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作者:伊恩·莫里斯 内容简介 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发现美洲的却是哥伦布? 为什么中国、日本没有发明蒸汽机、纺纱机? 为什么中国越来越保守,西方越来越敢于冒险? 为什么康熙大帝、张居正挽救不了当时的中国? 为什么在近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陷入了静止状态? 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 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东方为何沉寂多年? 很多学者在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社会制度,甚至盲目的随机事件中寻找解释,而没有关注确凿的物质现实世界。 伊恩莫里斯站在长达5万年的东西方人类发展史上,指出为什么西方的统治地位既非长期注定,也非短期偶然。这两种理论都无法解释为何在落后的情况下,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反而远远超过东方。他认为,关键是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脚步,社会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本书将各个学科的最新发现联系起来,并独创社会发展指数,衡量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东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程度,展示了财富和力量如何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并就此奠定西方几百年来的统治地位。 但本书并未止步于此,伊恩莫里斯指出,我们越回溯历史,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我们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会使现在变得更明朗。本书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同时通过对过去的梳理,结合战争、能源和气候变化等,大胆预测了在未来的几百年里,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推荐序 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世界辉煌 《西方将主宰多久》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巨著。 它前所未有地提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以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相互赶超”为主线展开的。 它前所未有地提出:发端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主体,中华文明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标志,率先以治理的“高端策略”摆脱了“低端策略”,即以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这是东方文明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第一次赶超西方文明,并最终在隋唐时期领先世界,并为人类文明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制度创新遗产。 它前所未有地指出,以公元11世纪的文艺复兴为标志,西方再次逐步“赶超”中华文明。直到19世纪,西方开始统治世界。西方的优势在于它在长期的赶超中形成了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自19世纪开始,西方的治理体系不仅被视为有效的,而且还被视为普适的;不仅被视为富强之理,而且被称为正义之道。 它前所未有地指出:西方在21世纪将被中国赶超,西方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危机,而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危机。但是,中国也不能因自身经济的增长而沾沾自喜,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经济,来自军事、社会和环境生态,而且来自制度。 它前所未有地使我们认识到:再次全面赶超西方文明的中华文明,正在步入新的秦皇、汉武和贞观之治的时代,这个灿烂的时代呼唤新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部可以与《资治通鉴》相媲美的书,因为《资治通鉴》创作于中华文明第一次世界辉煌的尾声,这部书则预示着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世界辉煌的先声。 韩毓海 北京大学教授 前言 艾伯特亲王在北京 伦敦,1848年4月3日。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在痛。她这样脸贴地跪在木码头上已经有20分钟了。她强忍住泪水,既愤怒又恐惧,并且已精疲力竭。现在,天开始下起雨来。绵绵细雨浸湿着她的衣裙。她只希望,没人误以为她是因恐惧而战栗。 她的丈夫就在她身旁。如果她伸出手臂,就可以将手搭在他肩上,或者为他理顺被雨打湿的头发,赋予他力量,以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要是时间能够静止不动就好了,或者匆匆过去。要是她和艾伯特亲王在别的地方就好了,只要不在这里。 他们就这样等待着——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亲王、威灵顿公爵和大半的朝臣——双膝跪地等在雨中。看得出来,河上出了点问题。由于中国舰队的旗舰过于庞大,无法驶入东印度码头,总督耆英大张旗鼓的伦敦之行只能改乘一艘稍小些的装甲汽船,此船以他的名字命名。可即使是耆英号,对于布莱克沃尔的码头来说,还是嫌大了些。6只拖船牵引着耆英号进港,场面一片混乱。总督耆英面无表情。 透过眼角的余光,维多利亚女王可以瞥见码头上的小型中国乐队。一个小时前,乐手们的丝质长袍和怪异的帽子看起来还非常华丽,现在被英格兰的雨水打湿了,凌乱不堪。以为耆英的轿子即将上岸,乐队四度奏起嘈杂的东方乐曲,又四度戛然而止。第五次,乐手们终于奏至曲终。维多利亚女王心中一颤。耆英终究要上岸的,这事真的发生了。 接着,耆英的随从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如此贴近,维多利亚女王都能看清他鞋上的针脚。鞋面上绣着小小的龙、升腾的云烟和火焰,比她的侍女的女红要精致得多。 随从以单调低沉的声音,朗读着来自北京的官方声明。维多利亚女王已知晓上面的内容:道光皇帝恩准了不列颠女王向宗主国致敬的意愿;维多利亚女王乞求向清帝国进贡和纳税,并顿首臣服;道光皇帝恩准将英帝国纳为中国的领地,并准许英国遵从中国之道。 但在英国,人人皆知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起初,中国人受到了欢迎。中国资助过英国人民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后者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不准英国船只驶进欧洲各港口。但1815年后,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越来越廉价,最终导致兰开夏的纺织厂破产倒闭。当英国人抗议并提高关税时,中国军队将骄傲的英国皇家海军一举击溃,将纳尔逊海军上将击毙,并洗劫了南部海岸沿线的各个城镇。近8个世纪以来,英国无人能侵,可是如今,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将永远记入耻辱的史册。她的统治时期充斥着凶杀、洗劫和绑架,充斥着战败、耻辱和死亡。现在,耆英,这个道光皇帝的奴才,亲自来了,越发显得伪善和不怀好意。 这时,跪在维多利亚女王身后的翻译轻咳了一声,只有女王能够听到。这是一个信号:耆英的下属已讲到赋予她“儿皇帝”身份的部分了。维多利亚女王从码头上抬起前额,起身恭受属于野蛮人的帽子和长袍,那象征着英国的耻辱。她这才第一次端详起耆英来。 她不曾料想,眼前的这个中年人如此充满才智,如此活力四射。他难道真是那个令她畏惧的怪物吗?这时,耆英也第一次看到维多利亚女王。他看过维多利亚女王加冕的画像,但她比想象中更为健硕、更为寻常,并且十分年轻。她浸在雨水中,浑身都湿透了,甲板上的泥点溅了她一脸。她甚至不知道如何规矩地叩头。多么粗鄙的人啊! 最可怕的、无法想象的时刻到了。两名中国官员深鞠着躬从耆英背后走出,扶艾伯特亲王起身。维多利亚女王知道,她既不能出声,也不能动弹——事实上,她僵在原地,抗议不得。 他们把艾伯特亲王领走了。艾伯特亲王庄严地走了,他步履蹒跚,停了下来,回头望着维多利亚女王。那一眼里,仿佛有整个世界。维多利亚女王昏倒了。她还未倒在甲板上,就被一个中国侍从扶住——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女王,即使是一个外国的邪恶女王,晕倒受伤也是不妥的。艾伯特亲王仿佛梦游一般,失魂落魄,他的表情凝固了,他喘着粗气,离开了自己的国土。他登上踏板,走进深锁的豪华船舱,踏上了去中国的航程。在那里,他将作为道光皇帝的陪臣幽居在北京城中。等到维多利亚女王苏醒过来,艾伯特亲王已经走了。终于,她忍不住呜咽起来,浑身都在颤抖。艾伯特亲王要花费半年时间才能到北京,回来也要同样长的时间。他还要在那些野蛮的中国人中生活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道光皇帝的召见。她能做什么呢?孤身一人,她将如何保护自己的人民?在这一切暴行之后,她将如何面对这个万恶的耆英? 艾伯特亲王一去不返。他到了北京,在那里,他以流利的中文和对儒家经典的了如指掌震惊了天朝。就在他走后不久,接踵而至的消息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发动起义,砸毁打谷机,起义风潮席卷英国南部,血腥的巷战在半数欧洲国家的首都爆发。几天后,道光皇帝接到耆英的上书,建议将艾伯特这样有才能的亲王幽禁在中国,保障其安全。这一暴动是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中华帝国也曾经历过,但面对如此骚动的民众,不应心存侥幸。 于是,艾伯特亲王幽居在北京城中。他丢弃了英国人的装束,留起了满族人的长辫子,时光荏苒,年复一年,他对中国的经典日渐谙熟。他独自在中国生活,终日与佛塔为伴,垂垂老矣。在这金笼子里被幽禁了13年之后,他终于弃世而去。 在世界的另一面,维多利亚女王把自己关在白金汉宫寒冷的房间里,对她的殖民宗主不闻不问。英国完全由耆英治理,数不胜数的所谓政客匍匐着乞求与他做交易。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驾崩的时候,没有举行国葬,人们只是耸耸肩,带着讽刺的微笑看着这一中华帝国时代之前的最后一件老古董湮没于史册。 从圆明园中抢走的京巴狗 当然,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至多只发生了一部分。确实存在一艘叫“耆英号”的中国船只,它也确实曾在1848年4月驶入伦敦的东印度码头(见图1),但那并不是艘装甲舰,也并未载着一名中国总督到伦敦来:真实的耆英号只是一艘装饰华丽的木质帆船。几个英国商人几年前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买下这艘小船,他们觉得,将它送回故国会是一大笑料。 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亲王和威灵顿公爵确实曾驾临泰晤士河畔,但并不是来给他们的新主子叩头的。相反,他们是作为游客来观赏在英国所见的第一艘中国船的。这艘船确实是以两广总督耆英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耆英并没有在1842年中国水师摧毁英国皇家海军后接受英国的臣服。真实情况是,他在那一年代表中国政府向英军求和。在此之前,一支英国海军中队摧毁了其所到之处的所有中国战舰,使中国的海防炮台寂然无声,封锁了联系京城和鱼米之乡江南的大运河,使京城陷于饥荒之中。1848年,道光皇帝确实统治着中国,但他并没有使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劳燕分飞。事实上,女王夫妇十分恩爱地继续生活在一起,维多利亚女王不时发点儿脾气,直到艾伯特亲王1861年辞世。实际上是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使得道光皇帝夫妇劳燕分飞。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有
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故事终。 然而,这当然不是故事的结局,它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何西方拥有马克沁机枪,而其他地方没有?这是我将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因为答案会告诉我们,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然后,我们可以据此提出第二个问题。人们关注西方缘何主宰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想要知道,这一现状是否会继续存在,会继续存在多久,会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即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 当20世纪缓缓过去,日本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在21世纪早期,它将是不可回避的。中国的经济规模每6年就会翻一番,在2030年以前,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如我所述,在2010年年初,大多数经济学家指望着中国,而非欧美,重新点燃世界经济的引擎。2008年,中国主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两个中国“太空人”成功进行了太空行走。中国和朝鲜都拥有核武器,西方战略家担心美国将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西方的主宰地位还能保持多久,这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历史学家的预言能力之差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们大多拒绝谈论未来。 然而,关于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我思索得越多,便越意识到,业余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的理解比大多数专业学者要透彻得多。“你越能回溯历史,”丘吉尔坚称,“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按照这一思路(虽然丘吉尔可能并不会赞同我的回答),我认为弄明白西方为何主宰当今世界,有助于了解21世纪将会出现何种局面。 当然,我并非第一个探究西方为何主宰世界的人。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已有250年之久。在18世纪以前,这一问题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时它并无多大意义。17世纪,西方知识分子首次开始认真地琢磨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东方的悠久历史和成熟文明面前自惭形秽;而少数当时关注西方的东方人对此也认为理所当然。有些中国官员欣赏西方人精巧的钟表、威力巨大的火炮以及精确的历法,但他们并不觉得效法这些除此之外一无长物的西方人有何价值。如果18世纪的中国皇帝知道伏尔泰等法国哲学家写诗赞颂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认为,这些法国哲学家们本该如此。 但自从工厂烟囱里排放的浓烟密布英国的天空,欧洲知识分子们便意识到,他们有一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他们似乎正在主宰世界,却不知为何。 欧洲的革命家、反革命分子、浪漫派和现实主义者都在思索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思索得如痴如狂,产生了千奇百怪的预言和理论。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主要分为两类,我将其分别命名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无须赘述,并非每种想法都能恰巧归入某一阵营,但这一分类方式的确有助于聚焦问题。 长期注定理论的观点是,自从史前时期,某一关键因素使得东西方判然有别,从而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至于这一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何时开始发挥作用,长期派内部产生了激烈分歧。他们中有些人强调物质因素,如气候、地形或者自然资源,其他人则指向一些无形的因素,诸如文化、政治或宗教。那些重视物质因素的人倾向于把“长期”看得极为漫长,他们中有些人上溯15000年至冰河时期末期,有些甚至上溯至更为久远的年代。而那些强调文化因素的人则把“长期”看得稍微短些,仅上溯1000年至中世纪,或者上溯2500年至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和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生活的时代。 但是有一点,那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不管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长驱直入攻进上海,还是10年后美国人迫使日本开放口岸,在冥冥之中,这些都是在几千年以前的一系列事件中就早已注定的。一个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会说,以艾伯特亲王在北京和京巴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这两个反差鲜明的场景作为本书的开头,作者是个十足的傻瓜。维多利亚女王是稳操胜券的,这一结果无法避免。这在无数世代以前就注定了。 粗略算来,在1750~1950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变体。其中家喻户晓的版本是,欧洲人在文化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自从罗马帝国日薄西山,大多数欧洲人首先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寻根溯源至《新约》。但在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问题上,一些18世纪的知识分子则另辟蹊径,重新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源头。他们认为,2500年以前,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以理性、创新和自由为特征的独特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欧洲人与众不同。他们也承认,东方人有自己的文化,可东方的传统是无序、保守和等级森严的,无法与西方思想匹敌。由此,许多欧洲人得出结论,他们攻城略地,包举宇内,是因为他们有优越的文化。 到了1900年,在西方的经济和军事优越性中痛苦挣扎的东方知识分子,就算历尽波折,往往最后接受了这一论调。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叩关东京湾的20年内,日本兴起了明治维新运动。一批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被译成日文,倡导民主改革、发展实业、解放妇女以赶上西方的思潮应运而生。甚至有些日本人希望将英语作为国语。19世纪70年代,像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这样的日本知识分子则强调问题的形成是长期注定的:日本的文化大多源自中国,而中国在遥远的过去就已误入歧途。结果是,日本仅仅是“半开化”。福泽谕吉认为,虽然这个问题是长期注定的,但也并非不可动摇。通过摒拒中国影响,日本也可以达到完全开化。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需要排外,而需要自我革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宣称,中国的传统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完好的,中国只需要造些汽船,买些洋枪。最终证明这是一个谬论。1895年,现代化的日本军队奇袭中国要塞,缴获中国军队的洋枪,并瞄准中国的军舰。显而易见,问题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拥有合适的武器。到了190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追随日本的道路,译介经济学和进化论方面的西方书籍。与福泽谕吉的观点相同,他们的结论是,西方的主宰是长期注定的,但并非不可改变,通过摒拒过去,中国也可以迎头赶上。 但是,西方有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认为,东方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认为,文化使西方登峰造极,但那并非西方主宰世界的根本原因,因为文化本身是有物质起因的。有些人相信,东方过于炎热,或者瘴疠盛行,故而无法培育出像西方一样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或者因为东方人口过密,消耗了所有的剩余产品,人们的生活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因而无法产生像西方那样自由、前瞻的社会形态。 各种各样带着不同政治色彩的长期注定理论纷纷涌现,其中以马克思的版本最为重要,影响力也最大。就在英国军队抢走京巴狗洛蒂时,正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中国问题专栏撰稿的马克思提出,政治才是确立西方主宰地位的真正因素。他认为,数千年来,东方国家是如此的集权和强大,以至于阻遏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古代的欧洲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又带来了共产主义,而东方却滞留在君主专制阶段,无法走上与西方一样的进步道路。尽管历史并未完全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发展,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列宁和他的追随者)改进了马克思的理论,声称一场革命的先锋运动可能将古老的东方从沉睡中惊醒。但是列宁主义者们也认为,只有当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打碎陈腐的旧制度时,这一切才会发生。 整个21世纪,西方继续跳着复杂的舞步,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些似乎并不符合长期注定理论的史实,而长期派则据此修正了自己的理论。例如,如今无人质疑,当欧洲的航海大发现时代刚刚开始时,中国的航海技术遥遥领先,中国船员已经知道印度沿岸、阿拉伯地区、东非地区,可能还包括澳大利亚。[1] 1405年,钦差总兵太监郑和从南京出发驶向斯里兰卡,他率领的船队有将近300艘舰船。其中既有运输饮用水的水船,也有宏伟的宝船,后者装备有先进的船舵、水密仓和复杂的信号发送装置。在他的2.7万名船员中,有180名医生和药剂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加的斯出发的时候,他手下只有3艘船,90名船员。哥伦布手下最大的那艘船的排水量,只有郑和宝船的1/30,85英尺[2]的船长还不及郑和宝船的主桅高度,只有它舵杆的两倍长。哥伦布的船队既无水船,也无医生。郑和有罗盘指路,凭借21英尺长的海图,他对印度洋了如指掌。而哥伦布则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更不必说正向哪儿驶去。 这可能使任何一个认为西方的主宰地位在遥远的过去就已根深蒂固的人踌躇,但也有几本重要的著作争辩道,归根结底,郑和的例子也符合长期注定理论,只是解释更为错综复杂而已。例如,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他的皇皇巨著《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重新诠释了疾病和人口因素使得欧洲对中国拥有绝对优势的说法。他提出新论,认为中国人口密集,故而偏好集权政府,而密集的人口又削弱了统治者从郑和航行中牟利的动机。因为所向无敌,大多数中国皇帝担心的不是自己如何获得更多财富,而是贸易可能使不受欢迎的商人阶层致富。又因为国家非常强大,他们可以禁止这种危险的做法。在15世纪30年代,远洋航海活动被禁止,郑和的航海记录可能于15世纪70年代被毁,从而终结了中国伟大的航海时代。 生物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经典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中有类似的论述。他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何在贯穿中国和地中海的那个纬度带内诞生了最初的文明。他写道,欧洲而不是中国主宰当今世界的原因是,欧洲的半岛地形使得小王国有能力抵御潜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权力,而中国更为浑圆的海岸线使得中央集权而不是诸侯割据成为偏好,由此带来的政治统一使得15世纪的中国皇帝能够禁止郑和那样的航行。 与之相反,在政治权力分散的欧洲,尽管一个又一个君主拒绝了哥伦布疯狂的提议,他总能另寻明主。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郑和像哥伦布那样有如此众多的选择,可能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3](Hernán Cortés)在墨西哥遇到的就将是个中国统治者,而不是遭受厄运的孟特儒[4](Montezuma)。但是根据长期注定理论,巨大的非人为力量,如疾病、地形和地理使这种设想沦为空谈。 然而,郑和的航海之举和其他许多史实使有些人瞠目结舌,无法再契合长期注定理论的模型。就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表明东方国家也可以使欧洲人在耗资靡费的战争中甘拜下风。1942年,日本曾一度将西方势力逐出太平洋地区,然后,又在1945年骤然跌落,落得战败的下场。 后来,日本转变方向,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巨头。1978年以来,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在走一条相似的道路。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甚至在2008年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增长的速度令西方政府即使在其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里也会忌妒。或许,我们需要将老问题暂且搁置,而提出一个新问题:不是西方缘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长期注定理论就是为一个并不存在的西方主宰地位寻求远古解释,自然也就是一纸空谈了。 这种种不确定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解释为何西方曾经主宰世界,而今却丧失了主宰地位。我把这些理论称为“短期偶然”理论。短期偶然理论相比长期注定理论要更为复杂,并且这一阵营中存在着十分激烈的分歧。但有一点,所有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错的。西方并不是在洪荒年代就已确立了全球主宰地位,直到19世纪以后,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才暂时领先于东方,即使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的。艾伯特亲王在北京的假想场景并不是我愚蠢的虚构。它完全可能发生。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一切都是偶然吗 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闻名于世的是政治、修剪整齐的棕榈树和长期居住于此的影星约翰·韦恩(John Wayne,当地机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虽然他并不喜欢飞机在高尔夫球场上空飞过),而不是激进的学术。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地成了全球历史短期偶然理论的中心。两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Bin Wong)[5]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以及社会学家王丰,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主张不管从哪方面考察——生态结构或家庭结构,技术和工业或金融和机构,生活水平或消费品位——迟至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要想解释为何是京巴狗洛蒂到了伦敦,而不是艾伯特亲王去了北京,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持短期偶然论者,如标新立异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写过30多本著作,从史前学到拉美金融,内容无所不包),他认为东方的条件实际上比西方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状况。弗兰克总结道,欧洲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遥远的边缘半岛”。因为亚洲市场蕴藏着真正的财富,欧洲人非常渴望进入亚洲市场。1000年前,他们试图通过十字军东征开辟通向中东的道路。当发现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有些欧洲人,像哥伦布,转而试图向西航行以到达中国。 那样做也失败了,因为有美洲横亘在中间,但弗兰克认为,哥伦布的错误恰恰标志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发生变化的开端。在16世纪,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却面临着持续的白银短缺。而美洲有充裕的白银,为了应对中国的需求,欧洲人驱使美洲原住民在秘鲁和墨西哥的山岳间开采出了15万吨贵金属。其中1/3最后流入了中国。