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雪 作者：奥尔罕·帕慕克 内容简介 《雪》是帕慕克的第7本小说。故事发生在1992年的四天四夜里。主人公卡，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借着记者的身份在土耳其偏远小镇卡尔斯城游逛。现代与传统，政治与宗教这些冲突把卡尔斯城的人们分为两极，整个小镇的氛围充满了压抑、愤怒、阴谋和暴力。 大雪封途，卡尔斯通往外部的一切交通都被割断。大雪下得无休无止，杀人的枪声响起在舞台上，卡尔斯陷入了军事政变的恐怖之中。爱情故事、恐怖谋杀案、历史纠葛及政治冲突，都浓缩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城镇中。 01雪的沉寂 前往卡尔斯 长途客车上，坐在司机正后方的那个人这么想着：雪的沉寂，如果把它作为一首诗的开始，那么他此刻内心感受到的东西就可以称之为雪的沉寂。 他在最后一刻才赶上了从埃尔祖鲁姆开往卡尔斯的车。从伊斯坦布尔经过两天暴雪中的长途旅行后到了埃尔祖鲁姆。在埃尔祖鲁姆肮脏、冰冷的车站走廊里，他提着包，打听着哪辆是将送他去卡尔斯的车。有人告诉他有辆车马上要出发了。 那是辆破旧的玛吉茹斯牌客车，副驾驶懒得打开已经关上的行李箱，对他说:“没时间了。”因此，现在他不得不把那个樱桃红的巴利牌手提包放在身边。这个坐在靠车窗的人身上穿着五年前在法兰克福的考夫霍夫买的一件灰色厚大衣。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这件柔软的、漂亮的大衣，既令他在卡尔斯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感到羞愧和不安，同时也给他安全感。 车刚一开出，靠车窗的这个旅客就睁大眼睛看着埃尔祖鲁姆城郊的街道、又小又破的店铺、面包房和破破烂烂的咖啡馆，想着:“也许我会看见什么新东西。”与此同时，雪也飘了下来。雪，下得比他从伊斯坦布尔到埃尔祖鲁姆路上遇到的更猛，颗粒也更大。如果不是太累，如果坐在车窗旁的这个旅客注意到那从天而降的鹅毛大雪，他会觉察到正在临近的暴雪，也许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踏上的是将改变他整个生活的旅程而返回。 但他根本就没想到要回去。夜幕降临，他凝视着似乎比地面显得更亮的天空，那盘旋飞舞着变得越来越大的雪花，对他来说并不是即将来临的灾难的征兆，而是标志着他童年记忆中的那种幸福与纯真最终又回来了。相隔十二年，也就是一个星期前，车窗边的这个旅客，为参加母亲的葬礼，第一次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这座他度过童年和最幸福年代的城市，在那里逗留了四天，就踏上了这个根本就不在计划之中的卡尔斯之旅。这正在飘落的雪，有一种超常的美，使他感到无比幸福，比多年后见到伊斯坦布尔更幸福。他曾是一位诗人，多年前在一首诗中，那首对土耳其读者来说相当陌生的诗中，他写道，一生中终会有那么一次雪会飘落在我们的梦中。 像是在梦里，雪长时间无声地下着，车窗边的那个人，终于找到了多年来极力寻找的那种纯洁感，他乐观地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不一会儿，他坐着睡着了，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无法入眠，这是他所料想不到的。 利用他睡着的这个时间，让我们悄悄了解一下这个人。他在德国度过了十二年的政治流放生活，然而他对政治从来都没有丝毫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诗，脑子里想的也都是诗。他四十二岁，单身，从来没有结过婚。他蜷缩在座位上，看上去不怎么起眼，只是比一般土耳其人略高，由于旅行显得皮肤更加苍白，金黄头发。他喜欢孤独，性格腼腆。如果他知道自己睡着时，由于车的晃动，脑袋先是靠在旁边旅客的肩上，然后又靠在别人胸前的话，他会很难为情的。他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具有契诃夫作品中那些生活没有变化而又失败的主人公们的那种忧郁。至于忧郁我们以后会经常提到。我知道，这种睡姿，他睡不了多久，所以现在我想马上告诉大家，他叫凯立姆·阿拉库什奥卢，但他从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喜欢由这个名字的首字母拼成的卡这个名字，这本书里我们也要这么称呼他。我们的主人公在读书的时候就固执地在作业本和考卷上用这个名字，大学时的签到单上也签的是卡这个名字，在这个问题上，他从不向老师和政府官员们让步。他让母亲和朋友们接受了这个名字，在出版的诗集上也用卡这个名字，因此在土耳其和德国的土耳其人中，他也赢得了小小的却略显神秘的名气。现在，像从埃尔祖鲁姆车站发车时司机对乘客们祝愿的那样，我也想补充对他说：亲爱的卡，祝你一路顺风……然而不瞒你们说，我是卡的老朋友，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卡在卡尔斯所要经历的一切了。 车过了呼罗姗转而向北直奔卡尔斯。在盘旋崎岖的山道的一个拐弯处，司机突然看到了前面的一辆马车，立刻紧急刹车，卡猛然惊醒。他马上被车上的那种齐心协力的气氛感染了。在拐弯处，在车开到悬崖边上减速的时候，尽管就坐在司机的后面，他也和车后部的乘客一样站起来看着路况。一位乘客不停地帮司机擦着前车窗上的蒸气，卡指给他看他漏擦的一个角落（那人却根本没注意到卡的帮助），擦窗的人稍一怠慢，前窗就成了一片白，卡也和司机一样仔细分辨柏油路到底向哪里延伸。 路标被雪蒙住，没法看清。擦窗的人终于累得停下来，司机关闭了车的大灯，半明半暗中路反倒好辨别了，车内却暗了下来。乘客们提心吊胆，默不作声，看着雪中贫困村镇的街道，看着那破破烂烂的平房中昏暗的灯光，看着现已封闭的伸向远方村庄的道路，看着灯光下那些影影绰绰的悬崖。即使是交谈，乘客们也都是在窃窃私语。 与卡同座的那位乘客，也这么小声地问卡去卡尔斯干什么。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卡不是卡尔斯当地人。 “我是记者。”卡轻声回答……这不是实话。“是为市政府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来的。”这是实话。 “卡尔斯市长被杀和妇女自杀问题伊斯坦布尔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同座的乘客说，语气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强烈的骄傲还是一种羞愧，卡无法分辨。 整个旅途中，卡时不时地和身旁的这个农民交谈着，三天后，当卡泪流满面地走在卡尔斯被大雪覆盖的哈立特帕夏大街上，卡会再次遇见这位瘦高、英俊的农民。交谈中卡了解到，因为卡尔斯医疗条件不好，他带了母亲去埃尔祖鲁姆看病；他在卡尔斯附近的村里养些牲口，艰难度日，但他不想和政府作对；基于他没有向卡透露的一些神秘原因，他很担心，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国家；像卡这样有知识的人，为卡尔斯所发生的事，大老远从伊斯坦布尔来到这里，对此他感到非常高兴。他朴实的话语，交谈中的那份矜持，让卡感觉到一种令人尊敬的气质。 这个人的存在让卡感到了一份安宁。这种安宁是卡在德国的十二年中所未曾感受到的，这也使他想到，当了解到一个人比自己更加柔弱无助而对他充满同情时，自己是多么地快乐。这种时候，他会尽量用爱怜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无休无止的暴风雪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他知道车绝对不会滚入悬崖，天再晚车也一定能够到达卡尔斯。 长途车晚点了三个小时，十点钟驶入了大雪覆盖的卡尔斯街道，卡已经认不出这座城市了。他找不到二十年前那个春天他坐着蒸汽机火车来到这里时的车站大楼，也找不到马车夫赶着马车转遍了整座城市后带他来到的那个每个房间都有电话的共和国旅馆。大雪覆盖下，似乎一切都被抹去了，失去了踪影。在汽车站守候着的一辆驾马车让他想起了以前，但是整座城市比多年前卡所看到的和他记忆中的更加忧伤和贫穷。透过结了冰的车窗，卡看到了这十年来在土耳其各地都修建起来的风格近似的钢筋水泥公寓，看到了到处都一样的玻璃宣传栏，看到了跨过街道拉起的绳子上悬挂着的竞选广告。 从长途车上下来，他的脚刚踏在柔软的雪上，一股刺骨的寒气就钻入了他的裤管。打听在伊斯坦布尔打电话预定好的卡尔帕拉斯旅馆的时候，他在领行李的旅客中见到了几张他熟悉的面孔，但下着雪，他没有认出这些人到底是谁。 旅馆安顿好之后，他来到绿色家园旅馆，又见到了他们。一个疲惫不堪但依然潇洒而有风度的男人和可以看出是他生活伴侣的一个胖胖的但活力十足的女人。卡记起来，他们在70年代时活跃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充满政治口号的戏剧舞台上，男人的名字叫苏纳伊·扎伊姆。卡仔细观察他们，发现那个胖女人有些像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卡还在桌上的其他男人们身上看到了剧团演员所特有的那种惨白的皮肤：在这个二月的雪夜，在这个被遗忘了的城市，这个小剧团有什么事干呢?走出这家二十年前戴领带的公务员们经常光顾的旅馆之前，卡在另外一张餐桌旁见到了一个人，这人似乎是70年代手拿武器的一个左翼英雄。就像这越发贫穷和凄冷的卡尔斯和旅馆一样，卡的记忆也好像在雪的覆盖下被抹去了。 街上是因为下雪才没有一个人呢，还是这结了冰的人行道上本来就没什么人呢?卡认真读着墙上贴着的竞选宣传，培训班和旅馆的广告，还有市政府刚挂出来的反对自杀的宣传画，上面写着“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他看到茶馆的窗户结了冰，看电视的男人们把茶馆塞了个半满。他记忆中，使卡尔斯别具特色的是那些俄式建筑，看到这些建筑他心里略微感到一些轻松。 卡尔帕拉斯旅馆是由波罗的海建筑师设计的精美的俄式建筑之一。穿过一座拱形大门，经过一座院子，才能进入这两层楼的旅馆，旅馆的窗户又宽又大。一百一十年前为了便于马车通过，拱门修得很高，卡在穿过拱门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激动，但他实在太累，因而没想太多。我还是说一下吧，这激动和卡来卡尔斯的原因之一有关：三天前卡在伊斯坦布尔的《共和国报》报社碰到了年轻时的朋友塔耐尔，他告诉卡，卡尔斯将进行选举；另外，卡尔斯也和巴特曼一样，年轻女子们患上了奇怪的自杀症。他向卡建议说，如果就这些问题想写些东西，并且想看看十二年来真正的土耳其，最好是去卡尔斯，其他人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卡如果想去可以给他临时记者证；最后他还补充说，他们的大学同学美丽的伊珂也在卡尔斯。尽管她已和穆赫塔尔离婚，但目前她还在卡尔斯的卡尔帕拉斯旅馆同父亲和妹妹一起生活。《共和国报》的政论员塔耐尔说话的时候，卡却在想着伊珂的美貌。 旅馆高高的大厅里值班员贾维特在看电视，卡从他那儿拿到钥匙上了二楼203房间。关上房门后卡觉得轻松了。他认真地分析着自己，这一路上他心里除了恐惧，根本就没想过伊珂会不会在旅馆。带着一种强烈的本能，卡对爱情害怕得要命，就像那些想起有限的爱情生活就只有痛苦和羞愧的人一样。 半夜，在黑暗的房间里，他穿着睡衣，上床前，他轻轻拉开了点儿窗帘。看着不停飘落的大片大片的雪花。 02我们的城市是个安宁的地方 远方的街道 卡一直认为雪是纯洁的，它能遮盖住城市的肮脏、污秽和黑暗，使人暂时忘却它们，但是在卡尔斯的第一天他就失去了关于雪的这种纯洁无瑕的感觉。在这里，雪使人感到疲惫、厌烦和恐惧。雪下了一整夜。卡一大早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在坐满了失业的库尔德人的茶馆里喝茶的时候，像一个充满热情的记者手里拿着纸和笔采访选民们的时候，在爬上贫民街区结了冰的陡坡的时候，在采访原市长、副市长以及自杀女子们的亲人们的时候，雪一直没停。童年时，从位于尼尚坦石街的家里的窗户望出去所看到的街道雪景，对他来说简直和童话里的一模一样，现在这景象看起来却像是预示着他多年来理想中最后的避难所——中产阶级生活的结束和他想都不愿意想的令人绝望的贫困的开始。 早晨城市才刚刚苏醒，卡冒雪从阿塔图尔克大街往下，急匆匆地赶往堡内街区。这是一个棚屋区，是卡尔斯最贫穷的地区。急匆匆地从落满雪的枣树和梧桐树下走过时，卡看着窗户中伸着烟筒、破败不堪的俄式楼房，看着雪花飘进矗立在木材仓库和变电站之间的那座有上千年历史、而今却已空空如也的亚美尼亚教堂，看着结了冰的卡尔斯河上那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石桥上冲着每个过往行人狂吠不止的狗，看着在雪中像是被遗弃了的、空荡荡的堡内街区里那从棚屋中冒出的细细的烟。卡是如此地伤感，泪水盈满了眼眶。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早早地就被派去河对面的面包房，此时两个小家伙怀里抱着热乎乎的面包，推搡着，嬉笑着，显得那么地幸福，卡也冲他们笑了笑。触动卡内心的不是贫穷或无助，而是以后他常常会感受到的一种奇怪而又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充斥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照相馆空空的橱窗里，在茶馆结了冰的玻璃上（尽管茶馆里塞满了失业后以打牌度日的人），在被雪覆盖着的空荡荡的广场上。似乎这里是被所有人遗忘了的地方，雪无声无息地像是一直要下到世界的末日。 这个早上卡比较走运，他受到了礼遇，似乎他是一个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名记者，人人都对他感到好奇，人人都会想要和他握手；从副市长到最贫穷的人都向他敞开了大门。把卡介绍给卡尔斯人的是塞尔达尔先生，他经营的《边境城市报》日销售量为三百二十份，有段时间塞尔达尔先生还为《共和国报》撰写地方新闻（大部分没有被采用）。卡早晨走出旅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们的地方记者”，在伊斯坦布尔时卡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卡是在他报社的门口见到他的，很快卡就明白了这个人对卡尔斯无所不知。在将要度过的三天时间里，那个上百次被问起的问题也是塞尔达尔先生最先问的。 “大诗人，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边境小城。可是您在这儿有什么事呢?” 卡告诉他，自己是为这里的选举而来的，还可能就青年女子自杀问题写篇文章。 “妇女自杀问题就像在巴特曼一样被夸大了，”这位报业人士说道:“我们还是去趟警察局副局长卡瑟姆先生那里吧，最好让他知道一下您到这里了。” 到这里来的外乡人，即使是记者，来到这里也必须和警察打个照面，这是1940年以来立下的一条边远城镇的规矩。由于卡曾经历过政治流放，多年后才返回了国内，而且，尽管没有明说，但人们都能感觉到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的存在，因此，卡没有表示反对。 大雪中，他们经过蔬菜市场，穿过五金商店和零配件商铺林立的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走过茶馆和奶制品商店门前，看到失业的人们忧郁地坐在茶馆里，盯着电视，盯着落雪，奶制品商店门口摆放着大块的圆形奶酪。他们十五分钟就横穿过了整座城市。 路上，塞尔达尔先生停下来指给卡看原市长被刺杀的地方。据说原市长是因为一件很简单的事被刺杀的，他下令拆掉了一个违章修建的阳台。三天后凶手连同他的武器被捕获，他躲在村里自己家的柴草堆里。这三天里谣传纷起，以至于凶手被抓住后，起先人们谁也不相信事情是他干的，事件的起因如此的简单让人们倍感失望。 卡尔斯警察局位于法伊克贝依街，这条街的建筑是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富人们遗留下来的石块建筑，现在大部分都作为政府的办公楼，警察局的三层楼很长，几乎占了整条街的一面。在等警察局副局长的时候，塞尔达尔先生指着绘有图案的屋顶告诉卡，1877—1918年间，俄国统治时期，这里是一位亚美尼亚富人的住所，有近四十个房间，后来成了俄国人的医院。 有着啤酒肚的卡瑟姆副局长来到走廊叫他们进办公室。卡立刻发现，副局长因为《共和国报》的左派倾向根本不读《共和国报》，塞尔达尔先生介绍卡的诗人身份时，副局长对此也无动于衷，但因为塞达尔经营的是卡尔斯最大的地方报纸，对塞尔达尔先生倒挺敬重。塞尔达尔先生刚介绍完卡，副局长就问卡说:“您需要保镖吗?” “什么?” “我可以派个便衣跟着您。您就不会担心了。” “有这个必要吗?”卡问到，语气中有种不安，像是个被医生建议用拐杖来走路的病人。 “我们的城市是个安宁的地方。我们已经赶走了搞分裂的恐怖主义分子。但为了以防万一。” “如果卡尔斯是个安宁的地方，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卡说。他心里在希望警察局副局长再确认一下这里的确是安全的，可卡瑟姆先生没有再重复这句话。 首先他们去了城市北部最贫穷的街区，堡内街区和巴伊拉姆帕夏区。雪似乎一点都没有停下的意思。大雪中塞尔达尔先生敲着夜屋的门，这些夜屋由石块、煤砖和带褶的薄板搭成，他问开门的女人们她们的男人在不在家。如果女人们认识他，他就用一种让人放心的语气介绍他的记者朋友，说他是因为选举而从伊斯坦布尔来卡尔斯的，但来这儿不单单是为了选举，他还要写卡尔斯目前存在的问题，年轻女人们为什么要自杀。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麻烦告诉他，那对卡尔斯也是有好处的。一些人把他们当作竞选市长的候选人，显得很高兴，以为他们会带来一罐罐的瓜子油、一箱箱的香皂，或者一袋袋的饼干和面条什么的，急切而又热情地把他俩让进屋来，还嘱咐卡别怕对他们叫唤的狗。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到来当作警察们搞的一种新式突袭和搜查，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当得知来人不是政府派来的便默不作声了。自杀年轻女子的家人们（卡在短短的时间内了解到了六起自杀事件）则都说，他们的孩子并没表现出什么不满，他们对事件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非常伤心。 在这些巴掌大的屋子里，有的地上什么都没铺，有的铺着机织地毯，冷得像冰窟窿，屋顶破旧。他们坐在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坐在似乎一家比一家多的孩子们中间——孩子们推推搡搡地玩耍着破的塑料玩具（小车、掉了一条胳膊的玩具娃娃）、旧瓶子、空药盒和空茶叶盒，坐在时不时需要捅捅的火炉前，坐在用偷来的电采暖的电炉边，坐在没有声音但一直都开着的电视机前，听着卡尔斯说也说不完的伤痛和穷困，听着失业者和自杀年轻女子们的故事。母亲们因为儿子失业或因为儿子进了监狱而痛哭流涕；搓澡工每天在澡堂忙碌十二个小时，却仍难以让自己的八口之家填饱肚子；失业者们经常因为手头拮据犹豫还去不去茶馆。所有的这些人都抱怨着命运的不公，抱怨政府，他们向卡诉说着自己的痛苦，仿佛是在诉说家乡和国家的伤痛。所有的这些故事和愤怒都有一个共同点，尽管有从窗外射进来的白光，但这一共同点却让卡觉得进到屋里后，屋子显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里的东西。这种昏暗迫使他时不时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飘落的雪，这种昏暗如同一层纱帐，以一种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脑海中，此时他的头脑已听不进这些关于贫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会忘记那些他所听到的关于自杀的故事。使卡感到震惊的不是故事中的贫困、无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经常殴打自己的女儿，不允许她们出门；不是嫉妒的丈夫对妻子的压迫，也不是她们身无分文的窘境。真正让卡感到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些自杀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得那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 比如说，一个女孩被逼着要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茶馆老板订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样，女孩和她的父母、三个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饭，同她的弟弟妹妹们说说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后，和以往一样去厨房拿甜食，但她从厨房来到花园，翻过窗子进到了父母的卧室，用父亲的猎枪打死了自己。听到枪声后，女孩的父母以为她还在厨房，却在卧室发现她躺在血泊中，他们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也想不明白她怎么从厨房到了卧室。另外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样，和两个兄弟抢遥控器，争电视看，孩子们吵了起来，她父亲过来狠揍了她两个耳光，她回到自己屋里像喝汽水一样一口气喝下了一大瓶农药摩尔塔林，死了。另外一个是十五岁就恋爱结了婚的女子，六个月前刚生完孩子，丈夫失了业，郁郁寡欢，常常打她，她再也忍受不了，和丈夫大吵一架后，走进厨房，把门锁上了，丈夫意识到她在里面要做什么，大喊大叫着想把门砸开，那女子却用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吊钩和绳子上了吊。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由生到死的这种转变以一种让卡感到迷惑的令人绝望的速度发生。钉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之前就装好子弹的武器，从旁边屋子拿到卧室里的农药瓶子，所有这些都证明这些年轻女子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姑娘、少妇们突然开始自杀，这最初是在距离卡尔斯几百公里外的巴特曼发生的。世界上男人的自杀人数是妇女自杀人数的三四倍，而在巴特曼，妇女自杀人数是男人的三倍多，并且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四倍，这些现象最初引起了安卡拉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年轻而又勤奋的工作人员的注意，他的一位记者朋友在《共和国报》登了一则短新闻，但在土耳其谁也没有对此表示关注。德国和法国驻土耳其的记者读了这则新闻后去巴特曼作了采访，并在他们本国进行了报导，这才引起土耳其报纸对自杀问题的关注，国内外许多记者都去了巴特曼。负责调查此类事件的官员们则认为这种关注和报导会刺激一些女子对此进行效仿。副市长在和卡的交谈中说，据统计，卡尔斯的自杀人数远远低于巴特曼,“目前”并不反对对自杀者家属进行采访，只是希望在和他们交谈时尽量少用“自杀”这个词，并且在《共和国报》上不要作夸张失实的报导。目前由心理专家、警察、检察官和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们组成的一个专业工作组已经开始做准备，他们要从巴特曼到卡尔斯来，宗教事务部印有“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这一反对自杀的宣传标语已经挂了起来，同样标题的宣传手册也已经送至市政府准备发放了。但副市长并不确信此类措施能制止在卡尔斯刚刚开始蔓延的自杀；他担心这些“措施”可能起到反作用。他认为许多女孩子之所以下决心自杀，是因为她们对政府、父亲、男人们和宗教人士反对自杀的说教产生了反感。 “当然，毫无疑问自杀的原因就是这些女子生活得不幸福。”副市长对卡说,“但如果生活的不幸福真是自杀的原因的话，那么土耳其一半的妇女都会自杀的。”留着刷子胡、长了一张松鼠脸的副市长说，妇女们已经对那些不停地进行说教、劝她们“别自杀!”的政府、家庭和宗教中的男人感到愤怒了，因此，在派来反对自杀的宣传工作组中应该安排一位女士。他骄傲地告诉卡，这个意见他已经向安卡拉作了书面说明。 自打一个女子从巴特曼来卡尔斯自杀后，关于自杀像瘟疫一样会传染的说法就出现了。午后，在阿塔图尔克街区的一座花园里，在覆盖着雪的枣树下（没让卡他们进家门），那女子的舅舅抽着烟对卡讲了他侄女的事：侄女两年前嫁到了巴特曼，从早到晚都在家里忙家务，但一直没孩子，因而受到了婆婆的责难；但这些并不是充足的自杀理由，他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她受到了巴特曼那些自杀女子的影响，尤其是在卡尔斯和家人在一起时，侄女看上去是那么快乐，所以，在她将返回巴特曼的那天早晨，他们发现她死在了床上，床头留了一封信，里面写她吞下了两瓶安眠药，对此他们都感到很吃惊。 把自杀想法从巴特曼带到卡尔斯的这个女子死了一个月后，第一个进行效仿的就是她姨妈十六岁的姑娘。卡答应老泪纵横的姑娘父母，在报纸上详细报导整个事件。这次自杀的起因是姑娘的一个老师在班上说她不是处女。谣言短时间里传遍了整个卡尔斯，后来本已和姑娘口头订了婚的男方不愿意结这门婚事了，原先络绎不绝的求婚者也不再登门，姑娘的外婆开始对她唠叨“你再也嫁不出去了”。一天晚上，一家人看到电视上的结婚场面时，喝醉酒的父亲开始哭了起来，姑娘把从外婆的药盒子里偷来并积攒起来的安眠药一口吞了下去，永远地睡着了（看来自杀的方法也和自杀的想法一样，都会传染）。验尸证明自杀的姑娘是处女，姑娘的父亲不但怪罪于散布谣言的老师，也怪罪于从巴特曼来自杀的亲戚家的那个女子。他请求卡在报纸上写清楚对她的怪罪是毫无根据的，他只是想揭露这个制造谎言的老师，因此他把女儿自杀的所有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 所有这些事件中，自杀的女子们都能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自杀，这使卡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绝望。那些吞安眠药的女子悄悄自杀的时候实际上是和别人同住一屋的。读着西方文学，在伊斯坦布尔尼尚坦石街长大的卡，每次想到自杀，总是认为这需要充足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需要一个好几天都无人来敲门的房间。一想到这样自在地吞了安眠药片后喝着威士忌酒慢慢自杀，卡对那种时刻的无边无际的孤独是如此的恐惧。他甚至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自杀。 只有一位“戴包头巾的女孩”的自尽让卡又感受到了这种孤独感。一个月零一周前，这个女孩上吊了。这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先是因为戴包头巾而不让进教室上课，后来根据安卡拉方面的指令，她不准进校园。女孩的家境在卡所采访的家庭中算是最不贫困的。伤心的父亲从他开的小店的冰箱里拿了瓶可口可乐请卡喝，卡了解到，女孩在自尽前，曾向家人和朋友们透露过要自杀的想法。女孩可能是看到她母亲和家里其他一些成员戴包头巾才跟着戴的，但把戴包头巾作为伊斯兰政治立场的一种标志是从学院禁止这么做的领导和反抗的学生那里知道的。尽管女孩的父母给她压力，她还是拒绝摘去头巾，每次去学院总是被门口的警察挡回来。由于缺课太多，学院准备开除她。当她看到有些同学放弃了反抗，摘掉了头巾，还有些同学戴上了假发，她开始对父亲和朋友们说:“活着真没意思”,“真不想活了”。那些天里，不管是政府的宗教部门，还是伊斯兰教徒们，都在卡尔斯不断通过手册、标语宣传自杀是最大的罪过，谁也想不到这个笃信宗教的女孩会自杀。这个名叫苔丝丽梅的女孩，最后一个晚上，静静地看完连续剧《玛丽安娜》，煮好茶给父母端去，回到自己屋内，小净后做了礼拜，发了一会儿呆，做了祈祷，戴好头巾，在灯钩上悬梁自尽了。 03把票投给真主的党 贫困和历史 童年的时候，卡的家位于尼尚坦石，当律师的父亲、当家庭妇女的母亲、可爱的妹妹、忠诚的仆人、家具、收音机和漂亮的窗帘构成了这个中产阶级的“家”。对卡来说，贫困是这个“家”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开始的地方。那个世界是无法触摸的、危险的一种黑暗，在卡童年时期的想像中，它只是形而上的一种存在。尽管这种存在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没有太大的变化。在伊斯坦布尔突然下决心踏上卡尔斯之旅的原因，也难以将它解释成为回归童年时代的一种冲动。尽管卡远离土耳其，也知道卡尔斯是近些年来国内最贫困、最无人关注的地方。从生活了十二年的法兰克福回到伊斯坦布尔，看到童年时和小伙伴们一同走过的那些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店铺、影院都已面目全非，或者已不存在，或者已失去了活力。这唤起了卡要到别处去寻找自己童年和纯真的愿望，因此卡尔斯之行也可以说卡是为了再见留在童年记忆中他那中产家庭的贫困。因此，当他在卡尔斯店铺的橱窗里看到童年时穿过却在伊斯坦布尔再也没见到过的那种吉斯拉威德牌的体操鞋时，当他看到威祖夫牌的炉子时，当他看到装着卡尔斯圆形奶酪的那种由六个三角形组成的盒子时（这种盒子是他对卡尔斯最初的认识），卡感到如此地幸福，以至于他都忘记了那些自杀的女子，为自己身在卡尔斯而感受到了一种安宁。 近中午时，卡告别了塞尔达尔先生，采访了民众平等党和阿塞拜疆族的一些重要人物之后，独自在大雪中漫步。走过阿塔图尔克大街，过了桥，径直朝最贫困的街区走去，卡心中充满悲伤，除了狗叫声外没有任何声息的沉寂中，那无休无止的雪，飘向远方看不到的陡峭山岭，飘向塞尔柱时期的城堡，飘向那不知是历史遗迹还是棚屋的废墟，卡觉得除了自己没别人留意这些，眼中蓄满了泪水。尤素福帕夏街区公园的秋千断了，滑梯也坏了，公园旁边有片空地，空地尽头的电杆上有个大灯，用来照亮那里的煤场。卡看着一些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在灯下踢足球。听着年轻人被大雪压低了的叫喊声、对骂声，卡觉得在这昏黄的灯光下，雪中，尘世里的这个角落离一切都是那么的遥远，有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荒凉，卡内心中出现了真主的念头。 最初，与其说这是种念头不如说是一个画面，然而是那种在展馆中匆匆忙忙看完后努力想要回忆却怎么也无法再现的那种画面。与其说是一个画面不如说是转瞬即逝的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卡也不是第一次才有。 卡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信奉共和主义的世俗家庭里长大，除了在小学的宗教课程里学过一些宗教知识，没受过任何其他伊斯兰教育。近年来，当他内心中时不时有类似现在的这种幻象出现时，他没有慌乱，也没有去追寻这种不真切的、充满诗意的冲动。至多，在他内心中会产生一种乐观的想法：世上有一处值得欣赏的美景。 卡回到旅馆自己的房间，想暖和暖和再休息一会儿，他饶有兴趣地翻着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有关卡尔斯历史的书，一整天的所见所闻和阅读历史令他回忆起的童年传说，在他的头脑中混杂在了一起。 在卡尔斯有一些别墅，尽管距离遥远，但这些别墅也使卡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曾几何时，住在这些别墅里的那些生活富足的中产阶级们，他们常常在这里举行舞会，没完没了地进行宴请。卡尔斯曾是来往格鲁吉亚、第比利斯、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必经之路，因此，靠着卡尔斯有利的地理位置，依靠贸易，依靠卡尔斯位于上个世纪奥斯曼和沙皇俄国这两个没落帝国边境的优势，依靠这两个帝国驻守在这里的军队，这些人发了家，致了富。奥斯曼帝国时期，这里就是多个民族聚居生活的地区，生活在这里的有一千年前在这里修建了雄伟壮丽的教堂的亚美尼亚人，有躲避蒙古大军和伊朗军队的波斯人，有拜占庭帝国和蓬图斯王朝时期留下来的希腊人，有格鲁吉亚人、库尔德人，还有各部族的切尔卡西亚人等。1878年，拥有五百年历史的卡尔斯堡落在了俄国人手中，一部分穆斯林被驱逐出这里，但城市的繁荣和多民族的聚居还延续着。在俄国人统治时期，沿着城堡坡面修建的堡内街区街上帕夏们的别墅、公共浴池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各种建筑慢慢地显得落伍了，而卡尔斯河南岸平原上的俄式建筑被五条平行笔直的大街齐整地切开，这么有序的建筑在东方城市中很少能见到，很快形成了一座快速富裕起来的新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这里和他的秘密情人幽会，一同去狩猎。这里也比较适合俄国人南下地中海，获取贸易通道，因此得到大量的财政投资而得以重建。二十年前当卡来到这里时，令他对卡尔斯着迷的不是那座因为民族和部族战争而几乎完全成为废墟的奥斯曼帝国城市，而是由整齐的街道、大块的路石、共和国时期种的枣树和梧桐树构成的这座忧伤的城市。 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迫害、集体屠杀和起义，城市先后被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控制，甚至一度落入了英军的手中。也曾经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卡尔斯甚至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1920年10月，在卡泽姆·卡拉贝奇尔（他的雕像后来竖立在了车站广场上）率领下，土耳其军队进入了这座城市。四十三年后土耳其人重新占领了卡尔斯，他们接受了城市的俄罗斯建设风格，定居在这里。那时，他们也接受了俄国人带来的文化，因为这些文化正符合共和国的西化浪潮。俄罗斯人修建的五条街道，分别以卡尔斯历史上五位帕夏的名字命名，因为他们不知道除军人外的其他伟人。 人民党原市长穆扎菲尔先生既骄傲又气愤地向卡讲述着当年的西化年代。那时，人们在人民之家举办舞会；在早晨卡经过的到处都生锈了的铁桥下举行滑冰比赛；从安卡拉来的演员们在这里演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尽管当时和希腊的战争结束还不到二十年——演出在卡尔斯受到共和派中产阶级的热烈欢迎；那些富人们穿着裘皮领大衣，装扮得花里胡哨的健壮的匈牙利大马拉着雪橇招摇过市；为支持自己的球队，人们在民族公园的洋槐树下，举行舞会，在钢琴、手风琴和单簧管的伴奏下跳着最时髦的舞；夏天，年轻女孩子们穿着短袖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悠闲地转着；年轻人冬天滑着冰刀去学校，他们怀着对共和国的热情，穿着夹克，里边打着蝴蝶领结。当律师穆扎菲尔先生多年后为竞选市长回到卡尔斯的时候，想在竞选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系上他高中时用过的蝴蝶领结，立刻遭到同僚们的反对，他们认为系这种“装模作样”的玩意儿会丢了选票，但穆扎菲尔先生没听他们的。 似乎随着一个个漫长冬天的悄悄离去，城市变得更加颓败、贫困和不幸。原市长讲到过去那些留下了美好记忆的冬天；讲到来演希腊戏剧的那些脸上扑着粉、半裸的演员们；接着又把话题转到了40年代末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年轻人在人民之家上演过的一个革命剧本。他说:“这个剧本讲了一个黑袍年轻女子的觉醒，最后她摘掉头巾，在舞台上烧掉了黑袍。”40年代末，据说在卡尔斯他们四处寻找一件黑袍却根本找不到，最后打电话从埃尔祖鲁姆找来了一件。穆扎菲尔先生补充说:“现在卡尔斯大街上到处都有穿黑袍的，披盖头的，戴包头巾的。因为戴在她们头上的是伊斯兰政治力量的标志，是一面面旗帜，所以不让她们进课堂，她们就自杀。” 在卡尔斯遇到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和戴包头巾女子这样的问题，卡内心中总会产生一些疑问，可总是欲言又止。比如，他没有深究：既然40年代的卡尔斯找不到一个穿黑袍的女人，那些狂热的年轻人演这样一个反对穿黑袍的戏又有什么意义?一整天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并没有仔细观察那些戴包头巾或穿袍子的妇女们，因为回国后这一星期里，他还没有学会像主张世俗主义的知识分子那样通过密切观察街上戴包头巾的妇女就能得出些个政治结论，也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另外，从童年起他就根本不注意街上那些戴包头巾、穿袍子的妇女。卡度过童年的地方是伊斯坦布尔比较西化的地区，出现在这里戴包头巾的妇女要么是从郊区来的卖葡萄的妇女，要么就是牛奶小贩的妻子，要么就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别的什么人。 卡住的卡尔帕拉斯旅馆以前的主人都有谁，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也听说过很多说法：因罪责较轻没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一个崇拜西方的大学教授，做水牛生意的一个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的孤儿们……不管第一个主人到底是谁，这座已有一百一十年历史的建筑与同期的建筑一样，一种叫“派契”的俄式取暖炉被置于墙内，可同时向四个房间供暖。但在共和国时期，土耳其人不会用这种俄式取暖炉，把这座楼改为旅馆的第一个土耳其主人，在进楼处放了一个巨大的铜炉，再后来，每个房间就都装了暖气片。 卡穿着大衣躺在床上正陷入幻想的时候，有人敲门，他起身开了门。来人是每天坐在火炉前看电视度日的服务员贾维特，给卡钥匙时他忘了件事。 “刚才我忘说了,《边境城市报》的塞尔达尔先生正等着您呢，要您快去。” 他们一起来到大厅。卡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停下了：伊珂从服务台边的那个门进来了，她比卡想像的还要漂亮。卡立刻想起了大学时这个女人的美貌。他有些慌乱。是的，当然，她是如此美丽。他们像两个伊斯坦布尔的布尔乔亚，先握握手，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头向前伸出，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拥抱，亲吻脸颊。 “我知道你要来。”伊珂稍向后退了退，用一种让卡感到惊讶的坦诚说道:“塔耐尔打电话跟我说了。”她直盯着卡的眼睛。 “我是为选举和自杀女子的事情而来的。” “你准备待多长时间?”伊珂说,“亚细亚旅馆旁有个新人生糕饼店。现在我正忙我父亲的事。一点半我们在那里见面聊聊吧。” 这一幕不是在伊斯坦布尔——比如说是在贝尤鲁——而是在卡尔斯发生了，这使卡感到有点奇怪。他弄不清自己的慌乱有多少是因为伊珂的美貌。在雪中走了一会儿以后，卡想，还好买了这件大衣。 去报社的路上，他的心毫无疑问地道出了他的大脑绝对不会承认的两个事实：第一，卡从法兰克福来到伊斯坦布尔一方面为参加母亲的葬礼，另一方面是单独生活了十二年后想找一个合适的土耳其姑娘结婚；第二，卡从伊斯坦布尔来到卡尔斯是因为他暗自认为这个姑娘就应该是伊珂。 如果这第二个想法出自哪位敏感的好朋友的话，卡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冒失，但又因为别人说的是事实，他又可能终生都会在羞愧中自责。这世上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别人为自己的幸福忙这忙那的话，就是最大的幸福，卡就是这样一个卫道者。另外，为结婚找一个自己并不太了解的人，这也根本不符合一个西化了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尽管这样，去报社的路上，他并没感到什么不安。因为和伊珂的初次相遇，比他从伊斯坦布尔来时坐在长途车上自己潜意识中想像的要好。 《边境城市报》报社与卡住的旅馆中间隔了一条街，在法伊克贝依街，办公室和印刷室所占的地方也只不过比卡住的那个旅馆房间稍大一点。一面木板墙把房间分成了两部分，木板墙上挂着阿塔图尔克的肖像、日历、名片和请柬的样本、来过卡尔斯的大人物和知名人士同塞尔达尔先生的合影、镶在镜框里的四十年前的第一份报纸。木板墙另一边，电动印刷机开动着，踏板摇摇晃晃，传来悦耳的声音，这个印刷机是一百一十年前由莱比锡的鲍曼公司制造的，在汉堡服役了二十多年后，在土耳其第二次立宪的新闻自由时期被卖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又服役了四十五年，在要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1955年塞尔达尔先生的父亲用火车把它运到了卡尔斯。塞尔达尔先生二十二岁的大儿子，用蘸了唾液的右手手指往机子里放白纸，左手熟练地整理印好了的报纸（印刷机的收集筐在十一年前兄弟俩打闹时被弄坏了），在这期间他还能不失时机地和卡打个招呼。小儿子和他哥一样，长得不像父亲，一见他，卡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他母亲的样子，细长眼，白白的脸蛋，矮小的身材，胖胖的。他坐在一个被油泥染得乌黑的柜子前，柜子有上百个小抽屉，每个抽屉又装着大大小小的铅字母、模子和压印版，他正为三天后的报纸手工排广告，他的耐心和专注可以与那些超凡脱俗的书法家们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东部安纳多鲁地区新闻业是在何种条件下挣扎着。”塞尔达尔先生说。 这时停电了。印刷机也停了下来，房间沉浸在了一片神秘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凄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尔达尔先生问道。他点亮了蜡烛，让卡坐到前面办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来电以后印够三百四十份，今天有远道而来的演员。” 《边境城市报》在卡尔斯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民族剧院对面，每天有二十来人来买；但正如塞尔达尔先生骄傲地说的那样，算上订购的，报纸销售量能达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机关订购，塞尔达尔先生时不时必须吹捧吹捧他们的政绩。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虽然离开卡尔斯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却仍然和这里有联系的人们订购，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们的话在政府里都有一定的分量。 电来了，卡看到塞尔达尔先生的额头上因为生气而青筋直冒。 “您和我们分手以后，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错误信息。”塞尔达尔先生说。 “您怎么知道我去了哪里?”卡问道。 “警察当然会跟踪您。”这位报业人士说。“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有时也通过无线电设备听警察们的通话。我们报纸新闻的百分之九十是由市政府和警察局提供的。安全部门很清楚，您向每个人都问这样的问题：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和贫困；年轻女子们为什么要自杀。” 关于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这个问题，卡听到了很多解释：冷战时期和苏联的贸易额减少了；海关口岸也关闭了；70年代共产党游击队控制了整个城市，富人们遭到恐吓和劫持；稍有些积蓄的人或者移居到伊斯坦布尔或者去了安卡拉；安拉和政府忘记了卡尔斯；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没完没了的争端…… “我决定还是把事实真相跟您说了吧。”塞尔达尔先生说。 机智和乐观告别卡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现在立刻明白了这个问题里有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德国一直困扰自己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问题，但卡总是回避问题的阴暗面。现在卡心中有着对幸福的憧憬，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过去我们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塞尔达尔先生说，像是在道出什么秘密似的。“但近些年来，人们开始自称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泰雷凯梅人。当然，这里有不同的民族。泰雷凯梅人，也叫黑帕帕克人，和阿塞拜疆人同属一家。库尔德人，我们认为是一个部族，以前根本就不懂什么库尔德民族主义。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在这里的本地居民，也从不骄傲地称‘我是本地人’。这里还有土库曼人、波索夫人、沙皇时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德国人，什么人都有，但大家都不以自己属于什么民族为傲。这种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是那些在埃里温和巴库的电台散布的，他们想让土耳其四分五裂。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穷，民族自豪感却越来越强。” 塞尔达尔先生看到卡听得认真又换了个话题。“宗教分子们挨家挨户地转，成群结队地到你家里来做客，给妇女们带去厨具、锅、榨汁机、一盒盒香皂、一袋袋洗衣粉和麦子，在贫困的街区他们马上得到了好感，女人和女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近感；他们用别针在小孩的肩头别上金色的布带。他们到处宣传，把你们的票投给真主的党——繁荣党；他们说，现在我们面临的贫困和不幸都是因为偏离了真主的道路。男宗教徒给男人们，女宗教徒给女人们作宣传。他们得到了那些遭受挫折、愤怒的失业者们的支持，得到了那些整日等米下锅、为吃饭而发愁的失业者妻子们的支持，然后他们许诺，只要投他们的票以后还会得到新的礼物。他们赢得的不只是那些毫无尊严的最贫困的人和失业者们的尊敬，也有那些每日只以一碗热汤充饥的大学生、工人、甚至小贩们的敬意，因为这些人更勤劳、更正直、更谦虚。” 《边境城市报》的主人告诉卡，被刺的原市长触犯众怒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想取消“不现代”的四轮马车（这个计划只不过因他遇刺而半途而废了），实际上是他的受贿和营私舞弊。可是，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主张共和主义的政党，却因为家族血仇、种族歧视、民族主义等原因而分裂，他们之间还进行毁灭性的竞争，以至于无法推出一个强有力的市长候选人。“只有一位候选人的人品值得信赖，他属于真主的党，就是你住的那家旅馆的主人吐尔古特先生的女儿伊珂女士的前夫穆赫塔尔先生。这人有些没脑子，但他却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在这里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这次选举获胜的将是真主的党。” 雪下得更紧了，这使卡再次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恐惧，他害怕伊斯坦布尔那个他成长的环境就要消失，害怕土耳其西化的生活也将不复存在。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看到童年时代的那些街道已经毁坏，世纪初遗留下来的古老而又雅致的楼房也坍塌了，童年时代的树也因干枯而被砍掉，影院十年前就关闭了，改建成了一排排又窄又暗的服装店铺。这不仅意味着童年所有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也意味着卡重回伊斯坦布尔生活的幻想破灭了。卡还想到，如果宗教极端分子在土耳其掌权，妹妹以后不戴头巾就不能出门了。卡望着《边境城市报》的霓虹灯下仿佛童话故事里一般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慢慢飘落，幻想着和伊珂一起回到法兰克福，幻想着他们一起在卡夫霍夫卖女鞋的二楼购物。卡就是在那里买了现在紧裹在身上的这件灰色大衣。 “这就是想把土耳其的一切都变得和伊朗一样的国际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 “自杀的年轻女子们也是因为这吗?”卡问道。 “可惜，据我们所知她们很多人是受骗了，但是我们害怕引起更强烈的反应，引起更多的自杀，出于责任我们没有把事实写出来。有人说著名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神蓝’就在我们这座城市，而他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要给戴包头巾的和想要自杀的女子出主意。” “伊斯兰教徒不是反对自杀吗?” 塞尔达尔先生没有回答。印刷机停了，屋里陷入一片沉寂，卡欣赏着外面令人难以置信的落雪，想到一会儿要和伊珂见面，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也为卡尔斯的问题而苦恼着。但现在，卡只想着伊珂，想做好准备和她在糕饼店见面，因为现在已经一点二十了。 塞尔达尔先生大块头的大儿子，把新印好的报纸的第一页像特意准备好的礼物一样，摊开在卡的面前。多年来卡养成了在文学杂志上找自己名字的习惯，很快，他就在报纸的边角上发现了一则新闻。 著名的诗人卡（KA）在卡尔斯 全土耳其都熟知的诗人卡（KA）昨日来到了我们这个边境城市。年轻诗人的作品《烟灰和橘子》和《晚报》曾荣获贝赫切特·内加特吉奖，受到国内读者的一致好评，此次诗人以《共和国报》记者的身份来观察即将进行的选举。诗人卡（KA）在德国法兰克福生活多年，对西方诗歌颇有研究。 “我的名字拼错了，”卡说,“字母A应该小写。”他刚说完就后悔了。“还不错，”他带有一分歉意地说。 “很抱歉，我们对您的名字也不是很确定，为此还找过您，”塞尔达尔先生说。“我的孩子，看到了吧，你们把诗人的名字排错了。”他用一种毫不慌乱的语气教训着他的两个儿子。卡看得出这种错排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现在马上改过来……” “算了，没关系。”卡说。这时他看到最长的一则新闻的最后一行中自己的名字没被排错。 民族剧院苏纳伊·扎伊姆剧组的胜利之夜 土耳其著名的苏纳伊·扎伊姆剧组昨夜在民族剧院的演出获得极大的关注。苏纳伊·扎伊姆剧组的创作以其民粹主义、阿塔图尔克主义和启蒙主义倾向而著称。晚会持续到半夜，演出不时被观众的欢呼和掌声打断，副市长、市长代表和卡尔斯的其他重要人物观看了演出。卡尔斯人对这样的一次艺术盛会期盼已久，人们既可以在热闹的民族剧院观看演出，也可以在家里观看。因为，边境卡尔斯电视台成立两年来首次进行了现场直播，把这一精彩的演出即时地展现给卡尔斯人。就这样，边境卡尔斯电视台首次在录影棚之外进行了现场直播。因为目前还没有转播车，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所在的哈立特帕夏街到相隔两条街的民族剧院摄影棚铺设了电缆。为了避免冻坏电缆，热心的卡尔斯市民让电缆从自己家里通过。（比如牙医法德尔先生家，让电缆从前面阳台的窗户进来，从后花园出去。）卡尔斯人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再使用现场直播这种方式。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负责人指出，通过这次录影棚外的现场直播，卡尔斯所有的企业都已经在电视台做了广告。此次演出使整个卡尔斯欣赏到了反映阿塔图尔克主义的剧作、西方启蒙主义时期一些著名剧作的片断、讥讽侵蚀我们文化的广告的小品、著名的守门员伍拉尔的轶事和反映爱国主义、颂扬阿塔图尔克的诗歌。来我市访问的著名诗人卡（Ka）还亲自朗诵了他的最新作品《雪》。除此之外，大家还欣赏了由共和国初期最著名的具有启蒙性质的剧作《祖国还是长袍》改编而成的舞台剧《祖国还是头巾》。 “我没有写名字叫‘雪’的诗，晚上我也不准备去剧院。您这条新闻就不准确了。” “您别说得那么肯定。有些人瞧不起我们，认为事情还没发生新闻就写好了，这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在占卜，但后来他们却看到事情完完全全是按照我们写的那样在发展，他们又感到那么不可思议。很多事情正是因为我们事先写了才发生了。现代的报业应该这样才对。您可别剥夺我们在卡尔斯现代化的权力啊，您不会让我们伤心吧，我肯定您一定会先写一首名为‘雪’的诗，并且一定会来剧院朗诵的。” 报上还有其他一些新闻，如关于竞选集会的通知，从埃尔祖鲁姆来的疫苗开始给高中生注射，市政府推迟两个月收缴水费给卡尔斯人提供了便利，等等。在这些新闻中卡发现了一则先前没注意到的新闻。 大雪切断了交通 持续两天的大雪使我市与外界的交通完全中断了。继昨日通往阿尔达汉的公路封闭后，今天通往萨勒卡莫什的公路也开始禁止通行。一些路段因积雪和结冰不能通行，驶往埃尔祖鲁姆的耶尔玛兹公司的长途车不得不中途返回。据气象部门通报，未来三天内本地将持续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和大雪的影响。卡尔斯，同以往的冬天一样，三天内完全要靠自给自足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整理自己的机会。 卡站起身正要走的时候，塞尔达尔先生抢身挡在了门口，让卡听完他最后要说的几句话。 “不知道吐尔古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们会跟您说些什么!”他说。“我常登门拜访他们，他们是真诚的人，但您别忘了：伊珂女士的前夫是宗教政党竞选市长的候选人。大家都知道随她父亲来这里读书的妹妹卡迪菲是主张戴包头巾的女孩子中最为极端的。她们的父亲则是原共产党!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楚他四年前为什么在卡尔斯最糟糕的日子里选择来到了这里。” 尽管突然听到这么多使自己不安的事情，但卡一点声色都不动。 04你真的是为选举和自杀事件而来吗 卡和伊珮珂在新人生糕饼店 大雪中，从法伊克贝依街到新人生糕饼店的路上，尽管刚知道了一些坏消息，但卡的脸上为什么会隐隐约约有些微笑呢?他的耳边响起佩皮诺·迪·卡普利的歌曲《罗伯塔》，他觉得自己像屠格涅夫小说中去和梦想多年的女人约会的浪漫而忧郁的主人公。屠格涅夫厌倦了那些无休无止的问题和原则，离开了被自己鄙视的国家，去了欧洲却又对她充满思念和爱恋。卡喜欢屠格涅夫和他优美的小说，但是，说实话，卡却并没有像屠格涅夫小说中那样，他并不是很多年来都在梦想着伊珂。他只是梦想着伊珂那样的一个女人；也许伊珂偶尔曾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过。但自从他知道伊珂离开她丈夫后，他就开始想念伊珂了，虽然此前并没有想念得那么多，但现在为了和伊珂建立更深更现实的关系，卡就用他感觉到的音乐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来弥补这一不足。 然而，走进糕饼店和她同坐在一起，他脑子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就消失了。伊珂比刚才在旅馆、比大学时显得更漂亮。她那真真实实的美丽，她那淡淡涂抹了的红唇，她那白皙的肤色，她那眼眸中的明亮清澈，以及她那让人感到亲近的真诚，都使卡感到不安。伊珂突然显得如此的真诚，使卡担心自己不是那么自然。生活中卡最担心的是写出很糟糕的诗，其次就是这种不自然的感觉。 “路上，我看到工人们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向民族剧院拉直播用的电缆，像拉晾衣绳一样。”他说，想以此来打开话题，但却一点儿也没笑，因为他担心那样一来会显得自己是在嘲笑偏远地区生活的乏味。 有一阵子，他们就像带着善意、决定相互谅解的夫妻一样，寻找着能心平气和谈论的共同话题。一个话题刚结束，伊珂微笑着很有创造性地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下着的雪、卡尔斯的贫困、卡的大衣、他们觉得对方没多大的变化、烟难戒、卡在伊斯坦布尔见过的那些人……两人的母亲去世后都安葬在伊斯坦布尔的费里科依墓地，这一点，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拉近了他们俩之间的距离。他们轻松地聊着一些话题，这种轻松就像知道了对方同属一个星座的一对男女，相互间感到的——即使是装出来的——那种暂时的轻松。他们聊了聊两位母亲在他俩生活中的地位（很短），聊了聊卡尔斯的火车站为什么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稍长），聊了聊他们见面的糕饼店所在的位置1967年前还是一座东正教教堂，教堂的门现在还收藏在博物馆里，聊了聊博物馆里亚美尼亚人大屠杀这一特别部分（一些游客开始以为这部分是为了纪念被土耳其人杀害的亚美尼亚人，后来才知道刚好相反），聊了聊糕饼店里仅有的那个半人半鬼、耳朵有点背的侍应生，聊了聊卡尔斯的茶馆因为失业的人们喝不起而不卖咖啡，聊了聊引导卡到处采访的报业人士和其他当地报纸的政治观点（所有的报纸都支持军人和现政府），他们还聊了聊卡从口袋里取出的第二天的《边境城市报》。 伊珂全神贯注地开始读起报纸的第一页，卡突然担心伊珂是不是也和他在伊斯坦布尔见到的老朋友一样，对他们来说惟一的现实是土耳其内心的痛苦和可悲的政治生活，她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到德国去生活的念头。卡长时间地看着伊珂纤细的手，看着她那现在还令自己惊奇的秀丽面庞。 “你犯了什么罪，判了你几年?”伊珂温柔地微笑着问。 卡告诉了她。70年代末，土耳其许多小的政治性报纸什么都能写，人人都以因为刑法中的这一条而被判刑为荣，但谁都不会为此而进监狱，因为警察并没有紧密搜捕那些经常变更住处的编辑、作家和译者。后来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些改变住处的人们也渐渐开始被捕了，卡因为发表了一篇政治性的文章而被判了刑，而这篇文章却是别人写的，因为匆忙，卡看都没看就拿去发表了。被判了刑的卡逃到了德国。 “在德国你日子难过吗?”伊珂问道。 “我学不会德语，但这却保护了我。”卡说。“我的身体抵制德语，这却使我保持了纯洁，也保护了我的灵魂。” 卡担心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会显得可笑，但又因为伊珂那么认真地听着自己说话而感到幸福，因此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自己深陷其中的沉寂以及近四年来自己没有写过诗。 “在火车站附近，我租了一套小小的公寓，从公寓惟一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法兰克福的许多屋顶。每到夜晚，我就在这狭小的屋子里，在沉寂中回忆过去的日子，这激发了我写诗的灵感。此后，听说我在土耳其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那些土耳其移民、想吸引土耳其族选民的政府、图书馆、一些三流的学校，还有那些想让自己的孩子和一个用土耳其语写作的诗人认识的团体，开始请我去朗诵诗。” 每当卡从法兰克福坐上德国人准时而有序的火车，水雾濛濛的车窗玻璃外掠过边远小镇教堂雅致的尖顶、山毛榉林深处神秘的黑暗、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健康可爱的孩子们，他都会感受到同样的一种沉寂。他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反而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常常创作一些诗歌。如果不去哪个城市朗读诗歌的话，每天早晨八点，他会穿过凯瑟斯特拉斯大道，到泽依尔大街上的市立图书馆去看书。“那里的英文书够我看二十辈子了。”那里有他迷恋的十九世纪小说，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的作品，有建筑史方面的书籍，有博物馆的编目，他像个小孩一样，生命对他来说似乎才刚刚开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他感兴趣的一切。他在市立图书馆埋头苦读，翻阅那些老版的百科全书，欣赏着书中精美的插图。当他再次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时，尽管耳边尽是城市的喧嚣，可心里听到的却是火车上他所感受到的沉寂。晚上，当他改变路线，从犹太博物馆门前经过时，当他沿着马恩河行走时，当他周末从城市的一头走向另一头时，他听到的是同样的一种沉寂。 “这种沉寂一段时间后开始占据我生活的许多方面，我开始感觉不到创作诗歌时应有的那种撞击我心灵的声音。”卡说道。“我本来就不和德国人交流。土耳其人认为我有知识，有头脑，却有些不正常，和他们的关系也不怎么好。我不同任何人来往，不同任何人交流，诗也不写了。” “但报上说今晚你要读最新创作的诗。” “我没什么最新的诗，怎么去朗诵?” 除他们之外，糕饼店屋子的另一头靠窗的一张光线较暗的桌边，坐着一个矮小的年轻男子和一个中年人，中年人瘦瘦的，样子很疲惫，耐心地向矮个儿说着什么。透过他们后面的大窗户可以看到糕饼店霓虹灯招牌散发出的粉红色光线照在鹅毛大雪上。而远处的另外一个角落里，另两人那么投入地谈着什么。像是哪部蹩脚的黑白电影中的一个场景。 “我妹妹卡迪菲第一年没考上大学，第二年考上了这里的教育学院。那边，在我身后，坐在屋子另一头的那个瘦瘦的人就是学院的院长。父亲很喜欢我妹妹，母亲在车祸中去世后，父亲便决定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三年前父亲来这里后，我就和穆赫塔尔离了婚。后来我们一家三人便住在了一起。那个充满死亡叹息和幽灵的旅馆是我们和亲戚们一起经营的。我们自己住了三个房间。” 卡和伊珂在大学和在左翼组织的那些年里没有过任何接触。十七岁时，当卡走在文学院那高顶的走廊时，他也和许多人一样，立刻注意到了美丽的伊珂。第二年，发现她已经成了同一组织的诗友穆赫塔尔的妻子。他俩都是卡尔斯人。 “穆赫塔尔继承父业，当了阿尔切利克公司和阿依戛兹公司的代理。”伊珂说。“我们回到这里后，一直没孩子，因此，他们带我去埃尔祖鲁姆，去伊斯坦布尔看病，但没用，我们便离了婚。但穆赫塔尔一直没再婚，反倒献身于宗教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把自己献给宗教?” 伊珂没回答，两个人看了一会儿墙上的黑白电视。 “为什么这个城市大家都要自杀?”卡问。 “不是大家都要自杀，是姑娘们和少妇们，”伊珂说:“男的献身于宗教，女的则要自杀。” “为什么?” 伊珂看了卡一眼，这一眼，使卡感到自己问问题和匆忙找寻答案时有一种失礼，有些令人讨厌。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关于竞选的采访报告，我有必要同穆赫塔尔见见面。”卡说。 伊珂立刻起身走向服务台，打了个电话。“五点前他都在市党部。”她回来坐下说,“他等你去。”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沉默，卡感到很不安。要不是路封了，他现在就会坐上头班长途汽车逃离这儿。他对卡尔斯的黄昏，为这里被遗忘了的人们深感同情。他们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向了飘雪。很长一段时间两人就像那些时间充裕、对生活满不在乎的人们那样望着雪。卡感到自己很无助。 “你真是为写有关选举和自杀的事情来这里的吗?”伊珂问。 “不，”卡说,“在伊斯坦布尔听说你和穆赫塔尔离婚了。我来这里是想和你结婚。” 伊珂一下子笑了出来，把这当成一种开心的玩笑，但不一会儿她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卡从伊珂的目光中感觉到她已洞察了一切。她的眼睛似乎在告诉他说:“你应该稍稍掩饰一下自己的真实意图，机智地和我套套近乎，说些动听的话。可你却连这点耐心都没有。你不是爱我，不是觉得我与众不同，而是因为我离婚了，想起了我的美貌，认为我在卡尔斯生活是一种落后，因此才来到了这里。” 已经备感羞愧的卡坚决地想要惩罚自己图谋幸福时厚颜无耻的做法，他想像着，对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伊珂将要道出最残酷无情的事实:“使我们走在一起的恰恰是我们对生活期待的落空。”但是伊珂所说的话却完全出乎卡的想像。 “我一直认为你会成为一个好诗人，”她说。“恭喜你写了那么多诗。” 同卡尔斯所有茶馆、饭馆和旅馆的大厅里一样，这儿的墙上没有挂令卡尔斯人引以为豪的本地群山的风景画，而是挂着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刚才给他们端茶来的那位上了年纪的侍应生，坐在堆满糕点和巧克力的托盘间。在昏暗的灯光下，糕点的油和巧克力锡箔纸闪着亮光。他靠近服务台，脸朝着他们，背对着后面的桌子，饶有兴致地看着挂在墙上的黑白电视。卡不敢看伊珂的眼睛，此刻他的眼神在游移的过程中被电视里播放的电影吸引住了。电影中，一位身穿比基尼、金黄头发的土耳其女演员在沙滩上奔跑着，两个蓄着胡子的男人追逐她。突然，坐在糕饼店另一头昏暗桌旁的那个小个子站了起来，拿枪对准了教育学院院长，开始说些什么，但卡一点儿也听不清楚。之后卡才明白，当院长回答那个小个子时，这小个子开了枪。卡不是根据模糊的枪声，而是看到院长摔倒，才明白他已中弹了。 伊珂转过身来，看着卡所看到的一切。 那个老侍应生已经不在卡刚才看到他的那个地方。小个子站了起来，拿枪指着倒在地上的院长。院长向他说着些什么。电视声音很大，听不清楚他说了些什么。小个子又向院长身上开了三枪，随后迅速从身后的门走出去，消失不见。卡根本没看到他的脸。 “快走，”伊珂说,“别待在这儿了。” “救命!”卡声嘶力竭地喊道,“打电话给警察吧，”他接着说。但他却呆在那里一动也没动。随后，他跟着伊珂跑了出去。新人生糕饼店的双开门前空无一人，他们迅速跑下的台阶上也是如此。 转眼间，他们已经来到了大雪覆盖着的人行道上，快步走了起来。卡想:“谁也没看到我们从那里出来”，这使他稍感平静，因为他觉得好像是自己杀了人。他那令他自己羞愧和后悔的求婚似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现在他不愿意碰见任何人。 来到卡泽姆卡拉贝奇尔街角时，卡还是充满恐惧，但是由于能和伊珂共同分享一个秘密，他们之间不知不觉又产生了一种亲近，这使他感到很幸福。灯光照着哈立特帕夏商城门口装柑橙和苹果的箱子，映在理发店的镜子里。灯光下卡看到她眼中的泪水，不安了起来。 “院长不让戴头巾的女学生上课，”她说。“所以，他们杀了这个可怜的人。” “我们报警吧，”卡说，他想起这曾经是左翼分子们十分厌恶的一句话。 “不管怎么样，他们会弄清楚一切的。也许现在他们就已经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清二楚了。繁荣党的市党部在这楼的二层。”伊珂指了指商城的入口。“把你见到的都告诉穆赫塔尔，等秘密警察找他时，别让他慌了神。另外我得告诉你，穆赫塔尔还想和我复婚，和他谈话时别忘了这一点。” 05先生，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初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 新人生糕饼店里，在卡和伊珂的注视下，那个小个子朝教育学院院长的胸部和头部开了枪，而院长身上藏有用宽胶带缠着的录音设备。这个进口的根德牌录音机，是国家情报局卡尔斯分处细心的工作人员缠在教育学院院长身上的。因为不让戴头巾的女学生进学校上课，无论是从近来他本人受到的恐吓，还是从卡尔斯的便衣情报人员从宗教团体得来的消息来看，院长都需要得到保护。院长本人尽管主张世俗，但他相信命运，其程度同那些虔诚的宗教信徒们并无二致，他认为与其让一个壮如熊的保镖和他形影不离，不如把威胁自己的人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将其抓获，这样更可行。他想吃喜欢的核桃仁酥饼，想也没想就进了新人生糕饼店，当看到有个陌生人向自己走来时，同其他类似情形下一样，他打开了身上的录音设备。有两枪打在了录音设备上，这也没能让院长免于一死。录音带没有受影响，多年后，我从院长夫人和他当模特的女儿那里拿到了磁带上的谈话录音，尽管过去了许多年，提到此事，院长夫人依然泪流不止。 “您好，先生，您认出我了吗?” “不，我记不起来了。” “我也这么想，先生。因为我们从没见过面。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为了和您见面，我试了两次。昨天被学校门口的警察挡了回来。今天总算进了学校，您的秘书却没安排我和您见面。于是我想在您进教室上课前拦住您。那时您看见我了，能想起来了吗，先生?” “我想不起来。” “您是想不起来见过我了呢，还是想不起我来了。” “您想和我谈什么?” “其实我想和您在各个问题上谈几个小时，谈几天。您是农学教授，受人尊敬，知书达理，学识渊博。可惜我读书不多。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我还算是学了不少。我想同您谈的也就是这个问题。请原谅，先生，我没占用您时间吧?” “别客气。” “对不起，如您允许，我能坐在这儿吗?先生。因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广了。” “您请，不用客气。” （拖动椅子和坐下的声音） “您在吃核桃仁酥饼，先生。在我们托卡特有很高的核桃树。您去过托卡特吗?” “可惜，没去过。” “很遗憾，先生。如果您去的话，一定住在我那里。我活到现在，整整三十六年，都是在托卡特度过的。托卡特非常漂亮。土耳其也很美丽。（一段沉默）但可惜，我们不了解这个国家，我们不喜欢这里的人们。甚至我们以不尊重这个国家和民族、诋毁这个国家和民族为能耐。先生，可以的话，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不是无神论者吧?” “不是。” “大家却说您是，但我不认为您这么一个有知识的人会否认真主——饶恕我——的存在，不用说，您也不是犹太人吧?” “不是。” “您是穆斯林。” “我是穆斯林，感谢真主。” “先生，您在笑。可是请认真回答我，为得到您的回答，大冬天，冒着雪我从托卡特来到了这儿。” “在托卡特您怎么听说过我?” “先生，伊斯坦布尔的报纸当然不会报导您不让那些有信仰、爱学习的戴头巾的女学生进学校。这些报纸写的都是伊斯坦布尔那些女模特们见不得人的事。但在我们美丽的托卡特，有个名叫旗帜的穆斯林电台，报导我们国家什么地方有对穆斯林不公的事情。” “我从不做对穆斯林不公的事情，我也敬畏真主。” “先生，我顶风冒雪来这里用了两天的时间，在车上我一直在琢磨您，请相信我早就知道您会说‘我敬畏真主’。那时候我也想好了要问您这个问题。如果你敬畏真主，尊敬的奴里·耶尔玛兹教授，如果你相信古兰经是真主所说的话，尊敬的先生，那么告诉我您对‘奴尔’一章那优美的第三十一节是怎么看的。” “这节，是的，这节非常明确地指出女人们应该遮住头部，甚至脸部。” “你说的非常好，非常直率，谢谢你，先生!那么，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你不让我们那些戴头巾的女学生们进学校，怎么能和真主的这个指示相符。” “不让戴头巾的女学生们上课甚至不让她们进校门是咱们这个主张世俗化的政府的法令。” “先生，对不起，能问一个问题吗：政府的法令能大过真主的指示吗?”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可是这些对于一个主张世俗化的政府来说是两码事。” “您说得很对，先生，让我吻您的手。别怕，先生，把您的手给我，您看，我肯定会好好地吻您的手的。噢，愿真主保佑。您知道了吧，我是多么尊重您。现在，先生，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您请，别客气。” “先生，那么，世俗化就意味着无神论吗?” “不是。” “那为什么以世俗化为借口不允许我们那些信仰宗教奉主行事的女学生们上课?” “真的，孩子，争论这些问题不会有什么结果。伊斯坦布尔电视上关于这些问题整天都在讨论，结果怎么样?女孩子们还是不摘她们的头巾，政府还是不许她们那样去上课。” “好吧，先生，能问一个问题吗?请原谅，这些女孩子戴头巾，我们千辛万苦抚养她们长大，她们勤奋，有教养，听话，可是这些女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这符合宪法吗?这与教育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规定相符吗?您良心上能过得去吗?您说说，先生?” “如果那些女孩子是那么听话的话，她们就会摘掉头巾。孩子，你叫什么，住哪里，做什么工作?” “先生，我在托卡特的仙莱尔茶馆负责烹茶，兼管火炉，我们茶馆紧挨着著名的佩尔瓦内浴室。我叫什么不重要。我每天都听旗帜电台。我有时常常会想不通那些对穆斯林不公的事情。先生，我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我是一个理智的、生活自由的人，所以，无论我生活在土耳其的什么地方，我都会坐上长途车，去找那些困扰我的人，当面问问他这种不公正的事情。先生，请您回答我的问题。政府的法令大，还是真主的指示大?” “孩子，这种争论不会有结果。你住哪个旅馆?” “你想向警察告密吗?你不用怕我。我并不属于哪个宗教组织。我讨厌恐怖主义，我崇尚思想斗争，我笃信真主的大爱。正因为如此，尽管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可我从不因思想的分歧动过什么人一个指头。我只想让你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先生，对不起，尽管有真主的箴言——古兰经中阿合扎布意境章和奴尔章的明示，学校门前那些受您不公正对待的女学生们的痛苦，不会让您良心上受到任何谴责吗?” “孩子，古兰经还说要砍掉小偷的手，可是咱们政府并没这么做，你对此为什么不反对呢?” “您回答得非常好，先生，让我吻您的手。但小偷的手和女人们的尊严能是一样的事情吗?据美国黑人穆斯林学者玛尔文·金教授所做的统计，在戴头巾的穆斯林国家里，强奸案件几乎没有，性骚扰也很少碰到，因为穿长袍、戴头巾的妇女们的衣着就告诉男人们:‘请不要骚扰我。’先生，能问一个问题吗：我们让那些戴头巾的妇女受不到教育，把她们排除在社会之外，而让那些暴露着头发的妇女成为主流，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想效仿欧洲的性革命，让妇女们廉价出卖自己的贞操，而让我们自己——请原谅——成为皮条客?” “孩子，我吃完了，请原谅，我要走了。” “坐在那儿，先生，坐下，别让我用这玩意儿。这是什么，你看清楚了吗，先生?” “手枪。” “对，先生，请原谅，我为了您大老远地来到了这儿，我不是傻瓜，我甚至曾经想过您可能不会听我讲话，所以采取了点措施。” “孩子，您叫什么?” “瓦希特·苏孜麦，萨利姆·费希麦康。这并不重要，先生。我是一个无名的捍卫者，我捍卫那些在这个世俗的、物质的国家里为信念斗争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无名英雄们。我不属于任何组织。我尊重人权，一点儿也不喜欢暴力。所以，我把枪放回口袋，我只想让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好吧。” “先生，这些女孩子，父母养育了她们多年，奉她们为掌上明珠，她们聪明、勤奋，在班里学习都是名列前茅。随着安卡拉来的一纸命令，您开始无视她们的存在。点名时，如果名册上写着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戴头巾，您就把她们划掉。如果七个学生和先生您一起坐着聊天，先生，您就会当其中一个戴头巾的学生不存在，只要六杯茶。您让这些被无视的姑娘们伤心痛哭。这还不算。安卡拉又来了新命令，开始您不让她们进教室，把她们扔在走廊里，后来又把她们从走廊赶出了校门。一小部分勇敢的姑娘，坚持不摘掉头巾，为了表达她们的不满，她们冒着严寒瑟瑟发抖地守候在校门口，您却打电话叫来了警察。” “警察我们可没叫。” “先生，别因为我口袋里有枪就害怕而给我说谎。警察拖着女孩子们将她们拘捕起来的那天晚上，你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睡着觉呢?这就是我的问题。” “当然，头巾问题现在成了一种标志，成了一种政治游戏，这使姑娘们变得更加不幸。” “什么游戏，先生，一个在学校和贞洁之间无法进行选择而陷入极度痛苦的姑娘不得不自杀，这是游戏吗?” “孩子，你太冲动了，你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有一股外部势力想利用所谓的头巾问题让土耳其分裂变弱吗?” “假如你让这些姑娘进学校，先生，那怎么可能还会有因为不让戴头巾而自杀的姑娘呢!” “这是我想要做的吗，孩子?这都是安卡拉方面的规定。我妻子也戴头巾。” “先生，别和我套什么近乎，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哪个问题?” “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 “我也是做父亲的，孩子，我当然为这些姑娘们感到难过。” “告诉你，我知道怎么控制自己，可我是个急性子。一旦我发起火来，什么都完了。在监狱时，有个家伙打哈欠时没捂上嘴巴，我就揍了他一顿；所有的犯人都被我调教好了，他们都改掉了坏毛病，都开始做礼拜了。别撒谎，回答我的问题。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什么了，孩子?把枪放下。” “我没问你有没有女儿，伤不伤心。” “对不起，孩子，你问的是什么?” “别因为怕我的枪就讨好我。好好想想我问的是什么问题……” （一段沉默） “您到底问的什么问题?” “我问你良心上是不是能过得去，你这个冷酷无情的东西。” “当然，我很难过。”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个可耻的家伙。” “孩子，我年龄和您父亲相当，我是个教师，古兰经中有没有指示您用枪对着您的长辈，辱骂他?” “你别提古兰经，行吗?也别东张西望想求谁帮忙，你如果喊叫，我会毫不留情地开枪打死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么回答我这个问题：戴头巾的姑娘摘掉头巾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说说你心中的理由，比如说摘掉头巾欧洲人会把她更当人看。至少让我弄清你的目的，那我就不会开枪，我会马上放了你。” “我尊敬的孩子。我也有个女儿，不戴头巾。她母亲戴头巾，我对她毫不干涉，对女儿也一样。” “你女儿为什么不戴头巾，她想当演员吗?” “她从没跟我说过，她在安卡拉读民众关系学。因为头巾问题，我成了活靶子，我很难过，被人诽谤、恐吓，有时候也成了像您这样愤怒的人们和敌视我的人们的攻击目标，这时候我女儿给我很大支持。从安卡拉打电话……” “她怎么说?‘好样的，爸爸你要坚持住，我要当演员’?” “不，我的孩子，她不会这么说。她会说:‘亲爱的爸爸，如果一个班里大家都戴头巾，那我就不敢不戴头巾进这个班，我会很不情愿地戴上头巾’。” “尽管是很不情愿地戴上头巾，但那又有什么坏处呢?” “我真不想讨论这些。是您刚才让我说说我的理由来着。” “那么，你这个可耻的家伙，为了让你女儿高兴，你就让警察在学校门口用警棍抽打那些虔诚信主的姑娘们，折磨她们而导致她们自杀吗?” “我女儿的想法，也是其他许多土耳其妇女的想法。” “我知道土耳其百分之九十的妇女都戴头巾，我不明白怎么还有其他那些要当演员的人们的想法，你这个无耻的家伙，给我记住，尽管我不是什么教授，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知道得多。” “先生，请您别把枪对准我，您太冲动了，枪走火的话，您也许会很难过的。” “我为什么会难过呢?在路上顶风冒雪，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就为了要除掉你这个异教徒。古兰经示意那些笃信的人，杀掉那些施虐者和残暴者是他们应尽的义务。我还是很同情你，所以才给了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你能心安理得地强迫那些戴头巾的姑娘们摘掉头巾的一个理由，我发誓不杀你。” “妇女摘掉头巾，在社会上会更受尊敬，更自在。” “对你想当演员的女儿来说可能是这样。恰恰相反，戴头巾会让妇女们免受骚扰、侵犯和蔑视，会让她们更自在地进入社会。一些后来才戴上头巾的妇女，其中包括肚皮舞演员梅拉哈特·香德拉，都说戴头巾使妇女摆脱了可怜的玩物的地位，过去她们在街上会勾起男人们的兽性，为使自己比别人更有魅力而不停地化妆。正如美国黑人教授马尔文·金指出的那样：著名演员伊丽莎白·泰勒最后二十年如果穿长袍的话，就不会因为肥胖而羞愧得精神失常，会过得很幸福。对不起，先生，能问个问题吗：你在笑什么，先生，我的话很可笑吗?（一段沉默）说呀，你这个不知羞耻的、没有信仰的家伙，你笑什么?” “我尊敬的孩子，请相信我可没笑，即便笑了也不是有意的。” “不，你笑得很明白。” “我尊敬的孩子，我心里对像你这样的人，对那些戴头巾的姑娘们，对那些因执著于信念而痛苦的年轻人们，充满同情。” “别瞎费心思讨好我了。我一点也不痛苦。可你却因为嘲笑自杀的姑娘们现在就要接受惩罚了。既然你嘲笑他们，那也就是说你一点也没有悔恨，那么我马上告诉你现在的处境。伊斯兰圣战法庭早就判你死刑了，五天前在托卡特投票结果是全体通过，他们派我来执行这个决定。假如你没有嘲笑的话，假如你表示了后悔的话，也许我会宽恕你。拿着，这是对你的判决，大声念……（一段沉默）趁你还没像娘们一样大哭之前大声读出来，快呀，你这个无耻的家伙，快，不然我开枪了。” “我是无神论者奴里·耶尔玛兹教授……我尊敬的孩子，我不是无神论者……” “少啰嗦，念。” “孩子，我念完您是不是就要开枪了?” “你不念的话，我就要开枪。快念。” “因为那些笃信而虔诚的姑娘们不摘掉她们的头巾，不违背古兰经，我甘愿为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利用，为使穆斯林们成为西方国家顺从的奴仆，为使他们丧失尊严、放弃信仰而无情地折磨他们，结果使一个穆斯林姑娘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了……我尊敬的孩子，请允许我辩解：请转告派您来的那个组织，那姑娘不是因为进不了学校，也不是因为迫于父亲的压力，正如国家情报局给我们的通报中所说的那样，可怜的姑娘是因为爱情的痛苦而上吊的。” “她遗书上并不是这么写的。” “求您宽恕我斗胆说出来，我的孩子——请把枪放下——这个无知的姑娘没结婚就冒失地和一个比她大二十五岁的警察发生了关系，后来这家伙告诉姑娘已经有家，并且根本不想和她结婚……” “闭嘴，下贱东西，这种事只有你那个婊子女儿才会做出来。” “孩子，别这样，别这样，孩子。打死了我你这辈子也完了。” “快说,‘我很后悔’。” “我很后悔，孩子，别开枪。” “张嘴，我把枪放进去……现在你按住我手指，你自己扣扳机。就和那些没信仰的人一样，不过至少你死得还算有些尊严。”（一段沉默） “孩子，您瞧，我变成什么样儿了，都这把年纪了，哭成这样，求求您，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而是想想你自己，你会成杀人犯的，年纪轻轻就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 “那你自己扣扳机!你也尝尝自杀是什么滋味。” “孩子，我是穆斯林，我反对自杀。” “张嘴。（一段沉默）别哭成这德行……之前你就根本没想到会有今天吗?别哭，不然开枪了。” （远处，老侍应生的声音） “先生，要我把你们的茶端过去吗?” “不用，这就走了。” “别看他，把判决书念完。” “孩子，饶了我。” “我说你快念。” “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耻辱，我知道自己死有余辜，为了让至高至大的主宽恕我……” “快念……” “我尊敬的孩子，让我这个老头子痛痛快快哭一下吧，让我最后一次再想想我的妻子，再想想我的女儿吧。” “你想想那些受你折磨的姑娘们。一个精神失常了，四个在上三年级时被开除了，一个自杀了，在学校门前颤抖守候着的所有人都发烧，卧病不起，差点送了命。” “我很后悔，尊敬的孩子。但你想想，为了我这样的一个人，你成了杀人犯，这值得吗?” “好。”（一段沉默）“我想好了，先生，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 “什么?” “为找到你，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我在这个破破烂烂的卡尔斯城瞎转了两天。正当我觉得运气不好，买了返回托卡特的车票时，我想最后再喝杯茶吧……” “我的孩子，要是你打算杀了我乘车逃离卡尔斯的话，你要知道路因为大雪封了，六辆长途车不再发了，你别后悔。” “我正想回去的时候，真主让你来到了这家新人生糕饼店。看来是真主不想饶恕你，我能怎么办呢?快说最后一句话，赞美主吧。” “坐下，孩子，这个政府会抓住你们所有人的，你们都会被绞死的。” “念赞词。” “冷静，孩子，坐下，再想想。别开枪，别。”（枪声，椅子倒的声音。） “别这样，孩子。” （又是两声枪响，沉默，呻吟，电视声。又一声枪响。沉默。） 06爱情，宗教和诗歌 穆赫塔尔的伤心故事 在哈立特帕夏商城门口，伊珂告别卡回了旅馆。卡立刻上到二楼，但没去繁荣党党部，而是在走廊里混在失业者、店伙计和无所事事的闲人中消磨时间。他眼前老是出现教育学院院长被击中后挣扎的情景，他感到一些后悔，还有一种犯罪感，他想给早晨见过面的警局副局长打电话，想给伊斯坦布尔、《共和国报》，想给随便认识的什么人打电话，可是商城里到处是茶馆、理发店，闹哄哄的，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打电话。 就这样他走进了门口挂着“动物爱好者协会”牌子的地方。这里有电话，但被人占着。现在卡也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想不想打电话了。卡从协会另一个半开的门走了进去，看到墙上贴着公鸡的画像，屋子正中是一个小的斗鸡台。在这个斗鸡场里，卡有些担心地感到自己已经爱上了伊珂，这次爱情将决定他以后的生活。 一个对斗鸡感兴趣的有钱的动物爱好者清楚地记得，那天卡进来后心事重重地坐在斗鸡台边的一个空位上。卡坐在那喝了杯茶，看了看用大写字母写的挂在墙上的斗鸡规则： 斗鸡未经主人同意不准参赛。 斗鸡连续倒地三次，不再抬头，即是完全失败。 距铁折断的情况下给时三分钟时间包扎，鸡爪折断时给时一分钟时间包扎。 若比赛中倒地的斗鸡被对手踩住脖子，应把双方拉开，继续比赛。 停电时停赛15分钟，之后仍未来电则比赛取消。 两点一刻卡从动物爱好者协会出来时，他正想着怎么带着伊珂逃离这个城市。繁荣党的市党部也在这一层，距离人民党党员、原市长穆扎菲尔先生的律师事务所两个店铺（中间是好友茶馆和绿色裁缝铺），事务所现已熄了灯。早晨拜访律师事务所的事对卡来说突然变得那么遥远，对自己仍处在同一幢楼的同一条走廊里的事实感到吃惊的卡走进了党部。 卡最近一次见到穆赫塔尔是在十二年前了。拥抱亲吻后，卡发现他有了肚子，有些谢顶，头发也已灰白，实际上这和卡事先猜想的差不多。和大学时期一样，穆赫塔尔没什么特点，嘴边还是同以前一样叼着根烟。 “教育学院院长被杀了。”卡说。 “还没死，收音机里刚说过，”穆赫塔尔说,“你怎么知道的?” “他和我们一样在新人生糕饼店，伊珂在那里给你打的电话，”卡如实地把事情细说了一遍。 “你们报警了吗?”穆赫塔尔说，“之后你们做了什么?” 卡告诉他，伊珂回家了，自己则径直来到了这儿。 “离选举还有五天，谁都知道我们会赢，政府为阻止我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穆赫塔尔说。“我们党在整个土耳其的政策就是为戴头巾的姐妹们做主。现在那个不让姑娘们进校门的家伙被打死了，事发现场的目击者也不报警就真接来到了我们党部。”他用一种很客气的语气说:“请马上在这儿给警局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他像个因自己的慷慨而感到自豪的主人一样把话筒递给了卡。卡一接过电话，穆赫塔尔就翻开本子拨了号。 “我认识警局副局长卡瑟姆先生。”卡说。 “你怎么认识的?”穆赫塔尔的语气中有一种令卡生气的怀疑。 “早晨塞尔达尔先生先带我去他那儿的。”卡正说着，接线的姑娘已经接通了副局长卡瑟姆先生的电话。卡把在新人生糕饼店里所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穆赫塔尔急切而又笨拙地向前跨出两步，装模作样地把耳朵凑过来，想和卡一起听听那边都说了些什么。卡为了使他听得更清楚，就把话筒朝他耳边移了一下。现在他们能从自己的脸上感觉到对方的呼吸。卡不明白穆赫塔尔为何要同自己一起听副局长说些什么，但他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卡又向副局长描述了两次凶手矮小的体形特征，而不是脸部特征。 “您尽快到这里来，我们录一下口供。”警官语气里带着好意。 “我在繁荣党这里，”卡说，“我一会儿就过去。” 没声音了。 “等等。”警官说。 卡和穆赫塔尔听到警官移开话筒同什么人低声说着些什么。 “别见怪，我问了问有没有当班的车，”警官说。“这雪下个没完了。我们一会派车过去，让他们接您过来。” “告诉他们你在这里，这很好。”电话一放下，穆赫塔尔说道。“你说不说他们都知道。他们谁的电话都监听。我刚才对你说话像是在怪罪你，但我不想让你误会。” 卡心中掠过了一丝愤怒，这种愤怒曾经是他针对那些将自己视为尼尚坦石的布尔乔亚、热衷于政治的人们的。高中时，这些家伙们互相攻击，不停地陷对方于不仁不义之地。这种行动到后来成了一种游戏，就是让对方特别是政敌陷入成为警方走狗的境地。卡害怕自己哪天成了这样的告密者，在警车上指认将被突袭搜查的房屋，因此他一直远离政治。现在，正如穆赫塔尔成了极端宗教政党的候选人，尽管做了件自己十年前也会蔑视的事情，可是不得不找理由和借口说服自己的一方还是卡。 电话响了，穆赫塔尔摆出一幅郑重其事的姿势，为家电店在今晚直播中的广告价格一事同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一位负责人激烈地讨价还价。 电话挂断后，两个人像相互间闹翻了的小孩子一样，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两人都陷入了沉默，此时在卡的想像中，两人谈论起他们之间十二年来未曾谈过的一切事情。 他想像中的对话开始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两人都过着一种流亡生活，不是很成功，不是很如意，也并不很幸福，以此看来，生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为诗人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政治阴影也因此老是这么笼罩着我们。”说完这些话之后，在想像中两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在诗中找不到足够的幸福，那就需要政治的阴影了。”卡现在更加看不起穆赫塔尔了。 卡提醒自己，穆赫塔尔因为正处于竞选胜利前夕而洋洋得意，自己在土耳其也还算是个中流诗人——比没有名气稍好一些——也有那么一点点得意。但正如两个人永远不会承认这种得意一样，对于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对生活的不满，他们之间永远不会相互倾诉。这就是最糟糕的，他们接受了生活中的失败，习惯了世上这种无情的不公。而要摆脱这种境地，两个人却都需要伊珂，这让卡感到了恐惧。 “今晚，在市电影院你要朗诵你的新诗?”穆赫塔尔似笑非笑地说。 卡充满敌意地盯着这个曾经和伊珂结过婚的人的淡褐色的眼睛，这双眼睛漂亮可是却没有真正的笑意。 “在伊斯坦布尔见到法赫尔了吗?”穆赫塔尔说，这回笑得比较明显了。 这次卡也能同他一起笑了。微笑中带有种温柔，带有种敬意。法赫尔和他们年龄一样大，二十年来一直是西方现代诗的毫不妥协的捍卫者。他曾就读于圣·约瑟夫大学，据说他那个有钱的疯祖母还是宫廷出身，每年他从祖母那里拿钱去趟巴黎，在圣日耳曼的书店里买一旅行箱诗集再回到伊斯坦布尔，在自己出版的杂志上，在那些他想办好却办砸了的出版社所出版的诗集上，他发表这些诗的土耳其语译文，也发表一些自己的诗和其他土耳其现代派诗人的作品。这是法赫尔令人敬佩的方面，另一方面，他的译作语言矫揉造作，而且他自己写的诗也深受这些诗人们的影响，缺乏灵感，糟糕并且令人费解。 卡在伊斯坦布尔没能见到法赫尔。 “有段时间我非常想让法赫尔认同我的诗，”穆赫塔尔说。“但他认为像我这样的一些诗人不是致力于纯粹意义上的诗，而是致力于民歌民谣这种‘地方美学’，因而很是瞧不起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生了军事政变，大家进了监狱又出来了，我也和大家一样从一处到另一处，像无所事事的人似的飘移不定。那些我当作榜样来学习的人变了，那些我想让他们认同我的人消失了，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诗中，我所追求的都没能实现。相对于在伊斯坦布尔过那种痛苦、不安和贫穷的日子，我选择了返回卡尔斯，继承了我曾引以为耻的父亲的店铺。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我幸福。我瞧不起这里的人，就像法赫尔对我的诗那样，见到这些人就让我倒胃口。卡尔斯这个城市也好，这里的人们也好，似乎都不是真实的。这里的人们要么对死亡充满好奇，要么就想抽身而去。但我实在是无处可去了。好像我被放逐在了历史之外，被文明抛弃了。文明距我是那么遥远，我简直无法追赶上它。我想有个孩子，让他做我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让他不受到任何压力，有朝一日成为一个西化的、现代的和有独立人格的人，但真主连这都没有赐给我。” 穆赫塔尔时不时似乎因为那来自内心的光明而面带微笑地自嘲着，卡很喜欢看到他这个样子。 “每天晚上我喝得醉醺醺的，为了不和我美丽的妻子伊珂吵架，我很晚才回家。那是一个连飞鸟都会被冻死的寒冷的夜晚。很晚了，我最后一个从绿园酒馆出来，朝家里走去。那时我和伊珂住在奥尔都大街。虽说是不到十分钟的路，但在卡尔斯来说算是远的了。拉克酒喝得太多，没走几步路我就找不着家了。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寒夜里，卡尔斯完全就像是一个被抛弃了的城市，我去敲一些屋子的门，这些屋子要么是八十多年来没人居住的亚美尼亚人的，要么里面的人躲在一层层被子下，像冬眠的动物一样，不想离开他们藏身的那个窝。” “我突然喜欢起这座城市被抛弃而空无一人的这种样子了。因为酒精和寒冷，一种甜甜的睡意在我身上蔓延开来。我也暗下决心抛弃这种生活，刚走三五步就躺在了一棵树下的冰冷人行道上，开始等待睡意和死神的来临。天那么冷，喝醉酒后被冻死也就是三五分钟的事情。当温柔的睡意在我的血液里延伸开来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那个我怎么也无法得到的孩子。我欣喜若狂：是男孩儿，已经长大了，系着领带；他的样子不像我们系着领带的那些公务员们，而是像欧洲人那样。他正准备跟我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吻了一个老人的手。那个老人身上散发着神奇的光芒。正在此时，在我躺着的地方有一束光射进我的眼睛，唤醒了我。带着悔恨，带着希望，我站了起来。我看到不远处有扇敞亮的门，有人进进出出。我听从来自内心的声音，跟在了这些人后面。他们扶着我，把我搀进了这个明亮、温暖的屋子里。这里的人们不像一般卡尔斯人那样对生活丧失了希望，也不像他们那样麻木；这里的人们是幸福的，他们也是卡尔斯人，甚至其中的有些人我还认识。听说库尔德教长萨德亭老爷有一个秘密布道的地方，我明白了这所房子就是他的秘密寺院。我听说，在一些公务员和日渐增多的富有追随者的邀请下，教长从山上的村庄来到了卡尔斯，吸引那些贫穷、失业和不幸的卡尔斯人参加他在寺院里的宗教仪式，可是我以为警察不会允许这种针对共和国的敌对行动，所以我也就没怎么在意。现在，我眼含着泪水登上楼梯去教长那里寻求帮助。多年来我一直暗暗惧怕的、在我作为无神论者那些年里认为是软弱和落后表现的事情发生了：我回归了伊斯兰教。其实我一直对这位落后保守的教长心有畏惧，他就像漫画里画的那样留着络腮胡子，穿着长袍。当我自愿走上楼梯的时候，我竟号啕大哭了起来。教长是个好人。他问我为什么哭。当然，我不会说:‘我哭是因为自己竟与落后的教长和他的追随者们同流合污了。’另外，我为从自己嘴里散发出浓重的拉克酒味而感到羞愧。我说我的钥匙丢了。我脑子里突然想到我的钥匙串应该是掉在了我躺着等死的那个地方。他身边的那些喜欢谄媚的追随者们立刻指出钥匙象征着什么，而教长却派他们去街上找我的钥匙了。当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他温和地对我微笑。我内心平静了下来，因为我知道，他就是刚才我在梦中见到的那位好心的老人。” “他似乎就是我心目中的圣徒，面对他，我心中涌起了一股冲动，我吻了他的手。他做了件令我非常吃惊的事。他同样也吻了我的手。多年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平静在我心中铺撒开来。