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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自传谈艺术人生——时刻准备着 作者：朱军


前言
11年前，杨澜不经意间的一个提议，让当时还在兰州工作的朱军，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进军”中央电视台。然而当他携带家中全部积蓄2000元钱只身来到北京后，却远不是想像中的顺遂人意，而是这座城市对他这个“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冷落。拒绝、孤寂、漠然和生活无着，使他一面想就此止步“打道回府”，一面自我宽慰“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其中的跌宕起伏、悬念层出，似乎让人走入了小说情节，但毫无夸张的都是朱军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经历。当他做成《艺术人生》之后，张越曾推心置腹地说：“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而朱军觉得，还得信那句老话：　　机遇，从不光顾毫无准备的人!　　那么朱军究竟“准备”了什么?在这里，朱军一一生动道来：父母近乎“苛刻”的家教；侦察兵脱胎换骨的磨砺；才艺上的天赋和痴迷；目标确定后固执甚至“愚讷”的追求；当然还有因为好心眼积蓄的好人缘，所有这一切让他经历中有数次不可思议的机缘巧合，极为传奇。

简单生活（图）
被人知道，受人关注，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梦想，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到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兼任团里的节目主持人。当时主持人在舞台上还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报幕员。常年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贯口的功夫，使我当个报幕员还是游刃有余。由于我是部队老兵，形象还算一身正气，嗓音尚属浑厚，是八十年代比较标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形象，所以在“兰战”稳步发展。　　当时在部队生活比较简单，有那种单纯的快乐。我和谭梅也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娇妻的陪伴，日子也还悠然自得。由于我和谭梅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生活压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有500多元。

小富即安（图）
那时我在兰州已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主持一些社会活动，所以常有些“外快”补贴。团里吃饭免费，给演员发饭票，吃不了可以换成钱。那时，还不懂理财，不像现在的小两口，供房供车，还银行贷款。我们那时侯不用，再加上部队文艺工作者处处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对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拥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忙的日子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带着谭梅到兰州最美丽的滨河路上兜风。　　其实，我是个野心不大的人，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我设想自己的今天应该就是住在兰州一幢比较普通的居民楼中，可能会有一个快上初中的孩子，没准正希冀着买辆家庭轿车或供着一套新的房子。其实想想，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恬静、淡然的日子，至今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人生碌碌无为，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生是可以在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中改变。
初识电视
1989年的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节目除本台主持人外，还要从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一个主持人。说是主持人，不过是报幕员换个体面说法而已。当时的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亲自为晚会挑人。于是，凡在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　　那时电视对于我来讲，与“电视机”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我和为数众多的观众一样充满神秘和好奇。到了电视台，一切都觉得新鲜，也对那些忙碌的编辑记者从心底里羡慕和敬重。导演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话，就让我回去了。当时觉得电视台办事效率真高，来了就直奔主题说事，说完就走人。那次对电视根本没来得及产生兴趣，权当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电视，朋友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门后回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继续以往的生活。　　几天后，我因为感冒发烧，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兰战”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到电视台商量节目的事。浑身酸软的我只好带病前往，当时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到了电视台，我仍在药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隐约听见领导让我当这台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录制时间近在眼前。这无疑是军令如山，没有后路可退。　　于是，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种感冒退烧药，就踉踉跄跄去了录制晚会的礼堂。与导演交流了一阵之后，刹那间台上灯火通明，一股灯光热气扑面而来，对这些我并不陌生，只是觉得舞台上的灯光比平时亮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瞬间，我忽然感到精神大振，病也好了，人也变得特别兴奋。下了台依然亢奋不已，直到晚会录制完毕，我一直兴致昂然，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现在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要不是发烧烧糊涂了，还真干不了这行！那次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两小时的晚会，录制成电视得多出好几倍的时间。当时因为发烧迷糊，也忘记了紧张，录制地点又在一个我熟悉的剧场，和平时演出并无大异，只是多了很多摄像机，但是它们离我很远，基本上与我不发生关系。于是，这第一次触电的经历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传奇，只是带病坚持工作之类的表扬不绝于耳。唯一留下的就是那种久久不能平静的兴奋。

萌生梦想（图）
那次在甘肃台“双拥”晚会之后，我新奇地发现，当我走在大街上，竟然有不认识的人指着我说：这不是电视里的那个人吗？我惊愕地看着说话的人，人家说说就走了，我却琢磨很久，甚至有了瞬间的得意，那种感觉和立功受奖不一样，是一种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的兴奋。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那种感觉无法细致描述。现在想想，其实人都需要被鼓励，被承认，电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的这种特殊感受。　　回到家，我端详着家里的电视机，方方的一个大黑匣子，居然可以给人带来如此激动!我这才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了清晰的概念和瞬间的梦想。　　记得毛阿敏在《艺术人生》节目中回忆，她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完了乔羽老师那首《思念》之后，在回上海的飞机上大家指着她说，你不就是昨天晚上唱歌的毛阿敏吗？讲起这段时她非常兴奋，“我好荣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我。”那一刻让她有了梦想，梦想真厉害，它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我站在街角那一瞬间也开始有了梦想，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在那个相对简单一些的年代中，我还不会想到今后可能的那些名利，但是被人注意、被人知道，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兴奋，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难忘那一天
杨澜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五年，也就是五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1993年6月21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当时甘肃省电视台正在筹备庆祝党的生日晚会，这是省台重大事情，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我在当地也算“脸熟”主持人，因此选定由我来担任晚会主持。而这次晚会，对我来说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是结识了杨澜。当时省里从中央电视台请来了当红主持人杨澜。　　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在全国有极高的收视率，杨澜和赵忠祥老师那句著名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成为无人不晓的流行语。杨澜北外毕业的文化背景、知识女性的文雅举止以及清新流畅的主持风格，深为大家喜爱，更重要的是，她来自中央电视台。在地方台，中央电视台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在电视观众心目中的威信无与伦比，能和他们合作当然荣幸之至。杨澜的时间安排得特别紧张，算上录像在兰州逗留的时间不过十几个小时，而站在台上和杨澜搭档的主持人便是我。　　为了抓紧有限的时间，导演让我们到机场接杨澜，下了飞机就开始对词，晚上就正式录像，这期间连寒暄的时间都没有。杨澜很职业，没有电视上漂亮，但是气质很好，说话做事得体到位。第一次见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挺拘谨，大家都上车开了一段时间，我才腼腆地自我介绍，我就是要和她搭档的主持人。杨澜很热情地和我聊天，幽默地说：“哎呀，原来您是主持人呀！我下了飞机还纳闷的，怎么甘肃台接人的小伙子都这么帅，失礼失礼了！”　　一下子，我和杨澜就熟识了起来。　　杨澜始终一脸笑容。她记忆力非常好，只需问一遍，就可以记住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姓名。我也不含糊，积极配合，初见“大牌”时的紧张也已烟消云散。当然，为了和杨澜合作，我还是特意花钱做了一套浅紫色西服，那种紧张和兴奋的心情至今都记忆犹新。　　录制非常顺利，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后来到了中央电视台，我和杨澜经常一起主持各种节目，还常兴致勃勃地说起那次晚会。杨澜开玩笑说：“朱军那时侯真土！”我也不含糊，回敬一句当时想说没敢说的话：“我觉得你在生活中不如电视上漂亮。”　　录制结束的时候，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抢着和杨澜合影，这时杨澜趁着空闲走过来对我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的，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5年，也就是5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听上去几句不经意的话，似乎只是礼貌的建议，我并没有太在意，只是笑着应答着，和她互　　留了地址和电话，匆匆忙忙买了10斤兰州特产白兰瓜送给他们。我和我的同事将北京的贵客送上飞机。

幻想北京
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些怅然。是啊！北京，中央电视台，外面的世界，这些意念中曾经遥远的事物，忽然变得清晰了起来，我朦朦胧胧地开始梦想。　　然而30岁的人，不是十几岁的初生牛犊了，变得实际甚至有点世故。我在部队是干部，在兰州当地甚至小有名气，和爱人有了一个不大但却温馨的小家，母亲和父亲催促我们尽快要个孩子——　　这以后每当看到电视屏幕左上角CCTV的标志，尤其是周末杨澜和赵忠祥老师主持的《正大综艺》时，看到家喻户晓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我就会忽然想起杨澜那句友善的建议——“5年，也就是五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这个坚决和不容质疑的建议，使我不能无动于衷了。我开始幻想北京——　　电视就是如此神奇，坐在家看不觉得，一旦面对镜头的时候，你会感觉像亚当夏娃看见了对方的身体一样，有按捺不住的激情——　　说来也巧，在杨澜他们走后不久，1993年9月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又一个摄制组来兰州，这是中央台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栏目，叫《地方文艺》，每期节目选择一个有特色的地方，与当地电视台合作，介绍那里的风土民情、人文环境。　　当时到兰州和其它九个省联合录制特别节目《地方歌会》。中央电视台《地方文艺》的导演作为贵宾被邀请对节目进行指导。中央台的导演都是一副火急火燎的性格，干起活来把人赶落地团团转，当时一位年轻干练的女同志，在节目录制间歇走到我面前，很客气、很职业地问我：“你怎么称呼？是哪里的主持人？”　　我一一礼貌作答之后，她对我说：“主持得不错，有空我们聊聊吧。”　　我点头答应着，却连她是谁都不知道。我的一个同事连忙把我叫到一边，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冷淡，这可是中央电视台的高导演呀。”　　“导演，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我在心里重重地重复着，原来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还有这样的　　，女性，职业，年轻，我原来以为中央台的导演都是岁数很大、长着大胡子的哩！

做饭如做人（图）
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当时《地方文艺》的导演，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诗歌散文》的制片人高立民老师。得到中央电视台导演的肯定，心里感觉还是满舒服的。但是，那时对中央台的人虽然心存向往，却不敢轻易“套磁高攀”，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矜持和西北汉子的大男子主义，再加上对今后发展并没有那么坚定和迫在眉睫的决心，所以没有主动出击。但出于西北人的热情，我还是在节目录制的间歇到了高立民处，礼貌地邀请她和甘肃电视台的同事到我家里吃饭。　　我一时性起，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九十年代初，在自己家里请客吃饭是很常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到外面吃饭的习惯，当然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是一个很出色的厨师，露一下拿手好菜，尽地主之谊，是情理之中事。第二天一早，谭梅备起了做“重庆火锅”需要的一切原料，洗菜削皮地给我打下手。做饭对我而言是一个乐趣，直到今天我对待最好朋友的礼遇仍然是自己亲手做一顿饭。高立民和甘肃台的哥们儿一起来了。到了家，什么中央台不中央台的反倒不重要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在一起，盛赞我的厨艺，我撩胳臂挽袖子十分卖力，听到人家说我做饭一级棒，比说我主持得好还高兴。其实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对朋友的那份诚意简单而淳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现在经常为了各种事情在各种豪华场合推杯换盏，吃的是丰盛了，真情实感缺失了。而那顿家常火锅，煮沸了热情和当时对生活的希望。直到今天高立民老师还经常怀念那顿火锅，逢人便说，朱军做饭真棒！其实做饭如做人，用真材实料，加上精心地烹饪，一定是“味道好极了！”　　吃火锅之后的第二天，高立民老师他们就回北京了，临走撂下了和杨澜类似的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留下了一个010－6850****的号码。　　后来才知道，6850开头的都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话，直到今天那个号码还存在，我还经常拨打，谁又能知道那是我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联系呢。高老师的建议似乎更加具体，我如获至宝地拿着电话号码，用大号的字，彩色的笔，记在了通讯录的扉页上……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趟北京。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　　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杨平有公事要办，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奇怪得很，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到了北京，却闲得人心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看来“闲”也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高老师很忙，杨平也很忙，中央电视台的人更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繁华，但是宽阔的长安街，林立的大楼，陌生的北京人，忽然让我觉得不踏实，这是我的家吗？我觉得我像个游客，我甚至想家了，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　　终于有一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几个汉堡，一人一个盘子，冰凉的饮料。当时觉得味道很怪，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饭后，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参观中央电视台！　　进门的时候几个朋友在一起，由他们交给武警一张纸条。当时觉得进门真容易，后来才知道那张纸条叫“进门条”。许多天后，为了弄一张这样的纸条，我竟然费尽了周折。　　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其实也是故作镇静。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了一眼演播室，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像个大仓库。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正大综艺》在这里录！”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原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　　参观是短暂的，中央电视台不是旅游景点，里面的人忙得不可开交，走路都是一溜小跑。转悠了一圈，时不时地碰见几个脸熟播音员，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一趟走下来，转得我晕晕乎乎。道别的时候，高老师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歉意：“让你大老远的来一回。”我对她的话至今感激涕零，因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机会不会在北京等着我，我得自己去找它去！

酒后吐真言
出了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但却感觉筋疲力尽。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坦率地讲，那时，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回到兰州，我一定会不知足了——　　我没有回兰州，上西安找谭梅去了。　　回到丈母娘家，为了面子，我将北京之行说的紧张而忙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我至少在妻子面前“露馅儿”了。　　那天我醉了，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搀着下楼，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那人似乎是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我一时性起，挣脱姐夫，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酒后吐真言——深藏心底的愿望坦露无遗。　　酒醒后，一切都忘了，唯有那句狂言记得真切。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意我的狂话，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回头一看，其实空无一人……除了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我也承认，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　　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和我侄子朱涛聊天，给他讲起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小涛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会意地给我讲起了中学的一篇英语课文：名字叫《DAY DREAM》（《白日梦》），说是西方有一种做法，没事的时候幻想自己的未来，想得越具体越好，想得越遥远越好，然后将自己的“白日梦”大声地讲给周围的朋友听，让所有的人知道。从此，碍于“说到做到”的面子，不断激励自己，不断将别人的嘲讽做为前进的动力。　　据说克林顿从小就口出狂言“我长大了要当总统”。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不同。现在想想，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当年的那句狂言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背水一战，拼死一搏，却神奇般有效。

一签定命运（图）
稍事平静，我仍在家里琢磨，觉得自己属于温火慢炖的性子，总需要一点外力的推动，否则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因为很多选择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坐失良机。　　1994年是农历狗年，春节放假，大年初八，我和谭梅骑着我的南方125摩托车在大街上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兰州滨河路的白云观。这是兰州的一个著名道观，每到春节，香火鼎盛。闲来无事，我们也去凑凑热闹，求个签讨个吉祥话。在大殿里，我随意地摇着签，由于不太掌握摇签的方法，刚一动手就掉出了一只竹签，我捡起来，弹了弹土，上面用老旧的油漆写着一行字：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　　读完此话，我竟然一下子心惊肉跳，迟缓地将签放回去，一句话都没有说，示意谭梅也抽一个。谭梅拿着签筒摇了几下，竟然掉出了两只签，其中的一支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是清楚地记得那个解签的道士说的话：“你要想成事，你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在一起。”另外的一只签子更加让我惊讶，竟然和我抽到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问谭梅抽签的时候在想什么？谭梅淡淡地说：“在想你去北京的事情，又在想假如你去了北京之后我们的事情……”　　我明白她含蓄的表达，知道她一直和我一起忧虑我们的前程。我尽力让自己客观地想这个问题，尽量抑制着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原以为求个平安健康的祝福，换一日的好心情，原以为上天可以说句“知足常乐”之类的话，让我放弃久已萌生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没有想到，是造物弄人，还是命运提醒，人生难道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说实话，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自己又是个军人，从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但是自从杨澜的提醒和高立民的建议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徘徊和躁动着。这次抽签更是推波助澜，给我愁上浇愁。

飞向北京
从白云观出来之后，我一直闷不作声，路还是原来的路，景还是原来的景，但我似乎开始冲动了，越来越感到不安，与路边人们的悠闲格格不入。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马上离开兰州。　　我到家拿了存折，取了里面仅有的2000元钱，径直到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二天早上8：50飞往北京的机票。说实话，这在我30年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前花100元以上的钱都要反复考虑好几天，出远门也要周密地计划很久。而且在此之前，除了军用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民航飞机。一切都毫无计划，一切都不符合我稳健的习惯做法，然而我怕我一回家认真考虑便会犹豫不决，我怕自己思前想后做出保守的决定。再说去趟北京怎么了？又没有生命危险，顶多花掉半年的工资，钱是可以挣回来的，过去看看，不行就回来，现在是放春节大假，管它哩！我把一切事情按照非常态的思路想了一遍，除了理智客观的困难不敢想，剩下的都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谭梅一直保持着沉默，用女人的善解人意为我收拾着简单的行李，但是我从她平和的眼神和纤细的手指间看到了鼓励。梅梅身上有东方女人优良的美德，她的温和善良总让我心里觉得无比踏实，借用一句歌词：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我不敢多想什么离情别绪!第二天，带着坚毅的冲动，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拎着行李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不敢回头，我希望即便有一天后悔，也是在许多年之后。　　记得《艺术人生——朱明瑛》节目中，她讲到自己为了到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放弃了在东方歌舞团已有的名气和地位，放弃了稳定温馨的生活，在登上飞机舷梯的瞬间，她说了一句话：“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后来的一切虽然遂了人愿，但其中的艰辛只有经历的人自己知道。每当听到嘉宾讲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都跟着他们一起怦怦地跳，那种复杂的心理选择，会在经历过的人身上形成一种冲击，无论什么时候提起都会激动不已。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艰难的选择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我思忖着白云观签上的那句话：“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后来，我第一次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那档节目就叫《东西南北中》，尽管我唯物，尽管不信命运，但是我唏嘘慨叹人生的巧合！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观众联名建议写自传 朱军出书表达人生感悟
昨天下午，央视主持人朱军宣布自己将于9月中旬推出自传，并解释出书原因是曾经有几十名观众到《艺术人生》栏目组联名建议他出自传。　　朱军说：“今年5月份的一天，单位领导打电话告诉我‘出事了’，说四五十人来《艺术人生》，想找我谈谈。我以为要揍我呢，结果得知是观众们自发组织并联名签字，强烈要求我出本自传庆祝自己的40岁生日。”朱军表示，很多观众写信要求他出书他都没理会， 　　因为他一直不想多说自己，希望观众对他的了解越少越好，这样观众看节目会很纯粹，能尽可能地多关注嘉宾。“但是，在开始时拒绝大家属于谦虚，之后还可称为内敛，到了现在、呼声这么高的时候如果再拒绝，那就是完全不够意思、不尊重大家了。”朱军表示，其实他一直有话可说，而且都是实话。“在北京生活已经10年了，有一些感悟能够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很快就写出来了，都是心里最想表达的东西。”朱军称书名目前还未定，“即使定了名，正式出版前也是打死不能说。”（王铮）

出新书啥短都敢揭 朱军自曝曾经故意装嫩(图)
据华商报报道，央视名嘴出书不是稀罕事，如今朱军也未能免俗，搭上了名人出书这趟车。据说凡是上过《艺术人生》节目的明星就没有一个不被他给“煽”下了眼泪，他在新书中继续煽情，还自曝不少缺点，说自己平时太过注重形象，在刚进入央视和亚宁一起主持节目时还装过嫩。　　据朱军介绍，他之所以出书是因为有四五十个观众的强烈要求，这些观众要求他在四十岁生日到来之际写本书纪念一下。他原先不想多说自己，可这么多观众的强烈要求让他觉得要是还不写的话就太不够意思了。　　记者从长江文艺出版社了解到，为了防盗版，现在书名还不便透露。在朱军的新书中，写的主要是自己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及生活手记。在书中他介绍了自己在部队时，以及到北京这10年的发展情况，写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子，还有一些在做《艺术人生》节目时，所了解到的名人，比如冯小刚在录制节目时突然昏倒，朱军就此写了一篇中年人应该关心自己的身体的手记。　　除了讲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些情况，朱军还给自己揭“短”，刚到北京他曾站在中央电视台门前4天，结果连大门也没能进去。他那时的“小心思”是自己在10年内能拥有一辆奥拓车。在刚刚跟亚宁一起主持节目的时候，因为亚宁比自己小，还装过嫩；因为自己是从小地方来的，怕被别人看扁，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别人的看法等等。　　据了解，朱军的新书将在9月初发行，朱军将在全国举行签名售书活动，兰州是第一站，西安是第二站。(刘哲）

写书没拿自己当名人 朱军自传谈“艺术人生”
　　
　　
　　记录40年生活历程呈现《艺术人生》幕后故事　　40岁的朱军仍有着健康男孩般的心态。记者徐万涛摄昨日，记者从长江文艺出版社获悉，央视《艺术人生》主持人朱军即将推出个人传记，畅忆“艺术人生”。据出版人金丽虹、黎波介绍，朱军的这本传记约26万字，同时发表照片100多张。本月26日这本书将与读者见面，国庆期间在全国全面上市。出版人表示，为防止盗版，目前书名暂不公布。自传：“我写书时没有当自己是名人”据悉，朱军传记目前已在各地媒体开始连载，并且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书中朱军写了11年前，杨澜不经意间的一个提议，让当时还在兰州工作的他，有了“进军”中央电视台的愿望;进而，他从地下室开始“北漂”生活，从为央视剧组打饭开始，见到合作过的导演高立民，获得了走进央视的机会，最终走上《艺术人生》的主持台;昨日，朱军在新书媒体见面会上表示：“我写这本书时没有当自己是名人，非要给大家写什么特别轰动的事，我写的是自己对昨天的反思和情感涌动。”记者看到，全书没有描写惊心动魄的拼搏历程，而是展示了一个兰州军区的相声演员，如何从小事做起，固执甚至“愚讷”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央视主持人：“负面新闻有些可能是误会”谈到自己出书的原因，朱军表示，多年来，他一直觉得文字比影像更能实在地记录人的经历和感受，这本书是他送给自己的40岁礼物。另外，他说，一直有观众打电话、写信让他在节目里谈谈自己的经历，也算是给观众一个交代。据朱军透露，写作中最让他动情的是回忆父母的一段，他说：“回过头想小时候成长的点滴，父母在世时候给过我的爱，我是掉着眼泪写完的。”朱军这部传记呈现了他勤奋、朴实的形象，朱军表示，他没有刻意塑造自己的什么形象，这是真实的自己。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近段时间央视主持人频频出现的负面新闻，朱军表示，央视对主持人的要求一向严格，有些问题可能是误会。《艺术人生》：“我37年人生的出口”《艺术人生》是朱军主持生涯重要的一笔，也是这部传记的重要内容之一。据介绍，传记中向观众呈现了许多期节目的幕后故事。朱军认为，《艺术人生》对他意味着真正的成功，他说：“37岁时主持《艺术人生》，我找到了自己37年人生的出口，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让大家认识了一个立体的朱军。”朱军表示，自己的美好愿望是到80岁的时候还能坐在《艺术人生》的主持席上，但他也坦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东西固定下来，“我一直在努力，但我也不知道能走多远。”(记者　术术)