白银、野蛮和奴隶制,正如弗兰克所言,将西方带到了“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座位上”,但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西方才能“取代亚洲的火车头地位”。 弗兰克认为,西方的崛起,归根结底,与其说是由于欧洲人的主动精神,还不如说是由于1750年以后“东方的衰落”。他相信,这一切是从白银供应缩水开始的。白银供应缩水引发了亚洲的政治危机,却为欧洲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由于欧洲缺少用于出口的白银,欧洲人开始实现工业机械化,以制造在亚洲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弗兰克称,175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也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造成了迥异的结果:在中国,这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引发了政治危机,并且抑制了创新;而在英国,则为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正当东方惨淡经营之时,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本来应该发生在中国,但是最后还是发生在了英国,西方继承了整个世界。 但是,其他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却对此表示不敢苟同。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他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若干年,创造了术语“加州学派”用以描述短期偶然理论家)争论说,直到1600年以前,东西方的优势大致相当,它们都由强大的农业帝国统治,复杂的神职系统守卫着古老的传统。18世纪,从英国到中国,处处遍布着瘟疫、战火和王朝的覆灭,将这些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大多数帝国还是恢复了元气,重新巩固了正统思想的统治,而西北欧的新教徒则摒弃了天主教传统。 戈德斯通认为,正是这种反抗行为推动着西方走向工业革命之路。挣脱了古代意识形态的束缚,欧洲科学家们迅速有效地揭开了自然鬼斧神工的奥秘,而与之同样具有务实传统的英国企业家们则学会了利用煤炭和蒸汽工作。到了1800年,西方已取得了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地位。 戈德斯通认为,这些都不是长期注定的,事实上,一些偶然事件本来可能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进程。例如,在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中,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军队射来的滑膛枪子弹撕破了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大衣肩袖,后者觊觎着英国王位。“幸好子弹射偏了一些”,威廉亲王或许会这样感慨。是啊,戈德斯通说,如果那发子弹再低几英寸[6],天主教可能仍然统治着英国,法国可能会主宰欧洲,而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彭慕兰想得更远。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原本便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说,在1750年左右,东西方都在走向生态灾难。比起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要快得多,人们为了生存,几乎穷尽一切办法,如发展农业、运输货物,以及重新组织人力。他们几乎达到了科技所能允许的极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预计,19世纪和20世纪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 可是,事实上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先前所有年代的总和。彭慕兰在他的重要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同弗兰克的观点一样,彭慕兰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但是,与弗兰克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迟至1800年,欧洲的好运仍然有可能丧失。彭慕兰指出,为了给英国早期粗糙的蒸汽机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这就需要种植足够多的树,从而占据很大的空间——事实上,人口拥挤的西欧地区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空间的。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幸运又降临了:英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炭储备,以及快速实现机械化的工业。到了1840年,英国人将以燃煤为动力的机器普及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可以长驱直入驶入长江的铁甲战舰。要不是有了燃煤作为动力,英国将不得不每年多燃烧1500万英亩[7]的林地,而英国根本没有这么多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开始了,生态灾难避免了(或者说至少推迟到了21世纪),西方一夜之间克服困难,主宰了全球。这根本不是长期注定的,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奇特的巧合。 关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短期偶然理论的种种变体,从彭慕兰的侥幸避免全球灾难论,到弗兰克的在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中暂时转移论,其中的分歧之大,就好比长期注定理论阵营中贾雷德·戴蒙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差异。尽管两大理论派别内部都有诸多分歧,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线划分了两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理论。有些长期派宣称,修正派只是在兜售以次充好、政治上正确的伪学术;短期派则回应道,长期派是亲西方的辩护士,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这么多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竟如此大相径庭,这说明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本书中,我将阐明,不管是长期派还是短期派,都误解了历史的形态,从而得出了片面和矛盾的结论。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视角。 从历史的形态中把握未来 我的意思是,不管是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还是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都赞同在过去的200年间西方主宰了全球,但对在此之前世界是什么状况,他们存在分歧。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对前现代历史的不同评估。我们解决这一争端的唯一途径是研究这些更早的时期以建立总体的历史“形态”。只有建立稳定的基础后,我们才能够卓有成效地解释历史进程。 可是,似乎无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大多数写书论述西方缘何主宰的专家都拥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现代史的学术背景,大体而言,他们是当代或近代事件的专家。他们倾向于聚焦最近的几代人,顶多回溯500年,简略地梳理早先的历史(如果他们回溯历史的话)——尽管主要争议是,赋予西方主宰地位的因素是在较早的时代便已存在,还是在现代突然出现的。 少数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十分与众不同,他们先是聚焦于遥远的史前时期,然后突然跳到了现代,而对于其间的数千年则很少提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把这种做法推演到了极致——他认为,出现于史前时期的农业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那时和推动哥伦布等航海家远渡重洋的社会大发展时代之间,大约过去了4000年,相较过去而言,中间发生的事件乏善可陈”。 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研究局限在史前时期或现代,我们将一无所获。不妨加一句,如果我们将目光局限在中间的那四五千年,也将不会有收获。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在讨论历史为何呈现此种形态之前,将整个人类的悠久历史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建立起整体的形态。这正是我试图在本书中做到的。 我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专业是公元前1000年的古地中海研究。1978年,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古典学者都醉心于长期注定理论,认为始创于2500年前的古希腊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中的有些人(大多是年纪较长者)甚至会说,正是这一古希腊的传统使得西方优于世界其他地方。 从我的记忆来看,这些丝毫不成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在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从事古希腊城邦国家起源的研究。这使我与在世界其他地方从事类似研究的人类学考古学家成为同行。他们公然嘲笑道,认为古希腊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开启了以民主与理性为特色的西方传统,这一观点是荒诞不经的。就像人们常常会做的那样,几年间,我脑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直在你争我斗:一方面,古希腊社会循着与其他古代社会一样的进程发展;而另一方面,它开启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发展轨道。 1987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第一份教职的时候,要平衡脑中的这两种观点变得更为困难了。在芝加哥大学,我教授久负盛名的西方文明史课程,时间跨度从古代雅典到东欧剧变。为了备课,我必须比以前更认真地研读中世纪和现代欧洲史。结果我发现,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与其说人们遵守了古希腊给予西方的自由、理性和创造的传统,还不如说人们完全违背了这些。为了寻根究底,我开始博览史籍。我惊讶地发现,被称为与众不同的西方历史,与世界其他地方,如伟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教授们常常抱怨沉重的行政负担,但1995年我调至斯坦福大学后,我很快发现,在委员会工作是从自己的方寸天地了解外界的绝佳途径。从那时起,我担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史学院和考古中心主任、古典文学系系主任和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主持一项大型考古发掘工作——这当然带来了大量的文书工作,令人头痛,但我也得以结识了很多领域的专家,从基因科学到文学批评,他们的研究或许有助于解答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 我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要想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取精用弘,把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环境的关注、考古学家对于深挖过去的意识,以及社会科学家的比较方法结合起来。为了结合各方优势,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跨领域专家小组,集中各领域的资深专家,事实上,这正是我在西西里岛开始主持考古发掘工作时的做法。对于分析所发现的炭化种子所需的植物学知识我知之甚少,对于鉴定动物骨骼所需的动物学知识、鉴别储物容器中残余物质的化学知识、重建地貌形成过程的地质学知识,以及其他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我都知之甚少,于是我求助于有关专家。主持考古发掘的人就像是一个学术乐团的经理,将各具天赋的艺术家组织起来举办演出。这是写作发掘报告的好方法,因为发掘报告的目的在于集中数据为他人研究提供便利,而委员会的报告在针对大问题制定统一答案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采用的是跨领域而非多领域的方法。我没有驱使一大堆专家为我写书,而是自己动手,将无数领域中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 这不免招致各种危险——肤浅之见、学科偏见,还有一般性错误。比起皓首穷经研读中世纪手稿的学者,我不可能细致入微地了解中国文化;比起遗传学家,我不可能掌握人类进化方面最前沿的知识(有人告诉我,《科学》杂志更新其网站的平均速度是每13秒一次;在电脑上打下这句话时,我可能已经落后了)。但另一方面,那些囿于自己学科之内的人将永远无法看到宏大的图景。要完成本书这样的著作,较之其他方法,单作者、跨学科的写法也许是最糟的。可对我来说,这种写法当然是最好的了。孰是孰非,就由读者来评判了。 那么,研究结果是什么?在本书中,我认为,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这里的社会发展是指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即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社会、智力等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19~20世纪,西方观察家将社会发展视为理所当然的好事。他们含蓄或者公开地说,发展就是进步(或者进化,或者历史),而进步——不管是向着上帝、富裕还是人民的天堂——是生活的意义。现在,这些意义似乎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很多人感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弊端,如环境恶化、战争、不平等和幻想破灭,要远比收益多得多。 但是,不管社会发展的寓意有何变化,社会发展这一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与100年前相比,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更为发达了(从上一段中我对发展的定义来看),有些社会则比其他社会更为发达。1842年时,确凿的事实是,英国比中国更发达——事实上,当时的英国非常发达,它的势力遍及全球。过去曾存在过无数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势力范围都是区域性的。但是,到了1842年,英国制造商的产品可以涌入中国,英国工业家可以制造举世无匹的铁甲战船,英国政客可以派遣远征军穿越半个地球。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我们既需要知道,为何西方更为发达,即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具备达成目标的能力;我们还需要知道,为何在过去200年间,西方的发展达到如此高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些国家可以主宰整个地球。 我认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用一张图表来揭示历史形态,衡量社会发展。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长期注定理论还是短期偶然理论,都未能很好地揭示历史的形态。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何西方社会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发达——并不在于最近的偶然:在过去的15个千年中,有14个千年西方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另一方面,西方的领导地位也不是在遥远的洪荒年代就注定的。在从公元550~1775年的1000多年中,东方更为发达。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几万年以前就注定的,也不是最近的偶然事件的结果。 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也无法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为何西方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其他社会难以企及的高度。我们将看到,直到1800年左右,西方才开始以惊人之势迅速崛起,但这一崛起本身仅仅是长期以来逐渐加速的社会发展的最近表现而已。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共同起作用。 综上所述,要想解释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能把目光投向史前时代,也不能只看最近的几百年。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纵览整个历史进程。然而,描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起伏兴衰,虽然能够揭示历史的形态并告诉我们需要解释什么,但这并不是解释本身。我们还需深入史册,搜寻细节。 懒惰、恐惧和贪婪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吗 “历史:名词,指一种往往虚假的记录,记录的大多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些事情由统治者和军人引起,这些统治者大多是无赖,而军人往往是傻子。”安布鲁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关于历史的这条风趣的定义,有时你不得不赞同:看起来历史似乎仅仅是一件讨厌的事情接着另一件,是天才和傻子、暴君和浪漫派、诗人和盗贼混杂在一起的一团乱麻,或创造非凡之举,或在堕落边缘挣扎。 理所当然的,这些人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扮演重要角色。毕竟,正是血肉之躯的个人,而不是宏大的非人为因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死亡、创造和斗争。但是,在所有的喧哗和愤怒背后,还是有明显的模式可循的,历史学家们可以使用恰当的工具辨明这些模式,甚至解释它们。我将使用其中的三种工具。 第一种工具是生物学[8],生物学告诉我们,真实的人类是什么——聪明的猿猴。我们是动物王国的一部分,而动物王国又是从大型类人猿到变形虫的更为广袤的生命帝国的一部分。这一明显的事实带来了三个重要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和所有生命形式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从环境中摄取能量,并且用此能量繁衍生息。第二个结果是,像所有有智慧的动物一样,我们有好奇心。我们总是在修修补补,思索着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能玩,哪些东西能加以改进。 我们只是在修修补补方面比其他动物要强,因为我们拥有硕大、敏捷、有许多褶皱的大脑来思考问题,有柔软、灵巧的声带来谈论问题,还有可对掌的拇指来解决问题。 即便如此,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显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的人从环境中摄入更多能量,有的人生育更多后代,有的人更好奇、更有创造力、更聪明,或者更为实际。而我们作为动物的第三个结果是,与个体的人相对的群体的人,大致是相同的。如果从一群人中随机地挑出两个,可以想象,他们可能迥然不同;可是如果召集起两群人,他们很可能颇为相似。如果比较有百万之众的群体,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他们很可能拥有同样多充满活力、繁殖力、好奇心、创造力和智力的人们。 这三条非常符合常识的观察结论解释了大多数历史的进程。数千年来,由于我们的修修补补,社会总是在发展,并且是日益加速地发展。奇思妙想越来越多,并且一旦产生就难以忘却。但是,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生物学并不能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有时,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有时,社会甚至会倒退。所以,仅仅知道我们是聪明的猿猴是不够的。 这里就需要引入第二种工具——社会学[9]。社会学同时告诉我们,什么导致了社会变化,社会变化又带来了什么。聪明的猿猴围坐在一起修修补补是一回事儿,他们的奇思妙想流行开来改变社会又是另一回事儿。看来,这需要某种催化剂。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曾提出一条定理:“懒人想寻找更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了进步。”本书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条海因莱因定理只是部分正确,因为懒惰的女人与懒惰的男人一样重要,懒惰不是唯一的发明之母,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进步”通常是个听来颇为乐观的字眼。但是如果我们再充实一下内容,我认为海因莱因的见解是对社会变化的原因不错的总结。事实上,本书随后将提出我自己的一个“莫里斯定理”,这个定义版本较为复杂:“导致变化的原因是懒惰、贪婪、恐惧的人们寻求更为简便易行、获利丰厚、安全可靠的做事方法。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知之甚少。”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施加压力,就会产生变化。 懒惰、贪婪、恐惧的人们在保持舒适、尽可能少工作和获得安全之间寻求令自己满意的平衡。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人们繁衍生息和摄取能量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所能获取的资源(这里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承受压力。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中,也潜藏着阻止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我把这称为“发展的悖论”。成功带来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后,更多新问题又会产生。正如人们说的那样,生活是个眼泪之谷。 发展的悖论一直在起作用,迫使人们面临艰难的抉择。人们经常无力应对发展带来的挑战,于是,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但是,有时候,懒惰、恐惧和贪婪推动着一些人去冒险、创新,改变游戏的规则。如果有些人成功了,并且大多数人接受了成功的革新,社会便有可能突破资源瓶颈,继续向前发展。 人们每天都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自最后一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社会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有些节点上,发展悖论仍然制造了坚固的“天花板”,只有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能将之突破。社会发展在这些“天花板”下徘徊不前,走得艰难而绝望。在一个又一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社会无力应对遇到的问题,大量弊病——饥荒、瘟疫、不可控制的移民以及国家灭亡——接踵而至,社会由发展停滞转为衰落;而如果在饥荒、瘟疫、移民和国家灭亡之外,又有其他破坏性力量如气候变化雪上加霜(我把这5个破坏性因素总称为“天启五骑士”),衰落可能会转变为长达数个世纪的灾难性的崩溃与黑暗时代。 在此之间,生物学和社会学解释了大部分的历史形态——为何社会有时候会发展,为何有时发展得快,有时发展得慢,为何社会有时会崩溃。但这些生物学和社会学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们告诉我们人类这个整体是什么样的,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何一处之人与别处之人行事如此不同。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我会贯穿全书来论证,我们需要第三种工具:地理学[10]。 地理因素也会如此重要 “传记的艺术不同于地理学,”幽默作家埃德蒙·本特利(Edmund Bentley)在1905年评论道,“传记是关于人物的,而地理则是关于地图的。”很多年来,人物——英国人所说的上层阶级男人——主宰了史学家们讲述的故事,以至于历史与传记相差无几。这一状况在20世纪得到了改观,史学家们把女人、下层阶级男人和孩子也算进了人物之列,在一团混杂之中加入了他们的声音,但在此书中我想更进一步。我认为,一旦我们把人物(在新的、更为宽泛的定义下的更大群体的人物)看作大致相仿的,剩下的便只有地图了。 很多史学家被这一论断所激怒,就如同公牛看到红色的斗牛布一般。其中有几个史学家对我说,拒绝几个伟人就可以决定东西方历史走向的陈词滥调是一回事儿,拒绝承认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重要性,仅在无理性的物质因素中寻找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但这基本上就是我的主张。我将试图说明,在过去的15000年中,东西方以相同的次序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东西方由相同种类的人组成,而正是这些人创造了相同种类的历史。但我也试图说明,他们并非以同样的频率和速度完成这些事情。我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 坦率地讲,这听起来可能像长期注定理论的强硬路线,当然有些历史学家是这样看待地理学视角的。这一观点至少可以上溯到希罗多德(Herodotus),这个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常被誉为“历史学之父”。他坚称:“土质松软的国家养育生性软弱的人民。”并且,正如由他开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传统,他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他的祖国的伟大。或许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这位耶鲁大学的地理学家在20世纪初收集了大量统计数据,用以证明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有近乎完美的出产伟人的气候条件。(只有英国的气候条件要更好些。)作为对比,他总结道,加利福尼亚州“过分整齐划一的刺激性气候”(正是我居住的地方)只出产了大量疯子。“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民,”亨廷顿向他的读者保证说,“可以比作不堪驱策的马,他们中的一些因筋疲力尽而垮掉。” 人们很容易嘲讽这类说辞,但当我说地理学解释了西方的主宰地位的时候,我的想法颇为不同。地理差异确实有长期的效果,但这些从不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地理优势,在另一阶段可能是毫不相关的,甚至可能转化为劣势。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地理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决定了地理的意义。这是条双行道。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点,也为了给本书的内容做一下快速导航,我想要回溯两万年,上溯到最后一个冰河时期最为寒冷的时刻。那时,地理环境至关重要:一英里厚的冰川覆盖了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冰川边缘是干燥而不适宜居住的苔原地带,只有靠近赤道的地方,才有少量的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南方(人们可以居住的地方)和北方(人们不能居住的地方)的差异是极端的,但在南部地区,东西差异则相对较小。 冰河时期末期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当然,两极地区依然很寒冷,赤道地区依然很炎热,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六处地方,即我在第二章中所指的原始核心地带,更温暖的天气条件配合着当地的地理环境,为适宜人类驯化的动物和植物的进化(即改变它们的基因使之更能为人类所用,最终使得经过基因改进的生物只能与人类共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驯化的动物和植物意味着更多的食物,这样就能养育更多的人,从而产生更多创新。但是,驯化同时也意味着施加给推动这一进程的资源更大压力。发展的悖论就在这里起作用了。 这些核心地带一度是冰河时期极为典型的相对温暖、适宜居住的地区,但是现在,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了。地理眷顾了所有这些地方,但对其中的某些地方更为偏爱。欧亚大陆西部一个叫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地带,是可驯化的动物和植物的集中之地。