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西线无战事 作者：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内容简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九岁的保罗博伊默尔受到爱国主义的激励，跟同学们一起志愿参军，但战争与军队生活的残酷完全超出想象。在新兵训练营里，他们被迫抛弃从前对知识和自由的信仰，接受彻底的改造。短暂的训练后，新兵们被派往前线作战，所见所闻尽是残酷：战壕内都是老鼠、虱子；烈性传染病威胁着每个士兵的生命；战友们一个个阵亡，或受伤被送到野战医院；野战医院设备简陋，药品缺乏，伤患的死亡率极高。 保罗休假回家，发现德国国内仍沉浸在对于战争的英雄主义幻想中，普通人无法想象士兵们在前线所受的灾难，他和从前的生活已完全脱节，他的感受无人能懂。保罗重回前线，此时战争愈发惨烈，未来一片迷茫 1 我们待在火线后面九公里的地方。昨天我们才换了防，这会儿肚子里都装满了牛肉和菜豆。我们感到一种平和中的满足。每个人甚至还有满满一饭盒的东西可以留到晚上吃。另外，香肠和面包也发了双份。这样可以让我们好好地休整一下。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这种好事了。那个脑瓜像番茄一样的炊事员只顾劝我们吃，他用长柄勺子招呼每一个走过的人，舀给他结结实实一大勺菜肴。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把他的炖锅及时清空好用来盛咖啡。加登和缪勒端着两个脸盆，里面的食物满得都快要溢出来了。这些是他们的储备，加登这么做是出于贪食成性，而缪勒这么做则是出于深谋远虑。至于加登的东西到底吃到哪里去了，那倒是一个谜，因为他现在和今后一直像一匹瘦骨嶙峋的马。 更重要的是，烟也发了双份。每个人十支雪茄，二十根纸烟，还有两块嚼烟。在眼下，这已经很可观了。我拿嚼烟去换卡钦斯基的纸烟，这样我就一共有了四十根纸烟，抽一天是足够了。 说真的，我们其实没有权利得到这些意外的收获。普鲁士人并不那么慷慨大方。多亏计算错误，我们才捞到了这么多东西。 十四天前，我们不得不开到前线去调防。那一带的战事相当平静，因此待在后方的军需官为我们征用了正常数量的每日给养，供全连一百五十人回来时享用。不料正好在最后那一天，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向我们袭击，对准我们的阵地不停猛轰，因此我们的损失十分惨重，只有八十几个人活着回来。 昨天夜里，我们撤离前线安顿下来后，立刻好好地睡了一觉。卡钦斯基说得很对，只要大家能够多睡一点，这个战争也不算太坏。在前线，我们几乎不曾睡过什么觉，一连熬了十四天，时间是够长的了。 第一批人还没爬出营房，已经是正午了。半小时后，每个人都拿好自己的饭盒，跑到随军伙房前排队，有股油腻和滋养丰富的香味飘了过来。排在长队最前头的自然是最饿的那些人：小艾伯特·克罗普，我们中间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所以只当了个一等兵；缪勒，他随身还带着学校里的课本，梦想着考试，在炮火密集轰击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物理定理；勒尔，他蓄着络腮胡子，特别喜爱军妓院里的姑娘，他一口咬定，按照军队里的命令，这些姑娘都得穿上丝绸衬衫，而且在接待上尉以上的客人时，事先还得洗个澡；第四个便是我本人，保罗·博伊默尔。我们四个人都是十九岁，四个人都是从同一个班级里出来，参加战争当志愿兵的。 紧跟在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加登，一个瘦骨嶙峋的钳工，年纪与我们相仿，在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坐下来吃的时候，他瘦得像只蚂蚱，可他吃罢了站立起来，却又粗大得如同一只怀孕的臭虫；海伊·韦斯特许斯，也跟大家同年，是个挖泥煤的，他能够轻轻松松把一条配给面包抓在手里，问人家：猜猜看我手里抓的是什么东西；德特林，一个农民，他除了农家院和妻子，什么也不想；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这伙人的头儿，坚强，机灵，狡猾，他年纪四十，有一张土灰色的脸，一双蓝幽幽的眼睛，一副佝偻的肩膀，还有一个了不起的鼻子，它嗅得出糟糕的天气、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工作。在炊事房前面，我们这伙人站在长队的最前面。我们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因为那炊事员一直没理会我们。终于，卡钦斯基朝他喊道：“我说，赶快把你的舀汤勺子拿出来吧，海因里希！大家都看到菜豆已经煮熟了。” 炊事员睡眼惺忪地摇了摇头：“你们先得都到齐了才行。” 加登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我们都到齐了。” 那炊事班下士依然不理会：“你们几个都到齐了！可是其他人到底在哪儿呢？” “他们今天是不会来吃你的东西了！他们不是在野战医院，就是群葬在地下长眠啦。” 炊事员知道了这个情况后，茫然不知所措。他动摇了。“可我已经煮了够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啦！” 克罗普往他腰里推了一下。“那么这一回咱们倒可以饱餐一顿了。来，开饭吧！” 加登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那老鼠似的尖脸蛋兴奋起来，一双眼睛狡猾地眯缝着，下颚抽动着，他往前走了一步，小声说道：“伙计，那么面包你也领来了够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了，是吗？” 那炊事班下士愣头愣脑、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加登一把拉住他的上衣。“那香肠呢？” 那个番茄脑瓜又点了点头。 加登的皮套裤在颤动。“纸烟也是一样的吗？” “是的，样样都一样。” 加登容光焕发了。“哎呀，这才叫做走运咧！全是给咱们准备的！每个人都能得到——让我算一算——一点不错，正好是双份！” 番茄脑瓜这才回过神来，说：“那可不行。” 我们都很兴奋，开始围拢过去。 “那为什么不行，你这个老胡萝卜头？”卡钦斯基质问道。 “本来是给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不能让八十个人给拿走。” “我们这就让你看看八十个人怎么把这些东西解决掉。”缪勒喃喃地抱怨着。 “饭菜我可一点不在乎，但是我只能分发八十个人的份。”番茄脑袋坚持道。 卡钦斯基生气了。“你这一次就不能宽宏大量些？你领的不是八十个人的军粮，你领的是二连的，这就够啦。那你发给我们吧！我们正是二连嘛。” 我们动手推撞那个家伙。对这个人谁都没有好感，有过好多次，由于他的过错，饭菜送到战壕里太晚，而且都凉了。因为在炮火底下，他不肯把锅子移得近些，所以我们那些送菜的人不得不比别的连队多跑一段路。现在，一连的布尔克要好得多。他虽然胖得像只冬天的仓鼠，可是临到紧急关头，他甚至会把锅子一直抬到最前面的火线上来。 我们心里都憋着这股火，若不是连长到来，肯定会发生一场骚乱。他问清了争吵的原因，只说了一句：“是的，我们昨天损失惨重。” 随后，他朝那锅子瞥了一眼。“这些菜豆看样子还不错。” 番茄脑瓜点点头。“是用猪油和肉一起煮的。” 那中尉瞅着我们。他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而且他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因为他到连队来的时候只是一个下士，后来是从行伍中间被提拔上去的。他又把大铁锅的盖子揭开，嗅了一下。于是他一边往前走去，一边说道：“给我送一满盘来。把所有的饭菜都分发掉。我们也许用得上。” 加登在他周围手舞足蹈起来了，番茄脑瓜的脸上露出一副局促不安的神情。 “这又不会破费你什么！倒像军需处储藏的东西全属于他一人似的。现在你就动手分吧，你这个爱吃肥肉的家伙，可你千万别数错了。” “你真该被绞死！”番茄脑瓜咒骂道。他已经垮掉了，每当事情超出他的掌控时，他就干脆认输。似乎为了要表示对此感觉无所谓，他还主动地给每个人多发了半磅人造蜂蜜。 今天真是了不起。邮件也送来了，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几封信和报纸。我们溜达到营房后面的草地上。克罗普的胳膊底下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 草地右边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公共厕所，盖了屋顶，结构也很坚固。不过这是给新入伍的士兵用的，他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尽量利用随便哪一件偶尔碰上的东西。我们却需要更好用的。到处散落着一只只矮小的箱子，就是为了那个用途。这些箱子是方形的，很干净，四边都用木板围着，座位舒适得无懈可击。边上还有把手，可以随意搬动。 我们搬来了三只，围成一个圆圈，大家舒舒服服地坐下。这一坐就坐了两个小时才站起来。 我记得很清楚，当初我们在营房里当新兵，非得用公共厕所不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感到不好意思。厕所没有门，二十个人并排坐着，仿佛在火车车厢里一般。这样，一眼就可以把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原来当小兵的必须时刻有人监视。 这期间，我们学会了对这类小节不再觉得害臊。到后来，比这还要糟得多的事情我们也不当回事了。 这里虽然是露天，上厕所却全然是一种享受。我再也无法理解，我们从前对这类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觉得害臊，其实还不是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这类事情若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那么重要的作用，若不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偏偏又显得那么新奇，我们也许不会对它们特别注意。对老手来说，它们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胃肠这些器官对士兵说来比对别人可要亲密得多。他四分之三的词汇都是从这里得来的，不仅在表达最大的喜悦，而且在表达最深的愤怒时，都能在此处信手拈来。要表达得这样贴切，这样清楚，用任何别的方式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和老师们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可是在此地，这却是一种通用语言。 这种强制性的公开，已经使这些事情在我们心目中恢复了它们那纯洁的性质。更何况，它们本来都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舒舒服服地解决一下，正像玩纸牌时拿到一手稳赢的同花顺一样畅快。胡诌出“粪坑传闻”这个词，倒不是毫无道理，这些场所原是部队里的流言市集和公共休息室咧。 我们觉得此时此刻好过任何铺着白瓷砖的豪华厕所。在那里，只能说是卫生，可在这里，却是美妙。 眼下真是个出奇无忧无虑的时刻。头顶上是一片蓝天。天边悬挂着浅黄色的照亮的侦察气球，被阳光照得灿烂异常，以及高射炮弹散发出来的一团团白茫茫的烟雾。发射时，这些烟雾就像稻束一样升了上去。 我们隐约听到前线那沉闷的隆隆声，好像十分遥远的雷鸣。野蜂嗡嗡地飞过，就把这种声音压了下去。 在我们周围，伸展着一片繁花盛放的草地。青草摇摆着高高的嫩枝，白蝴蝶翩翩翻飞，飘浮在残夏那柔和的暖风上面。我们读着信，看着报，一边还抽着烟。我们摘下了军帽，放在身边。和风拨弄着我们的头发，也在拨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口箱子就放在那光闪闪、红艳艳的野罂粟花中间。 我们把那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盖上。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张非常合适的玩纸牌的桌子。克罗普身边带着一副纸牌。每打完一回一人公开亮牌的牌局，就插进一局拿破仑牌戏。人们可以永远这样坐下去。 手风琴的乐声从宿营地那边飘过来。我们不时搁下纸牌，向四周张望。一个人会说“孩子们啊……”或者说“那一回可真是九死一生咧……”，于是我们便沉默半晌。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压抑之感，大家都能意识到，不需要用多少言语来表达。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坐在这几口箱子上面了。眼下，已经十分接近这个时候啦。因此，样样东西都是新鲜的，强烈的——殷红的罂粟、可口的食物、纸烟，还有夏天的风。 克罗普问：“最近有谁看见过克默里希？”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里。”我说。 缪勒认为他的大腿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可以幸运地回家养伤了。 我们决定当天下午去探望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坎托列克要我向你们大家问好。” 我们都笑了。缪勒把纸烟扔了，说道：“我倒希望他也在这里。” 坎托列克原来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矮子，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长得活像一只尖嘴老鼠。他的身材，跟有“克洛斯特堡的恐怖”之称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差不多。说也奇怪，天下的不幸往往是由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比起身材魁梧的人来，他们精力更加旺盛，更加不容易相处。我一向十分留神，绝不去那些矮小的连长管辖的部门。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纪律的忠实拥护者。 在体能训练课上，坎托列克向我们做了长篇报告，直到全班的人，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他从眼镜后面瞪着我们，用令人感动的嗓音说道：“你不愿意参军吗，同志？”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这些教师往往把他们的感情藏在背心口袋里备用，只按课时掏出来向人家炫耀炫耀。可是在那时，这一点我们却并没有想到。 我们中间，确实有一个人迟迟疑疑，不愿意入伍。那个人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胖胖的、和气的小伙子。可是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会被周围人疏远的。而且和他一样想法的，在我们中间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不过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因为在那个时候，连自己的父母也随时会说出“懦夫”这个词。大家对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参战都一无所知。其实最明智的倒是那些贫穷和单纯的人，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个灾难，而那些处境较好的人，本该对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却反而快乐得忘乎所以了。 卡钦斯基断言，这都是由于他们受的教育使他们变蠢了。这些话，都是他经过仔细考虑的。 说也奇怪，贝姆是最先阵亡者中间的一个。在一次冲锋时，他的眼睛受了伤，我们把他留在战场上让他等死。没法将他带回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手忙脚乱地逃回来的。那天下午，我们忽然听到他在呼唤，还看见他从前沿阵地朝“真空地带”爬了过去。原来他仅仅是昏了过去，因为他双目失明，而且又疼得发疯，找不着一个掩蔽的场所，所以还没等到有人跑过去把他拖回来，他就被打死了。 我们自然不能怪罪坎托列克。如果要每个人都承担罪责，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天下有成千上万的坎托列克，他们个个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用的也是无损于自己的方法。 而这也正是他们让我们感到无比失望的原因。 对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而言，他们理应成为我们走向成熟的世界，走向工作、职责、文化和进步的世界，走向未来的中间人和向导。我们常常嘲笑他们，稍稍作弄他们一下，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信任他们的。他们代表的权威的观念，在我们思想中是和更远大的见识、更合乎人性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却把这种信念完全击碎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要比他们那一代更加正直，他们只是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那第一次密集的炮火就向我们揭示出了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那种世界观也在炮火底下崩溃了。 他们仍在继续写文章，发表演说，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依旧在说对国家的责任是头等大事，而我们却已经知道死亡的剧痛比以前更为强烈了。尽管这样，我们绝不做叛乱者，绝不做逃兵，也绝不做懦夫——这些词，他们原是随便使用的——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英勇地参加每一次进攻，但我们还会辨别是非，我们一下子学会了观察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个世界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突然觉得孤独得可怕，而又必须一直孤独下去。 在动身去看克默里希之前，我们先收拾好了他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在回去的路上都要用的。 野战医院里活动非常繁忙：里面始终弥漫着一股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气味。这种气味，我们在营房里大多是闻惯了的，可是到这里一闻，却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我们打听克默里希在哪里，他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看到我们时露出一种虚弱的表情，其中既有喜悦又有一种无助的愤怒。在他不省人事的时候，有人把他的一块表给偷走了。 缪勒摇了摇头：“我总是跟你说，不该带这样好的一块表来的。” 缪勒这个人有点粗鲁，也不太圆滑，要不他就不会吭声了，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克默里希是再也不会走出这个病房了。他能不能把表找回来，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不同，至多也不过把这块表寄给他的家属罢了。 “情况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 克默里希把脑袋沉了下去。“还不坏，只是我的脚可他妈的疼得太厉害了。” 我们看看他的被子。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网篓底下，被子呈拱形盖在上面。我往缪勒的胫骨上踢了一下，因为他差一点就要把外面那些护理员告诉我们的话讲给克默里希听：克默里希的脚已经没有了。他的腿已经被截去了。 他的气色很可怕，萎黄又苍白，脸上还有一条条异样的纹路，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因为到如今已经看见过几百次了。那其实不是纹路，而是标志。在皮肤下面，生命已经不再搏动，它被挤到身体的边缘去了，而死神正在从里面起着作用，而且早已把一双眼睛给控制住了。这里躺着我们的伙伴克默里希，前不久还跟我们在一起烤马肉，蜷缩在弹坑里；这仍然是他，然而又已经不再是他了，他的形象变得模模糊糊，仿佛一张冲洗了两次的照相底片。甚至连他的嗓子也变得如同火灰一般沙哑无声了。 我想起我们当年出来的时候。他母亲，一个胖乎乎的善良女人，陪他到了车站。她不断地流着眼泪，把脸蛋儿哭得又胀又肿。克默里希为此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她无法沉着镇定，简直瘫成一团，成了个泪人。后来她看见了我，一再拉住我的手臂，恳求我到了那边以后照顾弗兰茨。他确实有着一张儿童似的脸，而且骨头也是那么软弱，只背了四个星期的背包，一双脚已经成为平足了。可是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能照顾别人啊！ “现在你马上可以回家了，”克罗普说，“如果是等休假，你至少还得等上三四个月才行咧。” 克默里希点点头。我不忍看他的手，那双手简直像蜡一样。指甲里面还有战壕里的泥土，颜色蓝里透黑，如同毒药一般。我忽然转了一个念头，这些指甲在克默里希停止呼吸以后很久，还会继续生长，仿佛地窖里精灵鬼怪般的瘦细植物。我看到展现在眼前的一幅图画：它们像开瓶器的螺丝钻那样卷起来，一个劲地往上长啊长啊，而同时往上长的还有那腐烂了的脑壳上的头发，好像沃土里的青草，的确像是青草，这怎么可能呢？ 缪勒弯下身去。“我们把你的东西给带来了，弗兰茨。” 克默里希做了个手势。“把它们搁在床底下。” 缪勒照他的话做了。克默里希又提起那块表来了。我们怎么才能叫他放心又不引起他疑心呢！ 缪勒直起腰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双飞行员的长筒靴。这是一双漂亮的英国货，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制成，高到膝盖，从下往上都有带子系缚着，是件叫人艳羨的东西。缪勒一看就很高兴，便把靴底跟他自己那双笨重的皮鞋比了一比，问道：“那你也要把这双皮靴一起带回去吗，弗兰茨？”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c 我们三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即使他恢复了健康，也只能穿一只皮靴，因此这一双鞋对他总是没有用处的了。可是，照眼下的情况看来，把它们留在这里很可惜——等他一死，护理员自然马上就会将它们拿走的。 缪勒重新拿起来：“你是不是愿意把这双靴子留在这里？” 克默里希表示不愿意。这是他最好的一件东西。 “那我们不妨拿东西来交换，”缪勒又建议道，“在前线这里，人们倒是用得着它。”可是克默里希却没有被说动。 我往缪勒的脚上踩了一下，他才勉强把这双漂亮皮靴放回床底下去。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随后就告辞了。“好好保重，弗兰茨。” 我答应他明天早晨再来。缪勒也这样说，他是在想着那双系带皮靴，所以要亲自在场监视。 克默里希呻吟着。他在发烧。我们到外面找来一个年纪大些的护理员，要他给克默里希打一针吗啡。 他拒绝了。“要是我们把吗啡开给每一个人，那我们得有满满的一桶才行……” “你们只肯好好地侍候军官。”克罗普恶狠狠地说。 我急忙去打圆场，递给那个护理员一根纸烟。他接过去了。我便问道：“那也允许给普通士兵打一针吗？” 他很气恼。“你都知道这不行，何必还要问我呢？” 我又把几根纸烟塞到他手里。“请你给我们帮个忙吧——” “好吧。”他说。克罗普跟着他一起进去，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人，想要自己去看看。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缪勒又把话题转到长筒皮靴上来了。“那双靴子，给我穿起来可合适得真是没有话说咧。穿着自己这双笨重的皮鞋，我总是起泡，一个接一个。你认为他会拖到明天早晨值勤以后吗？要是他夜里就去了，那我们眼看着那双长筒靴——” 克罗普回来了。“你们觉得——？”他问。 “没救了。”缪勒惋惜地说道。 我们朝营房走回去。我想起明天一定要给克默里希的母亲写的那封信。我全身都凉了，巴不得喝一杯朗姆酒。缪勒拔起几根草，塞在嘴里嚼着。蓦然间，矮小的克罗普把纸烟往地上一扔，用脚狂暴地乱踩，抬起一张毁损了的、心神不宁的脸向四周看着，结结巴巴地说道：“臭狗屎，真他妈的臭狗屎！” 走了好长一会儿，克罗普已经平静下来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前线士兵精神失常的表现，在这里，每个人有时候都会这样。缪勒问他：“坎托列克写给你的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笑了：“他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三个人都气恼地笑了起来。克罗普在咒骂：他心里很高兴，因为他还能够开口说话。 是的，他们的思维就是如此，这成千上万个坎托列克！钢铁青年。青年！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过二十岁。但还年轻吗？青年？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现在都老啦。 2 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在我家里一张书桌的抽屉里，还藏着一个刚写了个开头的剧本《扫罗[1]》，还有一叠诗稿。不知有过多少个夜晚，我曾从事剧本和诗文的写作。我们差不多人人都做过这种事。可是现在在我看来，那一切已经变得那么虚无缥缈，我都不能理解那时的自己了。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早年的生活就被完全割断了，没费我们吹灰之力。我们常常试着回顾过去，想找到一种解释，可是并不怎么成功。对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而言，对克罗普、缪勒、勒尔和我而言，对我们所有被坎托列克称为“钢铁青年”的人而言，偏偏一切都特别模糊。凡是年纪大一点的人，跟他们过去的生活总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有立足之地，他们都有妻子，有儿女，有职业，有爱好，这种种联系是那样牢固，便是战争也破坏不了。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却只有父亲和母亲，有些人也许还有一个姑娘。那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在我们这种年纪，父母的影响是最微弱的，而姑娘们呢，也还不能把我们控制起来。除此以外，也没有多少别的东西了，有几分热情，有一点业余爱好，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这些东西，现在却一点也没有留下来。 坎托列克会说，我们正好站在生活的门槛上。看来也正是这样。我们还没有扎下深根，战争就把我们给冲走了。对其他的人，对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个中断，往后的事情他们可以想象出来。但我们却被它抓住了，也不知道将来的结局会是怎样。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眼下我们已经以一种奇特而忧伤的方式变成了被荒废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常常感到愁闷。 尽管缪勒很想弄到克默里希的那双长筒皮靴，但他跟别人一样并不缺少同情心，这种人不敢在痛苦面前想到同情。他不过把事情看得更加透彻罢了。要是这双靴子对克默里希还有一点用处的话，那么缪勒宁可赤着脚在带刺铁丝网上走路，也不会去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弄到手。可是按照眼下的情况，那双长筒靴就克默里希目前的处境来说毫无用处，而缪勒却可以很好地利用这双靴子。克默里希就要死了，不管谁能得到那双靴子，反正都不重要了。那么为什么缪勒就不能得到呢？跟那个护理员比起来，他更应该得到这双靴子。克默里希一死，那就来不及了。因此，缪勒老早就在注意了。 我们早就失去进行其他考虑的能力了，因为其他的考虑全是假的。只有事实是真的，对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何况，漂亮的长筒靴又很少见呢。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当初到区指挥部应征入伍的时候，我们一个班级总共有二十个青年，其中很多人在进营房之前，还生平第一次高兴得忘乎所以地一起刮了胡子。对于未来，我们没有确定的计划。事业和工作的想法只是我们人生理想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点缀。我们仍然满脑子都是模糊的观念，把人生乃至战争理想化了，甚至给它们增添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我们受了十个星期的军事训练，这段时期所进行的培养改造，比在学生时代的十年影响更加深远。我们懂得了，一颗擦亮的纽扣要比四卷叔本华的著作更为重要。先是惊讶，接着是怨恨，最后是满不在乎。我们意识到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思想，而是靴子刷；不是智力，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磨炼。我们怀着热情和渴望成为了士兵，可是他们却千方百计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身上打下来。三个星期过后，我们再也不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了：一个穿着镶边制服的邮递员，对我们来说要比从前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都有着更大的权威。我们用那年轻的已觉醒了的眼睛，看到我们的老师们所保持的关于祖国的传统观念，此刻在这里已经化成对个性的抹杀，即使对最卑贱的奴仆也绝不会被要求这样做：敬礼，立正，分列前进，举枪致敬，向右转，向左转，鞋跟相碰的声音，辱骂以及故意想出的千百种折磨。我们之前设想我们的任务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没料到发现我们接受着英雄主义的训练，竟同马戏团里的马匹完全一样。可是不久，我们也就习惯了。我们甚至还懂得，这些事情中有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余部分只要做样子就够了。在分辨这两类事情上，士兵倒是有着一种出色的嗅觉。 我们一个班级，三人一群，四人一伙，分散在各个排里，跟弗里西亚[2]的渔夫、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在一起，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克罗普、缪勒、克默里希和我，编在第九排，排长是希默尔施托斯下士。 他在营房里被看作是折磨人最残酷的家伙，而他也因此颇为自豪。他身材矮小，肢体结实，两撇赤褐色小胡子打了蜡，已经服了十二年军役，原来的职业是邮递员。他特别不喜欢克罗普、加登、韦斯特许斯和我，因为他感觉到我们身上有种无声的反抗。 有一天早晨，我给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每次他都能找出些差错，把叠好的床铺又抖乱了。我曾花了二十个小时——中间当然也歇过几回——把他那双古老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皮靴揉得和黄油一样软，连希默尔施托斯自己也挑不出瑕疵来。我又曾奉他的命令，用一柄牙刷去擦干净下士住的宿舍。克罗普和我还曾奉命拿着一把笤帚和一只铁簸箕，去清扫营房庭院里的积雪，若不是偶然被一位中尉撞见，把我们打发走，还申斥了希默尔施托斯一顿，那么我们准会继续干下去，直到冻死为止。可惜这件事的后果，只是使希默尔施托斯更加怀恨我们。接连四个星期，每逢星期日都轮到我站岗，还在营房里值了四个星期的班。我得背着全副行军装备和步枪，在那又松又湿、新翻耕的田地里练习“预备，跑步走”和“卧倒”的动作，直到我变成一团污泥，筋疲力尽为止。四小时之后，我还得向希默尔施托斯报告，那时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洗干净，不过擦破的双手还在流血。我曾和克罗普、韦斯特许斯、加登一起，没戴手套在严寒之中一口气“立正”了一刻钟，光手指搭在那冰冷的步枪钢管上，而希默尔施托斯还暗中监视着我们，看我们的手指是不是有挪动。我曾在凌晨两点钟，只穿一件衬衣，要从营房的最高层跑到下面的庭院，一连八次，因为我的抽屉冒出放东西的矮凳边缘仅仅几厘米。下士希默尔施托斯挨在我旁边奔跑，往我的光脚趾上乱踩。在训练拼刺刀的时候，我经常得跟希默尔施托斯对打，我拿的是一件沉重的铁质武器，而他用的是一支轻便的木枪，因此他很容易打着我的胳膊，直到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回，我实在气疯了，便不假思索地朝着他冲过去，往他肚子上狠命地撞了一下，把他撞倒了。他到连长那里去诉苦，连长只是对着他发笑，跟他说应该自己留心才是。他知道希默尔施托斯的为人，看到他当众出丑，似乎没有一点不乐意的样子。我练成了一个双杠能手，还逐渐成了举重行家。我们本来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发抖的，可是这匹脱缰的驿马毕竟制服不了我们。 一个星期天，克罗普和我用杠子抬着尿桶穿过营房的场院，希默尔施托斯正巧走过来，他打扮得整齐光洁，准备出去，这时便停在我们的面前，问我们有多喜欢干这个工作。我们不由自主地绊了一下，把桶里的东西统统泼在他的腿上。他暴跳如雷，可是我们也已经忍无可忍了。 “应当关禁闭！”他吼道。 克罗普也已经受够了。“可事先得来一次调查，那我们就可以把真情吐露出来了。”他说。 “你怎么能这样跟士官说话！”希默尔施托斯咆哮着。“难道你神经错乱了不成？你等着吧，自会有人来审问你的！你到底打算怎么样？” “把有关你下士先生的事统统揭发出来！”克罗普说，将手指放在裤裆缝那里，这是一个侮辱性的手势。 希默尔施托斯发觉我们是故意这样干的，便一句话也没说，走开了。可是在消失以前，他还吆喝了一句：“你们自讨苦吃。”—但是这已经是他权威的终结了。他后来在新翻耕过的田地里又试过一次，要大家“卧倒”和“预备，跑步走”。每一道命令我们都是执行的，因为命令终归是命令，总得要服从。但是我们执行得那么缓慢，把希默尔施托斯弄得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从容不迫地跪下去，随后用胳膊撑着地。他气坏了，下一道命令都喊完了，我们上一个动作还没结束。我们还没开始流一滴汗，他的嗓子可已经嘶哑了。从此以后，他便不再来挑衅。虽然他还是一直管我们叫下流坯，不过口气里多少带着一种尊敬的意味。 还有许多相当正派的下士，他们可要通情达理得多。不过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不想丢了自己的好差事，而这个目的就只有靠对新兵严厉才能达到。 因此，营房场院上所有的军事训练项目，只要可能，我们就得全部进行一遍，常常气得号叫起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因此得了病，沃尔夫就是患肺炎死的。可是，如果就此认输，自己也未免觉得可笑。我们变得严酷，猜疑，残忍，爱报复，粗野——而这也挺好，因为这些特点正是我们缺少的。如果我们不经过这段时期的训练就跑到战壕里去，那么大部分人一定会发疯。只有现在这样，我们对行将到来的事情才有所准备。 我们没有被摧毁，倒是适应了下来。我们二十岁的年华，固然使其他许多事情变得艰难，可是在这一点上却帮助了我们。不过最最重要的是，它在我们心里唤醒了一种强烈、实用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在战场上便发展成为战争中产生的最好的东西：同志友谊！ 我坐在克默里希的床旁边。他越来越衰弱了。我们周围是一片喧腾吵闹。一列运送伤病员的火车刚刚开到，那些可以转移的伤员正在一个个被挑出来。医生从克默里希的床边走过，连望也不望他一眼。 “等下一次吧，弗兰茨。”我说。 他用臂肘撑在枕头上，抬起身来。“他们把我的一条腿给截掉了。” 原来他也已经知道啦。我点点头，回答他说：“你应当高兴，这样一来你倒可以没有事了。” 他没有吱声。 我又说：“你本来可能两条腿都保不住的，弗兰茨。韦格勒没有了右胳膊。那要糟糕得多。况且，你可以回家去了。” 他瞅着我。“你真的这样认为？” “当然。” 他又重复了一遍。“你真的这样认为？” “没错，弗兰茨。只等你手术过后，健康恢复。” 他招呼我挨近一点。我朝他弯下身去，他小声说道：“我看不见得吧。” “不要胡说，弗兰茨，过两三天你自己就会看到。那其实有什么大不了啊？只截去一条腿嘛，比这个更糟得多的创伤在这里也会给缝好的。” 他擎起一只手。“可你看一看这里，这些手指。” “那是动了手术的结果。只要你吃得好些，马上就会恢复过来的。他们对你照顾得还不错吗？” 他指了指一个碟子，里头的东西还剩下一半。我激动了。“弗兰茨，你一定得吃啊。吃是主要的。这食物看上去挺好。” 他转过脸去。过了一会儿，他慢吞吞地说：“我曾经想做一个林区主任管理员咧。” “你还是可以做的嘛，”我安慰他说，“现在有种了不起的假肢，让你简直看不出残缺了什么。是直接装在肌肉上的，有了这种假手，手指可以活动，你可以干活，甚至可以写字。而且，这类东西随时都有新的改进。” 有片刻工夫，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随后他说道：“你可以把我那双系带皮靴带去给缪勒。” 我点点头，心里捉摸着，该说些什么话来鼓舞他。他的嘴唇咧开了，嘴张大了，牙齿露了出来，看去像是白垩做的。皮肉萎缩，额头更显突出，颧骨也凸了起来。骨骼在往外挪动。眼睛早已陷了下去。再过三两小时，什么都会过去了。 他这种情况，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不过，我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这使得他与别人不一样。我曾经抄过他的作文。在学校里，他老是穿一件深棕色的外衣，系着一根带子，两个袖子都已经磨得发亮了。我们这些人里，也只有他一个能在单杠上做大翻转。当他翻单杠的时候，头发如丝一般飘散在脸上。坎托列克为他而感到自豪。可是吸烟他却受不了。他的皮肤非常白净，倒有几分女孩的模样。 我朝自己的长筒靴瞥了一眼。这双靴子又大又笨重，裤脚都塞在了里面。套着这两个宽大的靴筒站起身来的时候，看样子倒是又魁梧又健壮。可是等我们去洗澡，把衣服都脱光了的时候，蓦然间我们又只有两条纤细的腿和两只瘦小的肩膀了。我们不再是军人，而是跟孩子差不了多少，谁也不会相信我们还能背行军装备。我们赤身裸体站着的那个时刻，可真是个古怪的片刻。那时，我们又变成了普通人，而且我们自己几乎也有那样的感觉。 洗澡的时候，弗兰茨·克默里希看上去又瘦小又柔弱，真像是一个小孩子。现在，他躺在那里，为的是什么呢？全世界的人都应当从这张床边走过去，说：“那是弗兰茨·克默里希，十九岁半，他不愿意死。就别让他死吧！” 我的思想混乱了。一股石炭酸和坏疽的气味充塞在肺里，仿佛稠粥一般，让人透不过气来。 天逐渐暗下来了。克默里希的脸变了颜色，他从枕头上抬起脸来，苍白得闪闪发光。嘴稍微动了一动。我朝他靠近一点。他悄没声息地说：“如果你找到我的表，就把它送回家去。” 我没有回答。这已经不重要了。没有人能够安慰他。我觉得很难受，因为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太阳穴已经凹陷下去的额头，这张仿佛只看见牙齿的嘴，这个尖簇簇的鼻子！还有家里那个正在流泪的胖女人，我还得写信给她。要是这封信早已发出去了，那该多好啊！ 医院里的护理员，拿着瓶和桶，一会儿走过来，一会儿跑过去。有一个人过来了，向克默里希觑了一眼，随即又走开了。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等着，多半是想要那张床。 我朝弗兰茨弯下腰去，跟他说了几句话，好像这样会救他的命似的：“也许你就要到克洛斯特堡康复所去，弗兰茨，那个康复所在许多别墅中间。到那时，你可以从窗子里望出去，越过田野，看到天边那两棵树。眼下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庄稼都已经成熟，一到傍晚，田野浴着阳光，看去像是珍珠母似的。还有克洛斯特河边那条白杨夹道的小径，从前我们还常常到那边去捉棘鱼呢！你可以再弄一个鱼缸，在里面养些鱼，你可以随便出去，用不着问什么人，要是高兴，你甚至还可以弹钢琴咧。” 我朝他那张藏在阴影里的脸俯下身去。他还在呼吸着，很轻很轻。他的脸湿漉漉的，他正在流泪呢。由于我这一番蠢话，搞成一个何等糟糕的混乱局面哪！ “可是，弗兰茨，”我用一只手臂挽住他的肩头，把我的脸贴到了他的脸上，“你现在要睡一会儿吗？” 他没有回答。眼泪从他的腮帮上滚下来。我原想把他的泪水抹掉，可是我的手绢太脏了。 一小时过去了。我紧张地坐着，仔细瞅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生怕他也许要说什么话。万一他开口，喊叫起来，该怎么办呢？可是他只是在哭泣，头转到了一边。他没有提起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兄弟姐妹，他什么也没说，这一切都已经落到他的后面去了。他现在只有孤零零一个人，只有他那十九岁的小小的生命，他哭泣，因为这个生命就要离开他了。 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人不安、最使人难受的一次离别，虽然蒂德耶恩的情况也一样糟，他喊着他的母亲，他是个跟熊一样结实的家伙，一双疯狂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情，拿着一柄刺刀，不让医生走近他的床前，一直到他颓然倒下去为止。 忽然间，克默里希呻吟起来，喉咙里开始发出一种咯咯的响声。 我一骨碌跳起身，磕磕绊绊地奔到外面。“医生在哪儿？医生在哪儿？” 我看见一身白色罩衫，便一把把他抓住。“快来，弗兰茨·克默里希快要死了。” 他挣脱了身子，问一个站在旁边的医院护理员：“哪一个？” 他说：“二十六号病床，一条大腿给截掉的。” 他呵斥道：“这我怎么知道啊，今天我已经截掉五条腿了！”他把我推开，对那个医院护理员说：“你去照料一下吧。”便一溜烟跑到手术室去了。 我跟那个护理员一路走着，气得直打抖。