新书终于出炉 朱军“时刻准备着”与读者见面
央视名嘴朱军的新书终于以《时刻准备着》为书名出炉了。10月6日，朱军将携新作在地坛书市、西单图书大厦分别与读者见面。　　朱军坚持选用《时刻准备着》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正”又很“嘎”的名字，是因为他觉得长期以来，面对命运的种种变化，自己的状态始终是“时刻准备着”，而机遇都是在积极“准备”中光顾的。在书中朱军毫不掩饰地揭自己的短：猴年春节晚会面对数亿观众的“重大”口误；“飞跃黄河”直播时观众的尖锐批评；与《无间道》大侠过招时网友们铺天盖地的评判等等，同时也直率地谈了自己的想法。（李瑛）

在兰州“触电”，电到了我一根麻木的神经(1)
到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兼任团里的节目主持人。当时主持人在舞台上还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报幕员。常年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贯口的功夫，使我当个报幕员还是游刃有余。由于我是部队老兵，形象还算一身正气，嗓音尚属浑厚，是八十年代比较标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形象，所以在“兰战”稳步发展。　　当时在部队生活比较简单，有那种单纯的快乐。我和谭梅也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娇妻的陪伴，日子也还悠然自得。由于我和谭梅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生活压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有500多元。　　那时我在兰州已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主持一些社会活动，所以常有些“外快”补贴。团里吃饭免费，给演员发饭票，吃不了可以换成钱。那时，还不懂理财，不像现在的小两口，供房供车，还银行贷款。我们那时侯不用，再加上部队文艺工作者处处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对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拥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忙的日子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带着谭梅到兰州最美丽的滨河路上兜风。　　其实，我是个野心不大的人，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我设想自己的今天应该就是住在兰州一幢比较普通的居民楼中，可能会有一个快上初中的孩子，没准正希冀着买辆家庭轿车或供着一套新的房子。其实想想，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恬静、淡然的日子，至今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人生碌碌无为，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生是可以在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中改变。　　1989年的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节目除本台主持人外，还要从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一个主持人。说是主持人，不过是报幕员换个体面说法而已。当时的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亲自为晚会挑人。于是，凡在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　　那时电视对于我来讲，与“电视机”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我和为数众多的观众一样充满神秘和好奇。到了电视台，一切都觉得新鲜，也对那些忙碌的编辑记者从心底里羡慕和敬重。导演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话，就让我回去了。当时觉得电视台办事效率真高，来了就直奔主题说事，说完就走人。那次对电视根本没来得及产生兴趣，权当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电视，朋友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门后回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继续以往的生活。　　几天后，我因为感冒发烧，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兰战”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到电视台商量节目的事。浑身酸软的我只好带病前往，当时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到了电视台，我仍在药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隐约听见领导让我当这台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录制时间近在眼前。这无疑是军令如山，没有后路可退。　　于是，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种感冒退烧药，就踉踉跄跄去了录制晚会的礼堂。与导演交流了一阵之后，刹那间台上灯火通明，一股灯光热气扑面而来，对这些我并不陌生，只是觉得舞台上的灯光比平时亮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瞬间，我忽然感到精神大振，病也好了，人也变得特别兴奋。下了台依然亢奋不已，直到晚会录制完毕，我一直兴致昂然，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现在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要不是发烧烧糊涂了，还真干不了这行！那次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两小时的晚会，录制成电视得多出好几倍的时间。当时因为发烧迷糊，也忘记了紧张，录制地点又在一个我熟悉的剧场，和平时演出并无大异，只是多了很多摄像机，但是它们离我很远，基本上与我不发生关系。于是，这第一次触电的经历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传奇，只是带病坚持工作之类的表扬不绝于耳。唯一留下的就是那种久久不能平静的兴奋。

在兰州“触电”，电到了我一根麻木的神经(2)
那次在甘肃台“双拥”晚会之后，我新奇地发现，当我走在大街上，竟然有不认识的人指着我说：这不是电视里的那个人吗？我惊愕地看着说话的人，人家说说就走了，我却琢磨很久，甚至有了瞬间的得意，那种感觉和立功受奖不一样，是一种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的兴奋。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那种感觉无法细致描述。现在想想，其实人都需要被鼓励，被承认，电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的这种特殊感受。　　回到家，我端详着家里的电视机，方方的一个大黑匣子，居然可以给人带来如此激动!我这才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了清晰的概念和瞬间的梦想。　　记得毛阿敏在《艺术人生》节目中回忆，她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完了乔羽老师那首《思念》之后，在回上海的飞机上大家指着她说，你不就是昨天晚上唱歌的毛阿敏吗？讲起这段时她非常兴奋，“我好荣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我。”那一刻让她有了梦想，梦想真厉害，它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我站在街角那一瞬间也开始有了梦想，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在那个相对简单一些的年代中，我还不会想到今后可能的那些名利，但是被人注意、被人知道，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兴奋，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原地不动，5年。你就没有太大发展了！
杨澜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五年，也就是五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1993年6月21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当时甘肃省电视台正在筹备庆祝党的生日晚会，这是省台重大事情，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我在当地也算“脸熟”主持人，因此选定由我来担任晚会主持。而这次晚会，对我来说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是结识了杨澜。当时省里从中央电视台请来了当红主持人杨澜。　　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在全国有极高的收视率，杨澜和赵忠祥老师那句著名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成为无人不晓的流行语。杨澜北外毕业的文化背景、知识女性的文雅举止以及清新流畅的主持风格，深为大家喜爱，更重要的是，她来自中央电视台。在地方台，中央电视台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在电视观众心目中的威信无与伦比，能和他们合作当然荣幸之至。杨澜的时间安排得特别紧张，算上录像在兰州逗留的时间不过十几个小时，而站在台上和杨澜搭档的主持人便是我。　　为了抓紧有限的时间，导演让我们到机场接杨澜，下了飞机就开始对词，晚上就正式录像，这期间连寒暄的时间都没有。杨澜很职业，没有电视上漂亮，但是气质很好，说话做事得体到位。第一次见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挺拘谨，大家都上车开了一段时间，我才腼腆地自我介绍，我就是要和她搭档的主持人。杨澜很热情地和我聊天，幽默地说：“哎呀，原来您是主持人呀！我下了飞机还纳闷的，怎么甘肃台接人的小伙子都这么帅，失礼失礼了！”　　一下子，我和杨澜就熟识了起来。　　杨澜始终一脸笑容。她记忆力非常好，只需问一遍，就可以记住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姓名。　　我也不含糊，积极配合，初见“大牌”时的紧张也已烟消云散。当然，为了和杨澜合作，我还是特意花钱做了一套浅紫色西服，那种紧张和兴奋的心情至今都记忆犹新。　　录制非常顺利，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后来到了中央电视台，我和杨澜经常一起主持各种节目，还常兴致勃勃地说起那次晚会。杨澜开玩笑说：“朱军那时侯真土！”我也不含糊，回敬一句当时想说没敢说的话：“我觉得你在生活中不如电视上漂亮。”　　录制结束的时候，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抢着和杨澜合影，这时杨澜趁着空闲走过来对我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的，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5年，也就是5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听上去几句不经意的话，似乎只是礼貌的建议，我并没有太在意，只是笑着应答着，和她互留了地址和电话，匆匆忙忙买了10斤兰州特产白兰瓜送给他们。我和我的同事将北京的贵客送上飞机。　　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些怅然。是啊！北京，中央电视台，外面的世界，这些意念中曾经遥远的事物，忽然变得清晰了起来，我朦朦胧胧地开始梦想。　　然而30岁的人，不是十几岁的初生牛犊了，变得实际甚至有点世故。我在部队是干部，在兰州当地甚至小有名气，和爱人有了一个不大但却温馨的小家，母亲和父亲催促我们尽快要个孩子——　　这以后每当看到电视屏幕左上角CCTV的标志，尤其是周末杨澜和赵忠祥老师主持的《正大综艺》时，看到家喻户晓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我就会忽然想起杨澜那句友善的建议——“5年，也就是五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这个坚决和不容质疑的建议，使我不能无动于衷了。我开始幻想北京——　　电视就是如此神奇，坐在家看不觉得，一旦面对镜头的时候，你会感觉像亚当夏娃看见了对方的身体一样，有按捺不住的激情——

北京有多远
说来也巧，在杨澜他们走后不久，1993年9月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又一个摄制组来兰州，这是中央台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栏目，叫《地方文艺》，每期节目选择一个有特色的地方，与当地电视台合作，介绍那里的风土民情、人文环境。当时到兰州和其它九个省联合录制特别节目《地方歌会》。　　中央电视台《地方文艺》的导演作为贵宾被邀请对节目进行指导。中央台的导演都是一副火急火燎的性格，干起活来把人赶落地团团转，当时一位年轻干练的女同志，在节目录制间歇走到我面前，很客气、很职业地问我：“你怎么称呼？是哪里的主持人？”　　我一一礼貌作答之后，她对我说：“主持得不错，有空我们聊聊吧。”　　我点头答应着，却连她是谁都不知道。我的一个同事连忙把我叫到一边，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冷淡，这可是中央电视台的高导演呀。”　　“导演，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我在心里重重地重复着，原来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还有这样的，女性，职业，年轻，我原来以为中央台的导演都是岁数很大、长着大胡子的哩！　　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当时《地方文艺》的导演，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诗歌散文》的制片人高立民老师。得到中央电视台导演的肯定，心里感觉还是满舒服的。但是，那时对中央台的人虽然心存向往，却不敢轻易“套磁高攀”，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矜持和西北汉子的大男子主义，再加上对今后发展并没有那么坚定和迫在眉睫的决心，所以没有主动出击。　　但出于西北人的热情，我还是在节目录制的间歇到了高立民处，礼貌地邀请她和甘肃电视台的同事到我家里吃饭。　　我一时性起，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九十年代初，在自己家里请客吃饭是很常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到外面吃饭的习惯，当然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是一个很出色的厨师，露一下拿手好菜，尽地主之谊，是情理之中事。第二天一早，谭梅备起了做“重庆火锅”需要的一切原料，洗菜削皮地给我打下手。做饭对我而言是一个乐趣，直到今天我对待最好朋友的礼遇仍然是自己亲手做一顿饭。高立民和甘肃台的哥们儿一起来了。到了家，什么中央台不中央台的反倒不重要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在一起，盛赞我的厨艺，我撩胳臂挽袖子十分卖力，听到人家说我做饭一级棒，比说我主持得好还高兴。其实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对朋友的那份诚意简单而淳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现在经常为了各种事情在各种豪华场合推杯换盏，吃的是丰盛了，真情实感缺失了。而那顿家常火锅，煮沸了热情和当时对生活的希望。直到今天高立民老师还经常怀念那顿火锅，逢人便说，朱军做饭真棒！其实做饭如做人，用真材实料，加上精心地烹饪，一定是“味道好极了！”　　吃火锅之后的第二天，高立民老师他们就回北京了，临走撂下了和杨澜类似的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留下了一个010－6850****的号码。　　后来才知道，6850开头的都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话，直到今天那个号码还存在，我还经常拨打，谁又能知道那是我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联系呢。高老师的建议似乎更加具体，我如获至宝地拿着电话号码，用大号的字，彩色的笔，记在了通讯录的扉页上……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趟北京。
机会不能等(1)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　　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杨平有公事要办，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奇怪得很，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到了北京，却闲得人心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看来“闲”也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高老师很忙，杨平也很忙，中央电视台的人更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繁华，但是宽阔的长安街，林立的大楼，陌生的北京人，忽然让我觉得不踏实，这是我的家吗？我觉得我像个游客，我甚至想家了，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　　终于有一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几个汉堡，一人一个盘子，冰凉的饮料。当时觉得味道很怪，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饭后，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参观中央电视台！　　进门的时候几个朋友在一起，由他们交给武警一张纸条。当时觉得进门真容易，后来才知道那张纸条叫“进门条”。许多天后，为了弄一张这样的纸条，我竟然费尽了周折。　　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其实也是故作镇静。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了一眼演播室，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像个大仓库。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正大综艺》在这里录！”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原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　　参观是短暂的，中央电视台不是旅游景点，里面的人忙得不可开交，走路都是一溜小跑。转悠了一圈，时不时地碰见几个脸熟播音员，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一趟走下来，转得我晕晕乎乎。道别的时候，高老师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歉意：“让你大老远的来一回。”我对她的话至今感激涕零，因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机会不会在北京等着我，我得自己去找它去！　　出了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但却感觉筋疲力尽。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坦率地讲，那时，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回到兰州，我一定会不知足了——　　我没有回兰州，上西安找谭梅去了。　　回到丈母娘家，为了面子，我将北京之行说的紧张而忙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我至少在妻子面前“露馅儿”了。　　那天我醉了，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搀着下楼，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那人似乎是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我一时性起，挣脱姐夫，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酒后吐真言——深藏心底的愿望坦露无遗。　　酒醒后，一切都忘了，唯有那句狂言记得真切。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意我的狂话，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回头一看，其实空无一人……除了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我也承认，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

机会不能等(2)
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和我侄子朱涛聊天，给他讲起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小涛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会意地给我讲起了中学的一篇英语课文：名字叫《DAY DREAM》（《白日梦》），说是西方有一种做法，没事的时候幻想自己的未来，想得越具体越好，想得越遥远越好，然后将自己的“白日梦”大声地讲给周围的朋友听，让所有的人知道。从此，碍于“说到做到”的面子，不断激励自己，不断将别人的嘲讽做为前进的动力。据说克林顿从小就口出狂言“我长大了要当总统”。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不同。现在想想，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当年的那句狂言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背水一战，拼死一搏，却神奇般有效。
东南西北任你游(1)
稍事平静，我仍在家里琢磨，觉得自己属于温火慢炖的性子，总需要一点外力的推动，否则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因为很多选择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坐失良机。　　1994年是农历狗年，春节放假，大年初八，我和谭梅骑着我的南方125摩托车在大街上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兰州滨河路的白云观。这是兰州的一个著名道观，每到春节，香火鼎盛。闲来无事，我们也去凑凑热闹，求个签讨个吉祥话。在大殿里，我随意地摇着签，由于不太掌握摇签的方法，刚一动手就掉出了一只竹签，我捡起来，弹了弹土，上面用老旧的油漆写着一行字：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　　读完此话，我竟然一下子心惊肉跳，迟缓地将签放回去，一句话都没有说，示意谭梅也抽一个。谭梅拿着签筒摇了几下，竟然掉出了两只签，其中的一支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是清楚地记得那个解签的道士说的话：“你要想成事，你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在一起。　　”另外的一只签子更加让我惊讶，竟然和我抽到的那个一模一样!我问谭梅抽签的时候在想什么？谭梅淡淡地说：“在想你去北京的事情，又在想假如你去了北京之后我们的事情……”　　我明白她含蓄的表达，知道她一直和我一起忧虑我们的前程。我尽力让自己客观地想这个问题，尽量抑制着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原以为求个平安健康的祝福，换一日的好心情，原以为上天可以说句“知足常乐”之类的话，让我放弃久已萌生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没有想到，是造物弄人，还是命运提醒，人生难道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说实话，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自己又是个军人，从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但是自从杨澜的提醒和高立民的建议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徘徊和躁动着。这次抽签更是推波助澜，给我愁上浇愁。　　从白云观出来之后，我一直闷不作声，路还是原来的路，景还是原来的景，但我似乎开始冲动了，越来越感到不安，与路边人们的悠闲格格不入。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马上离开兰州。　　我到家拿了存折，取了里面仅有的2000元钱，径直到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二天早上8：50飞往北京的机票。说实话，这在我30年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前花100元以上的钱都要反复考虑好几天，出远门也要周密地计划很久。而且在此之前，除了军用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民航飞机。一切都毫无计划，一切都不符合我稳健的习惯做法，然而我怕我一回家认真考虑便会犹豫不决，我怕自己思前想后做出保守的决定。再说去趟北京怎么了？又没有生命危险，顶多花掉半年的工资，钱是可以挣回来的，过去看看，不行就回来，现在是放春节大假，管它哩！我把一切事情按照非常态的思路想了一遍，除了理智客观的困难不敢想，剩下的都想好了，就这么定了!谭梅一直保持着沉默，用女人的善解人意为我收拾着简单的行李，但是我从她平和的眼神和纤细的手指间看到了鼓励。梅梅身上有东方女人优良的美德，她的温和善良总让我心里　　觉得无比踏实，借用一句歌词：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我不敢多想什么离情别绪!第二天，带着坚毅的冲动，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拎着行李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不敢回头，我希望即便有一天后悔，也是在许多年之后。　　记得《艺术人生——朱明瑛》节目中，她讲到自己为了到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放弃了在东方歌舞团已有的名气和地位，放弃了稳定温馨的生活，在登上飞机舷梯的瞬间，她说了一句话：“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后来的一切虽然遂了人愿，但其中的艰辛只有经历的人自己知道。每当听到嘉宾讲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都跟着他们一起怦怦地跳，那种复杂的心理选择，会在经历过的人身上形成一种冲击，无论什么时候提起都会激动不已。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艰难的选择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东南西北任你游(2)
我思忖着白云观签上的那句话：“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后来，我第一次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那档节目就叫《东西南北中》，尽管我唯物，尽管不信命运，但是我唏嘘慨叹人生的巧合！

漂在北京(1)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来到中央台东门，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　　我想起了那个6850开头的电话号码，不用看通讯录，烂熟于心。　　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　　又打了一个，杨澜的电话没人接。　　之后，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杨澜。　　属于我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上面坐着一排人，两个上访告状的，三个等人的，一个学生模样的。不一会，上访的走了，等人的等到了朋友也走了，学生模样的人不断地打电话，终于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悻悻地走了。最有悬念的就是我，干等。　　就这样，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从我决定来北京到现在，整整24小时。24小时，我的世界变样了，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后悔。　　到了快下班的时间，我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晚上的住宿是我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看似简单的衣食住行离开家全成了事儿。在家的时候听一个来过北京的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也许文化部招待所住的都是比较有文化的人吧，这就是我当时的逻辑。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和中央电视台一个性质，应该不远吧？此时的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找了个小面馆勉强吃了一碗汤面，比我们的兰州拉面差远了，还特贵。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文化部的招待所究竟在哪儿？车似乎又开了很远，看着计价器开始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什么都没干成，就花了这么多钱，今后怎么办?也许自己真的太莽撞了，来北京之前竟然连个朋友都没有联系，弄得如此狼狈不堪。　　好在出租车终于在20元之内到了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在现在文化部的对面，是一个高大但老旧的楼，门口有警卫站岗。我被出租车丢下后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没目的地走，眼中踅摸着有没有什么旅馆。我的衣着打扮和手中的行李都昭示着我是一个外地人，用现在的话说：外地来京打工人员。　　文化部在沙滩儿，北京人说的时候加上儿化音，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沙滩”　　转悠了很久。在天即将擦黑的时候，我在路边的角落里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待所”　　三个字。走进去一看，是一家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旅馆。走过一条很黑的楼道才看到旅馆的“前台”，一个胖胖的大妈操着熟练的北京话，盘查了我的军人证。登记之后，分给了我一间三人房中的一个床位，价钱是每夜14元。就这样，我在繁华北京的地下，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值得庆幸的是，和我同住在一间屋里的是两个来北京寻梦的画家，沙滩离美术馆很近，他们住在这里到美术馆非常方便。在这个简陋的小屋，至少有三段不同的梦想。
漂在北京(2)
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非常不方便。北京之大，出乎想像，到中央电视台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而且没有直达车，倒车就要倒好几回。我已囊中羞涩，不可能像头一天似的那么奢侈地打车了。向大妈问清了路线，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干净便装，又辗转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当时中华世纪坛的位置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从那儿下车后，到中央台东门。　　来到中央台东门口，武警森严地把守着大门，传达室的窗台上依旧放着几部分机电话，直拨6850之后的四位数字就可以。于是，我又开始拨打高立民的电话，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等待后，依旧无人接听。于是不厌其烦地拨打和等侯。从中午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简单的四位数字打了整整半天，这个号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听别人说，因为春节假期还没有完全过完，多数部门都没有上班，只有新闻部以及有晚会任务的部门在值班，其余的还在享受大假。估计高立民他们也是这种情况。　　第一天就这样无功而返，回去的路上又随便吃了碗面条。整整一天，除了问路，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啊！跟谁说？说什么？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又舍不得打长途电话回家。　　在兰州我虽然也是一个无名小辈，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　　人在一个没有亲情环境中的寂寞，是一种无法排遣的煎熬！回到地下旅馆，倒头便睡。同屋的画家也是寻梦未归，半夜听到他们回来的脚步，疲惫而沉重，尽管没有交流，但我知道他们也许遭遇了这个城市同样的冷遇，现在知道那种感觉就叫“郁闷”。　　第二天，依然是同样的程序，依旧是无人接听的电话，我开始不奢望什么了。想想自己也挺莽撞的，为什么不在兰州联系好了再来？为什么不先确认人家上班的时间？看来光是鲁莽和激情远远不够，还要得要领才对。传达室的阿姨对我的到来熟视无睹，也许这样的人她们见得太多，早已见怪不怪。　　晚上仍旧回到地下，仍旧到那个面馆吃面。其实中央电视台到文化部之间的这段路，要经过繁华美丽的长安街、天安门，可以看到北京最令人心动的夜景，我在黑暗的心情包裹之下，哪能看到亮丽的景致?当时中央电视台对我来说就是北京的全部。这一天显然对周围的环境熟悉了一些，我安慰自己：碰壁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验，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一旦电话打通，就会一通百通。“黑夜过去，就是早晨”我这样开导自己第三天依然执行旧的程序。早上，和我同屋的那个画家退房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向我道了声再见。真不知道他遭遇到什么，而今又在何方？也许已经如愿以偿地在巴黎开画展了?也许他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天天上电视台找人的小伙子已经是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了吧？青春岁月的那种执着追求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真是天道酬勤。第三天我竟然打通了杨澜的电话。　　当电话忽然有人接听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声音非常熟悉，是杨澜!“杨澜，你好！我是兰州的朱军。”　　“啊，你好。”她竟然记得我。　　“我来北京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东门，你能接我进门吗？”　　“对不起，我不在台里，我在外地呀！”　　顿了两秒钟，杨澜问我：“你住哪里呀？”　　“文化部招待所。”　　“怎么住那么远呀！那边有招待所吗？干脆你住燕京饭店吧，梅地亚太贵了，我在外地不方便，等我回来咱们再联系吧。”　　“好啊，谢谢！”我急忙道谢，我是挺虚荣的人，绝对不想给人添麻烦。不管怎么，杨澜给了我一条切实的建议，我还是很感激的。　　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领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高立民的电话还是没有打通，反正也没事，到燕京饭店看看吧。杨澜提到的梅地亚宾馆在中央台北边，当时显得特别气派，听说台里重要的嘉宾都住在那里，这个宾馆几乎和中央电视台齐名。而燕京饭店也属于老字号，离中央台步行20分钟可以到，就在长安街的边上。但是一走进大堂我立刻后悔了，这样金碧辉煌的地方我断定根本没有能力消费。