由于人群大致相似,因此在这片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驯化最为便捷之地,开始了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过程。那大约是在公元前9500年。 遵循常识,我用“西方”一词描述所有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很久以前,西方从亚洲西南部[11]的核心地带开始扩张,包举地中海盆地和欧洲,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又囊括了美洲和澳大拉西亚(泛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希望以常识的方式来界定“西方”能更清晰明了(而不是挑出一些所谓独特的“西方”价值观念,诸如自由、理性、宽容,然后论证这些观念来自何方,以及世界的哪些地方有这些观念),这对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重大影响。我的目标是解释为何从原始的西方核心地带沿袭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首先是北美——如今主宰地球,而不是西方其他地方的社会,即沿袭自其他原始核心地带的社会为何没有主宰全球。 遵循相同的逻辑,我使用“东方”一词指代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东端(古老程度仅次于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也是在很久以前,东方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原始核心地带开始扩展,那里对于植物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7500年,今天的东方包括了北至日本,南至中南半岛的广大地区。 发源自其他核心地带的社会——位于今天的新几内亚的东南核心地带、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北印度的南亚核心地带、位于东撒哈拉沙漠的非洲核心地带,以及分别位于墨西哥和秘鲁的两个新大陆核心地带——都有它们各自令人神往的历史。在下文中,我将反复提到这些地区,但着眼点还将落在东西方对比上。我的主要根据是,自从冰河时期末期以来,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社会要么发源自原来的西方核心地带,要么发源自原来的东方核心地带。艾伯特亲王在北京,与京巴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相比,是个貌似可能的选择,而艾伯特亲王在库斯科、德里或者新几内亚则不然。因此,要想解释西方缘何主宰世界,最有效的方式是聚焦东西方对比,这正是我所做的。 这样撰写本书是要付出代价的。通过更为全面的全球性论述,审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这种处理方式在内容上将会比本书更为丰富并注意到细微差别,也将为南亚文化、美洲文化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对整个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这种以全球视野论述的书也会存在不足,尤其是将会导致失去焦点,篇幅较之本书也将会更为冗长。18世纪英国最机智的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评论道,虽然人人都喜爱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但没人希望它更长”。这一评论适用于弥尔顿,更适用于我将要着手论述的一切。 如果在解释历史方面,地理真的提供了一个希罗多德式的长期注定理论解释,那么,在指出对动植物的驯化在西方核心地带始于公元前9500年,在东方核心地带始于公元前7500年之后,我便可将本书匆匆结束。如此说来,西方社会的发展便会简简单单地领先于东方2000年,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东方还在发明书写。当然,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看到,地理并不能决定历史,因为地理优势最终往往适得其反。它们推动了社会发展,但在此过程中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核心地带的范围扩大了,有时是通过移民,有时是通过邻近地区的效仿或者独立创新。在老的核心地带非常有效的技术——不管是农业技术,还是关于村庄生活、城市和城邦、大帝国或者重工业的技术——扩散到新的社会和新的环境。有时候,这些技术在新的背景下兴旺发达;有时候,它们无功无过;还有的时候,它们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才能发挥作用。 尽管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社会发展中的最大进步往往发生在这些无法很好地应用从更发达的核心地带引进或效仿的技术的地方。有时,这是因为使旧方法适应新环境的努力迫使人们取得突破;有时,则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无关紧要的地理因素,在另一个发展阶段变得举足轻重。 例如,5000年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从欧洲大陆延伸至大西洋中,是地理上的一大劣势,意味着这些地区远离美索不达米亚(亦称“两河流域”)[12]和埃及的文明。但是,500年前,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地理条件的意义。有了新型的舰船可以横渡原先无法通行的海洋,于是突然间扭转了形势,把延伸到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变成了一大优势。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舰船,而不是埃及或者伊拉克的舰船,开始驶向美洲、中国和日本。西欧通过远洋贸易将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欧的社会发展也因此蒸蒸日上,超越了原先地中海东部的核心地带。 我将这一模式称为“后发优势”[13],它同社会发展一样历史悠久。当农业村寨开始转变为城市(在西方是公元前4000年之后不久,在东方是公元前2000年后),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某些特定土壤和气候条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拥有可以引水灌溉或作为商路的大河。当国家不断扩张,拥有大河的重要性也下降了,后来居上的是拥有金属矿藏、更长的贸易线路,或者人力资源。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所需资源也发生了改变,那些原先微不足道的地区可能会发现,落后之中也蕴藏着优势。 蕴藏于落后之中的优势是如何逐渐展现出来的,往往很难预见,并不是所有的落后都可以等量齐观的。比如,400年前,在很多欧洲人看来,加勒比海地区欣欣向荣的种植园要比北美农场更有前景。事后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海地变成了西半球最为贫困的地区,而美国则最为富裕,但要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十分困难。 然而,这种后发优势的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果是,每个核心地带最为发达的地区总是因时而异的。在西方,在早期农业时代,最发达之处是侧翼丘陵区;随着国家的出现,它南移至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地区和埃及;再后来,随着贸易与帝国地位的凸显,又西移至地中海盆地。在东方,最发达之处先是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北移至黄河流域,然后又西移至渭水流域的秦地。 第二个结果是,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时起时伏,部分是因为这些至关重要的资源——野生动物和植物、河流、商路、人力——在每个核心地带的分布各不相同;部分是因为在这两个核心地带,扩张和抢占新资源的过程既猛烈又动荡,将发展的悖论推演至极致。例如,公元前2000年西方国家的发展,使得地中海不仅成为商贸要道,而且也成为毁坏之源。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西方国家失去控制,移民、亡国、饥荒和瘟疫引发遍及核心地带的崩溃。而并不拥有这种内海的东方,则未经历类似的崩溃,到了公元前1000年,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已经严重动摇。 在后来的3000年中,同样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起作用,造成的结果不断变化。地理因素决定了在世界什么地方社会发展脚步最快,而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在不同的时刻,连接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的那些大草原、中国南部肥沃的稻田、印度洋和大西洋都是极为重要的。当17世纪大西洋的重要性日渐显露的时候,那些处于开发利用大西洋最佳位置的人们——最初主要是英国人,后来还有以前曾被英国人殖民的美国人——创造了全新种类的帝国和经济,并释放出蕴藏在化石燃料中的巨大能量。我将会论证,这正是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 洞悉世界进程的脉络 随后的章节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探讨最为基础的问题:什么是西方?我们的故事从何讲起?主宰的含义是什么?如何判断谁处于领先位置或者主宰位置?在第一章中,我从故事的生物学基础讲起,评述人类如何进化,以及现代人类如何遍布地球。在第二章中,我追踪冰河时期之后原始东方核心地带和西方核心地带的形成和发展。在第三章中,我宕开一笔,界定社会发展的含义,并且解释将如何用社会发展来衡量东西方差异[14]。 在第二部分(第四章至第十章),我将详细追踪东西方的历史,不断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解释了东西方的相似与差异。在第四章中,我将审视国家最初的兴起,以及公元前1200年以前西方核心地带遭受的巨大破坏。在第五章中,我将思考最初的东西方大帝国的社会发展如何逼近农业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然后,在第六章中,我将讨论公元150年以后横扫欧亚大陆的大崩溃。在第七章中,出现了转折,东方核心地带开拓新的疆域,引领社会发展。到了大约1100年,东方再次逼近农业社会的发展极限。在第八章中我们将看到,这将如何导致第二次大崩溃。在第九章中,我将描述在恢复过程中,东西方如何在干草原上和跨过海洋开拓新的疆界,并考察西方是如何缩短与东方的发展差距的。最后,在第十章中,我们将看到,工业革命是如何将西方的领先地位转化为主宰地位的,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将转向对史学家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又怎样?在第十一章中,我将从过去15000年的万千历史细节之中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即两套法则——生物学法则和社会学法则——决定了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形态,而第三套法则——地理学法则——决定了东西方发展的差异。正是这些法则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而不是长期注定的因素,或者短期偶然的因素,把京巴狗洛蒂带到了巴尔莫勒尔堡,而不是把艾伯特亲王带到北京。 这不是史学家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大多数学者在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社会制度或者盲目的随机事件中寻找解释,而不是关注确凿的物质现实世界,少数人一谈起规律法则就哑口无言。但是,在考虑并剔除某些备选因素之后,我将更进一步,在第十二章中指出,历史的规律事实上有助于我们预见未来。到了西方主宰阶段,历史并没有终结。发展悖论和后发优势仍然在起作用,创新推动着社会发展,而毁坏则使之倒退,这两股力量仍然在角逐。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角逐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新的类型的发展和毁坏预示着——或者威胁着——它们不仅会改变地理学,而且会改变生物学和社会学。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问题,并不是西方是否会继续主宰世界,而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灾难使我们一蹶不振之前,突破创新,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
认为人的自由意愿能够影响历史事件,就如同认为移动天体的自由力量与天文学相关……如果有一个天体可以自由移动,那么开普勒定律和牛顿定律都将无效,并且关于天体运动的任何理论都将不复存在。如果有任何一个行动是出于自由意愿,那么也就不会有历史规律的存在,同样消失的还有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这是一派胡言。高级的一派胡言,再高级也是一派胡言。在任何一天,任何一个采集者都可以决定不再进行集约生产,任何一个农民也可以从自己的土地或者磨石边走开,去收集坚果或者捕杀野鹿。显然,有些人这么做了,于是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长远来看,这并不重要,因为对资源的竞争意味着那些继续耕作或者更加辛勤耕作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农民们养育更多小孩,饲养更多牲畜,开垦更多田地,和采集者有着更深的矛盾。就像公元前5200年波罗的海的情形那样,农业的扩张在适当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毫无疑问,农业也会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例如,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过度放牧使得约旦河谷变成了一片沙漠),但是除了像新仙女木事件这样的气候灾害,世界上的所有自由意愿都无法阻止农业生活方式向所有适宜的地方扩展。当智人与温暖、潮湿和稳定的气候以及能够被种植和驯化的动植物联系起来,农业的发展就变得不可避免。 到了公元前7000年,欧亚大陆西端那些充满活力的、开放的农业社会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这时,我们可以将“西方”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但是,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永久性的。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在幸运纬度带上,大约有6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独立发展农业。 在侧翼丘陵区之外,农业发展最早也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中国。公元前8000~前7500年之间,长江流域的人们就开始种植稻;公元前6500年,中国北部的人们开始种植粟;粟和稻分别在公元前5500年和公元前4500年完全人工种植;野猪也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之间被驯化。最近的研究发现,耕种在西半球几乎同时开始。公元前8200年,南瓜在秘鲁的南充克流域已经开始人工种植;公元前7500~前6000年,墨西哥瓦哈卡的人们也开始种植植物。公元前6500年时,南充克流域已经出现了花生。虽然考古证据显示,公元前5300年,瓦哈卡地区野生的类蜀黍转变为人工种植的玉米,不过基因学家怀疑这个过程实际发生得更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显然,中国和西方的驯养与侧翼丘陵区没有关系,不过发生在流经巴基斯坦的印度河的情况就没有那么明朗了。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工种植的大麦、小麦,驯养的绵羊和山羊突然在梅赫尔格尔出现了,很多考古学家认为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把它们带到那儿的。小麦的出现尤其引人注意,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将当地野生的小麦与在梅赫尔格尔周围出现的人工种植的小麦区分开来。植物学家还没有对这个地区进行彻底的研究(甚至那些在这块土地上到处寻找这些部落领地的巴基斯坦军队也并不十分了解),所以这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虽然现有的证据表明印度河流域的农业确实是由侧翼丘陵区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地区的农业以自己的方式迅速发展着:在公元前5500年,人们驯化了当地的瘤牛;公元前2500年出现了一个先进、有文化的城市社会。 公元前7000年左右,撒哈拉沙漠的东部比现在要潮湿得多,每一年的夏季都有大量的季风雨注入湖中,即便如此,它还是不适宜居住。显然,在这里,逆境是“发明之母”:牛和羊不能在野外生存,但是如果采集者将它们从一个湖赶到另一个湖,就能使这些动物生存下来。公元前7000~前5000年之间,采集者把自己变成了牧民,把野生的牛和羊变成了体型更大、性情更加温顺的动物。 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两个高原地带也出现了农业,其中一处在秘鲁,人们在这里放牧着美洲驼,采集着变异的奎奴亚藜种子;另一处是新几内亚岛。考古学家在新几内亚岛的发现和在印度河流域的发现一样有争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公元前5000年时,高地的人们放火烧毁森林,抽干沼泽,种植香蕉和芋头。 这些地区的发展历史都大不相同,但是,就像侧翼丘陵区一样,每一个都是特色鲜明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起点,这些传统流传至今。在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从第一章起就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了,那就是如何定义西方。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对各种所谓“弹性地理”的西方定义做出了批判。他认为,这些定义“只是为了扩大作者的利益”。戴维斯不分精华糟粕全盘否定,并且拒绝谈论西方。多亏了考古学家提供的时间深度,我们现在能够做得更好。 现代社会的伟大文明都要追溯到冰河时期末期驯养的开始。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戴维斯的观点而不把“西方”作为分析范畴:它只是一个地理术语,指的是那些由欧亚大陆最西部的核心驯养地区发展而来的社会。公元前11000年之前把“西方”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区来讨论毫无意义,当时的耕作刚刚开始让侧翼丘陵区变得不同。只有在公元前8000年之后,“西方”这个概念才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是其他农业核心也开始出现。到了公元前4500年,西方扩张,包括了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并且在过去的500年里,殖民者把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西伯利亚都纳入了“西方”。因此,把“东方”定义为那些在公元前7500年由中国最东部的核心驯养地区发展而来的社会再自然不过了。我们同样也可以谈论具有可比性的西方、南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传统。我们问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实际上是问为什么是从侧翼丘陵区农业核心发展而来的社会而不是从中国、墨西哥、印度河流域、撒哈拉东部、秘鲁或者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发展而来的社会统治着我们的地球。 我的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解释:侧翼丘陵区的人们——第一批西方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早几千年开始发展农业,是因为他们更加聪明。当他们穿过欧洲时,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基因和语言传递了下来。1500年之后,欧洲人就利用自己的智慧将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殖民化。以上这些就是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 就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的种族论那样,这个解释毫无疑问也是错误的。至于原因,进化学家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已经在他的经典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做出了有力的解释。戴蒙德认为,自然是不公平的。侧翼丘陵区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早几千年出现农业,不是因为那里的人们特别聪明,而是地理因素使然。 戴蒙德认为,虽然现在地球上约有20万种植物,但是只有几千种是可以食用的,其中只有几百种可以人工种植。事实上,我们今天消耗的热量中超过一半是来自谷物,其中最重要的谷物包括小麦、玉米、稻、大麦和高粱。这些从野生状态进化而来的谷物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均匀分布的。在65种最大、最有营养的种子中,有32种生长在亚洲东南部和地中海盆地的野外,而亚洲东部只有6种,美洲中部有5种,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种,北美洲也是4种,澳大利亚和南美各有2种,欧洲西部有1种。如果人们(就整体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世界上所有的采集者都一样懒惰、贪婪和恐惧,那么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之所以比其他人更早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是因为他们有更多好的原材料。 侧翼丘陵区还具有其他优势。野生小麦和大麦只需要一个基因突变就能被驯化,但是将类蜀黍变成玉米却需要几十个基因突变。公元前14000年左右进入北美洲的人不会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懒惰、更贪婪,他们种植类蜀黍而不是小麦,这也没有什么错。在西方,没有野生的小麦。移民也不能将驯化作物从东方带到西方,因为只有美洲和亚洲之间出现大陆桥的时候,他们才能进入美洲。公元前12000年左右,当上升的海平面还没有淹没大陆桥时,他们还没有驯化作物可以携带。当出现驯化的粮食作物[6]时,大陆桥已经被淹没了。 在驯养动物方面,机遇再一次青睐了侧翼丘陵区。世界上有148种大型哺乳动物(重量超过100磅),直到1900年只有14种被驯养,其中有7种原产于亚洲西南部。世界上5种最重要的驯养动物中(绵羊、山羊、奶牛、猪和马),除了马之外,在侧翼丘陵区都有野生原种。在14种被驯养的动物中,东亚有5种,而南美只有1种。北美、澳大利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种也没有。当然,非洲到处都是野生动物,但是在驯养诸如狮子和长颈鹿这样的物种时,显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狮子会吃掉你,而长颈鹿跑得比狮子还快。 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首先发展了农业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或者文化上更加优越。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比其他地方有更多适合种植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因此,他们率先发展了农业。中国的野生动植物的资源虽然比不上侧翼丘陵区,但条件也比较优越。大概2000年之后,中国也开始了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又过了500年才出现了撒哈拉沙漠的牧民,当时他们驯养绵羊和牛群,因为沙漠里无法种植作物,这些牧民没有变成农民。新几内亚高地的人面临着相反的问题,他们只有一些可以种植的植物,但没有适合驯养的大型动物。他们需要再过2000年才能发展为农民,并且永远也不会成为牧民。不像侧翼丘陵区、中国、印度河流域、瓦哈卡和秘鲁那样,撒哈拉和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没有发展自己的城市和文明——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缺少自然资源。 与非洲和新几内亚地区的人们相比,美洲原住民有更多的事可以做,但比不上侧翼丘陵区和中国的人们。瓦哈卡和安第斯山地区的人行动迅速,在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的2500年里就种植起了植物(不过没有驯养动物)。火鸡和美洲驼是除了狗之外,他们可以驯养的两种动物,而这还要再经历几个世纪。 澳大利亚的资源最有限。最近的挖掘表明,澳大利亚人尝试过鳗鱼养殖。如果再给他们几千年时间的话,他们或许也能建立驯养和种植的生活方式。然而,在18世纪,欧洲侵略者征服了他们,带来了小麦和绵羊。 就目前我们所说的,不管哪里的人似乎确实都一样。全球变暖给了每个人新的选择,包括劳动量更少、劳动量不变和吃得更多,或者生更多的小孩,即使这意味着要更辛勤地劳动。新的气候状况也使人们能够选择在更加庞大的群体生活,不用那么频繁地四处迁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些不做改变、生育更多小孩和更加辛勤劳动的人就会排挤那些做出不同选择的人。自然因素使得西方首先开始了这个过程。