那个人瞅着我说：“今天早晨从五点钟起，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简直发疯了，我告诉你，光是今天，已经死了十六个——你们那位是第十七个。总共大概要有二十个咧——” 我头晕脑涨，忽然觉得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再也不想吵骂，那是毫无意义的，我真想一头栽倒，永远爬不起来。 我们站在克默里希的床边。他已经死了。那张脸仍然湿漉漉的，淌着泪水。他的眼睛半睁着，颜色黄蜡蜡的，像是用旧了的角质纽扣。 那护理员往我的腰肋碰了一下。“你打算把他的东西给带走吗？” 我点点头。 他接着又说：“我们得马上把他搬走，我们需要这张床。外面，他们都还躺在地板上呢。” 我把克默里希的东西收拾好，将他的士兵证章解下来。护理员问起他的薪资簿在哪儿。我说很可能在军营办公室里，说罢就走了出来。在我背后，他们早已把弗兰茨放在一张帐篷布上了。 走到门外，我感觉到黑暗和晚风拯救了我。我尽可能深深呼吸着，觉得微风吹在我的脸上，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既温暖又柔和。姑娘、繁花盛放的草地、白云，这些思绪忽然飞进我的头脑里。我那双穿着长筒靴的脚开始向前移动，我加快了步子，我奔跑起来。士兵们从我身边走过，我只听见他们的谈话声，却不清楚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大地涌起一股力量，穿过我的脚底，注进我的心头。黑夜仿佛闪电似的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前线瓮声闷气地轰鸣着，如同鼓乐的合奏。我的四肢在灵活地移动，我觉得自己的关节很有劲，我大声而急促地呼吸着。黑夜活着，我也活着。我感到一阵饥饿，一阵比光从肚子里涌起来的更为强烈的饥饿。 缪勒站在营房门口等着我。我把那双鞋给了他。我们走到里面，他就拿来试了一下。他穿起来正合适。 他在自己的存货里翻拣着，找出一段美味的干腊肠送给我，除了这个，还给了我热茶和朗姆酒。 3 增援部队到了。原来空着的位置都已经住满了人，营房里的草垫很快都被占去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老兵，可是也有二十五个年轻人是从训练新兵的野战军营送来的。他们差不多比我们小一岁。克罗普推了我一下：“看见这些小家伙没有？” 我点点头。我们挺起了胸脯，在庭院里刮胡子，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打量着那些新兵，觉得自己都是石器时代的老战士似的。 卡钦斯基也加入了我们这一伙人。我们一起溜达着，经过运马拖车，到了增援部队那里，他们正好发到了防毒面具和咖啡。卡钦斯基问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个：“你们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这种‘像样的’东西了吧，是不是？” 他做了个鬼脸。“早餐是萝卜面包，午餐是萝卜做的炖杂烩，晚餐是炸萝卜饼和萝卜沙拉。” 卡钦斯基老练地吹了个口哨。“萝卜面包吗？你们还算运气，就是拿锯屑做的也算不得新奇。可是，菜豆呢，你认为怎样，要不要来一点？” 那年轻人的脸刷地红了。“你别逗我了。” 卡钦斯基只说了一句：“去把你的饭盒拿来。” 我们好奇地跟着。他把我们带到他的草垫旁边的桶那里。桶里确实装着多半桶菜豆煮牛肉。卡钦斯基挺立在那个桶前面，如同一位将军，说道：“眼睛要尖，手要快！这是普鲁士人的口号。” 我们都很惊奇。我问道：“好家伙，卡钦斯基，这些东西你都从哪里弄来的？” “那番茄脑瓜很高兴，让我把这些东西都拿来了。我给了他三块降落伞绸料，作为交换。冷的菜豆，吃起来味道也好得没话说咧。” 他恩赐似的给了那年轻人一份，说道：“下一次你带着饭盒到这来的时候，另一只手里要拿一支雪茄或一块嚼烟。懂吗？” 然后，他朝我们转过身来。“当然，你们都可以免费吃。” 卡钦斯基是一个大家少不了的人，他具备一种第六感。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可是大家不会一开始就赏识这类人。每个连队里，总有这么一两个人。卡钦斯基在我认识的人里，要算是最机灵的一个。他的职业是鞋匠，我相信，不过那倒一点也没有关系，他什么手艺都会。跟他交朋友才好呢。我们都是他的朋友，克罗普和我，还有海伊·韦斯特许斯多少也算是他的朋友。不过，海伊这个人更像一个执行的工具，因为逢到什么事情需要用拳头来解决的时候，他便在卡钦斯基的指挥下行事。在这方面，他倒也有他的长处。 举例说吧，一天夜里，我们开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可怜的小城镇，一眼看去，马上发现除了墙壁，东西都给搬走了。我们驻扎在一家又小又暗的工厂里，为了驻兵，这家工厂临时改建了一下。里面有床，或者不如说是床架——几根板条，上面绷着一张铁丝网。 铁丝网很硬。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垫在那上面，一条毯子是要盖的。帐篷布又太薄了。 卡钦斯基对这些东西打量了一下，就对海伊·韦斯特许斯说：“跟我走。”他们出发了，虽然对这个地方他完全不熟悉。半小时以后，他们回来了，胳膊底下夹着一大捆稻草。卡钦斯基发现了一座马房，里面有稻草。要是大家不是饿得那么难熬的话，我们当时就可以暖暖和和地睡一大觉了。 克罗普问一个在这附近住过的炮兵：“这附近有没有食堂啊？” 他笑了：“有没有什么？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连面包皮你都找不出来呢。” “那么，这儿难道连居民也没有吗？” 他吐了口唾沫。“有的，有那么几个。可是他们自己都围着每个炊事房的锅炉打转，想要点东西来吃呢。” 情况很糟糕。那么我们只好勒紧裤带，等到明天早晨军粮送来以后再说了。 可我看到卡钦斯基已经戴上了帽子，便问：“上哪儿去，卡钦斯基？” “只是去稍微察看察看这个地方。”他逍遥地走了。 那炮兵咧着嘴讥讽地笑了笑。“让他去察看吧！不过别抱太大的希望。” 我们失望地躺下了，心里在盘算着是不是应当把非到必要时不能动用的应急备用粮啃掉一点。可是那样做太危险了。因此，我们就试着打会儿盹吧。 克罗普将一根纸烟折成两段，把一半递给了我。加登谈起他的一道家乡菜：大菜豆炖熏肉。要不用点香杨梅来调制，他是不屑一顾的。所有的东西应当放在一起煮，千万不要把马铃薯啊、菜豆啊、肥肉啊分开了烧。有人在埋怨，要是加登再不马上住嘴，就要把他捣成香杨梅。这样一来，偌大一间屋子便变得鸦雀无声了。只有插在瓶颈里的几支蜡烛在闪烁发光，那个炮兵在不时地吐唾沫。 我们正要迷迷糊糊地睡去，房门推开，卡钦斯基回来了。我想我准是在做梦：他胳膊肘底下夹着两块面包，手里提着血淋淋的一沙包马肉。 那炮兵的烟斗从嘴里掉了下来。他摸了摸面包。“一点不假，上帝啊，真正的面包，而且还热着呢！” 卡钦斯基什么也没解释。他已经弄到面包，别的事情也就无所谓了。我敢肯定，如果把他扔在沙漠里，一小时之内他也会找到椰枣、烤肉和酒当一顿晚餐的。 他粗暴地对海伊说：“去劈些木柴来。” 接着，他从外衣下面拿出一个平底煎锅，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盐，甚至还有一块猪油——他什么都想到了。海伊在地上生了火。火光把空空荡荡的大厂房都照亮了。我们全从床上爬了下来。 那个炮兵拿不定主意。他不知道该不该称赞卡钦斯基几句，好分到一点东西来吃。但是卡钦斯基竟连一眼也没有去看他，只当他是空气。他便咒骂着出去了。 卡钦斯基知道怎么样才能把马肉烤得很嫩。不应当把马肉直接放到锅里去煎，那样肉会老的。应当先用水把它煮一下。我们拿着小刀，蹲成一个圆圈，把肚子都塞饱了。 这便是卡钦斯基。假如一年之中，只能在那么一个地方，而且只有在那么一个小时可以找到一点吃的东西，那么就在那一个小时之内，仿佛鬼使神差似的，他会戴上帽子，走出去，径直奔向那个地方，好像拿着指南针一般，把那点东西找到手。 他样样东西都找得到——如果是冷天，他就能弄到一个小炉子和一些劈柴、干草和麦秸、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可是首先会是吃的东西。这简直不可思议，人家还以为他是用魔法从空气中变出来的呢。他的辉煌杰作是四盒龙虾。不过，我们宁可要一块牛排。 我们安顿在营房前面晒到太阳的一边。有一股焦油、夏天和汗水涔涔的脚的气味。 卡钦斯基坐在我旁边，因为他很想谈话。今天中午，我们一直在练习敬礼，因为加登一时疏忽，没有向一位少校行礼。卡钦斯基头脑里总是甩不开这件事。他说：“你记住我说的，这次战争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敬礼敬得太好了。” 克罗普高视阔步地走过来，他两脚光着，裤脚高高卷起。他把刚洗好的袜子摊在草地上晾着。卡钦斯基抬头望天，放了一个响屁，若有所思地说：“豆子不大，也要出声。” 两个人开始争论起来了。这时候，他们又拿一瓶啤酒来打赌，看正在我们头顶上进行的空战谁胜谁负。 卡钦斯基完全不肯让步，他作为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把这种意见用顺口溜表达了出来：“让他们吃一样的食物，拿一样的军饷，战争保准立刻结束。” 正相反，克罗普却是一个思想家。他建议，宣战应当是一种民间的节日，卖门票，组织乐队，仿佛斗牛一般。然后在竞技场上，两国的部长和将军们，穿着游泳裤，拿着棍棒，不妨让他们自己先决斗。到最后谁没有死，他的国家就算胜利。这种做法要比现在的安排更加简单，更加公道，现在是让不应该打仗的人去打仗了。 这个话题结束了。于是，谈话逐渐转到兵营操练上去了。 一幅画面出现在我的眼前。营房庭院里一个火辣辣的正午。暑热笼罩在广场的上空。营房里阒无一人。样样东西都沉睡了过去。能听到的只是鼓手在那里练习，他们在什么地方一安顿，就呆笨、单调、乏味地练习起来。好一支谐和的和弦！正午的炙热、营房广场以及鼓手的敲打！ 营房的窗子空荡荡、黑漆漆的。有几个窗口还晾着帆布裤子。人们渴慕地望着它们。屋子里很阴凉。 啊，黑暗发霉的士兵寝室，里面有铁床架、方格花纹床单、柜子和矮凳！连你们居然也能成为被渴望的目标。在前线这里，你们甚至还有家的那种传奇似的余晖，你们的一间间屋子弥漫着陈腐的食物、睡眠、烟雾和衣服的气味！ 卡钦斯基用斑斓的色彩把这一切描绘了出来。只要能够回到那里，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给予啊！比这个更远，我们的思想就不敢再追索下去了…… 那些清晨训导——“98式步枪分成几个部分？”那些下午的体能训练课——“钢琴手出列。右转弯跑步走。到伙房报到，削马铃薯皮去。” 我们陶醉于对往事的追怀之中。克罗普突然笑了起来，说道：“在勒讷[3]换车。” 这是我们那位下士最喜欢的游戏。勒讷是一个铁路中转车站。生怕我们的弟兄休假回去的时候在那里迷路，希默尔施托斯常常叫我们在营房寝室里练习换车。我们必须了解，在勒讷车站，要到支线去，一定得穿过一条地道。我们的床当作地道，每个人都应在自己床位的左边立正。然后命令下来了：“在勒讷换车！”于是像闪电一样，人人从床底下爬到对面去。这个玩意儿，我们要练习几个小时。 这个时候，德国飞机已经被打下来了。它像彗星一般，拖着一长条浓烟倒栽下去。克罗普打赌的那一瓶啤酒输掉了，他心情恶劣地把钱掏了出来。 “希默尔施托斯当邮递员的时候，肯定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等克罗普的失望情绪消退以后，我才说道，“为什么他一当了下士，就会变成这样一个虐待人的恶棍了呢？” 这个问题使克罗普又活跃起来。“这倒不只是希默尔施托斯一个，那样的人还多的是。他们一旦肩上缝上了一个显示军阶的纹饰，或者佩上了一把军刀，就变成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了，好像吞下了混凝土似的。” “是由于军服的关系。”我揣测道。 “大体上说，是对的，”卡钦斯基说，他准备长篇大论了，“可是根本原因并不在这里。譬如说，假使你训练一只狗吃马铃薯，后来你又拿一块肉放在它面前，它还是会把肉抢来吃的，这是它的天性。假使你给一个人一点点权威，他也会和希默尔施托斯一样，就像狗吃肉一回事。事情完全一个样。因为人在本质上首先也是一头野兽，不过也许正像涂着黄油的面包，他把自己文饰得道貌岸然一点罢了。军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一个人总得要有管理别人的权力。糟就糟在每个人的权力实在太大了。一个士官可以折磨一个小兵，一个中尉可以折磨一个士官，一个上尉又可以折磨一个中尉，一直把他折磨到发疯为止。而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这样干，大家不久也便或多或少地养成了这样干的习惯。举一个最简单的事例吧：我们正从练兵场列队回来，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可又下来了命令：唱歌。好吧，我们便没精打采地唱着，因为大家还要扛着步枪步履艰难地前进。可是一下子又要连队向后转，再来操练一小时作为惩罚。列队回来的时候，又命令大家唱歌。于是我们只好重新唱起来。这种种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也无非是因为有了那么点权力，连长的脑袋瓜就起了变化了。而且，没有什么人会责备他。正相反，倒是有人会因为他的严格而器重他。这当然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事例，可是其他许多截然不同的事情也无非是这样。现在我问你：在和平年代，一个人随便干什么，究竟会有哪一种职业能够让他做出这样的事来而不被人家打断鼻子的？只有在军队里他才能这样干！你瞧，这些都爬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了！而且平民百姓中越是无足轻重的人，爬到他们头脑里的这种东西可就越多。” “当然，他们说应该有纪律嘛。”克罗普漫不经心地说。 “不错，”卡钦斯基埋怨道，“他们总是这样说的。而且，也许确实是这样。不过总不该恶意刁难啊。再说，你试一试把这些事给一个铁匠，或者一个雇农，或者一个工人解释解释，你试一试把这些道理给一个小兵讲清楚，这里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他所看到的只是，他已经受过折磨，被送上了前线，可他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必须做的，什么是他不该做的。简直是咄咄怪事！简直是咄咄怪事！” 没有人反对，因为人人都知道，只有进了战壕，操练才会停止，可是到了火线后面几公里的地方，操练又得重新开始，又得重新来那一套毫无意义的敬礼和分列前进。因为这是一条铁的规律：在任何情况下，总得让士兵们有些事情做。 这时，加登满面红光地进来了。他激动得连话都说得有点结结巴巴了。他喜气洋洋，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希默尔施托斯已经在路上。他也上前线来了。” 加登特别仇视希默尔施托斯，因为在宿营地时希默尔施托斯教育他的方法太恶毒了。加登是个遗尿病患者，一到夜里他就在睡梦中把尿撒在床上。希默尔施托斯非常武断，硬说他不过是偷懒，还发明了一种自以为可以治好加登那个毛病的值得称道的方法。他从隔壁营房里另外觅得一个患遗尿病的人，名叫金德瓦特。他就把他调了过来，跟加登睡在一起。营房里照例是双层床铺，上下两层，床面是用铁丝网做的。希默尔施托斯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一个睡上铺，一个睡下铺。那个睡在下面的人，当然是够他受的。第二天晚上，把位置变换一下，原来睡下铺的改睡上铺，这样他就可以报复了。这便是希默尔施托斯的自我教育法。 这个主意有点卑鄙，可是构思倒也巧妙。可惜并无用处，因为那前提便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两个人，谁也不是偷懒。任何人一看他们苍白色的皮肤，就可以知道了。这件事情，到最后就是其中一个人一直睡在地板上。这样一来，他就经常感冒。 这时候，海伊在我们旁边坐下了。他向我挤了挤眼，还思虑满满地搓了搓手掌。我们曾经一起度过军队生活中最美妙的一天。那就是我们开往前线去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被分配到一个刚刚建立的团里，可是首先得回到卫戍部队去领取制服，这当然不是到新兵驻地，而是到另外一个兵营。我们必须在第二天一大早出发。这天晚上，我们准备跟希默尔施托斯清算一下。几星期前，我们早已立下誓言要干这件事了。克罗普甚至考虑得更远，他想在战争结束以后进邮政部门工作，以便往后在希默尔施托斯重新当邮递员的时候做他的上司。他幻想着自己将来怎么样教训他，便觉得洋洋得意。想着这些才让我们熬过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们一直在盘算，到战争结束时，我们一定要向他报这个仇。 这会儿，我们先决定狠狠地揍他一顿。如果他认不出我们，他对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啊，而我们反正明天一大早就要动身的。 我们知道他每天晚上总要去小酒馆。回营房的时候，他一定得走过一条又黑又荒凉的路。我们就在那里躲在一堆石头后面等他。我随身带着一条床单。大家等得直打哆嗦，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后来，我们终于听到了他的脚步声，这声音我们是一听就知道的，因为每天早晨我们经常会听到，房门突然打开，他大声吼道：“起来！” “一个人吗？”克罗普悄悄地说。 “一个人！”我和加登一起溜到那堆石头前面。 他的腰带搭扣闪闪发光。希默尔施托斯似乎有几分醉意，他一路唱着歌。他毫无疑虑地走过来了。 我们抓住那条床单，轻轻一跳，从后面把他的脑袋蒙住，将下面捆紧，使得他站在一个白布袋里，连胳膊也举不起来。唱歌停止了。 不大一会儿，海伊·韦斯特许斯来了。他张开双臂，把我们推开，好让他先来。他兴致勃勃地摆好架势，举起一条胳膊，活像信号桅杆似的，一只大手，如同煤铲一般，照准那口白布袋声音清脆地打了一拳，那股劲头简直连头公牛也能给打死。 希默尔施托斯栽倒了，在地上滚了五米远，开始大声吼叫。可是我们早已料到，所以事先带来了一个坐垫。海伊蹲下身去，将坐垫放在膝盖上，摸摸希默尔施托斯的头到底在什么地方，便把那个脑袋一个劲儿地往坐垫上压。他的嗓音顿时给闷住了。海伊不时让他透一口气，于是他从咕噜声中又会发出一阵响亮的叫嚷，可这吼声马上就被捂住了。 加登解开希默尔施托斯的吊裤带，把他的裤子剥了下来。加登用牙齿咬着一根鞭子。随后他站起身，动手挥起了鞭子。 这是一幅绝妙的图画：希默尔施托斯倒在地上，海伊朝他屈着身子，让希默尔施托斯的头抵在膝盖上，他自己脸上露出一种恶魔似的狞笑，还乐呵呵地大张着嘴，随后是那颤动着的有条纹的衬裤，腿在那里面蜷曲着。每抽下一鞭子，那被拉下的裤子里面种种最独特的动作，还有仿佛一个伐木工人耸立在这一切之上的孜孜不倦的加登。后来，我们不得不干脆把他拉开，这样才轮到我们。 最后，海伊让希默尔施托斯重新站立起来，单独给了他一顿教训作为结束。当他伸出右胳膊，准备打他一记耳光的时候，那个神态简直像是要去摘下一颗星星似的。希默尔施托斯仰面朝天倒下去了。海伊又将他扶了起来，自己摆好一个准备姿势，用左手准确而结结实实地揍了他第二下。希默尔施托斯大叫一声，四肢着地，匍匐着逃跑了。他那有条纹的邮递员的臀部在月色下闪着光。 我们飞奔着消失了。 海伊再一次向四周望了一望，既愤怒又满意，还带几分神秘意味地说道：“报复嘛，就像是血和猪肉制成的黑香肠。” 希默尔施托斯理该觉得高兴，因为他说的我们应当相互教育这句话，在他自己身上结出了果实。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得意门生了。 他始终没有打听出来，这件好事他到底应该感谢谁。不管怎么说，他好歹从中捞到了一条床单。因为过几个小时我们回去寻找的时候，那床单已经不见了。 那天晚上的事情，使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出发的时候心里觉得相当满意。有那么一个蓄着大胡子的老家伙，居然还满意地称我们是少年英雄咧。 4 我们得去充当杂役。天黑以后，卡车开到了。我们爬了上去。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暮色看去如同一团树荫，在它的庇护之下我们觉得很舒适。它把我们聚集于此，连那个素来有点吝啬的加登，也递给我一根纸烟，还给了我一根火柴。 我们挤在一起站着，紧紧地贴在一起，谁也没法坐下来。不过我们本来也没有那样的习惯。缪勒难得有这么一次心情舒畅，他已经把那双新皮靴穿起来了。 引擎铮铮地鸣响着，汽车嗡嗡嘎嘎地震动着。道路都坏了，尽是坑坑洼洼。我们不敢透出一点亮光，因此我们一路就那么颠簸着，有好几回差点摔下车来。不过，那倒并没有使我们心烦。要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好了，摔断一条胳膊总比肚子上穿一个窟窿来得好，有些人还真巴不得有那么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故回家去咧。 在旁边，行驶着一长列运送军火的车队。他们开得急，常常超过我们。我们跟他们开开玩笑，他们也跟我们说说笑话。 一道墙壁逐渐显现，是属于离马路远处的一幢房子的。我忽然竖起了耳朵。难道我弄错了不成？我又清楚地听到鹅的叫声。我瞅了卡钦斯基一眼，他也回瞅了我一眼。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卡钦斯基，我听到那边有几个家伙跃跃欲试着要到煎锅里来呢。” 他点点头。“会处理它们的，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心中早已有数了。” 当然，卡钦斯基是心中有数的。周围二十公里之内，每一只鹅腿他都了如指掌。 汽车开到了炮兵阵地上。那些炮台都用灌木伪装了起来，为了不让飞行员发现，这模样看去仿佛是一种军队里的犹太圣殿。要不是里头藏着大炮，这些灌木看上去一定很赏心悦目。 由于弥漫着大炮的浓烟和重雾，空气变得辛辣刺鼻。火药的烟雾使舌头上有种苦味。排炮轰鸣着，震得我们的汽车在颤抖，隆隆的回响呼吼着滚到了后方，样样东西都在晃动。我们的脸在微妙地变化着。我们虽然不是在战壕里，而只是在构筑工事，可是从每一张脸上现在却可以觉察到：这里就是前线，我们已经处在它的范围之内了。这并不是恐惧。像我们这种经常上前线的人，都已经无动于衷了。只有那些年轻的新兵才会心神不宁。卡钦斯基讲给他们听：“那是30.5厘米口径的。你听一听轰击的响声吧，它马上就要发射了。” 可是那窒闷的爆炸声并没有传到我们这里来。它已经被淹没在前线的嘈杂声中了。卡钦斯基谛听着：“今夜会有一场猛烈的炮击。” 大家都在谛听，前线很不宁静。克罗普说道：“英国人早已在轰击了。” 炮轰可以听得很清楚，那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右侧的英国炮兵连。他们开始轰击，早了一个小时。照我们的推算，他们应当在十点整才开始。 “他们怎么搞的？”缪勒嚷道。“他们的钟一定走快了。” “会有一场炮击，我告诉你们，我从骨子里都已经感觉到了。”卡钦斯基耸了耸肩。 三发炮弹在靠近我们的地方炸响了。火光斜斜地穿透了夜雾，大炮呼吼着，轰鸣着。我们打着哆嗦，可是一想到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回到营房去，心里就乐了。 我们的脸跟平时相比，既没有更苍白，也没有更红润，它们既不是更紧张，也不是更松弛，可就是模样改变了。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血液里有种什么东西一下子被打通了。那不是空话，那是事实。那是前线，是对前线的感觉，造成了这种感觉。当第一批炮弹在头顶上呼啸着，而空气被轰击撕裂的那一霎时，在我们的血管里，在我们的手里，在我们的眼睛里，突然出现一种紧张的期待，一种防范，一种提高了的警惕，一种感官的古怪的敏锐性。而我们的身体，也便一下子处于充分戒备之中了。 我常常觉得，好像是那种震荡颤动的空气毫无声息地跳跃了一下，扑到我们的身上，又好像是前线本身，它发射出一股电流，把不知名的神经中枢给刺激起来了。 每次都一样：我们开到前线来，全是普通士兵，或者是愁眉苦脸，或者是兴高采烈。随后运来了第一批炮座，于是我们所说的话，每一个字就会发出一种不同于往常的音响。 当卡钦斯基站在营房前面说“今夜会有一场猛烈的炮击”时，那不过是他个人的见解，仅此而已。可是如果他是在这儿说的，那么这句话就会锐利得像是月夜里的一把刺刀，它会直接刺透我们的思想，会更加靠近我们的心脏，会对我们心里那种惊醒过来的莫名的东西表达一种隐晦的意义——“今夜会有一场猛烈的炮击”，说不定这就是我们内在的、最秘密的生活，正在震颤着的、奋起反抗的生活。 在我看来，前线是一个神秘的漩涡。虽然我站在静水中，离它的中心还很远，可是我总觉得那涡流的吸力正在缓慢、无法逃避、不可抗拒地把我吸进去。从大地上，从空气里，一种持续的力量正注入我们的心里，不过大部分还是从大地上来的。大地对于谁都没有像对于士兵那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他长久有力地紧贴着大地时，当他怕被炮火轰死，把脸和四肢深深地埋在大地怀里时，大地就是他唯一的朋友，是他的兄弟，是他的母亲。他把自己的恐惧和呼号，抑制在大地的沉默与安谧之中。大地接纳他，而且重新给了他十秒钟，让他奔跑、让他生活的十秒钟。于是，再一次抓住他，而且往往是永远地把他抓住了。 大地！大地！大地！ 大地，连同你的皱褶，你的洞孔，你的洼坑，人们可以往那里扑进去，蹲下来！大地，在恐怖的痉挛，在毁灭的迸射，在爆炸的呼吼着的死亡中，你赐给我们重获新生的一种伟大的抵抗力量！我们的存在，几乎被那疯狂的风暴撕得粉碎，却又通过我们的手从你那流了回来，于是我们这些被你拯救的人深埋在你的怀里，伴着满怀希望的无声痛苦，度过了漫长的几分钟，用我们的嘴唇咬住了你！ 听到那炮弹的第一响轰隆声，我们发现自己存在中的一部分，猛地一下子跳回了一千年。一种在我们心里觉醒过来的动物本能，指引着我们，保护着我们。那不是意识，但比意识更加迅疾，更加可靠，更加不会失误。那是谁也没法解释的。一个人随随便便地走着，心里什么也没有想，忽然间他扑倒在一个土坑里，而一阵碎片便从他头顶上飞过去。可他就是记不清楚，是不是已经听到那炮弹在飞过来，还是想到自己要扑下去。不过，倘若他不是凭这种冲动行事，那么他现在肯定已经成了肉酱一堆。正是这另一种，我们身体里的一种具有洞察力的嗅觉，使我们扑倒下去，救了自己的命，而我们自己却并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从比利时的佛兰德到法国的孚日，早已没有一个人会活着了。[4] 我们这批或愁眉苦脸或心情愉快的士兵，向前开拔了。我们来到一个进入前线的地带，于是马上就变成了一群人形的动物。 一个稀疏的树林接纳了我们。我们经过流动军厨，在树林后面爬了出来。汽车便开回去了。它们要到明天拂晓前再来接我们回去。 夜雾和硝烟弥漫在草地上，齐胸脯高。月亮照耀着，部队排成纵队沿着路边行进。他们的钢盔在月光里闪烁，发出暗淡的反光。人头和步枪从白茫茫的夜雾中显现出来，那是些点动着的人头，摇晃着的枪管。 再往前去，迷雾没有了。这里，人头变成了人形。上衣啊，裤子啊，长筒皮靴啊，从迷雾里出现，仿佛从一个乳白色的池塘里显现了出来。他们形成了一个纵队。这个纵队向前行进着，笔直地向前，人形汇合成为一个楔子，再也认不出来是一个个的人了，这个黑乎乎的楔子往前移动着，古怪地矗现出来的是那些在乳白色的池塘上浮动着的人头和步枪。一个纵队，不是一个个人。 轻型大炮和弹药马车正在一条横路上移动。马的脊背在月光中闪耀，它们的动作很美，它们上下颠动着脑袋，可以看到它们的眼睛闪闪发光。这些大炮和马车，在月下那暗褐色的背景前面滑动过去，戴着钢盔骑在马上的人仿佛古代的骑士，是那样的美丽动人。 我们一直赶到工兵的库房。有的人把又弯又尖的铁桩扛在肩膀上，也有的人把一卷卷铁丝网用光滑铁棍穿起来，跟大家一起出发了。这些负担，既讨厌又沉重。 地面愈发坎坷了。从前面传来了警告：“注意啊，左边有大弹坑。”“——小心啊，有战壕。”我们的眼睛紧盯着，脚和拐棍先试探着前面的地面，然后让整个身子的重量压上去。队伍忽然停住了。有人把脸撞在前面那个人背着的一卷铁丝网上，便开口谩骂了。 路上有几辆被炮弹炸毁的汽车。又下来了一道命令：“把纸烟和烟斗都熄灭。”—我们已经接近战壕线了。 这时候，四下里一片漆黑。我们绕过一丛小树林，前线马上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一抹变幻不定的红光，伸展在地平线上，从这头到那头。它一直在那里运动着，不时被炮口里冒出来的一股股火焰所剪断。一个个光球高高地升上去，一个个银色和红色的圆圈，在上空爆炸了，便把一阵阵白的、绿的和红的星星像雨点一样洒落下来。法国的火箭蹿了上去，在天空中张开一顶顶绸制的降落伞，随后慢慢飘落下来。它们把一切都照耀得如同白昼，它们的光也照亮了我们，我们看见自己的身影轮廓分明地勾勒在地面上。它们飘浮了一分钟光景，随后就熄灭了。马上又有新的火箭发射到天空中去，于是又有绿的、红的和蓝的星星洒落下来。 “轰炸。”卡钦斯基说道。 许多机枪的发射汇合成一声低沉的轰鸣，随后又分裂成一簇簇各自散开的爆炸声。机枪那单调的齐射发出嘎嘎的响声。在我们头顶上，那空气里也充满着看不见的追逐、咆哮、呼吼和嘶啸。那都是较小的炮弹，而夹杂在它们中间，像管风琴一样彻夜鸣奏着的，还有那些大口径的重炮，它们的炮弹落在离我们后面很远。它们从远处发出一种粗哑的声音，仿佛发情的牡鹿，高高地越过那些小炮弹的号叫和啸响。小炮弹的声音让我想起了成群的野鹅。去年秋天，成群的野鹅从密布着炮弹的天空中飞过。 探照灯开始横扫着黑魆魆的天空。它们一路滑动过去，活像一把把其大无比的、一端尖细的直尺。其中有一道光停住了，稍稍颤动了一下。第二道光也随即靠到它旁边，互相交叉起来，一条黑色的甲虫在它们中间被捉住了，却还试着要逃跑：那是一架飞机。它被击中了，被照得迷失了方向，便摇摇晃晃地摔下来了。 我们把铁桩结结实实地打进了地里，铁桩与铁桩之间隔着固定的距离。两个人拿着一卷带刺铁丝网，其余的人就把它拉开。这个讨厌的东西有着密密长长的尖刺。我尚未习惯这种把铁丝网拉开的工作，所以我的手都给扎破了。 过了几个小时，我们把活干完了。可是还得等一会儿，汽车才会来。我们大多数人都躺下来睡了。我也想试一试。可是天气变得太冷了。我们意识到自己在靠近海边的地方，因为常常会被寒气冻醒。 有一回，我也沉沉睡熟了。随后我突然惊醒过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哪里。我看见星星，我看见火箭，一时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自己是在节日的花园里睡熟了。我不知道那是早晨还是夜晚，我躺在薄暮的灰白色摇篮里，等待着那一定会说出来的温柔的话语，又温柔又坦率——我是在哭泣吗？我用一只手捂住了眼睛，这是多么的离奇，难道我是一个孩子吗？皮肤仍然很柔嫩。这只有一秒钟的工夫，随后我认出了卡钦斯基的侧影。他平静地坐着，那个老兵，还在抽他的烟斗，当然是个有盖子的烟斗。他见到我醒了，就说：“一定叫你大吃一惊了。那还不过是个烟幕弹，掉在了那边一个灌木丛里。” 我坐了起来。我觉得出奇的孤独。幸亏卡钦斯基也在这里。他沉思地凝视着前线，说道：“倒是十分好看的焰火，要不是这样危险的话。” 有一颗掉在了我们的后面。几个新兵慌慌张张地跳了起来。过几分钟，又掉下了一颗，这一回离得更近了。卡钦斯基拍掉了烟斗里的烟灰。“猛烈的炮击就要来了。” 于是炮击真正开始了，我们尽可能赶快爬开。接下来的几颗都正好掉在我们的中间。两个人叫了起来。绿色的火箭在天边往上蹿，泥土飞得很高，碎片飕飕地掠过去。爆炸静止了好久以后，人们才听到大炮的轰鸣声。 我们旁边躺着一个吓得要死的新兵，一个淡黄色头发的人。他用双手捂着脸，钢盔已经掉下来了。我把钢盔接了过来，想再次戴到他的头上。他抬头看了一眼，又将钢盔推开，像个小孩一样爬到了我的胳膊底下，让脑袋紧贴着我的胸脯。他那狭小的肩膀兀自起伏着。这肩膀，跟克默里希的简直是一模一样咧。 我听任他这样贴着。为了使钢盔发挥一点作用，我就把它拿来戴在他的屁股上，这倒不是出于开什么玩笑，而是有所考虑，因为那正是他最突出的部位。尽管那个地方皮肉厚实，可是吃颗子弹也疼得够受，而且还得在医院里俯伏着身子躺整整一个月，往后走起路来差不多肯定会一瘸一拐咧。 有人被击中了。在爆炸的间歇，可以听到人们的号叫声。 响声终于平静下来了。炮火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去，现在正落在最后面的后备队战壕那里。我们冒险看了一看。红色的火箭在天空中飘动。很可能进攻要来临了。 我们所在的地方仍然很平静。我坐起身来，摇了摇那个新兵的肩膀。“全过去了，孩子！这一回没有出什么事。” 他惊慌失措地望了望四周。我告诉他：“你不久就会习惯的。” 他看到了他的钢盔，便拿过来戴上了。他逐渐恢复了神志。他突然满脸涨红，还露出一副狼狈的样子。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摸了摸屁股，而且痛苦地瞅着我。我马上明白，这是因害怕枪炮声的失禁。我其实倒也不是为此而把钢盔戴在他的屁股上的——可我安慰他说：“那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在你之前，有过很多人经历了第一次炮击，也是弄得满裤子都是。快到那个灌木丛后面去，把你的衬裤脱下来扔了吧。快去——” 他走了。四下里更加平静，可是号叫声并没有停止。“怎么回事啊，艾伯特？”我问。 “那边有几个纵队遭殃了。” 号叫声不断地传过来。那不是人的声音，人不会号叫得这样可怕的。 卡钦斯基说道：“是受伤的马。” 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马的这种叫声，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世界的不幸，这是受难的生物，一种疯狂的满怀恐惧的痛苦呻吟。我们脸色都发白了。德特林站起身来。“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把它们用枪打死了吧！” 他是个农民，非常喜欢马。这件事把他激怒了。随后，仿佛是故意的，炮火又低沉下去。这些畜生的尖叫声显得更清楚了。人们再也分辨不出，在如今这个宁静银色的风景里，那声音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它是看不见的，幽灵似的，它无处不在，充斥于天与地之间，漫无边际地传布开去。德特林怒气冲冲，大声吼道：“把它们用枪打死，把它们用枪打死不成吗？你们真该死！” “他们首先得照顾人嘛。”卡钦斯基说。 我们站起来，想看看到底是在哪里。要是能够看到那些畜生，我们一定会更容易忍受一些。迈耶有一架望远镜。我们看见黑乎乎的一群抬着担架的护理员，还有一堆更大的黑魆魆的东西在那边移动着。那是受伤的马。可也并不完全都是。有几匹在远处奔驰着，跌倒了，随后又往前跑。有一匹马的肚子裂开了，肠子内脏都拖在外面。它自己被这些东西绊住，翻倒下去，随即又站立起来。 德特林举起步枪，朝它瞄准。卡钦斯基把枪口推向空中。“你疯了不成？” 德特林一阵哆嗦，把枪撂在地上。 我们坐了下来，把耳朵捂住。可是这种可怕的悲叹、呻吟和哀号却仍然钻了进来，而且到处都被钻进去了。 我们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够忍受下来。可是，这会儿我们却渗出了汗水，恨不得站起身来，撒腿奔跑，不管跑到哪里，只要那里再也听不到这种号叫就好。而这还并不是人，不过是马罢了。 从那黑乎乎的一团里，有些担架又被抬走了。随后传出来几响零落的枪声。那黑魆魆的一堆东西，抽搐了一阵，随后便摊平了。好不容易等到了！可是，这还没有完呢。人们追不上那些受伤的马，它们在惶恐地飞奔，张大着的嘴里满含着痛苦。有一个人形跪了下来，发了一枪，一匹马倒下去了，又发了一枪。最后那一匹马用前蹄支撑着，拖着身子团团打转，如同游艺场里的旋转木马一般，它蹲在那里，让两条僵直了的前蹄支着身子滴溜溜转圈子，它的脊背大概已经被炸裂了。那个士兵跑过去，打了它一枪。缓慢地，顺从地，它滑落在了地上。 我们把手从耳朵上挪开。号叫声已经沉寂了。只有一声拖长的、临终时的叹息依然回荡在空气里。随后，又只是火箭、炮弹的歌唱和那边的星星，看上去极为陌生。 德特林一面来回地踱着，一面骂道：“我倒要知道它们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他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了。他的嗓音很激动，听上去很庄严，他说：“我告诉你们吧，打仗时用马，这是最最卑鄙的勾当。” 我们走回来。是该回去乘汽车的时候了。天色稍微亮了一些，这会儿是早晨三点钟，微风既清新又凉爽，这个灰白色的时辰使我们的脸也变得灰蒙蒙的了。 我们排成单行，脚步笨重地向前行进着，经过一条条战壕和一个个弹坑，又来到飘浮着迷雾的地带。卡钦斯基有点心神不宁，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你怎么啦，卡钦斯基？”克罗普问。 “我巴不得我们一步就跨进家门。”家，他指的是营房。 “我们要不了多久就会走出这里的，卡钦斯基。” 他很紧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们走到了交通壕，后来又走到了牧草地里。小树林又出现在眼前了。这里每一寸土地我们都很熟悉。那边是座墓地，有一堆堆土墩，一个个黑色的十字架。 那一霎时，在我们背后响起一种嘘嘘的声音，随后它逐渐变大，变成了呼啸声和雷鸣声。我们伏倒下去，前面一百米远处，一团烈焰往高处直冲上去。 不大一会儿，在第二次的轰击之下，树林的一部分慢慢地升到了顶梢上面，三四棵树飞了上去，然后裂成了碎片。跟着射来的炮弹咝咝响着，如同锅炉阀门一般。猛烈的炮火。 “隐蔽！”有人在喊。“隐蔽！” 草地是平的，树林离得太远，而且也危险。除了墓地和土墩，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掩蔽了。我们在黑地里跌跌绊绊地穿过去，仿佛被唾沫粘住了似的，每个人都紧贴在一个土墩的后面。 说时迟，那时快。黑暗简直发了疯。它翻腾着，狂吼着。比暗夜更黑的黑暗，跨着巨人的脚步向我们冲过来，越过我们头顶，扬长而去了。炮弹爆炸时的火焰把整个墓地都照亮了。那里也没有一条出路。就着炮弹的亮光，我想看一眼草地的光景。那是一片汹涌的海洋，炮弹射出来的火苗如同喷泉一般往上直跳。任什么人要穿过这片草地，都是不可能的。 树林消失不见了，它被捣烂，研细，撕成了碎片。我们只得待在墓地这里。 大地在我们前面爆裂了。泥块活像雨点一样洒落下来。我觉得给扎了一下。我的衣袖被一块弹片撕裂了。我握紧拳头。不疼。可是我还不放心，因为当时受了伤，要到以后才会觉得疼咧。我把整个胳膊摸了一下。被擦伤了，可还是完好的。这时候，脑壳上又挨了一下，于是我的知觉开始模糊了。有个念头如同电光一般闪到我心上：千万不要昏过去！我沉到了黑色的稠糊里，可又立刻升了上来。一块碎弹片削到我的钢盔上，幸而它早已走了很长一段路程，所以没能砍穿。我抹掉了眼睛里的泥土。面前炸开了一个坑，我模模糊糊地辨认出来了。炮弹是不大会在同一个坑里落进两次的，因此我就想往那边躲去。猛地一跳，我扑向前面，仿佛一条鱼似的平伏在地上，又传来了嘘嘘的响声，我急忙爬过去，想抓住一个什么东西来遮盖一下，却在左边摸到一样东西，我就往它旁边挤拢去，它让开了，我呻吟了一声，大地在崩裂，一阵气浪在我耳朵里雷鸣似的响着，我便爬到那个裂开的东西里面，把它盖在我上头作为掩蔽，那是木头，是布，是掩蔽物，是掩蔽物，是用来抵挡那呼啸着的弹片的可怜的掩蔽物。 我睁开眼睛。我的手指抓着一只衣袖，一条臂膀。是个伤兵吗？我喊他，但没有回答，原来是个死人。我的手再往远处摸索，一些木头碎片——我这才重新记起来了，原来我们正躺在墓地里呢。 可是炮火比其他一切都厉害。它把知觉都消灭了，我只好往棺材底下爬得更深些，它会保护我的，尽管死神自己也躺在那里面。 在我面前，弹坑张大着嘴。我用眼睛瞅着它，仿佛用拳头抓着它似的。准是纵身一跳，我才落到了那中间。在那里，我吃了一记耳光，有只手抓住了我的一个肩膀。难道那死人又复活了不成？那只手把我摇了一摇，我转过头去，在转瞬即逝的火光之中，紧盯着卡钦斯基的脸，他张大着嘴，在那里号叫，我什么也没听见，他摇了摇我，还走近一点。在炮声暂时静止的一刹那，他的嗓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毒气，毒——毒——毒气，毒——毒——毒气，一路传过去！” 我伸手去抓我的防毒面具……离我稍远，有个人躺在那里。我只想到这么一件事：那边那一个一定得知道：“毒——毒—毒气，毒——毒—毒气！” 我喊着，我朝他靠拢过去。我用背包打他，他没有看见，我一次又一次地打他，他照旧没有发觉，他只顾把头沉下去，原来这是一个新兵。我没奈何地瞅了下卡钦斯基，他已经把防毒面具戴上了，我也把我的防毒面具拿出来，我的钢盔歪在了一边，它滑到了我的脸上。我朝那个人伸过手去，他的背包正巧就在最靠近我的一边，我抓住他的防毒面具，往他头上套下去，他明白了。随后，我松开手一跳，就落进了那个弹坑里。 毒气弹那低沉的响声跟高爆炸弹的爆裂声混合在一起。还有钟声，也夹杂在这些爆炸声、锣声、金属器皿的捶击声之间，向每个人发出警告：毒气，毒气，毒——毒气！ 有人在我背后突然跳下来，先是一个，随后又是一个。我把防毒面具镜片上的水汽擦干净。原来是卡钦斯基、克罗普和另外一个人。我们四个一起躺在那里，怀着又沉重又警惕的紧张心情，尽可能呼吸得轻微一些。 戴上防毒面具后的最初几分钟，决定着生存与死亡：它是不是封闭得很严密呢？我记起医院里看到的那种可怕景象：中了毒气的伤员一连几天哽塞着，把他们烧伤的肺一块一块地咳了出来。 我小心翼翼地将嘴凑到瓣膜上呼吸着。那毒气这会儿仍然在地面上蔓延，往所有的坑坑洼洼里沉落下去。如同一只巨大柔软的水母，它游进了我们的弹坑，懒懒散散地在那里闲荡着。我轻轻碰了碰卡钦斯基：爬到外面去，躺在那高处要比待在这里毒气凝聚得最多的地方好多了。可是我们并没有来得及那样做，第二次炮击就开始了。这一回再也不像是炮弹在呼啸，而是大地本身在怒吼了。 砰的一响，有个黑乎乎的东西朝我们冲将过来。它就掉在我们身边，是一口棺材被翻腾出来了。 我看见卡钦斯基动了一动，我便爬了过去。那棺材正好打在我们坑穴里第四个人那伸出来的一条胳膊上。那个人试着用另一只手把他的防毒面具拉开。克罗普正好抓住他，把那只手猛地一下反扭到他背后，使劲地按住不放。 卡钦斯基和我动手去拉出那条受伤的胳膊。棺材盖已经松开，而且在摇摇晃晃了，我们很容易把它掀掉，将尸体倒了出来，让它一直滑到了坑穴底，随后我们试着去弄松那下面的土。 幸好那个人已经昏了过去，而克罗普又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再也用不着那么小心谨慎了，而是可以一股劲干起来，直到那棺材在我们从底下插进去的铲子的挖掘之下，吱吜一声松动为止。 天色更亮了。卡钦斯基拿起一块棺材盖的断片，把它放在那条炸伤的胳膊底下，我们将自己所有的绷带统统都扎在上面。就眼下来说，别的事情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的头脑在防毒面具里嗡嗡轰轰地作响，它差一点就要爆炸了。我的肺也很紧张，它吐出来的总是那股灼热污浊的空气，我那太阳穴里的青筋都暴了出来，只觉得我快要闷死了。 一道灰蒙蒙的光，透进来照在了我们的身上。风在墓地上吹着。我翻过坑壁，爬出了弹坑。在那污糟糟的昏暗曙光里，横着一条被完整地炸断下来的腿，长筒靴还是完好的，我一眼就把这种种光景都看清楚了。可这会儿，有个人在几米远近的地方站了起来，我擦了擦面具上的镜片，由于激动，它们立刻又模糊了，我从镜片后面一看，发现那个人已经不戴防毒面具了。 我等了几秒钟。他没有倒下来，他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走了几步。风已经将毒气吹散，空气澄清了，喉咙里咕噜噜响了一阵，我也把我的防毒面具拉开，跌倒在地上。空气如同冷水一般流进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凸了出来，面前突然一黑，我便失去了知觉。 炮轰已经停止了。我转向弹坑，招呼那另外几个人。他们爬出弹坑，把防毒面具也摘下了。我们把那个受伤的人抬起来，有一个人托着他那条上着夹板的胳膊。就这样，我们跌跌绊绊地急忙走开了。 那墓地已成了一片废墟。棺材和尸体到处都是。他们又被杀死了一次。不过，每一个被抛起来的尸体都救了我们一个人的命。 篱笆全都毁了，军用铁道的路轨给翻了出来，直挺挺地矗立在空中，形成一个个拱形的高架。有一个人躺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停住了脚步，只有克罗普一个带着那个受伤的人继续往前走。 躺在地上的人是个新兵。他屁股上尽是血水。他是那样的精疲力竭，我甚至都伸手去抓我那个盛着朗姆酒和茶的军用水壶。