漂在北京(3)
在前台处，我轻声问一个值班的小伙子：“请问标准间多少钱一天？”　　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似乎从穿着和相貌上看出我是外地人，不屑地甩过一句：“二百六！”　　接着追问：“您住几天？”不屑的眼神继续着……　　“噢，谢谢！我替朋友打听的”我遮掩着自己的尴尬。　　但是，我知道无论怎么掩饰，那种难堪一定写在脸上。我低着头快步走出大门，不长的路显得很远，我不敢回头，觉得许多眼睛在看我。其实我错了，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在意发生在这个异乡青年人身上的事情。走出大门，我在长安街上奔跑了很久，直到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家属院无人的角落里。我倚着墙蹲了下来，抱着头，心绪如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甚至没有了希望和幻想。　　后来《艺术人生》中的很多嘉宾都有类似的经历，而且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走过来了，发现挺庆幸，因为困难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成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当初置身其中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难以名状。　　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住不住燕京饭店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至今我时常用这四个字鞭策自己。　　于是，又回到了东门，继续等侯！高立民的电话仍然没人接。　　第四天，我依旧一早来到东门打电话等待。看见台里上班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拿着证件接台外的人进去办事。每当有人从书包里掏出证件直接被武警放行时，我都羡慕不已。在东门遥望中央电视台里面，一个高楼，一个矮楼，高的叫“方楼”，矮的叫“圆楼”，来来往往的人熟练地念叨着这两个楼的名字。　　这时，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子从东门出来，大声地叫着一个人的名字，那人从远处跑来，跟着小姑娘办好手续便进了门。不一会，小姑娘又出来，又接进去两个人，看的出小姑娘可能是专门负责接人的，小小年纪，权力不小。传达室的阿姨见到她便直接办证，还笑呵呵地搭着话。　　当小姑娘第三次出来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厚着脸皮和人家搭讪。以前从来没有和陌生女孩说话的习惯，这次实在被逼无奈，只能“不择手段”了：“小妹妹，你是哪个部门的？”　　“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人，可是人不在，我想进去找，没有人接。我是兰州的军人。”　　“那你跟我说也没有用呀！”　　“给你看我的军人证，我不是坏人，我找《地方文艺》的人。”　　“我不能随便接人！”　　女孩斩钉截铁地说，白了我一眼就又进去了，弄了我一个大红脸。30岁的人了，又是当兵的，跟人家中央电视台的年轻女同志“套磁”，人家怎么想我？　　我沮丧地站在门口，忽然多了一个心理负担，想挽回点面子，真希望高立民能马上出现救救场。没多久，那个小姑娘又出来接人，见我站在那里脸都冻红了，主动问：“那个军人，你过来。我问你，接你的人还没有联系上呀？”　　我摇摇头。　　“我再看看你的证件。”　　我赶忙掏出军人证递上，照片上穿军装的我挺精神，至少比当时落魄的样子要神气得多，小姑娘仔细看着我的证件，我连忙解释：“千万别误会，我是实在没办法了，看你来回接人才求你帮忙给问问。”　　也许我的长相实在不像坏人，要不就是当时的样子实在可怜。小姑娘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你弄进去看看，要是找不到你的朋友就赶快出来，千万别自己乱跑，千万别说是我接你进去的！”　　“真是太感谢了!”我简直觉得遇见了大慈大悲的菩萨，千恩万谢地跟着她来到传达室的阿姨那里，先将自己的证件递上，在一个小本上简单登记，阿姨将登记的表格撕下一半，盖个印章给我，再将一个写着号码的不干胶贴纸贴在证件的背后。

漂在北京(4)
我拿着那个半截的登记表和半截不干胶，终于在苦苦守候四天之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小姑娘嘱咐我：出门不要忘记退卡。说完，径直走了。我赶紧说了声谢谢，当时一激动，忘了问小姑娘的姓名和部门。直到今天我都万分感谢这个善良单纯的女孩，真想知道她是谁，真想当面说声谢谢。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引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　　或许她早已不记得这件事，但是她无意中的举动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帮助。我多么希望她能看到书中的这个段落，接受我由衷的谢感。记得在《艺术人生》节目中，陈坤讲到当时他陪着同学考电影学院，本来自己没有什么考试的愿望，但是一个不太熟识的叫陈畅的朋友不但鼓励他试试，还主动帮他交了200元报名费，没有那位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也许就没有今天走红的陈坤。后来陈坤与这个朋友就此失散，陈坤对他却铭记在心。当我们节目的编导找到现在深圳的陈畅，并接通电话的时候，陈坤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而陈畅却在那里极力回忆，还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他根本记不清帮助陈坤的事情，只是依稀记得大家一起考过试。有的时候，无意中的一个举动可能成就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特别感动，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是我连恩人是谁都不知道。然而，又一想，人生在世，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别人的恩惠，自己经常浑然不知，假如说回报的话，就让我们都善待他人吧！说不定你自己无意中一个热心、一个善举就可以给别人一个重要帮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帮助与被帮助中成长的。今天，每当我帮助了一个人，就觉得是回报了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那个帮助过我的小姑娘现在一定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我相信善有善报!我永远祝福她！现在想想那支签子“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真神!我不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的太宿命，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人生机缘的巧合。　　拿着这张珍贵的进门条，我终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中央电视台像个迷宫，没人引导简直蒙头转向。上次有人领路还晕乎，这回心虚加胆怯，就更找不着北了！上了电梯，奇怪的是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到中央台10年了，唯独那次只有我一个人。　　电梯里有一面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算是那天见到的唯一的“熟人”。电梯的门关上，我不知道该上几楼，犹豫的时候肩膀碰到了“21”。“21就21吧，不行再下来”，隐约记得文艺部好像就是20多层。　　随着电梯门打开，我眼前一亮，出现了“文艺部”三个字，真让我蒙上了！到了21层，除了“文艺部”仨字，剩下我都不认识。楼道里人很少，我转悠了一圈，看见了一个大办公室，上面贴着一张纸，花花绿绿地写着：东西南北中。当时一个挺胖的男同志警惕地看着我，问：“你找谁？”　　后来知道，他就是文艺部有丰富经验的制片侯洪涛。他在这以后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但是那天的样子着实吓了我一跳。现在想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办公重地忽然出现了陌生人，当然得问问究竟。　　我得到的回答是“高立民不在”，5个字。　　又一次碰壁!于是，我只好在走廊上无目的地来回走着。毕竟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了，就不能轻易出去!正当我徘徊不定的时候，电梯的门打开了，急匆匆下来一个人，个子很高，一身黑衣，定睛一看，竟然是高立民！我真是喜出望外，急忙上前叫了一声：“高老师，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　　原以为这么唐突地出现非常不礼貌，没有想到的是，她见到我之后，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啊？”我也愣住了。　　听到这话，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高老师能掐会算，知道我要来?高立民也一脸疑惑地招呼我，两人在一种基本全晕的情况下，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漂在北京(5)
这是我见过的最乱的办公室，像文化大革命被抄了家的书房，满桌子、满椅子的纸张和磁带，几张一头沉的办公桌毫无章法地乱摆着。高老师几乎是刨了个坑让我坐下，似乎和我已经很熟悉了，一一给我介绍里面的同事，有杨东升导演，刘真导演，崔亚楠导演，现在都是中央电视台赫赫有名的人物，当然还有侯洪涛大哥。电视台习惯上管同事按姓氏叫“什么哥”　　，“什么姐”，反而很少叫“什么导”。“这样叫起来亲切”高立民说。　　高立民坐定后告诉我：“我昨天还给你打电话，我们有一档节目想试试新人，我推荐你来，你那边电话没有人接。可是，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是谁跟你说的？”　　我支支吾吾地回应着，其实最迷糊的是我，天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人家在找我，我正好就送上门来，不可能！这只能是电视剧编出来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　　也许当时高老师脑子里都是节目的事情，并没有太过追问我来北京的原因，既然想找的人到了，那就先留着看看吧。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饭的时间，高立民叫上杨东升、崔亚楠、张海潮和我一起到二楼的咖啡厅。　　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咖啡厅像个小食堂，可以点菜吃饭，我被带着在楼里转悠好几圈到了那里。当时看见台里的人既羡慕又敬畏。看到他们熟练地刷卡、买东西、招呼人，似乎都反衬出我的生疏和笨拙。其实在“兰战”我也可以豪放地呼朋唤友，但是不知为什么，到了中央电视台就有了极大的压力。　　等菜的时候，相对无言，因为不熟，我不敢乱说话，从心里害怕。　　杨东升问我：“你觉得自己行吗？”很突然，像在考试。　　“行，我要是觉得不行就不来了。”我几乎是不加思考地脱口而出，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知道。　　当时不知道怎么冒出这么一句硬气的话来，这是我来北京遭遇尴尬之后唯一一次挺着胸膛说话。很多年之后，东升在一个饭桌上提起那句话，记忆犹新，说“当时就是那句话让我们觉得你有一种做主持人的自信。”我一身冷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指的“行不行”是哪件事情，后来才清楚他们正在为名牌节目《东西南北中》物色一个男主持人，我是众多候选人之一。原来，高立民1993年9月回北京之后，就在部里向制片人孟欣推荐了我，并给大家看了我在兰州与他们合作时的录像带，因为工作很忙，这件事一直被搁置。直到大家筹备新一期《东西南北中》节目，需要物色一个男主持人的时候，导演们纷纷推荐合作过的主持人，我就成了候选人之一。春节期间高立民的电话打到我们团里，没人接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呼机，人家正在四处找我的时候，我竟然踉踉跄跄自己送上门来！我在心里说，天助我也！现在想想那支签子：“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真神!我不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得太宿命，太传奇，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人生的机缘巧合，我确信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那天在我记忆中是快乐的一天，因为那一天让我看到了希望。　　午饭后大家回办公室，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打进门条，说：明天进来的时候用。我如获至宝——直到今天我看到进门条都兴奋，每一张纸条都意味可以自由进入梦想的地方，都意味着新的希望。　　我将文化部地下室的房费续交了几天，每天到台里“上班”。到了东门可以用那些条子进门，不用无目的地等待了。中央电视台是个工作性质特殊的单位，所有的事无需在办公室完成，大家在外面各自忙各自的。同一组的人假如不开会，半个月见不到面是常有的事。所以给我的感觉是：所有人进屋的目的十分明确，各司其职，根本没有闲聊天的人。如果无事可做，大家可以各回各家，总之无所事事的人几乎找不到。而我在这里似乎真正是一个多余的人，经常胆怯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生怕碍了谁的事情，想帮他们收拾桌子却又不敢乱动，想和人说话，看他们忙得脚踩风火轮似的，又生怕打扰人家。

漂在北京(6)
后来才知道，崔亚楠和我一样，也是中央台寻找机会的打工族。原来我并不孤独，比我时乘命蹇的大有人在.

自卑的剧务(1)
当时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楼打开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当时全办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决定。我去的早，他们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红烧肉一类的好菜。所以中午十一点半之前我就开始惦记这件事情。打回饭，帮他们送到桌上，看着他们吃得开心，我有一种满足感。其实电视人的性格很多是外向和张扬的，并没有什么等级观念，日子一长，陌生感就消失了。直到今天我见到杨东升、刘真他们还常说：我给你们打盒饭去吧！同样，现在我接过组里年轻剧务送来的盒饭都不忘说一句：真不错，好吃！有时看着他们手拎盒饭上下楼的样子，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我非常庆幸初到这里，就遇见了这些真挚热忱的人，孟欣、高立民、杨东升、刘真、崔亚楠、张海潮、魏党生。直到今天，他们都是中央台许多重要节目的扛鼎之人。他们完全不会夸夸其谈、巧言令色，只懂埋头做事。我幸运地一进电视台，便进入“环保”的工作空间，在那里悟到电视台工作最重要的素质和品质——真才实学加敬业实干。　　节目组开会是我最兴奋的时候，一来可以见很多人，终于可以了解大家都在忙什么事情。那时《东西南北中》是中央一套黄金时段的节目，每周六晚上20：10的CCTV-1播出，当时CCTV-3综艺频道还没有开播。中央一套的节目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当时正在策划《东西南北中》春节后的第一期节目。我在组里打了半个月的杂工，当了半个月的剧务。有一天高立民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两个领导认识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制片人孟欣，后来她创办了著名的《同一首歌》栏目，另一个是当时文艺部主任邹友开。　　孟欣身材不高，打扮入时，整个人透着一种精明干练，她一边走路一边比划着和旁边的人说话，语速很快，有浓重的东北口音，是电视台非常能干的导演。孟欣年纪长我几岁，看人的时候会直视你的眼睛，给人一种强大的压力。但是接触久了更强烈感受到的是，她身上东北人的豪爽和仗义。孟欣是在中央电视台遇见的第一个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　　见面之后的一天，孟欣提出要看看我的资料，我必恭必敬地把在书包中揣了半个月的录像带拿了出来，双手捧着交给了孟欣。看录像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等待，邹主任正好经过，淡淡地问了一句：“这个小伙子是谁？”　　我胆怯地说：“主任，是我。”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底气。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业务被人注意。这让我欣喜若狂，尽管依旧是无所事事的一天，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却都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面。人是很怪的，遇到自己重视的事情，记忆力、意志力都非常好。那是一段没有什么私心杂念的日子，电视会带给我怎样的生活上的变化，想都没想过。想成功的心情是强烈的，但什么是成功呢？当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吗？来北京吗？懵懵懂懂!　　孟欣在下班的时候，忽然问了我一句话：“朱军，你住哪儿？”　　我照实说了。孟欣几乎是瞬间做出了一个决定，对崔亚楠说：“亚楠呀，朱军住的太远了，搬来和你住吧。”　　亚楠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孟欣走了，崔亚楠就和我商量搬家的事情。亚楠是内蒙人，长得人高马大，性格看得出来非常爽快。崔亚楠现在是文艺中心的著名导演，综艺频道（CCTV-3）的频道形象宣传片几乎都是他的手笔。你现在随意打开电视调到中央三套，每个节目结束后，都会播放崔亚楠的宣传作品。当时，他是《东西南北中》的一名普通导演，就住在剧组驻地宾馆的一个房间里。由于电视台的办公室非常狭小，节目组都会在附近的宾馆或写字楼租个剧组驻地，晚上还可以给“无家可归”的外地同事当宿舍。我的到来侵占了亚楠的单间，但是看得出来他从心里接纳了我这个来自西北兰州的青年。

自卑的剧务(2)
第二天，我拎着自己的行李，“三牙一毛”，加两件衬衣，和崔亚楠一起来到了位于翠微宾馆的单身宿舍。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间，两个大男人住显得非常小，但是房间有一个向阳的窗户，在我看来这间房子象征了太多美好的事情，我不但可以不交钱，白吃白住，而且终于可以在早上醒来的时候看见阳光了。　　为了庆祝我的“乔迁之喜”，我和崔亚楠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一些火锅原料，羊肉、白菜、毛肚、豆腐、蘑菇，还买了地道的北京二锅头。回到宿舍，用他的电饭锅烧了一锅热水，这是我到北京之后最丰盛的一顿饭，不仅有酒有菜，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朋友的陪伴。西北人很能喝酒，但是在北京的这几天，为了避免一个人喝闷酒，我很少沾酒。水烧开了，冒着暖烘烘的热气，肉和菜的香气散发着诱人的味道，我和亚楠用茶杯倒满了酒，一口酒，一口菜，让我真实地感到了一阵温暖。　　亚楠喝了一口酒，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兄弟，我看你行，好好干，我不会看走眼的……”　　说完我们一饮而尽，这杯酒的浓烈，这句话的温暖，不知给了我多少信心和勇气。亚楠是我来中央电视台结识的第一个朋友，他给我的鼓励和自信犹如雪中送炭，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莫逆之交。　　后来才知道，亚楠和我一样，也是在中央电视台寻找机会的打工族，只是比我早来半年，他还告诉我，中央电视台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大家全力投入，不计名利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听他这么一说，原本非常封闭胆怯的我反倒更有了自信。原来我并不孤独，比我时乖命蹇的还大有人在。现在想想，人是多么需要交流！又是多么需要朋友！记得在《艺术人生——周华健》节目的结尾处，我提议节目组准备了好酒和华健畅饮，那天我兴奋地和周华健以及现场的观众大声地唱到：“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脑海中浮现着10年前和崔亚楠的那次难忘的晚餐——从那之后，我和崔亚楠便成了行影不离的好朋友。　　我心里偷偷琢磨，奋斗10年，我怎么也能开上辆“奥拓”吧!　　住在翠微宾馆的日子开始让我觉得踏实了一些。每天早上，我和亚楠坐地铁上班。兰州没有地铁，北京的地铁很快，我们只需要坐一站就到了。那时候地铁票价是五毛钱，对于我们这样的短途来说实在是不值。于是为了省钱，捎带着锻炼一下身体，我们每天跑步上下班。看到长安街上来往的车辆，我心里偷偷地琢磨：奋斗10年，我怎么也能开上辆“奥拓”吧！简单而有目标的生活是快乐的，能如愿以偿地做自己向往的事情，再加上年轻和健康，我已非常满足。由于以前当过相声演员，天生的活跃和开朗让我的心境打开了很多，尽管还不时有惶恐和不安，但是我总对自己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初春的一个午后，孟欣对办公室所有的人说：“今天晚上开《东西南北中》新一期的策划会，大家该准备的准备一下。”　　于是，编导们纷纷打电话请人，整理材料，我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事情，也不敢问，心想：只要他们能带我去就行了。　　晚上，我们从台西门出来，打了一辆“面的”，这是我来北京之后第二次坐出租车。那个时候的公主坟还没有立交桥，是一个巨大的环岛，环岛中心是一个彩色音乐喷泉，平时不开，只有过年过节才开放。这里是北京的一个景点，很多人专程坐车来看。“面的”绕过环岛，到海军大院的门口停下，车门打开，上来一个漂亮女孩，穿着时髦，与大家非常熟悉，一上车就说说笑笑，她就是当时《东西南北中》的主持人许戈辉，一个漂亮且礼数周全的女孩。许戈辉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现在凤凰卫视主持一档访谈节目《名人面对面》，我们依旧主持同类节目。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得到的工作便是做许戈辉的搭档。大家介绍我们认识，我的称谓是“这是新来的朱军”，大家都这么说，我差不多习惯了。我对许戈辉第一印象很好，加上前面的杨澜，幕后的孟欣、高立民，感觉中央台女同胞的气质整体出众，她们知性、活跃、干练，而且不失女性的俊美与文雅。我始终确信，高素质人才聚集的环境，会不断提升个人品质。这也使我更加坚定决心，进军中央台。