我顿时觉得同他可以无话不谈，可以告诉他我的一切。尽管我过去在毫无信仰的那些年里深知真主的存在，但他却可以指点我走上信仰至高至大的真主的正途。这在当时就令我感到幸福无比。他找到了我的钥匙。那天夜里我回家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一早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我隐约记得所发生的事，但我不想去回忆。我暗自发誓再也不去那寺院了。我老担心在什么地方会碰见那晚在寺院见到我的那些教长的追随者们，郁闷极了。但一天夜里，从绿园酒馆回家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我又去了那个地方。尽管白天时，我后悔痛苦，可晚上我还是去了那里。教长让我紧挨着他坐，倾听我的苦恼，用真主之爱填充了我空虚的心。我尽情地哭泣，这使我感到平静。白天，为了掩饰这一切，我手里拿着我所知道的最世俗的报纸《共和国报》，抱怨国家的敌人宗教狂热分子们到处蔓延，四处询问阿塔图尔克思想协会为什么不开会。” “这种双重生活就这么一直持续着，直到一天夜里，伊珂问我:‘是不是另外有女人了?’。我哭着告诉了她一切。她也哭着问我:‘你成宗教分子了吗?你要让我包住头吗?’我发誓根本不会有这种打算。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可能是贫穷造成的，我便告诉她说店里的生意一切正常，尽管经常停电，但新型的阿尔切利克电烤炉卖得还不错，让她安心。实际上能在家做礼拜让我很高兴。我从书店买了本礼拜指南。我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 “当我平静下来之后，一天夜里，凭着突发的灵感我写了首长诗，讲述了这所有的痛苦、羞愧，讲述了心中不断升华的对真主的敬爱、宁静，讲述了我第一次登上教长那通向幸福的楼梯以及钥匙的真实含义和比喻含义。简直完美无缺。我发誓，它并不比法赫尔翻译的最新、最时髦的西方诗歌逊色。我把这首诗随信一同寄给了他。等了六个月，却没能在正排着版的杂志《阿基留斯之笔》上发表。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我又写了三首诗。每隔两个月我寄出一首。耐心地等了整整一年，一首都没有发表。” “那个时期，我的痛苦不是没有孩子，也不是伊珂对伊斯兰教教规的抵制，也不是我那些世俗主义和左派朋友们知道我成了宗教分子后对我的鄙视。而实际上像我这样狂热地回归伊斯兰教的大有人在，他们对我也并没有太在意。最使我受不了的是寄到伊斯坦布尔的诗杳无音信。每个月初，新一期杂志出来前，我总是坐卧不宁，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每次都安慰自己我的诗一定会在这个月发表。在这些诗里我所描述的真实只有西方诗歌里的真实能与之媲美。我想在土耳其也只有法赫尔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遭遇到的不公和我的愤怒开始毒害伊斯兰教带给我的幸福。在清真寺里做礼拜时，我老是想着法赫尔，我还是不幸福。一天夜里，我决心把我的苦恼告诉教长，可他不明白什么是现代诗，不知道勒内·夏尔，不理解一分为二的句子，不知道马拉美和朱伯尔，不知道空的诗行所表现的沉默的含义。” “这动摇了我对教长的信任。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除了对我重复‘你的心要保持纯净。’‘真主保佑，凭着对真主的爱，你能摆脱这些痛苦。’等八九句话外，他没什么新东西。我不是想否认他，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只不过他的知识太简单。在我没有信仰的那些年里遗留下来的半理性主义半功利主义的内心魔鬼又开始纠缠我了。类似我这样的人，只有在一个政党里，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了一项事业努力工作，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因此，我明白了，来到这里，到这个政党，给我比教长那里更深刻、更有意义的一种精神生活。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年里掌握的关于政党的一些经验，对于身在这个重视宗教和精神的政党里的我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什么作用?”卡问道。 停电了。两人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停电了。”穆赫塔尔用一种神秘的语气说道。 卡没有回应他，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坐着。 07伊斯兰政教徒，是西方和世俗主义者对我们的称呼 从党部到警察局，然后又回到大街上 这样在黑暗中静坐着，气氛有些凝滞，但卡宁可这样也不愿意亮着灯和穆赫塔尔像两个老朋友似的做作地交谈。现在惟一把他和穆赫塔尔联系在一起的是伊珂，卡一方面很想谈谈她，另一方面却又害怕表现出自己已爱上了她。卡害怕的另一件事情是穆赫塔尔再讲些什么其他的事，这样会让他显得比现在更蠢，也会因为伊珂和这样一个人生活了多年而影响自己对伊珂的爱慕。 因此，在没什么话题的情况下，穆赫塔尔提到他们过去的左派朋友，提到逃亡到德国的政治流放犯的时候，卡松了口气。在穆赫塔尔的询问下，卡微笑着告诉他，听说那个经常在杂志上写关于第三世界文章的卷发的玛拉特亚人涂方疯了，最近一次看到他是在斯图加特市中心车站，拿着根长棍，棍子一端绑着一块湿布，吹着口哨东跑西颠地拖着地。穆赫塔尔接着又问了那个因为说话不把门常被责怪的玛赫穆特的情况。卡说他加入了伊斯兰教教法派分子哈依卢拉赫老爷的组织，过去为左派利益斗争的激情，现在转移到在德国哪个清真寺应该由哪个组织控制的争斗中去了。卡又微笑着回忆起可爱的苏莱曼的情况，开始他在巴伐利亚省特龙斯坦市，在那里靠当地教堂为第三世界的政治流亡者募集的资金生活，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以至于明知要进监狱他还是回到了土耳其。他们又一起回忆了在柏林开出租车时被神秘杀害的希克梅特，和纳粹军官的遗孀结婚后一起靠出租公寓为生的法德尔，在汉堡和土耳其黑帮合作成了有钱人的理论家塔勒克；过去曾经和穆赫塔尔、卡、塔耐尔还有伊珂一起装订杂志的萨德克，现在成了一个专门从阿尔卑斯山脉向德国偷运非法劳工的团伙的头目。还有人说，动不动就发火的穆哈莱姆在柏林一个因冷战与柏林墙而遭废弃的幽灵地铁站里和家人一起过着幸福的地下生活。火车在克罗伊茨贝格区和亚历山大广场之间急速行驶的时候，车厢里的土耳其前社会主义分子们会同时立正致意，就像过去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流氓恶棍们一样，每次经过阿尔巴尼亚村时都会望着海流，向驱车跌入海中的传奇大盗致敬。在致敬的时候，车厢里的政治流亡者们尽管互不相识，但他们还是会用眼角打量一起向失败事业的传奇缔造者致敬的同志。卡就是在这样的柏林车厢里碰到鲁希的，当年鲁希不断抱怨左派的同志们不重视心理问题，卡了解到他现在是一种腊肉比萨广告效果的受试者，正准备推出的这种比萨饼针对的是最低收入的外籍工人。卡在德国认识的政治流亡者中最幸福的要属费尔哈特了，他加入了库尔德工人党，以一种民族主义的激情袭击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在CNN上看到他用燃烧瓶袭击土耳其领事馆，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写出库尔德语诗歌而努力学着库尔德语。穆赫塔尔又好奇地问了其他人的情况，其中的一些人卡早就忘了，另一些人有的加入了小股游击队，有的加入了秘密组织，有的混进了黑道，这些人大部分都不见了踪影，消失了，据说很可能是被暗杀后扔进了河里。 在老朋友点亮火柴的时候，卡看清了市党部里影影绰绰的东西、旧三脚桌和汽炉的位置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着迷地欣赏着落雪。 大片大片的雪目不暇接地缓缓落着。这缓慢，这应接不暇，以及不知来自城市何方的蓝光映衬下的洁白，给人带来平静和安全，也有令卡着迷的一种优雅。卡记起，童年时下雪的那些傍晚，伊斯坦布尔有段时间也因为暴风雪而停电，屋里有种让卡童年的心加速跳动的可怕的低语，可以听到“真主保佑”的祈祷声，卡会因为有一个家而感到幸福。他忧伤地看着雪中拉着车的那几匹马：黑暗中勉强能看到牲口们的头在费力地左右晃动着。 “穆赫塔尔，你还去教长那里去吗?” “萨德亭老先生那里吗?”穆赫塔尔说。“有时!怎么了?” “他给你些什么?” “一些友情，尽管不是很长久但还有一些关怀。他还是挺有学问的。” 可是卡从穆赫塔尔的声音里没有感到一丝喜悦而是一种失望。“我在德国过着一种孤独的生活，”卡用一种固执的语气说。“夜里，俯瞰法兰克福的时候，我感到这个世界，我的生活不是毫无意义的。我听到了内心的一些声音。” “什么样的声音?” “可能是我上年纪了，也可能是我畏惧死亡，”卡惭愧地说。“如果我是作家，我会这样来写自己:‘雪使卡想起了真主’。但到底是不是真是这样，我也弄不清楚。雪的沉寂使我接近了真主。” “宗教狂，右派分子和这个国家的穆斯林反对派……”穆赫塔尔误会了卡的意思，急切地说,“我没有信仰的左派生涯结束后，他们待我不错。你去找他们。我想他们也会对你很好。” “是这样吗?” “其实所有这些所谓的宗教狂都是谦虚、温和、善解人意的。他们不像西化了的那些人会瞧不起民众，他们是具有同情心的，对人是有益的。认识你，他们会很高兴的，决不会尖酸刻薄。” 尽管卡早就知道，在土耳其信仰真主决不等于一个人面对最崇高的思想和最伟大的造物主，而意味着要先加入一个团体或进入某一个圈子，但是听到穆赫塔尔不谈真主，不谈个人的信仰，而先谈加入那些团体的好处，还是使他感到很失望。他觉得正是因为这样自己才看不起穆赫塔尔。可是在额头靠着窗户向外看的时候，他本能地说出了完全不同的话。 “穆赫塔尔，我觉得如果我开始信真主的话，你会失望的，甚至你会瞧不起我。” “为什么?” “一个西化了的、孤独的、独自信仰真主的人会让你害怕。你觉得，一个属于某个团体但却不信真主的人，比一个独立而信仰真主的人更值得信赖。对你来说，孤独的人比不信真主的人更可耻、更糟糕。” “我很孤独。”穆赫塔尔说。 这句话他能说得那么发自内心、那么可信，这让卡对他感到憎恶的同时又感到了一些怜悯。此刻，卡感觉到，屋里的黑暗使自己和穆赫塔尔看起来像是醉酒后分享秘密的一对朋友。“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如果我真的成了每天准时做五次礼拜的宗教狂，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害怕吗?只有像我这样世俗且没有道德的人从政或者做生意，你才能专心于宗教和团体。无宗教信仰的人来处理宗教外的事务、同西方的贸易和政治关系，如果对他们都不能信任，那么人们在这个国家就没法安心地做礼拜。” “你又不是处理宗教外事务的官员和商人。你什么时间想见的话，我就带你去见。” “大概是警察来了!”卡说。 两人透过窗玻璃上的冰缝，静静地看着雪中两个便衣从停在商城门口的警车上缓缓地下来。 “现在有件事拜托你，”穆赫塔尔说。“一会儿警察会上来，会把我们带回警局。他们不会拘捕你，录完口供后就会让你走。你回旅馆，晚上旅馆的主人图尔古特先生会请你吃饭，你去。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会在那儿。我想让你带话给伊珂。你在听我说吗?你跟她说我想和她复婚!我让她裹住自己、按古兰经规定的那样穿着是错的。告诉她我再也不会眼光狭隘，再也不是充满嫉妒的丈夫，我很后悔我们在一起时给了她那么大的压力，对以前的事我很愧疚。” “这些话你以前没跟伊珂说过吗?” “说过，可没什么用。可能因为我是繁荣党的市主席，她不相信我。你是从伊斯坦布尔而且是从德国来的另一种人。你说的话，她会信的。” “作为繁荣党的市主席，却不让你妻子包头巾，在政治上你不会感到为难吗?” “蒙真主之意，四天后，我会赢得竞选，我会当上市长，”穆赫塔尔说。“可比这更重要的是，你要告诉伊珂我很后悔。那时候我可能还被关着。兄弟，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卡犹豫了片刻。随后，他说:“可以。” 穆赫塔尔拥抱了卡，亲了亲他的双颊。对穆赫塔尔，卡感到一种处于同情和厌恶之间的那么一种东西，同时卡又有些鄙视自己，因为自己没能像穆赫塔尔那么单纯和坦诚。 “恳请你把这首诗亲手交给伊斯坦布尔的法赫尔，”穆赫塔尔说,“这是我刚才说的那首诗，名为‘楼梯’。” 黑暗中卡把诗放进了口袋，这时进来了三个便衣：有两人手里拿着大手电筒。他们是有备而来的，也很好奇，而且从他们的样子看来，卡和穆赫塔尔在这里干了些什么他们都一清二楚。卡明白了他们是国家情报局的人。他们在看卡身份证的时候，还是问了问卡来这里干什么。卡告诉他们自己从伊斯坦布尔来这里是想给《共和国报》写篇关于地方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的文章。 “实际上她们就是想让您往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写文章，她们才自杀的。”其中一人说道。 “不，不是这个原因，”卡固执地说。 “那是什么原因?” “她们自杀是因为不幸福。” “我们也很不幸福，可也没自杀。”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在电筒光的照射下，打开市党部里所有的柜子，拉开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子上，在文件里找着什么。他们把穆赫塔尔的桌子掀翻，看看下面有没有藏着武器，把一个柜子向前拉出来，看看后面有什么东西。对卡的态度比对穆赫塔尔要好得多。 “您看到院长被杀，为什么不报警而来到了这儿?” “我到这儿是赴约来了。” “赴什么约?” “我们是大学时的老同学，”穆赫塔尔用一种歉意的语气说。“他住的卡尔帕拉斯旅馆的女主人是我妻子。事发之前，给我，也就是这里，给市党部打了电话定了约。情报人员在监听我们党的电话，所以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你怎么知道我们监听你们的电话?” “对不起，”穆赫塔尔镇静地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测。也许我猜错了。” 卡在穆赫塔尔身上觉察到了一种冷静，同时还有一种压抑。警察态度强硬的时候，他举止谦恭；挨训斥、被推推搡搡，也不把它看成是什么尊严问题；警察和政府的残酷，在他看来，就如同停电和满是泥泞的道路一样再平常不过；所有这些他都习惯了。卡觉得自己身上没有这种有益的韧性和能力，因而对他有了一丝敬意。 市党部里的搜查持续了很长时间，柜子和文件被翻了个底朝天，一部分文件用绳子捆好放进了袋子，搜查记录做好后，卡和穆赫塔尔坐在警车后排，像犯了错的两个孩子一样一声不吭，穆赫塔尔放在膝头的又大又白的手像又胖又老的狗，卡从这两只手上看到了同一种压抑。警车在卡尔斯大雪覆盖的昏暗街道上缓缓开过，从亚美尼亚人的别墅半开的窗户中射出昏黄的灯光，在灯光映照下，他们满怀伤感地看到了空空荡荡的老房子，看到了手里拿着塑料袋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小心挪着步子的老人们，他们看上去就像孤魂野鬼似的。民族剧院的宣传栏已经贴好了晚上演出的海报。为了晚上的直播，工人们还在街上忙着铺线。路封了以后，长途车站有种烦躁不安的等待气氛。 童话般的雪中，警车缓缓开着，在卡的眼中，雪片的大小和一种小孩子们称作“雪暴”的充水玩具里面的雪片差不多。司机开得很小心，这么短的距离竟然用了七八分钟，路上卡和穆赫塔尔的眼神有一次碰到了一起，从老朋友忧郁而又令人平静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到了警察局，他们会拷打穆赫塔尔，但不会碰自己一下，这使得卡感到了羞愧，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老同学的眼神，卡多年以后也无法忘记，从他的眼神中，卡感觉穆赫塔尔在想等会儿自己理应会遭拷打。尽管穆赫塔尔坚信四天后进行的选举中自己会稳操胜券，但从他的眼神中卡读到了一种屈从，也读到了一种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表示的歉意。卡明白了穆赫塔尔是这么想的:“我现在还在世上的这么一个角落里挣扎着生活，甚至还对这里的政权充满欲望，我要遭拷打了，我知道那是我活该，但我会尽力不伤自尊，我比你还瞧不起我自己。请别盯着我看，别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了。” 车开进了警察局落满雪的院子，他们没把卡和穆赫塔尔分开，但对他们的态度很不同。卡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名记者，如果写出对他们不利的东西的话，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他们把卡当作愿意与他们合作的一个证人。对穆赫塔尔则是一种鄙视的态度，像是说:“怎么，又是你?”甚至他们对卡的态度也似乎在说:“您这样的人怎么能和这种人在一起呢?”卡天真地以为他们鄙视穆赫塔尔，是认为他没脑子（你以为他们会把这个政府交给你吗!）、愚蠢（你还是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吧!）。但以后，他将痛苦地认识到这中间隐含的东西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为了让卡辨认杀害教育学院院长的小个子凶手，卡被带到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看了收集来的近一百张黑白相片。这里有卡尔斯及周边地区至少被拘捕过一次的所有伊斯兰狂热分子的相片。大部分是年轻人，是库尔德人，是农民或者失业者，但其中也有小贩、宗教学校甚至大学里的学生、教师和逊尼派土耳其人。照片里的这些年轻人有的愤怒、有的则悲伤地看着镜头。从这些照片里卡认出了这一天时间里见过的两个年轻人，但卡找不出那个年纪更大的小个子凶手。 卡回到原来的那个屋子，看见穆赫塔尔还是有些驼背地坐在那张凳子上，鼻子流血，一只眼睛有些淤血。穆赫塔尔不好意思地扭动了两下，用手帕把脸遮了起来。沉默中卡突然想像，穆赫塔尔是由于这个国家的贫困和荒唐而产生了犯罪感和精神上的压抑感，是因为这种犯罪感和精神压抑才挨了这顿揍，但在挨了这顿揍后他却得到了解脱。两天后就在他痛苦地听到人生中最不幸的消息之前——这次是他自己陷入了穆赫塔尔的境地——尽管卡觉得愚蠢，他还是会回忆起这次想像。 见到穆赫塔尔一分钟后，卡又被带到隔壁的屋里录口供。一个年轻的警察用一台老掉牙的雷明顿牌打字机做着记录，卡想起儿时做律师的父亲晚上把工作带回家时用的也是这玩意儿。在讲述院长是怎么被杀害的时候，卡在想，他们是为了吓唬自己才带他去看穆赫塔尔的。 不一会儿，卡获得了自由，可关在里面的穆赫塔尔那张带血的脸长时间在他眼前挥之不去。过去，在边远的市份，反对派是不会轻易地受警察这么对待的。可穆赫塔尔并不是来自像祖国党那样的中间偏右的政党，而是来自于伊斯兰激进派。另外，卡还是觉得这其中与穆赫塔尔的个性也有关系。卡在雪中走了很长时间，在奥尔都大街街尾的一堵断墙上坐了下来，吸着烟，看着路灯下小孩儿们在雪坡上滑雪撬。一天来见到的贫穷和暴力让他感到疲惫，可内心仍涌动着一种希望，那就是伊珂的爱会使他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 当他又开始在雪中走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新人生糕饼店对面的人行道上。糕饼店的玻璃碎了，门前警车深蓝色的灯光闪烁着，一道美妙的光照着围观的人群，也照着以神的耐心在整个卡尔斯上空飘落着的雪。卡也挤进了人群，看见在店里警察们还在向那个老侍应生问着些什么。 一个人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卡的肩膀。“您是诗人卡，对吗?” 一个年轻人，绿色的大眼睛，姣好的孩子气的脸。“我叫奈吉甫。知道您为了给《共和国报》写一篇关于竞选和自杀妇女的文章来到了这儿，也知道您对许多团体进行了采访。可是在卡尔斯还有一个您应该见的重要人物。” “谁?” “能到一边来吗?” 卡挺喜欢年轻人表现出来的这种神秘。他们来到“以果汁和萨莱普闻名于世”的时代小卖部门前。 “您只有同意同这个人见面，我才有权说出他是谁。” “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同意和他见面呢?” “话是这么说，”奈吉甫说。“但那人现在不得不藏着。他在躲谁、为什么躲藏，您不同意见他我就不能说。” “好吧，我同意见他。”卡说。“但愿这不是个陷阱。”他补充道，语气好像是插图小说里的那种。 “你要是不相信他人，那你这一生就会一事无成。”奈吉甫也用同一种语气说。 “我相信您，”卡说。“我应该见的人是谁?” “你知道他名字后就得见他。可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他藏身的地方。你现在再考虑考虑。要我说出他是谁吗?” “是的，”卡说,“请您也相信我。” 奈吉甫像提到传说中英雄的名字一样激动地说:“那人的名字叫‘神蓝’。”他看卡没什么反应，有些失望。“难道您在德国时没听说过吗?他在土耳其是很有名的。” “我知道，”卡用一种安慰的语气说。“我准备好见他了。” “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奈吉甫说。“我甚至还没见过他。” 一下子俩人都微笑着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对方。 “你由别人带去见‘神蓝’，”奈吉普甫说。“我的任务就是让你和带你去那儿的人接头。” 他们一起沿着卡泽姆贝依大街向前走着，头顶上是竞选小旗，身边是竞选海报。从年轻人神经质和稚气的举动，以及他单薄的身体，卡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使自己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从而与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卡试图用年轻人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的一刹那，他找到了自己。 “关于‘神蓝’您在德国都听说了什么?”奈吉甫问道。 “在土耳其报纸上我了解到他是个好战的伊斯兰政教徒。”卡说,“还有其他一些不好的消息。” 奈吉甫急忙打断卡的话。“伊斯兰政教徒是西方和世俗媒体对我们这些为宗教而战斗的穆斯林的称呼。”他说,“您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但请别相信世俗媒体关于他的那些谎言。他没杀害过任何人，不管是在为了捍卫我们穆斯林兄弟而去的波斯尼亚，还是在被俄罗斯的炸弹炸残了的格罗兹尼。”在拐角处他拦住卡。“对面不是有家店吗，泰布里书店……是一个基督徒开的，但卡尔斯所有伊斯兰教徒在那里碰头。和其他人一样，警察当然也知道这一点，里面有他们的卧底。我是宗教高中的学生。我们是禁止入内的，否则会受到纪律处分，不过我会给里面传个话的。三分钟后有个戴红色圆帽、高个儿、留络腮胡子的年轻人会从里面出来。你跟着他。过两条街后，您后面没便衣跟着的话，他会接近你，把你带到要去的地方。明白了吗?愿真主保佑。” 奈吉甫一眨眼消失在了大雪中。卡心中感觉到了对他的一种喜爱。 08自杀的人是有罪的 “神蓝”与鲁斯特姆的故事 卡在泰布里书店对面等候的时候，雪下得更急了。卡不停地抖落积在身上的雪，等得不耐烦正准备回旅馆的时候，发现对面人行道昏暗的路灯灯光下，走着一个高个儿，留络腮胡子的年轻人。看到他头上那顶红色圆帽在雪中已经变成白色了，卡心跳加速，跟了上去。 关于卡泽姆帕夏大街，祖国党市长候选人许诺说，这条街要模仿伊斯坦布尔，仅供路人行走。他们走过了整条大街，拐到法伊克贝依大街，走过两个街口向右转，来到了车站广场。广场正中央的卡泽姆·卡拉贝奇尔的雕像在雪中消失了，黑暗中成了一支巨大的冰淇淋。卡看到络腮胡子青年进了车站大楼就紧跑着跟了过去。候车室里空无一人。卡感觉年轻人是去了站台，便也走了过去。来到站台尽头，黑暗中隐约看到年轻人就在前面，他心惊胆战地沿铁路走着。“要是在这儿突然被杀死，尸体可能到春天才会被发现。”正这么想着，他差点就撞上了那个蓄有络腮胡子、戴着圆帽的青年。 “没人跟着我们，”年轻人说。“可如果你愿意，现在还是可以放弃。如果和我一起去的话，以后要闭紧你的嘴。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是怎么来这儿的。叛徒的下场就是死。” 可就是这最后一句话也没能让卡感到害怕，因为他的嗓音尖细得可笑。他们沿着铁路走着，绕过货仓来到了紧邻军官公寓的亚赫尼莱尔街，细嗓子青年指给卡要进去的那个公寓，告诉卡要按哪个门铃。“不要对大师无礼!”他说,“不要打断他的话，完事儿了就不要磨蹭，赶快离开。” 就这样，卡知道了“神蓝”在他的崇拜者中的另外一个称号:“大师”。实际上关于“神蓝”，卡只知道他是伊斯兰狂热分子，并且很有名外。在德国时，卡在一份土耳其语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新闻，说他多年前曾参与一起谋杀。实际上杀了人的伊斯兰狂热分子多的是，可没有哪一个是有名的。使“神蓝”出名的是他被指控谋杀了一个小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个主持人主持一个有奖知识竞赛节目，穿得花里胡哨，女里女气，装腔作势，经常信口开河地开一些并不高明的玩笑取笑“无知的人”。这个满脸雀斑、名叫居内尔·贝内尔的喜欢取笑人的家伙在一次直播的知识竞赛节目中，取笑一个又穷又笨的选手，由于口误说了对先知不敬的话，引起电视机前昏昏欲睡的宗教狂们的愤怒。一段时间后，在人们快要忘了这件事的时候,“神蓝”给伊斯坦布尔的所有报纸寄信，信中威胁说，如果主持人不在同一个节目中道歉的话，就要杀了他。对这种威胁习以为常的伊斯坦布尔媒体根本就没准备把这信当回事，可是一家奉行世俗主义路线的小电视台为了告诉大家这些手拿武器的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有多么嚣张，把“神蓝”请到了他们的节目，他又很夸张地重复了那个威胁。因为这次节目大获成功，乐于充当“气急败坏、手拿屠刀的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角色的他又在其他电视台的节目中露了脸。 检察院以恐吓罪对他进行了缉捕，在刚有些名气的这段时间里，他不得不躲藏起来。看到事情受到舆论如此地关注，居内尔·贝内尔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了一次每日直播节目中，挑衅说:“我根本不怕这些阿塔图尔克和共和国的敌人，不怕这些倒行逆施的变态狂。”一天后，为录节目他去了伊兹密尔，在他入住的豪华酒店的房间里，他被人用节目中他常系的花里胡哨的领带勒死了。 尽管“神蓝”证明了自己案发时正在玛尼萨作一个内容为支持戴头巾姑娘的演讲，他还是得继续东躲西藏，避开那些把这一事件和他的名声传遍全国的媒体。那些日子里，一些伊斯兰媒体像世俗媒体一样攻击“神蓝”，指责他使人误解伊斯兰政教徒就是双手沾血的杀人凶手，指责他成了世俗媒体的玩具，还指责他对名声和媒体有着特别的喜好，这是与一个伊斯兰教徒不相称的，更有甚者还说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所以“神蓝”很长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了。这期间，在伊斯兰教徒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他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人作战，在格罗兹尼英勇地抗击俄罗斯人，不过也有人说所有这些都是谎言。 对于这些问题“神蓝”是怎么想的呢?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本书标题为“我不是任何人的间谍”、副标题为“卡和‘神蓝’在牢房”的第三十五章，从“我的死刑”开始的讲述“神蓝”自身经历的那段简短文字，但我也不能确定我们的主人公在那里讲的是否都是准确的。关于“神蓝”有许多流言，其中有些说法更是到了传奇的程度，这些都源自于他本人的神秘色彩。他后来陷入了沉默，可以认为这是他接受了对他的那些批评，比如他最初的出名遭到一些伊斯兰教徒的指责：一个穆斯林不应该在布尔乔亚世俗主义的媒体里那么频繁地抛头露面，然而就像在故事里将要看到的一样,“神蓝”实际上确实是很喜欢对媒体发表见解的。 关于他来卡尔斯的传言——同许多小地方短时间内散布出来的传言一样——大部分是相互矛盾的。有人说,“神蓝”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某个伊斯兰库尔德组织在卡尔斯的基地和一些机密，这个组织通过武装袭击使政府在迪亚巴克尔的领导陷入了瘫痪，可是所谓的这个组织在卡尔斯除了一两个对宗教神魂颠倒的人以外没有别的支持者。最近以来，马克思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和伊斯兰库尔德人在东部城市的冲突开始逐渐扩大，双方主和的以及带有诚意的游击分子都说“神蓝”来此是为了平息这一事态。伊斯兰库尔德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摩擦开始时只是打打嘴仗、相互辱骂、打人和街道上的斗殴，后来在很多城市都演变成了用刀砍人，最近几个月里，双方则开始开枪杀人、相互绑架并进行严刑拷打（双方都采用往皮肤上滴烧化了的尼龙、挤压睾丸等方法），直至把人淹死。很多人意识到这种争斗是“对政府有利的”。有人说，为了结束这种状况,“神蓝”由一个秘密的调停组织派来弄清每个镇的情况，以便结束这场战争。可正如他的敌人指出的那样，他过去的污点和年龄不足以担当这个艰难而需要威信的任务。一些年轻的伊斯兰组织人员则说,“神蓝”来卡尔斯是为了清除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这个家伙衣着光鲜，经常开些低俗的玩笑，尽管不是明目张胆地对伊斯兰教进行嘲弄，但至少进行了暗讽，所以这个名叫哈坎·厄兹盖的阿塞拜疆族主持人在最近的节目中时不时地提起真主，提起做礼拜的时间。还有人想像“神蓝”是作为国际伊斯兰恐怖组织在土耳其的分支进行活动的。甚至有人向卡尔斯的情报和安全部门通报说，这个受到沙特支持的组织计划杀掉一些从原苏联来到土耳其的妓女，以使她们心生胆怯。还有人说他是为自杀女子而来，说他是为戴头巾的姑娘们而来，说他是为地方选举而来。“神蓝”对于这些说法，没有试图否认。对他根本就没在附近出现过的说法,“神蓝”根本不予理睬，这使他在宗教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年轻人中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他不仅是为了躲避警察，还不想破坏这种神秘气氛，所以根本不在卡尔斯的街道上现身，这也使人怀疑他到底在不在这个城市。 卡按响了戴红圆帽的青年告诉自己要按的门铃，一个矮个子开门请卡进去，卡马上意识到他就是一个半小时前杀害教育学院院长的那个人。看到他，卡的心跳开始加速。 “对不起，”矮个子说，他把双手了举起来，张开了手掌。“这两年他们三次想谋杀大师，我要搜搜你的身。” 按大学时养成的习惯，卡把胳膊向两边张开，让他搜身。矮个子的小手在卡的衬衣和背上仔细搜查武器的时候，卡非常担心他会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如此之快。不久卡的心跳正常了，卡感觉自己搞错了。不对，他见到的这个人根本不是杀害教育学院院长的那个人。这个讨人喜欢的中年人看上去既没有杀死任何人的果敢，身子也没有那么健壮，见到他，会让人想起爱德华·吉·罗宾逊。 卡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和母亲同婴儿说话时温柔甜美的声音。 “我需要脱鞋吗?”他问道，没等回答他就开始脱鞋了。 “我们在这里也是客人，”这时，一个声音说道,“我们不想给房东添麻烦。” 卡此时才发现小沙发上还坐着人。尽管他明白这个人就是“神蓝”，可是因为他想像的是一种印象比这要深刻得多的见面，所以还是有些怀疑。他跟着“神蓝”来到一个简陋的房间，里面有台黑白电视开着。这儿有个婴儿，手伸进了嘴里，都快到手腕了，极其认真而又满足地看着他母亲，母亲唱着甜美的库尔德语歌在给他换尿布。她先是看着“神蓝”，随后又盯着卡。像过去的俄式建筑，这房子没过道：他们已经来到了另一间屋子。 卡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着“神蓝”。看到他的床整理得如同军人一样仔细，枕头边放着认真叠好的条纹蓝睡衣，烟灰缸上写着“埃尔辛电力”，墙上是威尼斯风景画的日历，宽大的窗户敞开着，从这里可以看到雪中整个卡尔斯忧伤的神情。“神蓝”关上窗户，转向了卡。 他双眼中的蓝色是在土耳其人中很少见的那种深蓝。头发金黄，没留胡子，比卡想像的要年轻得多，皮肤苍白得让人吃惊，长着鹰钩鼻子。看上去非常英俊。有种源于自信的魄力。举手投足中并没有世俗媒体勾勒的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武器、络腮胡子、土里土气又好斗的宗教狂的一丝影子。 “等屋里暖和了再把大衣脱掉……很漂亮的大衣，您在哪里买的?”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法兰克福。”“神蓝”盯着屋顶陷入了沉思。 他说，自己因为散布建立以宗教为基础的国家观念,“曾经”依据刑法第163条被判了罪，所以逃到了德国。 一阵沉默。卡觉得为了表示友好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可是不知说什么好，有些不自在。他感到“神蓝”是为了让自己感到自然才说这些话的。 “在德国时，不管我去哪个城市的穆斯林组织，在法兰克福，在科恩的美茵茨大教堂和车站之间的路上，或者在汉堡的富人街区，不管我走在哪儿，一段时间后，我的脑子里总是自然而然地把路上见到的德国人和其他人分开，而且越来越习惯这么做。我是怎么想他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么看我，我总是试图从他的角度来观察我，我的衣着，我的举止，我走路的姿势，我个人的经历，我从哪儿来，去了哪儿，我是谁。这种感觉很糟糕，可我习惯了；我从没有被谁瞧不起过：我明白了我的同胞们是怎么被瞧不起的……多数情况下欧洲人是不会鄙视别人的，而是在他们面前我们自己自惭形秽。移民不仅是为了逃避家里的暴行，也是为了触及我们灵魂深处。当然，有朝一日为了拯救那些没有足够勇气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和那些所谓的同犯们，人是要回到这里的。你为什么回来了?” 卡没吭气。屋里简陋又寒碜，墙没刷，墙灰已脱落，屋顶裸露的灯管发出的强光有些刺眼，这一切使卡感到不安。 “我并不想用一些刁钻的问题来为难你，”“神蓝”说,“已故的毛拉卡瑟姆·恩萨里总是先对到驻扎在底格里斯河边的部族来拜访自己的陌生人说：很高兴认识您，请问您是谁派来的间谍?” “我为《共和国报》……”卡说。 “这我知道。可他们对卡尔斯关心到派专人来这里的程度，还是让我感到疑惑。” “我是自愿来的，”卡说,“我听说我的老同学穆赫塔尔和他妻子在这里。” “神蓝”盯着卡的眼睛，纠正他说:“他们已经离婚了，你原来不知道吗?” “知道。”卡说。他脸色通红。他想“神蓝”一定觉察到了他脑子里此刻的一切想法，对他不禁有些厌恶。 “他们在警察局揍穆赫塔尔了吗?” “揍了。” “他应该挨揍吗?”“神蓝”用一种奇怪的口吻说。 “不，当然不该。”卡紧张地说道。 “他们为什么没揍你?你觉得挺得意吧?”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揍我。” “你知道，你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布尔乔亚，”“神蓝”说,“他们可以立刻从你的皮肤、你的眼神中看出来。他们想，这家伙肯定认识上面有来头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而穆赫塔尔，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显然没有这样的关系，没有这样的能力，这点他们知道。穆赫塔尔之所以投入政治，实际上也是想和你一样，想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更安全一些。但就算竞选能够获胜，为了能坐上那个位置，他还需要向他们证明自己是个能忍受政府毒打的人。所以，他甚至可能还为能挨揍而感到高兴呢。” “神蓝”没有笑，甚至脸上还有种悲伤的表情。 “谁都不会为挨揍而高兴。”卡说，他感到自己在“神蓝”面前很普通，很肤浅。 “神蓝”的脸上现在露出了一种“我们还是谈正事吧”的表情。“听说你采访自杀女子的家人了，”他说,“为什么采访他们?” “我想我也许可以就这个问题写篇文章。” “在西方报纸上吗?” “西方报纸上，”卡突然有了种优越感。可实际上他并不认识什么人能让他在德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在土耳其则是为《共和国报》。”他有些懊恼地补充说。 “在西方加以关注之前，土耳其报纸根本就不会关注自己民族的不幸和痛苦，”“神蓝”说，“谈论贫穷、自杀，他们认为这是羞辱、不合时宜的事情。这样的话你就不得不把文章发表在西方报纸上。我就是想和你谈谈这个事情：记住，既不要在国内，也不要在国外写有关自杀女子的文章!自杀是严重的犯罪!你越是关注它，这种病就越容易传播!特别是最近自杀的这个姑娘，如果你说她是为戴头巾而抗争的穆斯林姑娘的话，这更是比毒药还要致命。” “可这是事实，”卡说。“姑娘自杀前净了身，做了礼拜。其他为戴头巾而斗争的姑娘现在对她很尊重。” “自杀的姑娘根本算不上是穆斯林!”“神蓝”说，“说她是为坚持戴头巾而抗争也不是事实。如果你把这个谎言传播出去的话，就会有人说那些为戴头巾斗争的姑娘们害怕她们当中的叛徒，害怕那些戴假发的，害怕警察、母亲和父亲的压力。你是为此而来这里的吗?你别再让任何人自杀了。怀着对真主的至爱，徘徊在家与学校之间的这些姑娘们本来就这么不幸和孤独，她们很快都会开始仿效这个自杀的‘女圣徒’的。” “副市长也不希望我夸大卡尔斯的自杀现象。” “你为什么要见副市长?” “为了不让他们整天打扰我，我还去了警察局。” “他们会很乐意看到‘被学校开除的戴头巾姑娘自杀’的消息。”“神蓝”说。 “我会按我了解的事实去写。”卡说。 “这话不仅是针对政府的世俗市长，也是针对我的。你是想告诉我,‘世俗的市长、伊斯兰政教徒都不想让我写姑娘自杀的事情!’” “是的。” “那姑娘不是因为进不了学校，而是因为爱情问题自杀的。你要是把一次普通的殉情写成戴头巾姑娘的结局和罪行，宗教学校里年轻的伊斯兰教徒们会对你非常气愤。卡尔斯是个小地方。” “我还想问问那些姑娘们。” “这么做很好!”“神蓝”说。“看在真主的份上，你去问问那些姑娘们愿不愿意在德国的报纸上写出这样的事情：为头巾问题进行抗争的时候，忍受不了各方面的压力而自杀，作为一个罪人那样死去。” “我会问的!”卡固执地说，同时也有些害怕。 “请你来还有另外一件事，”“神蓝”说。“教育学院院长刚才就死在你眼前……这是政府压迫戴头巾姑娘在穆斯林中引起愤怒的结果。然而这个事件当然是政府的一次挑衅行为。可怜的院长开始被当成暴政的工具，然后被派来的疯子杀死而让人们来谴责穆斯林。” “您赞成这种事情呢，还是谴责这种行为?”卡带着一种记者的谨慎问道。 “我来卡尔斯不是为了政治，”“神蓝”说，“我来卡尔斯是为了制止自杀的蔓延。”他突然抓住卡的肩膀，把他拉近，亲了亲他的双颊:“你是将年华交给诗歌的苦行僧。你不会成为迫害穆斯林们的工具。正如我信任你一样，你对我也非常信任，这么大雪天来到了这里。为了感谢你，我想讲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他用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语气，盯着卡的眼睛说:“要我讲吗?” “请讲。” “很早的时候，在波斯有个勇猛无敌、不知疲倦的英雄，为众人所敬仰。像所有喜爱他的人一样，今天我们也称他为鲁斯特姆。一天，鲁斯特姆在打猎时迷了路，晚上睡觉时，马也丢了。本来他想去找自己的马“拉克什”，却误入了敌人的领地图兰。可是因为他的声名早已传扬到了这里，所以人们认出了他，他在这里也受到了礼遇。图兰国王设宴款待了他。宴会后他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图兰国的公主就来到这里向鲁斯特姆倾诉了对他的爱慕之情。她说想生个他的孩子。鲁斯特姆被她的美貌和甜言蜜语打动，就和她做了爱。早晨，鲁斯特姆为给未出世的孩子一个信物，留下了自己的护腕便返回自己的国家。这个孩子——人们叫他苏赫拉布，我们也这么叫他吧——多年后从母亲那儿了解到，父亲就是传奇中的鲁斯特姆，便对母亲说:‘我要去伊朗，把暴戾的国王凯依卡乌斯赶下台，辅佐父亲登上王位……然后，我再返回图兰，把和凯依卡乌斯一样暴虐的图兰国王艾福拉希亚布赶下台，自己当王!到那时父亲鲁斯特姆和我分别统治伊朗和图兰，这也意味着整个世界将得到公正的统治!’好心的苏赫拉布天真地这么认为，可是他却没明白，敌人比自己隐蔽而且比自己要狡猾得多。图兰国王尽管知道苏赫拉布的意图，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战，为了不让苏赫拉布认出自己的父亲，国王在军队里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是阴谋，是陷阱，是厄运的玩笑，还是至高至大的真主暗自安排的巧合，赫赫有名的鲁斯特姆和儿子苏赫拉布率领着各自的军队，终于对阵在了战场，因为双方都穿着铠甲，两人都没有认出对方。身穿铠甲的鲁斯特姆为了让对方大意，本来就经常把自己掩藏起来。孩子气的苏赫拉布只想着让父亲坐上波斯王位，根本不在意是和谁交战。就这样，两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伟大战士，父与子，在身后士兵们的注视下，冲上前去，亮出了各自的宝剑。” “神蓝”停了停，没有看卡的眼睛，像个孩子似的说道:“尽管读了有上百遍，可每次读到这里，我的心总是在恐惧中狂跳不止。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先把自己当成是要杀死父亲的苏赫拉布。有谁想杀死自己的父亲呢?什么样的灵魂能忍受得了这种痛苦，忍受得了这罪恶的重负!特别是具有一颗童心的苏赫拉布!杀死父亲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在我这么想着的时候，穿着铠甲的两位勇士开始了厮杀，几个小时后，不分胜负，双方鸣金收兵。第一天夜里，我不光琢磨苏赫拉布，也开始琢磨起他的父亲。在接着往下读时，好像是第一次读那样地激动，总是乐观地想像着父子两人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摆脱这种境地。” “第二天，依旧是两军对阵，依旧是衣着铠甲的父子俩在阵前无情地厮杀。经过长时间地搏斗，那天运气——甚或运气就是这吗?——偏向了苏赫拉布，他将鲁斯特姆击下马来，将他擒住。正当苏赫拉布抽出刀，准备杀死鲁斯特姆的时候，国王的亲信们赶了上来，说:‘在伊朗，没有第一次就取对手首级的习惯。不要杀他，这是很失礼的。’苏赫拉布也就没有杀死自己的父亲。” “每次读到这里，我脑子里总是有些乱，心里会很喜欢苏赫拉布。真主把自己认为很合适的命运交给了这父子俩，其意义何在?第三天，我很关心的这场争斗却出乎我的意料，很快就结束了。鲁斯特姆将苏赫拉布击下马，一下子用剑刺穿他的胸膛，杀死了他。故事发展的速度和恐怖都令人吃惊。鲁斯特姆从护腕认出了自己杀死的正是自己的儿子，他跪倒在地，抱着儿子满是鲜血的尸体，失声痛哭。”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忍不住哭：不仅是想分担鲁斯特姆的痛苦，更是因为明白了可怜的苏赫拉布死去的意义。对父亲的爱却引来杀身之祸，而杀死自己的正是自己的父亲。那一刻，好心而又孩子气的苏赫拉布对父亲的爱令我赞叹，而循规蹈矩的鲁斯特姆的沉重痛苦，更是让我感到一种深沉和成熟。整个故事中，我对充满反叛和个性的苏赫拉布的爱和仰慕，转移到了坚强而有责任心的鲁斯特姆的身上。” “神蓝”停顿了一下，卡有些嫉妒他对所讲的故事、对所讲的任何一个故事都能够如此深信不移。 “我跟你讲这个美丽的故事，并不是想暗示它和我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只是想说它已经被人们遗忘了，”“神蓝”说,“这个流传了至少有一千年的故事出自菲尔德夫西的《列王记》。曾几何时，从大布里士到伊斯坦布尔，从波斯尼亚到特拉布松，不计其数的人知道这个故事，时常想起它，理解各自生活的意义。正如同西方世界对俄狄浦斯的杀父情结、麦克白在死亡和王位之间犹豫不决的思考一样。然而现在因为对西方的崇拜，几乎所有的人都忘了这个故事。老的故事从教科书里删除了。今天在伊斯坦布尔你找不到一个能买到《列王记》的书店。为什么?” 一阵沉默。 “你一定是这么想的，”“神蓝”说，“人们会因为这个故事的美丽而杀人吗?是这样吗?” “不知道。”卡说。 “那么你想想吧。”“神蓝”说完，走出了房间。 09对不起，您是无神论者吗? 不愿自杀的一个没信仰的人 “神蓝”走出房间后，卡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开始他认为“神蓝”会马上回来，他会回来问问让卡“想想”的问题。可随后马上明白情况并非如此：尽管方式有些卖弄还有些奇怪，可还是给自己传递了一个信息。这是个恐吓吗? 但卡并没感觉受到了恐吓，而更多的是觉得自己在这个房间是个完全陌生的人。紧邻的那个房间里的母子已经不在了，他出门时也没见到任何人。他有了一种想跑下楼梯的冲动。 雪下得如此缓慢，卡觉得雪片好像是悬挂在了半空中。这种令人觉得时间停滞了的缓慢，使卡觉得不知为什么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很长时间已经过去；而实际上和“神蓝”会面只用了二十分钟。 卡沿着铁路，转过雪中庞大的白影子似的货仓，沿着来时的路走进了车站。当他穿过肮脏、空荡的车站大楼时，看见一条友善地摇着卷尾巴的狗走近自己。这是条黑狗，额头上有一个圆圆的白色斑点。卡在肮脏的候车厅看见三个年轻人在喂狗吃面包圈。其中一人是奈吉甫，他跑到卡的身边。“您别让我同学明白我是怎么知道您要从这儿路过的，”他说,“我最好的朋友想问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您有时间肯和法泽尔谈谈的话，他将非常荣幸。” “好的。”卡说，他径直朝两个年轻人坐着的长椅走去。 他们背后的宣传墙上写着阿塔图尔克关于铁路重要性的语录，还有政府用来恐吓有自杀意图妇女的标语。年轻人站起来同卡握了握手，却有些腼腆。 “法泽尔没问问题前，梅苏特要讲他自己听说的一个故事。”奈吉甫说。 “不，我讲不好，”梅苏特怯生生地说。“请你帮我讲吧。” 在听奈吉甫讲故事的时候，卡看着那条黑狗在空荡荡的、肮脏而又昏暗的车站大楼里快乐地奔跑着。 “故事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宗教学校，我也是这么听说的，”奈吉甫开始讲道,“郊区一个不怎么像样的宗教学校的校长，因为公事来到伊斯坦布尔一栋新建成的、我们在电视上常看到的那种摩天大楼。搭乘一个大电梯要上楼。电梯里有个比他年轻的高个男人，凑到他身边，给校长看了下手里的那本书，他拿出把柄上嵌有贝壳的刀来裁开书，并说了些什么。到第十九层的时候，校长下了电梯。可后来的日子里他开始觉得自己有些奇怪。他老是怕死，什么事也不想做，脑子里一直琢磨电梯上的那个人。他是个虔诚的信徒，为了寻求摆脱这一苦恼的办法，他去了杰拉西教团的修道院。一位有名的教长听他倾诉直到凌晨，然后对他说:‘你丧失了对真主安拉的信仰。而你还不自觉，并且以此为荣!这一定是电梯上的那个人传给你的。你已经是个没有信仰的人了。’尽管校长泪流满面地想要否定这些，可他心里尚存的诚实的一面却很清楚教长说的是正确的。当他猥亵学校里的漂亮学生的时候，当他想方设法地想和学生的母亲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当他偷他嫉妒的一位老师的钱的时候，他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他在做这些的时候还感到很自豪：他集合全校，宣称人类因为盲信和一些荒唐的习俗而不能像他自己那么自由，他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讲话时用了大量的法兰克语词，用偷来的钱买最时髦的欧洲品牌的衣服。做所有这些事的时候，他的态度像是蔑视所有的人，认为所有的人都落伍了。因此，学校的学生奸污了自己同班的漂亮同学，年老的经学老师挨了揍，学生们开始造反了。校长一方面躲在家里哭，一方面想自杀，可是却没有自杀的勇气，只有等着别人来杀自己。所以，他在学校里当着最虔诚的学生面辱骂我们的先知。可大家都以为他疯了，谁也没有碰他。他开始在大街上说，真主其实是不存在的，应该把所有的清真寺改成迪斯科舞厅，如果我们大家都成了基督徒才能像西方人那么富有。年轻的伊斯兰教徒真的要打死他的时候，他却躲了起来。他感到绝望，他想找到一个能自杀的办法，于是他又回到了那个摩天大楼，在电梯里又碰到了那个高个男子。那人朝他微笑着，像是知道了发生的一切，让校长看了看他手上那本书的封面，说无神论者的出路就在那里，校长伸出颤抖的手去拿那本书，高个男子没等电梯停下就用柄上嵌有贝壳的裁书刀刺穿了校长的心脏。” 听完之后，卡想起来类似的一个故事也在德国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徒中流传。故事中的那本神秘的书在奈吉甫的故事里是未知的，然而梅苏特却提到了一两个卡从来没听说过的犹太作家，说他们使人丧失信仰，此外，他还提到了几个专栏作家，他们都是伊斯兰政教徒的头号敌人——其中一人几年后会被暗杀。“被魔鬼欺骗了的无信仰者，就像故事里这个不幸的校长一样，在我们当中存在着，他们试图寻找幸福与平静。”梅苏特说,“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不知道。” “您怎么会不知道，”梅苏特有些气愤。“您不是无神论者吗?” “不知道。”卡说。 “那么请告诉我：你相不相信，整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外面下着的鹅毛大雪，都是至高无上的真主创造的?” “雪使我想起真主。”卡说。 “是的，可是你相信雪是真主创造的吗?”梅苏特进一步问。 一段沉默。卡看见黑狗从朝向站台的门跃出，在霓虹灯的微弱灯光下，在雪中欢快地跑着。 “你回答不出来了，”梅苏特说。“如果一个人信主，爱主，他当然毫不怀疑真主的存在。也就是说，你实际上是个无神论者，可是却不好意思这么说。其实我们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想替法泽尔问你个问题。你像故事里那个可怜的无信仰者一样痛苦吗?你想自杀吗?” “不管我有多么不安，我害怕自杀，”卡说。 “是什么原因?”法泽尔问道,“因为人是最高级的物种所以政府禁止自杀吗?而这也被错误地解释成为人是真主最杰出的创造。您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害怕自杀吗?” “请您不要介意我朋友们的执意要求，”奈吉甫说,“这个问题对法泽尔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无法忍受苦恼和不幸时，你不想自杀吗?”法泽尔说。 “不会。”卡有些恼火。 “请别瞒着我们什么，”梅苏特说,“我们不会因为您是无神论者而对你怎么样。” 一阵紧张的沉默。卡站了起来，一点也不想表现出有丝毫的畏惧。他走了。 “你要走吗，请留步，您别走。”法泽尔说。卡停了下来，什么也没说，被拉住了。 “还是我替他说吧，”奈吉甫说,“我们三个都很爱那些为了信念置生死于不顾的‘戴头巾姑娘’,‘戴头巾姑娘’是世俗媒体对她们的称呼。我们叫她们穆斯林姑娘，所有穆斯林姑娘一定要为信念而不吝惜生命。” “男人们也应如此。”法泽尔说。 “当然，”奈吉甫说,“我爱上了希吉兰，梅苏特爱上了韩黛，法泽尔则爱上了苔丝丽梅，可是苔丝丽梅死了。或者说是自杀了。可我们不相信一个为信念而不畏献身的穆斯林姑娘会自杀。” “也许是她再也无法忍受痛苦，”卡说,“她家里也给她压力，让她摘掉头巾，加上又被学校开除了。” “任何压力都不足以使一个具有真正信仰的人犯下罪孽，”奈吉甫激动地说,“我们晚上都紧张得睡不着觉，害怕错过了早晨的礼拜而犯下罪孽。我们去清真寺一次比一次早。如此紧张的信仰真主的人为了不犯罪可以做任何事情，需要的话，他乐意让人活剥自己。” “我们知道，您和苔丝丽梅家里谈过了，”法泽尔插嘴说,“他们相信她是自杀吗?” “相信。她先和父母一起看电视剧《玛丽安娜》，然后她净了身，做了礼拜。” “苔丝丽梅从来不看电视剧。”法泽尔小声说。 “您了解她吗?”卡问。 “我们并没有相互认识过，也没和她说过话，”法泽尔不好意思地说,“有一次我大老远地看见过她，她从头到脚把自己包裹得很好。但我了解她的心灵：人对自己爱的人了解得最清楚。在我心里，了解她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我认识的苔丝丽梅决不会自杀。” “也许您还是不太了解她。” “也许是西方人派你来这儿的，他们让你来窝藏杀害苔丝丽梅的凶手。”梅苏特有些粗鲁地说。 “不是，不是，”奈吉甫说，“我们相信您。大人们都说您是苦行僧，是诗人。正因为相信您，才想跟您讨教这个令我们苦恼的问题。法泽尔代表梅苏特在向您道歉。” “请原谅。”法泽尔说。他的脸变得通红。眼睛突然变得潮湿了。 梅苏特不再作声，静静等着这一和好的时间过去。 “我们和法泽尔是把兄弟，”奈吉甫说，“很多时候，我们同一时间想着同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对方在想什么。与我不同，法泽尔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现在我和他对您有个请求。实际上我们俩可以接受苔丝丽梅是在父母和政府的压力下犯下罪孽自杀的。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法泽尔常常这么想:‘我爱的姑娘犯下了罪孽，自杀了’。可假如苔丝丽梅实际上是无神论者的话，就像故事里讲的那样，实际上是无神论者而不自知的话并且因为是无神论者而自杀的话，这一切对法泽尔来说是个灾难。因为他爱上了个无神论者。只有您能解开我们心中的疑惑，只有您才能使法泽尔平静下来。您明白我们的想法了吧?” “您是无神论者吗?”法泽尔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卡问道。“如果您是无神论者的话，您会想要自杀吗?” “在我相信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的那些日子里，我也从来没有过自杀的念头。”卡说。 “非常感谢您能这么坦率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法泽尔说，他稍稍平静了下来。“您的心里充满了善意，可是却害怕相信真主。” 卡看见梅苏特充满敌意的目光，他想离开这里。他的脑子似乎停留在了很遥远的一个地方。他感到内心中有个深深的愿望和幻想在涌动着，可是由于周围的一切，他没法沉浸在这个幻想之中。以后，他会仔细地思考这一时刻，他将明白，头脑中的这个幻想包含着死亡、不信真主和对伊珂的思念。最后一刻，梅苏特又给所有这些加上了另外一个人。 “请您别误解我们，”奈吉甫说,“我们一点都不反对一个人成为无神论者。伊斯兰社会也总是允许有无神论者的。” “只不过墓地一定得分开，”梅苏特说,“和一个不信真主的人同眠在一个墓地是对信徒灵魂的玷污。那些根本不信真主却在活着的时候成功掩盖住了这一点的无神论者们，不仅在现世，就是在坟墓里也要让信者不得安宁，他们以此为己任。直到末日，我们不但要忍受与他们同在一个墓地的痛苦，在末日到来的那天，我们从坟墓起来的时候，还要面临看到一个不祥的无神论者时的恐惧……诗人卡先生，您没有隐瞒您曾是个无神论者。也许现在您还是如此。那么请您说说，是谁下的这场雪，这雪的秘密是什么?” 他们一起望着空荡荡的车站大楼外，在霓虹灯光中，落向空荡荡的轨道的飘雪。 卡想：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雪片在远处显得是那么的可怜，我的生活又是多么的可怜。人活着，衰老，消亡。他在想，一方面在消亡，一方面又存在着。他爱自己，像一片雪一样，既欢喜又忧伤地沿着自己生活的轨道走下去。他父亲有种剃须膏的味道，卡想起了他。闻着这个味道的时候，他想起了在厨房里准备早餐的母亲穿在拖鞋里的冰冷的脚，想起了一把梳子，想起了夜里咳醒后自己喝的粉红色的甜甜的止咳露，想起了嘴里的汤匙，想起了构成生活的那所有的细节，所有一切的总和，雪花…… 卡感到一种深深的呼唤，这种呼唤是那些只有在灵感降临时才感到幸福的真正的诗人才能感觉到的。四年来第一次有了写诗的冲动：对这首诗的存在，对这首诗的意境，对这首诗的风格和力量，卡是如此确信，因而内心感到无比幸福。他对三个年轻人说有急事，出了昏暗空荡的车站大楼。大雪中，卡仔细构思着要写的这首诗，急匆匆地回到了旅馆。 10这首诗为什么美? 雪和幸福 一进旅馆房间，卡就脱掉了大衣，打开他在法兰克福买的绿皮格子本，逐字逐句地把脑海里浮现的诗写了下来。像是有另外一个人在他耳边轻吟似的，写诗的时候，他觉得很轻松，但还是全神贯注地写着。以前他没有如此的灵感，没能一气呵成写出过一首诗，所以他脑子的一个角落稍稍有些怀疑它的价值。但他越写越能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一首各方面都非常完美的诗，这也使他内心感到更加激动，更加幸福。卡几乎不加停顿地写了三十四行，其中有几个词像是没有听清，他把它们空了下来。 诗中写到刚才卡脑海中同时想到的许多东西：落雪、墓地、车站大楼里欢快奔跑着的黑狗、许多的童年记忆、在他急匆匆赶回旅馆的时候怀着一种既幸福又不安的心情在他眼前浮现的伊珂。他给这首诗取名叫“雪”。很久以后，他在思考这首诗是怎么写成的时候，会有一片雪花飘进他的脑海，如果这片雪花以某种方式展现了他的生活，那么他就会决定这首诗应该位于接近中心的地方，会解释他生活的逻辑。正如这首诗一样，很难说这些决定有多少是那一刻作出的，有多少是他生活中暗藏着的——这本书试图解开的秘密——对称的结果。 卡快写完这首诗的时候，走到窗前，开始欣赏起外面优雅飘落着的鹅毛大雪来。他感觉如果能够再欣赏一会儿雪，他就能够照这首诗应该有的结尾那样来完成这首诗。就在他快要想好这首诗的最后两句的时候，有人敲响了门，卡开了门，但这两句诗他却忘了，而且在卡尔斯他再也没有记起来。 门口站着的是伊珂。“有你一封信，”她说着把信递给了卡。 卡接过信，看也没看就放在了一边。“我真幸福。”他说。 他以为只有蜜月里的人才能说出这句话，现在自己却毫不羞涩地说了出来。“进来吧，”他对伊珂说,“你真漂亮。” 伊珂对旅馆的每个房间都很熟悉，就跟自己家一样，她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卡觉得没见到她的这段时间使他们变得更接近了。 “我不知道怎么了，”卡说,“也许是你的原因让我写出了这首诗。” “教育学院院长的情况不妙。”伊珂说。 “本来认为已经死了的人却还活着，这算是个好消息了。” “警察在进行突击搜查。他们去大学宿舍、旅馆。也来我们这儿看了登记簿，逐个逐个地查问了旅馆里住的每一个人。” “你是怎么说我的?你说我们要结婚了吗?” “你真可爱。可是我没心思想那些。他们拘留了穆赫塔尔，揍了他，然后把他放了。” “他让我给你捎个信：他想和你复婚，为此他愿意做一切。他很后悔给你压力让你戴头巾。” “穆赫塔尔本来就每天都跟我说这些，”伊珂说,“警察让你走之后你做什么了?” “我在街上转了一会儿……”卡说。他犹豫了片刻。 “嗯，说。” “他们带我去见‘神蓝’了。他们叫我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件事。” “你是不要说，”伊珂说,“对他也不要谈及我们、我的父亲。” “你认识他吗?” “有段时间穆赫塔尔很崇拜他，他来过我们家。可后来穆赫塔尔选择了更温和、更民主的伊斯兰政治路线，就和他疏远了。” “他是因为自杀女子的事情来这里的。” “你要小心，别提他，”伊珂说，“很可能他待的地方有警察的窃听器。” “那为什么不抓他?” “时机到了自然会抓他。” “我们还是一起离开卡尔斯吧。”卡说。 出于一种不安，他抱住了伊珂。 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当他无比幸福的时候，他也感觉到不幸和绝望就在不远的地方，而此时这种恐惧就在他内心蔓延开来。 与其等待将来更大的不幸，卡总是希望赶紧结束现在的幸福。因此，他认为，伊珂会因为这一刻的拥抱不是出于爱而推开他，他们之间可能会有的亲密感片刻间就会化为乌有，那原不应属于他的幸福感也会因遭到应有的拒绝和蔑视而消失，自己内心也就能够得以平静。 然而，恰恰相反，伊珂也抱紧了他。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感受到了无尽的享受，亲吻着，倒在了床上。短短的时间内，卡开始感受到一种迫切的性冲动，刚才的悲观情绪被一种无边的欲望和乐观占据了，他开始想像着他们相互脱去衣服长时间地做爱。 可伊珂站了起来。“你真好，我也很想和你做爱。可是三年来我没和任何人在一起，我还没准备好。”她说。 卡心里说，四年里我也没和任何人做过爱。他感觉伊珂从自己的表情中读出了自己的想法。 “就算我有准备，”伊珂说,“我父亲离得这么近，在同一个屋子里的时候，我也没法做。” “你和我裸身上床就一定要你父亲离开这个旅馆吗?”卡问道。 “是的。他很少出旅馆。因为他不喜欢卡尔斯结着冰的街道。” “好吧，现在咱们不做，但让咱们再吻几次吧。” “好吧。” 伊珂没让卡靠近自己，弯着腰长时间而又认真地吻着坐在床边的卡。 当卡感觉到他们不会再亲吻了的时候，他说:“我来给你朗诵我的诗吧，你想听吗?” “你先念念那封信吧，是个年轻人送来的。” 卡打开信，大声读了起来： 卡先生，我的孩子。如果这么称呼您不合适的话，请见谅。昨夜我梦见了您。梦里下着雪，每一片雪花都是落向世界的一道光。这是个好兆头，下午，我梦见的这雪就真的在我窗前下了起来。这时您正从我位于巴伊塔尔哈内街18号的寒舍前经过。穆赫塔尔跟我说了您赋予这雪的意义。我知道我们是同路人。我等待着您的到来。 萨德亭·洁乌海尔 “是萨德亭教长，”伊珂说，“你快去。晚上来我们这儿，和我父亲一起吃饭。” “我为什么非得和卡尔斯的每个傻瓜都见面?” “我说过你要小心‘神蓝’，但别以为他是傻瓜。教长也很狡猾，他可并不愚蠢。” “我想把他们忘得干干净净。现在要我朗诵诗给你听吗?” “朗诵吧。”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卡坐在三脚桌旁开始激动而又自信地朗诵起刚写完的那首诗，但马上就又停了下来，对伊珂说:“你坐在那里，朗诵诗的时候我想看到你的脸。”他用眼角看着伊珂，又开始朗诵了起来。不一会儿，卡问伊珂:“美吗?”。伊珂回答说:“是的，很美。”卡继续朗诵了起来，又问:“美吗?”伊珂回答说:“很美。”他朗诵完后，问伊珂:“你认为美在哪里?”“不知道，”伊珂说,“可我就是觉得很美。”“穆赫塔尔从不给你朗诵这样的诗吗?”“从不。”卡又充满激情地朗诵了这首诗，还是在相同的地方停下来问:“美吗?”有几次他问道:“非常美，不是吗?”伊珂则回答:“是的，非常美。” 卡是如此幸福，像是早期作品中描写一个孩子的诗中写的那样:“向周围散发出美好而又奇异的光芒”。他看到这光芒映在伊珂的身上而感到幸福。根据“失去地球引力时刻”规律，他想再次拥伊珂入怀，可是女人优雅地避开了。 “现在听我说：马上去教长那里。他是这里很重要的人物，比你想像的还要重要：这里很多人都去他那儿，世俗主义者也不例外。有人说，师长、市长夫人都去找过他，有钱人、军人也有去的。他是支持政府的。当他说大学生和戴头巾女子应该在课堂上摘掉头巾的时候，繁荣党中没任何人反对他。像卡尔斯这样的地方，这么有实力的一个人叫你去，你是不能拒绝的。” “是你派可怜的穆赫塔尔去他那儿的吗?” “你是担心他发现你对真主的畏惧而威胁你成为一个宗教狂吗?” “现在我很幸福，不需要宗教，”卡说。“我不是为此回土耳其的。只有一样东西能使我来到这里：你的爱……我们会结婚吗?” 伊珂坐到了床边。“那你就去那儿，”她说。她用一种神秘而又迷人的眼神看着卡，“可你得小心。没人比他更能发现你灵魂的残缺和弱点，他能像精灵般钻入人的内心。” “他能把我怎么样?” “他会和你聊天，并且会突然跌坐到地上。在你说的很平常的一句话中，他会告诉你这其中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学识，他会坚持认为你已是得道之人。有很多人开始时甚至认为教长是在嘲弄自己!可教长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能做到让你深信他确实相信你是有学问的，他也的确是全身心地相信的。他的态度会让你觉得你内心深处似乎有一个比你高大得多的个体存在。一段时间后，你也会开始看到内心深处的这种美。你内心深处的这种美，由于不是你之前发现的，因此你会觉得它是真主的美，你会感到幸福。实际上，在他身边，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也是美好的了。你会喜欢使你接近这种幸福的教长。所有这段时间里，你头脑中另外一个部分也会悄悄告诉你，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教长的把戏，你不过是个不幸而又可怜的笨蛋而已。可是我从穆赫塔尔身上看到，你已没有力量相信自己糟糕而又不幸的一面了。你会想，你是那么的可怜，是那么的不幸，只有真主才能拯救自己。你的理智不知道灵魂的需求，开始它会稍作抵抗。如此以来，教长给你指出的道路也就成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立足之道，你不得不踏上这条路。教长的拿手好戏就是让不幸的人相信有一个更崇高的自我存在，因为卡尔斯大部分男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在土耳其没有比自己更不幸、更贫困和更失败的人了。这样，最后的结果是：首先你相信了教长，然后相信被你遗忘了的伊斯兰教。这并不像你在德国时所看到的或是有知识的世俗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么糟糕。你将和所有人一样，和你的民众一样，多少可以摆脱一些痛苦。” “可我并不痛苦。”卡说。 “如此不幸福的人事实上并不痛苦。因为这里的人们有他们紧紧抓住的一种慰藉和希望。在这里没有伊斯坦布尔那种玩世不恭的无信仰者。在这里所有的事情更简单。”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c “你想让我去，那我现在就去。巴伊塔尔哈内街是哪条街呢?我在那里要待多久?” “待到你内心平静下来为止!”伊珂说。“你别怕相信什么。”她帮卡穿上大衣。“你还记得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吗?”她问卡,“你还记得小学时学过的祷辞吗?到时别弄得很尴尬。” “童年时我家里的女佣经常带我去泰什维奇叶清真寺，”卡说,“她不是去祈祷而是去和其他的女佣们聚在一起聊天。她们说闲话等着礼拜的时候，我和其他小孩们在地毯上打滚玩闹。上学时，老师会抽我们耳光，揪着我们的头发，往放在木板凳上打开的宗教课本上撞，让我们记住古兰经第一章。为讨好老师，所有的祷辞我都背得很熟。关于伊斯兰教，学校里教的所有内容我都学过，可都忘光了。今天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似乎只剩下安东尼·奎恩主演的电影‘呼唤’了，”卡微笑着说,“前不久在德国的土耳其语频道里不知什么原因放了德语版的这部片子。晚上你在这里，是吗?” “是的。” “因为我还想再给你朗诵一遍我的诗，”卡说着，把笔记本放进了大衣口袋,“你觉得美吗?” “确实很美。” “美在哪儿?” “不知道，但的确很美。”伊珂说，她打开了门，正要出去。 卡猛地抱住了她，吻着她的嘴。 11欧洲有另外一个真主吗? 卡和教长先生在一起 有人看到卡从旅馆出来后，在雪中从竞选宣传小旗下穿过，直奔巴伊塔尔哈内街。他是那么的幸福，就像他童年时代极度幸福的时候，在他的想像里这个影院里因为兴奋开始同时播放两部电影。第一部电影中，在德国的某个地方——不是法兰克福他家里——他和伊珂在做爱。他不断地幻想着这个画面，有时他看到他们做爱的地方是在卡尔斯旅馆的房间里。他脑子里的另外一个影院里，则在播映着与“雪”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有关的词和幻象。 他走进了绿园餐馆，餐馆的墙上挂着阿塔图尔克画像和瑞士雪景画。原先是要去问路的，可后来看到紧挨着画的架子上的酒瓶，他灵机一动，坐到了桌旁，急急忙忙地要了一杯拉克酒，还要了白奶酪和鹰嘴豆。电视里播音员报导说，尽管雪很大，但今晚卡尔斯历史上首次在演播厅外进行的现场直播的准备工作已快完成，还概要播报了些当地新闻和国内新闻。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不使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副市长给电视台打了电话，禁止报导教育学院院长被刺的消息。卡像喝水一样一口气喝了两杯拉克酒后才留意到了这些。 喝完第三杯拉克酒后，他走了四分钟，来到了修道院，门由上面自动开了。卡在爬着陡峭的楼梯时，想起了还在夹克口袋里装着的穆赫塔尔的那首名叫“楼梯”的诗。他相信一切都将会很顺利，但还是有些不安，就像一个小孩明知道不会打针，可进诊所时还是感到害怕一样。刚到上面，他就后悔来这里了：尽管喝了拉克酒，内心仍充满了一种深深的恐惧感。 教长一见到卡，马上感觉到了他内心的这种恐惧。卡也明白教长看出了自己的恐惧，但教长身上有这么一种东西存在，它使卡并不以自己的恐惧为耻。上到楼梯间，墙上有面桃木框镜子。卡从那面镜子里第一次看到了教长。屋子里人多得像沙丁鱼一样。人们的呼吸、体温使屋子变得挺暖和。卡突然发现自己在吻教长的手。所有这些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当时卡并没注意周围的环境，也没注意屋里的众人。 屋里大约有二十来人，他们是来这里参加星期二晚上简单的宗教仪式，听教长说话或是诉说自己的痛苦。这些人中有奶厂厂长、小贩、五六个茶馆老板、一个半瘫的年轻人、公交公司的斜眼主管和他上了年纪的朋友、电力公司的守夜人、在卡尔斯医院待了四十年的看门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来教长这里，他们认为能在教长身边就是一种幸福。 教长从卡的脸上清楚地看出了卡的不知所措，他像演戏似的吻了卡的手，像是表示尊敬，更像是吻一个小孩的可爱小手。尽管卡早料到教长会这么做，可还是有些惊讶。知道大家都在注视着他们，也知道大家都在仔细听着他们，他们还是开始聊了起来。 “你能接受我的邀请，我深感荣幸，”教长说,“我梦见你了。梦中还下着雪。” “我也梦见您了，尊敬的先生，”卡说,“我来这儿是为了寻找幸福。” “你能想到你的幸福在这里，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教长说。 “在这里，在这个城市，在这屋子里，我很害怕。”卡说,“因为你们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一向都害怕这样。我从不想吻任何人的手，我也从不想让任何人吻我的手。” “你向我们的兄弟穆赫塔尔讲了你内心的美好，”教长说,“正在下着的这场神圣的雪使你想到了什么呢?” 卡这才发现教长右手窗户边上坐着的那人正是穆赫塔尔。额头和鼻梁上贴着创可贴。为了遮住紫青的眼眶，就像得了天花而眼瞎了的老头们那样，戴了副很大的墨镜。他正朝卡微笑着，可看不出一丝友好。 “雪让我想起了真主安拉，”卡说,“雪还使我想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神奇和美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一片沉默中，卡觉察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俩身上。教长也很满意这种局面，这使卡有些生气。“您为什么叫我来这里?”他问道。 “哪里，哪里，”教长说,“听了穆赫塔尔先生所说的，我们想您需要找个朋友敞开心扉聊聊天。” “好吧，那咱们聊聊吧，”卡说,“来这儿之前，我因为害怕喝了三杯拉克酒。” “您为什么怕我们?”教长说，他做出很吃惊的样子，眼睛睁得很大。教长是个胖胖的挺可爱的人，卡看到教长周围的人也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 “我说了你们别介意。”卡说道。 “我们不会介意，”教长说,“来，请坐到我身边来。对我们来说，了解您的恐惧很重要。” 教长这种半是认真半是做戏的语气让人觉得可笑。卡刚一坐下，觉得自己也想模仿一下他这种语气。 “我一直像个小孩子一样希望自己的国家振兴，人们越来越自由，越来越现代，”他说,“可是在我看来我们的宗教总是反对这些。也许我是错了。很抱歉，也许我现在喝多了才说了这些话。” “哪里，哪里。” “我在伊斯坦布尔尼尚坦石的上流社会环境中长大。我一直想像欧洲人一样。我认为信仰让妇女们穿着袍子蒙着脸的安拉和成为一个欧洲人是无法同时让人接受的，所以我一直远离宗教。到欧洲以后我觉得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安拉存在，不是那些蓄着胡须、保守落后的边远地区的人所说的那种。” “欧洲有另外一个安拉存在吗?”教长抚着卡的背，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我希望有这样的安拉存在，在他的面前我不需要脱掉鞋子，不需要屈膝吻他的手，他能理解我的孤独。” “安拉只有一个，”教长说,“他是全知的，全觉的，他也理解你的孤独。如果你相信他，并且知道他能看得见你的孤独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孤独。” “您说得很对，教长先生，”卡说，他觉得自己也是在对屋里所有人说。“因为我孤独，所以我不信安拉，因为我不信安拉，所以我无法摆脱孤独。我该怎么办呢?” 尽管他有些醉，尽管能把心里所想的勇敢地告诉一个真正的教长他感到一种未曾想到的高兴，他头脑中另一个部分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在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所以他有些害怕教长的沉默。 “你真想听我的想法吗?”教长说,“我们就是您所说的蓄着胡须、保守落后的那些边远地区的人。但就算剃去胡须也无法改变我们乡巴佬的身份。” “我也是边远地区的人，我还想到更边远的地方去，在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一个角落里，在大雪飘落的时候被人完全遗忘。”卡说。卡又吻了吻教长的手。他高兴地发现这次他丝毫没强迫自己。但他又感觉到他头脑中另一部分还是由西方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我控制着，蔑视他所做的一切。 “对不起，来这儿之前我喝了酒，”他又说了一遍,“我现在感到一种罪过，因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安拉，我认为安拉是属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是属于那些盖着头的大婶和那些拿着念珠的大叔的，是属于那些穷人们的。我没有信仰的一个原因就是狂妄。但现在我想相信是安拉在下着外面这场美丽的雪。有一个安拉专注于世界上隐含着的对称,‘他’会使人类更加文明，更加有修养。” “当然有，我的孩子。”教长说。 “但那个安拉并不在你们当中。在外面，在那飘向空旷的夜、黑暗和苦难者心灵的雪中。” “如果你想单独寻找安拉，那就去吧，在黑夜用你对真主安拉的爱填充你爱雪之心。我们不会阻拦你。可你别忘了，只有那些过于自爱的狂妄之人才会独处。安拉从不喜欢狂妄者。撒旦就是因为狂妄才被赶出天堂的。” 其后卡又陷入了令自己羞愧的恐惧之中。他也一点儿不想从这里出去以后被他们议论。“我该怎么办呢，教长?”他说。他本想再去吻教长的手，却没这么做。他感觉自己的这种无所适从和醉态已被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并且被他们瞧不起。“我也想像你们一样相信你们的安拉，做一个普通的公民，可是因为我心目中欧洲人的形象，我有些弄不清楚了。” “你有这种愿望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教长说,“你要先学会谦虚。” “那我该做些什么?”卡说。他心中还是有一个玩世不恭的撒旦存在。 “每天晚上，谁想聊天的话我就让他坐在沙发上现在你坐的位置上，”教长说，“大家相互之间都是兄弟。” 卡发现不管是坐在椅子上的人还是坐在垫子上的人，大家实际上是按一定次序来坐这个位置的，他们在排着队等着坐到沙发上。他感觉不是出于对教长的敬重，而是对想像中这个次序的敬重，自己应该像欧洲人那样要排在最后耐心等待才合适，所以，他站了起来，再次吻了吻教长的手，在最靠边的那个垫子上坐了下来。 卡旁边坐着伊诺努大街上的一个讨人喜欢的茶馆老板，他五短身材，镶着金牙。那人身材如此矮小，卡的脑子此时也是如此混乱，以至于他想这个人来找教长应该是想给自己的矮小身材出个主意吧。卡小的时候，尼尚坦石街有一个温文尔雅的侏儒，他每天傍晚都从广场上的吉甫赛人那儿买一束紫罗兰或是买一枝石竹花。卡身边坐着的这个矮个儿说他今天看见卡从茶馆门前经过，但可惜没进来，明天希望卡能去他那儿。这时公交公司的斜眼主管也小声地插话进来说，过去自己因为一个姑娘的事情曾非常苦恼，以酒度日，甚至到了不信仰真主安拉的程度，但后来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被遗忘了。还没等卡问他:“你和那姑娘成家了吗?”斜眼主管就说,“我后来才明白，那姑娘根本不适合我。” 教长后来在说反对自杀，大家都默不作声，有些人点着头听着，他们三个人则还在窃窃私语:“还有些自杀事件，”矮个子说,“但政府却在瞒着大家，就像气象局为了照顾大家情绪瞒着天气实际上更冷的事实一样。为了钱，他们把姑娘们嫁给了上了年纪的官员们，嫁给了她们不爱的人。”公交公司主管说:“我老婆刚开始认识我时根本不爱我。”他们认为失业、高物价、不道德、无信仰是自杀的主要原因。别人说什么卡都赞成，因而卡觉得自己有些虚伪。上了年纪的朋友开始打起了盹，斜眼主管叫醒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说话，卡觉得内心中一种平静正在升起：他们离世界的中心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谁也不想到那个地方去，这也和外面那悬挂在空中似的雪片一样，给人一种就像是生活在地球引力之外的感觉。 在大家都没注意到自己的时候，卡又想到了一首新诗。笔记本就在身边，根据第一首诗的经验，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内心的声音上，这一次，三十六行诗他一气呵成了。因为拉克酒，他脑子有些模糊，所以对这首诗他不是很自信。但当他冲动地站起身，告别教长，冲出屋外，坐在修道院高高的台阶上开始读这首诗时，他意识到这首诗同第一首诗一样完美。 卡把刚才的经历写进了这首诗：在四个诗行中他写了和一位教长讨论安拉是否存在的对话，卡对穷人的主安拉充满罪恶的看法，对孤独、对世界隐含的意义和生命的构成等问题上的思考，以及诗里镶金牙的人、斜眼人和手里拿着石竹花的彬彬有礼的侏儒使他想起了自己的一生。他惊异于自己这精美创作的时候，不禁想“所有这一切的意义何在?”他能像欣赏别人的诗一样读自己的诗，所以觉得它是美的。因为觉得它美，所以又惊诧于构成这首诗的材料，惊诧于自己的一生。诗里美的意义何在? 楼梯间里的灯自动关了，四周一片漆黑。卡摸到开关，打开灯再次读手中的笔记本时，想到了这首诗的标题:“神秘的对称”。他把这个标题写在了诗的上方。后来他把这首诗放在了诗集《逻辑》的第一首。能这么快就找到这个标题，他后来认为这正是这整首诗——如同这整个世界一样——并非出于自己意志的一个证据。 12如果没有安拉，穷人们遭受那么多苦难的意义何在? 奈吉甫的离别之苦 从教长的修道院出来，在雪中返回旅馆的路上，卡想很快又可以见到伊珂了。在经过哈立特帕夏大街时，先是碰到一大群人民党的支持者，后来又碰到从大学入学考试补习班出来的学生。他们聊着晚上的电视节目，聊着搞化学的人的花招，正如我和卡那个年纪时一样，互相尖刻地挖苦取笑。在一所公寓门口，卡看到了从楼上牙医诊所哭着出来的小女孩和拉着她的父母。从衣着上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卡也马上明白了，因为父母疼爱他们的孩子，所以没有带她去公立医院而来私人诊所，他们相信在这里孩子可以少受些罪。从一扇敞开的门，从一家卖女袜、烫发卷、化妆笔、电池和磁带的小店里，传来了佩皮诺·迪·卡普利的《罗伯塔》，这首歌是他童年时冬天的清晨坐着叔叔的车去海峡兜风时常听的，一种感动从内心升起，他以为又是一首新诗，便走进出现在他面前的第一家茶馆，立刻坐在第一张空桌前取出了笔和本。 卡手里拿着笔，湿润的眼睛盯着空白纸看了一会儿，知道这首诗写不出来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乐观的情绪。茶馆里挤满了失业者和学生，卡看见墙上除了瑞士风景画外，还有戏剧海报、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漫画和新闻、关于参加公务员考试条件的通告、卡尔斯足球队今年联赛对阵情况的图表。踢过的几场比赛大多以失败告终，比赛结果用各种不同的笔填在表格内，被埃尔祖姆足球队以6∶1的比分战败的那场比赛结果旁，写着几行诗，它们被卡原封不动地写进了第二天将在“幸运兄弟”茶馆里创作的那首名为“全人类和星辰”的诗里： 就算母亲从天堂来了，用她的臂膀把我们紧搂，就算无情的父亲能让她一个晚上不挨揍，还是没有屁用，你的屎都冻硬了，你的心灵也干枯了，一点希望都没有!假如有人来到了卡尔斯城，那你就清清下水道让他走。 卡觉得这首诗挺有意思，把这四行诗抄到了本子上，正在这时，奈吉甫从后面一张桌子过来坐下，面带欣喜，卡根本想不到在他脸上能有这种表情。 “很高兴能见到你，”奈吉甫说。“你在写诗吗?我朋友说你是无神论者，我向你道歉。他们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无神论者。可实际上你也不可能是无神论者，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后来他又说了一些事情，卡认为这些事情相互间并没有什么关联：为了看晚上的表演，他和同学们逃学了，但他们只能坐在后面，因为他们当然不想在电视直播时被校长认出来。逃学让他很高兴。他和同学们约好了要在民族剧院会合。他们知道卡要在那儿朗诵他的诗。在卡尔斯大家都在写诗，可卡是他生平见到的第一个能发表自己诗歌的诗人。他可否请卡喝杯茶?卡说自己有急事。 “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奈吉甫说。“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并不想对你不敬，我只是非常好奇。” “请讲。” 他先是神经质地点了支烟，然后说道： “如果说没有安拉的话，就意味着没有天堂。那么那些成千上万一无所有的人、贫穷的人和受折磨的人也就去不了天堂了。那么穷人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其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活着，并且还要白白地吃这么多苦?” “有安拉，也有天堂。” “不，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是因为同情我们。等你回德国以后，你还是会像以前一样，认为没有安拉。” “多年来我第一次觉得这么幸福，”卡说,“我为什么不能信仰你所信仰的呢?” “因为你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上流社会，”奈吉甫说,“他们从来不信仰安拉。他们只信仰欧洲人信仰的东西，自认为比自己国家的民众高贵。” “也许在伊斯坦布尔时我属于上流社会，”卡说,“可在德国，谁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只是个孤独的人。我在那儿备受煎熬。” 从奈吉甫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沉思的目光，使卡感觉到年轻人是在仔细思考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那你为什么要触怒政府而逃到德国去呢?”他问道。他看到卡神情忧郁，便说:“算了!假如我有钱，我会为此感到羞愧，也会因此而更加信仰安拉的。” “但愿有朝一日我们都很有钱。”卡说。 “我所想的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简单。我不是那么简单的人，我不想成为有钱人。我想成为诗人、作家。我在写一部科幻小说。可能会在卡尔斯的一份名为《矛》的报纸上登出。可我不想把它登在发行量只有七十五份的报纸上，我想把它发表在有成千上万份发行量的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这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就在我身上。我读给你听，然后请你告诉我，它能不能在伊斯坦布尔发表。” 卡看了看表。 “很短!”奈吉甫说。 就在那时停电了，整个卡尔斯陷入了一片黑暗。奈吉甫就着炉火，跑到柜台取来了蜡烛，点着后往盘子上滴了几滴，粘好，放在了桌上。从口袋取出几张皱皱巴巴的纸，时不时激动地咽着唾沫，用颤抖的语调读了起来。 公元3579年，有一颗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知的星球，名叫加沙利，在这颗星球上，人们非常富有，生活也比我们现在安逸得多，可他们并不像物质主义者们认为的那样：既然“我们富有了”就不再重视精神了。相反，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关注存在和消亡、人类和宇宙、安拉与其奴仆等问题。因此，在这个红色星球最偏远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所伊斯兰科学与宣教高中，这里所有的学生都很聪明、勤奋。这所高中里有两个好朋友：奈吉甫和法泽尔，他们的名字来自作家奈吉甫·法泽尔，这位作家1600年前写的关于东西方问题的著作人们至今仍在广为传阅。这两个好朋友将这位大师的著作《大东方》读了很多遍。夜晚，在宿舍，他们避着大家，钻进同一个被窝，并排躺在法泽尔的上铺，看着刚落在水晶屋顶上就消失了的蓝色雪花，他们将每一片消失的雪花都比作消失的一个星球，相互在耳边低声诉说着他们对生命的意义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打算。 那些不怀好意的家伙们，由于妒忌，开他们的玩笑，向他们泼脏水。而终于有一天，阴影笼罩了这纯洁的友情：他们同时爱上了这偏远小城里最美的少女希吉兰。尽管他们知道希吉兰的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但这也没能使他们放弃这无可奈何的爱，正好相反，他们对她的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因而，这个星球对于他们中的一人来说是多余的了，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中的一人必须死去，因此，他们做了约定：不管谁先死，这个人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后，不管有多少光年的距离，都一定要回来，要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人讲述他们最关心的事：人死之后的生活。 谁死，怎么死，他们却怎么也确定不下来，因为两人都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为另一人的幸福牺牲自己。其中一人，比如法泽尔，如果说咱们同时用手触电吧，奈吉甫知道这只不过是法泽尔想牺牲他自己的一个把戏，因为他马上发现自己这边的电源插头电力不足。这种犹豫不决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也使他们非常痛苦，但这一切在一天夜里突然结束了：奈吉甫晚间听课回来，在上铺看见了被枪弹射中了的好朋友的尸体。 第二年奈吉甫和希吉兰结婚了。新婚之夜，奈吉甫告诉希吉兰他和朋友之间的约定，并且告诉他有朝一日法泽尔的灵魂会回来。希吉兰也告诉奈吉甫，实际上自己爱的人是法泽尔，法泽尔死后她终日以泪洗面；她还告诉奈吉甫说，只因为奈吉甫是法泽尔的好朋友，而且长得相像，自己才同他结的婚。因此他们没有做爱，在法泽尔从另外一个世界归来之前，他们也禁止自己爱上对方。 可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开始是精神上，然后是肉体上，他们开始渴望得到对方。一天晚上，他们因为一次检验而被发送到了地球上小小的卡尔斯城，就在这个夜晚，他们终于无法自拔，疯狂地做爱了。他们好像忘记了曾使他们的良心像牙疼般难受的法泽尔，只是内心中一种犯罪感越来越强烈，这使他们感到非常害怕。突然，伴随着恐惧而来的一种奇怪的感觉几乎使他们窒息，他们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时，他们面前的电视机自动亮了，法泽尔像个幽灵般地出现在了屏幕上，闪着光，很清晰。他额头上和嘴唇下方中弹的部位还跟新的一样，伤口带着血。 “我很痛苦，”法泽尔说，“我转遍了另外那个世界。（奈吉甫说，关于这次旅行，他将从加扎利和伊本·阿拉比那里获得灵感，把所有的细节都写出来。）得到了安拉天使们最多的关照，我还去了被认为是宇宙中最难以到达的地方，我看到那些系着领带的无神论者们和嘲笑民众信仰的狂妄之徒们、那些殖民主义者们还有那些实证主义者们在地狱里所受的可怕的惩罚，可我还是没能感到幸福，因为我的脑子还在这儿，跟你们在一起。” 夫妻俩吃惊而又恐惧地听着这个不幸幽灵的诉说。 “多年来使我感到不幸的不是有一天我会看到你们两人像今夜这么幸福。因为我希望奈吉甫比我更幸福。作为朋友，我们曾是如此相爱，我们无法杀死对方，也无法杀死自己。我们珍视对方的生命超过了自己的，好像两个人同时穿上了一件让人不死的铠甲。这是一种多么幸福的感觉。可我的死证明了我相信这种感觉是错的。” “不!”奈吉甫大喊道。“我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看得比你的还可贵。”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就不会死，”法泽尔的幽灵说。“你也不会同美丽的希吉兰结婚。我死了，是因为你心中暗暗希望我死，这种希望甚至你还想瞒着你自己。” 尽管奈吉甫又强烈反对，可幽灵根本就不听他说的。 “我怀疑你不仅只是希望我死，黑夜里我躺在上铺睡觉时被狡猾地击中了额头和下巴，我怀疑你也染指于此事，你和伊斯兰教的敌人们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合作，这种恐惧使我在另一个世界无法得到安宁。”幽灵说。奈吉甫沉默着，他不再加以辩解。 “要让我摆脱这种不安进入天堂，要洗刷对你的这种可怕的怀疑，只有一条路!”幽灵说。“无论杀死我的凶手是谁，把他找出来。七年零七个月了，他们竟找不出一个嫌疑人来。我要报复杀死我的人，甚至要报复那些有这种想法的人。那个无耻的家伙不受到惩罚，我在这个世界就得不到安宁，你们在那个短暂世界——即你们所谓的真实世界——里，也将不会得到安宁。” 夫妻两人泪流满面，惊魂未定，还没等他们作出什么反应，幽灵突然就从屏幕上消失了。 “那后来呢?”卡问。 “我还没决定怎么继续写呢，”奈吉甫说,“要是我写这部小说，你认为能卖得好吗?”他看到卡没吭气，马上又补充道:“可实际上每一行写的都是我全身心相信的东西。你认为这部小说讲了些什么?我读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 “你全身心地相信今世只是在为来世做准备，我明白了这一点，这也令我汗毛林立。” “是的，我相信是这样，”奈吉甫激动地说,“但这是不够的。安拉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也过得幸福。可这又是多么的难!” 他们想着这个问题，陷入了沉默。 这时来电了，可茶馆里的人们像还是待在黑暗中一样谁也不出声。茶馆老板开始用拳头砸那没了图像的电视。 “我们坐了二十分钟，”奈吉甫说。“我们那帮人大概已经等不及了。” “我们那帮人指的都是谁?”卡说。“法泽尔也在他们当中吗?这是你们的真名吗?” “奈吉甫这名字当然和小说中的奈吉甫一样都是假名。你别像警察那样问这些问题!法泽尔根本不来这些地方，”奈吉甫用一种神秘的语气说,“法泽尔是我们当中最虔诚的穆斯林，他也是我最信任的人。可他害怕沾上政治后会被列入名单，会被学校开除。他叔叔在德国，会带他走，我们就像小说中那样非常相爱，如果有人杀了我，我相信他会替我报仇的。我们实际上比小说中写得还要亲近，不管我们相隔多远，都能说出对方在做什么。” “现在法泽尔在做什么?” “嗯……”奈吉甫说，他做了个奇怪的手势，“在宿舍看书。” “希吉兰是谁?” “和我们一样，这也不是她的真名。但希吉兰不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而是我们给她起的名字。有些人不停地给她写情书、写诗，可都不敢送给她。如果我有一个女朋友的话，我总希望能和她一样美丽、聪明和勇敢。她是戴头巾姑娘们的领袖，她无所畏惧，很有个性。实际上最初受她无神论者父亲的影响，她也没有信仰，在伊斯坦布尔当模特，在电视上露屁股露腿。为拍一个洗发香波的电视广告她来到了这儿。在卡尔斯最贫穷、最肮脏可又是最美的街道——加齐阿赫麦德·穆赫塔尔帕夏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在镜头前停下，一下散开头发，她像摇着一面旗子似的摇着那长达腰际的金黄头发，一边说:‘尽管美丽的卡尔斯城肮脏不堪，可由于有了布兰达克斯，我的头发仍然总是闪闪发亮。’广告要在全世界播出，全世界都会笑话我们。当时领导头巾斗争的是教育学院的两个姑娘，她们从电视和一些写她同伊斯坦布尔纨绔子弟八卦新闻的小报上了解到了她，并暗自崇拜她；她们邀请她一起去喝茶。希吉兰到那里最初是为了嘲笑她们。到那儿后，她很快就对姑娘们感到不耐烦了，便说:‘既然你们的宗教——是的，当时她说的不是我们的宗教，而是你们的宗教——禁止你们露出头发，而政府却禁止盖住头发，你们可以像某某人一样——她说了一个外国摇滚歌星的名字——剃光你们的头发，在鼻子上戴个铁环!那样的话，全世界就都会来关注你们的。’姑娘们当时的处境是如此可怜，面对这样的嘲讽竟和她一起笑了起来!希吉兰胆子更大了，她说:‘把这块将你们带入中世纪黑暗的破布从你们美丽的头发上摘掉吧!’说着她伸手想去摘掉那个胆子最小的姑娘的头巾，可此时手却停住不动了，她突然扑倒在地，请求那位姑娘——她那傻得不能再傻的弟弟就在我们班上——原谅。第二天，她又来了，其后一天又来了，最后加入到她们之中，再也没有回伊斯坦布尔。她是个少女，她把头巾变成了受压迫的安纳多鲁穆斯林妇女的一面政治旗帜。请相信我!” “那在你的故事里为什么除了提到她是少女外，再没有提到有关她的其他事情?”卡问道。“奈吉甫和法泽尔为了她而自我牺牲之前为什么没想起来问问希吉兰的想法?” 奈吉甫有双很漂亮的眼睛，两小时零三分后其中一只眼睛会被子弹打穿。他抬起这双眼睛，凝视着黑暗中像缓缓流动的诗一般飘落的雪，陷入了一阵令人焦躁的沉默。“是她，就是她!”奈吉甫低声喃喃地说道。 “谁?” “希吉兰!在街上!” 13我不和无神论者争论我的宗教 和卡迪菲一起雪中漫步 她从街上走了进来。身上穿了件紫色的薄外套，脸上那副墨镜让她挺像科幻小说中的主人公，头上戴着一条头巾，是卡童年起就看见很多妇女戴着的那种，并没有什么特点，一点也不像是伊斯兰政教徒的标志。看见这个年轻女人朝自己走来，卡像看见老师走进教室的学生一样站了起来。 “我是伊珂的妹妹，”女人微笑着说,“大家都等您吃晚饭呢。我父亲要我把您带回去。” “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卡问。 “在卡尔斯，每时每刻，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所共知的，”卡迪菲说，她并没有笑。“但愿这种情况只有在卡尔斯才有。” 她脸上露出了一丝痛苦的表情，卡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的诗人兼小说家朋友!”卡向她介绍奈吉甫。他们互相打量了一下，但没有握手。起初卡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紧张。后来再想起这件事时，他才明白他们没握手是出于这两个穆斯林之间“回避男人”的规定。奈吉甫的脸变得煞白，像是在看着从太空来的希吉兰似的看着她，可卡迪菲的举止再平常不过了，茶馆中这么多男人，却没一个人回头瞅她，她不像她姐姐那么漂亮。 可在雪中同她一起走在阿塔图尔克大街上的时候，卡觉得自己很幸福。她的脸被头巾围着，虽没她姐姐那么漂亮，可看上去单纯而洁净，卡看着她的脸，望着她那双同她姐姐一样的淡褐色的眼睛，同她轻松地聊着天，发现她很有魅力，甚至想从现在开始就要背叛她姐姐了。 刚开始，他们聊起了天气，这是卡没想到的。就连那些整天以听收音机来打发时间的老人们所知道的所有细节，卡迪菲都知道。她说，从西伯利亚来的低气压冷空气气流还会持续两天，这雪要是接着下的话路可能还要封两天，萨热卡莫什的雪都下到160厘米厚了，卡尔斯人根本不相信天气预报，大家都说，政府为了让老百姓保持冷静，故意把气温报高5－6度（可谁也不会跟卡说起这事）。童年时，在伊斯坦布尔，她和伊珂总是希望雪下得大些：雪使她感觉到生命的美丽和短暂，使她感到尽管存在敌意可是人与人之间是非常相似的，还使她感到时空的广阔和人的世界的狭窄。所以雪下得越大，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越小，它似乎盖住了敌意、急躁和愤怒，使人与人更加接近。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成吉思·托派尔烈士大街上所有的店铺都打烊了，他们在沉默中走着，没碰见任何人。雪中同卡迪菲一起走路让卡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让他有些不安。卡盯住街尽头一个橱窗里发出的灯光：好像怕转过头再多看几眼卡迪菲的脸，就会爱上她似的。他是爱上了她姐姐吗?为了要疯狂地爱上她姐姐，他心里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愿望，他知道这一点。当他们走到街尽头的时候，橱窗玻璃上的一张纸上写着:“因今晚有演出，自由家园党总裁候选人——尊敬的济赫尼·塞维克的会议推迟。”透过玻璃，他们看到在狭小的“快乐”啤酒馆里，在演出开始前二十分钟，苏纳伊·扎伊姆和他的剧组像这辈子最后一次喝酒似的豪饮着。 酒馆橱窗上贴满了竞选宣传标语，其中有张黄纸，上面印着:“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真主的亵渎。”