』，在引导指点子女时常感无所适从，难免引起不同观点和方式的争执。 (3)无趣单调的闲暇生活 据调查，目前，看电视，探望老人和亲戚，逛街购物成了闲暇生活的"老三样"。年轻的、尚未生育的夫『妇』还有一些双双出入文化娱乐场所和公园，外出旅游，参加朋友聚会的机会，而随着孩子的出生，负担的增加，浪漫似乎成了"奢侈品"。即使在物质生活水平已有了一定的提高，双休日又提供了更多闲暇时光的情况下，很多家庭的单调无趣也并无明显改观，他们把更多的注意转向了子女，夫妻独处的时间和空间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两人世界"的感情滋养长久缺失，在不知不觉中"谋杀"着家庭的内在生命力。调查显示，城市里的年轻夫『妇』在最近一次的结婚纪念日无任何举动的高达55.3％，在最近一次对方生日时无任何庆贺举动的达35.8％，被访者自述对方从不"送一些表达心意的小礼物或给自己一个意外惊喜"的高达40％，在日常生活中夫『妇』经常有亲热行为的仅有7％，而从无亲热行为的高达30.3％，这就怪不得很多夫『妇』在多年的家庭生活之后，除了感受到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几乎已丧失了体会"两情相悦"的心境的能力。 (4)满意度不高的『性』生活 在这次调查中，在回答『性』生活重要『性』的认识这个问题时，认为"『性』生活很重要"的仅占10.9％，"比较重要"的占29.6％，"一般"的占45.1％，"不重要"占13.5％，只有3.6％的受访者承认『性』生活是维系婚姻的主要因素之一。只有5.9％的被访者认可配偶经常和自己交流『性』感受，只有6％的丈夫和30.5％的妻子自述配偶"经常"提出『性』要求。 调查还显示出，夫妻对『性』生活的满意度的打分低于感情生活而高于物质生活，平均为4.95分（7分为最高分），不算太低，但丈夫对妻子的抚爱时间却普遍较低，从而影响妻子的『性』快乐体验，致使夫妻间开发彼此"『性』"趣渐淡，久而久之成为影响婚姻关系的破坏因素。 职业画家文秋说：倒不是因为我自己在感情和婚姻上是失败者，才对爱情和婚姻持悲观失望的态度，确实就连有美满婚姻和家庭的朋友也对此观点大发感慨，让我不得不继续悲观绝望下去。我想，21世纪的人类不会像我们这样轻易谈婚论嫁，轻信爱情，他们会变得更精明和更了解人『性』。 人对爱的需要是永远的，爱的含义太博大精深，它跟爱情确实是两码事，人在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爱或没有足够的能力爱别人时，多爱爱自己就不错了。 随科技发展，新的思念已出现，21世纪的新人类在情感问题上解决起来更便利，他们不会有太深刻的失望，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需要有太多的幻想和无知的愿望，对婚姻和爱情他们会有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新态度和新方式去理解和解释。7.独身者说：我独身故我在？ 随着中国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人们也出现多种生存姿态，独身便为其日益壮大的一种。 其实，独身者的存在并不是个希奇事。改革开放前后的我国都市社会，都有独身者的身影。就连我国古代社会，也有独身者的空间。比如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著名女诗人李清照，都过着某种意义上的独居生活。我国古代诗歌中那么多的弃女怨『妇』，岂不都是处在某种独身状态？她们的生活，她们的情感，被敏感的诗人们写得如泣如诉。 然而，今天我国都市社会中的独身者族的生存姿态，却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出现的。以往的独身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社会的歧视的。作为独身者本人，其独身生活也是一个备受压抑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有关独身者生活的描述，就知道了。就以往而论，一种独身状态往往是人的尴尬的生存状态，对于女子而言尤其如此（实际上，在我国封建时代，男『性』独身者几乎是不存在的）。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独身者，其独身生活没有什么自由自觉的味道，倒不如说是独身者本人被外在和内在的力量囚禁于"独身"的牢笼之中了。因此，一所谓"独居"总会被视为一种非正常的状态。女子待字闺中，总盼望着有人来娶。无人来娶的姑娘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妻子若被丈夫遗弃，受到责难的不是丈夫，而是妻子。人们只容忍两种女子"独身"现象的存在，并将其视为正常：一种是娼『妓』，一种是"节『妇』"。前者是男『性』纵情声『色』的对象，后者是男『性』为明媒正娶的妻子们树立的榜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所描写的白流苏是一某种程度上已经解放的我国现代都市『妇』女，她自由并勇敢，能够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位精明而勇敢的女子身上，我们也不难看到来自家庭与社会对她的压力、周围的人们不能容忍她的独居生活，千方百计要从白公馆中驱逐出去。她的巨大心理压力，使她在范柳原那里完全处在被动地位，她所坚持的婚姻，在范柳原眼里于是成了极可笑的东西，被蔑视为长期的合法的"卖『淫』"。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都市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长驱直入，整个的风气似乎都为之一变--尽管这"一变"早就在暗中开始蠢动了。"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得快"，这就是人们的普遍感觉。