由简单到复杂的前进,是通过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表现在我们可追溯的以及可推导的宇宙万物最初的变化中;表现在地球地质和气候的进化上;表现在其表面每一个有机体的演变中,以及有机体种类的增殖中;表现在人类的进化中,无论是文明开化的单独个体,还是种族的群体;表现在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组织方面的进化上;还表现在组成我们日常生活环境的人类活动的无数具体和抽象的产品的进化之中。在之后的40年里,斯宾塞致力于把地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融合到一个进化理论里。斯宾塞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870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使用英语写作的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了。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想了解西方的成就时,翻译的首选就是他的作品。同时代的伟人们都尊敬他的思想。达尔文1859年首次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并没有包含“进化”一词,第二版和第三版也没有,甚至连第四版和第五版里也没有出现。但在1872年第六次印刷时,达尔文觉得有必要借用这个由斯宾塞创造并推广的词条。[1] 斯宾塞认为,社会的进化经过了四层变化,由简单体(无首领的游牧群体),到复合体(拥有政治领袖的固定村落),以及双倍复合体(拥有教堂、政府、复杂的劳动分工以及学术研究),直到三倍复合体(像罗马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伟大文明)。这种说法很快流行起来。然而在如何标记划分这些发展阶段上,理论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进化是从野蛮到蒙昧,再到文明开化;有的则倾向于认为进化是从神秘到宗教,再到科学。到1906年,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浩如烟海的术语感到十分厌烦,他抱怨:“现在有些作家太过虚荣,对待别人使用的术语就像是用过的牙刷一样嫌恶。” 不论进化论者使用的是何种划分标记,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都本能地感觉自己肯定是正确的,但却没有多少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一门新兴的学科——人类学——便开始着手提供数据资料。有的社会相对而言进化的程度较低,譬如非洲或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殖民地民族,当地人仍使用石器,保持着丰富有趣的习俗,堪称古代的活化石,折射出史前时代三倍复合社会里的文明人的样子。人类学者要做的(除了忍受疟疾、体内寄生虫和不友好的原住民)只是做好笔记,然后他(那时人类学者中女性不多)就可以回来填补进化史中的缺口。 马利诺夫斯基反对的就是这个知识性项目工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会出现这种问题本身就很奇怪。如果进化论者想要记录社会的进步,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考古学的数据,研究史前社会留下的实际遗址,而要间接地通过对当代群体的人类学观察,来推断他们是不是其后裔呢?答案是:一个世纪前考古学家知道的还不多。正式的挖掘工作才刚刚开始,进化论者只能结合考古报告中稀少的信息、古代文学作品中偶有的细枝末节以及随机的民族志的记载——这就很容易给马利诺夫斯基和怀有类似想法的人类学者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进化论者对历史的重建只是投机的推测,是精心编造的故事。 考古学是门新兴的科学。仅三个世纪前,我们关于历史最久远的证据——中国的五经、印度的《吠陀》、希伯来《圣经》,以及希腊诗人荷马——只能勉强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在这些经典作品的记录之前,历史的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挖掘这一简单的动作改变了一切,当然花了一段时间。1799年,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时候,随身带去一队学者,他们抄写并带走了几十份古代铭文。19世纪20年代,法国语言学家揭开了这些象形文字的秘密,把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又向前推了2000年。19世纪40年代,英国探险家们不甘示弱地挖凿隧道,进入了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古代城市遗址,悬吊着绳索,抄下了伊朗山中的王室铭文。19世纪40年代还没结束,学者们就已经能读懂古波斯、亚述和巴比伦的智慧遗产。 19世纪50年代,当斯宾塞刚开始写关于进化的文章时,考古学仍然比科学更有冒险性,充斥着真人版的印第安纳·琼斯。直到19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们才开始把地层学的地质原理(常识性原理,诸如遗址的最上层泥土肯定晚于下层泥土出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沉积土的顺序来重建事件发生的次序等)运用到挖掘中去,到20世纪20年代地层学分析才成为主流。那时,考古学家们仍然是依据遗址与古代文学作品中提到的事件的联系,来给出土物标记日期的。因此直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的大部分发现都笼罩着浓厚的推断和臆测色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核物理学家们发现可以利用放射性碳测定日期,通过研究骨头、木炭和发现的其他有机物中的不稳定碳同位素的衰变,来确定物品的年代。考古学家们开始给史前时期排序,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框架体系逐渐成形。 20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曾有资深的教授说,在他们做学生的时候,他们的老师曾建议,野外考察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一件礼服和一个小型左轮手枪。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但不管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到20世纪50年代,詹姆斯·邦德时代肯定已经走到了终结的边缘。真正的突破来自专家们日常的辛勤工作,挖掘史实材料,把史前时期推向更早,足迹遍布全球。 博物馆储藏室里充斥着工艺品,图书馆书架上堆满了技术性专题论文,但一些考古学家担心最基本的问题无法解答。那就是,这一切意味着什么?20世纪50年代的情形与19世纪50年代正好相反:以前是重要理论寻求数据的支持,如今是大量的数据需要理论来总结。满载着来之不易的成果,20世纪中叶的社会科学家们,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准备好迎接另一波理论的冲击。 有些社会科学家称自己为新进化论者,以显示他们比斯宾塞等守旧的“古典”进化论者更加先进。他们表示,虽然手边有充分的史实资料可供使用,可这一大堆证据本身就成了问题的一部分。重要的信息被湮没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凌乱混杂的陈述记录或历史文档里。简而言之,科学性还不够。为了从纷繁的19世纪类型学中解脱出来,创造一个统一的社会理论,新进化论者们认为需要将这些故事转化成数字。通过测量差距、分配分值来给各个社会排名分等,然后寻找分数之间的关联,以及可能的解释。最后,他们可以尝试去回答一些问题,使花在考古学上的所有时间和金钱都物有所值——社会的进化是只有一种方式,还是多种方式并存的;在离散进化阶段,社会是否发生集群现象(如果发生了的话,它们又是如何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或者是否存在某个单一的特征,如人口、技术(或者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地理特征),能够解释一切问题。 人类学家劳尔·纳罗尔(Raoul Naroll)从事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名为“人际关系区域档案”的大型数据搜集工程。1955年,他首次探究他所谓的社会发展指数。纳罗尔在全世界范围内随机选择30个工业化前期社会(有现代的,也有过去的),他翻遍档案,查找它们之间的差别。他认为,这些差别会反映在最大居留地的规模大小、劳动分工的程度,以及隶属组织的数量上。纳罗尔把结果转化为标准格式,提交了分数报告。得分最低的是火地岛的雅甘人,1832年达尔文惊叹他们“生存状态的改善程度之低,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他们在满分63分的情况下只得了12分。最高的是西班牙入侵前的阿兹特克,得分58分。 之后的20多年中,其他人类学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尽管使用了不同的分类、数据集、数学模型和计分手段,但他们对结果达成一致的概率高达87%~94%,这对社会科学来说是件好事。斯宾塞去世50年后,也是他那篇关于进化的文章发表100年后,新进化论者们已经可以泰然自若地证明社会进化的法则。
西方统治
1773~2103
愿灵安息这些幻影真的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吗? 斯克鲁奇在面对自己的墓志铭时,跪倒在地。“行行好吧,圣诞未来之灵,”他祈求道,紧紧抓住圣诞未来之灵的手,“告诉我,如果我现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你给我看的未来幻影也会改变!”圣诞未来之灵没有回答,但斯克鲁奇自己悟出了答案。他被迫同圣诞过去之灵和圣诞现在之灵一起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因为他需要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我会吸取教训的,”斯克鲁奇保证道,“噢,告诉我,我可以把这个石头上的字抹掉!” 在前言中,我说过在分析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特别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人当中,自己属于少数派,因为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借着斯克鲁奇的比喻,我认为由于讨论缺少历史学家,我们陷入了只与圣诞现在之灵对话的误区。我们需要把圣诞过去之灵也请回来。 为此,本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十章)将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讲述东西方过去几千年的故事,试图解释社会发展产生变化的原因;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将把这些故事串起来。我相信,这不仅能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也能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国王陛下(拉美西斯二世)歼灭了我们的敌人哈梯人(也叫赫梯人)的整个军队,还有他们的军队首领和所有弟兄,以及和他们同伙的国家的所有首领、步兵和战车骑兵,他们一个个倒下。国王陛下以牙还牙,将他们杀死。他们横尸于他的马前,而且国王陛下独自征战,并没有他人陪同。如拉美西斯二世所说的,“哈梯的卑鄙首领”后来求和了(他最好求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要从神王的夸大言辞中得出军事史实,这很困难,但是所有其他的证据都显示,事实和拉美西斯二世的吹嘘完全相反,拉美西斯二世那天差点中了赫梯的埋伏。赫梯人沿着海岸线不断向前行进,直到公元前1258年,他们因为遇到了新的战斗而停止前行,一场是与亚述在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山脉交战,另一场是与希腊的冒险家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海岸交战。有些历史学家认为,5个世纪后希腊的史诗——荷马的《伊利亚特》大致反映了公元前1220年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希腊的盟军围攻了赫梯的附庸城特洛伊;远在东南地区,一场更具破坏性的围攻正在进行,这场战争以亚述在公元前1225年侵略巴比伦告终。 这些都是野蛮的搏斗。失败意味着被歼灭——男人被屠杀,女人和小孩被俘,城市残破不堪,渐渐被人遗忘。因此,为了赢得胜利,人们不惜牺牲一切。更多武装上层人士出现了,他们比之前的更富有,他们的内部宿怨发生了变化。国王们在他们的宫殿修筑防御工事,或者在不受低阶层人士烦扰的地方建造新城市。税收和强制劳役剧增,而且随着贵族依靠借贷保证奢华的生活方式、农民抵押粮食收成以生存下去,负债不断增加。国王们将自己描述为人们的牧者,但是他们花更多时间去剪人们身上的羊毛而不是去保护他们。国王们控制劳动力,迫使人们为他的建筑工程工作。为法老的城市辛劳工作的希伯来人、雅各儿子们的遥远后代,只是这些奴隶人口中最为人熟知的。 因此,公元前1500年后,国家权力增加,西方核心地区随之扩张。人们在西西里、撒丁岛和意大利找到了希腊制造的陶器,这表明,其他更值钱的(但是考古更难发现)的商品也被带到遥远的地方。考古学家深入安纳托利亚海岸,发现了当时的贸易机制,这令人惊奇。公元前1316年左右在乌鲁布伦失事的船只装载着大量铜和锡,这些铜和锡能够锻造10吨青铜,还装载着从热带非洲运来的乌木和象牙、黎巴嫩的雪松木、叙利亚的玻璃、希腊和现在以色列地区的武器。简而言之,能赢利的东西都有一些,这些东西可能是被聚集到一起的,船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在轮船航行路线的各个港口,收集各种各样的物品。 西方核心地区逐渐开始包括地中海海岸。含有青铜武器的富有者的坟墓显示,在撒丁岛和西西里,村庄首领慢慢成为国王。记录文本显示,年轻人离开这些岛上的村庄,就像核心地区战争中的雇佣兵那样,去寻求自己的财富。撒丁岛人在巴比伦停了下来,甚至还到了现在的苏丹。在这里,埃及军队为了寻找黄金向南行进,沿路袭击当地的国家,建造神庙。在更远的地方,瑞典的军队首领们不断被战车埋葬,战车是西方核心地区的地位象征,瑞典军队还使用其他进口的军事武器,尤其是锋利的青铜剑。 随着地中海变成了新的边界,不断前进的社会发展又一次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公元前4000年,因为灌溉农业和城市的发展,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大河流域开始变得比侧翼丘陵区的旧核心地区更发达,在公元前2000年,远距离贸易迅速发展,使地中海广阔的航路创造更多价值。公元前1500年后,动荡的西方核心地区进入了扩张的新时代。
那些胆敢侵犯我国边境的人,他们将会断子绝孙,他们的身心、灵魂将万劫不复……他们被拖到海滩上,在海滩上被包围、征服、杀戮,尸体成堆……我(甚至)只要提及埃及这个名字,就能从他们手中夺回原来的土地。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呼喊我的名字时,就会燃烧殆尽。拉美西斯三世所说的海人也可能是皮洛斯和乌加里特故事中的恶棍。拉美西斯说,这些恶棍包括Shrdn、Shkrsh、Dnyn和Prst。埃及的象形文字不记录元音,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Shrdn应读做“Sherden”,这是撒丁岛人的古代名字,Shkrsh读做Sheklesh,是Sikels(西西里)的埃及文名字。历史学家还不是很清楚Dnyn指什么人,可能是指Danaan,后来诗人荷马用这个名字指希腊人。我很确定Prst指什么人,是指Peleset,是非利士人(Philistines)的埃及文名字,他们在《圣经》中很出名。 这些都是不同的地中海人,他们为什么会来到尼罗河三角洲,历史学家还在不停地争论。证据不是很完整,但是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原因是在公元前1300年,西方核心地区所有地方都气温过高,降水量太少。他们指出,旱灾重现了公元前2200年的景象,使人们迁移,国家因此瓦解。还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地震使西方核心地区陷入混乱,在边境地区为掠夺者和袭击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人们的作战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来自边缘地区的大批轻装步兵原来纪律涣散,有了用来砍杀的新式刀剑和更致命的标枪后,这些步兵部队就能打败核心地区的战车队伍,这些战车部队表面光鲜,实际上却笨重而不灵活。疾病也有可能是人们迁移的原因之一。公元前14世纪20年代,一场可怕的瘟疫从埃及传到赫梯。一位祈祷者说:“赫梯之地,每个角落,都在死亡。”虽然幸存的史料没有再次提到这场瘟疫,但是,如果在史料记载更完善的时代,此类瘟疫会不断地在史料中被提及。到公元前1200年,核心地区人口明显减少。 虽然潜在的动态机制看起来已经足够清晰:核心地区和扩张的边境地区的关系突然转换了。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这场危机的具体原因,这是不争的事实。和之前讨论的事情一样,扩张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地中海沿岸的新边境地区促进了社会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揭示了新的后发优势,并且引起了社会动荡——人们迁移、变得唯利是图、使用难以控制的新策略——这些都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旧秩序的挑战。公元前13世纪,核心地区看似已经对他们建立的边境地区失去了控制。 不管人们是被迫还是出于自愿,不管原因是气候变化、地震、战场的改变还是瘟疫,人们开始大量向核心地区迁移。在公元前13世纪20年代,拉美西斯二世已经加强了埃及的边境防御,将移民安置在受到严密管制的城镇,或者让他们参军,但这还远远不够。公元前1209年,梅内普塔法老不仅要与撒丁岛人和西西里人作战(拉美西斯三世在公元前12世纪70年代就与他们作战),还要同利比亚人和阿凯瓦沙人战斗——希腊语可能是阿希亚瓦——这些人联合起来从西方袭击埃及。 梅内普塔胜利了,他十分欣喜,割下了死去敌人的6239个未受割礼的阴茎,以此来计算敌军死亡人数,但是就在他数这些阴茎的时候,风暴席卷了北方地区。希腊、赫梯和叙利亚的城市被摧毁。后来有传说讲述,这时埃及有移民迁移去希腊,考古学家的发现也暗示了可能有向外迁徙的移民。加沙是非利士人公元前12世纪定居的地方,在那里发现了很多陶器,这些陶器和希腊的陶器别无二致,这表明非利士人一开始是希腊迁移过去的难民。更多的希腊人在塞浦路斯定居。 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受灾地区迁移出去,移民数量迅速增长。这看起来是一场无组织的迁徙,因为到处都充满劫掠和斗争。很明显,叙利亚的瓦解促使阿拉姆人移民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虽然拉美西斯已经宣布了胜利,之前的海人还是在埃及定居了。和希腊一样,埃及人不但向外移民,还有人向内移民。圣经故事中讲到摩西和犹太人逃出埃及,并最终在现在所称西岸的地方定居,这些故事可能就反映了这些混乱年代的现实。梅内普塔在公元前1209年的碑文中提到以色列,说他离开了这片“寸草不生”的土地,这是《圣经》以外史上第一次提到以色列,可能不仅仅是巧合而已。 公元前13世纪20年代开始的移民,其规模之大,让之前的社会动荡相形见绌,但是到公元前12世纪70年代,在飞碟里监视人类的外星人可能仍然希望这个阶段和之前的动荡一样。毕竟,埃及并没有被洗劫,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亚述人在对手国屈服的时候扩张了领土。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动乱仍在继续,但是这个阶段的动乱和之前的完全不同,这一点慢慢开始变得明显。 在希腊,公元前1200年遭到破坏的宫殿没有再次被占领,旧官僚体制消失。希腊富有的贵族确实像以前一样保存了一些物品,将它们转移至易守难攻的地方,比如山上或小岛上,但是他们在公元前1125年遭到了新一波的破坏。我在读研究生时,非常有幸来到这些遗址之一进行挖掘(不但考古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还在那里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这个遗址在派洛斯岛上的库库纳里的一座山顶上,防御坚固[10]。这些贵族的首领享受了优越的生活方式,他的居住地风景优美,能看到美丽的海滩,王冠装饰华丽,还内嵌象牙。但是在公元前1100年,灾难发生,他未能幸免于难。希腊的村民采集了石头来攻击袭击者,并且把他们的牲畜带到城墙后(我们在废墟中发现驴的尸骨),但是他们在有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是谁——攻击堡垒的时候,在战斗发生之前就逃走了。在希腊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景象,公元前11世纪,幸存者只建造了简单的泥坯屋。人口减少,工艺水平降低,平均寿命也减少了。黑暗时代来临了。 希腊的衰落是一个特例,但是赫梯帝国也衰落了,埃及和巴比伦艰难地控制移民和袭击者。随着村民不断遗弃他们的田地,饥荒越来越严重。因为农民没钱交税,国家就无法征兵;因为没有军队,袭击肆虐,当地强人建立公国。公元前1140年,位于现在以色列的埃及帝国衰落了。警备部队不再从军,有的成了农民,有的成了强盗。《士师记》(The Book of Judges)中讲述了这次埃及衰落中犹太人的状况:“以色列在那时没有国王,所有人都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来做事。” 到公元前1100年,埃及四分五裂。底比斯人离开了,移民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公国。不久,拉美西斯十一世这位官方神王竟被自己的大臣控制——这位大臣在公元前1069年篡位。几个世纪内,埃及无足轻重的法老几乎都没有组建军队,建造纪念性建筑,甚至都没有记录多少历史。 亚述早期看起来像个大赢家,但是随着阿拉姆人不断迁徙,它也对农村地区失去了控制。到公元前1100年,田地继续休耕,国库资金用尽,亚述这片土地上不断发生饥荒。我们很难了解这种情况,因为官僚越来越少记录历史,到公元前1050年,这种记录突然终止了。那时候,亚述的城市被遗弃,整个亚述帝国成为人们的记忆。 到公元前1000年,西方核心地区缩小了。撒丁岛、西西里和希腊很大程度上和广阔的世界失去了联系,勇士首领分割了赫梯和亚述帝国留下的土地。叙利亚和巴比伦王国的城市幸存了下来,这些城市,比如乌加里特,在公元前2000年是大城市,但是后来不幸地衰落了。在埃及,一些小国家幸存了下来,但是这些国家相比辉煌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帝国,十分弱小,十分贫穷。在这个阶段,社会发展首次倒退。所有社会发展参数都下滑了:到公元前1000年,人们获取的能量更少,城市规模更小,军队更弱,比公元前1250年的前人留下的资料更少。社会发展指数又下滑到600年前的水平。
我在他的城门外建一座塔,我要把叛乱的首领都剥皮,用他们的皮来盖塔。把有些人关进塔内,把有些人钉在柱子上,把其余的处以火刑。
许多俘虏被处以火刑,许多俘虏苟且活着。但是一些人,我把他们的鼻子、耳朵和手指切掉,还有许多人我把他们的眼睛挖掉了。我把活着的人堆成一堆,人头再堆成一堆。把他们的头挂在市里各个地方的树干上。年轻人和姑娘处以火刑。活捉到20个人,我把他们在宫里剥皮了……其余的战俘我让他们在沙漠里渴死。在公元前9世纪,东西方文明核心的政治命运向着不同方向前进:周朝瓦解,亚述帝国在黑暗时代后复苏。但两者都经历了不断的战争、城市的发展、贸易的增长和新型但低端的统治策略的运用。在公元前8世纪,又出现了一些共同点:两者都发现了低端统治的局限性。
幽王命人点燃烽火台并打鼓。烽火台只有在外族入侵时才能点燃,许多诸侯赶来。但他们抵达后,却发现根本没有入侵者,狼狈撤离。看到这个场景,褒姒就笑了。幽王大喜,于是命人又点了几次烽火台。三番五次,各个诸侯慢慢开始不听幽王的命令,不来勤王。幽王作茧自缚。当犬戎和申侯真的在公元前771年造反时,许多诸侯看到烽火却不愿再被戏弄,决定不发一兵一卒。叛军杀了幽王,烧毁都城,立其子为周平王。 这个故事很难当真,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它确实保留了部分真实情况。在公元前8世纪70年代,西方的埃及和亚述统治者陆续丧权,中国的君主制也因人口增长、地方权力复苏、派系斗争和外族入侵等内外压力结合而受到重挫。 在公元前771年叛乱的诸侯们也许只想证明自己的实力,立了一个傀儡国王,继续无视君主。他们决定把自己的青铜礼器埋在渭河河谷里(考古人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在此发掘出大量青铜器),等犬戎掠走宫中财宝退兵后再取回。但是他们想错了。犬戎没有退兵,诸侯立平王,把都城从镐京东迁至洛邑(位于黄河流域)。[3]原本的天子周室在丧失大片故土后已衰落,这一点很快就显现出来了。诸侯国中最强的郑侯开始挑战王权。在公元前719年,周王被迫将太子送到郑国当人质,在公元前707年,另一个诸侯故意用箭伤了周王。 到公元前700年,诸侯国(据一古书记载有148个)基本与周室脱离关系。为首的诸侯仍然打着周室的旗号行事,但实际上无视周室,相互争霸,私订盟约。在公元前667年,当时雄霸一时的齐桓公召集各诸侯会盟,承认他为盟主。次年齐桓公逼迫周王封他为伯侯,代表周室的利益。 北有戎狄,南有蛮族。齐桓公攘夷狄,创霸业。但这些战争的主要结果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殖民的结果类似,都是造成外族入侵,并迅速扩张。 在公元前7世纪,北方的国家与戎狄通过联姻而结盟。齐、晋、秦与许多精通周朝文化的戎狄首领结盟,扩张势力。南蛮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楚国,后来在公元前7世纪与晋齐大战。到公元前7世纪50年代,楚国入盟。与西方的塞吉斯塔和自称是埃涅阿斯后代的罗马人不同的是,楚国的首领认为他们与中原的国家一样,是周朝的一个州。结合中原及南方特色的楚文化在公元前600年出现。 楚国实力大增,在公元前583年,晋国决定与其他蛮族结盟以对抗楚国。公元前506年,盟国之一吴国实力大增,打败楚国。到公元前482年,吴国称霸,与楚王一样,自称周室后代。另一个南方国家越国,此时也实力大增。越王勾践自称是大禹后代,卧薪尝胆,力图灭吴。在公元前473年,越国攻陷吴国,夫差上吊自杀,越国成为霸主。尽管政治体系瓦解,但东西方文明核心都急剧扩张。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此两者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经典著作一致认同的第二件事是如何实现超越。儒家、佛教、基督教等的教义远比保险杠上贴的标语来得重要。但当我在最喜欢的咖啡馆写这一章时,外面有辆车上贴着一条标语,很好地做了总结:“同情是革命。”遵循道德准则,放下欲望,对待别人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那样,这样你将改变这个世界。所有的经典都敦促我们要容忍,并提供提高自身修养的一些方法。佛陀用冥想;苏格拉底青睐对话;犹太教祭司呼吁学习;[8]孔子也提倡学习,并注重礼乐。在每种文化传统中,有些人倾向于神秘主义,而另一些人更务实、通俗。 这个过程总是一个自我塑造、内部调整的过程,不依赖于神圣的国王,甚至神。事实上,超自然的力量与轴心思想偏离。孔子与佛陀拒绝谈论神灵;苏格拉底尽管自称虔诚,但最终因信奉雅典的神而被指责;犹太教祭司警告犹太教徒,上帝神圣而不容称呼或过多赞美。 在轴心思想中,君主面对的情况甚至比神还要糟。道家和佛陀对君主主要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而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公开指责道德缺失的统治者。轴心评论困扰着善人和伟人,新出现的关于出身、财富、性别、种族和社会阶级的问题明显是反传统文化。 在指出东方、西方和南亚经典中的相似点时,我不会去掩饰它们之间的差异。没有人会把三藏(“三篮”)佛经误以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或孔子的《论语》,但也不会有人把孔子的《论语》误以为是与之相媲美的其他中国经典,如道家的《庄子》或法家的《商君书》。在公元前500~前300年,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世,我想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一区域出现的多种思想流派。 孔子把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作为美德的榜样,把重建周朝礼制,恢复当时的美德作为目标。孔子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考古发现其实孔子对遥远的周公时代所知甚少。并不是周公,而是后来在公元前850年左后发生的大规模的“礼制改革”使周朝恢复了等级森严的礼制。后来,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霸主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用大量财宝陪葬,礼制再次发生变化。 孔子是士,受过教育,但不是特别富有。他可能会反对第二个变化,将公元前850~前600年间的礼制理想化,并将其追溯到周公时代。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这意味着重生者而非祖先,重真诚敬畏而非炫耀伪善,重美德而非出身,用简单的礼器正确行礼,遵循先例。孔子坚持认为如果他能说服一个统治者实行仁爱,大家都会模仿他,世界就会和平。 公元前5世纪的思想家墨子却完全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孔子误解了仁爱。他提倡行善,而不是人为善;是对每个人行善,而不只是家人。墨子拒绝礼乐和周公。他说,即使民不聊生,儒家却还“像乞丐一样,像田鼠偷藏食物,像公羊那样贪婪地看着,像阉猪一样跃起”。墨子身穿粗布衣服,席地而卧,吃稀饭,过穷苦的生活。他倡导兼爱,即“兼相爱,交相利”。他提倡“视人国若其国,视人家若其家,爱人若爱其身”。他认为“灾难、侵占、不满和憎恨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墨子用外交来避免战争,四处奔波直到把鞋磨破。他甚至派了180个年轻的追随者誓死捍卫一个受到不义侵略的国家。 通常被归为道家的思想家对墨子和孔子的观点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道无为”:夜晚到白天,喜悦到悲伤,生到死,没有什么是固定的,难以定义。人吃牛肉,鹿吃草,蜈蚣吃蛇,猫头鹰吃老鼠。谁能说哪个最好?道家指出:儒家认为是正确的,墨子的追随者却认为是错的,但实际上一切都是相互连接的。没有人知道天道通向何方。我们必须达到天人合一,但切不可操之过急。 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庄子讲述了另一位道家代表人物列子的故事。列子多年求道后,觉得还是没学到东西,就回家了。
(庄子说)三年不出家门。替妻子做饭,像侍候人一样喂猪。对任何事物都不分亲疏远近,去除雕琢,返璞归真,损弃心智,独以形体存在。在纷纭的大千世界中,保持真朴,以此终生。庄子认为列子故事让孔子与墨子的实践主义看起来既荒谬又危险。庄子设想有人对孔子说:“你忍受不了这一代人的痛苦,于是你离开,却给今后世世代代造成了困扰。你是打算造成这个悲剧呢?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错的不一定有害,有效的也可能不对。”相比之下,庄子称墨子“真正是天下最好的人”,但却把生活的乐趣都抛弃了。“墨子信徒穿毛皮粗布,穿草鞋,日夜不停地工作,以刻苦自励为最高理想。”墨子主张“人生时应勤苦,死时要薄葬”,但“即使墨子自己能忍受”,庄子问:“怎么使天下众人也这样生活呢?” 墨子反对孔子,庄子反对孔子和墨子,而所谓的法家反对他们全部。法家反对轴心思想,比马基雅维利更不择手段。法家认为,仁、兼爱和道都没有抓住重点。试图超越现实是愚蠢的:神圣的君主只能屈服于那些能有效管理国家的人才,民众也应该采用这个体系。商鞅是公元前4世纪秦国的丞相,法家的指引之光,他的奋斗目标并不是人道,而是“使国家富裕,兵力增强”。商鞅说:“敢于做敌人所不齿的事,则可得利。”不用为善也不用行善,因为“用强权统治的国家往往更有秩序也更强大”。不用把时间浪费在礼制、实践论或宿命论上,而要将法律和酷刑(斩首、活埋、苦力)结合起来统治国家,并将法制强加于人民。法家认为法律就像木匠的矩尺一样,可以将杂乱的原料变得符合规则。 中国的轴心思想范围涉及神秘主义和独裁主义,并不断地发展。例如,公元前3世纪的学者荀子将儒家、墨家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并与法家相对抗。许多法家弟子支持墨子的工作伦理与道家的包容万物。几个世纪以来,各种思想相结合,之后又经历千变万化的复杂重组。 南亚和西方的轴心思想也大致相同。我不会再详细谈论这些文化思想,但只要稍稍看一下希腊这块小土地上发生的事,我们就能想象出当时思想的大锅沸腾的样子。在公元前1200年,希腊神圣的王权可能比之前的西南亚古国都要孱弱,于是到公元前700年,希腊人决定反抗这种王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们比其他轴心时代的民族更加直接地面对了这个问题:在缺乏统治者的情况下,一个美好的社会该是怎样的? 希腊人的其中一个对策是通过集体政治来解决问题。既然没人能拥有超然的智慧,一些希腊人问,为什么不集中每个人有限的知识来创建一个(男性的)民主社会呢?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甚至墨子也没有想到这一点,长期以来理论家普遍认为男性民主的发明标志着西方与其他地区的决裂。 关于这一点,读者可能会有质疑。14000年来,在希腊人开始实行民主前,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就一直比东方高。在公元前5~前4世纪,即希腊民主的黄金时代,西方的领先地位也基本没什么变化。只有到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帝国采用民主政策,才使西方的领先地位急剧上升。希腊决裂论(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细谈)面对的更大的问题是2000年后民主在西方完全消失,这一点就是古希腊民主与美法两国革命的区别。19世纪的激进主义者发现古雅典为关于现代民主国家如何运作的辩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反方观点,但是我们需要选择性地阅读大量历史资料才能看出从古希腊到美国开国之父的民主自由精神的延续。(顺便说一句,这些开国之父利用“民主”一词来代表权利滥用,与暴民统治只差一步。) 不管怎样,希腊对轴心思想的贡献并不在于这些民主派,而在于苏格拉底引导的对民主的批评。他认为,希腊并不需要民主,民主只会加强那些靠外表作判断的人的无知;希腊需要的是像他一样的人,知道自己对善的本质这一关键点一无所知。只有这样的人通过哲学辩论磨炼出理性后才可能理解善(是否任何人都可以,苏格拉底也不确定)。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之一,将苏格拉底的美好社会模式分成了两个版本:对儒家来说足够理想的《理想国》以及足够让商鞅称心的《律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学生之一)的思想也涵盖了类似的范围,从人道主义的《伦理学》到逻辑分析的《政治学》。关于相对主义,公元前5世纪的一些诡辩家可以和东方的道家相媲美。就如在神秘主义方面,有远见的帕尔米尼底斯能和恩培多克勒相当。作为普通人来看,普罗泰戈拉的成就和墨子相当。 在介绍这本书时,我谈到了另一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今天西方之所以能取得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古希腊人发明了民主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唯一合理的动态文化,而古代中国却采取了蒙昧主义和保守主义。[9]我认为这种理论也是错的。这个理论将东方、西方及南亚的思想夸张化了,并忽略了其内部的多样化。东方思想可以像西方思想那样理性、自由及愤世嫉俗,西方思想也可以像东方的那样神秘、专制、相对和模糊。轴心思想的真正统一是多样化的统一。东方、西方及南亚思想的差异,观念、论点及冲突的范围都很相似。在轴心时代,思想家们不论是身在黄河流域、恒河平原抑或地中海东部城市,都为辩论开辟出了新疆域。 与过去真正的决裂是由于这片知识疆域作为一个整体的形成,而不是其中任何一部分(如古希腊哲学)的形成。没有人在公元前1300年西方社会发展指数首次达到24分时提出轴心论。公元前1364~前1347年,埃及法老阿肯纳顿是最理想的候选人,他推翻了传统的多神信仰,确立了三位一体的统治模式,即他、他的妻子奈费尔提蒂及太阳神阿顿。阿肯纳顿敬拜阿顿神,为之谱写赞歌并建了一座满是神庙的新城,促进了怪异的艺术风格的形成。 100年来,埃及历史学者一直在争论阿肯纳顿的所作所为。有人认为他是试图创造一神教,一个和弗洛伊德相当的著名学者认为,当希伯来人还在埃及的时候,摩西剽窃了阿肯纳顿的想法。当然,阿肯纳顿“为阿顿神谱写的赞歌”与希伯来《圣经》中《诗篇》第104篇“给造物者上帝的赞歌”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阿肯纳顿的宗教革命并不属于轴心思想。它并不包括个人的超然性,事实上,阿肯纳顿禁止平民膜拜阿顿神,这使法老作为凡间和神界桥梁的角色更加突出。 对阿顿神的崇拜只能证明在君主依靠神灵而稳坐宝座的社会里要做出思想方面的重大改变有多困难。他的新宗教并没有赢得大众支持,他一死,以前的多神信仰就又回来了。阿肯纳顿的庙宇被毁坏,直到1891年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他的城市,那次被遗忘的变革才重新为人所知。 那么,是不是由于轴心思想的影响使得图5-1如此单调?是不是因为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由于孔子、苏格拉底和佛陀引导人类跨越了智慧的障碍,社会发展指数才达到了24分?是不是因为在之前1000年中没有出现这样的天才,所以当时的社会发展受到了阻碍? 可能不是这样的。首先,这个说法与年代图表不符。在公元前8世纪,西方的亚述达到了高端统治,使当时的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24分,但是苏格拉底时代在3个世纪后才出现,在此之前西方思想中基本上没有明显属于轴心思想的内容。东方也是同样的情况,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秦、楚、齐和晋国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24分,当时也正好是孔子最活跃的时期。但东方轴心思想的主要浪潮是在随后的公元前4~前3世纪才到来。如果南亚人把佛陀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晚期是正确的,那高端统治应该在轴心思想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其次,这个说法与地理也不符合。最重要的轴心思想家来自小的边缘国家,如希腊、以色列、佛陀的故国萨迦或孔子的故国鲁,而且很难看出,在一个政治落后的强国中,政治上的超越性突破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 最后,这与逻辑也不符。轴心思想是对高端统治的回应,往往和伟大的君王及他们官僚的权力相冲突,最多也是对其保持中立态度。我怀疑,轴心思想对提高社会发展的真正贡献是在后来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所有的大国都利用这一思想为它们服务。在东方,汉朝将儒学改造成了官方意识形态,指引官僚忠于职守。在印度,伟大的阿育王显然是真的被自己的暴力血腥吓到了,在公元前257年左右皈依佛教,但他仍旧不愿放弃战争。而在西方,罗马人先是改变希腊哲学的原有立场,然后再将基督教变成他们的国家支柱。 轴心思想最理性的部分就是其促进了法律、数学、科学、历史学、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发展,这些都使人们了解更多关于他们所处世界的信息。但图5-1背后真正的动力和冰河时期结束后的情况是一样的。在建造更强的国家、到更远的地方做生意,并在更大的城市定居的过程中,懒惰、贪婪及恐惧的人们发现了更容易、更有利可图、更安全的做事方法。在之后五章中会多次提及一种模式,正是按照这种模式,新时代相应的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当高端统治的国家出现,人们对世界也不再抱有幻想,轴心思想也就相应出现了。