卡看到这张纸，就问卡迪菲对苔丝丽梅的自杀怎么看。 “在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在德国，你可以把苔丝丽梅的事编成很有趣的故事。”卡迪菲微微有些生气。 “我刚开始认识卡尔斯，”卡说,“但对它越了解，越是无法讲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人生命的脆弱、所受苦难的徒劳都使我感到非常难过。” “只有没受过苦难的无神论者才会觉得忍受苦难是徒劳的。”卡迪菲说,“因为只要是稍稍忍受过苦难的无神论者，都无法长时间忍受没有信仰，最终都会变成有信仰的人。” “可苔丝丽梅在痛苦的最后一刻，像无信仰的人一样选择了自杀。”在酒精的作用下，卡固执地说。 “是的，苔丝丽梅自杀身亡意味着她犯下了罪孽。因为《古兰经》“妇女”这一章第二十九节很明确地禁止自杀。但她的自杀及所犯的罪过并不意味着我们内心中就缺少了对她深深的关爱。” “你是说，我们可以全身心的爱一个受宗教谴责的不幸者吗?”卡想刺激一下卡迪菲,“你是想说，我们可以像不需要上帝的西方人那样不是凭借我们的心灵，而是根据我们的逻辑思考来相信安拉吗?” “古兰经是真主安拉的意志，是绝对的和明确的，不能由我们这些真主的奴仆来讨论。”卡迪菲自信地说，“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宗教就没有可以争论的地方。可不说是跟一个无神论者，即使是跟世俗主义者我都不想和他们讨论我的宗教，请原谅。” “有道理。” “我也不是那种对世俗主义者说伊斯兰教是世俗宗教的谄媚者，”卡迪菲补充说。 “有道理。”卡说。 “你说了两遍有道理，可我并不认为你相信我说的话。”卡迪菲微笑着说。 “还是有道理，”卡微笑着说。 他们沉默着走了一会儿。他会放弃她姐姐而爱上她吗?卡很清楚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不会对他有什么吸引力，可他还是禁不住暗自这么想了。 当他们在黑山大街遇到人群的时候，卡开始把话题转到诗歌上来，然后生硬地过渡了一下说奈吉甫也是个诗人，接着就问她是否知道宗教学校有她的很多崇拜者，他们叫她希吉兰。 “叫我什么名字?” 卡简单地讲了讲关于希吉兰的故事。 “这些没有一个是对的，”卡迪菲说，“我从来没听宗教学校我认识的同学说起过这些。”走了几步后她又微笑着说:“可洗发香波的故事我以前听过。”为了展示有关好的传说的来源，她提醒卡，建议戴头巾的姑娘们剃光头发以引起西方媒体注意的人是伊斯坦布尔一个让人讨厌的有钱的记者。“这些故事里只有一件事是对的：是的，我第一次去戴头巾的姑娘们那里就是为了去嘲笑她们!那时候我也挺好奇的。这么说吧，我是带着几分好奇但又是为了嘲笑她们而去的。” “后来怎么样?” “我来这儿是因为我的考试分数达到了教育学院的分数线，而且我姐姐在卡尔斯。后来我和那些姑娘们成了同班同学，就算你不信安拉，她们也会邀请你去她们家做客，而你自然也会去。即使是以我那时的眼光来看她们，我也觉得她们是对的。她们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她们的，甚至开设宗教课程的政府也曾是支持她们的。多年来他们对姑娘们说,‘把你们的头盖住’，突然又对她们说,‘露出头发，政府要求这样。’我也纯粹是出于政治上对她们的支持才包住头的。我对自己的做法既感到害怕，又觉得好笑。可能想起自己是一个受政府压迫的无神论者反对派的女儿，我去那儿的时候，坚信自己只是在一天时间里会这样做，多年后像个笑话似的把这当成一个可爱的政治记忆，一种‘自由的姿态’。但政府、警察和当地的报纸来势汹汹，我没能享受到这一事件中可笑和‘轻松’的一面，也无法从这件事中脱身出来。我们未经允许就进行了游行示威，他们便以此为借口把我们抓了进去。一天后我们从监狱出来，这时如果我要说,‘我放弃了，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不信!’的话，卡尔斯所有的人都会朝我脸上吐口水。现在我知道，是安拉为了让我找到正道而给我施加了这些压力。我曾经和你一样是个无神论者。你别这样看我，我觉得你在同情我。” “我没这么看你。” “你是这样看的。我不觉得自己比你可笑，也不觉得自己比你优越，这一点你也要知道。” “你父亲对此怎么说?” “我们可以控制局面。可有时局面也朝无法控制的方向在发展，我们也非常害怕，因为我们彼此非常相爱。起初父亲为我感到自豪，我戴头巾去学校那天，他认为这是非常特别的反抗方式。他和我一起在母亲留下的那面银框镜子里看头巾戴在我头上的样子，在镜子前他还亲了我。尽管我们很少交谈，但这是肯定的：他尊重我这么做不是因为这是一次伊斯兰运动，而是因为这是一次反对政府的行动。父亲觉得‘这么做才是我的女儿’，可他像我一样，暗地里也感到有些害怕。当我们被关进去的时候，我知道他害怕了，后悔了。他说政治警察们现在不光在调查我，现在还在调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情报局的密探们不遗余力地对付左派分子和民主分子，现在他们开始盯上宗教分子了；很清楚他们这次首先是把以前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女儿了，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不能一步步往后退了，父亲也不得不支持我走出的每一步，可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不是有那么一些老人嘛，他们对于屋里的一些声音，比如说炉火的劈劈叭叭声、开门的吱吱呀呀声、老伴在一些话题上的唠叨声，他们都听在耳朵里，可脑子却没什么反应；后来父亲对我和戴头巾姑娘们进行的这场斗争也持这种反应。他有时候为了报复，在来我家的姑娘面前故意显示出自己是无神论者，不过后来却和姑娘们一起指责起政府了。我看到这些姑娘们能在父亲面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应对自如，有时就在家里集会。今晚有个姑娘会来。她叫韩黛，苔丝丽梅自杀后，在家人的压力下她决定摘掉头巾，可还没这么做。我父亲有时会说，所有这一切让他想起以前当共产主义分子的日子。有两种共产主义分子：一种是狂妄之徒，他们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为让国家振兴；另一种是天真的人，他们是为了公正和平等。狂妄之徒热衷于政权，对谁都指手画脚，往往把事情办坏；而天真的人往往只对自己办错事：可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们对穷人的痛苦怀着一种犯罪感，想一起来承担这种痛苦，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更糟糕。父亲曾是名教师，后被辞退，他们曾对他施刑，拔掉了他的一个指甲，还把他关进了监狱。多年来和我母亲一起经营一个小文具店，做复印，他还翻译过法语小说，挨家挨户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推销过百科全书。在我们贫困又很不幸的日子里，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地抱住我们哭起来。他很担心我们会出什么事。教育学院院长被刺后，警察来了旅馆，他开始害怕起来了。他也对他们说过这些话。我听说你见过‘神蓝’。你别给我父亲说这事。” “我不会说，”卡说，他停下来，抖去了身上的雪，“我们不是从这个方向直接回旅馆的吗?” “从这儿也可以回去。雪下个没完，要说的东西也还没说完。我给你指指肉店的位置。‘神蓝’想让您做什么?” “没什么。” “他提起过我们，提起过我父亲和我姐姐了吗?” 卡看到卡迪菲的脸上有种不安的表情。“我记不起来了。”他说。 “所有人都怕他。我们也一样。所有这些店铺都是这里最有名的肉店。” “你父亲怎么打发时间?”卡问道。“从来不离开旅馆——你们家吗?” “他经营这个旅馆。他指挥每一个人，向管事、清洁工、洗衣妇和服务生等下命令。我和姐姐也照应着。父亲很少出门。您是什么星座?” “双子座，”卡说,“有人说双子座的人喜欢撒谎，可我不知道。” “您是不知道他们经常撒谎呢，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过谎?” “如果您相信星座的话，您应该从某个地方发现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天。” “是的，我姐姐说您今天写诗了。” “您姐姐什么事都告诉您吗?” “我们这里有两种娱乐：聊天和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也聊天，聊天的时候也看电视。我姐姐很漂亮，是吗?” “是的，很漂亮，”卡用很尊敬的语气说，“您也很漂亮。”他很有涵养地补充道，“您把这个也告诉她吗?” “我不会说，”卡迪菲说，“让它成为咱们的秘密吧，共同拥有秘密是成为朋友的最好的开始。” 她抖去落在紫色外套和长雨披上的积雪。 14您是怎么写诗的? 晚餐时关于爱情、头巾和自杀的讨论 他们看见民族剧院门前聚集着一大群人，等着看一会儿的“演出”。尽管雪还是下个不停，但那些想找乐子的失业者、那些从宿舍或家里出来穿着衬衣夹克的年轻人、那些从家里偷着跑出来的小孩子，聚集在了这个有一百一十年历史的大楼前和人行道上。也有老老少少一家人一起来的。卡在卡尔斯第一次看到了一把打开着的黑伞。卡迪菲知道节目表中有卡的一首诗，可是卡却没有让这个话题继续展开，只是说他不会去那儿，他说他本来就没时间。 他感觉一首新诗就要在他脑海中诞生，因而一直到旅馆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快步走着。饭前他找了个借口，说要收拾收拾自己，便立刻上了楼，脱去大衣，坐在小桌前飞快地写了起来。诗的主题是友情和知己。雪、星辰、特殊的幸福日子的情节和卡迪菲所说的一些话也被原原本本地写进了诗里。卡像是欣赏一幅画似的兴奋地看着一行行诗从笔尖流出。他用隐含的逻辑把同卡迪菲所谈的内容进行了加工。这首名为“星辰的友谊”的诗中写道：每个人都有一个星辰，每个星辰都有一个朋友，同每个星辰都有一个和自己类似的星辰存在一样，每个人也有与自己相类似的人，比如说知己。尽管他全身心地感受到了这首诗的音乐性和完美性，但还是有个别诗句和用词中存在缺陷，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的脑子还在想着一会儿要同伊珂见面，还在想着吃饭要迟到了，还有就是因为自己太兴奋了。 写完诗，他匆匆忙忙穿过大厅，走进了旅馆主人的套房。这间套房屋顶很高，挺宽敞。屋子正中央摆着餐桌，图尔古特先生坐在上首，两边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伊珂和卡迪菲，桌子一侧的顶端坐着另外一个女孩，她头上披着华丽的紫色头巾，卡立刻想到她就是韩黛。她对面坐着的是办报人塞尔达尔先生。大家坐在一起显得那么高兴，桌上的碟碟碗碗堆在那里有一种奇妙的美，库尔德佣人扎黑黛快步从后面的厨房出出进进，兴奋且动作麻利。看到这些，卡马上感觉到，图尔古特和他的女儿们已经习惯于每天晚上长时间坐在这个餐桌旁。 “我一整天都在想您，一整天都在担心您，您去哪儿了?”图尔古特先生说着，站了起来。他突然靠近卡，和他拥抱了起来，卡以为他都快哭了。“每一刻都可能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他用一种悲观的语气说道。 卡坐在图尔古特先生指给自己的位置上，正对着图尔古特先生，在桌子的另一头儿。他兴冲冲地喝完了面前的扁豆汤，餐桌上另外两个男人也开始喝起了拉克酒，其他人也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到了电视屏幕上。这时他做了渴望已久的事情，他盯着伊珂那美丽的脸庞看了个够。 我完全知道他在那一刻的感受，因为他后来把这无边无际的幸福非常详细地写在了他的本子上：他像个快乐的小孩子一样不停地手舞足蹈，坐立不安，好像现在他就要带伊珂去赶那趟前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似的。图尔古特那张堆放着书、报纸、旅馆账本和票据的桌子上，台灯射出柔和的灯光。卡想像着不久后在法兰克福他和伊珂住的小公寓里，自己写字桌上的台灯会发出同样的灯光照在伊珂的脸上。 突然他发现卡迪菲在看自己。他们对视时，卡迪菲的脸上似乎现出了一丝嫉妒，但马上被她用知己般的微笑掩饰住了。 餐桌上的人们，时不时用眼角瞄一下开着的电视。民族剧院晚上演出的直播刚刚开始，一个细高个头、像根杆子似的演员，左摇右晃地开始主持节目，卡刚来那天夜里从客车上下来时在剧团的人群里见到过他。突然图尔古特先生用遥控器换了个台。大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长时间地看着银屏上的黑白雪花。 “爸爸，”伊珂说，“你为什么现在要看这个?” “这里下着雪……”她父亲说，“至少这是一个真实的画面，是一条真实的新闻。你也知道，长时间看同一个频道会伤我的自尊。” “那就关了吧，爸爸，”卡迪菲说,“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情，它伤了我们大家的自尊。” “讲给我们的客人听吧，”她父亲不好意思地说,“他要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会让我觉得很不安的。” “我也是。”韩黛说。她有一双非常漂亮的大大的黑眼睛，眼神中有一丝愤怒。大家立刻都安静了下来。 “你讲吧，韩黛，”卡迪菲说，“这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我才想说。”韩黛说。突然她脸上现出一丝奇怪的喜悦，像是想起什么高兴的事似的，她微笑着说:“今天是我们的好朋友苔丝丽梅自杀后的第四十天。苔丝丽梅是我们这些人中为宗教、为安拉的训导而进行斗争最坚定的。对她来说，头巾不仅意味着对安拉的热爱，而且也意味着她的信念和尊严。谁也想不到她会自杀。学校里的老师和家里的父亲为了让她摘掉头巾对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可她坚持着。她就要被学校开除了，在这里她读了三年，马上就要毕业了。她父亲是一家小店的老板，一天警察局的人威胁她父亲说:‘你女儿不摘掉头巾来学校的话，我们就关了你的小店，把你赶出卡尔斯。’因此，她父亲最初吓唬苔丝丽梅说要把她赶出家门，后来看到这没起多大作用，就想把她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鳏夫警察。这个警察竟然拿着花开始来小店找她，苔丝丽梅称他为‘金属眼老头’，她是那么地讨厌这个家伙，为了不嫁给他，她甚至决定要摘掉头巾了，可她无法这么做。我们中有些人赞同她的决定，不要同‘金属眼’结婚；有些人则说,‘你就威胁你父亲说要自杀。’这个主意我出得最多。因为我根本不想让苔丝丽梅摘掉头巾。我给她说过很多次,‘苔丝丽梅，自杀也比摘掉头巾强。’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自杀妇女，大多是出于没有信念、生活无着落和绝望的爱情，说自杀纯粹是想以此来吓唬他父亲。我根本没有想到虔诚的苔丝丽梅会自杀。可一听说她悬梁自尽了，我马上就相信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处在她那种情况的话，我也会自杀的。” 韩黛开始哭了起来，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伊珂走到韩黛身边，亲了亲她，又轻揉着她，卡迪菲也走过来搂住了她，手里拿着遥控器的图尔古特先生也说了些安慰的话，大家为了不再让她哭，一起开了些玩笑。图尔古特先生像哄小孩子似的让她看荧屏上的长颈鹿，而韩黛也像个听话的小孩儿似的用泪眼看着屏幕：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大概是在非洲腹地，一片林地中，树荫下一对长颈鹿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似的悠闲自得地缓缓走着，屋子里所有的人像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生活，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了起来。 “苔丝丽梅自杀以后，韩黛为了不让父母再为她担心，决定摘掉头巾去学校了，”过了一会儿卡迪菲对卡说，“他们在如此艰难、如此贫困的条件下，像养独生儿子一样将她养大成人。她的父母总是梦想着将来她会照顾他们俩，而韩黛也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柔声说着，像是耳语，可是她讲的话韩黛都能听见，泪眼汪汪的姑娘同大家一起看着电视的时候也在听她说话。“我们这些戴头巾的姑娘们最初劝她不要放弃斗争，可当我们明白摘掉头巾比自杀要好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帮助她。听从安拉的训导，把头巾当作旗帜的一个姑娘，让她摘掉头巾抛头露面是件很难的事。韩黛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为这个决定而苦思冥想。” 卡像其他人一样有种犯罪感，可当他的胳膊不经意碰到伊珂的胳膊时，内心中有种幸福感蔓延了开来。图尔古特先生不停地换着频道，卡将胳膊靠在伊珂的胳膊上，寻找着自己的幸福。当伊珂也开始这么做时，他完全忘记了餐桌上的伤感。荧屏上出现了民族剧院晚会的现场。杆子一样的细高个儿说，能参加卡尔斯历史上的首次直播，他感到非常荣幸。晚上演出的节目有寓意深刻的故事、国家队守门员的真情告白、政治史上令人汗颜的秘闻、莎士比亚和维克多·雨果的戏剧选段、一些出人意料的坦白、土耳其戏剧史和电影史上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笑话、歌曲、可怕的惊喜，还提到了“多年后悄无声息地回到国内的最伟大的诗人”卡的名字。伊珂在桌子底下握住了卡的手。 “听说您晚上好像不愿意去那里。”图尔古特先生说。 “在这里很好，我感到很幸福，先生。”卡将胳膊向伊珂贴得更紧。 “其实我不想破坏您的好心情，”韩黛说。大家突然几乎对她都有些害怕了。“可今晚我是为您而来的。我没读过您的任何作品，可我知道您到过德国，是见过世面的人，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请您告诉我，最近您写过诗吗?” “来卡尔斯后我有了不少写诗的灵感。”卡说。 “我想您可以告诉我，我该怎么来专注地思考一个问题。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写诗的?是靠苦思冥想吗?” 在德国时，同土耳其读者们一起参加的诗会上，这是妇女们最常问诗人的一个问题，可卡每次都像是被问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似的感到很吃惊。“我不知道诗怎么写，”他说,“好的诗歌好像来自于身体外部，来自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他看到韩黛怀疑地看着自己。“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理解苦思冥想的。” “我整天都在努力，可是眼前老是出现不了我想像中的东西，我想像不出我不戴头巾是什么样子。我眼前反而老是出现我想忘记的东西。” “比如说，是什么?” “戴头巾的姑娘越来越多后，安卡拉派了一位女士来劝我们摘掉头巾。这位‘说客女士’在一个房间里一个个地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地谈话。她问我们:‘你父亲打你母亲吗?你兄弟姐妹几个?你父亲一个月挣多少钱?戴头巾之前你是怎么穿着的?你喜欢阿塔图尔克吗?你家里墙上挂着什么画?你一个月去几次影院?你认为男女平等吗?安拉和政府孰轻孰重?你想要几个孩子?你受过家庭暴力吗?’等等，有上百个问题，她把我们的回答写在纸上，把我们的资料也填进了表格里。她涂着唇膏，染着头发，不戴头巾，就像时装杂志里的人物一样，衣着华丽，可怎么说呢，实际上她又很纯净。尽管有时她的一些问题会把我们惹哭，但我们还是很喜欢她的……我们中有些人甚至想但愿卡尔斯肮脏的泥泞别把她弄脏了。再后来我就开始梦见她了，但一开始我没怎么当回事。现在我每次想自己摘掉头巾抛头露面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当成这位‘说客女士’。我也变成她那么华丽，穿着细高跟鞋，穿得比她还暴露。男人们对我都很感兴趣。一方面我感到很高兴，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很羞愧。” “韩黛，你不想说的话就不用说这些让你难为情的事。”卡迪菲说。 “不，我要说。因为在幻想中我是难为情的，可我并不为我的幻想感到难为情。就算我摘掉头巾，我相信我也不会成为那种想要男人们为其争风吃醋的女人，不会成为那种沉迷于淫欲的女人。因为我是在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情况下摘掉头巾的。可我也知道，人们即使是在不相信的情况下，甚至是在自认为不情愿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会陷入淫荡的。男人，女人，我们所有的人晚上做梦时，都会和日常生活中我们以为自己一点都不想要的人一起造孽。不对吗?” “够了，韩黛。”卡迪菲说。 “不对吗?” “不对，”卡迪菲说，她转向卡。“两年前，韩黛本来要和一个非常英俊的库尔德小伙子结婚的。可他参与了政治，被打死了……” “我不摘掉头巾和这没任何关系，”韩黛有些生气地说,“原因是我苦思冥想也想像不出自己摘掉头巾后会是什么样子。每次我集中注意力试着想像的时候，出现的要么是像那个‘说客女士’一样糟糕的陌生人，要么是一个很淫荡的女人。哪怕只有一次我能想像出自己不戴头巾走进校门，穿过走廊，进入教室，我就能有勇气做成这件事，那样的话我就自由了。因为那样一来，我是凭我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摘掉头巾的，而不是警察强迫的。可我不论怎么集中注意力，都无法想像出来那一刻。” “你不用那么重视那一刻，”卡迪菲说,“你就是在那一刻垮了，你还是我们心中的那个可爱的韩黛。” “我不是，”韩黛说。“因为我决定了要离开你们，要摘掉头巾，所以你们一定是打心底里责备我、蔑视我。”她转向卡。“有时我眼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个姑娘，不戴头巾进了校园，穿过走廊，走入我期盼已久的教室，甚至那一刻我都记起了走廊的味道和教室里沉闷的气氛。正在此时我在将教室与走廊隔开的玻璃上看到了那个姑娘，我所看到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我就开始哭起来。” 大家都以为韩黛又要哭了。 “是另外一个人并不足以让我如此害怕，”韩黛说，“使我害怕的是我再也不会回到现在这个样子，甚至会把它忘记。人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自杀的。”她转向卡。“您曾经想过自杀吗?”语气中有一些挑衅的味道。 “没有，可人们在了解了卡尔斯的妇女之后，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 “对许多像我们这样的女孩来说，自杀意味着我们想对自己的身体做主。上当受骗而失去贞洁的姑娘们，要和自己不喜欢的男人结婚的纯洁的姑娘们，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自杀的。她们将自杀看作是对纯洁的一种渴求。您写过关于自杀的诗吗?”她本能地转向伊珂。“我是不是太让你们的客人心烦了?好吧，那就让他说说在卡尔斯他的那些诗是从哪儿来的，之后我就不烦他了。” “当我感觉诗就要来了的时候，我心中非常感谢把诗赐给我的‘他’，因为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幸福。” “也是他让你有了这么具体的诗吗?他是谁?” “我感觉他是在我不相信的情况下把诗赐给我的。” “你是不相信安拉呢，还是不相信是他把诗赐给了你?” “是安拉把诗赐予我的。”卡像受了什么启示似的说道。 “他在这里看到了宗教活动是如何升级的，”图尔古特先生说。“也许他们还威胁了他……他出于害怕而开始信安拉了。” “不，这是出自我内心的，”卡说，“我想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 “您害怕了，我要谴责您。” “是，我是害怕，”卡几乎是喊了出来,“而且非常害怕。” 像是被人用枪指着似的，他站起身来。这使餐桌上的每个人都感到了不安。“在哪儿?”图尔古特先生喊道，他似乎也感觉到有人拿枪对着他们。“我不害怕，我什么都不在乎。”韩黛自言自语道。 但她也和其他人一样看着卡的脸，想要弄清楚危险到底来自何处。多年后，塞尔达尔先生告诉我，那一刻卡的脸变得苍白，但那不是因为出于恐惧或因为眩晕感到不适，而是因为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幸福。女佣人则更甚一步，坚持说当时有一道光出现在了屋里，照亮了屋里所有的东西。从那天开始，卡在她的眼里就成了圣人了。这时屋里有人说,“来写诗的灵感了!”每个人显得比用枪指着自己更激动，更害怕。 后来，卡在一个本子上记下了他对整个过程的描述，屋里的这种紧张气氛和儿时我们见过的招魂时那种等待的恐惧相似。我们有个朋友，他母亲年轻时候就守了寡，二十五年前，身材已经非常肥胖的她经常在晚上邀请一些人到她位于尼尚坦石后街的家里，举行招魂仪式。这些人中有其他一些不幸的家庭妇女，一个手指僵化了的钢琴师，还有一个年过中年的有些神经质的电影明星（我们经常会问:“她也来吗?”）和她那动不动就晕倒的妹妹，还有一个退役军官（他动不动就跟过时的电影明星打赌）。在这些夜晚，我和卡经常被我们的朋友从后面的房间悄悄地带到大厅，参加这些仪式。紧张等待的时候，有人会说:“哎，魂啊，要是你已经来了，就请发出些声音吧!”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会隐约听到啪啪的声响，会听到椅子的咯吱声，会听到一声轻呤，或是听到粗暴地踢桌腿的声响，这时会有人惊恐地说,“魂来了”。可此时此刻卡并不像是一个遇到魂灵的人，他径直朝厨房的门走去。脸上挂着幸福的表情。 “他喝多了，”图尔古特先生说,“哎，你们去帮帮他。” 此时伊珂已经跑向卡，而他说这句话，正是为了让她看起来好像是他把她派过去的一样。卡坐在了厨房门边的一张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了本子和笔。 “像这样，你们都站着看我，我没法写出来。” “我带你去里面的一间屋子。”伊珂说。 伊珂在前，卡在后，他们经过了厨房,（扎黑黛正在这儿往面点上洒香气怡人的果露，）又穿过了一间冷冷的屋子，来到了后面一间昏暗的房间里。 “你在这里能写吗?”伊珂打开了灯，问道。 房间很干净，卡看到了两张收拾得很整齐的床，一张三脚桌被姐妹俩用来当床头柜，上面有装着雪花膏、唇膏、小瓶香水、巴达姆油、不是很执著的酒瓶收藏、书和一个拉链包，还有一个瑞士巧克力盒，里面装有各种刷子、笔、猫眼避邪珠手链、耳环和手镯；窗玻璃上结了冰，他坐到了靠窗户的那张床上。 “在这儿我能写，”他说。“但你别走。” “为什么?” “不知道，”开始卡这么说，接着他又说:“我害怕，” 而后他就开始写起了诗。这首诗的开头描述了童年时他叔叔从瑞士带给他的巧克力盒，巧克力盒上有在卡尔斯茶馆里看到的瑞士风景画。后来卡做了一些记录，以便理解在卡尔斯“来到”自己脑海中的这些诗，并对这些诗进行整理归类。根据他的这些记录，诗中的巧克力盒里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块玩具表，两天后他才了解到这块表是伊珂童年时保留下来的，卡也就是从这块表出发，就童年时的时间和生命中的时间构思了一些东西……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卡对伊珂说,“因为我已经爱你爱得无法自拔了。” “你甚至都不了解我。”伊珂说。 “有两种男人，”卡用一种教她的语气说，“第一种是，在爱上一个人之前，一定要知道姑娘是怎么吃三明治的，她梳什么样的发型，她不喜欢什么样的事情，她为什么生父亲的气，还有关于她的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第二种则是，我就是这种人，对姑娘的情况不需要知道的太多，只要爱她就行。” “也就是说，因为你根本不了解我，你才爱我吗?你认为这是真正的爱吗?” “让人肯付出一切的爱就是这样的。”卡说。 “等你知道我是怎么吃三明治的，知道我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之后，你的爱就会结束了。” “但那时我们之间的亲密感就会加深，就会变成缠绕我们身体的一种愿望，就会转化成为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幸福和回忆。” “你别站起来，在床沿上坐好，”伊珂说,“和父亲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不能和任何人接吻。”面对卡的热吻，开始她并没有反抗，但接着她就推开了卡，说,“我父亲在家时，我不喜欢这样。” 卡又一次强行吻了吻她，然后坐在了床沿上。“我们必须赶紧结婚，一起离开这里。你知道我们在法兰克福会多么幸福?” 一段沉默。 “你对我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爱上我的呢?” “因为你的美丽……因为我想像中和你在一起我们会很幸福……因为我能毫无避忌地跟你说一切。我老是想像着我们在不停地做爱。” “在德国你都做些什么?” “我总是忙于写那些我写不出来的诗，也总是自己手淫……寂寞是一个自尊的问题，而人又会被狂妄自大埋葬。真正的诗人面临的问题都是相同的。长时间的幸福会让他变得平庸，长时间的不幸又会让他无法在自身找到创作诗的力量……幸福和真正的诗只能有短暂的交融。一段时间后，要么是幸福使诗和诗人变得平庸，要么是真正的诗摧毁幸福。我现在非常害怕回到法兰克福后生活不幸福。” “你可以留在伊斯坦布尔。”伊珂说。 卡认真地看着她。“你想在伊斯坦布尔生活吗?”他轻声说道。现在他非常希望她对自己提出些要求来。 女人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什么都不想。”她说。 卡感觉到了自己有些性急，但他也明白自己在卡尔斯只能待很短的时间，不久后他将呼吸不到这里的空气，除了性急他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听着里屋传来的隐隐约约的说话声和一架马车压雪经过窗前的声音。伊珂站在门口，清理着挂在梳子上的头发，陷入了沉思。 “这儿是那么的贫困和不幸，人们都像你一样，甚至都忘记了自己想要些什么，”卡说,“在这里，人们想像的不是怎么生活，而是怎么去死……你会跟我走吗?……”伊珂没有回答。“如果是不好的答案，那就什么也别说，”卡说。 “不知道，”伊珂盯着梳子说,“他们在里面等着我们呢。” “里面正酝酿着阴谋，我感觉到了，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卡说,“你告诉我。” 停电了。伊珂一动不动，卡想抱住她，可是又怕独自一人回法兰克福，这种恐惧感充斥了他的全身，他动弹不得。 “这么黑你没法写诗了，”伊珂说，“咱们走吧。” “你想让我做什么你才会爱我呢?” “做你自己。”伊珂说，扭身走出了房间。 卡坐在那里是那么幸福，他很艰难地站起了身。在进厨房前的那间冷冷的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在屋里抖动的烛光下把脑子里的“巧克力盒”这首诗写在了他的绿皮本上。 站起身时，卡就在伊珂的后面，他正想不顾一切去抱住她、把头埋在她的长发中的时候，脑子里所有的一切就像在黑暗中一样纠缠在了一起。 厨房的烛光里，卡看见伊珂和卡迪菲拥抱在了一起，胳膊搂着对方的脖颈，就像一对情人。 “爸爸让我来看看你们。”卡迪菲说。 “好的，亲爱的。” “诗没写吗?” “写了，”卡说着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但现在我想帮帮你们。” 然而颤抖的烛光下，厨房里空无一人，卡眨眼之间倒满一杯拉克酒，不掺水，一口喝了下去，呛得眼泪直流，他赶紧给自己倒了杯水。 走出厨房，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祥的漆黑之中。看见点着蜡烛的餐桌，他走了过去。餐桌上所有的人和墙上的黑影都转向了卡。 “诗写出来了吗?”图尔古特先生问道。他先是停顿了几秒钟，想表现出并没把卡太当回事的样子。 “是的。” “祝贺你。”他递给了卡一只酒杯，给卡倒上了拉克酒。“有关什么的?” “在这里，不管和谁交谈，我都认为对方是对的。在德国时游荡在外面街上的那种恐惧，现在进入了我的心里。” “我非常理解您。”韩黛深有体会似的说道。 卡感激地朝她笑了笑，心里想对她说:“别摘掉头巾，漂亮的姑娘。” “您要是说和任何人交谈您都相信对方，因此在教长那里您就相信有安拉存在的话，我想纠正您一下。在卡尔斯，教长代表不了安拉!”图尔古特先生说。 “在这儿谁能代表安拉呢?”韩黛尖刻地问道。 图尔古特先生并没有生气。他固执而又好争吵，但心肠柔软，就像他当不了从不让步的无神论者一样。卡能感觉到图尔古特先生对自己女儿不幸生活的担心，同样也能感觉到他也害怕自我世界中一些习惯的消失。这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担忧，这是一个把每天晚上同女儿和客人们一起花几个小时争论政治、谈论安拉存在与否当成生活中惟一乐趣的男人害怕失去他在餐桌上的中心位置的一种担忧。 电来了，房间一下子亮堂了。这里的人们对停电来电都很习惯了，他们没有像卡小时候所见到的伊斯坦布尔人那样在来电的时候高兴地叫起来，也没有怀着兴奋而又担忧的心情去看看洗衣机是不是坏了，或是抢着去吹灭蜡烛，人们表现得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图尔古特先生打开电视，开始用遥控器不停地换频道。卡悄声对姑娘们说，卡尔斯真是个寂静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我们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声音都害怕。”韩黛说。 “这，就是雪的沉寂。”伊珂说。 带着一种失败的情绪，所有人都长时间注视着不断变换着频道的电视。餐桌下和伊珂的手刚握到一起，卡就想，他可以在这里白天打着盹，做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晚上和这个女人手牵着手看着卫星电视幸福地过完一生。 15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在民族剧院 想像完和伊珂在卡尔斯幸福地过完一生后，七分钟后，卡在雪中像只身投入一场战争似的跑向民族剧院，他的心怦怦地跳着。这七分钟之内，所有事情的发展都在情理之中。 首先，图尔古特先生把频道调到了民族剧院的现场直播，声音很大，所有人都感觉到那里有些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这一方面使他们产生了哪怕只是一个晚上也要走出这边缘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可能会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的预感使得他们又非常担心。他们从那些失去了耐心的人的掌声和口哨声中感觉到了坐在前排的社会上层和坐在后面的年轻人之间的气氛有些紧张。因为镜头显示不出剧院的全景，所以大家都很关心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舞台上出现的是曾经在土耳其家喻户晓的国家队守门员。他刚讲完了十五年前同英国举行的那场悲剧性的比赛中失掉的十一个进球中的第一个进球，细杆子似的主持人便出现在了屏幕上，国家队守门员也明白，就像国际频道一样，这是广告时间，他暂停了他的讲述。手拿麦克风的主持人用很快的速度读着写在纸上的两条广告（费伍济帕夏大街塔达尔商店从卡以塞利市进了一批腊肠，针对大学入学考试的比利姆晚间辅导班开始报名了），又报了一遍丰富的演出节目，叫着卡的名字，说他今晚将会朗诵诗歌，而后看着镜头，用一种伤心的语气说： “可我们还没看见这位从遥远的德国来到我们边远小城的大诗人，这的确令卡尔斯人伤心。” “您要是再不去就不像话了!”图尔古特先生马上说道。 “可他们甚至连问也没问过我是否会去。”卡说。 “这里的习惯就是这样，”图尔古特先生说,“就算他们请您了，您也不会去。现在您必须去，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您瞧不起他们了。” “我们在这儿看您。”韩黛流露出的急切，有些让人出乎意料。 这时，门开了，晚上在前台值班的服务生说:“教育学院院长在医院里死了。” “可怜的家伙……”图尔古特先生感叹道，而后他盯着卡的眼睛:“宗教极端分子开始一个个地除掉我们了。您要是想活命，最好还是趁早更彻底地相信安拉。因为不久以后，在卡尔斯，我担心温和的虔诚不足以拯救一个老牌的无神论者。” “您说得对，”卡说,“我实际上已经决定把一生都交付给我对真主安拉发自内心的深深的爱。” 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餐桌上的所有人都怀疑喝多了的他可能之前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这时，扎黑黛一只手熟练地拿着大锅，另一只手握着铝勺，勺柄在灯光下显得锃亮，她像个温柔体贴的母亲，微笑着走到桌前说:“锅底还有点粥，够一个人的，倒了怪可惜。哪位姑娘想要?” 伊珂此时正劝卡不要去民族剧院，她很担心，听到这话以后，她也转过头同韩黛、卡迪菲一起向库尔德佣人回以微笑。 卡暗自想:“如果伊珂回答说:‘我!’的话，她就会和我一起去法兰克福，并且会和我结婚。那么我就会去民族剧院朗诵我的那首名为‘雪’的诗。” “我!”伊珂随后马上说道，并没有太多喜悦，把碗递了过去。 外面，大片大片飘落的雪中，卡突然觉得对卡尔斯来说自己不过是个外乡人，只要一离开这里，他就会忘记这个城市，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又沉入了一种伤感。他强烈地感到生活的逻辑是一道无法解开的几何题，他是多么期望能解开它，进而得到真正的幸福，可他觉得自己这一刻并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力量。 他面前通往民族剧院的那条宽阔的街道空无一人，竞选宣传小旗在上方随风飘舞，路面上则铺满了积雪。卡感觉到曾几何时这里居住过的某些人（在第比利斯经商的亚美尼亚人?向牧民们征税的奥斯曼帝国的帕夏?）过着幸福、安宁甚至多彩的生活，这从古老建筑结了冰的屋檐的宽度可以看出来，从大门和墙壁上漂亮的浮雕中可以看出来，从楼房凝重而又饱经沧桑的轮廓也可以看出来。是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奥斯曼人和共和国初期的土耳其人使这座城市成为以谦虚为美德的文明中心，如今已是人去楼空，似乎这个地方再也未曾有人踏足过，街道上空空如也，但却不像被人遗弃了的城市那样让人感到恐惧。昏黄的路灯和结了冰的橱窗里发白的霓虹灯的灯光映射在枣树和梧桐树枝头的积雪上，映射在垂吊着很大冰锥的电线杆上，卡惊叹地看着这些景象。雪在一种神秘甚至是神圣的寂静中飘着，除了自己时隐时现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卡听不到任何声音。甚至没有一声狗叫。好像世界末日已经降临，他所看到的一切以及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这场雪。卡观察着一盏微弱的路灯旁，有些雪花缓缓地向下坠落，而另外一些则坚决地向上、向黑暗深处升去。 他走到阿依登照相馆的屋檐下，借助结了冰的广告宣传栏透出的红光，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落进他大衣袖子里的一片雪花。 一阵风吹过，引起了一些动静，阿依登照相馆广告宣传栏的红光突然灭了，对面的枣树好像也突然变成了漆黑一团。他看到了聚集在民族剧院门口的人群，看到了不远处守候着的警车，看到了躲在对面咖啡馆半开的门里注视着人群的一些人。 刚进剧院大厅，里面人声鼎沸，他的头一阵发晕。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酒精、浊气和烟的味道。许多人站在边上，角落里一个卖茶的地方还卖汽水和面包圈。卡看到冒着臭气的厕所门前有几个年轻人在那儿低声耳语，他从穿着蓝制服的警察和手拿着对讲机的便衣身边走了过去。一个小孩儿，拉着他父亲的手，出神地看着投进汽水瓶里的鹰嘴豆浮上来沉下去，全然不顾周围的喧嚣。 卡看见站在边上的人群中，有个人急切地挥着手，可他不能确定是不是在叫他。 “大老远，我从你的大衣就认出了你。” 等他走到近处，卡看清是奈吉甫，喜不自禁。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了一起。 “我知道您会来，”奈吉甫说,“真高兴。我能马上问您一件事吗?我脑子里有很重要的两件事。” “一件事还是两件事?” “您真聪明，聪明到甚至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并不是什么都有，”奈吉甫说。为了更便于说话，他把卡拉到了一边。“您跟希吉兰或是卡迪菲说我爱她了吗?告诉她我生活惟一的意义就是她了吗?” “没有。” “您是和她一起出的茶馆，您就一点儿都没提到我吗?” “我说了你是宗教学校的学生。” “其他呢?她什么也没说吗?” “没说。” 一段沉默。 “您确实没有再提到我些什么，这我理解，”奈吉甫鼓足勇气说。他咽了口唾沫。“因为卡迪菲大我四岁，她甚至都没注意到我。也许你们谈的是秘密的事情，甚至还可能是一些秘密的政治问题。我不问这些。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以后的生活就取决于它了。就算卡迪菲没注意到我——也许需要过很多年以后她才会注意到我，而到那时她早就已经结婚了——您的回答将决定我是终生爱她，还是现在就忘记她。请马上不假思索地告诉我实话。” “我正等你的问题。”卡一本正经地说。 “你们谈了一些很肤浅的东西吗?电视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无聊的八卦新闻，能用金钱买到的一些小玩意儿。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是一个不拘小节深沉的人吗?还是她根本不值得我如此爱恋?” “不，我们没有谈这些肤浅的东西。”卡说。 卡从奈吉甫的脸上看到自己的回答对他而言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可年轻人立刻又以超人的勇气使自己振作起来。 “但您也看到，她的确是一个非凡的人。” “是的。” “您也有可能会爱上她吗?因为她是那么美丽。不仅美丽，而且有我在其他土耳其妇女身上没看到过的独立人格。” “她姐姐更漂亮，”卡说。“如果问题仅仅是美丽的话。” “那问题是什么呢?”奈吉甫说。“至大的安拉让我不断思念卡迪菲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他那双本来就很大的绿眼睛（其中一只五十分钟后会被打破）睁得大大的，眼中透露出的孩子气让卡感到惊讶。 “我不知道。”卡说。 “不，你知道，但你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 “重要的是能说出所有的东西，”奈吉甫像是在帮助卡,“如果我是作家的话，我想把一切没有被表达出来的东西表达出来。哪怕只有一次，你能告诉我这一切吗?” “问吧。” “我们所有的人生活中都有期望得到某种东西，一种真正的东西，是吗?” “对。” “你想得到什么?” 卡沉默着，笑了笑。 “我的很简单，”奈吉甫自豪地说。“我想和卡迪菲结婚，想在伊斯坦布尔生活，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科幻作家。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可我还是这么希望。你说不出你的，我不在乎，因为我理解你。你就是我的未来。现在我从你注视我眼睛的目光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你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所以你很喜欢我。” 他的嘴角露出幸福、狡猾的一丝微笑，卡有些吃惊。 “那么你现在就是和二十年前的我一样吗?” “是的。有朝一日我要写的一部科幻小说里就有这样的一幕。对不起，我能把手放在你的额头吗?”卡把头微微向前倾了一下。奈吉甫像以前这么做过似的，熟练地把手心放在了卡的额头上： “现在我要告诉你二十年前你都想了些什么。” “就像你和法泽尔做的那样吗?” “我和他同一时间想着同一件事情。和你则有时间间隔。请听好：一个冬日，你还在上高中的时候，下着雪，你沉思着。你的内心听到了安拉的声音，可是你却努力地想去忘记‘他’。你觉得万物是个整体，是真主让你有了这样的感觉，可你却想对真主闭上眼睛，视而不见，你认为这么做自己会不幸但会更聪明。你是对的。因为你知道只有聪明和不幸才能让你写出好诗来。为了写出好诗，你勇敢地承受着没有信仰的痛苦。你当时还没明白，如果内心中这个声音消失了，那么整个世界上你就只能孤独地存在了。” “好吧，你说得对，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卡说,“你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吗?” “我知道你会马上这么问，”奈吉甫有些不安地说,“你也不想相信安拉吗?你是想相信的，不是吗?”他把那只冰冷的手从卡的额头移开。“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跟你说很多。我也听到内心里一个声音在说‘别信安拉’。因为对一个事物存在的坚信，只有在对它的不存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怀疑和关注才能建立，你明白吗?当想到只有坚信至大至美的安拉存在我才能活下去的时候——正如我童年时会想，如果父母死了又会怎样——有时我想要是没有安拉会怎么样。这时会有一样东西出现在我眼前：一种情景。我知道这个情景源自于对安拉的爱，所以我不害怕，我好奇地欣赏着它。” “给我说说这个情景。” “你要写进诗里吗?没有必要把我的名字写进诗里。作为回报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好!” “这六个月来我给卡迪菲写了三封信，但我一封都没能寄出去。不是害羞，是因为邮局的人会拆开看。卡尔斯人一半都是便衣。这里也一样。他们都在盯着我们。更有甚者，我们的人也在盯着我们。” “‘我们的人’是谁?” “卡尔斯所有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很好奇我在和你聊什么。他们是来挑事的。他们知道今晚的演出会变成世俗主义者和军人们的示威。今晚要演‘头巾’这部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戏，戏里要贬低戴头巾的姑娘们。其实我很讨厌政治，但我朋友们的反抗也有道理。我不像他们那么热衷，所以他们现在怀疑我了。众目睽睽之下，我不能在这儿把信给你。我希望你能把它们交给卡迪菲。” “现在没人在看我们。马上给我，然后再说说那个情景。” “信是在这里，可不在我身上。我害怕门口有人搜身。我朋友们也有可能搜我身上。从舞台旁边那个门进去，走廊尽头有个洗手间，二十分钟后，咱们在那儿见。” “到那时你才说那个情景吗?” “他们有人过来了，”奈吉甫说，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我认识他。你别朝那边看，咱们装着谈些平常的事情，别显得太亲热了。” “好。” “整个卡尔斯都很好奇你为什么来这里。大家都认为你是被政府甚至是被西方国家派来执行什么秘密任务的。我朋友们派我来问问你，这些传闻是真的吗?” “不是。” “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也说不清。” “你很清楚，可是你不好意思说。”一段沉默。“因为你不幸，你才来到了这里。” “你怎么知道是这样?” “从你的眼神里。我从没见过这么忧郁的眼神……现在我也很不幸；可我还年轻。不幸反而给了我力量。在这个年纪我宁可选择不幸也不选择幸福。在卡尔斯，只有傻瓜和坏家伙们才是幸福的。但是等我到了你这个年纪，我还是希望能得到幸福。” “我的不幸在生活中给了我很好的保护，”卡说,“你用不着为我担心。” “多好啊。你没生气吧?你的神情中有一种如此美好的东西，它让我明白我可以对你说我想到的任何东西，甚至是最荒唐的东西。如果我对朋友们说了这些，他们会立刻嘲笑我的。” “法泽尔也会吗?” “法泽尔不同。他会报复那些向我使坏的人，我怎么想他很清楚。现在你也说几句。那个家伙正看着我们呢。” “哪个家伙?”卡问道。他看了看聚集在座位席后面站着的人：一个脑袋长得像梨，两个像是便衣的青年，愁眉苦脸、衣着寒酸的年轻人们，现在大家都面朝舞台，有些人则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 “今晚看来不光是我一个人喝了酒。”卡喃喃地说。 “他们是因为不幸才喝的酒，”奈吉甫说,“你是为了控制内心中的幸福而喝的酒。” 话还没说完，他就突然钻进了人群。卡不能确信自己是不是听对了。大厅里尽管嘈杂，这句话却使他像听了悦耳的音乐一般舒服。有人朝他挥挥手，观众席中有为“艺术家”们预留的几个空座位，剧组里一个半谦恭半蛮横的引座员引卡坐了下来。 几年后，我在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档案库里找出了当晚的录像带，看了卡那晚看到的舞台上的一切。舞台上演着嘲笑某个银行广告的小品，可是卡多年没在土耳其看电视，所以他不明白它在讽刺什么，模仿什么。尽管如此，他还是可以看出到银行存钱的那个人是个过于效仿西方人的假绅士。在比卡尔斯还要偏远的小县城里，在没有妇女和政府官员光临的小茶馆里，苏纳伊·扎伊姆这个布莱希特式和巴赫金式的剧组会把这个戏演得更为夸张，这个手拿着银行卡装模作样的假绅士在那里会被演成娘娘腔而令观众们捧腹大笑。另一个小品中，身着女装留着小胡子的演员往头上倒着凯利朵尔牌洗发香波和发胶，最后卡才认出这个演员就是苏纳伊·扎伊姆。身着女装的苏纳伊，为使偏远地区小茶馆里那些愤怒而又贫穷的人们得到安慰，以一个“反抗资本家的流氓无产者”的身份，一边说着粗话，一边做出用洗发香波细长的瓶子插屁眼的动作。后来，苏纳伊的妻子冯妲·艾塞尔模仿了一个大家喜欢的火腿广告，她用夸张的喜悦一边掂着一圈火腿，一边喃喃自语:“是马肉，还是驴肉?”然后跑下了台。 然后60年代著名的国家队守门员乌拉尔走上了舞台，讲述在伊斯坦布尔同英国国家队的那场比赛中怎么丢了十一个球，中间还穿插了他当时和一些有名的女演员们的轶事，还有足球比赛中他那些弄虚作假的把戏。在他讲述的过程中，观众时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笑声中有种让人奇怪的痛苦，有种土耳其人自娱自乐的可怜。 16在没有安拉的地方 奈吉甫看到的情景和卡的诗 二十分钟过去了，卡刚走进走廊尽头的洗手间，看到奈吉甫跟在他后面走了进来。他们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等在一个被占用的隔间门前。卡看见洗手间高高的天花板上绘着夸张的玫瑰花和玫瑰叶。 隔间里的人一出来，他们便一起走了进去。卡发现有个牙齿掉光了的老头看见了他们。从里面插好门后，奈吉甫说:“他们没看到。”他高兴地拥抱了一下卡。奈吉甫灵敏地用穿着运动鞋的脚踩住隔间里墙上的一处突起，猛地蹿起，伸出手摸到了放在水箱上的信。落地后，他小心翼翼地吹去了落在信封上的浮灰。 “把这些信交给卡迪菲的时候请你告诉她，”他说,“我想了很久。从她读这些信的那一刻起，我对卡迪菲的期盼与等待就不复存在了。我希望你能很明确地告诉她这一点。” “让她知道你爱她的同时，又让她知道你已不抱任何希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不像你那样对生活和对自己的激情如此恐惧，”奈吉甫说。他担心卡会为此伤心。“这些信对我来说是惟一的解脱：我必须要迷恋于一个人的美丽而爱上她，否则我简直没法活下去。我必须幸福地去爱另外一个人。但我必须先把卡迪菲从我的脑子里清除出去。你知道卡迪菲之后我会全身心地爱上谁吗?” 他把信给了卡。 “谁?”卡问道，同时把信放进了大衣口袋。 “安拉。” “给我说说你看到的那个情景。” “先把那个窗户打开!这儿真臭。” 卡费很大劲才打开了那生了锈的插销，推开小窗，他们像是见证了什么奇迹似的注视着缓缓地无声飘落着的雪花。 “世界是多么美妙!”奈吉甫轻声说。 “你认为生活中最美的是什么?”卡说。 一段沉默。“一切!”奈吉甫像是要告诉什么秘密似的说。 “可生活不也使我们不幸吗?” “是，可那是我们的错，不是世界和造物主的。” “给我说说那个情景吧。” “先把你的手放在我额头上，说说我的未来，”奈吉甫的眼睛睁得很大（其中一只眼和他的脑袋二十六分钟后会被打开花）。“我希望自己能活很长，很充实。我知道我会经历很多有意义的事。可我不知道二十年后我会怎么想，我对此很好奇。” 卡用右手掌心按在奈吉甫额头细嫩的皮肤上。“哎呀，我的天啊!”他像是触到很烫的一个东西似的，开玩笑地很快就把手抽了回去。“这里头动静不小啊。” “你说。” “二十年之后，也就是当你已经三十七岁的时候，你最终会明白，对诸如这些问题的原因，比如说穷人如此贫困和愚昧、富人如此富有和聪明、粗鲁、暴力和死气沉沉，总之对那些让你产生死亡想法和罪恶感的这所有问题的原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卡说。“因此，在这里，每个人看似很有道德，实际上却变得越来越蠢，一天天地走向死亡，你感到只有自己变坏、变得没有道德才能活得好。但你也明白这样做的后果很可怕。因为我能从我颤抖的手下感觉到这个后果……” “那是什么?” “你很聪明，你今天就知道这后果将是什么。所以我还是想让你先说说。” “什么?” “我知道，你的犯罪感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你所说的来自于穷人们的贫困和不幸。” “我难道不会信仰安拉了吗?”奈吉甫说,“那样的话，我会死掉。” “你不会像电梯里的那个校长般一夜之间就变成那样。这个过程会很漫长，甚至连你自己都不会察觉到。人慢慢地死去，像早晨喝多了拉克酒的人那样，会发现自己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生活多年了。” “那人是你吗?” 卡把手从他的额头放了下来:“刚好相反。多年来我开始渐渐信仰起安拉了。这个过程是如此缓慢，直到我来到卡尔斯后才明白。因此，在这儿我才感受到了幸福，我才能写出诗来。” “现在我觉得你是那么幸福，那么聪明，”奈吉甫说,“我想问你，人真的能知道未来吗?即便现在不知道，还是相信能知道从而获得安慰吗?我要把这写进我的第一部科幻小说里。” “有些人是知道的……”卡说,“《边境城市报》的老板塞尔达尔先生，他早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连报纸都早已印好了。”他们一起看着卡从口袋里抽出的报纸:“……晚会时不时被热烈的欢呼和掌声打断。” “所谓的幸福一定就是这样，”奈吉甫说，“如果我们能够先在报纸上写好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然后真的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我们就成了自己生活的诗人。报上说你要朗诵你最新写的一首诗，那是哪首诗?” 有人敲了敲门。卡要奈吉甫马上说说“那个情景”。 “我现在就说，”奈吉甫说,“但你别告诉任何人是从我这里听到的。他们不喜欢我和你这么接近。”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卡说,“快讲吧。” “我热爱安拉，”奈吉甫激动地说,“有时尽管不情愿，可也老是问自己，假如没有安拉的话会怎样，这时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一个令我非常恐惧的情景。” “嗯。” “一天夜里，我透过窗户看到了它。外面是两堵像城墙一般高高的被废弃了的白墙，就像两个对峙的城堡一样!我充满恐惧地看着它们之间的那条狭长通道，它像一条街似的在我面前延伸着。在没有安拉的地方，那条街和卡尔斯的街道一样落着积雪、满是泥泞，但颜色是紫色的!街中间有个东西对我说‘停下’，可我还是向街尽头——这个世界的尽头看去。那里有一棵树，没有叶子，光溜溜的，惟一的一棵树。突然，在我看它的时候，它变成了红色，开始燃烧了起来。这时，我对自己因为对没有安拉的地方这么好奇而有了一种犯罪感。我正这么想时，红树又突然变成了原来的暗色。我本想不再看它，可控制不住自己，就又看了一眼，世界尽头的这棵孤零零的树又变成了红色，开始燃烧了起来。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早晨。” “这个情景怎么让你这么恐惧呢?”卡问道。 “因为有时我想，这个情景在魔鬼的唆使下可能会真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在我眼前出现的东西一定是我的幻觉。因为正如我说的，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地方，那就意味着没有安拉——愿真主保佑。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剩下的可能性就是我已经不信仰安拉了。而这又是比死都可怕的事情。” “我明白了。”卡说。 “我查了百科全书，无神论者这个词来自希腊语的athos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不是指不信仰神的人，而是指被神抛弃了的人。这也是这里的人成不了无神论者的原因。因为即使我们想成为无神论者，安拉也不会抛弃我们。要成为无神论者，就必须先成为西方人。” “我既想成为西方人，也想能有信仰。”卡说。 “被安拉抛弃了的人，即使每天晚上都去咖啡馆和朋友们说笑打扑克，每天和班里的同学们开玩笑打闹，每天和朋友们一起聊天，他还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但他还是会有真正的爱和安慰的。”卡说。 “她一定得像你爱她一般爱你。” 又有人敲门了，奈吉甫拥抱了一下卡，像小孩子似的亲了亲卡的脸，走了出去。卡看见一个人等在那里，但正在这时那人却跑向了另一个隔间。卡又重新插好隔间的门，吸着烟看着外面飘落着的大雪。他觉得自己能像回忆一首诗似的逐词逐词地回忆起奈吉甫说的这个情景，如果没有从“波洛克来的人”，他感觉自己就能把奈吉甫看到的这个情景像写一首诗一样写到本子上。 从波洛克来的人!高中最后一年，那些日子里我和卡谈文学常常谈到深夜，这是我们很喜欢谈的一个话题。只要对英国诗歌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柯尔雷基的那首名为“忽必烈可汗”的诗开头的一段注解。这首诗的副标题是“梦中的幻影，诗的一部分”，开头讲了柯尔雷基因为生病吃了一种药（实际上为了开心他吸了鸦片），在药的作用下他昏睡起来，在他睡觉前他一直在读这本书，书里的句子在睡梦里变成了一个个实物，成了一首诗。这首诗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却是如此巧夺天工。柯尔雷基醒来后能将这首诗的每一个词回忆起来。他取出纸笔墨，开始一行一行急切地写起这首诗。刚写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首诗最后一行的时候，门响了，他站起身开了门：是从邻近的波洛克市来的一个收债人。把这人打发走后，柯尔雷基急急忙忙回到桌前，却发现剩下的那部分他已经想不起来了，头脑中存在的只是一种情绪和个别的单词。 因为没有从波洛克来的任何人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当卡被叫到台上去的时候，这首诗还保留在他的脑子里。舞台上他的个头比别人都高。他身上的那件德国灰色大衣更使他显得与众不同。 大厅里的喧嚣顷刻间停了下来。一些人，情绪激昂的学生们，失业者们，来抗议的伊斯兰政教徒们，一时间不知道应该嘲笑和反对什么，都安静了下来。坐在前排的官员们、整个一天都在跟踪着卡的警察们、副市长、警察局副局长和教师们知道卡是诗人。细高个儿主持人面对这种安静有些紧张。他照搬电视里“文化节目”中常问的问题:“您是诗人，在写诗。写诗难吗?”每次我在看录像带时，总想忘掉卡简单而又勉强的回答，从他的回答观众们没有弄清楚写诗难不难，却明白了卡是从德国来的。 “您觉得我们美丽的卡尔斯怎么样?”主持人接着问。 犹豫片刻后，卡说:“非常美丽，非常贫困，非常忧郁。” 后面的观众中有两个宗教学校的学生对他的回答报以嘲笑，另外有人喊道:“贫困的是你的灵魂。”接着有六七个人从中受到鼓舞，也站起身喊了起来。这时观众中有一半开始嘲笑起来，另一半说的是什么谁也没有听清楚。我去卡尔斯时，图尔古特先生告诉我，电视机前韩黛听到这句话后哭了起来。主持人说:“在德国您代表的是土耳其文学。” “让他说说他为什么来这儿。”有人喊道。 “我来了，因为我曾非常不幸，”卡说,“在这里我觉得非常幸福。现在请听好，我要朗诵诗了。” 一阵惊讶和吵闹之后，卡开始朗诵起了诗。多年后，我拿到了那晚的录相带，充满赞叹和热爱地看着我的朋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众人面前朗诵诗。他像一个专注而又安静的行者，满脑子在想着事，向前走着，毫无做作。除了有两次他像是在回忆什么而稍有停顿外，他流畅、轻松地朗诵完了这首诗。 奈吉甫发现这首诗就是源自他刚才说过的“情景”，他说的“没有安拉的地方”，他所说的每个词都写进了诗里，他像中了邪似的站了起来，但这并没有打乱卡的节奏，这种节奏让人想起飘落的雪花。掌声零零星星，后排有人站起来喊叫，另外一些人也进行了附和。他们是在回应这首诗呢，还是觉得无聊，不得而知。如果不算他随后落在绿色幕布上的影子的话，这是我能见到的我这个相知二十七年的朋友的最后一些镜头了。 17“祖国还是头巾” 姑娘烧掉自己长袍的一出戏 卡朗诵完诗后，主持人用夸张的动作边走边一个词一个词地报着今晚的压轴戏：祖国还是头巾。 宗教学校学生们坐着的中排和后排，响起了反对声、一两声口哨、一些嘘声，其间还夹杂着前排官员们一两下赞许的掌声。剧院已被塞得满满的，人们抱着一种期待，半是带着好奇，半是带着敬意地看着。剧组先准备了些“轻松的”节目，冯妲·艾塞尔夸张地模仿着广告，毫无必要地跳着肚皮舞，她和苏纳伊·扎伊姆还扮演了前女总理和她受贿的丈夫，这些节目没有让观众们像前排的有些官员们那样感受到夜晚的寒冷，相反，让他们感受到了娱乐。 “祖国还是头巾”也让观众们觉得挺有意思，可是宗教学校学生们的干扰、不断抬高的声音让人觉得心烦。舞台上的对话也根本无法听清了。但这部历时二十分钟的戏既教条又老套，有着如此明显的戏剧结构，就连聋子和哑巴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一个裹在黑袍子里的女人在街上走着，自言自语，想着什么。不知什么原因闷闷不乐。 2女人脱去了黑袍子，宣告获得自由了。现在她是不穿黑袍的，是幸福的。 3她的家人、未婚夫、亲戚、蓄着络腮胡子的穆斯林男子想尽各种理由反对这种自由，让这个女人穿上黑袍子。女人一气之下烧掉了黑袍。 4手拿念珠，蓄着络腮胡的宗教狂们对她的这种反抗进行了无情的镇压，正当他们揪住女人的头发要把她打死的时候…… 5共和国年轻的军人们救了她。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主张西化，要把妇女们从宗教压迫中解放出来，主张妇女们应该脱去黑袍。在政府的鼓励下，这个短剧曾多次在安纳多鲁的高中和人民之家里演出过，1950年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和凯末尔主义势头的减弱，它逐渐被人遗忘了。多年后，扮演穿黑袍女人的冯妲·艾塞尔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录音棚里对我说，她母亲1948年在屈塔希亚高中曾演过同一个角色，她为此感到骄傲，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使她没能像母亲一样感受到应有的喜悦。尽管她的样子就像那些因为吸毒而变得憔悴、疲惫和怯懦的舞台演员们一样，几乎什么都记不得了，但我还是想尽办法让她原原本本说出了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加上我对其他目击者的采访，我可以详细地写写那晚发生的事情： 第一幕时，民族剧院里卡尔斯的观众们有些不知所措。“祖国还是头巾”这个名字让他们认为这部戏也就是日常的政治性的一个短剧。可除了几个能回忆起这部短剧的老人外，谁也没想到剧中会有一个穿黑袍的女人出现。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政教徒的标志仅是头巾而已。黑袍中这个神秘的女人来来回回果决地行走时，许多人被她的那份矜持甚至是傲气吸引了。就连那些对宗教服饰根本瞧不起的“激进的”官员们也对她产生了敬意。一个聪明的宗教学校学生猜到了黑袍里的是谁而大笑了起来，使坐在前排的那些人非常气愤。 第二幕中，因为觉醒和对自由的追求，穿黑袍的女人要脱去黑袍，所有人对此都感到了恐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这么来解释：就连主张西化的世俗主义者们都害怕他们自己的思想所造成的结果。事实上，这些人因为害怕伊斯兰政教徒，他们早就默许在卡尔斯一切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发展就行了。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像共和国早期那样由政府来强迫妇女们脱掉黑袍，他们认为“只要不像伊朗那样，不穿黑袍的妇女不要因为受伊斯兰教徒们的强迫或是害怕伊斯兰教徒们而一定要穿上黑袍就行了”。 图尔古特先生后来对卡说:“实际上那些坐在前排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他们是懦夫。”大家都担心，一个女人在舞台上做作地脱掉黑袍，不仅会刺激宗教分子们，也会刺激剧院里的失业者们和其他的社会底层。正在这时，在前排坐着的一位教师站了起来，开始向正在优雅而果决地脱着黑袍的冯妲·艾塞尔鼓起掌来。有些人认为这不是进步分子的什么政治举动，完全是这个家伙喝晕后看到女人裸露出来的丰满的胳膊、漂亮的脖子才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的。回答这位可怜教师的是后排一小撮年轻人们的怒吼。 实际上坐在前排的共和主义者们对这一形势也不满意。他们搞不明白，从黑袍里出来的原本应该是一位戴着眼镜、文文静静、向往知识的纯洁的农村少女，怎么会是妖艳风骚的肚皮舞演员冯妲·艾塞尔呢?难道这意味着只有妓女和没有道德的人才会脱去黑袍吗?那这就成宗教狂们发出的信息了。前排有人听到副市长喊:“错了，完全错了。”其他人可能为了讨好他，也对他的话加以附和，但却没能使冯妲·艾塞尔停止演出。前排的人们不安地看着这位已觉醒了的追求自由的共和国女子，宗教学校学生中也发出了零星的恐吓声，而这也没能吓唬住谁。坐在前排的副市长，当时正忙着把库尔德工人党斩草除根的勇敢的警局副局长卡瑟姆先生，其他的一些高层官员，市土管局局长，负责收缴库尔德语歌曲磁带送到安卡拉的文化局长（他妻子，两个女儿，系着领带的四个儿子，还有三个侄子都来了），还有些穿着便装的军官和他们的妻子，根本不把这些来挑事儿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放在眼里。也可以说他们相信四散分布在剧院里的便衣，相信角落里穿着制服的警察，相信那些据说在后台待命的士兵。但更重要的是，演出是通过电视直播的，尽管只是地方台的直播，这也让他们觉得似乎整个土耳其和安卡拉都在看着他们。前排就座的上层人物们和剧院里其他所有的观众一样，一边想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都被电视转播着，一边欣赏着节目，纯粹出于这个原因，舞台上的俗不可耐、政治挑衅和荒诞不经在他们看来是优雅的，是有吸引力的。剧院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时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摄像机是不是还在工作，好像后排有人向他们挥手似的；还有一些人，尽管处在剧院最偏僻的角落，但心里想着“天啊，他们在看着我们呢!”因而也一动不动。晚上演出由电视直播，并没使得大部分卡尔斯人待在家里在电视前观看演出，而是唤起了他们去剧院看拍电视的好奇心。 冯妲·艾塞尔将刚才脱下来的黑袍放在了舞台上的一个铜盆里，黑袍就像是一件要洗的衣服，接着，像是在倒洗衣液似的，她小心翼翼地把汽油倒在上面，开始搓洗了起来。而汽油恰好装在了卡尔斯的家庭妇女们常用的阿奇夫牌洗衣液的瓶子里，因此，不只是整个剧院的观众，所有卡尔斯人都认为这个反叛的女人改变了主意，开始乖乖地搓洗她的袍子了，心情也都莫名其妙地平静了下来。 “好好洗，搓干净!”后排有个人喊叫着。一阵笑声，前排的官员们有些生气，可整个剧院的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这可是奥妙牌的。”另外一个人喊道。 这些人是宗教学校的学生，刚才是他们让剧院的气氛紧张，现在也是他们使整个剧院充满了笑声，因而也没人太过生他们的气。同前排坐着的政府官员们一样，剧院里其他观众也希望平平安安地演完这部老套、激进派和煽动性的政治短剧，别惹出太大的麻烦来。多年后我采访的很多人都给我说了相同的感觉：从官员们到库尔德穷学生，那天晚上，剧院里大部分卡尔斯人都希望在剧院里经历一种不同的尝试，希望多少能够得到些娱乐。宗教学校一部分愤怒的学生可能是想破坏演出，可到那时为止，谁也没有太害怕他们。 冯妲·艾塞尔像广告中经常见到的那些以洗衣为乐趣的家庭主妇一样，拖延着时间。时间一到，她从盆里取出湿黑袍，像要把它晾在绳上似的，把黑袍抖开，展示给观众看。观众们都在猜测下面要发生什么，在他们的注视下，她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着了黑袍的一角。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甚至可以听到火苗吞噬黑袍时发出的气息。整个大厅被一种奇怪而又恐怖的光线照亮了。 许多人紧张地站了起来。 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就连最最处惊不乱的世俗主义者们也害怕了。女人把燃烧着的黑袍扔到了地板上，有些人害怕舞台上一百一十年的地板和卡尔斯最富有时期留下来的落满灰的带补丁的幕布会被点燃。但大厅里更多的人正确地察觉到了目前的情形已成离弦之箭而非常害怕，现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宗教学校的学生们一片哗然，接着像炸了锅，嘘声、喊叫声、怒吼声响成一片。 “不信安拉的宗教敌人!”有人喊道,“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 前排的人还没醒过神来。又是那个勇敢的教师站起来喊:“请安静，接着看!”可没一个人听他的。人们开始不安起来，他们知道嘘声、喊叫声和口号声不会停下来，事情闹大了。市卫生厅厅长奈夫扎特医生，带着他系着领带、穿着夹克的儿子们，带着他扎着辫子的女儿还有他穿着孔雀毛色绉纱长裙的太太，向出口走去。从安卡拉来这里办事的皮革商萨德克先生（原来也是卡尔斯的有钱人）和他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人民党籍的律师萨比特先生一起站了起来。卡看到坐在前排的人都害怕了，他坐在那儿也拿不定主意：他担心这么大的噪音会让他忘掉那首还没来得及写在绿皮本上的诗，为此他也想站起来。另外他也想离开剧院回到伊珂身边。与此同时，那位敬重整个卡尔斯的信息、敬重绅士风度的电话局局长雷加依先生走近了烟气腾腾的舞台。 “我的孩子，”他大声说。“我们很喜欢你们这个阿塔图尔克主义的剧本。可是够了。看看吧，大家都感到很不安，人们都会闹翻天的。” 被扔在地上的黑袍很快就熄灭了，烟气腾腾中冯妲·艾塞尔开始朗诵起“祖国还是头巾”的作者最引以为傲的一段独白，后来我在人民之家1936年的出版物中找到了这段独白的全文。发生这次事件四年之后，在伊斯坦布尔，这位年已九十二岁、可我觉得依然充满活力的“祖国还是头巾”的作者，一边训斥着在他膝头嬉闹的孙子（实际上是重孙子），一边给我讲，在他的所有作品（《阿塔图尔来了》,《阿塔图尔克剧本（高中生读本）》,《有关“他”的回忆》等等）中，这部短剧可惜已经被人遗忘了（他根本不知道在卡尔斯上演过这部戏，对整个事件他也毫不知情），他说30年代的时候，戏每次演到这里（独白），高中的女学生们、官员们都站起来眼含热泪，热烈地鼓掌。 此刻，除了宗教学校学生的嘘声、恐吓声和怒吼声外，什么也听不到。大厅前排虽是一片带有指责和害怕的沉默，可很少有人能听清冯妲·艾塞尔在说什么。可能她在解释愤怒的姑娘为什么扔掉了黑袍子，她在说，不仅是个人，整个民族的宝贵品质不在于衣着而在于灵魂，现在我们应该从这些使我们灵魂受到玷污及落后的标志——黑袍、头巾、费斯帽和缠头中解放出来，奔向文明和现代的民族，奔向欧洲。可没人听得到她说话，这时整个大厅却都听到了来自后排的愤怒的回答，这个回答恰好与她所说的话吻合上了。 “你也光着身子向欧洲跑啊，一丝不挂地跑啊!” 甚至从前排某个地方也传来了大笑声，赞许的掌声。这使前排的人感到彻底地绝望和恐惧。这时，卡和许多人一起站了起来。所有人都在议论着，后排的人则怒吼着；有些人边朝门口走，边往后看。尽管没几个人听，冯妲·艾塞尔还在朗诵着诗。 18别开火，枪里有子弹! 舞台上的革命 随后的一切发展得非常迅速。舞台上出现了两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宗教狂。手拿捆绳和刀子，很明显他们要惩罚脱去袍子挑衅安拉旨意的冯妲·艾塞尔。 冯妲·艾塞尔落入他们手中之后，用一种让人想入非非的、半色情的动作挣扎着。 实际上她的表演不像个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而更像是那些流浪剧团们经常表演的“将被强奸的女人”。她像个待人宰割的祭品，习惯性地低下头，露出哀求的目光，发出让男观众们冲动的叫声，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两个络腮胡中的一个（刚才在剧中饰演父亲这个角色）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倒在地，另外一个人的姿势则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先知亚伯拉罕让自己儿子做祭品时的那些画，他用和先知相同的姿势把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这个画面就是在共和国初期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间对“反动分子和宗教分子造反”的恐怖想像。一开始，前排有些上了年纪的官员和后排中有些保守派老人都被吓住了。 冯妲·艾塞尔和“两个宗教狂”把这个重要的姿势一动不动地保持了整整十八秒钟。此时观众们已是怒不可遏了，后来我采访了许多卡尔斯人，他们说实际上那三个人一动不动地持续了更长时间。让宗教学校学生气愤的是，舞台上“宗教狂”的丑陋、恶劣、漫画般的夸张，不仅仅是因为短剧不写戴头巾姑娘的苦恼，而写脱掉袍子女人的痛苦。他们也觉察到这么大胆地演这部戏也有挑衅的味道在里面。他们明白，大喊大叫、向台上扔东西（半个橙子，一个坐垫），只会在这个为他们准备的陷阱里陷得更深，这种无助感使他们更加愤怒。因此，他们中政治经验最丰富、矮个子、宽肩膀的高年级学生阿布都拉赫曼·厄兹（三天后他父亲从锡瓦斯来认领儿子的尸体时写了他的真名）试图让同学们平静下来，别出声，坐下来，可是没有成功。从大厅另外的角落里普通观众们中传来的鼓掌声和嘘声，使本已愤怒的学生们胆子更大了。更重要的是，和卡尔斯周围的一些市相比较，这里的年轻伊斯兰教徒们显得“没有影响力”，那个晚上他们第一次团结一致，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看到坐在前排的政府官员们、军人们产生了恐惧，这使他们既惊讶又兴奋。现在既然电视在向整个城市进行直播，他们不把这次示威弄出点样子来决不会罢休。后来人们忘了隐藏在这越来越高的喧嚣声后对娱乐的一种期望。录像带我看了很多次，有些学生呼着口号、破口大骂的时候还面带笑容，一些普通观众看了这场摸不着头脑的“戏剧”演出，最后想乐乐，同时想表达他们厌烦的情绪，也鼓倒掌、发出嘘声，这使学生们的胆子更大了。“前排的人如果不是太在乎这令人心烦的喧嚣声，不是那么紧张的话，根本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后来我听到有人这么说；“那十八秒钟里，匆匆忙忙起身离开的官员和有钱人们实际上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带着老婆孩子走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安卡拉事先计划好的。”我也听到有人这么说。 卡很担心，因为吵闹，自己已经开始忘记记忆中的这首诗了，因此，这时他已从剧院里出来了。与此同时，从蓄着络腮胡的“保守派”手中夺回冯妲·艾塞尔的解救者出现在了舞台上，是苏纳伊·扎伊姆。头上是阿塔图尔克和解放战争时英雄们常戴的那种羔羊皮帽，身上穿着30年代时留下来的军装。他以坚定的步伐（根本没显出他的微跛）走上舞台，留有络腮胡子的宗教狂一见到他，便惊恐万分地摔倒在了地上。那个孤独、上了年纪的教师站了起来，竭尽全力地为苏纳伊鼓掌。“万岁，棒极了!”一两个人喊道。灯光打在苏纳伊身上，对卡尔斯人来说，他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奇迹。 每个人都发现他是如此俊美、光彩照人。那是一种坚毅、果决、有些伤感、易怒，甚至还带有些女性化的美，凭着这种俊美他在70年代曾扮演过切·格瓦拉、罗伯斯庇尔和革命者恩维尔帕夏等角色，在左派学生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该死的安纳多鲁巡回演出中他的一条腿残了，可是没有完全消除他的俊美。他不是让带着白手套的右手食指贴近嘴唇，而是将它优雅地放在下巴上:“安静。”他说。 完全没必要，因为一方面剧本中根本没这句话，另一方面整个大厅实际上已经安静下来了。站着的人们坐了下来，他们又听到了另外一句话。 “他很痛苦!” 也许他只说了半句，因为是谁很痛苦，大家都没明白。如果在过去，这句话人们会理解为人民或是民族很痛苦；可现在他指的是卡尔斯人整个晚上所看到的东西，还是他们自己呢?是冯妲·艾塞尔，抑或是共和国很痛苦呢?大家都搞不清楚。但这句话所表达出的这种感觉是正确的。整个大厅陷入了一种恐惧和伤感交织在一起的沉寂中。 “光荣和神圣的土耳其民族，”苏纳伊·扎伊姆说,“在追求光明的道路上，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你踏上这伟大而高贵的旅程。不要担心，反动派们、鲜廉寡耻之徒、因循守旧之徒永远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伸向共和国、自由和光明的黑手终究会被砍断。” 到这时才听到与奈吉甫隔两个座位坐着的一个勇敢而又激动的同学给了他一个嘲讽的回答。然而大厅里一片死寂，恐惧中夹杂着敬佩。大家像蜡烛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等着这位给无聊的演出增添了许多意义的解放者说一两句动听的措辞强硬的句子，说一两个富有哲理的故事，好让他们晚上在家里能一起议论议论，可他却什么也没说。此时，从幕布两边各出现了一名士兵，这时从后门也进来了三个士兵，他们穿过过道，登上了舞台。像现代戏剧那样，演员们在观众中走来走去，最初让卡尔斯人感到恐惧，后来又觉得很有意思。与此同时，有个戴眼镜的报信的小孩儿跑上了舞台，观众们立刻认出了他，笑成一片。他就是民族剧院对面卡尔斯报纸总销售点老板的侄子，他每天都待在那里，卡尔斯所有人都认识这个机灵可爱的小家伙，叫他“眼镜”。他跑到苏纳伊跟前，苏纳伊弯下腰，他在苏纳伊耳边悄声说了些什么。 所有卡尔斯人可以看到苏纳伊·扎伊姆听完以后非常悲伤。 “我刚知道教育学院院长在医院去世了，”苏纳伊说。“这次卑鄙无耻的谋杀将会是对共和国、对世俗主义、对土耳其未来的最后一次进攻!” 大厅里的人们还没来得及议论这个坏消息，舞台上的士兵从肩上取下枪，上了膛，对准观众。一声巨响，他们开了第一枪。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温柔的恐吓，也可以看作是来自戏剧虚拟世界指向现实生活中噩耗的一个标志。戏剧知识有限的卡尔斯人觉得这可能是来自西方一种时髦的表演创新。 这时，从观众席中传来一阵响动，一阵震荡。听到枪响感到恐惧的人们把这震荡理解成为了其他人也在害怕。有一两个人想站起来，舞台上的“络腮胡子保守派们”则伏得更低。 “谁也不许动!”苏纳伊·扎伊姆说。 同时士兵们又把枪上好膛，对准了观众。正在这时，与奈吉甫隔两个座位的那个勇敢的矮个子学生站起来，喊起了口号： “打倒不信仰安拉的世俗主义者，打倒残暴的法西斯分子!” 士兵们又开枪了。 随着枪响，大厅里又是一阵慌乱，空气中弥漫着恐惧。 随后，人们看到后排座位上刚才喊口号的那个学生跌坐在了座位上，但又马上站了起来，像失去了平衡似的，手在空中乱舞着。整个晚上，有些人一直认为学生们的这些荒诞的行为很可笑，当他们看到这个学生像个死人似的怪异地跌坐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更可笑了。 直到第三次射击以后，大厅里的一些地方才感觉到真是在朝他们开火了。他们不是靠耳朵听出来的，而是靠胃感觉到的，这种感觉和军人们夜里在街上追赶恐怖分子时的一样，绝不是空枪。大厅里用来取暖的大火炉，德国货，用了四十四年了，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声音，白铁皮烟筒被打穿了，烟像烧开了的茶壶口冒出的蒸汽一样开始向外喷着。人们看见中排坐着的一个人站起来朝舞台走去，他的脑袋血淋淋的，人们还闻到了火药味。恐慌才刚刚开始，而此时大厅里的大部分人还像泥塑一样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做噩梦时的那种孤独感弥漫在整个大厅。前排就座的文学课教师努丽耶女士，她每次去安卡拉都一定去民族剧院看演出，为这部戏逼真的效果所陶醉，她不由自主地第一次站了起来，向舞台上的演员们鼓掌。而奈吉甫也就在这时像是想说什么似的站了起来。 紧接着士兵们开始了第四次射击。事后，安卡拉来的特派员——一个少校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几个星期秘密细致的调查，他整理出的报告中表明，在这次射击中打死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额头和眼睛中弹的奈吉甫。但我也听到别的说法，所以没法说奈吉甫就是死于那一刻的。坐在中间和前排的人的观点中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奈吉甫也是在第三次射击后才发现空中飞着子弹。在被击中前两秒他了站起来，许多人都听到了他的喊叫（但录像里没有录到）： “停下，别开枪，枪里面有子弹!” 大厅里每个人实际上心里都已经明白，可理智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就这样被说了出来。第一次射击时的五颗子弹，其中有一颗击中了包厢顶上石膏粉做的月桂树叶子，二十五年前苏联驻卡尔斯最后一位总领事曾和他的狗一起在这里看过电影。因为开这一枪的那个希依尔特的库尔德人不想打死任何人。另一颗子弹也是出于同样的担心，笨拙地打在了剧院的天花板上，一百二十年前的石灰和颜料像雪花一样落在了慌乱的人群身上。另外一颗子弹打在剧院最后面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摄像机下面的木栅栏上，过去那些贫穷而又喜欢幻想的亚美尼亚姑娘们，为了看从莫斯科来的剧团演出、杂技和室内音乐会，只买便宜的站票，扶着的就是这些栅栏。第四颗子弹打穿了离摄像机稍远一个角落里的座椅靠背，拖拉机和农机配件商穆赫亭先生和他妻子、守寡的小姨子坐在后面，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膀，一开始他以为是刚才的石灰片掉在了身上而朝上看了看。第五颗子弹打碎了坐在宗教学校学生后面的一个老大爷的左眼镜玻璃，穿过了他脑袋，他是从特拉布松来看在卡尔斯服役的孙子的，实际上人们根本没发现正在打瞌睡的老人已经被悄悄地杀死了，子弹从他的后颈出来，穿过座位的靠背，留在了一个十二岁库尔德小孩儿手里拎着的塑料袋中又大又圆的鸡蛋里，当时卖长面包和鸡蛋的他正在这个座位后给人递零钱。 我写这些细节是为了能解释民族剧院里的大部分人为什么在遭到射击时还那么一动不动。士兵们第二次射击时，一个学生的太阳穴、脖子和心脏偏上的地方被击中了，在这之前，这个学生显得太勇敢了，因此这时人们还以为他的举动是这恐怖戏剧中搞笑的一部分呢。另外两颗子弹中的一颗打中了坐在后面根本没怎么出声的一个宗教学校学生（他表姐是市里的第一个“自杀女子”）的胸部，另一颗则击中了位于放映机上方两米处的墙上的挂钟表面，那个挂钟已经六十年没走了，上面盖满了灰和蜘蛛网。第三次射击时一颗子弹击中了这同一个地方，这向少校特派员证明了，傍晚被选中的一位狙击手士兵并没有遵守之前他手按《古兰经》所起的誓，在这次行动中他没有杀死任何人。少校在他的报告中还讲到了一个类似事件，第三次射击中被打死的一个狂热的宗教学校学生，后来知道他是效力于国家情报局卡尔斯分局的一个勤奋爱岗的密探，他家人控告了政府，而少校的报告却在括号中注明了给他家人赔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最后两颗子弹，打中了勒扎先生和搀扶他走路的佣人，勒扎先生曾出钱让人在堡内街区打了口水井，受到了卡尔斯所有保守分子和宗教狂们的爱戴。难以解释的是，尽管这两人同时被击中，同时在大厅中间挣扎呻吟，大部分人却还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重新装弹上膛的士兵们。“我们坐在后排的人，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事情发生多年后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养殖场场主说,“要是我们动了，引起他们注意的话，我们害怕糟糕的事情会找到我们头上，所以我们就那样默不作声地看着发生的一切!” 第四次射击，其中一颗子弹到底击中了哪儿，少校特派员也没能弄清楚。一颗子弹打伤了从安卡拉来卡尔斯的一个年轻的推销员（两小时后因为流血过多死了），他来这里是为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百科全书和剧本的。另外一颗子弹在一个包厢下面的墙上打开了一个很大的洞，20世纪初，亚美尼亚富翁皮革商齐尔高尔·齐兹麦基扬和他家人穿着裘皮大衣来剧院时就经常坐在这个包厢里。据夸张的说法，另外两颗子弹击中了奈吉甫的一只绿眼睛和他宽阔洁净的额头正中，但他并没有立刻死去，据说年轻人那一刻还看着舞台说了句“我看到了!” 朝门口跑的人们、惊叫着的人们、喊叫着的人们，在这最后一次射击之后，全部都蹲了下来。进行直播的摄影师一定是躲在了墙根下，刚才还在左右晃动着的摄像机现在一动也不动了。卡尔斯人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舞台上的人和前排坐着的平静而有地位的观众。大部分市民还是从电视里传来的枪声、惊叫声和喧嚣声中，明白了民族剧院一定出什么事情了。大半个晚上，许多人觉得舞台上的表演无聊而开始昏昏欲睡，但最后十八秒中，枪声响后，他们就一直盯着电视屏幕。 苏纳伊·扎伊姆非常有经验，他能觉察到人们最关注的这一时刻。“英勇的军人们，你们尽了自己的职责。”他说。他优雅地转向还躺在地上的冯妲·艾塞尔，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弯下身向她伸出了手。女人也抓住了拯救者的手站了起来。 坐在前排的一个退休官员站起身来向他们鼓掌。前排中还有几个人也加入了进来。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因为习惯了要对别人的鼓掌加以附和，从他们后面也传来了一些掌声。大厅其他的地方则一片死寂。大家都像是刚醒了酒似的，有些人尽管看到地上正在挣扎着的躯体，可却断定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舞台戏剧的组成部分，心情轻松，脸上也有了些隐隐约约的微笑；一些人则刚从躲藏着的角落里伸出他们的脑袋，这时，苏纳伊的话吓了他们一跳。 “这不是在演戏，这是一次革命，”他用教训的语气说。“我们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你们要相信光荣的土耳其军队!士兵们，把他们带走。” 两个士兵将舞台上两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保守派”带了下去。其他士兵把枪上好膛后走向观众的时候，有个奇怪的人跳上了舞台。说他奇怪，因为他不像是军人也不像是演员，这从他上舞台时那种不恰当的匆忙和缺乏美感的动作中可以马上看出来。许多卡尔斯人期待着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个笑话，都在盯着他看。 “共和国万岁!”他大喊着。“军队万岁!土耳其民族万岁!阿塔图尔克万岁!”幕布开始缓缓拉上。他和苏纳伊·扎伊姆则一起向前跨出一步，留在了幕布的外面。他手中有一把克勒克卡莱造手枪，身上穿着便装，却穿着军人的皮靴。“让宗教狂们见鬼去吧!”他说着，从台阶上下来走进了观众当中。他身后又出现了两个拿枪的人。军人们在拘捕宗教学校学生的时候，这三个拿枪的人在观众恐惧的目光中趾高气扬地喊着口号，不紧不慢地跑向了出口。 他们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参加这次卡尔斯的小型革命、这次演出，是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讨价还价之后，在最后一刻才作出的决定。来到卡尔斯第一个晚上苏纳伊就经人介绍和他们认识了，他想到自己上演的“艺术作品”将被这些手里拿着武器、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的冒险分子们玷污，他坚持反对了一整天，可是最后一刻他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因为他们给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面对不理解艺术的底层，可能会需要手拿武器的人。后来的数个小时里，对这个决定他感到很后悔，因为这些衣着朴素的人们流了血而良心备受煎熬，可像许多事情一样，这些也只是传言而已。 多年后我去卡尔斯时，阿尔切利克代理商穆赫塔尔先生，带我去看了看民族剧院，剧院一半已坍塌，一半已是阿尔切利克的仓库。就那天晚上和后来几天的恐怖，我提了些问题。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他给我说了从亚美尼亚时期直到今天发生在卡尔斯的许多谋杀和灾难。可是我如果想让生活在这里的穷人们稍稍幸福一些的话，在我返回伊斯坦布尔之后，我一定要写这里洁净的空气、善良的人们，而不是卡尔斯过去的罪恶。剧院的大厅已经变成一个阴暗、潮湿的仓库，他在冰箱、洗衣机和炉子的影子中间指给我看了那天夜里留下的惟一的一个痕迹：齐尔高尔·齐兹麦基扬看戏时所坐的包厢墙上被子弹击中后留下的很大的弹孔。 19雪下得多美啊 革命之夜 幕布拉上时，在众人恐惧的目光中，三个人手里拿着手枪和步枪大呼小叫、兴高采烈地向外跑去，其中跑在最前面的那人的绰号叫“铁臂”，早先是个共产党记者。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支持苏联的共产党组织中，他被认为是作家、诗人，但更多时候是被当成“保镖”。他是个大块头。1980年军人政变之后他逃到了德国，柏林墙倒塌之后，根据特别批准，由于他支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和捍卫共和制度，反对库尔德游击队和极端宗教分子，获得特批回到了土耳其。在1979—1980年期间,“铁臂”经常在晚上参加伊斯坦布尔街头武装斗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阵营对着干。跟在他身边的那两个人就是来自这个阵营，可是现在，保卫国家的思想和冒险的性格把他们联合在了一起。有些人认为这几个家伙压根就是政府的密探。那些急于离开民族剧院、惊慌地从台阶上跑下来的人们则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还以为是台上还在演着的戏的一个组成部分。 “铁臂”到了街上看见雪积得很厚，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他向空中放了两枪，喊道:“土耳其民族万岁!共和国万岁!”门口正在离去的人群向两边闪了开来。有些人心里害怕，却又堆出笑脸来看着他们。有些人像因为提前退场回了家而要向他们道歉似的停了下来。“铁臂”和他的伙伴们沿着阿塔图尔克街向上径直跑去。他们喊着口号，像喝醉了酒似的吵吵嚷嚷地说话。雪中深一脚浅一脚互相搀扶着向前走的老人们和挤在一起的几家人中带着小孩的几个父亲，犹犹豫豫地向他们鼓了鼓掌。 三个人兴冲冲地在小卡泽姆贝依街的拐角处从后面赶上了卡。他们看到卡在注意到他们之后像是给车让路似的闪到了人行道上的枣树下面。 “诗人先生，”“铁臂”喊道,“在他们杀死你之前你得先杀了他们。明白吗?” 卡此刻完全忘记了后来取名为“没有安拉的地方”的那首诗。 “铁臂”和他的伙伴们沿着阿塔图尔克街向上径直走着。卡不想跟在他们后面，便向右拐进了黑山大街，他发现自己已经把那首诗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内心里有一种年轻时参加政治集会后出来时常感觉到的羞愧感和罪恶感。在那种政治集会中，卡并不因为自己是来自尼尚坦石街一个富家子弟而羞愧，而是因为会上大部分谈话充满了过于孩子气的夸张。他希望能再回想起这首诗，所以他先不直接回旅馆，决定在街上再走走。 他看到一些好奇的人把头伸出了窗户，他们因为看了电视而感到了不安。很难说卡对剧院发生的可怕事情到底知道多少。他没有离开剧院之前，就开始开枪了，可是他也有可能认为这些枪击以及“铁臂”和他的伙伴们都是戏的一部分。 他全神贯注地想着那首诗。当他发觉脑子里出现的不是这首诗而是一首新诗的时候，他就把它放进了脑子里的一个角落，让它在那儿进一步变得更完善。 远处传来两声枪响，枪声在雪中没有什么回音就消失了。 雪下得多美啊!如此大的雪花，如此的坚定，像是永远也不会停似的，如此的沉寂!宽敞的黑山大街是个上坡，在没膝的雪下，蔓延消失在黑夜之中。洁白而又神秘!亚美尼亚人留下的漂亮的政府大楼里空无一人。一颗枣树上垂下了冰，和树下面那辆被雪埋住的车上堆起的雪连在了一起，一半是冰，一半是雪，形成了一道纱幕。卡从一户亚美尼亚人家的窗前经过，是个平房，里面是空的，窗户已用木板钉死。当他听着自己呼吸的声音和脚步声的时候，他感觉到内心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甚至能坚决地拒绝生活和幸福第一次向他发出的可以听到的呼唤。 市长官邸对面，矗立着阿塔图尔克雕像的小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财政局大楼，这个俄国人留下的在卡尔斯算是最奢华的建筑，在这附近，卡也没见到任何动静。七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皇和奥斯曼帝国国王的军队从这里撤走，卡尔斯土耳其人建立的独立政府的中心和议会就在这里。对面是这个独立政府的行政大楼，原先是亚美尼亚人留下来的，后被英军占领。卡没有接近戒备森严的市长官邸，向右，朝公园走去。卡又经过了一座旧的亚美尼亚人大楼，它像其他建筑一样漂亮而忧伤，卡走了一段下坡，像在做梦似的，他看到周围空地的边上有辆坦克静静地缓缓地向远处开去。再往前，宗教学校附近停着一辆军车。从车上很少的积雪，卡知道这辆车刚来到这儿。一声枪响。卡退了回来。他没让在市长官邸前窗结了冰的值班亭里取暖的警察看见自己，沿着奥尔杜大街往下走去。他明白了，只有在这雪的沉寂中赶回旅馆的房间，他才能保住脑海里的新诗和与它相关的一段回忆。 刚走到坡的一半，从对面人行道上传来了一阵响声，卡放慢了脚步。两个人在踢电话局的门。 雪中一辆车的车灯亮了，卡听见绑着防滑链条的车轮滚动时发出的悦耳声音。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近电话局，从里面出来了两个人，一个沉着稳重，另外一个拿着枪，戴着贝雷帽，卡刚才在剧院里想起身要走的时候见过前者。 他们聚在门口，开始争吵了起来。卡借助路灯的灯光，从声音中认出是“铁臂”和他的伙伴们。 “为什么没钥匙!”一个人说道,“你不是电话局局长吗?他们不是带你来这里切断电话的吗?你怎么能忘记带钥匙?” “市里的电话不是从这里切断的，而是要从车站大街的新交换中心切断。”局长说。 “这是一次革命，我们要进去，”“铁臂”说,“别的地方我们想去的话也能去。知道吗?钥匙在哪儿?” “孩子，这雪两天后就停了，道路就通了，政府会找我们大家算账的。” “我们就是你害怕的那个政府，”“铁臂”抬高声音说,“你还不马上开门?” “没有书面命令我不开门!” “我倒是要看看，”“铁臂”说。他拔出枪朝天开了两枪,“把他带到墙边，既然他坚持，就让他吃枪子儿。” 谁也没把他的话当真，然而“铁臂”的人，拿着枪把雷加依先生拖到了电话局的墙边。为了不让子弹打着后面的窗户玻璃，他们把他向右推了推。那个地方的雪比较松软，局长摔倒了。他们向他道歉，拉着他的手将他拽了起来。他们解开他的领带，将他的手反绑了起来。这时，他们相互间交谈着，说到明天早晨，卡尔斯所有的祖国的叛徒就会被清理干净。 “铁臂”下了命令，他们把子弹上了膛，像行刑队一样在雷加依先生的面前排了开来。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枪声。（这是进到宗教学校宿舍院子里的士兵们在开枪恐吓。）所有人都默不作声，等待着。下了一整天的雪此时却像是要停了。有种超常美妙、神秘的沉寂。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说老头儿（其实一点儿都不算老）有权利吸最后一根烟。他们往雷加依先生嘴里放了一根烟，用打火机点着。局长在吸烟的时候，他们觉得无聊，就开始用枪托和他们穿的长统靴砸起门来。 “国家财产，弄坏多可惜，”局长在边上说,“解开我，我来开吧。” 他们进去的时候，卡继续走着。时不时传来几声枪响，可这些声音对他来说和狗叫声没什么区别。他完全被这凝固之夜的美所吸引了。他在一座亚美尼亚人住过的旧屋前停了一会儿。然后他带着敬意欣赏了一个教堂的废墟和院子里从鬼影般的树枝条上垂下来的冰。在城市奄奄一息的路灯下，一切看起来像是出自一个非常悲伤的梦，卡心中有了一种罪恶感。另一方面，他的内心对这个寂静和被遗忘了的世界又充满了感激，是它们使他的内心充满了诗意。 