自卑的剧务(3)
接上许戈辉，我们到了京丰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在那里我又见到了另一位仰慕已久的著名策划人焦乃积先生。请外脑策划是电视台做节目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无论是《东方时空》、《实话实说》，还是我们的《艺术人生》都是如此。策划是一个由虚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结构节目，更重要的是探讨节目理念。我在策划会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了做节目不仅要懂得制作方面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时时处处敏锐的思维和创新大胆的意识。　　此时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当然也没有发言的资格。听着大家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我觉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张开着，脑子跟录音机似的，几乎能背下他们所有说过的话。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太过敏感，对专业的敏感，对每个人、每件事情的敏感，还真让我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现在《艺术人生》的策划会也常有这样的情形，专家老师和组里的制片人、导演侃侃而谈，作为主编和主持人的我可以坐在会议桌显著的位置上，信马由缰地说话，在会议桌的外围也会经常坐着一些陌生、年轻的实习生，我有时偷偷地观察，他们有的瞪圆了眼睛随着大家喜怒哀乐，有的坐在一边无所适从地东张西望，有的干脆莫名其妙地玩着手中的笔记本……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瞪圆眼睛的人依旧在，而且开始侃侃而谈地发言，无所适从的年轻人已不知身在何方。我无法对他们进行“培训”，因为时代不同，大家想法各异，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那句老话：机遇，从不光顾毫无准备的人。　　策划会一连开了七天，天天挑灯夜战，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越是才思泉涌。最后一天的晚上，节目的基本样式确定了。邹友开主任来了，大家需要将策划的结果汇报给他，批准后就可以领经费开始拍摄工作了。　　忽然，孟欣说——　　孟欣常常会说出一两句惊人的话，作出一两个惊人的决定，瞬间迸发。也许这是电视人的思维习惯，现在我也这样。当时确实非常不习惯。　　忽然，孟欣脱口而出：“朱军，你给邹主任说说我们这几天讨论的结果吧！”　　要我说？我连自己在这期节目里干什么还不知道呢！但是，她确实要我说，我没有紧张，因为我连紧张的时间都没有。　　那就说吧！在这个节目组中，头一次，不是说中午盒饭的事，而是1994年第一期《东西南北中》的策划方案。听我说话的人是能决定我命运的人。　　相声演员，记性好，再加上太多敏感，竖着耳朵听的东西一句都没落，我当时连相声“贯口”的工夫都用上了，一气呵成。尽管仅仅是转述别人的观点，20多分钟吧，房间中就我一个人在说话，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事后很久，孟欣说，就是在那一刻决定用我作这一期的主持人。　　那天晚上，我的命运改变了。　　转述完毕，没有赢得什么“好评”，因为这点成绩是电视台的导演们都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天我觉得自己超水平发挥，其实和大家相比也就是个平手，但是平手对我来说就是胜利！邹主任点点头，批准了策划方案。　　散会后，老孟说，“朱军，没事和许戈辉好好聊聊，熟悉熟悉，这期你俩搭挡试试！”说完转身走了。　　奇怪！求之若渴的东西来了，却没有瞬间的狂喜，也没有什么人向我祝贺，高立民、崔亚楠他们都没有，一切显得异常平静。　　在《艺术人生——羽泉》节目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两个小伙子一唱一和地讲起当年千辛万苦得到第一张滚石的唱片合约，也就是他们的成名作《最美》时，也是平静之极。海泉说：“得到一张唱片合约并不意味着成功——”　　又一次暗下决心，我必须成功，不然都对不起这两套衣服。　　现在回想，自己所谓最重要的人生关卡，也并非那么步履艰难。在《艺术人生》中与众多嘉宾畅谈人生经历之后，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难以逾越和战胜的关口，旦凡成功者，几乎没有顺风顺水的，都有逆水行舟的经历。但恰恰是这一点，摔打出好水手，使他们成为驾驭生活之舟的胜者。当然仅有勇气还不够，还要成为智者。当年邓婕在是否争演《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时候，犹豫不决。她看到墙角有红白两只蜘蛛，就将自己比成红的，假如红蜘蛛先爬到墙角就力争，白蜘蛛先爬到墙角就放弃。结果，白蜘蛛拐弯了——假设那次红蜘蛛真的没有胜利，那么今天的邓婕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人生中有很多的机缘巧合，也有很多的情绪左右我们，那一瞬间没有任何榜样，只有崇拜“自己”。人生中真正的艰难困苦，是选择和等待机会的耐性，以及延续这一耐性所付出的努力。　　真的要录像了，真的要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了，准备比等待更加紧张。于是我每天很早来到办公室，把一切相关的带子和节目资料都看一遍，回到宿舍趁亚楠不在的时候对着卫生间的镜子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东西南北中》，”尝试着各种表情、各种肢体表达，活活一个神经质。和许戈辉也是天天打电话，一到办公室就对词，其实充其量不过十几句话，对了一遍又一遍，我生怕因为自己的一点闪失而前功尽弃。　　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根本没有出镜的衣服，来北京时就带了两件衬衫，毛衣穿了一个冬天。那时主持人的服装都是自己准备，再说我还不是主持人呢，也不好意思问大家。来北京时带的钱几乎用光，好在吃饭住宿有了着落，可当时身上的钱连一套“假冒伪劣”的西服都买不起。来北京个把月，从没去过服装店，根本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便宜衣服。　　这件事老是困扰着我，越临近录像我越心急火燎。　　和我同住的崔亚楠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我：“到时候你穿什么呀？”　　没等我说话，他神秘兮兮地拉着我就出去：“我给你弄套衣服去！”　　我们出门坐上地铁。路上他才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叫“仕奇”西服专卖店的老板，也是内蒙人，他的老乡，我们可以先向他借身衣服应应急。那时还没有“服装赞助”一类的说法，完全是朋友帮忙。仕奇的专卖店在沙滩儿美术馆的后面，这是我在北京唯一熟悉的地方，算是“故地重游”吧。　　进了门，老板正好在，一看亚楠和就他很熟悉，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那老板40上下，也是人高马大。我感到特别羞愧，堂堂男人向人家要东西，有嗟来之食的感觉，心里不是滋味。看着亚楠嘻嘻哈哈的样子，我也故作满不在乎。没想到，人家老板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后，二话没说，指着一屋子的西服，就说了仨字：“随便挑！”　　我的心情一下子畅快了很多，不知道是感激还是兴奋，觉得心里暖暖的。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非常感谢这个西北汉子的仗义。直到今天，仕奇的专卖店依旧在那个地方，门脸儿大了，生意更红火了。好人有好报呀！　　我拿了店里最便宜的两套衣服，一身灰兰色，一身浅色，店员帮我打好包，我们道了谢，走出店门。迎面看到了美术馆的大楼，到地铁的路上还经过文化部招待所。我拿着这两身珍贵的衣服，心中又一次暗下决心，我必须成功，不然都对不起这两套衣服。　　录像的当天简单而顺利，是中央电视台的资深化妆师李英给我化妆。很久没化妆了，已不习惯看粉墨登场的自己。我到卫生间将化好的妆擦去了一部分，想尽量自然些，直到今天我都不喜欢化妆，只要不影响拍摄，总是素面朝天。　　节目的要求很简单，我只是和许戈辉在演播室中将串场的词录一遍就行，每回几乎都是一次通过，因为词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录像后，我换下衣服。到中午了，继续去打盒饭。　　我和导演高立民一起进机房，剪片子。每每剪到有我的片段，我都特别仔细地看自己，明显有点傻，明显不自然，说话再慢点就好了……我给自己找出无数的缺点，摄像机总是能夸大人的缺点，经常在机房里觉得自己“惨不忍睹”。也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到机房看上一段，忽然就问：“这小伙子是谁？”　　每听到这样的问话，我都自我安慰地当成是在夸我。　　我坐在机房的角落里，像个剧务一样地送水送饭，进来的人不会注意我，但是他们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我。我是一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我不求在生活中光彩照人，但要在屏幕上引人注目。假如我能被中央电视台接纳，首先我要被观众接纳，我相信，命运在自己手里！那个时候，白天工作，晚上做梦都说：“东西南北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天到14楼打水，我在电梯里碰见了赵忠祥老师。赵老师长得和电视上一样，有点胖，站在他身边，我的心突突地跳。赵老师在观众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员工中有一种莫名的威信，大家对他的尊敬既不是出于地位也不是名气，来自一种内在的力量。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说到了心里“十分想见赵忠祥”。站在他身边手拎着开水瓶，心想：有没有那么一天可以和他一起站在屏幕上呀?我捡了根竹竿，颓废地躺在床上，捅电视上的频道按钮，从一捅到八，再从八捅到一。　　熬机房是一个艰苦的工作，空气浑浊，不见阳光，“躲进小楼成一统”，却令精神十分集中。直到有一天晚上，终于编完了，孟欣要来审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字幕。我站在旁边心里盘算：会给我打一个什么字幕呢？　　我有些忐忑，隐隐地期待着什么。　　于是等待。　　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在东门；在办公室；在策划会上——　　今天的等待最具体，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只让我玩一把，过把瘾就走！没关系，只要曾经拥有过，至今我不后悔。我站在一边胡思乱想。节目审过皆大欢喜，机房的技术员熟练地上字幕。这时，技术员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朱军名字前面打什么字呀？”　　“‘主持人’呀！”孟欣极其不经意说出了三个字，技术员照办。周围没有任何人流露出惊异或是质疑，依旧没有喝彩和祝贺，大家平静地继续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经历了翻江倒海的激动，我强忍着——　　我害怕，没有任何名分的我可以被叫作“嘉宾主持人”，或者“特约主持人”，如果这样就意味着我只有这一次机会，就意味着我只是在中央电视台领了一个纪念品，接下来我就要打道回府，而我的努力都将化作遗憾。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我终身难忘的一天，我庆幸它成了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孟欣走的时候，我胆怯地说：“谢谢孟导。”　　孟欣只是笑了笑，高立民也冲我笑了笑。现在回想，当时我没有任何正式手续，身份还是兰州的军人，高立民老师毫不介意地将我领进大门，孟欣导演坚决爽快地收留了我，邹友开主任广纳贤言认可了我，而每遇关键时刻，又会有崔亚楠、杨东升、刘真、张海潮他们的侠义身影，伸出援手，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朋友，很多恩人，我是幸运的。他们的出现给了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帮助。今天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同事，常常可以见面。是他们陪伴我度过了人生的一道关卡……。　　我终生祝福他们　　
就当是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1)
节目顺利播出。播出就播出了，三秒钟激情之后留下了更加现实的生活。　　将自己的名字前面打上“主持人”三个字，在我看来是人生的转折，其实什么都不能代表。　　那短暂的三秒之后，我需要处理的是一系列更加具体和棘手的问题。如果之前的困难还带有很多的人生命运感，以后的问题就更加现实——现实就意味着一时半会儿靠我的力量难以解决。　　节目播出那天，我只是通知了兰州几个要好的朋友以及自己的家人，不想再口出狂言给自己更多的压力。更重要的原因是，出来很久，既没有向团里正式请假，也没有和哪个领导私下打过招呼，我依旧是个军人，部队的一纸命令可以让我所有的努力灰飞烟灭。　　而这边，自己的业务水平时时处处都需要提高。更麻烦的问题是，我带的钱几乎花光了。　　我不敢向任何人提任何要求，因为我什么资格都没有，也不敢打电话回家，因为我知道我出来的时候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就像歌里唱到的：“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　　不久，《东西南北中》剧组搬家到了京丰宾馆，在北京丰台区，离台里的距离更远了，跑步肯定不行了，于是我又多了坐车的开销。每天上班依旧和以前一样，早晨打开水，中午买盒饭，乐呵呵地和大家一起研究节目，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那时，中央电视台只有两套节目，节目量不大，我们的《东西南北中》是每月播出一次，节目制作周期很长。　　周末，不上班的时候，是我最难熬的，因为那时暂时搁下的烦恼都回来了。　　我一个人在宾馆的房间里看电视，中央台和北京台一共才有几个频道，更没有卫视节目，那种8个按钮的电视机就足以排满所有的电视台。没有遥控器，在楼道中捡了一根竹竿，长度正好够得着电视，我颓废地躺在床上，用竹竿捅电视上的频道按钮，从一捅到八，再从八捅到一，反反复复，在烂熟于心的几个节目中倒腾。实在饿了，就来袋方便面泡泡，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白天睡多了，晚上睡不着，夜里连电视都没得看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地开始思念自己在兰州的家，回味咀嚼惬意的小日子。房间里没有电话，即使有也打不起长途，于是漫漫长夜让我阵阵恐惧和狂躁，毕竟我不是初涉人世的小青年，眼看30岁了，上有父母双亲，下有妻子家庭——以后怎么办？沮丧时想到了回去。然而那3秒钟的电视镜头，给了我生命的全部期待和信心!全部的关键就在挺一挺!很多时候，成败就在一念之间，我不害怕具体困难，但是心灵上的孤寂，那种在异乡的不安全感让我难以自拔，我仍然在漂……　　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想到商场买点主持时用的化妆品，因为经常在外景出镜，化妆师不能常在身边，常常需要自己化妆。我和崔亚楠到离中央电视台不远的百盛购物中心，两个大老爷们儿来买化妆品，又不熟悉品牌，转悠了一圈终于来到了“羽西”化妆品柜台前。小　　姐热情介绍一番，我们随意买了一瓶深色的粉底，一个浅色的唇膏。小姐好奇地问我们为什么买这些东西，崔亚楠快人快语跟人家小姐逗贫：“小姐，他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过几年肯定是一个大明星，你还不赶紧让人家给签个名!”　　小姐听了他的话，上下左右打量了我一番，一脸的莫名其妙，很不屑地问了一句：“您是主持什么的？怎么还自己买化妆品？”边说边低头熟练地帮我们包装。　　小姐的话真伤了我的自尊，就觉得臊得慌。后来在录制《艺术人生——黄磊》节目的时候，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刚刚和陈凯歌导演合作拍完《边走边唱》，心气正高，却没有什么新戏可拍，闲在家里。一次家里来了一个电工，修理完了电器，黄磊的爸爸为表示感谢，非要送给人家一张黄磊的照片，还要黄磊在照片后面签名，电工愕然地看着黄磊问：“他演过什么？”

就当是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2)
黄磊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显然有成功者的自嘲和幽默，但在当时一定是尴尬的。对于演艺界的人来说，成名意味着一种成功，那种站在大家的面前却被熟视无睹的滋味并不好受。人有些正当“虚荣”是很自然的。但在当时，经常遇到的嘲讽，像针一样地刺伤了我，不管有多么俗不可耐，在我的心里，我开始真实地渴望被大家认识，因为我知道那是我真正成功的一个标志。　　“别在我这晃悠了，下午我们就走了，找谭梅亲热去吧!”刘部长善解人意地把我“轰”了出去。　　我“擅离职守”到北京后不断地接到团里的同志捎来的口信，甘肃电视台的节目也要定期录像，我就想方设法周旋，什么生病请假、有事外出等等，时间长了总觉得不是个办法。但又有什么其它办法呢？　　1994年4月26号，谭梅她们到朝鲜访问演出回国，要在北京转火车回兰州。她们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深夜到京，只休息一个上午，下午一点多要离开。这是我和妻子分别好几个月之后唯一一次见面的机会。同时我也知道，这次带着她们出国的是兰州军区文化部刘部长，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得见机行事，把“擅离职守”的事向领导汇报。当然同时就意味着我和谭梅见面的时间又会缩短很多。　　那天上午，我向台里请了假，早早来到谭梅她们住的空军指挥学院招待所。说来也巧，上午10点10分正好是《东西南北中》重播的时间，我到了驻地先没找谭梅，径直来到了刘部长的房间。刘部长对我的突然出现深感惊讶，这么久没有见面，忽然出现在北京。寒暄之后，我打开电视机，不一会儿，片头闪过，我的影像出现在屏幕上。刘部长惊讶地睁大眼睛：“朱军，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说话，节目播出了20分钟。我一语双关，斗胆问刘部长：“您觉得行吗？”。　　刘部长仔细地看看台标，CCTV-1，又回身看看我，将信将疑。我怕惹恼领导，于是寻章摘句拣好听地说，把自己来中央电视台实习的事情，谈了个大概轮廓，然后非常委婉地说出了我的耽心。　　刘部长是个老军人，性格刚直，说话不拐弯，看看电视又看看我，似乎全明白了，然后坚定严肃地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朱军同志，你要好好在中央电视台实践，而且要把它当成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来完成。懂了吗？”　　一语惊人！早知道刘部长开明通达，但这样地痛快淋漓是我万没想到的!“谢谢首长！”我便装，敬了一个军礼。　　“别在我这里晃悠了，下午我们就走了，找谭梅亲热去吧！”刘部长善解人意他把我“轰”　　了出去。　　从刘部长那里走出来，如同吃下定心丸，气定神闲。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从入伍的那一刻，我就懂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父亲是老兵，从小严格的家教绝对不允许我违抗组织。假如团里一纸命令让我回兰州，别说是中央电视台，就是上月球我也不敢。我是军人，我可以追逐梦想，但是我必须服从命令，我没的选择。刘部长命令我“好好在中央电视台实践”，就像小时候有一回生病，医生没给开苦药，竟然让我“连吃三根冰棍”　　！我一听，什么病都好了。　　眼下，刘部长又命令我“和谭梅亲热去”。哈！这就叫时来运转吧!匆匆见了见谭梅，很久没见，彼此都瘦了。房间里人来人往，两人只好客气地互相问候一番，紧接着就得出发去火车站。我拿着她们好几个女同志的行李，将她们一直送到车站。我俩都有一肚子话想说，想给她讲讲在北京遇到的人，听她说说家里的事，一切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只能在她和同车的女伴们嬉戏玩笑的瞬间，交换一下会意的眼神，默默地思念和鼓励。　　拥挤的站台，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悄悄嘱咐一个熟悉的战友，车开了帮我照顾梅梅。一阵忙碌之后，安顿了下来，车还没有开，我们隔着厚厚的窗户对望。这三个月，我知道她和我一起承受着很多，而以后还要承受更多。尽管我今天得到了一个有分量的默许，未来对我仍旧是个谜

就当是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3)
我望着车窗中熟悉的面庞，一时间强忍着哽咽，刚刚经历了重逢喜悦，马上又要面对离别之忧，而且还有一个只有我俩知道的心事，一直不敢提起。那天，1994年4月26日，正好是我30岁的生日，真正的“而立”，老天给我的生日礼物仿佛是一颗希望的种子，充满了悬念，似乎只有耐心地耕耘，假以时日的培植，才有收获的可能，可是谁又能知道它将会经历怎样的风雨？　　我必须先走，不等车开，不等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我扭头就走，没有人陪伴的生日，没有蛋糕和蜡烛，我在心底里默默许给了她和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　　后来，听朋友说，火车开动的刹那，谭梅号啕大哭。

走到一起来(1)
《东西南北中》在1994年经历了一段非常“火爆”的日子。由于那个时候，节目少，它别开生面地脱颖而出。当时没有详细收视率的统计，但是它的那首主题歌《走到一起来》早已家喻户晓。长期担任主持人，北京的观众竟然也偶尔会认出我，只是还记不住我的名字，我经常被人这么称呼：你不是那个什么军吗？或者见我面张口就唱：“走到一起来……”每当这时，我都特别高兴，观众记忆是对主持人最好的肯定，我太需要鼓励和肯定去不断浇灌我的信心。　　我一边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一边认真钻研主持的各种技巧。兰州团里几次给我警告提示，甘肃电视台也不断催促我。但我决心已定，选择“不归路”，只有孤注一掷地向前行!除了软磨硬泡地和团里拖着，没有其他办法。如果选择退伍转业，中央电视台的门槛又何其容易进入？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我努力，我让观众都认识我，都喜欢我，我相信中央电视台是公平的，中央电视台会接纳观众喜欢的主持人。我孜孜不倦地努力，争取让自己的每一期节目都精彩。　　我跟着《东西南北中》剧组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我精神压力很大，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放开手脚，毫无顾忌。我知道，我首先是男人，我要对得起自己的承诺，我得照应在家乡年事已高的父母；第二我是军人，我得服从命令，我甚至还有保家卫国的重任；第三我才是主持人，假如有一天前两个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我都必须放弃第三条。我做梦都怕发生这样的事。　　我一边故镇静，一边踅摸屋里有没有穿军装的人，拿眼瞟着桌上有没有“兰州军区”之类牛皮纸信封。心里那个忐忑不安呀，活像个逃兵!1994年9月24日，我跟随《东西南北中》到湖北石堰的中国“二汽”录制一期特别节目。头天我们乘火车到了石堰，刚下车，还没来得及舒展一下筋骨，当地来接我们的人就着急地说：“朱军，我们今天一大早接到了你们台里的电话，叫你马上回北京。一会就有一趟回北京的车，你不用出站，我们把票给你买好了。”　　说着，递过来一张“石堰——北京”的车票。　　节目怎么办？随行的导演也觉得纳闷。台里的指示是，这期节目暂时换人，朱军马上回来。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对面停着的火车就是回去的火车，我跨过铁轨直接上了车，满腹疑虑和担心。当时没有手机，又无法打长途，再说我打给谁呢?从石堰到北京大约15个小时，这十多个小时，我几乎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了个遍，再想怎么应对，接下来宽慰自己。那一夜，我心里是翻江倒海，别是兰州军区让我回去?!真怕来北京的这半年成了一枕黄粱，醒来时两手空空……　　到北京站，下车，脸都没洗，飞奔回台，上21楼，见到孟欣。　　“回来了，这么快，辛苦了，歇会儿。”孟欣倒是一脸的轻松。　　“什么事情呀，孟导！”我一边故作镇静地问，一边踅摸屋子里有没有穿军装的人，拿眼瞟着桌上有没有“兰州军区”之类牛皮纸信封。心里那个忐忑不安呀，活像个逃兵！　　“有急事!你到对面办公室找一下邹友开主任。”孟欣说啊！找邹友开主任干什么？我又是一惊。　　到了邹主任办公室，他又让我找张晓海导演。　　找张晓海做什么？在电视台我只听说过他，还从来没有和他打过任何交道。　　张晓海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导演，当时还是名牌节目《综艺大观》的制片人。张晓海和赵安都是一脸络腮胡子，很多相声小品中说的“导演都是留大胡子”很大程度上都是拿张晓海和赵安作生活原型的。　　张晓海不在。一个副导演接待了我。　　原来，张晓海负责筹备建国45周年天安门广场群众联欢活动的现场直播。直播一共需要将近10位主持人，在不同的地点向观众介绍现场情况。于是张晓海在全台主持人中挑选。我是在前天夜里的会议上被选中，负责正阳门下礼炮礼花分队的报道。后来他们回忆说，当时记不住我叫什么名字，就说找那个“走到一起来的”小伙子吧！