(商鞅)命令居民以5家为“伍”、10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责令互相监督。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这并不是独裁主义幻想,从秦国司法官员陵墓中发掘出的竹简表明,秦国向所有野蛮人强制实行律法。 值得慰藉的是,商鞅作法自毙,最后车裂而死。当时,采用高端统治及法制政策的秦国取得了大胜,东方文明核心成了一个武装阵营。在公元前500年,3万人的军队已经算大规模了,但到公元前250年,10万大军也算正常,20万大军也没什么特别的,真正强大的军队规模还要再翻一倍。人员伤亡数相应也变得巨大。据史书记载,在公元前364年,秦军灭了魏国6万大军。这些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想到秦国士兵以头颅数领赏(字面上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他们以上缴敌人的耳朵封赏),所以也不会太离谱。 毫无约束的军队引起了恐慌,在公元前361年,超级大国定期召开会议商讨它们之间的分歧。被称为“说客”的雇佣外交官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出现。一个人可能穿梭于几个大国间,并同时担任这些国家的重臣,和亨利·基辛格一样编织着阴谋的大网。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争吵不休总好过争战不休”,但在公元前4世纪蛮力还是击败了谈判。问题在于秦国。秦国以绵延的群山做掩护,难以攻克,并利用核心地区边缘的地理位置,吸纳来自西方的无国家社群,使其军队不断向核心地区逼近。《战国策》称“秦国是‘天下万物’的死敌”,它想“吞下整个世界”。 其他国家意识到它们需要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但是四个世纪的战争让它们互不信任,相互背叛。公元前353~前322年,魏国建立联盟,但是盟国打了几场胜仗后,因害怕魏国实力比它们强,于是开始攻打魏国。魏国像是被抛弃的情人或领导人,转而投奔秦国。公元前310~前284年,齐国建立了新联盟,结果重蹈魏国的覆辙。之后赵国接过了盟主的衣钵。在公元前269年,赵国战胜秦国。希望在每个人心中萌动,但这个希望太小、太晚了。秦王嬴政发现了一个可怕的新战略:只要杀很多人,其他国家就不可能重建军队。秦国发明了敌尸清点计数。 接下来的30年里,秦国将领杀了约100万的敌军。关于这段时期的史书充斥着屠杀的凄惨,但在公元前234年秦国斩首10万赵人后,屠杀停止了。之后,秦国就没了劲敌,其他国家选择投降,放弃杀戮。 秦国的残敌走投无路,打算谋杀秦王。在公元前227年,一名刺客绕过秦王的护卫,抓住秦王的手臂,把涂有毒药的匕首刺向秦王,可惜没能刺中,只割断了秦王的袖子。秦王用柱子做掩护,趁机从剑鞘中拔出长剑,把刺客刺死了。 齐国,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公元前221年也被消灭了。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他规定:“我是一世皇帝,我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对此没人敢反对。 罗马建立帝国的过程与秦国不同。公元前521年,大流士登上王位时,波斯已经统一了当时西方文明核心的大部分地区。大流士想瓜分地中海地区财富的欲望掀起了反抗的浪潮,最终摧毁了整个波斯帝国。当时的希腊和意大利城邦已经很发达,能充分利用能源和信息技术,但组织和军事能力不强。所以大流士将它们一一攻破后,用武力威逼它们屈服,但正是武力威逼使这些城邦结合起来,并促使它们提高了组织和军事能力。 因此,当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在公元前480年率领大军攻打希腊时,雅典和斯巴达放下分歧,一致抵抗。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电影《300勇士》不同)记载了这次使雅典成为联盟之首的大捷战。和东方国家结盟对抗秦国那样,雅典对斯巴达的威胁超过了波斯,于是可怕的雅典——斯巴达大战,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修昔底德记载,但迄今未拍成电影)。公元前404年,受到重创且饥饿难耐的雅典人被迫投降,撤除海军,拆毁从雅典城到出海口的工事,此时西西里和迦太基也卷入了战争;战争也使部分地中海地区,尤其是马其顿,成了希腊经济腹地。 马其顿可以说是个古老的香蕉共和国,资源(尤其是木材和银)丰富但混乱。50年来一直受希腊城邦的摆布,其政治就像是充斥着通奸、乱伦和谋杀的肥皂剧,但在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得到王位,成了马其顿的提格拉·帕拉萨。腓力二世并不需要社会科学家来解释什么是后发优势:他本能地理解并借鉴希腊人的制度来统治其领土辽阔、资源丰富但动荡混乱的王国。他挖掘银矿,任用雇佣军,并与不可一世的贵族合作,无视希腊城邦。如果没有在公元前336年被神秘刺杀,他一定也会无视波斯。传言说,腓力二世喝醉后,因儿女恩怨而轮奸同性,之后便丧命了。值得一提的是,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在短短4年内(公元前334~前330年)就完成了腓力二世的计划:征服波斯帝国,焚毁波利斯城,东征至印度边界。直到他的军队拒绝继续远征,他才停止扩张。 亚历山大生于幻想破灭的新时代(亚里士多德曾是他的导师之一),没有意识到做一个神圣的国王有多困难。[12]虔诚的波斯人认为他们的国王是与黑暗永恒斗争的阿胡拉玛兹达神在人间的代表,因此亚历山大肯定是邪恶的代表。毫无疑问,这个形象问题就是亚历山大努力让波斯人相信他神圣的背后原因(第四章中提过)。也许,假以时日他会成功,但他越是想让波斯人相信他神圣,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就越觉得他疯狂。但是时间短暂,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死亡——很可能是中毒而死,几位将领互相混战,分割帝国,建立三大王国(也向神权靠拢)。 要是和秦国一样的话,其中一个王国应该会征服其他王国,但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和这位伟大的国王一样只是昙花一现。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与希腊开战,借鉴希腊制度并打败希腊,之后又征服了波斯帝国,但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几乎将其全部吞并。 罗马是通过将殖民与发展边缘地区结合起来进行扩张的典型例子。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罗马就深受希腊影响,在与邻国的战争中逐渐变得强盛,建立了高低端相结合的组织模式。最重大的决定由贵族参议院做出,议会以农民为主,通过投票决定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和秦国一样,罗马处于由低端向高端统治模式发展的晚期。罗马从公元前406年开始发放军饷,可能也在同时开始征税。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的收入大多靠掠夺而来,与战败的敌国达成协议,向其征兵而非征税。 虽然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反对神圣的王权,但他们很清楚征服与神权的联系。凯旋的将领驾着装饰圣洁的白马战车在罗马城内游行,陪同的奴隶在其耳边轻声说:“记住,你只是凡人。”胜利使神圣的王权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强大的征服者可以做一天神,但仅此而已。 对于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人来说,这种机制并不新鲜,但其高低端统治相结合产生的劳动力规模如此之大,甚至可与秦国匹敌。在公元前480年,波斯20万大军入侵希腊,战败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恢复国力。罗马没有遇到这种限制。一个世纪的战争带动了意大利全部的劳动力,参议院从公元前264年开始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控制权。 迦太基人将罗马的第一支舰队引进一场风暴中,结果10万罗马水兵葬身海底。罗马于是建了一支更大的舰队。两年后这支舰队在狂风暴雨中惨遭覆没,所以罗马建了第三支舰队,结果第三次失去了海军。在公元前241年,罗马的第四支海军终于打败了迦太基,因为迦太基无法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迦太基花了23年来恢复国力,之后汉尼拔将军率领战象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从后方攻击意大利。公元前218~前216年,他俘虏或屠杀了10万罗马人,但罗马军队源源不断地增兵,最后通过消耗战将他打败。和秦国一样,罗马对暴行进行了重新定义。波里比阿说:“罗马人的风格是消灭见到的一切形式的生命,一个不留……所以当罗马人攻下一座城的时候,你不仅可以看到人的尸体,还可以看到被砍成两半的狗,以及其他动物被砍下的四肢。”迦太基最终在公元前201年投降了。 争战比争论要更受参议院的青睐。仅仅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罗马就开始进攻地中海东部亚历山大继任者的王国,公元前167年将其全部吞并。后来经过与当地部落的连年苦战,罗马军队深入到了西班牙、北非和意大利北部。罗马成为西方唯一的超级大国。
我的手紧握着一个陶器的瓶颈和长手柄,这个陶器与当地的热带风格迥异。当我看到它时,我想起了那个在新德里议会被提出的挑衅性问题:“罗马人统治下的英国与印度有什么联系?”完整的答案就在这里。惠勒拿着的是一个在离海岸80英里的阿里卡梅度(彭地治利)挖出的罗马酒缸的碎片。他搭了通宵火车,在小镇的法国餐馆吃过早餐,喝过小酒后,开始寻找罗马人留下来的遗迹。
公共图书馆的一个套间内存放着三四个博物馆的箱子。我满怀希望,大步走过去,用黏黏的手臂拂去灰尘,仔细观察。一个月内第二次,我的眼睛开始放光。堆在一起的是十几个罗马双耳细颈高罐(酒坛子)的碎片,一盏罗马灯的部件,一块罗马凹雕(浮雕胸针),大量印度陶片——陶瓷碎片、小珠子以及赤土陶器——以及任何学过古典考古学的人都不会搞错的红釉面陶瓷碎片。惠勒把一块赤土陶器带回新德里后,他拜访了几个从事战争航空摄影的英国考古学元老。“我偶然间得到了一块赭色黏土陶片,”他指的是从阿里卡梅度博物馆得到的红釉面陶瓷,“结果令人满意,有人能理解是多么美好的奖励!” 据考古发现,到公元前200年就有货物从地中海运抵阿里卡梅度(和其他几个港口),且数量在之后三个世纪内不断增加。最近在埃及红海海岸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干枯的椰子、大米和黑胡椒,这些食品只可能来自印度。到了公元1世纪,中国与印度开始贸易往来,两地同时也与东南亚地区有货物流通。 东西方在越过汪洋大海后得以牵手,这么说有点夸张。与其说两者间存在着一张关系网,不如说是一些细线将两端串了起来。一个商人可能通过海运把红酒从意大利运到埃及,另一个可能通过陆路运到红海,第三个可能运到阿拉伯,第四个可能越过印度洋运到阿里卡梅度。在那里,他可能会碰到当地的丝绸商人,出售来自黄河流域,被转手更多次的丝绸。 虽然这只是个开始。《红海旅记》提到了一个叫“Thin”的国家,可能是“秦”不标准的发音;后来有个叫亚历山大的希腊人自称到访过“支那”,很可能就是中国。公元前100年左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军队行军到巴克特里亚,丝绸和香料沿着丝绸之路向西流通,而金银向东流通。只有轻巧、昂贵的商品,如丝绸等,在历经6个月5000英里的运输后仍可以赢利。在一两个世纪内,所有罗马贵族死后都会披一条丝绸披肩。中亚商人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办事处。 东西方的第一次接触对于那些统治核心地区的贵族来说很值得庆祝,但对那些将贵族视为比商人还要卑鄙的人来说,却值得担忧。约在公元前390年,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他们身材矮胖、四肢粗壮、肥头圆耳,丑陋畸形,像两只脚的野兽。”他还写道:
他们的外形尽管可怕,却仍是人类,但他们的生活是如此艰苦,不用火,不食熟食,靠吃树根、草根和在他们大腿和马背上稍微温热后半生的肉为生。这些人是游牧民族,对于地主阿米亚努斯来说完全陌生。我们已经谈到过他们的祖先,中亚的游牧民。他们约在公元前3500年开始驯养马匹,约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将马匹套在推车上,促进了马拉战车的出现。战车使西方核心在公元前1750年后陷入混战,500年后被传到了东方。骑在马背上要比驾驶马车更方便。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马匹更大,马具改进,可从马鞍上发射的小型强劲弓箭被发明出来,三者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马背上的游牧生活。骑马使地理再次发生彻底改变,逐渐使蒙古一直延伸到匈牙利(都是游牧民族命名的)的干旱平原变成了连接东西方的“草原通道”。 在某些方面,这些草原游牧民类似大帝国边缘相对落后的居民,与希伯来《圣经》中雅各和他的儿子一样。他们用动物和毛皮去换回定居居民的产品。双方都会获利: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和波斯的地毯被用来装饰西伯利亚巴泽雷克的豪华陵墓,而在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从游牧民那里引进马匹和弓箭,用骑兵取代战车。 但也有问题存在。巴泽雷克墓葬中除了丝绸地毯外,还有成堆的铁制武器和用敌人颅骨镀金后制成的奖杯,暗示贸易和战争互不影响。尤其是在公元前800年后,寒冷干燥的天气使草原牧场骤减,那些能迅速迁徙,且经过长途跋涉抵达牧场后还可以作战的牧民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所有部落都开始骑马,在相隔数百英里的冬季和夏季牧场间穿梭。 他们的迁移产生了连锁反应。在公元前8世纪,马萨格泰人向西迁移,越过现在的哈萨克斯坦,遇上了斯基泰人。斯基泰人与史前被农民侵占觅食栖息地的采猎者及西西里岛居民在希腊殖民者登陆后遇到的选择一样:他们可以坚守阵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击,甚至推举出国王,或者逃跑。那些放弃的人跨过伏尔加河,导致当时已定居在那里的西米里族人也面临了战斗或逃跑的选择。 在公元前8世纪初,西米里难民开始迁徙到西方的核心地区。他们数量不多,但造成的破坏很大。在农业国家,许多农民在田里辛勤劳作来供给军队。在战争高峰期,罗马和秦国军队对平民征兵,每6人征一人;在和平时期,每20人征一人。相反的是,游牧民族的每个男人(也有许多女人)都是战士,从小就与马和弓箭打交道。这是不对等战争最初的例子。大帝国实力雄厚,设有军需官,军队装备有攻城武器,但游牧民族移动迅速,常进行恐怖活动。事实上,他们不迁徙的时候往往忙于互相争斗。 多年的气候变化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相结合,致使西方文明核心的边缘地带陷入了暴力和动乱。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00年左右仍是西方最大的帝国,邀请西米里人到核心地区并帮助他们打败对手。起初确实行之有效,在公元前695年,土耳其中部的弗里吉亚国国王弥达斯,据希腊传说称可以点石成金,被西米里人包围都城后自杀了。 虽然消除了像弗里吉亚那样的缓冲国,但是亚述人将自己的心脏地带暴露给了游牧民族。到公元前650年,斯基泰人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他们“行为暴力,无视法律,最终导致了混乱”,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他们像强盗,来回奔走,窃取每个人的财产。”游牧民族破坏了亚述帝国的稳定,且在公元前612年协助米底人和巴比伦人洗劫了尼尼微,之后立即转而攻打米底人。直到公元前590年左右,米底人想出方法来对抗这些诡计多端、移动迅速的敌人。根据希罗多德记载,这个方法就是等他们的领袖在宴会上喝醉后再杀他们。 米底、巴比伦和波斯的国王尝试去应付游牧民族。一种方法是什么也不做,但后来游牧民族洗劫了边疆省份,税收收入因此减少。买通游牧民是另一种方法,但上缴的保护费和洗劫造成的损失一样巨大。第三个方法是先发制人,进军草原并占领游牧民赖以生存的牧场,但这个做法的支出和风险都更大。无须再防卫,牧民可以撤退到寸草不生、干旱的荒原,使入侵者因不能及时补给而垮掉。 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试图在公元前530年对马萨格泰人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像之前的米底人一样,他用了葡萄酒战略:先让马萨格泰人先锋部队洗劫他的阵营,在他们喝醉后再将其屠杀,虏获了他们女王的儿子。“你如此嗜血,”托米丽司女王在写给居鲁士的信中说道,“把我的儿子还给我,这样你的军队可以全身而退……如果你不同意,我以太阳神起誓,我会让血多得让你喝不完。”女王的话应验了,她打败了波斯人。居鲁士的首级被割下,浸在盛血的革囊里。 先发制人的战略一开始比较糟糕,但在公元前519年,波斯的大流士证明了这个策略行得通,他击败了波斯人称为“尖帽斯基泰”的联盟,向其征收贡金并设立了傀儡国王。5年后,他再次尝试,跨过多瑙河,将其余的斯基泰人追击到了乌克兰腹地。和现代很多不对等的战争一样,很难说到底谁赢了。希罗多德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大流士幸运地逃生了,但斯基泰人再也不是波斯人的威胁,所以很明显,有些事开始步入正轨了。 在东方,草原骑兵的诞生需要更长时间,正如在东方,战车的普及要比在西方花的时间更长。但是当游牧民连锁反应影响到东方的时候,产生的效应一样强烈。游牧民族的东扩很可能在公元前8世纪犬戎袭击周朝时就已开始了。北方的民族吸纳了新来的游牧民族,后来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被秦、晋吞并。游牧民族的入侵和东方国家的扩张相结合,减少了缓冲国家,和西方的情况一样。 此时赵国位于边缘地区。和亚述人对斯基泰人所做的一样,赵国招募游牧民骑兵攻打邻国,并将臣民训练成骑兵。赵国采用了一项在西方不常用的战略——消耗战,建立长城阻止牧民入内(至少在贸易和突袭的路线上)。这似乎比战争或付保护费更有效,于是在公元前3世纪各国大量建造长城。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长城绵延2000英里,成本(根据传说)是每建一码要死一人。[13] 秦始皇并不为此担心。事实上,他重视城墙的建造,将这个防御性战略转化成了武器,用长城将游牧民族传统放牧的草场圈入了自己的疆域。后来在公元前215年,他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 长城是一个明显的征兆:地理的含义再次发生了变化。在图5-1中推动东西方社会平行发展的动力——更多能源的获取、更有效的组织、广泛传播的知识、更致命的军队——正在改变这个世界。到公元前200年,东西方各自由一个大帝国统治,两方的军队和商人甚至深入了两方之间的地区。大草原再也不是东西方之间的巨大障碍,而成了一个连接两方的通道。东西方核心的历史尽管相互独立但却非常相似,并开始结合起来。尽管只有极少数的商品、人员或思想从欧亚大陆的一端传到另一端,但却形成了新的地理现实。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在公元前200年时统治核心地区的大帝国因此而瓦解,处于上升趋势的社会发展被扭转,西方的领先地位被终结。矛盾的发展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近来有许多人遭受传染性肿胀的折磨,这种肿胀开始于头部、面部和四肢。但是不久之后,这种肿胀蔓延到全身各处,看上去就像是含有白色物体的疮。当这些脓包干透之后,又出现了新生的脓包。如果病人早期没有得到治疗的话,通常会死亡。即便康复也会留下丑陋的紫色伤疤。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城市萎缩,贸易衰退,税收锐减,土地荒废。祸不单行,当时一切迹象——泥炭沼泽、湖泊沉积物、冰芯、树木年轮、珊瑚中的锶钙比率,甚至海藻中的化学物质——都显示罗马暖期就此结束,气候开始变得不适宜人类生存。公元200~500年期间,平均气温下降了大约2华氏度。另外,气候学家所说的“黑暗时代寒冷期”导致夏天更加凉爽,减少了海洋的水汽蒸发,季风和降雨也随之减弱。 在其他条件之下,日益繁荣的东西方两大核心也许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就像公元前2世纪罗马暖期开始时一样。但是这一次,瘟疫肆虐以及气候变化——第四章重点描述的天启五骑士中的两名——并驾齐驱,共同作用。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其他的三骑士,即饥荒、移民及亡国是否会加入这一行列?一切都取决于人类准备如何应对。
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在当时,汉族宫廷诗人所具备的道德精神严肃性变得有些滑稽可笑,新一代的诗人更加青睐抒情诗歌,擅长描写田园牧歌,或者索性出世退隐。尽管这些美学家们事务繁忙,无法退居远山,但是他们同样可以在自己府邸的花园里体验隐居感觉,也可以效仿王导(公元300年东晋的宰相),花钱雇人代表自己隐居。汉代的画家们开始尝试将山水野趣作为创作对象,到了公元4世纪,著名画家顾恺之更是将山水画的地位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使山水画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竹林七贤和其他理论家主张形式大于内容,他们倾向于研究绘画和书法的技巧,而不是其中隐含的道德含义。 公元3世纪,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但是这场反叛一味地嘲讽、拒绝传统,却没有提供积极有效的应对办法,大体上只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在世纪末有所改观。距当时800年前,中国本土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刚刚兴起,佛教也经由南亚传播到了中国大地。公元65年,佛教首次出现在中国的书面史料中,而对于佛教传播比较可信的说法是:随着第一次东西方交流的不断推进,东亚和南亚的商人开始在中亚绿洲聚集汇合,最终将佛教带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尽管当时已经有一些城市的知识分子开始信奉佛教,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只把佛教看作从草原传入的众多外来哲学之一。 公元3世纪晚期,这种局面开始逆转,这主要归功于来自中亚的僧人翻译家竺法护。他长期在长安与敦煌绿洲之间游历,致力于佛教经典的再译,并在印度观念中添加了能够被中国人接受的元素,获得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和大多数轴心时代圣人一样,释迦牟尼并未留下任何手迹,关于释迦牟尼的启示也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佛教的早期形式强调严格的沉思和自我觉醒,但是竺法护推崇的是所谓的大乘佛教,这就使救赎的过程不再艰苦繁重。在竺法护的表述当中,释迦牟尼并非精神追寻者,而是永恒怔悟的化身。竺法护坚持认为,原初的释迦牟尼只是在这个世界或其他世界中存在的众多佛祖中的第一位佛。这些佛被一群其他的圣人所围绕,尤其是菩萨。菩萨原本是通往怔悟的凡人,但却推迟了自身的涅,旨在帮助渺小的凡人实现圆满,从重生和遭难的轮回中解脱出来。 大乘佛教有时会走向极端的方式。大多数佛教派别相信弥勒佛(也称未来佛)终有一天会引导众生走向极乐世界。但是公元401年,中国出现了一群狂热的佛教徒,他们自称是神圣的佛祖,事实上却与强盗、暴民及反叛的官吏为伍。他们打着救赎的旗号,却到处滥用暴力,实施破坏,最后这场暴动在血腥杀戮中落下帷幕。 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简化了传统佛教的繁重教规,并为众生打开了救赎之门。公元6世纪,盛行的“佛祖讲经”只要求信徒围绕释迦牟尼和弥勒佛的塑像步行数圈,崇拜圣物(一般是佛牙、佛骨以及据说曾经属于佛祖的化缘钵),诵读佛经,胸怀慈悲之心,勇于自我牺牲,并遵从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讲经者坦言,这些行为并不会将信徒引向涅,但是至少会给他们带来健康、财富以及不断升华的重生之路。佛教中的“净土派”将这种观念更进一步,他们声称信徒去世之后,大慈大悲的菩萨和阿弥陀佛会向其解读生死轮回,并引导他们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远离尘世的烦扰,寻求涅。 在印度,佛教徒为了寻求涅之路,通常会选择上路流浪,沿途乞讨。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些神圣的流浪者(与富有的隐士诗人相对立)无疑是异类,因此这种方式在中国并不盛行,但是印度信徒通往怔悟的第二条道路——修行——却得到广泛传播。公元365年左右,道安——他并非中亚移民,而是一位被训练成儒家学者的中国佛教徒——起草了一份适应中国社会的佛教戒律,规定和尚必须削发剃度,和尚、尼姑均要节制欲念,学会顺从,通过自己的劳动谋生,并运用戒、定、慧来追寻自我救赎。和发展了千年的佛教一样,佛教徒在修行过程中也常常走入极端:许多和尚、尼姑对修行的认识相当狭隘片面,有些人不惜伤害自己,目的是仿效菩萨舍身拯救世人;甚至有人在数千人面前自焚,以求洗涤自身犯下的罪孽。不论如何,道安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将佛教修行行为塑造成固定的宗教组织,部分填补了公元4世纪以来国家机构崩溃所引发的机构空白。佛教寺院建造水力磨坊,筹集资金,甚至组织起防御力量。富有的教友把土地和佃户赠与佛教寺院,被驱逐的农民也纷纷前往寻求庇护,这些佛教寺院在作为虔诚信仰的核心的同时,还成为社会稳定的绿洲,甚至是财富聚集的岛屿。公元5世纪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佛教寺院,一位官员在公元509年写道:“寺院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 佛教在中国的征服行为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公元65年,中国仅有数百个佛教徒。到公元6世纪,大多数中国人——大约3000万人——成了佛教徒。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但是在欧亚大陆另一端,还有一个名为基督教的新兴宗教,它正以更快的速度不断发展。 西方古典传统的崩溃晚于东方,也许是罗马防线维持得更为持久的缘故。公元160年后,瘟疫同样在罗马大肆蔓延,导致治病神力崇拜不断出现,但是罗马人并不赞同中国普遍采取的暴力革命方式。尽管如此,公元3世纪的骚乱确实动摇了西方的古老传统。那些遍布罗马帝国各处的雄伟塑像静静地见证了一种全新艺术审美的诞生:艺术家抛弃了古典艺术中庄严肃穆的原则,转而欣赏古怪的比例结构和那些巨大的、向上凝视的眼睛,这就形成了塑像似乎在互相注视的效果。另外,不断有新宗教从东部的边缘地区传入罗马帝国,例如来自埃及的伊西斯、来自叙利亚的不败之日、可能来自伊朗的密特拉神(其追随者形象为地狱的杀牛者)以及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它们都宣扬生命永恒。受其影响,人们开始在烦扰动乱的现世中追寻救赎,忽略了对宗教的理性解释。 一些哲学家试图强调过去几世纪累积的学识仍然是相关的,以此回应这种价值观的危机。