稍远处，人行道上，有个孩子说,“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他母亲隔着窗户痛骂着让他马上回家。卡从他们中间走了过去。在法伊克贝依大街的街角，他看到两个人慌里慌张地从一个鞋铺出来，两个人同他年纪差不多，一个块头挺大，另外一个则像小孩儿般瘦小。十二年了，这对情人总是找借口对老婆说“要去茶馆”，一周内两次在这个散发着胶水味的铺子里偷偷相会，他们在楼上邻居一直开着的电视中知道发布了不准上街的禁令后紧张起来了。卡拐进法伊克贝依街，向下又走过两个路口，在一个卖鱼的小店对面发现了一辆坦克，早上他还在这儿看了看小店门口的鱼缸呢。像街上一样，坦克也处于一种神秘的寂静之中，它就那么一动不动的，毫无生气，卡以为里面是空的。这时车盖打开了，里面伸出一个脑袋让他马上回家去。卡问他，去卡尔帕拉斯旅馆的路怎么走。还没等士兵回答，卡就看到了对面边境城市报社昏暗的办公室，这也就弄清楚了回去的路了。 温暖的旅馆，明亮的门厅，让他感到高兴。从拿着烟穿着睡衣看电视的客人们的脸上，卡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他像小孩子跳过自己不喜欢的话题一样，自由、轻松地想着许多事情，而每件事情他都是浅尝辄止。带着这种轻松感，他走进了图尔古特先生的家。所有的人还都坐在桌旁看着电视。图尔古特先生一见到卡就站了起来，用责备的语气对卡说，因为他的迟到，大家都很担心。他还在说着其他什么的时候，卡和伊珂的眼睛碰到了一起。 “你朗诵得真好，”伊珂说,“我为你感到自豪。” 卡立刻明白这一刻他会终生难忘。他是如此幸福，要是没有其他姑娘们的提问，没有图尔古特先生因为担心而感到痛苦的表情的话，此时他的泪水可能已经夺眶而出了。 “军人们可能有什么动作了，”图尔古特先生说，是喜是忧，他有些不知所措。 餐桌上一片狼藉。有人把烟灰弹在了橘子皮里，这可能是伊珂干的。卡小时候他父亲年轻的远房表姑穆妮莱姑姑也经常这么做，尽管卡的母亲和她说话时话里没少用过敬语，但实际上很瞧不起她。 “他们宣布不准上街的禁令了，”图尔古特先生说,“剧院发生什么了，给我们说说。”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卡说。 伊珂和大伙儿都知道，卡的确是这么想的，所以才这么说的，可是卡自己还是觉得有种罪恶感。 现在他想长时间地坐在这儿，什么也不说，静静地看着伊珂，可是屋里“革命之夜”的气氛使他感到不安。不是因为糟糕地回忆起了童年时的军人政变之夜，而是因为大家都向他提问。韩黛在角落里已经睡着了。卡迪菲看着卡一眼都不想瞧的电视，图尔古特先生则因为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显得既得意又担心。 卡在伊珂身边握住她的手坐了一会儿，让她去楼上她自己的房间。不能和她更亲近，这使卡很痛苦，他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里有一股他熟悉的木板味。他小心翼翼地把大衣挂在了门后的钩子上，打开了小巧的床头灯。疲惫，像从地底下传来的一阵轰鸣，不仅包围了他的整个躯体、眼皮，还有房间和整个旅馆。因此，在他把进入脑海中的这首新诗飞快地写在本子上的时候，他感觉到所写的诗句，是他现在坐着的这个床、旅馆大楼、大雪覆盖着的卡尔斯城、整个世界的一个延续。 他给这首诗取名为“革命之夜”。诗以童年时的军事政变之夜家里所有人都醒来穿着睡衣听收音机和国歌开头，然后写过节时家人一起吃饭。因此考虑到这首诗并不是源于经历的一次革命，而是他的记忆，后来他就这样把这首诗放进了雪花的图案之中。诗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灾难席卷这个世界时，诗人头脑的一个部分却可以对此充耳不闻。但这么做的诗人，只能生活在幻觉之中：诗人难以做到的就是此事!卡写完诗后点燃了一支烟，望着窗外。 20祝国家好运，祝民族好运! 夜里卡睡觉时和清晨 卡整整睡了十个小时二十分钟。有一阵梦见下雪了。之前不久卡透过半开的窗帘看见外面白色的街道上，雪又开始下了起来，昏暗的灯光把写着卡尔帕拉斯旅馆的粉色招牌照亮了，灯光下雪显得格外的轻柔：卡尔斯街道上的枪声被这奇怪而又神秘的轻柔的雪吸收了，所以卡才能整夜那么安静地睡着觉。 然而，被一辆坦克和两辆军车袭击的宗教学校宿舍，就在隔着两条街的不远处。冲突没有发生在大门（从这个门仍然可以看出当年亚美尼亚铁匠们的高超手艺）附近，而是在高年级宿舍和会议室的木门前，士兵们先是恐吓性地在积雪的院子里向黑色的夜空开枪。伊斯兰政教徒中最富有战斗经验的人都去了民族剧院，并且在那儿遭到拘捕，所以宿舍里留下的这些人，要么是没有政治经验的，要么就是不太关心这些事情的学生，可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场面让他们热血沸腾，他们在门背后用桌子、条凳修起一道壁垒，一边喊着口号:“安拉至大!”等着。有一两个失去了理智的学生把他们从食堂偷来的刀叉从卫生间的窗户朝士兵们的头上扔去，他们还想用手中惟一的一把手枪和这些士兵们玩玩游戏，结果招来了一片枪声，一个身材漂亮、面容姣好、瘦瘦的学生脑袋中弹，倒下死了。学校里所有的学生都被赶上了车，押往警察局，一路上还挨了揍。其中大部分初中生穿着睡衣，一个劲地哭着；还有一些学生本来态度就并不那么坚决，纯粹是为了想找点事做才参加的反抗，现在都后悔不已；还有些学生是真正的战斗者，脸和眼睛都已被打出血了。整个这一过程中，雪下得正紧，因而整个城市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城市里大部分人都还没睡，可是他们不是在注意窗外和街上，而是仍然在盯着电视。民族剧院里的现场直播中苏纳伊·扎伊姆宣布完这不是一场戏，而是一场革命之后，士兵们把大厅里的捣乱分子集中了起来，并且用担架抬走了尸体和伤者。这时，所有卡尔斯人都很熟悉的副市长乌曼先生走上了舞台，用他那任何时候都很正式、有些神经质、但令人有安全感的声音（因为第一次面对“直播”，所以还显得有些紧张），发布了到第二天十二点之前在卡尔斯不准上街的禁令。他下来后，没有谁再到舞台上去，所以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卡尔斯的观众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民族剧院的幕布，然后直播中断，随后同一块幕布又在舞台上出现了。过了一会儿，幕布缓缓拉开，整场“晚会”在电视上开始重播。 这种状况使那些在电视机前想弄清楚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大部分卡尔斯观众感到了一种恐惧。那些睡得迷迷糊糊和喝得半醉的人们，陷入了对时间的混乱感，有些人甚至觉得晚会和死亡还要再来一次。有些对事件的政治方面不感兴趣的观众，正如我多年后要做的那样，把这次重播看作是一次新的机会来弄清楚卡尔斯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因此他们开始认真地看了起来。 这样，当卡尔斯观众们重新看着冯妲·艾塞尔模仿前女总理哭着接见美国客人，还有拿着某个广告片开玩笑，随后充满激情地跳着肚皮舞的时候，人民平等党在哈立特帕夏商城的总部正受到一支专业特工小组的秘密搜查，那儿惟一的一个人，一个库尔德杂役遭拘捕，柜子和抽屉里的所有纸、本统统被收了起来。开着装甲车的警察们，为了搜捕，已在前一天夜里一个个地摸清了党的市领导组织成员家的位置，以分裂国家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罪名挨个儿将他们抓了起来。 卡尔斯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不只是他们。早晨通往迪戈尔的路上，发现了一辆燃烧过的穆拉特牌出租车，当时大雪还没盖住这辆车，车里发现了三具尸体，根据警方的通报，他们是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游击队。这三个年轻人几个月前就为渗入城市作了准备，但晚上事态的发展使他们感到恐慌，他们决定乘这辆出租车向山上逃跑，可是看到道路因大雪被封住，精神崩溃了，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其中一人引爆炸弹，同归于尽。一名死者的母亲是医院的清洁工，她后来写的申请中说他的孩子实际上是被手拿武器敲她家门的不明身份者带走的，还有出租车司机的哥哥也写了申请，说他的兄弟根本不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甚至都不是库尔德人，但他们的申请根本没人理会。 街道上两辆坦克像黑色幽灵般缓慢游荡着。到这个时间，整个卡尔斯实际上都明白了这是一场革命，至少城市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可是这所有的一切是和电视上播放的一场戏，还有窗户前和古老童话中一样无休无止飘落的雪同时发生的，所以并没让人有恐惧的感觉。只有从事政治的那些人才有些担心。 比如说，在卡尔斯受所有库尔德人尊敬的记者和民俗学者萨杜拉赫先生一生中经历了多次军事政变，所以从电视上听到不准上街的禁令后，他就明白自己蹲监狱的日子来了，并已经提前作好了准备。他在行李箱里，放了蓝格睡衣、治前列腺炎的药和安眠药，离了它们他就睡不着觉，还放了毛线圆帽和袜子，还有远在伊斯坦布尔的女儿微笑着抱着孙子的照片，以及在苦心收集的基础上写成的有关库尔德人悼诗的书稿，然后和老伴一起边喝着茶、看着电视上冯妲·艾塞尔跳第二段肚皮舞，一边等着。半夜过后很久才响起了敲门声，他和老伴告了别，拿起行李，开了门却没看见任何人，于是他来到街上，在昏黄街灯的神秘灯光下，在大雪覆盖的美丽寂静的街道上，不由回忆起童年时在卡尔斯河上溜冰的情景，这时被人用枪击中头部和胸口，死了。 几个月之后，雪完全化了，人们又发现了其他一些尸体，可以推断，那天夜里还进行了另外一些谋杀。但像谨慎的卡尔斯媒体所做的那样，为了不使我的读者感到过分难过，我尽量不再提这些事件。关于这“无名凶手”是“铁臂”和他的伙伴们的说法，至少从夜里最初几个小时来说是不对的。尽管有些晚，但他们还是成功地切断了电话，攻占了卡尔斯电视台，从而确保了媒体对革命的支持，接着，几乎整个夜晚他们都有些荒唐地将所有的精力用来寻找他们念念不忘的“声音洪亮的、有英雄气概的边疆民歌手”。因为要成为真正的一场革命，必须要在电视和广播里播送英雄歌曲和边疆民歌。 问了军营、医院、高中和通宵营业的茶馆之后，他们最终在值班消防员中找到了，这个民歌手一开始以为自己要被抓起来，甚至还要被枪毙，可是他被直接带到了电视台的演播厅。卡早晨刚醒来就听到了这个民歌手穿透演播厅的电视墙、石膏挡板和幕布的带有诗意的声音。一种超乎寻常的雪光，从半开的窗帘照进来，照进了天花板很高、安静的屋子里。他睡得很好，休息得很好，可还没起床，他就感觉到有一种使他灰心丧气的罪恶感。他和其他客人一样，在不同的地方，体会着另一种不同的洗浴的滋味，洗了脸，刮了胡子，脱了睡衣，穿上衣服，拿着绑在铜牌上的钥匙，来到了旅馆的门厅。 看见电视里的民歌手，又发觉旅馆和城市都陷入了一片沉寂（门厅里的人们只是在窃窃私语），卡才一一明白昨夜发生的事，明白了自己想对自己隐瞒的是什么。他冲总台的服务生冷淡地微笑了一下，像个匆匆的旅客，根本不想在这个城市浪费时间（这个城市的暴力和政治胡闹可能会毁灭自己），马上走到隔壁的餐厅吃早饭。餐厅角落里冒着气的茶炉上有一只圆鼓鼓的茶壶，一个盘子里放着切得很薄的卡尔斯奶酪，另一个碗中放着颜色黯淡的腌橄榄。 卡坐在邻窗的桌旁。透过窗纱，长时间地看着大雪覆盖着的街道，真是美轮美奂。空空的街道显得如此忧伤，这让卡一幕幕地回忆起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禁止上街的人口普查、选民统计、大搜捕和让大家整天凑在收音机、电视机前的军事政变。在听着收音机里放着国歌、宣布戒严的通知和法令的时候，卡总想站在空荡荡的街上。童年时，卡像有些人喜欢开斋节一样喜欢军事政变的那些日子，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谈一个话题，大叔大婶和邻居们相互间走得更加亲近。对伊斯坦布尔的中层和上层布尔乔亚家庭来说，军事政变会使他们感到更有保障，但有必要稍稍掩饰一下他们的满意，所以他们也会静静地微笑，嘲讽每次政变之后出台的一些荒唐措施（所有伊斯坦布尔人行道的路石都像军营一样刷成了白色，留长发和蓄胡子的人会被警察和军人拦住，粗暴地剃掉，等等）。伊斯坦布尔上层的布尔乔亚们一方面很怕军人，另一方面又暗自蔑视这些生活拮据而又刻板的军官们。 一辆军车从远处开进了这条让人联想到被遗弃了上百年的城市街道，卡像童年时那样一下子全神贯注了起来。一个衣着打扮像个牲口贩子的人刚进餐厅就猛地抱住了卡，亲吻他的面颊。 “我们的前途光明，先生!祝我们的国家好运，民族好运!” 卡想起来，军事政变之后有些识时务者就和在传统的宗教节日中所做的那样，也这么彼此庆祝。他也对那个人嘟哝着诸如“祝好运!”之类的话，并为此感到羞愧。 正对着厨房的门来了，卡突然觉得脸上所有的血都流走了。伊珂从那扇门里走了出来。他们对视了一下，卡有些不知所措。他本想站起来，可伊珂朝他微笑了一下，就朝刚坐下的那人走去了。她手中有个托盘，里面有一个杯子，一个盘子。 伊珂把杯子和盘子放在了那人面前。她像个侍者似的。 一种悲观、后悔和罪恶感包围着卡：他责怪自己没能得体地向伊珂打招呼，但他立刻明白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自己都骗不了自己。昨天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向一个自己还不熟悉的女人无缘无故地求婚，同她接吻（对，这很美好），如此陶醉，和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抓住她的手，更有甚者，自己像一般的土耳其男人一样，喝醉酒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知羞耻地表现出对她那令人眩晕的魅力的倾心。现在因为不知道要对她说什么，所以他巴不得伊珂一直在旁边那个桌旁做“服务生”。 “牲口贩子”粗鲁地喊,“茶!”伊珂习惯性地端着空拖盘走向茶炉那边。给那人送过茶，伊珂快步靠近了他的桌旁，这时卡从鼻孔里就感觉到了心跳。 “怎么样?”伊珂微笑着问道,“睡得还好吗?” 对昨夜和昨天的幸福所作的整理让卡感到害怕。“雪好像还停不了。”他好不容易才说出句话来。 他们默默地打量着对方。卡明白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就算聊起什么也会显得很做作。他惟一能做的就是这么静静地看着她那双大大的微斜的褐色眼睛。伊珂感觉到现在的卡和昨天是处在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她明白他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卡觉察到伊珂已感觉到了自己内心的黑暗，甚至很理解他。她的这种理解让卡感到和这个女人是可以厮守一生的。 “这雪还得这么下段时间。”伊珂小心地说。 “没面包。”卡说。 “哦，对不起。”她立刻走向茶炉边的柜台。她放下拖盘开始切起了面包。 卡是有些受不了这种情况才说想要面包。现在他看着女人的背影，那神态好像在说:“其实我自己可以去切的。” 伊珂身上穿着件白毛衣，咖啡色长裙，系着条很粗的腰带，这腰带是70年代的款式，现在已没人用了。她的腰很细，胯也正好，个头跟卡挺合适。卡也挺喜欢她的脚腕，他明白如果不能和她一起从卡尔斯回法兰克福的话，他会终生痛苦地记住在这里拉住她手的时刻，在半开玩笑、半认真吻她的时刻和同她开玩笑的时刻，自己是多么的幸福。 伊珂刚切完面包，还没转身，卡就将头扭向了一边。“我给您盘子里放些奶酪和橄榄吧。”伊珂大声说。卡明白，她用“您”是为了提醒卡，餐厅里还有其他人。“好的，谢谢。”他也用像对其他人说话时同样的语气回答。当他们对视的时候，从伊珂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完全清楚卡刚才从后面观察着自己。想到伊珂对男女关系如此熟知，对卡永远也学不会的处理人际关系的细枝末节是如此熟稔，卡有些害怕了。其实他本来就害怕她是自己能幸福生活的惟一可能。 “面包是军车拉来的，”伊珂微笑着说，而她那甜甜的目光让卡心动,“扎黑黛太太因为戒严来不了了，所以我在负责厨房……见到军人，吓得我够呛。” 她说，因为军人们有可能是来抓韩黛或者卡迪菲的。甚至有可能是来抓她父亲的…… “他们把在医院值班的清洁工都拉去擦洗民族剧院的血迹了，”伊珂低声说。她坐在桌子上。“他们突袭了大学宿舍、宗教学校和一些政党的党部……”听说那些地方也死了人。有好几百人被捕，但有些人早晨就被释放了。她低声谈起了眼前这种政治高压，这让卡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大学食堂，大家也都是这样低声谈论着这些暴行，人们感到的不仅是愤怒和伤感，还有种莫名的自豪。那时候有一种罪恶感和悲观情绪使他想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土耳其，他只想回到家里看书。现在他想帮伊珂结束她的话，他本来准备好说“非常可怕，非常!”这句话，话就在嘴边，可每次想说的时候总是觉得会很做作，也就不说了，只能像犯了错似的，一声不吭地吃着奶酪和面包。 伊珂低声对他说，为了让父亲们辨认在宗教学校上学的儿子们的尸体，军车载着尸体派往库尔德人村庄，但在路上抛锚了；手里有武器的人限定在一天之内将武器上交给政府；禁止宗教学校和政党进行活动。当她说着这些的时候，卡看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深处，看着她优雅的脖颈和漂亮的皮肤，以及落在脖颈上的金色长发。能爱上她吗?他努力想像他们在法兰克福，在凯瑟斯特拉斯一起漫步，晚上看完电影之后一起回家。可是悲观很快占据了他的内心。现在他注意到女人放在框里的面包就像穷人家里那样切得很厚，更糟糕的是，这些厚厚的面包片就像那些大方的餐馆里那样摆成了金字塔形。 “现在请你跟我说说别的事情。”卡小心地说。 离此隔两栋楼的地方，有个人从后院经过的时候，因为有人告密而被逮住了。伊珂正讲到此，她便知趣地停了下来。 卡从她的目光里看到了一丝恐惧。“昨天我很幸福，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这是第一次写诗，”卡解释道。“可现在我无法忍受你说的这些事情。” “昨天你写的诗很美。”伊珂说。 “今天，在不幸还没包围我之前，你能帮帮我吗?” “让我做什么?” “现在我回楼上房间，”卡说。“一会儿你来，用手捧住我的头。只一会儿，不会很长时间。” 卡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但从伊珂恐惧的目光中明白了她不会这么做，他便站了起来。她身处边城，是个本地人；对卡来说她是陌生人，他在向她要求一个陌生人理解不了的事情。要是现在不想看到女人迷惑的表情，刚才就不应该提出这个愚蠢的建议。他匆匆地上楼，同时因为让自己相信了自己已经爱上了她而深深自责。进了房间，他倒在床上，先是想到从伊斯坦布尔来到这儿是多么愚蠢的事，后来又想，从法兰克福回到土耳其就是个错误。二十年前，母亲为使儿子过着正常的生活，努力让他远离诗歌和文学，如今，他四十二岁，自己的幸福却跟卡尔斯市的一个“守着厨房”、把面包切得很厚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如果母亲泉下有知，会说什么呢?他父亲如果听说儿子在卡尔斯，在一个从农村来的教长面前跪下，泪流满面地说自己信仰安拉的话，会怎么说呢?外面，雪又开始下了，大片大片悲伤的雪花从他窗户前缓缓飘过。 有人敲门，他一跃而起，满怀希望地开了门。是伊珂，但脸上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说，来了一辆军车，下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军人，他们问起了卡。她告诉他们卡是住在这儿，现在就去叫他。 “好。”卡说。 “你要是想的话，我用两分钟为你那样按摩。”伊珂说。 卡拉她进了屋，关上门，吻了吻她，然后让她坐在了床头，自己躺在床上，把头放在了她的怀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乌鸦在已有一百一十个年头的政府大楼屋顶的雪上来回走动。 “好了，够了，谢谢。”卡说。他小心地从钩子上取下他那件灰色大衣，出去了。他从楼梯往下走时，突然闻了一下这件令他回忆起法兰克福的大衣，想念起在德国时色彩斑斓的生活。在卡夫霍夫买大衣那天，有一个金黄头发的裁缝帮了卡，两天后卡要改短大衣时又见到了他，他的名字叫汉斯·汉森。也许是这个非常德国化的名字和他头发的金黄色，卡想起曾经在晚上睡觉时梦见过他。 21但我一个也不认识 卡在冰冷恐怖的房间里 派来接卡的是那时在土耳其就已很少用了的杰姆赛军用卡车。在旅馆门厅里等卡的是个鹰钩鼻、皮肤苍白的年轻便衣，他让卡坐在了车子前排中间。他自己则坐在了卡身边靠门的一侧。像是为了防备卡打开门逃跑似的。但他对卡很客气，称卡为“先生”，这么一来，卡便判断这个人不是便衣警察，是国家情报局的一个军官，也许对自己不会很坏。 他们在城市空荡荡、雪白的街道上缓缓地行驶着。军用卡车司机的位置上一些坏了的仪表只是起着装饰的作用，由于前排座位相当高，卡从一两扇开着的窗户里可以看到有些人家的屋里。每家的电视都开着，但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帘都拉上了，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像是行驶在另外一个城市的街道上，雨刮器几乎赶不上雪下的速度，透过它，看到的是梦幻般的街道、古老的波罗的海风格的俄式建筑、大雪覆盖的枣树，它们是如此美妙，以至于让卡觉得司机和鹰钩鼻似乎也中了魔。 他们在警察局门前停了下来，由于一路上在车里冻得够呛，所以他们急匆匆跑了进去。同昨天相比，里面是如此拥挤和热闹，尽管卡曾想到会是这样，他还是吓了一跳。许多土耳其人在一起工作时会产生一种特有的混乱和活力，这里就有这种混乱与活力。这让卡想到了法院的走廊、足球体育馆的大门，还有长途汽车站。但这儿也有在充满碘酒味的医院里感觉到的那种恐怖和死亡的味道。在附近某个地方正在对某个人施刑的想法纠缠着他充满罪恶感和恐惧感的内心。 当他又走在昨天傍晚和穆赫塔尔一起走过的台阶时，他想努力自然地做出一种这里的主人才有的那种态度和坦然。他听到了从大门敞开的房间里传来的打字机快捷的键盘声，听到了有人通过对讲机喊叫的声音，听到了有人站在楼梯上叫茶。他看到一些年轻人坐在门前的长凳上，被用手铐铐在了一起，衣衫不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在这里等候审讯。他尽量避免和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 他被带进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与昨天他和穆赫塔尔一起进去过的那个很像。尽管卡已经说过没看见凶手的脸，但他们说昨天没有从照片中认出来杀死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但也许在楼下，在这些被捕的宗教学校学生中能够辨认出来。卡明白了,“革命”之后，警察受到了国家情报局的监督检查，并且两者之间还有矛盾。 一个圆脸的情报官员问卡昨天四点钟在哪里。 刹那间，卡的脸变成了死灰色。“他们说我最好见一下教长萨德亭老爷，”他正说着，圆脸打断了他的话。“不，这之前!”他说。 他看到卡不吭气了，就提醒卡是和“神蓝”会面。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清楚，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让卡难堪，他还做出了一副难过的样子。卡还是努力把这朝好的方面想。如果是一般的警察，他们会断言卡隐瞒了这次会面，骄傲地说他们已掌握了所有情况，然后粗鲁地挥拳揍他的脸。 圆脸情报官员用一种宽慰的语气告诉卡,“神蓝”是个多么可怕的恐怖分子，多大的阴谋家，并且还是由伊朗培养的共和国的死敌。就是“神蓝”杀死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因而他正遭通缉。他在整个土耳其流窜，建立极端宗教组织。“是谁安排您和他见面的?” “一个我不知道姓名的宗教学校学生。”卡说。 “请您现在去辨认一下，”圆脸情报官说。“请仔细看，您通过牢房门上的观察孔看。别担心，他们认不出您。” 他们带着卡走下了一段很宽的楼梯。这个上百年的细长建筑，曾经是亚美尼亚基金会筹建的一所医院，这个地下室当时则被用作存放劈柴的仓库和杂役们的宿舍。再后来，20世纪40年代，整座楼成了国立高中，院墙也被拆了，这儿成了食堂。再后来，60年代的时候，许多卡尔斯年轻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为敌，他们童年时就是在这儿喝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送来的用奶粉做成的酸奶，吞下了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吃到的腥味十足、令人反胃的鱼肝油片。这个原来宽敞的地下室现在变成了一条走廊和沿着走廊的十四间小牢房。 一个警察认真地给卡戴上了一顶军官帽子，从他的动作可以看出之前他也常这么做。把卡从旅馆接来的鹰钩鼻子——一个国家情报局官员，用一种无所不知的语气说:“这些家伙非常害怕军官帽子。” 接近右边的第一个门时，警察生硬地拉开了铁牢门上观察孔的小窗，声嘶力竭地喊道:“立正，长官好!”卡从巴掌大的小窗向里看去。 卡看见一张大床那么大的牢房里有五个人。也许还要多：因为他们都站在了一堆。所有人都挤在了对面那堵脏兮兮的墙跟前，因为没服过兵役，立正的姿势有些散漫，照之前威胁着教给他们的那样，他们都闭上了眼睛。（卡感觉到有些人半睁着眼睛在看自己。）尽管“革命”才过了十一个小时，但所有人的头发都已经被剃光，而且都被揍得鼻青脸肿。牢房里比走廊亮，可是卡觉得他们之间很像。他变傻了，痛苦、恐惧和羞愧缠绕着他的心。同时又有些窃喜，因为在他们当中没有看见奈吉甫。 鹰钩鼻子见卡在第二、第三个牢房都没能辨认出谁来，便说:“没什么可怕的，本来路通了以后您就要离开这儿的。” “可我一个也不认识。”卡稍有些矜持地说。 再后来有几个人他是认识的：有一个他记得很清楚，这家伙不停地讥讽台上的冯妲·艾塞尔；还有一个是不断喊着口号的学生。有一刻，他想，如果出卖他们，可以表现出自己是跟警察合作的，这样的话再见到奈吉甫时可以装着不认识他（不管怎么说这些年轻人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但他谁也没有出卖。在一个牢房他看见有个年轻人满脸是血，年轻人央求卡:“长官，别让我母亲知道。” 极有可能是因为革命之后，由于胜利之初的喜悦，他们没用什么刑具，而是用拳头和靴子收拾了这个年轻人。在最后一个牢房卡也没有看到长得像杀害教育学院院长凶手的人，奈吉甫也不在惊慌的年轻人中，他松了一口气。 到了上面，卡明白了圆脸和他的上司们坚定地想要尽快找到杀害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以便向卡尔斯人展示他们革命胜利的成果，也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绞死。房间里这时还有一个退休的少校。尽管有不准上街的禁令，他还是想办法来到警察局，请求放了他侄子。他请求让他这个年轻的亲戚尽量少受些罪，以免这个年轻人以后“仇视社会”。他还说，因为家境贫穷，孩子母亲是听信了政府会免费发给学生棉衣和外套的谎言，才让孩子上的宗教学校，实际上一家人都是共和主义者和阿塔图尔克主义者。圆脸打断了退休少校的话。 他说,“少校，在这儿谁也没有受到虐待。”他把卡拉到一边：凶手和“神蓝”的人（卡觉得他猜想这两人是同一个人）也许在被抓起来的兽医学院的人当中。 这样卡和接他来这儿的鹰钩鼻子又乘上同一辆军用卡车。一路上他感到很高兴，看着空荡美丽的街道，怀着最终能从警察局出来的喜悦，痛快地吸着烟。潜意识中他又因为军人政变使国家没有落到宗教分子手中而暗自高兴。但为了让良心得到安宁，他发誓不跟警察和军人合作。突然一首新诗在一种奇异的乐观之中如此强烈地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以至于他问鹰钩鼻:“可以找个茶馆稍停一会儿喝点茶吗?”。 市里的茶馆很多，走两步就能碰到一个，大都生意不好，现在大部分都关着门，但是在不起眼的卡纳尔街他们发现有个茶馆还开着门。里面除了有个在等禁令取消的小伙计外，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还坐着三个年轻人。看见一个戴着军官帽子、一个穿着便衣的两个人走进来，这几个人紧张了起来。 鹰钩鼻马上从大衣里掏出了手枪，用一种让卡佩服的很专业的语气命令年轻人们趴在挂着大幅瑞士风景画的那面墙上，搜了他们的身，拿了他们的身份证。卡觉得这不会引发什么重要的事情，便在熄灭了的炉子旁边的那张桌旁坐下，自如地写起诗来。 后来他将这首诗命名为“梦幻街道”，在这三十六行诗里，他从大雪覆盖的卡尔斯街道写起，联想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古老街道、亚美尼亚人留下来的魔幻之城亚尼，还有卡在梦中所见的那空荡、恐怖和神奇城市的许多东西。 卡写完诗之后，看见黑白电视上早晨那位民歌手的位置已经被民族剧院的革命之夜取代。守门员乌拉尔刚开始说他的爱情故事和丢球经过，这样一算，再过二十分钟他就能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朗诵诗了。他想记住还没来得及写到本上就已经忘记了的这首诗。 又有四个人从后门进到茶馆，鹰钩鼻同样拿着枪让他们趴在了墙上。经营茶馆的库尔德人称这位国家情报局的官员为“长官”，他解释说，这些人没有违反不许上街的禁令，他们是从院子里过来的。 国家情报局的官员很警觉，他决定要验证一下这句话的真实性。他们中有个人没有身份证，他早已吓得瑟瑟发抖。情报官让这人按原路把他带回家。趴在墙上的年轻人们被交给了他叫来的司机。卡把本子装进口袋，跟在了他们后面。从茶馆后门来到积着雪的冰冷的院子，翻过一堵低墙，上了结了冰的三级台阶，在一条拴着铁链的狗的狂吠中，下到一座楼里的地下室。这座楼和卡尔斯的大部分楼一样，是浇铸而成的，没有粉刷。这里有股煤烟味，还有睡觉时发出的浊气。走在前面的那个人走近一个用空纸箱围起来的角落，这里挨着发出呜呜声的暖气锅炉。卡看见了一个脸色雪白、异常美貌的少妇睡在一张胡乱拼凑起来的床上，出于本能，他又回过头看了她几眼。这时没有身份证的那人拿出护照递给了鹰钩鼻。由于锅炉的呜呜声，卡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昏暗中他看见那人又拿出了一本护照。 他们是从格鲁吉亚来土耳其找活做的一对夫妇。回到茶馆，情报官把身份证还给了那些趴在墙上的失业的年轻人，这些人立刻抱怨起了这对夫妇：女人挺勤快，可现在也干起卖淫的勾当，她和到市里来的农场主和皮革商们睡觉。她丈夫也和其他格鲁吉亚人一样，别人出一半价钱他就同意干，劳务市场四十年才有一件活，可也被他从土耳其公民的手里夺走了。他们没钱，而且吝啬，不交旅馆费，每个月塞给供水公司杂工五美元，就住在这锅炉房里。但据说他们回国以后要买房子，而且下半辈子根本就不用干活了。箱子里装满了他们在这儿买的便宜皮货，回到第比利斯后就可以卖掉。他们曾两次被驱逐出境，可每次都想办法成功地回到了锅炉房这个“他们的家”。受贿的警察怎么也没能清除这些垃圾，但卡尔斯在军人统治下必须要清除他们。 这么一来，这些失业的年轻人心满意足地喝着茶馆老板奉送的茶水，在鹰钩鼻情报官的鼓励下，他们畏畏缩缩地坐到了桌旁，七嘴八舌地说起了他们对军事政变的期待、他们的愿望、对腐败政客们的抱怨，以及类似于告密的一些传言：私自屠宰牲口，专卖仓库里的把戏，有些包工头图便宜，从亚美尼亚用装肉的货车偷渡工人过来，让他们睡在棚屋里，有些包工头整天让人干活却不给报酬……这些失业的年轻人好像根本不知道军事政变是为了阻止“宗教分子”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赢得政府选举，好像昨晚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为了结束城市的失业和伤风败俗，就是为了给他们找到一份工作。 军用卡车上，卡不经意发现鹰钩鼻翻开那个格鲁吉亚女人的护照看她的照片。对此卡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激动和羞愧。 卡一进到楼里就感觉到，兽医学院的情况比他们在警察局看到的还要糟糕。走在这冰冷的走廊里，根本无暇同情他人。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时不时扔个炸弹散发传单的左翼恐怖分子，还有更多的是被国家情报局列在黑名单上的所谓的支持者，都被带到了这里。对参与这两种力量共同行动的人，帮助库尔德游击队从山上渗透到城市里的人，还有与他们有联系的嫌疑人，警察、军人和法官们用比对伊斯兰宗教分子更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进行审讯。 一个高个子、大块头的警察挽着卡的胳膊，就像温柔地搀扶一个行动困难的老人，他带卡看了三个恐怖的教室。和我朋友后来在本上记的一样，我也尽量不提他在这些屋子里看到的情景。 进到第一个教室，只看了三五秒疑犯们的样子，卡首先想到的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旅途是多么的短暂。看到那些遭审讯过的疑犯，卡对另外一个时代、原始文明和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的想像，像在梦中似的呈现在了他的眼前。卡和房间里的这些人都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像是一支快烧完了的蜡烛一样，已经快到头了。卡在本子上称这个房间为黄色房间。 在第二个房间，卡有了一种想尽量在这儿少待一些时间的感觉。在这儿他看到了一双双眼睛，他想起来昨天在市里转时，在一个茶馆里见到过他们，他带着一种罪恶感躲避着他们的目光。现在，他感觉他们像是身处于一个非常遥远的梦的国度。 在第三个房间，在呻吟、眼泪和在灵魂中变得深寥的寂静中，卡感觉到了一种全知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告诉我们它所知的一切，而会出乎意料地把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变成一种煎熬。在这个房间他成功地没有和任何人对视。他还是看了，但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这一切，而是他头脑中的一种颜色。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红色，所以后来他把这个房间称为红色房间。他在前两个教室里感受到的生命之短暂、人类之罪恶在这里融合了起来。尽管看到的情景令人触目，但卡感到了平静。 卡感觉到，在兽医学院也没能指认出任何人，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没见到奈吉甫，让他感到如此宽慰，以至于鹰钩鼻让他最后去辨认国立医院太平间的尸体时，他甚至还有些迫不及待。 在国立医院地下室的太平间里，他们首先让卡看了最可疑的尸体。这是士兵们第二次开火时，当时正喊着口号的伊斯兰斗士，随后他被三颗子弹击中倒地。但卡根本不认识他。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尸体，像是在表达一种问候似的带着一丝敬意紧张地看着。第二具是个身材瘦小的老人的尸体，躺在大理石上，样子好像感到了冷似的蜷缩着。左眼被子弹打破之后，就成了一个黑乎乎的洞。警察没能查清楚他是从特拉布松来看他服兵役的孙子的，他们怀疑他矮小的身材，所以让卡来辨认。在靠近第三具尸体的时候，他还乐观地想着一会儿就可以见到伊珂了。这具尸体的一只眼睛也被打破了。开始他还以为太平间里所有的尸体都是这样的。当他凑近看清楚年轻死者白皙的面孔后，他内心中有一些东西彻底崩溃了。 是奈吉甫。还是同一张孩子气的脸。像个问问题的小孩子一样嘴唇向前伸着。卡感觉到了医院的冰冷和寂静。还是那些青春痘。还是那弓状的鼻子。还是那件脏兮兮的学生夹克。卡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哭出来了，他不安了起来。这种不安阻止了他的泪水。十二个小时前他用手掌按着的那个额头的正中有个弹孔。表明奈吉甫确实已经死了的，不是他脸上那苍白中带些微蓝的颜色，而是他像木板一样直挺挺的躯体。因为自己还健康地活着，卡内心掠过了一丝感激。这使他远离了奈吉甫。卡弯下腰，松开背在身后的双手，扶着奈吉甫的双肩，亲了亲他的双颊。双颊冰冷，但不僵硬。那一只半张开的绿色的眼睛望着卡。卡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鹰钩鼻说是这个“朋友”昨天在路上拦住了他，说自己是科幻作家，然后带他去见了“神蓝”。之所以亲他，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有一颗非常纯洁的心。 22最适合演阿塔图尔克的人 苏纳伊·扎伊姆的军人事业和现代戏剧事业 卡在国立医院太平间指认了其中一具尸体，就此匆匆忙忙做了笔录，卡在上面签了名。卡和鹰钩鼻坐上同一辆军用卡车，胆小的狗闪到一边，看着他们沿着空荡荡的街道走着，街上挂满了竞选海报和反对自杀的宣传画。往前走着，卡可以看到原本拉着的窗帘拉开了缝，玩游戏的小孩子们和父亲们向经过的卡车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但此时卡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奈吉甫的脸，直挺挺躺着的姿势总是出现在他眼前，挥之不去。他想到了旅馆伊珂会安慰他的，可是卡车经过空旷的城市广场后，来到阿塔图尔克大街的尽头，在与民族剧院隔两条街的一栋楼前停下，这楼是俄罗斯时期留下的，约有九十年历史。 这是个单层别墅，来卡尔斯的第一个晚上，它的美和颓败使卡伤感不已。城市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以后，共和国初期，同苏联做木材和皮革生意的著名商人玛卢夫先生和他的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奢侈生活，他们拥有很多厨师、佣人、马拉雪橇和马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开始，国家安全部门以间谍罪指控这位在卡尔斯和苏联做生意的著名富商，拘捕他，折磨他，最后，他和他的家人一去杳无音信，消失了，别墅也没了主人，因为财产官司空闲了近二十年。20世纪70年代，这里被一个手拿棍棒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占领，他们把这儿当成了总部，一些政治谋杀就是在这儿策划的（市长、律师穆扎菲尔先生幸免于难，但也受了伤）。1980年军事政变后里面又被清空了。再后来一个聪明的冰箱、火炉销售商买下了旁边小商铺，并把这里变成了他的仓库。三年前又有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企业家，带着他在伊斯坦布尔和沙特阿拉伯做裁缝攒起来的钱，回到家乡，把这里变成了他的缝纫作坊。 卡一进去，就在画着玫瑰的橘红色墙纸的柔和光线下看见了像奇怪刑具一样的一台台纽扣机、笨重的老式缝纫机和挂在墙上的大剪刀。 苏纳伊·扎伊姆身上穿着卡两天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穿的那件旧大衣和毛衣，脚上穿着军用皮靴，手指夹着根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见到卡，就像是见到亲密的老朋友似的，面带喜色，跑过来拥抱卡并亲了亲他的脸。这亲吻，正如在旅馆的那个“牲口贩子”的亲吻一样，都带有些“愿政变给国家带来好运!”的味道，也有让卡感到讶异的过于友善的一面。卡后来解释这种友善是因为两个伊斯坦布尔人在像卡尔斯这么贫困偏远的地方，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见面所造成的，但卡也明白其中一些困难条件正是苏纳伊·扎伊姆自己制造的。 “忧伤的黑暗之鹰每天都在我心里舞动翅膀，”苏纳伊说，他用一种神秘的语气骄傲地说:“但是我不会动摇，你也要坚持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卡，在大窗户射进来的雪光下，看见了高高的天花板各个角落里的浮雕和一只很大的炉子，它们像是在诉说着当年的奢华。宽敞的屋子里手拿无线对讲机的人们，不断打量自己的两个大块头卫兵，朝走廊开的门边那张桌子上的地图、武器、打字机和文件，所有这些让他马上明白了这里就是“革命”的指挥中心。苏纳伊手里还有相当多的部队。 “曾几何时，那是我们最糟糕的一段日子，”苏纳伊在屋里边走边说,“在最偏远、最贫穷、最卑贱的边境小城里，当我知道在那里别说演戏的地方，就连晚上能歇个脚的旅馆都找不着，而且老朋友早就离开了的时候，忧伤之情开始在我心里慢慢萌动。为了不被它俘获，我四处奔波，我在想这些地方有没有对现代艺术，对来自现代世界的我们、这些信使们感兴趣的人，于是我挨家挨户地去拜访那些医生、律师和教师们。当我了解到我知道的惟一的地址早已没人住了的时候，当我明白警察根本就不允许我们演出的时候，当最后一线希望，为了征得允许想同县长见面都遭到了拒绝的时候，我知道内心里的黑暗要造反了。那时，在我胸中打瞌睡的鹰开始慢慢地张开翅膀，为了扼杀我，它开始腾空了。那时，我就在世界上最寒碜的茶馆，如果连这也没有的话，就在长途车站的入口处找个高处，有时因为火车站站长看上了我们剧组的哪个姑娘，凭这个关系在火车站，在消防站，在小学的空教室里，在大排档，在理发店的橱窗里，在旅店的台阶上，在牲口棚里，在人行道上演我的戏。我决不向忧伤投降。” 冯妲·艾塞尔从朝向走廊的门走了进来，苏纳伊从“我”过渡到了“我们”。这对夫妻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卡没有从这一过度中感觉到丝毫做作。苏达·艾塞尔那庞大的身躯优雅地靠近卡，匆匆地和卡握了握手，低声跟丈夫说了几句话又匆忙离开了。 “那是我们最糟糕的一段日子，”苏纳伊说。“所有的报纸都在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在安卡拉和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混蛋们的眼里已经失宠了。在我抓住生活中——只有幸运的天才才会拥有——最重要的机会，是的，正是我要以我的艺术来与历史潮流作抗争的时候，突然一切都从我的脚底下抽走了，我一下子掉进了最贫穷的泥潭。在那儿我也没有退缩，但是我在与忧伤搏斗。就算我还要在这泥潭里陷得再深一些，身处在这肮脏、卑贱、贫穷和无知之中，我也从来没有丧失信念，相信自己会得到那真正的材料，相信自己会得到那颗巨大的珠宝。你为什么要害怕呢?” 走廊里出现了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手里拎着包。他装出一副紧张的样子取出血压计给苏纳伊扎好，这时苏纳伊看着从窗户照进来的白光，神情中充满了“悲剧”色彩。卡想起了他在80年代初“在社会中失宠”的岁月。但卡记得更清楚的是苏纳伊在70年代所扮演的一些使他名声大振的角色。在左派政治戏剧的黄金时代，使苏纳伊从那个年代许多小剧组中脱颖而出的，是他演员的天分和勤奋，但更是观众在他主演的一些作品中从他身上感觉到的天生的领袖气质。年轻的土耳其观众非常喜欢苏纳伊，因为他在戏剧中将一些历史上的铁腕人物，比如说拿破仑、罗伯斯庇尔或是恩维尔帕夏之类的激进派革命分子或是与他们相类似的一些本地的英雄人物演得活灵活现。高中生们、大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们含着热泪、热烈地鼓着掌看着他用高昂而有感染力的声音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诉苦，即使挨了暴政者们的耳光，他还是骄傲地抬起头说:“这个账总有一天要算的”。在最困难的日子（一定会进监狱）他满怀仇恨地咬紧牙关，鼓励同伴们，但是在需要的时候，为了人民的幸福，即便会让自己的内心十分痛苦，他也会无情地使用暴力。特别是戏快结束时，取得政权后，在惩罚那些坏蛋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果决，据说有他所受军事教育的痕迹。他曾在库莱利军事高中学习过。因为他划着船跑到伊斯坦布尔，在贝尤鲁的剧院里消磨时间，还因为他在学校试图偷偷上演一部名为“冰消融之前”的戏，在最后一年被开除了。 1980年的军事政变禁止上演此类左派政治戏剧，为了庆祝国家百年诞辰，准备拍摄一部用于电视放映的关于伟大的阿塔图尔克的电影。在过去，从没有人想到过由土耳其人来扮演这个黄头发、蓝眼睛、西化的伟大英雄，在这部一直没有开始拍摄的民族影片中，关于主角，人们想到的只是劳伦斯·奥立佛、科德·尤根斯、查尔顿·赫斯顿等西方演员。这次《自由报》介入了这件事，它提出阿塔图尔克“已经”可以由土耳其人扮演了，它的这个观点立刻得到了公众的认同。另外它还发出公告说，阿塔图尔克由谁来扮演将由读者决定，读者可以填好附在报纸上的调查表，剪下后寄到报社。在评委指定的所有候选人中，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民主的自我宣传阶段之后，民众开始了投票，苏纳伊从投票开始后的第一天就遥遥领先。土耳其观众马上就发现，演了多年激进分子角色、英俊潇洒、不怒自威、令人信服的苏纳伊能够再现阿塔图尔克。 苏纳伊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把民众对他的投票过于当真了。三天两头地出现在电视或报纸上向民众发表讲话，还让人拍反映他和冯妲·艾塞尔幸福生活的照片。他把自己的家庭、日常生活和政治观点公之于众，想证明自己配得上演阿塔图尔克，自己的一些爱好和性格（拉克酒、跳舞、衣着考究和高贵优雅）和“他”也是相似的，照相时他手拿着阿塔图尔克语录摆着各种姿势，显得他好像已经读过很多遍了似的。（有个最早出来攻击他的专栏作家嘲讽他所读的语录不是原文的，而是土耳其语简写本，苏纳伊马上从图书馆借来原文照了相，可惜的是尽管他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最终也没能在同一份报纸上登出相片。）他参加各种展览的开幕式、音乐会、重要的足球赛，不论什么时候、对任何人包括什么问题都问的三流记者们，他都会就阿塔图尔克和绘画、阿塔图尔克和音乐、阿塔图尔克和土耳其体育等问题发表见解。他希望受到所有人的喜欢，这是与他激进主义者身份不相称的。他还接受了敌视西方的《宗教分子》报纸的采访。在这些采访中，在回答一个并不是太具有挑衅性的问题时他说:“当然有朝一日，如果大家认为我合适，我也可以演先知穆罕默德。”这次倒霉的讲话成了他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第一步。 伊斯兰政教徒的一份小报上写道，没有任何人能演伟大的先知。这份愤怒的报纸先是写他“对我们的先知不敬”，接着又写“他攻击了我们的先知”。军人们对此不闻不问，灭火的任务就落在苏纳伊的头上了。为了平息众怒，他手里拿着古兰经想对保守的读者们表示他是多么热爱先知穆罕默德，而实际上穆罕默德也是很现代的。对他这个“选出来的阿塔图尔克”本来就很窝火的信仰凯末尔主义的专栏作家们这下抓住了机会，他们开始写道：阿塔图尔克从来不向宗教分子们、不向宗教狂们讨好卖乖。他那张做出虔诚姿态、手拿古兰经的照片在支持军事政变的报纸上反复登载着，还写着“这是阿塔图尔克吗?”而伊斯兰宗教媒体不纯粹是为了跟苏纳伊纠缠，更多的是出于自卫的目的，也开始反击了。他们开始在报纸上登他喝着拉克酒时拍的照片，并且加上了“他也和阿塔图尔克一样是个喝拉克酒的人!”或者是“是这人要演我们的先知吗?”等小标题。这样，在两个月里，伊斯坦布尔的媒体由于他的原因，燃起了伊斯兰宗教分子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大战，但持续时间并不很长。 一周之内，报纸上刊登了许多苏纳伊的照片：许多年前他在一个广告片里大口大口喝啤酒的镜头，年轻时在一部电影中挨揍的镜头，他在镰刀斧头旗前握着拳头宣誓的镜头，他看着妻子和别的男人因为角色的需要亲吻时的镜头……他妻子是同性恋，他还和过去一样是共产主义分子，在地下色情电影里当配音演员，为了钱他不光会演阿塔图尔克，他还会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他实际上是为了东德提供给他的钱才演的布莱希特的戏剧，军事政变之后报怨土耳其政府虐待“从国外来考察的瑞士某协会的妇女”，等等。有关他的这些传言在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导着。这些天里,“一个军衔很高的军官”把他叫到了总参谋部，很直截了当地告诉苏纳伊，让他退出竞选。这个军官不是那种好心肠、做事周到的人，而是那种比“公众关系科”的人态度更加坚决、爱戏弄人的人。那种好心肠、做事周到的人可以把那些对军人干预政治进行间接批评、自以为是、傲慢的伊斯坦布尔记者叫到安卡拉，首先是一顿痛骂，看到他们伤心痛哭之后再拿出巧克力来招待他们。他看到苏纳伊既难过又害怕时，态度并没有变得缓和，相反，他讽刺这位“选出来的阿塔图尔克”的相片表明了他的政治观点。两天前，苏纳伊回他出生的那个小镇做个短暂的访问，在那儿他像是个受人爱戴的政治人物，受到车队、上千名失业者和烟草工人的热烈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爬上小镇广场上的阿塔图尔克雕像，握住了阿塔图尔克的手。对他的这一兴致，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流行杂志问他:“有朝一日您会从舞台转向政治吗?”他回答说:“只要人民愿意!”总理府发布公告说,“目前”关于阿塔图尔克的电影推迟拍摄了。 苏纳伊非常有经验，完全可以从这糟糕的失败中走出来，可实际上是事情后来的发展给了他重重一击：为了确保能演这个角色，一个月中他在电视上如此频繁地露脸，所有人都认定他那非常熟悉的声音就是阿塔图尔克的声音，因此电视台不再让他做配音演员了。让一个失败的阿塔图尔克手里掂着油漆桶刷墙，或者让他说对银行感到非常满意，总会使人觉得有些奇怪。过去广告商们经常让他在广告里扮演聪明能干的父亲角色，这些父亲通常都会选质量好又耐用的商品，现在连这些人也不理睬他了。但真正糟糕的是，那些对报纸上写的所有东西都信以为真的人相信他是阿塔图尔克和宗教的敌人，有些人相信他对他妻子和别的男人接吻毫不介意。所有的传言，大家认为多少还是有些根据的，无风不起浪嘛。所有这一切也使得来观看他们演出的观众人数急剧减少。走在街上，会有许多人拦住他，对他说:“真可耻!”有个宗教学校的学生相信苏纳伊诋毁了先知，加上也想在报纸上露露脸，便在一次演出时突然登上舞台，向他亮出了匕首；还有一些人向他的脸上吐了口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五天之内发生的。之后，夫妻俩突然消失了。 后来有很多传言，比如有人说他们去了柏林，在布莱希特柏林人演出团以学习戏剧为名，实际却接受了恐怖主义教育；还有人说他们靠法国文化部的援助，在伊斯坦布尔谢希里区一家法国人开的“和平”精神病院里待着，等等。事实上是，他们躲在了冯妲·艾塞尔的画家母亲位于黑海岸边的家里。第二年，他们在安塔利亚一个普通酒店里找到了活干，当起了“演职人员”。早晨在沙滩上，跟德国杂货店老板们和荷兰游客们一起玩排球；午后，他们穿上卡拉格兹和哈吉瓦特（土耳其民间皮影戏中的两位主人翁）的服装，说着蹩脚的德语，逗孩子们玩；晚上，他们又成了国王和跳肚皮舞的王后，一起登台表演。冯妲·艾塞尔在以后的十年里，在那些小镇上，提高了她的肚皮舞水平，但是她的肚皮舞是在这里开始的。苏纳伊对这个小丑行当忍受了三个月。有一个瑞典理发师，总是在舞台上说一些关于后宫和戴非斯帽的土耳其人的玩笑，早晨也总想在沙滩上开这种玩笑。一天早晨在沙滩上，在游客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将那个和冯妲·艾塞尔打情骂俏的理发师揍了个半死，游客们都吓傻了。后来，听说他们在安塔利亚和周围的一些地方，在一些婚礼和娱乐晚会上做主持人，当舞蹈演员和“戏剧演员”。苏纳伊先是为狂热地模仿伊斯坦布尔原唱的庸俗歌手、吞火的杂耍者、三流的喜剧演员们当主持，就婚姻机构、共和国和阿塔图尔克发表简短的一段讲话，之后是冯妲·艾塞尔的肚皮舞，接下来是两个人非常严肃地从麦克白中挑选一个类似于国王被杀这样的八到十分钟的片段进行表演，赢得了不少掌声。他们后来在安纳多鲁巡回演出的剧组最初的核心就是在这儿形成的。 量完血压，卫兵拿过对讲机，苏纳伊给什么人下达了命令，然后马上看了看放在面前的一张纸条，他厌恶地皱起眉头:“所有人都在相互出卖。”他说，多年来在安纳多鲁偏远的小镇巡回演出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国家所有的男人都因为忧郁而已经麻木了。“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地在茶馆里坐着。”他说,“每个镇都有上百人，整个土耳其则有几十万、几百万失业、失败、绝望、麻木和可怜的人。他们，我的兄弟们，没有了拾掇自己的力气，没有了要把身上那油乎乎的夹克的纽扣扣上的愿望，没有了动动胳膊和手的力量，没有了从头到尾听完一个故事的注意力，就连听完笑话后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还说，他们大部分人因为不幸而无法入眠；他们喜欢吸烟是因为这样可以自杀；大部分人一句话才说了一半，就知道所说的话毫无意义而闭口不言了；看电视不是因为喜欢哪个节目或是为了消遣，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周围其他的忧愁；实际上他们想死，但又觉得自己不值得自杀；选举中为了得到应得的报应，他们把票投给了最卑鄙的党的最无耻的候选人；他们宁可选择言必称惩罚的军人政变者，也不选择不断空头许诺的政客。走进房间的冯妲·艾塞尔也说，他们的妻子们不得不照看一大堆本来不该生这么多的孩子，为了挣几个子儿，她们在自己丈夫都不知道的一个什么地方当佣人、当烟草工人、当织地毯工或者是当病人看护。如果不是这些大声斥骂着孩子、痛哭着维系生活的妇女，遍布安纳多鲁的、这些看上去没多大区别的上百万的男人们，这些穿着肮脏的衬衣、邋遢、无所事事的男人们，会像在冰天雪地的夜里冻死在街角的那些乞丐一样，会像那些出了酒馆掉进沟渠里死掉的醉鬼一样，或者像那些穿着睡衣、踢拉着拖鞋、被家人打发去买面包而迷了路的痴呆老大爷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然而他们，在“这个可怜的卡尔斯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惟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欺压他们亏欠了一生的、曾经深爱过的妻子。 “在安纳多鲁，我把自己的十年给了这些不幸的兄弟们，为的是让他们从这忧郁之中走出来，”他毫不自怜地说,“他们多次把我们当成共产主义分子、西方间谍、变态、耶和华的证人、皮条客和娼妇，把我们关进去，折磨我们，殴打我们。他们想夺走我们的尊严，讽刺挖苦我们。但是，他们也学会了喜欢我的戏剧和我们剧组带来的幸福和自由。现在是我抓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的时候，我决不能手软。” 房间里进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又把对讲机递给了苏纳伊。卡从对讲机的通话中听到，苏卡坡街区的一个棚屋已被包围，有人从里面向外开火，屋子里有一个库尔德游击队员，还有一家人。对讲机那边还有一个正在下达命令的、被称为“长官”的军人。一会儿，这个军人，不是用一种和革命领导人讲话的语气，而是跟同学说话似的告诉苏纳伊关于某个问题的具体情况，然后问问他的意见。 “在卡尔斯有不到一个旅的兵力，”苏纳伊发现卡在留意他们通话，便说道,“冷战时，政府为了防备俄国人的进攻，把主要兵力都放在了萨勒卡莫什。这里的兵力只不过是在刚开战时用来拖延俄国人的。现在主要是用来守卫与亚美尼亚交界的边境。” 苏纳伊告诉卡说，前一天夜里他和卡从同一辆埃尔祖鲁姆来的长途汽车上下来后，在绿园餐馆见到了有将近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奥斯曼·努里·乔拉克。是他在库莱里军事高中时的同学。那时他是在库莱里惟一一个知道皮兰德罗、萨特的戏剧作品的人。“他没能像我一样因为不守纪律而被学校开除，可是他也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军事。这样一来，他就没能当上参谋。也有人说因为他个子矮，不会有前途。他脾气暴躁，性格阴郁，但我想这不是因为职业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妻子带着孩子弃他而去的缘故。因为孤独、无所事事和小城里的流言蜚语，他感到很空虚，当然，制造流言最多的还是他自己。革命后我对地下屠宰场、农业银行货款和古兰经培训班这些事情进行干预，这些都是在餐馆时他先提起来的。他喝得有些多了。见到我他很高兴，他抱怨孤独。他抱歉地说自己不得不早点走，又有些自夸地说，那天夜里他成了卡尔斯的最高长官。旅长带他妻子去安卡拉看关节炎了，副旅长中校去萨勒卡莫什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市长在埃尔祖鲁姆。他集所有大权于一身。雪还没有停，很显然，同每个冬天一样，路还要封闭几天。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我人生的转机，我又给我的朋友叫来了一杯拉克酒。” 事后，根据安卡拉派来的少校特派员所作的调查，卡刚才在对讲机里听到说话的正是苏纳伊军事高中的同学奥斯曼·努里·乔拉克——或是像苏纳伊称呼他的那样，乔拉克——他先是把这个奇怪的军事政变当成了一个笑话，一个酒桌上的异想天开，甚至他还开玩笑说大话，说用两辆坦克就可以把事情解决掉。后来，在苏纳伊的坚持下，为了不使自己被看作懦夫，另外他也相信安卡拉方面会对事情的后果表示满意，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而并非是出自个人恩怨和自身利益。（根据少校的报告，可惜的是“乔拉克”连这条原则也违背了，他为了一个女人，袭击了共和国街区一个信仰阿塔图尔克主义的牙医的家。）革命仅用了半个营的兵力来突袭学校和搜查可疑分子的家，动用了四辆卡车，两辆因缺少配件需谨慎驾驶的T-1型坦克，除此之外没再动用一兵一卒。如果不算上负责承办“无名肇事者事件”的“铁臂”和他的同伙组成的“特别分队”，实际大部分事情，早都已经被国家情报局和警察局一些勤奋的职员们干完了。在这种特别时期，他们早就对整个卡尔斯了如指掌，而且城市里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他们的线人。这些人早在政变还在筹划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还四处放风说在民族剧院有世俗主义的演出，他们是如此的兴奋，还发电报给不在卡尔斯请假在外的同事们，让他们赶紧回来，不要错过这场好戏。 这时，从接下来的对讲机通话中，卡得知苏卡坡街区的冲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先是从对讲机里传来了三声枪响，几秒钟后，才从积着雪的山谷传来声音已减弱了的枪声，卡觉得对讲机里放大了的声音更美妙一些。 “不要过于残酷，”苏纳伊冲着对讲机说,“但得让他们知道革命和国家是强大有力的，不会向任何人让步。”他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摸着下巴，这是一种沉思的方式，这种姿势是如此的特别，卡想起苏纳伊在70年代中期一部历史剧中曾经说过同样的话。现在他不像过去那么英俊潇洒，他疲惫又憔悴。他从桌上拿起一个40年代留下来的军用望远镜，披上他那件陪他在安纳多鲁巡回演出了数十年的破旧的厚大衣，戴上羊皮帽，挽着卡的胳膊来到了外面。寒冷突然让卡感到了一种震撼：人类的愿望和梦想、政治和阴谋在卡尔斯的寒冷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和微弱。同时，他发现苏纳伊的左脚比他之前以为的更跛。走在大雪覆盖的人行道上，空荡荡、雪白的街道，整个城市只有他们在这里走动，这让卡感到很高兴。这不仅是因为雪中美丽的城市、古老而空荡的建筑带给了人一种生活的乐趣和爱的愿望，还因为卡与权力近在咫尺时感受到的满足。 “这里是卡尔斯最美丽的地方，”苏纳伊说,“这是我和我的剧组十年来第三次来卡尔斯。每次，傍晚天刚擦黑时，我就来这儿，在杨树和枣树下，听着乌啼鹊鸣，伤感不已，眺望着远处的城堡、古桥和有着四百年历史的浴池。” 卡尔斯河结了冰，现在他们就在一座桥上。苏纳伊指着左边对面山上零零散散的某个棚屋。卡看见，在比它稍低的地方，比路面又稍高的一个位置有一辆坦克，再前面是一辆军车。“看到你们了，”苏纳伊朝对讲机说着，拿起望远镜看了起来。不一会儿，先是从对讲机里传来了两声枪响，然后从河谷传来了回声。这是在跟他们打招呼吗?不远处，在桥头有两个卫兵等着他们。有钱的奥斯曼帝国帕夏的别墅已经被俄国人的大炮摧毁了，百年后取而代之的是贫穷的棚屋街区。河对岸的那个公园曾经是卡尔斯有钱的布尔乔亚们娱乐的地方。他们看着这一切，又看着身后的城市。 “黑格尔最早发现历史和戏剧是由同一种材料构成的，”苏纳伊说,“他告诉我们，正如戏剧一样，历史也赋予某些人一定的‘角色’。他还告诉我们，如同登上表演舞台，只有勇敢的人才能登上历史舞台……” 随着几声巨响，整个山谷摇动了起来。卡明白，这是坦克上的机关炮也加入了战斗。坦克虽然开火了，可都没击中目标。之后的几声巨响是士兵们扔的手雷。一只狗狂吠着。棚屋的门开了，走出来两个人，两人都高举着双手。这时，卡看到从破窗户里向外吐着火苗。高举双手走出来的人趴在了雪地上。一只黑狗在行动进行着的时候，一直兴奋地叫唤着，跑着。这时它摇着尾巴凑到了趴在地上的两人跟前。再接着，卡看见有人从后面跑了出来，又听见了一片士兵们的枪声。那人倒在了地上，然后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个人才喊了一声，可苏纳伊的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 后面跟着卫兵，他们又一起回到了裁缝车间。看到这个古老建筑漂亮的墙纸，卡明白一首新诗以他无法抵挡的力量涌进了他的脑海，他闪到了一边。 在名为“自杀和权力”的这首诗中，卡毫不避讳地写了他刚才和苏纳伊在一起时体验到的权力所带来的乐趣，写了同苏纳伊做朋友所感受到的一种滋味以及对自杀女子们的一种负罪感。以后他会认为，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在卡尔斯所见证到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写进了这首“可信”的诗中，而且这首诗中体现的这种东西也是最多的。 23安拉问题不是一个思想和信仰问题，而要把它理解为完全是一个生活问题才是正确的 和苏纳伊一起在司令部 苏纳伊看见卡在写诗，便从堆满纸张的桌旁站了起来，向卡表示了祝贺，一瘸一拐地凑到跟前。“昨天你在剧院朗诵的那首诗也很现代，”他说。“可惜在我们国家，民众的欣赏水平还达不到能理解现代艺术的层次。所以，在我的演出中，有大众能理解的肚皮舞，有守门员乌拉尔的趣闻轶事，其后才是深入生活本质的最现代的‘生活戏剧’。我宁可选择和大众一起创作这种既贫穷又高贵的艺术，也不愿意在伊斯坦布尔演出那些由银行支持但没有创造力的街头喜剧。现在，作为一个朋友，请你告诉我，在警察局和兽医学院你为什么没有在那些宗教分子中指认罪犯?” “我没有认出谁来。” “当看见你是那么喜爱那个带你去见‘神蓝’的年轻人时，军人们也想逮捕你。在这次革命的前夜你从德国回来，学院院长被刺时你也在现场，所有这一切让他们不得不怀疑你。他们本想对你动刑来了解事情的真相，是我制止了他们，我做了担保。” “非常感谢。” “可还是没人能明白你为什么要亲吻那个带你去见‘神蓝’的年轻人的尸体。” “我也不知道，”卡说,“他有非常正直和真诚的一面。我原以为他能活一百岁。” “让我给你读读你所同情的这个奈吉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奈吉甫吧。”他取出一张纸读道：奈吉甫去年三月逃学；“快乐”啤酒馆因为在开斋节卖酒玻璃被砸，他也参与其中；他还在繁荣党的市党部做过一段时间的杂工，可要么是因为他的观点过于偏激，要么是他的歇斯底里让人感到恐惧,（在市党部的密探不止一个），他们让他离开了那里；最近这十八个月中,“神蓝”每次来卡尔斯，他都想要接近他所崇拜的“神蓝”；国家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说他写了一本‘看不懂’的小说，投给了卡尔斯一家发行量只有七十五份的宗教报纸；因为那个报纸的专栏作家——一个退休了的药剂师——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吻了他几次，他和他的朋友法泽尔曾计划一起杀死他（他们原本计划放在谋杀现场的一封表明杀人动机的信在国家情报局档案中的原件被偷了，可还是记录在案）；不同时期他和同学在阿塔图尔克大街嬉笑着走过；十月份的某天，他们在经过的一辆便衣警察的车后部做了标记。 “国家情报局在这里干得非常出色。”卡说。 “他们在教长萨德亭老爷的家里装了窃听器，知道你去了那里，在他面前吻了他的手，哭着声明你也信仰安拉，在那里，在那些社会下层人面前，你的行为有失体统，可是他们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国家许多左派诗人这么想,‘哎呀，在他们掌权之前，让我也做个宗教分子吧。’纯粹是出于这种担心，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卡满脸通红。他感觉到苏纳伊看出了自己这耻辱的弱点而更加感到无地自容。 “我知道今天早晨你看到的东西让你很悲伤。警察对年轻人很粗鲁，警察之中甚至有那些以揍人为乐趣的畜生。可现在咱们先把这些放在一边……”他递给卡一支烟,“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经常在尼尚坦石和贝尤鲁街上走，如痴如醉地看西方的电影，读了萨特和左拉的所有作品，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就是欧洲。我不认为你会坐视现在这个世界的坍塌、你的姐妹们被迫蒙上头巾、你的诗因为不符合宗教像在伊朗那样被禁掉。因为你和我来自同一个世界，在卡尔斯没有别人读过TS艾略特的诗。” “繁荣党市长候选人穆赫塔尔应该读过，”卡说,“他对诗很感兴趣。” “我们甚至都没有必要抓他了，”苏纳伊微笑着说,“门一开，他就在那张通告他退出竞选的纸上签了名，递给了第一个敲门的士兵。” 传来了爆炸声，窗户玻璃和四周一片震动。他们俩人都朝爆炸声传来的方向、向朝着卡尔斯河的那个窗户望去，可除了被雪覆盖着的杨树和路对面一个普通的空楼房结了冰的屋檐外，什么也看不到。他们走近窗户，除了门前一个卫兵街上什么人也没有。在卡尔斯，甚至中午的时候，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忧伤。 “一个好的演员，”苏纳伊略微带着些演戏的语气,“他代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历史中沉积多年甚至几百年，被挤压在某个角落里，还没有爆发，还没有人提到。他整个的一生都在最偏僻的地方，在未曾有人尝试过的道路上，在最偏远的舞台上，寻找赋予自己真正自由的一种声音。一旦找到了，就应该毫不畏惧地走到底。” “三天后雪会融化，路通了之后，对这里流的血，安卡拉会跟你算账的，”卡说。“不是他们不喜欢流血，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件事情是由别人来做的。卡尔斯人也会厌恶你和你这部莫名其妙的戏。到那时你会怎么办呢?” “医生你看到了，我有心脏病，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根本不在乎这些，”苏纳伊说,“哦，我突然想起来了，他们说，如果绞死一个人，比如说抓到刺杀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后马上绞死他，并且通过电视进行直播，从此以后整个卡尔斯就会俯首听命。” “他们实际上现在就已经这样了。”卡说。 “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自杀性炸弹袭击。” “如果你要绞死什么人的话，情况会更可怕。” “你害怕什么呢?是不是在想如果欧洲人看到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你自己会感到难为情呢?你知道他们为了建立你所崇拜的那个现代世界绞死了多少人吗?如果是阿塔图尔克，他早就把像你这样愚昧的一个自由派的理想主义者绞死了。还有，你要记住，”苏纳伊说。“今天你看到的那些被捕的宗教学校的学生，他们已经把你的脸刻在了他们的记忆里。为了引起注意，他们可以向任何人、任何地方扔炸弹。再说，昨晚你还朗诵了一首诗，你也算得上是剧组的一个成员了……只要是稍稍有些西化的人，尤其是那些蔑视民众、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们，想在这个国家生存就需要一支世俗主义的军队，否则宗教分子们会把他们和他们浓妆艳抹的老婆用钝刀子咯吱咯吱地宰掉。可是这些蠢货们把自己当成欧洲人，自命不凡地对他们的保护者军人们不屑一顾。你以为如果这里成了伊朗那样，谁还会记得你这个心地善良的自由主义者曾经为一个宗教学校的学生流过眼泪?他们会因为你有些西化，因为你恐惧而说不出祷辞，因为你是假绅士，因为你系着领带，或者是因为你穿着的这件大衣而杀死你。你从哪儿买的这件漂亮大衣?我演戏的时候能穿着它吗?” “当然。” “为了不让他们把这件大衣扎个洞，我给你派个卫兵。等会儿我会在电视上宣布，只有半天的时间可以自由上街。你就不要上街了。” “在卡尔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可怕的‘宗教’恐怖分子。”卡说。 “有这些就足够了，”苏纳伊说,“这个国家只有让人们对宗教都充满恐惧才能统治好。以后会证明这种恐惧是有道理的。民众如果不对宗教分子充满恐惧，不寻求国家和军队的保护，我们就会像中东或亚洲的一些部族国家那样陷入落后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他像发号施令似的站得笔直，时不时凝望着观众上方想像中的那一个点，这让卡想起了二十年前苏纳伊在舞台上的造型。但他没有笑；他觉得自己也正在这场已经过时了的戏中。 “您想让我做些什么呢，请直说。”卡说。 “没有我，你将很难在这个城市立足。不管你如何讨好那些宗教分子，他们还是会刺穿你的这件大衣。在卡尔斯你惟一的保护者和朋友就是我。如果你失去了我这个朋友，别忘了，你还会被关在警察局地下室的一间牢房里受折磨。另外，你也得清楚,《共和国报》你的那些朋友们也不会相信你，而只会相信军人们。” “我知道。” “那么就告诉我今早你瞒着警察的那些因为犯罪感而埋藏在你内心深处的东西。” “在这儿也许我开始信仰安拉了，”卡微笑着说。“这一点我甚至可能还在瞒着自己。” “你在自欺欺人!就算你有信仰，单独信仰本身也没有丝毫意义。你应当像穷人们那样信仰，并且成为他们的一员。吃他们所吃的，同他们一起生活，与他们同喜同怒，只有这样才能信仰他们的安拉。过着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你就不可能信仰同一个安拉。安拉问题不是一个思想和信仰问题，而要把它理解为完全是一个生活问题才是正确的。但是我现在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半个小时后我要在电视上对卡尔斯人发表讲话。我要告诉他们一个喜讯，告诉他们杀死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抓到了。很可能杀死市长的也是这个家伙。我能告诉大家是你今天早晨指认了这个人吗?然后你也上电视，说说事情的经过。” “可我没有指认出任何人来。” 苏纳伊以一种与演戏完全不相称的愤怒的动作拽住卡的胳膊将他拉出了屋外，穿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面朝内院的很白的房间。卡扫了一眼，就想把头扭到一边，不是因为屋里的脏乱，而是因为这个屋子里的隐私。在一根拴在窗户插销和墙上一颗钉子间的绳子上搭着袜子。卡看见放在屋角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有一个吹风机、手套、衬衣和只有冯妲·艾塞尔才能戴得上的胸罩。就在一边椅子上坐着的冯妲·艾塞尔一边用勺儿搅着放在堆满化妆品和纸张的桌子上的碗——是饮料还是粥，卡在想——一边说着什么。 “为了现代艺术，我们就生活在这里……我们相依为命。”苏纳伊说着将卡的胳膊抓得更紧了。 卡不明白苏纳伊到底想说些什么，在这种真实与戏剧之间的环境中有些不知所措。 “守门员乌拉尔失踪了，”冯妲·艾塞尔说,“早晨出去后，一直没回来。” “可能是躲在哪儿了，”苏纳伊说。 “他能躲在哪里?”妻子说,“所有地方都关了门。又不准上街。士兵们开始搜查了。他们担心他被绑架了。” “但愿他被绑架了，”苏纳伊说,“剥了他的皮，割了他的舌头，我们就能甩掉他这个包袱了。” 尽管周围乱糟糟，尽管所谈的内容也乱七八糟，但卡感觉到这对夫妻间有那么一种细腻的幽默与完整的默契，他对他们有了一丝敬意，也夹杂了一丝嫉妒。当他和冯妲·艾塞尔目光相遇的时候，他本能地深深鞠了一躬向她问好。 “尊敬的夫人，昨晚您的表演太完美了。”语气稍带做作但又有发自内心的崇拜。 “但愿您能喜欢，”女人稍有些羞涩,“我们的戏剧中重要的不是演员的演技，而是观众的能力。” 她转向了丈夫。夫妻俩儿像忙于国事的皇帝和皇后，匆匆忙忙地说着什么。卡既惊讶又敬佩地看着夫妻俩，他们眨眼间讨论决定了这么多事情：苏纳伊等会儿在电视上穿什么服装（便装—军装—还是套装）；准备讲话稿（冯妲·艾塞尔已写了一部分）；以前他们来这儿时入住的“快活卡尔斯”旅馆老板的告密和想找靠山的想法（军人们时不时到他的旅馆去搜查，他感到很不安宁，于是他干脆自己告发了两个比较可疑的年轻客人）；写在一个烟盒上的边境卡尔斯电视台午后的电视节目（第四遍和第五遍重播民族剧院的演出，播放三遍苏纳伊的讲话，播放英雄的边疆民歌、介绍卡尔斯美景的宣传片，国产电影:《粉嫩的脸庞》）。 “我们怎么处置这位思想在欧洲、心系宗教狂热分子、脑子一片混乱的诗人呢?”苏纳伊问道。 “从他脸上可以看出，”冯妲·艾塞尔甜甜地微笑着说,“他是个不错的孩子。会帮助我们的。” “但是他竟然为宗教分子们流眼泪。” “因为他陷入了情网，”冯妲·艾塞尔说,“我们的诗人这些天有些过于多愁善感。” “啊，我们的诗人陷入情网了吗?”苏纳伊用一种夸张的语气说道。“只有最幼稚的诗人才能在革命的时候还忙着爱情。” “他不是幼稚的诗人而是幼稚的痴情者。”冯妲·艾塞尔说。 夫妻俩又准确无误地继续进行了一会儿这种表演，使卡既感到气愤又呆若木鸡。后来，他俩对坐在裁缝车间的大桌旁喝起茶来。 “我这么说只当是你已经明智地决定帮助我们了。”苏纳伊说，“卡迪菲，是‘神蓝’的情人。‘神蓝’来卡尔斯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爱情。为了弄清楚跟他建立联系的年轻宗教分子，他们没有下手抓这个谋杀犯。现在他们有些后悔了。因为在昨晚对他的住所进行的突袭之前，他竟然在眨眼之间消失了。卡尔斯所有年轻的宗教分子对他都很崇拜，很爱戴。他就在卡尔斯的某个地方，他一定会再来找你的。你要把消息通报给我们可能会比较难：正如我们对已故的教育学院院长所做的那样，在你身上装上一个——甚至两个——窃听器，在大衣上也装上无线电发射器，就算他们找到你，你也不用害怕。你刚一离开，他们就会马上抓住他。”他立刻从卡的表情看出卡不喜欢这个主意。“我不是坚持要这么做。”他说,“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从你今天的举止还是可以看出你是一个谨慎的人。你一定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要小心卡迪菲。他们怀疑她把听到的所有事情都通报给了‘神蓝’；她肯定将她父亲和客人们晚上在餐桌上聊天的内容也都告诉了‘神蓝’。这其中有背叛父亲时的一种乐趣，但更多的是因为对‘神蓝’的爱恋。你觉得他身上有什么值得人们这么崇拜?” “卡迪菲身上吗?”卡问。 “当然是‘神蓝’，”苏纳伊有些气恼地说,“为什么大家都崇拜这个凶手?为什么在整个安纳多鲁他简直就成了一个神话?你和他聊过，你能跟我说说这是为什么吗?” 冯妲·艾塞尔拿出一把塑料梳子，温柔而又仔细地梳起她丈夫枯萎的头发，卡有些心不在焉，他沉默不语。 “你要听我在电视上讲话，”苏纳伊说,“我让人开车把你送回旅馆。” 离解除不准上街的禁令还有四十五分钟。卡请求他们让自己走回旅馆，他们同意了。 阿塔图尔克大街的空荡、大雪覆盖的大小街道的寂静、俄式建筑的古老和枣树的美丽，才刚刚让他稍有释怀，这时却发现有个人跟着自己。他穿过哈立特帕夏街，从小卡泽姆贝依街向左拐。后面的那个密探在松软的雪中气喘吁吁地跟着卡。密探后面则跟着昨天在车站那条跑动的、头上有白斑的、颇讲义气的黑狗。卡躲进了尤素甫帕夏街的一家布店，观察着他们，然后突然出现在那个密探的面前。 “您跟着我是想知道我的行踪呢，还是为了保护我?” “先生，您认为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吧。” 但这个人是如此疲惫不堪，别说保护卡，就连保护他自己的力气都没有。他看上去至少有六十五岁，脸上布满皱纹，声音微弱，两眼黯淡无神。他怯懦地打量着卡，那种目光不像是一个便衣警察，而更像是一个害怕警察的人。他和土耳其其他便衣一样，也穿着双苏美尔邦克皮鞋，可是鞋帮都裂开了。看到这些，卡有些同情他了。 “您是警察，要是您有证件，咱们叫开绿园酒馆的门，进去坐一会儿。” 酒馆的门，没敲多长时间就开了。卡了解到，密探的名字叫萨非特。他们喝着拉克酒，和黑狗一起分享馅饼，听着苏纳伊的讲话。他的讲话同军事政变后总统的讲话别无二致。苏纳伊说，那些受国外敌人支持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宗教分子，还有那些为了捞选票不择手段的无耻的政客们，已经将卡尔斯带到了悬崖的边缘等等，卡听了觉得很无聊。 卡开始喝第二杯拉克酒时，密探带着一脸的敬意，指着电视中的苏纳伊。他脸上原本有的那种马马虎虎的表情不见了，换成了一副公民递交什么申请时的可怜相。“您认识他，而且他还尊重您。”他说，“我有个请求，请您转达给他，让我摆脱这地狱般的生活。请他们别再让我参与到这个中毒事件的调查中了，派我去其他地方吧。” 见卡想弄明白怎么回事，他站起来，把酒馆的门插上。坐到了卡的桌旁，开始讲这个“关于中毒事件的调查”。 这个可怜的密探讲起话来有些词不达意，卡这时本来就已经变得有些迟钝的脑子喝了酒后更是有些稀里糊涂，整个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军队和情报组织怀疑市中心那个名为时代小卖部的地方出售的一种加了肉桂的饮料有毒，军人们经常光顾这个卖三明治和香烟的小卖部。第一个引起人们注意的案例发生在一个伊斯坦布尔籍的预备役军官身上。两年前，在一次强度非常大的演习之前，这名军官发起了烧，而且浑身颤抖，甚至无法站立。抬到诊所检查，结果是中毒。这个被认为无药可救的军官，一气之下怪罪起位于小卡泽姆贝依街和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交叉口的小卖部出售的一种热饮料，当时他只是出于好奇想尝尝鲜。就在这被当作一起普通食物中毒事件而快要被人们忘记的时候，很短时间之内又有两名预备役军官被抬到诊所，症状相似，人们又想起了这件事。他们也是抖个不停，口齿不清，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他们也说是因为好奇喝了这种加肉桂的热饮料。这种热饮料是一个家住阿塔图尔克街区的库尔德大妈“独创”的，大家都喜欢喝，所以她就开始在她侄子开的小卖部里卖这种饮料。驻卡尔斯的军队司令部通过秘密调查弄清了这些情况。可是偷偷弄来的饮料样品，经过兽医学院的化验，没有发现任何的毒药。事情本来就要这么不了了之的时候，旅长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妻子，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自己妻子为了治好关节炎每天一杯接着一杯地喝这种热饮料。许多军官妻子，就连许多军官也都以这种饮料有利于健康为借口，而实际上纯粹是为了解闷，也喝了很多。经过简单地调查，旅长了解到，军官和他们的家人，请假上街的士兵们，来探亲的士兵家属们，都没少喝这种饮料。他们每天路过市中心不下十次，而且喝这种饮料似乎成了卡尔斯城惟一的一项新娱乐。旅长不知如何是好，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情报机关和总参谋部特派员。那些日子里，军队正在东南部与库尔德工人党的游击队打得不可开交，当军队胜局已定的时候，在一些向往加入游击队的失业、无助、绝望的库尔德年轻人中间，开始散布一种奇怪而又恐怖的复仇幻想。那些整天在卡尔斯茶馆里打发时光的密探们当然知道他们的这些幻想：放炸弹、绑架、推翻阿塔图尔克的雕像、在城市饮用水中投毒以及炸毁桥梁等等。这样事情变得严重了，但是因为这件事的敏感性，他们认为对小卖部的主人刑讯逼供不太合适。他们想办法让密探混入库尔德大妈的厨房，混进小卖部。起初，混进小卖部的密探检查了大妈特制的盛肉桂的容器、玻璃杯、垫在白铁皮勺螺旋状长柄上的手巾、零钱盒、窟窿眼、在小卖部里干活的人的手，没有发现任何不明粉状物。一个星期后，这个密探出现了同样的中毒症状，手脚颤抖又呕吐，不得不离开了岗位。守候在阿塔图尔克大街上大妈家附近的密探更尽职。从进进出出的人到所购买的东西（胡萝卜、苹果、李子、桑葚干、石榴花、野蔷薇果和木槿），这所有的一切都写成报告交给了上级。这些报告很快变成了这种受欢迎、开胃热饮料的配方。这个密探报告说，他自己每天喝五六瓶这种饮料，没见对身体有什么坏处，反而有好处，对治疗疾病还有帮助，是一种真正的“山地”饮料，在库尔德民族史诗《梅姆和辛》中对此还有记载。从安卡拉派来的专家们对这个密探不是很信任，因为他是库尔德人，从他了解的情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饮料毒害土耳其人，对库尔德人则不起作用。可是这与政府的观点，即土耳其人同库尔德人没有任何区别的观点是不相符的，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个观点透露给任何人。因此，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一个医疗小组在国立医院开设了特别门诊来检查此类病人。但是有些想免费检查身体的健健康康的卡尔斯人，还有一些受脱发、牛皮癣、疝气和结巴等一般病痛折磨的病人都挤到了这里，使研究工作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如果饮料有毒是事实的话，目前上千名军人正受到死亡的威胁，如此一来，为了不影响这支日渐扩大的喝饮料队伍的情绪，解决这个问题的重任，就又落到了情报部门的肩上，又落到了包括萨非特在内的这些忠于职守的密探身上。许多密探都被派去跟踪那些喝了库尔德大妈饮料的人。现在问题已经不是弄清楚卡尔斯人是怎么中毒的，而是要搞明白卡尔斯人到底中没中毒。如此一来，密探们跟踪那些放开胃口喝了大妈的肉桂饮料的、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的所有公民，有时候，一直要跟到他们的家门口。这种既劳民又伤财的措施的结果就是让眼前的这位密探跑烂了鞋子，耗尽了体力。卡答应把他的苦恼告诉正在电视上讲话的苏纳伊。 密探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当他们起身离开的时候，他感激地拥抱并且亲吻了卡，而且亲手拉开了门上的插销。 24我，卡 六角形的雪花 卡，后面跟着黑狗，欣赏着大雪覆盖着的空荡荡的街道，朝旅馆走去。在前台，他让贾维特给伊珂转交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来。”他倒在房间的床上等待的时候，想起了母亲，可没想多久，因为他开始想起了迟迟未到的伊珂。在等待伊珂的这短短的时间里，有一种东西让卡非常痛苦，使他开始后悔，并且认为爱上伊珂和来到卡尔斯其实是很愚蠢的。可现在一切都晚了，伊珂也还没有来。 卡回到旅馆三十八分钟后，伊珂来了。“我去煤店了。”她说,“我想禁令取消后店门口一定会排起长队，所以我十一点五十就从后院溜出去了。十二点之后在集市里转了一会儿。如果早知道，我会马上来的。” 伊珂的到来给房间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这让卡突然间感到如此幸福，以至于他非常担心这一时刻会受到破坏。他看着伊珂光亮的长发和动个不停的纤细小手。（她的左手摸了摸匆匆整理过的头发，摸了摸鼻子，碰了碰腰带，扶了扶门框，贴了贴她美丽修长的身体，又摸了摸头发，摸了摸卡刚发现的她新佩戴的玉石项链。） “我爱你爱得无法自拔了，非常痛苦。”卡说。 “这么快就燃烧起来的爱情之火，也会同样快地熄灭的，别担心。” 卡不安地搂住她吻了起来。伊珂却不像卡那么不安，她很坦然地跟卡接吻。卡感到女人纤细的小手抓住了自己的肩膀，全身心地沉浸在热吻之中，这使卡有些吃惊。卡从伊珂紧贴过来的身体可以感觉到伊珂也想跟自己做爱。卡有能力从悲观的谷底一下子冲到幸福的浪尖，凭借这种能力，此时此刻他幸福无比，他的目光、他的思维、他的记忆，都与这一刻与整个世界融在了一起。 “我也很想跟你做爱，”伊珂说。她看着前方，突然抬起头用她那双微有斜视的眼睛，盯着卡的眼睛，坚决地说:“可我说过了，父亲在我们眼前时不行。” “你父亲什么时候出去?” “他根本不出门。”伊珂说。她开了门,“我得走了。”她说着就离开了。 伊珂从昏暗的走廊尽头的楼梯走下去，不见了，卡一直从后面看着她。他关上门，刚在床沿上坐下，就从口袋里掏出本子，在一页干净的纸上开始写起名为“无奈，艰难”的诗。 写完诗，他坐在床头，来到卡尔斯后，他第一次觉得，在这个城市里，除了想办法得到伊珂和写诗之外，他没有其他事可做了。这既使他感到无奈，又使他感到了一种自由。他清楚，如果现在能说服伊珂跟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以后一定会同她一起幸福地度过余生。他非常感谢这场雪阻断了交通，给他提供了能够说服伊珂的时间和便利的空间。 他穿上大衣，没让任何人看见，上了街。他没有朝政府大楼方向走去，而是从民族独立大街向左拐，进了比利姆药店买了些维生素C药片，再从法伊克贝依大街向左拐，一路看着餐馆的橱窗向前走，然后拐进卡泽姆贝依大街。昨天还让街上非常热闹的竞选宣传小旗已经摘掉，店铺都开张了。一个小文具店大声放着音乐。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大家出来就只是为了上街。人们相互打量着，看着橱窗，冒着严寒，在市场里走来走去。城市里少了那些从镇上坐着中巴到茶馆里和理发店里来打发时间的人，卡也挺喜欢茶馆和理发店里的空荡。街上的孩子们让他忘却了害怕，让他感受到了幸福。他看见在一小片空地上、在雪覆盖的广场上、在政府机关和学校的院子里、在山坡上、在卡尔斯河的桥上，那些滑着雪橇、打着雪仗、互相追逐、吵闹叫骂还有吸着鼻涕看着这一切的小孩子们。很少有人穿大衣，大部分穿着校服，围着围巾，戴着圆帽。卡看着这些孩子们因为军事政变学校放假而兴高采烈，这时他感到很冷，走进最近的一家茶馆，密探在对面的桌子旁刚坐下时，他已经喝完一杯茶出来了。 因为已经熟悉萨非特了，所以卡一点也不怕他。他知道如果真是想跟踪自己的话，他们会安排一个看不见的密探。看得见的密探是用来掩护看不见的密探的。因此有一阵儿，当卡看不见密探萨非特，他反而不安了起来，并且开始到处找他。在法伊克贝依大街，在昨晚卡碰见坦克的那条街的拐角处，卡找到了萨非特，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气喘吁吁地也在找卡。 “橙子很便宜，我忍不住买了些。”密探说。他感谢卡等了他，卡没有逃跑证明了卡的“善意”。“今后如果您告诉我您要去哪的话，咱俩都不用瞎忙活了。” 卡也不知道要去哪。后来他在另外一家窗户结了冰的茶馆里坐下来，明白自己实际上是想喝完两杯拉克酒后去教长萨德亭老爷那里。现在见伊珂是不可能了，卡的内心在受折磨的恐惧之中心烦意乱，这种折磨源自于对她的思念。他想对教长说说自己内心中对安拉的热爱，想跟教长有尊严地谈谈安拉，谈谈世界的意义。但他又想到在修道所里装了窃听器的警察们会听着他，嘲笑他。 卡还是到了巴依塔尔哈内街，从教长简陋的屋前经过时，他站了一会儿，望着楼上，望着窗户。 再后来，他看见卡尔斯市图书馆的门开着，卡走进去，爬上了泥泞的楼梯。楼梯平台上有个木制的通告栏，上面仔细地钉着卡尔斯当地的七份报纸。正像《边境城市报》一样，其他报纸也是在前一天午后就印好了，所以都没有提到革命，而是说民族剧院晚上的演出如何如何的成功、雪还要下几天，等等。 尽管学校放假，在阅览室仍有那么五六个学生，还有几个嫌家里冷来这里呆着的退休职员。卡在一个角落里，在被翻阅得快要散架的字典和已经掉了一半的彩图儿童百科全书堆里，找到了他童年时最喜欢读的一套生活百科全书。这套书每一册的封底内页，都贴着一些彩色图片，再往前翻几页就可以看汽车和轮船的部件、男人的器官，简直成了解剖学的宣传画。卡在第四册的封底内页看到过一位母亲和躺在她鼓起来的肚子里就像睡在一只鸡蛋里一样的婴儿，他本能地在这册书里找这一页，却发现这一页已经被撕掉了，只留下了被撕去后的痕迹。 他认真地读起了这册书（I·S—MA）第324页的一个词条。 雪：水在大气中降落时、悬浮时或者上升时形成的固体状态。通常情况下呈美丽的晶状六角星结构。每个晶状颗粒都具有其特有的六边形结构。雪花的奥秘从远古时期就引起人类的好奇和惊叹。1555年，瑞士乌普萨拉城的奥拉乌斯·玛格努斯主教首次发现，每一片雪花都具有其特有的六边形结构和如同在其结构上所看到的…… 我说不清楚在卡尔斯时卡读了多少遍这个词条，这晶状雪花的图片对他有多大触动。多年后的一天，我去了尼尚坦石他的家，他的父亲，一位永远悲伤而多疑的老人，含着热泪跟我长时间地聊起了卡，我请求他让我看看家里的藏书。我指的不是卡房间里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藏书，而是在起居室阴暗角落里的他父亲的藏书。这里有成套的包装精美的法律书籍，20世纪40年代的土耳其小说和国外作品的译著、电话和黄页，在这些书中，我也看见了这部特别的生活百科全书，我扫了一眼第四册封底内页上那张孕妇的解剖图。我随意打开书，就翻到了第324页。在那一页，同样是雪这个词条边，我看见了一张至少有三十年的已经枯黄了的纸。 卡看着面前的百科全书，像个做作业的学生一样，从口袋里取出本子，开始写他到卡尔斯后的第十首诗。在这首诗中，他从每片雪花的独特性和对生活百科全书里已找不见的母亲腹中的胎儿的想像出发，对他自身及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恐惧、特点和惟一性进行了思考，他把这首诗命名为:“我，卡”。 诗还没写完的时候，卡感觉有人坐到了桌旁。他抬起头，愣住了：是奈吉甫，他愣住了，不是因为内心的恐惧和惊讶，而是因为内心的犯罪感：一个不会那么轻易死去的人，他却愿意相信已经死了。 “奈吉甫。”卡叫道。卡想拥抱亲吻他。 “是我，法泽尔。”那个年轻人说,“我在路上看到你了，然后跟着你。”他朝密探萨非特坐着的那边看了一眼,“请您快点告诉我：奈吉甫真是死了吗?” “是的，我亲眼看到的。” “那你为什么叫我奈吉甫?你还是不确信。” “我不很确信。” 法泽尔的脸突然变得灰白，但努力使自己平静了下来。 “他希望我为他报仇，所以我能感觉到他已经死了。可开学后，我还是想和过去一样，努力学习，不想报仇，不想卷入政治。” “报仇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但如果他真的希望我这么做的话，我还是会替他报仇的。”法泽尔说。“他跟我说起过您。你把他写的信交给希吉兰，也就是卡迪菲了吗?” “给了，”卡说。法泽尔的目光让他很不舒服。“需要改成‘我还没给’吗?”他想着。可已经晚了。另外，不知什么原因，尽管说了谎，卡内心却很踏实。法泽尔脸上流露出来的痛苦又让他很不安。 法泽尔的双手捂住脸，哭了一会儿。可又是如此气愤，他没有流泪。“奈吉甫死了，可我找谁报仇呢?”他看到卡沉默不语，盯着卡的眼睛说:“您最清楚。” “听说你们常常在同一时间想着同一件事情，”卡说。“你现在思考着，也就意味着他还存在着。” “他希望我思考的东西，使我的内心充满痛苦。”法泽尔说。卡第一次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与奈吉甫眼中类似的光彩。他觉得自己是跟一个幽灵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 “他迫使您想什么呢?” “报仇。”法泽尔说。他又哭了起来。 卡马上清楚了法泽尔脑子里真实的想法不是报仇。因为法泽尔这么说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密探萨非特从一直认真观察着他们的桌旁站了起来，并且向他们走近了。 “请拿出您的证件。”萨非特边说着，边狠狠地瞪着法泽尔。 “我的学生证在借阅处。” 卡看出法泽尔马上意识到了面前的这个人是个便衣警察，他战胜了自己的恐惧。他们一起来到借阅处的桌子前。密探从胆小怕事的女职员手中抓过证件，知道了法泽尔是宗教学校的学生，他用责备的目光看了一眼卡，好像是说:“我就知道是这样。”然后像大人没收小孩儿皮球那样将法泽尔的证件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你来警察局取你宗教学校的学生证。”他说。 “先生，”卡说,“这孩子向来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现在刚知道自己最好的朋友死了，请把证件还给他。” 尽管中午时萨非特还托卡走后门，可现在他的态度却没有丝毫缓转。 卡跟法泽尔说好下午六点在铁桥见面，他相信在一个没人的地方能从萨非特那里将证件要回来。法泽尔立刻出了图书馆。整个阅览室紧张了起来，大家都以为要查证件。可萨非特对他们没一点兴趣，他马上回到桌旁，翻起60年代初期的《生活》杂志，看着因为不能给伊朗国王生孩子而被休掉的忧郁的王妃苏莱雅和土耳其原总理阿德南·曼德莱斯被绞死前拍的最后一张相片。 卡知道现在从密探那里要不来证件，就出了图书馆。欣赏着大雪覆盖着的街道的美景，看着打着雪仗兴高采烈的小孩们，他将所有的恐惧都置之脑后了。他有一种奔跑的冲动。在政府广场他看到一群男人，手里拿着布袋和用绳子捆结实的纸包，他们排着长队，挨着冻，不安地等着。这些就是把戒严令当成真事，乖乖地把家里的武器上交给政府的卡尔斯的顺民。可政府对他们根本不信任，没让他们在政府大楼里排队，所以都在这里挨着冻。城市里大部分人听了通知后，都在半夜时分扒开雪，把武器埋在了谁都不会想到的地方，埋在结了冰的地下。 在法伊克贝依街走着的时候他碰见了卡迪菲，一见到她，他的脸就变红了。他刚才还想着伊珂，对他来说卡迪菲似乎成了与伊珂有关的非常近和异常美的一个东西。要不是他控制住了自己，他可能就会拥抱亲吻这个带着头巾的姑娘了。 “我有要紧的事和您说，”卡迪菲说,“但您后面有人跟着，他看着咱们时不能说。中午两点您能来217房间吗?就是您房间所在的那个走廊尽头的房间。” “在那儿可以放心说吗?” “只要你别跟任何人说，”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对伊珂也别说，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咱们的谈话内容了。”为了对付向他们投来窥视目光的众人，她很正式地握了握卡的手。“现在别让他们发觉，先悄悄看一下我身后有一个还是两个密探，呆会儿再告诉我。” 卡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向她用头示意“好的”，表现出的那种冷静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然而，背着她姐姐跟卡迪菲在一个房间里见面的念头早已使他有些茫然失措了。 他立刻明白自己在跟卡迪菲见面之前，就算是偶然，也不想在旅馆里碰见伊珂。所以，为了打发见面前的这段时间，他在街上溜达了起来。人人都看上去对军事政变没有任何不满；正如童年时那样，一切都重新开始，无聊的生活也有了一种变化了的味道。女人们开始拎着包、拽着孩子在小卖部和水果店细心地选水果，开始讨价还价；留着小胡子的男人们开始立在街角，吸着不带过滤嘴的香烟，看着过往的行人，开始东家长西家短地聊起来了。卡昨天见过两次的那个在长途车站和市场中间那座空楼屋檐下假扮瞎子的乞丐不见了。卡也没见到停在路当中卖橙子和苹果的小卡车。路上本来就不多的车辆现在更少了，这是军事政变造成的呢，还是下雪造成的，很难说得清楚。城里的便衣警察增多了（有个便衣被哈立特帕夏大街上一帮踢球的孩子们叫去当守门员了）。长途车站边上两个其实是妓院的旅馆（潘旅馆和自由旅馆）、斗鸡的人和做地下屠宰生意的人也只好无限期地暂时中断他们见不得人的勾当了。卡尔斯人早就习惯了时不时从棚屋街区传来的爆炸声，特别是在晚上，这也不会坏了任何人的好梦。卡也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自由感，便在位于小卡泽姆贝依街和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拐角处的时代小卖部买了一瓶加肉桂的热饮料，痛快地喝了起来。 25在卡尔斯惟一的自由时间 卡和卡迪菲在旅馆的房间里 十六分钟后，卡去了217号房间。进门的时候他很紧张，生怕被别人看见。为了说个轻松点的话题，他向卡迪菲谈起了果汁，直到现在他的嘴里还有那股酸酸的味道。 “曾经有过传言说，为了毒死军人，愤怒的库尔德人就在果汁里下了毒，”卡迪菲说道,“政府甚至还派了秘密调查员来调查此事呢!” “那你们相信这些传言吗?”卡问道。 “所有来到卡尔斯的西化了的外地读书人，”卡迪菲说,“听了这些传言以后，为了证明这些不是真的，他们都跑去喝果汁，结果傻乎乎地中毒了，因为传言是真的。有些库尔德人太不幸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真主了。” “都这么久了，政府怎么还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您和那些西化了的文人一样，太相信政府了。国家情报局什么都知道。这件事他们也知道，但他们却不加以阻止。” “那他们知道我们现在在这儿吗?” “别害怕，他们现在肯定还不知道，”卡迪菲笑着说道,“不过，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但在他们知道之前，我们在这儿就是自由的。在卡尔斯，惟一的自由时间就是这段时间了，您可要珍惜呀，您把外套脱掉吧!” “这件外套可以保护我远离邪恶，”见卡迪菲的表情似乎有点害怕，卡补充道,“再说，这儿也有点冷。” 这儿以前是个储藏室，现在被隔出一半作了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扇面向院子的小窗户；一张小床，他们现在正各坐一头；还有一股子让人窒息的潮气和土味，通风不好的旅馆房间都有这种味道。卡迪菲伸过手，想把边上的暖气阀打开，可阀门拧得太紧，她只好作罢。当她看到卡烦躁地站起身来时，她笑了笑。 卡一下子明白了，和他一起呆在这个房间里，卡迪菲很愉快。而自己在多年的孤独寂寞之后也很高兴能和一个漂亮姑娘共处一室。但卡迪菲的这种愉快不是“温和”的那种，从她的脸上他能看出，这是深深的、由衷的愉快。 “您不要害怕，刚才在您的身后只有一个拎着袋橘子的可怜人。这也表明政府根本就不怕您，他们只是想吓一吓您。刚才我的身后有什么人吗?” “我忘了看了。”卡不好意思地说道。 “怎么?”