卡钦斯基按住我的手，朝他弯下身去：“你伤在哪里了，战友？” 他转动了一下眼珠子，他没有气力回答。 我们小心谨慎地撕开他的裤子。他哼哼着。“轻一点，轻一点，这样好些……” 如果他受的伤是在腹部，那么他什么东西也不能喝。他没有呕吐，这是个好现象。我们把他的屁股露了出来。那里是一团肉酱和碎裂的骨头。他的关节被打中了。这个孩子今后是再也不能走路了。 我用一根蘸了水的手指弄湿他的太阳穴，还给他喝了一大口东西。他的眼珠子又转动了。我们这时候才看见，他的右胳膊也在流着血。 卡钦斯基把两卷绷带尽量铺展开，以便将伤口完全盖住。我想找一点可以宽松地包扎起来的材料。那样的东西我们没有找到，因此我就把那伤员的裤脚管再撕开一些，想从他的衬裤上剪下一条来当作绷带。可是他并没有穿什么衬裤。我现在朝他仔细端详了一下，他原来就是刚才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孩子。 这时候，卡钦斯基已经从一个死人的口袋里找到了一根绷带，于是我们就小心翼翼地把那伤口包扎了起来。那个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瞅着我们，我便对他说：“我们现在得去找个担架。” 他张开嘴，几乎没有声响地说：“留在这里——” 卡钦斯基说道：“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的。我们只是去为你找一副担架咧。” 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听懂了，他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呜呜咽咽地抽泣着，还拉住了我们：“别走——” 卡钦斯基往周遭扫了一眼，嘟嘟囔囔地说道：“我们要不要干脆拔出手枪，把他结果了呢？” 那年轻人根本经不起搬运，充其量也只能拖这么几天的工夫。他到眼下为止所经受的种种痛苦，比起他在死去以前将要经受的痛苦，简直算不了什么。现在他神经麻木，知觉也没有了。再过一小时，他将由于无法忍受的剧痛而成为发出尖叫的一捆东西。他能够活下去的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使人发狂的折磨。何况，这几天他能不能活下去，跟谁有关系呢？ 我点点头。“是的，卡钦斯基，我们应当一枪把他结果了。” “说干就干吧。”他说着，站了一会儿。我看他决心是下定了。我们向四周打量了一眼，可是已经不止是我们这几个人了。有一小群人正在朝我们聚拢来，从弹坑和战壕里探出来一个个脑袋。我们找来了一副担架。 卡钦斯基摇了摇头。“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样一个年轻的、天真的小伙子——” 我们的损失，要比我们所预料的来得少：死了五个，伤了八个。这其实只是一次短促的炮击。其中两个死的，躺在被炮火翻开的墓穴里，我们只消填些泥土把他们盖起来就行了。 我们往回走。大家排成单行，一个跟着一个，我们安静地慢步走着。那些受伤的被送到了医疗站。这天早晨是个阴天，那些抬担架的都在看号牌，查名卡，搞得手忙脚乱，而受伤的人则在呜呜咽咽地抽泣。天开始下雨了。 一小时以后，我们赶到了汽车那里，一个个爬了上去。汽车里的地方，现在要比来的时候宽敞多了。 雨下大了。我们把帐篷布拿出来，遮在头顶上。雨水哗啦啦地往下倾倒，汇成一股股水流，从两边急泻下来。运输汽车颠簸摇晃着驶过地上的坑坑洼洼，我们就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忽前忽后地摇摆着。 车厢前座，有两个人拿着长长的叉状木杆。他们注意着横着穿过道路的电话线，这些电话线架设得很低，我们的脑袋很容易被它们钩住。那两个人及时地把电线用木杆叉起来，让它们打我们头顶上挑过去。我们听他们喊道：“当心——电线。”便在半睡中把膝盖弯了一弯，随后又直立起来。 汽车单调地摇晃着，叫喊声单调地传过来，雨单调地下着。它落在我们的头上，也落在阵亡者的头上，落在幼小的新兵的身上，这个人负的伤，就他的屁股来说未免太大了，它也落在克默里希的坟地上，落在我们的心坎上。 一阵爆炸响声从什么地方发出来了。我们一阵哆嗦，眼睛都紧张起来，两只手做好准备，随时可以翻过汽车的挡板，跳到路边的沟里去。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有那单调的叫喊声：“当心——电线！”我们的膝盖蜷曲着——我们又进入了半睡眠状态。 5 一个人身上有几百只虱子的时候，把它们一个一个掐死，是件麻烦的事。这些小动物长得硬邦邦，一个接一个地用手指甲去掐死它们，没多一会儿就会令人疲倦。因此加登拿一管鞋油的盖子用一根铁丝吊起来，下面放一段点着的蜡烛。只要把虱子往这个小小的“平底锅”里一扔——劈啪一响，它们就完蛋了。 我们围成一个圆圈坐着，把衬衫放在膝盖上，让上身袒露在暖和的空气里，双手在工作着。海伊身上有一种品种特别优异的虱子：它们头上都有一个红十字。他以为这是他从托尔豪特[5]的医院带回来的，它们在那里专门伺候外科主任一个人。他说他还打算利用这点在鞋油盒盖里慢慢地积聚起来的虱子油来擦他的长筒靴，他对自己的这个笑话，足足大笑了半个小时。 可是他今天没有取得我们积极的反应，因为我们大家都太忙于另一件事了。 流言已经成为事实。希默尔施托斯果然到这里来了。他是昨天出现的，我们早已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嗓音。据说他在家乡的练兵场上对几个年轻的新兵折磨得太厉害了。他不知道有个当地治安官的儿子也在那里。这样一来，他就倒了霉了。 在这里一定会有许多事情使他惊奇的。加登已经捉摸了好几个小时，考虑着该跟他说些什么话。海伊若有所思地瞅着他的大“爪”，还向我使了个眼色。那次殴打，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高潮，他告诉我，他还常常梦见那件事呢。 克罗普和缪勒正在自得其乐地聊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能是从工兵炊事房里，克罗普搞来了满满一饭盒的扁豆。缪勒垂涎欲滴地朝那点东西斜觑了一眼，可是他克制了自己，问道：“克罗普，假如现在又突然出现了和平，你打算干些什么？” “和平是不会出现了！”他直截了当地说。 “哦，可是万一——”缪勒坚持着说，“那你打算干些什么呢？” “离开这种生活！”克罗普抱怨说。 “这很清楚。那么，以后又怎么样呢？” “喝他一个酩酊大醉。”克罗普说。 “别胡说八道，我这话是很严肃的……” “我也是啊，”克罗普说，“除此以外，一个人还能干些什么呢？” 卡钦斯基对这个问题倒产生兴趣来了。他“征收”了些克罗普的扁豆，吃下了几颗，随后考虑了一阵，说：“你不妨先喝个大醉，当然，可是过后你就得搭乘下一班火车回到家里去。老兄，和平了嘛，克罗普……” 他在油布信夹里找到一张照片，突然，他把它拿出来递给大家传看。“我的老婆！”随后他把它放回去，骂道：“该死的卑鄙的战争……” “你讲得很好，”我说，“你有孩子和老婆。” “一点不错，”他点点头，“而我还得设法让他们有东西吃。” 我们都笑了。“这个，他们是不会少的，卡钦斯基，你总能搞到的。” 缪勒对这些回答还不满意，所以不肯罢休。他把海伊·韦斯特许斯从睡梦中喊醒。“海伊，假如现在出现了和平，你打算干些什么？” “对准你的屁股踢一脚，因为你这样说，”我说，“和平其实怎么会到来呢？” “那么牛屎怎么会到屋顶上来的？”缪勒简单明了地反驳道，又朝海伊·韦斯特许斯转过身去。这可超出海伊的理解能力了，他摇了摇那个长着雀斑脸的脑袋：“你的意思是，等战争结束以后吗？” “一点不错。这你说对了。” “到那时，当然会有女人啦，不是吗？”海伊舔了舔嘴唇。 “正是啊。” “哎呀呀，就是这样的嘛，”海伊眉开眼笑地说，“到那时，我会抓住一个结实健壮的街妓，一个货真价实的厨娘，你们知道，身上有那么多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一下子就跳到床上去！你们只要想一想，那是一张真正铺着羽毛褥垫的床，还装着弹簧呢，孩子们，我会一个星期都不穿裤子咧。” 大家都不吱声。这个画面真是太美妙了。我们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最后，还是缪勒振作起来，问道：“以后又怎样呢？” 停了一停。然后，海伊为难地解释道：“如果我是一个士官，我会继续留在部队里，服满我的军役。” “海伊，你简直是疯了。”我说。 他和蔼地反问道：“你挖过泥煤没有？你倒不妨去试试看。”然后他从靴统里抽出一把汤匙，伸到克罗普的饭盒里。 “那总不会比在法国香槟区[6]挖战壕更糟吧。”我答道。 海伊一面嚼着，一面龇牙咧嘴地笑了笑：“不过，时间还要长些。而且，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可是，老兄，待在家里当然是更好了，海伊。” “有些方面是这样的，有些方面——”他说着，张大了嘴，沉浸在冥想之中了。从他的面容上，你可以看出他在想些什么。那是沼泽地上一间可怜的茅屋，那是从早到晚冒着炎热在荒地上艰苦地劳动，那是微薄的工资，那是肮脏的工人衣服— “在部队里，和平时候是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你担心的，”他接着说道，“你的饭食天天都有，要不你就可以起来闹事。有你一张床，每星期给你一身干净衬衣，简直像一位十足的绅士。你只要干你士官的本分事，还发给你一套漂亮的制服。一到晚上，你便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可以上小酒馆去了。” 海伊为有这种想法而感到特别自豪。他对此深深喜爱。“而且，当你十二年军役期满的时候，还可以拿到一笔退役金，回到家乡去当一名警察。你就可以整天荡来荡去了。” 由于想到这幅未来的美景，他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你只要再想一想，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款待。这里给你一杯干邑白兰地，那里给你半升啤酒。警察嘛，人人都愿意和他搞好关系的。” “不过，你怎么也不会当上士官的，海伊。”卡钦斯基插进来说。海伊悲伤地瞅着他，不再言语了。他的思想这会儿仍然徘徊在秋天那皎洁的夜晚，荒地上的星期天，村子里的钟，跟女仆们厮混在一起的下午和晚上，煎熏肉配黑麦面包，在乡村小饭馆里闲聊瞎扯的逍遥自在的时光…… 海伊不可能把这么些幻想猝然抛开。因此，他只是气哼哼地唠叨着：“你提出的都是些多么愚蠢的问题。” 他把衬衫从头上套进去，把军服上衣的纽扣都扣好。 “你打算干些什么呢，加登？”克罗普问。 加登只想着一件事情。“留心不要放过了希默尔施托斯。” 他大概最希望把他关在一个笼子里，每天早晨用棍子揍他一顿。他热情地对克罗普说：“要是我处在你的位置啊，我就要想方设法升做中尉。到那时你就可以好好整整他，把他搞得屁滚尿流。” “那么你呢，德特林？”缪勒继续追问。他是一个天生的教师，就会提出那么多问题。 德特林是不爱开口的。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是回答了。他望了望天，只说了一句话：“我正好能赶上收割。”然后他站起身来，走了。 他很担忧。他老婆不得不去照顾农场。两匹马呢，又早已被人家牵走了。每天他总要看一下送来的报纸，看看他家乡奥尔登堡[7]那个小角落里是不是在下雨。他们还没有把干草收进来呢。 就在这时，希默尔施托斯出现了。他径直向我们这一伙人走过来。加登的脸唰地红了。他伸直身子躺在草地上，气愤地闭上了眼睛。 希默尔施托斯有几分迟疑，把脚步放慢了。随后他大踏步走到我们面前。大家毫无动静，谁也没有想要站起来的样子。克罗普很感兴趣地抬头望着他。 他这会儿仍然站在我们面前，等着。因为没有人开口，他便试探性地说了声：“好啊！” 几秒钟过去了，显而易见，希默尔施托斯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巴不得叫我们大家再来奔跑。可是他似乎总算得到了一点教训，前线毕竟不是练兵场。不过他还是想试一试，他并不对着我们全体，而只对着一个人说话，希望这个人会给他一个回答。克罗普离他最近。因此他就把这份光荣给了他。“唔，你也在这里？” 可是，克罗普并不是他的朋友。他简短地答道：“比你来得早一点，我想。” 那带点红色的唇髭颤动了一下。“你已经不认识我了，是吗？” 加登这时候睁开了眼睛。“我可是认识的。” 希默尔施托斯朝他转过脸去。“这是加登，是不是？” 加登扬起脑袋。“你可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吗？” 希默尔施托斯愕然了。“从什么时候起，你我搞得这样亲密，居然用‘你’来称呼我了？我不记得你我在路边沟里一起闲躺过。” 他简直完全不知道面对这个情况该怎么样处理。他怎么也没料到会有这种公开的敌意。可是他早已有所提防。有人传来过一些胡说八道的话，说是要请他在背上吃一枪。 关于路边沟里的问题使加登大为愤怒，也使他出言风趣了。“不，只有你一个人闲躺在那里。” 希默尔施托斯也恼火了。可是加登却抢在他前面，他一定要把辱骂他的话完全说出来。“你要不要知道你是一个什么东西呀？你是一只癞皮狗，你正是那么一个东西！这句话，我好久以前就想告诉你了。”当他抛出“癞皮狗”这个词的时候，几个月来的满意心情便从他那双猪一样的迟钝眼睛里闪现出来了。 希默尔施托斯这会儿也发作了起来：“你说什么？你这个臭粪耙，你这个下流的挖泥煤的恶鬼？就在那里站起来，长官跟你说话的时候，两个脚跟必须并在一起！” 加登朝他摆了摆手。“稍息，希默尔施托斯。解散。” 希默尔施托斯是一本铁面无情的军事法规。连德皇也未必比他更不能遭受侮辱。他吼道：“加登，我以你的长官的身份命令你：站起来！” “你还有别的命令没有？”加登问。 “你究竟服从不服从我的命令？” 加登泰然地做出了回答，而且连自己也不知道，竟用了一句著名的经典引文作为结束。同时，他还转过身去，放了一个屁。 希默尔施托斯暴跳如雷：“我要叫你受军法审判！” 我们看着他往办公室那个方向走去，很快就不见了。 海伊和加登像挖泥煤的工人那样，大声吼叫起来。海伊笑得那么厉害，竟连下巴也脱臼了，他张大着嘴，突然站在那里，毫无办法。克罗普只好对准他打了一拳，让那牙床骨重新复位。 卡钦斯基倒很担心。“如果他把你报告上去，事情可就严重了。” “你以为他会去报告吗？”加登问。 “肯定会的。”我说。 “你受到的处罚，至少是五天的禁闭。”卡钦斯基说。 这一点加登倒不怕。“五天的禁闭就是五天的休息嘛。” “可是，万一把你送到要塞里去呢？”认真仔细的缪勒进一步追问。 “那么，这次战争对我来说暂时就算打完了。” 加登是个乐天派人物。在他看来，什么都用不着担心。他随着海伊和勒尔一起出去了，免得被希默尔施托斯的人在火气开始发作的时候找到。 缪勒的话还没有问完。他重新揪住克罗普。“艾伯特，要是你现在真的回到了家里，你打算干些什么？” 克罗普这会儿已经吃饱，因此性情随和了些。“我们这一个班，究竟有多少人？” 我们计算了一下：二十个人中间，死了七个，伤了四个，还有一个在疯人院里。那么最多也不过十二个。 “三个当了中尉，”缪勒说道，“你们以为他们还会忍受坎托列克的大声责骂吗？” 我们猜想不会，换成自己也不愿意忍受那种人的责骂。 “《威廉·退尔》[8]有三重主题，你们认为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克罗普突然记起这件事来，爆发出一阵大笑。 “哥廷根派[9]的宗旨是什么？”缪勒突然严肃地问道。 “勇士查理[10]有几个孩子？”我心平气和地插了一句。 “你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博伊默尔。”缪勒尖声叫道。 “扎马[11]战役是在什么时候？”克罗普想要知道。 “你缺少严肃认真的精神，克罗普，你坐下来，三减——”我说。 “吕库古[12]认为国家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什么？”缪勒小声问道，假装要除下他的夹鼻眼镜。 “这句话该怎么解释？‘我们德国人敬畏上帝，除了上帝，世界上任何别的东西都不怕。’或者说‘我们，德国人，敬畏上帝——’”我又提出一个问题。 “墨尔本有多少人口？”缪勒叽叽喳喳地反问道。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你又怎么能指望在一生中获得成功？”我恼火地问克罗普。 “内聚力[13]是什么意思？”他对我回应道。 这些没用的东西，我们已经记不住多少了。不管怎么说，那对我们是丝毫用处都没有的。可是在学校里，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样在暴风雨中点燃纸烟，怎么样用潮湿的木柴来生火——或者教过我们刺刀应当戳在肚子上，因为那里不像戳在肋骨里时刺刀会被卡住。 缪勒若有所思地说道：“那又有什么用处啊？我们总得要回去，重新坐在课椅上。” 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别的考试。” “那也是需要准备的。再说，如果你考试及格了，那又怎么样呢？学生的生活未必就好多少。假如你没有钱，你还得埋头苦读呢。” “那多少要好一些。不过，那都是些陈词滥调，他们教给你的每一样东西。” 克罗普完全赞成我们的看法：“一个人到过前线这里以后，对待种种事情他怎么会严肃认真啊。” “可是，你总得有一个职业。”缪勒反驳道，好像他就是坎托列克本人似的。 克罗普用一把小刀在剔着指甲。对他这种讲究修饰，我们都很惊奇。可是，这也不过是在沉思默想罢了。他把小刀放好，继续说道：“正是那样嘛。卡钦斯基、德特林、海伊，都要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因为他们本来都是有职业的。希默尔施托斯也一样。我们可从来也不曾有过。经历了这里的种种以后，”他朝前线做了一个手势，“我们怎么还过得惯那种生活呢？” “我们必须是有额外收入的人，才可以在树林子里过独立的生活——”我说，可是马上由于这种狂妄自大的想法而感到羞愧起来。 “我们回去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缪勒说道，连他也有点茫然了。 克罗普耸了耸肩膀。“我不知道。让我们先回去，到那时就会明白的。” 我们大家其实都不知所措了。“咱们能干些什么呢？”我问。 “我什么也不想干，”克罗普有气没力地答道，“你总有一天要死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绝不相信，我们会活着回去的。” “当我这样想时，克罗普，”过了一会儿，我翻了个身朝天躺着，“当我听到‘和平’这个词的时候，这个念头随即钻到我的头脑里了：万一和平真的出现了，我想我应当至少做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为了那样一件事情，你知道，在这里受苦受难也值得。可我就是什么也想象不出来。我知道的只是，这种关于职业啊、学习啊、工资啊等等的谈论，它会使我作呕，因为它过去一直是，现在也还是令人厌恶的。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一时我似乎觉得一切都令我困惑，也没有希望。克罗普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所有的人今后将会相当艰苦。可是在国内，究竟又有什么人会为此而担心呢？两年在炮弹和手榴弹爆炸声中留下来的印象是不会像脱掉一只袜子那样容易忘掉的。” 我们一致认为，这对于每个人都一样。不光是我们这里的几个人，而且是每处地方，每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人，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 克罗普把这个意思表达了出来。“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 他说得对。我们都已经不再是青年了。我们不愿用突击的方式去攻取这个世界。我们却在逃跑。我们在自己的面前逃跑，在我们的生活面前逃跑。我们刚满十八岁，刚刚开始热爱世界，热爱生活，而我们却不得不把它打个粉碎。那第一颗炮弹，那第一次爆炸，在我们的心头炸开了。我们被切断了跟行动，跟渴求，跟进步的联系。我们再也不相信这些东西了。我们相信战争。 办公室里显得很有生气。看来是希默尔施托斯鼓动起来的。走在纵队前面的是一个胖胖的上士。说也奇怪，差不多所有在编的上士，个个都长得肥头胖耳的。 希默尔施托斯跟在他后头，一心想报仇。他的长筒皮靴在阳光中闪着亮光。 我们都站起来了。那上士气呼呼地说：“加登在哪儿？” 当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希默尔施托斯恼火地瞪视着我们。“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你们就是不肯说。赶快说出来吧。” 那上士搜索似的望了望四周，可是哪里都没看到加登。他就试了下另一个方法。“加登必须在十分钟之内去办公室报到。”然后，他一溜烟地走了，希默尔施托斯跟在他后面。 “我有这样一种心情，下回我们去构筑工事的时候，我倒要让一卷铁丝网掉在希默尔施托斯的大腿上。”克罗普想出这样一个主意。 “我们还要跟他开很多玩笑呢。”缪勒笑了起来。我们唯一的雄心：要敲掉邮递员的这种狂妄自大的伪装。 我走进营房，把情况告诉了加登，让他溜走了。然后，我们换了个地方，重新躺下来玩牌。这些事我们都在行：玩牌、骂人和打仗。对一个二十岁的人来说，这不能算太多，可是对一个二十岁的人来说，这又毕竟是太多了。 过了半小时，希默尔施托斯又来了。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他问起加登。我们只是耸了耸肩膀。 “那么你们快去把他找来。”他坚持着。 “‘你们’是什么意思？”克罗普追问道。 “怎么，你们这些人……” “我请求您，不要称呼我们‘你’或‘你们’。”克罗普俨然以上校似的口气说道。 希默尔施托斯好像一下子从云端跌落了下来。“谁这样称呼你们来着？” “是您！” “我？” “是的。” 他费劲地寻思着。他朝克罗普怀疑地斜睨了一眼，他自己也不明白那到底指的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于是他决定迁就我们。“那你们没有去找他？” 克罗普重新躺到了草地上，说道：“您到这里后上过前线吗？” “那跟你们完全不相干，”希默尔施托斯断然说道，“我希望得到一个答复。” “很好，”克罗普说着，便站了起来，“您看一看上空停留着一小团一小团白云的那个地方。那是高射炮区。我们昨天就是待在那边的。五个人死了，八个人受伤。不过那也只是一桩区区小事罢了。下一回啊，您跟我们一起上前线去的时候，士兵在未死之前，会走到您那里，脚跟并拢，脚尖分开，机灵地问：‘请问可以允许我走吗？可以允许我去死吗？’我们在这里等着像您这样一个人，已经等了很久了。” 他又坐了下来，而希默尔施托斯却像彗星一般消失不见了。 “三天的禁闭。”卡钦斯基猜测道。 “下一次，我来干。”我跟克罗普说。 可是，这就是结局了。当天晚上，案件开始审讯。办公室里坐着我们的伯廷克中尉，他把我们一个一个叫进去盘问。 我也不得不作为一个证人出席，说明加登为什么抗命的理由。那件遗尿的事有很大的影响。希默尔施托斯被传唤进来，我又把我的证词讲了一遍。 “那都是事实吗？”伯廷克问希默尔施托斯。 他试图闪烁其词，但是最后不得不承认，因为克罗普做了相同的陈述。 “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人报告这件事呢？”伯廷克问。 我们都不吱声了。他自己一定也很清楚，在军队里对这样一件小事提出申诉会有什么用。而且，一般来说，在军队里能提出申诉吗？这些事他大概都知道，便对希默尔施托斯训诫了一通，用有力的解说再一次使他明白，前线可绝不是营房里的练兵场。接着就轮到了加登，他被狠狠地训了一顿，还罚了三天的禁闭。伯廷克朝克罗普递了个眼色，给了他一天的禁闭。 “实在没有办法。”他表示遗憾地对克罗普说。他是一个正派的人。 普通禁闭倒是挺舒适的。关禁闭的地方从前是个鸡棚，我们可以去探望被禁闭的人，我们知道用什么办法溜进去。严重禁闭就得坐牢房了。从前，他们往往把我们捆在树上，可是现在却禁止那么做了。有时候，我们也算是得到了多少像一个人一样的待遇。 加登和克罗普被关进铁丝网以后的一小时，我们就溜到他们那里去了。加登欢迎我们，嗓音像是鸡啼。于是我们便一起玩牌，一直玩到深夜。当然是加登赢的，那个糊涂蛋。 散局的时候，卡钦斯基问我：“烤点鹅肉来吃，你说怎么样？” “不坏啊。”我说。 我们爬上弹药运输车队的一辆车。花的代价是两根纸烟。那个地点，卡钦斯基记得很确切。那棚房属于一个团司令部。我答应由我去偷鹅，他便给了我许多指点。那棚子就在一垛墙的后面，门只是用一根木桩顶住关起来的。 卡钦斯基把我高高举起，让我的脚踩在他的手上，爬过墙去。卡钦斯基就在下面望风。 等了几分钟，让眼睛在黑暗中习惯一下，我辨认出了那个棚房，便蹑手蹑脚地溜过去，摸到那根木桩，把它拔掉，门就开了。 我看得出来两团白乎乎的东西。两只鹅，那可糟了：要是我抓住了一只，那另一只准会嘎嘎叫起来。那么，就两只一起抓吧——如果我动作敏捷，那是办得到的。 我纵身一跳，先是抓住了一只，下一个刹那就抓住了第二只。我像个疯子似的，扭住它们的头往墙上猛撞，想把它们撞昏。可是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那两只鹅嘎嘎叫着，用脚和翅膀乱踢乱扑。我激烈地搏斗着，可是，上帝啊，一只鹅的力气可真大啊！它们挣扎着，我就踉踉跄跄地来回跑着。在黑暗中，那两团白乎乎的东西才吓人咧，我的胳膊仿佛长起了翅膀，我几乎很害怕，怕我会飞到天上去，好像我的拳头里抓着两个被拴住的气球似的。 于是，声响更大了。有一只鹅换了口气，竟像闹钟一般大叫起来。我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却从外面进来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自己被撞了一下，随即倒在地上，还听到一阵狂吠。原来是一只狗。 我朝旁边觑了一眼。它扑过来要咬我的喉咙。我马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把下巴颏缩到了衣领里。 那是一头猛犬。过了很久，它才把脑袋缩了回去，蹲在我旁边。可是，只要我试着稍一动弹，它就狂吠起来。我在考虑着。唯一的办法只有摸出我那支小小的手枪。而我无论如何也得在有人来到以前做到这点。我一厘米一厘米地将手朝那东西伸过去。 我有一种感觉，这件事仿佛延续了一小时。每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引起一阵带威胁的吠叫。我一动不动地躺着，随后再一次尝试。等到最后我终于把手枪抓住的时候，我的一双手开始发抖了。我把手枪按在地上，心里盘算着：要猛一下把手枪举起来，趁它没扑过来时就发射，随后赶快跑掉。 我慢慢地喘息了一下，心里平静了一些。然后我屏住气，把手枪举起来，它砰的一响，那只狗汪汪吠着跳到了一边，我便朝着棚房的门冲过去，却被一只飞奔着的鹅绊了一下栽倒了。 我急忙冲过去将它重新捉住，挥动着胳膊将它扔过墙头，自己也爬了过去。我刚爬到墙顶，那只狗也跟着来了，还是那么矫健活跃，它向我扑来。我赶快翻身下去。十步开外，卡钦斯基站在那里，胳肢窝底下夹着那只鹅。等他一看见我，我们便撒腿奔跑。 最后，我们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那只鹅已经死了。卡钦斯基很快就把它处理好了。我们打算马上就将它烤好，免得有人察觉。我从营房里找来了一只铁锅和一点木柴，我们爬到一间孤零零的装东西的小屋里去，我看准了在这间小屋里干这种事再合适不过。只有一个窗口，给遮蔽得很严。有一只炉灶之类的东西，是一块铁板搁在几块砖头上。我们把火生起来了。 卡钦斯基把鹅毛拔掉，把鹅洗干净。那鹅毛，我们很小心地放在一边。我们打算拿来做两个小枕头，上面写上这样几个字：“在炮火底下软和和地安睡吧！” 前线的大炮声直穿到我们的掩蔽所。火光照亮了我们的脸，映在墙上的黑影在不停地跳动。有时传来一下低沉的爆炸声，棚房也震颤了起来。这是从飞机上扔下来的炸弹。有一次，我们听到一声郁闷的叫喊。一定有一所营房中了弹了。 飞机嗡嗡地响着；机关枪声嗒嗒地传过来。可是，从我们这里没有透出一点可以被人看得见的亮光。 我们面对面坐着，卡钦斯基和我，两个衣衫破烂的士兵，深更半夜在烤鹅。我们说话不多，可是在我们两人之间，彼此的那种体贴照顾，我相信甚至比恋人更为完美充分。我们是两个人，两朵微小的生命火花，外面是黑夜和死亡的圈套。我们正坐在它的边缘，既危险又安全，鹅油从我们的手上滴下来，在我们心里，两个人彼此是贴近的，而眼下这个时辰，也跟这间屋子一样：在一种柔和的火光映照下，我们感情的亮光和阴影也在闪烁摇曳。他知道我些什么？我又知道他些什么呢？从前，我们在思想上是没有一点共同之处的——可现在，我们隔着一只鹅坐着，感觉到彼此的存在，而且两个人那么亲密，连话也不想说了。 烤一只鹅要花很多的时间，即使这只鹅又嫩又肥。因此，我们两个人轮流着烤。一个人往那上面涂油的时候，另一个人就躺下来睡觉。一股美妙的香味逐渐腾满了整间屋子。 外面的喧闹声越来越大，它进入我的梦境，可是我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半睡状态中，我，看见卡钦斯基把一柄汤匙拿出来又放进去。我爱他，爱他的肩膀，爱他那有棱角又略有点伛偻的形体，同时，我还看见他后面的树林和星星，一个清晰的嗓音说着一些使我感到宁静的话，我，一个士兵，穿着很大的长筒靴，束着腰带，挎着背包，顺着铺展在面前的、被高高的天空笼罩着的道路走着，很快就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也很少有什么悲愁，只顾在寥廓的夜空下继续走下去。 一个小小的士兵和一个清晰的嗓音，如果有人去抚摸他，他也许是不会理解的，这个士兵穿着很大的长筒靴，怀着一颗麻木的心，向前行进着，就因为他穿着长筒靴，而且除了向前行进，他什么都忘记了。在那天边，不是有个地方盛开着鲜花，而且那么宁静，叫这个士兵直想流泪吗？那里不是有些迷人的景象，他并没有忘记，可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却已经消逝了吗？他的二十个夏天，不是还留在那里吗？ 我的脸是不是湿了，我到底是在哪儿？卡钦斯基站在我面前，他那魁伟而伛偻的身影像在故乡一般亲切地覆盖在我的身上。他轻轻地说着话，他微微一笑，走回炉火那里。 这时他说：“烤好了。” “好的，卡钦斯基。” 我振作了一下。小屋中央，那只褐色的鹅在闪闪发光。我们掏出自己那可以折叠起来的叉子和小刀，各人割下了一条鹅腿。我们还有部队里发的面包，便拿来浸在汤汁里。我们慢慢地吃着，津津有味的。 “味道怎么样，卡钦斯基？” “好！你说呢？” “好，卡钦斯基。” 我们是弟兄，各人挑那最肥美的部分递给对方吃。后来，我抽了根纸烟，卡钦斯基抽了支雪茄。鹅肉还剩下不少呢。 “你说怎么样，卡钦斯基，我们带点回去给克罗普和加登？” “行啊。”他说。我们切下了一块，用报纸包好。其余的，我们想拿到营房里去。卡钦斯基笑了起来，只说了一声：“加登。” 我同意他的话，我们应当把所有的东西随身带走。因此我们就朝鸡棚走去，唤醒他们。不过，我们首先得把鹅毛收拾好。 克罗普和加登把我们当成魔术师。随后，他们的牙齿就忙起来了。加登双手捧着一只翅膀咬在嘴里，如同吹奏口琴一般地啃着。他还从锅子里喝着汤汁，咂着嘴唇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好处！” 我们走回自己的营房。头顶上还是那片高远的天空，星光点点，拂晓将临，而我就在那下面走过去，一个士兵穿着很大的长筒靴，腆着吃饱的肚子，一个小小的士兵，在清晨——可是，就在我旁边，却走着那个有点伛偻的、不太灵活的卡钦斯基，我的战友。 拂晓时分，营房的轮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仿佛是做了一个黑沉沉的甜蜜的梦。 6 谣传敌方就要发动进攻了。我们开往前线，比往常早了两天。路上经过一所被炮弹轰击过的学校。沿着那比较长的一边，堆叠着两层高高的东西，那都是崭新的没有抛光过的浅色棺材。它们还发出一股树脂、松木和森林的气味。至少有一百具。 “这是为这次进攻做的很好的准备。”缪勒惊奇地说。 “都是为咱们准备的。”德特林牢骚满腹地说道。 “别胡说。”卡钦斯基呵斥他。 “如果你居然还能弄到这么一具棺材，那可值得庆幸了，”加登龇牙咧嘴地笑着，“他们还不是把你的这副臭皮囊用一张帐篷布包起来，就算完事了！” 别的人也在开玩笑，一种不愉快的玩笑，可是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棺材确实是为我们准备的。像这一类事情倒干得很出色。 前面，到处都在沸腾着。第一个晚上，我们试着搞清楚自己的方位。四下里相当沉静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在敌人的火线后面，运输车辆不断地滚动着，一直持续到黎明。卡钦斯基说，它们不是在开回去，而是在往这里运送部队——部队、军火和大炮。 英国的炮兵部队，力量有所增强，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侦察出来了。农场右面，至少增加了四个中队的20.5厘米口径的大炮，白杨树后面，又部署了迫击炮。除此以外，还运来了一些法国造的装有瞬发引信的杀人机器。 我们的士气都很低沉。在掩蔽壕待了两小时以后，我们自己的炮弹开始落到战壕里来了。在四星期之内，这已经是第三次。如果这仅仅由于瞄准上的错误，那么谁也不会说什么，可事实上却是由于炮筒坏了。打出去的炮弹往往毫无准确可言，竟会落在自己的阵地上。今天晚上，这里已经有两个人就被这种炮弹误伤了。 前线是一个笼子，我们不得不在里面担惊受怕地等待着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躺在那沿着弧形飞过去的炮弹交织的网络底下，生活在茫然难知的悬念之中。偶然性在我们的头顶上徘徊。要是有一颗炮弹打过来，可以低下身子去闪避，可也只能做到这一点。至于这颗炮弹会落在什么地方，既没法知道，也不可能决定。 正是这种偶然性，使我们都有点毫不在乎了。几个月前，我正坐在一个掩蔽壕里玩牌。不一会儿，我站起身来，走到另一个掩蔽壕去看望一个朋友。等我回来的时候，原来那个掩蔽壕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被一颗直接命中的炮弹炸得粉碎。我又回到那第二个掩蔽壕，正好赶上帮助他们把坍塌的壕堑挖掘出来。在我一来一回的那段时间里，这个地方也全被掩埋了。 我被炸死，或者我仍然活着，这两者同样都出于偶然。在一个防弹的掩蔽壕里，我也许会被压成肉酱，而在一片空旷地上，我也许能经受十小时的炮轰而丝毫不受损伤。没有一个士兵能逃过一千次的偶然而仍然活着。但是每一个士兵都相信而且信赖这种偶然。 必须照料好面包，近来老鼠繁殖得很多，因为战壕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井然有序了。德特林说，这是危险就要来临的可靠征兆。 这里的老鼠特别惹人厌恶，它们长得那么肥大。我们称作“死尸老鼠”的，就是这一种。它们的脸丑恶、阴险、光秃，人们看到它们那裸露着的长尾巴，就要作呕。 它们看起来似乎饿得发慌。差不多每个人的面包都被它们咬过。克罗普把自己的面包用帐篷布包起来，放在头底下，可是他无法入睡，因为它们净在他脸上跑来跑去，想搞到那块面包。德特林想出了个巧计：他把一根细铁丝系在房顶上，将他的面包凌空吊在那上面。到了夜里，他打开手电筒一照，看见那根铁丝在摇来摆去。那面包上骑着一只肥胖的老鼠。 最后我们总算把这个局面结束了。那块面包，我们仔仔细细地将那被动物啃过的地方切掉，面包绝对不能丢弃，因为第二天早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了。 切下来的面包，我们就将它们放在地板中央。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铁铲拿出来，躺在地上，准备围打。德特林、克罗普和卡钦斯基都拿着手电筒做好了准备。 几分钟过后，我们听到第一阵窸窸窣窣的拖动的响声。这声响越来越大，这会儿已经有许多细小的脚步声。于是，每一个人把点亮的电筒对准那黑乎乎的一堆打下去，这一堆东西便吱吱直叫，一哄而散了。结果是好的。我们把那些死老鼠撂到壕沟外面，重新躺下来等待。 这种打击的方法，我们重复做了好几次。后来，那些动物也变得懂事了，或许它们已经闻到了一股血腥味，从此就不来了。尽管如此，地板上那点吃剩的面包碎屑，在第二天早晨以前还是都被它们拖走了。 在隔壁一段战壕里，它们袭击了两只很大的猫和一条狗，把它们咬死，随后将它们吃光了。 第二天分发了埃德姆干酪。每个人差不多领到四分之一块。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好事，因为埃德姆干酪味道美极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又是坏事，因为这种红色油脂球体久已被认为是大难临头的前兆。后来又分发了朗姆酒，我们这种不祥的预感就更加强烈了。这酒我们自然是喝的，可是心情就不是那么舒畅了。 白天，我们比赛打老鼠，还到处闲逛。子弹和手榴弹越发充裕了。我们把刺刀都检查了一遍，就是那种在钝的一面有锯齿的刺刀。如果敌方的什么人抓到一个手里拿这种刺刀的人，这个人可就没救了，他一定会被杀死的。在靠近我们的那一段战壕里，几个我们的士兵的鼻子被割去了，眼睛被挖掉了，用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带锯齿的刺刀。他们的嘴里和鼻子里还被塞满了锯屑，就这样被闷死了。 有几个新兵拿着这样的刺刀。我们把它们收掉了，换给他们普通的刺刀。 可是，刺刀这种东西其实已经失去它的重要性了。发动强攻，眼下时兴的方式，往往只用手榴弹和铁铲。磨快了的铁铲是一种使用更为方便、用途更为多样的武器。它不仅可以用来往人们的下巴底下刺戳，而且由于它的分量极重，更适宜于对人们进行捶击。如果在脖颈和肩膀之间吃上一铲，那就很容易一直到胸脯都被劈开。而刺刀往往一戳进去就被卡住，于是你非得在那个人的肚子上猛踢一脚，否则就拔不出来。而在这段时间里，你自己也很容易吃到对方的一刺刀。再说，刺刀的刀刃还常常会断裂咧。 晚上，他们施放了毒气。预料的进攻就要开始了，我们便戴上防毒面具，躺下来，准备在第一个人影出现的时候，就把这副面具揭掉。 天逐渐亮了，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有在敌人的前线后面，那种始终不断、叫人心烦的辚辚声，火车，火车，汽车，汽车。可是他们正在把什么东西集中起来呢？我们的炮兵中队持续地向那边发射，可是那个声音却仍然没有停止，它仍然没有停止— 我们都满面倦容，大家避免互相正视。“要跟索姆河那次一样了，在那里我们连续遭到七天七夜的炮轰。”卡钦斯基忧郁地说。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他的风趣完全消失了，这件事情倒很不妙，因为卡钦斯基是一个老兵，他闻得出将要发生的事情。只有加登，因为这份好的军粮和朗姆酒，看来似乎很高兴。他以为一直到我们回去休息时，可能一点事情都不会发生咧。 情况看来差不多是这样。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到了晚上，我就蹲在听音哨的掩体里。在我头顶上空，火箭和伞投照明弹一会儿蹿上去，一会儿又落下来。我既谨慎又紧张，一颗心兀自在跳动。我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瞟向我的夜光表盘，那指针就是不愿意移动。睡神吊在我的眼睑上，我在长筒靴里扭动着脚趾，以免睡着。在我换班以前，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只是不断从那边传来隆隆的响声。渐渐地，我们比较镇静了，便没完没了地玩纸牌和打扑克。说不定我们会鸿运当头呢。 整整一天，天空里吊着许多侦察气球。有谣言说，敌方这次进攻会在这一带动用坦克和低空飞机。可是这个传闻，没有当初听到的新式喷火器那样使我们发生兴趣。 半夜里醒来。大地隆隆地响着，猛烈的炮火向我们这边轰过来。我们蜷缩在角落里，能够辨别得出各种口径的炮弹的声响。 每个人都抓着自己的东西，时不时去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还在。掩蔽壕在震颤，黑夜在咆哮，在闪烁。我们就着瞬息即逝的闪光，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色灰白，嘴唇紧闭，兀自摇着头。 人人都感觉到沉重的炮弹正在打破战壕的胸墙，把战壕的内坡连根翻了起来，摧毁了最上面的那些混凝土预制板。每当一颗炮弹在战壕里炸开的时候，我们发觉那窒闷的、强烈的爆炸气浪，简直如同一头狂暴的猛兽用爪子直扑过来。天快亮了，有几个新兵脸色发青，不断呕吐。他们太没有经验了。 慢慢地，那灰蒙蒙的光令人生厌地流进了坑道，使炮弹的闪光也变得惨淡了。天亮了，这时候，地雷的爆炸和炮火混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剧烈震动。凡是它们掠过的地方，都成了一座集体坟墓。 接班的人出去了，值完班的观察员踉踉跄跄地走进来，满身污泥，瑟瑟发抖。有一个人一声不响地躺在角落里吃东西，另外有一个增援部队里的后备兵，在那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他两次被爆炸气浪冲击到坑道胸墙的外面，可是除了脑震荡以外，也没有受什么伤。 新兵都在瞅着他。这种情况很快就会传染给别人，我们必须注意好，有几个人的嘴唇早已在哆嗦了。幸而白昼已经来临，说不定在中午以前，进攻就会开始。 炮火并没有减弱。它也落到了前沿阵地的后面。尽我们目力能看到的，泥块啊，铁片啊，如同一股股喷泉一般直往上涌。一条非常宽阔的地带像是被耙过了一般。 进攻还没开始，可是炮轰仍然在继续。慢慢地，我们的耳朵听不见了。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反正我们相互间谁也没法听清对方的话。 我们的战壕差不多全完蛋了。有好多地方只有半米高，它被窟窿啊，弹坑啊，山似的土堆切断了。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我们的坑道前面，顿时一片漆黑。我们都被埋在里头，得挖掘才能出去。一小时以后，坑道的出入口重新清出来了，我们才算镇定了些，因为大家都有活在干。 连长爬了进来，告诉我们两个掩蔽壕全被摧毁了。那些新兵一看见他，心就定了。他说，今天晚上想去试试弄点吃的东西来。 这句话听起来可让人安心了。除了加登，谁也没有想到过吃东西的事。现在，仿佛外边的世界跟我们又稍稍靠拢了些。如果吃的东西可以送来的话，那么情况确实不是那么坏，新兵都这样想。我们并没有说服他们别存这种想法，我们知道食物是跟弹药一样重要的东西，也正因为是这样，才非让送点来不可。 然而，尝试失败了。又派出去了第二批人，他们也退了回来。最后，卡钦斯基自己去试了试，结果连他也是两手空空地回来了。谁都没有穿过去，要穿过这样的炮火，即使苍蝇也嫌小得不够。 我们将裤带束得更紧些，把每一口东西，咀嚼到比原来多出三倍的时间。即使是这样，也还是维持不下去。我们都饿得发了慌。我拿出剩下的一片面包，先把白的吃了，随后把硬皮放回背包，不时地拿出来啃这么一小口。 黑夜真叫人受不了，睡不着觉，只能眼睁睁瞪着我们的前面打一会儿盹。加登感到惋惜，悔不该在老鼠身上浪费了那些块被咬过的面包。我们早该把它们好好地藏起来的。现在要是再能吃到它们就美了。水，我们也缺少，可是还不太严重。 将近早晨，天色还很昏暗的时候，发生了一点纷扰。从入口处冲进来一大群奔逃的老鼠，试图爬到墙上去。火把照亮了这个混乱场面。人人都在叫嚷，咒骂，追杀。多少小时来郁积着的暴怒和绝望，都在这一场围剿中发泄出来了。脸变了样，胳膊伸出来，而那些小动物则在吱吱直叫，大家弄得难解难分，后来总算停手了，差一点发生一场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攻击。 这一次突发事件把我们搞得筋疲力尽。我们重新躺下来等待。这可是个奇迹，我们这个掩蔽壕竟没有一个人伤亡。它是挖得不太深而至今还安全无恙的坑道之一。 有个下士爬了进来，他随身带着一个面包。三个人出于侥幸，在夜里穿了过去，带了一点食物回来。他们说，那边的炮火以持续的强度，一直轰到了我们的炮兵阵地。这倒是一个谜，这么多的大炮，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们只好等啊，等啊。到了中午，我估计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新兵突然发作了。我已经观察了他好半天，看他磨着牙齿，忽而捏紧忽而松开他的拳头。这种像被追杀一般瞪出的眼睛，我们了解得太充分了。在最后几个小时里，他仅仅在表面上保持了平静。这会儿，他已经像一株腐朽的树木，颓然崩塌了。 