在他们的时代,波菲利和普罗提诺等学者为适应现代需求而重新解释柏拉图哲学(后者可能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于是他们成为西方闻名遐迩的学者。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寻找与之南辕北辙的新解。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基督教给所有人带来了些许安慰。和大乘佛教一样,基督教是建立在旧轴心时代思想基础上的新概念,它以更适应现代需求的方式,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看待核心思想的新角度。基督教取代了犹太教,宣称其创建者耶稣是预言中诞生于此地的弥赛亚。我们将大乘佛教与基督教称为“第二波”轴向宗教。与第一波轴向宗教先行者相比,第二波轴向宗教向更大范围的世人打开救赎之门,并且将通往救赎的道路改造得更加简单易行。同样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两个新兴宗教都是普世教会。因此,耶稣和释迦牟尼都不属于任何一群“上帝的选民”,他们的使命是拯救所有的普罗大众。 耶稣和释迦牟尼一样,并未留下任何圣典。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50年代,当时使徒保罗(他从未见过耶稣)试图让基督徒们认可一些关于基督教到底是什么的核心观点。大多数追随者接受了一些观点,例如他们应该受洗、向上帝祈祷、抵制其他的神、周日聚餐、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然而,一旦超越这些基本前提,各种说法纷至沓来。一些人坚持认为希伯来圣经中描述的上帝只不过是之前一系列神中最后降临(且最低微的)的一位;有人认为世界是邪恶的,因此上帝作为创世者也一定是邪恶的;有人认为世界上有两个神,一个是恶毒的犹太神,另一个是神圣(但不可知)的耶稣之父;有人相信世上存在两个耶稣,一个以逃离受难的精神形式存在,另一个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肉体形式;有一些人暗示耶稣可能是女人,并且女人和男人之间可能是平等的;有人认为新的启示或许可以否定旧的启示;有人推测耶稣即将重生,因此所有基督徒都要禁欲;有人说因为时间紧迫,基督徒必须自由恋爱;还有人认为升入天堂的唯一途径是以残忍可怖的方式完成殉道,因此性爱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 人们普遍认为,释迦牟尼对宗教上的超然存在持实用主义态度,建议人们选用最有效的方法,摈弃其他。另外,在寻求涅的过程中,佛教徒有许多条道路可供选择。然而,基督教认为能否进入天堂取决于是否知道上帝和耶稣是谁,以及他们想要做什么。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基督徒陷入了疯狂的自我定义。公元2世纪晚期,多数信徒开始认同主教存在的必要性,主教应该被视为最初传道者的后裔,拥有评判耶稣意愿的权威。那些想法激进、近乎疯狂的传道者逐渐被世人遗忘,《新约》的内容变得更加明确具体,通往启示的窗户被关闭。除非得到主教的同意,否则没有人能够修改这本圣书,也没有人能够从圣灵那里得到启示;除非基督徒自己愿意,否则也没有必要恪守禁欲或成为殉道者。 到了公元200年,尽管人们仍然对此争论不休,但是基督教已经发展成一门有纪律的宗教信仰,并对救赎(合理地)做出了明确规定。和大乘佛教一样,基督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宣扬的思想亲切易懂,为身处乱世的世人提供了通往救赎的实用方法。博学的希腊人甚至暗示说,第二波轴向基督教与第一波轴向哲学之间并没有很大区别:柏拉图(有人称之为雅典的摩西)已经通往真理,基督教也已知晓真理,但是真理却是相同的。 当先进国家的机构开始瓦解时,主教们就被用来填补机构空白。他们动员信徒重新筑造城墙,修补道路,并与日耳曼入侵者展开谈判。和佛教徒一样,基督教的圣人们也选择隐居郊外,超然遁世,并成为当地的领袖人物。当时出现了一个举国闻名的苦行者,他身着刚毛衬衣,居住在埃及沙漠中的墓穴,不吃不喝,不断与心中的魔鬼斗争。他的追随者坚称:“他从不用水沐浴身体,以祛除污垢,甚至从不洗脚。”还有一位圣人,他在叙利亚一座50英尺的塔中坐了40年。当时,还有一些隐退者用动物毛皮遮掩身体,以青草果腹。简而言之,他们成了“圣愚”,即为了基督的缘故变成愚妄的人。 在挑剔的罗马绅士看来,这些都是奇异怪诞的行为,基督徒们也对这些引发众人狂热仿效,并且只回应上帝旨意的极端分子表示忧虑。公元320年,一位来自埃及名叫帕科米乌斯的圣人想出了解决办法。他将当地隐士全部集中在第一个基督教修道院,使这些人处于他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并通过辛勤劳作和虔诚祈祷追寻救赎。帕科米乌斯和中国的道安并无任何交集,但是他们提倡的修道院形式却惊人地相似,并且两者都引发了类似的后果:公元5世纪,整个社会的经济大环境陷入崩溃,基督教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也成了拖垮当地经济的沉重负担;随着古典知识不断消逝,修道院成了知识聚集的中心;战乱时期,修道院可以将信徒转化成民兵,用以维持当地的和平安定。 基督教的传播速度甚至超越了佛教。公元32年左右,耶稣去世,他当时只有大约几百名追随者;到了公元391年,当皇帝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时,已经有超过3000万罗马人改信基督教,尽管“改宗”是一个很笼统的词汇。当时尚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者对此保持怀疑,他们在接受新的信仰之前,仍试图用强大的逻辑性和严密性深刻探究教义内涵。然而只消一下午时间,基督教、佛教的能言善辩者就能使他们周围数以千计的人心悦诚服。由于相关的所有统计数据都很粗略,因此我们只能逐个进行剖析。我们不知道——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改宗”的步伐何时何地开始加速,又在何时何地开始减缓,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基督教和佛教在起步阶段只有数百名追随者,但最终都拥有了超过3000万信徒,影响范围遍及整个中国和罗马帝国。图6-4清晰地显示出数世纪以来两个宗教的平均增长率:中国佛教徒平均每年增长2.3%,这意味着每30年就翻一番;而基督徒每年增长3.4%,每20年就可以翻一番。 在图6-4中,曲线呈上升趋势。然而在图6-1中,表示社会发展程度的曲线却呈平稳下降态势。这两者到底有没有联系?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781年就由爱德华·吉本提出。他说:“毋庸置疑,基督教的传入对罗马帝国的兴衰存亡起到了一定影响作用。”但是吉本认为,基督教的影响程度并非基督徒本身相信的那样。他暗示说,基督教的传播导致罗马帝国的精力不断衰竭:
教士们卓有成效地宣扬忍耐和自强的学说,积极向上的社会美德遭到了压制,最后一点残余的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中。对慈善事业和拜神活动无止境的需求耗费了绝大多数的公有、私有财富,而众多崇尚禁欲和洁身却碌碌无为的男女肆意挥霍着士兵的粮饷。忍耐和自强同为基督教和佛教的美德。那么,我们能否将吉本的论点进一步延伸,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宗教思想——神职者的谋略战胜政治,心灵的启示战胜理智——终结了古典世界,导致数世纪以来社会发展不断下滑,使得东西方差距不断缩小? 对这个问题,我们无法轻易解答,但是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和第一波轴向思想类似,第二波轴向宗教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而非根源。犹太教、希腊哲学、儒家学说、道教、佛教和耆那教都出现于公元前600~前300年间,当时社会发展水平超越了公元前1200年西方核心崩溃时所达到的水平(大约24分)。实际上,这些教派和学说的相继出现回应了当时先进国家的重组以及世界的觉醒。第二波轴向宗教起到了某种镜像作用:随着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不断发展,先进国家的统治根基不断动摇,于是人们发现第一波轴向思想有所欠缺,而推崇救赎的宗教适时地填补了空白。 图6-4中的曲线表明,两者的增长率最终实现了平衡。除非这些数据完全不准确,否则基督教和中国佛教在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之前都只处于边缘地带。然而到了公元250年,当时有大约100万基督徒(大概占罗马人口的1/40),这个人数显然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当时基督教已经开始成为皇帝的燃眉之急,它在最艰难的时刻与国家争夺资金,而且基督教信奉的上帝又否决了罗马帝国皇帝长期用以论证统治合理性的死后上帝说法。公元250年,皇帝德西乌斯展开了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行动,但他不久之后就被哥特人杀死。公元257年,瓦勒良也着手进行迫害行动,但也为波斯人所杀。 上述事例表明:运用武力威胁人民的行为注定会失败,因为这些人希望追随耶稣痛苦地死去,并将之奉为人生最大的成就。在接下来的50年间,尽管罗马皇帝不断地试图扫清基督教的影响,但是基督教集会数量平均每年增长3.4%,公元310年左右,基督徒人数猛增至1000万人,几乎占罗马帝国人口总数的1/4。显然,基督教已经发展到第二个临界点。公元312年,当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深陷内战时,他发现了上帝所在。因此他没有动用武力镇压基督教,而是做出了妥协,如同500年前他的祖先对具有同等破坏力的第一波轴向思想做出妥协一样。康斯坦丁将大笔财富送往教会,免除教会赋税,并认可其等级体系。作为回报,教会也认可了康斯坦丁的统治权。 在接下来的80年间,罗马帝国所有的剩余人口都转变为基督徒,贵族掌握了教会领导权,教会和国家合力洗劫了帝国内部其他异教徒所拥有的财富——这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基督教的时代终于来临了。公元310年左右,亚美尼亚国王皈依基督教。公元340年左右,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也开始信奉基督教。也许是因为伊朗的索罗亚斯德教与基督教遵循类似的发展模式,所以波斯帝国皇帝们并没有跟随这个趋势。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似乎也经历了类似的临界点。图6-4表明,公元400年左右佛教徒突破百万,但由于中国南北地区差异过大,佛教发展在这两个地区也有截然不同的后果。在战乱纷争不断的北方,佛教徒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通常都在各国都城聚集,这就导致他们容易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到了公元400年,北魏成为诸国之中最强大的力量,并专门设立了一个政府部门来监督管理佛教事务。到公元446年,这个部门开始对佛教徒施加迫害。中国南方则正好相反,那里的佛教徒们没有在都城建康聚集,而是沿长江流域散布开来,寻求当地权贵的庇护,以躲避朝廷迫害,并且逼迫皇帝让步。公元402年,僧人甚至得到皇帝特许,恩准他们在面见皇帝时无须跪拜。 图6-4表明,截至公元500年,中国大约有1000万佛教徒。当佛教发展到第二个临界点时,统治者(中国的南方和北方皆是)做出了和康斯坦丁一样的妥协,因此佛教团体开始肆意挥霍钱财、免征税收、加官晋爵。中国南方的梁武帝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极力推崇盛大的佛教节日,甚至下令宗庙祭祀皆不用牲畜(可以用点心糕点代替),并派遣使节前往印度收集经典。作为回报,佛教统治集团认可梁武帝是菩萨和救世主的身份。北魏皇帝的做法更为高明,他们获得了选择佛教团体首领的权力,随后通过该首领宣称自己是佛祖化身。如果康斯坦丁知道的话,一定会羡慕不已。 忍耐和自强并未导致东西方的衰落和瓦解,社会发展的自我矛盾性才是罪魁祸首。这种衰落和瓦解在一定程度上遵照了公元前12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当时正在扩张的核心引发了一连串无法控制的事件。然而到了公元160年,社会发展又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模式,通过中亚将东西方紧密联系起来,开创了细菌和移民不断流动的东西方交流,从而改变了整个东西方的地理版图。 到了公元160年,较之公元前1200年的西方核心国家,古典世界各国规模进一步扩大,势力日趋强盛,但同时这些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所引发的破坏效果也愈演愈烈。面对它们自己释放出来的力量,古典国家显得手足无措。数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发展进程每况愈下,文学、城市、税收和官僚机构失去了它们各自的价值。以往毋庸置疑的事情,当时已经变得无法确定,因此数千万人试图给中国的古老智慧带来全新的转折点,在这个扭曲变形的世界中寻求救赎。和第一波轴向思想一样,第二波轴向思想也是危机四伏,不断挑战着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三纲是指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尽管这一波思想看似来势汹汹,但是最终再一次与权力和财富颠覆性地握手言和。到公元500年,这些国家日渐式微,而寺庙却日益兴盛,生活依旧继续。 如果我是在公元500年时撰写这本书,那么我极有可能成为一名长期注定理论家。在每个千年中,都会发现社会发展的自我阻碍作用,每向前行走两三步,随后就会向后倒退一步,这种破坏程度日益严重,不仅影响到西方,而且已经侵蚀东方的社会发展,但其模式显而易见。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差距不断拉大;在倒退过程中,这种鸿沟相应缩小。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尽管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力不断变化,但仍然保有领导地位。 然而,如果我将写作时间向后推一个世纪,那么事情将会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你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以人所未知。穆罕默德认为自己一定是疯了或者是被恶魔附身,但是他的妻子安抚了他的情绪。在之后的22年里,加百列一次又一次地返回,使得穆罕默德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几欲昏厥,并通过这位先知之口传达真主的旨意。这些话语诉说着人世的美丽和传统,在听到的那一瞬间人们就被转化了。一位名叫欧麦尔的重要的皈依者说:“我的心变得柔软,我流泪了。伊斯兰教信仰进入了我的身体。” 伊斯兰教遵从真主的意志,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称为经典的第二波轴心时代宗教。其创始人来自精英团体的边缘(他是一个从事贸易的暴发户氏族的小人物)和帝国的边缘,他并未留下任何手迹(古兰经,或者称为宣读,是在其死后被整理出来的),他相信真主是不可知的,他的思想是基于早期轴心时代思想的。他践行在真主面前公平公正、在弱者面前体恤同情的行事准则,并且把这一切与早期轴心时代思想家分享。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有一种全新的身份:一个轴心时代思想的捍卫者。 与佛教、儒家学说和基督教不同的是,伊斯兰教诞生于衰败帝国的边缘地带,当时正处在持续征战的混乱年代。伊斯兰教不是暴力的宗教,但是战争是穆斯林无法置身事外的事情。穆罕默德表示过,以真主之名,打击那些与你为敌的人,但是不要采取主动攻击。真主不会爱护那些侵略者。像20世纪的美国穆斯林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崇尚和平,待人有礼,遵守律法,尊重他人。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了你,那就把他送去墓地。”宗教传播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强制力,但是穆斯林们(真主意志的“顺从者”)在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胁时会被迫捍卫自己的信仰——由于穆斯林在传播他们宗教思想的同时,不断向衰败的帝国深入拓展,因此这种情形是极其常见的。 因此,阿拉伯移民们在当地落后面貌背后寻找到了他们的优势所在:宗教救赎和军国主义的结合给了他们组织归属和人生目标,而这两者在现实世界中都是难以实现的。 像其他身处边缘地带、想要在核心地区寻求一席之地的人们一样,阿拉伯人声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赛玛利的后人,与生俱来就拥有这样的权利。穆斯林宣称,亚伯拉罕和以赛玛利亲手建造了麦加最神圣的神殿克尔白,伊斯兰教是亚伯拉罕宗教最后和最完善的版本。古兰经把犹太教称为伊斯兰教的同源宗教。从亚伯拉罕到耶稣,所有的先知都是正当的(虽然耶稣并非弥赛亚),而穆罕默德是最终的先知,传递真主的旨意,兑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承诺。这些宗教之间的争斗是无谓的:事实上,西方需要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写信给库斯鲁和赫拉克利乌斯进行解释,但是并未得到任何回复。不论如何,这并不影响阿拉伯人持续不断地迁入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们更多是作为战团进入这些地区,而非以军队的形式;他们的规模很小,很少超过5000人,可能从未超过15000人;他们较少进行激战,而是更多地打游击战。然而,抵抗他们的少数防御军队规模也并不比他们大。在公元7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家都濒临破产,四分五裂,根本无力应对这一令人困惑的全新威胁。 事实上,亚洲西南部的人们似乎并不特别在意阿拉伯的首领们是否会取代拜占庭帝国或者波斯帝国的官员们。几个世纪以来,两个帝国都以冠冕堂皇的教义为由,迫害了许多基督徒。例如,自公元451年以来,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说法是耶稣有两个本性,一为人性一为圣性,两者融合于一体之内。而一些埃及的理论家反驳说,耶稣其实只有一个本性(完全的圣性)。截至公元7世纪30年代,因此丧命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叙利亚和埃及地区有许多怀抱着“一个本性”[6]信仰的基督徒们积极地欢迎穆斯林的到来。他们认为与其忍受那些散布宗教恐怖的统一宗教信奉者,还不如接受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的异教徒领袖。 公元639年,4000名穆斯林入侵埃及,国王亚历山大不战而降。曾经强盛一时的波斯帝国苟延残喘,在历经10年的内战之后,最终如空中楼阁一般倒塌。而拜占庭帝国则撤退至安纳托利亚,从而丧失了帝国3/4的税收来源。在随后的50年间,其高端统治灰飞烟灭,帝国要想存活下去只能寻求低端手段,也就是依靠当地显贵资助来供养军队,同时要求士兵自己种植粮食谋生,而非领取薪酬。到公元700年,只有5万人生活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开垦郊区,种植谷物,断绝进口,并且不使用货币,而是进行物物交换。 在一个世纪间,阿拉伯人侵吞了西方核心最富裕的地区。公元674年,他们的军队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扎营。40年后,他们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岸集结,向西班牙进发。公元732年,一个战团抵达法国中部普瓦捷。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这些来自沙漠并进入帝国核心的移民随后放慢了步伐。一个世纪之后,吉本进行了这样的思索:
(阿拉伯人)胜利的战线绵延1000英里,从直布罗陀的岩石蔓延到卢瓦河的河岸;如果重复同等的距离,撒拉逊人(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可以进入波兰境内或者苏格兰高原。要不是因为莱茵河并不比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更加通畅,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已经不战而胜,进入泰晤士河河口,那么可能剑桥的学校现在都在教授古兰经,而神职人员们在向祛除邪念的信徒们揭示穆罕默德的圣洁和真理。吉本不带任何嘲讽色彩地补充说:“基督教徒通过想象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得到启示。”18世纪的伦敦和7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一样,当时的世俗认知将基督教精神视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而将伊斯兰教视为其对立面。西方核心的统治者们可能经常将那些从边缘地区来的人看作野蛮族群,但是吉本非常清楚阿拉伯人其实是具有更大规模的西方核心第二次轴心转移的一部分,而这个转换过程一开始就注定了基督教精神的胜利。实际上,我们可以跳出吉本的思维模式,将阿拉伯人置于一个更为长久的传统之中,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亚摩利人时期,并且站在阿拉伯人的角度看待他们:他们曾经因为争端被卷入核心地区,现在向当权者追讨自己正当的权利。他们来此并非为了埋葬西方文明,而是试图让它更完美;不是为了挫败查士丁尼和库斯鲁的野心,而是为了将其实现。 就像吉本在18世纪发表的言论一样,我们这个世纪的许多政治家很容易倾向于将伊斯兰文明想象成一种局外的、与“西方”文明(指西北欧及其海外殖民地)相对立的文明。但是这种倾向性忽视了历史的真相。到公元700年,伊斯兰世界或多或少已经成为西方的核心,而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这个核心北部的边缘地带。和罗马人一样,阿拉伯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同样多的西方核心文明。 与东方隋文帝的征服相比,阿拉伯人的征服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是因为阿拉伯军队人数少,并且很少遇到大规模的抵抗,所以他们很少摧毁所征服的土地。公元8世纪,西方的社会发展最终停止了衰退。现在,也许这个大部分重新统一的西方核心能够强势反弹,就像公元6世纪时的东方核心一样,从而缩小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通过互相连通的河流与湖泊,人们可以去往任何地方。当一艘船驶离港口,行驶一万里之遥都无任何阻碍。每年,百姓将耕种和食用之外的剩余粮食用于交易。大商人囤积平常人家缺少的东西。小船从属于大型船只,并参与联合经营活动,来回往复,通过卖粮获得可观收益。但是,这一切都要花钱,随着经济增长,政府试图铸造足够的铜币。结果,对新铜矿资源的挖掘(以及在铜币中掺杂铅的不甚光彩的行为)使得铜币的产量由公元983年的3亿枚飙升至公元1007年的18.3亿枚,然而依旧供不应求。 人的贪婪和懒惰拯救了危局。公元9世纪,在茶叶贸易开始大行其道、国家商业监管松弛的情况下,四川的商人开始在长安设立分部,在那里他们可以将买卖茶叶所得货币兑换成“飞钱”,也就是当时的纸质付款凭证。回到四川之后,这些商人可以在总部将这些票据换成现钱。设想一下,一袋飞钱价值相当于40袋铜币,这样一来飞钱的优势立现,随后商人们开始凭借自身实力,普遍使用这种票据。他们发明了信用货币,即价值依赖于使用者的信用而非自身金属含量的代币。公元1024年,宋朝政府实施了合理的下一步计划——开始印刷纸币。很快,发行的纸币数量超过了铜币。[16] 随着纸币和信用货币深入乡间,买卖过程变得更为简单,更多的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收成最好的作物,将它们卖掉换钱,再购入他们无法轻易生产出来的物品。一个和尚在偶入一个偏远村庄小型集市后,这样描写道: 朝日还未从湖面升起, 荆棘丛生,一瞬间仿佛绵延无尽的松林。 幽暗中,古木伫立于悬崖之巅; 猿猴荒凉的呼喊随风飘荡下来。 山回路转,一座山谷映入眼帘, 在远处,有一处村庄隐约可见。 沿途到处都是笑声和叫喊声, 雇农们你追我赶, 准备在长达数小时的集市上斗智斗勇。 摊位和商铺众多,仿佛云彩一般, 他们带来亚麻织物和桑树皮做的纸, 或是向前驱赶着母鸡和乳猪。 条条道路上,遍布着刷子和簸箕—— 各种家什不可胜数,简直难以用纸记录。 一位老者管理着这场繁忙的交易, 每个人都对他的一言一行心怀敬畏。 他谨慎小心地比较, 对交易物品一一检查, 在他的手中慢慢翻转。 当然,城市的市场更为广阔,吸引了半个大陆的商贩。西南亚商人将位于泉州的港口与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印度洋群岛连接起来,然后从这些地方向中国所有城镇输送进口商品。为了支付其费用,家庭作坊生产出丝绸、瓷器、漆器和纸张,其中最成功的那些作坊进一步升级成工厂。甚至在村庄都可以购买到书籍这一类原本近乎奢侈的物品。到了公元11世纪40年代,雕版印刷生产出数百万册相对廉价的书籍,这些书籍随后大量发行,甚至进入平民百姓手中。当时中国的文化水平可与1000年前的罗马相抗衡。 然而,最重大的改变是在纺织和煤炭行业,准确地说是在那些推动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活动领域。11世纪的纺织者发明了脚踏缫丝机,1313年,学者王祯在其著作《农书》中描述了一种大型纺纱机,可以用畜力或水力带动。王祯批注说:“这种机器成本比它所代替的女工成本要便宜得多,可以应用于中国北方生产麻布的大部分地区。”王祯将他的技术记录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借以抒发他的震惊之情: 车纺工多日百, 更凭水力捷如神。 世间麻欸乡中地, 好就临流置此轮。 把18世纪法国的纺织机设计图与14世纪王祯的设计对比之后,经济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不得不承认:“法国纺织机与王祯所设计机器的相似程度惊人,以至于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疑惑——纺织机其实始于中国。”尽管王祯的纺织机不如法国的高效,但是伊懋可总结道:“如果这部织机所代表的阵线能够进一步延长,那么中国将会比西方早400年进入真正的纺织生产领域的工业革命。” 由于缺少宋朝纺织生产和价格的统计数据,我们无法考察该理论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获得了其他行业的相关信息。当时的捐税收入表明,铁产量在公元800~1078年间增长了6倍,高达12.5万吨——几乎和整个欧洲在1700年时的钢铁生产总量相同。[17] 在拥有百万人口的开封城,炼铁厂围绕着主要市场聚集起来,炼出的铁(在多种用途中)被制成军队所需的武器。因为开封位于大运河畔,地理位置便利,因此被选为都城。尽管开封城历史并不悠久,没有绿树成荫的大道,没有以前的都城那样雄伟恢宏的宫殿,也没有吟诵开封的诗歌传世,但是在11世纪时,开封发展为一个繁华、喧闹且充满生机的大都市。从夜晚直到凌晨时分,吵闹的酒肆长时间供应酒水[18],50家剧院各自吸引着数千观众前往,商铺甚至占据了城市的一条主要大道。在城墙之外,铸造厂夜以继日地燃烧着火焰,黑暗的作坊喷射出火苗和浓烟,消耗数万棵树木,将矿石熔化成铁水——事实上,燃烧的树木数量极多,铁器制造者买下整座山后将树木全部砍伐殆尽,因此将木炭价格哄抬到普通家庭无法承担的程度。公元1013年,发生了一场由燃料引发的暴动,受寒冷侵袭的开封百姓有数百人遭到了无情的践踏。 显然,开封进入了生态瓶颈阶段。在中国北方并没有足够多的树木,来同时供给数百万人吃饭、取暖以及维持炼铁厂数千吨铁的正常生产。眼下有两个选择:第一,开封人以及/或者炼铁业逐渐搬离此地;第二,有人能够发明或寻找到新的燃料来源。 在智人生存的时代,他们总是凭借对新的植物和动物的开拓,供给食物、衣服、燃料和居住地所需。之后,人类已经成为更有能力的寄食者。以公元1世纪的汉代和罗马帝国的臣民为例,他们每人获取的能量是其冰河时期先祖在14000年前获取的能量的七八倍之多。[19]汉代人和罗马人还学会了利用风和潮汐来发动船只,以获取他们生活所需的动植物,并且学会了在磨坊中运用水力。然而,公元1013年受寒冷之苦而暴动的开封人基本上还处在一种仅靠其他生物供养的阶段,在能量链条中他们并不比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者高多少。 在几十年间,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在不知不觉间将开封的铁器制造者变成了变革者。1000年前的汉朝时期,已经有一些中国人开始利用煤炭和沼气,但是这些能源并未被广泛使用。只有当贪婪的炼铁工厂与炉灶、家用能源消耗争夺能源时,炼铁产业才实现了从古代有机经济向矿石燃料新世界的跨越。开封靠近中国两大煤矿储备地,又临近黄河,拥有便捷的交通,因此它并不需要天才——只需要贪婪、绝望以及反复尝试——来解决如何用煤炭代替木炭来熔化铁矿石的问题。资金和人力在定位、挖掘以及搬运煤矿的过程中也极其关键,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商人(拥有资源的人)引领时代潮流,而非住户(不拥有资源)。 一首写于公元1080年左右的诗歌使我们对这次变革有了一定的认识。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骨干。 湿薪半束抱衾,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磐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洁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 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煤炭业和炼铁业同步发展。有充分证据表明,一个四川的铸造厂雇用了3000名工人,每年将35000吨矿石和42000吨煤炭铲入熔炉,炼出14000吨生铁。到了公元1050年,煤矿挖掘范围扩大,家家户户都开始使用煤炭。政府在公元1098年重新修订贫困救济准则时,煤炭也成为官方唯一提及的燃料。在公元1102~1106年间,开封开辟了20个新煤炭市场。 到那时候,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1000年以前古罗马时期的顶峰。而西方伊斯兰和基督教两大核心仍然呈现分裂局面,远远落后于东方的发展进程,并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夕。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暗示着中国的工业革命浪潮正在开封被煤灰熏黑的城墙下酝酿着,并且将把东方在社会发展上的领先优势转化成东方统领世界的局面。历史的发展进程似乎是要将艾伯特亲王带到北京,而非将洛蒂带到巴尔莫勒尔堡。