卡迪菲用恶毒的眼光看着他，说道,“您因为爱而变傻了，因为爱而变得太傻了!”但很快她便恢复了常态。“对不起，我们大家都太害怕了，”她说，脸上现出完全不同的表情,“您要让我的姐姐幸福，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您认为她爱我吗?”卡像是在说悄悄话似的问道。 “她爱您，她应该爱您，您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卡迪菲说道。 见卡一脸的诧异，她解释道:“因为您是双子座的。”她一边说，一边想着该如何解释双子座的男人和处女座的女人在一起一定会幸福。双子座的男人除了具有双重性格之外，还有轻浮和浅薄的特点。而处女座的女人则对待任何事情都很认真，和双子座的男人在一起，她可能会感到幸福，也有可能会很厌恶。“你们俩都应该得到幸福的爱。”她带着种安慰的语气补充道。 “从和您姐姐的聊天当中，您觉得她会和我一起去德国吗?” “她觉得您很帅，”卡迪菲说道,“但她无法相信您。要让她相信就需要时间。像您这样没有耐性的人想的不是爱一个女人，而是怎样去得到她。” “她对您说过这些吗?”卡皱着眉头说道,“在这座城市里我们没有时间。” 卡迪菲看了看表说道:“首先，很感谢您能来这儿。我叫您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神蓝’有个声明要给您。” “这一次他们要是跟踪我的话，马上就能找到他了，”卡说道,“他们会拷问我们大家的。那所房子已经被搜过了，警察窃听到了一切。” “‘神蓝’知道被窃听了，”卡迪菲说,“那是政变前给您、并且通过您转给西方的富有哲理的声明，他是要告诉他们，不要插手我们自杀的事情。现在情况变了，所以他要废弃旧的声明，不过更重要的是，现在他有一个新的声明。” 卡迪菲央求了很长时间。犹豫很久之后，卡说道:“在这座城市里，不论去哪儿，都会被人发现的。” “有辆马车，每天都会到院子里的厨房门口来一两趟，来送气罐、送煤和送水。它还送东西到其他地方去，为了不让东西被雨雪淋着，上面会盖层帆布。车夫也很可靠。” “难道要我像个小偷一样藏在帆布下面吗?” “我藏过好几次了，”卡迪菲说,“躲在车里满大街转，却没人能发现，这很好玩的。您要是同意去会面的话，在伊珂的事情上我就会真心去帮您，因为我希望她和您结婚。” “为什么?” “谁都希望自己的姐姐能够幸福。” 卡根本不信她说的是真的，因为在土耳其的兄弟姐妹之间，他只看到过发自内心的厌恶和勉强的团结，此外他还发现卡迪菲的神态有些做作（她不经意地抬了抬左边的眉毛，像个就要哭的孩子似的撅着嘴，这种“天真”的表情在土耳其电影里倒是常见）。卡迪菲看看表，说马车十七分钟后就要来了，她向卡保证，只要他同意立刻和她一起去见“神蓝”，她就把一切都告诉他。卡说:“我同意，但首先您要告诉我，你们为何如此信任我。” “您是一个很大度的人,‘神蓝’这么说的，他相信安拉让您从出生到死都是一个纯洁的人。” “那伊珂知道我的这个特点吗?”卡急切地问道。 “她怎么会知道呢?这是‘神蓝’说的。” “那您把她对我的所有想法都告诉我吧。” “其实我已经把和她聊的话都告诉您了，”卡迪菲说道。见卡很失望，她想了想，也许是装作在想吧——卡紧张得都无法分辨了——“她觉得您挺有意思的，”卡迪菲说,“您是远从德国来的，您可以有很多东西讲。” “我要怎样才能说服她呢?” “一个女人，就算在第一眼感觉不出，但在十分钟之内一定可以深深地感觉出一个男人是个怎样的人，对自己意味着什么，爱不爱自己。要完全理解这种感觉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我认为在这段时间里，男人没有更多可以做的。您要是相信我的话，您就把您对她的好感告诉她，告诉她您为什么爱她，您为什么想和她结婚?” 卡没出声。见他就像个忧郁的小男孩一样看着窗外，卡迪菲便说卡和伊珂在法兰克福会过上幸福的生活的；离开卡尔斯，伊珂会很开心的；她可以想像出他们俩晚上幸福地走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一起去看电影的景象。“在法兰克福你们能去什么电影院，说个名字给我听听，”她说,“随便哪家电影院。” “赫希斯特电影院。”卡说道。 “德国难道没有什么叫‘阿勒罕布拉’、‘梦’、‘国王’之类的电影院吗?” “有啊!埃尔多拉多。”卡说。 望着院子里飞舞的雪花，卡迪菲说，在大学演话剧的那些年里，曾经有一次，一个同学的堂兄弟给她介绍了一个角色，是土耳其和德国合作的一部戏里的角色，但是要戴头巾，所以她拒绝了；伊珂和卡马上就要在那个国家过上幸福的生活了；事实上，她姐姐生来就是要获得幸福的，但姐姐却不知道这一点，所以至今也没能获得幸福。姐姐没有孩子，她很难过，但真正让她伤心的是姐姐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柔弱，如此的敏感，如此的正直，可姐姐却并不幸福（说到这儿，卡迪菲顿了顿）；青少年时，姐姐的美丽和善良都是她的榜样（卡迪菲再次顿住）。与姐姐相比，她一直都觉得自己很丑，很坏；为了不让她有这样的想法，姐姐总是刻意地隐藏着她自己的优点。（这时，卡迪菲最终哭了起来。）卡迪菲流着眼泪抽泣着继续讲道：中学时,（卡迪菲说:“当时我们住在伊斯坦布尔，那时我们不是很穷。”卡说道:“事实上你们现在也不……”“但我们现在在卡尔斯，”卡迪菲快速打断了他的话，）一天，因为上课迟到，生物老师梅思鲁莱女士问她“‘你那聪明的姐姐’也迟到了吗?”她还说“因为喜欢你姐姐我才让你进的教室。”当然，伊珂没有迟到。 马车进了院子。 这是一辆很普通的旧马车，马车的侧面还漆上了红色的玫瑰、白色的菊花和绿色的叶子。疲惫的老马从周围都已结了冰的鼻孔里往外喷着气。车夫身材魁梧但略微有些驼背，外套和帽子上都落满了雪。卡有点紧张，他看到帆布上也积满了雪。 “千万别害怕，”卡迪菲说道,“我不会打死你的。” 卡看到卡迪菲的手里拿着一把枪，但他不明白枪口为什么会对着自己。 “我不是在发神经，”卡迪菲说道,“但你要是捣什么鬼的话，你要相信我会开枪的哦。我们怀疑每一个去采访‘神蓝’的记者，我们怀疑每一个去找‘神蓝’的人。” “是你们找我的呀。”卡说。 “不错，即使你不想这么做，可国家情报局的人也许会猜到我们要找你，然后在你身上装上窃听器。所以我怀疑你刚刚为什么舍不得脱掉你那件可爱的短大衣。快脱掉你的短大衣，放到床上。” 卡照做了。卡迪菲用和她姐姐一般大的小手快速地检查了一下大衣，不过什么也没有找到。“很抱歉，”她说,“把你的夹克、衬衣和背心也脱了。因为他们把窃听器绑在人的背上或是胸前。在卡尔斯，也许每天都有百十来号人身上装着窃听器，四处转悠。” 卡脱掉了他的夹克，然后就像个让医生检查肚子的孩子似的，把衬衣和背心撸了起来。 卡迪菲看了一眼，说道:“转过身去。”静了一会儿。“好了，请别介意我用枪对着你……要是你的身上装了窃听器的话，他们就不会舒舒服服地呆在那儿了，他们会出来阻止搜身的……”不过卡迪菲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枪，而是用威胁的语气对他说:“现在听着，我们所说的这些，千万不要告诉‘神蓝’，也不要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关系。”她就像个吓唬病人的医生一样说道,“也不要提到伊珂，不要说你爱她。‘神蓝’不喜欢这样的事情。你要是告诉他的话，就算他不收拾你，我也会收拾你的。他很精明，有所察觉的话他会探你的口风。你就装作只见过伊珂一两次，那样就行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要尊敬‘神蓝’。他有点自傲，不要因为你上过大学，去过欧洲，就瞧不起他。就算你的心里有这样傻乎乎的想法也千万不要笑出来……别忘了，他可不在乎你和你崇拜、模仿的那些欧洲人……就连他们都十分害怕‘神蓝’和像他这样的人。” “我知道。” 卡迪菲模仿着电影里的腔调，微笑着说道:“我是你的朋友，对我热情一些。” “车夫把帆布揭掉了。”卡说。 “相信车夫，去年他的儿子在和警察的冲突中被打死了。你就好好享受旅行的乐趣吧。” 卡迪菲先下了楼。当她走进厨房的时候，卡看见马车靠近了院子里临街的拱门过道。于是他按照约定，走出房间下了楼。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心里有些紧张，可车夫正在院子门口等着他。上了马车以后，他静静地躺到了煤气罐中间，躺在了卡迪菲的身边。 没过多久，他就明白了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段旅途的。这段路虽然只有八分钟，但对卡来说却显得要漫长得多。他很好奇自己正身处何处。当马车咯吱咯吱地从卡尔斯人身边经过的时候，他聆听着他们的谈话，当然他听到的还有躺在身边的卡迪菲的呼吸声。一度曾有一群孩子扒着马车的尾部滑雪，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不过他是那么地喜欢卡迪菲那甜美的微笑，以至觉得他自己和这群孩子一样，十分的幸福。 26我们如此信奉真主不是因为我们贫穷 “神蓝” 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声明 马车的橡胶车轮在雪地上愉快地摇晃着。躺在车上，卡的脑海里开始浮现出一首新诗的开头。突然间震了一下，车子上了人行道，没走多远便停了下来。静了许久，就在这段沉静里卡想到了一些新的诗句。之后，车夫揭开了上面的帆布，展现在卡面前的是一个白雪皑皑的空院子，院子周围有几个汽车修理场、一些焊工和一辆报废的拖拉机。角落里拴着一条黑狗，一见有人从帆布下走出来，它便汪汪汪地叫了起来。 他们穿过一扇桃木门，穿过第二道门的时候，卡发现“神蓝”正站在窗户边，朝院子里看着。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神蓝”脸上的雀斑、深蓝色的眼睛和他那微微发红的浅棕色头发还是让卡吃了一惊。房间里的简单陈设和一些物品（一样的梳子，一样半开着的手提包，一样的塑料烟缸，烟缸上面印着奥斯曼人的画像和“埃尔辛电力”的字样），几乎让卡觉得“神蓝”晚上都没有换过住所。在“神蓝”冷峻的脸上卡看到了一丝微笑，这丝微笑表明他已经接受了昨天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卡也立刻明白了，这也是“神蓝”在祝贺自己逃过了一劫。 “你不会再写那些自杀的女孩了。”“神蓝”说道。 “为什么?” “军方也不希望再有人提起她们了。” “但我并不是军方的发言人。”卡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知道。” 他们相互打量着对方，气氛有点紧张。 “昨天你告诉我说，你能在西方报纸上发表有关自杀女孩的文章。”“神蓝”说道。 卡为自己撒的这个小谎感到了一点愧疚。 “哪一家报纸?”“神蓝”问道,“德国哪家报纸有你的熟人?” “《法兰克福评论报》。”卡说道。 “谁?” “一个德国记者，民主人士。” “叫什么?” “汉斯·汉森。”卡裹紧大衣说道。 “我有一个反对军事政变的声明要给他。”“神蓝”说道,“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我要你马上就写。” 卡在诗本的背面作起记录来。“神蓝”说，剧院政变以来，至少有八十人被打死（真实人数为十七人，包括在剧场被打死的在内）。他还提到了针对住所和学校的搜捕行动、被坦克推倒的九间棚屋（实际上是四间）、被折磨致死的学生和在街头爆发的冲突。他没有过多谈及库尔德人的苦难，却夸大了伊斯兰教徒的遭遇。他说政府为了给这次政变找个借口，故意杀了市长和教育学院院长。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阻碍伊斯兰教人士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为了证明这一点,“神蓝”还详细介绍了一些政党和组织被禁止活动的情况。他讲这些的时候，卡迪菲认真地听着。卡望着她的眼睛，在纸上画了起来（反正待会儿他也要把这几页纸给撕下来）：画上有一个女人的脖子和头发，后面是一个小房子，小房子的烟囱正往外冒着烟。从这幅画可以看出，当时他正在想着伊珂。很久以前卡就对我说过，一个好的诗人，要懂得在他的诗中如何逃避现实，因为这种强有力的现实会破坏诗歌，因此只能徘徊在现实的周围，而这种徘徊中所隐含的音律就是他的艺术。 “神蓝”说的有些话，卡还是十分欣赏的。他把它们逐词逐词地记到了本上： 我们之所以如此信奉真主，并不是像西方人想像的那样因为我们太穷了，而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以及在另外一个世界又会发生什么事感到很好奇。 作为结束语,“神蓝”并没有说这种好奇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展开来讲我们为什么来到了这个世界，而是以一种夸张的姿态，向西方人问道： 与真主相比，西方人看来更加相信他们发明的民主，那么，他们会反对发生在卡尔斯的这起反民主的军事政变吗?或者，重要的不是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都要像猴子一样模仿他们?只要他们的敌人没有模仿他们却依然获得了一种民主，西方社会能够容忍吗?另外，我还要告诉其他地区的人们：兄弟们，你们并不孤独……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问道:“你在法兰克福评论报的朋友能把这些都给登出来吗?” “西方，西方。好像西方只有一个人、只有一种观点一样，这么说不太讨人喜欢。”卡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神蓝”说道,“只有一个西方，只有一种西方的观点。我们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 “西方人不是这样的，”卡说道,“和这儿的人相反，他们不以和大家的想法一样为荣。就连最普通的一个杂货店老板也为有自己的观点而骄傲。因此，如果我们不说西方，而是说西方民主人士的话，他们会更容易接受。” “那好，就按你说的办。还有什么地方要改吗?” “有结尾的这段话，这就更像一份声明了。”卡说道,“他们会署上您的名字……可能还会介绍您几句……” “我已经想好了，”神蓝说道,“就让他们写我是土耳其和中东地区的一名伊斯兰领袖。” “这样的话，汉斯·汉森是不会发表这份声明的。” “怎么?” “因为他们认为，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一个土耳其伊斯兰教徒的声明就是在支持他。”卡说。 “也就是说，只要不合汉斯·汉森先生的意，他就有各种理由可以不登这篇声明了。”“神蓝”说,“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说服他呢?” “就算德国的民主人士反对土耳其的军事政变——不是戏剧形式的政变，而是事实上的军事政变——可到头来他们却发现原来自己支持的是伊斯兰教徒，这会让他们不安的。” “的确，他们都害怕我们。”“神蓝”说。 “神蓝”这样说是出于骄傲呢，还是在抱怨对自己的误解呢，卡也闹不清楚。“所以，如果一个前共产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也能署名的话，这份声明就能很容易地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发表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卡尔斯找几个人共同起草一份声明。”卡说。 “我不会为了讨好西方人而去喝葡萄酒的，”“神蓝”说,“我也不会为了消除他们对我的恐惧或是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而去模仿他们。我更不会为了博得那些无神论者的同情而去求这位西方人士汉斯·汉森先生。这个汉斯·汉森先生是谁?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条件?他是犹太人吗?” 大家都沉默了。“神蓝”觉察到卡认为自己说错了话，便反感地看了看卡，说:“犹太人是本世纪受压迫最深的。在修改声明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这个汉斯·汉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一次，一个土耳其朋友告诉我说,《法兰克福评论报》要发表一篇和土耳其有关的新闻评论文章，作者想和了解这方面的人聊一聊。” “汉斯·汉森为什么问你，而不去问你的那位土耳其朋友?” “虽然我对这些事情不太感兴趣，而我的那位土耳其朋友比我还要更甚……” “他想知道些什么?”“神蓝”说,“肯定是酷刑、暴政、监狱条件之类贬低我们的东西。” “可能是吧，当时好像是因为马拉特亚宗教学校的学生杀了一个无神论者。”卡说。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了，”“神蓝”仔细地想了想说,“那些所谓的伊斯兰教徒太卑鄙了，为了出名而去杀害无辜的无神论者，还在电视上自吹自擂。不过那些诬蔑伊斯兰运动，夸大其词，明明死了一个人却说死了十五六个的东方学家们也一样的无耻。如果汉斯·汉森先生是这样一个人的话，就别再提他了。” “汉斯·汉森问了我一些关于土耳其和欧盟的事情，我也一一作了回答。一周后，他打电话给我，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无缘无故吗?” “是的。” “很可疑，在他家你都看到了什么?他把他的妻子介绍给你认识了吗?” 卡注意到卡迪菲现在坐在关得严严的窗帘旁边，聚精会神地听着。 “他们家很漂亮，一家人的生活也很幸福，”卡说道,“一天傍晚，从报社下班后汉森先生开车去火车站接了我。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他家，他家很漂亮，光线也很好，还带花园。他们对我很友好。我们吃了烤鸡和烤土豆，土豆是他妻子先煮熟，再放到烤箱里烤的。” “他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卡回想了一下在卡夫霍夫商场当售货员的汉斯·汉森。“汉斯·汉森一头金发，身材很魁梧，长得也很帅，英格博格和孩子们也都是那么一头金发，也都很漂亮。” “他们家的墙上有十字架吗?” “我不记得了，好像没有。” “肯定有，只不过你没注意罢了，”“神蓝”说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十分崇拜欧洲，他们以为欧洲人都是无神论者。可恰恰相反，欧洲的知识分子都非常信奉基督教，信奉他们的十字架。然而我们的那些人回到土耳其以后，对此却闭口不谈，因为他们想用西方先进的科技来证明无神论是正确的……你都看到了什么，你们都聊了些什么，说来听听。” “汉森先生在《法兰克福评论报》的国际新闻部工作，但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我们谈到了诗，聊起了诗人、国家和小说。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过去了。” “他们同情你吗?你是一个可怜的土耳其人，一个孤独、贫穷的政治流亡者，那些醉醺醺的德国青年还经常会欺负像你这样无依无靠的土耳其人，他们对你怜悯吗?” “我不知道，没有人谈到我。” “就算他们没有说起，没有表现出对你的同情，但人都希望被别人同情。在德国，有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库尔德知识分子，他们就是靠别人的同情来养家糊口的。” “汉斯·汉森一家人，包括他们的孩子，都是好人。他们很随和，心也很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细腻，才没让我感觉出他们的同情吧。我很喜欢他们。就算他们同情我，我也不会在意。” “难道这样不会伤害你的自尊吗?” “也许会伤害。但那晚和他们在一起，我很愉快。他们家的台灯发出橙色的光，很温馨……他们用的刀叉，都是我没见过的，但我却并不感到陌生……电视一直开着，偶尔他们也会看看电视，这也让我觉得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有时他们见我德语不够好，就会说英语。吃完饭以后，孩子们向他们的父亲问功课，睡觉前父母也亲吻了他们的孩子。我感觉非常好，晚餐的最后，我又伸手拿了第二块蛋糕，不过谁也没有注意到。后来我想了很久，就算当时他们看到了，他们也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 “什么蛋糕?”卡迪菲问道。 “维也纳风味的蛋糕，上面还有无花果和巧克力。”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窗帘是什么颜色的，”卡迪菲问道,“上面有什么图案?” “乳白色的，”卡装出一副回忆的样子，说道,“上面有小鱼、小花、小熊，还有各种颜色的水果。” “就像是那种给孩子们做衣服用的布吗?” “不是的，因为它还给人一种很庄重的感觉。这么说吧：他们很幸福，但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笑，他们很认真，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很幸福。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种责任，不像我们，生活只是盲目的忙碌，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他们的这种认真非常有生气，是积极的。他们的幸福就像窗帘上的熊和鱼，多姿多彩，却很有分寸。” “桌布呢，什么颜色的?”卡迪菲问道。 “我忘了，”卡回答道。他陷入了沉思，就像是尽力在想一样。 “神蓝”有点生气了，问道:“你去了几次?” “那晚在他们家我觉得很愉快。我非常希望他们再次邀请我，可惜没有。” 拴在院子里的那条狗狂叫不止。卡在卡迪菲的脸上看到了一丝难过，而在“神蓝”的脸上看到的则是气愤和鄙视。 “好几次我都想去找他们，”卡固执地说道,“我有时会想，汉斯·汉森可能邀请过我去吃晚饭，不过没找到我。我常常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从图书馆往家跑。带架子的漂亮镜子，沙发（颜色我已经忘了，好像是柠檬黄的），在餐桌上切面包时他们问我“面包还行吗?”（你们知道的，欧洲人吃面包比我们要少的多），墙上那幅美丽的阿尔卑斯风景画，这些我很想再重温一次。 卡发觉“神蓝”此刻正在看着自己，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三个月后，一个朋友从国内带来了一些新闻，”卡说道,“我打电话给汉斯·汉森，告诉他这些有关酷刑、压迫和暴政的新闻。他认真地听着我说，还是那么客气，那么有风度。后来报纸登出了一条很短的新闻。我不在乎那条新闻，我只是希望他找我。可他再也没有找过我。有时我都想给汉斯·汉森写封信，问他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为什么不再来找我。” 卡自我解嘲似的笑了笑，可这并没让“神蓝”释怀。 “现在你又有一个新的借口去找他了。”他嘲讽道。 “可为了能上报纸，我们必须要按照德国人的要求，起草一份联合声明。”卡说道。 “可联合声明上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和自由共产主义者找谁呢?” “如果您担心会有警察介入的话，那就您来推荐吧。”卡说道。 “对于宗教学校学生们的遭遇，很多库尔德青年都感到义愤填膺。毫无疑问，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当中的无神论者比伊斯兰分子更容易被西方记者接受。库尔德人，找个青年学生来代表就可以了。” “好吧，那就由您来安排那个青年学生吧，”卡说,“我敢说《法兰克福评论报》一定会同意的。” “那当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当中你就是西方的代表嘛。”“神蓝”嘲讽道。 卡并没有理会他。“至于过去的共产主义者——现在的民主人士，图尔古特先生最合适了。” “我父亲吗?”卡迪菲不安地问道。 得到卡的确认后，卡迪菲说她父亲肯定不会出门的。于是他们开始争论起来。“神蓝”说和过去那些共产主义者一样，图尔古特先生根本就不是民主人士。他肯定是支持军事政变的，因为这样可以打压伊斯兰教徒，他只不过是为了不给自己左翼的身份抹黑才故意装出一副反对的样子。 “又不是只有我父亲在装。”卡迪菲说。 从她颤抖的声音和“神蓝”愤怒的眼神中，卡立刻感觉到两人之间重复过多次的争吵又要开始了。他明白，和那些争吵得筋疲力尽的夫妻一样，他们已经顾不上在他的面前伪装了。卡迪菲一脸的坚毅，如同挨过揍的、恋爱中的女人一般，不论什么代价都要予以还击；而“神蓝”则是一脸的自负和同情。不过这一切在顷刻间全都变了,“神蓝”的眼中也露出了坚定的目光。 “和那些装腔作势的无神论者、崇拜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一样，你爸爸其实也是个伪君子，他打心眼里讨厌人民群众。”“神蓝”说道。 卡迪菲一把抓起印有“埃尔辛电力”字样的塑料烟灰缸朝“神蓝”扔了过去。不过她可能是故意扔歪的，烟灰缸砸中了挂历上的威尼斯风光，静静地掉到了地上。 “此外，明明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一个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秘密情妇，可你爸爸还装作不知道。”“神蓝”说。 卡迪菲照着“神蓝”的肩膀轻轻地捶了几下，然后便哭了起来。“神蓝”把她摁坐在椅子上，两人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做作，卡几乎就要认为这一切都是为自己而演的戏了。 “收回你刚才说的话!”卡迪菲说。 “我现在就收回。”“神蓝”像是在安慰一个哭鼻子的孩子似的说道,“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同意和你父亲在同一份声明上署名，尽管他整天都说一些和无神论有关的笑话。但是我不能去你们的旅馆，因为这可能是汉斯·汉森先生的代理人，”他朝卡笑了笑,“给我们设下的圈套。亲爱的，你明白吗?” “我父亲也不能离开旅馆，”卡迪菲像个被惯坏了的女孩似的说，这让卡大吃一惊,“卡尔斯的贫穷已经使他情绪沮丧了。” “说服你父亲，让他出来，卡迪菲，”卡从来没有这样正儿八经地和她说过话。他和卡迪菲对视了一眼，说道,“雪把一切都盖住了。” 这回卡迪菲明白了。“好的，”她说,“但在我父亲出旅馆之前，还得找一个伊斯兰宗教分子和一个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必须要说服他们在联合声明上署名。这件事由谁来负责呢?” “我来负责，”卡说道,“但是你们也要帮我。” “在哪儿碰面，”卡迪菲问道,“我可怜的父亲可别因为这种荒唐的事情被捕，他都这把年纪了，可不能再进监狱啊!” “这不是荒唐的事情。”“神蓝”说道,“要是欧洲的报纸能登出一两条新闻的话，安卡拉会揪这些人的耳朵的，他们也会稍微收敛一些。” “更重要的是你的名字也能出现在欧洲的报纸上吧。”卡迪菲说。 “神蓝”微微一笑，他的大度让卡十分敬佩。卡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法兰克福评论报》登出“神蓝”的讲话，那么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兰小报肯定会大张旗鼓地翻译过来，这也就意味着“神蓝”将会扬名整个土耳其。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卡迪菲取出手帕，擦掉了眼泪。卡有一种感觉，自己从这儿离开以后，这对恋人先会发生争执，而后他们就会做爱。他们是不是希望自己尽快离开呢?这时，高空中飞过一架飞机，大家都抬头望着窗户上沿可以看到的天空，仔细地听着。 “这儿从没来过飞机。”卡迪菲说。 “肯定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神蓝”说，接着又像是对自己的多疑自嘲似的笑了笑。当他发现卡也在笑的时候，他像是挑战似的看着　卡，发脾气道:“人们都在说，气温远低于零下二十度，而政府却说是零下二十度。” “我一直希望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卡迪菲说。 “你放弃了正常的中产阶级生活，”“神蓝”说道,“把你变得如此与众不同的就是这……” “我不想与众不同，我想和大家一样，要是没有这次政变的话，我可能已经和其他人一样解开头巾了。” “这儿的人都包着头巾。”“神蓝”说。 “不对，我周围大多数的女性和我一样，都受过教育，都不戴头巾。可问题在于，要是和大家一样戴着头巾的话，我就会和身边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疏远的。那就显得我傲慢了，我不喜欢这样。” “那你明天就取下头巾，”“神蓝”说,“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政变的胜利果实。” “谁都知道我和你不一样，我从来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卡迪菲说道。她的脸由于兴奋变得通红。 “神蓝”对此仍旧只是甜甜地笑了笑。不过从他的脸上卡看得出来，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神蓝”也明白，自己的窘状逃不过卡的眼睛。现在这两个男人不得不共同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神蓝”和卡迪菲之间的关系十分暧昧。卡迪菲顶撞“神蓝”，实际上就已经把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给抖了出来，而自己却目睹了这一幕，这让卡觉得自己好像也有责任似的。现在他又怎么突然想起了奈吉甫写给卡迪菲的情书了呢?从昨晚起这些情书他就一直揣在兜里。 “那些因为头巾而挨揍的女学生，被学校开除的女学生，她们的名字永远也不会上报纸，”卡迪菲完全以一种已经气得发晕的语气说,“很多妇女为头巾失去了生命，而出现在报上的却是打着她们的旗号出来讲话的那些伊斯兰教徒。穆斯林妇女，只有当她的丈夫是市长之类的政府官员，她才有机会上报纸，而且还是因为和自己的丈夫一同出席了节日庆典。因此，让我伤心的不是不上那些报纸，相反的，上那些报纸才会令我感到伤心。我们这些人为了保护女人的神秘感正在忍受着痛苦，而那些可怜的男人们却在为了能露个脸而拼命，说实话我很同情他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觉得有必要写写那些自杀的女孩，此外，我觉得自己也有权利给汉斯·汉森一份声明。” “那就更好了，”卡想都没想便说,“你可以作为穆斯林妇女的代表署名。” “我不想代表任何人，”卡迪菲说,“我希望出现在欧洲人面前的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经历和我所犯下的过错与罪孽。有时人们希望把自己的经历，把所有的一切告诉一个相信永远也不会再见到的陌生人……过去看欧洲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小说里的主人公就像是这样在给作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我希望欧洲能有几个人看到我的故事。” 这时，从附近传来了爆炸声，整座房子都为之一震，玻璃也被震得直颤。一两秒钟后，卡和“神蓝”都吓得站了起来。 “我去看看。”卡迪菲说。他们当中看起来最镇定的就是她了。 卡轻轻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说:“车夫不在，可能已经走了。” “他呆在这儿就太危险了，”“神蓝”说,“你走的时候就从院子侧门出去。” 卡知道“神蓝”这是在下逐客令，但他站在那儿没有动，像是在等什么。他们俩互相厌恶地对视着。卡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代，当他在乌漆抹黑、空无一人的走廊里碰到那些手拿武器、民族主义情绪极强的学生时，他也感到过恐惧，不过那时没有同性间的排斥心理。 “我可能多虑了，”“神蓝”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不是西方的间谍。就算你不知道自己是间谍或者你根本就没想过要当间谍，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我们当中只有你是外人，不知不觉你就让信念坚定的卡迪菲产生了疑惑，人也变得有些奇怪了，这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用西方人傲慢的眼光看待我们，也许打心眼里在嘲笑我们……我不在乎，卡迪菲本来也不会在乎。但你让我们感受到了你的单纯，同时也让我们觉得欧洲人很正直，生活很幸福，你把我们给弄糊涂了。我不怪你，因为和所有的好人一样，你是无心的。但现在我已经把这些告诉你了，以后你要是还这样的话，你就不能算是无辜的了。” 27坚持住，姑娘，卡尔斯来支持你了 卡劝说图尔古特先生加入联合声明 卡出了房子，确信没人注意自己以后，便从院子里蹿到了集市上。他走进一家卖袜子、文具和磁带的小店，昨天他还在这家小店里听到了佩皮诺·迪·卡普利的那首《罗伯塔》呢。小店里的年轻售货员眉头紧蹙，脸色有点苍白。卡把奈吉甫写给卡迪菲的情书一页一页地递给他复印。为了拿出里面的情书，卡不得不把信封给撕开了。后来他把信的原件再塞到同一种色彩暗淡的便宜信封里，然后模仿奈吉甫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上了“卡迪菲·伊尔德兹”。 卡快步朝旅馆走去。他的眼前满是伊珂的影子，她仿佛在召唤着他，让他去说谎，去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雪又下大了起来。在街上，卡感受到了黄昏时分的焦躁不安。皇宫路街和哈利特帕夏大街的拐角处堆了一堆雪，再加上一辆拉煤的马车，原本就已经很窄的路口顿时堵了起来。后面的卡车只能在那儿等着，雨刮不停地刮着车窗玻璃。人们手里提着塑料袋，急急忙忙地奔向自己的家，奔向自己有限的幸福。空气中弥漫着他童年时灰色冬天傍晚时分所特有的一股淡淡的忧愁，不过卡感觉自己很坚定，就像是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似的。 卡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把复印好的情书藏到了包底，然后脱下短大衣挂了起来。他极为认真地洗了洗手，又不由自主地刷了刷牙（他一般晚上才刷牙的）。之后他以为自己的脑海里又要来新的诗句了，便站到窗前往外望了良久，这样他也可以感受到暖气片散发出来的温暖。然而，浮现在脑海里的不是诗句，而是他已经遗忘了的青少年时的一些回忆：那是春天的一个早晨，他和母亲一起去贝尤鲁买纽扣，他们的身后跟着一个坏人……父亲和母亲要乘飞机去欧洲旅行，他们打车去机场，出租车消失在尼尚坦石的拐角处……在比于卡达的一个派对上，他认识了一个身材高挑、长发碧眼的女孩，他们俩一起跳了好几个小时的舞；之后，他肚子疼了好几天，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女孩……所有这些回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而卡也更加明白了：生活中除了恋爱带来的幸福之外，还有很多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琐屑细微的事情。 就像是筹划了多年最终才准备去做客一样，卡坚定地下了楼。他很冷静，冷静得连他自己都觉得很诧异。他敲响了旅馆老板的房门。库尔德服务员就像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既尊敬，又神秘兮兮地”把他领了进去。走进昨晚吃饭的客厅时，卡看到图尔古特先生和伊珂背对着门，正并排坐在电视机跟前的沙发上。 “卡迪菲，你到哪儿去了，电视剧就要开始了。”图尔古特先生说道。 这所房子是俄式的老建筑，房间很大，房顶很高。雪光从窗外映进来，昏暗的雪光下，卡觉得房间仿佛和昨晚完全不一样了。 一见进来的人是卡，父女俩顿时变得不自然起来，就像一对夫妇正在亲热却被一个陌生人给撞见了似的。紧接着，卡在伊珂的眼中看到了闪烁的光芒，他顿时觉得自己幸福起来。他坐到了椅子上，从这个角度既可以看到父女俩，又可以看到电视。他惊奇地发现伊珂比自己记忆中的还要美丽，这让他的心里更添了几分恐惧。但他最终还是相信自己会和她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和我的女儿每天下午四点钟都会在这儿看《玛丽安娜》。”说这话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有点难为情，但他的表情却仿佛是在告诉卡“我可不是在向你解释什么”。 《玛丽安娜》是风靡土耳其的一部墨西哥电视连续剧，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大电视台正在热播，每周五天。剧中的女主角就叫玛丽安娜，她个子不高，眼睛很大，善良而又风情万种。她是白种人，但她也是出生于下层社会的穷人。每当一头长发、天真无邪的玛丽安娜陷入困境时，每当她受到无端指责的时候，每当她的爱情无法得到回报或是她被误解的时候，观众就会想起她曾经是个孤儿，到现在还是形单影只。而这时，像小猫一样蜷缩在沙发上的图尔古特先生和他的女儿就会抱成一团，两个女儿一边一个靠在父亲的胸前和肩头，一同流下几滴同情的泪。对这样一部连续剧如此之动情，图尔古特先生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时不时地，他便强调说玛丽安娜和墨西哥是多么的贫穷，在他看来这个女孩是在和资本家们进行抗争。有时他甚至还对着屏幕喊道:“坚持住，姑娘，卡尔斯来支持你了。”他的女儿们本来正在抹眼泪，这时也会微微笑起来。 电视剧开始了，卡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不过当他和伊珂对视时，他发现伊珂不喜欢自己这样，便赶紧皱起了眉头。 第一次插播广告的时候，卡赶紧把联合声明的事情告诉了图尔古特先生，并且很快就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自己受到了重视，图尔古特先生很是高兴，他问卡，这份声明是谁的主意，大家又是怎么想起他的。 卡说这个决定是他根据过去和德国一些推崇民主的记者朋友接触的情况，自己做的主。图尔古特先生还问及《法兰克福评论报》销量如何，汉斯·汉森是不是个人道主义者。为了让图尔古特先生能够接受“神蓝”，卡故意把汉斯·汉森说成是一个认同民主的极端教徒。不过对于这一点，图尔古特先生并没太在意，他只是说之所以相信宗教就是因为太穷。尽管自己并不认同，可他依然很尊重女儿和她的朋友们所追求的事业。他还表示，自己同样十分尊重信奉民族主义的库尔德青年，如果今天他是卡尔斯的一名库尔德青年的话，他同样也会表现得像个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和刚才声援玛丽安娜时一样，图尔古特先生十分慷慨激昂。他激动地说道:“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这样说是错误的，但是我反对军事政变。”卡连忙告诉他说，这份声明不会在土耳其发表，这样才使他的情绪恢复了平静。卡随后说道，这次会议只有在亚细亚旅馆最顶层的房间里举行才安全，大家可以穿过商场的后门，从它隔壁商店的后院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旅馆。 “应该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土耳其也有真正的民主人士。”图尔古特先生回答道。广告播完了，所以他急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讲话。电视屏幕上还没有出现玛丽安娜的画面，他看了看表，自言自语似的问道:“卡迪菲到哪儿去了?” 卡也和父女俩一样安静地欣赏着电视剧。 玛丽安娜忧伤地和恋人一起上楼，确信没人之后她便扑进了恋人的怀里。他们没有接吻，可是他们做的事情让卡更受感染：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在长时间的静寂当中，卡明白了，卡尔斯所有的人，不管是家庭主妇，还是她们的丈夫，不管是女中学生，还是退休的老人，他们都在看这部电视剧，不仅是卡尔斯忧伤的街道，就连整个土耳其都因为这部电视剧而万人空巷了。同时他也明白了，自己的生活因为追求那些理智的嘲讽、政治上的烦恼和文化上的优势而远离了这部电视剧所带来的敏感，因而过得枯燥无味，这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愚蠢才造成的。他确信，做完爱之后,“神蓝”和卡迪菲会相拥坐在角落里，在爱的甜蜜中一同欣赏《玛丽安娜》。 玛丽安娜对她的爱人说道:“我这一生似乎就在等着今天。”这句话让卡也感同身受，他试着想和伊珂对视一眼，可他的爱人正依偎在她父亲的胸前，盯着电视。她的眼睛红红的，完全被剧情感染了。 “可我还是很担心，”玛丽安娜那帅气的恋人说道,“我的家人肯定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 “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没有什么可怕的。”玛丽安娜乐观地说道。 这时，图尔古特先生插嘴说道:“我的姑娘，你真正的敌人就是这个家伙呀!” “我要你无所畏惧地爱我。”玛丽安娜说道。 卡依然执著地望着伊珂的眼睛，终于两人的目光对视在了一起，可女人很快就把目光转向了其他地方。等到再次插播广告的时候，她转过头对她的父亲说道:“亲爱的父亲，我觉得您去亚细亚旅馆太危险了。” “别担心。”图尔古特先生说。 “多年来，您一直都说在卡尔斯这个地方不能上街，否则会倒霉的。” “是的。可就算我不去那儿，也是因为某个原则问题，而不是因为我害怕，”图尔古特先生说道。随后他转过身，对卡说道:“问题在于：现在，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作为一个支持现代化的、世俗的、民主的爱国人士，我是应该赞同文明呢，还是应该赞同人民的意志呢?如果我对文明和西方化赞同到底，那我就应当支持这起针对宗教分子的军事政变。而如果说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并且我又成了一个纯粹的民主人士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在这份声明上署名。您的意见呢?” “您应当支持被压迫的人民，在这份声明上署名。”卡说。 “仅仅是被压迫的还不够，还必须是要讲道理的。有很多被压迫的人都不讲道理到了荒唐的地步。我们应该赞同什么呢?” “他什么也不赞同。”伊珂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图尔古特说,“说说看，您是怎么想的。” 卡竭力想要表明，如果图尔古特先生署名的话，卡尔斯就会多一些民主。现在卡心里很忐忑不安，他觉得伊珂很可能不想和自己一起去法兰克福，他也害怕自己不能冷静地说服图尔古特先生，让他离开旅馆。他言不由衷地说着一些图尔古特先生内心中相信的事情，有了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自由的感觉。他喃喃自语地说着一些众所周知的有关声明、民主和人权的话，不过从伊珂的眼神里他看出，她并不相信自己讲的这些。她的眼神里并不是责备，而是充满了挑逗性，仿佛在说:“我知道，你之所以说这些谎话是因为你想得到我。”这样一来，卡觉得自己在发现了情节剧所给人的敏感的重要性之后，紧接着又发现了另外一个过去很不理解的事实：爱情至上的男人对于有些女人来讲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个新发现让卡异常兴奋，于是他大谈特谈人权、民主以及思想的自由性。他望着伊珂的眼睛，一想到将能和她做爱，他便兴奋不已。他重复着那些因其过度的好心而稍稍有些呆傻了的欧洲学者和刻意模仿他们的土耳其人关于人权的论断，这些论断已经被他们说烂了。 “你说得很对，”广告结束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说道,“卡迪菲到哪儿去了?” 电视里还在放着《玛丽安娜》，可图尔古特先生的心里却忐忑不安，他又想去亚细亚旅馆，又有点害怕。就像一个在幻想和回忆之中迷失了方向的老人一样，他用忧伤的语调缓缓地提起了自己青年时的政治生涯、做人的责任和自己对进监狱的恐惧。这时卡明白了，伊珂一方面很生气，因为自己让她的父亲陷入了不安和恐惧之中，但另一方面，她又很佩服自己，因为自己居然说服了她父亲。尽管伊珂的眼神一直在躲闪着自己，可他并没有太介意，甚至连电视剧结束时，她趴在她父亲的怀里说的那句“您要是不想去的话就别去了，为了其他人，您已经受了够多的苦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伊珂一脸的阴霾，不过就在这当口，卡脑子里又有了一首很幸福的新诗。厨房的门口有把椅子，刚刚扎黑黛就是坐在这儿，泪流满面地看《玛丽安娜》。他悄悄地坐到了椅子上，高兴地把自己刚刚想到的这首诗写了下来。 很久以后，卡给这首诗起了个名字——“我会幸福”，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开个玩笑吧。当卡写完这首诗的时候，卡迪菲快步走了进来，不过她并没有看到卡。图尔古特先生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抱住卡迪菲亲了一下，问她去哪儿了，为什么手会这么凉，眼中流出了一滴眼泪。卡迪菲说她去了韩黛那儿，因为离开的时候有点晚了，又不想错过电视剧，所以她就一直呆在那儿看完了《玛丽安娜》。“我们的女孩怎么样?”图尔古特问道（他指的是玛丽安娜）。可是还没等卡迪菲回答，他就急忙把话转到了那个令他全身都不安的话题上，把卡说的那些给卡迪菲重复了一遍。 卡迪菲不仅装作第一次听到这些，而且当她看到卡也在房间里的时候，她还装出了一副非常惊奇的表情。“很高兴能在这儿见到您，”她边说边开始戴头巾。不过头巾还没戴上，她便坐到了电视机跟前，给她父亲出起了主意。卡迪菲脸上惊讶的表情简直太逼真了，以至于当她开始说服她父亲在声明上署名，说服她父亲去参加会议时，卡都在想她对她父亲也太虚伪了。因为“神蓝”也希望声明能上国外的报纸，所以这个怀疑有可能是对的，不过从伊珂脸上惊恐的表情里，卡看得出来，卡迪菲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和您一起去亚细亚旅馆，爸爸，”卡迪菲说。 “我可不希望给你惹麻烦。”图尔古特先生模仿着大家一起看过的电视剧和一起读过的小说里的口吻说道。 “爸爸，这件事会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的。”伊珂说。 卡觉得伊珂和她父亲说话的时候，好像也在向自己暗示着什么似的，其实她和房间里其他的人一样，一直都在说着暗语，就连她那扑朔迷离的眼神也是为了强调这双重含义。卡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在卡尔斯遇到的每一个人（除了奈吉甫之外）都习惯于说暗语，他也经常问自己：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贫穷呢，还是因为恐惧、孤独或是生活的单调呢?在卡看来，当伊珂说“爸爸，您别去”时，她实际上是在挑逗自己，而当卡迪菲声援和忠于她父亲时，她实际上是在说忠于‘神蓝’。 于是，卡也加入到了这场复杂的对话当中。伊珂的眼神仿佛在向他挑战，卡觉得如果现在不能说服图尔古特先生离开旅馆的话，也许这辈子自己都没机会和伊珂做爱了。他认定这将是自己可以获得幸福的最后一次机会。当他开始劝说图尔古特先生的时候，他马上就明白了，能够劝服图尔古特的正是让自己这一生一无所有的那些思想。这也激起了他内心对这些思想的报复欲望。青年时他曾经有过这些左倾思想，不过现在他正在不知不觉地忘却。为了能说服图尔古特先生离开旅馆，他侃侃而谈，像什么为他人做点事情、为国家的贫穷和困苦尽一份责任、文明化、团结协作……他没想到自己在说这些的时候，内心中对这些有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他回想起了青年时自己左倾的狂热、不愿和其他人一样成为一个平凡而又肮脏的资产阶级、渴望在书的海洋里有思想地生活。就这样，他用二十岁年轻人的激情向图尔古特先生重复着这些思想，正是这些思想让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不同意他当诗人）寝食难安，也正是这些思想彻底毁了他的一生，最终将他流放到法兰克福，让他生活在一个老鼠洞般的地方。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说这番话时的激情就像是在告诉伊珂:“我将用这种激情和你做爱。”卡心想，这些彻底毁了自己一生的左倾言论最终还是有点用的，至少能让自己得到和伊珂做爱的机会。现在他已经完全不信这些东西了，在他看来，生活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抱着一个聪明美丽的女孩坐在角落里写诗。 终于，图尔古特先生说他“现在马上”去亚细亚旅馆。说完，他便和卡迪菲一起进了房间，收拾收拾准备出门。 伊珂还是像靠在自己父亲身上似的，坐在刚才的角落里。卡朝她走过去，轻声对她说:“我在房间里等你。” “你爱我吗?”伊珂问。 “非常爱。” “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卡顺着伊珂的目光朝窗外望去，雪又开始下了，旅馆门前的路灯也已经亮了。路灯照亮了飞舞的雪花，可是因为天还没有完全黑，所以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白费电似的。 “你先回房间吧，等他们一走我就去。”伊珂说道。 28等待时的痛苦和爱情的区别 卡和伊珮珂在房间里 伊珂并没有马上过来，这让卡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想起来，之前自己之所以害怕谈恋爱，就是因为害怕等待时的这种痛苦。一进房间，他先是躺到了床上，不过很快他就爬了起来，理了理身上的衣服，洗了洗手。他感觉血液正从手臂、嘴角往回涌。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扒拉了两下头发，然后对着镜子照了照，又重新整了整。做完这些，他发现总共也没花多长时间，便开始向窗外张望起来。 先得看到图尔古特先生和卡迪菲离开。不，也许在卡上厕所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可如果他们那时就已经走了的话，伊珂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了呀。也许伊珂这会儿正在房间（昨晚他见过她的房间）里涂着口红，喷着香水吧!把美好的时光浪费在这些事情上也太不值了吧!难道她不知道卡有多么爱她吗?什么也比不了这会儿等待的痛苦啊!等她来的时候他要把这些都告诉她，可她会来吗?他甚至在想伊珂是不是在最后关头改变了主意，不会再来了? 这时候，卡看到一辆马车朝旅馆驶来。卡迪菲扶着图尔古特先生，和扎黑黛、总台服务生贾维特一道把他弄上了车。漆布帘子随即也被拉了起来。可是车子并没有动。路灯把雪花照得很大，雪花很快就在马车的蓬顶积了起来。可车还是停在那儿没有动。时间也好像停滞了似的，卡觉得自己都快疯了。就在这时，扎黑黛跑来往马车里递了样东西，不过是什么卡并没有看见。车终于动了，卡的心跳也加速了起来。 但伊珂还是没有来。 等待时的痛苦和爱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和爱情一样，等待时的痛也是从卡的胃和肚子中间的某个地方开始，然后扩散到他的胸膛、大腿和额头上，让他的整个身体都麻木了。卡听着旅馆里的声响，猜想着伊珂正在干什么。这时，一个女人从街上走过，和伊珂长得一点也不像，可是卡却把她看成了伊珂。雪下得多美啊!要是能把等待忘却片刻，那该有多好啊!童年时，为了接种疫苗，他们都被带到了学校的餐厅里，当他卷着袖子在碘酒的味道中排队等待时，他的肚子也是这样的疼，那时他连死的心都有。他想待在家里，待在自己的房子里。他想待在法兰克福的破房子里。来这儿是个多么严重的错误!现在他连诗都想不出来了，痛得连窗外的雪都无法欣赏了。尽管下雪的时候站在暖和的窗户跟前感觉很棒，可这种情况下，他宁愿自己已经死了，因为要是伊珂不来的话，他也会死的。 电突然停了。 卡认为这是给自己的一个信号。伊珂可能知道要停电，所以才没来。他把目光投到外面黑漆漆的街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可以打发时间，可以解释伊珂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来。他看到了一辆卡车，是军用卡车吗?不，是他看错了。就连楼梯上的声响也是他听错了。没有人会来的。他从窗户跟前退了回来，仰面躺在了床上。肚子的疼痛已经变成了一种深深的痛苦和充满后悔的无奈。他在想自己这一生一无所获，而且将在这儿，在不幸和孤独中而死去。他甚至觉得自己连回到法兰克福那个小老鼠洞的力气都没有了。刺痛他的心、毁了他的并不是他如此不幸，而是他明白了，他如果能聪明点的话会过的比现在幸福得多。更可怕的是，竟然没有人注意到他的不幸和孤独。要是伊珂注意到的话，她早就应该上来，不会让他等这么久了!要是他的母亲看到他这样的话，这世上只有她一个人会很伤心，她会抚摸着他的头发安慰他的。惨白的雪色，别人家里的橙色灯光，从结了冰的窗户映了进来。卡心想，就让雪这样一直下吧，一连下上好几天，好几个月!把卡尔斯城都给埋起来，让谁也找不到它!而自己就这样一直躺在这张床上睡觉，直到在梦里回到自己的童年，和母亲一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醒来。 门敲响了。卡心想这肯定是厨房来的人，不过他还是从床上跳起来打开了门。尽管是一片漆黑，但他还是在那一刻感觉到出来的人正是伊珂。 “你去哪儿了?” “我来晚了吗?” 不过卡就像是没听到她说的话一样，马上紧紧地抱住了她。他把头贴在她的发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觉得自己太幸福了，立刻就把等待时的痛苦抛到了脑后。不过这种痛苦还是让他感到了疲惫，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并没有显得十分的兴奋。所以，明知道不对，可他还是埋怨起伊珂来。伊珂说她父亲一走她就来这儿了。“哦，对了，”伊珂接着说道:“我还下楼去了趟厨房，给扎黑黛交代了一下晚上的安排，可是这些事情总共也没有超过一分钟啊。”她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让卡在这儿等。这样一来，卡觉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就已经处在了下风。害怕自己处于下风而掩饰自己等待时忍受的痛苦会让他显得很虚伪。难道他不想和爱人分享一切了吗?爱情难道不是应该把一切都说出来吗?他激动地向伊珂坦白了自己的这一系列想法。 “现在，忘掉这一切，”伊珂说,“我来这儿是和你做爱的。” 他们吻了对方，然后轻轻地倒在了床上。卡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已经四年了，卡从未和女人做过爱，这一刻对他来说简直太幸福了。所以他想得更多的是此刻的美妙，而不是肉体上的快感。和他年轻时经历的一样，此刻他想的更多的是自己正在做爱，而不仅仅是如何去做。这让卡避免了从一开始就极度的兴奋。与此同时，卡在法兰克福时迷恋的那些色情电影中的镜头，开始闪现在他的眼前。但他并不是为了刺激自己才去想那些镜头的。恰恰相反，他好像是在庆祝自己终于能成为这些镜头的一部分了。所以，卡觉得自己的激情并不是冲着伊珂，而是冲着他想像中的那个浪荡的女人去的。他扯着伊珂的衣服，动作有点粗野，有点笨拙，直到把她的衣服脱光，他才发现是伊珂。她的乳房很丰满，肩头和脖子周围的皮肤很光滑，散发着一种奇特的香味。借着从外面映进来的雪光，卡欣赏着伊珂的身体，她的眼睛时不时地闪烁着光芒，她的眼神还很清醒，卡有点害怕，他怕伊珂还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卡拽着她的头发，他觉得这样很有快感，便更加使劲地拽了拽。他强迫伊珂模仿着自己脑海里的那些色情镜头，动作也不自觉地粗野了起来。当他感觉到伊珂也很喜欢这样的时候，他心中的胜利感变成了一种手足情。他紧紧地抱住了伊珂，就像是在这不幸的卡尔斯城，他不仅仅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伊珂似的。可是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伊珂的回应，便松开了她。这时他也在控制着做爱的节奏。松开了一段时间后，他又用力抱住了伊珂，他要点燃她的心。根据卡的记录（我认为有必要把这段讲述给读者），他们之后又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彻底忘记了世上其他的一切。同样也是根据卡的笔记，做爱快结束的时候，伊珂低声喊了起来，而卡的大脑里则满是恐惧和臆想，他甚至在想，之所以会给自己这个最偏的房间，就是为了这次做爱。卡感到了孤独，他觉得他们都在给对方的痛苦中获得了快感。此刻，在卡的脑海里，这个偏僻的走廊和房间仿佛不在旅馆，而是在空旷的卡尔斯城一个偏僻的街区里。在这个死一般沉寂的空荡荡的城里，雪也在下着。 他们俩一起静静地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雪。有时，卡从伊珂的眼睛里也看到了飞舞的雪花。 29我的遗憾 在法兰克福 距卡来卡尔斯时相隔四年，离他死的那天相隔四十二天，我去了法兰克福，去了他在法兰克福的住处，他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八年。那是二月的一个雨雪天，还刮着风。我是早上坐飞机从伊斯坦布尔去的法兰克福，这座城市，比卡给我寄了十六年的明信片上的还要无趣。除了从身边疾驰而过的黑色轿车、像个幽灵似的时有时无的有轨电车、手拿雨伞快步前行的家庭主妇们之外，街上空荡荡的。天是那么的阴，是那么的暗，虽然是中午，可街上的路灯都亮着，发出黄色的光。 位于市中心的火车站周围，人行道上满是烤肉店、旅行社、卖冷饮和性用品的商店，我很高兴这儿也有这些让大都市充满活力的东西。住进旅馆后，我和一个爱好文学的土耳其裔德国青年通了电话，是他在我的请求之下邀请我来德国在“人民之家”发表演讲的。和他通完电话之后，我就去了车站的一家意大利咖啡馆，和塔尔库特·厄尔钦见了面。我是在伊斯坦布尔从卡的妹妹那儿拿到他的电话号码的。塔尔库特·厄尔钦大概六十岁左右，心肠很好却略显疲惫，他是法兰克福最熟悉卡的人了。在卡死后警方的调查过程中，他给警方提供了线索，他还打电话回伊斯坦布尔和卡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并帮着把卡的尸体运回了土耳其。卡曾经说过从卡尔斯回来四年后他才完成了诗集，那段日子，我一直在想诗集的草稿是不是在他德国的家中，我问过他的父亲和妹妹他都留下了些什么东西。那时，他们没有心情去德国，于是他们请我代为收拾卡的遗物。 塔尔库特·厄尔钦是60年代初来法兰克福的第一批移民，在土耳其人协会和慈善机构从事了多年的教师和顾问工作。他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出生在德国，他很自豪把他们都送进了大学，他还给我看了他们的照片。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当中，他很受大家尊敬，可就在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生活在德国的第一代土耳其人身上和政治流亡者身上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孤独和挫败感。 塔尔库特·厄尔钦先给我看了看卡被杀时带在身边的小旅行袋，这是警察让他签了字之后交给他的。我立刻打开旅行袋，贪婪地翻了起来。里面有卡十八年前在尼尚坦石买的睡衣、一件绿色的毛衣、刮胡刀、牙刷、一双袜子、干净的内衣，还有我从伊斯坦布尔给他寄来的文学杂志，不过没有他那本绿色的小本子。 在前面，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土耳其人正在有说有笑地拖着地。我们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喝着咖啡。这时，塔尔库特·厄尔钦对我说:“奥尔罕先生，您的朋友卡先生很孤独。在法兰克福，包括我在内，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不过，他还是答应把他知道的都告诉我。 我们从车站背后那些已有百年历史的厂房和废弃的军营中间穿过，来到了贫民街（卡在这儿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八年）附近的一栋楼。这幢公寓楼面朝儿童公园和一个小广场。不过，我们没找到女房东给我们开大门和卡的房间。在卡寄给我的信里和我们为数不多的电话通话中（卡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土耳其正是休息时间，所以不喜欢打电话回国），他给我讲过这个无人照管的小公园，还有旁边的杂货店和前面卖酒和报纸的商店那昏暗的橱窗。当我们在雨雪中等着来人给我们打开这扇已经掉了漆的大门时，我看着这个小公园、杂货店和商店的橱窗，仿佛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回忆。在炎热的夏夜，卡总是和意大利、南斯拉夫的工人们一起，坐在公园里秋千旁的长凳上喝啤酒，而现在长凳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 在卡的最后这几年里，他每天早上都去市图书馆。我们沿着他每天的路线朝车站广场走去。卡喜欢走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之中，我们也像他一样，走进车站大楼，穿过地下市场，从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上的性用品商店、卖旅行用品的商店、糕饼店和药店的门前走过，沿着电车的路线，我们一直走到了警察总局广场。一路上，塔尔库特·厄尔钦和烤肉店、果蔬店里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打着招呼，他告诉我说，卡每天早上都会定点经过这儿到市图书馆去，而这些人每天都会对他说“早上好，教授”。他给我指了指广场旁边的一家大商场——卡夫霍夫，因为我曾向他打听过这家商场。我告诉他，卡在卡尔斯穿的那件短大衣就是在这儿买的。他提议要带我进去看看，不过我拒绝了。 卡每天早上都去的法兰克福市图书馆是一栋很现代的建筑，不过看上去没有什么个性。经常来这儿的人都是些家庭主妇、消磨时间的老人、无业游民、一两个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一边做作业一边嬉笑的学生，当然了，还有这种地方的常客：超胖的人、残疾人、疯子和智障。有个流着口水在看图画书的年轻人抬起头来冲我伸出了舌头。塔尔库特·厄尔钦在书堆里感觉很压抑，把他安排到楼下的咖啡厅坐下以后，我来到放英文诗的书架跟前，开始在书封底上的借书卡片里找起我朋友的名字：奥登，勃朗宁，科勒里德格……每当我看到卡的签名，想起这个在图书馆里耗费生命的朋友时，我的眼圈便禁不住湿润了。 我马上结束了这次让我无限感伤的调查活动，和我的向导一起沿着来时的路线静静地往回走。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上有一个叫“世界性中心”的商店，我们在它的门前朝左拐去，往下走了一条街，来到了慕尼黑大街。在这儿，我看到了土耳其果蔬商店、烤肉店和一个空荡荡的理发店。我早就知道他要给我看什么了，我的心怦怦地跳着，可眼睛却在注视着果蔬店里的橙子和韭葱、单腿的乞丐、照在艾登旅馆橱窗上的车灯和夜幕下闪闪发光的“K”字形粉红色霓虹灯。 “就是这儿，”塔尔库特·厄尔钦说,“他们就是在这儿发现卡的尸体的，对，就是这儿。” 我呆呆地望着潮湿的人行道。这时，两个孩子从果蔬店里推推搡搡地冲了出来，其中一个踩在卡身中三枪之后倒下的地方，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卡车，红色的车灯映在沥青路面上。卡就是在这块地上痛苦地挣扎了几分钟以后，在救护车还没有赶来时就死去的。我抬起头，看了看卡死去时看到的这片天空：在底层是土耳其转烤肉店、旅行社、理发店和啤酒屋的这些灰暗的老楼房和路灯电线之间，只能看到一片狭窄的天空。卡是晚上将近十二点时被杀的。塔尔库特·厄尔钦告诉我说，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就算有一两个，也是妓女在这儿来回溜达。实际上妓女们都在上面的凯瑟斯特拉斯大街接客，只不过在热闹的夜晚、周末和开展览会的时候，妓女们也会到这儿来。他见我左顾右盼，就像是在找残留的痕迹时，便说道:“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德国警察和土耳其警察不一样，他们做事很认真的。” 不过，当我开始在附近的那些商店进进出出的时候，他很热心地给我提供了帮助。理发店的女孩们认识塔尔库特·厄尔钦，她们和他打着招呼。案发的时候，她们当然不在店里，实际上她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回事。“土耳其人只让女孩学理发，”从店里出来后他对我说,“法兰克福有好几百个土耳其女理发师。” 果蔬店里的几个库尔德人则对凶杀案和警方的调查知道的更多一些，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并不是特别欢迎我们。“节日烤肉店”里有个好心的服务员手拿一块脏抹布正在擦塑料桌布，案发当晚他拿着同一块抹布一直工作到十二点，他听到了枪声，等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冲出去，成了卡活着时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从烤肉店出来之后，我进了第一个地下通道快步走到了一幢大楼的后院。在塔尔库特·厄尔钦的指引下，我们下了两层楼，穿过一扇门，来到了一个车库般大小、看起来曾做过储藏室的地方。这个地下世界还挺吓人的，从楼底一直通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从当中间的地毯和聚集在一起做晚祷告的五六十个人可以看出，他们把这儿当清真寺来用。周围则和伊斯坦布尔的地下通道一样，是一些脏兮兮、黑黢黢的小店，其中我看到了一个连橱窗都不亮的首饰店、一个侏儒果蔬商和他旁边忙碌的屠夫，还有就是一个卖香肠的杂货店，它的伙计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咖啡馆里的电视机。顶头处，有一个卖土耳其果汁、土耳其面条和罐头以及宗教报纸的小摊和一个比清真寺还要拥挤的咖啡馆。一群疲惫的男人聚集在烟雾弥漫的咖啡馆里看着电视里放的土耳其电影，偶尔会有一两个人出来，径直朝门口塑料桶上的水龙头走去，他们这是要去净身。“节日和周五做礼拜的时候，这儿能有两千人，”塔尔库特先生说,“从楼梯那儿到后院都挤满了人。”为了不白来一趟，我在书报摊上买了本《公报》杂志。 随后我们在清真寺正上方的一家老式慕尼黑风格的啤酒屋里坐了下来。“这个清真寺里的人都是苏莱曼的追随者，”塔尔库特·厄尔钦指着下面说道,“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不参与恐怖活动。和民族主义者、杰玛莱亭·卡普朗的追随者们不一样，他们从不和土耳其政府发生矛盾。”不过，肯定是我眼中的疑惑以及乱翻杂志的动作让他心生不安，于是他把自己知道的、从警察和媒体那儿了解到的有关卡被杀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四十二天前，也就是新年第一个星期六的十一点半，卡参加完一个“诗歌之夜”活动从汉堡回来。六个小时的火车旅途之后，他出了车站的南门，但他并没有直接回自己贫民街附近的住处，而是来到了相反方向的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他足足花了二十五分钟才从单身男人、游客和醉鬼丛中，从还在营业的性用品商店和招揽客人的妓女堆里挤了出来。半个小时后他在“世界性中心”门口朝右拐，在慕尼黑人大街上刚到马路对面时就被打死了。他很可能是想在回家前到前面隔两家商店的那家名叫“美丽的安塔利亚”的水果店去买桔子。这是附近惟一一家营业到半夜的水果店，它的伙计还记得卡经常在夜里到这儿来买桔子。 警察没能找到目击者。“节日烤肉店”的伙计听到了枪声，不过因为电视和客人的喧闹声，他没能听清开了几枪。清真寺上面的这家啤酒馆的玻璃上全是蒸汽，很难看清外面。卡要去的那家水果店的伙计说他什么也不知道，这让警察们很是怀疑，他们盯了这小子一个晚上，不过却一无所获。案发时，下面一条街上有个妓女正抽着烟等客人，她看到一个人朝凯瑟斯特拉斯大街跑去。这家伙个子不高，穿着黑色外套，皮肤很黑，长得像个土耳其人。不过她也没能更详细地描述这人的面貌。卡倒在人行道上之后，碰巧有一个德国人去了阳台，是他叫的救护车，不过他也没看到凶手。第一颗子弹从卡的后脑射进，从他的左眼射出。另外两颗子弹则打烂了卡心脏和肺周围的血管，穿过了他的前胸和后背，他那件灰色大衣上满是血。 “子弹是从后面射过来的，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在后面跟踪他的人干的。”一位上了年纪、有点啰嗦的警探曾这样说过。也许在汉堡他就开始跟踪卡了。警察也想过其他的可能：情场纠葛或是土耳其人之间的政治报复……卡和火车站周围的地下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些店员看了卡的照片，告诉警察说卡偶尔会去性用品商店和那些放色情电影的小影院。既没有人提供线索，也没有来自媒体或其他方面的任何压力，所以过了段时间警察也就停止了调查。 那个上了年纪、一直在咳嗽的警探看上去不像是在调查命案，倒更像是要让人们忘掉这个案子。他约见了一些认识卡的人，可讯问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他自己在说。从这个和蔼可亲、对土耳其人抱有好感的警探这儿，塔尔库特·厄尔钦得知，在去卡尔斯之前的八年里，卡有过两个女人，一个是土耳其人，一个是德国人。我认真地记下了她们的电话号码。从卡尔斯回来后的四年里，卡没有和任何女人有过联系。 我们冒着雪，静静地走回卡的住处，找到了身材魁梧、很可爱但有点爱发牢骚的女房东。这栋老楼的顶层阴凉而且满是尘土味，房东一边开门，一边愤愤地说房子就要租出去了，如果我们不把里面这些脏东西拿走的话，她就要把它们给扔掉了。打开门以后，房东就走了。卡在这个昏暗、低矮的小房间里住了八年。我一进去就闻到了卡身上的那股味道（我从小就非常熟悉这味道），顿时我便泪满眼眶。这分明就是他母亲亲手给他织的毛衣的味道、他书包的味道、他家中自己房间里的味道，过去我还一直以为这是我不知道的、也没想起来问的某种土耳其香皂的味道呢。 刚来德国的几年，卡在集市里扛过包，给人搬过家，给土耳其人教过英语，还干过漆匠之类的活儿。在申请成为“政治流亡者”，开始领“难民补贴”之后，卡就和“土耳其人之家”（他就是在这儿找到那些活儿的）的共产主义分子疏远开来了。这些遭流放的土耳其共产主义分子觉得卡太内向，而且还有点中产阶级的味道。最后的十二年里，卡的另外一个收入来源就是在图书馆、文化馆和土耳其人协会里给大家朗诵他写的诗。只有土耳其人才来听他朗诵诗（人数偶尔也能超过二十人），如果一个月能有三次这样的机会，他就能挣上五百马克，再加上四百马克的难民补贴，这样他就能撑到月底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椅子和烟灰缸都是破破烂烂的，电炉也生了锈。起初，对于房东的责备我很气愤，还打算把卡所有的东西统统塞到旧箱子和袋子里带走，包括他的枕头（上面还残留着他头发的味道）、腰带和领带（我印象里他高中时就开始用了）、“巴利”牌的鞋（他曾在给我的信上说过，尽管鞋尖已经被脚趾顶烂了，可他还是把它当作拖鞋在家里穿）、牙刷和漱口杯、三百五十多本书、旧电视机和他从未对我提起过的录像机、已经穿破了的夹克衫和衬衣，以及他从土耳其带来而且已经穿了十八年的睡衣。不过我在写字桌上并没有找到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急了，我可是为了它才来法兰克福的。 在从法兰克福写给我的最后几封信里，卡曾高兴地提到过，花了四年的时间他终于完成了一部新的诗集。诗集的名字叫“雪”，里面大部分的诗都是他在卡尔斯灵感爆发时写在绿皮本子上的。从卡尔斯回来后，他发现这些诗中间竟然存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深层次”的联系。在法兰克福的四年他都用来修改这些诗了，这是个非常艰辛、折磨人的工作。因为在卡尔斯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想到一些诗句，仿佛是有人伏在他的耳边轻声告诉他的一样，而在法兰克福时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因此，卡试图找出诗集中的逻辑，并且按照这种逻辑来进行修改。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告诉我，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他要到德国的一些城市通过朗诵来检验他的诗，等一切妥当之后他会把诗集打印出来，给我寄一本，给伊斯坦布尔的出版商寄一本。在信中他还问我，我能不能在书的封底上写上一两句话，给出版商、我们共同的好友法希尔寄去? 卡的书桌正对着窗外那些被茫茫白雪和夜色吞噬的房顶。作为诗人，卡的书桌整齐得出人意料。桌上铺着一层绿色的呢子布，右边摆着笔记本，里面记录着卡对自己在卡尔斯的生活和在卡尔斯写的诗的评论，左边放着他正在读的书和杂志，两边还对称地放着一部电话和一盏铜制的台灯。我紧张地朝抽屉里看去，朝着书和杂志堆里看去，朝着卡收集的剪报（和很多土耳其人一样，卡也喜欢收集剪报）里看去，朝着衣柜里、床上、浴室和厨房的小柜里，甚至是冰箱和小衣袋里看去，总之屋里头所有能放下一本书的角落我都看了。我不相信这本诗集就会这么不见了。塔尔库特·厄尔钦一边抽着烟一边欣赏着法兰克福的雪景，而我则把刚才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如果不在汉堡之行他带在身边的手提包里，那他肯定把它放在了家里。如果诗集没有全部完成的话，卡是不会把其中任何一首诗打印出来的，他认为这是不吉利的，可他在信中说诗集已经完成了呀。 两个小时后，我还没找到卡的绿皮诗本，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告诉自己这个诗本，至少他的诗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只不过因为着急我没有发现罢了。房东敲门时，我把桌子上、抽屉里能找到的所有本子，上面有卡的笔迹的纸张统统装进了手里的塑料袋里，此外，我把随意摆在录像机旁边的色情带子（这证明卡的家里从来就没有客人来过）也装进了上面印有“卡夫霍夫”字样的购物袋里。我想找件卡的东西留作纪念，就像游人在出远门之前要把生活中某件普普通通的东西带在身边一样。可我又和过去一样不知道选什么好了。最后桌子上的烟灰缸、烟盒、用来拆信封的小刀、床头的钟、已经烂成一条一条的破坎肩（在冬夜他总是把这件坎肩穿在睡衣外边，所以上面至今还残留着他身上的味道）、卡和他妹妹在多尔玛巴赫切的码头上拍的照片，就连他的脏袜子、从未用过的手帕、厨房里的叉子甚至于我从垃圾筐里拣出的烟盒，我统统把它们都塞到了袋子里。上一次，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见面时，卡曾问过我要写什么样的小说，我就把《无辜者博物馆》中的故事情节讲给了他听，这些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人。 离开向导回到房间后，我马上翻起卡的东西来。可是为了摆脱卡给我带来的巨大悲痛，我刚刚还暗下决心今晚要忘掉他呢!我先看了看那些色情录像带，旅馆的房间里没有录像机，可从带子上面卡亲手写的批注可以看出，他特别喜欢一个名叫“美琳达”的美国艳星。 我开始看卡的笔记本了，这里面记载了他对自己在卡尔斯写的诗的评论。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卡尔斯的爱情和可怕的经历呢?我从卡的抽屉里找到一个档案袋，里面有将近四十封情书，从这些情书里我找到了答案。这些信都是写给伊珂的，可一封也没有寄出去，所有信的开头都是“亲爱的，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把这些写下来告诉你”。在这些信中，卡都提到了自己记忆中的卡尔斯，提到了和伊珂做爱时的另外一些让人痛心、催人泪下的细节，提到了他在法兰克福平凡、普通的生活（在给我的信里，他也曾提到过在范·贝特曼公园看到的一条瘸腿的狗，以及犹太人博物馆里让人难过的锌制桌子）。这些信没有一封有折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卡连把它们塞进信封的决心都没有。 在其中的一封信里，卡写道“只要你一句话，我就会回到你那儿去”，在另一封信里，他说他再也不回卡尔斯了，因为他不希望伊珂对他的误会更深；他在一封信里提到他忘了一首诗，而另一封信在读者看来就像是给伊珂的一封回信。在信里，卡写道“太遗憾了，你连我的信也误解了”。我确信这当中没有伊珂写给卡的信，因为我把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摊在旅馆房间的地上和床上仔细地找过。几周后当我在卡尔斯碰到伊珂的时候我问过她，她也说她没给卡写过信。写这些信的时候，卡就已经知道自己不会把这些信给寄出去的，可他为什么做得像是在给伊珂写回信呢? 也许，我们已经触及到小说的关键了。我们能否理解别人的爱和痛?对于比我们生活得更痛苦、贫穷和忧伤的人，我们能理解多少?如果理解只是把自己摆在他人的位置上的话，那么世界上的有钱人和当权者能不能理解数以万计在生活边缘挣扎的可怜人呢?对于诗人朋友所忍受的煎熬，小说家奥尔罕又能看到多少呢? 带着迷失和遗憾，我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在痛苦中度过了一生。如果我不是如此爱你的话，我也不会让你如此生气，也就不会失去平衡（我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找到这种平衡）而回到了我最开始的地方，我感觉自己遍体鳞伤，我的心里现在仍有那种迷失和被人遗弃的感觉。有时，我觉得自己的遗憾不仅仅是你，而是整个世界。 我看着这些，可我看懂了吗? 我从房间的迷你吧里拿出威士忌喝了起来。喝尽兴了之后，我在深夜出了旅馆，朝凯瑟斯特拉斯大街走去。我要调查一下“美琳达”是何许人。 她的眼睛很大，带点橄榄绿，眼神很忧郁，略微有点斜视。她的皮肤很白，腿很修长，嘴唇就像宫廷诗人们比喻的那样，像樱桃一样小巧但很有肉感。她很有名，在“世界性中心”通宵营业的录像带租售处，二十分钟里我就找到了六盘她的带子。后来，我把这些带子带回伊斯坦布尔了。看了这些电影，我觉得美琳达有些地方已经沁入了卡的心里。拜倒在她裙下的男人不管多丑，多粗鲁，当他们兴奋地呻吟时，她那苍白的脸上就会流露出只有母亲才会有的那种真正的怜悯。她穿着衣服的时候（一个事业心很强的职业女性，一个抱怨丈夫阳痿的主妇，一个放荡的女招待）和她赤身裸体的时候一样让人着迷。后来当我去卡尔斯的时候，我才明白，她的大眼睛、结实的身体和举止都很像伊珂。 卡把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这种带子上。我知道这样说会激怒一些人，他们幻想着能在卡的身上看到一个完美、伟大的诗人的影子。为了找到美琳达其他的录像带，我在那些孤独的男人中走来走去。突然间我有个想法：孤苦男人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躲在角落里带着负罪感看色情电影。我在纽约四十二号大街的电影院里，在法兰克福的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上或是贝伊奥卢后面巷子里的电影院里看到的，都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孤苦的男人在带着羞愧、贫苦和迷失感欣赏电影时，电影间隙在电影院破旧的大厅里躲避别人的目光时，他们是如此地相似，这足以推翻那些民族论和人类学的理论。我手里提着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着美琳达主演的录像带），走出了“世界性中心”，冒着鹅毛大雪回到了旅馆。 我在大厅的吧台又喝了两杯威士忌，为了让酒劲上来，我走到窗边欣赏着窗外的雪。我想，要是回房间之前就能醉倒的话，今晚就不会再想美琳达或是卡的笔记本了。可一进房间，我不由自主地又随手抓起了一本笔记本，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看了起来。翻了三四页以后，我看到了这样的一片雪花。 30我们何时再相见 短暂的幸福 做完爱以后，卡和伊珂相拥在了一起，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整个世界是如此的安静，卡也是如此的幸福，他觉得这段时间仿佛很长似的，于是他烦躁起来，跳下床朝窗外望去。在以后的日子里，卡会觉得这段静谧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也会问自己为什么要挣脱伊珂的怀抱，结束这绝妙幸福的时刻。也许他会说是因为担忧，仿佛在窗外白雪皑皑的街上就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他也必须要赶去似的。 其实，窗外除了飞舞的雪花什么也没有。电还没有来，可楼下厨房里的烛光透过结了冰的窗户，把窗外飞舞的雪花映成了淡淡的橙色。在以后的日子里，卡会认为他之所以要结束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是因为他承受不了太多的幸福。可当初，当他躺在伊珂怀里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他心如止水，仿佛忘掉了以前的痛苦和忧虑，这有点像来灵感之前的那种感觉，不过他还没有想到诗，却悟出了生命的意义。他很兴奋，在这幸福的时刻，他的心里并没有暖洋洋的感觉，却像是孩子般的单纯：他就像个刚学生词的孩子似的，急切地想要说出生命的意义。 为了在灵感来的时候不至于抓瞎，下午他在图书馆里阅读了一些有关雪花的资料。这会儿诗没想到，可他看的那些资料却一点点涌上了他的心头。百科全书里说雪花是六边形的，他觉得雪花的形状有点像他的那些诗。这一刻，他考虑到应该赋予这些诗更深层的含义。 “你在那儿干吗呢?”几乎就在同时，伊珂问道。 “看雪，亲爱的。” 他感觉伊珂也觉察到了雪花的几何形状除了美之外还有其他的含义，但他的理智却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伊珂很不高兴，因为除了她之外，卡竟然还对别的东西感兴趣。不过卡却很得意，因为他觉得自己太想得到伊珂了，因此一直处于劣势，他明白，做爱多多少少为自己赢得了一些筹码。 “你在想什么呢?”伊珂问道。 “我母亲，”卡说道。可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说，尽管他母亲刚去世，可他从没想过她。不过，当他后来再次回想起此刻的情景时，他肯定会说“来卡尔斯的路上我一直都在想着我的母亲”。 “想她什么?” “在一个冬夜，她一边看着窗外的雪，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发。” “你的童年幸福吗?” “幸福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幸福。多年以后，我才觉得自己的童年是幸福的。实际上，那时我并不幸福，可也不像随后那些年那样的不幸。小时候，我对幸不幸福并不太在意。” “那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在意的?” 卡本想说他从不在意，可这既不真实，也太绝对了。他曾想过用这番话打动伊珂，可现在他所期待的不仅仅是这些了。 “当我因为不幸福而一事无成的时候，我便开始在意幸福了，”卡说道。这么说对吗?沉寂中他不安了起来。要是告诉伊珂自己在法兰克福的孤独和贫困，他又如何能说服她去那儿呢?外面刮起一阵风，吹散了雪花。和刚才起床时一样，卡担忧了起来，他更强烈地感觉到了爱和等待的痛苦。刚才他是那么的幸福，可现在他觉得自己就要失去这种幸福了，他的脑子乱了。他从幸福一下子坠入到了疑惑中，他想问伊珂“你会和我一起去法兰克福吗”，却又害怕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卡回到床上，从背后紧紧搂住了伊珂。“集市上有一家店，”他说道,“那儿播放着佩皮诺·迪·卡普里的老歌《罗伯塔》，他们是从哪儿找到这首歌的?” “卡尔斯还有一些老住户没有弃城而去，”伊珂说,“到最后，父母一死，他们的孩子就会变卖家中的东西，然后离开这儿。所以市面上才会出现这些奇怪的东西。过去每到秋天，就会有个收废品的从伊斯坦布尔来这儿低价回收旧货，可现在就连他也不来了。” 卡以为自己又重新找回了幸福，可这种感觉和刚才的不太一样，他怕自己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这种想法在他心里迅速蔓延了开来。他不禁担忧起来，他怕自己根本无法说服伊珂，无法带她去法兰克福了。 “快点，亲爱的，我要起来了。”伊珂说。 尽管她称他为“亲爱的”，起床的时候转过身来给了他一个香吻，可这些也没能让卡平静下来。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在一起?” “我现在很担心我的父亲，警察可能会盯上他们。” “我也担心他们……”卡说,“可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再在一起。” “我父亲在旅馆的时候，我没法来这儿。” “可一切都不同了，”卡说道。他突然害怕起来，也许对于正在黑暗中默默地、熟练地穿衣服的伊珂来说，一切都没变。“那我去另一家旅馆，你可以去那儿。”卡说。顿时他们都沉默了，嫉妒和无奈让卡又陷入了忧虑之中，他怀疑伊珂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人，但他的理智告诉他这只不过是一个情场新手普通的嫉妒心理，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应该紧紧抱住伊珂，消除俩人之间可能有的障碍。他犹豫了起来，他明白，自己要是因为太过急于想要亲近伊珂而说一些话、做一些事的话，会让自己陷入艰难的境地。 31我们并不笨，我们只是穷 亚细亚旅馆的秘密会议 马车载着图尔古特先生和卡迪菲去亚细亚旅馆了。马车临走时，扎黑黛递进去的原来是一双旧的毛线手套。尽管站在窗口等伊珂，可因为天太黑，卡也没看清楚。为了挑一套行头，图尔古特先生把他教书时穿的两件夹克（一件黑色的，一件灰色的）、参加国庆典礼和视察工作时戴的毡帽、多年来只有扎黑黛的儿子为了好玩才系过的格子领带都摊到床上，看了好长时间。见父亲像个不知道在舞会上穿什么的女人似的犹豫不决，卡迪菲便一样一样替他选定了，还亲手给他系上了衬衣扣子，帮他穿上了夹克和大衣，最后艰难地给他的小手戴上了白色的狗皮手套。这时，图尔古特先生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那双毛线手套，非得让她们找出来。伊珂和卡迪菲翻箱倒柜满屋子找了一遍，可找到之后却发现手套已经被虫蛀了，便又把它们扔到了一边。图尔古特先生就连坐上了马车也还在一个劲地说，不戴那双手套他就不去了。他说，这双手套是他多年以前因为从事左翼活动而被捕入狱时，他那已经过世的老婆给他织好送到监狱去的。见自己的父亲如此沉迷于往日的回忆，卡迪菲比他自己都要更清楚地明白，他的内心其实充满了恐惧。手套拿来以后马车顶着大雪出发了。卡迪菲睁大眼睛，听着父亲讲述他的牢狱生活（被妻子的来信感动得热泪盈眶、自学法语、冬天夜里戴着这双手套睡觉）。她就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似的对父亲说道:“亲爱的父亲，您太勇敢了!”每次听到女儿说这句话时（这几年他很少听到了），图尔古特先生的眼眶都禁不住湿润起来。他激动地抱住女儿亲了一下。马车刚刚经过的街道没有停电。 下了车之后，图尔古特先生说道:“这儿开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商店!我们先瞧瞧这些橱窗吧。”卡迪菲看到父亲的脚步在一步步地往回走，但并没有强行予以阻止。图尔古特先生又说想去茶馆喝杯菩提树花茶，他还说，如果身后有密探的话，这样一来就可以给他制造点困难。于是他们进了一家茶馆，静静地坐下来看着电视上的追逐镜头。出门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碰到了以前给他理发的师傅，便又一同进去坐了下来。“难道我们迟到了?要是不去的话，会不会很丢人?”图尔古特先生装作在听胖理发师说话似的朝女儿嘀咕了几句。可是卡迪菲把他搀起来之后，他并没有去后院，而是进了一家文具店，选了一支蓝色的圆珠笔。他们穿过“埃尔辛电力器材商店”的后门，进到了内院，然后朝亚细亚旅馆黑不隆冬的后门走去，这时卡迪菲发现父亲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旅馆后门口很安静，父女俩紧紧挨在一起等了一会儿。身后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往里走了几步，里面漆黑一片，卡迪菲摸了半天才摸到了通往大厅的楼梯。“别松开我，”图尔古特先生说。大厅里高高的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光线不是很好。前台处有一盏脏兮兮的灯，昏暗的灯光勉强照亮了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侍应生的脸。他们只能勉强看清有人在大厅里逛荡，还有一两个人正在下楼梯。这些人大部分可能是便衣警察，也可能是走私动物和木材的走私犯，或是在边境上非法输送劳工的掮客。八十年前这儿住的都是富有的俄罗斯商人，再往后是从伊斯坦布尔来卡尔斯和俄罗斯做生意的土耳其人和那些有贵族血统的英国双料间谍（他们通常会派遣间谍从亚美尼亚混入苏联），而现在住在这儿的都是来自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皮包商和妓女。有些男人从乡下来这儿开房，和这些妓女同居。晚上男人们会搭最后一班中巴车回乡下，而这些妓女就会从房间里出来，在旅馆昏暗的酒吧里喝茶，喝白兰地。旅馆的木楼梯还铺过红地毯呢!父女俩上楼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面容疲惫的金发女郎，图尔古特先生对他的女儿轻声说道:“伊斯梅特帕夏在洛桑住的格兰德宾馆也是这样鱼龙混杂，”他从口袋里掏出笔接着说道,“就像他在洛桑签订协议时一样，我也将用这支崭新的笔在声明上签上我的名字。”他在楼梯上停了很久，卡迪菲也不明白他究竟是为了休息还是为了拖延时间。在307房间门口，图尔古特先生说:“我们签完字之后马上就走。” 里面人很多，卡迪菲起初还以为进错了房间。不过她看到“神蓝”和两个年轻的伊斯兰斗士绷着脸坐在窗户跟前，便把父亲拽到那个方向坐了下来。房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茶几上还有一盏鱼形的灯，可房间里并不是很亮堂。这盏鱼形灯是用树脂做成的，鱼直立着身子，张开的嘴里叼着一个灯泡，眼睛里藏着政府装的窃听器。 法泽尔也在房间里。一看到卡迪菲，他便站了起来，不过他并没有和那些起身向图尔古特先生致意的人一同坐下，而像是着了魔似的，用爱慕的眼神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房间里有几个人还以为他要说些什么呢，不过卡迪菲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从一开始，她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神蓝”和父亲之间显现出来的紧张关系上。 如果以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在声明上签名的人是一个无神论者的话对西方人来讲会更有说服力，这一点“神蓝”早已同意了。那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弱的年轻人好不容易才被说服，却又和同伴们在如何表述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现在他们三个剑拔弩张地坐在那儿，等着发言。失业的库尔德青年们十分钦佩山上的游击队员，他们组成了一些社团，总部就设在其中一名成员的家中，可这些社团经常被关闭，领导人也不断地被抓，遭受严刑拷打，所以在军事政变之后很难找到这些年轻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山上的斗士们指责这些年轻人在城里暖和的房间里享受、和土耳其政府妥协、不能给山上提供足够的后备游击队员，这些指责彻底地摧垮了社团里一些还没有被捕的成员们的斗志。 年纪更长一些、三十岁左右的两个“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会议。他们是从社团里的几个库尔德青年处得知有这么个要交给德国新闻界的声明的，这些年轻人既是为了炫耀，也是为了向他们咨询才说起这回事的。社会主义者们手里头有枪，但他们在卡尔斯已不像过去那样有势力了，现在他们只有在库尔德游击队的许可和帮助下才能干那些劫道、杀警察和放炸弹的事情。因此这些早衰的社会主义者们很郁闷，他们说在欧洲还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尽管没有接到邀请，但他们也还是来了。墙根处，在这些郁闷的社会主义者身边有一个小白脸，他看上去倒很轻松和兴奋，因为他要把会议的细节报告给政府。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坏心，而是为了换取警察以后不再平白无故地收拾他们的组织。尽管大家在会上说的这些东西他根本就瞧不上，而且在他看来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但他还是会战战兢兢地向政府汇报的。同时，对于参与这次会议他也感到很骄傲，将来他可以很自豪地把这些枪杀、绑架、爆炸等事情告诉其他人。 谁都清楚，警察会监听这个房间，至少他们也会安插进几个奸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谁也不说话，就算有人开口，也都是望着窗外说还在下雪，或是互相警告“不要把你们的烟头扔到地上”。房间里一直很安静。后来，一个库尔德大妈（大家都没怎么注意到她）站起身来，诉说她孙子失踪的经过（一天晚上，他们敲门进来把他给带走了）。图尔古特先生听到这件事情之后立刻不安了起来。对于库尔德青年在深更半夜被抓走杀掉这样的事情，他很是气愤，但要说这个青年是“无辜的”，他也很不以为然。卡迪菲一边握着父亲的手，一边解读着“神蓝”那张冷漠而又透出几分嘲讽的脸。“神蓝”极不情愿地坐在那儿，他觉得自己掉进了陷阱，可要是出去的话又怕大家议论。之后：1坐在法泽尔身边的伊斯兰青年（几个月后他被证实参与了谋杀教育学院院长）试图要把这起谋杀案嫁祸到政府特工的头上；2革命派人士详细介绍了他们被捕入狱的朋友们的绝食行动；3来自社团的三名库尔德年轻人则威胁说如果声明不能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发表的话，他们就拒绝签名，他们还十分认真、激动地朗读了关于库尔德文化和库尔德文学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的一篇文章。 失去了孙子的奶奶突然问那要接受声明的“德国记者”在哪儿，卡迪菲站起身来，以一种安慰的语气告诉她说，卡现在就在卡尔斯，不过为了不影响声明的公正性，他没来参加会议。一个女人敢在政治会议上站出来如此自信地发言，房间里的众人都不太习惯，一时间不禁对她肃然起敬了起来。这位大妈扑到卡迪菲的怀里哭了起来。卡迪菲表示将会尽其所能，让这份声明能在德国的报纸上发表出来，她还从这位大妈那里拿到了一张写有她孙子名字的纸。 这时，出于好心才做了奸细的左派分子拿出声明的初稿（他把它写在了一张笔记本的纸上），摆出一个奇怪的造型，读了起来。 草稿的题目是“关于卡尔斯发生的事情致欧洲公众的声明”。大家对这个题目都很满意。后来法泽尔微笑着对卡讲述了他当时的感受:“我第一次有这样一种感觉，自己所在的小城市有朝一日也会被写进世界历史。”而这句话后来也被卡写进了“全人类和星辰”一诗。但“神蓝”立刻就反对道:“我们不是在对欧洲发出呼吁，而是对全人类。我们的这份声明不是在卡尔斯或是伊斯坦布尔，而是要在法兰克福发表的，希望这不会吓到大家。欧洲公众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我们的敌人。不是因为我们敌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歧视我们。” 起草这份草稿的左派分子说道:“不是全人类，而是欧洲的资产阶级在歧视我们。”他说穷人和工人是他们的兄弟。不过这一点没人相信，就连他那经验丰富的朋友也不相信。 “在欧洲，没有人像我们这样穷。”一名库尔德青年说道。 “孩子，您去过欧洲吗?”图尔古特先生问道。 “我还没找到这样的机会，可我的姑父在德国，他是个工人。” 大家轻声笑了起来。图尔古特先生在椅子上挺直了腰板，说道:“尽管欧洲对我而言意味深长，可我也从没去过。这并不可笑，我们当中有谁去过欧洲，请举起手来。”包括在欧洲呆过多年的“神蓝”在内，没有一个人举手。 “可我们都知道欧洲意味着什么，”图尔古塔先生继续说道,“欧洲是我们人类的未来。因此如果先生，”他指向“神蓝”,“想用全人类来替换欧洲的话，我们可以修改标题。” “欧洲不是我的未来，”神蓝微笑着说道,“我这辈子到现在为止，我从没想过要模仿他们，也没有因为自己不像他们而感到自卑。” “在这个国家里，不只是伊斯兰分子，共和主义者也有民族自豪感，”图尔古特先生说,“不用欧洲而用全人类这个词，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关于卡尔斯发生的事情致全人类的声明!”草稿的作者读道,“这样显得太绝对了点。” 根据图尔古特先生的提议，大家准备用“西方”这个词来代替“全人类”。可“神蓝”身边的一个脸上长满粉刺的年轻人却不同意。最后，根据一个声音很尖的库尔德年轻人的建议，大家决定只用“一份声明”来作标题。 声明的草稿和以往的不同，很简短。“伊斯兰教徒和库尔德候选人很显然就要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取得胜利时上演了一场军事政变”，对于开头的这句话，大家都没有不同意见，可图尔古特先生却表示了反对，他说卡尔斯压根儿就没有欧洲人所说的民意测评，选民在选举的前一夜，甚至在投票的时候也会因为一个鸡毛蒜皮的原因而改变主意，改投其他党的票；在这儿，这样的事很常见，因此，谁也不能说哪个候选人一定会赢得选举。 