走到一起来(2)
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又一颗心悬了起来，责任重大，我该怎么把握这个机会呢？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还没有正式名分，做事一直谨小慎微，不敢有丝毫张扬，常有的是一点点从不示人的自卑。　　第二天，就是彩排。　　头天晚上我美美睡了一觉，这几天都在火车上颠簸劳顿，心情高度紧张，一觉醒来却是新的一天。说来也怪，闲着的时候，我老胡思乱想，一旦化好妆，拿着话筒，面对镜头就只剩下兴奋。我知道这镜头不仅仅有观众的期待，更有一个属于我的未来。　　我竭尽全力。　　1994年9月30日，我在直播岗位上等待一天了。我的位置在正阳门下，我的口播内容一共几十个字。正阳门在天安门的南面，礼炮礼花分队点火之前这里很安静，我一天几乎都在角落里静静地等待。天擦黑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热闹起来，集体舞开始了，到处欢歌笑语。我像诵经似地不停地重复那几句词。要知道这是全国范围的直播，会有数亿人收看，一定不能出错!一旦出错不仅给中央电视台丢脸，自己的前程岂不也毁于一旦!快轮到我了，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要到前面转悠转悠，感受一下气氛，他们叮嘱我回来的时间。我快步走到前区，当时听到一片鼎沸的人声，狂欢的人流潮起潮落。我活动了一下身体，围正阳门跑了一圈，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安静的直播现场。时间没到，工作人看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还说：着什么急，早着呢！　　我继续在原地做运动，高抬腿，上下跳，大家笑话我说：瞧，给朱军紧张的！　　其实，倒真不是紧张，我只是觉得主持人气场要和前面的气氛能衔接上，礼花的前一个环节是集体舞，而正阳门相对比较安静，会给观众造成情绪上的中断，我就是想让直播接上这口气。　　到我了，我稍带着喘息，激动地对着镜头，高八度地开始播音：“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是在正阳门下，再过一会，灿烂的礼花将从这里点燃——站在我身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礼炮部队，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向祖国母亲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

这个小伙子是谁？
10月2日，我再次意外被通知马上到文艺部，找张晓海导演。　　那时，国庆是没有长假的，一号照例是放一天假，二号正常上班。　　后来听文艺部一个同事说，那天晚上，当我的直播信号通过层层传递，到达总导演张晓海手中切换按钮的时候，张晓海惊讶地问了一句：“这个小伙子是谁？”　　这句话几乎是我的吉祥语。　　张晓海找我，确定是好事。　　10月7日，中国纺织系统有一个名叫《七彩欢歌》的行业内晚会，晚会的规模很大，而且是直播。地点就在中央电视台最大的1000平米的演播室。现在春节晚会的一号大厅那时还没有，当时那里只是一个圆形草坪。而1000平米的演播室是中央电视台重大节目的录制地点。我第一次进中央电视台参观的时候，曾经扒着门缝向里面张望，没有想到终于有一天自己能在这里主持节目。　　我的搭档是中央电视台《艺苑风景线》的主持人陈鲁豫。鲁豫也是主持人中后起之秀，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在中央台一炮走红，清汤细面式的发型透着清纯和本色，至今未变，成了她标志性的造型。鲁豫比我小，却显得沉稳持重，天赋的伶牙利齿，也没有晚会主持人的珠光宝气，这样反倒让观众看着舒服。现在，她在凤凰卫视主持《鲁豫有约》，也是一档非常有影响的谈话节目。我们不常见面交流，但却是彼此的热心观众。　　晚会直播即将开始，我和鲁豫穿戴整齐，站在舞台中央待命，因为是大型晚会的现场直播，和我前几天的十几秒不同，我们都有些紧张。　　张晓海走到我们面前说：“记住了，别紧张，对了都是你们的，错了都是我的!希望你们掀开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新的一页！”　　这句话，我终身难忘。张晓海破例启用新人主持重大的直播晚会，究竟有多大风险，我全然不知，但是他的魄力和勇气，却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江老师忽地一下站起来，拍着胸脯说：“就凭你这个楞劲，我喜欢，这个忙我帮定了!”

凭你这个愣劲，我喜欢！(1)
我开始被中央电视台更多的导演注意，走在台里也常常碰见熟悉的人打招呼。慢慢地我觉得中央电视台冷冰冰的大门变得亲近了。然而，生活上依然的清苦和孤独，时时让我感到不踏实。　　在兰州的谭梅，经常托人给我带来各种生活用品，北京什么都有，但北京什么都贵。少了我军队上的收入，只靠谭梅自己养家，已很窘困，还要在不多的收入中给我添置演出服装，这无疑是一笔沉重开销。演出服都很贵，而且只能穿一次，于是我买衣服的时候总买同一色系不同深浅的，这样排列组合着可以多穿几回。有一次谭梅的单位发了300块钱的服装费，她兴高采烈地到商场给我买了一双鞋、一件衬衣，回家的路上挤公共汽车，下车前忽然发现崭新的衬衣不见了。小偷刚刚下车，大喊，已经没用，眼巴巴放走了小偷。谭梅怕我担心，只是轻描淡写地讲了这些事情。但是我却深深内疚，丈夫不在身边，一个柔弱的女性要支撑沉重的家庭需要怎样的坚强!于是，我又果断作出了一个人生重大决定：让谭梅来北京!贫贱夫妻，同舟共济嘛!那个签上不是说了，“要想成事，我们就得在一起！”　　然而，像我这样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状态又怎么照顾她?思来想去，有一个两全的办法，让谭梅考学!只要考上北京的大学，不但可以名正言顺留在北京，而且还可以保留军人的身份和工作，带薪读书，这是我们最理想的选择。我的想法和梅梅一拍即合，于是她捡起了放下多年的功课，准备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而我也在中央电视台这个“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地方继续奋斗着。　　人算不如天算，原以为考学是个人的事情，后来才知道军队干部上学需要繁杂的手续，要有报考的指标，要有团里的批准。当时，谭梅是舞蹈演员，军艺当年的舞蹈专业恰巧不招生，只有戏剧表演专业招生。谭梅几乎没有考试资格。但是团里有个规矩，只要自己找到大学里的老师，老师愿意接收并给报名指标的话，团里便可以开绿灯。　　解放军艺术学院在紫竹院公园附近。那天早上一冲动，我决定亲自去碰碰运气。那个时候想法单纯，又没有人情事故的历练，就凭着一股傻楞傻楞的劲儿。　　招生季节，很多的人，都不认识。当时从学校告示上看到新一届戏剧表演专业的招生班主任叫江命夏，就到处打听江老师家的住处，还真遇到一个毫无戒心的传达室阿姨，指着院子里的一栋楼房说：“就那儿！”　　知道地方，我就真去了。两手空空，甚至连点水果都不懂得带。　　敲了敲门，门只开了一道缝，出来的人不认识。其实那个时候，江老师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呢。　　江老师家里，人特别多。　　我礼貌但却坦率地对江老师说：“江老师，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朱军，我有重要的事情想和您单独聊聊。”　　江老师惊讶地看着这个愣头青——　　后来看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和你在一起》，琴童的父亲领着孩子冒冒失失地到俞教授家里求教，唐突而局促，但是充满了勇气和真诚，俞教授被打动了，竟然收下了这个乡下孩子。　　当时的我几乎经历了电影中全部的情节，江老师疑惑地看了我很久，把我领进了他的卧室，让我坐在床上，他一盘腿坐在地毯上，特别的男人，眼中既有好奇又有警惕。　　“你说吧！”江老师的语气听上去很锐利。　　我一口气介绍了自己和谭梅的情况，倾诉了我们的难处。最后，掏着心窝子说：“江老师，和您直说，我和谭梅就是希望通过考试上学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我们不是求您走后门，就是希望您给个考试指标，假如成绩不行考不上，我们绝不会赖着您！”　　话一说完，我就准备着被轰出去。和江老师素昧平生，上来就冒昧地提出这么私人的请求，我真是很莽撞！　　江老师眼睛直视着我，忽然说道：“小伙子，你说得都是真的吗？”
凭你这个愣劲，我喜欢！(2)
我点点头。　　江老师忽地一下站起来，拍着胸脯说：“就凭你这个楞劲，我喜欢，这个忙我帮定了！”　　我目瞪口呆，喜出望外。　　我又意外遇到了一个好人，一个秉性相投的好人。　　后来江老师还介绍我认识了现在已经过世的王铁虎老师，因为两位恩师的帮助，谭梅拿到了报考的指标。而梅梅更没有让恩人们失望，她很争气，考了当时的专业第9名，被顺利录取。今天想想，由衷地感谢两位萍水相逢的老师，我也因此成了“傻大胆”、“愣小子”。直到今天江老师依旧这样称呼我。　　此时，我十分怀念过世的王铁虎老师：谢谢您当年的恩典，谢谢您成人之美，祝愿您在天堂里面一切平安——

主持成这样，还想和程前叫板？
谭梅的事情解决了，其它事接踵而来。我清醒地看到，全部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央台站住脚，于是只有刻苦地努力。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追赶目标，就是中央电视台当时《正大综艺》的主持人——程前。程前当时人气极旺，长相英俊，潇洒倜傥，一举手一投足充满自信。我反反复复看他的节目，看了首播，看重播，独自关在房间里亦步亦趋地学，差距在哪儿?声音？形象？还是气质？文化底蕴？不知道！　　我们的驻地又搬到了菜户营的一个小楼里。有一天，孟欣在长春电视台的朋友李伟来北京办事，也住在了我们这里。老李岁数比我们大，东北人爽快，吃饭的时候大大咧咧地讲笑话，一不小心，把一锅热汤洒在了身上，烫了满身大泡。当时我的工作不忙，就主动担负起照顾他的任务，一来二去，我们俩相处熟了，也就无话不说。我悄悄地告诉老李，我的目标是程前。　　老李人直率，经常一语道破我的痛处：“朱军，你都30岁的人了，整天这么晃悠，和兰州那边也说不明白，你以后怎么办呢？”　　这句话，几乎成了老李的口头语，天天念叨。　　老李瞥了我一眼，不屑地说：“就你这水平，还想和程前叫板，到我长春台，我都不用你。”　　我们的驻地又搬到了菜户营的一个小楼里。有一天，孟欣在长春电视台的朋友李伟来北京办事，也住在了我们这里。老李岁数比我们大，东北人爽快，吃饭的时候大大咧咧地讲笑话，一不小心，把一锅热汤洒在了身上，烫了满身大泡。当时我的工作不忙，就主动担负起照顾他的任务，一来二去，我们俩相处熟了，也就无话不说。我悄悄地告诉老李，我的目标是程前。　　老李人直率，经常一语道破我的痛处：“朱军，你都30岁的人了，整天这么晃悠，和兰州那　　边也不说明白，你以后怎么办呢？”　　这句话，几乎成了老李的口头语，天天念叨。　　有一回，我们一起看我主持的新一期《东西南北中》节目，这是我比较得意的一期。和傣族朋友们过泼水节，我骑着大象，在祝福中被水泼成“落汤鸡”，我挥洒自如地说了些即兴发挥的话。整个节目风格活泼，突破了对着镜头背词的常规形式。我得意地放给老李看，等着听表扬。　　老李看完，一言不发，抽了一阵烟，瞥了我一眼，不屑地说：“就你这水平，还想和程前叫板，别说中央电视台，到我长春台，我都不用你！”　　当时我像被当众扇了一个大耳光，顿觉七窍生烟。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踹开门，把衣服摔在地上，号啕大哭——　　那天中午，我没给他送饭。　　老李在楼道里大喊：“你这个臭小子，这么不经说，你没良心，你不管我了?”　　现在回想，当时他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我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被他打击得体无完肤。然而，就是那回的刺激，让我更清醒地认识了自己，知道了就凭自己当时的实力，凭自己浅显的经验，凭很局限的自我训练，是远远不够的。成功是一个科学的理性的学习过程，台上的举手投足都反映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一个主持人真正的成功不是拿到中央电视台的永久“进门条”，也不是家喻户晓的名声，这个行业是公平的，即使你有如雷贯耳的名气也不代表你被大家接受。我意识到，其实我选择了一条异常艰难的事业之路，对主持人来说，有出镜的机会和节目并不是什么成功，一个真正的主持人一生都走在路上——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多少年了，老李还是那个脾气，我还经常收到老李发来的短信：“臭小子，今天的节目什么呀，退步了!”　　“臭小子，今天还不错。”　　我庆幸身边有这样坦诚直率的朋友，让我随时随地保持清醒。在这里我真诚地说一句：老李，够哥儿们!原谅我上次的小肚鸡肠。什么时候还需要我送饭您说话！

不是台里的正式的人不能上台主持节目！(1)
1995年8月3日，谭梅接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戏剧表演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　　我知道消息的时候正和几个朋友在北京广播学院餐厅吃饭。广院是广播电视的人才库，台里的同事一半以上都是广院毕业生。所以广院学生有着非同一般的优越感，令我这样没有受过电视科班教育，又半路出家的人，不免自惭形秽。　　正吃着饭，孟欣呼我。那时候，台里发了我一个呼机，带在身上还挺神气。　　孟欣在电话那头语气严肃地说：“朱军，今天人事处让我转告，说兰州那边出了点事儿，让你明天上午八点到人事处去一趟，还说以后不是台里的正式员工不能当主持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明天好好问问，具体事人家没告诉我。”　　“你千万别着急啊，大家都挺惦记你的。”随后，老孟又体己地跟上一句。老孟很少这么软绵绵地说话。　　那一刻的心情，用赵本山的话最贴切：我那心啊，顿时拔凉拔凉的……　　谭梅考上了，我不会又要回去吧?人生为什么总是这样阴差阳错？食欲没了，垂头丧气地一言不发。回去的路上，我们又经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一年多的时间，撇下兰州的事业和家，漂在这里，难道今生今世真的无法圆梦?还是命运考验，好事多磨？　　算了，听天由命吧——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整齐，不到八点就站在了人事处门口。人事处这样的“重地”我是第一次来。　　不一会儿的工夫，就碰见了三个熟人：《音乐电视》的亚宁，《综艺大观》的周涛和王刚，全都是一脸的紧张，当时我们都是漂在中央台的打工族。　　八点一过，主任出来了，热情地让我们进屋，给每人沏了一杯茶。大家坐成一排，端着茶，像是等待宣判的犯人。主任笑嘻嘻地说“你们都紧张什么呀?”“是这样的”他拿着一张纸，很正式地宣读：“经中央电视台分党组研究决定，亚宁、周涛、王刚、朱军四位同志在主持工作的实践中表现突出，特将此四位同志调入我台工作，即日起办理手续，请各部门配合。1995年8月2日。”　　是真的?！　　我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感觉——　　只觉得像在做梦。　　“亚宁和周涛可以直接办手续，朱军和王刚是现役军人，你们俩的手续会比较麻烦，等等吧！”　　没关系，等一辈子都行!我激动不已，原来自己苦苦求索的东西一旦得到，是这样的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当时和领导说谢谢的时候一定带着颤音——　　迅速回到21楼的办公室，脸上一副木然的神情。一进门，大家都在，见到我，立刻一片哄笑，老孟笑得前仰后合。　　“朱军，昨天晚上差点被我吓死吧？”　　说着又大笑，老孟绘声绘色地模仿昨天我在电话中的“颤音”——老孟始终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大家习惯遇事就追问“真的，假的？”　　我得到的祝贺永远是淡淡的，没有狂喜，没有豪言壮语，再说手续还没有“落听儿”，两厢情愿之后，生活才能重新开始。　　时至今日，我发现用各种词汇都写不清那天的心情，是狂喜之后的冷静，还是艰难之后的踏实？　　人事处谈话之后，我开始了平静的等待。这时才发现，等待其实是一种磨练。两年时间，我在不同的地方等待着各种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以后呢，手续办好之后我又该等待什么呢？我似乎习惯了等待，因为等待中的那种悬念感，让生活充满着许多乐趣和意义。　　我的手续经过了广电部人事司、国家转业干部领导小组，直到总政治部，转悠了大半年的时间，每遇一个关卡，都令我心惊肉跳很久。最终好事多磨，终于在1996年的3月拿到了正式调入的文件。看到上面总政的大红印章，一颗悬了两年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那个时候，我向台里请了几天假，回到兰州。当把调令交给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瞬间，我心中忽然有了那么一种留恋。部队的领导依依不舍，但顺顺利利地为我办好手续。

不是台里的正式的人不能上台主持节目！(2)
至此，我正式转业退伍，交回了领章帽徽，结束了我15年的军旅生涯。　　站在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门口，我感慨万千，止不住的泪水，无限的依恋。　　我对着大门，深情地敬了一个军礼！　　今生今世，我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

我是一名侦察兵
一件东西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的珍贵。　　当我实现了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梦想的瞬间，也意味着一个伴随我15年的身份的结束。我拿到了北京户口和身份证，从此我不再是一名军人了，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感受退伍的心情，毕竟我在军营中穿着绿色的军装度过了一生只有一回的“青春期”。　　1980年，我高中毕业，当兵是一种“时尚”，尤其是我这种在军队大院中长大的孩子，似乎从小就在等着18岁可以当兵的那一刻，比现在的孩子对大学的渴望还要强烈。我小时候甚至幼稚地认为，我生来就是为当兵的，连名字都叫“军”。于是别无选择，顺其自然地继承和延续了父亲的军旅生涯。

真实的谎言(1)
部队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每年的三月都要例行植树。我们部队的驻地海拔1700多米，三月份基本上还冰冻三尺，但是冰冻三尺也要种树。于是我们用麦子秆烧火，烤化地表的冻土，再用铁锨将冰冻的土地挖开，挖成一个直径40公分，深50公分的树坑。今天挖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冻死了，然后再烧再挖。每人每天要利用业余时间挖20多个这样的树坑。在寒冷的西北风中，低着头，一个40公分的树坑就是我能见到的最直接的劳动成果，那时候心里并没有什么怨言，但是身体明显吃不消，几乎到了极限。　　初中时，我得过一次阑尾脓肿，打了两个月的吊针，算是治愈了。但是在冰天雪地中一折腾，旧病复发。我的阑尾处一阵阵揪心的剧痛，疼得我在数九寒天中竟然大汗淋漓。　　小时候的阑尾脓肿导致周围器官的粘连。但奇怪的是，化验了三次，血相都是8000，属于正常。后来了解到，可能是因为阑尾本身没发炎。而血相正常，就没有请假的理由，就意味着必须继续干。我咬着牙，在寒风中坚持挖树坑，晚上冻僵的身体蜷缩在被子里睡不着觉，老是希望明天一早醒来就不疼了。但是，每天早晨，我都是被生生疼醒。　　有一天，我实在疼痛难忍，就又到医院化验，血相依旧是8000，看到化验结果，我下意识地作出一个决定：那时侯的化验单不像现在都是电脑打印，就是一个简单的手写数字。于是我拿起笔，在8000前面加了一个“1”，血相“18000”。我知道那么高的血相意味着病情严重，一定会引起大夫的重视。　　我实在已经疼得无计可施。　　主治大夫显然觉得疑点重重，但还是马上将我推进了手术室，切开一看才知道，阑尾周围的器官粘连在了一起，医生迅速做手术，将阑尾切除。尽管找到了病因并进行了治疗，但是医生对于“18000”的血相化验还是觉得十分可疑。　　疼痛一消除，我回过神来，马上开始害怕和后悔，篡改化验结果，欺骗医生，欺骗领导，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后果不堪设想。疼痛时的“不管不顾”变成了一种强烈的自责。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在指导员看望我时，忍不住说出了真相。　　指导员马上告诉了大夫，大夫几乎是暴跳如雷地质问我：“为什么这样做？”　　又说，知道你是一个优秀战士，为了研究那么高的血相用了好几天时间，生怕延误病情。没想到竟然是你纂改，胆子太大了。　　接着是一通严厉批评。　　没有什么理直气壮，我知道我错了，我老实地承认了一切错误，因为我不疼了，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看来疼痛对人的意志力真是考验，我似乎没有经受住考验。　　玩笑归玩笑，军纪却是严明的，你有千万条的道理，只要违纪便无理可讲。病好后，我在全连大会上，当众接受了最严厉的批评。但鉴于有“自首”表现，又确实“事出有因”，并没有给我书面处分。那是1982年，我18岁，这一年我经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　　从那之后，我努力挽回“面子”，处处积极表现自己。或许因为有了“前科”，我们的指导员王培芳也对我严加看管，别人的小错可以原谅，我芝麻大点的事只要让他发现，一定是他职权范围内最严厉的惩罚。那一段时间，我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无论怎样小心翼翼，他都能找出理由收拾我。有一天下午，我又不知因为什么挨了他一顿数落，心里挺不服气，晚上躺在床上老大不高兴。这时，值班哨兵走过来对我说，指导员叫你到他宿舍去一趟!大半夜的，干什么呀?!难道白天还没有数落够啊？我极不情愿地爬起来，穿戴整齐来到指导员宿舍。进门一看，通讯员明国灿、老班长陆全胜，还有指导员的爱人在屋子里说话。　　我一进门，王指导员就招呼我坐下，那口气比白天亲切很多。　　我还没坐稳，见炊事班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指导员，您让煮的东西煮不烂！”