追随奇怪的神灵,有着不为人知的习俗,所以现在有着更加了不起的行为。由于上帝的报复,他们不被其他民族所了解,他们的语言令人迷惑,变成了冷酷而且没有理性的禽兽。蒙古人征服了德国和匈牙利的骑士,并远征至维也纳。但是他们掉头离开了——就像他们突然放弃宋朝那样,将他们的战俘驱赶到亚洲腹地。蒙古人侵略欧洲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影响可汗的继任者,所以当窝阔台在1241年12月11日死去的时候,欧洲突然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 当蒙古人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西方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一个更加富裕的目标——伊斯兰中心。1258年,他们仅用两周时间就攻破了巴格达的城墙。三天里,他们没有给最后一位哈里发任何吃的和喝的,然后把他扔到一堆金子上,叫他吃金子。当他拒绝这么做时,他和他的继承人被人用毛毯裹起来,活活踩死了。 1260年,一支埃及部队在加利利海岸边阻止了蒙古人的进攻,但是那时蒙古人的四处征战已经使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伊斯兰的中心地带经济落后了两个世纪。不过,蒙古人对欧洲最大的影响,恰恰是他们没有做的那些事情。正因为他们没有洗劫开罗,所以开罗仍然是西方当时最大、最富有的城市;正因为他们没有入侵西欧,所以当时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仍然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商业中心。伊斯兰核心地带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埃及和意大利的发展仍在继续,并且到了1270年,就是马可波罗动身前往中国的那一年,欧洲的中心决定性地转移到了地中海地区——这块地区是蒙古人没有入侵的。 在又一位可汗驾崩之后,他的继承者忽必烈最终决定完全征服宋朝,蒙古人放弃了他们在西方的战争。这是蒙古人有史以来打得最为艰难的战争,也是最具有毁灭性的。为了攻破宋朝的抵抗,忽必烈花了5年的时间围攻襄阳。到了1279年,当忽必烈把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逼到海里的时候,中国处于工业革命边缘的经济结构正在崩溃。东方的社会发展直线下滑。 除此之外,还有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封从女真人的抢掠中恢复了过来,不过它经历的真正衰退是在1194年,当时黄河决堤,摧毁了供养这座城市的运河——这条运河给开封运来煤炭,运走产品。在此之前,黄河就已经泛滥过很多次,与之前相比,此次最大的不同就是蒙古人的破坏放大了自然的残酷性。在蒙古军队入侵后,1230年发生的饥荒和瘟疫夺走了开封周围100万人的生命,在四川这个人数也许更多。1270年时,死亡人数更多。总的说来,13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四大天启骑士——迁徙、国家崩溃、饥荒以及疾病,人口减少了1/4左右。尽管马可·波罗对中国十分赞叹,但到了1290年,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停滞了。事实上,东西方的差距正在缩小。
该派教徒赤裸上半身,穿过城市以及繁华小镇的十字路口和广场。他们在那儿围成圈,一面唱圣诗,一面用皮鞭抽打自己,直至流血。他们认为可以借此赎罪,并且劝人悔改……必须指出的是,很多受人尊敬的妇女和虔诚的老夫人就像男人一样,用这种方式进行苦修,唱着圣诗穿过小镇和教堂。其他人选择更加传统的赎罪法,例如杀戮犹太人,即使犹太人和基督徒死得一样快(正如一位教皇于1348年指出的那样)。但是什么都起不了作用,地中海周围那些西方核心地区就这样迅速崩溃了。末日似乎就要来临。
这个女鬼是人类家庭中一个真正的女人,唯一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眼睛没有瞳孔。到了晚上,当她睡着的时候,她的头就会飞走,吃人类婴儿的粪便。这些邪气进入婴儿的腹部,最后,婴儿因为受到邪气的影响而死亡。然后这个头就会飞回来,重新安到她的身上,与之前无异。如果人们知道了,等头飞走后,把她的身体移到其他地方,当头飞回来的时候,如果不能安到身体上的话,这个女人就会死亡。不过,除了他们自己想象的一些威胁外,船员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危险。1405~1433年之间派出的7支宝船舰队有史以来最有力地显示了明朝国力。为了夺得马六甲海峡(它那时和现在一样都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航道,而且时常有海盗侵袭),他们打了三次仗。除此之外,他们只在斯里兰卡内战中支持一方时使用了武力。摩加迪沙的街道并没有给中国船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郑和的手下写道,“我们四处张望,看到的只是叹息的人们以及愠怒的眼神。整个国家除了山,什么也没有,一片荒凉”)。不过,麦加倒是令他们印象深刻(虽然一位官员觉得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神殿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塔一样)。 宝船舰队向南部和西部足足行驶了9000英里,但是一些研究学者认为,这只是个开始。郑和的船上有指南针和地图,装有大量食物和饮用水,所以他们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前任英国皇家海军潜艇艇长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他的畅销书——《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中指出,这艘船到达过很多地方。孟席斯认为,郑和的手下周满率领船队穿过当时还未在图上画出的太平洋,于1423年夏天登陆俄勒冈州,之后沿着美国的西海岸向下航行。孟席斯认为,虽然在旧金山湾丢了一艘船,但是,周满还是坚持沿着墨西哥湾沿岸,一路驶向秘鲁,最后才穿过太平洋返回中国。1423年10月,经过了4个月的绕道之行后,周满安全地回到了南京。 孟席斯认为,传统的历史学家忽略了周满的功绩(还忽略了更令人惊讶的航行——郑和的手下到过大西洋、北极、南极洲、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因为郑和的航海日志在15世纪时就丢失了。并且由于很少有历史学家像孟席斯那样具有实际的航海知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发现隐藏在15世纪和16世纪地图中的线索。 但是历史学家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们承认,郑和的航海日志确实已经丢失,但是这些历史学家发出疑问:为什么现有的大量明朝文献——包括对郑和航行的两次现场目击——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发现?他们好奇,15世纪的船只如何能够达到孟席斯理论中要求的那种船速?郑和的船员如何像孟席斯声称的那样绘制世界的海岸线?为什么孟席斯收集到的证据无法经受学术检验? 我必须承认我站在质疑者这一边。我认为,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与冯·丹尼肯的《众神的战车》不相上下。但是,就像冯·丹尼肯的猜想那样——或者像本书的简介中提到的艾伯特在北京的情形一样——《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的优点在于,它让我们思考为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发展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事情就像孟席斯所说的那样发生,西方现在很可能就不会处于主宰地位了。
郑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费了上百万的金钱和谷物,而且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行动,大臣们本应该予以强烈反对。即使这些旧资料现在还保存着,也应该被烧毁。了解了刘大夏所要表达的意思之后——刘大夏是故意“丢掉”这些资料的——兵部尚书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道:“你的阴德不小。这个位置迟早是你的!” 即使亨利和正统皇帝是不一样的人,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历史也仍然会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问为什么是由某一个王子或者皇帝做出一个决定,而是要问为什么当中国越来越保守时,西方的欧洲人反而更愿意冒险。或许只是由于文化的原因,使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到达特诺奇蒂特兰,无关伟大人物或者愚笨之人。
“中国”是一个重要且非常富裕的大国。要控制中国,马六甲的总督不需要使用太多的武力,因为这里的人们非常软弱,因而也就很容易征服。经常去中国的船长宣称,只要有10艘船,占领马六甲的印度总督就能沿着海岸占领整个中国。1500年之后的几年,对于已经穿过大西洋和非洲南部的冒险家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既然他们已经到达东方,为什么不占领东方?所以在1517年的时候,葡萄牙国王决定派皮雷斯到广州与天朝讲和并进行贸易。不幸的是,皮雷斯和达·伽马一样不善于外交,皮雷斯坚持要见皇帝,但当地官员都予以拒绝。这样对峙了三年后,皮雷斯终于在1521年得以晋见皇帝。也就是在这一年,科尔特斯登上了特诺奇蒂特兰。 不过,皮雷斯的结局和科尔特斯大不相同。到达北京后,皮雷斯还要再多等几周才能见到皇帝,但是一切都变得糟糕透顶。当皮雷斯正在和皇帝商讨的时候,马六甲苏丹王寄来了一封信,谴责皮雷斯偷了他的皇位。还有很多信是来自皮雷斯在广州得罪的那些官员的,他们指责他是个间谍。最糟糕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皇帝驾崩了。在一片声讨和反对声中,皮雷斯一行人被戴上了镣铐。 皮雷斯后来怎么样了,至今还是个谜。和他囚禁在一起的船员在一封信中提到,皮雷斯死于狱中,但是另一份记录则写道,皮雷斯被驱逐到一个村庄,20年后,一位葡萄牙牧师在那里遇见了他的女儿。牧师坚称,这个女孩用葡萄牙语背诵主祷文以证实她的身份,并且告诉她皮雷斯和一位有钱的中国妇女结婚了,最近才死去。但是,总的说来,皮雷斯很可能和其他大使的命运一样。他们被戴上了镣铐,判处了死刑,并被肢解。每个男人的阳物都被割了下来,塞进嘴巴里。之后,他们的尸体会在广州示众。 无论皮雷斯的命运如何,至少他尝到了苦头,知道即使他们有枪支在手,在这个真正的世界中心,欧洲人还是无足轻重。他们摧毁了阿兹特克人,用武力打进了东方市场,但是要给东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却没有那么容易。东方的社会发展仍然大大领先于西方,并且尽管欧洲有文艺复兴、船员以及火炮,1521年时,并没有多少证据显示西方将大大缩小差距。在我们看清楚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烧光特诺奇蒂特兰究竟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前,还需要3个世纪的时间。
在奥斯曼帝国一方,他们拥有着无尽的财富、丰富的资源、战争方面的经验与训练、老练的士兵们、一连串从不间断的胜利……在我们这边,却只能看到空虚的国库、奢侈的习惯、枯竭的资源、沮丧的士气……而且,最糟糕的是,敌人已经习惯于胜利,而我们则是习惯于失败。我们还能对结果有任何的怀疑吗?但一些欧洲人确实仍对结果抱有怀疑,尤其是查理五世。他是哈布茨堡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黑死病爆发后一直在争夺中欧统治权的几个超级宗族之一。由于精明的政治联姻,而他们的姻亲也“适时”地去世了,哈布茨堡家族逐渐挤到了从多瑙河到大西洋一带地区的宝座上,并且在1516年整个欧洲遗产——奥地利、德国的大部分和现今的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南部、西班牙以及现今的比利时与荷兰——都落入了查理的手中。在这诸多地区拥有的王位使他拥有着整个欧洲最好的士兵、最富裕的城邦和最优秀的财务官。而且在1518年,德国王子也选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项称号,作为欧洲混乱的中世纪的一项奇怪的遗风,可谓好坏参半。正如伏尔泰在18世纪50年代所说的那句名言一样,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驾驭那些争吵不休的王子们并将他们聚到一起花费的力气远超过了王位带来的价值,尽管如此,原则上,任何坐在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上的人都是查理曼大帝的子孙——当集结整个欧洲来对抗土耳其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许多观察家们预想西欧只有两种可能:被伊斯兰世界征服,或者顺服于哈布茨堡家族——唯一一个足够强大可以抵抗土耳其人侵略的民族。查理的大臣在1519年给这位皇帝的信中这样总结道:“上帝对您一直都是很仁慈的。他使您凌驾于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国王与王子们之上,并使您享有着自从您的祖先查理曼大帝以来任何君主都未享有过的至高权力。他促使您走向世界范围的君主制,走向在唯一上帝护佑下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 如果这位大臣正确的话,西欧会更加类似于世界上其他的核心地区,都是由一个伟大的皇帝所统治。但是被人领导驱使这样的想法却使基督教世界的众多国王和王子们警惕起来,他们先发制人对查理发动了战争,想要使他下台。法兰西甚至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条约共同对抗哈布茨堡家族,法兰西与土耳其的联合舰队甚至于1542年炮轰了法属里维埃拉(当时处于查理的统治下)——理所当然,所有这些都迫使查理大帝更努力地尝试统领整个基督教世界。 查理大帝与其儿子菲利普二世都将他们长期统治时间[4]的大部分用于和其他基督徒的战争,而不是穆斯林。但是他们的努力不但没有将西欧变成一个伟大的陆上帝国,反而使得欧洲更加四分五裂,加深了旧的分歧,又造成了新的争端。举例来说,在1517年万圣节,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门前发表其不满基督教会做法的《九十五项论纲》的时候,他所做的并不是非常特别的事,这只是宣传神学辩论的一种传统方式(和黑死病以后许多关于教会的批评比较起来,路德更积极温和)。但当时紧张的社会氛围使他的宗教抗议变成了一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大地震,这一社会震荡经常被他同时代的人拿来和土耳其世界中的什叶派——逊尼派分裂相提并论。 路德本来希望查理大帝会支持他,但是查理认为要想统领整个基督教世界,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教会。“当一个僧侣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意见相左的时候,他一定是错误的,”查理曾这样对路德说,“我决意用我的所有属国与领土,我所有的朋友,我的身体、血液、生命、灵魂来与之对抗。”他也确实如此做了,但是当整个欧洲武装起来支持或反抗哈布茨堡的时候,否认基督教世界内存在的派系分歧就显得具有灾难性了。有时因为原则的问题,有时因为些微的优势,有时仅仅因为困惑,上百万的人们拒绝承认罗马教廷。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残杀,新教徒杀害其他的新教徒,关于抗议的不同解读也成倍增加。一些新教徒宣扬基督复临、自由博爱,或者共产主义的思想,一些人的下场血腥凄惨。但总而言之,不管他们的抗议暴烈还是崇高,都使得哈布茨堡想要统一基督教的做法更加困难——而且代价更为高昂。 民众一旦认定他们的敌人是敌基督[5]的代理人就很少会愿意和解,因此小冲突上升为大冲突,大冲突又拒绝终结,所以代价就这样螺旋增加。最终,哈布茨堡的底线就是底线本身:他们只是负担不起统一整个西欧的代价。 查理没能完成他统一西欧的事业,他在1555~1556年间从各个王位上退位,并将之分给了两个人:他的堂兄得到了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而菲利普则继承了西班牙和其他西欧地区。这是很聪明的一项策略:将哈布茨堡统治等同于西班牙统治,菲利普能够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并集中精力解决真正的问题——钱的问题。 在40年的统治期间,菲利普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样辛苦工作,试图改革哈布茨堡的财政状况。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在马德里市外的办公室内工作,经常忙碌得没有时间去实地参观一下自己的领地。但是尽管他像丰臣秀吉一样满腔热情地统计人口,向民众征税,增加收入,并打败了法兰西与土耳其,他所追求的统一西欧的终极胜利却从来没有实现。他的税官们压榨得越严重,出现的问题就越多。菲利普的臣民们繁衍之快如谷仓里的老鼠一般,处在饥饿和国家税收的夹缝之间,而且看到他们上交的税收被用于和遥远的国家作战,但他们对于这些国家的人们一无所知,于是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反抗。 在16世纪60年代,菲利普甚至试图将基督教会与征税相提并论。本来很迟钝麻木的荷兰人,承受着哈布茨堡新教的迫害和严苛重税的负担,爆发了一场冲击祭坛、亵渎教会的暴烈行动。失去富裕的荷兰而将之置于一群加尔文主义者的手中,对菲利普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派遣军队前去镇压,而这只是促使荷兰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菲利普不断地赢得一场场战役的胜利,却总是不能赢得整场战争。荷兰民众再也不愿向哈布茨堡缴纳新的赋税,而且当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威胁时,不管花费多少钱财、牺牲多少生命,他们都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到16世纪80年代,菲利普在战争上花费的钱财远远大于整个帝国的收入,因为不能再负担胜利或者失败,菲利普向意大利金融家们借的钱越来越多。当他既不能支付军队的开销,也不能向债权人还钱时,他就宣布破产,然后再如此反复重演。而他的军队因为得不到俸禄,变得骚动起来,四处抢掠为生,因而菲利普的信用也一落千丈。但直到1639年(在海上)和1634年(在陆上)西班牙才被彻底打败。而当菲利普于1598年去世时,整个帝国已经濒于毁灭,所负的债务是其年收入的15倍。 200年后,又有一个西欧陆上帝国和哈布茨堡帝国非常相像,而到这时,其他的西欧国家已经开始了一场变革整个世界的工业革命。如果哈布茨堡或者土耳其人在16世纪统一了欧洲的话,可能这次工业革命永远都不会发生。或者说,在没能统一整个西欧的查理与菲利普身上,在没能征服西欧的奥斯曼·苏莱曼身上,我们终于发现了改变历史进程的拙劣傻瓜。 尽管如此,我们要再次提醒,这不能单单归罪于任何一个人。那位担忧土耳其人入侵的欧洲大使曾指出:“唯一的障碍是波斯人,他们处在奥斯曼帝国的后方,使得(土耳其)侵略者们不得不小心提防。”打败波斯人、什叶派教徒和欧洲人对土耳其人来说都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外。相类似的,查理和菲利普之所以没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不是因为他们输掉了一些决定性的比赛(实际上,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他们几乎每战必胜)或者缺少一些决定性的资源(实际上,他们拥有的运气、才能和优势都比自己本来的份额要多),只是因为打败土耳其、统一分裂的基督教世界和西欧的其他国家对他们来说是超出组织架构与财富资源所能承受范围的。既然哈布茨堡拥有着众多的优势都不能统一西欧,那么就真的没有人能做到了。西欧注定要和那些从土耳其到中国之间的众多帝国截然不同。
请不要再去占有掠夺那些芦苇地和草场上的蝇头小利!……一些人因其惰性,不考虑长远之将来,而仅追逐于芦苇之地的蝇头小利,拒绝耕种庄稼所获得的更大利益。他们不仅不愿复垦土地,更因别人如此做法而恶之……商业集市因而日渐荒凉,政府收入因此日益不敷。如此之境况孰能忍乎!荷兰和英国的企业家们以同样饱满的热情对湿地进行拓荒开发。国家赞助的灌溉计划带来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但是之前生活于此的当地人却在法庭上、大街上掀起了激烈的抗争。他们(大部分是无名氏)的抗议之歌让人为之心酸:
看哪,这些排水工人正在破坏着造物主的伟大设计,
这些正在使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消瘦,并终成乌鸦与虫蟊的猎物;
因为这些确实意味着所有的沼泽地区都将枯竭,
所有的一切都将干涸,我们也将死去,
而一切只是因为埃塞克斯的牛犊们需要牧草。
鸟禽们尚且有羽毛翅膀可以迁徙到其他的国度,
但是我们却没有类似的交通工具来帮助我们移居;
除非我们团结起来,用战争将他们驱逐,
我们将不得不将自己的故乡土地(啊!多让人伤心的事)
让给那些有角的野兽与牛畜。侵略者以及他们带来的同样具有侵略性的动植物,迫使当地物种迁移离开,或者大肆猎杀而终使这些物种灭绝,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垦栖居地,毁掉森林。在17世纪60年代,一位学者曾抱怨说日本4/5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在16世纪50年代前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有10%的土地尚有森林覆盖,但是到18世纪50年代时这些剩下的树木有一半以上已经消失了。对比之下,在1600年时爱尔兰仍有着12%的森林覆盖率,但是到1700年时殖民者已经砍伐掉了5/6的树木。 大城市附近木材的价格上升得非常快,人们开始寻找替代手段。在日本江户附近地区,制盐制糖工厂、陶艺工人,最后甚至连普通家庭都开始用煤作为燃料,而在欧洲人们同样可以这样做,用泥炭和煤来代替木炭。正如500多年前中国开封的人们一样,伦敦人欣然接受了这些化石燃料,因为它们的市场价格要比木炭低。虽然大部分英国家庭还是可以找到木柴的影子,但是到16世纪50年代时,平均每个伦敦人每年烧掉的煤几乎达到了0.25吨,到1610年时这数字又增长了3倍,而到17世纪50年代为止,整个大不列颠的燃料有一半以上来自煤炭。“伦敦被包围在一团如云般密布的煤海当中”,1569年一位伦敦人这样抱怨道,以至于“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和地狱相似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大雾天气下火山一般的伦敦城”。 令人悲哀的是,他误解了当时的情况,因为其他欧亚大陆的人们正在为自己制造更糟糕的地狱。气候变化只是启示录中第一个冲破束缚的骑士,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紧缺压力也导致了政府的失败,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政权崩溃坍塌。如果君主们试图削减开支,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大臣以及将士们;而如果他们试图从纳税者身上挤出更多的税收,他们就会失去所属的商贩和农民。自从国家政权出现以来,穷人的激烈抗争就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这种抗争变得更加剧烈了,因为那些被剥夺财产的贵族们、破产的商人们、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还有怨恨的官员们都加入了这一队伍。 随着时局变得越来越艰难,西方统治者们想方设法增加人们的叛乱成本,从而降低人们叛乱的可能性。这些统治者们更加坚定地重申他们是上帝意志的代表。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更积极地讨好宗教学者们,西欧的知识分子们则创立了“专制主义”的理论。他们宣称,国王的权威完全来自上帝的恩典,任何议会、任何教堂、任何个人的意志都不能削弱国王的权威。根据法语中的一句名言,国王的权威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国王、任何一种信仰、任何一种法律。挑战这一权威中的任何一部分都等同于挑战所有纯洁美好的事物。 但是恰恰有许多不满的民众想要挑战这一权威。1622年,土耳其的苏丹和哈里发奥斯曼二世——分别是命定的穆罕默德继承人以及上帝在尘世的代表——因为越来越多的军费开支而试图削减步兵军队,最后这些步兵队伍的反应却是将皇帝从皇宫中拖出来勒死,然后还切割了皇帝神圣的躯体。奥斯曼的弟弟想要解决这一困境,于是他和那些严苛的教士们结成同盟,甚至通过禁止喝咖啡、制定对吸烟的死刑处罚来取悦教会。但是在17世纪40年代,苏丹宣称其存在合理性的努力彻底失败了。1648年,步兵军队和教会结成了同盟,处死了苏丹“疯狂者”易卜拉欣(这个绰号于他确实名副其实),由此拉开了持续50年内战的序幕。 17世纪40年代对所有地方的皇室来说都不啻一场梦魇。一场场反对专制统治的叛乱使整个法国陷入了混乱;而在英国,议会向顽固的国王宣战并最终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这一切就如打开魔瓶释放出妖怪一样,引发了一系列的混乱。如果连本来如神明一般权威的国王都能被审判并处决,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自从古希腊文明以后,这可能是民主思想第一次开始萌芽。“在英国最穷困的人和那些最伟大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人生可以展开,”议会领导的军队中有一位上校军官曾这样说,“每一位生活在政府管理下的公民首先应该自己同意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生活。” 这些在17世纪的背景下都是颇有冲击力的言论,但是英国激进派的各个分支派系的言论甚至更为狂野。其中一个自称“平等主义者”的派系对所有的社会区分都持反对态度。“没有人生下来是要受别人控制的,”他们指出,“更没有人生下来是为了驾驭别人。”而且,如果说社会等级是有悖于自然、不应该存在的,财富更是如此。在国王登上断头台的一年之内,一个自称“真正的平等主义者”的派别分裂开来,分别建立了10个公社。另外一支派系浮嚣派将上帝看作“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并宣扬永久革命的思想——“推翻,推翻,推翻……定要确保天下公平公正,否则上帝带来的灾难将会腐蚀并吞噬你们拥有的一切。”
平等主义思潮的时代已经来临。例如,1644年一份关于平等主义者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平等主义者们)将他们的犁锄打造成了刀剑,并为自己取了“和国王平等”这样的称号。他们宣称他们正在消除主人与奴隶、富人与穷人、达官显贵与底层人民的区别和差异。佃户们占有了地主们最好的衣服……他们会命令地主们跪下来为他们倒酒,他们会在地主们的脸上扇上两记耳光并且说:“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你们有什么权利称呼我们奴隶?”然而,那些极力宣扬平等的军阀们却不是英国人,事实上,他们正在中国的东海岸地区猖狂活动。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上文讨论过的对稳固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激烈挑战——例如15世纪90年代中国的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批判,以及16世纪前10年马丁·路德对天主教会的挑战那样,这些挑战和国家的失败一起形成了关于人的平等的新观点。但是,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些不同的思想在18世纪的世界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 在中国,明王朝因为财政破产和派系斗争而陷入瘫痪,而当瘟疫——启示录中的第三个骑士——在1628年爆发时,明王朝的皇帝看起来已经丧失了天意的授权。叛乱者们越来越觉得任何行动都不过分。在17世纪30年代,明王朝分裂成了不同的割据政权,而1644年,北京城最终也陷落了。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皇宫大殿后的一棵孤零零的树上吊死了。“朕凉躬圣意,有伤天德,”他在衣袍上这样写道,“死去无颜见祖宗。朕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实际上崇祯帝只是在浪费自己的遗言。这些军阀们较之欧洲的国王、土耳其的苏丹或者明朝皇帝本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没有财力来支撑膨胀的军队。因此他们只得放纵士兵们四处抢掠,试图从民众的身上获取收益。自从战争出现以来,军队都免不了要劫掠无辜的民众,而且很可能很早之前他们就已经设计了种种不同的残忍行为,在那以后的恐怖年代中,他们只是通过各种令人瞠目的对等行为来不断地重复他们的残忍行径。尽管如此,在残酷的17世纪,整个欧亚大陆上,愤怒、贪婪、恐惧的士兵们似乎在残忍行为方面又开创了新的高度。我们的文献中充斥着各种折磨、大规模屠杀、轮奸等行径。当北京城陷落的时候,市民们遭到了士兵的残酷殴打,只是为了榨取他们可能拥有的银两。有些人反复三四次地被夹手指或者夹胳膊。而且负罪之人还会牵连到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于是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被牵连获罪……百姓们开始对生存失去了兴趣。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在西方世界国家政权的衰败所引起的暴力则更为严重。在德国,宗教战争在1618~1648年间达到了糟糕的顶点。在基督教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都能找到庞大的军队,如果士兵们真有薪水的话也极不规律,他们和土地隔离开来,敲诈勒索任何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现存的原始资料充斥着各种残忍野蛮的暴行。德国小镇贝利茨,不幸地因为位于1637年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行进的路上,因此成为这样一个极好(或者说极坏)的例子。一位海关官员曾写道,在召集了当地人之后,这些强盗和杀人犯们找到一截树枝,插进那些可怜的人的喉咙里,任意搅拌并往里倒进水去,再加上沙子甚至人类的粪便。这些人为了钱而折磨他人,令人憎恨,一个叫作大卫·奥特尔的贝利茨公民就是一例,他在被这样折磨后很快死掉了。 另外一群士兵将一个贝利茨人吊到树上,用火来烤,直到他答应供出自己的积蓄所在;而另外一群士兵,因为听说他们的同伴将人放到火上烤而得到了钱财,又把这个人抓了回来,将他的脸对着火,“直到他死去,这个人的皮肤如一只被屠宰的鹅那样剥落下来”。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样的故事只是一种宗教宣传,这些故事如此可怕,人们很难想象它们竟是真实发生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超过200万人死于暴力(直到20世纪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死亡人数都是无可匹敌的),而且可能有10倍之多的人死于紧随战争而来的瘟疫与疾病——启示录中的第三个和第四个骑士。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中欧地区,人口下降都有1/3之多,就像一场人为的黑死病那样。 瘟疫本身则以更为凶猛的变种席卷而来。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就是在此50年之后写成的。他在书中生动地记叙了1665年横扫整个伦敦的谣言、恐慌与痛苦。中国医生的报告也几乎同样生动形象。在1642年的长江三角洲有人这样记述道,“有时很多人都因为甲状腺炎脖子肿了起来,有时候很多人的脸部和头部都膨胀起来”,或者“有时候很多人都遭受腹泻和间歇性发烧的折磨,也可能是抽筋、脓疱、皮疹、结痂处发痒,或者疥疮”。 启示录五骑士中的四位都在争相角力,但是就像图9-1所显示的那样,并没有发生像17世纪那样的社会崩溃。社会发展继续往前推进,西方于1710年(因为参考指数的准确性差异,可能要加减25年的时间),东方于1723年(同样,在这附近)分别达到罗马帝国和中国宋朝以前发展指数的顶点——43分。到1800年时,东西方社会发展都接近了50分。这时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社会发展会与历史潮流相悖呢?