起草声明的左派奸细回答他道:“大家都知道，军事政变是在选举之前，是针对选举结果发动的。” “他们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剧团，”图尔古特先生说道,“因为大雪把路都封了，所以他们才会那么成功，几天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您要是不反对军事政变的话，您来这儿干吗?”另一个年轻人说道。 坐在“神蓝”身边的这个家伙，脸像甜菜一样红红的，一点儿礼貌也没有。他说的这番话也不知道图尔古特先生听到没有，但卡迪菲立刻就站了起来（只有她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包括她自己在内，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说自己的父亲因为政见不同，蹲了多年的监狱，任何时候他都反对政府的压迫。发言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冒着愤怒的火焰。 她父亲马上拽着她的大衣让她坐了下来。“对于您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我之所以来参加这次会议，是为了向欧洲人证明在土耳其也有民主和理智的人。” “要是有家德国报纸给我两行地方的话，我才不会去证明这个呢。”脸红红的家伙嘲讽道。他本来还想说点别的，可“神蓝”拽了拽他的胳膊，让他别再说了。 这些已经足以让图尔古特先生后悔到这儿来了。他告诉自己，自己不过是顺道来这儿看看的。他像是一个在想着完全与此不相干的事的人似的，站起身来，先朝门口走了一两步，随后他望着黑山大街上飞舞的雪花，朝窗边走去。卡迪菲走过去搀着他，就好像她要是不扶的话，她父亲就走不动路似的。父女俩就像两个想要忘却烦恼的孩子一样，看着一辆马车从楼下白雪皑皑的大街上驶过。 库尔德社团的三名年轻人当中声音尖尖的那个家伙没能战胜好奇心也挤到了窗边，和父女俩一起望着楼下的大街。房间里的众人既尊敬，又不安地看着他们，大家都紧张了起来，害怕警察会从天而降。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大家很快就声明当中剩下的部分达成了一致。 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军事政变是由一小撮冒险者们发动的。“神蓝”不同意这一点，他建议要把范围扩大，可大家觉得这会让西方人认为土耳其到处都有军事政变。最后，大家达成一致，称这是“安卡拉政府支持的地方军事政变”。声明中还简要地提到了政变当晚被打死的人、被一个一个从家里抓走杀死的库尔德人以及宗教学校学生们所受到的酷刑。原来“针对人民的一次总攻”的说法，也变成了“针对人民以及他们的精神和宗教的一次进攻”。最后一句话也做了改动，不再是号召西方，而是号召全世界共同抗议土耳其政府。大家读这句话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看了“神蓝”一眼。可以看得出,“神蓝”很得意。这让图尔古特先生很是懊悔。早知如此，他就不来了。 “要是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赶快签名吧!”“神蓝”说道,“因为警察随时可能会来。”为了尽快在这份被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声明上签完名离开，大家在房间中央挤成了一团。有几个人签完名正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卡迪菲喊道： “站住，我父亲有话要讲。” 这让局面变得愈加混乱了。“神蓝”派那个红脸年轻人把住了门口。“谁也不要走，”他说道,“让我们听听图尔古特先生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我没有不同的意见，”图尔古特先生说道,“但在签名之前，我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回答我的问题。”他想了片刻，继续说道:“不光是他，我希望大家都回答我的问题。”他指了指先前和他争论、现在把住门口的红脸年轻人，说道:“这个年轻人先回答，然后你们回答。如果你们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不签字。”图尔古特先生转向“神蓝”，像是在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态度有多么坚决。 “您请问吧，”“神蓝”说,“要是能回答的话，我们会乐于回答的。” “刚才你们笑话我，现在你们都说说看：要是一家著名的德国报纸给你们两行字的地方，你们会对西方人说些什么?让他先说。” 红脸年轻人身强力壮，平时总是振振有词，可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一点准备也没有。他抓着门环看着“神蓝”，想得到他的帮助。 “你是怎么想的，赶快说出来，说完我们就走。”“神蓝”勉强笑了笑，说道,“要不然警察马上就会来的。” 红脸年轻人一会儿极目远眺，一会儿又俯首沉思，就像是在重要的考试中努力回忆着自己知道的答案一样。 “那么就让我先说吧，”“神蓝”说道,“我可不在乎欧洲的先生们……比如说，我会告诉他们说不要再妨碍我了，这就足够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正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 “你别帮他，他会把他想的给说出来的，”图尔古特先生说道,“您可以最后一个说。”他朝犹豫不决的红脸青年笑了笑，说:“作决定不容易吧，因为这是个让人为难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让人杵在门口就能解决的问题。” “借口，借口，”身后一个人说道,“他不想在声明上签名。”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有几个人走到窗边，全神贯注地看着一辆马车从白雪皑皑的黑山大街上驶过。法泽尔后来对卡提到了此刻的寂静，他告诉卡“那一刻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这时一架飞机从夜空中飞过，率先打破了寂静。大家都仔细聆听着飞机的轰鸣声,“神蓝”嘀咕道:“这是今天飞过的第二架飞机了。” “我要离开这儿。”有人喊道。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他三十岁左右，穿着一件有些褪色的夹克，脸色苍白。他在保险医院当厨师，房间里只有三个人有工作，他是其中之一。他时不时地看着表。他是和有失踪人口的家庭一起进来的。事后听人讲，这个人的哥哥对政治很感兴趣，一天夜里被带到警局录口供，便再也没有回来。据说这个家伙为了能和漂亮的嫂子结婚，向政府申请过哥哥的死亡证明。在哥哥被抓走一年之后，他向警察、秘密情报人员、检察官和宪兵提出了申请，却被他们给轰出来了。最近两个月，他加入了有失踪人口家庭的行列，他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想报复，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他只能对他们说。 “你们会背着我说我是个胆小鬼。胆小的是你们，是你们的欧洲人，你们就把我说的写给他们看吧。”说完他便推开门走了。 这时，有人问起了汉斯·汉森。与卡迪菲的担忧相反，这回“神蓝”非常客气地说他是一个真正关心土耳其问题的好心的德国记者。 “你会害怕那些德国的好心人的。”身后一个人说道。 站在窗边，身穿黑色夹克的一个人问，除了声明之外，可不可以发表个人讲话。卡迪菲告诉他说也许可以吧。 “朋友们，我们不要像胆小的小学生一样等着别人发言了。”其中一个人说道。 “我是个高中生，”库尔德社团的另一个青年这样开始说道,“我要说的话，我以前就考虑过了。” “您想过有朝一日要在德国报纸上发表声明吗?” “是的，正是如此。”年轻人非常冷静，不过他的样子看上去充满了激情,“和你们大家一样，我也偷偷地想过有朝一日会有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公诸于世了。” “我从没这样想过。” “我要说的很简单，”激情昂扬的年轻人说道,“让法兰克福的报纸这样写：我们并不笨，我们只是穷!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分清这一点。” “说得好!” “您所说的我们是指谁，先生，”身后一个人问道,“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原住民?泰雷凯梅人?阿塞拜疆人?切尔卡西亚人?土库曼人?卡尔斯人?……到底指的是谁?” “因为人类最大的错误，”激动的库尔德年轻人继续说道,“几千年来人类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贫穷和愚蠢混为一谈。” “什么是愚蠢，让他解释解释。” “有些宗教界人士和品德高尚的人早就注意到了人类光荣历史中这个令人汗颜的问题，他们认为穷人也有文化，也有人性，也有智慧，也有颗善良的心。汉斯·汉森先生要是看到一个穷人，他会同情他。他也许不会马上就认为这个穷人是一个白白浪费机会的傻子，是一个没有意志力的醉鬼。” “我不知道汉斯·汉森先生如何，但大家看到穷人时都是这么想的。” “请听我说，”激情昂扬的库尔德青年说道,“我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一个一个的穷人可能会被人们同情，可要是整个国家都贫穷的话，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首先就会认为这个国家愚蠢、没有头脑，会认为它懒惰、肮脏和无能。这个国家不会被同情，而会受到嘲笑。它的文化、传统、习俗也会受到嘲笑。其他国家的人们有时也会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难为情，不再嘲笑这个国家。要是这个国家的移民成了工人的主体，包揽了最差的活的话，为了安抚这些移民，不让他们造反，他们会假装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甚至还会装出一副平等的样子。” “让他说说看，他是在说哪个国家呢?” “让我来补充一下，”另一个库尔德青年插嘴说道,“对于那些自相残杀、互相迫害的人，人们甚至都不屑于嘲笑了。我在德国的姑父去年夏天来到卡尔斯，从他的言谈中，我明白了这一点。世界已经不再容忍那些残暴野蛮的国家了。” “难道你是在以西方人的名义在威胁我们吗?” “这样一来，”激昂的库尔德青年继续说道,“一个西方人，当他遇到一个穷国的人，他的心里很本能地就会产生歧视。他会觉得，这个人来自愚蠢的国家，所以才会这么穷。西方人还会认为，这个人也许满脑子都是那些害得他们国家贫穷的胡思乱想。” “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是你也和那个自大的作家一样认为我们很愚蠢的话，你就直说吧。至少那个不信奉真主的家伙在下地狱之前，还敢出现在电视里，看着我们的眼睛勇敢地说出了他认为土耳其人都很愚蠢。” “对不起，电视里的人看不到观众的眼睛。” “那位先生并没有说‘看到’，只是说‘看着’，”卡迪菲说道。 “朋友们，大家就不要像在公开的辩论会上似的再互相争论了，”正在做记录的左派分子说道,“另外，大家都说慢一点。” “他要是不说出他指的是哪个国家，我是不会住嘴的。我们都要明白，在一家德国报纸上发表歧视我们自己的声明是对祖国的背叛。” “我不是背叛国家，我和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激昂的库尔德青年站起来说道,“因此，我希望在声明上写上，就算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给我发签证的话，我也不去德国。” “谁也不会给你这样游手好闲的人发放欧洲签证的。” “别说签证了，政府连护照都不会给他。” “是的，他们不会给，”激昂的年轻人谦虚地说道,“就算他们给我签证，我也去了，而且我在街上碰到的第一个西方人也很好，也不歧视我的话，但因为他是西方人，所以我还是会认为他歧视我。因为听说在德国的土耳其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要想不受歧视的话，惟一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给他们看，我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和他们一样。这非但不可能，更伤人自尊。” “孩子，你开头说的不对，但后面却说的很好，”一名上了年纪的阿塞拜疆记者说道,“我们还是不要让德国的报纸写这些了，他们会讽刺我们的……”他停了片刻，然后狡黠地问道:“您说的是哪个国家?” 库尔德青年坐回了自己的位置，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老记者身边的儿子说道:“他害怕说出来。” “他害怕也是有道理的”,“他不像你们是为政府干活的”大家回应道。但老记者和他的儿子并没有生气。房间里的众人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时而还开个玩笑，就好像是在娱乐、做游戏一样。后来，卡听法泽尔说了所发生的一切。他在本子上这样写道：这种政治会议可以一直开上好几个小时，惟一需要的就是一大群抽着香烟、皱着眉头、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坐在那儿嬉笑扯皮，而他们自己却意识不到。 “我们不要当欧洲人!”另一个年轻的伊斯兰分子傲慢地说道,“那些用坦克和枪炮强迫我们按照他们的模式来生活的人最终可能会成功，但他们永远也无法改变我们的灵魂。” “你们可以占有我的身体，但绝对无法占有我的灵魂，”一个库尔德青年用土耳其电影里的台词嘲讽道。 大家都被逗乐了，说这番话的年轻人也大度地笑了起来。 “我也有话要说，”坐在“神蓝”身边的一个年轻人说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崇拜西方，可他们却从来不说，就好像说自己崇拜西方很可耻一样。尽管他们没有说，可这儿仍然有一股‘我们不是欧洲人，请见谅’这样的一种气氛。”他转向身着皮夹克、正在作着记录的男子，说道,“请不要把前面我所说的写下来，现在请写：我为自己不是欧洲人而感到骄傲，为欧洲人眼中天真、残暴和愚昧的我而感到自豪，要是他们美的话，我就丑，要是他们聪明的话，我就蠢，要是他们现代的话，我就原始。” 没有人赞同这番话。在这儿每说一句话，都会被人取笑。有个人就插嘴说“你本来就很蠢!”可就在这时，两名左派分子当中年长的那个和身着黑色夹克的家伙剧烈地咳嗽了起来，所以也没闹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 堵在门口的红脸年轻人这时也开始念起诗来，诗是这样开头的:“欧洲啊欧洲/你就在那儿呆着吧/就算在梦里/我们也不会向恶魔屈服”。在咳嗽声和谈笑声中，法泽尔好不容易才听到后面的句子，但他后来并没有把后面的诗告诉卡，而是把大家对这首诗的异议告诉了卡。这些异议当中有三条被写到了给欧洲的声明和卡那首题为《全人类和星辰》的诗里： 1“我们不要害怕那个地方，那儿也没什么可怕的。”人近中年的一个左派人士喊道。 2不时地问“您说的是哪个国家”的阿塞拜疆裔老记者说道:“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土耳其人的属性和宗教。”之后，他便高谈阔论起十字军东征、犹太人大屠杀、在美国被杀死的印第安人以及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杀死的穆斯林。就在这时，人群之中有好事之徒悄悄地问道:“卡尔斯和整个安纳多卢地区上百万的亚美尼亚人在哪儿呢?”正在作笔录的奸细因为同情他，所以没有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3其中一个人说道:“这么冗长而且无聊的诗谁也不会去翻译，而且汉斯·汉森先生也不会把它登在报纸上的。”这也给了在场的诗人们（总共有三个）一个借口，他们开始抱怨起土耳其诗人在世界上被孤立的处境。 大家一致认为这首诗很无聊，很愚昧。当红脸的年轻人大汗淋漓地朗诵完这首诗时，几个人嘲讽地鼓起了掌。大家都说，这首诗要是在德国的报纸上发表的话,“我们”会受到更厉害地嘲笑的。那个姑父在德国的库尔德青年抱怨道： “他们都是以全人类的名义来写诗、唱歌的。他们代表全人类，而我们只代表穆斯林，就算我们写诗，也只能算是一个种族的诗。” “我要说的是这，请记下来，”穿着黑夹克的人说道,“如果欧洲人正确，并且除了模仿他们我们没有其他出路的话，那么我们沉迷于这些无稽之谈只不过是在愚蠢地浪费时间。” “最让欧洲人觉得我们愚蠢的就是这番话了。” “那就请你们大胆地说出来，是哪个国家看起来很愚蠢。” “先生们，我们装得好像比欧洲人更聪明，更尊贵，可要是今天德国人在卡尔斯设一个领事馆，给每个人都免费发签证的话，我敢说，卡尔斯在一个礼拜之内就空了。” “你在瞎说，刚刚我们这位朋友还说就算给他签证，他也不会去的。我也不会走，我要和我的尊严一起留在这儿。” “先生们，你们要知道还有其他人也会留下的。不走的请举起手，让大家看看。” 几个人很严肃地举起了手。看到他们举起了手，一两个年轻人犹豫了起来。穿着黑夹克的人问道:“走的人为什么可耻，先说说看。” “要把这一点对理解不了的人解释清楚很难。”有人摆出一副神秘的姿态说道。 这时，法泽尔注意到卡迪菲正在忧郁地望着窗外，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心里想“真主啊，请你庇佑我，让我保持纯洁，让我别犯糊涂”，他觉得卡迪菲会喜欢这句话的。他想让他们把这句话写给德国报纸，可又怕大家都在说着自己的意见，对这句话不会感兴趣。 嗓音尖尖的那个库尔德青年最终把这一阵喧嚣给压了下去。他要让德国报纸写一写自己的梦。梦里头，他一个人坐在“民族剧院”里看电影。那是一部西方的电影，里面的演员都说着外语，可这并没有让他感到难受，因为他觉得演员的台词他都听懂了。之后他再一看，发现自己已经进到了电影里面:“国家影院”里的座椅，此时已经在电影里那个基督教家庭的饭厅里了。接着，他看到了一张餐桌，他想填饱肚子，可又害怕做错事，所以只好远远地站着。再往后，他的心跳开始加速，他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发女郎。他一下子想起来，这名女子是他多年来一直钟情的对象。这名女子对他异常的温柔，称赞着他的衣着，吻着他的脸，抚摸着他的头发。他很幸福。后来这名女子一把抱起了他，给他展示了餐桌上的食物。这时他不禁泪流满面。他明白了，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这名女子才会觉得自己可爱。 听了这个梦，有人嘲讽，有人取笑，也有人感到忧伤，忧伤之中甚至还带着一丝丝的恐惧。 “他不可能做这样的梦，”老记者打破了房间里的宁静，说道,“这是他编的，为了让我们在德国人的眼中显得更加卑微。不要写它。”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做了这样的梦，库尔德青年又补充了他刚才略掉的一个细节：他每次醒来时，都还记得梦中的那个金发女郎。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女的是在五年前，当时她从一辆满载着游客去参观亚美尼亚教堂的车上下来，她的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吊带衣服，在后来的梦里和电影里，她穿的都是这件衣服。 对此，大家又嘲笑了一通。一个人说道:“你呀，不知道我们都见过什么样的欧洲女人，也不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样的梦而向恶魔屈服!”一下子，大家开始谈论起欧洲女人来，言谈间既有点气愤，有点粗俗，又充满了向往。这时，一个瘦瘦高高、长的还挺帅的年轻人（先前大家都没怎么在意他）开始说起段子来： 一天，一个西方人和一个穆斯林在火车站相遇。火车怎么也不来，在前面的站台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法国女人也在等火车…… 每一个读过男子高中或是服过兵役的男人都能猜得出来，这个故事讲的是性能力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故事里那些粗俗的地方用的都是暗语，并没有那些庸俗的字眼。可就像法泽尔后来说的那样，房间里的气氛很快就让他难为情了起来。 图尔古特先生站了起来。 “好了，孩子们，够了!把声明拿过来，我来签名。”他说。 图尔古特先生从兜里掏出那支新笔，在声明上签了名。房间里的喧嚣声和烟雾让他感觉很疲惫，他想要站起来，可卡迪菲拽住了他。随后，卡迪菲自己站了起来。 “现在请听我说几句，”她说道,“你们自己不觉得难为情，可听了你们说的这些，我却感到脸红。为了不让你们看到我的头发，我才戴的头巾，我这是为了你们在忍受痛苦，可是……” “不是为了我们!”一个声音轻声说道,“是为了真主，是为了你自己的精神追求。” “我也有话要对德国报纸说，请记下来，”凭着演员的直觉，她感觉到大家正在既钦佩又气愤地注视着自己,“因为信仰而把头巾看成是一面旗帜的一位卡尔斯的年轻女孩，不，你就写卡尔斯的穆斯林女孩，因为一时的反感，她就在大家的面前解开了头巾。这会成为欧洲人喜欢的一则好消息。这样一来，汉斯·汉森也就会把我们说的话都给登出来。她在解开头巾的时候这样说道：我的真主，请您宽恕我，因为我现在必须要孤独。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可憎，而我又是如此的愤怒和无助……” “卡迪菲，”法泽尔突然站了起来,“你千万不要解开头巾。现在我们不是都在这儿吗?我和奈吉甫也在。要不然，我们，我们都会死的。” 一时间，大家都被震惊了。有人说“你不要胡扯”，也有人说“当然别让她解开头巾了”，然而大多数人一边在翘首以待，希望能闹起来，一边则在想着究竟是谁在捣鬼。 “我想在德国报纸上说这两句话，”法泽尔说道。房间里响起一片嘈杂声。“我说的不仅仅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政变当晚被残害的我那可怜的朋友——奈吉甫。我要说：卡迪菲，我们很爱你。要是你解开头巾的话，我就自杀，你千万不要解开。” 在有些人看来，法泽尔对卡迪菲说的不是“我们爱你”，而是“我爱你”。当然，这也可能是大家为了解释后来“神蓝”的反应而作出的猜测。 “神蓝”声嘶力竭地喊道:“谁也不要说自杀了!”之后，他看也没看卡迪菲就离开了房间。会议因而就此结束了，房间里的人们很快也都散去了，尽管离去时不是特别的安静。 32我的体内有两个灵魂的时候，我做不到 关于爱情、无足轻重和 “神蓝” 的失踪 图尔古特先生和卡迪菲还没回来，卡就离开了卡尔帕拉斯旅馆。现在是五点四十五分，离和法泽尔约好见面的时间还有十五分钟，但他想带着现有的这种幸福感，在大街上走一走。他从阿塔图尔克大街向左拐去，边溜达边看着街边茶馆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客人、商店里打开的电视、小杂货店和照相馆。就这样，他一路走到了卡尔斯河边。他走上铁桥，接连抽了两根“万宝路”。他一边抽着烟一边想像着将和伊珂一起在法兰克福度过的幸福生活。河的对岸有一个公园，那曾经是有钱人晚上欣赏滑旱冰的地方，而现在却黑得吓人。 黑暗中，卡把迟到的法泽尔看成了奈吉甫。他们俩一起走进了“幸运兄弟”茶馆，然后，法泽尔便把亚细亚旅馆会议的详细情况告诉了卡。当他说到他感觉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城市也将被载入世界史册时，卡就像是关收音机一样打断了他，并写下了一首名叫《全人类和星辰》的诗。 与生活在一座被人们遗忘的城市、被历史抛弃的悲惨命运相比，在卡后来所作的笔记中，他更多的是把这首诗和他小时候看的好莱坞电影的片头（他特别喜欢这样的片头）联系在了一起。片头字幕一放完，镜头先是从很远的地方照出慢慢转动的地球，然后慢慢拉近，再往后就出现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当然是土耳其了。接下来看到的就是蓝蓝的马尔马拉海、黑海和海峡了，镜头再近一些，就看到了伊斯坦布尔、尼尚坦石（卡在这儿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帖斯威奇耶大街上的交通警、诗人尼嘎尔大街、屋顶和大树（从上面这个角度看，它们多美啊!），再就是挂着的衣服、塔麦克罐头广告、生锈了的屋檐下水槽、用树脂涂抹的侧墙，慢慢地就看到了卡房间的窗户。镜头从窗外慢慢地拍到里面那些书、物品、满是灰尘和挂毯的房间，以及坐在另一扇窗前的桌边写东西的卡，随后镜头推到笔尖，我们看清了笔下的字： 凭借着我所作的诗，我将被载入世界史册：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尼尚坦石， 诗人尼嘎尔大街16/8号，诗人卡。 我想这个地址在卡的诗里会有，细心的读者也一定可以猜得出来，这个地址会出现在雪花图中的逻辑轴上，在上方，在与幻想轴交汇的某个地方。 法泽尔最后道出了自己的苦恼：他告诉了卡迪菲，要是她解开头巾的话他就去自杀，为此他很不安。“我心里很不安，不仅仅因为自杀意味着一个人失去了对真主的信仰，更重要的是我不相信我会这么去做。我为什么要说自己不相信的东西呢?”在对卡迪菲说完那番话之后，法泽尔暗自说道“真该死”，但当他在门口和卡迪菲对视时，他却又像树叶一样哆嗦了起来。 法泽尔问卡:“卡迪菲会认为我爱上她了吗?” “你爱上她了吗?” “你也知道，我爱的是已过世的苔丝丽梅，而我已过世的朋友奈吉甫则爱着卡迪菲。他死了还不到一天我就爱上同一个女孩，我感到难为情。我知道有一个惟一的解释，而这却让我很害怕。请你告诉我，你是怎样确认奈吉甫已经死了的。” “我亲吻了他的尸体，子弹射中了他的额头。” “奈吉甫的灵魂可能正活在我的体内。”法泽尔说道,“你听我说：昨天晚上，我既没到剧院去，也没看电视。我早早就躺下睡了。在梦里我感觉到奈吉甫出事了。当士兵们来突袭我们宿舍时，我便对此深信不疑了。当我在图书馆里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奈吉甫死了，因为他的灵魂已经进入了我的体内。这是今天一大清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士兵们把宿舍的东西都给搬走了，不过他们没有碰我，我是在父亲的一个战友家里过的夜，他是瓦尔托人。一大清早，在奈吉甫死了六个小时之后，我在体内感觉到了他的存在。我在床上突然感到了一阵头晕，之后便有了一种很美妙的感觉。我的朋友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身体里。按照那些老书里讲的，人死后六小时灵魂便会离开身体。素尤提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人的灵魂就像水银一样，四处飘移，在阴间等待着末日审判。可奈吉甫的灵魂进入了我的体内，我敢肯定。我很害怕，因为古兰经里并没有讲过这些。可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不可能这么快就爱上卡迪菲。为她自杀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想法。你觉得，奈吉甫的灵魂会在我的体内吗?” “要是你相信这些的话。”卡小心翼翼地说道。 “这件事，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奈吉甫总是把他的秘密告诉你。我求你了，你就如实告诉我吧。奈吉甫从未告诉过我他曾有过无神论的想法。不过，他可能对你说过这方面的事情。奈吉甫跟你说过他怀疑真主的存在吗?” “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有时不自觉地就会以为真主不存在了，就像人们有时会想像自己的父母死了，然后他们会热泪盈眶一样。” “现在，我也是这样，”法泽尔说道,“我确信是奈吉甫的灵魂带给了我这种疑惑。” “但这种疑惑并不就是无神论啊。” “可现在我也赞同那些自杀女孩的做法了，”法泽尔痛苦地说道,“刚刚我也说过自己有可能会自杀。我不想说已经过世的奈吉甫是个无神论者，不过现在我在自己的体内听到了一个无神论者的声音，对此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的，不过您在欧洲呆过，知识分子、酒鬼、吸毒者，各种各样的欧洲人您都见过。请您再说一遍，一个无神论者会有些什么样的感觉?” “人不会总是想要自杀的。” “不是一直想自杀，可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 “因为我老是想着卡迪菲，我脑子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她不停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学习时，看电视时，等待夜晚来临时，在最没有可能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会让我想起卡迪菲，我感觉很痛苦。奈吉甫没死之前，我也有这种感觉。本来我一直喜欢的不是苔丝丽梅，而是卡迪菲。不过，为了朋友的爱情，我就把这一切埋进了心里。奈吉甫老是把卡迪菲挂在嘴边，才使我爱上了她。当士兵们来突袭宿舍时，我就知道奈吉甫可能已经被杀了。是的，我有点高兴，不过不是因为我终于能够表露对卡迪菲的爱了，而是因为是奈吉甫让我爱上了卡迪菲而我有点怀恨在心。现在奈吉甫死了，我也自由了，不过这却让我更加爱卡迪菲了。从早上起，我就一直在想她，而且越来越无法想其他的事情了。真主啊，我该怎么办!” 法泽尔双手捂住脸，开始抽泣起来。卡点了一根万宝路，长时间地抚摸着法泽尔的头，可他心里却在自私地想着，这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 一边在看着电视、一边在注意着他们的密探萨菲特这时走了过来，说道:“让那个年轻人别再哭了。他的证件我没交到总部去，还在我身上。”法泽尔没有理他，依然在哭着。于是他从兜里掏出证件，递了过去。卡伸手接过了证件。密探一半是出于好奇，一半是出于职业习惯地问道:“他为什么要哭?”“为了爱情。”卡回答道。密探顿时放下了心，离开了茶馆。卡一直注视着他的背影，直到他走出了门外。 后来，法泽尔问道，自己怎样才能吸引卡迪菲的注意，这期间，他也提到卡尔斯所有人都知道卡爱上了卡迪菲的姐姐伊珂。在卡看来，法泽尔的这份痴情一点希望也没有，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时间他也担心起来，他怕自己对伊珂的爱同样也会没有希望。他对停止了哭泣的法泽尔毫无创意地重复着伊珂的建议：做你自己。 “可我体内有两个灵魂的时候，我做不到。”法泽尔说道,“尤其是奈吉甫那无神论的思想正在慢慢地占着上风，我觉得多年来涉足政治的年轻朋友们做的都是错的。但继这种想法之后，现在我又想和伊斯兰分子们一起做些什么来反对这次军事政变，不过我感觉我做这些只是为了要引起卡迪菲的注意。除了卡迪菲，我的脑海里什么都没有，这让我很害怕，不是因为我对她一点儿也不了解，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和无神论者一模一样，除了爱情和幸福之外不再相信其他任何的东西。” 法泽尔哭的时候，卡很犹豫，他不知道要不要告诉法泽尔，让他不要公开对卡迪菲的爱，他应当提防着点“神蓝”。卡心想，既然他知道自己和伊珂之间的关系，也就应该知道“神蓝”和卡迪菲之间的关系，可他要是知道的话，因为政治等级的缘故，他就绝对不应该去爱卡迪菲的。 “我们贫穷而又卑微，所有的问题就在这里，”法泽尔生气地说,“我们这些可怜人在人类历史上一点地位都没有。终会有一天，生活在这个可怜的卡尔斯的我们都会死去。谁也不会记得我们，谁也不会在乎我们。我们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为了女人头上戴什么东西而自相残杀、整日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不休的无足轻重的人。大家都会忘了我们。我们活的如此愚蠢，这一生什么也留不下来，这让我更加坚信生活中除了爱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样一来，我对卡迪菲的爱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只有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我才能得到安慰）就会让我更为痛苦，而卡迪菲的影子也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 “不错，这些确实是只有无神论者才会有的想法。”卡无情地说道。 法泽尔又开始哭了起来。至于他们后来谈了些什么，卡已经记不得了，他也没有记到本子上。这时，电视里正在放着一些搞笑的镜头：美国小孩从椅子上翻倒、把鱼缸给打烂、掉进水里、踩到衣服下摆摔倒在地。看到这些镜头，人们不时地发出做作的笑声。和茶馆里的众人一起，法泽尔和卡此时也忘掉了一切，面带微笑欣赏着这些美国小孩的表演。 扎黑黛走进茶馆的时候，卡和法泽尔正在看电视，电视屏幕里一辆卡车正神秘地行驶在森林里。扎黑黛拿出一个黄色的信封递给卡。卡打开信封看了看里面的内容，是伊珂写给他的。卡迪菲和伊珂想在二十分钟后，也就是七点钟的时候，在新人生糕饼店里和卡见上一面。扎黑黛是从萨菲特那儿得知他们在这儿的。 法泽尔望着扎黑黛的背影说道:“她的侄子在我们班里，是一个赌鬼。斗鸡、斗狗什么的从来不拉。” 卡把刚刚从萨菲特手里接过去的学生证递给了法泽尔，站起身来说道:“他们在旅馆里等我吃饭。”“那你会见到卡迪菲吗?”法泽尔有点绝望地问道。卡脸上厌烦和怜悯的表情让他有点难为情。卡出茶馆的时候，他在后面喊道:“我想自杀。你要是见到她的话就告诉她，她要是解开头巾的话我就自杀。不过，我想自杀不是因为她解开了头巾，而是由于为她自杀的乐趣。” 离糕饼店的约会还有一些时间，于是卡拐进了街巷。当他走到卡纳尔街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家茶馆，早上他就是在这家茶馆里写下了《梦中的街道》一诗。一见到这家茶馆，他便走了进去。不过，他这会儿想到的不是他所要的新诗，而是要从这家烟雾缭绕、空了一半座位的茶馆的后门出去。他穿过白雪皑皑的后院，在黑暗中翻过矮墙，上了三个台阶，在狗吠声中下到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点着一盏昏暗的灯。里面除了煤气味和有人睡过觉的气味，卡还闻到了一股酒味。呜呜作响的暖气锅炉旁边，有几个人影。长着鹰钩鼻子的情报局官员和得了结核病的格鲁吉亚女人与她的丈夫正坐在纸盒子中间喝酒。看到他们在这儿，卡并没有感到惊讶，他们对卡的到来也并不是特别的意外。患病女人的头上戴着一顶很时髦的红帽子，她请卡吃煮鸡蛋和面包，她的丈夫也准备要给卡倒上一杯酒。卡剥蛋壳的时候，长着鹰钩鼻子的情报局官员告诉他，这个锅炉房是卡尔斯最暖和的地方，简直就像是天堂。 之后的寂静中，卡毫不卡壳、流畅地写下了一首诗——《天堂》。这首诗被他放在了雪花图中离中心很远的地方，放在了“幻想”这根轴的顶头。之所以要把这首诗放在这儿，并不意味着天堂是想像中的未来，而是意味着对卡来说，只有通过想像，天堂般的回忆才能具有活力。在随后的那些年里，每当卡想起这首诗的时候，他就会一一回忆起某些过去：童年的暑假、逃学的日子、和妹妹一起躺在父母的床上、小时候画的一些画，还有就是后来他与那个在学校舞会上认识的女孩约会并且还吻了她。 在去新人生糕饼店的路上，卡一边想着伊珂，一边想着这些。等他到糕饼店的时候，他发现伊珂和卡迪菲已经在那儿等他了。伊珂简直太漂亮了，卡顿时幸福得都快热泪盈眶了，当然，这和他刚刚空腹喝了酒也有关系。和两个漂亮姐妹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说话，这除了让卡觉得幸福之外，还让他非常自豪：卡希望法兰克福那些每天都微笑着向他打招呼、萎靡不振的土耳其商人也能看到自己和这样两个女人在一起。可因为教育学院院长昨天在这儿被杀了，所以现在糕饼店里除了一个上了年纪的服务员之外什么人也没有。和卡迪菲、伊珂一起坐在糕饼店里的时候，卡一直在想像着从外面给自己拍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和两个漂亮女人——虽然其中一个戴着头巾——坐在同一张桌上。这张照片，就像那面一直照着身后的汽车的竖镜一样，一直都在卡脑子里的某一个角落。 和卡相反，桌上的两个女人则是忧心忡忡。卡说自己已经从法泽尔那儿知道了会议的详情，所以伊珂就没有再重复了。 “‘神蓝’很生气地离开了会场。卡迪菲现在对她当时的发言也很懊悔。我们派扎黑黛去了他藏身的地方，可他不在那儿。我们现在找不到他了。”一开始伊珂说话就像是个给妹妹排忧解难的姐姐，不过现在她自己看上去也非常担忧。 “你们找他干吗?” “我们想知道他还活着，没有被抓走，”伊珂说道，她朝卡迪菲看了一眼，此时的卡迪菲就像是一碰就要哭似的,“你替我们打听打听他的消息。你告诉他，无论他想怎样，卡迪菲都会照办的。” “可卡尔斯你们要比我熟悉多了呀。” “天都黑了，而我们是女人，”伊珂说道,“你对城里已经够熟悉了。你去哈利特帕夏大街上宗教学校学生常去的阿伊代德茶馆和努若尔茶馆。现在那儿大概都是便衣警察，但他们也很爱嚼舌头,‘神蓝’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你会知道的。” 卡迪菲掏出手绢，准备擦鼻涕。卡以为她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你去打听打听，”伊珂说道,“我们要是晚回去的话，父亲会担心的。他也在等你吃晚饭。” 卡迪菲起身的时候说道:“巴伊拉姆帕夏街区的茶馆，你也去看看!” 女孩们忧郁不安的样子太有吸引力了，卡都舍不得离开了。他和姑娘们一起朝卡尔帕拉斯旅馆走去，直到快走到一半的时候才和她们分手。卡既害怕会失去伊珂，又有一种负罪感（他们正在一起背着她们的父亲做一件秘密的事情）。他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和伊珂一起前往法兰克福，而且卡迪菲也去了，他们三个人一同出入在柏林人大街上的咖啡馆里，一起散着步，欣赏着路边的橱窗。 卡压根儿就没想过自己能完成这个任务。没费多大劲，他就找到了阿伊代德茶馆。这家茶馆太普通了，卡几乎都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来这儿，他独自坐在里面看了会儿电视。旁边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尽管卡尝试着和他们搭腔，可谁也没有理他，他们在谈论电视里转播的足球赛。其实卡已经打开了烟盒，准备好了要请他们抽烟，他还把打火机放在了桌上，以防他们有人要用。卡最后才明白，在这儿自己是得不到任何消息的，就连斜眼的伙计也不会告诉他什么的，于是他离开这里，来到了努若尔茶馆。在这家茶馆里，卡看到了几个年轻人，他们也正在看着同一场足球比赛。要是卡没有看到墙上的剪报和卡尔斯队今年的对阵表的话，他几乎都已经想不起来昨天和奈吉甫就是在这儿讨论真主的存在和世界的意义的。在昨晚看到的那首诗的旁边，他又看到了其他人仿作的一首诗，便把它也抄到了本上。 很明显，母亲不会从天堂来这儿，也不会张开双臂来把我们拥抱，尽管父亲会不停地揍她，但她依然会温暖我们的心，振奋我们的精神。这就是命运，处于未来的困境中时，我们的记忆中，就连卡尔斯都会如同天堂。 “你是在写诗吗?”小伙计站在他的面前问他。 “你说对了，”卡说道,“怎么，你会倒着看吗?” “不，大哥，正着读我都不会。我从学校里逃出来了，我一天天地在长大，可连字都不识，一切就都这样过去了。” “墙上这首新诗是谁写的?” “来这儿的年轻人有一半是诗人。” “他们今天怎么没来?” “昨天军人把他们都给带走了，有的被抓进了监狱，有的藏了起来。你也可以问问坐在那儿的人，他们是便衣警察，他们知道。” 他用手指过去的地方，有两个年轻人正热火朝天地谈论着足球，不过卡并没有去问他们，而是离开了茶馆。 雪又下了起来，卡觉得很惬意。他从没想过在巴伊拉姆区的茶馆里能找到“神蓝”的踪迹。此刻，他的心里除了来卡尔斯当晚的那种不安之外，还有一种幸福感。他一面等待着灵感的到来，一面像是梦游似的缓缓走过那些丑陋的混凝土建筑，走过大雪覆盖的停车场，走过结了冰的茶馆，走过理发店和杂货店的橱窗，走过从俄罗斯人时代起就一直传出狗吠声的院子，走过卖拖拉机配件、马车零件和奶酪的商店。他看到的每样东西，如祖国党的竞选海报、窗帘紧闭的小窗户、比利姆药店的橱窗上几个月前贴上去的广告（上面写着“日本流感疫苗已到”）和反对自杀的黄色传单，所有这些他觉得自己至死也不会忘记。那一刻，卡的大脑里一片空白，他只觉得万物都连在了一起，而自己也成了这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感觉一首新的作品就要产生了，于是他走进了阿塔图尔克大街上的一家茶馆。不过进去之后，他却并没有想到新的诗作。 33卡尔斯城一个不相信真主的家伙 害怕被杀 卡刚出茶馆，就在人行道上碰到了穆赫塔尔。正在全神贯注赶路的穆赫塔尔也看到了他，不过在纷飞的大雪中他好像没有认出卡来，卡一开始也想避开他，不过最后两人还是像老朋友一样拥抱住了对方。 “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伊珂了吗?”穆赫塔尔问道。 “告诉了。” “她怎么说?来，我们去那家茶馆坐坐，你说给我听听。” 尽管发生了军事政变，而他不仅在警察局里挨了揍，就连市长的职位也泡了汤，可穆赫塔尔看起来一点也不悲观。“他们为什么不抓我?因为只要雪一停，路一畅通，那些当兵的一撤走，就会举行选举了。你把这些告诉伊珂。”穆赫塔尔在茶馆里说道。卡说他会告诉伊珂的，随后便问穆赫塔尔有没有“神蓝”的消息。 “是我最先邀请他来卡尔斯的。过去他每次来卡尔斯的时候都住在我那儿，”穆赫塔尔自豪地说道,“不过自从伊斯坦布尔的媒体把他列为恐怖分子之后，为了不给我们党带来麻烦，他来这儿时就不再找我们了，所以我是最后一个才会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对于我所说的，伊珂有什么反应吗?” 卡告诉穆赫塔尔，对于他的复婚请求，伊珂没有作出什么特别的答复。听到卡的这番话，穆赫塔尔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这就是一种特别的答复。他说他非常希望卡知道自己的前妻是个多么多情、多么细腻、多么宽容的一个女人。在她困难的时候自己对她不好，为此他现在很后悔。说完这些，他问道:“回伊斯坦布尔以后，你会亲手把我的诗交给法希尔的，对吗?”得到卡肯定的答复以后，他看上去就像个伤心的大叔一样。现在，卡面对穆赫塔尔时的那种愧疚感已经被介于同情和厌恶之间的一种感情所替代了。随后，穆赫塔尔从兜里掏出一张报纸来，他高兴地说道:“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这么悠闲地在大街上转悠了。” 卡从他的手中一把抢过报纸，这是《边境城市报》明天的报纸，上面的墨迹还没干呢。卡快速地看了起来:“话剧演员政变的成功……卡尔斯平静的日子，选举推迟了。国民对政变很满意……”随后，他看到了第一页上穆赫塔尔指给他看的那条新闻： 卡尔斯城一个不相信真主的家伙 所谓的诗人——卡在这段乱糟糟的日子里 在我们城里找寻什么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们的报纸昨天对这位所谓的诗人进行的介绍 在卡尔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昨天晚上，著名的艺术家苏纳伊·扎伊姆和他的同伴们一起成功地上演了一部宣扬阿塔图尔克主义、呼唤和平与安宁的作品，演出得到了群众们的热情参与。在演出过程中，一名所谓的诗人——卡读了他自己写的一首让人费解、了无生趣的诗，让观众们非常扫兴。关于这个卡，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传言。多年以来，我们卡尔斯人同心同德，和睦相处。而今，我们却受外力影响，陷入了纷争：我们的社会人为地分割成了两半，我们的人民也分成了世俗者和宗教徒，分成了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阿塞拜疆人；我们本应忘记的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种种说法又复苏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从土耳其逃到了德国并在那儿生活了数年的家伙，就像个间谍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当中，在民众中引发了种种疑问。令人很遗憾的是，我们宗教学校的年轻人经不起煽动。两天前，这个卡和这些年轻人在火车站见了面，卡对那些年轻人说:“我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真主，可我也不自杀，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真主。”他这么说对吗?欧洲所谓的言论自由，难道就是要否定真主的存在，说什么“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贬低最神圣的东西”吗?他靠德国的钱来过活，可这并不代表他有权将我们的信仰踩在脚底!难道你是因为对于自己是个土耳其人感到很难为情，所以才隐藏了自己的真名，并且模仿外国人给自己编了个名字叫卡?读者们打电话给我们，很痛心地告诉我们，这个没有信仰的洋鬼子为了离间我们，在我们艰难的时候，来到我们这里，他敲响我们这儿穷人区的房门，煽动人们造反，他甚至还想诋毁缔造我们共和国的阿塔图尔克。所有的卡尔斯人都想知道，住在卡尔帕拉斯旅馆的这个所谓的诗人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这个否认真主和先知的胡言乱语者，卡尔斯的年轻人会好好地教训他的! “二十分钟前我路过的时候，塞尔达尔的两个儿子刚刚开始印这份报纸，”穆赫塔尔说道。此刻他的心情好像不错，这并不是因为他要分享卡的恐惧和不安，而是因为他提起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卡顿时觉得自己很孤独，于是他再次仔细地读起这则新闻来。 卡在幻想未来自己灿烂的文学生涯时，曾经想过自己会因为即将给土耳其诗歌（现在卡觉得这个民族性的概念太可笑、太可怜了）带来现代派的创新而遭受非议和攻击，也曾经想过这种敌意和不理解会给自己带来一种氛围。尽管他最近几年已是小有名气，可报上并没有刊登过这样的攻击和批评，所以，现在卡一直在琢磨“所谓的诗人”这一表述。 穆赫塔尔告诉卡，不要再像个靶子似的在大庭广众之下闲逛了，然后便扔下他离开了茶馆。穆赫塔尔走之后，卡的心里感到了一阵恐惧，他害怕自己会被杀死。过了一会儿，卡也离开了茶馆，外边还在下着雪，但雪花落得出奇得慢，就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卡若有所思地在雪中走着。 一个人为了政治理想而献身，为了自己所写的东西而牺牲，这对于年轻时候的卡来说，是个可以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之一。等到了三十多岁，他目睹了很多朋友和熟人为了一些愚蠢甚至是危险的想法被折磨致死，或是在街头被政治帮派暗杀，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竟然是被自己手里拿着的炸弹给炸死的。这些人荒唐的人生让他放弃了自己的这一理想。现在他已不再相信这些政治理想了，可为了这些政治理想，他已经在德国流放了这么多年，这也让他彻底断绝了与政治和自我牺牲之间的关系。他在德国的时候曾看到过一则新闻，说是土耳其的某位专栏作家很有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而被伊斯兰分子杀害的，对这一事件他很是气愤，对于死去的这位作家他也感到敬佩，但没有丝毫的崇拜。 走到哈利特帕夏大街和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的交叉口时，卡幻想着从墙上的洞里伸出一支枪，把自己一枪打死，自己就倒在白雪皑皑的人行道上。他想像着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会写些什么。为了不把事情弄大，为了掩盖自己的责任，市政府和地方情报机关很可能会把这件事隐瞒起来。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也不会注意到他是个诗人，不一定把这件事给登出来。他的那些诗人朋友和《共和国报》的编辑们日后也许会把这件事给揭露出来，但这样一来，他的死讯可能会被塞到没人看的艺术版里，而即将发表的一篇评论他的诗作的文章也会变得无足轻重（谁会写这篇文章呢?法希尔还是奥尔罕?）。要是真有汉斯·汉森这个德国记者，而且卡也认识他的话,《法兰克福评论报》也许会登出这条新闻，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的西方报纸理睬这档子事了。为了安慰一下自己，卡想自己的诗也许会被译成德语登在杂志上，但他非常清楚，自己要是因为《边境城市报》上的这篇文章被杀死的话，那完全是白死。卡很害怕，他怕死，但更多的是害怕在这个时候死，因为他和伊珂在法兰克福的幸福生活已经出现了希望的曙光。 卡的眼前涌现出了近年来被伊斯兰分子枪杀的一些作家的身影：改信无神论、试图指出《古兰经》里矛盾之处的一个说教者（他们从他的身后朝他的脑袋开了一枪）；写专栏文章讽刺那些戴头巾和面纱的妇女，把她们说成是“步行虫”的主编（一个早上，他和他的司机一起被人用机关枪打死）；指出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与伊朗有关的专栏作家（发动汽车的时候，连同他的车子一道被炸到了半空中）——即便对他们心存敬爱之意，会为他们泪满盈眶——可卡还是觉得他们的激情、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决心有点天真。对于这些热情似火的作家或是那些因为类似的原因在偏远城市的小胡同里遭黑枪的记者，伊斯坦布尔和西方的媒体根本就不感兴趣，这让卡很气愤，可让他更为愤怒的是人们很快就会彻底忘记这些作家。突然间他惊奇地发现，原来躲在角落里幸福地生活是非常明智的一件事。 卡来到了《边境城市报》位于法伊克贝依大街的办公室。在除掉了冰的橱窗内的一角，他看到明天的报纸就张贴在那儿。他又看了看有关自己的报道，然后走了进去。塞尔达尔先生的大儿子正在用尼龙绳捆着已经印好的报纸。为了让他们认出自己，卡脱掉帽子，拍了拍肩膀上的雪。 “我父亲不在，”小儿子手拿擦机器的抹布从里面走出来，说道,“您要喝茶吗?” “明天的报纸上关于我的那篇报道是谁写的?” “有关于您的报道吗?”小儿子皱着眉头问道。 “有啊，”嘴唇同样很厚的哥哥友好地笑了笑，然后说道,“所有的报道都是我父亲今天写的。” “要是你们明天早上把这份报纸发出去的话，”卡想了片刻，然后接着说道,“对我来说，情况可能会很糟糕。” “为什么?”大儿子问道。这个小伙子皮肤很光滑，眼神纯洁得让人难以置信。 卡明白了，只要用友好的语气，像孩子一样问他们一些简单的问题，自己就可以从他们嘴里得到些什么。就这样，从这两个壮小伙这儿，他了解到，到目前为止，只有穆赫塔尔先生、祖国党市总部的一个小伙子和每晚都来这儿的已经退休了的文学老师努丽叶女士买了报纸；路要是畅通的话他们早就把报纸装上车子送到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了，现在这些报纸只能和昨天的报纸一起压在这儿了；他们俩明天早上会在城里把剩下的报纸散发出去；他们的父亲要是愿意的话，早上以前可以再出一版新的报纸；他刚刚离开报馆，晚上也不会回家吃饭了。于是卡说自己不能等着喝茶了，他拿了一份报纸便走出报馆，步入了卡尔斯的寒夜。 小伙子们无忧无虑和无辜的表情多少让卡心安了一些。他走在雪中，内疚地问自己是不是太胆小了。有些作家是被子弹打死的，也有些收到了邮局送来的炸弹包裹，他们以为是崇拜自己的读者寄来的糕点还高高兴兴地打开盒子，卡很清楚他们都是因为爱慕虚荣，觉得自己很勇敢，所以才会死的。比如说崇拜欧洲的诗人努瑞廷，他对政治并不是太感兴趣，几年前他写了一篇半科普性的文章，里面大多是些废话，可一份伊斯兰报纸篡改了这篇文章，说他“辱骂了我们的宗教”。为了不被大家看成是胆小鬼，努瑞廷便重拾过去的思想，军方支持的一家世俗媒体运用他也喜欢的夸张说法把他捧成了一个英雄，然而一天早上，绑在他汽车前轮上的尼龙袋子里的炸弹爆炸了，他也被炸成了无数的碎块。后来给他送葬的时候，空棺材的后面跟了一大群送葬的群众。卡在法兰克福的图书馆里看报纸的时候，在一些土耳其报纸最后的版面上，看到过一些没什么意思的豆腐块新闻，通过这些新闻卡了解到，在这样偏远的小城市里，要杀那些前左派的记者、唯物主义者、批评宗教的人（他们害怕别人说自己胆小，装出一副很勇敢的样子，幻想着“也许可以像萨尔曼·吕什迪一样赢得世界的关注”），不会像大城市那样使用精心设计的炸弹，甚至连一把普通的枪也不会用，那些愤怒的年轻教徒会在黑黢黢的街上赤手空拳把他们掐死或是一刀把他们捅死。所以，卡一边走一边在想着要是自己有机会在《边境城市报》上辩解的话，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是说“我是个无神论者，可我没有辱骂过先知”呢，还是说“我不相信宗教，但我从来没有对它不敬”?）才能让自己既不用挨枪子，又可以保存面子。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传来雪中一脚深一脚浅的脚步声，一个黑影在向他靠近。他胆战心惊地转过身去，却发现这个黑影原来是昨天这个时候他在萨德亭教长那儿见到的公交公司老板。卡想，这人可以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无神论者，但他又为此感到很是难为情。 卡一边惊叹着雪花的美丽，一边小心翼翼地走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他沿着阿塔图尔克大街缓缓地朝下走去。后来那些年卡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一直无法忘记卡尔斯美丽的雪以及走在卡尔斯那冰雪覆盖的人行道上时看到的景象（三个小孩正在推着一个雪橇上坡，卡尔斯惟一的交通灯的绿色灯光映在阿伊登照相馆漆黑的橱窗玻璃上）。 在苏纳伊的基地——老裁缝店的门口，卡看到了一辆军用卡车和两个站岗的哨兵。为了不让雪落到身上，哨兵们都站在了门内。尽管卡再三强调自己想见苏纳伊，可他们就像是对待一个专门从乡下赶来给总参谋长递交请愿书的可怜虫一样，把卡给赶走了。卡其实就是想见见苏纳伊，让他阻止散发那些报纸。 自己的想法落空了，所以卡焦躁不安了起来。他想过要跑回旅馆去，可还没到第一个拐弯处，他就进了左手边的“团结咖啡馆”。咖啡馆的墙上挂着面镜子，他坐到炉子和镜子中间的一张桌子旁边写下了名叫《被杀死》的诗。 这首诗记录下了卡此刻的感觉：害怕。后来卡把这首诗放在了雪花图上“回忆”和“幻想”这两根轴的中间，而且他也亲身体验到了诗中蕴含的预言。 写完这首诗以后，卡便离开了“团结咖啡馆”。当他回到卡尔帕拉斯旅馆的时候，已经是八点二十了。卡倒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雪花在路灯和K字型粉红色霓虹灯的照映下缓缓飘落。他幻想着和伊珂在德国的幸福生活，试图以此来平复自己心中的焦虑。因为急切地想见到伊珂，过了十分钟卡便下了楼。到了楼下，他很高兴地看到，一家人正陪着一个客人坐在餐桌周围，餐桌的中央放着扎黑黛刚刚端上来的汤盆。有人指了指伊珂旁边的位子，卡便坐下了。他觉得很自豪，因为桌子上的人都知道自己和伊珂之间的关系。不过卡马上就发现坐在自己对面的客人正是《边境城市报》的老板——塞尔达尔先生。 塞尔达尔先生朝卡非常友好地笑了笑，然后和他握了握手，这让卡一下子怀疑起自己口袋里的报纸来。卡盛了一碗汤，然后便把手悄悄放到了伊珂的怀里。之后，他侧身靠近伊珂，闻着她身上的香味，悄声告诉她说:“很遗憾，没有打听到‘神蓝’的任何消息。”接着他快速和塞尔达尔先生旁边的卡迪菲对视了一眼，从卡迪菲的眼神里他明白了，就在这一刹那的工夫，伊珂已经把消息告诉了她。卡的心里满是愤怒和惊讶，不过他还是听了图尔古特先生的牢骚。“整个会议根本就是在挑拨，”图尔古特先生随后又补充道,“警察肯定已经知道了一切。”“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去参加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他说道,“卡尔斯这些关心政治的老老少少们，我很高兴能亲眼见识到他们有多么的差劲。靠这群游手好闲、愚蠢的家伙，卡尔斯是搞不了什么政治的。我是因为反对军事政变才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可我发现，军人们实际上是做了件好事，使得卡尔斯的未来不至于落到这帮强盗的手里。我奉劝你们，尤其是卡迪菲，在参与政治之前一定要三思。另外，你们在恰尔克菲莱克见到的那个女歌手，就是喜欢浓妆艳抹但已经年老色衰的那个，她就是被绞死的前外交部长法廷·吕斯图·佐尔鲁的情妇，三十五年前安卡拉每个人都知道这回事。” 吃了二十多分钟之后，卡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张报纸，告诉大家这上面有一篇对他很不利的文章。一下子大家都静了下来，只剩下了电视机的声音。 “我本打算说这件事的，可怕你们误会，怕你们生气，所以我还在犹豫。”塞尔达尔先生说道。 “塞尔达尔啊，塞尔达尔，你又受到了谁的指使?”图尔古特先生说道,“这对于我们的客人不是太不好了吗?把报纸给他，让他读读看，看他又胡说八道了些什么。” “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根本就不信自己写的东西，”塞尔达尔接过卡递过去的报纸说道,“你们要是认为我相信的话，就太让我伤心了。图尔古特先生，你也给他说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在卡尔斯要想把报纸卖出去，就必须得这样写。” “塞尔达尔总是听市政府的指使，诽谤大家，”图尔古特先生说道,“你把这个给大家读读看。” “不过，这些新闻我哪条都不相信，”塞尔达尔自豪地说道,“我们的读者也是这样，他们也是谁都不信，所以没什么可怕的。” 塞尔达尔先生面带微笑，读了一遍自己写的报道，有些地方他还嘲讽般地故意加了重音。然后他说道:“正如我所说，没有什么可怕的!” “您是无神论者吗?”图尔古特先生向卡问道。 “父亲，问题不在这，”伊珂生气地说道,“这报纸一散出去，明天他就会死在街上的。” “先生，不会有什么事的，”塞尔达尔先生说道,“军方把卡尔斯的伊斯兰分子和反动分子都给抓了起来。”他一边说一边转向卡,“从您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您并没有生气，您也知道我很欣赏您的艺术和人道主义精神。请您不要用欧洲那些和我们格格不入的规则来指责我!把这儿当成欧洲的那些傻瓜，图尔古特先生也知道的，三天内就会被人干掉。东部安纳多卢地区的媒体正处于艰难的境地，在卡尔斯，大家根本就不买我们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只有政府机关订，所以我们只能写些他们想看的新闻。在世界各地，就连在美国也是这样，报纸必须写读者们感兴趣的新闻。读者要是想看假新闻的话，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人写真新闻而让自己的销售量降下来的。要是写真新闻能增加销售量的话，我干吗不写真的呢!另外，警察也不允许我们把事实写出来。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我们有一百五十位卡尔斯籍的读者。我们写东西吹嘘他们在那些地方多么成功，吹嘘他们多么富有，这都是为了让他们多订我们的报纸。哈，后来就连他们自己都相信了这些谎话，当然了，这是另外一回事。”说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说，这篇报道是谁让你写的?”图尔古特先生问。 “先生，众所周知，西方媒体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不能说出新闻的来源!” “我的女儿们喜欢上了这位客人，”图尔古特先生说道,“要是你明天把这份报纸给卖出去的话，她们不会原谅你的。要是我们的朋友被那些昏了头的宗教徒们杀死的话，你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吗?” “您这么害怕吗?”塞尔达尔微笑着向卡问道,“您要是这么害怕的话，明天您千万不要出门。” “与其不要让他上街，还是不要让报纸出现在街头吧，”图尔古特先生说道,“不要卖这些报纸。” “这样会激怒我的订户。” “这样，”图尔古特先生灵光一现，说道,“谁订了这份报纸，你给他就可以了。至于剩下的报纸，你出一份新的，把关于我们客人的这条假新闻砍掉。” 伊珂和卡迪菲也支持这个主意。“我的报纸能受到如此重视，我很骄傲，”塞尔达尔先生说道,“不过出份新报纸的费用由谁来支付呢，这一点你们必须说清楚。” “我父亲会邀请您和两位令郎在‘绿色家园’餐厅吃顿晚饭，”伊珂说道。 “你们也得来，”塞尔达尔先生说,“要等到路通了，这帮戏剧演员走了之后!卡迪菲小姐也来。卡迪菲小姐，您能在报纸的空当处发表一份支持剧场政变的声明吗?读者们一定会喜欢的。” “她不会说的，”图尔古特先生说道,“你难道一点也不了解我的女儿吗?” “卡迪菲小姐，您能在报纸上说您相信剧场政变之后卡尔斯自杀的人将会减少吗?这也符合我们读者的心意。尤其您以前也是反对穆斯林女孩自杀的。” “我现在不反对自杀了，”卡迪菲打断他说道。 “这难道不会让您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吗?”尽管塞尔达尔先生想要进行新一轮的辩论，可他心里清楚，大家并不喜欢自己。 于是他说道:“好吧，我答应你们，不把这份报纸卖出去。” “您是要出一份新的吗?” “离开这儿后回到家之前我就出!” “非常感谢。”伊珂说道。 房间里静了许久。卡很喜欢这样：多年来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家庭；他明白，家里虽然会有种种的不幸和问题，可家里人还是会共同撑下去；他很失望，因为他早已没有家了。他和伊珂会永远幸福吗?他要找的不是幸福，第三杯酒下肚之后他更明白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他更喜欢不幸。重要的是两人前途渺茫地“在一起”，是建立一个二人世界，把其他的一切都拒之门外。他觉得自己会和伊珂做上好几个月的爱来建立这样的世界。今天傍晚时分他和姐妹俩中的一个做了爱；现在他又和姐妹俩坐在同一张桌上，感受着她们的存在，感受着她们皮肤的光滑；他知道自己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不会再孤独；他相信诋毁自己的报纸也不会卖出去，这一切都让卡觉得非常幸福。 这种极度的幸福感让卡觉得大家在饭桌上讲的一些东西不像是骇人听闻的新闻，倒像是一个恐怖的古老传说：在厨房干活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扎黑黛，他听说，足球场有一半盖满了雪，他们抓了很多人到那儿，很多人都冻病了；可为了让这些人冻死，他们竟然让这些人整天都呆在室外；为了给其他人一些教训，有几个人在进更衣室的时候被他们枪杀了。“铁腕”和他的朋友们在城里进行了一整天的恐怖活动，目击者们也许有些夸张地说:“美索不达米亚协会”（一些年轻的库尔德民族分子研究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组织）遭到了突击搜查，里面什么人也没有找到，结果在那儿冲茶和打更的一个和政治一点边都不沾的老头挨了一顿毒打。因为被怀疑六个月前往“阿塔图尔克写字楼”入口处的阿塔图尔克雕像上泼脏水，两个理发师和一个失业者受到了调查，他们一直挨揍到了天亮，之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城里其他阿塔图尔克的敌人也承认了他们的罪行（用锤子砸掉工业职业高中花园里阿塔图尔克雕像的鼻子、往“十五人咖啡馆”墙上挂着的阿塔图尔克画像上写脏话、密谋用斧子毁掉政府大楼前的阿塔图尔克雕像）。被人指控于剧场政变后往哈利特帕夏大街的墙上写标语的两个库尔德青年，其中一人已经被打死，另一人抓到以后被打得昏死过去。一个失业的年轻人被带去擦宗教学校墙壁上的标语，他要逃走的时候被子弹打中了腿。那些诬蔑军人和喜剧演员的人、散布谣言的人都被各茶馆里的举报者告了密，被抓了起来，可和这种灾难与凶杀时期常有的情况一样，谣言还是满天飞。有些人甚至在谈论引爆炸弹自杀身亡的库尔德青年、用自杀来抗议军事政变的戴头巾的女孩或是开到伊诺努警署附近被拦住的装满炸药的卡车。 卡以前也听说过用装满炸药的卡车来进行自杀袭击的事情，所以他仅仅对此话题关注了一会儿，除此之外，整个晚上他都在品味着安心坐在伊珂身边的感觉。 夜深了，塞尔达尔先生已经走了。当图尔古特先生和两个女儿也站起身要回各自的房间时，卡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把伊珂叫到自己的房间去。不过因为不想遭到拒绝，不想给心中的幸福感蒙上一层阴影，卡甚至没给伊珂任何暗示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34卡迪菲也不同意 中间人 卡吸着烟，望着窗外。雪已经停了，昏暗的路灯下空荡荡的街上一点动静也没有，给人一种很静谧的感觉。卡很清楚，这种感觉不光是因为雪的美丽，而更多的是因为爱情和幸福。另外，在这个地方，和与他相似、与他雷同的人群相处也让他心情舒畅。甚至因为自己是从德国来的，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在这些人的面前他很自然地有一种优越感，这种心情也就更加舒畅了。 门敲响了。卡打开门，看到伊珂站在面前，他很是惊讶。 “我一直都在想你，怎么也睡不着。”伊珂一进来便说道。 卡马上就明白了，他们会一直做爱到天明而不去理会图尔古特先生。自己一点儿都不用忍受等待的痛苦便可以拥抱伊珂，这简直令他难以置信。夜里和伊珂做爱的时候，卡知道了，生活中除了幸福还有另外一种感觉，而自己的生活和爱情经历还不足以让自己感受到这种超越时空和激情的感觉。他第一次感觉如此舒服。以往和女人做爱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总会有些性幻想或是从色情电影里学来的东西，但是这次他把这些都忘掉了。和伊珂做爱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心里就像是在演奏某个藏于内心而不自知的乐章一样，身体也跟着节奏动了起来。 卡时而睡过去，时而做着梦，梦见自己在暑期的天堂里奔跑，梦见自己不会死，梦见自己在往下坠的飞机上吃一个永远也吃不完的苹果，时而又感受着伊珂温暖、苹果般芬芳的皮肤醒来。借着窗外的雪光，他从近处看着伊珂的眼睛，这才发现原来伊珂还醒着，她也正在静静地看着自己，他觉得他们俩就像是并肩躺在浅水里休息的两条鲸鱼一样，相拥着躺在一起。 当他半夜醒来，和伊珂目光相对的时候，伊珂说:“我要和父亲谈一谈，我要和你一起去德国。” 卡再也无法入睡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场幸福的电影。 城里传来一声巨响。床、房间和旅馆都晃了晃。远处还有机关枪在响。裹住了城市的大雪削弱了嘈杂声。他们俩拥在一起，静静地等待着。 当卡再次醒来的时候，枪声已经停了。卡两次下床，一边抽着烟，一边任凉气从窗外吹到自己汗湿了的身上。他一首诗也没有想出来，但他感觉很幸福，他从没这么幸福过。 早上门敲响的时候，卡醒了。伊珂已经不在身边了，他也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和伊珂说了些什么，枪声是什么时候停的了。 敲门的是前台的贾维特。他告诉卡说苏纳伊·扎伊姆派了一名军官来请卡去司令部，现在军官正在楼下等他。不过，卡并不着急，而是先刮了刮脸。 卡觉得卡尔斯今天空荡荡的街道比昨天早晨的要漂亮多了。不过他看到阿塔图尔克大街上有间房子的门窗都被炸烂了，房子的正面也是千疮百孔。 到了裁缝店以后，苏纳伊告诉卡，那间房子里发生了一起自杀式袭击。“不是误炸，那个可怜的家伙想要到上面的一栋楼里去，”他说道,“不过他已经被炸成碎片了，现在还不清楚他是伊斯兰分子还是库尔德工人党的人。” 卡觉得苏纳伊和那些沉迷于角色中的名演员一样，有些孩子气。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看上去很清爽，很健康。“我们抓到了‘神蓝’。”他盯着卡的眼睛说道。 听到这个消息，卡很高兴，他很本能地想隐藏起自己的喜悦，但这一切都没能逃过苏纳伊的眼睛。“这家伙很坏，”他说,“可以肯定是他派人杀了教育学院院长。他一方面四处说自己反对自杀，一方面又组织那些愚蠢、可怜的年轻人进行自杀式袭击。国家安全局得到消息说他带了很多炸药来卡尔斯，这些炸药足以把卡尔斯给炸到天上去!政变当晚，谁也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昨天傍晚在亚细亚旅馆举行的那个可笑的会议，你肯定知道了。” 卡就像是在演戏一样，装模作样地摇了摇头。 “让我头疼的不是惩罚这些罪犯、反动分子和恐怖分子，”苏纳伊说道,“多年来我一直想演一部戏，现在我就是为了这部戏才呆在这儿。有个英国作家叫托马斯·齐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就是抄袭的他的作品。我发现他有一部名为《西班牙悲剧》的作品，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这部戏描写的是血案和复仇，戏里面还套着戏。十五年了，我一直在等机会和冯妲一起演这部戏。” 卡向走进房间的冯妲·艾塞尔鞠了个躬，他发现这个叼着长烟嘴的女人对自己的举动很是满意。还没等他问，夫妻俩就开始介绍起这部戏来。 “我把这部戏修改得简单了一些，以便让大家都能够看懂，”苏纳伊说道,“明天在民族剧院上演时，观众们就能看到了，全卡尔斯都可以通过现场直播看到这场戏。” “我也很想看看。”卡说。 “我们希望卡迪菲也能出演这部戏……冯妲演一个坏心肠的对手……卡迪菲将会戴着头巾上台。然后，她将控诉那些引发血案的荒谬习俗，在众人面前摘掉头巾。”苏纳伊说道，同时他还以一个漂亮的姿势充满激情地做了个扔掉头巾的动作。 “那样又会出事的。”卡说。 “不要担心!现在我们有军事管制。” “可卡迪菲根本就不会同意的。”卡说。 “我们知道卡迪菲爱‘神蓝’，”苏纳伊说,“卡迪菲要是摘掉头巾的话，我马上就叫人放了她的‘神蓝’。他们可以一起逃到远离大家的地方，过上幸福的生活。” 冯妲·艾塞尔一脸的同情，就像国产音乐剧中为私奔的青年恋人们感到高兴的善良大妈一样。卡顿时觉得自己和伊珂的爱情也会得到这个女人的同情。 “我还是不相信卡迪菲会在直播里摘掉头巾。”过了一会儿，卡说道。 “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你才能说服她，”苏纳伊说道,“在她看来，和我们讨价还价，那就是和最大的魔鬼讨价还价。然而，她也知道你是支持那些戴头巾的女孩的。再说，你也爱她的姐姐。” “那不仅要说服卡迪菲，还得说服‘神蓝’。不过，必须先和卡迪菲谈谈。”卡说道。不过，他的心里还在想着苏纳伊说“你也爱她的姐姐”这番话时的不屑和粗鲁。 “一切你都可以按你的意思去办，”苏纳伊说,“除了给你各种特权之外，我还会给你一辆军车。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替我和他们讨价还价。” 大家都沉默了，苏纳伊注意到卡有点心不在焉。 “我不想掺和这件事。”卡说道。 “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我胆小吧。我现在很幸福，我不想成为那些宗教分子的靶子。他们会说就是这个相信无神论的家伙捣的鬼，是他让学生们看到卡迪菲摘掉头巾的。就算逃到德国去，我也会有一天在大街上被他们打死的。” “他们会先打死我的，”苏纳伊自豪地说道,“不过你说自己是个胆小鬼，这一点我倒很喜欢。请相信我，我也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在这个国家，只有胆小鬼才能生存下来。但是人和所有的胆小鬼一样，总是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英雄，不是吗?” “我现在很幸福，我一点也不想当英雄。英雄梦只是那些可怜虫的安慰罢了。实际上，像我们这样的人充英雄，不是害了别人就是害了自己。” “那你脑子中一个角落就没有想过这幸福不会持续太久吗?”苏纳伊固执地问道。 “你怎么吓唬起我们的客人来了?”冯妲·艾塞尔说。 “没有什么幸福能持续很长时间，这我知道，”卡小心翼翼地说道,“可我不想因为这眼前可能出现的不幸去充英雄，把自己害死。” “你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不是在德国，而是在这儿就会把你杀掉。你看到今天的报纸了吗?” “难道上面写了我今天就会死吗?”卡微笑着说道。 苏纳伊给卡看了《边境城市报》的末版，上面赫然登着卡昨天傍晚看到的那篇文章。 “卡尔斯城一个不相信真主的家伙!”冯妲·艾塞尔夸张地读了一下文章的标题。 “这是昨天的版本，”卡自信地说道,“塞尔达尔先生后来决定重出一版新的。” “可在执行这个决定之前，今天早上他已经把这个版本的报纸卖出去了，”苏纳伊说道,“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记者的话，不过我们会保护你的。那些宗教分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不信奉真主的西方走狗，不过他们还斗不过军人。” “指使塞尔达尔先生写那篇文章的是不是你?”卡问道。 苏纳伊撇了撇嘴，皱起了眉头，很气愤地看了卡一眼，就像一个尊贵的人受到了侮辱一样。不过卡能看得出，他对自己扮演的玩弄手段的政客角色很是满意。 “要是你答应一直都保护我的话，我就当这个中间人，”卡说。 苏纳伊答应了卡的条件，还拥抱了他一下，祝贺他也加入到了这个激进主义者的队伍当中来。他答应卡派两个人日夜保护他。 “当然，你要是想搞鬼的话他们也会对你不客气的。”苏纳伊兴奋地补充道。 他们坐下来一起喝了杯香气扑鼻的早茶，讨论了一下居间调停和说服工作的细节。冯妲·艾塞尔很高兴，就像是有个著名演员加盟了自己的剧团一样。她稍微介绍了一下《西班牙悲剧》的影响力，不过卡的脑子根本就不在这儿，他一直在注视着从窗外照进来的那道白光。 离开裁缝铺的时候，卡看到身边多了两个身材魁梧、荷枪实弹的士兵，不过他还是很失望，至少也得有一个军官或是穿着时髦的便衣呀!以前有个著名的作家在电视上宣称土耳其民族是个愚蠢的民族，还说自己根本就不相信伊斯兰教。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政府给他派了两个既时髦、又懂礼数的保镖。有一次卡看到这个作家站在中间，这两个保镖不仅替他拿包把门，上楼的时候还会搀着他，替他挡住那些崇拜者和敌人。在卡看来，持不同政见的著名作家理当有这样的待遇。 而军车上坐在卡身边的这两个士兵不像是来保护他，倒像是来监视他的。 一进旅馆，卡立刻又感受到了早上的那种幸福，尽管他十分想见伊珂，但他认为对伊珂有所隐瞒是对爱情的背叛，所以他打算先找卡迪菲单独谈谈。不过当他在大厅碰到伊珂时，他立刻就改变了主意。 “你比我记忆中的更漂亮了!”卡倾慕地看着伊珂说道,“苏纳伊差人把我叫了去，他想让我当中间人。” “什么中间人?” “昨天傍晚‘神蓝’被抓了!”卡说道,“你的脸色怎么变了?我们没有什么危险。是的，卡迪菲会很难过，不过请你相信我，我会让她放心的。”他飞快地把苏纳伊说的告诉了伊珂，还向她解释了一下昨晚的爆炸声和枪声是怎么回事。“早上你没叫醒我就走了。不要怕，我会解决一切问题，谁也不会有事的。我们可以去法兰克福，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你和你父亲说了吗?”他告诉伊珂，苏纳伊要派自己去和“神蓝”谈判，但条件是在这之前他要先和卡迪菲谈谈。伊珂的眼神里流露出了极度的不安，这让卡觉得很是满意，因为他认为伊珂是在替自己担心。 “我让卡迪菲马上去你房间。”说完伊珂就走了。 卡一进房间就看到自己的床已经整理好了。昨晚，他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晚上。现在的房间和昨晚的已经完全不同了，里面一片寂静，家具、茶几上昏暗的台灯以及褪了色的窗帘也都映上了雪光，但他还能闻到昨晚做爱留下的气味。他仰面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想像着自己要是不能劝服卡迪菲和“神蓝”的话，会有怎样的麻烦。 卡迪菲一进房间就说:“快把你知道的有关‘神蓝’被捕的事情说给我听，他们打他了吗?” “他们要是打了他的话，就不会派我去他那儿了，”卡说,“他们一会儿就会带我去。旅馆的会议结束以后他就被捕了，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卡迪菲望着窗外白雪皑皑的大街。“现在你得到了幸福，而我的幸福却没有了。”她说,“我们在储藏室里见过面之后，一切都变了。” 卡回忆起了昨天下午他们在217号房间见面时的情景，离开房间之前卡迪菲还掏出枪搜了他的身。他觉得正是那次会面把他们俩联系在了一起。 “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卡迪菲，”卡说,“苏纳伊身边的人使他相信‘神蓝’染指了教育学院院长的谋杀案，而且他们有证据证明伊兹密尔电视台的主持人也是他杀的。” “他身边的人都有哪些人?” “几个政府的情报人员……一两个和他关系密切的军人……不过，苏纳伊并没有完全受他们的摆布。他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追求，这是他的原话。今晚他会在民族剧院演一部戏，他也想给你一个角色。别绷着脸，你听我说。到时电视会进行现场直播，整个卡尔斯都将看到这场演出。要是你同意参加演出,‘神蓝’也能说服宗教学校的学生去看演出，而且学生们在必要的时候还会鼓掌的话，苏纳伊马上就会放了‘神蓝’。他会忘掉‘神蓝’所做的一切，谁也不会有事的。他选中了我，让我当中间人。” “什么戏?” 卡告诉她是托马斯·齐德的《西班牙悲剧》，不过经过了苏纳伊的修改。“就像他在安纳多鲁的巡回演出中把肚皮舞和一些低俗的歌曲掺进高乃依、莎士比亚和布莱希德的戏剧里那样。” “我大概是要在直播中演一个被玷污的女人，以便能引发血腥的仇杀。” “不，你演一个叛逆的女孩。你讨厌仇杀，在一次发怒的时候把头巾扔到了地上。” “在这儿扔掉头巾不是叛逆，戴上头巾才是叛逆。” “这是演戏，卡迪菲。所以你可以扔掉头巾。” “我知道他想要我干什么了。就算是戏剧，就算是戏中戏，我也不会摘掉头巾的。” “卡迪菲，你听我说。两天后雪就会停，路也会通，监狱里的犯人也会落到那些惨无人道的家伙手里，到那时你就再也看不到‘神蓝’了。你好好想过没有?” “我怕我想了之后就会同意。” “你可以在头巾下面戴上假发，那样谁也看不到你的头发。” “我要是愿意戴假发的话，为了上大学我早就和其他人一样戴了。”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是要保全自己的面子，而是要救‘神蓝’。” “‘神蓝’会让我摘掉头巾救他吗?” “他会的，”卡说,“你摘掉头巾并不会伤及他的面子，因为谁也不知道你们的关系。” 卡迪菲眼神中的愤怒告诉卡，自己触到了她的痛处。紧接着卡迪菲很怪异地笑了笑，这让卡有点害怕。他的心里满是恐惧和猜疑，他生怕卡迪菲会说出什么和伊珂有关、自己无法接受的事情来。“卡迪菲，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卡说道,“我知道你很聪明，你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件事情。多年来我一直过着流放的生活，你听我说：人不是为了原则而生活，是为了幸福而生活。” “但是没有原则和信仰的人是不会幸福的。”卡迪菲说。 “不错，可在我们这样专制、没有人权的国家里，为了信仰而牺牲自己是不明智的。伟大的理想和原则只属于那些富国的人们。” “恰恰相反。穷国的人们什么也没有，只有信仰。” 卡并没有像她想像的那样说“他们相信的东西是错的”，而是说:“可你并不穷啊，你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 “所以我相信什么就做什么，我可不会口是心非。就算我要摘掉头巾，那也是因为我真心想摘掉。” “好，那你觉得这样如何：不让任何人进剧院，大家只能看电视转播。那样的话，镜头先拍你在愤怒的时刻把手放到了头上，然后我们进行剪辑，找一个和你相似的女孩，从后面拍她解开头发。” “这比戴假发更狡猾，”卡迪菲说道,“可大家会认为我是在军事政变之后摘掉头巾的。” “重要的是宗教的指示，还是大家的看法呢?这样一来，你根本就不算摘掉头巾。你要是担心大家会怎么说的话，在这些荒唐的事情结束以后，我们再告诉大家这些都是电影剪辑。如果那些宗教学校的年轻人知道你是为了救‘神蓝’才这样做的话，他们会更尊敬你的。” “当你竭尽全力劝说别人的时候，”卡迪菲以一种完全不同语气说道,“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说的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想过，但我现在并不这样认为。” “那么在你成功说服别人的时候，你会因为欺骗了他而自责，不是吗?因为是你让他无路可走的。” “卡迪菲，你现在并不是无路可走。你是一个聪明人，你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苏纳伊身边的那些人会毫不手软地把‘神蓝’吊死，而你不会希望他们这样做的。” “如果我在众人面前摘掉了头巾，也承认了失败。可谁能保证他们会放了‘神蓝’呢?我凭什么相信政府的话?” “你说的对，这一点我会和他们谈的。” “你什么时候谈?和谁谈?” “见过‘神蓝’之后，我再去见苏纳伊。” 俩人都沉默了，这表明卡迪菲已经基本接受了卡的建议。不过，为了再度确认了一下，卡还是看了看表，也让卡迪菲看了看。 “‘神蓝’是在国家情报局的手中，还是在军方的手中?” “我不知道，这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吧。” “要是在军方的手中，他们可能不会对他用刑，”卡迪菲说。她沉默了一会，说道:“我想让你把这些交给他。”她递给了卡一盒红万宝路和一个老式打火机，打火机的外面还镶着贝壳和宝石。“打火机是我父亲的,‘神蓝’喜欢用它点烟。” 卡接过烟，却没拿打火机。“要是我把打火机给他的话，他就知道我找过你了。” “那就让他知道吧。” “那样他就知道我们已经谈过了，他就会想要知道你的决定。但我不会告诉他我先见过了你，也不会告诉他为了救他，你已经同意以这种方式摘掉头巾。” “怕他会不同意吗?” “不，你也知道的,‘神蓝’是个聪明人，他会同意你摘掉头巾来救他的。他不能接受的是，这件事我没有先问他，而是先问了你。” “但这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个人也有关,‘神蓝’会明白的。” “可你知道，卡迪菲，就算他明白这个道理，他也希望是他说了算。他是个土耳其男人，他还是个伊斯兰政客。我不能跑过去对他说‘为了救你出来，卡迪菲决定摘掉头巾’，必须让他觉得是他自己作的决定。我会把你戴假发和运用电视特技的办法告诉他，这些可以让他相信你是在保全他的面子，他也会接受这样的解决方法的。你认为尊严是容不得半点虚伪的，而他认为尊严是现实的，你们俩对尊严的理解不尽相同，他不希望这种差异暴露出来，他也根本不想听你说什么‘如果要摘掉头巾，我就会光明正大地摘掉头巾’之类的话。” “你嫉妒‘神蓝’，你讨厌他，”卡迪菲说道,“你甚至不愿把他看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和那些世俗者一样，认为没有西化的人是不开化的、愚昧的、卑劣的，你们只会用棍棒来教育人。你很高兴，我为了救‘神蓝’而向军方低了头。你甚至都无法掩饰你那不道德的喜悦，”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了厌恶,“既然这件事情必须先由‘神蓝’作决定，作为一个土耳其男人，从苏纳伊那儿出来后，你为什么不直接去‘神蓝’那儿，而是先来找我?要我说吗?因为你想先看到我自愿低头，这样可以让你在你所害怕的‘神蓝’面前有一些优越感。” “我的确害怕‘神蓝’。不过卡迪菲，你说的其他的话就不公平了。要是我先去‘神蓝’那儿，而后像传达命令一样把他的想法告诉你，说你必须为他摘掉头巾的话，你是不会同意的。” “你已经不是中间人了，你已经是一个与暴政者合作的人了。” “卡迪菲，我什么也不信，我只知道我要活着离开这座城市。你也什么都不要相信。你已经向所有的卡尔斯人证明了你的智慧、你的自尊和你的勇气。逃离这个地方之后，我就和你姐姐去法兰克福，为了在那儿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也告诉你，为了获得幸福需要做些什么你就做些什么。和‘神蓝’逃离这儿之后，你们可以去一个欧洲城市，在那儿作个政治流亡者，你们会很幸福的。我相信你父亲随后也会去的。所以你必须先相信我。” 提到幸福的时候，卡迪菲流下了眼泪。不过她还是笑了一下（她的笑让卡非常害怕），接着用手快速抹掉了眼泪。“你确信我姐姐会和你一起离开卡尔斯吗?” “我确信。”卡说道，尽管他根本无法确定。 “现在我不再坚持要你把打火机给‘神蓝’了，也不再坚持要你告诉他你已经见过我了。”卡迪菲像个骄傲而宽容的公主似的说,“不过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我摘掉头巾,‘神蓝’就会被释放。苏纳伊或其他人的保证是不够的。我们都知道土耳其政府是什么样的。” “卡迪菲，你太聪明了。卡尔斯最应该得到幸福的人就是你了!”卡说道。此刻他突然想说“还有一个人就是奈吉甫”，不过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打火机你也给我吧，要是有合适的机会我就给‘神蓝’。不过，你要相信我。” 卡迪菲把打火机递给了他，俩人出乎意料地抱在了一起。卡顿时觉得怀里的卡迪菲比她姐姐苗条多了，也轻多了。他强忍住了心中想要吻她的欲望。就在这时，有人焦急地敲响了门，卡暗自庆幸,“幸亏我把持住了”。 敲门的是伊珂，她说来了一辆军车，是来接卡的。她用温柔、忧郁的眼神良久地望着卡和卡迪菲的眼睛，想要弄明白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卡没有亲吻她便径直离开了房间。走到走廊的尽头处，带着一种负罪感和胜利感转过身来时，他看到姐妹俩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35我不是任何人的间谍 卡和 “神蓝” 在牢房 很长一段时间，卡都忘不了卡迪菲和伊珂拥抱在一起的身影。卡坐在司机旁边，军车在阿塔图尔克大街和哈利特帕夏大街的拐角处，停在了卡尔斯城惟一的一盏交通灯前。不远处有一幢亚美尼亚风格的老房子，二楼没刷油漆的窗户敞开着，微风拂动着窗帘，使得窗帘和窗户之间露出了一道缝隙。卡坐在高高的车座上，透过这道缝隙一眼就看到里面正在开会。随后一只女人皮肤白皙的手扯开窗帘，火气十足地关上了窗户。卡以惊人的准确度猜出了在这亮堂的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卡尔斯两名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正在游说一个茶馆学徒，他的哥哥在昨晚的袭击中被打死了，而他现在则是身缠“嘎左”牌绷带，坐在炉子旁边浑身冒汗，他们告诉他从侧门溜进法伊克贝伊大街的警局然后引爆缠在身上的炸弹是件很容易的事。 出乎卡的预料，军车既没有拐进警局，也没有拐进前面不远处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它那气派的建筑建于共和国初期），而是沿着阿塔图尔克大街，穿过法伊克贝伊大街，驶进了位于市中心的军方司令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曾经计划要在这块地方建个公园，可70年代的军事政变之后这块地方就给围了起来，成了军人宿舍、指挥部和训练场。这样一来，就像亲军方的《自由国度报》上写的那样，普希金在卡尔斯的故居以及四十年后沙皇为哈萨克骑兵修建的马棚也都免遭被推倒的厄运。 关押“神蓝”的牢房紧挨着这有些历史的马棚。军车把卡拉到了一栋老式小巧的砖石楼房前，楼前有一棵野生橄榄树，积雪把枝条都压弯了。楼里有两个人，穿着很讲究，卡的直觉告诉他这俩人是国家情报局的。他们用手中的“嘎左”牌绷带把一个在90年代看来很原始的录音机绑到了卡的肚子上，他们一边告诉卡录音键在哪儿，一边很严肃地提醒他，让他在犯人面前装出一副很难过、想帮他的样子，尽量让犯人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把它录下来。这些人竟然不知道派卡到这儿来的原因，但卡压根儿就没往这方面去想。 这栋小砖楼曾是沙皇时代的骑兵司令部。沿着冰冷的石梯往下走一层，有一间比较大的没有窗户的牢房，这间牢房是专门用来惩罚那些违反纪律的犯人的。共和国成立以后，这间牢房成了储藏室，50年代时它又变成了抵御原子弹轰炸的样板防空洞。和卡想像中的相比，这儿要干净和舒适得多。 牢房里面有一台“阿尔切利克”牌电暖器（这电暖器是以前地区代理商穆赫塔尔为了搞好关系赠送给军方的），所以很暖和。尽管如此,“神蓝”躺在床上看书时身上还是盖了一条干净的军毯。见到卡,“神蓝”马上就下床穿好了被人拿走了鞋带的鞋。他面带微笑，很正式地握了握卡的手，然后就像一个准备好谈工作的人似的，很干脆地指了指一旁的福米加塑料贴面桌子。他们俩人面对面地坐到了桌子旁。卡看到桌上有个装满了烟头的烟灰缸，便从兜里掏出万宝路递给“神蓝”，说他看起来过得不错。“神蓝”说自己没有受刑，接着便划着火柴，先给卡后给自己点上了烟。“先生，这次您又是给谁当间谍呢?”他微笑着问道。 “我已经不干间谍了，”卡说,“我现在做中间人的行当。” “这更加恶劣。间谍为了钱经常会弄一些没用的情报，而中间人则是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自作聪明地瞎搅和。你能得到什么?” “从这糟糕透顶的卡尔斯活着出去。” “现在，只有苏纳伊才能给一个从西方来这儿当间谍的无神论者作出这样的保证。” 这样一来，卡便明白“神蓝”已经看过《边境城市报》末版上的文章了。他非常厌恶“神蓝”的窃喜。过去这个伊斯兰游击队员经常抱怨土耳其政府残忍，现在落在了它的手里——他还和另外两起凶杀案有关——他怎么还能如此高兴，如此平静呢?卡现在知道卡迪菲为什么会如此爱他了。他觉得此刻的“神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帅。 “为什么事来当中间人?” “释放你。”卡说道。他很平静地简述了一下苏纳伊的提议，为了能留有余地，卡没告诉他摘掉头巾时卡迪菲可以戴假发或是运用电影特技。当他把交换条件告诉“神蓝”，对他说那些对苏纳伊施加压力的人希望第一时间把他绞死的时候，卡觉得很痛快，不过他也知道自己有点过分，于是他说道，苏纳伊是个疯子，等到雪化了，路通了，一切都将恢复正常。后来卡还想过自己是不是为了迎合国家情报局的人才故意这样说的。 “看来，苏纳伊疯狂的想法是我能得到解救的惟一途径。”“神蓝”说道。 “是的。” “那么你告诉他：我拒绝他的建议。另外，我很感谢你往这儿跑了一趟。” 一时间卡还以为“神蓝”就要站起来，握握他的手，然后让他出去。牢房里一片寂静。 “神蓝”靠在椅背上，悠闲地来回晃着。“要是你因为调停失败，不能活着离开卡尔斯的话，你可不能怪我，要怪的话，你就怪你自己胡言乱语，吹嘘自己相信无神论。在这个国家，只有那些有军方做靠山的人才敢这样说。” “可我并不是一个以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为骄傲的人。” “那最好。” 他们抽着烟，又沉默了起来。除了走，卡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你不怕死吗?”他随后问道。 “如果这是威胁的话，我不怕。如果这是朋友的关心的话，那么我就告诉你，我害怕。不过不管我做些什么，这帮凶残的人都会绞死我的。我没什么可做的。” “神蓝”面带微笑望着卡，他的眼神仿佛在说,“看，我的处境比你难，可我的心却比你要放松”。卡有点难为情，他认为自己的紧张和担忧都是源自于爱上伊珂以后对幸福的憧憬。难道“神蓝”就没有这样的憧憬吗?“数到9，然后我就走，”他默默地对自己说。“1，2……”他想，要是数到5“神蓝”还不改变主意的话，自己便无法带伊珂去德国了。 卡突然灵光一闪，开始东拉西扯起来。他谈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童年时看过的一部美国黑白影片里倒霉的中间人；亚细亚旅馆会议上拟定的声明要是再修改修改的话，是可以在德国发表的；还说到人的一生要是因为固执或是一时兴起而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以后会非常后悔，比如说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就因为一时气愤离开了篮球队，之后再也没回去；还谈到那天去海峡欣赏了大海的美景，他发现春日的黄昏里，贝贝克海湾是如此的美丽，而自己是如此地热爱伊斯坦布尔。“神蓝”很平静地注视着他，他尽量不让自己被“神蓝”的眼神打倒，不让自己停下来。俩人就像是执行死刑前最后一次见面似的。 “就算我按照他们的意图去做那些最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人也不会信守诺言的，”“神蓝”指着桌上的纸和笔说道,“他们想让我把这一生的经历、所犯的罪行，还有想说的都给写下来。那样的话，他们也许会依照有关忏悔的法律条文，赦免我的死刑。一直以来，我非常同情那些傻瓜，他们相信了这些鬼话，在最后的日子里背叛了自己追求的事业，背叛了自己的一生。不过，既然我就要死了，我希望在我之后的人们能知道一些关于我的真实的东西。”接着，他从桌上那堆纸中抽出一张写了字的纸，脸上的表情就像对德国报纸发表声明时那般严肃地说道： 我的判决书 我想说，在我被判死刑的二月二十号那一天，我对自己迄今为止为政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感到后悔。我父亲是伊斯坦布尔财政厅的退休书记员，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我父亲总是去一个秘密的杰拉西修道院，他很谦恭，话也很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年轻时，我背叛父亲，成了一名相信无神论的左派。大学时，我跟在游击队员们的身后，用石头砸那些从航空母舰上下来的美国船员。那时，我结了婚，可随后又离了婚，度过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 我好几年都没见过人。我是一个电子工程师。我憎恶西方，所以我十分推崇伊朗革命。后来我又成了一个穆斯林。我相信霍梅尼所说的‘现在保护伊斯兰教比做礼拜，比斋戒更为重要’。我从弗朗兹·法农关于暴力的论述里，从赛义德·库图布‘用迁徙去逃避压迫’的观点中，从阿里·谢利阿提的身上获得了启示。 为了躲避军事政变的影响，我逃到了德国。之后，我又回到了土耳其。我在格罗兹尼和车臣人一起抵抗俄罗斯人的时候受了伤，右腿瘸了。塞尔维亚被围期间，我去了波斯尼亚，在那儿，我和波斯尼亚姑娘麦尔祖卡结了婚，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要频繁地参加政治活动，加上朝圣观念对我的影响，我在任何一个城市停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两个星期，所以我和第二任妻子也分了手。 后来，我和带我去车臣、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团体断绝了来往。那以后，我走遍了土耳其。尽管我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杀死伊斯兰教的敌人，不过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杀过人，也没有指使任何人杀过人。卡尔斯的前市长是因为他要取缔城里的马车，被一个愤怒的库尔德车夫杀死的。我之所以来卡尔斯，是因为那些自杀的年轻姑娘。自杀是最深重的罪孽。我希望我死后，我的诗能够出版以作纪念，诗都在麦尔祖卡那儿。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牢房里一片寂静。 “你不必死，”卡说,“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救你。” “那么我再说另一件事，”“神蓝”说。他见卡正在认真地听自己说话，便又点了根烟。他注意到卡的肚子上绑着一个和勤劳的家庭主妇一样默默工作的录音机了吗? “慕尼黑有一家电影院，每周六晚上十二点以后都会放两部电影，票价很便宜，我总是去那儿，”“神蓝”说道,“有一个意大利人拍了部名叫《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电影，讲述的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有一次电影院放了这个意大利人拍的最后一部影片《凯马达之战》。影片讲的是英国殖民者在一个种植甘蔗的大西洋海岛上设计的阴谋。他们先是找了一个黑人领袖，教唆他起来反抗法国人。然后他们来到岛上，干预起岛上的局势来。因为第一次起义不成功，所以黑人们又策划了一次起义，不过这次他们反抗的是英国人，可是英国人放火烧了整个海岛，黑人的起义又失败了。这两次起义的黑人领袖被英国人抓了起来，即将在一个清晨被绞死。就在这个时候，马龙·白兰度（就是他鼓动这个黑人领袖起义，多年来一手策划了所有的事情，最后又替英国人镇压了第二次起义）来到了关押这个黑人领袖的牢房，砍断绑他的绳子要放他走。” “为什么?” “神蓝”有点生气地说道:“还能为什么……为了这个黑人领袖不被绞死呗!因为他很清楚，如果这个黑人领袖被绞死的话，那他就会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当地人以后就会把他视为旗帜。不过这个黑人明白马龙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砍断绳子的，所以他拒绝逃走。” “那他们把他绞死了吗?”卡问道。 “是的，不过没有演他是怎么被绞死的，”“神蓝”说,“电影里当间谍马龙·白兰度准备逃离海岛的时候，被一个当地人捅死了。你现在对我做的事情就像他做的事情一样，他也是向黑人许诺要给他自由的。” “我不是间谍!”卡极为敏感地说道。 “你不要太在意间谍这个字眼，我也是伊斯兰的间谍。” “我不是任何人的间谍。”卡还是敏感地这么说道，但这次却没有生气。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往这盒万宝路里放一些可以让我中毒、削弱我意志的药吗?美国人给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就是红盒万宝路了。