不可小觑了这种感觉，这里面表『露』着一种无奈，一种认可，同时亦暗含着一种欣快感。这种被分化得零碎而普遍的社会意识，为那新的独身者姿态的出现，准备了社会心理基础。除此之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变化。"市场经济"进程在我国都市社会的开展，造就了愈来愈多的经济成分，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公私或中外混合资本在城市之中寻寻觅觅，寻找着发财的机遇，它们是我国都市生活表层下面涌动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暗流，按照它的本『性』，它必得寻找某种体现、凝聚为实体的力量，于是你就可以看到，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浦东新区那些崛起的公司和它们的巍峨大厦。 这些相对自由而灵活的经济实体和分配方式，为我国当代都市的小资生活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也正是在小资生活之中孕育了新一代的单身者族。换言之，笔者的看法是。90年代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为都市中的具有小资情调的单身生活提供了物质前提，而与之相适应的观念上的改变，使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为人们所默许或认可。须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自觉的生存形态，近年来，它已经不再满足于人们的认可了，而是竭力张扬其价值与快乐，显现着这样的方式特别值得一过。小资们会特别认为一个人的世界因此而变得更精彩，过上那样的生活也会很"爽"。 应当予以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单身者一族或独居者一族，是我国当代都市中的这样一些人：她（他）们是超过了结婚年龄的青年男女，大致的年龄分布是在22岁到40岁之间，以都市女『性』居多。她（他）们一般都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大部分人是外资或私营公司的白领，或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员工。她（他）们大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有较高的学历，懂得最新的科技和经营管理之道，有较纯熟的外语，有自己的娱乐圈子和娱乐方式，那是与都市中的芸芸众生判然有别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可以将其名之为"一个刚刚进入单身者行列的年轻女孩的快乐"。 这个女孩刚刚走上社会--也许是大学刚毕业。她走进单身者一族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对于那些大学刚毕业的女孩来说，这是她独立人生的第一步。单身生活无疑是一个新鲜的体验，那意味着一切都要自己打理，一切都要靠自己，自己也享受这一切。租房子，买电器，为自己买来所需的一切东西，将它们陈列在自己的周围，想怎样就怎样，全凭自己主张，这是何等的快意。她将自己的独身体验概括为："独立使自己变得能干"；"享受自由"；"洒脱地花钱"；"很容易交朋友"；"生活在希望中"；"自由的代价是孤独"；"生病时最可怜"。由这些体验，我们知道，她确实是 个"快乐的单身女孩"，我们还知道，她的快乐其实并不简单。具体来说，她的这样一些感受是富有意味的： "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和男友约会，我感到我享受到了自由的价值。有许多时间干我喜欢干的事情。我可以临时安排任何活动，和朋友去酒吧玩到凌晨，随意决定什么时候去听音乐会.用不着打电话通知什么人我不回去了。没有人指责我，我的内心充实而满足。" "有钱的时候我可以很奢侈，没钱的时候我也可以一文不花，捉襟见肘也没有人嘲笑。我常常半个月就把一个月的工资花光了，有时候我会花很多钱进高档餐厅，有时候我会在低级的小餐馆，要一份廉价的饭菜。" "比起婚姻的生活，独身生活有更多的机会尝试新的体验。对我来说，我的感情生活每一天都是不确定的，比如不断去新结识一个个我喜欢的朋友。这种可能『性』使我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和新鲜感。" "……我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深渊，孤独得发疯，我频频地邀请朋友来共进晚餐。屋里有人，我感到心是往上跃的，没人，我感到心是往下沉的。……周末常常是寂寞的，这个时候，我既不想回到小屋，又不想去见任何一个朋友。我也许会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看着一扇扇窗户，听着从那里面传出来的电视声、餐具撞击声、说笑声，甚至连夫妻的吵架声也值得羡慕。……我忽然发现，原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并没有什么人在等待我，既没有什么人牵挂我，我也没有什么人好牵挂。有时候，真想牵挂什么人。" "如果有一天，我的生活中出现了那么一个人，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他结婚。" 这个"快乐的单身女孩"的感受，道出了我国当代都市社会的一种单身滋味：职业上的可能，经济上的独立，任『性』与享乐的欲望，再加上那么一点孤独。在交友与享乐这两点上，这个叙述强调了一种比较随意的自由的西化方式：在这里，所谓快乐，就是一种个『性』化和自由的感觉。不过，这个快乐的女孩，当她孤单无助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希望，那就是逃避自由带来的痛感，"希望有一双强有力的手臂紧紧抱住我"。