真实的谎言(2)
“你怎么煮的？”　　“我煮了很久了，用筷子杵不动。”　　“哎呀，算了算了，赶紧都捞出来吧。”　　原来，王指导员是江苏淮安人，这次爱人探亲捎来了几只螃蟹给大家尝尝鲜。炊事班长是安徽大别山人，当兵前就没有出过山，从来没有见过螃蟹，当然更不知道怎么做，于是照炖肉的方法炖了很久。　　指导员哭笑不得，螃蟹捞出来了，一锅水成了蟹黄汤，满屋子洋溢着螃蟹的香味。指导员和嫂子招呼大家吃螃蟹。在西北能吃上螃蟹，尤其是半夜三更在严厉的指导员的房间里，竟然有这份享受，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况且我还被特别“监管”，能有这样的“殊荣”，真是受宠若惊。指导员还特批大家喝上二两，也没有借机对我进行“思想教育”。　　从那之后，我觉得王培芳并不那么可怕，在他面前我也比以前放开了很多，一心觉得自己得争气，不让指导员失望。因为那顿螃蟹是他对我额外的一次照顾，我老觉得那不是简单的一次美味，倒像是在分享一种情意。那时我特别想立功受奖，想报答一下指导员。在我们那时的“价值观”体系中，能取得优异成绩就是最大的回报。

郁钧剑的“金玉良言”(1)
那天，我壮着胆子走进郁钧剑宿舍，胆怯地说：“郁老师，我也喜欢唱歌，我想唱段，您给听听行吗?”　　2003年5月，军旅歌唱家郁钧剑作客《艺术人生》。我和郁钧剑也是熟识的朋友，节目做起来得心应手。但是有一件往事我也是在节目中第一次提起，郁钧剑听到之后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在部队的艰苦训练中，唱歌拉歌是枯燥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那时军队的歌无非是《打靶归来》、《战友，战友》、《炮兵之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的老军歌，还有就是战士们自己创造的“拉歌号子”，什么：“12345，我们等得好辛苦！”　　“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　　“像什么？”　　“像个大姑娘——”　　别看就这么几句号子来回喊，每次大家都格外兴奋，班与班之间，排与排之间，自发展开拉歌比赛。大家坐在马扎上扯着嗓子喊，五音不全，南腔北调，一概不吝，开心极了。在这种拉歌中，像我一样嗓门大点，声音浑厚点的明显占便宜，很快“脱颖而出”，一来二去的就成了“拉歌骨干分子”，进而成了“文艺骨干分子”，每次“起哄”的前几句几乎都是我起头，很出风头。　　在我们连里要成立战士文艺演出队的时候，种种条件一综合，我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文艺宣传队。进入宣传队之后我拿出了一直没有展示的才能——吹单簧管。　　单簧管是爸爸的“专业”，我很小的时候，见爸爸吹，觉得好玩，就跟着学。　　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我学了一门“特长”，还捎带认识了五线谱。没有想到当年一时兴起的业余爱好后来成了我的特长，在部队里，不认识“单簧管”为何物的战士大有人在，而我竟然可以吹出好几首歌曲，这又为我争得了在部队里当“明星”的荣耀。　　从此，带着文艺骨干分子的光环，我和一些有特长的战士一起，排练一些小节目为单调枯燥的训练生活添点乐子。当时我的拿手戏是独奏、男生小合唱和相声。独奏是因为只有我会，一枝独秀；小合唱是大家一起唱听不出跑调，可以滥竽充数；相声最简单，只要脸皮足够厚，说话连成句，就基本没问题。节目多了我也成了台柱子。文艺骨干总是可以得到大家的爱戴，战友们见我老是笑嘻嘻的。有点被“追星”的感觉后，积极性高涨，经常自己编点小节目，演出多了，不但可以少掏大粪，还能显示自己的才艺，一举两得。　　1983年的夏天，对我们连战士来说的是非同寻常的日子，因为总政慰问演出团要来兰州为驻军部队演出。这对于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我们来说如同过节般快乐。尤其听说著名歌唱家郁钧剑也随团来演出，更是激动地奔走相告。那次，郁钧剑唱了我们熟悉的《打靶归来》、《在那银色的沙滩上》和《草原之夜》，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天天唱的歌，怎么人家一唱就那么好听啊！　　我羡慕地盯着郁钧剑看，礼服笔挺、英俊帅气。比我大7岁的郁钧剑，看上去比我还年轻，讲话时眉宇间透着亲和。战士们回报的是热烈的掌声。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手掌心都拍红了，带头大声喊：“再来一个……”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战士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是多么强烈，为什么每个军旅文艺工作者对自己下部队的经历都记忆犹新，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战士的掌声中听出那种真实的渴望——　　我当时，负责接待工作。演出结束后，就借工作之便办点“私事”。那天我壮着胆子走进郁钧剑的宿舍，胆怯地说：“郁老师，我也喜欢唱歌，我想唱一段，您给听听行吗？”　　“好啊，好啊！”郁钧剑平和而亲切。　　于是，我扯着嗓子激情澎湃地演唱了一段《嘎达梅林》：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不落长江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不落长江不起飞。

郁钧剑的“金玉良言”(2)
天上的大雁从北方飞来呀，是为了寻找太阳的温暖：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唱完之后，我站在一边等着郁老师点评。　　郁钧剑说：“小伙子感觉不错，但是声音差点，建议你从事间接的文艺工作。”　　一晃21年，我果然如郁老师所说，从事了“间接的文艺工作”。2003年5月，当我在《艺术人生》演播室第一次和郁钧剑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自己激动得差点哭出来。郁钧剑张大了嘴，几乎是惊叫着说：“哎呀，我记得呀，很久以前，永登有个小伙子给我唱《嘎达梅林》。怎么竟然是你呀？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四目相对，半天都没回过神儿来……　　人生多么有趣呀，这完全像虚构出来的故事，但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战士文艺演出队的节目渐渐多了起来，我们用几个破军鼓绑在一起弄了一个架子鼓，自己设计舞台，编排节目。记得，我和战友郭四平模仿当时红极一时的王洁实、谢莉斯演唱《笑比哭好》、《外婆的澎湖湾》，还拿了个永登县文艺汇演一等奖。　　《艺术人生》第一期节目的嘉宾就是王洁实、谢莉斯。当时我在录制现场特别希望和谢莉斯老师演唱一回《外婆的澎湖湾》，记得节目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朱军：其实我觉得20年前，当你们演唱的歌曲悄悄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应该说对我们的生活都产生了一些影响，至少我是这样的。当时的生活非常枯燥，文化生活很贫乏，在这种情况下您们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唱两位老师的歌曲，拿的第一个奖就是唱《外婆的澎湖湾》王洁实：那一会儿你跟谢老师来一段《澎湖湾》吧。　　谢莉斯：那好，我有了一新搭档。　　“晚风吹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随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边边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王洁实：唱得不赖。你看谢老师多给面子，你第一段唱错了一句，谢老师在后面故意也唱错一句。(全场大笑)　　当年不懂得歌词中的意境，纯粹是自我陶醉，而今懂得的已不仅仅是音乐本身，自己的故事给旋律加入了新的注脚。也许就是因为唱得人多，歌声不再仅仅是音乐，而是人生故事的主题歌了。

我的人生“段子”(1)
到了歌舞团，我一直没有固定事情可做，经常是在大幕没有拉开的时候，钻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然后回到后台去打杂。　　我成了职业的文艺工作者，每天的固定科目不再是训练，而是随着军区的演出队排练节目，到各地驻军部队进行慰问演出。那时我演出的最主要节目是相声，“一张嘴”就是全部“行头”，简便易行。不久，我便成了部队的“笑星”，还经常和专业相声演员同台演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命运又让我结识了一位“贵人”。如果说前面的恩人是不经意间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么这个人却当之无愧成为我人生的设计师。　　他就是当时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曲艺队队长，现在天津市曲艺团的党委书记许秀林。　　2004年，当我们节目组策划《艺术人生·春节特别节目——父老乡亲》的时候，提到了天津相声，我全力推荐许秀林老师。在《艺术人生》策划的众多节目中，这是我唯一一次“徇私情”。许老师应该不算大笑星，但是我知道他内心对相声艺术的执着、追求，常人难以企及，他的“艺术人生”不事张扬却不同凡响。那天我们在舞台上合作了一个节目叫《歌的海洋》，本来16年前我和许老师第一次合说的就是这个相声，特逗的一个段子，但是那天望着身边早生华发的许老师，我平生第一次说相声时突然想哭。　　16年前，我在一次演出时认识了许老师。当时许老师正值中年，演出结束后，许老师忽然走过来对我说：“朱军同志，相声说的不错嘛！”　　许老师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艺术顾问，我赶紧站起来谢谢“首长”的夸奖。　　许老师对我说：“朱军你知道吗？相声中有一个说法，相声演员‘要不占一怪，要不占一帅’，你占一样。相声演员要想被大家认可，从形象上要不长得古怪，像马三立先生，要不长得英俊，像姜昆，长得不偏不正的很难被大家认可。”　　许老师说我长得不怪，那就是另外一条啦！我又惊又喜!“想不想到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来呀”？许老师冒出这样一句话。我吓了一大跳。　　想不想？做梦都想!但哪里敢想？　　父亲是“兰战”###级的单簧管演奏家，在团里很受大家尊敬。但是“兰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子女一般不能在本团工作，父亲又是那么一本正经的人，永远不会想到为我走什么关系，我就更加不敢和父亲提起这类事情。　　许老师的话倒是让我茅塞顿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懂得人生中有一种选择的方式叫“自我设计”，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我可以争取到一些我原以为不属于自己的机会。以前在部队中只知道服从领导，从来不会也不敢为自己选择点什么。　　许老师告诉了我“兰战”进团考试的时间，他的话简单极了，但却像一个信号，点燃了我心中“蓄谋已久”的情结，让我觉得眼前出现了一个未知而美好的明天。我开始梦想着成为郁钧剑那样的人。　　1988年的春节，过了年就是“兰战”的招新工作，我打了一个电话询问许老师考试的事情，许老师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你来吧。”　　于是，从春节初二到初七，我吃住在许老师家里，连门都没有出，许老师把我关在屋里，进行考前辅导，并且分文不取。那次，许老师给我辅导的节目，就是牛群的段子《歌的海洋》，而且亲自为我捧哏。　　直到今天那个段子我都倒背如流。16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问过许老师当时为什么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小战士给予这样的帮助，我不敢问，不愿问，我想我知道，幸运的人一生中总会有贵人相助，我庆幸自己的运气。许老师的知遇之恩我今生无法报答。我几乎忘记了当时是怎么接受老师的帮助，也几乎忘记了当时有没有向老师说感谢。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会给天津的许老师打个电话，像打给自己的亲人，没有什么事情，就是简单嘘寒问暖。　　发榜下来，我如愿以偿，终于在1988年9月，正式调入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兰战”当时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文艺团体，而自己在“兰战”工作，算是“艺术人生”正式开始。

我的人生“段子”(2)
我发现人生真的很有意思，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较劲，一个困难的结束就意味着另一个困难的开始，而困难的不断升级，却意味着不断进步——这是今天的想法，然而在当年，似乎总是在希望与失望的悬崖上飘忽不定，不知道明天究竟怎样。　　到了歌舞团，我一直没有固定事情可做，因为歌舞团的核心演出是以歌舞为主，曲艺演员在台上仅仅是“垫场”的角色。我经常是在大幕没有拉开的时候，钻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然后回到后台去打杂。人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时候是最难以忍受的，尤其是自己踌躇满志地投入进来，却突然不知所为，那种失落感是巨大的，让人经常莫名其妙地烦躁不安。那时我已经24岁，却一事无成，甚至还没有找到前进的目标——我开始隐隐地为自己的未来担心了。　　这以后不久，我们到新疆下部队演出，我的任务是坐在舞台上方的灯光槽子中打追光。当时我们演出的剧目叫《红霞里有个我》，在乌鲁木齐演出三场，然后组织小分队下到边防哨所继续慰问。在乌鲁木齐的演出，因为是大剧院而相当正规，我工作的灯光槽子在舞台上方，背冲着观众，周围就是众多高倍数的灯光，每个灯都是上千瓦，我手里拿着巨大的手电筒一样的追光灯，追随演员的身影，烘托他们的造型效果。炎热的灯光槽儿把我烤得汗流浃背，一场演出两个多小时，我光着膀子，出的汗都可以拧出水来，一场演出下来我在上面几乎可以喝掉一桶水。最难受的不在于此，而是每个节目结束后掌声雷动的时候，那时我像一个馋嘴的孩子一样，眼巴巴地看着台上演员充满成就感的笑容，心里一阵阵不是滋味。我意识到，假如说在永登县驻军的战士业余宣传队也算是演员的话，那么几乎就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到了正规文艺团体才知道人家的歌舞演员人人都是从小训练，科班出身，我这种自己训练的能耐，很难登大雅之堂。然而，我还是始终如一地自我宽慰，“不以善小而不为”，小事也能成大气候!即便在灯光槽里打灯，也要“术业有专攻”，以此成为自己的一技之长。　　那时我手里的追光打出了五花八门的样式，为台上的演员锦上添花。也就在我手中把玩着那巨大的追光灯的时候，有一个身影始终是我手里的“光”追逐的对象。　　她是舞蹈演员，在许多节目中都有她的身影。　　她瘦小，却楚楚动人。　　我的追光总是不自觉地跟着她的身影走，追光不偏不倚地打在她的身上，而在灯光中她的身影有一种别样的光彩。当时又怎么可能想到，后来追光灯里面的身影成了我终身的伴侣。

我的第一次主持经历(1)
许志师重重地摔开我，须势推了一把，我一个趔趄，正好被推到拉开了一道大缝的舞台中央演出结束之后，我狼狈地从灯光槽中下来，别人沉浸在演出的兴奋中，我却依然无所事事地闲着。许老师在处理完演出的善后事宜后，大家纷纷回房间睡觉，他又将我悄悄地叫到他的宿舍，对我说：“明天大部队回兰州，我带着小分队下部队。”　　看得出来，许老师似乎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沉默了很久，许老师忽然说：“朱军，在‘兰战’歌舞是主体，曲艺永远是‘第三世界’，只能填补空白，当初是我建议你来的，希望你会有大的发展，现在看来还得想更好的办法。我今天发现了一点，我忽然觉得你的形象个头说话的感觉，挺适合当主持人的，你敢不敢？你有没有什么兴趣？　　“主持人？不就是演出开始之前的报幕员，敢当然敢，但是当报幕员有什么意思吗?但是想想又觉得至少比打追光要好，我实在不甘心只当个打灯的。再说，如果我除了相声、打追光，还能当主持人，好歹也算一专多能。于是二话没说，满口答应。　　主持人当时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业余职务，只要口齿清晰，长得大方，谁都能当。只是主持人的头衔，比报幕员上档次，多少能满足些虚荣心。假如不是许老师那天特意提起，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想到我与主持人会有什么瓜葛，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唱歌的演员，或者干脆离开“兰战”重新谋生。然而，这个当时看起来很简单的一项工作无意中成就了我终身的事业。　　第二天，演出的大部队回兰州了，我们团那时的主持人叫王广訇，也是个相声演员，每次节目都由他来主持，这次由于工作的安排，他跟着大部队回去了，于是小分队演出的主持人就成了我。　　下部队的头一站是位于南疆托克迅的汽车二团，虽说是小分队演出也有一定的规模，有舞台、有大幕，我将写好的串联词反复背诵，把节目单卷成一个卷拿在手里，背着手来回溜达。离开演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偷偷地从大幕里边向下望去，战士们坐了一大片，正兴高采烈地一边拉歌一边等待着演出开始。忽然间，我出了一身冷汗，心跳加速，一下傻在那里，像是产生了幻觉一样，什么都听不见了。奇怪!也上过台，也无数次面对过观众，这次为什么紧张成这个样？也许是事前低估了主持节目的难度？没有认真准备？不对呀，我自己写的串联词，背得滚瓜烂熟，再回忆一遍，糟糕！怎么几乎全忘了？　　忽然而至的紧张让我慌乱起来，一切经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后悔事先没有和老主持人好好交流一下，后悔自己草率地决定如此重大的事情。正在我紧张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剧场里的电铃一声巨响，许老师带着人站在大幕遮掩下的舞台正中间，轻声地问我：“怎么样？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我看着许老师，紧张得脸上直抽搐，忽然抓着许老师的胳膊，央求着说：“许老师，我觉得我不行！”　　许老师一把甩开我，瞪着眼睛，冲着我就嚷：“到这个时候了，你敢说你不行，不行也得上！”　　口气不容质疑，毫无商量余地。我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孤注一掷。　　说完，许老师和另外一个拉幕的战士一左一右往台边上走，我下意识地抓着许老师的衣服，皱着眉，一脸痛苦，喉咙里嘟囔着：“别，等会儿——”　　等?!等什么!铃声就是命令!下面那么多战士等着开演呢!许老师上来了一股子倔劲，重重地摔开我，抬起手顺势推了一把，我一个趔趄，正好被推到拉开了一道大缝的舞台正中央。　　一时间掌声轰鸣，充溢着我的耳鼓，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大了，不知如何是好，冲着台下深深地弯下腰，像是真诚地给战士们鞠躬，又久久地慢慢地深情地站起来。战士们见主持人如此谦诚，又是一阵热烈掌声，于是我借机又是深深的一躬，原来是想借这“一上一下”的时间，缓冲一下紧张情绪，再抓紧想想台词，没想到等我再次慢慢抬起头的时候，原来背好的台词全飞到了九霄云外，只记得说了一句：“亲爱的战友们，大家好，我们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带着军区首长的关怀和深切的慰问，来到这里为大家献上精彩的节目，下面演出正式开始——”

我的第一次主持经历(2)
这就是我主持人生涯的首次出场，被观众的掌声吓得忘了词儿，甚至还想临阵脱逃，尴尬地被许老师一把推上了舞台。但没想到这一把却将我推上了事业的“正道”，“这一把”推来我后半生的好运，让我在迷茫的人生中忽然柳暗花明。　　战士们的热情又救了我一命，我在又一阵掌声中踉踉跄跄地下台，晕晕乎乎地赶紧背词，那张节目单子在我手中早已揉皱，我紧张地看到下一个节目是我和许老师的相声，于是我连忙定了定神，心里微微松弛片刻，又在那“骇人”的掌声中走了出去。舞台在那个时候，就像是枪林弹雨中的战场，敌人是谁？其实敌人就是自己，瞬间需要打败的就是那个胆怯的、不知所措的自己。　　巡演了几个月回到兰州，正赶上“兰战”在排演一场大型“五四”青年节歌咏比赛，很像今天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我依旧没有什么具体事情，跟着大部队瞎忙活。那天演出没有相声，节目的主持人依然是两个固定的人：王广訇和田美荣，他们俩是老搭档，团里的重要演出几乎全是他们合作主持。排练的时候，我悄悄地跟在他们身边，不打扰他，偷偷看他们怎么准备，怎么分配话语，怎么练习，怎么处理一些场上的精彩环节和突发事件，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演出是在1989年5月4日晚上，一切准备就绪，下午最后一次彩排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男主持人王广訇忽然不见了。找了一圈才知道他突发肠胃炎，上吐下泻几乎脱水。上上下下的人急得团团转。没有办法，只能换人。但是团里没有备份的主持人，即便有，也只有半天时间，怎么来得及排练?　　这个时候，许秀林老师忽然语出惊人：“让朱军试试吧！”　　“朱军是谁?”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新来的朱军哩!朱军有这个能力吗?朱军有这方面的经验吗?一连串的疑问，让许多人担心。现在想想难怪大家疑虑，这么重大的活动，让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甚至从未排练过的新手出场，有多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许老师坚定地认为：“我觉得他行，至少用他是目前唯一的办法。”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成了主持人。当时只抱定一个想法，领导这么信任千万不能丢脸，至少不能演砸了给许老师丢人。至于这次机会对我将意味着什么，我无从细想，只是觉得，这个比上次还大的舞台带给了我一种莫名的兴奋，我想站在那里——　　那天我穿着白色的军礼服，精神昂扬地站在体育馆中央，一气呵成地将主持任务圆满完成。　　大型晚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素质，除了自己，没人可以打倒你。在那个硕大的体育馆里，我找到了事业上的自信，不是军人的荣誉感，不是掌声鲜花，甚至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是一个24岁男人的事业定位和自信。

路在脚下(1)
扭头偷偷看着亚宁，那浑身的青春气息，一脸的阳光灿烂，怎么都觉得自己有点装“嫩”。　　1996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我正式带着办理好的一切手续到中央电视台报到，最后一次用证件换得了进门条，跑了一圈办理手续，终于看着自己的一寸照片和一张出入证被过塑压膜，上面铅印着：文艺中心，朱军，还发了一条链子，我忙不迭地将出入证挂在脖子上，比带上钻石还美。办好了证，我故意找个理由，出去办事，神气活现地挂着证件从东门出从东门进，每次看见武警战士爽快的放行手势，我都有一种“得逞”的快感。就这样，来来回回，当天进出东门12次。那个时候脖子上老挂着证，就像大学一年级的新生老爱戴校徽似的。　　报到的当天下午，我带着一大堆证件，来到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派出所，正式办理户籍手续。　　从那天起，我竟然成了北京市的正式市民。　　来不及感慨，来不及享受成功和胜利的甜美，新的压力接踵而至。　　1996年底，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正式开播。文艺中心成立了戏曲音乐部，我同时担任《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的主持人。时间一久，做节目的状态就有了一种惯性，我有时会忽然想起老李说的那句刺耳的话：“您差远了！”心里竟一阵阵地发慌！　　还没有调进中央台的时候，有一天，老孟要我看北京电视台一档青年节目《我们》，主持人叫亚宁，英俊年轻，他后来与《同一首歌》一起红遍大江南北。亚宁青春鲜活，有天赋的“明星”气质，符合年轻人审美选择，很快就被老孟请来实习。让我惊讶的是，这个小伙子竟然是学医的，毕业之后“不务正业”选择了做主持人，而且迅速被众多青年观众追崇，让我心生一种羡慕。亚宁很快就成了我的同事，我们同一批进台，一直都在戏曲音乐部工作。现在他离开了主持人岗位寻找自己另外的发展方向。　　亚宁的出现给了我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清楚地感到亚宁先天优势凸现了我的先天不足。　　有一回，我们要把《东西南北中》已经家喻户晓的主题歌拍成MTV。MTV当时是一个很时尚的概念。经过策划导演的周密计划，由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全部主持人，我、许戈辉、亚宁、袁鸣一起参加拍摄。MTV的创意是，几个年轻人坐着敞篷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上，大家在车上，向周围热情招手，跳起来够树上的叶子，欢声笑语，活蹦乱跳，到了风景优美的地方更是青春四溢。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慢慢感觉到越来越别扭，越来越心虚，30多岁的人了，主持节目时总是西服革履，给人一种持重的感觉。现在穿上便装，欢蹦乱跳，跳得没人家高，笑得没人家自然，尽管还依旧是一张年轻的脸，但是扭头偷偷看看亚宁，那浑身的青春气息，一脸的阳光灿烂，怎么看都觉得自己有点“装嫩”。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早已潜藏着危机：毕竟我不是20出头的小年轻了，以前经历的沧桑清晰地挂在了眉宇之间，再浓重的粉底、再高明的化妆都掩盖不住了。拍出来的效果也如我所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显得“青春已去”，尽管在导演精心拍摄处理下，我还差强人意地过了关，但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心知肚明。MTV播出后，观众尽管非常喜欢，但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亚宁的青春自然，很少有人提及朱军。　　这次的刺激非同小可，让我着实实有了危机感。我想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一个主持人，究竟应该怎么定位，尤其是一个已经不能算年轻的主持人——　　这个MTV几乎每期节目都会插播一遍，而每插播一遍我就受一遍刺激，毕竟我的目标不是一张中央电视台的进门条。进来干什么？这里是人才济济的地方，谁又能知道等候在东门的年轻人不是虎视眈眈的青年才俊？不是台前幕后闪烁的新星？　　人生的又一道关卡悄悄横在了我的面前，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忧虑。我已经不年轻了，在自然规律面前，我可能彻底地无能为力。就像烧开一壶水，从0度到80度可以很快，但是要想再升高20度，沸腾起来，却需要更多的能量，我不知道怎样、从哪里汲取这样的能量？