此刻他站起身来，悄没声息地爬过这一块地方，迟疑了一会儿，随后朝出口处溜去。我把他拦住了，问：“你上哪儿去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他说着，想把我推开后走出去。 “等一下，炮火马上就要停止了。” 他谛听着，一刹那间，他的眼睛变得清澈了。随后，他又现出那双疯狗似的浑浊双眼，他一言不发，把我往旁边一推。“慢着，老弟。”我喝道。卡钦斯基注意到了。正当那个新兵把我推开的时候，卡钦斯基跳了进来，我们两个人就将他紧紧地抓住了。 他马上开始闹起来：“不要管我，让我出去，我要出去！” 他什么也不肯听，只顾猛打乱踢，嘴里喷着唾沫，吐着话语，都是些半吞半吐、毫无意义的词句。这是一种幽闭恐惧症的发作，他仿佛觉得自己在这里就要闷死了，便不顾一切地要实现这样一个愿望：走出去。如果我们让他走出去，那么他就会不顾掩蔽，到处乱跑。这样的人，他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尽管他高声怒骂着，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将他痛打一顿，使他清醒过来。我们打得既迅速又狠毒，弄得他最后总算安安静静地坐了下来。其余的人脸色都发白了。但愿这样做能够吓住他们。这样密集的炮火，对这些可怜的家伙来说，可真是受不了。他们从新兵征募站直接被送到这种极度的混乱中来，这种局面也能使一个老兵的头发都急成灰白的咧。自从这一事件发生以后，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对我们神经的影响便比过去更大了。我们仿佛待在自己的坟墓里，只等着被掩埋起来。 蓦然间，又是吼声，又是闪光，简直吓人，一颗炮弹直接命中了掩蔽壕，弄得所有接缝的地方都嘎吱作响，幸而这只是一颗轻磅炮弹，混凝土的底座还能承受得住。发出一种可怕的金属叮当声，墙壁在摇晃，步枪、钢盔、泥土、污泥和尘沙在到处飞舞。一股硫黄的浓烟渗透进来。假如我们不是待在这个坚固的掩蔽壕，而是待在最近修建的那种轻巧的坑道里，那我们就谁也不会是活着的了。 纵然如此，可那影响也已经是够糟的了。那个新兵又像刚才那样乱闹起来，还有另外两个也要学他的样。一个人跳起来，冲了出去。我们就去对付那另外两个人。我朝那个逃跑的人扑去，心里在捉摸，是不是要拔出枪来打他的腿。可就在这时候却传来一阵嘘嘘的嘶啸声，我马上扑倒，等我站起身来的时候，坑道的墙上已经粘满了冒着烟的碎片，一块块的血肉和一片片的军服。我于是爬了回来。 那第一个新兵看上去真是疯了。当我们放开他的时候，他竟像公山羊一般把脑袋净往墙上撞。今天夜里，我们一定得设法把他送到后方去。眼下还要将他捆绑起来，而且要捆得妙，做到万一遭到攻击，他就可以马上被放开。 卡钦斯基建议玩一会儿纸牌。一个人有点事干，心情也许会轻松些。可是这竟没有用，我们谛听着每一声离得很近的轰击，把该吃的牌都算错了，把该出的花色也跟错了。我们不得不就此散局。我们如同坐在一个轰轰烧着的锅炉里，这锅炉外边四面八方都在被捶打着。 夜又来临了。我们由于心情紧张已经神经麻木了。这是一种致命的紧张，它像一柄有钝口的小刀，顺着脊髓在刮擦着。我们的腿不能移动，我们的手瑟瑟发抖，我们的肢体成了一张薄薄的皮，艰难地绷在被克制着的癫狂上面，绷在几乎不可遏止而又漫无穷极的突然爆发出来的吼叫上面。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皮肉和肌肉了，我们不敢互相审视，唯恐发生什么估计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们就把牙关咬紧，心想：会过去的，会过去的，说不定我们会安然无恙咧。 近处的爆炸蓦然间静止了。炮轰还在继续，可是全都打在后面，我们的战壕已经太平无事了。我们抓起手榴弹，把它们扔到外头我们的掩蔽壕前面，大家跟在后边跳出去。密集炮火已经停止，猛烈的拦阻射击这会儿落在了我们的后面。进攻开始了。 谁也不会相信，在这片坑坑洼洼的荒地上还会有人。可是现在，钢盔在战壕外面四面八方露出来了，而且离我们五十米的地方，一挺机关枪早已架设在适当的位置，嗒嗒地扫射起来。 铁丝网已经被打成了碎片。不过它们毕竟还造成了若干障碍。我们看见冲锋部队过来了。我们的炮兵部队这就开火了。机关枪嗒嗒地扫着，步枪砰砰地响着。那冲锋部队一步一步悄悄地走近了。海伊和克罗普开始掷手榴弹。他们能掷多快就掷多快，我们把手榴弹递给他们，柄上的引爆线事先都拉开了。海伊能掷六十米，克罗普五十米，这都是量过的，距离相当重要。敌人在奔跑的时候是不能干什么的，只有到了三十米以内才能有所作为。 我们认出了那些扭歪的脸，扁平的头盔，那都是法国人。他们冲到残余的铁丝网那里，已经遭受了可观的损失。在我们的机关枪前面，他们整个行列都倒下了。随后我们的机关枪一再卡壳，而他们逼得更近了。 我看见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跌落在装着带刺铁丝的栅栏里面，脸抬得老高。他的身体已经崩塌了，一双手却还耷拉着，仿佛在祈祷。随后他的身体完全倒了下去，只有一双手连同那被打折的两段胳膊，依然吊在铁丝上。 我们正要撤退的霎时，三张脸从地上抬起来。在一顶头盔下面，露出一抹尖尖的黑色胡须和一对紧盯着我的眼睛。我举起手臂，可是我甩不到这对古怪的眼睛上去。在疯狂的一刹那间，整个战役如同马戏一般在我周围飞速旋转，而唯独这一对眼睛却纹丝不动。接着，那个脑袋抬起来，随后是一只手，一个动作，于是我的手榴弹就往那边飞过去，把他打中了。 我们向后方奔跑，把装着带刺铁丝的栅栏拉到战壕里面，把引爆线都拉开了的手榴弹留在我们的后边，这样可以保证在火力掩护下撤退。机关枪早已在下一个据点打响了。 我们已经变成了危险的野兽。我们不是在战斗，而是为了免遭毁灭而保护自己。我们投掷手榴弹不是对付人，在伸出双手、戴着头盔的死神正在追逐我们的这一瞬间，对于人，我们知道些什么呢？三天来，我们第一次能够看见死神的脸，也是三天来第一次能够抵御他，我们怀着满腔疯狂的愤怒，我们再也不是无能为力地躺着，在绞刑架上等待，而是能够破坏和杀戮，来拯救我们自己，不仅拯救自己，而且进行报复。 我们蜷缩在每一个角落里，蜷缩在每一道装着带刺铁丝网的栅栏后面，在奔跑之前，还把一束束炸药投向正在挺进的敌人的脚下。手榴弹的轰响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胳膊和腿，我们像猫一样低着头奔跑，被这样一股浪涛冲走了，这股浪涛驮载着我们，让我们充满残暴，使我们变成拦路行劫者，变成凶手，变成我所知道的那种恶鬼；这股浪涛用恐怖、疯狂和贪生来增强我们的力量，仅仅为了拯救而寻找着和战斗着。要是你的亲生父亲跟着他们一起跑过来，你也一定会毫不迟疑，把手榴弹朝他的胸口掷去！ 前面的战壕已经放弃了。它们仍然是战壕吗？它们早已被炸得粉碎，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是战壕的零星断片，由通道串联起来的窟窿，一窝窝的弹坑，仅此而已。然而敌人的伤亡人数在增加。他们没有估计到会有这样顽强的抵抗。 快到中午了。太阳热辣辣地灼晒着，汗水蜇得我们的眼睛作痛，我们用衣袖把汗水抹掉，却常常发现还有血。我们首先来到一条战壕，条件看来比较好些。那里已经驻扎了部队，准备反攻，他们允许我们参加进去。我们的炮兵发射出猛烈的炮火，把敌人的进攻给挡住了。 我们后面的队伍停了下来。他们不能再向前进。攻势已经被我们的炮兵摧毁了。我们窥伺着。炮火拉远了一百米，我们便又突围前进了。在我旁边，有个一等兵的脑袋被打落了。他又跑了好几步，鲜血才像泉水一般从他的颈根里喷出来。 还没有到真正进行肉搏战的阶段，对方已经非掉头回去不可了。我们重新来到那段给打得七零八落的战壕，并穿过这里一直向前开上去。 啊，这种退却之后的重新掉头啊！我们走到掩蔽起来的后备部队的阵地，真想爬进去躲起来——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转过身来，重新投入恐怖中去。如果在那一刹那我们不是像机械般行动的人，那我们就会继续躺在那里，筋疲力尽，意志全无。可是我们又被裹挟着冲到前面去，我们全无意志，而且发疯似的野蛮和愤怒。我们要杀戮，因为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死敌，他们的步枪和榴弹仍然直对着我们，而且，要是我们不去消灭他们，那么他们就会来消灭我们！ 这片褐色的大地，这片支离破碎、到处开裂的褐色的大地，在阳光照耀下发出乌油油的亮光，这片大地乃是这些毫不休息、抑郁沉闷、像机械般行动的人的世界的背景，我们的喘息像是羽毛在搔扒，我们的嘴唇很干枯，我们的脑袋如同夜间宴饮以后那样的昏昏沉沉。就这样，我们踉踉跄跄地向前走着，而钻进我们被刺穿、被粉碎的灵魂里来的，是这样一幅令人痛苦、使人感动的图景：照耀着乌油油阳光的褐色的大地，还有那抽搐垂死的士兵，他们无助地躺在那里，每当我们从他们身上跳过去的时候，他们便号叫着抓住我们的腿。 我们已经失去了彼此之间的一切感情，当那追猎的视线落到另一个什么形象上去的时候，我们简直控制不住自己。我们是毫无感觉的死人，由于耍了一个什么花招，用了一种什么可怕的魔法，居然还能够奔跑，能够厮杀。 一个年轻的法国兵掉了队，他被我们赶上了，便举起双手，一只手里还抓着一支左轮手枪——他是想开枪呢，还是想投降？——一铁锹抡下去，把他的脸劈开了。第二个法国兵看见了，试图继续往前跑，一刺刀就往他的脊背上下去。他往上一跳，两条胳膊伸得好远，嘴张得很大，放声号叫着，他跌跌绊绊，刺刀还插在他脊背上颤动。那第三个法国兵把步枪扔了，往下一蹲，用双手捂着眼睛。于是他跟其他几个俘虏一起被留下来，运送伤兵。 蓦然间，我们在追击中冲到了敌人的阵地。 我们紧紧地跟在撤退敌人的后面，因此到达那边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这样，我们所受的损失就很少。一挺机关枪嗒嗒地吼了起来，可是一颗手榴弹就把它解决了。尽管如此，几秒钟的工夫也已经够使我们五个人的腹部受了伤。卡钦斯基用步枪柄把一个没有受伤的机关枪手的脸打了个稀巴烂。其余的人，我们趁他们还没来得及把手榴弹拿出来的时候，就用刺刀把他们刺倒了。然后，我们便端起他们用来冷却机关枪的水贪婪地喝了起来。 到处都有钢丝钳在咔嚓地响着，木板横搁在铁丝网上，我们从狭窄的入口处跳进了战壕。海伊一铁铲劈进一个魁梧的法国兵的脖颈，还扔出了他的第一颗手榴弹。我们在一道胸墙后面，俯着身子躲避了几秒钟，随后我们前面那笔直的一段战壕都变成空荡荡的了。那第二颗手榴弹在一个角落上方嘘嘘地斜掷过去，把一条通道给扫清了。我们跑过去的时候，一路就把手榴弹抛进掩蔽壕里，大地颤抖着，它在爆裂，在冒烟，在呻吟，我们被一堆堆滑溜溜的人肉，被一个个软绵绵的躯体绊跌着。我一跤摔进了一个开裂的肚子里，那上面还搁着一顶崭新干净的军官帽子。 战斗停止了。我们跟敌人脱离了接触。我们不能长久待在这里，而必须在我方炮兵的掩护下，退回自己的阵地。我们一知道这一点，便马上冲进离得最近的掩蔽壕，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们能够看到的任何罐头食品，特别是一听听的咸牛肉和黄油，在撤回以前统统带走。 我们顺利地撤回来了。敌人没有进一步发动攻击。我们躺下来喘气，歇息，整整一个小时没有人开腔。我们已经那样精疲力竭，虽然大家全饿得厉害，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吃那些罐头食品。然后，我们又逐渐变得像一个人的样子了。 敌人的咸牛肉，在整个前线是非常有名的。我们这边偶尔向他们发动一次突然袭击，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的营养一般说来是非常差的，经常在挨饿。 我们总共装来了五个罐头。那边的那些家伙的伙食可好呢，他们吃得很讲究，对比之下，我们这批挨饿的可怜虫，吃的是萝卜酱，可他们，要多少肉就能弄到多少肉。海伊搞到一块薄薄的法国面包，就把它拴在腰带后面，如同一柄铁锹。那面包的一个角上还沾着点血水，不过那是可以切掉的。 这倒是运气，终于有好东西吃了。我们花了那么多力气，毕竟还是有用的。有足够的东西吃，正像一条好的掩蔽壕那样有价值。这也就是我们所以那么贪吃的道理，因为它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加登虏获了两个盛满干邑白兰地的水壶。我们轮着喝过去。 傍晚的祈福开始了。夜已降临，从一个个弹坑里升起来一团团迷雾。看起来，这些坑坑洼洼里仿佛满藏着精灵鬼怪的秘密似的。白茫茫的水汽在四周怯生生地爬行着，随后它放大胆子，越过边缘溜走了。就这样，弹坑与弹坑之间就连成了长长的一条。 天很凉爽。我正在放哨，定睛往黑暗中瞅着。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每次出击回来往往是这样，因此要我单独跟自己的念头做伴也很困难。说是念头，实际上也并不是什么念头，那是一些回忆，在我虚弱的时候就会袭上心头，而且会产生一种古怪的情绪。 伞投照明弹往空中直蹿上去。于是，我看见一幅图景，是一个夏天的薄暮，我正在一所大教堂的十字回廊里，望着小小的回廊花园中央那几株盛开的高大的玫瑰树，大教堂的一些圣职人员就埋葬在这个花园里。沿着四周的围墙，都是耶稣受难的石雕图像。那里一个人都没有，一种深沉的寂静控制着这一处盛开着玫瑰花的四方院落，阳光暖暖地躺在沉重的灰色石头上，我把手搁到上面，便感到一阵温暖。在石板瓦房顶的右侧角落里，绿色的大教堂塔尖高耸在傍晚那黯淡的浅蓝色的天空中。十字回廊的亮闪闪的支柱中间，有一种教堂所独有的凉丝丝的黑暗气氛，我站在那里，暗自思忖，到二十岁的时候，我会不会经历那种使人腼腆的恋情。 这幅图景近得令人吃惊，它拨动了我的心弦，随后它就在下一颗信号弹那冒起来的光焰中熔化了。 我抓起步枪，看是不是准备就绪能用了。那枪管有点潮，我将它抓在手里，用手指把水汽擦去。 在我们的城市后面，几片草地之间，有一条溪流，旁边矗立着一行长了多年的白杨树。老远老远就可以望见它们，虽然只长在溪流的一边，我们却管它叫作白杨大道。还在儿童时代，我们对这些老树就非常喜爱，它们会不可思议地把我们吸引过去，整天逃学，跑到它们旁边去玩耍，倾听树叶沙沙作响。我们坐在树下的溪流坡岸上，让脚荡在那清澈湍急的溪水里。水流的清香以及风吹奏白杨的旋律，支配着我们的幻想。我们非常喜爱它们，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的心不免还要激烈地跳动一阵。 说也奇怪，所有浮现出来的回忆都有这样两个特性。它们总是十二分宁静的，这是它们当中最占优势的一点。即使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达到宁静的程度，可总是会变成那种样子。它们是默无声息的幻象，它们用神色和手势来跟我说话，一言不发，一声不吭；它们的沉默中存在着一种令人震惊的东西，它迫使我挽起衣袖，抓起步枪，以免自己受不住诱惑，沉湎在这种宁静之中，以免我的身体跌倒，舒舒服服地消融在往事回忆的无声的巨大的力量里。 它们是这样的宁静，我们觉得简直不可理解。在前线，宁静是压根没有的，而前线的魔力又扩展得那么遥远，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即使在偏僻的军需库和休息营地，那炮火的嗡嗡声和低沉的隆隆声也总是回旋在我们的耳际。我们从来没有走得那么远，可以听不到这些响声。可是最近这几天，那实在是受不了。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宁静，这些关于往日的回忆唤起的与其说是愿望，毋宁说是悲伤——一种无比巨大、无法克制的忧郁心情。这种愿望，我们是有过的，可是它没有再回来。它已经过去了，它属于另一个世界，这世界对我们来说也已经逝去了。在兵营里，对往日的回忆还在我们心里唤起过一种叛逆狂暴的愿望，因为在那个时候，它仍然和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属于它，它也属于我们，尽管我们早已跟它分离了。它在军歌中出现，这些军歌，每当我们在清晨的曙光和乌黑的树林剪影之间齐步行进，到荒野里去操练的时候总是要唱的，它是藏在我们心中、发自我们心里的强烈的怀念。 可是在这里，在战壕里，我们已经丧失了这种怀念。它再也不会在心中出现了。我们已经死去，而它也远远地站在天边，它是一种幻象，一种神秘的反映，它老是萦绕着我们，而我们却又是害怕又是毫无希望地爱着它。它很强烈，而我们的愿望也很强烈。可是它是无法得到的，我们也都知道。那跟你要成为一位将军的愿望一样，都是徒劳的。 而且即使把我们青年时代的这些景象重新还给我们，我们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由它们传给我们的那种脆弱而神秘的力量，是不可能复苏的了。我们也可能待在它们中间，走到它们里头去；我们也可能记起它们，爱着它们，一见它们就会激动起来。可是那好比凝神注视着一张亡友的遗像，那些是他的特征，那是他的面貌，而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在回忆中却成了一种虚假的生活。可是，这已经不是他本人了。 我们再也不可能恢复与那种情景过去那样的联系了。那倒不是对它们的美丽和它们的情绪的理解把我们吸引住了，而是那种共同的感情，那种对我们生存中的各种东西和事件的兄弟之谊，给我们划了个界限，使我们父母亲的那一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竟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温存眷顾，热烈忘情，连那最细微的东西也足以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长流中去。也许那不过是我们年轻人的特权。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指不出一个范围，找不到哪里是一个尽头。我们的血液里有着一种期望，它把我们跟我们岁月的历程联系起来了。 今天，我们要像旅行者那样，走过我们年轻时代的历程。事实使我们吃尽了苦头，我们已像商人那样懂得优劣，像屠夫那样懂得屠杀的必要。我们已经不再是无忧无虑的了，我们只是完全漠不关心罢了。我们不妨在那里生活，可是我们当真应该在那里生活吗？ 我们既像小孩子一样孤独凄凉，我们又像老年人一样富有经验，我们既粗野又忧伤，还肤浅——我相信，我们是完蛋了。 我的双手冰凉，我浑身冷得直打哆嗦，但那是一个温暖的夜，只有迷雾是凉爽的。这股神秘的迷雾，在死人头上蜿蜒潜行着，从他们身上吮吸那最后的隐藏着的生命。到了早晨，他们就会变得苍白、惨绿，而他们的血也会凝结起来，变得乌黑。 照明弹仍然在往空中飞升，把那冷酷的光投在呆滞的景色上，这里满地都是一个个弹坑和一缕缕冷冻的光，如同一轮明月。我皮肤下面的血液，把恐惧和不安带到了我的思绪之中。我的思绪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畏缩不前，希望得到温暖和生命。没有安慰，没有幻觉，我的思绪就会崩溃，就会在这令人绝望的赤裸裸的景象面前不知所措。 我听到饭盒嘎啦嘎啦的响声，马上就有一种想吃点热东西的强烈欲望，那会对我有好处，也会使我镇定下来。我好不容易强迫自己耐心地等候到换班。 于是，我走进掩蔽壕，找到一大杯大麦。是用油脂煮的，味道很好，我就慢慢地吃起来。我仍然不吱声，尽管别人的情绪都比较好，因为炮轰已经静止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每个小时既是不可理解的又是理所当然的。进攻变成了反击，在双方战壕之间的弹坑里，死人逐渐堆积起来。受伤的人，凡是离得不太远的，大多数我们都能抬运回去。可是也有一些人得等上很久，我们才听着他们死去。 有一个伤号，我们搜索了两天也没有找着。他一定俯伏在地上，不能够翻身。要不，那就没法理解，为什么找不着他。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让嘴巴紧贴着地面，人家才不容易测定他叫喊的方向。 他一定是惨遭命中，受的是那样一种糟糕的伤，虽然没有严重到可以很快耗尽他的体力，让他在半昏迷状态中胡言乱语的地步，伤势也不是轻松到还能够忍受那点痛苦，指望着还可以复原。卡钦斯基以为他不是骨盆折裂，便是脊椎中了弹。胸脯还不致受伤，要不，他不会有那么点叫喊的力气的。假如是其他任何种类的伤，那就有可能看到他在移动。 他的嗓音越来越嘶哑了。那调子十分凄厉，听起来仿佛到处都有这种嗓音似的。第一天晚上，我们有几个弟兄到外面去找了他三次。可是，当他们以为已经断定了方位，正在爬行过去的时候，不一会儿却又听到他的嗓音，好像根本是从别的什么地方传过来似的。 我们一直寻找到黎明，结果却什么也没有。整整一天，我们用望远镜仔细搜索那个地带，可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第二天，那个人的喊声更加微弱了。大家估计，他的嘴唇和嘴都已经干了。 我们的连长许诺，要是有人能够找得到他，下回轮休时额外再准他三天的特别假。这是一种有力的刺激，可是即使没有这个，我们也会竭尽一切可能去找的。因为那个喊声太可怕了。卡钦斯基和克罗普甚至在下午都出去寻找。克罗普的耳垂也为此给打掉了一个。结果仍然是徒劳，他们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回他这个人。 他叫喊些什么，是听得很清楚的。起初，他只是叫喊求救。第二夜，他一定在发烧说胡话，跟他的妻子和孩子交谈，我们常常听到伊丽泽这个名字。今天，他只是哭泣。到了傍晚，他的嗓音细弱下去，成为一种嘶哑的声音。可是，这个声音却持续了整整一夜。我们听得这样清楚，是因为风正向我们这边的战壕吹。到了早晨，我们都认为他早已长眠了的时候，却有最后一阵咕噜咕噜的痰喘声传到我们这里来了。 天气热，死人都躺在那里没有埋掉。我们不可能把他们统统都运回来，要是运回来，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炮弹会埋葬他们的。很多死人的肚子都鼓鼓地隆起来了，活像一个个气球。他们发出咝咝的响声，打着嗝，还在微微地移动。他们身子里的气体，放出种种的响声。 天空蓝漾漾的，一丝云彩也没有。到了傍晚，一片闷热，热气从地面直往上升。风朝我们这边吹的时候，带来一股血腥的味道，浓重并有点使人讨厌的甜味。从弹坑里发出来的这股死人的气息，仿佛是氯仿和腐烂物的混合，闻得我们恶心，老想呕吐。 暗夜沉寂下来，于是出去搜寻炮弹上的铜质传动带和法国照明弹的绸降落伞的工作开始了。为什么要搞到这种传动带？谁都不十分清楚。收集的人仅仅宣称，那东西是贵重的。有些人捡到了很多很多，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在那么多东西的重压之下，人都搞得弯弯曲曲、歪歪斜斜了。 可是，至少海伊提出了一个理由：他打算把这些东西送给他的未婚妻，当作吊袜带。一听这些话，那班弗里西亚人不用说就发出一阵欢笑。他们拍拍膝盖，好一个笑话，好家伙，这个海伊，可真会动脑筋咧。特别是加登，他怎么也忍不住，他把最大的一个环子拿在手里，时不时往自己的大腿上套，看看还留有多少空隙。“海伊，老兄，她的腿一定是有我两条腿粗，两条腿……”他的念头转到了略微上边的部位。“她一定还有个屁股，就像是——就像是一头大象。” 他还不肯就此打住。“我倒很想跟她打一次篮球呢，好家伙……” 海伊喜气洋洋，因为他的未婚妻居然得到大家这样热烈的赞赏，便带着满意的神情，简单地说：“她是个壮壮实实的妞儿呢！” 降落伞有着更加实际的用途。根据女人胸围的大小，三个或者四个就可以制成一件短上衣。克罗普和我把它们拿来当作手帕。别人就拿来寄回家里去。如果那些女人能够知道，弄到这几块薄薄的布片常常要冒多大的危险，一定会大惊失色咧。 卡钦斯基对加登感到惊讶，他正在十分镇静地试图从一颗没有爆裂的炮弹上敲下那个环子。任什么别人要是这样试的话，那东西一定就会炸开了，可加登运气总是很好。 有一天，有两只蝴蝶在我们的战壕前面蹁跹戏耍了一上午。那是两只柠檬黄的蝴蝶，黄色的翅膀上有些红色的斑点。它们飞到这里来能找到些什么啊？到处都没有一株植物，也没有花草。它们停在一个骷髅的牙齿上。鸟儿也是一样的无忧无虑，它们显然早就习惯战争了。每天早晨，云雀从真空地带飞起来。一年以前，我们看着它们在筑巢，现在鸟雏都已经长大了。 战壕里的老鼠不闹了，这一阵我们倒觉得清静了。它们都到了前面的真空地带，我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它们都长得很肥，我们看见一只，就砰的一枪打死一只。到了夜里，我们又听到敌人那边重新响起了隆隆的滚动声。整天我们都受到普通的炮击，所以还能够修补战壕。娱乐，也常常有的是，这方面，飞行员倒很照顾。每天总有无数次的战斗，吸引大家去观看。 战斗机我们还能够容忍，可是侦察机，我们却像憎恨瘟疫一样地憎恨它们。它们把炮火指引到我们头上。它们出现以后，不消几分钟，榴霰弹啊，榴弹啊马上就往我们这边轰过来了。就这样，一天工夫就损失了十一个人，其中五个是担架兵。有两个给炸得稀烂，加登说你可以用一柄汤匙把他们从墙上刮下来，葬在一个饭盒里。另外一个，他的下半身连同两条腿都给炸断了。人死了，他的胸脯还靠在战壕一边，脸呈柠檬黄色，络腮胡子中间仍然燃着一根纸烟。它一直发着微光，烧到唇边才熄灭。 我们把尸体放在一个很大的炮弹坑里。一共三层，一层叠在一层上面。 突然间，炮击又轰隆隆地开始了。我们很快又坐起来，怀着茫然等待时的那种紧张和麻木的心情。 进攻，反攻，冲锋，反冲锋——这些字眼，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损失了很多很多的人，大部分是新兵。又有增援部队派到我们这个地区来了。他们是新编的团之一，差不多完全是由最近征召入伍的一批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几乎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只懂得一点理论知识就被送上了战场。手榴弹是个什么东西，他们确实都知道，可是对于掩蔽，却知道得很少，首先是这些他们完全没有能力识别。地面上一个隆起的地方，得有半米来高，他们才看得见。 虽然迫切需要增援兵力，可是这些新兵给我们增添的麻烦，几乎超过了他们对我们的用处。在这个严酷的作战地区，他们一点没有帮助，都像苍蝇一般纷纷跌了下去。今天的阵地战需要知识和经验，一个人对于地形必须有了解，对于炮弹的响声和性质必须能分辨，必须能够事先断定它们会落在什么地方，它们会怎样爆炸，以及人们怎样躲避。 年轻的新兵对这些事情当然一点也不懂。他们之所以被炸死，只是因为辨别不出什么是榴霰弹和榴弹；他们之所以被扫杀，是因为只管提心吊胆地谛听那些远远落在后方的大口径炮弹的咆哮，却没有去注意那些低低地在地面上炸开的榴霰弹那轻微的嘶啸声。他们不是分散开，而是像绵羊一般拥挤在一起，甚至受伤的人也像兔子一般被飞行员扫射死了。 他们那苍白的萝卜似的脸，那可怜的、握得紧紧的双手，这批可怜的狗崽那悲惨的勇气，这批勇敢而可怜的狗崽那拼死的冲锋和进攻，他们被吓得不敢大声号叫，眼看着被炸裂的胸脯、肚子、胳膊和腿，只好轻轻地哭喊着亲娘。一有人望着他们，他们马上就不哼了！ 他们那死沉沉、尖棱棱、长着细细茸毛的脸，有着夭折的孩子那种可怕的面无表情。 看着他们怎么样冲过去，奔跑，倒下来，一个人的喉咙真的会被哽住。你恨不得把他们痛打一顿，因为他们实在太傻了，也恨不得抓住他们的胳膊，将他们拉开，因为这里没有他们的事。他们穿着灰色的上衣、裤子和长筒靴，可是大多数人的制服都太大，空荡荡地吊在他们肢体上晃动，他们的肩膀太窄，身躯太小，没有一套军服是按照这种小孩子的身材裁制的。 老兵死去一个，新兵要死去五到十个。一次出其不意的毒气进攻，使他们死去了一大批。他们还没学会该怎么样预防。我们发现一个掩蔽壕里，满满的全是他们的尸体，发青的脑袋和发黑的嘴唇。有几个人躲在一个弹坑里，防毒面具揭开得太早了，他们不知道毒气在凹坑深处停留得最久，他们一看见别人在上头已经不用防毒面具了，便把他们自己的也摘了下来，于是吸进了那么些毒气，足够把肺烧伤了。这种情况是无法救治的，他们只好在出血和窒息中死去。 在一段战壕里，我突然撞见了希默尔施托斯。我们一起俯下身子闪进一个掩蔽壕，上气不接下气地肩靠肩躺着，等候着投入冲锋。 虽然我十分激动，可是当我们又冲到外面的时候，头脑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我没有再看见希默尔施托斯啊。我赶快跳回掩蔽壕，发现他躺在一个角落里，稍微擦破了一点，却装作受了伤。他脸色阴沉，好像挨过一顿打似的。一副惊慌不安的样子，原来他也是初次上阵咧。可是那些年轻的新兵都已经冲出去了，而他却还待在这里，这可叫我恼火了。 “快出去！”我吼道。 他没有动弹，嘴唇哆嗦着，唇髭在抽动。 “出去！”我又吼了一声。 他把两腿一缩，靠着壕壁又蹲了下去，像一条狗一样龇出了牙齿。 我抓住他的胳膊想把他拉起来。他便尖声号叫。这可使我实在按捺不住。我就一把揪住他的脖子，如同皮囊一般将他直摇直晃，他的脑袋也便跟着摇来晃去，还冲着他的脸喝道：“你这个废物，你出去不出去？你这条狗，你这个卑鄙小人，你想逃避，是不是？”他双目无神，我把他的脑袋往坑壁上撞着：“你这只畜生！”我往他的肋骨上踢着。“你这头猪！”我把他推向坑道门口，让他头先脚后地冲了出去。 我们的进攻部队刚刚又来了一批。有一名中尉跟他们在一起。他看见了我们，便喊道：“前进，前进，全上来，全上来——！”这几句话，把我用打骂也没做到的事全做到了。希默尔施托斯听到这一声命令，便如大梦初醒似的向四周打量了一下，随即就跟上去了。 我跟在后面，看着他跳上前去。这一下他又是练兵场上那个勇猛泼辣的希默尔施托斯了，他甚至还冲在中尉前面，而且远远领先。 密集炮火，拦阻射击，弹幕射击，地雷，毒气，坦克，机关枪，手榴弹——这些词，这些词啊，却包含着全世界的恐怖。 我们的脸上沾满硝烟和污泥，我们的思绪被搞乱了，我们都疲乏得要死。每当攻击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拳头殴打许多人，让他们清醒，要他们跟我们一起前进。我们的眼睛发了红，我们的手被撕破了，我们的膝盖流着血，我们的臂肘也都皮开肉绽了。 这样已经有多久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其实，才不过几天呢。我们看见时间在垂死的人那没有血色的脸上消失，我们把食物塞进自己肚里，我们奔跑，我们投掷，我们射击，我们杀人，我们随地躺下来，我们身体虚弱，精力衰竭，而且没有什么东西在支持我们，只知道还有比我们更虚弱、更衰竭、更无能为力的人，他们眼睁睁地望着我们，把我们看作无数次死里逃生的神祇。 在没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我们教导他们。“那里，你们看见那个晃动着的尖头了吗？那是一颗迫击炮弹，正在轰过来了！赶快蹲下，它会打头顶上飞过去。可是，假如它朝这边打过来呢，那就得赶快逃跑！迫击炮弹是能躲避的。” 我们磨炼他们的耳朵，使他们能够听出比较小型的炮弹那不容易听出来的凶恶的蜂鸣声，这种炮弹是很难辨别清楚的。他们一定要从一般的喧嚣声中辨别出这种虫鸣似的微响。我们向他们解释，这种炮弹比起那些老早就能够听到响声的大型炮弹来要危险得多。我们向他们示范，遇到敌机怎样隐蔽，攻击中被敌人追上怎样装死，要让手榴弹在着地之前半秒钟爆炸的话，该怎样算准时间。我们教他们在瞬发炮弹落下的时候怎样闪电一般地扑进弹坑里去，我们指点他们怎样用一束手榴弹来炸开一条战壕，我们向他们说明敌人手榴弹和我方手榴弹雷管长短的区别，我们还使他们知道毒气弹的响声，给他们指出使他们免于死亡的各种巧妙办法。他们倾听着，他们都很驯顺，可是等到又一次攻击开始的时候，他们在激动之中却把样样事情都做错了。 海伊·韦斯特许斯撤走了，他背上负了重伤，每呼吸一下，从伤口里甚至可以看见他的肺在搏动。我只能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什么都完了，保罗。”他呻吟着说。由于剧痛还咬着自己的胳膊。 我们看见有人还活着，而他们的头盖骨已经给炸开了；我们看见有的士兵在奔跑，而他们的两只脚已经被炸断了，他们靠着炸剩的残肢一颠一颠地拐进了下一个弹坑。有个一等兵，拖着自己被炸烂的膝盖，用手在地上爬了两公里路。还有一个一等兵，赶到了急救所，突出的肠子堆在他一双交叠起来的手上；我们还看见一些没有嘴、没有下巴、没有脸孔的人；我们看见一个人把他胳膊上的动脉用牙齿咬住了两小时，为了不让自己失血致死。太阳下去了，暗夜跟着到来，炮弹又在呼啸，生命到了尽头。 可是，我们躺在上面的这一小块翻腾着的土地上，在敌人的进攻优势面前岿然不动。我们仅仅放弃了几百米阵地。然而，每一米的土地上却都躺着一个死人。 我们调防了。车轮在我们下面滚动，我们呆呆地站着，传来一声呼喊“留神——电线！”的时候，我们便屈一屈膝盖。我们当初来到这里，正是夏天，树木还是绿油油的，而今却已是秋季，夜色灰蒙蒙、潮乎乎的。汽车停了，我们便爬下来。乱七八糟的一大堆，许多部队的残余。两边都有人站着，黑乎乎的，在叫团和连的番号。每叫一次，就有一小伙人分离出去，小得可怜的一伙肮脏而苍白的士兵，小得可怕的一伙人，小得可怕的一些残兵剩卒。 这会儿，有人在叫我们这个连的番号了，是的，那正是连长，他也死里逃生又回来了，一只胳膊用绷带吊着。我们走到他那里，我认出了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我们便站在一起，相互偎倚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后来，我听到我们这个连的番号，被一次又一次地叫着。他将会叫很长一会儿工夫，那些在医院里和在弹坑里的人才不会听到他的叫声咧。 又叫了一次：“二连，到这里来！” 随后更轻声地叫道：“二连再没有别的人了吗？” 他不再吱声了，随后他粗哑地问道：“就这点人了吗？”于是他下命令。“报数！” 早晨灰茫茫的，我们来的时候还是夏天，总共一百五十人。现在我们感到很冷，已经是秋天了，树叶簌簌作响，嗓音有气没力地飘动着：“一——二——三——四——”报到三十二就没有了。于是沉默了好一阵子，那个嗓音才问道：“还有没有别人？”又等了一会儿，随后低声说：“成小队——”话又中断了，好不容易把口令说完。“二连——”十分艰难。“二连——便步走！” 一行，短短的一行人步履艰难地往晨曦中走去。 三十二个人。 7 他们把我们送到比往常更远的后方的一所野战兵站，这样我们可以再次进行改编。我们这个连需要补充一百多名士兵。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要是不值班，便到处去闲荡。过了两三天，希默尔施托斯到我们这里来了。自从他来到战壕以后，他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倒是被打掉了。他表示愿意同我们和睦相处。我很乐意，因为我亲眼看见海伊·韦斯特许斯背上受伤的那一回，是他把海伊送回来的。此外，他也非常通情达理，当我们手头没有钱用的时候，他还在兵营食堂里请过我们的客。只有加登，仍然对他怀疑，采取保留态度。 可是，他后来也被争取过来了，因为希默尔施托斯告诉我们，军厨炊事长请假回去，他正在代行他的职务。作为一种表示，他当场就给了我们两磅糖，还特别给了加登半磅黄油。他甚至想办法在此后的两三天里，分派我们到厨房里去干削马铃薯和萝卜的勤务。在那里他给我们吃的伙食，是地地道道的长官吃的东西。 就这样，作为一个士兵的幸福所需要的两样东西，那一阵子我们全都有了：吃得好和休息得好。一个人要是仔细想一想，那本来也算不得什么。如果在几年以前，我们一定会非常瞧不起自己。可是现在，我们却十分满足。这完全是一种习惯，即使在前线也不例外。 为什么我们似乎忘却得这么快？原因也就是这个习惯。昨天我们在枪林弹雨下，今天我们却傻气十足，到农村里去搜索粮秣，而明天，我们又要到战壕里去了。说真的，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忘记。不过，只要我们非在这战场上待下去不可，那么火线上的日子一经过去以后，便像一块石头那样沉在我们的心底，这种阅历过于惨痛，我们没法马上进行深思熟虑。如果我们那么做了，那我们早就完蛋了。因为我发现了这么一点：一个人只要干脆顺从，恐怖是忍受得了的；一个人要是左思右想，则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正像我们一上战场就都变成野兽一样，因为这是能使我们保全性命的唯一办法，我们一下火线休息时，又都变成了爱说笑话的有风趣的人和懒虫。别的事情我们也没什么好做的，这纯粹是出于迫不得已嘛。我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去。因此我们不能让感情来加重我们的负担，这种所谓的感情，尽管在太平年月可能有点装饰作用，可在这里却是不合时宜的。克默里希已经死了，海伊·韦斯特许斯处在弥留状态，汉斯·克拉默的身体要挨到最后审判日，人们还得好好操心一番呢，他偏巧被命中了一弹；马滕斯的腿没有了，迈耶死了，马克斯死了，拜尔死了，哈默林死了，还有一百二十个受伤的人在这里或在那里躺着。这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眼下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反正我们还活着。假如我们能够救援他们的话，那么人们会看出我们是多么不在乎，我们动手干的时候，自己可能也会丧生。因为我们若是愿意，我们也不会一句牢骚不发的。害怕吗？我们从不害怕。怕死，可那就是另一码事，那与肉体相关。 可是我们的伙伴死了，我们没法帮助他们，他们得到了安息。谁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只有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睡觉，吃饭，我们的肚子能够装多少就尽量地吃多少，还有喝酒，抽烟，不让时光白白地浪费。生命是短促的。 前线的恐怖，只要我们不予理睬，它就会从地面上消逝，那时候我们便拿它编成一些猥亵和愤恨的笑话。一个人死了，我们就说他把大便夹起来了，其他的种种事情，我们也都是这么说笑的。这样做才使我们不至于发疯，只要用这个方法去面对，我们便能够进行抵抗。 可是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在战地新闻里讲到部队的珍贵的幽默感，说是差不多就要出发上火线了，还在安排跳舞，这都是胡说八道。我们绝不是因为有了幽默感才那么干的，我们之所以会有幽默感，是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完蛋。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支持不了多久，我们的幽默感已经一个月比一个月辛酸了。 而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所有这些事情，如今我们还在作战的时候，都像一块石头那样沉在我们的心底，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才会重新醒悟过来，而到那时才会开始关于生死问题的探讨。 在这里度过的日子、星期和年月，会重新回来，我们那些死去的伙伴会重新站起来，跟我们一道行进，我们的头脑将会清醒，我们会有一个目标，就这样我们将迈步行进，死去的伙伴走在我们的旁边，前线的岁月落在我们的后面——可我们在和谁搏斗，和谁呢？ 没有多久以前，这一带地方有过一家前线剧场。五光十色的演出海报，仍然贴在广告牌上。克罗普和我站在它前面，瞪大眼睛看。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一个姑娘穿着一身浅色的夏衣，腰间围着一条红色的漆皮带子。她站在那里，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抓着一顶草帽。她穿着白色的长筒袜和白色的鞋，一双纤巧的有着带扣的高跟鞋。她背后，一片波涛起伏的蓝色海洋在闪闪发光，一抹港湾挨在旁边显得明晃晃的。她是一个十分姣美的姑娘，优雅的鼻子，喷红的嘴唇，细长的腿，难以想象的整洁，而且保养得很好，她肯定一天要洗两次澡，指甲缝里一点污垢也没有。充其量，也许只有海滩上的一些沙粒罢了。 她旁边站着一个男人，穿着一条白裤子，一件蓝色短上衣，戴着一顶水手的便帽，可是我们对他的兴趣却要少得多了。 广告牌上的这个姑娘，对我们来说是一件神奇事。我们完全忘记了还会有这样的事情，甚至到了现在，我们还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几年了，我们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光景，没有看见过这样快乐、美丽和幸福的光景。那是太平时世，太平时世就应该这样。我们不禁情绪激动起来了。 “不过只要看一看这双轻巧的高跟鞋，她不可能穿着它行军走出一公里路的。”我说道，随后开始觉得自己很愚蠢，因为像这样站在一幅图画前面，只想到行军啊什么的，简直是荒谬透顶。 “她能有多大年纪？”克罗普问。 我估计道：“至多二十二岁，艾伯特。” “那她要比我们大。让我告诉你吧，她不会超过十七岁！” 这句话叫我们浑身起了鸡皮疙瘩。“那挺好，你觉得怎么样？” 他点点头。“我家里也有一条白裤子。” “白裤子，”我说，“可是像这样的一个姑娘……” 我们相互斜睨了一眼。这里是找不出多少可以夸耀之处的，一身破破烂烂、油腻腻、脏兮兮的军服。要竞争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我们就动手，把那个穿白裤子的年轻人从广告牌上撕下来，仔细着不要损坏那个姑娘。那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情。接着，克罗普建议：“我们不妨把虱子搞掉一点。” 我并不十分起劲，因为这样做对衣服没有什么好处，要不了两小时，一个人身上又都是虱子了。可是当我们把那幅招贴画又深入考虑一番的时候，我宣告说我是愿意那样做的。我甚至还想得更远。“我们不妨再看看，是不是也可以找出这么一件干净的衬衣……” 克罗普的话倒也颇有道理，他说：“最好能够弄到短袜。” “短袜，或许也可以弄到。咱们好歹出去找找看吧。” 这时候，勒尔和加登晃晃悠悠荡到这里来了。他们朝那张海报瞅了一眼，于是谈话就马上变得相当下流了。勒尔是我们班上第一个跟女人发生过关系的人，他就把那种叫人兴奋的详情细节统统讲了出来。他自得其乐地欣赏着这幅图画，而加登便在一旁得力地附和着他。 这倒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感。谁要是不下流，谁就不是一个士兵。不过那个时刻不太适合我们，因此我们就侧着身子走开，向除虱站齐步行进，心里怀着一种感情，仿佛那是一家出色的男子服装商店似的。 我们宿营的那所房子，坐落在一条运河附近。运河的一边有几个池塘，侧边栽着白杨，运河的另一边也有一些女人。 靠我们这一边的房子里，都已经没有人住了。不过在另一边，偶尔还看得见几个居民。 傍晚时分，我们便出去游泳。有三个女人沿着河岸在溜达。她们慢慢地走着，也没把视线转开去，尽管我们都没有穿游泳衣。 勒尔向她们打招呼。她们便笑了起来，还停住脚步瞅着我们。我们用不太连贯的法语跟她们搭讪，讲的是心血来潮的闲话，全是急急匆匆、乱七八糟想起来的，为的是不让她们离开。她们并不出众，可是此时此地，哪里还有这样的人呢？ 其中有一个是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她的头发是深褐色的。她嫣然一笑，就可以看见她的牙齿在闪烁发光。她行动敏捷，裙子在她腿四周宽宽松松地飘动。虽然河水很冷，可是我们还是十分高兴，而且竭力使她们发生兴趣，为了让她们留在这里。我们试着说些笑话，她们也给我们以回答，她们的话我们可无法理解。我们笑着，招着手。加登更加机灵。他跑到屋子里，拿了一个军粮面包，高高地举了起来。 这一下可产生了极大的效果。她们又是点头，又是招手，要我们游过河去。可是我们不敢那么做。到对岸去是禁止的。所有的桥上都布着岗哨。没有证件，不准通行。因此我们就想办法让她们懂得，要她们到我们这一边来。可是她们却摇了摇头，朝那座桥指了一指。她们也是不准过桥来的。 她们转过身子，慢慢地走到运河旁边，一路沿着坡岸走去。我们在水里游着跟住她们。过了几百米，她们拐了个弯，指指一幢房子，那房子离得远些，掩映在树木和灌木丛中。勒尔问她们是不是就住在那边。 她们笑了。是的，那正是她们住的房子。 我们向她们喊道，我们会上她们那里去的，等岗哨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晚上，今天晚上。 她们举起双手，将它们合在一起，让脸搁在上面，把眼睛闭了起来。她们懂了。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踏着舞蹈的步子。有个金黄色头发的小妞儿还叽叽喳喳地叫着：“面包，好。” 我们热情地向她们保证，这面包我们一定会带来。而且还有别的好吃的东西，我们转动着眼珠子，还试图用手势来解释。勒尔为了想说明“一条香肠”，差一点给淹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还会答应把军需仓库里的东西统统都拿给她们咧。