读了这个故事--我们暂且假定其为真，上了年纪的人也许会为她叹息："这个女孩，真是怪可怜的。"其实，这个女孩虽然快乐，但十分明显，她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飘泊的不定状态，就像一条小小的船儿在水面飘『荡』，富有诗意，但经不起风浪，她在等待着那个理想的他来终结她的这种状态。不过，她年轻，有钱，能等。这是我国当代都市社会的发展对女『性』的一大贡献，这可是实实在在的自由啊！想想那白流苏，那样一个精明果敢的女子，也被经济的生活的舆论的压力迫得失去尊严，如果她在今日之北京或上海，是个白领，想必会是独身者一族的中坚呢，所谓范柳原，那是个什么东西！ 最近，有一个词经常见诸报端，这就是所谓的"女贫族"。当我们看了有关的报道才知道，这个"女贫族"其实一点也不贪，即使是按照北京上海的标准，她们的收入也是蛮高的。她们的"贫"滋味有两点应当注意：其一，所谓贫是由于太会花钱造成的。她们都是独身者一族，生活价值观念基本上是西化的，她们的钱差不多都用在高档名牌消费和旅游等方面。但是--其二，光凭这一点，还不能断定她们是"小资"，她们的小资情调体现在她们的"贫"姿态与"贫"滋味上。这个姿态与滋味在于，她们的"贫"是在追求一种"极端"与"前卫"的感觉，其核心是个『性』化的自我价值，正是由于这一追求，才使她们不顾一切地消费，并"一贫如洗"的。上面那个快乐的女孩，已经开始『露』出"女贫族"的一些征兆了。 那个快乐的女孩如果真的变成了"女贫族"，她的生活遇到了困难，怎么办呢？当然这用不着我们为她『操』心。不过 日本和台湾的"单身寄生贵族"提供的模式，倒是聪明得紧。说不定会对"女贫族"或准"女贫族"们提供一些启发。据说在日本和台湾，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其主体主要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到了20、30岁还不结婚，自己有一份收入，但是不必向父母交一分钱，平时的吃穿用住全赖老爸老妈解决。这样，自己的钱就可以专款专用，维持高档次消费。日本社会学者山田昌弘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单身寄生贵族"。据说这批人两年前在日本就有1000万，差不多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现在，台湾似乎也达到了这样的比例。而在咱们国家似乎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是我们倒有一 担心：如果都市中的前卫女『性』真的到了"一贪如洗"的地步，那么，变成"单身寄生贵族"也就为期不远了。 也许，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在今日之我国都市，特别是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都市，经济尚充满活力，独身者一族，大都属于城市之飘泊者，他们一般有着个人奋斗的经历，今天的所得并非完全仰仗父辈的荫庇，那里有着他们自己的一点艰辛。所以，对他们的单身者姿态没有必要太在意。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之所以采取这种生活方式，有形形『色』『色』的原因，这些原因一般也都挺动人的。即使没有什么原因，为了单身而单身，不也是个不错的理由吗？ 在我国当代都市之中，单身者一族已经变得十分庞大了、随着经济的发展，观念的变化，这个族群可能还会膨胀、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看，他们的存在也并非没有意义。实质言之，都市中的单身者一族是这个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本身。他们有自己的经济学，他们的存在是一种消费，并现实地刺激和带动消费，他们对物质享受的不懈追求，他们的消费主义倾向，对拉动我国的gdp不是没有意义，凡是有利于拉动gdp的消费行为，为什么不予以鼓励呢？经济是政治的集中体现，他们的经济就是他们的政治，因此他们有他们的政治学。他们都从骨子里拥护改革开放，本身也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他们主张着一种西方式的文化，并带头实践其价值理念，他们常常是都市中的时尚先锋。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都市中的单身者一族，他们那一些人的天空可否精彩？此一问便猜得缤纷，猜得浪漫，恰中小资们的情怀。而单身者一族的生活情调，主要还是一种文化姿态。它总是意味着更多的猜想，更多的未确定『性』，更多的自行其是，更多的自由空间。这一姿态受到我国当代都市经济的有力支持，因而就具有了现实『性』。一个独居的男孩，或者，一个独居的女孩，为想象提供了多么大的浪漫空间哪！它自然而然地就潜在地具有故事，就有传奇『色』彩。在如此平庸的生活里面沉浮，现代都市中人是离不开传奇精神的。也许当我们抬头仰望，于都市的夜空中，一便可看见那一条条单身贵族者的扁舟在漫漫的夜气中飘来『荡』去，他们的身影，勾勒描摹着我国当代都市的曼妙星空，湖『荡』漾着脉脉温情。面对着如此夜『色』，我们也会不禁由衷感叹。 ========================================================================================================================== 【申明:本书由 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TXT手机电子书，我们因你而专业，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请登陆 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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