路在脚下(2)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我这样鼓励自己，我也只能这样鼓励自己！　　有时侯，我挺害怕，我怕自己就这么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地荒废这来之不易的主持人生涯。然而，在当时我主持的《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两档节目中，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劣势，每到周一，写给亚宁的信足有一筐，写给我的却寥寥无几。我不想仅仅成为屏幕上CCTV字母的背景。电视媒体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优劣成败，一览无余。它能让一个主持人一夜之间大红大紫，也能让你一败涂地，关键在于观众的视觉判断。我必须寻找自己的准确定位，扮演适合自己的“角色”，才能最终被观众认可。坦率地讲，那个时候，成名的心、成名的梦变成了一个实在的心愿。　　面对各种竞争压力和观众的批评，我不甘心；作为30多岁的人，我不甘心；作为一个男人，我不甘心。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于是，在1996年，《中国音乐电视》最“火”的一年中，我毅然离开了那里。　　坚持难，但是比坚持还难的是放弃。　　我不想继续在一个不再适合自己的地方委曲求全，这会让自己和节目都感到勉为其难。我相信我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于是，我在综艺频道的改版中放弃了《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两个节目，开始主持一个名叫《音乐直播厅》的栏目。每周末到一个音乐会的现场，直播音乐会实况，同时单枪匹马地负责一个叫《中国音乐电视精品廊》的周末赏析类节目，自己担任编导主持人。默默、沉静地琢磨着电视——这个本不是我的专业、或许会伴随我终身的事业。同时，我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大大小小的直播节目和大型晚会上，我喜欢大舞台，喜欢直播。我终于明白了，当找不到合适定位的时候，千万不要占着别人的位置，观众会对朱军这张脸久而久之产生“审美疲劳”，结果只能是还没有被人记住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忘记了

勿忘父母恩
1999年10月7日，我没了爸爸。　　2000年12月16日，我没了妈妈。　　那才是我真正长大的日子。　　那一刻，除了悲伤，我感到了一段彻骨的孤独，似乎一切的成就都在一种力量面前化为乌有。我是个孝子，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孝子。父母给我的不仅是骨血和容颜，更是一种深深的烙印，我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在他们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按照理性解释“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当我来到父母合葬的墓前，见到自己的名字也被刻上石碑的时候，我知道父母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　　慈祥的爹带走了我的胆怯，让我更加地坚强；善良的娘带走了我的迷茫，让我的人生更有方向

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
我不敢轻易回忆童年，因为我的今天与我的童年生活天壤之别。童年时最清晰的记忆都是关于父亲母亲的回忆，关于贫寒的家和自卑的自己。也许当年还曾经有过委屈，今天为人父母才知道，虽然经历了一个清苦的童年，但是我得到的一切都是父母能给我的最好的生活。　　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每顿饭也仅仅是能吃饱，而且没过一会儿就饿得饥肠辘辘。　　虽然贫穷，我的家教却非常严格。无论多饿，一定要等长辈坐好了才可以动筷子，而且只允许夹靠自己一边的菜，绝对不许有什么失礼行为。饭桌上很少有肉，即使有一点也要家里人一起分享。记得一次妈妈端上来一盘切得薄薄的香肠，那香味让我直咽唾沫，数数香肠的数量，也就够一人吃一片。哥哥姐姐很懂事，都像没看见似地只管吃自己碗里的饭，爸爸伸出筷子，夹了两片轻轻放在我的碗里。　　我看了看爸爸，又看看哥哥，夹起一片咬了一小口，咂摸着滋味。忽然皱了皱眉头，把另外的一片香肠又放回了盘子，小声地说：太难吃了！因为我知道一人只有一片，我吃两片就意味着没有爸爸或妈妈的份。我以为自己这么做就是懂事，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却因此大发雷霆，一下扔了筷子，怒吼着冲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难吃，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说完，跑到一边，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地喘着粗气。我委屈地看着妈妈，一边抹眼泪一边吞咽着没有滋味的饭菜，眼泪啪啦啪啦地掉进碗里——当时我无法理解父亲生气的原因，反倒觉得自己好心好意却挨批评。爸爸怎么连我的心意都不懂呢？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的“懂事”伤害了父亲的自尊心：一个大男人，连让自己小儿子吃片香肠的能力都没有，还要年幼的孩子自己去谦让。　　父亲是个活得极有尊严的人，家境再穷也不希望孩子们在忧郁中度过。当他看到9岁的儿子因为贫寒的家境开始变得“懂事”时，内心的伤感可想而知。　　母亲是一位慈祥的普通妇女。她没有文化，没有工作，像天下的很多母亲一样，一辈子围着锅台转。

我理解了母亲(1)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一阵大张旗鼓的表扬之后，老师派班长、学习委员到我家给家长报喜。我欢天喜地地领着同学，一路上说说笑笑。本来在学校我属于不善言谈的，家境不好让我始终有自卑感。这一次拿了年级第一，立刻有了自信心，性格一下变得活泼开朗。　　高高兴兴到了家，因为比平时回来的早，大人都还没有下班，院子里面冷冷清清，我七拐八绕到了家门口，忙不迭地冲屋子里喊：“妈妈，我们同学来了，我考试第一名！”我连珠炮似地说了好几遍：“妈妈，我考试第一。这是我们同学，来告诉您的！”　　没有妈妈的应答。　　她正在我家低矮的小厨房里干活。1月份了，妈妈还只是穿着一件单薄的青布褂子，弯着腰，正费力地将烧火用的煤块码放在炉子边上，两手煤黑，裤子上也蹭上一块块黑印，一绺头发耷拉着遮住半拉脸，妈妈看了我们一下，眼睛里没有什么惊喜，只是平静地直直腰，举着两只满是煤末的手，却没有去拿同学手里的喜报。答应了一声之后，又弯下腰，继续干活。　　同学的眼睛中也透出了一种失望和不理解。其中一个同学没有忘记学校交给的任务：“阿姨，朱军考试得第一，老师叫我们给您报喜。”　　妈妈再次直起腰，回身看看我，用手背轻轻抹了一下脸颊，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　　说完又出门继续搬煤。　　我傻愣愣地站在门口，同学们一脸愕然地看着我。　　我又小声嘟囔了一句：“妈，我考试得了第一。”　　妈妈继续干活，搬起了一簸箕煤，对愣在一边的我们说：“孩子们，我知道了。你们快回家吧，谢谢你们。”语气平静地像完全没有报喜这回事。　　同学将那张粉红色的喜报放在桌上，我尴尬地站在院子里，勉强送走了同学，心中的委屈从头涌到脚，觉得自己的成绩被母亲否定了，自己的面子被母亲打碎了，刚刚建立不到半天的自信心被母亲摧垮了，自尊心被母亲伤害了！　　我站在院子里一声不吭，看着母亲来回搬运煤块也不像往常那样去帮忙。母亲忽然间在我的心中变得那么渺小，那么不近人情。好几天，我都闷闷不乐，甚至故意不理睬母亲。　　在一个四年级小学生的心里，也许渴望有这样一个美好情景：漂亮的母亲站在亮堂堂的院子里，见到同学们送来的喜报，不停地夸奖自己，拿出好多糖果招待同学，甚至还请同学在家吃饭——这事关一个孩子的自尊心。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得到。那天我觉得脸被丢尽了，从此更不爱和同学说话了，开始感到家境的贫寒带给我的压力，甚至变得心事重重。　　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照例和母亲没有什么话说，走到房间门口，我愣住了。　　母亲一个人坐在床边，依旧穿着那件洗得褪了色的青布褂子，她身后的墙壁上，花花绿绿地贴满了大哥得到的各种奖状，足足占了半面墙。大哥从小学开始，年年是三好生，有一年还被评选为兰州市“三好学生”。那时候，大哥是父母的骄傲。每次拿来奖状，他并不张扬，悄悄放在家里桌子上，母亲看到后，就端端正正贴在墙上。直到大哥参加工作，他上学时的奖状还贴在墙上！　　夕阳的余辉透过窗户，落在母亲瘦弱的身上。她手中拿着我那张粉红色的喜报，轻轻摩挲着，偷偷地掉眼泪——　　那一刻母亲的形象，像一副经典油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对母亲的记恨顿时烟消云散。母亲对我的爱，对我的每一点进步，发自内心地高兴。只是为了让我明白，家里穷，上学是一种奢侈的付出，学好功课理所应当，不应该那样张扬。　　直到母亲去世，我都没有和她提起这件事，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我长大之后，无论是回兰州家里，还是把母亲接到北京住，只要有我的同事朋友在场，母亲无论身体多么难受，都要特意换一件利利索索的衣服，把头发梳理整齐，端端正正，面带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拿出最好的烟酒茶水招待我的同事朋友，和大家聊天。见过母亲的朋友都说：“朱军的妈妈气质真好，难怪养出了这么一个儿子。”

我理解了母亲(2)
听了这话她总是特别高兴，直到她身患绝症，依然是衣着整齐地出来见我的朋友，给足了儿时我那份缺失的“面子”。每当这时，我的心里都酸酸的。

父亲，我人生的导师(1)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晚上，竟然成为我和父亲今生今世的诀别——　　父亲往往是男孩成长中最重要的导师。　　直到我做主持人，退伍，转业，进入中央电视台，父亲几乎从不干涉我对事业的选择，父亲信任我。尽管我没有自始自终继承父亲的军旅生涯，但是我却继承了父亲做事做人的原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我，只有淡淡的两个字：“还行。”　　在我记忆中，1999年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监督我主持了一台节目，而让我最刻骨铭心的是，那次竟成了我和父亲的诀别……　　1999年，是兰州大学100年校庆，那时我到中央电视台被邀请为兰大百年校庆做主持人。那天上午11点我到了兰州，直奔兰大，和老师同学商量节目安排，因为事前已有准备，我觉得十拿九稳。下午对完了词，我急不可耐地打车回家去看父母，舟车劳顿加上归心似箭，一不小心，将晚会的串联稿落在出租车上。　　回到家，见了父亲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工作原因，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能和父亲坐下来说话的时间也非常少。但是父亲那天却反常地不爱理我，不断地说：你是来工作的，怎么可以借机探亲呢？兰大百年校庆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在那好好背词跑回家休息！　　尤其听说我把稿子落在出租车上了，父亲非常生气，命令我立刻返回兰大，认真准备晚上的节目!我无可奈何，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太清楚父亲做事的原则，在他看来，无论我怎样胸有成竹都要认真准备，晚会上一个磕巴都不许打，否则在父亲看来就是犯下弥天大罪！　　我无法说服父亲，于是准备好晚上的衣服，比原计划提前出了门。走的时候父亲仍旧一脸严肃，特别派我二哥“押送”我回现场，“监督”我演出，并且要求回来认真“汇报”情况，绝不只听我一面之辞。　　我无奈地摇头晃脑出了门，二哥也笑着跟我去，一边劝着我“顺者为孝”嘛！我和二哥提前到了现场，晚上的活动一如既往地顺利，父亲担心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演出结束了，我直接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就得赶回北京。　　到了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依照往日的习惯父亲早就睡觉了，但是那天他精神抖擞地坐在客厅等着我们。一看见我，急切地问二哥：“这小子今天表现怎么样？”　　二哥赶紧汇报情况。父亲听了之后，满意地点点头，淡淡地说：“这就好！下次千万不能这样了。”　　听完汇报，父亲踏实地睡了，我和几个哥哥又在一起吃饭聊天直到凌晨4点多。早上5点，父亲母亲都还没有起床，我就拎着行李回北京了。　　这种飞来飞去的生活对我而言早已习以为常，熬夜也不在话下，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晚上，竟然成为我和父亲今生今世的诀别——　　从兰州回来一个多月，有一天下午3点多，我接到电话，知道了父亲病危的消息，立即买了机票往回赶。晚上9点多钟到兰州，我直奔医院。　　我心急火燎地冲进病房，看到母亲坐在父亲的病床边，像一尊雕塑，默默地一言不发。医生见到我轻声地说：“对不起，准备后事吧。”　　听到医生的话，我的脑子“嗡”地炸开了。这样的话，我只在电视剧中听过，这样的情景我也只在电视剧中看过，虽然生老病死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然而等你自己经历的时候，依旧无法承受。　　我趴在父亲的耳边说：“爸爸，我回来了……”　　爸爸没有应声，但我知道他听见了，一定听见了!……我就那么一直趴在他的耳边，一遍一遍地呼喊……　　第二天凌晨4点，父亲的呼吸渐渐微弱，心电图变成了直线，父亲走了，在我一遍遍地呼喊中。我双膝跪倒在地，双眼迷失了方向，这不是真的，这一切都是梦，醒来的时候我依旧会像小时候那样睡在爸爸的身旁。　　父亲走得很安祥，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我知道父亲放心了，他的七个儿女都走上了人生的正道，父亲没有遗憾

父亲，我人生的导师(2)
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生离死别，我也终于在父亲去世的瞬间真正长大了。哥哥姐姐婶子姐夫们张罗着后事，我唯一的任务就是陪着母亲，因为我知道，我失去的是一个父亲，而母亲失去的是她的整个世界——　　然而，母亲表现出来的平静、镇定，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她不声不响地坐在一边，顺从地听着大家的各种安排，没有一点特殊的要求。母亲不让我们哭，不让我们给父亲下跪，因为父亲不准儿子跪下，男子汉膝下有黄金。我整日陪伴着母亲，我不敢轻易提起父亲，怕引起母亲的悲伤。晚上，我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我躺在爸爸原来的地方，谭梅睡在母亲的另一边。我搂着母亲睡，就像小时候母亲搂着我一样。小时候，我经常有特权睡在爸爸妈妈的中间，现在我让母亲睡在我和妻子中间，我们用体温给母亲焐被窝，给母亲讲故事，我保证在母亲睡着后再睡着，我不让母亲有一分钟没人陪伴的空闲时间。那回是我从17岁当兵后，陪伴母亲最久的一次。搂着母亲，我总是非常害怕，怕醒来的时候母亲也走了——　　父亲的去世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我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对家的依恋和害怕失去亲人的深深忧虑。我知道，母亲也害怕，母亲从16岁开始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父亲，在他们看似平淡的婚姻生活中，早已相依相随，无法分离。而今父亲走了，儿女再孝顺，既便儿孙满堂，也替代不了父亲的位置，化解不了母亲心中的悲伤。他们这一代人是羞于表达爱情的，是将爱情化成亲情释放出来的，他们从没有给我们讲过他们之间的故事。但是我知道父亲走了，母亲的心一定跟去了——　　在父亲入土后的100天，按照传统习惯，儿女要给老人立碑。我们见母亲的身体和精神尚好，就带着母亲一块来到墓地。远远地大哥指指一片葱绿掩映的地方对母亲说：“就在那儿！　　”　　听了大哥的话，母亲抬眼看了一眼，忽然间号啕大哭，那声音撕心裂肺，安静的陵园因母亲的哭声而充满了悲伤。　　我们7个孩子站在那里呆住了，父亲走的那天母亲都没有这样哭过，今天面对父亲新的休憩之所，母亲完全无法克制这些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悲恸，把全部的思念倾吐出来。家里所有的人都哭了，连来给亲人扫墓的陌生人也哭了。没有人知道，父亲母亲之间充溢着怎样的情感？也许母亲意识到了，自己也会在百年之后来到这里“生活”，也许母亲知道，父亲就在这里等待着她的到来。一个普通的女人，失去了与她一生相伴的爱人，又见到了他们来世可能相遇的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样的情感。只觉得一瞬间所有的感情都不值一提，人间的悲伤不过如此了……

带眼的贝壳(1)
林教授缓慢地说：“朱军呀，老太太玩几天就回去吧，也该准备了，淋巴癌，晚期了……”　　我带母亲出来玩，母亲很开心，但我也知道一生勤劳的母亲其实并不向往名山大川，也不向往珍馐美味，在她的心里，没了父亲，什么风景都没有了。　　与其说是让母亲开心，不如说是在了却自己的心愿。　　父亲离去以后，母亲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我不敢去想，但我似乎预感到了母亲也将不久于人世，我不想点破心里的这张窗户纸，但面对现实又十分恐慌，就特别想带母亲出去走走，坐坐飞机，逛逛故宫，登登长城，看看大海……　　到了父亲去世第二年的夏天，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大哥终于说服了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起陪着她来到了北京。大哥因为工作忙，在北京开完会就匆匆赶回兰州了。　　那时，我在北京贷款买了一套房子，算是有了一个稳定的家。母亲到了这里看看这儿，摸摸那儿，脸上总带着满意的笑容。那些天，我安排好了台里的事情，专门陪着母亲到处转悠，那些日子应该是母亲一生中最奢侈的几天。　　母亲从小在河南长大，出嫁后跟着父亲转战西北，来到兰州，从此便以兰州为家生活了一辈子，中间只去过一次徐州，50多年就在一个地方生活，即便是兰州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　　母亲一生没有见过大海，我和两个姐姐就陪伴母亲到秦皇岛看海。到了海边，母亲特别开心，她喜欢贝壳，让我们带她到海边捡贝壳。那时的秦皇岛海边治理得非常干净，早已没有什么贝壳，倒是有很多卖贝壳的小商贩。　　于是，我就悄悄地买了几串贝壳，将绳子解开，请朋友悄悄扔在沙滩上。到了傍晚，前脚我的朋友去扔，后脚我和两个姐姐就搀扶着母亲去捡，母亲开心得像个孩子，一边一颗颗地拣拾着贝壳，一边像宝贝似的装进口袋。　　那是我记忆中母亲最开心的一个晚上。那几天，母亲的精神经常会出现恍惚的情况，有时候早上一醒来，着急地跟我说，爸爸缺东西了，叫她给送去。吓得我请了北京最著名的精神病医生给母亲看病。我们撒的贝壳被母亲一口气拣完了，我又偷偷地去买，拆了线绳就往沙滩上扔，卖贝壳的阿姨看见了，好奇地问这是在干什么？　　我的一个朋友悄悄地将实情告诉了阿姨，善良的阿姨感动得热泪盈眶，主动将一大堆还没有穿绳的贝壳推到我面前说：“孩子，就冲你这份孝心，要多少你随便拿，全送你。”　　说着阿姨将剩下的半盆贝壳都送给了我，拾掇拾掇东西就收摊了。阿姨说：“让老太太捡吧，难得老太太喜欢，我赶紧走了，别让她看见我，你们该露馅儿了！”　　无论我们怎么坚持，阿姨就是分文不要。看着阿姨，我心中一阵感动，古语说得好：“孝子不匮，永赐尔类。”孝顺父母是美德，孝敬父母的人会赢得尊重。　　那个海风吹拂的傍晚，我感到心里特别舒服……　　母亲真的捡了很久，我们撒的贝壳几乎都被她拣回来了。母亲高兴地说：“这个海真好，有这么多的贝壳。我多拣点给你父亲带去……”　　听了这话，我又是一阵颤动，刚好了几天的母亲又开始了呓语，母亲拿着贝壳仔细地研究，突然问我一个朋友：“这些贝壳为什么都有一个眼儿呀？”　　我的朋友就嘻嘻哈哈地哄着母亲：“大妈，这大海里的贝壳生来就是有眼儿的。”　　母亲疑惑着，把贝壳用水洗干净，装好，当宝贝似地拿着，嘴里老是喃喃地说：“我给你父亲带过去。”　　我不知道母亲和父亲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于贝壳的约定，也许是一个浪漫的承诺？也许代表只有他们才懂的意义？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话，一定是一个遗憾，我知道父亲和母亲没有一起看过海，也没有一起捡拾过贝壳。我真的想告诉天堂里的爸爸，见了妈妈一定告诉她贝壳就是有眼儿的，一定不要让我的“谎言”穿帮。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给父亲带点贝壳去，但我知道这里一定有一份属于父亲母亲的爱情故事