她们走远了，还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我们爬上自己这一边的坡岸，老远注意着她们是不是走进那幢房子里去，因为她们说不定会欺骗我们。随后，我们又下水游了回来。 没有证件谁也不准走过桥去，因此我们非得等到晚上泅水过去不可。我们兴奋极了。不喝点东西，简直没法等待下去，我们这就去了营房食堂。那里正好有啤酒和一种潘趣酒[14]供应。 我们喝着潘趣酒，互相胡扯着各自的美妙经历。大家都高兴地相信别人讲的故事，不过要轮到自己讲一个内容更加丰富的故事来压倒别人时，等得却有点不耐烦。我们的手安静不下来，我们抽了不知有多少支烟卷，直到克罗普开言了：“其实我们还不妨给她们带几支烟卷去。”就这样，我们把几根纸烟放在军帽里头保存起来。 天空绿盈盈的，像是没有成熟的苹果的颜色。我们一伙有四个人，可是只能去三个，因此我们必须把加登摆脱，于是又是朗姆酒，又是潘趣酒，灌得他脚步踉跄，醉醺醺的。天色黑了，我们才返回营舍，让加登走在我们中间。我们都热辣辣的，满怀着想干风流韵事的欲火。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是我的，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分配决定好了。 加登往他那个草垫上一倒，就打起呼噜来。有一回，他醒了过来，龇牙咧嘴地发出狡猾的笑声，叫我们都大吃一惊，以为他是在戏弄我们，那点潘趣酒简直给他白吃了。可后来他又往下一倒，沉沉睡去了。 我们每个人拿了一整块军粮面包，用报纸包好。纸烟也包在里面，另外还有那天晚上分发给我们的三份上好的配给品肝浆灌肠。这份礼物就很体面了。 我们把这些东西小心谨慎地塞在长筒靴里，这长筒靴我们是非带不可的，免得到了河岸那一边，我们的脚踩在铁丝和碎玻璃上。又因为我们必须泅水过去，所以也不能带别的衣服。好在天已经黑了，而且路也不远。 我们就这样出发了，把长筒靴拎在手里。我们迅疾地滑进河水中，仰泳过去，把装东西的长筒靴举在水面上方。 到了对岸，我们小心翼翼地爬上岸坡，把包裹拿了出来，穿上长筒靴。我们把东西夹在胳膊底下。就这样，大家湿淋淋、赤条条的，只穿着一双长筒靴，我们便撒腿小跑起来。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幢房子。它隐伏在树丛中间。勒尔被一个树根绊了一跤，把胳膊肘都擦伤了。“没关系。”他高高兴兴地说。 百叶窗都关着。我们悄悄地绕着房子打转，想从隙缝里窥看。后来我们觉得不耐烦了。克罗普突然犹豫起来：“万一有位少校跟她们在一起，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只好溜之大吉，”勒尔龇牙咧嘴地笑着，“他可以在这里看出我们团队的番号。”说着他拍了下自己的屁股。场院的大门开着。我们的长筒靴发出很大的响声。屋子的门开了，射出来一道亮光，一个女人吃惊地叫了起来。我们用蹩脚的法语说：“嘘，嘘，伙伴，好朋友。”一边还央求地高高举起我们的包裹。另外两个姑娘这时候也出来了，屋门大开，亮光直往我们身上照着。她们认出了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光景，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她们在门框里前仰后合，笑得毫不克制。她们的举动多么美妙啊！ “等一下。”她们用法语回答，然后就进去了，扔出来了几件衣服，我们便高高兴兴地将它们裹在身上。这样，她们才允许我们进去了。屋子里点着一盏小小的灯，里头很暖和，稍稍还有一点香水的味道。我们把包裹打开，将东西递给她们。她们的眼睛闪闪发光，一望便知她们全饿坏了。 这时候，我们全都有点不知所措。勒尔做了个吃东西的手势。她们这才重新活跃起来，便拿出菜盘和餐刀，扑向那些东西。在吃之前，她们总要把每一段肝浆灌肠举得高高的，加以赞赏一番，我们坐在一旁，也颇为自豪。 她们叽叽喳喳地跟我们讲个不停。她们的话我们懂得不多，可是我们都倾听着，觉得语气是友善的。不用说，我们看起来都很年轻。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抚摸着我的头发，用法语说了句所有法国女人都在说的话：“战争——大灾难——可怜的小伙子——” 我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膊，将我的嘴唇贴在她的手掌上。她的手指便把我的脸搂住了。紧挨在我上面的是她那双迷人的眼睛，那柔软的棕色皮肤，以及那张殷红的嘴唇。她的嘴说着我所听不懂的话。我不能充分理解她的眼睛，这双眼睛仿佛说出了比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所预料的更多的言语。 隔壁还有别的房间。走过的时候我看见了勒尔，他跟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小妞儿紧紧地搂在一起，还大声地笑着。他是个精于此道的老手。可是我呢，我却完全陷入一种未曾体验过的、模模糊糊的、急不可耐的感情冲动之中，一任这种感情摆布。我的愿望跟渴求和沉思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我觉得头有点发晕，在这里没有一样男人可以抓得住的东西。我们把长筒靴留在门外，她们给我们换上了拖鞋，就这样，凡是使我回忆起士兵的安全与胆量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了：没有了步枪，没有了腰带，没有了军服，没有了军帽。我让自己掉进那浑然无知的境界中，管他出现什么情况。可是，尽管如此，我多少还是有点害怕。 这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思考的时候，眉毛总是一动一动的。但说话的时候，那两条眉毛却纹丝不动。而她的嗓音，往往还没有变成一个词，就已经闷住，或者道出了一半，就在我头顶上飘走了，好像一座没搭成的拱桥，好像一条小径，好像一颗陨落的星星。我从前知道什么呀，现在我又知道什么呢？这种外语词汇，我一点也不懂，而它们却使我沉沉欲睡，把我引入一种寂静的氛围，于是，屋子逐渐昏暗，随后消失在半明的光线里，只有俯向我的那张脸还富有生气，而且清澈明亮。 一张脸的模样能多么善变啊！一小时以前它还是陌生的，而现在却已经带有温柔的色彩，这种温柔不是来自脸蛋，而是来自黑夜，来自尘世，来自沸腾的热血，而所有这些东西，仿佛都集合起来在这张脸上闪闪发光。屋子里的物件也受到它的感染而发生了变化，都变得很奇特。当灯光投在我那浅色的皮肤上面，那只棕色冰冷的小手打它上面摸过的时候，我差不多浮起了一种崇敬的心情。 这一切跟军妓院里的情况又是多么不同啊，那里我们是准许进去的，不过非得排了长队等候不可。我巴不得不去想起那里的情形，可是情欲却使我不自觉地想到那上面去了，而且我还感到害怕，因为再要摆脱那些经历，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我感觉到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的嘴唇，便把自己的嘴唇紧贴上去，我闭上了眼睛，我但愿这一切都被抹掉，战争啊，恐怖啊，卑鄙啊，以便让青春和幸福苏醒过来。我想起海报上那个姑娘的画像，瞬息之间，我竟然以为，只有把她弄到手，我才能活下来。而且，假如我往那双搂着我的胳膊里贴得更紧些，奇迹说不定就会出现咧。 就这样，过了一会儿，我们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了。勒尔非常高兴。我们穿上了长筒靴，跟她们亲切地告别。夜风吹凉了我们热乎乎的身体。高大的白杨矗立在黑暗中，发出瑟瑟的声响。月亮在天空中、也在运河的流水中浮动。我们没有奔跑，我们并排大踏步走着。 勒尔说：“花这么一份军粮面包，是值得的。” 我没有能够下决心讲话，我一点也不觉得快乐。 这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便躲到一株灌木后面。 脚步声越来越近，已经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看见一个精赤条条的士兵，脚上穿着长筒靴，跟我们完全一个样，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包包，向前飞奔。原来，是加登在全速行进。一转眼他早已走得踪影全无了。我们都笑了起来。明天早晨，他准会把我们责骂一顿咧。神不知鬼不觉地，我们又都回到了自己的草垫上了。 我被传唤到了办公室。连长交给我一张休假证和一张通行证，还祝我一路顺风。我看看到底给了我多少天假期。十七天，十四天休假，三天路程假。这就太少了，于是我问，是不是可以给我五天的路程假。伯廷克指了指我的通行证。从那上面，我看到并不需要马上回前线。休假期满以后，我就得往一个野外营地去报到，参加一门课程的训练。 大家都向我祝贺。卡钦斯基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我尽量想法找一个基地的差使。“如果你机灵，你还可以把这个职位一直干下去。” 我其实宁可过了八天再走，我们在这里本来也会住这么久的，何况这里生活又挺好。 当然，我还得在营房食堂请大家喝酒。我们都有点醉醺醺了。我心情忧郁；我要离开六个星期，那当然是鸿运临头，可是在我回来之前，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是不是还会见到这里的这些人呢？海伊和克默里希早都已经不在了，下面又会轮到谁呢？ 我们喝酒的时候，我挨个将他们看过去。克罗普坐在我旁边抽着烟，他一声不吭，我们常常在一起的；对面蹲着卡钦斯基，耷拉着肩膀，大拇指很粗壮，说话不紧不慢；缪勒露出了牙齿，大声地哄笑着；加登睁着一双耗子似的眼睛；勒尔长着一把稠密的胡子，看去至少像有四十岁了。 我们头顶上飘浮着一股浓重的烟气。凡是有士兵的地方，不会没有烟草的！营房食堂是士兵的避难所，啤酒绝不只是一种饮料，而且还是一种表示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动活动四肢、伸伸懒腰的标志。我们干这些事，倒像举行仪式似的，大家把腿伸在前面，无拘无束地随地吐着痰，这就是唯一的方式。一个人明天就要离开的时候，怎么会种种事情一下都出现在了面前！ 到了晚上，我们又到运河的对岸去了。我几乎很害怕，当我告诉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说我就要走了，而且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离开这里很远很远，我们再也不会重新见面了。她只是点着头，并没有太动声色。起初，我不能很好地理解，随后我突然明白了。勒尔说得对：要是我上前线，她又会叫我“可怜的小伙子”，可是这回仅仅是休假，对这个她并不爱听，也不是那么很有趣。让她这个叽叽喳喳的饶舌女人见鬼去吧。一个人梦想着一件奇迹，醒来时却是一块块长方形的粗面包。 第二天早晨，捉好虱子以后，我就到军用铁路终点站去。跟我同去的有克罗普和卡钦斯基。在停车站，我们听说还有两三小时火车才会开。他们两个人还得回去值勤。我们便相互道别了。 “祝你幸运，卡钦斯基；祝你幸运，艾伯特。” 他们走了，挥了一两次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的每一次举步和每一个动作我都熟悉，不管离多远，我也认得出他们来。随后他们就消失不见了。 我坐在背包上等着。 蓦然间，我心里急躁得要死，巴不得马上就离开。 我在多少个车站月台上躺过，我在多少家流动厨房前站过，我在多少张木板长凳上蹲过。随后，那景色终于变得使人感到不安、神秘而且熟悉了。从西边的车窗外面，掠过一座座村庄，那里的茅草屋顶如同帽子一般盖在墙上刷了白灰、一半用木料建成的房子上，一块块农田如同珍珠母似的在斜阳中闪烁，还有一片片果园、一座座谷仓和一株株老菩提树。 车站的名字开始有了意义，我的心也便颤抖起来。列车颠簸着向前行进，我站在车窗旁边，抓住了窗框。这些名字标志着我青年时期的界限。 平坦的草地，田野，农场，孤零零的一对套着车的牲口，映衬着天空，沿着与地平线并行的道路移动。铁路过道处的拦路木栅，它前面站着的农民们在等候，姑娘们在挥手，孩子们在路堤上玩耍，还有通往村子去的道路，平平整整的、没有炮兵部队的道路。 已经是黄昏了，如果没有列车的响声，我准会叫喊起来。平原豁然开朗，山脉那柔和的蔚蓝的剪影开始在远处显现了。我认得出多本伯格独特的轮廓，一柄锯齿形的梳子，从树林的顶端陡峭地矗立起来。城市大概就在那后面。 可是这会儿，阳光流遍大地，把一切东西都熔化在它那金红色的光辉里，列车嘎啦嘎啦地转了个弯，又转一个弯。老远老远，一株接着一株地挺立着长长的一行白杨，那白杨看去是那样模糊，那样不稳，那样漆黑，犹如由暗影、光亮和渴望构成的一幅景象。 田野慢慢地旋转过去，列车绕着它行驶，于是树木之间的空隙消失了，它们变成了一大块，一刹那间我只看见一棵树。随后，它们又从那最前头的一棵树后面重新出现了，映衬着天空，突现成长长的一行，直到那第一批房屋把它们给遮住了。 一个与铁轨交叉的道口。我站在车窗旁边，舍不得离开。别人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了。我自己嘟嘟哝哝一遍遍默念着经过的街名：不来梅街，不来梅街…… 下方经过的有自行车、马车、行人，这是一条灰蒙蒙的街和一条灰蒙蒙的地下通道。这条街使我心情无比激动，我仿佛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后来，火车停下来了，到了一个又喧嚣、又充满喊叫声、又有岗哨的车站。我抓起背包，扣紧肩带，将步枪握在手里，跌跌绊绊地走下了梯级。 我在月台上四处张望，在这些匆匆来去的人群中间，我一个也不认识。有个红十字会护士给我一点东西喝。我转过身子，她朝我微微一笑，笑得太傻，而且一心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你瞧，我在给一位军人喝咖啡呢。她管我叫“同志”，可我偏偏一点也不想要咧。外面，车站前头有条小溪在街边潺潺地流着，这是从磨坊桥的水闸里喷着泡沫冲出来的。那边矗立着一座古老的方形瞭望楼，它前面是那株高大斑驳的菩提树，背景则是一片暮色。 这里，我们是常常来坐的——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我们走过这道桥，便闻到这潭污水那冰凉腐朽的气味。我们就在水闸的这一边，朝那死水弯下身去，从这些桥墩上，悬垂着藤蔓和藻类。到了大热天，我们还在水闸的那一边，欣赏喷涌出来的泡沫，唠唠叨叨地谈论我们那些老师的事情。 我走过了桥，向左右观望着，河水跟从前一样浮满了藻类，而且始终射出亮闪闪的弧形往下奔流。在那所瞭望楼里，洗熨衣服的女工也与往常一般，光着臂膀站在雪白的干净内衣前面，而熨衣的热气正从开着的窗子里飘散出来。狗在狭窄的街上踽踽地走着，人们站在门口，当我走过的时候便眼瞪瞪直盯着我，看我身上这样脏，背的东西又这样重。 这家糖果店，我们常常来吃冰，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学会了抽烟。顺着这条街走去，我每一家铺子都熟识，什么食品杂货店啊，药材店啊，面包店啊。后来，我终于在一扇把手已经损坏的褐色的门前站住了，我的手觉得沉重起来。我把门推开，迎接我的竟是一种古怪的冷漠，我的眼睛模糊不清了。 楼梯被我的长筒靴踩得嘎嘎作响。楼上，有扇门砰的一声开了，有个人凭着栏杆向下张望。被打开的是扇厨房门，她们正在煎马铃薯薄饼呢，屋子里弥漫着这股香味，今天肯定是星期六，而那位靠在栏杆上往下看的准是我的姐姐了。有一会儿，我觉得怪不好意思，便低下了头，随后我摘下钢盔，抬起头来一看。一点不错，果然是我的大姐。 “保罗，”她叫道，“保罗！” 我点点头，我的背包跟栏杆扶手撞了一下，我的步枪才重得厉害呢。 她把一扇门拉开了，唤道：“妈妈，妈妈，保罗回来啦。” 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妈妈，妈妈，保罗回来啦。 我往墙上一靠，手里抓着钢盔和步枪。我用尽平生之力把它们紧紧抓着，可就是一步也没法前进，楼梯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用枪托撑在脚边支住我的身体，把牙齿狠狠地咬紧，可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姐姐的一声呼唤竟使我浑身没有了力气，什么事也做不成，我苦苦地挣扎着，想要笑一笑，说句话，可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所以我只好站在梯级上，又悲愁，又困惑，不由得一阵剧烈地痉挛，而且不由自主地，泪珠扑簌簌从我腮帮上滚落下来了。 姐姐又走回来，问道：“你怎么啦？” 于是我振作一下精神，踉踉跄跄地走到了楼梯口。我把步枪倚在角落里，把背包靠在墙上，把钢盔搁在上面。我还把皮带什么的也解下来跟那些东西放在一起。然后我激动地说：“给我拿一条手绢来！” 她从小橱里拿出一条来给我，我把脸擦干。我头顶的墙上，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里面是我从前收集的一些彩色蝴蝶。 这会儿我听到母亲的嗓音。那是从卧室里传过来的。 “她还没起床吗？”我问姐姐。 “她病啦……”她答道。 我走进她房里，把手伸给她，尽可能镇静地说道：“我回来啦，妈妈。” 她在苍茫暮色中静静地躺着。随后她提心吊胆地问我，我也感觉到她那种搜索的目光，她问：“你是不是受了伤啦？” “不是，我是准假回来的。” 我母亲脸色很苍白。我不敢点灯。“现在我躺在这里，流着眼泪，”她说，“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 “你是不是病了，妈妈？”我问。 “今天，我打算起来一会儿，”她说着，又朝我姐姐转过脸去，姐姐进进出出地老往厨房里跑，怕把饭菜给烧焦了，“把那罐越橘果酱拿出来。你不是喜欢吃的吗？”她这样问我。 “是的，妈妈，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这种东西了。” “我们简直好像早已知道你要回来似的，”我姐姐笑着说道，“正好有你喜欢吃的东西，马铃薯煎饼，甚至还有越橘果酱呢。” “而且又是个星期六。”我补上了一句。 “坐到我旁边来。”我妈妈说道。 她朝我瞅着。她的一双手，跟我的相比，显得又苍白，又虚弱，又瘦削。我们没有谈什么话，多谢她什么也没有问我。我该说些什么呢？凡是我能够指望的事情，样样都已经实现了。我平平安安地走了出来，坐在她的旁边。厨房里，我姐姐正站在那里，一边做晚饭，一边唱歌。 “亲爱的孩子。”母亲轻声地说。 在我们家里，感情向来都不是很外露的，凡是穷苦的人，得辛勤操劳，满怀忧虑，一般感情都不外露。他们不会这样行事，他们不会把反正已经知道的事明确说出来。当我母亲跟我说“亲爱的孩子”，它的意义要比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更加深刻得多。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罐越橘果酱是几个月来他们仅有的一罐，而这一罐却由她专门为我保存了下来，同样还有那些多少有点变味的饼干，她也留给了我。这些东西，她准是凑巧弄到了手，而统统为我保留下来了。 我坐在她的床边，对面饭店主人家花园里的栗树，从窗子里映进来褐色和金色的光芒。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自语着：“你是在家里了，你是在家里了。”可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并没有让我摆脱掉，在这一切的事物中间我还没法感觉到舒适自在。那里是我的母亲，那里是我的姐姐，那里是我放蝴蝶的镜框，那里还有一架桃花心木的钢琴，可就是，那里我还不是我自己。我们之间有着一段距离，隔着一重帷幕。 我出去把背包拿到了床边，将我带回来的东西都取了出来：一整块荷兰干酪，是卡钦斯基给我弄到的，两条军粮面包，四分之三磅黄油，两罐肝浆灌肠，一磅猪油和一小袋米。 “这些东西我想你们都用得着。” 她们点了点头。“这里的粮食供应是不是很差？”我问。 “是的，数量不太多。你们在前方够吃吗？” 我微微一笑，指指我带回来的东西。“当然不是一直都有这么多的，不过我们生活得相当过得去。” 厄娜把吃的东西拿走了。我母亲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颤颤巍巍地问道：“在前方是不是过得很糟啊，保罗？” 妈妈，这句问话我该怎么回答呢？你不会懂得，你永远不可能理解。你也永远不必要理解。是不是过得很糟，你问。你，我的妈妈啊。我摇了摇头，说道：“不，妈妈，不那么太糟。我们常常大伙在一起，所以也不是那么糟。” “哦，可是海因里希·布里德迈耶最近回到这里来，他说在前方，眼下可怕极了，毒气啊，还有各式的花样。” 说这句话的是我的母亲。她说：毒气啊，还有各式的花样。她并不知道她自己说的是什么，她只是为我担心罢了。我该不该告诉她，有一回我们发现三条敌人的战壕，里面的守军一个个都像中了风似的僵直待在那里呢？有的靠在胸墙上，有的钻在坑道里，这些人都待在原来的地方，有站着的，也有躺着的，脸孔发青，全都死了。 “没有的事，妈妈，那不过是谣传罢了，”我答道，“布里德迈耶说的话也不是那么靠得住的。你看，我不是很健壮很结实嘛……” 面对着母亲那种心惊胆战的忧虑，我恢复了镇静。现在，我能够走来走去，说长道短，回答问题，不怕自己因为世界会变得橡皮一样柔软、我的血管会变成火绒一般而突然之间非得倚靠在墙上不可了。 我母亲要起来，所以我就到厨房里我姐姐那里去了一会儿。“她怎么了？”我问。她耸了耸肩膀：“她病倒都已经两个月了，可是我们不想写信告诉你。好几位医生来看过她的病。其中有一位说，说不定又是癌症。” 我到地区指挥部去报到。我慢悠悠地在街上溜达着。偶尔有人同我说话。我总是停留得不久，因为我不太愿意跟人聊天。 从营房里回来，路上有个很大的嗓音向我吆喝。我依然在沉思之中，马上转过身去，才发现对面站着一个少校。他怒气冲冲地向我说道：“你就不会敬礼吗？” “对不起，少校先生，”我慌张地说道，“我没有看见您。” 他嗓音更粗了：“你难道不知道怎么样把话说得礼貌一点吗？” 我真想抽他一个嘴巴，可是我毕竟克制住了，因为这可关系到我的假期，于是我碰响脚跟，立正说道：“我没有看到您，少校先生。” “那么把你的眼睛睁大一点！”他气鼓鼓地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 他那红彤彤、胖乎乎的脸仍然是怒气冲冲的。“哪一个部队？” 我按照规定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即使这样，他还觉得不够。“你们驻扎在哪里？” 这会儿我可真是忍受不下去了，便说：“在朗厄马克和比克斯朔特之间。”[15] “怎么？”他问，有点发愣了。 我向他解释，我这是休假回来，才到了一两个小时，原以为这样一讲他就会走开的。可是我完全错了。他甚至越发狂暴了：“你以为你可以把你们前方的那一套规矩带到这里来，是吗？我们才不吃那一套！谢天谢地，我们这里还有纪律！”他发出命令：“向后二十步，齐步走！” 我火冒三丈。可是我一句话也不能跟他说，要是他高兴，他可以马上把我抓起来。因此我就跑步退回去，随后开步朝他走，到了离开他六步的地方，我一挥手行了个敬礼，直到我走过他六步之后才把手放下来。 他又叫我回去，和和气气地告诉我，要我明白这一回他很高兴，可以从宽处理了。我装作对他非常感激。“解散！”他发出命令。我咔嚓一声转过身来，开步走了。 这一下弄得我整个晚上都兴味索然了。我动身回到家里，把军服往角落里一撂，反正我早该把它换掉的。于是我从衣橱里拿出一套便服，就把它穿上了。 我觉得非常不习惯。这套衣服相当紧，也相当短，我在军队里块头长大了。衣领和领带给我添了点麻烦。结果还是我姐姐替我打了个领结。可是这套衣服多轻啊，使人感到好像身上什么也没有，只穿一条衬裤和一件衬衫似的。 我往镜子里照了一照。那模样可真古怪。一个晒得黝黑、长得过大、将要受坚信礼[16]的青年愕然地直瞅着我。 看见我穿上了便服，我母亲感到很高兴。这样一来，她觉得我格外亲切一些。可是我父亲却宁愿我穿上军服，这样他可以带我去看望他的熟人。 可是我拒绝了。 能够静幽幽地坐在一个什么地方，譬如说在饭店主人的花园里面，九柱戏球道旁边的栗树底下，是很有乐趣的。树叶飘落在桌上和地上，只有那么几片，最初的几片。面前搁着一杯啤酒，我在部队里已经学会喝酒了。酒杯空了一半，可是杯子里还有美味凉爽的几大口，尽够我喝的，再说，只要我乐意，还可以随时来他个第二杯，第三杯。这里既没有号音，也没有炮击，主人家的几个孩子在九柱戏球道上玩耍，一只狗将头搁在我的膝盖上。天空蓝漾漾的，栗树叶中间，矗立着圣玛格丽特教堂那绿盈盈的尖塔。 这很好，我挺喜欢。但是跟人们我却处不来。我母亲是唯一百事不问的人。可我父亲就不是这样。他要我把前线的情况讲给他听，他的那种好奇，我发现既动人又愚蠢，后来我跟他再也没有真正的接触。只要这么听着，往往比什么事都更叫他喜爱。我知道他并不懂得，一个人不能够说这些事情，而我本来倒是愿意讲的。可是要把这些事情变成语言，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危险，我害怕那样一来它们会变得十分庞大，叫我制服不了。如果前线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们样样都很清楚的话，那我们还不知道会变成个什么样咧。 因此我约束自己，只把一些有趣的事情讲给他听。可是他倒问我，我有没有经历过一场肉搏战，我说了声“没有”，便站起身来往外走了。 不过那也于事无补。到了街上，电车的嘶吼声听上去真像一发正在直射过来的炮弹的呼啸，这响声把我吓了几跳之后，有个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原来是我的德文老师，他冲着我净问那些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啊，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可怕吧，可怕吧，是不是？是的，那是吓人的，可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且不管怎么说，我听人讲，你们在那边至少吃的东西还很不错。你气色很好，保罗，身体也结实。这里自然要差多了，这也很自然，原是理所当然的事，凡是最好的东西总要留给我们的战士！” 他把我拉到一张照例围坐着许多老顾客的桌子那里。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一位校长跟我握了握手，说道：“原来你是从前线回来的？那边的士气怎么样？了不起吧，了不起吧，是不是？” 我做了说明，回家嘛，人人都是乐意的。 他哈哈大笑：“这话我完全相信！不过，你们首先得把法国佬打个痛快！你抽烟吗？这里，你不妨来一支。服务生，也给我们的年轻战士来一杯啤酒。” 我悔不该接受那支雪茄，弄得我只好留下来了。他们都洋溢着一片盛情，要推却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非常懊恼，便使劲地抽烟，简直像烟囱似的。为了至少要表示一点领情，我就一大口把那杯啤酒喝干了。可马上又为我要来了第二杯。人们都知道，他们受了军人多少的恩惠啊。他们争论着我们应当吞并哪些地方。系着钢表链的校长，认为至少要比利时的全部，法国的煤矿区，以及俄国的一大块土地。他提出我们一定要这些地方的理由，而且还一个劲坚持他的意见，直到别人最后都对他让步了才罢。于是他开始解释，突破口一定要挑在法国的某个地方，随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道：“现在，用你们那种持久的阵地战，在那边稍稍向前移动一点。赶走那些鬼家伙，到那时和平就可以来到了。” 我回答他，按照我们的想法，突破也许是不可能的。敌军的后备部队也许是太多了。此外，战争也许跟人们想象的并不都一致。 他傲慢地拒绝考虑这种说法，并向我指出，我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懂。“确实是这样，这是个别的情况，”他说，“可是它关系到总体。而对于这一点，你就不可能判断了。你只看见你们那小小的一段地区，因此就不了解全貌。你效忠尽职，你甘冒生命的危险，这都应该授以最崇高的荣誉——应该给你们每一个人颁发一枚铁十字勋章——但是首先，必须在佛兰德突破敌军的阵线，随后从北面席卷而下。” 他喘了口气，抹了下胡子。“那必须是全面的席卷，从南到北。随后直捣巴黎。” 我真想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样把这些事想象出来的，我把第三杯啤酒灌了下去。他马上又要了一杯。 然而我决然告辞了。他又拿了几支雪茄塞在我的口袋里，还亲热地拍拍我，放我离去。“一切顺利！希望我们不久就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按照我的想象，休假绝不是这样的。说真的，一年以前也确实不是这个样子。当然，在这期间起了变化的是我。在今天和当时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当时，我对战争还一无所知，我们只是驻扎在一个平静的地带。可现在，我发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摧垮了。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这里，这里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的人有的提出一些问题，有的什么也不问，可是人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些什么也不问的人却为他们的缄默而自豪，他们甚至常常带着一种无所不晓的神色，说这些事情根本没法谈论。他们为此而暗自夸耀。 我宁愿独自一个人，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打扰我。因为他们说来说去，最后总是归结到同一件事情，情况怎么坏，情况怎么好，一个人认为是这样，另一个人认为是那样，然而，说来说去，他们总是要转到跟自身存在的意义有关的话题上去。从前，我自己也是像他们这样生活的，可是现在，我跟他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依我看，他们话讲得太多。他们有忧虑，有目标，有愿望，可是对于这些我都不能跟他们持共同的见解。我常常跟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坐在饭店主人那小小的花园里，试着向他解释，其实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就像这样静幽幽地坐着。他们当然也明白，也同意，甚至也有所察觉，但那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是的，就是这句话——他们有所察觉，不过往往只是他们的半个人，另外的半个却从事别的活动，他们自己这样分心，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全身心地来体验这一点。我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当我在这里，在他们的屋子里，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看见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其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使我也想待在这里，把战争忘掉，可是那也同样使我反感，它是那样的狭窄，怎么能充实一个人的生活，应当把它砸个粉碎。当前线的弹片在弹坑上空呼啸，照明弹高高地往上直蹿，伤员被放在帐篷布上给抬回来，战友蜷缩在壕堑里，他们怎么能这样干！他们在这里是另一种人，是一种我所不能正确理解的人，这种人我既嫉妒又鄙视。我不能不想到卡钦斯基，想到克罗普，想到缪勒和加登，他们在干些什么呢？也许他们正坐在营房食堂里，或者在游泳，要不了好久，他们又得上前线去了。 在我房间里，桌子后面有一张棕色的皮沙发。我就坐在那上面了。 四周墙上用图钉钉着许多图片，都是我以前常常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图片与图片之间，是一些我过去喜爱的明信片和绘画。屋角里有一只小小的铁炉。对面靠墙搁着几个书架，上面放着我的书。 当兵以前，我曾经住在这间屋子里。这些书，都是我用教课挣来的钱陆续买回来的。其中有许多是旧书，例如所有的经典名著就全是旧的，有一卷蓝布面精装本，还花了一马克二十芬尼[17]。我买来了全套，因为我这个人很仔细，不相信选集的编辑能够把所有最优秀的作品统统编选进去。因此我只买“全集”。我孜孜不倦地把大部分书都读了，但是真正能够吸引我的却为数极少。我宁愿读另一类书，现代的作品，这类书的价钱当然要贵得多。有几本我是用不太老实的手段得来的，我从人家那里借了，却没有去归还，因为我舍不得同它们分手。 有一格书架上放的全是教科书。它们被保管得不太仔细，已经翻得残破不堪，因为某些原因，有几页已经给撕掉了。这一格的下面是期刊、报纸和信件，跟图画和草样乱堆在一起。 我很想回忆一下我自己当年的情景。它依然留在这个房间里，我马上就感觉到了，四周的墙壁把它保存了下来。我双手搁在沙发的扶手上；现在我无拘无束地舒展了一下身子，把两腿跷起，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在角落里，坐在沙发的扶手中间。小窗敞开着，从窗口望出去，我可以看到那熟悉的街道景色，尽头处是那座高高耸起的教堂尖塔。桌子上放着几枝花。钢笔杆，铅笔，一个作为镇纸的贝壳，墨水瓶——这里什么也没有改变。 要是我幸运，战争结束以后，回到这里，永远住下去的话，这光景一定也会是这样。我会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房间，等待着。 我有点激动，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因为激动是不对的。我要重新恢复那种悠然神往的心情，我要体验那种同样有力而无法形容的冲动的感觉，这种感觉从前每逢我转向书本时往往就会产生的。当时曾经从五颜六色的书脊上升起来的希望的和风，又会将我笼住，把那块搁在我心头什么地方的沉重灰暗的铅块熔化，把对未来的焦急、思绪中的轻快的欢乐重新惊醒过来，它会把我那已经失去的青春的活力给我带回来。 我坐着，等着。 我忽然想起，我应当出去看看克默里希的母亲，也不妨去拜访一下米特尔施泰特，他应该住在营房里。我朝窗外望去：在那被阳光照耀着的街道的图景后面，显现出连绵的丘陵，轮廓模糊，仿佛悬在天边，但这景色无形中变成了秋季里爽朗的一天：我跟卡钦斯基和克罗普一起坐在炉火旁边，吃着连皮烤的马铃薯。 然而，我不愿意想起这些事，我便把它们拂开了。这间屋子应当会说话，它应当抓住我，揪住我，我要感觉到我是属于这里的，我要倾听，我要知道，当我回到前线的时候：战争将会沉没，它将淹溺在回家的浪潮中间，它将永远地过去，不会再来啃噬我们，它将只是一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外在力量而已！ 书脊一排排立在那里。我依旧熟悉它们，而且我还记得是按着顺序排列起来的。我用眼色恳求它们：跟我说话啊，接纳我吧，你接纳我吧，我的青春的生活！你是无忧无虑的，优美绝妙的，你再把我收下吧…… 我等着，我等着。 一幅幅图景从我心上漂浮过去，可是它们并没有停留下来，它们全不过是些阴影和回忆。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开始不安起来。 我心里突然升起一种陌生的可怕感觉。我找不到退路，一点办法也没有。尽管我恳求，用尽力气，可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无精打采、悲愁抑郁地坐在那里，如同一个被判了罪的人，而过去却转头离去了。同时，我也不敢向它过多恳求，因为我不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些什么。我是一个士兵，这一点必须要牢牢记住。 我感到很厌倦，于是站起身来，朝窗外眺望。然后我拿起一本书，翻了几页，打算阅读。可是我随即把它抛开，另外又拿起一本。里头有些段落，我曾经做过标记。我找寻，翻着书页，随后又换了一本。一大堆书已经堆在我的身边。很快又有别的东西堆了上去——报纸、杂志、信件。 我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仿佛站在法官面前。 勇气没有了。 词语，词语，词语——它们根本不能跟我的心相通。 慢慢地，我又把书放回书架。一切都回不来了。 悄悄地，我走出了房间。 我仍然没有放弃希望。我虽然再也不到我的房间里去，可是我却安慰自己，认为几天的工夫本来也不足以就此下什么结论的。将来——以后——要下判断嘛，时间我还有的是。因此，我就上兵营去看望米特尔施泰特，我们就坐在他的屋子里，这里有一种气氛，我并不喜欢，可是我却非常熟悉。 米特尔施泰特早就得到一个消息，准备讲给我听，这个消息使我立刻大为震动。他告诉我说，坎托列克已被征召去当志愿军了。“你只要想一想，”他说道，一边拿出几支上好的雪茄烟来，“我刚从医院回到这里，正好碰上了他。他向我伸出他的前爪子，鸭叫似的招呼道：‘嗨，米特尔施泰特，你好吗？’我瞪着他，答道：‘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公是公，私是私，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跟一位上级军官说话，应该立正。’你真该看一看他的脸色！一半像没能爆炸的炮弹，一半像醋渍黄瓜。他迟迟疑疑地还想跟我重叙旧情。所以我就越发厉害地训斥了他一顿。随后他搬出他那最厉害的大炮来进攻，他满有信心地问道：‘你是不是要我利用我的影响，让你享受考试的照顾呢？’他在想提醒我这些事情，你知道。这一下可惹得我火冒三丈，于是我用另外一些事情去提醒他。‘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两年以前，你鼓动我们到地区指挥部去报名参军，我们中间有个名叫约瑟夫·贝姆的，他本来不愿意去。后来他阵亡了，在他按照正常情况被征入伍之前三个月。要不是因为你，他至少可以多活那么长时间。好吧，现在：解散！我们以后还会谈话的。’我没怎么费劲，就请求分配到他所在的那个连里去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他带到储藏室去，给他配上一套合适的服装。你等下就会看到的。” 我们走到外面场地上。那个连已经集合好了。米特尔施泰特叫他们稍息，自己便检查起来。 这时候我看到了坎托列克，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有笑出声来。他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军服上衣。背心和袖子上都打着一大块一大块的深色补丁。这件上衣一定是个巨人穿的。而那条破旧的黑色裤子却又太短了，它勉强遮住小腿的一半。还有那双鞋，他穿着又太大，那是一双粗硬又破旧的便鞋，鞋尖往上翻，鞋带结在一边。可是，作为补偿，那军帽却又显得太小，那是一顶脏得可怕而且十分简陋的圆桶形平顶帽。总的印象就是一副可怜相。 米特尔施泰特走到他面前站住了：“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你这些纽扣算是已经擦亮了吗？看来你好像一辈子也学不会似的。不行哪，坎托列克，根本不行哪。” 我心里高兴得直想叫起来。在学校里，坎托列克经常训斥米特尔施泰特，用的正是同样的语调：“不行哪，米特尔施泰特，根本不行哪。” 米特尔施泰特还继续非难他：“你不妨看看伯特歇尔吧，那是你可以学习的榜样。”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伯特歇尔也在那里，伯特歇尔，他是我们学校的看门人。而他竟是一个榜样！坎托列克向我瞪了一眼，好像他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下去。可是我无关痛痒地对他笑了一笑，仿佛我再也不认识他似的。 没有什么东西比他那顶圆桶形平顶帽和那身军服更为荒谬可笑的了！而这就是我们从前常常诚惶诚恐地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那时候他高高在上地坐在讲桌后面，为了我们在法语不规则动词上出了错，他还用铅笔戳我们，而这些法语动词，我们后来在法国也没有派上一点用场。那仅仅是在两年以前，而现在，这里站着志愿军战士坎托列克，魅力突然消失了，他膝盖弯曲，胳膊如同锅柄，纽扣没有擦亮，还有那副荒谬可笑的打扮，一个不成体统的士兵。我没法把眼前这个光景跟讲桌后面那个吓人的形象统一起来；我确实很想知道，我这个老兵该怎么办，如果那具悲惨的皮囊竟然再敢问我：“博伊默尔，把aller的imparfait说出来。”[18] 然后，米特尔施泰特要他们进行散兵操练。算是一种好意，他指定坎托列克担任班长。 这里有个特殊的情况。原来在进行散兵操练的时候，班长一直要走在他那个班前面二十步的地方。如果一声令下：向后转——齐步走！那么，散兵队列只消向后转一个身就行，可是班长，这下子突然发现自己落在队列后面二十步远，便不得不跑步前进，重新赶到他那个班前面二十步远的地方。这样，总共就跑了四十步路。可是他刚一赶到，“向后转——齐步走！”的口令又下来了，于是他不得不再一次用最快的速度跑完那四十步路，赶到另一头去。这样，班里的人只不过向后转一个身，多走两三步路，而班长却要忽前忽后没命地奔跑，活像在窗帘木杆上放的屁一样滚来滚去。这一整套，乃是米特尔施泰特使用的许多有效的药方之一。 坎托列克从米特尔施泰特这里根本指望不到别的什么好事，因为有一回他曾经搞掉了米特尔施泰特一个升级的机会，所以在回到前线以前，米特尔施泰特如果不尽量利用这样的大好机会，那他就成了一个大傻瓜。军队只要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一个人说不定死也会死得更加甘心咧。 这时候，坎托列克像只野猪一般，来回地奔跑着。过了一会儿，米特尔施泰特结束了散兵的操练，又开始一项非常重要的爬行训练。坎托列克用双手和双膝趴在地上，还按照规定背着枪，立刻在我们前面的沙土上，移动着他那壮观的身影。他吐着粗气，他的喘息像是在奏乐。 米特尔施泰特引用当年坎托列克主任教师说过的话来鼓励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坎托列克志愿军，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克服困难。”坎托列克吐出一块卡在牙齿缝里的脏木片，他身上流着汗。米特尔施泰特弯下身子，恳切地告诫道：“在零星小事里可别忘了伟大的事业，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 这倒使我很奇怪，坎托列克一点也没有暴跳发作，特别是在上体能训练课的时候，米特尔施泰特学他的那个样子可真是学得妙极了，他在单杠上正要引体上升，米特尔施泰特便一把抓住他的裤裆，让他只能将下巴刚好高出横木，然后开始给他一番明智的劝诫。坎托列克在学校里的时候也正是常常这样对待他的。 之后便分配其他的勤务：“坎托列克和伯特歇尔，去运面包！把手推车带去。” 没过几分钟，这两个人一起推着手推车出发了。坎托列克怒气冲冲地耷拉着脑袋。可是那个看门人却很高兴，因为派给他的勤务很轻松。 面包厂房远在市镇的另一头。两个人来回走一趟，必须穿过整个的市镇。 “他们早已走过两三趟了，”米特尔施泰特龇牙咧嘴地狞笑着，“人们已经开始在等着看他们咧。” “真了不起，”我说，“可是他有没有告发过你呢？” “他试过！我们的指挥官听到这段故事之后，便大笑起来。他才没有兴致来管教师的事。再说，我正在向他的女儿求爱呢。” “他会使你的考试搞糟。” “我不在乎，”米特尔施泰特泰然自若地说道，“再说，他埋怨也没有用，因为我可以证明，通常他只被分配一些轻松的勤务。” “你不能把他管教得稍微好一点吗？”我问。 “他太蠢啦，我可不耐烦。”米特尔施泰特庄严而高傲地答道。 休假是什么？是一种暂停，它只会使以后的一切变得更加糟糕罢了。别离的情绪这会儿已经开始闯进来。我母亲默默无言地注视着我，她正在计算着日子，我知道。每天早晨她总是很悲伤。又少了一天了。她已经把我的背包拿开，她不愿意让这东西提醒自己。 一个人苦思冥想的时候，一小时一小时过得很快。我打起精神，陪我姐姐到肉店里去买一两磅排骨。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特别优待，人们一大早就在那里排队，站着等候。有一些人都昏过去了。 我们运气不好。轮流等了三个小时，队伍全散了。排骨已经卖完了。 