我可以一直抽它抽到死。” “要是你作出正确选择的话，你还可以再抽上四十年万宝路!” “说到间谍，我正要说呢，”“神蓝”说道,“间谍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改变人的想法。” “我只想告诉你，被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法西斯杀死是十分不明智的。而且，你的名字也不可能成为什么人的旗帜。这个民族信奉宗教，可是到头来，他们并没有按照宗教说的去做，而是听从政府的指令。所有那些起义的长老、那些认为宗教正在消亡的人们、那些伊朗培养起来的游击队员，如果他们和萨义德·努尔西一样的话，那他们将会死无葬身之地。在这个国家，那些成为旗帜的宗教领袖的尸体会被抬上飞机，在没人的地方给扔到海里去，这些你都知道的。位于巴特曼的真主党成员的墓地成了人们的朝拜地，可它们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现在这些人的坟墓在哪儿呢?” “在人们的心中。” “空话，这个国家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投票给伊斯兰的政党，而且还是温和的伊斯兰政党。” “如果它是温和的政党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会害怕?为什么会发动军事政变?你说啊!你中立的调停就到此为止吧!” “我是一个中立的调停人。”卡本能地提高了音量。 “你不是，你是西方的间谍，你是欧洲人的奴隶，你是不愿意被解放的奴隶，你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和那些真正的奴隶一样也是个奴隶。你在尼尚坦石学会了欧化，学会了歧视人民群众的宗教和传统，所以你以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你看来，在这个国家要想做个好人，做个道德高尚的人不是通过宗教，不是通过真主，也不是通过分担国家的命运，而是要通过模仿西方。也许对于那些残害伊斯兰教徒和库尔德人的暴行，你会说上一两句，不过你的内心深处还是在暗暗地支持军事政变。” “我可以做一些让步：卡迪菲可以在头巾下面戴上假发，这样她摘掉头巾时谁也不会看到她的头发。” “你骗不了我的，”“神蓝”抬高了嗓门说道,“我不会做个欧洲人，也不会去模仿他们的。我就是我，我要过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不模仿欧洲人，不做他们的奴隶，人也一样会幸福。为了贬低这个民族，那些崇洋媚外的人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一个人要想成为西方人，他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而土耳其人根本就没有个性。我被执行死刑的意义就在这儿，我有自己的个性，我反对西方人，正因为我有个性，所以我不会去模仿他们的。” “苏纳伊对这场戏的期望很高，所以我还可以再让一步。民族剧院里不会有观众，首先镜头会拍卡迪菲伸向头巾的手，然后通过剪辑出现在电视上的将会是另一个人的头发。” “为了救我，你作出这么多的让步，这很值得怀疑。” “我现在很幸福，”卡就像是撒了谎似的，内疚地说道,“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我想保护自己的幸福。” “让你幸福的是什么?” 卡并没有像他日后所想的那样说“因为我在写诗”，也没有说“因为我信仰真主”，他脱口说道:“因为我恋爱了，我要和我的爱人一起去法兰克福。”一时间，他为自己能够向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袒露自己的爱情而感到高兴。 “你的爱人是谁?” “卡迪菲的姐姐伊珂。” “神蓝”的脸色为之一变。见“神蓝”这样，卡马上就为自己的口无遮拦后悔起来。俩人都沉默了下来。 “神蓝”又点了一根万宝路，说道:“你可以和一个即将被绞死的人分享你的幸福，这是真主给你的恩赐。假如说为了不破坏你的幸福，为了让你能够幸福地离开这座城市，我接受了你的提议；为了不破坏她姐姐的幸福，在不损害她尊严的前提下，卡迪菲也以适当的方式参与了演出，可谁又知道他们会不会遵守诺言，把我给放了呢?”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的，”卡兴奋地说。突然间他静了下来，把手指放到嘴唇上，示意“神蓝”不要说话，然后他解开衣服扣子，关掉了录音机。“我担保，他们会先放了你，”卡说,“等你到了安全的地方告诉卡迪菲你已经被放了，卡迪菲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她再上台演出。不过为了说服卡迪菲，你得先写一封信给我，表示你已经同意了这个协议。”卡此刻在考虑着所有的细节。“你希望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被释放，我都可以答应你，”他低声道,“你可以躲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直到路通了以后。请你相信我。” “神蓝”从桌上拿起一张纸递给卡，他说:“你照我说的写，你——卡作为中间人，你保证，卡迪菲在不损害尊严的情况下上台表演、摘掉头巾。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将放了我，让我活着离开卡尔斯。要是你不遵守诺言，我上当受骗了的话，你想受什么样的惩罚?” “你要是出什么事，我也和你一样!”卡说。 “那你就这么写吧。” 卡也递给他一张纸。“你也写下来，说你已经同意了我的建议，并由我转告卡迪菲，让卡迪菲作出决定。卡迪菲要是同意的话，就让她在纸上签上名，而你也会在她摘掉头巾之前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获释。至于在哪儿，怎样被释放，则不是由我，而是由一个你更加信任的人去办。这件事，我建议由奈吉甫的把兄弟法泽尔去办。” “是那个爱上卡迪菲、给她写信的小子吗?” “那是奈吉甫，他已经死了。他是真主派来的一个特殊的人，”卡说道,“法泽尔也和他一样，是个好人。”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相信你。”“神蓝”说，随后他就开始在纸上写了起来。 “神蓝”先写完。卡写完保证书时，看到“神蓝”正略带嘲讽地微笑着，不过他并没太在意。他觉得自己非常幸福，因为事情已经办妥，他马上就可以和伊珂一起离开卡尔斯了。他们俩静静地交换了手中的纸。卡见“神蓝”看都没看自己递过去的纸就叠起来放到了兜里，他便也这样照做了。随后在“神蓝”的注视下，卡打开了录音机。 又是一阵沉默。卡想起了自己在关掉录音机之前说的最后几句话。“我就知道你要这样说，”他说,“不过如果双方彼此不信任的话，就不可能达成一致。你要相信政府，他们会信守对你作出的承诺。” 他们面带微笑，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事后好多年里，每当卡想起此刻的情景，他都会十分懊悔，他认为是幸福感让自己忽视了“神蓝”的愤怒，要是当时他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他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卡迪菲会同意这个协议吗?” “会的。”“神蓝”回答道。他的眼睛里冒着愤怒的火焰。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既然你希望我接受你这拯救我的建议，那你就谈谈你的幸福吧。”“神蓝”说。 “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卡说。他觉得自己说的话有点太过单纯和愚蠢了，不过他还是继续说道:“对我来说，这一生除了伊珂不会再有别的幸福了。”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找到一个你可以忘掉贫穷、忘掉忧愁的世界。幸福就是把一个人看成是你的一切……”卡说。他还想再说下去，不过“神蓝”突然站起身来。 这个时候，卡脑子里开始出现《象棋》这首诗。他看了看站在那儿的“神蓝”，从兜里掏出笔记本，快速地写起诗来。当他写到有关幸福和政权、学识和欲望的诗句时,“神蓝”站在他的身后朝纸上看着，想要弄清楚他在写些什么。卡感觉到了“神蓝”的目光，而他也正在把这目光里暗含的东西写进诗里。他看着自己正在写诗的手，就像是在看着别人的手一样。他知道,“神蓝”是注意不到这些的，但他希望“神蓝”至少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正在支配着他的手。不过,“神蓝”坐到了床边，就像一个真正的死刑犯一样拉长着脸，抽着烟。 卡就像是着了魔似的，还想和“神蓝”唠唠心里话。后来卡也经常问自己，究竟是什么让自己变成了这样，不过却怎么也想不出来。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写诗了，”他说,“可在卡尔斯，我的灵感就像泉水一样往外涌。我认为这是因为在卡尔斯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对真主的爱。” “我不想伤你的面子，不过你对真主的爱是源自西方的小说，”“神蓝”说道,“在这儿，你要是像欧洲人那样去信奉真主的话，那你也太可笑了。那样的话，谁也不会相信你是真的信奉真主。你不属于这个国家，就好像你不是个土耳其人一样。你先试着做到和大家一样，然后你才会真正地信奉真主。” 卡深深地感觉到“神蓝”并不喜欢自己。他把桌上的几张纸折了起来，说自己必须要尽快见到卡迪菲和苏纳伊，然后便敲响了牢房的门。门打开后，他转过身问“神蓝”有没有什么口信要带给卡迪菲。“你小心点，”“神蓝”微笑道,“别让人杀了你。” 36先生，您不会真死的，对吧? 生命和戏剧、艺术和政治之间的交易 国家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慢慢解开绑在卡胸前的录音机，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嘲讽的神情，仿佛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似的。受他们的影响，卡也开始歧视起“神蓝”来，这样一来他压根儿就没想“神蓝”为什么会敌视他。 卡让司机回旅馆等他。身后跟着两个卫兵，他从兵营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军官宿舍正对着的大广场上满是雪，广场上的杨树下几个小男孩正在玩雪球，旁边有个小女孩正在和两个小朋友一起堆雪人，她穿的外套让卡想起了自己小学三年级时穿过的一件红黑相间的毛料子外套。天气十分晴朗，这是暴风雪过后第一次出太阳，虽然阳光不是十分强烈。 卡一下子就在旅馆里找到了伊珂。她正在厨房，身上穿着坎肩（有段时间土耳其所有的女高中生都穿这种坎肩），腰上系着围裙。卡幸福地看着她，他很想把她抱在怀里，不过因为一旁还有别人所以只好作罢。他简要地给伊珂讲了一下从早上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他说不管是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卡迪菲，事情都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还告诉伊珂报纸已经卖出去了，不过他一点也不害怕!本来他还想再说些什么，不过这个时候扎黑黛进了厨房，提起了门口的两个卫兵。伊珂让她喊他们进来喝杯茶。一眨眼的工夫，她和卡就约好了在楼上的房间里见面。 一进房间，卡便脱下外套挂了起来，看着天花板开始等伊珂。他知道伊珂不会扭扭捏捏，她一定会来的，因为他们还有许多话要说。虽说如此，可他很快便又陷入了悲观的情绪当中。他先是想像伊珂碰到了她父亲而不能来了。接着他又开始琢磨伊珂会不会不想来。和以前一样，他的肚子又开始痛起来，而且这种痛就像是毒药一样，很快就传遍了他全身的每个器官。如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情之痛的话，那它可没给卡带来任何幸福的感觉。他意识到随着自己对伊珂的爱与日俱增，心里头那种不信任和悲观的情绪就来得越快。他认为这种不信任、害怕受骗和失望的感觉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情吧。在其他人看来，这种感觉就是失败的感觉，而他却不这样认为，甚至还引以为豪，大概这是因为他的情况和别人的不太一样吧。更糟的是，他越是等下去就越会产生一些偏执的想法（伊珂不会来了；她其实根本就不想来；她也许是为了某个目的才来的，他们——卡迪菲、图尔古特先生和伊珂——正在私下里交谈，他们认为卡是他们要对付的敌人），他也知道这些想法是病态和偏执的。一方面，他陷入了那些偏执的想法中，比如说他想像着伊珂还有另外一个情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有时，为了止住这种痛苦，让这些可怕的画面从眼前消失，他会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大脑恢复逻辑（她当然爱我了，要不她怎么会那么兴奋呢），摆脱那些不信任的感觉和吓人的想法。可是没过一会儿，他又会不安起来。 这时，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卡心想这不是伊珂，而是有人来告诉自己伊珂不会来了。当他看到站在门口的正是伊珂时，他既幸福又带点敌意地看着她，他已经等了整整十二分钟，等得都累了。不过，他欣喜地发现伊珂化了妆，还涂了口红。 “我和父亲谈过了，我跟他说了我要去德国。”伊珂说。 卡还没能摆脱脑海里那些悲观的想法，以至于伊珂刚进来的时候他还是很生气，连她说些什么都没有听进去。这让伊珂很疑惑，他为什么对自己带来的好消息如此冷淡，伊珂失望得甚至都想离开卡的房间了。不过伊珂也很清楚，卡太爱她了，就像五岁的孩子离不开妈妈一样，他也离不开她。她知道卡想带自己去德国的一个原因是他住在法兰克福，他觉得那儿的生活很幸福，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希望到了法兰克福以后，他们能躲开众人的视线，这样他就可以更加自信地完全拥有她了。 “亲爱的，你怎么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在卡忍受爱情之痛的煎熬时，他曾千百次地回忆起伊珂问这句话时的温柔和甜美。听到伊珂在问自己，卡便把自己的担忧，那种害怕被抛弃的感觉，以及眼前出现的那些可怕的场景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她。 “你如此惧怕爱情之痛，可见以前肯定有女人给你带来过很多痛苦。” “我曾经经历过一些痛苦，不过现在你让我忍受的痛苦让我很害怕。” “我不会让你痛苦的，”伊珂说道,“我爱你，我要和你一起去德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伊珂用尽全力扑进了卡的怀里，俩人又倒在了床上。卡的动作很粗鲁，他把伊珂紧紧抱在怀里，抚摸着她那白皙、光滑的皮肤。但他们俩都觉得这次做爱远没有昨晚来得激烈。 卡一直在琢磨着该如何进行调停。他生平第一次相信自己将会获得幸福，而且要是能处理好这件事，能和爱人一起活着离开卡尔斯的话，自己的这种幸福还会一直延续下去。他抽着烟，望着窗外，脑子里盘算着自己的计划，这时他突然发觉自己想到了一首新诗。在伊珂充满爱意和惊愕的目光中，他迅速把这首新诗写了下来。这首名为《爱情》的诗，卡后来在德国给大家朗诵过六次。听过这首诗的人告诉我，这首诗描述了一种爱情，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爱情，不是因为真正的爱，而是因为安逸、孤独或是既信任又怀疑的那种矛盾心情，是因为卡对某个女人特别感兴趣（后来只有一个人向我问起过这个女人是谁），是因为卡一直都无法理解自己生活中存在的阴影。不过关于这首诗，卡日后所做的笔记中大部分说的都是对伊珂的回忆，对她的思念以及她的服饰和举止所表现出来的细微的含义。后来我第一眼见到伊珂时就被她吸引住了，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看过好多次这些笔记吧。 伊珂迅速穿好衣服，随后便走出了房间，她告诉卡她会叫卡迪菲过来的。她走后没多久，卡迪菲就来了。卡迪菲的眼睛睁得很大，为了让她平静下来，卡告诉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也没有对“神蓝”怎么样。他说自己为了劝服“神蓝”费了很多口舌，他现在也相信“神蓝”十分勇敢。然后他就按照先前准备好的那样撒起谎来。他先告诉卡迪菲，说难的是让“神蓝”相信她已经同意了这次交易,“神蓝”认为这个交易是对她的不尊重，首先必须要和她商量一下。听了他的谎言，卡迪菲皱了皱眉头。为了让她相信自己，卡故意说他也不太相信“神蓝”的这番话。然后他又补充说道，就算“神蓝”说的不是真话，可他们还是为她的面子问题争论了好长时间，不管怎么样,“神蓝”还是表现出了对女性的尊重，从这一点来看“神蓝”还是不错的。在这愚蠢的卡尔斯城，卡才懂得了生活中只有幸福才是实实在在的，尽管他醒悟得有点晚。也正是在这个地方，这些倒霉鬼把他卷进了无聊的政治斗争，不过现在他却把他们骗得团团转，对此卡很是得意。不过另一方面他又有点难过，因为比他还要勇敢的卡迪菲相信了这些谎言，而且她最终是得不到幸福的。于是，他对卡迪菲撒了最后一个无关紧要的谎:“神蓝”向她问好，然后便把商量好的细节又说了一遍，问卡迪菲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会按我自己的意愿摘掉头巾的。”卡迪菲说。 卡觉得自己应该说说这事，要不然她会惹出事来的。于是他告诉卡迪菲,“神蓝”认为戴假发或是类似的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一见卡迪菲生气了，他便没再往下说。按照约定，应该先释放“神蓝”，让他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然后卡迪菲再以自己的方式摘掉头巾。卡迪菲能写个东西表示自己已经知道这些了吗?卡把“神蓝”写的东西递给了卡迪菲，让她好好看看，然后照这个样子也写个东西。就连看到“神蓝”的笔迹，卡迪菲都显得非常激动，这让卡对她产生了怜爱之心。卡迪菲看信的时候尽量不让卡察觉，把信拿到鼻子跟前闻了闻。卡觉得卡迪菲好像有点犹豫，便对她说自己要用这些东西去说服苏纳伊和他身边的人，让他们放了“神蓝”。因为头巾的问题，军方和政府可能对她心存芥蒂，但和其他卡尔斯人一样，他们也认为她很勇敢，也相信她说的话。听完这些，卡迪菲高兴地在卡递给她的白纸上写起来，而卡则站在一旁看着她。他发现前天晚上，也就是他们俩谈论星座的那晚以后，卡迪菲好像衰老了许多。 卡从卡迪菲的手里接过纸条揣进了兜里，他说要是能说服苏纳伊的话，那么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等“神蓝”获释以后好让他藏起来。“你想过要把“神蓝”藏在哪儿了吗?”卡问道。 卡迪菲很庄重地点点头，表示自己已经想好了。 “别担心，”卡说,“我们都会过上幸福生活的。” “做那些正确的事情不会总是让人幸福的，”卡迪菲说。 “正确的事情，就是那些可以让我们幸福的事情。”卡一边说，一边幻想着卡迪菲不久以后也去了法兰克福，目睹了自己和她姐姐的幸福生活，伊珂还在商场给卡迪菲买了一件时髦的外套，然后他们一起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以后在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上的餐厅里吃香肠，喝啤酒。 卡迪菲走后没多久，卡便穿上外套下了楼，登上了军车。两名卫兵紧挨着他，坐在身后。“要是自己一个人上街的话，肯定会遭到袭击。”他心想自己这样想是不是太胆小了。从司机的位置朝外望去，卡尔斯的大街一点也不恐怖。女人们手里提着网兜往市场走着，小孩子们在玩着雪球，害怕滑倒的老人们互相搀扶着。卡看着他们，想像着自己和伊珂在法兰克福的电影院里手拉着手看电影的场景。 苏纳伊正和奥斯曼·努里·乔拉克上校在一起。卡带着对幸福的憧憬乐观地告诉他们：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卡迪菲同意参与演出并且会在演出时摘掉头巾，但是作为交换,“神蓝”也迫切地想要获得释放。卡感觉到了苏纳伊和上校之间有一种聪明能干者所特有的默契。他说的时候很小心，但一点也不胆怯，他说:“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先是让卡迪菲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然后又同样满足了‘神蓝’的自尊心。”他把“神蓝”和卡迪菲写的纸条递给苏纳伊。苏纳伊看纸条的时候，卡发现虽然还没到中午，但是他们已经吃过饭了。他还把头朝苏纳伊那儿凑了凑，苏纳伊身上的酒味让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这个家伙希望我们在卡迪菲上台摘掉头巾之前就把他给放了，”苏纳伊说道,“他太精明了。” “卡迪菲也希望这样，”卡说,“我费了很大劲，但只能谈到这个程度了。” “我们是政府，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他们?”奥斯曼·努里·乔拉克上校说道。 “他们也已经抢劫了对政府的信任，”卡说,“要是一直这样彼此不信任的话，那就什么也谈不成。” “难道‘神蓝’就没有想过他们会把他绞死来杀鸡儆猴，然后把罪责推到我们俩——一个酒醉的演员和一个愤怒的上校身上吗?”上校说道。 “他看上去并不怕死，所以我也无法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他也暗示过希望被绞死，这样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圣人，成为一面旗帜了。” “假如我们先放了‘神蓝’，”苏纳伊说,“我们怎么才能相信卡迪菲会遵守诺言上台表演呢?” “卡迪菲是图尔古特先生的女儿，而图尔古特先生曾经把尊严和事业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因此，我觉得她的话至少要比‘神蓝’的可信一些。不过就算你现在告诉她已经放了‘神蓝’，可能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晚上去不去表演，她也有非常冲动的一面。”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知道你们之所以要进行军事政变不仅仅是为了政治，也是为了艺术和美，”卡说,“从苏纳伊先生一生的经历中，我也知道苏纳伊先生是为了艺术才从政的。现在要是您只想做个普通政客的话，那您就不要冒险放了‘神蓝’。不过您也知道的，卡迪菲在卡尔斯所有人面前摘掉头巾既是艺术，也是影响深远的政治。” “她要是摘掉头巾的话，我们就放了‘神蓝’，”奥斯曼·努里·乔拉克上校说道,“我会把全城的人都集中起来看晚上的演出的。” 苏纳伊拥抱他的老战友，吻了吻他的面颊。上校走了以后，苏纳伊说,“我要你把这些也告诉我的妻子”，然后他便拉着卡的手，把他带到了里面的房间。这个房间很冷，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取暖用的电炉子，冯妲·艾塞尔正坐在里面朗读着手里的剧本，表情十分夸张。其实她已经注意到卡和苏纳伊正站在门口看着自己，不过她仍然若无其事地继续朗读着。卡根本就没有留意她读的是什么，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她的身上：她的眼眶涂了眼影，嘴唇上涂了厚厚的一层口红，低胸装都快要露出她那丰满的乳房了。 “是齐德的《西班牙悲剧》里被强奸的女主人公所作的悲情演讲!”苏纳伊骄傲地说道,“这是我充分发挥个人的想像力，根据布莱希德的《四川好人》里的相关内容改编而成的。今天晚上当冯妲说到这段的时候，卡迪菲女士会用她还没摘掉的头巾去擦眼泪的。” “卡迪菲女士要是准备好了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彩排吧，”冯妲·艾塞尔说。 女人的声音里充满了渴望，这不只让卡感受到了她对戏剧的热爱，同时也让卡想起了企图从苏纳伊手中抢走阿塔图尔克这个角色的那些人，他们曾宣称冯妲是个同性恋。苏纳伊的神情更像是个骄傲的戏剧导演，而不是革命军人，他告诉冯妲，卡迪菲参加演出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此时传令兵进来报告说《边境城市报》的老板塞尔达尔先生已经带到。看到那家伙站在自己面前，卡顿时很受刺激，甚至都想照着他的脸给上一拳。不过苏纳伊把他们都请到了餐桌上，很明显这是早就精心备好的一桌酒菜。于是他们便坐到了桌边，就像是早已习惯决定别人命运的统治者一样，自信、平静、冷酷地一边品尝着美酒佳肴，一边谈天说地。 应苏纳伊的请求，卡又对冯妲·艾塞尔重复了一遍自己刚才关于艺术和政治的言论。冯妲听过之后很是兴奋。见冯妲对这番话如此感兴趣，塞尔达尔便要把它记下来，不过苏纳伊粗鲁地呵止住了他。苏纳伊先是让他在报纸上澄清那些关于卡的谎言。塞尔达尔先生答应在报纸的头版上发表一篇文章，让卡尔斯那些健忘的读者尽快忘掉对卡的坏印象。 “可头版应该写我们今晚的演出。”冯妲·艾塞尔说道。 塞尔达尔先生保证会按要求把演出的消息登在报纸上。不过他说自己对于古典戏剧和现代戏剧知之甚少，要是苏纳伊先生能亲口告诉他晚上的戏里都要演些什么的话，那明天的头版就不会出错了。然后他很体面地提醒大家，他干记者这行这么多年，很多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该怎么写了。他说因为局势的原因，报纸付印的时间改到了下午四点，所以这项工作还有四个小时可以去完成。 “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苏纳伊说道。苏纳伊刚才坐下来的时候，卡就看见他干了一杯酒。当他喝第二杯的时候，卡看到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一种痛苦和激情。 “记者，开始写!”苏纳伊像是威胁似的盯着塞尔达尔先生喊道,“标题：舞台上的死亡”。他想了一会儿,“下面是副标题，用小一点的字号：著名演员苏纳伊·扎伊姆在昨晚的演出中被打死。” 苏纳伊说得很快，这让卡很是佩服。他神情严肃、认认真真地听苏纳伊说着，当塞尔达尔有不明白的地方便解释给他听。 苏纳伊口述完整篇文章（包括标题在内）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当然这中间也包括他犹豫和喝酒的时间。多年之后，我去卡尔斯的时候在塞尔达尔先生那儿看到了这篇文章的全文： 舞台上的死亡 著名演员苏纳伊·扎伊姆在昨晚的演出中被打死 昨晚，民族剧院上演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戏剧。演出中，戴头巾的女孩卡迪菲带着向往文明的火热激情，摘掉了头巾，而后她把枪对准剧中扮演坏人的苏纳伊·扎伊姆，朝他开了一枪。电视机前观看现场直播的卡尔斯人顿时惊恐万分。 三天前，苏纳伊和他的剧团来到了卡尔斯，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了极富革命精神和创造精神的戏剧，给卡尔斯人民带来了光明。昨天晚上，他们的第二场演出再度震惊了卡尔斯。这部戏根据英国作家齐德的作品改编而来，齐德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不过就连莎士比亚都深受他的影响。二十年来，苏纳伊凭着他对戏剧的热爱，一直在安纳多鲁那些被人遗忘的小镇上，在那些空荡荡的舞台和茶馆里为大家演出。在昨晚的演出中，苏纳伊终于结束了他对艺术的追求。这部现代剧有着法国和英国激情主义戏剧的痕迹。演出中，戴头巾女孩的领袖人物卡迪菲突然在舞台上摘掉了头巾，然后在全卡尔斯人惊讶的目光中，她把手中的枪对准了扮演坏人的苏纳伊·扎伊姆，朝他开了一枪。两天前的演出中用的就是真枪，对此仍记忆犹新的卡尔斯人再度受到了惊吓。观众们十分清楚人们通常会通过戏剧来摆脱世俗和宗教的压力，不过他们始终也没能弄明白倒在血泊里的苏纳伊是不是真的死了。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忘记他临终前所说的话，也不会忘记这位把生命奉献给了戏剧的艺术家。 塞尔达尔先生把苏纳伊修改过的稿子又给在座的人读了一遍。“我一定会按照您的要求把这篇文章登在明天的报纸上，”他说,“我有很多的新闻稿都是在事发之前写的，不过这是我第一次祈祷自己的稿子不要成为现实。先生，您不会真死的，对吧?” “我要让自己的作品成为真正的艺术，成为一个传奇，”苏纳伊说,“再说，等到明天早上雪化了，路通了以后，我死不死对卡尔斯人来说将不再重要。” 他和他的妻子对视了一眼。他们看对方的时候是如此的深情，卡都有点嫉妒了。他在想，自己和伊珂也能这样幸福地生活吗? “记者先生，您现在就走，去准备印报纸吧，”苏纳伊说,“你去传令兵那儿拿我的照片底版，好把我的照片登在这期具有历史意义的报纸上。”见他这样说话，卡还以为他已经喝多了，可塞尔达尔一走，他便恢复了常态，说道:“我接受‘神蓝’和卡迪菲提出的条件。”然后，他对冯妲·艾塞尔解释道，按照卡迪菲的要求，要让她摘掉头巾的话，他们就得先放了“神蓝”。 “卡迪菲女士是个一言九鼎的人，我相信彩排的时候我们会配合得很默契的，”冯妲·艾塞尔说。 “你们一起去找她，”苏纳伊说,“不过必须先放了‘神蓝’，等他躲起来以后，告诉卡迪菲女士他已经安全了。这也需要时间。” 苏纳伊并没太在意冯妲希望马上和卡迪菲进行彩排的请求，而是和卡讨论起释放“神蓝”的事情来。我从卡的笔记里发现，他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相信苏纳伊的诚意的。在卡看来，苏纳伊并没有打算在放了“神蓝”以后再派人跟踪他，找到他的藏身之处，然后等卡迪菲在舞台上摘掉头巾以后再把他给抓起来。所有这些都是那些想把奥斯曼·努里·乔拉克上校拉向自己一边的情报人员们策划的，到处都是他们的窃听器和间谍，他们在了解到相关的情况以后便策划了这些。这些情报人员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他们没法从苏纳伊和上校的手中接管卡尔斯，但是他们也试图通过种种渠道去限制苏纳伊的疯狂行为。因为塞尔达尔先生在登报之前就已经通过无线电把自己在酒桌上记下来的那篇文章念给他们听了，所以他们非常担忧，他们认为苏纳伊疯了，认为他不可信。不过，谁也不知道他们对于苏纳伊打算释放“神蓝”的意图了解多少。 不过，今天我认为这些细节对我们这个故事的结局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也不会过多地去描述“神蓝”是如何被放的。苏纳伊和卡决定把这件事交给苏纳伊的锡瓦斯籍传令兵和法泽尔去办。从情报人员那儿了解到法泽尔的住处以后，苏纳伊便派军车把他给带来了。法泽尔看上去有点害怕，这一次他没再让人想起奈吉甫。当他和苏纳伊的传令兵一起去卫戍部队总部的时候，为了摆脱身后的密探，他们走的是裁缝铺的后门。尽管国家情报局的人怀疑苏纳伊会干出点什么荒唐的事情，不过他们并没有作好一切准备，也没有在所有的地方都派上自己的人。之后,“神蓝”被法泽尔他们从卫戍部队总部的牢房里带了出来，在被转达了苏纳伊“不要耍花招”的警告之后，他登上了军车。锡瓦斯传令兵按照法泽尔先前说的，把车开到了卡尔斯河上的铁桥边。随后“神蓝”下了车，按照法泽尔告诉他的，走进了一家橱窗上贴满了塑料球、洗衣粉和香肠广告的杂货铺，然后他在后门上了一辆马车，躲到了篷布下，顺利到达了藏身地。至于马车把“神蓝”带到哪儿去了，只有法泽尔才知道。 做完所有这些事情总共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三点半左右的时候，野橄榄树和栗子树的树荫开始模糊起来，夜幕像幽灵一样开始笼罩在卡尔斯空荡荡的大街上。这时，法泽尔给卡迪菲带来了好消息:“神蓝”已经躲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站在旅馆厨房的后门口，法泽尔像是在看一个来自外太空的人一样，呆呆地看着卡迪菲，不过卡迪菲就像没有注意到奈吉甫一样也没有注意到他。听到这个好消息，卡迪菲高兴地都呆住了，随后她便朝自己的房间跑去。这时，伊珂在楼上卡的房间里已经呆了一个小时了，她正准备要离开。在这一个小时里，我那亲爱的朋友非常幸福，他得到了爱人的爱情誓言。我想在下一章的开头再来讲这一个小时里所发生的事情。 37今晚惟一的主题就是卡迪菲的头发 准备最后一场戏 我曾经提到过，卡是那种因为担心幸福过后接踵而来的便是痛苦而害怕幸福的人。所以我们不难猜出，他在确信幸福不会消失的时候比他亲身感受到幸福的时候还要幸福。一切都很顺利，而且马上又可以见到伊珂了，所以当他离开苏纳伊那里，带着两名卫兵步行回卡尔帕拉斯旅馆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可幸福感越强，他心里的恐惧感也愈盛，他害怕自己会失去这种幸福感。所以我在提到我的朋友周四下午三点钟左右在房间里写的诗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他的这种复杂心情。离开裁缝铺回旅馆的路上，卡又看到了那条黑色的狗，这让他想到了这首名为《狗》的诗。四分钟以后，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写下了这首诗。写诗的时候他既对幸福充满了期待，又害怕会失去幸福，爱情之痛再次传遍了他的全身。在这首诗里，他提到自己小时候是多么害怕狗，还提到了六岁时在“马奇卡公园”玩的时候在后面追他的一条灰狗和一个放狗咬人的坏街坊。之后，卡曾经认为自己之所以这么害怕狗，完全是老天爷对自己童年幸福的一种惩罚。不过他也曾有过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在街上踢足球、采桑椹或是收集口香糖里的球星彩画赌着玩，诸如此类的童年乐趣因为那些追他的狗而变得更加有意思了。 得知卡回旅馆之后过了七八分钟，伊珂便去了他的房间。这个时间长度对卡来说正合适，他正在想伊珂知不知道自己回来了，还想着要去给她报信呢。卡第一次没有觉得伊珂迟到，也没来得及想伊珂是不是已经决定要抛弃自己。他们就这样见面了，所以卡觉得异常的幸福。伊珂的脸上也流露出了轻易不会受挫的幸福的表情。卡告诉她一切都很顺利，她也对卡说了同样的话。因为伊珂问起，所以卡告诉她他们马上就会放了“神蓝”，这和其他好消息一样也让伊珂很高兴。他们就像一对幸福的夫妻一样，害怕别人难过，害怕别人不幸福，害怕这些会影响自己的幸福，他们不仅认为一切都会很顺利，他们甚至还作好了准备要把他们所受的痛苦和流的血统统都给忘掉。他们不止一次地拥抱在一起热吻，不过这次他们并没有倒到床上做爱。卡说，等到了伊斯坦布尔，他们只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拿到去德国的签证，他在使馆有熟人，所以他们不必为了拿签证马上结婚，等到了法兰克福他们就可以想怎么结婚就怎么结婚了。卡说了很多，从图尔古特先生和卡迪菲可以安排好这里的事情然后去法兰克福，一直说到他们到了法兰克福之后住在哪家旅馆。伊珂也提到了父亲对政治的担忧，她还说有些人为了复仇可能会扔炸弹，让卡不要再上街去了。他们被幸福冲昏了头脑，说了很多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约好搭头班车一起离开卡尔斯，他们甚至还要手拉手一起看看窗外被冰雪覆盖的山路。 伊珂告诉卡说她已经开始收拾箱子了。卡让她什么东西也别带，不过伊珂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东西都是她从小就带在身边的，要是这些东西不在身边的话，她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当他们站在窗边望着外面的街道时（那只激发起卡创作灵感的狗时隐时现），在卡的再三要求下，伊珂数了数哪些东西是她必须带的：她母亲买的玩具手表，这是她母亲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给她们姐妹俩买的，卡迪菲的那一块已经丢了，所以伊珂觉得这块非常珍贵；她那已故的舅舅从德国给她带来的一件浅蓝色毛衣，这件毛衣是安哥拉羊毛织成的，因为太贴身所以她在卡尔斯根本没法穿；她母亲给她订做的桌布，这是她母亲给她的嫁妆，上面有银丝绣花，第一次用的时候穆赫塔尔就把果酱滴到上面去了，所以她再也没铺过这块桌布；十七个小酒瓶和香水瓶，刚开始的时候她只是随意收集，不过后来这些成了她的护身符，所以她是不会扔掉它们的；她儿时的照片（卡当时非常想看看这些照片），这些照片是她还在襁褓之中时照的；她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和穆赫塔尔一起买的一件黑色晚礼服，这件礼服是天鹅绒的，不过因为后背露的太多所以穆赫塔尔只准她在家穿；一条带花边的绸子披肩，她买这条披肩是想把它披在晚礼服的外面，也是为了说服穆赫塔尔准许她穿晚礼服出去；她的那双仿鹿皮皮鞋，因为害怕卡尔斯的泥会把它弄脏，所以她一直没舍得穿；还有就是一颗很大的玉石吊坠，因为她当时正好带在身边，所以拿出来给卡看了看。 四年后，在卡尔斯市长举办的一次晚宴上，伊珂正好坐在我的对面，我看到她脖子上的黑缎带下就挂着这块吊坠。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跑题了，恰恰相反，我刚刚讲到问题的关键：伊珂太美了，她的美不是我或是通过我的描述你们所能想像得到的。在那次晚宴上，我第一次见到伊珂，看到她之后我的心里充满了爱慕和惊讶，脑子一片混乱，就连有关我朋友的那本失踪了的诗集的一段段故事也在那一刻在我的眼前演化成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我肯定是那个时候我决定了要写这本书，不过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完全被伊珂的美丽征服了。坐在这样一个绝世美人面前，我感到无所适从，感到自己要被融化，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心里很清楚，晚宴上这一大群人都在装假，他们只不过是想和我这样一个来卡尔斯的作家说上一两句话或是借此机会中伤他人，所有这些空洞的谈话惟一的目的就是要在众人和我的面前掩盖伊珂的美貌。与此同时，一股强烈的爱慕之情噬咬着我的心，我非常害怕这种感觉会演变成爱情。就和我死去的朋友卡一样，我也想和如此美丽的女人一起去品尝爱情，哪怕只一会儿也好!过去我一直认为卡浪费了他最后几年的生命，不过这种想法顷刻之间就发生了转变，我觉得只有和卡一样具有深邃思想的人才能获得这样一个女人的芳心。我能说服伊珂，把她带到伊斯坦布尔去吗?我要告诉她我要和她结婚，我要她做我的情人，我想和她一起死!她的额头很宽，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嘴唇和美琳达的一样动人，我连看都舍不得多看一眼……可她是怎么看我的呢?她和卡一起谈论过我吗?我一口酒都还没喝，可我的心早已飞了。突然，我发现坐在不远处的卡迪菲注视着我。不过现在我必须回到故事里来了。 卡和伊珂站在窗前，卡接过玉石吊坠给伊珂戴在脖子上，然后轻轻地吻了她一下。他什么也没想，只是不停地对伊珂说他们在德国会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时，伊珂看见法泽尔迅速地走进了院子。过了一会儿她便下了楼，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碰到了卡迪菲。卡迪菲肯定是在那儿把“神蓝”获释的好消息告诉了她，然后姐妹俩便回了她们的房间。我不知道她们在里面都说了些什么，都做了些什么。此刻的卡坚信自己一定会获得幸福，他在楼上的房间里充分体会着幸福，满脑子想的都是新的诗，连姐妹俩去了哪儿都顾不上了。 正如后来我通过气象资料得知，当时天气非常晴朗。一整天的时间，太阳把房檐和枝条上挂着的冰溜子都给晒化了。距离天黑还早着呢，不过城里传言四起，说今天晚上路就要通了，戏剧演员的政变也即将结束。多年以后仍然还有人记得当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告诉我，这个时候卡尔斯电视台已经开始通知大家晚上去民族剧院欣赏苏纳伊·扎伊姆剧团表演的新戏剧。电视上说，安全部队今晚将会在舞台周围警戒，不会允许任何针对观众的过激行为出现，大家不用买票就可以带上家人一起去欣赏这部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因为考虑到两天前的流血事件可能会让大家对这部新剧敬而远之，所以他们安排了电视台最受欢迎的年轻主持人哈坎·厄兹盖来广播通知。不过这样做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只是给城里增添了几分恐怖的气氛，大街上早早的就已经空无一人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民族剧院肯定还会发生暴力事件，所以除了那些昏了头、想亲眼见证会发生什么事的人之外（在这里，我必须要声明，可不能小瞧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不能小瞧那些心情郁闷、有暴力倾向的左派分子，不能小瞧那些热情的、无论如何都要去凑个热闹的、戴着假牙的老年人，也不能小瞧那些非常钦佩苏纳伊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大家都想晚上看电视转播。就在这个时候，苏纳伊又和奥斯曼·努里·乔拉克上校见了一面，他们也觉得今天晚上可能没有人去剧院，所以下令把宗教学校的学生集中起来，用军车把他们拉到剧院来，同时他们还要求从高中、教师之家和政府机关里找到一定数量的教师和职员，让他们穿上夹克打上领带来剧院。 后来有人在裁缝铺里一个满是灰尘的小房间里看到苏纳伊躺到了碎布头、废纸和空纸箱子上面。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喝醉了，而是因为苏纳伊觉得软床会让自己的身体退化，所以多年来他一直习惯于在重要的演出之前躺在粗糙的硬床上睡觉。不过睡觉之前他和妻子又大声讨论了一下还没最终定稿的剧本，然后派军车把她送到了卡尔帕拉斯旅馆，好让她和卡迪菲开始彩排。 一进卡尔帕拉斯旅馆，冯妲·艾塞尔便熟门熟路地径直去了俩姐妹的房间。她用她那尖尖的嗓门很快就和她们聊得热乎了起来。我敢说冯妲·艾塞尔在戏外的演技要更胜一筹，她的眼睛看的是清纯美丽的伊珂，可她心里想的却是卡迪菲今天晚上要扮演的角色。我敢说，从她丈夫的重视程度她也知道这个角色十分重要。二十年来，冯妲扮演的一直是被压迫、被强奸的妇女，她在台上只有一个目的：作为牺牲品去谴责男人们的性欲!她认为结婚、离婚、戴上头巾或是摘掉头巾都只是很平常的一种手段，为的是让女人显得楚楚可怜，更加吸引人。从这一点来看，也许不能说她完全理解了她所扮演的那些宣扬阿塔图尔克主义的角色，但是在有关女主人公的性欲和社会责任的问题上，那些设计角色的男性作家们也绝对没有比她想得更深，想得更细。那些男作家偶尔会给角色设计感性的一面，而冯妲·艾塞尔很自然地就把这种感性渗透到了戏外的真实生活。比如说：进房间没过多久，她就建议卡迪菲解开头发进行彩排。卡迪菲大大方方地解开头发以后，她先是惊叫了一声，然后说道:“你的头发太有光泽、太漂亮了，我都无法移开我的视线了。”她让卡迪菲坐到镜子跟前，用一把云母制成的仿象牙梳子给她梳着头。她一边梳一边对卡迪菲说，舞台上真正的主题不是台词而是演员的形象。她说:“随便他们怎么说吧，你的头发一定会迷死那些男人的!”然后她亲了亲卡迪菲的长发，这让思维有点混乱的卡迪菲顿时觉得舒服了很多。她很聪明，她知道自己已经打动了卡迪菲，接着她便老练地把伊珂的注意力也给引到了这部戏上。随后她从包里掏出一小瓶白兰地，往扎黑黛送过来的茶杯里倒。卡迪菲不愿意喝酒，她便在一旁煽风点火,“今天晚上你就要解开头发了”，听了这话，卡迪菲便哭了起来。见卡迪菲哭了，她便轻轻地吻着卡迪菲的脸颊、脖子和手。接下来，为了逗姐妹俩开心，她把苏纳伊的一部不为人知的杰作——《无辜女招待的内心独白》的剧本读给她们听。不过，这并没有让她们破涕为笑，反而让她们更加伤心了。后来当卡迪菲说“我想练练台词”时，她说“今晚惟一的主题就是你的一头秀发，卡尔斯的男人都会为之倾倒，不仅如此，就连女人们都会既妒又爱，都会想要摸摸你的长发”。她一边说一边往自己和伊珂的杯子里倒了一点点白兰地。她说自己在伊珂的脸上看到了幸福，而在卡迪菲的目光中则看到了勇气和愤怒，她都分不出来姐妹俩谁更漂亮了。冯妲·艾塞尔的这股子兴奋劲一直持续到图尔古特先生进来，他的脸上红一阵青一阵。 “刚刚电视里说戴头巾女孩的领袖卡迪菲将会在今晚的演出中摘掉头巾，”图尔古特先生说,“这是真的吗?” “我们去看看电视里怎么说的!”伊珂说。 “先生，请允许我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冯妲·艾塞尔说道,“我就是伟大的戏剧演员、新近崛起的政治人物——苏纳伊·扎伊姆的爱人冯妲·艾塞尔。我首先祝贺您培养出了两个这么优秀的女儿。我希望您不要为卡迪菲勇敢的决定而担忧。” “可这座城市里那些狂热的宗教分子不会放过我女儿的。”图尔古特先生说。 为了看看电视里是怎么说的，大家一起去了饭厅。冯妲·艾塞尔拉着图尔古特先生的手，以她丈夫的名义，以主宰全城命运的苏纳伊的名义向他保证，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的。这时，卡听到饭厅里的嘈杂声下了楼。他从幸福的卡迪菲那儿知道“神蓝”已经被放了。他还没有发问，卡迪菲便告诉他说自己会遵守承诺，会和冯妲女士一起准备好晚上的演出。冯妲·艾塞尔则在一旁用甜言蜜语劝说着图尔古特先生，让他不要阻拦卡迪菲参加演出。饭厅里所有的人都在盯着电视，时而还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这八到十分钟，卡认为也是自己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他幻想着自己是一个快乐大家庭的一分子，他坚信自己一定会获得幸福。时间还不到四点，卡面带微笑，看着伊珂，整个饭厅笼罩在一种很温馨的氛围当中。 就在这时，卡看到法泽尔站在饭厅的门口。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卡打算先把他带到厨房去，然后听听他想说些什么。不过这个年轻人没让卡碰自己，他站在门口，像是被电视里的某个镜头吸引住似的，惊讶地看着里面这一大群快乐的家伙。卡好不容易才把他给拉到厨房，不过这些没能逃过伊珂的眼睛，于是她也跟着进了厨房。 “‘神蓝’想和您再谈一次，”法泽尔很高兴自己能搅了大家的兴致,“关于某个问题，他的想法有所改变。” “什么问题?” “他会告诉你的，马车十分钟后来接你。”说完他便离开了。 卡的心跳开始加快了，不仅因为他今天已经不想再出去了，而且还因为他有点害怕。 “千万别去，”伊珂说出了卡的心里话,“但是他们把车都已经安排好了。一切都会变得很糟糕的。” “不，我要去。”卡说。 他一点都不想去，可他为什么要说去呢?老师提的问题，明明不知道答案却还是举了手，没有买真正想要的毛衣而是花同样的钱买了件更差的，类似的事情他以前干过很多次。可能是好奇心在作祟，也可能是因为他害怕幸福。他们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卡迪菲，而是一起回到了房间。卡太希望伊珂能说出某些话或是做出某件创造性的事情，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反悔，留在旅馆里。可当他们站在窗前，朝窗外望去的时候，伊珂只是翻来覆去地重复那几句话:“别去，今天你别出去了，不要让我们的幸福有危险……” 卡就像一个待宰的牺牲品似的一边听她说话，一边望着窗外。马车一进院子，他的心里便咯噔了一下。离开房间时，他没有亲吻伊珂而只是拥抱了她一下。为了避开大厅里的卫兵，他穿过厨房，愤愤地上了马车，躲到了篷布底下。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觉得此次马车之行将会不可避免地改变他的生活，千万不要以为接受“神蓝”的召唤将会是卡生命的转折点。我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卡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彻底改变他的命运，过上幸福的生活。可很多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之后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十分后悔，他甚至想过千百次，要是伊珂当时在房间里能说出合适的理由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去“神蓝”那儿了。不过他也不知道伊珂当时应该说个什么样的理由。 我们可能会觉得此刻躲在马车上的卡是个向命运低头的人。他很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躲在这儿，他在生自己的气，看什么都觉得不顺眼。他有点冷，他害怕会生病，他也没有指望“神蓝”那儿会有什么好事等着自己。和上次躲在马车里一样，他非常留意街上的动静，但是对于马车会把自己带到哪儿去却根本没在意。 马车停了下来，车夫捅了捅卡，随后卡便从篷布下钻了出来。他压根儿就没想自己到了哪儿，便走进了一栋旧楼房。楼很旧，墙面都已经褪了色，这样的楼卡以前见到过很多。顺着狭窄的楼梯上了两层以后（高兴的时候他还会记得曾经有扇门，门前摆着很多鞋，透过门缝他还看到了一个机灵的小孩），卡进了一间房（房门打开着），在里面他看到了韩黛。 “我决定了，我要保持自己的本色。”韩黛微笑着说道。 “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留在这儿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很幸福，”韩黛说道,“现在我已经不再害怕在梦里会变成另一个人了。” “可在这儿很危险，不是吗?”卡说。 “是的，可人只有在危险的时候才能专心地面对生活。”韩黛说,“我知道自己不可能专心去做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去解开自己的头发。在这儿我能和‘神蓝’先生共同开创事业，我感到很幸福。在这儿您能写出诗来吗?” 卡是两天前在饭桌上认识她的，可现在卡却觉得她很陌生。韩黛，她想把自己和“神蓝”之间的亲密关系表露到什么程度?她打开旁边的房门，卡走了进去。“神蓝”正坐在一台黑白电视机前看着电视。 “我肯定你会来的。”“神蓝”满意地说道。 “可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卡说。 “因为你心存不安。”“神蓝”就像是什么都知道似的说道。 他们彼此厌恶地看着对方。俩人心里都很清楚，此刻的“神蓝”正是得意洋洋，而卡却是懊恼万分。这时韩黛关上门出去了。 “我要你告诉卡迪菲，让她不要参加今晚这场卑鄙的演出。”“神蓝”说道。 “这个消息，你可以通过法泽尔告诉卡迪菲呀?”卡说道，不过从“神蓝”脸上的表情他看出来,“神蓝”并不知道法泽尔是谁。“就是你派去叫我的那个宗教学校的学生。” “哦，”“神蓝”说道,“可卡迪菲并不把他当回事。除了你，她谁也不当回事。只有从你的口中她才会知道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多么坚决。也许，她已经决定不摘掉头巾了。至少在看了电视上令人作呕的预报之后，她会作出这样的决定的。” “我离开旅馆的时候，卡迪菲已经开始彩排了，”说这番话的时候，卡的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 “你告诉她，我不同意她这样做!她不是自己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她是为了救我才作出这样的选择。她是为了我才同意和政府作交易的，可现在她已经没有必要遵守她的诺言了。” “我会把这些告诉她的，”卡说道,“不过我可不知道她会怎么做。” “你想说的是，无论卡迪菲做什么都没有你的责任，是吗?”卡没有说话。“神蓝”接着说道,“如果卡迪菲今晚去参加演出，如果她摘掉头巾，你是要负责任的。做交易的人是你。” 自从来到卡尔斯以后，卡第一次感觉如此的心安理得。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坏人说话就得有个坏人的样子。“他们的确是用你来交易的。”卡试图安抚“神蓝”，盘算着自己怎样才能不激怒“神蓝”，全身而退。 “你把这封信交给她，”“神蓝”递过一个信封说道,“卡迪菲没准会不相信你。”卡接过信封后,“神蓝”接着说道:“那份声明是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商定的，你回到法兰克福以后一定要让汉斯·汉森把它登到报上。” “一定。” “神蓝”的眼神告诉卡他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早上被关在死囚牢房里的时候“神蓝”要平静得多，现在他得救了，但他却并没有感觉到幸福，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下半辈子将在愤怒中度过。卡后来才发现,“神蓝”已经察觉到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了。 “你可以在这儿，也可以在你那亲爱的欧洲模仿那些欧洲人，像个寄生虫一样生活下去。”“神蓝”说。 “我只要能幸福就行了。” “走，你快给我走，”“神蓝”喊道,“你给我记住，只安于幸福的人是不会幸福的。” 38我们绝不是想让您难过 被迫 “做客” 的经历 卡很高兴能从“神蓝”那儿离开，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和“神蓝”之间存在着某种可恶的联系，这绝不是简单的爱或是憎，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联系，因为出了门之后卡发现自己竟然还有点想念“神蓝”了。乐于助人的韩黛走到卡的身边，卡觉得她太单纯了，就像是没脑子一样，不过他的这种优越感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韩黛让他给卡迪菲带个好，还让他转告卡迪菲，不管她今晚在电视里（是的，她没有说剧院而说的是电视）是否摘掉头巾，她都会支持她的。然后，她还告诉卡出了楼门之后怎样走才能不被便衣警察发现。 卡焦急不安地离去了。下了一层楼以后，他突然想到了一首新诗，于是他坐到楼梯口的台阶上，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把诗给记了下来。 这是卡在卡尔斯写的第十八首诗。要不是有他自己作的笔记，可能谁也不知道这首诗是他写给他这一生中既爱又恨的那些人的。在谢希利进步高中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包工头的孩子，家里很有钱，他参加赛马会获得过巴尔干地区的冠军，虽然他被家人宠坏了，不过他很独立，卡很欣赏他；他母亲有一个高中同学，是白俄罗斯人，她的儿子是个独生子，很小便失去了父亲，这个孩子脸很白，高中时便开始吸毒，他给人的感觉很神秘，对什么都无所谓，可什么都懂；在图兹拉军训的时候，附近的连里有个家伙，长得很帅，话不多，他曾经捉弄过卡（他把卡的帽子藏了起来）。卡很厌恶这些家伙，不过在心里又对他们有那么丁点儿的好感，这首诗便把这两种感情糅合在了一起。诗的标题是《嫉妒》，卡想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复杂感受，可在诗里他却说的非常玄乎：他觉得这些人说的话，这些人的灵魂已经渗入到了他的内心深处。 刚从楼里出来的时候，卡都弄不清自己是在卡尔斯的什么位置。下了一个坡以后，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哈利特帕夏大街。这时他很自然地转过身，朝“神蓝”的藏身之处看了一眼。 身边没有卫兵，所以回去的路上卡一直都很担心。走到市政大楼的时候，一辆民用车开到了他的跟前。 “卡先生，您不要怕，我们是警察。您上车吧，我们把您送回旅馆。” 卡正在想着是在警察的保护下回旅馆更安全，还是在市中心让人看见自己上了警车更安全，就在这时，车门开了，卡看到车里坐着一个身材魁梧、似曾相识的人（是他在伊斯坦布尔的远房叔叔，对，是玛赫穆特叔叔）。和刚才的彬彬有礼完全不同，他一把就把卡拽进了车里，之后车子马上就发动起来了。卡的脑袋上挨了两拳，是这个时候挨的，还是刚才上车的时候挨的?卡很害怕，车里很黑，坐在前面的一个家伙（不是玛赫穆特叔叔）一直在骂着很难听的话。当卡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诗人尼嘎尔大街上住着一个人，每当小孩把球踢进他家院子的时候，他就会这样骂他们。 卡没有开口说话，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孩子似的。车（现在他想起来了，这辆车并不是卡尔斯的便衣警察们开的雷诺车，而是一辆很气派、车身很宽的雪佛莱车）就像是要处罚一个耍脾气的小孩似的穿梭在卡尔斯黑乎乎的街道里，转了一大圈之后开进了一个院子。“看好脚下的路，”他们说道，然后便架着他上了两层楼。上去之后，卡确信连同司机在内的这三个人不是伊斯兰分子（伊斯兰分子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车去）。他们也不是国家情报局的，因为国家情报局的人——至少有一部分——是和苏纳伊合作的。没过多久，卡便发现自己被带到了一间房子的窗户跟前，透过这些窗户可以看到阿塔图尔克大街。这是一间老式的亚美尼亚房子，天花板很高。有两扇门，一扇开着，一扇关着。房间里有一台打开的电视机、一张桌子（桌子上满是脏盘子、橙子和报纸）、一台磁电机（这可能是待会儿对他上电刑时要用的）、一两部对讲机、手枪、花瓶，还有镜子……卡明白自己落到了特别行动队的手里。他很害怕，不过当他看到房间另一头的“铁腕”时，他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就算“铁腕”是个刽子手，他好歹也算是个熟人了。 “铁腕”扮的是红脸，对于他们就这样粗暴地把卡带来，他表现得好像很过意不去。卡估计玛赫姆特大叔可能扮的是黑脸，所以他转向“铁腕”，仔细听他提出的问题。 “苏纳伊想干吗?” 连同齐德的《西班牙悲剧》在内，卡把一切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 “他为什么要放掉‘神蓝’那个疯子?” “为了让卡迪菲同意在演出时摘掉头巾，”卡突然灵光一现，用了一句象棋术语,“这也许是一招‘弃子’吧，不过这样可以摧毁卡尔斯那些伊斯兰政客的士气!” “可谁知道这个女孩守不守信用呢?” 卡告诉他说，卡迪菲答应参加演出，不过谁也不敢肯定。 “‘神蓝’现在藏在哪儿?”“铁腕”问道。 卡说他也不知道。 他们问卡从哪儿回来，身边怎么没有卫兵。 “散步回来，”卡回答道。和卡估计的一样，听到他的回答以后,“铁腕”便静静地离开了房间，玛赫姆特大叔随即恶狠狠地走到了他的面前。他威胁卡，告诉他什么是国家利益，给他分析什么是政治。和刚才在车上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一样，他也懂很多不堪入耳的脏话，他就像个不顾咸甜给每块面包都涂上厚厚一层番茄酱的孩子一样，把他知道的那些脏话都用到了卡的身上。 “你以为你在做什么吗?你藏匿了一个受伊朗资助、双手沾满鲜血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玛赫姆特大叔问道,“要是他们上台执政的话，他们会怎样对待你这样去过欧洲、有着菩萨心肠的自由主义者，你难道不知道吗?”卡说自己知道，不过玛赫姆特大叔还是眉飞色舞地描绘起伊朗的毛拉们上台之后如何烧死那些曾经和他们合作过的民主人士和共产主义者：他们会在这些人的屁眼里塞上炸药，然后把他们炸到天上去；他们会把那些妓女和同性恋都枪毙掉；除了宗教书籍之外，他们禁止出版其他的刊物；像卡这样的假斯文，他们会先剃光他的头发，然后再没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诗集……说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后，他又凶神恶煞地问卡,“神蓝”躲在哪儿，他刚才去了哪儿。卡又重复了刚才的回答，于是玛赫姆特大叔面带愠色地给他戴上了手铐。“我要给你点厉害瞧瞧。”他说道，然后便照着卡的脸给了几拳，扇了他几个耳光。 我在卡的笔记中找到了五个重要的原因，这些原因可以证明当时的这顿揍并没有让卡太难过。我现在就把这些原因如实地写出来，希望读者们不要介意。 1根据卡对幸福的理解，人这一生要碰到的好事和坏事是一样多的。他现在挨了揍，不过在他看来，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和伊珮珂一起去法兰克福。 2凭感觉，卡认为在特别行动队的眼里自己和卡尔斯的瘪三、罪犯和流浪汉还是有区别的，他估计自己不会再受更多的刑罚了。 3卡觉得自己挨的揍肯定会让伊珮珂更加同情自己。 4两天前也就是星期二的傍晚时分，当他在警察局里看到穆赫塔尔满脸是血的时候，他还傻乎乎地认为，挨警察的揍能够消除人们对于国家的贫困状况所感到的内疚。 5尽管挨了揍，可他并没有说出“神蓝”的藏身之处，他觉得很自豪。 最后这个原因要是放到二十年前的话会让卡更加满意，不过现在已经过时了，所以他只是觉得自己有点傻。鼻血一直流到了嘴角，略微带点咸味，这让卡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他的鼻子最后一次流血是什么时候?玛赫姆特大叔和其他人都聚在电视机前，把他遗忘在了这个昏暗的角落里。趁着这个时间，卡回忆起童年时关窗户时撞上了自己的鼻子，踢足球时球砸到过鼻子，以及当兵时在一次推搡中自己鼻子上挨过一拳。天色变黑了,“铁腕”和他的同伴们聚集在电视机的周围看着《玛丽安娜》，而卡却待在角落里，鼻子流着血，他就像个孩子似的，虽然挨了揍，不过还是很高兴大家忘掉了自己。一度他非常害怕他们搜身，这样他们就会发现“神蓝”的字条。很长一段时间，他惴惴不安地和其他人一起看《玛丽安娜》，他想图尔古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们肯定也正在看这部电视剧。 插播广告的时候,“铁腕”站起身来，拿起桌上的磁电机问卡知不知道那是干吗用的。见卡沉默不语，他便自己说出了磁电机的用途，随后他像一个手执棍棒威胁孩子的父亲似的沉默了一会儿。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玛丽安娜吗?”电视剧开始的时候他问道,“因为她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这让我很头疼。你们说要民主，可你们却和伊斯兰分子合作……你们说要人权，可你们却和恐怖主义杀手作交易……你们说向往欧洲，可你们却奉承那些西方的敌人——伊斯兰分子……你们说男女平等，可你们却支持那些把女人的头发盖起来的男人们。你说欧洲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可你做的和你想的却不是一回事!你不可能成为欧洲人的!你知道欧洲人会做些什么吗?要是汉斯·汉森把你们那份愚蠢的声明发表出来，而且欧洲人也很重视，派一个代表团来卡尔斯的话，这个代表团首先会感谢军方，谢谢他们没有把这个国家交到伊斯兰政客的手里。当然了，这些同性恋们回到欧洲之后肯定会抱怨卡尔斯没有民主。你们既抱怨军队，但为了躲避伊斯兰分子的残害，你们又不得不寻求军队的保护。这些你都知道的，所以我就不对你用刑了。” 卡心想,“好事”该上场了，他们一会儿就会放了他，他没准儿还来得及赶回图尔古特先生和他女儿们的身边，和他们一起欣赏这一集《玛丽安娜》的结尾。 “不过，在放你回旅馆和你的情人见面之前，我想告诉你点事情，这些事情都和你现在所保护的、与之交易的那个恐怖分子有关，”“铁腕”说道,“但你首先得记住一条：你从没来过这个写字楼。再说，我们过一个小时左右就会离开这儿的。我们要去宗教学校宿舍的顶楼，我们会在那儿等你。也许你会想起来‘神蓝’躲在哪儿，想起刚刚你是在哪儿‘散步’的。当苏纳伊脑子还清醒的时候，他已经把你保护的那个长相英俊、有着一双蓝眼睛的家伙所干过的事情告诉你了：他残忍地杀害了一个愚蠢地侮辱圣人的电视播音员，他还策划了你亲眼目睹的教育学院院长被杀一案。除了这些，国家情报局勤奋工作的监听人员们还知道一件事情，不过为了不让你伤心，一直都没人告诉过你。我们觉得还是让你知道这件事情比较好。” 之后的四年里，卡就像一部回放电影的机器一样一直在回想着自己的过去。对于“铁腕”接下来说的这件事情，他一直耿耿于怀。他是多么希望他说的是其他的事情啊! “你一直期待着和伊珂女士一起逃到法兰克福，过上幸福的生活。可她曾是‘神蓝’的情妇。”“铁腕”柔声说道,“根据我手头上的资料，他们的关系早在四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伊珂女士已经和穆赫塔尔先生结婚了，就是前天那个自愿放弃市长候选人资格的穆赫塔尔。这个弱智以前是个左派分子，还当过诗人——你别介意——因为‘神蓝’要把城里年轻的伊斯兰分子组织起来，所以他还在自己的家里热情地接待过‘神蓝’。可当他在家用电器店里卖电炉的时候,‘神蓝’却在他的家里和他的老婆发生了关系。可惜的是，他一点也不知情。” “这些话是你早就编好的，不是真的。”卡心想。 “最先发现这个的——当然是在情报局的监听人员之后——是卡迪菲女士。伊珂女士和她丈夫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于是她用自己的妹妹来上大学作为借口，和卡迪菲搬了出去。‘神蓝’还是经常来卡尔斯，还是住在他的崇拜者——穆赫塔尔那儿。卡迪菲一上学，这对狗男女便在她们的新住处幽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图尔古特先生来到卡尔斯、父女三人住进卡尔帕拉斯旅馆为止。此后，加入了‘戴头巾女孩’组织的卡迪菲取代了她姐姐的角色。我们手头上的证据显示，有一段时间‘神蓝’和这姐妹俩都保持着关系。” 卡的眼眶湿润了，但他强忍住泪水，避开“铁腕”的目光，扭过头朝窗外阿塔图尔克大街上的路灯望去。路灯已经亮了，不过在卡看来，此刻就连路灯都在颤抖，都显得格外忧郁。 “你只不过是因为心肠太软才不愿意告诉我们这个恶魔的藏身之处，我说这些只是想让你知道你这样做有多么错误。”“铁腕”说道,“我绝不是想让你难过。也许离开这儿以后，你就会认为我所说的这些都是我编的瞎话而并不是监听人员多年来辛苦工作获得的情报。为了不让你们在法兰克福的幸福生活蒙上阴影，伊珂女士也许会想方设法让你相信这些都是谎言。你的心肠太软，也许你会受不了，不过为了让你完全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请允许我读几段情话，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花大价钱录下来，然后让文书们打印出来的。” “比如：伊珂女士说:‘亲爱的，亲爱的，没有你的日子太难熬了’，这是在四年前的八月十六号，一个炎热的夏日里说的，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分别……两个月后当‘神蓝’来卡尔斯举行一个名为‘伊斯兰教和禁婚’的演讲时，他从小卖部、茶馆给她打电话，一天之内整整找过她八次，他们互诉衷肠，说自己有多么爱对方。两个月后的某段时间，伊珂正在犹豫要不要和‘神蓝’一起逃走，她对‘神蓝’说，人的一生只能有一个爱人，而她的爱人就是他。还有一次因为她吃麦尔祖卡（‘神蓝’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婆）的醋，所以她告诉‘神蓝’说她父亲在家的时候他们做不了爱。最后就是这两天他们通了三次电话!可能今天也通话了。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不过这并不重要，你可以问问伊珂女士他们究竟都说了些什么。非常抱歉，我觉得我说的这些已经足够了，请你别哭，让他们把你的手铐打开。你洗洗脸，要是你愿意的话就让他们把你送回旅馆。” 39一起哭的乐趣 卡和伊珮珂在旅馆 卡想步行回去。血从卡的鼻子一直流到他的嘴角和下巴上，他用水好好地洗了把脸，然后就像是自愿来做客似的，对房间里的土匪们诚恳地说了声再见，然后便走了出去。阿塔图尔克大街上的路灯很暗，卡就像是喝多了酒一样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走着走着，他便稀里糊涂地拐到了哈利特帕夏大街上。走到小日用品商店门前的时候，他听到里面还是在放佩皮诺·迪·卡普里的《罗伯塔》，于是他马上就伤心地哭了起来。正在这个时候，卡碰到了一个瘦瘦的帅小伙，三天前，在从埃尔祖鲁姆来卡尔斯的车上坐在卡身边的就是这个小伙子，睡着的时候他的头还搭到了卡的身上。卡尔斯城的人们还在看《玛丽安娜》，可是很不巧，卡先是在哈利特帕夏大街上碰到了律师穆扎菲尔先生，而后当他拐到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上的时候，他又碰到了公交公司经理和他那位上了年纪的朋友，他第一次去萨德亭教长修道院的时候见过他们。透过这些人的眼神，卡知道自己的脸上还挂着泪珠。他已经在这条街上转悠过好几天了，所以就算闭上眼他也知道路旁是什么地方，都有些什么人——结了冰的橱窗、挤满人的茶馆、让人记起卡尔斯也曾经辉煌过的照相馆、微微颤动的路灯、里面陈列着羊奶酪的杂货店橱窗、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和黑山大街拐角处的便衣警察。 就要进旅馆的时候，卡碰到了卫兵。卡告诉他们什么事也没有，然后便尽量避开旁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一倒在床上便抽泣起来，哭了很长时间才停下来。他躺在床上，倾听着外面的世界。虽然这个过程只有一两分钟，可卡觉得就像童年时无尽的等待一样漫长。就在这时，门敲响了：是伊珂。她说从大厅值班的小伙子那儿得知他有点异样，她马上就赶过来了。伊珂一边说，一边打开了灯。灯光下她一看到卡的脸，便害怕地闭上了嘴。俩人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已经知道你和‘神蓝’的事了。”卡嘟囔道。 “他自己说的吗?” 卡把灯关掉，嘟囔道:“‘铁腕’和他的同伙把我抓去了。他说他们监听了四年你们的电话。”他又倒在床上，开始哭起来,“我现在想去死。” 伊珂抚摸着他的头发，不过这让他哭得更厉害了。其实，当一个人认定自己永远不会幸福的时候，除了失落之外他还会觉得轻松。伊珂躺到床上，抱住了卡。他们一起哭了起来，这让他们抱得更紧了。 黑暗中，伊珂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回答着卡的问题。她说这一切都归咎于穆赫塔尔：他非常崇拜“神蓝”，他不但邀请这个伊斯兰政客来卡尔斯，在家里接待他，他还向“神蓝”炫耀自己的老婆是个尤物。而且那段时间他对伊珂很差，因生不了孩子而责怪她。卡也知道的,“神蓝”能说会道，他的身上有很多东西招怨妇的喜欢。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之后，为了不把事情弄糟，她作了很多的努力!起初是为了不让穆赫塔尔知道他们的事情，她很爱穆赫塔尔，她不想让他难过；后来则是为了摆脱这场愈演愈烈的爱情。一开始的时候，她之所以迷上“神蓝”是因为“神蓝”比穆赫塔尔更优秀。每当穆赫塔尔在他根本就不懂的政治问题上胡说八道的时候，她都会觉得很难为情。“神蓝”不在的时候，穆赫塔尔也总是称赞他，还说他应该经常来卡尔斯，他还经常告诉伊珂，让她对“神蓝”更好一点，更亲近一点。就连她和卡迪菲搬出去以后，穆赫塔尔也没有发现她和“神蓝”之间的暧昧关系。只要“铁腕”之类的人不告诉他，他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不过卡迪菲很精明，当她第一天来到卡尔斯的时候，她就已经明白了。并且她也是为了接近“神蓝”才去接近那些戴头巾的女孩的。伊珂从小就非常了解卡迪菲的脾气，所以她很快就觉察到了卡迪菲对“神蓝”的企图。当她发现“神蓝”对卡迪菲也很感兴趣的时候，便对“神蓝”冷淡了下来。她想要是“神蓝”对卡迪菲感兴趣的话，自己就可以摆脱他了。她的父亲来到卡尔斯之后，她便成功地躲开了“神蓝”。卡本来都要相信伊珂说的这些，认为她和“神蓝”之间的关系不过是过去的一个错误罢了，可是伊珂突然激动起来，说,“其实‘神蓝’爱的是我，不是卡迪菲”。这太让卡意外了，他问她现在是怎么看待这个“坏家伙”的。伊珂回答说她不想再提这个话题，说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她只想和卡一起去法兰克福。这时，卡想起来就这两天伊珂还和“神蓝”通过电话。对此，伊珂辩解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和她通电话会暴露自己的藏身之处，这点政治常识“神蓝”还是有的。卡随后说“我们永远也过不上幸福的生活了”，而伊珂则抱住他说“不，我们要去法兰克福，在那儿我们会幸福的”。在伊珂看来，那时卡已经相信了她的这些话。之后，卡又哭了起来。 伊珂也紧紧地抱住卡，和他一起哭了起来。在后来所做的笔记中，卡这样写道：此刻他生平第一次发现（也许伊珂也是生平第一次发现）和别人抱在一起大哭、徘徊在挫折和新生活之间除了让人感到痛苦之外，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快感。因为伊珂能和自己一起抱头痛哭，所以卡更加爱恋伊珂了。他一边搂住伊珂大哭，一边琢磨着接下来要做些什么，潜意识中还在留意着旅馆内外的动静。时间已是下午六点,《边境城市报》明天的报纸已经印好了，萨勒卡默什大街上铲雪机正在紧张地清除着路上的积雪，而冯妲·艾塞尔已经高高兴兴地用军车把卡迪菲带到了民族剧院，卡迪菲都已经开始和苏纳伊彩排了。 过了半个小时，卡才告诉伊珂,“神蓝”有封信要给卡迪菲。刚才这段时间里，他们一直都在抱头痛哭，卡也曾试着要和伊珂做爱，可他的心里既害怕、犹豫，又充满了嫉妒，所以只好作罢。这时卡向伊珂问起她最后一次见“神蓝”是什么时候，他坚持认为伊珂和“神蓝”每天都秘密见面，秘密交谈，而且每天都会做爱。卡还记得伊珂起初非常生气，认为他不信任她，不过考虑到他说这番话是因为一时冲动，所以伊珂的态度有所缓和，而他对于自己的问题能够刺痛伊珂则感到十分满足。生命的最后四年里，卡一直都十分懊悔和内疚，他承认他这一生都在用尖刻的话语刺伤别人，并以此来衡量别人对自己的爱究竟有多深。所以当他问伊珂是不是更爱“神蓝”的时候，他在乎的并不是伊珂的回答，而是伊珂对他这个问题的忍耐度。 “因为我和他发生过关系，所以你就用这些问题来惩罚我!”伊珂说。 “你之所以想和我在一起，完全是为了忘记他，”卡说道。从伊珂的表情上，卡知道自己说对了。不过这回他并没有哭，也许是因为哭得太多了，所以他觉得心里有某种力量在支撑着自己。“‘神蓝’有话要告诉卡迪菲。”他说道,“他想让卡迪菲反悔，他不想让卡迪菲上台演出，也不希望她摘掉头巾。他的态度很坚决。” “我们不要告诉卡迪菲这些。”伊珂说。 “为什么?” “卡迪菲演出的话苏纳伊就会一直保护我们，而且这对卡迪菲也有好处。我希望我的妹妹能离开‘神蓝’。” “不，”卡说,“你想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他知道自己的嫉妒会让伊珂更加瞧不起自己，但他还是没能忍住。 “我早就和‘神蓝’没有关系了。” 卡觉得伊珂言不由衷，但他还是强忍住不去戳穿她。可过了一会儿，他还是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忍不住说了出来。生气、嫉妒、悲伤的他本来是可以哭的，但他把心思都放在了伊珂的回答上。 “是的，我曾经非常爱他，”伊珂说道,“不过这都过去了，我现在已经好了，我只想和你一起去法兰克福。” “那个时候你有多爱他?” “非常爱。”说完后伊珂沉默了下来。 “说说看，你有多爱他。”尽管卡已经失去了耐心，可他能感觉出来伊珂很犹豫，她不知道应该说真话还是应该安慰卡，不知道是应该和卡一起来分享爱的痛苦还是应该让他伤心。 “我从未像爱他一样爱过别人。”伊珂躲避着卡的目光说道。 “也许这是因为除了你的丈夫穆赫塔尔之外，你谁也不认识的缘故。”卡说。 话刚出口，卡就后悔了。他知道这番话会伤害伊珂的自尊，而且伊珂肯定会严辞反驳的。 “也许因为我是个土耳其女人，所以生活中没有太多机会和男人接触。不过，你在欧洲肯定认识了很多自由女性。我不想知道她们都是怎样的女人，但我可以肯定她们教过你怎样去对付爱人的旧情人。” “我也是个土耳其人。”卡说。 “说自己是个土耳其人，大都是为自己做的坏事找个借口。” “所以我要回法兰克福。”卡说，但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我也和你一起去，在那儿我们会幸福的。” “你去法兰克福是为了忘记他。” “我觉得到了法兰克福以后，过上一段时间我就会爱上你的。我和你不一样，我不会两天内就马上爱上一个人。你要有点耐心。要是你不用土耳其人特有的嫉妒心伤害我的话，我会非常爱你的。” “可你现在不爱我呀。”卡说,“你还爱着‘神蓝’。他有什么特别的?” “你问的这个问题正合我意，不过我怕你听了我的回答之后会大发雷霆。” “别怕，”连卡都不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的,“我很爱你。” “一个男人要是听了我说的这些以后还能爱我的话，我才能和他一起生活，”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伊珂把目光从卡的身上转到了外面的大街上。“‘神蓝’非常有同情心，他十分有思想，也十分慷慨，”伊珂激动地说道,“他不希望任何人不好。有一次两只小狗死了妈妈，他为它们哭了整整一夜。相信我，他和别人不一样。” “他是一个杀人凶手，不是吗?”卡绝望地说道。 “随便哪个人，哪怕他对‘神蓝’的了解只有我的十分之一，他也不会相信这种说法，他也会笑话的。他从不害人，他就像个孩子，他像个孩子一样喜欢玩游戏，喜欢幻想，会模仿，会讲《列王记》、《麦斯奈维》中的故事，会接连模仿其中各种各样的人物。他意志非常坚定，他是个聪明人，而且很果断，除此以外他还十分健壮，也十分有趣。哦，很抱歉，亲爱的，别哭了，亲爱的，够了，别再哭了。” 卡停止了哭泣，他说他已经不再奢望可以和伊珂一起去法兰克福了。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偶尔才能听到卡的抽泣声。卡躺到床上，背朝着窗户，像个孩子一样蜷成了一团。过了一会儿，伊珂也躺到了他的身边，从背后抱住了他。 开始的时候，卡想对伊珂说“放开我”，不过后来他还是低声说“再抱紧一点”。 卡感觉脸颊凉凉的，原来枕头已经被泪水沁湿了，卡很喜欢这样，除此之外被伊珂抱着的感觉也很不错。很快他便进入了梦乡。 等他们醒来的时候已经七点了，那一刻俩人都觉得他们以后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都不敢看对方，但是俩人都在找借口重归于好。 “别在意，亲爱的，别放在心上。”伊珂说。 卡一下子也没弄明白伊珂说这句话是因为失望，还是意味着她相信大家会把过去的一切都给忘掉。他以为伊珂就要走了。他很清楚要是伊珂不陪他回法兰克福的话，他的生活会比过去还要惨淡。 “别走，再坐一会儿。”卡不安地说道。 俩人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又抱在了一起。 “天哪，该怎么办呀!”卡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伊珂说,“相信我。” 卡觉得自己只有像个孩子一样听伊珂的话才能摆脱这场梦魇。 “跟我来，让你看看我装进包里准备带去法兰克福的东西。”伊珂说。 离开房间让卡感觉好了一点。他们手拉手下了楼，但是下楼之后进图尔古特先生家之前俩人便松开了手。不过他们感觉很自豪，因为穿过大厅的时候，大家都把他们当成了两口子。他们直接进了伊珂的房间。伊珂从抽屉里翻出了一件浅蓝色毛衣，这件毛衣她在卡尔斯根本就没法穿。她抖掉毛衣里的卫生球，然后走到镜子跟前放在身上比了比。 “穿上。”卡说。 伊珂脱掉了身上宽宽厚厚的毛衣。当她在罩衫外面套上这件紧身毛衣的时候，卡再度被她的美丽折服。 “你会一直爱我到生命的最后吗?”卡问道。 “会的。” “现在你穿上那件穆赫塔尔只许你在家穿的天鹅绒晚礼服。” 伊珂打开衣柜，从衣架上取下了那件黑色天鹅绒晚礼服。她抖掉卫生球，小心翼翼地打开衣服，然后开始穿起来。 “我很喜欢你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伊珂看了看镜子里的卡说道。 卡看着伊珂散落在光滑优美的背和脖子上的头发，看着她两手放在头上摆出造型时露出的肩窝，心里既激动、兴奋又满是醋意。他觉得很幸福，但同时他又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 “哦……这是件什么衣服!”图尔古特先生走进了房间,“这是在准备参加什么舞会呢?”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脸上一点愉快的表情也没有。不过卡却很开心，他认为这是作为父亲的图尔古特先生在吃醋。 “卡迪菲走了以后，电视预告的挑衅味更浓了，”图尔古特先生说道,“卡迪菲不应该去演这部戏。” “亲爱的爸爸，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不希望卡迪菲摘掉头巾。” 他们一起走到客厅，坐到了电视机前。不一会儿，主持人便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预报说，在今晚的现场直播中，让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陷入瘫痪的悲剧将会画上句号。过去由于宗教成见太深，卡尔斯人一直拒绝现代化，拒绝男女平等，而今晚的演出将会彻底改变他们的观念。他还说，今晚卡尔斯人将再次经历一种历史性的时刻，这一时刻将把生活与戏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次卡尔斯人不用担心，因为警察局和戒严指挥部已经在剧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插播的采访录像中，警察局副局长卡瑟姆先生出现在了荧幕上。他的衬衣熨得很平，还系上了领带，头发也梳得很齐整，不过政变当晚他的头发可是够乱的。他说卡尔斯人今晚可以无忧无虑地去观看演出，很多宗教学校的学生为了晚上的演出来到警局，他们向警方保证，看演出的时候他们会像文明国家和欧洲的人们一样，在精彩的地方有秩序、热情地鼓掌，而且这次警方不会允许任何过激行为出现，最后他还说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卡尔斯人肯定知道该怎样去欣赏戏剧。 之后，主持人又介绍了晚上将要演出的悲剧，还特别提到了主演苏纳伊·扎伊姆多年来是如何为这部戏呕心沥血的。这时屏幕上出现了苏纳伊多年前扮演拿破仑、罗伯斯皮尔和列宁时的海报，还有他的黑白照片（冯妲·艾塞尔曾经多么瘦啊!）和其他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旧戏票、旧节目单、苏纳伊思考如何扮演阿塔图尔克那段日子的剪报和安纳多鲁地区咖啡馆的图片）。这段介绍非常像国家电视台播放的文艺纪录片，其中有一张苏纳伊的照片（像是新拍的）看上去有点像铁幕国家领导人或是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独裁者。生活在卡尔斯的人们现在相信他们从早到晚在电视里看到的这个人会给这座城市带来安宁，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也是他的同胞，对自己的未来也开始充满信心。八十年前当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的部队从这座城市撤走以后，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便开始互相残杀，那时土耳其人宣布成立了政府，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一面旗子，这面旗子现在也不时地出现在电视屏幕里。旗子脏脏的，上面尽是虫蛀的痕迹，图尔古特先生看到这面旗子便感觉十分不安。 “这家伙疯了，他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可千万不要让卡迪菲上台!” “对，她不能演，”伊珂说道,“不过要是我们说这是您的主意的话，卡迪菲您是知道的，她肯定会固执地上台摘掉头巾的。” “那可怎么办?” “让卡马上去剧院，让他说服卡迪菲不要上台。”伊珂转过身看着卡扬眉说道。 卡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一直都在盯着伊珂而没有看电视，他不知道事情怎么突然之间就变了。 “她要是想摘掉头巾的话，就等事情过去之后在家里摘吧，”图尔古特先生对卡说,“苏纳伊今晚肯定还会耍花样的。我真后悔啊，我不该听信冯妲·艾塞尔的话，把卡迪菲交给这帮疯子。” “亲爱的爸爸，卡会去剧院说服卡迪菲的。” “现在只有你能见到卡迪菲了，因为苏纳伊相信你。哦，孩子，你的鼻子怎么了?” “走路的时候滑倒了。”卡说。 “你的额头肯定也磕到了，都紫了。” “卡在街上走了一整天。”伊珂说道。 “别让苏纳伊看见你找卡迪菲，”图尔古特先生说道,“你不要告诉她这是我们的主意，也别让她顺嘴说出这是你的主意。让她不要和苏纳伊吵，让她编个理由。最好说她病了，或是让她向苏纳伊保证明天会在家里摘掉头巾。你告诉卡迪菲，我们都很爱她。我的孩子。” 图尔古特先生的眼圈一下子红了。 “亲爱的爸爸，我能和卡单独谈谈吗?”伊珂说着便把卡拽到饭桌前，桌上只有扎黑黛铺的桌布。 “你告诉卡迪菲,‘神蓝’身处困境，所以他希望她这样做。” “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卡说道。 “哎呀，亲爱的，你不要猜疑，请你相信我。我只是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仅此而已。现在对我来说让卡迪菲摆脱今晚的灾难比什么都重要。” “不，”卡小心翼翼地说道,“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让你改变了主意。” “没什么好怕的。卡迪菲如果要摘掉头巾的话，以后在家里她也可以摘掉的。” “可卡迪菲今晚要是不摘掉头巾的话，”卡谨慎地说道,“在家里，在她父亲的身边她永远也不会摘掉头巾的。这你也知道。” “可首先我妹妹要能好好地回来。” “可我有点害怕，”卡说,“怕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亲爱的，我什么也没瞒你。我很爱你，你要是还要我的话，我马上就和你一起去法兰克福。到了那儿等你看到我有多爱你，有多依赖你的时候，你就会忘记今天的事情，你会信任我，会爱我的。” 伊珂把手放到了卡那热热的、满是汗的手心里。碗橱的玻璃映着她那美丽的身影，天鹅绒的晚礼服露出了她那绝妙的背部，卡简直都不敢相信这些是真的，他也无法相信她的大眼睛会离自己如此之近。 “可我觉得肯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后来卡说道。 “为什么?” “因为我太幸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卡尔斯我写了十八首诗，再写一首我就完成了一本诗集。我相信你会和我一起去法兰克福，我觉得以后还有更多的幸福在等着我。这么多的幸福对我来说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肯定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怕一离开这儿去说服卡迪菲，你就会和‘神蓝’见面。” “哦，太荒谬了，”伊珂说,“我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 “我之所以挨揍就是因为我没说出他藏在哪儿。” “你可千万别告诉任何人，”伊珂皱着眉头说道,“你会发现你的担忧太荒谬了。” “怎么了，难道你不去找卡迪菲了吗?”图尔古特先生说道,“一小时十五分钟后演出就要开始了。电视上也通告说路马上就要通了。” “我不想去剧院，我不想离开这儿，”卡低声说道。 “我们肯定不能眼瞅着卡迪菲遭殃自己逃走，你要相信，”伊珂说,“那样的话，我们也不会幸福的。你至少得去试试看，这样的话我们的心里也会好受点。” “一个半小时以前，当法泽尔替‘神蓝’给我传话来的时候，你说过让我不要出去的。” “我要怎样才能让你相信，你去剧院的时候我不会离开这儿。你快告诉我。”伊珂说。 卡笑了，他说:“你去楼上我的房间，我把门锁上然后把钥匙带走，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好的，”伊珂高兴地站起身来,“亲爱的爸爸，我要在楼上房间里待上半个小时。至于卡，您别担心，他马上就去剧院找卡迪菲……您待在那儿别动，我们有点急事要上楼。” “谢谢了。”图尔古特先生说道，不过他看上去还是很不安。 伊珂抓住卡的手把他拽上了楼，就连穿过大厅的时候她也没有松开手。 “贾维特看到我们了，”卡说,“他会怎么想?” “别管他，”伊珂愉快地说道。到了楼上，她从卡那儿拿过钥匙打开房门，然后走进了房间。房间里还依稀留有他们晚上做爱留下的气味。“我会在这儿等你的，你自己要小心，别和苏纳伊吵。” “我是告诉卡迪菲我们和她的父亲不希望她上台演出呢，还是说这是‘神蓝’的主意呢?” “‘神蓝’的主意。” “为什么?”卡问道。 “因为卡迪菲非常爱‘神蓝’。你去那儿是为了保护我的妹妹，让她别受到伤害。别再吃‘神蓝’的醋了。” “要是我能忘掉的话。” “我们在德国会很幸福的，”伊珂双手搂着卡的脖子说道,“告诉我，我们会去哪家电影院?” “在电影博物馆有一家影院，每周六晚上晚些时候都会放一些美国原版的艺术片，”卡说,“我们就去那儿。去之前我们先去车站旁边的餐馆吃转烤肉和酸菜。看完电影后我们就在家看电视，然后我们就做爱。我有难民补贴，我还可以朗诵我最新的诗集挣些钱，这些钱够我们俩用的了，所以除了彼此相爱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做了。” 伊珂问他诗集叫什么名字，卡告诉了她。 “很好，”伊珂说,“快，亲爱的，你走吧，要不然我父亲该担心了，搞不好他会自己去找卡迪菲的。” 卡穿上外套，把伊珂抱在了怀里。 “我现在不害怕了，”他撒谎道,“不过，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就在离开卡尔斯的第一趟火车上等你。” “要是我能出这个房间的话。”伊珂笑着说。 “你站到窗前看着我走，直到我拐弯，好吗?” “好的。” “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卡关门的时候说道。 他锁上了门，然后把钥匙放进了大衣的兜里。 为了可以更方便地转过身去看伊珂，卡让保护自己的两名卫兵走在前面。他看到伊珂站在卡尔帕拉斯旅馆二楼203房间的窗前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她穿着天鹅绒晚礼服，冻得瑟瑟发抖，台灯橙黄色的灯光照在她蜜黄色的肩头。卡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里这幸福的一幕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卡再也没有见到伊珂。 40当双料间谍肯定很难 写了一半的章节 卡往民族剧院走的时候街上空荡荡的，除了一两家餐馆以外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了。茶馆里，最后一拨客人虽然已经起身准备离去，可他们还是依依不舍地盯着电视。民族剧院的门前停着三辆警车，依稀可见在斜坡底下的野橄榄树下还停着一辆坦克。夜寒已经降临了，挂在房檐上的冰溜子往人行道上滴着水。为了晚上的直播，电缆线从阿塔图尔克大街的一头一直拉到了另一头。卡弯下腰，从电缆线底下穿过来到了剧院门前，他把兜里的钥匙握在手心里，然后便走进了剧院。 剧院里两边坐着的都是警察和军人，他们正在看着舞台上的彩排。卡也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看了起来。苏纳伊正在台上抑扬顿挫地说着台词，他的声音非常洪亮；卡迪菲则是头戴头巾，说对白时显得有些犹豫和无精打采；而冯妲·艾塞尔则在舞台上摆着道具（一棵树，一张带镜子的梳妆台），她时不时还插上两句话（亲爱的卡迪菲，说台词时再多一点激情!） 当冯妲·艾塞尔和卡迪菲排她们俩人之间的戏的时候，苏纳伊看到了坐在底下吸烟的卡，便走到他的身边坐了下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说道。他的嘴里一股酒味，但他一点儿也没醉。“不管我们彩排多少次，演出的时候还得靠即兴发挥。其实卡迪菲是有即兴发挥的天赋的。” “她父亲让我给她捎个口信还有一个护身符，”卡说,“我能和她说会儿话吗?” “我们发现你曾经甩掉卫兵，消失了一段时间。雪就要化了，铁路也马上就要通了。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演我们的戏的，”随后苏纳伊面带微笑地问道:“‘神蓝’藏好了吗?” “我不知道。” 苏纳伊说待会儿就让卡迪菲过来，然后他便回到舞台上加入了彩排。这时舞台上的灯亮了。卡觉得舞台上的这三个人之间有着一种很强的吸引力。卡迪菲虽然头上戴着头巾，可她却如此迅速地融入了这个外向的世界，这一点让卡很害怕。她要是摘掉头巾，不穿包头巾的女孩常穿的那种外套，而是像她姐姐一样穿条裙子，露出她那修长的双腿的话，卡觉得自己会对卡迪菲更亲近些，不过当卡迪菲走下舞台坐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神蓝”会放弃伊珂而爱上她。 “卡迪菲，我见到‘神蓝’了。他们把他放了，他也已经藏起来了。他不想让你参加今晚的演出，不想让你摘掉头巾。另外他还让我给你捎了一封信。” 为了不引起苏纳伊的注意，卡就像是考试作弊一样把信偷偷地塞给了卡迪菲。卡迪菲慢慢地打开信看了起来。看完一遍她又看了一遍，脸上露出了微笑。 随后，卡便在卡迪菲愤怒的眼神里看到了泪花。 “你父亲也是这么想的，卡迪菲。尽管你决定摘掉头巾十分的正确，可今晚要在那些愤怒的宗教学校学生面前解开头发却要不得。苏纳伊肯定会耍花招，他肯定会挑唆大家的。你今晚没有必要留在这儿，你可以说你病了。” “不需要借口，苏纳伊说过我随时可以回家。” 卡迪菲一脸的愤怒和失望。卡知道，此刻她的心情比学校里那些一心想演出话剧却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上台资格的女学生要深沉得多。 “卡迪菲，你要留在这儿吗?” “我要留在这儿参加演出。” “可这样会让你父亲非常担心的，你知道吗?” “他不是让你给我捎了个护身符嘛，你给我吧。” “那是我为了能和你单独说会儿话编出来的。” “当双料间谍肯定很难吧?” 卡迪菲很失望，不过卡很快就痛苦地发现她的心思其实一直都在其他地方。他想把卡迪菲拽过来搂在怀里，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 “伊珂把她过去和‘神蓝’的事情告诉我了。”卡说。 卡迪菲掏出一盒烟，从中抽出一根慢慢地放到嘴边，然后点燃。 “我把你的烟和打火机都给他了，”卡无奈地说道。俩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卡又说道:“你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你非常爱‘神蓝’?卡迪菲，你告诉我，你究竟爱他什么?” 说完这些之后，卡便不再说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说也是白说，自己说得越多卡迪菲就陷得越深。 这时，冯妲·艾塞尔站在台上大声喊卡迪菲，让她回去彩排。 卡迪菲眼泪汪汪地望着卡站起身来，临走前和卡拥抱了一下。卡坐在台下一边回味着卡迪菲身上的体香，一边欣赏着舞台上的彩排，不过他的心思却不在那儿，他根本就没有看进去。此刻他的心里乱糟糟的，满是嫉妒和懊悔。他大概也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到痛苦，但他怎么也无法理解这种痛苦为什么会如此强烈。 卡点了根烟吸了起来，他觉得就连自己将要和伊珂一起在法兰克福度过的岁月——当然要是他们能成功前往法兰克福的话——也会被这种要命的痛苦影响。他心里乱七八糟的。他去了洗手间，两天前他就是在这个洗手间里和奈吉甫见面的。他走进那天进的隔间，打开上面的天窗，抽着烟凝望着窗外的夜空。 这时，就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又想到了一首诗。他激动地把这首诗写到了绿色诗本上，他觉得这首诗是给自己的安慰和希望。不过当他发现那种要命的痛苦还在自己的全身蔓延时，他便焦灼不安地离开了民族剧院。 卡走在白雪皑皑的人行道上，他突然间觉得寒冷的空气会让自己舒服一些。那两个卫兵还是跟在他的身边，此刻他的心更乱了。写到这个地方，为了让读者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故事，我必须要结束这一章开始新的内容了，但这并不表示卡在这一章里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卡写到诗本上的最后一首诗名为《世界终结的地方》，我先要给大家讲讲这首诗在《雪》这本诗集里处于什么位置。 41每个人都有一片雪花 遗失的绿色笔记本 《世界终结的地方》是卡在卡尔斯写的第十九首诗，也是最后一首诗。我们都知道，每当卡想到一首新诗，哪怕这首诗还有不足之处，他也会马上把它记在随身携带的绿色笔记本里。这十九首诗当中卡记下了十八首，只有政变当晚他在舞台上朗诵的那首没有记下来。后来卡在法兰克福给伊珂写了很多信（不过他一封都没有寄出去），在其中的两封信里卡说自己怎么也想不起来那首《没有真主的地方》了，他告诉伊珂为了完成自己的诗集他必须要找到这首诗，他希望伊珂能帮他看看卡尔斯电视台的录像带里有没有这首诗。当我在法兰克福的旅馆房间里看这封信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卡的心里其实很忐忑，他怕伊珂以为自己在用录像带和诗作借口给她写情书。 那天晚上，我拿着美琳达的带子回到了旅馆。稍稍喝了点酒以后，我随意打开了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画了一片雪花，我把这片雪花放在了本书第二十九章的结尾处。随后的那些天，我一直在看那些笔记本，渐渐地我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卡为什么要把自己在卡尔斯写的十九首诗放到雪花上十九个不同的位置了。 卡从他阅读的书当中明白了雪花从结晶到落到地上化成水平均要用八到十分钟的时间，除了风、严寒和云的高度以外，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雪花的成形，这让卡觉得人和雪花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在卡尔斯图书馆，卡想到了雪花并写下了《我，卡》一诗，后来他考虑要把这首诗放到《雪》这本诗集的中央。 按照相同的逻辑，卡在虚构的雪花上给《天堂》、《象棋》和《巧克力盒》这些诗也都找到了相应的位置。于是他找来一些印有雪花图案的书，画出了雪花的图形，然后便把他在卡尔斯写的诗全都放到了这片雪花上。这样一来，他不仅设计出了新诗集的结构，而且还把自己与众不同的经历都标在了这片雪花上。每个人的生命里肯定都有这样一片代表着自己人生经历的雪花。