带眼的贝壳(2)
在北京的时候，我也借机带着母亲遍访名医，而母亲却总是萎靡不振，茶饭不香，还经常神情恍惚。母亲来的第三天，我一个朋友邀请我们在一个四合院餐厅吃饭，母亲吃了几口就坐在院子里面乘凉，我就跟着出来和妈妈聊天。一起吃饭的朋友中有一位是301医院的林峰大夫，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医生，他看着母亲和我，神情有些黯然。吃完了饭，大家散去，林教授缓慢地说：“朱军呀，老太太玩几天就回去吧，也该准备了，淋巴癌，晚期了……”　　对于林峰大夫的话我似乎早有思想准备，然而一旦挑明，仍然像天崩地裂一样地难受，我强打着精神谢过林峰大夫，又整整陪了母亲一个礼拜。将母亲送回兰州的那天，我特别害怕，真怕这是和母亲的诀别……　　看着飞机起飞，我的心刀绞一样地痛，儿女长大成人了，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父亲母亲也到了风烛残年，这时的儿女能孝敬一下父母是天大的福气。记得2002年我们制作了一档春节特别节目《我的父亲母亲》，其中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翟俊杰导演说了一句话，让我深深地感动，翟导的母亲还健在，他说：“我一个60岁的人，回家之后还能喊一声‘娘’，娘还在，还能答应，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呀！”　　我太怕没有这样的福气了。母亲回兰州以后，我就三天两头回家，有事没事看看妈妈。每次离开的时候都忧心忡忡，总怕是最后一回。家里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们一如既往，家里有什么事情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他们将一切安排妥帖之后才会告诉我，不想影响我的工作。我有点名气之后，他们丝毫没有沾光，反而更加操心。哥哥姐姐们在外愈发注意自己的形象，生怕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

世界上八零电子书网我的人去了(1)
我在屋子中的一块空地上，冲着兰州的方向双膝跪倒，给还没有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终于不能自己，忽然号啕大哭。　　那些天，我在安徽的铜陵演出，忽然觉得心里特别不踏实，像猫抓似地坐卧不宁，我先给在北京的妻子打了电话，一切都好，但是谭梅说话的口气变得支支吾吾。　　我又给已经调回兰州工作的大哥打了一个电话，大哥先是没接，又很快打了过来，听的出来大哥的声音显得有点疲惫。在家里除了父亲，大哥在我心中有足够的威严，大哥只是淡淡地说：“你最近忙吗？不忙的话，就回来一趟吧……”　　我再怎么追问，大哥都是含糊地说：“没事，先忙工作，有空就回来。”　　放下电话，我心中笼罩一层不祥的预感，但是我不敢沿着这个预感继续往下想……　　回到北京，谭梅和我的大侄子朱涛在机场接我，谭梅见了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大哥说没事就回去一趟。”　　我指了指朱涛，问她：“是让我一个人回，还是让咱仨一块？”　　谭梅胆怯地说：“让咱仨一块……”　　在我们这样传统的大家庭中，我是幺子，谭梅是幺儿媳，朱涛是长孙，让我们三人一块回家，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当时我们在机场就买好了第二天最早飞兰州的机票，回到台里匆匆安排了一下，第二天一早赶到了兰州。二哥直接将我们接到了医院。　　我来到医院，看到病榻上的母亲，知道任何人都已回天无力了。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整整14天，这14天我寸步不离母亲的病床，没有回家，没有刷牙洗脸，每天在医院吃饭，睡在一张陪护用的躺椅上。我拉着母亲的手，想着记忆中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有时觉得回到了童年，那时我得阑尾炎天天上医院输液，母亲每天都花七分钱给我买一碗油茶，她却从来舍不得喝一口，母亲说她不爱喝。　　每次母亲稍一清醒叫我的时候，我都在身边，我希望听到妈妈说点什么，但是直到她离开一直都是无人听懂的呓语，我知道她真的要去找父亲了——　　2000年12月10日，我接到了台里的通知，主持中纪委的一台晚会，台里领导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病危的事，再说我“逃跑”了半个月，已经无计可施。就在14日我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和母亲真正的诀别。清晨醒来，天还没有亮，医院非常安静，母亲躺在床上，样子十分安详，我看四下无人，扑通一下跪倒在母亲床前，重重地给娘磕了三个响头，心中默念着：“谢谢娘的养育之恩！儿子走了，娘一路平安呀……”　　我不敢哭，怕吵醒了别人，怕不吉利，母亲还在呢！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离死别……我被痛苦击倒，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北京。下午彩排，晚上直播，见我的人都问：“这些天你跑哪里去了，脸色铁青，瘦了一圈，额头上还一个大红包？”　　回来后，我的情绪根本无法平静。　　一旦离开了兰州，无论家里出了什么事，大哥的电话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挺好的，没有什么事情，妈妈很平静。”　　给二哥打，也是一样的口气；打给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说没有事情。然而我知道，母亲其实每天都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徘徊，母亲舍不得我们兄弟姐妹，每天都用最微弱的呼吸暗示身边的儿女，也让唯一不在她身边的小儿子放心。　　在北京的我，一直心烦意乱，我知道母亲的离开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母亲再也不能醒来清晰地和我说话，但是我强烈地希望母亲一直活下去，母亲活着，我就永远是有人疼爱的幺子。我尽力安排台里的事情，希望将手头上的工作赶紧做完，我希望母亲走的时候我在身边，我希望我的心一直陪伴着母亲。　　两天后还有一台大型晚会，晚会一结束我就马上回家，我每天盘算着时间，希望自己能赶上母亲最后的时刻……

世界上八零电子书网我的人去了(2)
那天下午，我在家里做饭，忽然接到了好朋友张华的电话，说在兰州有一场商业演出，人家出20万元请我主持。接到电话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20万元请我出场主持节目，还在自己的家门口，这样的事情如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且演出就在第二天，手续合同一切都替我谈妥了。　　张华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说的话我当然相信，但是即便是这样，也刚好和台里的一场晚会撞车，而且即将出台的新栏目《艺术人生》还有一个月就要开播，我根本抽不出身，我遗憾地婉言谢绝了。　　放下电话，马上感觉不对劲，张华本来是做生意的，和搞演出的人八竿子打不着，怎么突然张罗起这件事?我疑惑着放下电话，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电话又响了，是大哥的号码，我心里一激灵。说实话，这几天我最怕收到大哥的电话。大哥在这种时候是不会轻易给我打电话的，要打绝不会是什么好事。我颤颤微微地拿起电话，大哥的声音特别小，气力特别微弱，缓慢对我说：“军呀，你这几天是不是挺忙的呀？”　　听到大哥的话，我的心里一下明白了，母亲一定是已经走了。我了解大哥，我知道我亲爱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顿时觉得浑身无力：“大哥，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大哥又淡淡地说：“没事，忙就别回来了。”　　我提高了嗓门：“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大哥还是淡淡地说：“你尽到心了，妈妈走的时候挺平静的。”　　我几乎开始嚷着对大哥说了：“求求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大哥顿了一下，仍然淡淡地说：“就在刚才。”　　说完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我这才反应过来，张华的演出合同不过是家人对我的一种试探，这样好的差事都不回来参加的话，一定真的是非常忙，张华来电话的时候应该就是母亲离开的时候。我明白了，我一下子瘫软了，呆呆地对着电话说：“大哥，你让我想想”　　说完，我们都收了线。尽管母亲的离开已经在我预料之中，当大哥的电话真的打来的时候，我仅剩的一点侥幸全没了。母亲病危的时候，尽管天天惦记，但我知道母亲还在，而今，在我37岁的时候，生养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去了天堂，他们一定是放心了，认为自己的小儿子都长大了，没有牵挂了。大哥说母亲走的时候很平静，母亲走的时候也许是幸福的，因为天的那边有他深爱的父亲。而天的这一边，七个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母亲放心了！　　我呆坐在沙发上，屋子里异常宁静，我知道此时在兰州，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们一定在忙碌着。我在屋子中的一块空地上，冲着兰州的方向双膝跪倒，给远方的亲人和也许还没有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我终于不能自已，忽然号啕大哭……　　后来听朋友说，大哥给我打完电话之后，就把手机扔了，自己站在医院的楼道里痛哭不止。　　母亲走了，我忽然觉得一阵孤独，在我37岁的时候，我成了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孤儿”，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去了……　　谭梅穿着我做的衣服走到外面，没人会相信，如此精致的衣服会出自丈夫之手。

第一次见到谭梅，觉得我们是两代人(1)
第一次见到谭梅是在部队大院里，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到开水房打水，路边有一排槐树，只见几个小姑娘在树底下用竹竿勾槐花，其中一个看背影像是初中生，穿着一条花背带裤，几人中数她敏捷。在军纪肃然的大院中毫无顾忌地活蹦乱跳，实在不多见。我留意了一眼，只见那小姑娘也回头看了我一下，四目对视的瞬间我们不约而同地礼貌地打了一个招呼。一闪而过，我继续去打开水，她继续和她的伙伴玩耍。一次偶然的，毫不在意的相遇，当时我连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单位都不知道，现在回想，那时唯一留下的印象倒是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女孩特小，和我像是两代人。　　没过多久，我们下部队到新疆演出，我的任务是在舞台上方的灯光槽里面打追光灯。在一个舞蹈节目中，我猛然发现那个穿背带裤勾槐花的小姑娘，一头披肩发，长裙曳地，舒展的舞姿，让我惊住了。怎么会是她?小女孩瞬间变成了妙龄少女。一下子，我像遇见了“熟人”，于是利用“职务”之便，用手里的追光一直追逐她。记得那天的节目，她一共出场了四次，有时完全是伴舞，但我手中的光束始终以她为中心。　　从此，我的生活中多了这样一个伊人的身影。　　记得我们确定了关系之后，我很正式地对她说，我们在一起的事情，你要认真地告诉你的妈妈，妈妈同意了，我们才能在一起。于是，她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将我的一张一寸标准照片寄给了她，信的内容几乎全部是我的个人简历。收到信后不久，谭妈妈就说要来兰州看我们，显然是来相“女婿”。　　未来丈母娘要来“考察”，紧张得我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那时，我住在“兰战”的一间小宿舍里面，巴掌大的地方，只有单位统一配发的简单家具，我又囊中羞涩，于是拿出了20年练就的“十八般武艺”，将家里的旧家具统统废物利用，两个箱子横着一个竖着一个，改造成当时最时髦的高低柜，按照市场上的样式加上抽屉和一些适当的装饰，再刷上油漆；将两条长木头椅子垫上旧衣服和棉花，外面用皮革一包，手工做了几个颜色统一的靠垫儿，一个时髦的沙发大功告成。这些木匠活儿，我是无师自通学会的。从小家里穷，什么都买不起，所有东西几乎都是父亲母亲和哥哥们自己制作的，我们也因此有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也许是耳濡目染的缘故，我从小也算得上心灵手巧，喜欢鼓捣点小玩意。没想到，这种贫寒生活中练就的一技之长，在关键时候派上了用场。直到今天，我有的时候还客串一下“木匠”，家里的角角落落经常摆着我的发明创作，我以为那些都属于生活情趣，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我又花30块钱买了一块草垫子，铺在小屋中仅有的一块空地上，如果说沙发和高低柜是当时家庭里时髦的摆设，那么这块草垫子几乎是“时尚”和“前卫”的展示。经过精心打理，我那间单身宿舍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小屋。算算钱，除了那个30块钱的草垫子，几乎分文没花，所有的东西都是废物利用。从那以后我坚信，爱情能激活人的全部灵感和创造力。　　谭梅在我那间整饬一新的小屋里，幸福得就像城堡里的公主，我没有什么甜言蜜语、山盟海誓，但是我用行动给她和自己一个安全幸福的感觉，我相信这种感觉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爱恋中最珍贵的添加剂。　　谭梅的爸爸在她当兵的时候就去世了，妈妈将三个女儿抚养成人，谭梅最小，又在外地工作，一定是妈妈最放心不下的，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当时我这样里里外外紧张罗，当然是想给未来的丈母娘一个许诺：女儿交给这个男人，尽可以放心!同时，也是我对一个母亲的由衷尊重。在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教育中，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缘分，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孝顺谭梅的妈妈，照顾她的家人，见丈母娘是男人生命履历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愿意给未来的妈妈带来快乐和欣慰。
第一次见到谭梅，觉得我们是两代人(2)

收拾完屋子，自己也NFDA1饰了一番，穿上崭新的衬衣，做了一个自认为很“帅”的发型，和谭梅一大早就到火车站。等了将近一个上午，那趟火车上最后一个乘客都走了，也不见丈母娘的身影。那时也没有什么电话手机，急得我和谭梅团团转，最后没有办法又跑回“兰战”。　　刚一回来，就看到丈母娘站在兰战的门口，笑呵呵地等着我们呢!和丈母娘见面后，我将她接到父母的家里，双方的老人没过三分钟就聊得热火朝天，我妈妈和她妈妈，竟然很快地以“亲家母”相称。这样“一见钟情”的相亲可把我美坏了，赶紧在厨房里煎炒烹炸地忙乎起来。不一会的工夫，七碟八碗地做了一桌子的菜。那天的事情成了我们家庭中一段快乐的记忆。　　从那天开始，在我的心中，谭梅就是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了，和我一起经历生活的磨砺。　　我在人生事业关键的时候遇到了她，在我面临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她用女人特有的坚韧支　　持我的选择。我深深知道稳定的感情给了我人生怎样的滋养。尽管有时想想，我们的故事并不那么离奇和浪漫，但是，在我们共同的记忆中，都深深镌刻着对方的烙印。爱是什么？在我的心中，爱就是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　　八十年代末，社会上有一种很重名利的风气，歌舞团很多女孩都以找到事业有成者为荣，她们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出入会有汽车接送，而我只能骑着自行车带着谭梅满大街地转悠。不像人家有能力买高级衣服，我也有自己的办法。记得当时有一种裁剪衣服专用的比例尺叫“一拉得”，这种简单的尺子能让一个没有裁剪经验的人学会做衣服，我从小动手能力强，于是十块钱买一个“一拉得”，在商场中见到什么好看的布料，买上一块，半天的工夫，一件新衣服就做成了。做的最好的是一件条绒的夹克，做完了觉得颜色太素，我又在碎布头里找了一小块黄缎子，做了一个不规则的装饰贴在胸前。那件衣服着实让谭梅在歌舞团姐妹中风光了一把，大家竟然都以为是在国外买的。我甚至用穿旧的皮鞋底子，加上很多彩色皮带给谭梅做了双凉鞋。那时她的衣柜里面几乎全是我做的各种衣服，冬天甚至做过羽绒服。谭梅穿着我做的衣服走到外面，没人会相信，如此精致的衣服会出自丈夫之手。她为此十分自得。而我也有一种创作的快感。今天，在那些时装杂志上看见衣服样式的时候，最让我骄傲的不是我能买得起，而是我也能做得出来。　　当你深深地爱一个人，并且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让她快乐的时候——那是男人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小酒馆里“聊”出《艺术人生》
那天，我们越聊越兴奋，后来索性找了个小饭馆，开始了《艺术人生》最初的策划。　　我曾经在无数的场合说过，我是《艺术人生》最大的受益者，就个人感觉而言，在《艺术人生》中我才真正找到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感觉。　　当2003年度的金话筒奖杯递到我手中的时候，当连续3年的星光奖杯摆在栏目组窗台上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这其中，有事业成功的快乐，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感谢《艺术人生》，是她给了我37年人生经验一个倾诉的出口。当我点滴的生活感受都成了节目素材，我忽然发现，原来，我时刻都在为《艺术人生》准备着！　　《艺术人生》的诞生是在2000年。那时侯，我常和二炮文工团的策划徐小帆老师在一起聊天，因为他也经常参与中央台节目的策划，《同一首歌》他就是策划人之一。说起徐老师，不紧不慢、不急不躁的性格在电视圈里还真是少有。有一次，开会开到半夜，徐老师出门找车，车没了，又踱着方步回来，笑呵呵地对大家说：“你们猜怎么着，我的车没了，可惜了，车里还沏着一杯香茶呢——”说完又慢悠悠地加了一句：“今儿没法送大家了——”　　那时正赶上台里三套节目要改版，我们就常常在一起讨论改版的事，可经常聊着聊着就变成了诉说各自的“苦难家史”，还说得“激动万分”。于是徐老师就建议，干脆做一档节目，专门讲述大家曾经的艰难生活，唤起共鸣，一起分享并从中受益，我们相信能够感动自己的东西也一定能够感动观众。那天我们越聊越兴奋，后来索性找了个小饭馆开始了《艺术人生》最初的策划。徐老师执笔将我们的想法写成一个初步方案，找到当时正在深圳做节目的孟欣作了汇报，并交给了改版委员会的领导。　　无意间的一个感慨给了我们灵感，共同的生活感悟和对电视节目的思考给了我们创意，一档叫《艺术人生》的节目就这样应运而出。　　后来我们还在一起回忆，“艺术人生”这4个字到底是谁起的？可大家竟都想不起确切的人来，但是每一个参与策划和改版的人都为这4个字注入了自己的智慧和感情。记得节目刚批下来的时候，大家还在琢磨，“艺术”、“人生”，这么大的题目怎么做呀？感动归感动，激情归激情，可电视节目需要极其理性而复杂的制作过程。于是，我和徐小帆继续策划，台里任命了当时戏曲音乐部的王峥担任节目制片人，王峥是广院的研究生，年轻、有激情，又颇有文化情怀。王峥又带来了原来节目《艺术无极限》中的导演别航程和刚刚大学毕业的马宁。就这样，一个年轻、没有经验但充满理想的团队在中央电视台后面的一个小饭馆中诞生了，我们至今还经常怀念那晚四处飘散的烤肉香……　　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3周后，我们的首期节目获得央视综艺频道收视率第一名。　　近4年的时间，《艺术人生》的团队不断壮大，也动用了电视界几乎最强的策划阵容。虽然台上享受荣誉的只是我一个人，但一个受欢迎的主持人的身后，一定有个非常精干的团队，他们的专业素质、敬业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智慧、才华和胆识，组成了《艺术人生》辉煌的今天。在我的事业生涯中，我感到最幸运的，就是有这样一个充满朝气而又亲密无间的团队，遇到了这样一群优秀的合作伙伴。

那支话筒，那支金话筒
2003年11月，“金话筒”颁奖晚会在山东淄博举行，主持人是聪明洒脱的张越。多少次走上各种晚会的舞台，我以为自己面对所谓的“大场面”不会太紧张。谁知道，从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心中就激荡着一股冲动，尽管我很明白这在我的主持人生涯中仅仅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犒赏。那么是终获认可的快慰或激动吗？好像也不是……　　那天的晚会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除了宣布奖项和文艺表演，还有一项特殊的安排——访谈。访谈别人是我的强项，正儿八经地接受别人的访谈却是头一回。当然，因为现场直播的缘故，访谈时间必须严格控制。　　我正在台下候场，看到张越和导演嘀咕了一阵后，一声不吭地站在台口，没一会儿工夫就开始啪嗒啪嗒地掉眼泪。一向“有泪不轻弹”的张越今天这是怎么了？我走过去，调侃似地问她：“您这是怎么了？谁的先进事迹把您感动成这样？”　　张越见我走过来“逗贫”，叹了一口气，遗憾地摇摇头：“朱军呀，你都不知道，真的，你真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呀？我疑惑地看着她，越来越糊涂。　　这个时候，站在一旁的一个编导走过来对我说：“朱军，真对不起！我们原本安排了一段您的访谈，但前面的节目超时了，到您这儿访谈只能截掉。”　　编导话音刚落，我几乎笑出声来——直播临时有变化再正常不过了，都是台里的同事，哪至于编导道歉、主持人还掉眼泪的？我走到张越那里，还在开玩笑：“没想到你那么脆弱。干这么些年了，节目有点变动就哭？”　　在那之前，我还真没见过张越掉眼泪，她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坚强和理智的。　　张越看了看我：“朱军，我是遗憾呀！你过来看看。”说着她拖来一个行李箱，“这里面，除了我参加节目的一件衣服，全是你的东西。”　　这一看，我愣住了。　　原来，编导将原计划20分钟的谈话制作成了一个小型的“艺术人生”，专程跑了一趟兰州，遍访我的亲朋好友、成长故地，还与我家中兄嫂进行了一场“秘密会谈”。箱子里，装载着青葱岁月里太多的纪念，还有家人对我沉甸甸的牵挂。我一看便知，编导人员付出的心血毫不亚于我们筹备一期《艺术人生》的投入。　　“朱军，我不是遗憾我们上不了台，而是当我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终于也明白了你。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不说说，我觉得心里别扭。”原来，张越从好几个星期以前就着手准备这件事，她那无奈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这些“道具”里面，我发现一张餐巾纸，上书十个字：“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是一次全家聚餐时我酒过三巡随手留下的“杰作”，没想到二哥、二嫂竟然将它保留到今天。那时的我还是个在中央电视台寻梦的年轻人，是狂言也是警言，是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借酒壮行。时隔多年，纸上的字迹已模糊，但我清晰地看到了亘久不变的爱。　　是的，《艺术人生》让我有机会走上“金话筒”的领奖台，但我方才明白我的嘉宾们每每潸然泪下的真正原因。当你的故事有人用心地倾听，当你的过往被人苦心地记住，原来是这么的幸福。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人人都有一段思索过、徘徊过、痛过也笑过的心路历程。而当你在一个特殊的舞台上将记忆开启，交流的就不只是话语了，而是人心啊！　　那么“金话筒”意味着什么呢？不是英俊的面孔和流利的表达，不是恢宏的场面和至高的荣誉，不是孔雀身上那支最值得炫耀的翎毛，而是母亲曾经的操劳、父亲谆谆的教导、老师踹我上台的良苦用心、等在中央电视台门口的茫然、朋友的仗义、同事的奉献，是观众在电视机前终于滚落的那滴泪，以及心心相印的温暖情怀……　　我终于懂得了“金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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