幸而我领到了一份军粮。我就把它带给我的母亲，就这样，我们大家总算都吃到一点富有营养的食物。 日子越过越沉重，我母亲的眼神也越来越忧郁。现在只剩下四天了。我一定要去看看克默里希的母亲。 这件事，我没法把它写下来。这个颤抖着抽泣的女人，把我摇晃着，向我申诉道：“为什么你还活着，而他却已经死了？”她涕泪滂沱，大声呼喊，“你在那里究竟干了些什么，孩子，当你……”她颓然地倒在一张椅子里，号啕哭叫着，“你看见了他吗？那时候你看见了他吗？他怎么死的？” 我告诉她，他被一枪打中了心脏，当场就死了。她瞪着我，表示怀疑：“你胡说。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已经感觉到他是怎样惨死的。在夜里，我已经听到他的声音，感到他的焦虑。把真情讲出来，我要知道真情，我一定要知道真情。” “不，”我说，“我当时就在他旁边。他是一下子就死去的。” 她轻声地央求我：“告诉我。你一定得告诉我。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可是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比你告诉我真情反而会把我折磨得更苦吗？我受不了这种无法捉摸的情况，你就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哪怕很惨也不要紧。总比你不说而我非得去那么想要好得多。” 我怎么也不会告诉她，就是把我剁成肉酱，我也不会告诉她。我同情她，可是在我看来，她一样还是傻头傻脑的。她干吗不想开一点啊？克默里希总归已经死了，不管她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一个人看见了那么多的死亡以后就再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对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悲痛。因此我便有点不耐烦地说：“他是一下子就死去的。他绝对没有感觉到什么。他的脸十分宁静。” 她不吱声。随后她慢条斯理地问道：“你愿意起誓吗？” “愿意。” “凭你认为神圣的一切东西来起誓吗？” 老天爷，什么东西是我认为神圣的呢？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变动得多快哪。 “是的，他是一下子就死去的。” “假如这不是真情，你自己愿意从此不再回来吗？” “倘若他不是一下子就死去的，我愿意从此不再回来。” 我可以凭任何东西来起誓。可是她似乎相信我的话了。她不住地悲叹着，哭泣着，要我告诉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好编造了一个故事，不过这故事就连我自己也几乎信以为真了。 我告辞的时候，她亲了亲我，还送给我一张他的照片。他穿着一身新兵的军服，靠在一张圆桌子上，这张桌子的腿是用没有劈开的桦树干做的。他背后是一片画在幕布上的树林。桌子上搁着一杯啤酒。 这是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都默不作声。我很早就上了床，抓起枕头，紧紧地将它捂住，把我的脑袋埋在里面。谁知道我今后还会不会再睡在这铺着鸭绒垫子的床上！ 那天深夜，我母亲来到我房里。她以为我早睡着了，我也就装作已经睡着的样子。两个人都醒着，就得说话，那可太难了。 她差不多坐到将近破晓，虽然她浑身疼痛，不时扭动。后来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便又装作刚刚醒来的样子。 “你去睡吧，妈妈，在这里你会着凉的。” 她说：“以后我有的是时间睡觉。” 我坐了起来。“我并不是马上就回到前线去，妈妈。我还得在训练营里受四个星期的训。说不定在哪一个星期天我又回到这里来了。” 她没有吭声。随后她轻轻地问道：“你很害怕吗？” “不，妈妈。” “我倒想告诉你，千万得注意那边的法国女人。她们都很坏咧。” 啊，母亲呀，母亲！你还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为什么我不能把我的头伏在你的膝盖上，痛哭一场呢？为什么我一直要自己很坚强很沉着？我也何尝不想痛哭一场，得到一些安慰，其实我比一个小孩子也大不了多少，衣橱里仍然挂着我那短小的童装裤，那也不过是不久以前的事，为什么全都过去了呢？ 我尽可能镇静地说道：“我们驻扎的地方，一个女人也没有的，妈妈。” “在前线，千万得小心哪，保罗。” 啊，母亲呀，母亲！为什么我不能拥抱着你，跟你一起死去呢。我们都是什么样的可怜虫啊！ “是的，妈妈，我会留意的。” “我要每天为你祈祷，保罗。” 啊，母亲呀，母亲！让我们站起身来，走出去，穿过逝去的时光，回到往日的岁月里去，那时我们就再也不会蒙受所有这些苦难了，让我们回到只有你和我的岁月里去吧，母亲！ “也许你能找到一个不太危险的差事。” “是的，妈妈，也许我能调到伙房里去，那是可能办到的。” “那你就这样去办吧，要是有人说闲话——” “那我一点不在乎，妈妈——” 她叹了口气。她的脸在黑暗中闪出一道白光。 “你现在该睡了，妈妈。” 她没有回答。我便起来把我的被子裹在她的肩膀上。她支住我的胳膊，她身上在作痛。因此我就把她扶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我还陪了她一会儿。“你的病一定会治好的，妈妈，在我回来之前。” “是的，是的，我的孩子。” “你不要把你们的东西寄给我了，妈妈。我们在前线，吃的东西多的是。在这里，那些东西对你们可要有用得多了。” 她躺在床上多么可怜啊，她，爱我超过整个世界。当我正要离开的时候，她急急忙忙地说：“我为你买来了两条衬裤，全是羊毛的。你穿起来暖和。可你千万别忘了放在你的背包里。” 啊，母亲，我知道这两条衬裤，曾花费你多少心血去等待，去奔走，去乞求啊！啊，母亲呀，母亲，我非离开你不可，这是多么不可理解呀！除了你，还有谁能有对我提出要求的权利。我坐在这里，你躺在那里，我们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可就是怎么也说不出来呀。 “晚安，妈妈。” “晚安，我的孩子。” 屋子里黑洞洞的。母亲的喘息时起时伏地响着。时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窗子外面，风在吹着。栗树在瑟瑟作响。 在楼梯平台上，我给搁在那里的背包绊了一下，这个背包我早已收拾好，因为我明天必须一清早就动身。 我咬着枕头，双手紧紧抓住床头的铁柱子，握成了拳头。我根本不应该回来的。在前方，我对什么都不在意，而且往往不存任何希望，以后，我再也做不到了。我原本是一个士兵，而现在，却只成了一个痛苦的化身，为我自己，为我母亲，为那无法安慰而又没有止境的一切而产生的痛苦的化身。我根本就不应该回来休假。 8 野外驻地的临时营房我是早就熟悉的。正是在这里，希默尔施托斯曾经“教育”过加登。可是此刻在这里，我却一个人也不认识。跟往常一样，一切都改变了。只有很少几个人，我以前偶尔碰到过。 我机械地执行着日常的勤务。每到晚上，我几乎总是到军人俱乐部去，那里摆着一些杂志，不过我是不看的。可是那里有一架钢琴，这我倒是很喜欢去弹弹。有两个姑娘负责招待，其中的一个年纪很轻。 营房四周，围着高高的有刺铁丝网。如果我们从军人俱乐部回来得晚了，就得掏出通行证来。不过，谁要是跟值岗的人相识，那当然可以通行无阻了。 在荒地上那些刺柏和桦树中间，我们天天要进行连队的操练。要是一个人不存什么奢望，那是可以忍受的。大家跑步前进，卧倒，呼吸的气息把草茎和野花吹得左右摇摆。这样贴近地面一看，那细沙原来是由几百万颗最微小的卵石组成的，纯净得如同实验室里做出来的一般。这光景委实罕见，它吸引人们把手挖进里面去。 可是最最美丽的，要数那栽着一行行桦木的树林。它们的色彩时刻在变化。这会儿，树干闪出一片纯洁的白色，而在它们中间，软绵绵、轻飘飘地挂着树叶那柔和的绿色；过一会儿，一切又都变成了带着乳光的蓝色，原来从树林边缘掠过一阵银色的微风，把绿色都给擦去了。可是，又一下子，当一朵浮云遮住了太阳的时候，有一处地方的颜色又加深了，差不多转成了黑色。而这团阴影，活像幽灵似的这会儿穿过那暗淡的树干，飘过荒野一直浮向天边，这时候，那些桦树便重新挺立出来，如同白旗杆上华丽的旗帜，树上还有那被秋色染过的殷红金黄的叶片。 我常常悠然神往于柔和的光芒和透明的阴影的嬉耍，差点连口令声都没有听到。一个人只有在孤孤单单的时候，才会开始观察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在这里，我跟别人没有太多的接触，也不希望超过一般来往的程度。大家都太不熟悉，最多也不过说说废话，到晚上打打纸牌、掷掷骰子罢了。 我们的营房旁边，有一所很大的俄国战俘营。它跟我们之间虽然隔着一道铁丝网栅，但是那些俘虏却仍然能够走到我们这边来。他们似乎又畏缩又害怕，虽然他们一般都蓄着胡子，而且很高大。因此，看起来他们都好像是驯顺的、低声下气的瑞士雪山救生犬。 他们偷偷地溜到我们的营房那里，从垃圾桶里捡东西。人们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在那里要找些什么。我们的伙食，量既不够，质又极差，一根萝卜切成六块煮汤，一点胡萝卜头都是脏兮兮的，霉烂的马铃薯已是一道了不起的佳肴，而珍馐美馔要数那稀薄的米汤，里面漂着几丁细碎的牛肉。不过那牛肉切得实在太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找到。 尽管如此，样样东西当然都被吃掉了。要是确实有人那么阔气，居然不需要吃光他的那一份，那么就会有十来个人站在旁边，他们都乐于替他代劳。只有长柄勺子舀不到的残余渣滓，才被冲洗出来倒在垃圾桶里。有时一起倒掉的，还有一丁点儿萝卜皮，发霉了的面包皮，以及各种各样的垃圾。 这种稀薄的、粗劣的、肮脏的汤水，正是那些俘虏寻找的目标。他们贪得无厌地把这些东西从臭气冲天的桶子里拣出来，藏在制服上衣底下就溜走了。 真是怪事，能这么近看到我们的这些敌人。他们的脸发人深思，都是些老老实实的农民的脸，宽宽的额头，肥肥的鼻子，阔阔的嘴巴，粗粗的双手，还有厚厚的头发。应当让他们去耕种、收割和采摘苹果。看样子，他们跟我们弗里西亚的农民一样善良。 看着他们的行动，看着他们讨东西吃，叫人心里很难过。他们全都相当衰弱，因为他们得到的那么一点东西，仅能使他们免于饿死。就连我们自己，也已经很久得不到足够的东西吃了。他们闹痢疾，有些人带着怯生生的眼色，偷偷地把他们沾着血水的衬衣角拉出来让别人看。他们的脊背、他们的脖颈是伛偻的，他们的膝盖是弯曲的，他们的脑袋朝下耷拉着，当他们伸出双手，说着他们知道的仅有的几句德语讨东西吃的时候，他们乞求着，用那种深沉轻柔的男低音，听了不免使人想起温暖的火炉和家里舒适的房间。 有些人踢他们一脚，他们就摔倒了。不过这样的人是很少的，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行动，只是对他们不理不睬。不过，有时候他们实在表现得太卑躬屈膝了，看着叫人冒火，这样才会有人踢他们。只要他们不是这样望着人家就好了。在两个这么小的地方，还不及一个拇指那么大的所在，在他们的两只眼睛里，隐藏着多少悲愁啊。 晚上，他们到营房里来做生意。他们拿自己所有的东西来换面包。往往进行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有极好的长筒靴，而我们的长筒靴却很差。他们那种高及膝盖的长筒靴的皮子软得出奇，仿佛小山羊皮似的。我们中间有些农民，接到家里寄来的一些好吃东西，倒有可能做成这种交易。一双长筒靴的代价，相当于大约两三块军粮面包，或者一块面包，再加上一条又细又硬的火腿香肠。 可是，大多数的俄国人早已跟他们自己所有的东西分手了。现在他们只穿着最可怜的衣服，想试试拿他们利用炮弹弹片和子弹壳做成的小小雕刻品和其他物件来换取一些东西。不用说，拿这类物品他们也换不到多少东西，尽管他们在制作的时候也许花过很大的心血，但他们换来的也不过是一两片面包。我们的农民，做起买卖来倔强又狡猾。他们拿着一块面包或是一条香肠尽量凑到那个俄国人的鼻子底下，一直到他嘴馋得脸色发白，眼珠凸出，于是那个人便什么东西都愿意拿出来交换了。这些农民摆出一副精细周到的架势，把他们的战利品包起来，随后掏出一柄厚厚的小刀，又缓慢又谨慎地从他们的存粮中为自己切下一片面包，每吃一口，还咬一段又硬又好的香肠，就这样饱餐一顿作为给自己的酬报。看着他们吃这顿午后小餐，心里好生难受，真恨不得往他们那厚厚的脑瓜上敲这么几下。他们什么东西都很少给人。我们彼此之间了解得太少了。 我常常被派去看守那些俄国人。在黑暗中，看到他们的身影在移动，好像是一只只有病的鹳鸟，又像是一只只很大的飞禽。他们走近铁丝网栅那里，把脸贴在上面，用手指钩住网眼。时常是许多人并排站着。他们呼吸着从荒地上和树林里吹来的风。 他们不大说话，说起话来也不过很少几句。依我看来，他们彼此之间，要比我们之间相处得更近人情，更加友爱。可是，那也说不定只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比我们更为不幸罢了。不管怎么说，在他们看来，仗已经打完了。可是等着染上痢疾，也算不得是什么有意思的生活。 据负责看守的志愿军说，他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活跃的。他们相互之间，照例也常常会发生纠纷，弄到最后往往又是抡拳头，又是动刀子。但是现在，他们都相当迟钝，相当冷淡，大多数人不再手淫，他们是那样的虚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整个营房都会搞起这种玩意儿来的。 他们站在铁丝网后面，有时候一个人走开了，另一个人马上就占了他那一排中的位置。他们大多数都默不作声，难得有个人要讨一个纸烟的烟头。 我看见他们黑黝黝的身影。他们的胡须在夜风中飘动。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是俘虏，而这也正是使我激动的事情。他们的一生既默默无闻，又清白无辜。如果我对他们的情况能够多知道一点，知道他们的名姓，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有什么愿望，有什么烦恼，那么我的感情就会有一个目标，也许可以同情他们。可是像眼下这样，在他们背后，我只感受到众生的痛苦，人生的无比忧郁，以及人们的冷酷无情。 一道命令使这些默默无言的身影变成我们的仇敌，一道命令说不定又会使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在某一张桌子上，有某几个我们谁也不认识的人签署了一项文件，于是多少年间，从前一向受到全世界鄙视和最严厉处罚的罪恶，便变成了我们的最高目标。可是当一个人瞅着这些一脸孩子气、蓄着信徒式胡子的默默无言的人，谁又能够认清敌友之间的差别呢？任何一个士官在一个新兵看来，任何一个高级教师在一个学生看来，都是一个凶恶的敌人，而他们这些人在我们看来，则是更凶恶的敌人。然而他们一旦获得了自由，我们却又会向他们射击，而他们也会向我们开枪。 我觉得害怕。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再这样下去会堕入一个深渊。现在还不是时候，可是我不会丢弃这些想法，我会将它们保留下来，锁藏起来，直到战争结束。我的心在跳动：这难道就是那个目标，那个唯一的伟大目标，是我在战壕里曾经想到过的，也是在人类的一切感情经历了一场灾难之后，我作为唯一赖以生存下去的生物而追求过的吗？这难道就是一项任务，一项将使后来的生活不致辜负这几年可怕岁月的任务？ 我掏出我的纸烟，把每一根折成两段，拿来分送给俄国人。他们向我鞠一个躬，随后将纸烟点燃了。这一下，每个人的脸上都闪亮着一个红红的光点。那使我得到安慰；它看去像是黑魆魆的乡村房舍里一个个小小的窗户，显示出在它们后面有着充满了安宁的一间间屋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又有一个俄国人被埋葬了。他们几乎每天都有一个人死去。埋葬的时候，正好是我站岗。那些俘虏唱了一首赞美诗，他们是分几声部合唱的，但听起来完全不像歌声，只像远处荒野里一架大管风琴发出的声响。 葬礼很快就结束了。 到了晚上，他们又站在铁丝网栅的旁边，风从桦树林向他们吹过来。天上满是寒星。 我现在认识了几个会说一点点德语的俄国人。其中有一个是音乐家，他说他从前在柏林是个小提琴手。当他听说我会弹钢琴的时候，他就去把小提琴拿来，动手拉起来了。其他的人便都坐下，背靠着铁丝网栅。他站在那里拉着，有时候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神情，那是小提琴手在闭上眼睛的那会儿往往会有的，随后他又和着节奏摆动他的乐器，朝我微微笑着。 他演奏的大多是民歌，其他的人便和着琴声一起哼唱。他们仿佛是一片黑乎乎的丘陵，歌声仿佛来自地下深处。小提琴声如同一位苗条的少女在上空亭亭玉立，既清澈又孤单。歌唱停止了，小提琴继续演奏着。在夜里，这声音那么绵弱无力，听起来像是凝冻了似的。人们必须紧靠着站在旁边，要是在室内就会好得多了。在这里，它孤孤单单地迷失在外面，这就叫人感到忧伤了。 因为我早已有过一次时间很长的假期，所以逢到星期日我就不能再休息了。在我返回前线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的父亲和姐姐一起来看望我。整整一天，我们就坐在军人俱乐部。还能有别的什么地方好去啊，我们不愿意待在营房里。中午前后，我们到野地里去溜达了一会儿。 这几个小时可真是折磨人，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所以我们就谈到母亲的病。现在已经断定是癌症，她早就住进了医院，而且就要手术了。医生希望她会好起来，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癌症能治好的。 “那么她如今在哪儿？”我问。 “在路易斯医院里。”我父亲说。 “住几等病房？” “三等。我们必须等到知道了手术费要多少以后再说。她自己要住三等病房。她说，住在那里倒可以有个伴儿聊聊。再说，费用也便宜一些。” “这么说，她跟所有那样的病人都住在一起了。只要她能够睡得好就行。” 我父亲点了点头。他神色疲惫，满脸皱纹。我母亲一直有病。虽然只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她才住进了医院，可是花掉的钱已经很多，我父亲的一生实际上都扑在那上面了。 “只要我知道手术费要多少就好。”他说。 “你没有问过吗？” “没有直接问过，我不能那么问。医生会认为很唐突，那样问是不行的，因为他毕竟要给你妈妈开刀咧。” 是的，我痛苦地寻思着，对我们，对所有的穷人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敢问价钱，可是事先却为此担心得要死。而另外那些人呢，对他们来说花钱本来就不在乎，却十分自然地先把价钱讲定了。而医生也并不认为他们这样做就是唐突。 “事后的缝合费用也贵得很咧。”我父亲说。 “难道病患补助金就一点也没有给吗？”我问。 “你妈病得太久了。” “那你手头有没有钱呢？” 他摇了摇头。“没有。不过我可以干一点加班的活。” 我知道：他会站在自己的桌子前面，折叠啊，粘贴啊，剪裁啊，一直干到半夜十二点钟。晚上八点，他稍微吃一点凭票证换来的没什么营养的东西。随后他服用一点头痛粉，继续干下去。 为了使他高兴一点，我给他讲了几个刚好想起的故事，士兵们说的笑话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关于将军啊上士啊什么的。 后来，我就送他们到火车站。他们给了我一杯果酱和一包油炸马铃薯饼，都是我母亲为我做的。 然后，他们就走了，我也回到了营房里。 那天晚上，我把果酱涂在煎饼上，吃了一些。可是我觉得没有味道。所以我就走出去，想把煎饼送给俄国人吃。后来我忽然想起，这些东西是我母亲亲手烘制的，而且当她站在火热的炉前的时候，说不定还忍受着疼痛呢。于是我把那包东西重新放进了背包，只拿了两个煎饼给俄国人。 9 我们走了好几天。第一批飞机在天空中出现了。我们超过了运输车队，运的全是大炮。我们搭上了一列军车。我寻找我的团队。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在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我就住在哪里。第二天早上，我就在那里弄到一点口粮，得到一些含糊其辞的回答。就这样，我带着背包和步枪，又重新上路了。等我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那个被毁坏的地方了。我听说我们已经被改编成突击师之一，哪里情况最棘手，就往哪里插进去。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高兴。他们还告诉我，我们遭受了重大的伤亡。我便打听卡钦斯基和克罗普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我进一步搜寻，到处乱闯。一夜又一夜，我露宿在外面，像一个印第安人似的。后来，我终于得到了一点确切的消息，那天下午可以到连队办公室去报到了。 那上士就把我留住在那里。连队两天之内就会回来，此刻把我派出去是没有意义的。“假期过得怎么样？”他问。“很好吧，呃？” “有一段还好。”我说。 “是的，是的，”他叹了口气，“要是一个人用不着再回来就好了。后半个假期，往往就是因此给搞糟了。” 我四处闲逛，直到有一天早上连队开回来，他们面色灰暗，一身尘土，又厌烦又忧郁。我跳起来，挤进他们中间，眼睛一路搜索着，那里是加登，那里是缪勒，在擤着鼻涕，那里还有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我们把草垫并排铺好。当我望着他们的时候，心里有种负罪的感觉，其实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在我们上床睡觉以前，我把剩下的油炸马铃薯饼和果酱都拿了出来，让他们每个人都尝一点。 有两块放在外面的煎饼已经发了霉，不过还是可以吃的。我就把这两块留给自己，把新鲜的分给卡钦斯基和克罗普。 卡钦斯基一边嚼着，一边问道：“这些大概都是你母亲给的吧？” 我点点头。 “很不错，”他说，“我一尝味道就知道了。” 我差点哭出来。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可是回到这里又跟卡钦斯基和克罗普在一起，马上就会好起来的。我是属于这里的嘛。 “你算是运气，”在我们大家还没入睡之前，克罗普低声说，“他们说，我们就要开到俄国去咧。”到俄国去。那边算不得有什么战争。 远处，前线雷鸣般地轰响着。营房的墙壁格格地颤动起来了。 我们做了大量的清洁工作。我们处处都受到了检查。凡是破损了的东西，样样都给换上新的。我从中弄到了一件毫无污渍的崭新的上衣，不用说，卡钦斯基甚至还弄到了全套崭新的制服咧。谣言正在到处流传。说是也许就要和平了，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更加可能一些：那就是我们正要开到俄国去。可是，在俄国我们又要这些新东西干吗呢？最后，消息走漏出来了：德国皇帝要到我们这里来巡视。怪不得搞了这么多次检查。 整整八天，大家还以为是在新兵营里，竟有那么多的作业和操练。人人被弄得又暴躁又激动，我们对过量的清洁工作已经没有好感，更别提这种分列前进的检阅式操练了。这些事情比上前线更使一个士兵恼火。那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们立正姿势站着，皇帝驾到了。我们都很好奇，想看看他的外貌到底是怎么样的。他沿着我们的队列昂首阔步地走过去，我实实在在觉得有点失望：从他的相片上看来，我想象他模样还要雄伟些，身材还要魁梧些，还有雷鸣般的洪亮嗓音。 他颁发了铁十字勋章，跟这个人讲几句，又跟那个人讲几句。随后我们齐步走开了。 后来我们大家纷纷议论了起来。加登惊讶地说：“原来这就是皇帝陛下。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得在他面前立正站着！”他暗自沉思着。“哪怕是兴登堡[19]，他也一样要立正站在他面前，不是吗？” “正是。”卡钦斯基证明说。 加登话还没有说完咧。他寻思了一会儿，随后问道：“那么一个国王是不是也得在一个皇帝面前立正站着呢？” 关于这一点，谁也说不准，不过我们认为那是不会的。他们两个人都是那样高贵，大概不会坚决要求对方规规矩矩以立正姿势站在自己面前咧。 “你胡说些什么呀？”卡钦斯基说，“主要的事情是，你自己得立正站着就是啰。” 可是加登却完全着了迷。他那一向枯燥无味的幻想这会儿又活动起来了。 “可是你瞧，”他大声说道，“我简直不能相信，皇帝也得像我一样上厕所。” “你尽可以完全相信这件事。”克罗普笑了起来。 “疯子加三等于七，”卡钦斯基补充说，“你的脑袋瓜里钻进了一个虱子，加登，你赶快跑到厕所里去，把你的头颅弄弄干净，免得再像一个两岁娃娃那样说话了。” 加登消失不见了。 “可是，我很想知道的是，”克罗普说，“如果皇帝说一声‘不’，是不是仗就不会打了？” “我敢相信仗肯定还是会打的，”我打岔说，“据说他反正起初就完全不赞成打仗。” “那么，如果不光是他一个人，而是也许世界上有这么二三十个人都说‘不’呢？” “那大概就行了，”我表示同意，“可惜他们恰好都说要打。” “这样的事，你想想也真怪，”克罗普接着说道，“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可是法国人在那边，也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祖国。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呢？” “也许两方面都对。”我说，可我自己却并不相信。 “好吧，就算是这样，”他追问下去，我看得出他的意思是想把我逼入困境，“可是我们的教授、牧师和报纸都说只有我们是对的，我们也巴不得是这样。可是法国的教授、牧师和报纸却说他们是对的，这又该怎么说呢？” “那我可不知道，”我说，“不过不管怎么样，战争还是在进行，而且参加战争的国家还在每月增多咧。” 加登又来了。他仍然很兴奋，马上又加入了谈话，他想了解一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大多是由于一个国家严重地侵犯了另一个国家。”克罗普答道，稍稍带着点优越的神气。 于是加登装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一个国家？这我可不理解。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去侵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者说一条河流，一片树林，一块麦田，都不可能去侵犯别人家的。” “你是真的那么愚蠢，还是在戏弄我呢？”克罗普喃喃地抱怨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民族……” “那么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事，”加登答道，“我自己并不觉得有人侵犯了我。”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克罗普没好气地说，“这根本不取决于你这样的乡下佬。” “这么说，我就马上可以回家去啰。”加登坚持说，我们大家都笑了。 “啊呀，你这个人哪，他说的民族是指一个整体，是指一个国家——”缪勒嚷道。 “国家，国家，”加登鄙夷地把手指掰出响声，“宪兵，警察，捐税，那就是你们的国家。如果你讲的就是这些东西，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对，”卡钦斯基说，“这是你第一次说对了，加登。国家和祖国，这其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可它们总是连在一起的，”克罗普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了国家，也就不会有祖国。” “对，可是你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大家差不多全是普普通通的人。而在法国，绝大多数也是工人、手工业者或是小职员。那么，为什么一个法国的钳工或鞋匠一定要攻打我们呢？不，那不过是一些统治者罢了。来到这里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法国人，而大部分法国人也完全一个样，他们没有看见过我们。他们也跟我们一个样，不会有什么人去征询关于战争的意见的。” “那么，战争究竟为的是什么呢？”加登问。 卡钦斯基耸了耸肩膀。“一定有一些人，战争对他们有好处。” “好吧，我可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加登龇牙咧嘴地笑着。 “你不是，这里的任何一个都不是。” “那么，他们又是谁呢？”加登追问着。“那对皇帝也没有什么好处。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样样都有了。” “那我就不好说了，”卡钦斯基答道，“他到现在为止，还不曾有过一次战争。而每一位卓越的皇帝至少得经历一次战争，否则他就不会有名了。你们去看看学校课本吧。” “还有将军们，他们也是经过战争才出名的。”德特林说。 “甚至比皇帝都更有名咧。”卡钦斯基作证道。 “在后方肯定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靠战争发了财。”德特林含含糊糊地嘟囔着。 “我认为那是一种疫病。”克罗普说。“没有什么人特别需要它，随后它却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并不需要战争，别人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半个世界依然都卷进去了。” “可是他们那边撒的谎，比我们的还多咧，”我反驳道，“只要想一想俘虏身上的那些传单吧，那上面竟说我们吃比利时的小孩子。写那种东西的家伙，应当把他们绞死。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缪勒站起身来。“不管怎么样，仗在这里打总要比在德国打好多了。你只要看一看那些弹坑！” “话说得对，”加登表示同意，“可是根本不打仗，那就更好啦。” 他很自豪，因为这一回他毕竟胜过了我们这些只须服役一年的应征士兵[20]。而他的意见在这里确实也很典型，人们可以一再听到这种说法，而且也没法加以反驳，因为大家对所牵涉的其他一些因素，了解终究是有限的。军人的民族感情就在于：他来到这里了。可是那也正是这种感情的终结，其他的一切他就以实用的观点来评价了。 克罗普气恼地往草地上一躺。“最好还是别谈这一套无聊事。” “谈了的确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卡钦斯基附和道。 更加糟糕的是，我们得把新发的东西几乎统统都退还，而把原来有的那些破烂衣服领回来。好东西不过是为检阅用的。 我们没有开到俄国去，却重新上了前线。路上，我们经过一片可怜的树林，枝干被折断，土地被炸开。在好几处地方，还有特别大的窟窿。“好家伙，是个什么东西把它打中了。”我对卡钦斯基说。 “迫击炮。”他答道，随后朝一棵树指了一指。 那树枝上挂着好几个死人。有一个士兵蹲在一根树杈上，头上还戴着一顶钢盔，要不他便是一丝不挂了。坐在那上面的是他的半个肢体，是他的上半身，两条腿都已经不见了。 “那是怎么回事啊？”我问。 “他的衣服都给炸掉了。”加登嘟嘟囔囔地说道。 卡钦斯基说：“说也奇怪，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已经看见过好几次了。要是迫击炮把你打中了，那它确实会把你的衣服炸得干干净净的。那是气浪冲击的结果。” 我向四周搜索着。情况确实是这样。这里挂着一片片军服，另外一个地方粘着一块块模糊的血肉，原来都是人们的四肢。那边又躺着一个躯干，一条腿上套着一片衬裤，颈项里围着一个军服上衣的领子。要不然他就赤身裸体，衣服都吊到周围的树上去了。两条胳膊都已经不见，好像给拉走了似的。我发现一条胳膊落在二十步开外的一个灌木丛里。 那尸体伏在那里，脸朝着地。胳膊受伤的地方，泥土都叫血水染黑了。脚底下的树叶也给抓得很乱，仿佛那个人曾经用脚踢过似的。 “那可不是开玩笑，卡钦斯基。”我说。 “炮弹碎片打在肚子里也不是开玩笑啊。”他答道，耸了耸肩膀。 “心肠不要变软啊。”加登说。 看来，所有这些事都是不久前发生的，因为血还是新鲜的。我们既然看到那里的人统统都已经死了，也就不再耽误时间，而是马上去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最邻近的一个医疗站。把那些抬担架的勤务抢过来自己做，那毕竟不是我们干的。 必须派出一个巡逻队去侦察敌方的阵地到底配备了多少兵力。我因为休过假，对别人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我自己报名要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议定了一项计划，悄悄地溜出铁丝网，随后分散开，各自向前爬行着。不大一会儿，我找到一个很浅的弹坑，便爬了进去。从这里，我朝前面窥视着。 这个地带只有中等的机关枪火力。它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不太猛烈，但是一直保持这样的程度，使你没法直起身来。 一颗照明弹爆开了。大地僵硬地躺在它的惨白光芒里。随后，黑暗又笼罩下来，四周比先前还要黑。在战壕里，有人告诉我们，前面有黑人部队。那可麻烦，你不容易看见他们，而且他们干侦察工作也很在行。说也奇怪，他们常常又相当愚蠢。不只是卡钦斯基，而且还有克罗普，有一次居然打死了一个敌军的黑人巡逻队员，因为那些人在匍匐前进的时候，熬不住烟瘾竟抽起烟卷来了。卡钦斯基和克罗普只要对着烟卷那燃亮的一头瞄准就成。 一颗炸弹之类的东西落在我身边很近的地方。我没有听到它飞过来，因而大吃一惊。在这同一刹那，一种无意识的恐惧攫住了我。我在这里孤零零一个人，在黑暗中几乎是束手无策的。说不定另外有一双眼睛从我前面的另一个弹坑里注视了我很久很久，一枚手榴弹早已安放好，准备把我炸得粉身碎骨。我试着振作起精神。这不是我第一次担任巡逻，而且这也不是特别危险的一次。不过这倒是我休假以后的第一次，再说，这一地带对我来说还相当陌生。 我对自己说，我的恐惧是毫无意义的，在黑暗中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在注视我，因为，不然的话，他们的射击就不会这样低了。 这样想也没有用。在一片混乱之中，各种念头在我脑袋里面嗡嗡作响：我听到母亲警告我的声音，我看见胡须飘拂的俄国兵贴在铁丝网栅上，我对摆着安乐椅的营房食堂和法国瓦朗谢讷[21]的一家电影院有着鲜明而美妙的印象。我痛苦又害怕，在想象之中看见一支步枪那灰色无情的枪口，不管我的头试着转向哪一边，它总是毫无声息地在我面前跟着移动。汗水从我的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来了。 我仍然俯伏在我的浅槽里。我看了看时间，才过去了几分钟。我的额头湿漉漉的，眼窝潮乎乎的，双手在瑟瑟发抖，人在微微地喘气。这不是别的，只是一阵可怕的恐怖的发作，一种简单的兽类共有的畏惧，怕把脑袋伸出来，怕让自己再往前面爬行而已。 我的一切努力仿佛稀粥一般溶成一个愿望，但求一直能待在那里。我的四肢粘在地面上了，我做了一次徒劳的尝试，它们没法松开。我索性把身子紧贴在地面上，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下定决心待在那里。 可是一股浪潮马上又将我冲刷了一下，一股羞惭、悔恨同时又混合着安全感的浪潮。我稍稍把身子抬起一点，往四周瞭望着。那样凝视着黑暗，我的眼睛都灼痛了。一颗照明弹直蹿上去，我又俯伏在地上。 我展开了一场无意识而混乱的战斗，我要走出这个浅槽，可又滑了回来。我说：“你一定要出去，这是你的伙伴们，不是什么胡说八道的命令，”然后又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有一条命好送咧……” 都是这次休假造成的后果，我愤慨地为自己开脱罪责。可是我没法使自己相信，我变得十二分软弱无力了，我慢慢地抬起身子，把两条胳膊伸向前面，后边拖着我的躯体，就这样伏在弹坑的边缘，一半在里头，一半在外面。 在那里我听到一阵响声，便又缩了回来。可疑的声响，尽管有炮火的轰鸣，还是可以准确地辨别出来的。我仔细谛听，那响声在我后面。那是我们的人在战壕里走动。这会儿我听到压低了的嗓音。根据语调来判断，很可能是卡钦斯基在说话。 马上有一股巨大的暖流通过我的全身。这些嗓音，这几句轻声的话语，这些在我背后战壕里的脚步声，猛一下把我从那差一点让我毁掉的可怕的孤独和死亡的恐惧中拉了回来。对我来说，它们比生命还要重要，这些声音，它们比母爱，比害怕都更有意义，它们是到处都有的最强大、最能抚慰人心的东西：它们是伙伴们的嗓音。 我再也不是孤零零处在黑暗中的一个颤颤巍巍的生存的东西了，我属于他们，他们也属于我，我们分担着相同的忧虑，分享着相同的生活，我们已经以一种简单而又艰难的方式紧密地连在一起了。我可以把我的脸埋在它们里面，埋在这些嗓音，这些曾经拯救过我、以后还会援助我的话语里面。 我小心翼翼地溜出弹坑的边缘，像蛇一样蜿蜒前进。我擦着地面向前爬行了一会儿，我探测着方向，环顾四周，注意好炮火的分布，以便能找到回去的道路。随后我试着跟别人取得联系。 我仍然有点害怕，不过这是一种理智的恐惧，一种特别提高了的警惕性。那天夜里刮着风，在一阵阵的炮火闪光中，黑影在这里那里晃动。你所看到的，既太少又太多。我常常凝神注视，然而往往什么也看不见。因此我就向前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随后绕了一个大弯又转了回去。我没有跟别人取得联系。走近我们战壕的每一米，都使我更加充满了信心，也使我更加快了速度。要是现在被打中，那就糟了。 于是又有一种新的恐惧突然袭上我的心头。我再也记不起那个方向来了。静静地，我蹲在一个弹坑里，想弄清自己的方位。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了，有人高高兴兴地跳进了一条战壕，结果发现他原来跳错了。 过了一些时候，我又仔细谛听。可是我仍然摸不准确。迷宫似的弹坑这会儿似乎显得那样的错综复杂，竟使我在激动之中再也说不出该走哪一条路。也许我正在和战壕并行地爬着，那我就要永远地这样爬下去了。因此我便再一次绕了个很大的弯，把方向改变了。 这些该死的照明弹！它们好像亮了有一个小时，人一点也不能动弹，否则子弹就会在你周围嘘嘘地呼啸起来。 可是那也一点没有办法，我一定要走出去。我踉踉跄跄地继续前进，像螃蟹似的在地上费劲地爬着，双手都被剃刀般锋利的锯齿形碎片划破了。我常常有这样的印象，觉得地平线那头的天空正在明亮起来，然而那也许只是我的想象罢了。后来我逐渐觉察到，朝着正确的方向爬去，乃是攸关生死的大事。 一发炮弹炸开了。紧接着又是两发。就这样，战斗当真打响了。炮轰。机关枪嗒嗒地响了起来。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俯伏在那里。看来，进攻已经发起了。到处都有照明火箭发射上去，一发接着一发。我蜷缩着趴在一个很大的弹坑里，两腿泡在齐肚子的水里。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我就钻进水里去，只要还透得过气来，把脸尽量埋到污泥中间。我一定得装死。 蓦然间，我听到掩护炮火回撤了。于是我马上滑进了水里，钢盔吊在颈项上，嘴巴正好露在外面，可以吸气。 我纹丝不动地躺着。什么地方有东西铮铮地响了一下，挪挪擦擦、跌跌绊绊的脚步声愈来愈近，我所有的神经都紧张得冰冷了。那声音铮铮地在我头顶上响着，走远了，第一批队伍过去了。我心里只有这么一个支离破碎的念头：万一有人跳进你的弹坑，你怎么办？这会儿，我便迅速地抽出一柄小小的匕首，紧紧地抓住，就这样抓在手里重新藏在污泥里头。如果有人跳进这里来，我就马上向他扑过去，这念头在我的头脑里锤打着：一下子就刺穿他的咽喉，这样他就喊不出来了，别的办法是没有的。他也会像我一样的惊慌，在恐惧之中我们互相交锋的时候，那我一定会占先的。 这时候，我们的炮兵连射击了。一发炮弹落在我的近旁。这可叫我狂暴得发疯，我差点被自己的炮弹打中。我咒骂着，还在污泥里咬着牙。这是一种愤怒的发作，最后我也只能呻吟和祈祷。 炮弹的爆炸声在我的耳朵里轰响着。要是我们的人来一次反击，那我就得救了。我把头紧贴在地上，谛听那瓮声闷气的轰隆声，犹如采矿时爆破的巨响，随后又把头抬起来，倾听那头顶上嘈杂的声响。 机关枪响起来了。我知道我们的带刺铁丝网是坚固的，差不多是摧毁不了的，其中一部分还通着高压电流。步枪的火力增强了。他们并没有冲过去，他们一定会退回来的。我又蜷缩着重新沉下去，紧张到了极点。东西碰撞的砰砰声，举步轻盈的窸窣声，颤动作响的叮当声，都能听清了。在这些响声中间，传出一声孤单的刺耳的叫喊。他们遭到火力的还击，进攻被打退了。 天色又亮了一点。脚步在我头顶上急匆匆踩过去。第一批，过去了。又是一批。机关枪的响声，变成一条不断的链子。我刚想稍稍转动一下，有样沉甸甸的东西绊倒了，啪嗒一声，一个人体从我头顶上跌进了弹坑，滑了下来，横在我的身上…… 我根本没有考虑，也没有决定，我发疯似的揍了一拳，只觉得那个人体一阵抽搐，随后四肢瘫软，颓然倒下了。等我清醒过来，我的一只手已经是黏腻腻、湿漉漉的了。 那个人咯咯地喘息着。在我听起来，他好像在咆哮，每一声喘息仿佛是一声吼叫，一声雷鸣，可是，那其实只是我的心在搏动。我想要堵住他的嘴，塞进去一块泥，随后再刺他一下，一定要他安静下来，他正在出卖我呢。现在我终于控制住自己了，不过突然变得那么软弱，竟然再也举不起手来对付他了。 因此，我就爬到最远的一个角落去，待在那里，眼睛紧盯着他，匕首抓在手里，做好准备，要是他动弹一下，就再向他扑过去。然而，他是再也不会这样干的了，我从他的喘息声中早已听出来啦。 我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他。我只有一个愿望：离开。要不是很快就走，天色就会太亮。现在也已经够困难的了。然而，等我试着抬起头来的时候，才看到那样做也已经不可能啦。机关枪密集地扫射起来，恐怕我还来不及纵身一跳，就会被打得遍体都是窟窿。 我用钢盔试了一次，这钢盔我摘下来高高擎起，想测量一下枪弹的高度。一会儿工夫，一颗子弹就把它从我手里打落了。火力净往贴近地面那很低的地方扫射着。我离开敌军的阵地不够远，如果我企图溜掉，就会马上给敌军的狙击兵逮住。 天色越来越亮了。我焦躁地等待着我们的进攻。我的指关节都泛了白，因为渴望着射击会停止，我的伙伴会冲过来，我把一双手抓得太紧了。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不敢再去看一眼弹坑里那个黑乎乎的人形。我努力把视线越过它，等待，等待。子弹嘘嘘地吼着，它们构成一道钢铁网，持续不断，无休无止。 于是我看到自己一只血淋淋的手，突然觉得有点恶心。我抓起一把泥土，往皮肤上擦着，这一下那只手便沾满了污泥，你再也看不到一点血迹了。 炮火并没有减弱。双方都一样的猛烈。我们的弟兄大概早就以为我失踪了。 这是个晴朗而灰暗的清晨。那咯咯的喘息声继续响着，我堵住耳朵，可是马上又把手指挪开，因为这样一来就连别的声音也都听不见了。我对面的那个人形在蠕动。我吓成一团，不自觉地朝它瞅了一下。随后我的眼睛就一直死盯着它。躺在那里的是一个蓄着一撮剪齐的小胡子的人，他的脑袋倒在一边，一条胳膊一半蜷曲着，头就软弱无力地搁在那上面。另一只手放在胸口，那里血淋淋的。 他死了，我对自己说，他准是死了，他再也感觉不到什么了。在那里咯咯地喘息着的，只是那具躯体。随后，那脑袋试着要抬起来。一会儿，呻吟声又响了一些，接着那前额又往胳膊上沉下去。那个人没有死，他快要死了，可是他还没有死。我朝他慢慢移动过去，迟迟疑疑地，我用双手支住身体，又往前爬了一点，等了一会儿，往前，又爬了一段三米的可怕路程，一段又长又可怕的路程。我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 这时，他睁开了眼睛。他一定已经听到我了，因为他带着一种十分惊惧的神色瞪住了我。那躯体一动不动地躺着，可是在那双眼睛里却现出那么一种异乎寻常的想要逃跑的表情，使我一时认为，它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躯体一起给拉走。几百公里的路程，只消它一冲就过去了。那躯体纹丝不动，十二分的宁静，一点声息也没有，喘息声已经停息了，可是那双眼睛却在呼喊，在号叫，让全部的生命力都集中在那里，为逃跑做一次令人震惊的努力，对死亡，对我，表现了极度的恐惧。 我的腿关节屈曲了一下，人就扑倒下去，用臂肘撑住了。“不，不。”我小声说。 那双眼睛紧跟着我。只要它们在那里，我就连动弹一下的力气也没有。 