卡从培根的人类进化理论中获得灵感，把雪花的三条轴命名为“回忆”、“幻想”和“逻辑”，把自己在卡尔斯写的诗放到了这三条轴上。后来当他评论自己在卡尔斯写的诗的时候，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些诗放到这些地方。 我们必须要看到，卡在法兰克福写的这三大本笔记当中，除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阐述雪花图的意义外，也有很多是在阐释他自己生命的意义。比如说，他在分析《被打死》这首诗在雪花图上的位置时，他先是解释了他在这首诗里表达的那种恐惧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要把这首诗放在“幻想”轴的旁边，当他解释为什么又要把这首诗放在离“记忆轴”上《世界终结的地方》这首诗近一些的地方、放在它的分支上时，他相信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提供了素材。卡认为每个人的生命背后都有一片这样的雪花，通过对雪花进行分析可以证明相像的人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这本小说中，我不再赘述卡写的那些关于诗集和雪花的笔记了。（《巧克力盒》为什么要放在“幻想”轴上?《全人类和星辰》这首诗对卡来说有什么意义?）年轻的时候，卡总是嘲笑那些自以为是的诗人，他们总是得意洋洋，觉得自己写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将来都会成为人们研究的对像，其实压根儿就没人理睬他们。 卡一直都瞧不起那些只会写些晦文涩字的诗人，可在最后四年的生命里他一直都是在解释他自己写的诗，当然了，他这样做还是有些理由的。仔细读他的笔记你就会发现，卡并不觉得他在卡尔斯写的诗是他自己写的，他认为这些诗来自于某个神秘的地方，而他只不过是把它们写下来的工具罢了。他在笔记中多次提到他写这些笔记的目的就是想要改变自己这种被动的局面，分析清楚这些诗的结构和含义。除此之外，卡还有第二个理由，那就是：诗集中有些地方还存在着不足，有些诗句只记下了一半，还有一首《没有真主的地方》没有记下来，只有通过分析这些诗的含义，卡才能弥补这些缺憾。因为回到法兰克福以后，卡再也没有想到过新的诗句了。 从卡写的笔记和信中可以看出，他花了四年的时间终于分析完这些诗，完成了他的诗集。所以当我在法兰克福的旅馆房间里一边喝酒，一边翻着从卡的住所拿来的那些纸和本的时候，我很兴奋，我觉得里面肯定有卡的诗，于是我不厌其烦地找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躺在卡的旧睡衣、美琳达的录像带、领带、书和打火机（这个打火机是卡迪菲让卡捎给“神蓝”的，不过卡没有给他，我这时才发现自己把这个打火机也给拿回来了）中间，坠入了梦乡（梦中，卡对我说“你老了”，把我给吓坏了）。 我一直睡到中午才醒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便独自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搜集有关卡的信息。在去卡尔斯之前的八年中卡曾经有过两个女人，我告诉她们我正在为卡写一部传记，想和她们见一面，她们马上就同意了我的要求。卡的第一个情人叫纳兰，她不仅不知道卡的最后一本诗集，甚至连卡写诗的事情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了，和丈夫共同经营着两家烤肉店和一家旅行社。在单独聊的时候，她说卡的脾气很暴躁，喜欢和人争吵，心胸也很狭窄，说完这些以后，她便哭了起来（她更多的是在为自己奉献给左倾梦想的青春难过，而不是为卡）。 卡的第二个情人叫希尔黛佳德，现在还是单身。和我估计的一样，她也不知道卡最后写的诗和《雪》这本诗集。我把卡吹得好像在土耳其非常出名似的，本来我还因此有些内疚，可她说话时的语气很轻佻，这让我的心里轻松了许多。她对我说，认识卡以后她就没有回土耳其度过暑假。卡就像个聪明、好问、孤独的孩子，他一直都想找一个像他母亲一样的爱人，可是因为他的脾气太坏，所以他总也找不到，就算能找到，他也无法让她留下。她还说爱上卡很容易，但要和他相处却很难。卡从未对她提起过我（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她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这儿把它写下来）。希尔黛佳德的手很美，纤细修长，我们在一起聊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但我却没注意到她右手的食指断了一节。当我们握手告别时，她给我看了她的指头，她微笑着告诉我说，卡有一次发火的时候还嘲笑过她的这节断指。 完成这本诗集以后，卡和过去一样，在把手稿打印出来之前到德国各地去朗诵过：卡塞尔、不伦瑞克、汉诺威、奥斯纳布吕克、不来梅、汉堡。在塔尔库特·厄尔钦和邀请我来德国的“人民之家”的帮助下，我也匆忙地在这些地方组织了名为“诵诗之夜”的活动。德国的火车让我赞叹不已，正如卡在他的诗里写的那样，德国的火车准时、干净而且设施齐全。我坐在车窗边，忧伤地看着窗外的平原，看着峡谷底部可爱的小村庄，看着小站里背着包、穿着五颜六色的雨衣的孩子们。两名嘴里叼着烟的协会成员到车站来接我。我告诉他们，我想和七周前来这儿朗诵诗集的卡做完全相同的事情。每到一站，我都和卡一样先找一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接着便会有人邀请我去土耳其餐馆，我们一边吃菠菜饼和烤肉，一边谈论政治，感叹土耳其人不关心文学。吃完饭以后，我漫步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幻想着自己便是卡，此刻为了忘记伊珂正在大街上游荡。参加晚上文学座谈会的都是一些对政治、文学或是土耳其人感兴趣的人，大概有十五到二十个左右。会上，我心不在焉地读了一两页自己新创作的小说，之后便把话题扯到了诗上。我告诉他们不久前在法兰克福遇害的著名诗人卡是我的朋友，然后问道“有没有人记得他不久前在这儿朗诵过的新作品”。 参加座谈会的人大多数都没有参加过卡的朗诵活动，即便偶尔有人参加了，他们能想起的也不是卡的作品，而是卡一直穿在身上的灰色大衣、苍白的皮肤、乱蓬蓬的头发和略带神经质的动作，所以我可以断定他们去那儿不过是为了问些政治问题，或者根本就是碰巧才去的。这一段时间里，我朋友最吸引大家的地方不是他的生活，也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死。关于是谁杀了卡，我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是伊斯兰分子，有人认为是土耳其特工，还有人认为是亚美尼亚人，是德国秃子，是库尔德人或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不过众人之中，还是有人对卡留意了，这些热爱文学的人们告诉我，卡刚刚完成了一本诗集，给他们朗诵了诗集里面《梦中的街道》、《狗》、《巧克力盒》和《爱情》这几首诗，他们都觉得这些诗很奇怪。除了这些，他们也没能说出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卡在好几个地方都提到了这些诗是他在卡尔斯写的，大家认为他这样做其实是想引起那些思乡的听众们的共鸣。朗诵活动过后，有一名妇女找到了卡（后来，她也找到了我），这个女人大概三十多岁，肤色有点黑，她是个寡妇，有一个孩子。她还记得卡曾经提到过《没有真主的地方》这首诗。她认为卡很可能是为了不引起大家的争议，所以这首长诗他只朗诵了一节。不管我怎样逼她，她也只是说了句“太可怕了”，除此之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卡在汉堡举行朗诵活动的时候，这个女人坐在靠前的位置，她可以肯定卡朗诵诗的时候手里拿的就是一个绿本。 夜里，我和卡一样，坐火车从汉堡回到了法兰克福。从车站出来以后，我和卡一样走到了凯瑟斯特拉斯大街，在性用品商店里转了转（这周又进了一部美琳达的新片）。走到卡遇害的地方时，我停了下来。我第一次清楚地说出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早已接受的事实：卡倒在地上以后，凶手从卡的包里拿走了那个绿本。一个星期的德国之行，我每晚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看卡的笔记和他对卡尔斯的回忆。现在惟一能安慰我的就是还有一首诗正在卡尔斯电视台的资料室里等着我。 回到伊斯坦布尔以后，有段时间我每晚都看午夜新闻，看卡尔斯的天气如何，想像着去了那儿以后大家会怎样对我。和卡一样，我坐了一天半的汽车，在一个黄昏时分到达了卡尔斯。我提着包，住进了卡尔帕拉斯旅馆（我既没有看到那对神秘的姐妹，也没有看到她们的父亲），之后我便和卡一样漫步在四年前他曾经走过的人行道上（四年的时间里,“绿色家园”餐馆已经变成了一家破旧的啤酒馆）。看了这些，读者们可千万别认为我正在慢慢地变成卡的影子。就像卡经常对我暗示的那样，我这个人缺乏诗意，也不忧郁，所以我看到的这个贫穷的卡尔斯和他心中那个痛苦的卡尔斯是不一样的。不过现在我必须说说这个人，是她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那晚，在市长为我准备的晚宴上，我见到了伊珂。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相信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才会在第一眼看到伊珂的时候就头晕，我多么希望自己不要失去理智爱上她，多么希望自己不要去嫉妒卡!半夜时分，我站在卡尔帕拉斯旅馆房间的窗前，看着雪落到泥泞的人行道上。雪是雨夹雪，没有卡描述的那种诗情画意。我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没能从卡的笔记中看出伊珂是如此的美丽。那段日子里，我经常不自觉地就会掏出一个本子在上面写起来——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像卡一样”。我写的可能就是这本小说的开头，我记得我就像是在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样，描写卡和他对伊珂的爱。另一方面，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让自己成为小说里的角色是远离爱情的一个好办法。只要愿意，人是能够远离爱情的。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摆脱你所迷恋的女人和撺掇你去恋爱的同伴。可是，我早就和伊珂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在“新人生糕饼店”里聊聊有关卡的事情。 我可能已经告诉过她，我想聊聊有关卡的事情。糕饼店里摆着的还是那台黑白电视机，里面正在放着两个恋人面向海峡大桥拥抱在一起的镜头，店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的客人。伊珂告诉我，要让她聊卡的事情一点也不容易。她只有对愿意倾听她的人才能诉说出心中的痛苦和失望。现在这个人出现了，而且还是卡的好友，为了他的诗肯到卡尔斯来，这让她心里舒服了许多。因为她要是能让我相信她没有对不起卡的话，她的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她告诉我，要是我不能体谅她的话她会很难过的。她身上穿的咖啡色长裙正是政变那天早上她给卡送咖啡时穿的那件，毛衣上还是扎着老式的粗腰带（因为我看过了卡有关诗的笔记，所以我马上就认出了这些）。她脸上的表情既有些烦躁，又有些悲伤，这让我想起了美琳达。我仔细地听她诉说着。 42我马上就把行李收拾好 伊珮珂的眼里 卡跟在卫兵的身后朝民族剧院走去。当他停下来最后一次朝自己望过来的时候，伊珂乐观地认为自己会非常爱这个男人。对伊珂来说，认为相信自己会爱上一个男人比真的爱上一个男人感觉要好得多，所以她觉得等待自己的将是一种新的生活和持久的幸福。 卡走后的前二十分钟里，伊珂一点也不担心。被嫉妒心强的爱人锁在房间里更多的是让她高兴，而不是难受。她在想着她的行李箱，她觉得，要是能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行李上，尽快把行李箱收拾好的话，自己就不会过于牵挂父亲和妹妹，而且还可以和卡一起早一些平安地离开卡尔斯。 半个小时过去了，卡还没有回来。伊珂点了一支烟，她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很顺利，不过这样让她觉得自己很傻。被锁在房间里让她的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她有点生自己和卡的气了。当她看到前台的贾维特正往旅馆外面跑的时候，她曾想过要打开窗户喊住他，不过等她想好的时候，小伙子已经跑远了。伊珂告诉自己，卡随时都可能会回来的。 卡走了四十五分钟之后，伊珂艰难地打开已经冻住了的窗户，喊住了走在人行道上的一个学生——没有被带到民族剧院的一个宗教学校学生——让他告诉楼下旅馆大厅里的人，她被锁在了203房间。小伙子疑惑地看着她，不过还是进了大厅。过了一会儿，房间里的电话响了。 “你在那房间里干吗?”图尔古特先生说,“你被锁在里面怎么也不打电话呢?” 一分钟后，图尔古特先生拿来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伊珂告诉他，她本想和卡一起去民族剧院，可卡不愿意让她有危险，所以把她锁在了房间里。城里的电话都断了，所以她还以为旅馆里的电话也不能用了。 “城里的电话已经通了。”图尔古特先生说。 “卡已经走了很久了，我有点担心，”伊珂说道,“我们去剧院吧，看看卡迪菲和卡出什么事了。” 尽管图尔古特先生也很担心，可他还是花了不少时间才从旅馆里出来。他先是找不到手套，后来又说要是不打领带的话会被苏纳伊误解。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说自己的气力不够让伊珂走慢点，这样的话他也可以更用心地听她的忠告。 “千万不要和苏纳伊顶牛，”伊珂说,“别忘了，他可是个掌权的雅各宾派。” 剧院门口挤满了好奇的人们、用汽车装来的学生、军警以及许久以来一直怀念如此拥挤场面的商贩们，这让图尔古特先生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参加过的政治集会，想起了那时的激动心情。他用力地拽紧伊珂的胳膊，既幸福又胆怯地四处张望着，希望能找到个机会让自己融入到这一活动的人群当中去。不过他发现来的人自己大多都不认识，失望之余他粗鲁地推了推堵在剧院门口的一个年轻人，不过他很快就为自己的举动害臊了起来。 剧院还没坐满，但是伊珂觉得里面马上就会乱成一锅粥。她发现就像是在拥挤的梦里一样，自己认识的人都集中在了这里，但是她并没有在人群之中看到卡迪菲和卡，她的心揪了起来。这时一名上尉把他们带到了一旁。 “我是女主角卡迪菲·伊尔德兹的父亲，”图尔古特先生抱怨道,“我要尽快见到她。” 图尔古特先生就像在自己的女儿——在学校主演话剧的女儿——即将登台演出的最后关头还要进行干预的父亲，而这名上尉则像个支持家长的辅导老师一样也十分焦急。他们进了一个房间，房间的墙上挂满了阿塔图尔克和苏纳伊的画像。没过多久，卡迪菲独自一人走进了房间。伊珂马上就明白了，不管她们说些什么，自己的妹妹今晚都会登台表演的。 伊珂问卡在哪儿。卡迪菲告诉她说，和自己谈完以后他就回旅馆去了。接着伊珂便说她们在路上并没有碰到他。不过她没有再往下说这个话题，因为图尔古特先生已经开始老泪纵横地央求卡迪菲，让她不要上台演出。 “亲爱的爸爸，这件事情都已经这样大肆地宣传过了，现在不上台的话更危险，”卡迪菲说。 “你要是摘掉头巾的话，宗教学校的学生们会有多么愤怒，他们会怎样怀恨在心，卡迪菲，这些你是知道的，不是吗?” “爸爸，老实跟您说，您现在让我不要摘掉头巾，可多年以后您会觉得您现在说的这些就像是玩笑话一样。” “这不是玩笑，我的卡迪菲。”图尔古特先生说道,“你就告诉他们，说你病了。” “可我并没有生病……” 图尔古特先生哭了，这和他平时的表现一样。每当他发现事物感性的一面，情绪受到感染的时候他都会这样。伊珂觉得可能就连她的父亲自己都不相信这眼泪是真的，她甚至觉得就算是为了完全相反的一个原因她的父亲也会哭的。图尔古特先生这样很可爱，不过和此刻姐妹俩真正想说的东西比起来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 “卡什么时候走的?”伊珂轻声问道。 “他早就应该回到旅馆了!”卡迪菲同样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她们都惊恐地看着对方。 时隔四年之后，伊珂在“新人生糕饼店”里告诉我，那一刻她们俩心里想的不是卡而是“神蓝”，而且她们从对方的眼神里也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思，至于她们的父亲，她们俩则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我觉得伊珂之所以要对我说这些是想表现得和我亲近一些。从她的眼神里，我觉得我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了。 姐妹俩都沉默了。 “他告诉你‘神蓝’也不希望你上台表演了，不是吗?”伊珂说。 卡迪菲向她示意道“父亲听见了”。她们俩朝图尔古特先生瞅了一眼，发现她们的父亲正在仔细听她们俩的悄声谈话，而且他肯定也听到了“神蓝”这个字眼。 “亲爱的爸爸，我们姐妹俩能在这儿单独聊上两分钟吗?” “你们俩总不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说完之后，图尔古特先生便走出房间，但他并没有关上门。 “你想清楚了吗，卡迪菲?”伊珂问道。 “想清楚了。”卡迪菲回答道。 “我知道你想清楚了，”伊珂说,“可这样一来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不这样认为，”卡迪菲小心翼翼地说,“而且我对他很生气。” 伊珂痛苦地想像着卡迪菲和“神蓝”之间的感情纠葛，他们俩已经秘密交往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几年?她也不知道，她再也不想问自己,“神蓝”和自己姐妹俩同时交往了多久。突然，她充满爱意地想起了卡，因为到了德国，他就会让她忘掉“神蓝”了。 卡迪菲也感觉到了伊珂此刻的想法。“卡非常嫉妒‘神蓝’，”她说,“他很爱你。” “过去我一直不相信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会这么爱我，”伊珂说,“不过现在我信了。” “你和他一起去德国吧。” “我一回家就收拾行李，”伊珂说,“你真的相信我和卡在德国会幸福吗?” “我相信，”卡迪菲说,“不过你别把过去的事情告诉卡了，他已经知道了很多，也觉察出了很多。” 伊珂很讨厌卡迪菲说这话时的语气，搞得好像她比自己还要了解生活一样。“看你这话说的，就像演出完以后你再也不回家了似的。”她说。 “我当然会回去，”卡迪菲说,“不过，我想你马上就要走了。” “你觉得卡可能会去哪儿了呢?” 她们彼此看着对方，伊珂觉得她们俩都被自己此刻的想法吓住了。 “我必须要走了，”卡迪菲说,“我该化妆了。” “你要是不穿这件紫色雨衣的话，我会更高兴的。”伊珂说。 卡迪菲身上的旧雨衣一直拖到了脚上，她摆了两个舞蹈动作，舞动起了雨衣的下摆。这可把透过门缝偷看着两个女儿的图尔古特先生给逗乐了。见到自己的父亲也笑了，姐妹俩便抱在一起亲了亲对方。 图尔古特先生也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这回他既没有流泪，也没有说些什么。他只是把卡迪菲搂在怀里亲了亲，他想尽快离开拥挤的剧院。 在剧院的门口和回去的路上，伊珂睁大了双眼，仔细地瞧着。她想没准能碰到卡，或者就算碰不到卡，能碰到个可以问问的人也行。不过她在人行道上一个人也没碰上。后来，她告诉我:“卡经常莫名其妙地就会悲观起来，而在此后的四十五分钟里我却莫名其妙地非常乐观”。 图尔古特先生径直走到电视机跟前，等着直播开始，伊珂则在收拾要带到德国去的行李。她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想像到了德国以后他们会有多幸福，尽量不让自己去想卡在哪儿。她在柜子里挑选着衣物，尽管知道德国还会有更好的，可她又怕自己不习惯德国货，所以决定把这些东西装到另一个箱子里也给带去。往箱子里塞袜子、内衣的时候，她不自觉地朝窗外望去。窗外，一辆军车正朝旅馆驶来，这辆车以前来接过卡几次。 伊珂走下楼，她父亲也来到了门口。伊珂从未见过的一名文职人员下了车，这家伙长着鹰钩鼻，脸刮得很干净。他叫了声“图尔古特·伊尔德兹”，然后便把一封封了口的信塞到了他的手里。 图尔古特先生面如死灰，吓得直哆嗦。他打开信封，里面掉出一把钥匙来。他读了几句，发现这信原来是给自己女儿的，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看完之后才把信递给了伊珂。 四年后，伊珂给我看了这封信，她之所以这么做既是想替自己辩护，也是希望我在写关于卡的小说时能够实事求是。 图尔古特先生： 请您用这把钥匙打开我的房门，把伊珮珂放出来，然后把我的这封信交给她，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件好事。请不要介意，此致敬礼。 你忠实的，卡 星期四八点 亲爱的，我没能说服卡迪菲。军方的人为了保护我，把我带到了火车站。往埃尔祖鲁姆去的路已经通了，他们逼我坐九点半的第一趟火车离开这儿。你把我们俩的包收拾好，然后来车站。军车九点一刻的时候会去接你的。千万不要上街。你一定要来。我很爱你，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鹰钩鼻说九点钟以后他们会再来的，说完便走了。 “你要去吗?”图尔古特先生问道。 “我很想知道他怎么样了?”伊珂说。 “有军方在保护他，他不会有什么事的。你会抛下我们和他一起走吗?” “我相信和他在一起我会幸福的，”伊珂说,“卡迪菲也是这么说的。” 就像信里有什么幸福的凭证一样，她又读了一遍手中的信，接着便哭了开来。不过，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泪。“也许是因为扔下父亲和妹妹对我来说太沉重了，”时隔四年以后她这样告诉我。因为我对当时发生的一切非常感兴趣，所以才会让她重温起那段回忆。“也许当时我是害怕脑子里想的另外一件事情吧。”后来她说道。 哭完以后，伊珂便和父亲一起去了房间。他们最后检查了一下行李，之后便去了卡的房间，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了一个很大的樱桃色手提袋里。这会儿，父女俩都满怀希望地聊起以后的事情。他们彼此安慰着对方说，等到卡迪菲大学毕业以后，图尔古特先生就可以和卡迪菲一起去法兰克福看望伊珂了。 收拾完行李，他们便下楼坐到电视机的跟前，等着看卡迪菲的表演。 “希望这部戏能短一些，这样的话，上车前你就可以看到这件事能够圆满地结束!”图尔古特先生说。 就像看《玛丽安娜》的时候一样，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坐在电视机跟前，没再说什么。不过，伊珂的心思根本就不在电视上。多年以后，前二十五分钟的戏给她留下的惟一印象就是卡迪菲戴着头巾，穿着红色长袍，上台说了句“我的父亲，随您的便”。见我确实想知道当时她在想些什么，她便告诉我说“当时我肯定是在想着别的事情”。在我追问了几次之后，她先是说她当时想的是就要和卡一起坐火车走了，后来又改口说她当时非常害怕，可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怕些什么，所以无法向我解释清楚。她用陌生的眼神看着身边的物品、茶几和窗帘，用心感觉着面前的一切，就像个远游归来的游子。她告诉我，当她用这样陌生的眼神环顾自己家里的时候，她心里明白从那晚起她就要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了。这，就像她在“新人生糕饼店”里对我说的那样，也证明了当时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卡一同去法兰克福了。 这时门敲响了，伊珂跑过去打开了门。原来是接她去车站的军车来早了。她胆怯地告诉站在门口的文职，说她一会儿就来。说完，她跑到父亲的身边坐了下来，紧紧地抱住了他。 “车来了吗?”图尔古特先生问道,“你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你还可以在这儿再待一会儿。” 伊珂呆呆地看着屏幕里的苏纳伊。她再也待不住了，她跑到房间里，把拖鞋和挂在窗边的带拉链的针线包也塞到了箱子里，随后坐到床边哭了起来。 据她后来所说，当她回到客厅的时候她已经铁了心要和卡一起离开卡尔斯了。现在她的心里好受多了，因为她已经彻底消除了心中的疑虑。她只想和她亲爱的父亲一起，在电视机前度过这最后的几分钟。 当前台的贾维特告诉她门口有人找的时候，伊珂一点也没有紧张。图尔古特先生还告诉他的女儿，让她从冰箱里拿瓶可乐和两个杯子。 在厨房门口，伊珂看到了法泽尔。她告诉我，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法泽尔当时的表情。他的眼神不仅告诉她出事了，也让她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法泽尔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当成了他们的亲人。 “他们杀了‘神蓝’和韩黛!”法泽尔说。扎黑黛给他递了一杯水，他喝了半杯然后说道:“只有‘神蓝’能让卡迪菲改变主意。” 伊珂一动不动地看着法泽尔。法泽尔哭了，他说，当时他随着心中的想法去了那儿,“神蓝”和韩黛就藏身在那儿，从参加行动的一大队士兵可以看得出来，军方是在接到告密之后发动的突袭。要是没人告密的话，军方是不会出动那么多士兵的。不，他们不可能是跟着他去的，因为当他到那儿的时候，这一切已经结束了。法泽尔说，在军车前灯的映照下，他和周围的孩子们都看到了“神蓝”的尸体。 “我可以待在这儿吗?”他后来问道,“我不想去其他地方。” 伊珂让扎黑黛给他也拿了个杯子。她胡乱地翻着抽屉，找着瓶启。她想起了第一次见到“神蓝”时的情景，对了，那天穿的印花罩衫她也放到了箱子里。她把法泽尔带进屋里，让他坐到了厨房门口的椅子上。星期二晚上卡喝醉以后，就是坐在这张椅子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写诗的。之后，她像个病人一样感受了一下心中蔓延开来了的剧痛。法泽尔远远地看着屏幕里的卡迪菲，伊珂先给他倒了杯可乐，随后给父亲也倒了一杯。此刻的她就像是灵魂出窍了一般。 她回到自己昏暗的房间，在里面待了一会儿。 随后她上楼取了卡的包，走到大门口。外面很冷，她告诉坐在军车里的文职人员，说她不走了。 “可我们是打算送你上火车的。”文职人员说。 “我改主意了，我不去了，谢谢你们。请您把这个包交给卡先生。” 说完她回到客厅，坐到父亲的身边。没过多久，他们就听到了汽车发动的声音。 “我把他们打发走了，”伊珂对父亲说,“我不走了。” 图尔古特先生把她搂在了怀里，俩人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会儿电视里直播的演出。第一幕快结束的时候，伊珂说道:“我们去找卡迪菲吧!我有话要对她说。” 43女人们为了尊严而自杀 最后一幕 苏纳伊在最后一刻才把即将上演的戏剧改名为《卡尔斯的悲剧》，这个新名字只赶上了最后半小时的电视预告。来看演出的观众中一部分是被军人用车押来的，一部分则是因为听信了电视预告和军方的保证或是不管怎样都要来亲眼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因为城里有传言说，所谓的直播其实是放的录像带，而录像带则是从美国来的），还有一部分则是公务员，他们大多都是被迫来的（这回他们没有把全家人都带来）。这些观众都没有看到这个新名字，其实就算看到了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并不觉得有什么，也不会把它和这部戏联系起来的。 四年后，我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资料室里找出了《卡尔斯的悲剧》的录像带。这部戏的前半部分很难总结出个框框来。说的是一个“贫穷、落后和愚昧”的小镇上的仇杀，不过他们为什么会开始互相残杀、他们不能分享的东西是什么却根本没有讲，不管是杀人者还是像苍蝇一样被杀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个问题。只有苏纳伊对人们之间这种落后的仇杀感到愤怒，他和妻子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在另一个年轻的女人——卡迪菲的身上寻求理解。苏纳伊演的是一个富有、开明的统治者，但他也和穷人们一起跳舞，一起开玩笑，甚至一起讨论生命的意义。有时他还给他们表演莎士比亚、维克多·雨果和布莱切特的戏剧。此外，这部戏里还穿插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像城市交通、饮食习惯、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们改不了的一些特性、法国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激情、接种疫苗、避孕套和拉克酒的好处、富有妓女的肚皮舞、香波和发蜡里除了颜料之外什么也没有之类的。 演员们经常会进行一些临场发挥，把戏给弄得乱七八糟的。整部戏里惟一吸引观众的就是苏纳伊那富有激情的表演。每当演到比较沉重的地方时，他就会摆出一些经典的造型，厉声斥责那些把国家和人民害到这般田地的人。当他从舞台的一头一瘸一拐地往另一头走的时候，他给台下的观众讲述自己青年时的回忆，把蒙田写的关于友谊的文章背诵给他们听，告诉他们阿塔图尔克其实也很孤独。他演得很卖力，满头大汗。努丽叶女士是个酷爱戏剧和历史的老师，大前天晚上她也满怀赞叹地看了苏纳伊的表演。几年后她告诉我，当时她坐在最前排，闻到了苏纳伊满嘴的酒气。在她看来，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并不是醉了而是太兴奋了。卡尔斯有很多中年公务员、寡妇、年轻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喜欢冒险和追求权利的男人，他们非常崇拜苏纳伊，为了能近距离看到他，他们不惜冒任何风险。据他们说，坐在前排可以感受到从他身上传来的阵阵热浪和光芒，要想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那是不可能的。 宗教学校的学生梅苏特（他反对把无神论者和穆斯林埋在一起）也被军用卡车强行带到了民族剧院。几年后他告诉我，当时他也感受到了苏纳伊的魅力。他之所以敢这样说，也许是因为现在他现在在一家茶馆里干活（他曾经在埃尔祖鲁姆待了四年，为一伙伊斯兰武装分子干过活，希望破灭之后他又回到了卡尔斯）。他认为很难解释宗教学校的学生们对苏纳伊的归顺，也许是因为苏纳伊掌握着他们想得到的绝对权利或是因为苏纳伊颁布的一些禁令使他们免于陷入举行起义的困境。他对我说:“其实政变过后大家都在暗暗地高兴。”尽管苏纳伊已经拥有了很大的权利，可他还是愿意上台演出，他觉得苏纳伊这一点也深深地打动了那些年轻人。 几年以后，当我在看边境卡尔斯电视台演出当晚的录像时，我可以感觉到，剧场里大家已经忘却了父与子之间、执政者与罪犯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有人都静静地陷入了恐怖的回忆和想像之中，剧场里人人都有一种“我们”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生活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度里的人们才能够理解。因为苏纳伊的表演，剧场里好像已经没有“陌生人”了，大家都被同一个故事联系在了一起。 卡迪菲的存在破坏了这种感觉，卡尔斯人怎么也接受不了她在台上。摄像师肯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每到高潮的时候他都会把镜头推到苏纳伊的身上。只有当卡迪菲像个街头喜剧里的服务员一样给苏纳伊服务的时候，卡尔斯的观众才能看到她。不过从中午起，电视里就在预告说卡迪菲会在晚上的演出中摘掉头巾，所以观众们都想看个究竟。城里有很多的传言，有的说卡迪菲是在军方的强迫之下才这样做的，也有的说她不会登台演出。就连那些知道包头巾女孩、但从未听说过“卡迪菲”这个名字的人也在半天之内就认识了她。所以演出刚开始的时候，观众们很是失望，因为她虽然穿了件红色的衣服，可头上还是包着头巾，但在台上的表演却平淡无奇。 到了第二十分钟的时候，通过她和苏纳伊的一次对话，人们才明白卡迪菲的身上还是有看头的：当台上只有她和苏纳伊两个人的时候，苏纳伊问她:“你下定决心了没有?你想通过自杀来表明对他人的愤怒，这一点我可接受不了。” 卡迪菲回答道:“在这座城市里，男人们像牲口一样自相残杀，他们还宣称这样做是为了大家的幸福。而我只不过想杀死自己，谁能管得着?”说完她便悄悄地溜下台，仿佛是要避开刚刚上台的冯妲·艾塞尔似的。 四年后，我问了很多人当晚在卡尔斯发生的一切。当他们讲给我听的时候，我手里拿着表，推算着时间。据我估计,“神蓝”最后看到卡迪菲便是她站在台上说这番话的时候。因为按照邻居和至今仍在卡尔斯任职的警察所说，门敲响的时候“神蓝”和韩黛正在看电视。据官方所发表的声明,“神蓝”一看到警察和士兵，便跑进屋，拿起枪，朝他们开火。而据邻居和那些把“神蓝”视为传奇人物的青年伊斯兰分子所讲，当时他为了救韩黛，喊了声“别开枪!”，可“铁腕”带着特别行动队冲了进去，不到一分钟就打死了“神蓝”和韩黛，连整个房子都被打了个稀巴烂。尽管动静很大，可除了邻居家几个好奇的小孩之外，没有人对正在发生的这件事情感兴趣，因为卡尔斯人对于夜里的这种搜捕活动早已习以为常，而且除了电视里的直播之外，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所有的人行道上空空荡荡，除了几家茶馆以外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了门。 苏纳伊异常地自信，也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因为他知道卡尔斯城里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上。而卡迪菲却发现自己在台上发挥的空间很小，只能按照苏纳伊的要求去演，所以她不断地往苏纳伊的身边靠，她知道只有利用苏纳伊她才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无法知道当时她是怎么想的，因为和她姐姐相反，事后她拒绝和我谈论那些天所发生的事情。在此后的四十五分钟里，卡尔斯人觉察到了卡迪菲在自杀和摘掉头巾这些问题上的坚定，他们慢慢开始崇拜她了。虽然卡迪菲在戏里脱颖而出，可苏纳伊和冯妲·艾塞尔一半在教育人，一半在发泄怨气，使得整部戏变得十分沉重。观众们觉得卡迪菲把一个勇敢的、准备尽一切力量反抗男人压迫的女人演得栩栩如生。多年来一直有很多人在替卡迪菲难过，后来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尽管大家没有完全忘记她是“包头巾的女孩卡迪菲”，可心里也接受了那天晚上她在舞台上扮演的新角色。后来只要卡迪菲一上台，大家就会静下来，她每说一句台词，大家就会相互问:“她说什么，她说什么了?” 与此同时，火车的汽笛声响起来了，这是时隔四天后离开卡尔斯的第一趟火车。卡已经被士兵们强行押到了车厢里。见军车只带来了自己的行李而伊珂并没有来，我亲爱的朋友和保护他的士兵们纠缠了很长时间，希望能和伊珂见上一面。虽然没有得到允许，可他还是说服他们下令把军车再开回旅馆去。当军车再度无功而返时，他央求军官们让火车再等五分钟。开车的汽笛响起，可伊珂还是没有出现，这时卡开始哭了起来。火车开动起来以后，他还泪眼婆娑地看着站台上拥挤的人群，看着车站大楼朝向卡泽姆·卡拉贝齐尔雕像的大门，希望能看到一个身材高挑、手里拎着包袱的女子朝自己走来。 汽笛声再次响起，火车开始加速了。此时伊珂和图尔古特先生正从卡尔帕拉斯旅馆往民族剧院走去。“火车走了，”图尔古特先生说。“是的，”伊珂说,“路很快要通了，市长和团长也就要回来了。”她还告诉父亲，这场荒谬的政变就要结束了，一切都将恢复正常。她之所以要说这些，并不是因为她觉得这些有多重要，而是她觉得自己要是不说话的话父亲便会以为她还在想着卡。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几分在想着卡，有几分在想着“神蓝”的死。因为错过了一次获得幸福的机会，她非常痛苦，同时也对卡充满了怨恨。她很少怀疑自己会心生怨恨的原因。四年后在卡尔斯，当她不情愿地和我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出的疑问让她非常不安。她告诉我说，她很清楚那晚以后她不可能再爱上卡了。当火车呼啸着把卡从卡尔斯带走的时候，伊珂只有一种心碎的感觉，也许还有一丝奇怪。不过她现在真正的麻烦是如何与卡迪菲一起分享她的痛苦。 图尔古特先生也知道，安静让自己的女儿很不舒服。“整座城市仿佛都被遗弃了。”他说。 “幽灵般的城市。”伊珂随口应道。 三辆军车组成的一个车队拐过街道拐角，从他们的面前驶过。图尔古特先生说因为路已经通了，所以这些车才能开来卡尔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父女俩一直盯着车队留下的亮光。根据我后来的调查,“神蓝”和韩黛的尸体就在中间的那辆车上。 借着最后一辆吉普车的尾灯，图尔古特先生看到《边境城市报》报社办公室的橱窗上挂着一张第二天的报纸。他停下来看了看:“舞台上的死亡。土耳其著名演员苏纳伊·扎伊姆在昨晚的演出中被打死。” 把这篇新闻看了两遍之后，他们急急忙忙往民族剧院赶去。警车还在剧院门口，坦克也还是远远地停在野橄榄树下。 他们进去的时候都被搜了身。图尔古特先生说自己是“女主角的父亲”。进去的时候第二幕已经开始了，他们在最后一排找了两个空位子坐了下来。 这一幕里有苏纳伊花了多年时间才创作出来的笑话和一些有趣的情节，冯妲·艾塞尔就像是嘲笑自己所做的事似的甚至还跳了段肚皮舞。不过整部戏还是越来越沉重，观众席上也是鸦雀无声。台上经常只剩下卡迪菲和苏纳伊两个人。 “您必须要给我说清楚，您为什么要自杀?”苏纳伊问。 “人们不会明白的。”卡迪菲回答道。 “怎么会呢?” “要是能准确地知道为什么自杀的话，要是能当众明明白白地说出那个原因的话，那人们也就不会自杀了。”卡迪菲说。 “不，根本不是这样的。”苏纳伊说,“有些人是为了爱情而自杀，有些人则是因为忍受不了丈夫的虐待或是因为太穷才自杀的。” “您把生活看得太简单了。”卡迪菲说,“人们是不会为了爱情而自杀的，他们可以熬上一段时间，这样爱情的影响慢慢就会降下来。贫穷这个理由也不充分，人们可以抛弃她们的丈夫或者跑到别的地方，试着偷点钱回来。” “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毫无疑问，所有人自杀都是为了尊严。至少女人是为了尊严而自杀的!” “就因为在恋爱的时候被伤了自尊吗?” “您根本就不明白!”卡迪菲说,“女人自杀不是因为她的自尊受到了伤害，而是为了充分体现出自己的自尊。” “您的朋友们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自杀的吗?” “我不能代表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不过每当我想要自杀的时候，我都觉得她们的想法和我一样。自杀的时候，女人最清楚自己是个女人，最能体会到孤独。” “您就是用这些话来劝您的朋友们自杀的吗?” “她们都是自己决定的。” “谁都知道，在这个地方，在卡尔斯，没有人能自己作决定，大家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躲避暴力，都是为了加入一个团体来保护自己。卡迪菲，您就承认了吧，是您诱骗她们自杀的。” “这怎么可能呢?”卡迪菲说,“她们虽然自杀了，可她们更加孤独了。因为她们自杀了，她们当中有些人的父亲便不认她们了，有些人甚至连葬礼都没有。” “那您现在自杀是不是为了证明她们并不孤独，证明自杀是一种集体行为?卡迪菲，您没话说了吧……可您要是不说出原因就自杀的话，人们难道就不会误解你想要表达的信息吗?” “我并没有打算通过自杀来表明什么。”卡迪菲说。 “可还是有这么多的人在看着您，在关心着您。您至少要说出您此刻的想法。” “女人是带着赢的憧憬去自杀的，”卡迪菲说,“而男人自杀则是因为看不到赢的希望。” “说得对，”苏纳伊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克勒克卡莱造手枪。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枪上。“当我知道自己完全失败的时候，您能用这把枪杀死我吗?” “我可不想坐牢。” “可您不是无论如何都要自杀的吗?”苏纳伊说,“自杀之后您就会下地狱，所以您应该不怕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惩罚。” “女人就是因为这些才自杀的，”卡迪菲说,“为了能躲过各种惩罚。” “当我知道自己失败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死在您这样一个女人的手里!”苏纳伊一边说，一边夸张地转向观众。说完之后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便讲了一个和阿塔图尔克有关的故事。他已经感觉出观众有点厌烦了。 第二幕结束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和伊珂去后台找到了卡迪菲。宽敞的后台现在就像冰窖一样冷。曾几何时，这儿也是那些来自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杂技团、演出莫里哀戏剧的亚美尼亚演员、去俄罗斯巡回演出的舞蹈演员和音乐家们化妆更衣的地方。 “我还以为你要走了。”卡迪菲对伊珂说。 “我为你感到骄傲，亲爱的，你演得太棒了!”图尔古特先生把卡迪菲抱在怀里，说道,“刚才他要是把枪给你，说‘杀了我’的话，我就会站起来，打断演出，大喊‘卡迪菲，千万不要开枪’。” “为什么?” “枪里可能装了子弹!”图尔古特先生说。他把自己在《边境城市报》上看到的新闻告诉了卡迪菲。“我不是害怕塞尔达尔提前写好的新闻是真的，”他说,“他的新闻大多是假的。但是我知道，要是没有苏纳伊的同意，他决不会写这样一篇新闻的，所以我很担心。很显然，新闻是苏纳伊让他写的。这可能不是在做广告。也许他想让你在台上杀了他。我亲爱的女儿，在无法确定枪里有没有子弹之前，千万别朝他开枪!也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男人而摘掉你的头巾。伊珂不走了，我们还要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下去，不要无缘无故地激怒那些宗教分子。” “伊珂为什么不走了?” “因为她更爱她的父亲，更爱你，更爱咱们这个家。”图尔古特先生握着卡迪菲的手说。 “亲爱的爸爸，我们能单独聊会儿吗?”伊珂说。她一说这话，卡迪菲的脸上立刻显现出了恐惧的表情。这时苏纳伊和冯妲·艾塞尔从后台的另一头走了进来。图尔古特先生朝他们走过去，而伊珂则是用尽全力把卡迪菲搂在了怀里。她见自己的这个动作让妹妹有点害怕，便拉着卡迪菲的手，把她拽到了一个用帘子隔开的地方。冯妲·艾塞尔手里拿着一瓶酒和几个酒杯正从里面走出来。 “你演得很好，卡迪菲，”她说,“你们演得很放松。” 伊珂慢慢地让越来越绝望的卡迪菲坐了下来。她盯着卡迪菲的眼睛，那眼神仿佛在对卡迪菲说，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她。“韩黛和‘神蓝’在搜捕过程中被打死了。”她说道。 卡迪菲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他们是在同一间屋子里吗?谁告诉你的?”她问道。见到伊珂脸上的表情非常肯定，她沉默了。 “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法泽尔告诉我的，我立刻就相信了他，因为他说是他亲眼看见的……”听到这个消息，卡迪菲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为了让她接受这个事实，伊珂停了一会儿，然后立刻补充道:“卡知道‘神蓝’躲在哪儿，他见过你之后没有回旅馆。我认为是卡把‘神蓝’和韩黛的藏身地告诉了特别行动队，所以我没有和他去德国。” “你怎么知道?”卡迪菲说,“也许不是他而是别人说的。” “也有可能，我也这样想过。不过我认定了就是卡告的密，我无法说服自己。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爱他了，所以我没有去德国。” 听完伊珂说的这些，卡迪菲已经耗尽了全身的气力。伊珂明白，到了这会儿自己的妹妹才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 卡迪菲双手捂住脸开始抽泣起来。伊珂抱住她，也开始哭了起来。不过在无声的哭泣中，她觉得自己和妹妹哭的不是一回事。过去她们都不愿意放弃“神蓝”，俩人一直都在明争暗抢，那时她们也曾在羞愧中这样哭过一两次。现在伊珂觉得一切纷争都已经结束了，她也不会离开卡尔斯了。一时间，她觉得自己老了很多。向生命妥协，然后老去，睿智得对世界一无所求，这些她觉得自己还是可以做到的。 她现在更担心的是号啕大哭的卡迪菲。看得出来，妹妹要比自己痛苦得多。因为自己没有落到妹妹这一步，她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谢天谢地——或者说是报复的感觉，不过她马上就难为情起来。为了能多卖些汽水和鹰嘴豆，民族剧院的经营者们一直在电影间隙放着同样的音乐——青年时代她们曾在伊斯坦布尔听过的那首《宝贝，靠近我》。那时，她们俩都想学好英语，却都没做到。此刻，伊珂感觉卡迪菲在听到这首歌以后哭得更凶了。透过帘子间的缝隙，伊珂看到自己的父亲正在昏暗后台的另一头和苏纳伊聊着天，而冯妲·艾塞尔则手拿酒瓶在往杯子里倒着酒。 “卡迪菲女士，我是奥斯曼·努里·乔拉克上校，”一个中年军人粗鲁地拉开帘子，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给她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女士，我要怎样才能减轻您的痛苦呢?要是您不想上台演出的话，我可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路已经通了，部队马上就要进城了。” 在后来的军事法庭上，奥斯曼·努里·乔拉克就用这番话作为他试图保护卡尔斯免遭那些政变分子破坏的证据。 “我没问题，谢谢您，先生。”卡迪菲说。 伊珂觉得卡迪菲也学会了冯妲·艾塞尔的做作，但她同时也非常佩服卡迪菲为振作起来而作出的努力。卡迪菲强迫自己站起来，喝了杯水，然后就像个幽灵一般在宽敞的后台走来走去。 第三幕就要开始的时候，伊珂想把父亲拉走，不让他见卡迪菲，可临到最后图尔古特先生还是凑了过来,“不要怕，”他说,“他们（指苏纳伊和他的朋友们）都很现代。” 第三幕刚开始，冯妲·艾塞尔便唱了一首被强奸的女人常唱的民歌，这也吸引了那些看得稀里糊涂的观众们的注意。冯妲·艾塞尔和平时一样，一边哭喊着咒骂男人，一边啰里啰嗦地讲述着自己的遭遇。两首歌和一小段让孩子们捧腹大笑的模仿广告（“阿伊嘎兹”牌天然气是用屁做成的）过后，灯光暗了下来，舞台上出现了两个士兵，这不禁让人们想起了大前天晚上在演出的最后时刻荷枪实弹冲上台来的军人。他们把一个绞刑架抬到了舞台中央，剧场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苏纳伊一瘸一拐地和卡迪菲一起走到了绞刑架下。 “我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苏纳伊说。 “你是在承认自己没能如愿呢，还是因为你已经老了，你想找个时髦的死法，所以你在找借口?”卡迪菲问道。 伊珂觉得为了能演好这个角色，卡迪菲肯定花了不少的心思。 “卡迪菲，您很聪明。”苏纳伊说。 “这让您感到害怕吗?”卡迪菲有点紧张，又有点生气地说。 “是的!”苏纳伊说。 “你怕的不是我的聪明，而是怕我有自己的个性，”卡迪菲说,“因为在我们这座城市里，男人们害怕的不是女人的聪明，而是害怕她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恰恰相反，”苏纳伊说道,“我进行这次革命，就是为了让你们女人能像欧洲人那样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现在，我希望你摘掉你的头巾。” “我会摘掉头巾，”卡迪菲说,“但为了证明我这样做既不是迫于你们的压力，也不是为了模仿欧洲人，所以在摘掉头巾以后我会把自己吊死。” “不过，卡迪菲，您很清楚欧洲人会为您喝彩的，因为您是作为一个个体而自杀的。在亚细亚旅馆里的秘密会议上，您对在德国报纸上发表声明可是很感兴趣啊，大家可都看到了。据说，那些自杀的女孩和包头巾的女孩一样，也是您组织起来的。” “为了头巾而抗争和自杀的只有一个女孩，她就是苔丝丽梅。” “现在您将成为第二个……” “不，在自杀之前我要摘掉头巾。” “您想好了吗?” “没错，”卡迪菲说,“我想得很清楚。” “那么您肯定也想过了，自杀的人是要下地狱的。您会不会觉得反正要下地狱了，所以您会心安理得地把我也给杀死?” “不，”卡迪菲说,“我不相信自杀以后就会下地狱。我会像消灭细菌一样，杀死你这个国家、宗教和女人的敌人!” “您很勇敢，也很坦白，卡迪菲。不过，我们的宗教是不允许自杀的。” “是的,《古兰经》的‘女人篇’中曾经说过‘你们不要自杀’，”卡迪菲说,“可这并不表示万能的真主会不原谅那些自杀的女孩，会把她们打入地狱呀!” “那么，您非要走这样的错误道路了。” “恰恰相反，这是正确的，”卡迪菲说,“卡尔斯的一些年轻女孩，因为她们不能如自己所愿戴上头巾而自杀。伟大的真主是公平的，他会看到她们遭受的痛苦的。我的心中有对真主的爱，但在这卡尔斯城里却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所以我也会像她们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了让贫穷的卡尔斯城里那些无助的女人们放弃自杀，我们的宗教领袖们在这寒冬腊月里来到这儿给大家布道。您这样说会激怒他们的，这一点您是知道的，对吗，卡迪菲?……其实《古兰经》……” “我不想和无神论者，也不想和那些因为害怕才伪装成相信伊斯兰教的人讨论我的信仰。就让我们结束这场游戏吧。” “您说得对，我说这些并不是要干涉您的精神世界，而是怕您因为害怕下地狱而无法心安理得地杀死我。” “您不用担心，我会心安理得地杀死您的。” “很好。”苏纳伊以一种生气的语气说道,“让我告诉您我从二十五年的演艺生涯里总结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吧。我们的观众受不了比这更长的对白了。要是您同意的话，咱们就不多说了，开始行动吧。” “好的。” 苏纳伊又掏出那把克勒克卡莱枪，给卡迪菲和观众们亮了亮。“现在您摘掉头巾，然后我把枪给您，您就杀了我……因为第一次直播这样的戏，所以再给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 “别再啰嗦了，”卡迪菲说,“你们这些男人总是在问女孩为什么要自杀，我讨厌你们说的话。” “您说得对。”苏纳伊玩着手里的枪，说道,“我还想说两件事。为了让那些看了报纸上的新闻信以为真以及正在观看直播的卡尔斯人别害怕。卡迪菲，您瞧，这是弹夹。您看到了，它是空的。”他取下弹夹，给卡迪菲看了看，然后又装上。“您看见了吗，它是空的?”他就像个高明的魔术师似的说道。 “是的。” “我们还是再确认一下!”苏纳伊说。他又取下了弹夹，就像个从帽子里变出兔子的魔术师一样再次给观众们看了看，然后装到枪上。“最后，我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刚才您说您会心安理得地杀死我。您肯定讨厌我，因为我发动了政变，因为人们不像西方人我就朝他们开火。但是我希望您知道，我这样做是为了国家。” “好的，”卡迪菲说,“现在我要摘掉头巾了，请大家看好。” 她的脸上显现出痛苦的表情，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便取下了头巾。 剧场里鸦雀无声。一时间，苏纳伊呆呆地看着卡迪菲，就像他根本没想到会这样似的。之后，俩人都朝观众转去，就像是不知道该如何往下演的新演员一样。 所有的卡尔斯人都赞叹不已地欣赏着卡迪菲那一头飘逸的褐色长发。摄像师鼓足了勇气，第一次把镜头朝卡迪菲推近。卡迪菲脸上的表情有点害羞，就像个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光了的女人一样，很明显她很痛苦。 “把枪给我。”卡迪菲不耐烦地说道。 “给您，”苏纳伊说。他抓着枪筒，把枪递给卡迪菲。“您可以按这儿扣动扳机。” 卡迪菲一接过枪，苏纳伊便笑了起来。所有人都以为后面还有很长的对白，可能就连苏纳伊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你的头发很美，我也会不让别的男人亵渎它的。”他正说着，卡迪菲扣动了扳机。 枪响了，不过让所有人大为吃惊的是，苏纳伊就像是真的被击中了似的，摇摇晃晃地倒在了台上。 “他们太愚昧了，”苏纳伊说道,“他们对现代艺术一无所知，他们是不可能现代起来的!” 观众们还在等着苏纳伊说出一大段临终独白，这时卡迪菲拿枪凑到了他的身边，又接连开了四枪。每开一枪，苏纳伊的身体都被打得颤起来。这四枪打得很快。 除了装死之外，观众们还期待着苏纳伊说出一些有意义的临终独白。第四枪开完以后，观众们看到苏纳伊满脸是血，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努丽叶女士一直认为情节、效果的真实性和剧本同样重要，当她站起身来准备为苏纳伊鼓掌的时候，被他满脸的鲜血吓得又坐了回去。 “我杀了他!”卡迪菲对观众们说道。 “你干得好。”后排的一个宗教学校学生喊道。 军警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台上的枪击上去了，他们既没有发现破坏这安静气氛的学生坐在哪儿，也没有去找他。两天以来一直在崇拜苏纳伊、为了能近距离看到他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坐在最前排的老师努丽叶女士开始抽泣起来。她这一哭，不仅剧场里的观众，就连电视机前所有的卡尔斯人都觉得舞台上的表演实在是太过于真实了。 这时，两名士兵从两侧滑稽地跑出来拉上了台幕。 44现在这里没人喜欢卡 四年后在卡尔斯 台幕拉上以后,“铁腕”和他的同伴立刻就把卡迪菲抓了起来。“为了她的人身安全”，他们是从剧院朝向小卡泽姆贝依大街的后门把她带走的。他们把她塞上一辆军车，带到了中央司令部的旧掩体里,“神蓝”活着的最后一天就是在这里“做客”的。几个小时以后到卡尔斯的路全面通畅了，为了镇压城里这场小小的“军事政变”，军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没有碰到任何抵抗便进了城。被牵涉其中的副市长、师长和其他的一些头头们马上就被停了职，和政变分子合作的一部分军人和国家情报局的官员也被抓了起来，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图尔古特先生和伊珂三天后才见到了卡迪菲。卡迪菲被带走以后，图尔古特先生才明白演出的时候苏纳伊真的死了，他很难过，但他还是抱着“不会有事”的想法四处活动，希望当晚能把卡迪菲带回家，不过却没能如愿。都到了后半夜，他才在大女儿的搀扶下回到了家。回到家以后他不禁哭了起来，而伊珂则打开行李箱把东西都放回了柜子里。 大部分的卡尔斯人都是在第二天早上看了《边境城市报》之后才知道苏纳伊真的死了。台幕拉上之后，剧院里的观众们带着满心的疑虑，悄无声息地四散而去，而电视里也没再提起最近这三天里发生的一切。对于政府或是特别行动队在紧急状态时期在大街上追捕“恐怖分子”、发动突袭然后发布通告，卡尔斯人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没过多久，他们就不再觉得那三天是什么特殊时期了。事实上，从第二天早上起，总参谋部开始了调查，总理调查团开始了行动，所有的卡尔斯人也开始讨论起这“剧院枪击案”来了，不过他们并不是从政治的角度，而是从艺术和表演的角度来讨论的。众目睽睽之下苏纳伊·扎伊姆明明往枪上装了一个空弹夹，而卡迪菲用同一把枪又是怎么杀死他的呢? 一切恢复正常以后，安卡拉派了一名少校来卡尔斯调查了这起“剧院政变案”。这名少校特派员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正如我在书中多次提到的那样，这份报告对我了解这起看起来就像是魔术表演般的枪击案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打那晚以后，对于来探视自己的父亲和姐姐、检察官，甚至就连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的律师，卡迪菲都不愿再提起这件事。所以，为了找出真相，就和四年后我所做的一样，这位少校特派员和很多人谈过这件事（更准确地说是听听他们的看法）。就这样，他把所有的可能性和说法都给研究了一遍。 为了推翻“卡迪菲故意杀死苏纳伊”这一观点，少校特派员首先指出,“卡迪菲快速从兜里掏出另一把枪，或是往枪上装了一个满的弹夹”这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尽管被枪击的时候，苏纳伊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可事后警察的调查、从卡迪菲身上搜出的东西和当晚的录像都证明了事发时只有一把枪和一个弹夹。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认为，苏纳伊·扎伊姆是被另一个人从另一个角度开枪打死的，可是从安卡拉送来的弹道报告却称验尸结果表明苏纳伊身上的子弹就是从卡迪菲手中的克勒克卡莱枪里射出来的，所以这个观点也被推翻了。至于卡迪菲在演出最后说的那句话（我杀了他!），也给卡迪菲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大多数卡尔斯人认为她既是个英雄又是个牺牲品，而少校特派员却认为这句话恰恰证明了卡迪菲不是蓄意谋杀，他详细地分析了蓄意谋杀和恶念这样两个法律和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他指出演出时卡迪菲所讲的台词实际上都是被要求背诵或是在排练的过程中被强迫说的，所以这些话实际上不是卡迪菲而是整件事的策划者、已故的演员苏纳伊·扎伊姆说的。说了两次“弹夹是空的”之后，苏纳伊装上了弹夹，不仅卡迪菲被他骗了，所有的卡尔斯人都被他骗了。三年后，这名少校提前退休了，当我在他安卡拉的家中见到他的时候，我指了指他书架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集，他对我说他尤其喜欢这些书的名字。按照他的说法,“当时那个弹夹是满的!”而且大家认为这个弹夹是空的，也并不是因为苏纳伊变了什么魔术：三天以来，苏纳伊和他的同伙们以西方主义和阿塔图尔克主义为借口，制造了残忍的暴力事件（包括苏纳伊本人在内，总共死了二十九人），卡尔斯人已经如同惊弓之鸟一般，所以这时就算给他们一个空杯子，他们也会认为是满的。从这个方面来看，不仅是卡迪菲，所有的卡尔斯人都被苏纳伊算计了。尽管苏纳伊事前就宣布了自己的死讯，可大家还是以为在演戏，还是津津有味地看着他在台上借卡迪菲之手杀死了自己。至于说卡迪菲是为了替“神蓝”报仇才杀死苏纳伊的说法，少校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卡迪菲也不知道枪里有子弹，加以了否定。而对于那些指责卡迪菲的世俗主义分子和赞扬她的伊斯兰分子（他们认为卡迪菲表现得很机智，杀了苏纳伊而自己却没有自杀）的观点，少校则指出不应该把现实和艺术混为一谈。至于卡迪菲以自杀为诱饵蒙骗了苏纳伊，把他杀了以后自己又放弃了自杀的观点，因为苏纳伊和卡迪菲都被证实事前知道舞台上的绞刑架是用纸板做的，所以这一观点也被推翻了。 卡尔斯的军事法官们对总参谋部派来的这位勤奋的少校特派员的报告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终，卡迪菲不是因政治谋杀，而是因过失杀人罪被判了三年零一个月的监禁，到出狱为止她一共坐了二十个月的牢。而奥斯曼·努里·乔拉克上校则根据土耳其刑法第313条和第463条所规定的无法认定主犯的团伙杀人罪被处以重刑，不过六个月后被赦免。尽管有人警告过他，让他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可后来当他在军人之家和旧日的军中好友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他隐晦地批评自己的朋友胆小、愚蠢、害怕宗教分子，说自己至少敢把支持阿塔图尔克主义的军人们心中的想法付诸行动。 其他有关的军官、士兵和一些政府职员，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服从命令，是爱国的，可在军事法庭上，他们还是被认定为团伙杀人、非法使用国家财物等罪名。不过服刑没多久，他们也同样被赦免。这些人当中有一名少尉，非常年轻和理智，后来他也成了一名伊斯兰分子。出狱以后，他在伊斯兰教的《誓言报》上连载了自己的回忆录（《我也曾是一名雅各宾派》），不过因为涉嫌侮辱军队，这本回忆录后来被禁止出版。守门员乌拉尔已经被证实在政变后不久就开始为国家情报局工作，至于其他的演员，法庭认定他们只是普通的演艺人员。冯妲·艾塞尔在丈夫被杀的当晚便精神病发，她总是愤怒地攻击别人，抱怨别人，所以被带到了位于安卡拉的部队医院，在精神病科接受了四个月的治疗。在她病愈出院好多年之后，她在一部热播的儿童连续剧里给一个巫婆配音，凭借这一角色她很快便在全国走红。她告诉我说，她那意外死在舞台上的丈夫因为别人的嫉妒和诬陷没能演成阿塔图尔克这个角色，至今她还耿耿于怀，现在惟一可以安慰她的就是近些年很多阿塔图尔克的雕像都是以她丈夫的一些造型为基础制作的。因为少校特派员在报告里提到了卡，所以军事检察官——很正常地——传唤卡出庭作证。而头两次庭审卡都没有出席，为了得到他的口供，法庭作出了逮捕他的决定。 图尔古特先生和伊珂每周六都会去探视在卡尔斯服刑的卡迪菲。天气不错的时候，在征得好心的监狱长的同意之后，他们会在监狱院子里的那棵大枣树下铺上白色的单子，一起品尝扎黑黛做的橄榄油柿椒卷，把肉米丸子送给其他囚犯们品尝，他们还会打开图尔古特先生让人修理好的“飞利浦”录音机，边剥鸡蛋边欣赏着肖邦的协奏曲。为了不让女儿入狱的事情给自己蒙羞，图尔古特先生把监狱看成了每个值得尊敬的公民都必须上的寄宿学校，偶尔还会叫上记者塞尔达尔先生这样的熟人。有一次，法泽尔也跟着他们一起去探视了卡迪菲，卡迪菲希望他能常去。后来，在出狱两个月以后，卡迪菲便和比自己小四岁的法泽尔结了婚。 婚后头六个月，法泽尔在卡尔帕拉斯旅馆的前台工作，他们夫妻俩也住在旅馆里。当我到卡尔斯的时候，他们已经带着孩子搬去其他地方了。卡迪菲每天早上都会带着仅六个月大的孩子厄梅尔江去卡尔帕拉斯旅馆，伊珂和扎黑黛则帮她照看孩子。图尔古特先生除了要带孙子，还得亲自处理一些旅馆的事务，而法泽尔为了能早日摆脱对岳父的依赖，在阿伊登照相馆打了一份工，又在卡尔斯边境电视台做助理策划。他后来笑着告诉我，他虽然名为助理策划，可实际上就是干些跑腿的事情。 到达卡尔斯的第二天中午，我在法泽尔位于胡卢西·阿伊泰金大街上的新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法泽尔好心地问我为什么要到卡尔斯来，当时我正看着窗外的鹅毛大雪缓缓地落在卡尔斯河上。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我还以为他要提起在昨天的晚宴上让我头晕目眩的伊珂呢，于是我稍作夸张，告诉他卡在卡尔斯写了一些诗，而我正打算写一本有关这些诗的书。 “要是找不到这些诗的话，你怎么写这本书呢?”他友好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说,“在电视台的档案室里应该能找到一首吧。” “我们晚上找找看，不过一个早上你都在卡尔斯的大街上转悠来转悠去，也许你是想写本关于我们的小说吧。” “我去的都是卡在诗里提到的地方。”我说。 “可从你的脸上我可以看得出，你想表达的是我们有多么贫穷，我们和你的读者有多么不同。我不希望你把我写进这样的小说里。” “为什么?” “因为你都不了解我!就算你能把我写得很真实，你的那些西方读者也会因为同情我的贫穷，而忽视了我的生活。比如说，我正在写一部伊斯兰科幻小说，可他们只会觉得我这样做很可笑。我不想成为他们鄙视、耻笑和怜悯的对象。” “那好吧。” “我知道你很难过，”法泽尔说,“我这么说你可别见怪。你是个好人，你的朋友也是个好人，可能他也想爱我们，可他后来做的事情太恶劣了。” 因为“神蓝”被杀法泽尔才能够和卡迪菲结婚，可他现在提起卡出卖“神蓝”的时候就好像卡出卖的是他自己一样。我没有吭声，尽管我觉得他这样说有点不太仗义。 “你怎么能证明是卡出卖了‘神蓝’呢?”过了好一阵子我才问他。 “整个卡尔斯都知道这件事。”法泽尔既没有指责卡，也没有怪罪我，他的声音很温柔，几乎都有点怜悯的味道了。 他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奈吉甫。我告诉他，我随时准备拜读他的科幻小说，因为他曾问过我能不能看看他写的东西，但他又表示不能把他写的东西给我，他希望我和他一起看。后来的几个晚上，我们坐在他和卡迪菲平时吃饭看电视的桌子旁边，一起静静地欣赏这部四年前由奈吉甫构思、现在由他执笔的科幻小说的头五十页。 “怎么样，写得还行吗?”法泽尔像是道歉似的只问了一次,“要是你看不下去的话，咱们就别看了。” “不，挺好的。”我一边兴致盎然地看着，一边说道。 后来当我们一起走在白雪皑皑的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上的时候，我再次诚恳地告诉他，小说写得不错。 “也许你是为了逗我开心才这样说的，”法泽尔幸福地说道,“不过，你已经帮了我的忙了。我也想帮你一个忙。要是你想写小说的话，你可以把我也写进去，但是我有个条件，我要直接对你的读者说句话。” “说什么?” “现在我也不知道，等我想到的时候，要是你还在卡尔斯的话，我就告诉你。” 我们约好傍晚时分在边境卡尔斯电视台见面，然后便分手了。当法泽尔往“阿伊登照相馆”跑去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背影。他有几分像奈吉甫?就像他对卡所说的那样，他还能在他的体内感觉到奈吉甫的存在吗?他还能听到奈吉甫的多少声音? 早上当我在卡尔斯的大街上转悠的时候，当我坐在相同的茶馆里找曾经和卡聊过的人聊天的时候，我常常会把自己当成卡。我早早地就坐在了“幸运兄弟”茶馆里，卡曾在这里写下了《全人类和星辰》一诗，和他一样我也想像着自己在宇宙里处于什么位置。在卡尔帕拉斯旅馆前台工作的贾维特说我拿钥匙的时候“完全和卡先生一样”，总是急匆匆的。当我转悠到一条小巷子里的时候，一个杂货店老板把我叫进去，问我“您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作家吗”，他说四年前报纸上有关他女儿苔丝丽梅自杀的新闻不属实，希望我能帮助澄清一下。他对我和对卡一样，也请我喝了瓶可乐。这些有几分是巧合，又有几分是我设计的呢?当我发现自己正走在巴伊塔尔哈奈大街上的时候，我看了看萨德亭教长修道院的窗户，为了体会一下卡走进修道院时的感受，我还专门爬上了穆赫塔尔在诗中提到的那段很陡的楼梯。 我在法兰克福的那堆纸里翻出了穆赫塔尔交给卡的诗，可见卡并没有把这些诗寄给法希尔。但是，我和穆赫塔尔认识还不到五分钟的时候，他就对我说卡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还告诉我说，在卡尔斯的时候卡非常喜欢他的诗，还把它们寄给了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大鼻子出版商。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满怀信心地认为自己可以在下届选举中被新成立的伊斯兰政党（它的前身“繁荣党”被取缔了）推选为市长。因为穆赫塔尔人际关系处理得好，再加上他那好说话的性格，我们才得以进了警察局（不过他们不允许我们去最底层）和社保医院，卡最后见到奈吉甫就是在这里。当穆赫塔尔把民族剧院剩下的房间（这里已经被他变成了电器仓库）指给我看的时候，他坦言自己对这栋百年建筑的倒塌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安慰我说:“这其实不是土耳其建筑，而是亚美尼亚建筑。”他把卡提及的那些地方（卡还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回到卡尔斯，能再次见到伊珂）、大雪里的蔬菜市场和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上的五金店一一指给我看，然后又介绍反对党人士、律师穆扎菲尔先生给我认识。这位前任市长在哈利特帕夏写字楼里办公，他给我介绍了一下卡尔斯的历史（他以前给卡也介绍过）。听完他那充满共和主义色彩的讲解后，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当我走在昏暗、压抑的走廊里时，站在“动物保护者协会”门口的一个富有的养殖场场主冲我喊了声“奥尔罕先生”，把我叫了进去。这家伙的记性真是太好了，好得都有点让人吃惊，他告诉我，四年前教育局长被打死的时候卡是怎样进到这儿，又是坐在一个角落里怎样陷入沉思的。 在见到伊珂之前要听她和卡之间的一些恋爱细节，我感觉不是很好。在去“新人生糕饼店”赴约之前，为了打消心中的紧张，去除心中的恐惧（我害怕自己会坠入情网），我先去了“绿色家园啤酒屋”，喝了杯拉克酒。这一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而让我变得更加无助，当伊珂走进蛋糕店坐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一点。空腹喝下的拉克酒并没有让我觉得放松，而是让我晕头转向。她的眼睛很大，脸型正是我所喜欢的瓜子脸，她比昨天以来我印象中的还要美。我一边欣赏着她的美丽，一边强迫自己相信，让自己魂不守舍的就是她和卡之间曾经有过而我也一清二楚的那段爱情。不过，这也让我痛苦地想起了自己的另一个软肋，卡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他是个真正的诗人，而我这个小说家却是头脑简单，像个文书一样，每天定点上下班。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才会绘声绘色地描写卡在法兰克福极为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在同一时间起床，然后穿过同一条街来到同一家图书馆，坐到同一张桌子旁工作。 “其实，当时我都已经决定了要和他一起去法兰克福，”伊珂说。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向我提到了很多细节，比如说她连行李箱都准备好了。“可现在要让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对我来说有点难，”她说,“但是，我很敬佩你们之间的友谊，所以我想给你写书提供一些帮助。” “卡在卡尔斯写了本很棒的诗集，”我说,“他仔细地回忆了那三天的生活，把它写到了本子上，现在还少了离开卡尔斯之前的最后一段。” 她毫无保留地把卡离开卡尔斯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有些是她的亲身经历，有些则是她的猜想。因为要说出自己的隐私，她略显窘迫，不过她的真诚还是让我非常地钦佩。 “您没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法兰克福。”我尽量不去指责她。 “有些事情，只要用心去想一想就会明白的。” “是您先提到心的，”我告诉她卡在信里（卡没有把这些信寄给她，我是为了写书才看这些信的）说，因为想她，他经常连觉都睡不着，回到德国的第一年他每晚都得吃两片安眠药才能入睡；因为想她，他还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走上五六分钟，他就会把远处的某个女人看成是她；每晚他都会回忆和她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刻；哪怕只能忘记她五分钟，他也会觉得非常幸福；直到死，他都没再找其他的女人；失去她以后，他觉得自己“都不是个活人了，而像个幽灵”。突然间我发现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怜悯，仿佛在说“够了，别再说了”，她的眉毛也扬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伊珂接受卡，而是为了让她能接受我。 “也许您的朋友太爱我了，”她说,“不过这份爱还不足以让他回卡尔斯。” “因为法院下令要逮捕他。” “那不重要，就算他上法庭，作了证，他也不会有什么麻烦的。您不要误解，他不回来也没什么不对的，不过拿‘神蓝’来说，尽管有‘杀死他’的命令，但他为了看我，曾偷偷地来过卡尔斯好多次。” 一提到“神蓝”，她那淡褐色的大眼睛闪过一丝亮光，脸上显现出了痛苦的表情。见她这样，我的心也揪了起来。 “不过您的朋友害怕的不是法庭，”她像是在安慰我似的说道,“我之所以没去车站，是因为我知道他干了些什么，这一点他很清楚。” “您根本就没能证明是他干的。”我说。 “我很清楚，他让您也有了一种负罪感。”她说完便把烟和打火机收到包里，表明这次见面到此就结束了。她很聪明，听到她的这番话我便明白，她已经知道了我真正妒忌的是“神蓝”，而不是卡。不过后来我又觉得伊珂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这么想只不过是因为心虚罢了。她站起身来，穿上了外套。她的个子挺高，身材比例也正好。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今晚我们还会见面的，对吗?”我着急地问道。这句话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问。 “当然了，我父亲会等你的。”说完，她便走了。她走路的姿势很特别，也很可爱。 我对自己说，她发自内心地相信卡是“有罪的”，对此我很难过。但我这是自己在骗自己。其实我希望的是她温柔地把卡称为“死去的好朋友”，然后慢慢地说出他的弱点、他的想法和他犯下的错误，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借助于她的神圣的回忆，和她一起乘坐同一艘轮船走上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来这儿的第一个晚上，我还曾经想过要把伊珂带到伊斯坦布尔去。不过现在，这样的幻想已经离得很远了。我的心里有一种冲动，我要证明我的朋友是“无罪”的。这是不是又意味着其实我妒忌的不是卡，而是“神蓝”呢? 天色渐渐变黑了，这个时候走在白雪皑皑的大街上让我倍感难过。边境卡尔斯电视台刚刚搬到了黑山大街加油站对面的那栋新楼里。这是栋三层的混凝土建筑，卡尔斯人一直将它视为发展的标志。可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的走廊便和城里的空气一样变得脏不兮兮、黑不溜秋的了。 法泽尔在二楼的工作间里高兴地接待了我。他把在电视台工作的八个人一一介绍给我认识，对我说“大家希望能简单地采访一下你，好上晚间新闻”。我觉得这可以让我在卡尔斯办起事情来更方便一些，便同意了他的请求。我们只录了五分钟的节目。采访我的时候，青年节目主持人哈坎·厄兹盖突然说道“听说您正在以卡尔斯为背景写一部小说”，可能是法泽尔告诉他的吧，我非常惊讶，东拉西扯地把这个问题给搪塞了过去。采访过程中，我们压根儿就没提到卡。 我们去了台长办公室，按照录像带上的日期（这些录像带按照规定都放到了墙上的书架上），找出了民族剧院直播的头两盘带子。接着法泽尔给我找了个小房间，房间通风不是很好，不过里面有台旧电视。我坐到电视机跟前，一边喝着茶，一边欣赏着卡迪菲主演的《卡尔斯的悲剧》。我很欣赏苏纳伊·扎伊姆和冯妲·艾塞尔说的那些“批判性的台词”，他们还对四年前很流行的一些广告片段进行了讽刺。至于卡迪菲摘掉头巾以及后来开枪击中苏纳伊的镜头，我专门倒回去看了几遍。苏纳伊的死看上去的确像是剧情的一部分。除了剧场里前几排的观众，其他人都不可能看清楚弹夹究竟是空的还是满的。 看到另外一盘带子时，我才明白，原来《祖国或头巾》这部戏里很多的镜头，包括守门员乌拉尔的奇遇和冯妲·艾塞尔的肚皮舞是他们在每部戏里都会重复的包袱。带子有点旧了，当时剧场里满是喊叫声、口号声和嘈杂声，演员的对话已经听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还是反复地倒带，反复地听，最后好不容易才把卡朗诵的那首《没有真主的地方》抄了大部分下来。法泽尔问我，卡在朗诵诗的时候奈吉甫为什么会站起来说些什么，于是我让他看了看我抄下来的诗。 军人开枪扫射观众的镜头，我们看了两遍。 “你在卡尔斯已经逛了不少的地方了，”法泽尔说,“现在我想带你去个地方。”他略显腼腆，又有点神秘。他说我也许会把奈吉甫也写进小说，所以他想带我去看看宗教学校的宿舍，奈吉甫最后几年就是住在那儿的，不过现在已经被关闭了。 当我们冒雪走在加齐·阿赫麦德·穆赫塔尔帕夏大街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黑色的狗。这条狗的额头上有一块圆形的白斑，我明白这正是卡在诗里写的那条狗。于是我赶紧去旁边的小店买了点面包和鸡蛋，剥开壳喂给这头正在幸福地摇着尾巴的畜生。 见狗一直跟着我们，法泽尔说:“这是车站的狗。刚才我怕你不愿意来，所以我没告诉你。以前的宿舍现在是空的，政变过后，那儿便被称为恐怖分子和反动分子的老窝，被关闭了。从那时起，里面就没人住了，所以我从电视台拿了这把手电。”他打开手电，照了照身后的狗，狗像是回应似的立刻摇了摇尾巴。宿舍的院门上了锁，这房子以前是亚美尼亚人的，后来俄罗斯领事和他的狗也曾在里面住过。法泽尔拉着我的手，带我翻过一处矮墙。“过去晚上我们都是从这里溜出去的，”说着他便熟练地从一扇玻璃已被打烂了的窗户钻了进去。然后他用手电照亮了四周，把我也拽了进去。“别怕，里面只有一些鸟。”他说。这栋楼的窗户玻璃上满是灰和冰，都已经不透光了，有些地方还用板子给钉上了。里面一片漆黑，不过法泽尔上楼却十分熟练，很显然他以前来过这儿。他就像电影院里的领座员一样，将手电拿在身后，给我照着路。四周到处都是一股尘土味。我们穿过四年前留下的那些破门，仔细地看着周围。墙上满是弹痕，顶层阁楼的角落和烟道已经被鸽子做了窝，见有人闯入，它们紧张地扑棱着翅膀。宿舍里还留有很多锈迹斑斑的铁床。“这张是我的，那张是奈吉甫的，”法泽尔指着并排的两个上铺说,“为了不吵醒别人，有时晚上我们会躺在一张床上，望着窗外的星空聊天。” 透过一扇破窗，可以看到鹅毛大雪在路灯的映照下缓缓地往下落着。我认真地欣赏着这片景色，心中充满了敬意。 过了很长时间，法泽尔指着下面说:“从奈吉甫的床上还可以看到那儿。”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条通道。通道夹在院门外不远处农业银行大楼的侧墙和另一栋楼的后墙之间，仅有两米宽，连巷子都称不上。泥泞的地面上映照着银行紫色的荧光灯。路中间还摆了一块“禁止入内”的牌子，提醒路人不要把这当成一条街巷。受奈吉甫的启发，法泽尔把这条通道称为“世界终点”，在它的一端有一棵黑色的树，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了。正当我们看着这棵树的时候，它突然像是点着了一样变得通红。“七年了，阿伊登照相馆的红色灯牌一直都是坏的，”法泽尔嘟囔道,“红色的灯光时亮时灭，每次从奈吉甫的床上看那棵野橄榄树都像是着火了一样。有时，奈吉甫会在幻觉中一直看到天亮。他把他看到的这些称为‘这个世界’，有时天亮了以后他会对我说‘整晚我都在欣赏着这个世界!’。这些他可能也告诉过你的朋友诗人卡，所以他才会把这些写到了诗里。我是刚才看带子的时候才明白过来的，所以我才把你带到这儿来。你的朋友把那首诗叫做‘没有真主的地方’，那是对奈吉甫的不尊重。” “奈吉甫在告诉卡他所看到的景色时说的就是‘没有真主的地方’，”我说,“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我不相信奈吉甫死的时候是个无神论者，”法泽尔小心翼翼地说道,“他只不过是有些这样的疑惑。” “你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奈吉甫在你的体内了吗?”我问道,“这难道不会让你害怕，你不怕自己慢慢也会变成无神论者吗?” 四年前他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卡，可现在连我都知道了他的这个秘密，这让法泽尔很不高兴。“我已经结了婚，还有了孩子，”他说,“我现在不像过去，对这些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他觉得我就像个西方人一样，试图要把他变成无神论者。不过很快他就为自己的态度感到了后悔。“我们以后再聊，”他说,“我岳父还在等我们吃晚饭，我们可别迟到了。” 下楼前，他把一个房间角落里的桌子，碎酒瓶子和椅子指给我看了看，这里曾经是俄罗斯领事的书房。“路通了之后,‘铁腕’和特别行动队在这儿又待了几天，他们又杀了一些库尔德民族分子和伊斯兰分子。” 本来我都已经忘却了，可此刻这个细节又让我胆战心惊起来。我根本就不愿意去想卡在卡尔斯的最后时刻都干了些什么。 那条黑狗还在院门口等着我们，就连我们回旅馆的时候它还一直跟在我们的身后。 “你不高兴了，”法泽尔问道,“为什么?” “晚饭前到我的房间来一趟，好吗?我有东西要给你。” 在贾维特那儿取钥匙的时候，透过图尔古特先生房间敞开的大门，我看到了里面闪烁的灯光和摆好的餐桌。我还听到了客人们的说话声，也感觉到伊珂肯定也在里面。我的箱子里有奈吉甫四年前写给卡迪菲的情书，这是卡在卡尔斯复印的那份。在房间里，我把这些情书交给了法泽尔。过了很久我才想，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他和我一样也为死去的兄弟而感到不安吧。 法泽尔坐在我的床棱上看着信，这时我从箱子里取出了卡的一本笔记本，又看了看上面的那片雪花。其实我都已经知道了，不过我还是看了看。卡把《没有真主的地方》这首诗放到了“记忆”轴上。这表明他去过“铁腕”呆过的空宿舍，而且在他离开卡尔斯之前，他还透过窗户亲眼看到了奈吉甫向他描述的景色。卡放在“记忆”轴附近的诗都是他对童年或是卡尔斯的回忆。这样一来，我终于相信了，我的朋友在“民族剧院”没能说服卡迪菲，之后他便去了宿舍（“铁腕”正在这儿等着他），把“神蓝”的藏身之处告诉了“铁腕”。其实所有的卡尔斯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此刻我脸上的表情肯定不比法泽尔的好看。楼下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客人们的聊天声，街上也还能听到忧郁的卡尔斯人在叹气。我和法泽尔都沉浸在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我看着窗外的雪，告诉法泽尔该去吃饭了。他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似的，惊惶失措地先走了。而我则躺到床上痛苦地想像着。从民族剧院的大门往宿舍走的时候，卡在想些什么呢?和“铁腕”说话的时候，他是怎样避开他的眼神的呢?他是怎样和那帮家伙上了同一辆车，又是怎样远远地指着“神蓝”和韩黛藏身的那栋楼，告诉他们“就是那儿”的呢?我痛苦吗?我很自责，觉得自己这个“秘书般的作家”不该对诗人朋友的堕落感到幸灾乐祸。我尽量让自己不再想这些。 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的邀请和伊珂的美让我觉得更加难受。电话局的局长莱加伊先生（爱看书和回忆录的一个人）、记者塞尔达尔先生和主人图尔古特先生，他们对我都非常客气。我喝多了，醉得一塌糊涂，现在我只想尽快度过这漫漫长夜。伊珂就坐在我的对面，每看她一眼，我便更添一分醉意。电视新闻里正在播放采访我的片断，我看着自己激昂的手势，很难为情。在卡尔斯的时候，我的身上一直揣着小录音机。我就像个昏昏欲睡的记者一样，用这个录音机把我们聊的卡尔斯历史、卡尔斯的媒体、四年前的政变之夜都给录了下来。我喝着扎黑黛做的扁豆汤，觉得自己仿佛也成了40年代外市小说里的人物。我告诉他们监狱生活让卡迪菲更加成熟，更加平静了。没有人提起卡，连他的死都没人提及，这让我更加难过。众人聊天的时候，卡迪菲和伊珂曾到里间去看熟睡的厄梅尔江，我本想跟着她们进去，可我喝了很多酒（艺术家们总是喝很多酒的），醉得连站都站不稳了。 那天夜里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已经很晚了，我告诉伊珂说我想看看卡曾经住过的203号房间。一听这话，大家都静了下来，转过身来看着我们。 “好的，”伊珂说,“请。” 她从前台取了钥匙。我跟在她的身后上了楼。房间打开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窗帘、窗户和窗外的雪。房里很冷，弥漫着一股睡觉的气息，还有些肥皂和灰尘的味道。我坐到了床边，伊珂狐疑地看着我。就是在这张床上，我的朋友和她做爱，度过了他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是在这儿死呢，还是向伊珂表白我的爱情，还是向窗外望望?大家，是的，都还在桌边等着我们俩。我说了几句搞笑的话成功地把伊珂给逗乐了。她冲我甜甜地笑了笑，说我早有预谋。然后我便对她说了些难以启齿的话，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 “生活中除了爱情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幸福了。人们所写的小说，所看到的城市都不能让他们幸福。要是我告诉您我很孤独，我想待在这座城市里，待在您的身边，和您一起生活到老的话，您觉得怎样?” “奥尔罕先生，”伊珂说,“我非常想去爱穆赫塔尔，却没有做到；我很爱‘神蓝’，他死了；我觉得自己会爱上卡，可他也死了。我很想生个孩子，却一直没能如愿。我觉得今后自己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了。现在我只想好好照看我的外甥厄梅尔江。非常感谢您，不过您也不是认真的。” 这是她第一次说“卡”，而不是说“您的朋友”，为此我专门向她表示了感谢。明天中午，我们还能在“新人生糕饼店”见上一面，专门谈谈卡的事情吗? 很可惜，她很忙。但她许诺，为了不让我伤心，作为一个好房东，明天晚上她会和大家一起到车站送我。 我再次向她表达了谢意。我坦白地告诉她，我已经没有力气回餐桌了（而且我也害怕自己会哭出来）。我躺到床上，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早晨，我躲过众人的视线，悄悄溜到了街上。我先是和穆赫塔尔，而后是和塞尔达尔先生、法泽尔一起在街上转了一整天。因为上过晚间新闻，卡尔斯人多多少少也知道我一些，所以我轻而易举便搜集到了一些必要的细节来作为小说的结尾。穆赫塔尔介绍我认识了卡尔斯首份伊斯兰政治报纸《矛》（每期的销售量为七十五份）的老板，以及报纸的主编（一名退休的药剂师，开会的时候他迟到了）。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反对民主的措施，卡尔斯的伊斯兰运动出现了一些倒退，宗教学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受老百姓的欢迎了。听完他们的介绍没过多久，我忽然想起，这名上了年纪的药剂师曾经用非常怪异的方式亲了奈吉甫两次，为此奈吉甫和法泽尔还计划过要干掉他呢!“快乐的卡尔斯”旅馆的老板现在也在为这家报纸写文章（他曾经向苏纳伊·扎伊姆出卖了自己的客人）。当他提到过去的事情时，我想起了一个细节，我差点就把它给忘了：四年前刺杀教育学院院长的家伙，谢天谢地，并不是卡尔斯人。除了现场的录音，另外有一起命案也是用同一把枪做的案，并且枪的主人也已经被抓住，根据在安卡拉做的弹道分析，确定了凶手便是来自托卡特地区的一个茶馆老板。他承认是“神蓝”请他去卡尔斯的。庭审期间，这个家伙得到了一份证明他精神失常的报告，之后便在巴科尔科伊的精神病院住了三年。从医院出来以后他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开了一家名为“快乐的托卡特”的咖啡馆，与此同时，他还成了《誓言报》的一名专栏作家，专门写文章维护戴头巾女孩的权益。四年前卡迪菲摘掉了头巾，戴头巾女孩的抵抗运动也随之宣告失败，虽然现在抵抗运动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可是由于支持者不是被学校开除就是去了其他城市读大学，所以卡尔斯的抵抗运动已经远不如伊斯坦布尔那样激烈了。韩黛的家人拒绝见我。消防员的民歌在政变之后很受大家的欢迎，他也因此成了边境卡尔斯电视台“边境民歌”栏目的明星。他的好朋友（卡尔斯医院的看门人，既是个音乐爱好者，也是萨德亭教长那儿的常客）每周二晚上都会去电视台录节目，在周五晚上播放的节目中用塔尔琴给他伴奏。政变当晚有个小孩也参与了演出，记者塞尔达尔先生把他也介绍给了我。政变过后，小孩的父亲连学校组织的演出也不让他参加了，如今这个“小眼镜”已经长大成人，不过还在替人送报纸。通过他，我才知道卡尔斯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习惯看伊斯坦布尔的报纸）都在干些什么。他们打心眼里佩服那些和政府抗争到底的伊斯兰分子和库尔德民族分子，除了发表一份根本就没人看的声明，吹嘘一下他们过去大无畏的英勇精神之外，也没作出什么有影响力的事情来。和我聊天的这些人，他们都希望能有个大无畏的英雄，让他们摆脱失业、贫穷、腐败和谋杀的困扰。而我多少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所以他们都用这种大人物的评判标准来衡量我。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感觉出他们不太喜欢我在伊斯坦布尔养成的爱走神、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和小说、急性子之类的毛病。在卡尔斯，我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在“团结茶馆”听裁缝玛鲁夫讲了一天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必须要上他家认识他那几个外甥，和他们喝上两杯；星期三的晚上年轻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们要召开研讨会，所以我必须再待上两天；我还必须要把敬给我的烟抽完，把奉给我的茶喝完（这些事情大部分我都做到了）。 法泽尔的父亲在瓦尔托鲁当兵时的战友告诉我，这四年里还是有很多的库尔德民族分子被杀，或是被抓进了监狱。现在已经没人加入游击队了，几年前在亚细亚旅馆参加会议的那些库尔德青年也都已经不在卡尔斯了。周末傍晚斗鸡的时候，扎黑黛那可爱却很好赌的外甥把我也带进了人群中，人们用茶杯给我敬酒，我高兴地一口气连喝了两杯。 夜幕已经降临。为了不让大家见到，离火车开车时间还很早的时候，我便冒着雪，像个孤独不幸的行人一样慢慢走回旅馆，收拾好了行李。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我碰到了密探萨菲特，直到现在扎黑黛每晚还给他汤喝。他已经退休了，因为我上了昨晚的电视，所以他认出了我。他想告诉我些什么，于是我们去了团结咖啡馆。他告诉我尽管退休了，可他还在给政府干活。在卡尔斯，密探什么时候都退不了休。他很诚实，他微笑着告诉我，城里的情报人员很想知道我来这儿到底想调查些什么（是古老的“亚美尼亚”问题，还是库尔德人叛乱问题?是宗教团体问题，还是政党问题?），他说要是我告诉他的话，他还能挣上点钱。 我小心翼翼地提到了卡，并且向他问起了有关卡的事情。我提醒他说，四年前他曾经跟踪过我的朋友。 “他是个很友好的人，他很喜欢狗。”他说,“不过，他的心思在德国，他很内向。今天这儿没人喜欢他。” 我们沉默了好久。我估摸着他可能知道点什么，便很小心地问起了“神蓝”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就像我来这儿是为了打听卡的事情一样，一年前也有一拨人从伊斯坦布尔来这儿打听“神蓝”的事情!萨菲特告诉我说，这帮年轻的伊斯兰分子敌视政府，他们为了找寻“神蓝”的墓地费了不少心思。不过因为“神蓝”的尸体被扔到了海里（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不让人们去扫墓），他们只得无功而返。这时法泽尔也坐到了我们这一桌，他说他从宗教学校的老朋友那儿也听说过这回事，这帮伊斯兰青年想起“神蓝”曾到德国“朝圣”，所以他们也逃到了德国。他们在柏林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现在这一组织不断地壮大起来。他们还在德国创办了一份名为《朝圣》的杂志，在创刊号里他们声称要报复那些对“神蓝”的死负责的人。我们都猜想可能是这帮家伙杀了卡。那一刻我凝望着窗外的飞雪，想像着卡的诗集《雪》惟一的手稿在柏林落到了“神蓝”的某个追随者的手中。 这时，又一个警察坐到了我们桌上，他告诉我所有的传闻都不属实。他说“我可不是矿物眼!”可他自己也不知道“矿物眼”是什么意思。他非常爱苔丝丽梅，要是她没自杀的话，他肯定是要和她结婚的。这时我突然想起，四年前萨菲特曾经在图书馆查过法泽尔的学生证。卡还把这件事写到了笔记本上，不过他们可能早就忘了吧。 我和法泽尔走到了街上，两个警察习惯性地跟在我们身边，也不知道他们是出于好意，还是因为职业习惯。他们一边走一边抱怨着生活，抱怨着生活的空虚，抱怨着爱情之痛和无法抗拒的衰老。他们俩都没有戴帽子，雪花在他们花白稀疏的头发上积了起来。“四年了，卡尔斯是不是更穷，走的人是不是也更多了?”听我这么一问，法泽尔便回答说，这几年大家看电视看得是越来越多了，那些无业游民也不去茶馆了，而是待在家里通过卫星天线收看世界各地的免费电影。大家都攒了些钱，在自家窗户跟前装上了锅一般大小的白色天线，这便是卡尔斯四年里惟一的变化了。 我们在新人生糕饼店一人买了一块核桃仁的酥饼（这酥饼让教育学院院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作晚饭吃了起来。见我们要去车站，这两个警察便离开了我们。现在只剩下我和法泽尔两人孤独地走在大街上。商店已经关门，茶馆里空无一人，亚美尼亚人的房子早已无人居住，明亮的橱窗上也已结上了冰，栗子树和杨树上满是积雪，一盏盏的霓虹灯把街上映照得更显凄凉，除了我们的脚步声，万籁俱寂。警察已经走了，于是我们拐进了巷子里。雪刚才还像是要停的样子，可现在又大了起来。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想到就要离开卡尔斯，一种痛苦的感觉便噬咬着我的心，我觉得很内疚，仿佛自己就要离去却把法泽尔一个人扔在这空荡荡的城里一般。远处，有两棵野橄榄树离得很近，干枯的树枝和树上的冰溜子交错在一起，突然从中间飞出一只麻雀，从我们头顶掠过。地面上又积了一层软软的雪，街上空荡荡的，十分安静，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呼吸声（因为走累了，所以呼吸越来越急促），让人觉得如同在梦里一般。 走到路中央的时候，我突然停了下来，盯着空中的一片雪花，一直看着它落到地上。这时，法泽尔指了指贴在“努若尔”茶馆门口的海报。由于贴的比较高，所以四年了这张海报一直还留在那儿，只不过有点褪色罢了。海报上写道： 人是真主的杰作 自杀是对主的亵渎 “警察经常来这家茶馆，所以没人敢碰这张海报!”法泽尔说。 “你觉得自己是杰作吗?”我问道。 “不，只有奈吉甫才是真主的杰作。他死了以后，我既不是那么害怕无神论，也不再那么热爱真主了。主啊，请你宽恕我。” 我们没再说话，顶着大雪一路走到了车站。以前的车站大楼是我在《黑书》里提到的那种共和国早期的石头建筑，很优美，可现在已经被丑陋的混凝土建筑取代了。我们到的时候发现穆赫塔尔和那条黑狗已经在等我们了。离火车开车还有十分钟的时候，记者塞尔达尔先生也来了，他给我带来了很多旧的《边境城市报》，上面登有卡的新闻。他向我提出请求，希望我能在书里不带任何贬低色彩地提及卡尔斯，提及它的困境。见他拿出了礼物，穆赫塔尔像是做贼似的把一个塑料袋塞到了我的手里，里面装了一瓶香水、一小块卡尔斯本地产的奶酪和他自己掏钱在埃尔祖鲁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书上还有他的签名）。我给自己买了张车票，给卡在诗里提到的黑狗买了块三明治。我正在喂它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和卡迪菲也急急忙忙地赶来了。他们刚刚才从扎黑黛那儿得知我已经要走了。我们简单地聊了聊车票、路和雪。图尔古特先生有点难为情似的递给我一本新版的屠格涅夫的《初恋》，这是他坐牢时从法语翻译过来的。我摸了摸卡迪菲怀里的厄梅尔江。尽管孩子的母亲用一条时髦的伊斯坦布尔围巾包住了头发，不过雪花还是落到了她的发梢上。我不敢盯着她的一双秀目看太久，于是我转过身问法泽尔，如果我写一部有关卡尔斯的小说的话，他想对读者说些什么。 “没什么想说的。”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见我的表情有些悲伤，他的态度犹豫了起来,“我倒是有话想说，不过怕你会不高兴……”他说,“要是你把我写进小说的话，我想告诉读者，让他们不要相信书中的我们。没亲眼见到我们是不可能了解我们的。” “其实没人会相信这么一部小说的。” “不，有人会信的，”他激动地说,“他们会相信我们就是这么滑稽、这么可笑。为了体现出自己的聪明、优越和仁慈，他们还会同情我们、怜爱我们。不过要是你把我的这句话写进小说的话，他们看了之后就会产生一些疑惑。” 我答应他把这句话写进我的小说。 见我在向车站的入口处张望，卡迪菲走到我的身边。“听说您有个女儿，叫如梦，”她说,“我姐姐不能来了，不过她让我代她向您的女儿问好。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戏剧舞台，这是我戏剧生涯的留念，我把它送给你。”她递给我一张小照片，是一张她和苏纳伊·扎伊姆在民族剧院舞台上的合影。 火车司机拉响了汽笛。除了我以外，好像也没别的乘客了。我和他们一一拥抱，告别。我正要上车的时候，法泽尔把一个塑料袋塞到了我的手里，袋子里面装着拷贝的录像带和奈吉甫的一支圆珠笔。 我手里满是礼物袋，好不容易才进了车厢。大家都站在站台上，朝我挥着手，我也将身子探出窗外，向他们挥手致意。到最后我才发现那条黑狗伸出粉红色的长舌头，在站台上跟着火车跑着。雪越下越大，慢慢地，他们都消失在了雪中。 我坐了下来。铁路沿线的人家里橙黄色的灯光、看电视的破房间、从房顶上的矮烟囱里冒出来的袅袅炊烟，这一切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依稀可见。我看着这些，开始哭了起来。 1999.4—2001.12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