这时候，他的一只手慢慢地从胸口滑下去，只那么很少的一丁点儿，它只落下去几公分，可是这个动作却解除了他那双眼睛的力量。我向前弯下身子，摇了摇头，喃喃自语道：“不，不，不。”我举起一只手，我一定要向他表示，我是愿意帮助他的，我便摸了摸他的额头。 我的手一伸过去，那双眼睛就缩了回来，这一下便失去了瞪着看的神情，眼皮耷拉下来，那种紧张已经过去了。我解开他的领子，把他的头移放得更加舒服一点。 他的嘴张开了一半，想要说话。嘴唇很干。我的军用水壶不在那里，我没有将它随身带着。可是弹坑底下的泥浆里有水。我爬将下去，掏出手帕，把它摊开，往下压着，舀起那渗滤在手掌心里的黄澄澄的水。 他把水吞了下去。我又去舀了一点。随后，我解开他的军服上衣，以便万一可能，想给他包扎起来。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我一定得干，那边的人如果把我俘获了，因为看见我曾有心帮助他，也就不会把我枪毙了。他想要抗拒，可是他的手太没力气了。那衬衫已被粘住，扯不开来，原来是在背后用纽扣扣住的。因此除了剪开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 我找寻小刀，又把它找着了。可是当我动手割开那件衬衫的时候，那双眼睛再一次睁了开来，那里头仍然是叫喊和疯狂的表情，所以我必须把它们蒙住，把它们闭紧，我悄声说道：“我愿意帮助你，伙伴，伙伴，伙伴，伙伴啊——”我恳切地反复说着这个词，为的是使他能够理解。 总共有三个伤口。我用急救药包把它们掩住，血从下面流了出来，我压得紧些，于是他就哼哼了起来。我能做到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现在，我们不得不等着，等着。 这几个小时啊，咯咯的喘息声又响起来了，可是一个人死起来多么缓慢呀！因为，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他已经无法挽救了。我虽然尽量让自己相信他会活下来，然而到了中午，这个假想却在他的呻吟声中被摧毁了，融化了。如果我没有在爬行的时候丢失那把手枪，我一定会把他打死。用刀戳死他，这我可办不到。 到了中午，我在思维的极限之外逐渐领悟过来。饥饿把我搅乱了，为了能搞到一点吃的东西，我几乎会流下眼泪，我可是不能再跟饥饿做斗争了啊。一次又一次地我舀水给那个垂死的人，我自己也喝这么一点。 这是我亲手杀死的第一个人，这个人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死是我一手造成的。卡钦斯基、克罗普和缪勒早已经历过这种事情，就在他们把一个人一枪打中的那个时刻。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特别是在白刃战中。 可是，每一次呼吸都把我的内心袒露出来。这个垂死的人有的是时间，他还拿着一柄看不见的小刀在朝我刺着：时间和我的思想。 只要他还能活着，我是会多给一些帮助的。躺在这里，又非得瞅着他、听着他不可，这可就难受了。 下午，三点左右，他死了。 我又自由自在地呼吸了。不过那也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不大一会儿，那种沉静比起呻吟声来，叫我更加难以忍受。我巴不得喘息声又在那里，间歇的，沙哑的，一会儿是轻声的嘶啸，过一会儿又是沙哑的、大声的。 我干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可是我总得干点什么啊。我把那个死人又扶了起来，让他躺得舒服一点，虽然他已经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合拢他的眼睛。这双眼睛是褐色的，他的头发是乌黑的，两边还有点卷曲。 他那唇髭底下的嘴，既丰满又柔和，鼻子微微有点拱形，皮肤带点棕色，这会儿倒不像先前他还活着的时候那样子苍白了。有那么片刻，他的脸甚至看起来简直非常健康，随后突然间憔悴下去，成为一张死人的异样的脸，这样的脸我经常看见，这样的脸全都是一个模样。 他妻子肯定还在想念他，她不知道已经出了什么事情。看样子他好像常常写信给她。她还会收到他的信——明天，一星期之后——说不定甚至过一个月还会来这么一封辗转投递的信。她会看这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会跟她说话。 我的情况越来越糟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他的妻子长得怎么样？就像运河对岸那个肤色浅黑、身材纤细的姑娘吗？她是不是还属于我呢？现在这样一来，也许她就属于我了！我真希望坎托列克就坐在我的身边！如果我的母亲能够看见我的话……这个死人说不定可以多活三十年，只要我把回去的路记得更加清楚一些。只要他向左边多跑两米远，说不定这会儿他正坐在那边的战壕里，又在给他妻子写信咧。 可是我不能再这样往下想了，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只要克默里希的腿往右偏这么十公分，只要海伊再往前屈下五公分…… 沉寂在蔓延。我要说话，而且一定得说话。因此我就跟他说起话来了，我对他说：“伙伴，我本来并不想杀死你。如果你再跳进这里来，我是不会那么干的，只要你也通情达理的话。可是从前，对我来说，你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活在我头脑里的逻辑联想，使我下了那样的决心。我刺向的，正是那个联想。可是现在，我才看到你是一个同我一样的人。以前我只想到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和你的步枪，而现在我才看到了你的妻子、你的脸和你我之间共同的东西。原谅我，伙伴！事情我们看清时总嫌太晚。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说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一些可怜的人，你们的母亲也和我们的母亲一样在着急，我们都一样怕死，也一样会死，一样会痛苦。原谅我吧，伙伴，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要是我们把这些步枪啊制服啊统统都抛掉，那么你也会像卡钦斯基、克罗普一样是我的弟兄。把我二十年的生命都拿去吧，伙伴，站起来，再多拿一点也行，因为我还不知道，有了这条命我该去干些什么。”周遭很宁静，除了啪啪的步枪声以外，前线一片沉寂。子弹密密地飞过去，他们不是漫无计划地乱放一气的，而是从四面八方瞄准了射过来。我这就跑不出去了。 “我会写信给你的妻子，”我急促地对那个死人说，“我会写信给她，她一定会从我这里听到这个消息，我会把我告诉你的事情统统都讲给她听，她不会受苦，我会帮助她，还有你的父母和你的子女……” 他的军服上衣敞开了一半。皮夹是容易找到的。可是我踌躇着，没有去打开它。那里头有个本子，上面有着他的姓名。只要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许我还能把他忘掉，时间自会把它、把这种情景消灭的。可是他的姓名却是一根钉子，它会打进我的心里，永远也拔不出来。它有一种力量，永远能唤起这种情景，这种情景常常会回来，站在我的面前。 我犹豫不决地将皮夹拿在手里。它从我手里滑了下去，掉在地上打开了。几张照片、几封信散落出来。我把它们捡起，想要重新放回去，可是我所承受的压力，十分捉摸不定的情况，饥饿，危险，跟死人在一起的几个小时，使我丧失了信心，我要快一点解脱，要加剧这种痛苦，从而结束这种痛苦，正像一个人用一只痛得难受的手去猛击一棵树，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有几张照片，里面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是那种业余摄影者拍摄的狭小照片，背景是一堵爬满了常春藤的墙。除了照片，还有几封信。我把信抽出来，试着看一看它们的内容。大部分我都看不懂，它很难辨认，而法语我也不怎么懂。可是被我翻译出来的每一个字，却像一枪打进了我的胸膛，又像一刀戳到了我的胸口。 我的头脑受到过度的刺激。但是这一点我还是明白的，那就是我怎么也不敢像我原来打算的那样写信给这些人。那不行。我再一次看了看那些照片，她们分明不是有钱的人。我不妨不具姓名寄点钱去，要是今后我能够有点收入的话。我就抓住这一点不放，至少这是一个小小的立足点嘛。这个死人跟我的一生已经联系了起来，因此我必须每件事情都做到，每件事情都应承，为了拯救我自己。我不假思索地立下誓言，说我只是为了他和他的一家人而生存下去。我苦口婆心，试着去抚慰他，而在我内心深处却怀着这样一个希望，用这个办法我可以赎救自己，也许还可以开脱这个罪责，这是个小小的计谋，只要能让我逃生，以后我会来照办。所以我就把本子打开，慢慢地念道：杰拉尔·杜瓦尔，排字工人。 我用这个死人的铅笔，把地址写在一个信封上，随后突然间把所有的东西赶快都塞回他的军服上衣里去。 我把杰拉尔·杜瓦尔这个印刷工人杀死了。我一定要当一名印刷工人，我胡乱地想着，当一名印刷工人，印刷工人…… 到了下午，我镇静了一些。我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这个姓名再也不让我手足无措了。那阵疯狂劲已经过去。“伙伴，”我对这个死人说道，可我说得很沉着，“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可是如果我能够走得出去的话，伙伴，那我一定要跟这件事情进行斗争，它把我们两个人都给摧毁了：从你那里，夺走了生命，从我这里呢？也是生命。我答应你，伙伴。它将再也不会发生了。” 太阳西斜了。我又乏又饿，昏昏沉沉的。对我来说，昨天像是一片迷雾，要从这里出去我还是毫无希望。就这样我便打了个盹，起初也不知道夜幕即将降落。黄昏来临了，我似乎觉得它现在来得快了。还有一个小时，要是在夏天，那还得有三个小时。现在还有一个小时。 这会儿我忽然开始战栗起来了，担心这段时间里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再去想那个死人，他现在对我已经无所谓了。求生的欲望一下子又突现出来，原来在我脑海中充塞着的一切东西，在它面前都沉落下去。仅仅为了不让倒霉的事情发生，我机械地喋喋不休地嘟囔着：“我一定要做到一切，做到一切我曾答应过你的事。”可是我当时就知道，我是做不到的。 我忽然想起，当我爬出去的时候，我自己的弟兄说不定会朝我开枪；他们不知道是我回来了。我要尽早地大声喊叫，让他们认出来是我。在他们回答我之前，我要一直躺在战壕前面。 第一颗星星。前线依然很宁静。我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在激动之中自言自语地说道：“现在可别干蠢事了，保罗，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保罗。这样你才可以得救咧，保罗。”当我用这个教名的时候，倒像是别人在跟我说话似的，有着更大的力量。 天色越来越黑了。我的激动消退了，我小心翼翼地等着，直到第一支火箭直蹿到天空中。于是我爬出了弹坑。我已经把那个死人给忘了。在我前面，横着那正在来临的长夜和白惨惨、光闪闪的田野。我眼睛盯住一个弹坑，就在火光熄灭的一刹那间，我往那里头跳了进去，向前摸索，又跳进了下一个弹坑，低下脑袋，快步向前行进。 我走得更近了。在那里，就着一支火箭的光，我看见铁丝网里有个东西在移动，随后它僵住了，我就纹丝不动地躺着。过一会儿，我又看到它了，原来是我们战壕里的伙伴。可是我还是加倍小心。直到认出了我们的钢盔，我才喊叫起来。 对面马上就传出了一个回应的嗓音，喊着我的名字：“保罗——保罗——” 我回喊着。原来是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抬着一副担架找我来啦。 “你有没有受伤？” “没有，没有——” 我们滑进了战壕。我要了一点吃的东西，便狼吞虎咽地装下了肚子。缪勒递给我一根纸烟。我三言两语把发生的事情跟大家讲了。这也没有什么新奇，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发生。只有夜间进攻才是这一事情的特殊之处。不过卡钦斯基在俄国的时候，也有过一回在敌人的阵线后面躺了两天，才突破了防线回来。 我没有提起那个死去的印刷工人。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再也不能隐瞒下去了。我一定得告诉卡钦斯基和克罗普。他们两个人都试着让我平静下来。“这样的事情，你是无能为力的。除此以外，你还能干些什么呢？你到这里来，本来为的就是这个嘛！” 我听着他们说话，看到他们待在我身边，不禁感到很安全，很放心。我在那边弹坑里所说的，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的傻话罢了。 “譬如说吧，瞧瞧那边。”卡钦斯基指着说道。 战壕胸堤上站着几个狙击兵。他们把装着瞄准镜的步枪搁在那里，窥伺着敌方的阵线。不时啪的一下发出一声枪响。于是我们听到一阵喊声。“这一下可打中了！”“你们看到他怎么样跳高吗？”厄尔里希上士自负地转过身来，记下了他的分数。他毫无疑问地命中了三枪，今天的射击记录上他是遥遥领先了。 “这个你怎么说？”卡钦斯基问。 我点了点头。 “要是他继续这样下去，今天晚上他纽扣洞里准可以插上一只‘小彩鸟’[22]了。”克罗普说。 “说不定他很快就会升做军士长咧。”卡钦斯基补充说。 我们互相看了看。“这种事我不会干。”我说。 “反正都一样，”卡钦斯基说，“现在你正好看到了，那也很好嘛。” 厄尔里希上士重新走到胸堤上。他那步枪的枪口这边那边地搜索着。 “你用不着为了你干的那件事情睡不着觉啊。”克罗普点点头说。 现在，我也弄不明白我自己了。 “那只是因为我在那里跟他躺得太久了。”我说。归根结底，战争毕竟是战争嘛。 厄尔里希的步枪短促又枯燥地响着。 10 我们正赶上一份好差事，我们八个人得去守卫一个村子，那里因为被轰击得太猛烈，已经被放弃了。 我们特别要去照看那个军粮库，因为那里还没有搬空。我们自己的给养也得从那个库里去领取。干这个勤务，我们这几个人正合适，卡钦斯基、克罗普、缪勒、加登、勒尔、德特林，我们这一帮子人统统都在。尽管海伊已经死了。可是我们大家，运气还是很好，所有别的部队，伤亡都比我们多。 我们挑了一个用混凝土加固的地窖作为掩蔽壕，有台阶从上面通到下面。入口处另外有一道混凝土墙作为防护。 现在，我们进行了很多准备。这还是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舒展一下双腿，而且还可以舒展心灵。对这样的机会，我们都充分加以利用，因为我们的处境太绝望，也不允许长久地多愁善感。只是在情况并不十分糟糕的时候，才有这种可能。然而，除了实事求是之外，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实事求是到这样的程度，每当战前的一个思绪偶尔闯进头脑里来的时候，我往往会战栗起来。不过，持续的时间是不长的。 我们必须把情况尽量看得轻松一些。因此我们总是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让无聊的废话直接、紧密、无间地跟恐惧依傍在一起。别的可能是没有的，那是我们用以激励自己的办法。于是我们热情地着手工作，来创造一种田园生活，当然是一种吃啊睡啊的田园生活。小木房里起初铺的是垫褥，那是我们从几间屋子里拖过来的。就算是一个士兵的屁股，也喜欢坐得柔软一些。只有房间中央，留着一块空地。于是我们就设法弄来了毛毯和鸭绒被，豪华的柔软的东西。村子里，样样东西都有的是。克罗普和我还找到一张拆得开的桃花心木床，有着一顶蓝色的绸帐和一条带花边的罩单。把它搬进来的时候，我们像猴子一般流着大汗，但是一个人总不能把这样一件东西放过啊，不用说，在一两天之内它也准会被打得粉碎的。 卡钦斯基和我到几所房子里去稍稍巡逻了一下。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收集到了十二只鸡蛋和两磅相当新鲜的黄油。蓦然间，客厅里轰的一声，一只铁炉子穿进墙壁，越过我们，在离开我们一米的地方，又从后面一堵墙壁里蹿了出去。两个窟窿。原来它是从对面一所房子里飞过来的，那里正巧中了一发炮弹。“畜生！”卡钦斯基龇牙咧嘴地笑道，我们继续进行着搜索。猛然间，我们竖起耳朵倾听，抢步穿行过去。一下子我们着了魔似的呆住了：在一个小小的猪圈里，竟然还有两只活生生的小猪在跑来跑去。我们揉了揉眼睛，又看了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点不假，它们仍然在那里呢。我们一把将它们捉住，毫无疑问，是两只地地道道的小猪。 这就可以做一顿出色的饭菜了。离我们的掩蔽壕大约五十步路，有一所小小的房子，原来是军官的住所。厨房里有一只巨大的炉灶，带着两个格栅，还有锅啊、罐啊、壶啊这些东西。样样都有，甚至在棚屋里还放着一大堆劈成细片的木柴，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懒汉乐园咧。 我们中有两个人一个上午都在田野里寻找马铃薯、胡萝卜和青豌豆。我们相当骄矜，对军粮库里的罐头觉得毫无兴趣，我们要的是新鲜蔬菜。在餐室里，早已有两棵花椰菜搁在那里了。两头小猪都给宰了。是卡钦斯基动手干的。和烤肉配在一起，我们想做些油炸马铃薯饼。可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刨马铃薯的刨子。不过，这个困难很快就解决了。我们用一根钉子在一个罐头盖子上打了好多洞眼，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刨子。三个人戴上了厚厚的手套，为了使用刨子时可以保护手指，另外两个人削马铃薯皮，一下子大家就这样干起来了。 卡钦斯基负责处理猪肉、胡萝卜、豌豆和花椰菜。他甚至在花椰菜里还加了点白酱汁。我负责油炸马铃薯饼，一次四个。过了十分钟，我发现这样一个窍门，把平底锅甩动一下，让一面已经炸好的马铃薯饼往上一抛，在空中翻了个身，落下来时又用锅子接住。小猪是整只烤的。我们大家围住它们站着，仿佛就在祭坛前面一般。 同时我们还招待了客人，有两个无线电报务员，被慷慨地邀请来吃饭。他们坐在客厅里，那里有一架钢琴。他们一个弹琴，一个唱《威悉河[23]上》。他唱得很有感情，不过带着相当多的萨克森口音。尽管如此，当我们站在炉灶旁边准备着佳肴美馔的时候，它还是使我们深受感动的。 随后我们逐渐发觉，我们就要招来麻烦了。侦察气球已经找出了我们烟囱里的炊烟的方位，炮弹开始朝我们发射过来。它们都是那种该死的小玩意儿，打在地上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洞，散开去的时候那个范围可很广，离地又很近。它们接二连三地掉在我们的四周，距离越来越近了，可我们总不能把这些吃的东西撇下不管啊。那一批家伙继续在发射。有两三块弹片，打厨房窗子的顶上呼呼地穿过去。小猪我们已经烤好。但是要炸那点马铃薯饼，这会儿就难了。轰击来得那么紧密，弹片越来越频繁地打在厨房的墙上，随后从窗子里钻进来。每当我听到有样东西在呼呼地飞过来的时候，我就拿着煎锅和炸饼弯一下膝盖，蹲伏在窗子旁边的墙底下。随后我又马上直起身来，继续炸我的马铃薯饼。 那两个萨克森人停止演唱了，一块弹片扎进了钢琴。后来，我们终于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便组织大家把东西运回掩蔽壕去。在下一次轰击过后，两个人带着几罐蔬菜，冲过五十米，到了掩蔽壕里。我们看到他们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又是一次爆炸。大家都蹲了下去，随后又有两个人往那儿奔跑，各人带着一大壶最高级的咖啡，在下一次轰击以前到达了掩蔽壕。 随后，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抓起那件杰作：盛在一只大平底锅里的两头棕黄色的烤小猪。一声呼啸，一弯膝盖，他们一口气冲过了五十米空旷的田野。 我留下来要煎好那最后的四个油炸饼。有两回，我不得不趴到了地上，可我毕竟多煎了四个饼，而那正是我最最爱吃的。 于是我抓住那只高高堆着油炸饼的盘子，紧紧地贴在房门背后。嘘嘘地响了一阵，啪啪地爆了几下，我把盘子用双手抱住，压在胸口，飞也似的直奔过去。差不多快要赶到了，忽然有个呼呼的声音越来越响，于是我像一头鹿一样撒腿狂奔，掠过水泥墙，炮弹碎片溅在那道墙上，我在地窖的台阶上摔倒了，臂肘也被擦伤，可是我一个油炸饼也没有丢失，连盘子也没有破。 两点左右，我们开始用餐。这顿饭一直吃到六点。咖啡，我们喝到七点半，是军粮库里那种给军官喝的咖啡，还抽军官抽的雪茄和纸烟，也是从军粮库里弄来的。七点半整，我们开始吃晚饭。大约十点光景，我们把小猪的骨头抛到了门外。随后是干邑白兰地酒和朗姆酒，也都是从那个上帝保佑的军粮库里弄来的，接着又抽了那种又长又粗、缠着商标纸圈的雪茄。加登认为，眼下只少一样东西：军妓院里的姑娘。 到了深夜，我们听见了喵喵的叫声。一只小灰猫蹲在入口的地方。我们便把它逗引进来，还拿了点东西给它吃。这一下又把我们自己的食欲引起来了。我们嘴里还在嚼着，就躺下来睡了。 可是，那一夜过得很糟糕。我们吃的油脂太多了。新鲜的小猪使肠胃很不好受。掩蔽壕里不断地有人在进进出出。总有这么两三个人褪下裤子，蹲在外面，嘴里还在咒骂。我自己一共出去了九次。清早四点钟左右，我们创造了一个纪录：所有十一个人，卫兵和客人，统统都蹲在外面。 夜里，燃烧着的房子看上去像是一个个火炬。炮弹轰隆隆地飞过去，又哗啦啦地落下来。运送弹药的车队在大街上疾驰着。街道一边，那个军粮库被炸开了。于是那些车队的驾驶员，不顾满天纷飞的弹片，一窝蜂拥进去抢面包。我们也就乖乖地随他们的便。要是我们吭上一声，多半会挨他们一顿毒打。所以我们采取另外的办法。我们解释说，我们是卫兵，因而了解里面的情况，我们弄来了罐头食品，拿去交换我们缺少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要不了好久，这一切反正都会被炸得粉碎的。我们自己从库房里拿了一点巧克力，分成一块一块地吃着。卡钦斯基说，这对吃坏了的肚子有好处。 就这样吃啊，喝啊，闲游浪荡啊，过了差不多有十四天。没有人来干扰我们。这个村子在炮火底下逐渐消失，而我们却过着快乐的生活。只要军粮库还有一部分依然存在，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无所谓的，我们巴不得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战争结束。 加登已经变得过分讲究了，他雪茄只抽半支就扔掉。他趾高气扬地解释，说这是他的习惯。而卡钦斯基，他是精神最饱满的。每天清早，他的第一声叫唤总是：“埃米尔，把鱼子酱和咖啡送进来。”我们都摆出一副十分高贵的气派，人人都把别人当作是自己的勤务兵，使唤他，命令他。“克罗普，我脚底有点发痒，赶快把那虱子捉掉。”勒尔说道，便像一个女演员那样朝他伸出一条腿去，克罗普就把这条腿抓住了将他拖上台阶。“加登！”“什么事？”“稍息，加登；此外，不要说‘什么事’，要说‘是，遵命’！那么，加登！”加登就用歌德的《格兹·冯·伯利琴根》[24]这部剧里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来回答他，这句话他往往能够脱口而出。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调回去的命令。快乐的日子过去了。有两辆很大的汽车把我们运走。那车上高高堆着许多薄木板。可是克罗普和我还是把那张有四根柱子的床，连同一顶蓝色的绸帐、垫褥和两条带花边的罩单统统装在那顶上。床头后面还放上一袋最好的食品。我们不时摸进里头去，那些硬邦邦的火腿香肠，一罐罐的肝浆灌肠，一听听的罐头食物，一箱箱的纸烟，使我们心花怒放。每个人都随身带了满满一袋。 克罗普和我另外又抢救出来了两把红色的大靠背椅。它们就放在那张大床里面，我们伸开四肢坐在那上头，仿佛坐在包厢里似的。床帐的绸子在我们的头顶上给吹得鼓了起来，如同一顶华盖。每个人的嘴里都衔着一根长长的雪茄。就这样，我们居高临下地观看着这一带的风光。 在我们中间还放着一个鹦鹉笼，那是为了装猫而找来的。那只猫也跟着我们来了，它躺在笼子里，面前放着一盘肉，喵喵地叫着。 汽车在路上慢慢地开动着。我们唱着歌。在我们后面，从那眼下已经完全放弃了的村子里，炮弹掀起了一股股喷泉般的泥土。 几天之后，我们被派出去撤离一个村子。一路上我们遇见那些逃难的居民。他们拖着所有的家财杂物，放在手推车上，婴儿车上，或者驮在背上。他们形体伛偻，脸上充满着忧伤、绝望、慌忙和无可奈何的神态。孩子们牵着他们母亲的手，往往有个年纪较大的姑娘领着几个年纪小一点的，他们跌跌绊绊地往前走着，一再回过头来看。有几个还带着样子很可怜的玩具娃娃。他们打我们旁边走过的时候，大家都默不作声。 我们列成纵队行进着，法国人对一个还住着居民的村庄当然是不会轰击的。可是过了几分钟，空中呼吼着，大地震颤着，叫喊声响了起来，一发炮弹正好落在殿后队伍里。我们分散开，扑倒在地，可是就在那一霎时，我觉得自己的急智丧失了，这种急智一向使我在炮火底下往往不知不觉地把事情做对。“你完蛋了”的思想，伴着使人窒息和难受的恐怖闪现出来，于是下一刹那，一个打击活像抽一鞭子那样掠过我的左腿。我听见克罗普叫了一声，他就在我的身边呢。 “赶快，起来，艾伯特！”我喊道，因为我们都毫无掩蔽地躺在空旷的田野里。 他踉踉跄跄站起身来奔跑。我紧紧地跟在他旁边。我们必须翻过一道篱笆，这道篱笆比我们的个头都还高些。克罗普抓住一根树枝，我就托住他的腿往上一举，他叫了一声，我便将他一推，这样他就翻过去了。我纵身一跃，也跟着过去，却掉在篱笆后面的一个池塘里。 我们满脸都是浮萍和污泥，不过掩蔽倒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泡在齐颈的塘水里。每当炮弹声嘘嘘地响过来的时候，我们便把脑袋往水里一钻。 这样做了十几次以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克罗普抱怨着说：“让我们离开这里吧，要不我会沉进里头淹死的。” “什么地方你挂了彩啦？”我问。 “在膝盖那里，我觉得。” “你还能跑吗？” “我觉得……” “那就离开这里吧。” 我们赶到路边的水沟那里，弯着腰，沿着沟一路奔过去。炮火跟踪着我们。这条路通往军火库。要是那个地方爆炸的话，那么我们便没有一个能保住自己的脑袋。因此我们就改变计划，从田野里斜穿过去。 克罗普渐渐走不动了。“你走吧，我随后就来。”他说着，便倒了下去。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摇着他。“起来，艾伯特，你只要一躺下来，就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赶快，我扶你起来吧。” 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小小的掩蔽壕。克罗普跌了进去，我便给他包扎好伤口。那一枪正好打在他膝盖上面一点点地方。随后我看了看自己。我的裤子血淋淋的，手臂也一样。克罗普用他的急救药包把我的伤口包扎好了。他的腿早已不能动弹，我们两个人都很奇怪，我们到底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只是恐惧，才使这样的事成为可能，我们甚至还会奔跑，即使我们的双脚都被打掉了，我们还能用剩下的残肢来奔跑。 我还能爬这么一点路，便唤住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他们把我们给带走了。车上装满了伤兵。有个一等兵护理员在场，他在我们的胸口打了一针预防破伤风。 到了野战医院，我们整理了一番，两个人就并排躺下来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碗稀薄的清汤，我们贪婪又鄙夷地用汤匙舀出来吃了个光，因为我们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是这会儿毕竟都饿了。 “现在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 “但愿如此，”他答道，“我只希望知道自己受了什么样的伤。” 痛得更加厉害了。绷带像火一样地燃烧着。我们喝着，喝着，一杯水喝完了，又是一杯。 “我中弹的地方，在膝盖上面有多远？”克罗普问。 “至少有十厘米。”我回答。其实也许只有三厘米。 “我已经下定决心，”过了一会儿，他说，“假如他们要把我的腿截掉，那我就一了百了。我不愿意一辈子做一个残疾。” 就这样，我们思绪万千地躺在那里，等着。 傍晚时分，我们被拖到了“屠宰场”去。我吃了一惊，便很快想到我该怎么办。因为人人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轻易就动切除手术。在大批伤员源源涌到的情况之下，切除手术要比复杂的修补工作简单得多。我忽然想到了克默里希。怎么说我也绝对不让他们上麻醉剂，哪怕我非得砸碎他们几个人的脑袋瓜。 总算还好。那医生在我的伤口里拨弄了一转，弄得我眼前一片昏黑。“别再这样装腔作势了。”他骂道，便又乱戳起来。那些医疗器械在明亮的灯光下闪耀着，如同一群凶恶的野兽。那疼痛是难以忍受的。有两名护士牢牢地抓住我的两只胳膊，可是我还是挣脱了一只，正想砸碎那个医生的眼镜，却被他发觉，往后一跳避开了。“给这个家伙上麻药！”他愤怒地吼道。 于是我就镇静下来。“请原谅，医生先生，我会乖乖地一动也不动的，可别给我上麻药。” “那么好吧。”他咯咯笑着，又拿起了他的医疗用具。他是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年纪不出三十，脸上有几处伤疤，还戴着一副叫人讨厌的金边眼镜。这会儿我才发觉，他这是在故意折磨我，他只是在我的伤口里拨弄，还从他的眼镜上端偷偷地斜觑着我。我的双手使劲地抓住把手，我宁可死去，也不让他听到我一声轻微的叫喊。 他已经挖出一块弹片，扔给我。从表面上看来，他对我的这种行为感到满意，因为他现在为我上夹板的时候就很仔细，他还说：“明天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后来我又上了石膏。等我回去又跟克罗普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明天早晨很可能会开来一列运送伤兵的火车。 “我们一定要跟那个上士军医疏通一下，好让我们能够一直待在一起，克罗普。”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把两支贴着商标纸圈的雪茄奉送给了那个上士，随后又把我的来意透露给他。他闻了闻那雪茄，问道：“这种东西你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咧，”我说，“我的伙伴，”我指指克罗普，“他也有的是。我们倒很愿意明天拿来，从运送伤兵火车的窗子里递给您。” 他当然心中有数，便又闻了闻雪茄，说道：“行。” 整个晚上，我们一分钟也没有睡着。我们这间病房里，一共死了七个人。其中有一个，在呼吸开始困难、咯咯地喘气之前，竟用又高又尖的破嗓子男高音唱了一小时的赞美诗。还有一个，从病床上下来，爬到了窗口。他躺在那里，好像最后一次要向窗外眺望似的。 我们的担架停在月台上。我们在等候火车。天下着雨，月台却没有屋顶。我们的毯子又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 那名上士像母亲一般照顾我们。我虽然觉得情况很不妙，可是我并没有放弃我们的计划，心里一直想着它。偶尔我让他看看那个背包，还预付给他一支雪茄。作为报答，那上士给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老兄，”我忽然想起自己的事情来了，“我们那张有四根柱子的大床，还有那只猫……” “还有那几把俱乐部里用的安乐椅。”他补充说道。 是的，还有那几把俱乐部里用的红丝绒的安乐椅。一到晚上，我们往往如同王公似的坐在那上面，而且打算以后把它们按钟点出租。每小时一根纸烟。那倒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可以成为一项正常的营生。 “艾伯特，”我又说道，“还有我们那盛食品的袋子。” 我们有点忧伤起来。那些个东西，我们可能还会有用的。只要火车晚一天开走，卡钦斯基肯定会找到我们，而且会把东西带给我们的。 倒霉的命运。肚子里我们装的是面粉薄糊，医院里的糟糕伙食，而在我们那几个袋子里，却除了罐头食品，还装有烤猪肉。不过我们已经那么虚弱，对这样的事再也不会激动了。 火车早晨开到的时候，担架都已经湿透了。那上士留心让我们待在同一节车厢里。那里有一批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被安置在下铺。我被抬起来，关照好要住在他上面的那个铺位。 “老天爷！”我突然叫了起来。 “什么事啊？”护士问道。 我朝那个铺位斜觑了一眼。那上面铺着一条雪白的亚麻布床单，无法想象的干净，连熨烫过的皱褶都还留在上面。而我的衬衫却已经穿了六个星期都没洗过，脏透了。 “你自己一个人爬不进去吗？”那女护士担心地问。 “可以，”我流着汗说，“不过请您先把被褥拿掉。” “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活像一头猪。我一定要睡进去吗？“那会……”我踌躇着。 “有点脏吗？”她鼓励似的问道。“那没有关系，我们以后还会把它洗干净的。” “不，不是那个——”我激动地说。对这种突然来临的讲究，我简直经受不了。 “你们既然在前线睡过战壕，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洗这么一条床单。”她继续说道。 我瞅了她一眼，她年轻又漂亮，皮肤光滑而细腻，就跟这里所有的东西一样。一个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人竟然不是只服侍军官的，对此他会觉得很不舒服，甚至多少还会感到失措。 女人毕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她在强迫我说出这句话来呢。“只是……”我又说了，她一定会知道我的意思的。 “那么又是什么呢？” “因为那些虱子。”我终于吼叫起来了。 她笑了。“它们也该过一天好日子嘛。” 现在我什么都不管了。我爬进了铺位，盖好了被子。 有只手在被子上摸索。是那个上士。他带着雪茄烟走了。 一小时过后，我们发觉，我们在移动了。 夜里，我睡不着觉。克罗普也安静不下来。火车轻声地在轨道上滚动。这一切我还没法理解：一张床，一列火车，家。我低声唤道：“艾伯特！” “嗯。” “你知道厕所在哪里？” “我估摸，在车门的右边。” “我想去看一看。”车厢里黑乎乎的，我摸到了床边，想小心谨慎地溜下去。可是我的脚找不到一个立足点，我开始滑下来，那上着石膏的腿也帮不了什么忙，于是轰的一声我便倒在地上了。 “该死！”我说。 “你撞着了吗？”克罗普问。 “你能听清楚，”我喃喃地抱怨着，“我的脑袋——” 车厢后面的一扇门开了。那位女护士拿着个灯走了进来，直朝我望着。 “他从床上摔下来啦。” 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不过，你没有发烧。” “没有。”我表示同意。 “那么，你是不是做梦了？”她问。 “大概是的。”我把话岔开了。现在，盘问又开始了。她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瞅着我，她越是干净和优美，我就越是不能告诉她我需要的是什么。 我又被抬到了上头的铺位上。那固然很好。等她一走，我就得试着再爬下来。如果她是一个老太婆，那么把真情实况说出来也比较容易，然而她是这么年轻，最多只有二十五岁，那就不好办了，我对她不好开这个口。 这时候，克罗普来搭救我了，他不怕羞，别人被弄得难堪他都无所谓。他就去招呼那位女护士。她转过身来。“护士小姐，他要——”可是艾伯特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把这个意思无可指责、合乎礼貌地表达出来。在我们前线，只要说这么一个词就成，可是在这里，对着这样一位女士，可他一下子想起了在学校里的情形，便流利地续完了他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 “原来是这样，”那护士说，“不过上了石膏，他不应该从床上爬下来。那么，您要什么？”她转身问我。 对于这个新的转变，我大为震惊，因为那个东西行话叫什么，我毫无所知。那护士倒来帮我的忙了：“小的还是大的？”这种丢人的事！我像猴子一样冒着大汗，狼狈地说：“唔，只要小一点的——” 不管怎么说，这句话至少产生了一点效果。 我拿到了一个瓶子。几小时之后，就不再光是我一个人了，到了早晨，我们对这些事都已经习惯，而且提出什么要求，也一点不觉得什么不好意思了。 火车走得很慢。有时候它停下来，把死了的人抬下去。停车的次数很多。 艾伯特在发烧。我的情况还可以，只是有点疼，不过最糟糕的是，在那石膏绷带下面可能还有虱子。痒得厉害，而自己却挠不到。 整天，我们就是睡觉。田野风光从车窗外悄悄地掠过去。第三天晚上，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25]。我从护士那里听到，艾伯特因为发烧，就要在下一站抬下去。“这一列火车开到哪里？”我问。 “到科隆。” “艾伯特，咱们会在一起的，”我说，“你瞧着吧。”那护士第二次来巡视的时候，我屏住呼吸，把气逼到脑瓜里，脸又胀又红。她站住了。“您觉得疼吗？” “是的，”我哼哼着，“一下子疼起来了。” 她给了我一支体温计，就往前走去。要是我连这点窍门都不知道，那就说不上拜过卡钦斯基为师了。这种军用体温计，没有把有经验的军人考虑在内。你只要让那水银柱子升上去，那它就会停留在真空管里，不再落下来了。 我把那体温计夹在胳膊底下，向下倾斜，用食指持续不断地弹它。然后我再把它一摇。我就让它升到了三十七度九。可是这还不够。赶快点根火柴小心翼翼地放在它旁边，使它上升到了三十八度七。 当那护士走回来的时候，我直喘粗气，呼吸很急促，一双呆滞的眼睛瞪着她，烦躁地辗转反侧，轻声地说着：“我再也忍受不了啦——” 她在一张小纸条上把我也记下来了。我知道得很清楚，若非万不得已，我的石膏绷带绝不会重新打开的。 艾伯特和我一起被抬下车了。 我们住在一所天主教会的医院里，又是同一间病房。也是运气，这种天主教会医院是以治疗好和伙食好而闻名的。这所医院让我们这一趟列车上的人住满了，其中也有很多严重的病患。我们今天没有被检查，因为医生太少。在走廊里，装着橡皮轮的平板车接连不断地推过去，常常有人直挺挺地躺在那上面。一种糟糕的姿势——像这样让四肢都伸直了——只有在一个人睡熟了的时候，这样是可以的。 这一夜纷乱极了。没有一个人能睡着。快到早晨了，我才稍微打了个盹儿。醒来的时候，正好天亮。房门敞开着，我听到走廊里的声音。别人也都醒来了。有个人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三天了，他把这个情况向我们做了解释：“在这里，每天早晨那些护士都要在走廊里祈祷。她们管这个叫早礼拜。为了使你们大家都能够分享到福祐，她们就把房门给敞开了。” 这样做，用意的确是好的，却使得我们的骨骼和头颅都疼了。 “有这样的荒唐事，”我说，“正好一个人就要睡着的时候。” “所有的轻伤病患都在这里，因此她们才到这里来祈祷咧。” 克罗普呻吟着。我很气愤，喊道：“外面安静些。” 一分钟之后，有位护士出现了。她穿着白色和黑色的服装，看去像是一件很好看的咖啡壶的保暖套。“请您把门关上吧，护士小姐。”有人这样说。 “我们正在祈祷，所以才把门开着。”她回答。 “可是我们还要睡觉啊——” “祈祷要比睡觉好，”她站在那里，天真地微笑着，“何况现在已经七点钟了。” 克罗普又哼哼起来。“把门关上！”我吆喝道。 她完全不知所措了，看样子她根本不理解。“可是我们也正在为你们祈祷咧。” “那也得把门关上！” 她走了，门依然开着。应答祈祷的吟诵继续在进行。我火冒三丈，说道：“我从一数到三。如果还不停止的话，我要扔东西了。” “我也要扔。”又有一个人说。 我数到五。然后我抓起一个瓶子，瞄准了，从屋里扔到走廊上。它碎成了上千块。祈祷停止了。一大群护士涌了进来，一起克制地责骂我们。 “把门关上！”我们喊道。 她们撤走了。最先进来的那个矮小的护士现在最后离开。“异教徒。”她嘁嘁喳喳地说，可是毕竟把门关上了。我们胜利了。 中午，医院里的检查员来了，把我们训斥了一通。他拿坐牢什么的来威胁我们。不过，医院里的检査员名义上相当于军粮处的检查员，或者其他佩长剑、戴肩章的任何人员，可其实只是个文职官员，连新兵也从来不当他是一个真正的长官。所以我们就让他讲去。他们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是谁扔了那个瓶子？”他问。 我还没有考虑好要不要自己承认的时候，有人就说：“是我！” 有个髭须长得立起来的人坐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干吗要自己承认啊？ “是你？” “是的。我很激动，因为毫无必要把我们都吵醒，我丧失了理智，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他滔滔不绝地谈着。 “你叫什么名字？” “增援部队的后备兵约瑟夫·哈马赫尔。” 那检查员走了。 大家都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说是你干的呢？那根本不是你干的啊！” 他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没有关系。我有一张‘狩猎许可证’[26]。” 这样一说，大家当然都懂了。谁要是有了一张狩猎许可证，那就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是的，”他解释道，“我脑子有点毛病，他们就开给我一张证明，说是我的行动，有时候自己不能负责任。从那时候起，我的日子可过得美了。人家不敢来惹我。也没有人来对我怎么样。我承认是我干的，那是因为那一砸使我很高兴。如果明天她们再把房门敞开，我们还砸。” 我们都高兴极了。有约瑟夫·哈马赫尔在我们中间，什么风险我们现在都敢冒一下了。 随后来了那没有声响的平板车，把我们推走了。 绷带粘得很牢。我们好像公牛似的吼叫着。 我们一间屋子里有八个人。彼得，一个长着一头黑卷发的人，伤势最重——肺部中弹，病情复杂。他旁边那个弗兰茨·韦希特，胳膊上中了一枪，开始的时候看上去不是太糟。可是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喊着我们，要我们按铃，他认为自己在大出血。 我一个劲地按铃。夜班护士却并不来。那晚上我们已经向她提出过相当多的要求，因为我们个个都是新换的绷带，所以疼得很厉害。一个人要让他的腿这样子放，另一个人又要那样子搁，第三个人要点水喝，第四个人又要她把枕头抖松一点。最后，那个胖胖的老太婆恶狠狠地嘟哝着，大声地把门关上了。现在，她大概以为又是那一套，因此她就不来了。 我们等着。后来弗兰茨说：“再按。” 我就按了。她却始终没有再露面。在我们这一侧，夜里只有一位值班护士，也许她正好在别的屋子里忙吧。“弗兰茨，你确认你是在大出血吗？”我问。“不是的话，我们又要挨骂了。” “绷带都湿啦。有谁能开个灯吗？” 这也办不到。开关在门口，我们谁也站不起来。我把大拇指按在铃钮上，一直到麻木为止。说不定那个护士已经睡熟了。她们肯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那么一天又一天的，大家都劳累过度了。再加上固定要做的祈祷。 “我们要不要扔一个瓶子？”有“狩猎许可证”的约瑟夫·哈马赫尔问。 “她既然听不到铃声，就更不会听到这个了。” 后来，门终于开了。那个老太婆愁眉苦脸地出现了。当她一看到弗兰茨的情况，便忙乱起来，说道：“为什么没有人来通知我啊？” “我们是按过铃的。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路嘛。” 他血出得很厉害，她就替他包扎起来。到了早晨，我们看看他的脸，那脸已经变得瘦削蜡黄，而在前一天晚上，他看样子差不多还是很健康的。现在，一位护士便经常进来了。 有时候来一些红十字会的志愿护士。她们都很和蔼可亲，可就是往往粗手笨脚。给我们换床的时候，她们常常弄疼我们的伤口，接着她们又觉得很害怕，结果反而又把我们弄得更疼了。 修女就比较可靠。她们懂得该怎样对待我们，不过如果她们能再活泼一点，我们就会更加欢喜了。她们中间确有几个人富于幽默感，她们是了不起的。谁都愿意给利贝廷护士帮忙，这个了不起的护士，她把欢乐的气氛散布在整整这一侧的病房，哪怕只是远远地被望见。像她这样的人，这里还有好几个。我们愿意为她而赴汤蹈火。一个人实在不能抱怨了，因为在这里，修女们简直把他当作平民百姓来看待。只要想一想那种卫戍医院，就会叫人焦虑不安。 弗兰茨·韦希特没有恢复健康。有一天他被抬走了，以后就没有回来。约瑟夫·哈马赫尔对这件事十分清楚：“我们不会再看见他了。他们已经把他送到‘死屋’里去啦。” “你这是什么意思，‘死屋’？”克罗普问。 “啊，就是垂死病房——” “那么，那又是什么呢？” “医院这一侧的拐角上一间小屋子。凡是快要死去的人，就被送到那里去。里面有两张床。通常被称作垂死病房。” “可是，他们干吗要那样做呢？” “送去以后，他们就没有很多事可做了。而且也更加方便，因为它就靠在通往太平间的电梯旁边。他们这样做，或许也是为了别的病人，为了不让病房里的人有谁由于同情而死去。而且，如果他只是单独一个人的话，他们还可以更好地照料他。” “可是他自己会怎么样呢？” 约瑟夫耸了耸肩。“一般来说，他也不太在意了。” “那么，是不是人人都知道这些事呢？” “凡是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一点的，当然都知道。” 下午，弗兰茨·韦希特的床上新来了一个病人。两三天之后，他们又把这个新来的人抬走了。约瑟夫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我们看见很多人进来又出去。 常常有些家属坐在病床旁边，流着眼泪，或者困窘地轻声谈着话。有个老太太不愿意离去，可是她总不能通宵待在这里啊。第二天清晨，她一早就来了，然而她还来得不够早咧，因为当她走到病床跟前的时候，那上面早已躺着别人了。她只好赶到太平间去。带来的苹果，她就分给了我们。 后来，小彼得的病情开始恶化。他的体温记录卡看上去很糟糕。于是有一天，一辆平板手推车就在他床边停住了。“到哪儿去？”他问。 “到包扎病房去。” 他被抬了出来。可是那位护士却不该为了免得自己跑两趟，把他的军服上衣从挂钩上拿下来，一起放在手推车上。彼得马上就明白了，便试图从手推车上滚下来。“我要留在这里！” 她们把他按了下去。他从那被打穿的肺里有气没力地唤道：“我不愿意到‘死屋’去。” “可我们是去包扎室啊。” “那你们又为什么要拿我的军服上衣呢？”他不能再说什么了。嗓音既沙哑又激动，他嘟嘟囔囔地嗫嚅着。“留在这里！” 她们没有理睬，就把他推走了。车到门口，他又想挺起身来。他那长着黑色卷发的脑袋摆动着，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还会回来的！我还会回来的！”他哭叫着。 门关了。我们都很激动，可是大家都不吭声。最后，约瑟夫才说：“好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人一进到那里，就怎么也出不来了。” 我动了手术，呕吐了两天。我的骨头无法愈合了，医生的秘书这样说。另外有个人，骨头长弯了，后来又断了。真是倒霉。 在我们这批新到的病人中间，有两个年轻的士兵是平足。那是主任医生在查看病房时发现的，他高兴极了。“我们马上可以把它们矫正，”他跟他们说，“我们只要做一次小小的手术，那么你们就可以有一双十分健全的脚了。把他们记下来，护士小姐。” 他一走，那个什么都知道的约瑟夫就警告他们说：“千万别让他给你们动手术！这是那个老家伙对科学的狂热。只要他能够抓住一个人动一次手术，他就简直是发了疯。他要给你们的平足做手术，那没有错，你们的平足确实是没有了，可换了个畸形脚，从今以后，你们一辈子得拄着拐杖走路。” “那么，该怎么办呢？”有个人问。 “就说你们不要！你们到这里是来治疗枪伤的，不是来治疗平足的。你们在战场上，有没有为这双脚感到不方便？没有，那就好啦！现在你们还能够走路，可是如果那个老家伙给你们开这么一刀，那你们就会变成残疾。他需要的是用来做试验的人，所以对他来说，正如对所有的医生来说一样，战争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你去看一看下面那个部门吧。有十来个人走起路来总是一跛一瘸的，那都是他动的手术。不少人还是在1914和1915年来到这里的，好多年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比开刀以前走路更方便的，差不多个个都比以前更糟，而且大多数装了石膏腿。每隔六个月，他又抓住他们，把骨头重新弄断，而每一回总说是取得成功了。你们记着我的话吧，只要你们说一个‘不’字，他就不敢做这个手术的。” “啊，好家伙，”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厌倦地说，“即使弄坏你的脚，总不能弄坏你的脑瓜。如果你再上前线，到底会弄成个什么样子，你能说得出来吗？他们爱给我做手术，就让他们做去吧，只要我能够回得了家。有一只畸形脚总比死好咧。” 另外那一个，也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却不愿意这样做。第二天早晨，那老头儿把两个人都叫了上去，又是说理，又是责骂，折腾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他们就同意了。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啊。他们不过是个小兵，而他却是一个显要人物。他们被送回来的时候，还上着麻药，绑着石膏咧。 克罗普的病情恶化了。他们把他抬走，做了截肢手术。他的整个一条腿，被草率地全部截掉了。如今，他几乎一声也不吭。有一次他说过，只要他能够再一次拿到自己的手枪，那么第一件事便是把自己打死。 又开到了一个运输车队。我们病房里送来了两个双目失明的病人。其中之一，是个年纪很轻的音乐家。护士给他喂饭的时候从来不用餐刀，他已经从一位护士手里抢走过一把。尽管这样谨慎小心，可还是发生了意外。晚上，正在喂他吃饭的时候，那护士从他床边被喊走了，盘子连同餐叉就留在那桌子上。他摸着了餐叉，把它一把抓住，用尽平生之力戳向心坎，随后抢过一只鞋，使足了劲朝那叉柄上敲着。我们大声呼救，得有三个男人才能把餐叉从他胸口拔出来。那并不锋利的叉刺，已经深深地戳到里面去了。他把我们痛骂了整整一夜，弄得谁也没法睡着。到了早晨，他痉挛发作了。 床位又空出来了。一天又一天，在疼痛、恐惧、呻吟和临终喘气中过去。甚至那太平间也不再顶用了，那个地方太小啦。在我们病房里，有人就在夜里死去了。他们死得太快，那些护士简直来不及应付。 可是有一天，房门忽然敞开，有辆担架车推了进来，那担架上直挺挺、喜滋滋地坐着那个苍白瘦弱、满头卷发的彼得。利贝廷护士满面春风地把他推到原先的床位上。他是从垂死病房里送回来的。我们早就以为他已经死了。 他朝四周望了一望：“现在你们该怎么说啦？” 这一下连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他也还是第一次经历。 逐渐地，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被准许站起来了。也给我发了一副拐杖，我可以一跛一瘸地走来走去了。不过我也很少去使用，因为我在房间里走动的时候，受不了艾伯特的瞪视。他常常用一种奇异的眼色紧盯着我。因此我有时候就溜到走廊上去。在那里，可以走动得比较自由了。 下面一层，都是腹部和脊椎受了伤的，头部受了伤的，还有两腿或两臂都已经被截掉了的。右侧住的是伤了下颚的，中了毒气的，还有鼻子、耳朵和脖颈受了伤的。左侧是瞎了眼的，肺部受了伤，骨盆受了伤，关节受了伤，肾脏受了伤，胃部受了伤的。到了这里，一个人才第一次意识到人身上到处都可以中弹咧。 有两个人破伤风死了。他们脸色发白，四肢僵硬，到最后，只有他们的一双眼睛还活着——久久地活着。很多受伤的人，他们被打碎的四肢临空荡在吊架上，伤口下面放一个盆，让脓水滴在那里。每隔两三个小时，便将容器倒空一次。还有一些人躺在伸缩绷带里，用个沉重的秤砣吊在床的一头。我看见肠子受伤的，肠道里面常常塞满了粪便。医生的秘书给我看过一些X光照片，拍的是完全被打碎的髋骨、膝盖和肩膀。 一个人无法理解，在这样支离破碎的躯体上面，居然还有着人的脸，而生命依然在那里一天天地运行着。而这里还不过是一所医院，也仅仅是一个部门——在德国有成千上万，在法国有成千上万，在俄国也有成千上万。如果这样的事情都是可能的，那么所有能够写出来、做出来或者想出来的一切将是多么没有意义啊！那就必然都是些谎言，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几千年的文化都还没法制止这种血流成河，制止这种成千上万个苦刑监狱存在的话。单是一所医院，就可以显示出战争是个什么样了。 我年纪很轻，才二十岁。可是对于人生，却对除了绝望、死亡、恐惧以及与悲痛的深渊联系在一起的迷惘浅薄之外一无所知。我看到了不同民族彼此敌视，而且默然地、无知地、愚蠢地、甘心地、无辜地在互相残杀。我看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还在发明武器和撰写文章，使这种种敌视和残杀更为巧妙，更为经久。跟我同样年龄的人，这里还是那里，在全世界，全都看到了这些事情。所有跟我同时代的人，也都同我一样经历了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突然站立起来，走到我们的父辈面前，要求给以说明，他们会怎么样呢？如果没有战争那样一个时代来临，他们会指望我们一些什么呢？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杀人——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职业。我们对于人生的知识仅限于死亡。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病房里年纪最大的一个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由于腹部严重受伤，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十个月了。近几个星期来，他有了好转，居然能够弯着腰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了。 好几天来，他心情一直十分激动。他妻子从她居住的波兰那个小家庭里写信给他，说她已经攒了些钱，足够支付路费，要来探望他了。 她早已启程，随便哪一天都可能到来。莱万多夫斯基吃东西也没有味道了，连红甘蓝煎香肠也只尝了两三口就送给了别人。他经常拿着那封信在病房里打转，那封信每个人都早已看过十来遍，邮戳也不知道给验看过多少次了，而地址则由于油垢和指印，几乎难以辨认了。结果，肯定会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莱万多夫斯基发起烧来，他只能回到床上去了。 他已经有两年没有看见他的妻子了。在这段时间里，她生了一个孩子，这一次她也把他一起带来了。可是，莱万多夫斯基的心里，却老是想着另外一些事情。他曾经希望等他老婆来的时候，可以得到许可出去一次，因为事情很清楚：见面固然很好，但是一个人在分别了那么长的时间以后重新遇到了他的妻子，要是正好有这个可能，他需要干一些其他的事。 莱万多夫斯基跟我们花过很多时间讨论这些事情，因为在军队里，这些事根本不算什么秘密。何况也没有人认为这里头有什么不对。我们中间有些已经能够出去的人，告诉他镇上有两三处万无一失的偏僻场所，广场和公园，那里不会有人去干扰。有一个人甚至还知道有一间小小的屋子咧。 可是那一切都有什么用处啊，莱万多夫斯基还忧心忡忡地躺在床上呢。如果这件事情他也非得放弃不可的话，那么活着对他来说就再也没有什么乐趣了。我们安慰他，并且答应他会设法成全他的这件好事。 第二天下午，他的妻子来了，那是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有着一双怯生生、圆溜溜的鸟一样的眼睛，披着一件有褶边和饰带的黑斗篷，天知道这件东西她是从哪里继承得来的。 她轻声地喃喃自语着什么，腼腆地立定在门口。这可叫她吓住了，我们有六个男人在场。 “怎么啦，玛雅，”莱万多夫斯基说道，冒着险转动他的喉核咽了一口唾沫，“你尽管进来，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她走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然后她放下抱着的小孩，这时候那小孩在尿布里已经搞了些名堂了。她从一只绣着细珠的大手提包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布，给孩子换上，让他清洁利落一点。这就使她消除了最初的困窘，两个人于是开始谈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十分烦躁不安，他不时斜着那凸出的圆眼睛，非常凄惨地朝我们瞟视一下。 时机很有利，医生已经查过病房，最多不过有一位护士会进来看望一下。为此，我们中就有一个人走出去侦察了一番。他回到房里，点了点头。“连个人影也没看见。现在是你的机会了，约翰，就干吧。” 两个人悄声地谈着话。那女的脸蛋有点红了，看样子颇有几分尴尬。我们好意地傻笑着，还做了个别去管他的手势，表示那又有什么关系啊！让这种种偏见见鬼去吧，那是为另一个时代准备的，这里躺着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被枪弹打成残疾的士兵，那里是他的妻子，谁知道什么时候他能够再跟她见面呢？他既然需要亲亲她，而且他也应当亲亲她，那就好啦。 我们有两个人站在门口望风，抢在护士前面，万一她们碰巧要进来，就设法缠住她们。两个人同意去把守，大约一刻钟左右。 莱万多夫斯基只能侧着身子躺着，因此我们就有一个人拿了两三个枕头去垫在他的背后，克罗普把那小孩抱好，随后我们大家都把身子稍微转过一点，那件黑斗篷便钻进被窝去，消失不见了。于是我们便叽叽喳喳地大声谈笑，还闹闹嚷嚷地玩牌。 一切都很顺利。我拿到了一手梅花，还有四张杰克，一圈差不多已经兜过来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把莱万多夫斯基给忘了。过了一会儿，那小孩开始哭喊起来，尽管艾伯特拼命地这边那边地摇晃他。稍微有点吱吱嘎嘎和窸窸窣窣的响声，我们抬头一望，便看见那小孩嘴里含着一个奶瓶，原来他又回到母亲怀里去了。那件事已经干完啦。 我们自己现在都感觉到大家像是一个大家庭似的，那女人精神相当焕发，而莱万多夫斯基则是汗涔涔、乐滋滋地躺在那里。 他打开那只绣花的手提包，有几条很好的香肠露了出来，莱万多夫斯基仿佛挥舞花束一样抓起一柄小刀，把那点肉切成了碎片。他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指指我们——于是那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便挨个走过来，朝我们一个个微笑，还一个个分给我们香肠，这会儿她看起来简直很漂亮呢。我们都管她叫妈妈，她很高兴，还为我们拍打拍打枕头。 几星期之后，我每天早晨得上山德尔学院[27]去。在那里，我的一条腿被紧紧勒住，要把它弄得能够活动。一条胳膊老早已经治好了。 从前线又开到了一批运输车队。绷带都不再用布料制造，而是用白色的皱纸来做。纱布绷带在前线可太缺少了。 艾伯特的断腿恢复得很好。伤口差不多已经愈合了。过几个星期，他就要到人工补装肢体的部门去。他仍然很少说话，而且比以前更加严肃了。说话的时候，他往往忽然中断，呆呆地直瞪着前面。要不是跟我们一起住在这里，他这条命早就结束了。可是现在，他最坏的一个时期已经过去。我们玩牌时，他也常常来看看了。 我得到了几天休假。 我母亲不让我离开。她身体那么虚弱。跟上次相比，要坏得多了。 后来，我又被调到团里去，重新开上火线。 跟我的朋友艾伯特·克罗普分别，心里好生难受。可是一个人在军队里，这样的时刻也习以为常了。 11 我们不再计算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我来的时候是冬天，那时候炮弹爆炸起来，冰冻的土块差不多跟弹片一样的危险。而现在，树木又绿了。我们的生活，就在前线和营房之间更迭变换。对这种生活，我们几乎都已经习惯了，战争是死亡的原因，正如癌症和结核病，又如流行性感冒和痢疾一样。不过死亡的情况发生得更加频繁，更加多样，更加残酷罢了。 我们的思想是块泥土，随着时日的变迁，它被揉捏成不同的形状——我们休息的时候，那是好的，而一上火线，它就死了，里里外外都是一片片弹坑。 大家感到以前的东西都不适用了，而且对这些东西也真的不明白了。人人都是这样，不单是我们防地的人。修养和教育上的差别几乎都已经被抹掉，再也辨认不出来了。有时，这些差别也给你一点好处，使你可以充分利用某种环境，可是同时又带来一种害处，它们会引起拘束的心理，而这又正是必须加以克服的。这好比，从前我们是各地自己铸造的硬币，人们把它们熔化了，于是现在大家都成了同样的模式。要重新找出以前的差别，那就得检验金属本身了。首先，我们是士兵，而后，在一种古怪而腼腆的方式里，又是不同的个人。 这是一种以奇特的方式，把民歌中的亲密关系、犯人中的团结感情以及死囚之间那种不顾一切的互助精神糅合在一起的伟大的兄弟情谊，它闪着微光，照耀着那处在危险境地、充满死亡的紧张和孤寂、渐渐变成无动于衷地及时行乐的生活。如果有人要给它一个评价，那么它既是英雄的，又是平庸的，可是谁愿意那么干呢？ 正是出于这一点，譬如说，加登一听到敌人要来进攻的消息，就以飞快的速度把他那碗肥肉青豆汤用汤匙舀下肚去，因为他不知道一小时之后自己会不会还活着。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我们曾经讨论了很久。卡钦斯基认为不行，因为他说一个人必须把腹部受伤的可能性估计在内，那时候肚子塞饱就要比肚子空着危险得多。 这些事都是真正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全很严重，可是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在这死亡的边缘，生活遵循着一条极其简单的路线，它只局限在那种必不可少的东西上，其他的一切统统沉没在阴暗的睡梦里，那里则有着我们的原始意识和活命思想。如果我们辨别能力较强，我们早就发疯，开小差，或者没命了。这好比到北极去探险，生活中的每一种表现都只能为维持生存服务，而且只能被迫集中在这一点上。其他的一切都被排斥了，因为它们只会消耗不必要消耗的力量。那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方法。每当幽静的时刻，过去岁月那不可捉摸的反光，如同一面模糊的镜子，在我前面照出我眼下存在的这个身影的时候，我往往面对这个自己坐着，仿佛面对一个陌生人似的，心里老是纳闷，为什么那自称为“生命”的、难以名状的积极的东西，竟然能和这个形态相适应。其他的一切表现都沉没在冬眠之中，生活仅仅是对于死亡威胁的一种持续的戒备，它把我们变成不动脑筋的动物，为的是给我们以本能的武器，它拿麻木不仁来灌输我们，为的是使我们在恐怖面前不致一垮到底，假如我们具有清醒、自觉的思想，恐怖就会压倒我们，它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战友的情谊，为的是使我们免于坠入孤寂的深渊，它给予我们野兽的冷漠，为的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使我们在任何时刻都能感觉到一种有利因素，还可以把它存储起来，准备对付虚无的袭击。就这样，我们过着一种极其肤浅、与世隔绝的艰苦生活，不过偶尔也会有这么一件事闪出一个火花。随后却出人意料地冒出一种剧烈、可怕的渴望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那些便是危险的时刻，它显示出适应只是勉强的，那并不是单纯的休息，而是为争取休息而进行的紧张的奋斗。从生活形式的外表看来，我们跟丛林中的野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些人可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充其量由于发挥了他们的精神力量，说不定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我们则恰恰相反：我们的内在力量不是致力于更新，而是致力于退化。他们是原始的，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我们过着原始生活却是经过了紧张的努力，是非常勉强的。 夜里，从睡梦中醒来，被一拥而上的许多幻觉压倒、蛊惑，一个人会惊奇地感觉到立脚点是多么不牢，面前的黑暗形成的界限又是多么脆弱。我们是一些小小的火苗，仅仅靠一道单薄的墙垣，来抵挡那毁灭性的疯狂袭击，在这样的袭击之下，我们摇曳着，有时候差不多就要熄灭了。于是战斗的窒闷吼声变成一个环，把我们团团包围起来，而我们就一起爬了进去，睁大眼睛凝视着黑夜。我们唯一的安慰便是战友们熟睡后那轻匀的呼吸，我们就这样等待着天明。 每一天和每一小时，每一发炮弹和每一次死亡，都在研磨这根脆弱的支柱，而岁月很快就把它磨损了。我看到，它早已在我的周围逐渐崩塌下来。有个关于德特林的疯狂故事。 他是那么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的不幸就是在花园里看到了一株樱桃树。我们正好从前线回来，在我们新的宿营地附近，一条路的拐角上，这株樱桃树立在我们面前，在晨曦中显得十分新奇。它没有树叶，而是白皑皑一团锦簇的花丛。 那天傍晚，德特林不见了。后来，他终于回来了，手里拿着几枝盛开的樱桃花。我们还开他的玩笑，问他是不是要去参加婚礼。他没有回答，却把花放在床上。夜里，我听到他弄出一种窸窸窣窣的响声，仿佛在包扎什么东西。我预感到要出什么岔子，就走到他那里去。他装出一种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跟他说：“可别干傻事啊，德特林。” “啊，唔——我不过是睡不着觉罢了。” “你干吗折下那些樱桃树枝？” “我要折樱桃树枝的时候，当然我就可以去折，”他固执地答道，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家有一个很大的果园，里头栽着樱桃树。樱桃开花的时候，从放干草的阁楼上望去，好像一整块床单，是那么的白。现在正是时候了。” “也许你不久就可以休假了。作为一个农民，你甚至还会被遣送回家咧。” 他点点头，可是他已经心不在焉了。这些农民一朝激动起来，会有一种古怪的表情，变成个母牛和渴望之神的混合物，一半痴呆，一半销魂。为了引开他的思绪，我向他要一块面包。他无条件地给我了。那倒可疑啦，因为他一向是吝啬的。所以我就一直醒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到了早晨他又和往常一样了。 很可能他已经察觉到我一直在注视着他。可是第三天早晨，他还是走了。我注意到了，可是我一句话也没说，为了想给他以时间，说不定他是能够穿越过去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已经逃到荷兰去了。 可是到了点名的时候，却发现他不在了。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才听到他已经被战地宪兵，那种卑鄙的军事警察逮捕。他一直朝着德国的方向走去——那当然是毫无希望的——而他所做的其他种种事情，当然也同样是疯狂的。本来任何人都会明白，他开小差不过是一种怀乡病和一时的思想混乱。可是在前线后面一百公里的军事法庭会知道些什么呢？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德特林的消息了。 然而，这种危险，这种被抑制着的东西，有时又以别的方式爆发出来，就像来自一个加热过度的锅炉似的。只要说一下贝格的结局就够了。 战壕已经被摧毁很久了，现在有的是一条伸缩性的防线，因此事实上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阵地战了。当进攻与反击来来回回进行了一阵之后，那里就只剩下来一条支离破碎的战线和弹坑跟弹坑之间的激烈的战斗。前面的防线被突破了，于是一小股一小股的部队到处建立起自己的阵地，战斗就在一簇簇弹坑丛中进行着。 我们在一个弹坑里，英国兵从侧边插过来，正在包抄我们的侧翼，就要突入我们背后的阵地了。我们已经被包围起来。要投降也不容易，雾气与硝烟笼罩着我们，谁也看不出来我们要投降，也许我们本来就不愿意投降。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我们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冲着我们过来了。我们的机关枪瞄成一个半圆形，在我们前面扫射着。冷却水蒸发完了，我们急忙拿个盒子挨个递过去，让大家把尿撒在里面，就这样水又有了，我们能够继续进行射击了。可是在我们后面，进攻的枪声却越逼越近。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完蛋了。 正在这时候，第二挺机关枪从最短的距离发射起来了。那机枪架设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弹坑里，是贝格去弄来的，这一下，反攻从后面过来，我们得到了自由，跟后方也有了联系了。 后来，我们在相当好的掩蔽下躺着的时候，有个送饭来的炊事兵讲起，离这里两三百步路，倒着一只受了伤的通讯警犬。 “在哪儿？”贝格问。 那个人把地方描述给他听了。贝格撒腿就走，想要把那畜生抓回来，或者把它一枪打死。半年以前，他才不管这种事咧，那时他很理智。我们试着拦阻他。后来，他还是毅然走了，我们只能说：“你疯啦！”也就让他去了。因为这种前线疯狂症的发作，如果你不能把那个人摔在地上，而且把他紧紧扭住，会变得很危险。而贝格身高一百八十厘米，是整个连队身体最强壮的人。 他是实实在在地疯了，因为他非得穿过火力网不可。可是在我们头顶上到处守候着的这道闪电，却击中了他，使他发了狂。别人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开始狂吼，奔跑，有一个人还试着用手、脚和嘴不断地挖土，想钻到地里头去。 这样的情况固然往往是假装出来的，但是假装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征兆。本来要去结果那条狗的贝格，自己在骨盆上受了伤，被抬回来了，而去抬他的人当中，有一个在抬的时候，小腿肚上中了一颗子弹。 缪勒死了。有人对准他的肚子近距离打了一发信号弹。他活了半个小时，头脑非常清醒，感觉十分痛苦。临死之前，他交给我一只皮夹，还留给我一双长筒靴——正是当年克默里希留给他的那一双。我就拿来穿上了，因为穿在脚上正合适。等我死后，这双靴子归加登所有，我已经答应他了。 我们总算能把缪勒安葬了，但是他不大可能不受干扰地安眠很久。我们的战线正在往后撤。那边，英军和美军新开到的生力团队太多了。罐头咸牛肉和白面包也太多了。还有太多的新式大炮，太多的飞机。 然而我们却在消瘦和挨饿。我们的伙食那么差，掺的代用品又那么多，吃得我们都病了。德国工厂的老板都成了大富翁，痢疾却使我们的肠子阵阵作痛。茅坑蹲架上始终挤得满满的。应该让祖国的人到这里来看看这些又灰又黄、又惨又瘦的脸，看看这些蜷曲的人形，腹痛把他们身体里的血都给绞出来了，由于疼痛他们的嘴唇哆嗦着，甚至扭歪着，彼此苦笑着说：“把裤子再拉起来，一点意义也没有……” 我们的炮兵连队停止了炮击，因为炮弹太少啦，而且炮筒也磨损得那么厉害，目标瞄不准，弹片太分散，有时甚至会掉到自己头上来。我们的马匹也太少了。我们的生力部队都是些贫血的、需要休息的孩子，他们连个背包也背不动，可就只知道去死。这样的人就有成千上万。他们对打仗一点也不懂，就是一个劲往前冲，让自己被打死。单是一个飞行员，开一次玩笑，就把他们两连人都劈劈啪啪打光了，那时候他们刚刚从火车上下来，还没听说过有所谓隐蔽这回事。 “要不了好久，德国非变得空无所有不可。”卡钦斯基说。 说是有朝一日总会有个结束，这种希望我们都已经放弃了。我们根本没有想得这么远。一个人可以碰上一颗子弹，就这么死了；一个人也可以受点伤，于是军医院便成了他的下一站。在那里，如果他没有被截断肢体，那么早晚也会落到这样一个军医官的手里，这人纽扣孔里佩着一枚战争功勋十字章，对他说道：“什么，一条腿短了一点吗？在前线你也不需要用腿跑，如果你有点勇气的话。这个人属于‘可用于作战’。去吧！” 卡钦斯基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孚日到佛兰德，整个前线都传遍了，关于一个军医官的。这个军医官念着一份体检名单上的名字，当一个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连看也不看一眼，便说：“可用于作战，我们前方需要战士。”有个装着木腿的人来到他面前，那个军医官又说，可用于作战。“于是，”卡钦斯基扬起嗓音，“那个人就跟他说：‘我早已装了一条木腿，可是当我再回去，他们又把我的脑袋打掉的时候，那我去装一个木脑袋，就变成一个军医官了。’”这个回答听得我们大家都乐了。 好的医生可能有，而且也还多的是。然而，每一个士兵在那上百次的体检中，总会有这么一回落到一个专抓英雄的医生手里，这种人为数众多，他们尽心竭力，要把名单上的“可用于工作”和“可用于防卫”的尽可能都改变成“可用于作战”。 这样的故事多得很，而且大多数还要辛辣得多。尽管如此，它们却与叛乱哗变和诽谤污蔑毫不相干，它们不过是正直坦率，实事求是罢了。因为在军队里，就是有很多欺诈、不义和卑鄙下流。尽管一个团又一个团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投入那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战斗，尽管在越来越后退、越来越崩裂的前线，一次进攻接着一次进攻，不是都算不了什么吗？ 坦克已经从一个嘲笑的对象变成一种严重的武器。它们装着铁甲，排成长列，滚爬过来，对我们来说，它们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体现战争的恐怖。 向我们这边发射密集炮火的大炮，我们并没有看见，敌军步兵的进攻行列，也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可是这些坦克却是机械，它们的履带旋转奔驰，宛如战争一样无尽无休，它们就是毁灭，它们毫无感觉地滚进了弹坑，随后又不可阻挡地爬上去，那是一队呼吼咆哮、喷吐浓烟的防弹装甲，一群刀枪不入、把死人和伤者碾碎压烂的钢铁野兽。在它们面前，我们那薄薄的皮肤底下人都萎缩了，要抵御它们的庞大的重力，我们的胳膊不过是一根根稻草，我们的手榴弹也只能算是一根根火柴。 炮弹、毒气烟雾和坦克群——碾碎，腐蚀，死亡。 痢疾、流行性感冒和伤寒——哽塞，烧灼，死亡。战壕、医院和群葬墓——其他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在一次进攻中，我们的连长伯廷克阵亡了。他是最出色的前线军官之一，在每一个情况危急的场合，他总是出现在最前面。跟我们相处了两年，他从来没有负过伤，因此到最后事情还是非发生不可。我们据守在一个坑穴里，被团团围住了。油或是汽油的恶臭，跟火药的烟气一起吹了过来。发现两个人带着火焰喷射器，一个人背着一只箱子，另一个人双手抓着一根软管，火就从这根管子里喷出来。如果他们逼近，可以够得到我们，那我们就完蛋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没法退避的。 我们向他们开火。可是他们却越逼越近，事情看来不妙了。伯廷克和我们一起躺在那坑穴里。当他看到我们打不中他们，因为在猛烈的火力下我们不能不多方考虑到设法掩蔽，他便抓起一支步枪，爬出坑穴，卧倒后，用臂肘撑着，举枪瞄准。他发了一枪，就在这同一霎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们已经发现了他。他仍然卧倒着，重新瞄准，他移动了一下位置，再一次瞄准目标，最后才砰地打了一枪。伯廷克一松手，枪掉了下去，说了一声：“好。”便滑回坑穴里。两个带着火焰喷射器的人，打头的那个中了一枪，倒了下去，软管从另外一个人那里滑了出来，那火往四面八方喷射，这个人就被烧死了。 伯廷克胸部受了伤。过了一会儿，一块碎片又把他的下巴给削掉了。就是这块碎片，还有足够的力量撕裂了勒尔的屁股。勒尔一边呻吟，一边用一条胳膊支撑着，血冒得很快，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正像一根逐渐流尽的软管，两三分钟过后他就颓然倒下了。他在学校里是一位那么出色的数学老师，可是现在又有什么用处呢？ 几个月过去了。1918年夏天，是个流血最多、情况最惨的季节。一天一天的日子，好像那不可思议地立在毁灭的圆环上面的披金穿蓝的天使。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一场战争我们失败了。关于这件事，大家谈得并不多，我们只是往后退，在这一次大进攻之后，我们不可能再发动什么攻势，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兵员，再也没有什么弹药了。 然而，战役还是在进行着，死亡还是在继续着……1918年夏天，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最起码的生活。我们营房周围草地上那红艳艳的罂粟，草叶片上那滑溜溜的甲虫，又暗晦又阴冷的房间里那暖和的夜晚，薄暮时分那黑乎乎、鬼森森的树木，星星和潺潺的流水，幻梦和悠悠的睡眠——啊，人生啊，人生啊，人生！ 1918年夏天，从来没有像我们重上前线的一瞬间那样需要默默无言地忍受。关于停战与和平的沸沸扬扬、激动人心的谣言到处流传着，它搞乱了我们的心，使得重上前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难了。 1918年夏天，前线的生活，从来没有比炮轰的时刻更为痛苦、更使人胆寒了，那时候发白的脸伏在污泥里，双手痉挛地抓着唯一的念头：不！不！不能是现在！不能是现在这最后的一刹那！ 1918年夏天，在烧焦了的战场上掠过的希望的微风，焦急、失望的狂热，最使人痛心的死亡的恐惧，无法理解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还不来一个结束？又为什么这个关于结束的谣言却在沸沸扬扬地流传？ 这里有那么多飞机，飞得都很安稳，它们追捕一个一个的人，正像追捕一只一只的野兔似的。对付一架德国飞机，至少会飞来五架英国和美国飞机。对付战壕里一个饿着肚子、疲乏无力的德国兵，会冲来五个身强力壮、生气勃勃的敌军。德国这边有一条军粮面包，那边却有五十听罐头肉。我们不是被打败的，因为作为战士，我们更为优秀，更有经验。我们根本是被压倒的优势力量挤垮、逼退的。 我们一连度过了几个星期的阴雨天。灰茫茫的天空，灰沉沉的烂泥，灰洞洞的死亡。我们一走出去，那雨水马上就会把我们的外套和衣服浸得透湿，在前线的时候，一直都是湿漉漉的。我们身上从来没有干过。那些还穿着长筒靴的人，就把沙袋裹在上面，使泥浆不致很快地流到里头去。步枪生锈了，军服粘住了，样样东西都在流动着，溶解着，大地是水淋淋、湿漉漉、油腻腻的一大块，上面是一个个黄澄澄的池塘，漂着一缕缕螺旋形的血水，那些死了的、受伤的和幸存的人，都慢慢地往那池塘里沉落下去。 暴风雨抽打着我们，密如雨点的弹片，从灰蒙蒙、黄澄澄的一片混沌中落下来，撕扯着受伤者那尖厉的、孩子似的呼叫，到了夜里，支离破碎的生命在沉寂中发出艰难的呻吟。我们满手尘土，浑身黏泥，我们的眼睛像积着雨水的池塘。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 然后，那炎热如同海蜇一般，又湿又闷，猛一下跌进了我们的坑穴，也就是在这种迟夏的日子里，有一天在送饭的时候，卡钦斯基倒下了。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把他的伤口包扎好，看样子他的胫骨被打碎了。那一下打到了骨头，卡钦斯基绝望地哼哼着：“现在这个时候——正好是现在这个时候——” 我安慰他。“谁知道这一场灾难还要延续多久啊？你现在倒是得救了——” 伤口开始很快地流着血。不可能把卡钦斯基一个人留下来，让我试着去找一副担架。况且，我也不知道附近什么地方有医疗站。 卡钦斯基不是很重，所以我就把他驮在背上，跟他一起回到急救所去。 我们休息了两次。一路上他痛得很厉害。我们不大说话。我已经把短上衣的领子敞开，喘着粗气，我流着大汗，还由于背的时候用足了劲，脸都肿胀了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催促他继续往前走，因为这个地方很危险。 “我们要不要再往前走，卡钦斯基？” “一定要，保罗。” “那就来吧。” 我把他扶起来，他用那条没有受伤的腿站着，身子靠在一棵树上。随后我小心翼翼地抓起他那条受伤的腿，他猛一抖动，我就把那条好腿的膝盖也夹在胳膊底下。 我们走路越发困难了。常常有那么一发炮弹，嘶嘶地呼啸而来。我尽可能急步前进，因为卡钦斯基伤口里的血已经滴落在地上。我们没有办法很好地避开炮弹的爆炸，因为我们还没找到掩蔽处，而危险早都过去了。 为了等候炮轰过去，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弹坑里躺了下来。我从自己的军用水壶里倒了点茶给卡钦斯基。我们还抽了一根纸烟。“唔，卡钦斯基，”我沮丧地说，“我们毕竟就要分开了。” 他没有吱声，只是朝我瞅着。 “你还记得吗，卡钦斯基，我们怎么样征服那只鹅的？还有，你怎么样把我从困境中救出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新兵，又是第一次负伤？那时候我还哭鼻子呢。卡钦斯基，那差不多是三年以前的事了。” 他点点头。 对于孤独的忧虑在我心里升腾起来。卡钦斯基被送走以后，这里我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卡钦斯基，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还是要见面的，如果和平真正到来的时候你还没有回来的话。” “你认为，像我这样会不会再被列为‘可用于作战’？”他痛苦地问。 “你休息一阵就会好的。关节都很正常嘛。也许就可以复原咧。” “再给我一支烟。”他说。 “也许以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干点什么事情，卡钦斯基。”我十分难过，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卡钦斯基——卡钦斯基，我的朋友，这个肩膀耷拉着、唇髭稀疏而又湿透的卡钦斯基，我对任何人都比不上对他那样了解得清楚的卡钦斯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同甘共苦的卡钦斯基——这个卡钦斯基，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不可能了。 “不管怎么样，把你家的地址留给我，卡钦斯基。这里是我的地址，我会给你写下来的。” 我把他的地址抄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已经感到多么的孤独，虽然他仍然坐在我的身边。难道我就不能往自己脚上赶快打它一枪，以便可以跟他一起去吗？蓦然间，卡钦斯基咕噜咕噜地喘起气来，脸色也发青发黄了。“我们再往前走吧。”他嘟嘟囔囔地说。 我跳起来，热情地想帮助他，我把他背起了，撒腿就跑，是那种稳重的、缓慢的长距离跑步，使得他的腿不致摆动得太厉害。 我的喉咙发了干，我的眼睛前面乱舞着红色和黑色的星点，我顽强并毫不怜惜地跌跌绊绊地前进着，最后，终于赶到了医疗站。 在那里，我双膝一屈，跪了下来，但我还有足够的力量，让自己倒在卡钦斯基那条好腿的一边。过了几分钟，我才慢慢地直起身来。我的腿和手都在发抖，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的军用水壶，想喝它一口。喝的时候，嘴唇也在哆嗦。可是我微微笑着——卡钦斯基得救了。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把那钻进我耳朵里来的各种嘈杂的嗓音辨别出来了。 “你本来可以不必费事的。”一个卫生员说。 我一点不懂地望着他。 他指了指卡钦斯基。“他确确实实已经死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胫骨上受的伤啊。”我说。 那卫生员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也一样——” 我转过身去。我的眼睛仍然很模糊，汗水重新在我头上冒出来，淌过了眼皮。我把它抹掉了，朝卡钦斯基那边觑了一眼。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他昏过去了。”我急忙说道。 那卫生员轻轻地吹了下口哨：“还是我懂得多一些。他是死了。在这上面我赌多少钱都愿意。” 我摇了摇头：“不可能！仅仅十分钟以前，我还在跟他谈话咧。他是昏过去了。”卡钦斯基的手是温热的，我把一只胳膊从他肩膀底下伸过去，想拿点茶叶来擦擦他的太阳穴。我觉得我的手指头有点湿滋滋的。当我把手指从他的脑袋后面抽出来的时候，它们已是血淋淋的了。那卫生员又从牙齿缝里嘘了一声：“你瞧——” 在路上我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卡钦斯基的脑袋瓜上就已中了一个弹片。那上面只有一个很小的洞，那准是一个极细极细的流弹的碎片。可是那也已经够了。卡钦斯基死啦。 我慢慢地站起身来。 “你要不要把他的薪资簿和其他东西拿去啊？”那个一等兵问我。 我点点头，他就把东西都给了我。 那卫生员很惊奇。“你们没有亲属关系吧？” 没有，我们没有亲属关系。没有，我们没有亲属关系。 我在走着吗？我还有脚吗？我扬起眼睛，我让它们滚动，我也跟着它们旋转，一个圆圈，一个圆圈，这时我只好停住脚步。然而，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只是志愿军战士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已经死了。 于是，我就再也不知道什么了。 12 秋天了，老兵剩下来的已经不多。我们班上在这里的七个人，我是最后的一个。 人人都谈论着和平和停战。大家都等待着。要是再来一个失望，他们就都会垮掉的。希望很强烈，不来一个爆炸性事件，它是不可能又被打消的。如果没有和平，那就会发生革命。 我得到了十四天的休息，因为我吞下了一点毒气。在一座小小的花园里，我整天坐着晒太阳。马上就要停战了，这消息现在我也相信啦。到那时，我们都可以回家了。 我的思想停留在这里，再也不往远处去了。以优势力量吸引着我、等待着我的，只有感情。那是对生命的贪欲，那是对家庭的眷恋，那是对亲属的怀念，那是对解救的陶醉。然而，目的是没有的。 如果我们在1916年回家，那么由于我们所受的痛苦以及种种经历赋予我们的力量，说不定会掀起一场风暴。要是现在回去，那我们将会厌倦，崩塌，耗竭，没有根基，也没有希望。我们将会再也找不到我们的道路。 而且，人们也不会了解我们，因为在我们之前成长的一代，虽然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些年，但是他们都早已成家立业，现在会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战争就会被忘掉，而在我们之后成长的一代，像我们从前一样，跟我们完全陌生，将会把我们推在一边。甚至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也是多余的，我们的年龄逐渐增长，有些人将会适应，还有些人只是顺从，而大多数人将会茫然不知所措。岁月流逝，到最后我们将归于毁灭。 可是，也许我想到的这一切，只是忧伤和惊愕，等我重又站在白杨树下，谛听那树叶簌簌作响的时候，它们就会烟消云散。那些使我们的血液不能宁静的温存，那些不可捉摸的、使人惊讶的、即将来到的东西，未来的千姿万态，梦里和书里的旋律，跟姑娘亲近的暖人心房的预感，说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是不可能的，说它们已经在密集炮火，在悲观失望，在军官妓院中统统消失了，也是不可能的。 这里，树木发出绚丽和金色的光彩，山梨的果实红艳艳地挺立在叶簇中间，通衢大道白皑皑地直通到地平线外，营房食堂仿佛蜂窝一般嗡嗡地响着关于和平的谣言。 我站起身来。 我十分镇静。让时光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到来吧，它们不会拿走我什么，它们再也不能拿走我什么了。我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没有希望，倒可以无所畏惧地面对着它们了。这些年来让我忍受过来的生活，我依然看得见，感触得到。我是不是已经征服了它，我不知道。不过，只要它还在那里，那它自会找寻它自己的出路，不管心里的“我”说些什么，愿意还是不愿意。 1918年10月，他倒下了。那天，整个前线是那么的安静，乃至军队报告上只写了这样一句话：西线无战事。 他向前倒下，好似在地面睡着了。把他翻躺过来时，你会发现他并没有遭受太久的痛苦：他的脸上呈现着平和与宁静，好像很高兴结束终于到来了。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