自然,以及自然的伟大法则隐藏于黑夜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出现吧!于是瞬间到处充满了光亮。但在现实中,从黑夜到白天的转变并不是那样瞬息而就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字原理》出版时,正值英格兰最后一桩吊死巫师的事件发生5年以后,而5年之后又发生了马萨诸塞的塞勒姆巫师审判。而牛顿本人对于炼金术和地球引力同样热情,一直到最后都坚信他能将铅变成金子,这些因为1936年数千份他的私人信件被拍卖而为大家所熟知。在17世纪的科学家中,他不是唯一一位拥有在今天看来非常奇怪的观点的人。但是不管怎样,西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醒,逐渐用数学消解了神灵与魔鬼的传说,数字成为现实的衡量尺度。 根据伽利略的观点,哲学就交织在宇宙这本宏大的书中,连绵不断,供我们仰望观瞻……它是以数学为语言写成的,组成它的文字有长方形、圆形以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图形,人类是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字词的。如若没有数学以及这些数学图形,人类就如同在黑暗中漫步一样。 一些科学家推测,自然界的真理可能也同样适用于社会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们——尤其是金融家们——非常欢迎这一观点。同样,国家也可以被看作一台机器,政治家们可以计算国家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部长们也可以校准其内部复杂的齿轮。但是这种新的思考方式也非常令人担忧,自然科学通过揭露古代权威观点的任意性而获得了自己新的角色,社会科学会不会同样对国王与教会的权威加以颠覆呢? 如果这些科学家是正确的,观察与推理确实是理解上帝意愿的最好工具,那么说它们同样是管理政府的最好工具也是合情合理的。英国理论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主张,认为自创世之初上帝就赋予了人类某些自然权利也是同样合乎情理的,他由此推断:“人类从出生起就拥有一项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也就是他的生命、自由、资产——不受其他人的损害与侵犯。”因此,洛克总结道:“人类结成联邦,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最伟大、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么人类就是“生而自由、平等、独立的,未经个人同意,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被剥夺,或置于别人的政治权利之下”。 如果这些观点只限于那些在象牙塔里用拉丁语高声辩论的知识分子的话,它们可能会非常让人困扰。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些观点首先兴起于法国,然后很快扩展到其他国家,富裕的妇女们赞助成立了许多沙龙,在那里学者们互相讨论,新的强大思想震荡着社会。业余爱好者创办了讨论俱乐部,邀请演讲家们解释新的观点,展示他们的实验成果。低廉的印刷费用、更好的发行制度、民众们越来越高的文化水平促进了新闻报纸业的兴起,将新闻报道与社会批评和读者来信结合起来,将狂热与骚动传递给成千上万的读者。在星巴克出现的300年以前,有进取心的咖啡屋所有者们意识到,如果他们提供免费的报纸以及舒适的椅子,顾客们就会愿意在那儿坐下——读书、辩论、买咖啡喝——待一整天。一种新的东西逐渐形成了:公共意见。 舆论制造者们喜欢宣称启蒙运动正在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用智慧之光照亮了几个世纪以来为宗教迷信所蒙蔽的黑暗深处。但是到底何谓启蒙呢?德国思想家伊曼纽尔·康德曾经这样直率地描述启蒙运动:“敢于去了解!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解能力自由思考!” 这一运动对于既定权威的挑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大部分18世纪的君主们选择了妥协,而非与之抗争。他们坚持说他们一直就是开明的、受过启蒙的专制者,他们的统治是合情合理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的。“哲学家们应该不仅是世界人民的老师,也是各国王子们的老师,”普鲁士国王曾经这样写道,“他们必须合乎逻辑地思考推理,而我们必须根据逻辑来行动决策。” 但是,在实际中,王子们通常会发觉他们的臣民的思维与逻辑非常让人恼火。在大不列颠[8],国王们不得不忍受臣民的这些逻辑;在西班牙,统治者们可以将之肃清消灭;但是在法国却有着足够的先锋主义精神(这个术语本身就来自法语),到处是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各种批评家,以及足够多的专制主义者,他们将这些批评家们投进监狱并不时地将他们的著作列为禁书。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经认为,这是“一种为批评与讽刺所缓和了的专制主义”——这使得法国成为一个完美的温室花园,启蒙思想可以在这里兴旺发展。 在所有这些18世纪50年代启发了法国的社会批评与争论的书籍与妙语中,没有什么能比《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更能激励人心、更能给人以启迪了。“没有例外,也无须额外的告诫,一个人必须认真审视并触动所有的事情,”那部书的一位编辑这样说道,“我们必须将所有过去的愚蠢浅见践踏于脚下,推翻那些不是以逻辑建立起来的障碍,重建宝贵的科学和艺术自由。”一场接一场的叛乱都坚持宣扬奴隶制、殖民主义、女性与犹太人法律地位的低下有悖于自然和理性。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在18世纪60年代于瑞士流亡期间,甚至公然挑战他称之为“臭名昭著的东西”——教会与国王的特权。 伏尔泰非常清楚地知道欧洲应该到何处寻求更为开明的典范:中国。他坚持认为,在中国人们可以找到一个真正贤明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通过和合理的官僚体系协商进行统治,竭力避免发动无意义的战争和宗教迫害。他们也找到了儒家学说作为思想基础,(和基督教义不同)儒家思想是一种对于理智的信念,不受任何迷信和愚蠢传说的影响。 伏尔泰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在他出生之前一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已经开始向专制统治提出挑战了。造纸印刷术的出现也使得中国产生了比欧洲西部地区更广泛的、乐于接受新思想的读者群体,私人的学术团体也兴盛起来。其中最负盛名的东林书院比伏尔泰更为直接地与那些臭名昭著的事物对峙。在17世纪30年代,东林书院的领导人倡导自立,鼓励学者们通过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更古老的文本来寻求事情的答案[9]。因为大肆批评明朝廷的统治,一个又一个东林党的文士被关进了监牢,受到了残忍的折磨或者遭到处决。 当入关的清王朝在1644年开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时,知识分子们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了。数以百计的学者拒绝为满清朝廷工作。其中一位就是顾炎武,他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从来没能通过最高的殿试。顾炎武将自己放逐到遥远的边境地区,不受专制统治者的干扰。在那里他背弃了从12世纪以来就一直统治着知识分子思想的形而上学的吹毛求疵,而是像英国的培根一样,试图通过观察真实的人们所做的具体的事情来理解世界。 顾炎武四处游历长达40年之久,将对农业、采矿业、银行业的详细描述都记录下来。随着他名声越来越盛,人们竞相效仿他,尤其是那些震惊于在17世纪40年代瘟疫爆发时自己竟然束手无策的医生们,这些医生收集病人的发病史,坚持要用实际结果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到17世纪90年代,即使皇帝本人也不得不宣称这一方法有着“查考问题之根源,与普通民众切磋探讨,最后将之解决”的优点。 18世纪的学者们将这一方法称为考证,即“实证研究”。它更看重事实而非推断,将条理的、严谨的方法应用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语言学以及历史学等诸多领域,而且不断发展出评估证据的规则。在所有方面考证都可以和西欧的科学革命相提并论,除了一点——它没有建立一个自然的机械模型。 和西方人一样,东方的学者们经常对他们从上次社会发展的高峰即指数高达43分的时期(就他们而言,是11~12世纪,处在宋王朝统治时期)所继承来的学问感到失望。东方人没有否定以气为主宰的宇宙观,或者幻想一个像机械一样转动的世界,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回溯到更受尊敬的权威——古代汉朝的经典文本。即使顾炎武本人对于古代碑文的热情也不亚于采矿或者农业,而很多采集病例史的医生在用其证明汉代医学典籍的正确性时的兴奋也不亚于治病救人时的欢欣鼓舞。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改变文艺复兴的形式,而是选择了第二次文艺复兴。其中涌现了很多伟大的学者,但是这一选择也导致了中国没有出现伽利略和牛顿这样的人物。 这正是伏尔泰错误的地方。他将中国树立为一种典范恰好是在中国要结束这种典范的时候——事实上,此时此刻,在欧洲的学术沙龙里伏尔泰的对手们正开始对中国做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尽管他们没有社会发展指数来证明西方的社会发展已经削弱了东方的领先地位,这些人还是得出结论,中国绝不是理想的开明帝国。相反,中国是欧洲的一切事物的对立面。欧洲从古希腊文明中学习到了物力论、逻辑推理和创造性的精神,而且正在超过他们的老师,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时间却像是静止的。 西方优越性长期注定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孟德斯鸠认为气候是最终的解释:凉爽宜人的天气给予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活力,使得他们富有耐心而又勇敢无畏,能够成就艰巨的事业”,然而“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的软弱性使得他们经常沦为奴隶……在亚洲普遍有这样一种奴性的精神,是他们一直都无法摆脱的”。 其他一些欧洲人在这一理论上发展得更为深远。他们认为,中国人不仅是天生奴性,他们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类。遗传基因学之父卡罗鲁斯·林奈乌斯曾经宣称发现人类有四大种族——白种的欧洲人、黄种的亚洲人、红色皮肤的美洲人以及黑色皮肤的非洲人。在18世纪70年代,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只有白种人才有能力构建真正的文明。康德甚至怀疑黄种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种族。他曾经这样认为,可能黄种人是印度人与蒙古人的后代。 很明显,欧洲白人更拥有敢于发问的精神。
信贷制造了战争与和平,组建了军队,装备了海军,发起了战争,包围了城镇。总的来说,与其把它叫作金钱,还不如把它叫作战争之源更为合适。信贷迫使士兵战斗,却不付给他们报酬;让海军前进,却不给他们提供保障。但是只要它高兴或是有需要,它就会给英国财政部与银行带来数百万的收入。无穷无尽的信贷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大英帝国通过与荷兰长达20年的战争,才从后者手中抢来了最大的贸易份额。然而这个胜利只是为接下来的一场更大的争夺铺平了道路。法国的统治者们似乎有意建立一个陆地帝国,摆脱哈布茨堡家族的控制(欧洲历史上支系繁多的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英国的政治家们害怕了,他们担心“一旦法国在陆地上无所畏惧,他们一定会在海上毁灭我们”。当时英国的首相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坚持认为解除这一担心唯一的方法是“通过德国来征服美洲”,同时为大陆联盟提供资金,使法国在欧洲受限,这样英国就可以侵吞海外殖民地了。 在1689~1815年的一半的时间里,英国与法国一直都在交战。这一战争始于1689年,当时法国第一次侵略英国,却以失败而告终。1815年,威灵顿最终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英法战争才得以结束。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争夺不过就是一场西方内战——一场为了争夺欧洲核心位置的战争。大批的军队在德意志拦击战斗,并在佛兰德斯挖掘战壕。在暴风雨肆虐的法国海岸,在地中海波光粼粼的海水中,双方士兵登上彼此的船只,互相展开厮杀。在美洲西部与孟加拉的丛林中,这些欧洲人特别是当地的联军展开了更为艰苦的战斗。这些独立游击的战役使这场西方内战演变成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战争中不乏勇敢与背叛的事例,这些足以写出好几本书来。但是真正的故事在于英镑、先令、便士之中,即金钱利益当中,信贷持续不断地为英国军舰、军队提供补给,但是法国人却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军费。在1759年,曾有一位身居高位的英国人自夸说:“胜利的钟声频频在我们国家响起,我们的钟因而被敲打得破旧。”到了1763年,法国别无选择,只好签署条约放弃他们大部分的海外领土。 尽管如此,西方社会的战争还没有成功一半。即使是英国人也感觉到了财政资金的紧张,因而不得不试图让美洲的殖民者们为英法战争埋单。而当这一不高明的主意于1776年引发起义的时候,法国人用金钱与舰船来资助起义者,使得一切都不同了。即使是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威望,也不能制服三千英里之外的决心坚定的起义者们以及另外一个超级强国。 尽管如此,财政上的利益还是可以减轻失败的刺痛。在任何合理的世界里,将美洲输给那些受法国启蒙运动启迪的革命者们本应该会使英国的大西洋经济破产,并在欧洲开创一个法国帝国的统治。皮特也曾经同样担心,警告英国民众说如果英国输掉战争,他预计英国的每一位绅士都要变卖家产远渡重洋到美洲去,但是贸易与信誉再一次拯救了英国。英国逐渐还清了欠款,保证它的舰队一直在海上巡航,继续运送美国人需要的各种物品。到1789年时英美贸易又回到了革命前的水平。 然而,对于法国人来说,1789年却是一场灾难。为了赢得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路易十六积欠了大笔无力归还的债务,因此不得不召集贵族、僧侣和富裕的平民们,请求增加新的赋税,但是结果却是平民们发动启蒙运动来反对他。富裕的平民们大声宣扬着天赋人权(两年之后,还有女人的权利),发现他们自己一边发动了这一反抗和内战,而一边又试图置身事外。“让恐怖成为这个时代的秩序!”激进主义者大声叫喊着,然后处决了他们的国王、国王的家属以及成千上万他们的革命同胞们。 再一次地,合情合理的估计被历史的现实打乱了。美国的革命没有使英国顺利成为西方的主宰,而是创造了新的大规模战争的形式,在其中令人兴奋的几年中,法国的天才将军拿破仑似乎将会最终开创一个欧洲大陆帝国。1805年,他召集法兰西帝国大军,试图进行自1689年来第四次对英国的入侵。“让我们坚持6个小时,渡过英吉利海峡,”他告诉自己的军队,“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主宰!” 拿破仑没有得到那6个小时,尽管他将英国商人关闭于欧洲的所有港口之外,使之成为英国商人们的最大梦魇,他还是不能摧毁英国的经济实力。1812年时,拿破仑控制了欧洲1/4的人口,并且一支法国军队最远还侵略到俄国的莫斯科。两年之后,他却已经失去了大权,而一支俄国军队(由英国人出钱资助)却打到了法国巴黎。1815年,维也纳大会上的外交官们通过反复的协商达成了一些条款,而这些条款将在接下来的99年中削弱西方战争。 这些战争最后有没有带来一些不同呢?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的。在英法冲突前夕的1683年,维也纳也曾处在一支土耳其军队的围攻之下,但是当英法两国于1815年在此集会的时候,西方战争却已经极大地推动了西欧的火药、军队纪律以及经济发展,而土耳其军队也再未光临过。当拿破仑于1798年入侵埃及的时候,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依靠英国才能将其赶出去,而在1803年不到5000人的英国军队(有一半的人还是在当地征召的,然后加以欧洲射击术方面的训练)在阿萨耶对人数是他们10倍的南亚人进行扫射。很明显,军事实力的平衡已经打破,优势转移到了西欧。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情况却又并非如此。尽管存在着许多的战争和轰炸,实际工资水平却在1750年以后持续下降。自18世纪70年代以后,一群自称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者将所有科学和启蒙的工具都用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却不是很好:他们宣称,铁一般的规律统治着人性。首先,虽然帝国的兴起与对外扩张可能会提高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但人们却总是会将多余的财富转化为更多的孩子,而孩子们空空的肚子则会消耗掉额外的财富。其次,更糟糕的是,当这些孩子们长大成人需要一份工作时,他们之间的竞争又会使工资降低到饥饿边缘的水平。 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可以摆脱这种残酷的循环。如果这些政治经济学家们对社会发展指数有所了解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指出尽管发展的极限瓶颈被稍微推高了一点,但它仍然是和以前一样难以撼动的。他们很可能会兴奋地了解到西方的指数于1773年赶超了东方,但肯定会说这些实际上无关紧要,因为铁一般的规律禁止任何指数上升得更高。政治经济学科学地证明了没有任何事情会真的改变。 但是接下来情形却真的改变了。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晴朗,我出门散步……正在此时,一个想法从脑中蹦出。蒸汽具有伸缩性,会冲进真空中。若能在(加热的)汽缸和耗尽的容器中间建立连接,蒸汽就会冲进去,这样可以不冷却汽缸而冷凝蒸汽……当整个过程在脑海中构建妥当时,我发现半晌的工夫已经过去了,我还没走到高尔夫球场呢。那是个周日,对主虔诚的瓦特只能放下手中的活,但是周一早上他以现有材料迅速组建了一个新模型,将冷凝器和蒸汽汽缸分开。这样,汽锅保持高温,冷凝器保持低温,而不是加热冷却交替进行。这种方法可以减少用煤近8成。 此时,一系列新问题接连产生,但瓦特仍孜孜不倦年复一年地继续探索。他的妻子去世了,支持者也破产了,可发动机仍旧不能稳定地运转。1774年,就在瓦特准备放弃研究寻求更稳定的职业时,“铁的领主”马修·博尔顿前来帮助瓦特。他收购了瓦特负债累累的支持者,将发动机制造厂迁到伯明翰。为了解决瓦特的困境,博尔顿既投入了资金,又投入了人力,派遣聪慧的金属制造工“钢铁疯子”威尔金森(Wilkinson)前来助阵。(威尔金森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用铁来制造,包括自己的棺材。) 就在6个月后,瓦特给父亲写了封信。我认为这是封有史以来低调程度位列第二的信(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我将谈谈最低调的信)。在信中,瓦特写道,他的发动机现在“相当成功”。1776年3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公开展览会。会上,瓦特和博尔顿的发动机只用60分钟就将水从60英尺深的矿井中抽了上来,而消耗的煤仅为旧机器的1/4。 怪不得在博斯韦尔访问索霍区时,博尔顿表现得自信十足。现在发动机在矿井外性价比很高,局限性很小。“如果我有……100个小发动机……外加20个大的共同运作,我们就能够把全部问题成功解决掉,”博尔顿给瓦特写道,“晒草要趁太阳好,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 虽然一些顾客的光临会让他们感到惊喜,但他们的确抓住了有利时机。第一个利用蒸汽动力的制造商是棉布制作商。西欧并不产棉布,直至17世纪,英国人一年四季都穿着破破烂烂、带有汗臭味的毛料衣物,内衣往往也是如此。可以想象,当商人开始从古印度进口轻便、色泽明丽的棉布衣物时,该有多么轰动。1708年,丹尼尔·笛福回忆道:“棉布悄悄来到我们的屋子,进入壁橱、卧室。窗帘、地毯、椅子,连床都是用棉布做的,要不就是印度制品,绝非他物。” 进口商发了大财,不过他们投资的是印度棉花,而不是英国羊毛。因此,羊毛巨头们游说国会禁止买卖棉布衣物。于是,其他英国人进口生棉花(这仍是合法的),自己制造棉布。不幸的是,这些棉布织物没有印度货的质量好。到了18世纪60年代,英国棉布市场的规模只有其羊毛市场的1/13。 但是,棉花的确有个好处,即可以用机械将纤维纺成纱,完成这一费力的工作。1万年来,纺织品的生产需要心灵手巧的女工(极少使用男工)将一小捆羊毛或纤维绕在纺锤上。我们在第七章看到,1300年,中国的纺纱工人用水能或畜力为能源的机器来提高生产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机器使用得越来越普遍,产量也稳步提高。但英国突然开始机械化,使古代的一切技术相形见绌。1770年,一个纺纱工人用脚踏式纺纱轮要花200小时才能纺出一磅纱线[1];到了1800年,性能卓越的设备可以在3小时内完成相同的工作量。这些设备的名称轰动一时——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和克朗普顿的走锭细纱机(罗伯特自行控制的走锭细纱机诞生于1824年,只需要1小时20分钟就可以将上述任务完成了)。机器不断进步,蒸汽动力日趋完善,织机在大工厂里聚集排布。第一个完全由蒸汽发动机供能的纺织工厂于1785年开张(当然,这里的发动机是博尔顿和瓦特提供的)。 织机使得英国棉花价格更低、质地更为纤细结实、粗细均匀,其品质甚至超过了印度产品。1760~1815年,英国出口的成衣数量增长了100倍。棉纺业,这一曾经不起眼的产业,转变为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产值约占国民总收入的1/12。10万男男女女(尤其是童工)一天12小时以上、一周6天奋战在工场,大批大批地生产棉布运到市场。纺纱的价格从1786年的每磅38先令跌至1807年的每磅7先令。虽然价格下降,但市场扩张,利润仍在继续膨胀。 地理位置的优势促使棉纺业在英国蓬勃发展。棉花的原材料产于英国海外,因而不需要在国内争夺土地生产。相反,美国渴望得到英国的钞票,他们将百万顷土地变成棉花种植园,让成百上千的奴隶在此劳动。美国的棉花产量从1790年的3000包陡升至1810年的17.8万包,到1860年更是飙升至450万包。英国在纺织技术上的创新促使美国在种植园生产上产生了新创意。例如,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棉机。它可以把棉花纤维从黏性种子上分离,这比雇佣奴隶用手来分要便宜。美国棉花供给增加,满足了英国的需求。这样,美国的棉花仍保持在低价位。工厂和种植园主富裕起来,棉花生产给大西洋两岸创造出庞大的劳动力新队伍。 回看英国,先进技术从一个产业扩展到另一个产业,促进了更多新技术的产生。最重要的飞跃就是制造材料以供其他新兴产业使用的制铁业。英国的制铁工人在1709年已经知道如何用焦炭熔炼铁(这比中国的冶金学家晚了7个世纪),但是如何让熔炉恒定高温,一直没有找到办法。1776年后,博尔顿和瓦特的发动机通过提供稳定气流解决了这一难题。在随后几年中,科特的搅炼法(这和棉纺业其他名称一样让人叫绝)成功解决了剩余的技术问题。和棉花的问题一样,制铁工人发现劳动力成本下降了,同时就业、产值及利润陡升。 博尔顿和其竞争者揭示了能源的真面目。虽然他们的革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1800年,英国制造商使用水车产生的能量是蒸汽发动机的3倍),然而这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变革了。在近百年的时间中,技术变革粉碎了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永远不可突破的神话。1870年,英国蒸汽发动机产生400万匹马力的动力,与4000万的人力相当。假如工业继续依靠人力的话,这些人所需的小麦将是英国小麦总产量的3倍多。化石燃料让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
对于芝加哥来说,在所有中部城邦内,在所有东北部城市中,交通和工业咆哮着,锯木厂嘶鸣着。工厂的浓烟染黑了天空,机器相互碰撞,火焰迸发。车轮转动,活塞推进汽缸。齿轮紧挨着齿轮。传动带勾住巨大的鼓轮。转炉将熔铸钢铁的烟雾喷向浓烟密布的天空。
此乃王者帝国。在将工业化向东扩展至整个欧洲的过程中,竞争发挥的作用比殖民要大。1860年,英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体,生产的铁和纺织品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但是比利时(这里有上等的煤和铁)率先步入了蒸汽和煤炭时代,沿着法国北部——德国——奥地利这条弧线紧随其后步入新时代。到1910年,德国以前的边缘地区和美国发挥了后发优势,逐步超过了领先于它们的国家。虽然德国的煤炭资源没有英国丰富,但它的利用率比英国高。当前这批德国工人的父辈是边工作边接受培训的,缺少什么时候关闭阀门、什么时候收紧线轴的本能直觉。而今,德国推行了技术教育。 美国虽缺少能够聚集资本的家族企业,但却拥有另一个优势:出售股份来为现代大公司募集资本,从而有效地将资产所有者和雇佣经理区分开来。这些雇佣经理能够自由地对生产流水线和新的管理科学进行实验。所有这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在英国人看来是如此荒谬,但是在新的高科技产业,诸如化学工业中,知道一点关于科学和管理理论知识却能比只凭感觉产生更好的结果。 历史学家通常称德国和美国领先的时代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此时科学更系统地应用于技术。这一切迅速将菲利斯·福格的功绩变得陈旧不堪,将20世纪变成石油、汽车和飞机的时代。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和卡尔·本茨(Karl Benz)两人明白了如何在内燃机中有效地燃烧汽油(此时,灯具使用的是一种低价的煤油副产品)。同年,英国的机械师改良了自行车。此外,人们将轻便的新型发动机和稳固的新型底盘相结合,设计出了汽车和飞机。1896年,汽车的运行速度依然很慢,在美国首届汽车赛上,一些人起哄道:“让马来比赛吧!”但是到了1913年,美国工厂生产出100万辆汽车。那时,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自行车修理工莱特兄弟给汽油发动机装上了两翼,可以在天空飞行了。 石油改变了地理格局。一位英国石油商在1911年兴奋地说:“内燃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它将代替蒸汽,速度之快让蒸汽机顿时黯然失色。”因为石油比煤炭轻便,产能更多,并且可以让机器运行得更快,因此那些坚持使用蒸汽机的人必然会被投资新发动机的人超越。英国首席海军顾问1911年坚持认为:“速度是重中之重!”温斯顿·丘吉尔——英国第一位年轻的海军舰队司令——也被先进的技术所折服,将皇家海军的动力来源从煤炭更新为石油。相对于俄国、波斯(今伊朗)、东南亚的石油,以及美国举足轻重的石油资源来说,英国无穷无尽的煤炭储备显得不值一提。 同样,通信手段也在快速发展。1800年,传递信息最快的方式就是通过船只运送信件,但是到了1851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可以通过海底电缆用电子信号传递信息。1858年,英国女王和美国总统打起了越洋电话。在《80天环游地球》中,我们多次发现每件事都取决于电报技术。在1866~1911年间,跨大西洋电报成本下降了99.5%,但当时这方面成本的降低是理所当然的。凡尔纳科幻小说中曾畅想电话的诞生,仅仅三年后,第一部电话于1876年问世。1895年,无线电报诞生。1906年,无线电应运而生。 快速发展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早在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财富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和劳动的分工。如果市场大,每个人都可以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东西并售出,用赚来的利润购买他们所需的其他东西。斯密推断,这种经营方式要比每个人自给自足的生产利润更高。他还认为,产生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是自由化:经济逻辑要求推翻阻碍人们沟通的那堵墙,让人们沉浸在“用货车装运、物物交换、商品交易的活动中”。 不过,说得容易做起来难。那些生产世界上最低价位商品的人(如英国实业家)都是为自由市场而生产的,而那些生产毫无竞争力的高价产品的人(如英国农民)通常认为游说国会对竞争者征收关税比转至新的生产线更好。为了说服英国统治者废除保护主义政策,流血冲突发生了,政府垮台了,饥荒不断。所幸,保护主义终于废除了(并且对进口商征收的平均关税从1825年前后的超过50%到50年后降至不足10%),全球市场蓬勃发展着。 对于一些人而言,对自由市场的迷恋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英国制造商出口火车、轮船和机器,英国金融家借给外国人资金让他们去购买这些产品。英国建立起来的外国产业实际上挑战了自己的经济主导地位。但是,对于自由贸易者来说,他们的狂热中蕴涵着策略。通过在世界各地向竞争对手销售产品、借出资金,英国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它可以在此集中经营那些利润最丰厚的工业(以及正在不断增长的金融)技术。而英国所做的不仅仅是这些。英国的机器帮助美国和欧洲生产出英国本土需要的食物,通过向英国出售食物获得的利润又可以让其他国家的人购买更多的英国商品。 自由贸易者分析道,人人都会赢——不管怎么说,人人都愿意接受这严厉的、葛擂梗式的自由主义逻辑。鲜有像英国这样富有热情的国家(德国和美国格外保护其年幼的工业,不与英国竞争),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核心国家都迅速和这个金融体系联系了起来。西方的各种货币与黄金的汇率限定在一个固定值,这让商品交易更具有可预测性,政府通过市场规则为贸易服务。 但这仅仅是开始。自由化会跨国界起作用,它可以清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但却原封不动地将国家内部的贸易障碍保存了下来。自由化是一个一揽子协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述的那样: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相互关系。如果传统规章制度中关于人该如何穿着、谁值得崇拜、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去做的规定阻碍了生产和市场的壮大,那么这些传统还得继续保留下去。自由派理论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总结道:“人类,个人也好集体也罢,有充分理由去干涉他们任何一个人行为的自由,其最终结果是自我保护。这超越了他自己、他的身心,是个人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其他一切,人人都可以争取。 农奴身份、行业协会和其他对行动和职业的法律限制崩溃了。1865年,一场战争结束了美国的农奴制度,但是在二三十年内,西方其他保有蓄奴制的国家将这一古老制度中和平(通常也是有利可图)的部分合法化了。越来越多的老板和员工相处融洽,1870年后,大部分国家将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合法化,让所有男性参与选举,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随着工资的上涨,一些政府提供退休保障、开展公共健康服务、发放失业保险金。国民对政府的回馈就是愿意在陆军和海军中为国家服役。毕竟,国家给人们提供了这么多保障,还有谁不愿意为国而战呢? 自由化消除了很久以前形成的偏见。2000年来,基督徒迫害犹太人和不跟随耶稣的人,但是突然间其他人的信仰也似乎成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当然他们并没有理由剥夺这些异教徒的财产或选举投票的权利。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仰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诸如社会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等新的信条挤入了宗教长期把持的地盘。似乎将上帝废黜还不够,女性低等说——这一最为根深蒂固的偏见同样受到攻击。穆勒写道:“调节现存男女间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合法地从属于另一个性别)本身就是错误的,现已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最终,没有一个奴隶最后还是奴隶,他们总会翻身,这话同样适用于妇女。” 电影和小说常常将维多利亚时代展示为一派安逸的景象,那里烛光闪闪、炉火熊熊、温暖人心,人们各司其职。不过,当时人们所经历的可不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西方“像一个魔术师,再也不能控制下层社会的力量,虽然它已经动用自己的魔咒来召唤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此狂欢,保守主义者试图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教会表明立场(有的用粗鲁的方式,有的用灵活的方法),反对社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学。拥有土地的贵族捍卫他们在阶级秩序中的特权。反犹主义和奴隶制度又冒了出来,戴上了新的面具。各类冲突变得激烈。实际上,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同阐述了其观点,因为在那一年,革命几乎席卷了每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似乎世界末日就在眼前。 西方社会很快剥离了他们和东方社会极为相似的特征。通常,这种改变在小说中最能体现。你不会在19世纪早期中国的小说中发现性格果断的女主人公形象,而这种形象却充斥着同时期的欧洲小说。最能体现反对妇女受压迫的小说应当是李汝珍的传奇讽刺小说《镜花缘》,书中一名男商人被女性化,甚至被逼至裹小脚的地步。(李汝珍在书中写道,他的脚几乎失去了原本的形状,血肉挤成浆状……脚上只剩下干枯的骨头和干瘪的皮肤,真的缩到了一个很小的尺寸。)在当时的中国小说中,狄更斯笔下向上奋进的形象难以寻觅,塞缪尔·斯迈尔斯笔下白手起家的男性形象毫无踪迹。沈复令人伤感的《浮生六记》虽说浪漫感人,但生活却被严格的等级制度所摧毁,更体现了这一特征。 但是实际上,西方的新特点正是:它越是高速发展,跑步行进在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就越是使得其他国家跟随其路线,紧追其快速前进的步伐。市场不会沉睡,它必须扩张,整合前所未有的活力,否则工业这匹饿极了的猛兽就会死去。西方自由的酸性吞噬了社会内部及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间的障碍,没有哪种社会风俗、传统或皇帝圣旨可以保留令沈复如此压抑的古代秩序。不管是否准备就绪,这就是一个世界。
对于(西方)中产阶级来说,生活成本低,麻烦事儿少,服务便利,身心舒适,消遣娱乐随手可及。这比以前社会上最富有的人或有权有势的君主生活得还要好。伦敦的市民打个电话就可以叫来可口的饭菜,在床上喝着早茶,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而且这些订单很可能提前送达呢!此时此刻,以同样的方式,他还可以将自己的财富投资于自然资源和世界各地新兴的企业……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立刻获得通往世界各地、各种气候环境下便宜又舒适的旅行,而且不用护照,也不需要任何正式手续……接着,他可以继续出访他国,不了解那里的宗教信仰、语言风俗也没什么大碍。他新创造的财富都是他自己的,如果他人对此有任何一点干涉,他都会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极大的损害,震惊万分。但是,对于1890年在刚果盆地度过大部分时光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来说,事情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他在自己的反殖民主义经典著作《黑暗的心灵》(Heart of Darkness)中评论道:“征服全球大体意味着,从那些和我们有着不同肤色或比我们的鼻子稍微大一点的人手中夺去所有。当我们深入探究后就会发现,征服全球并不是件好事。” 刚果确实是一个极端的实例: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夺取刚果,并将它占为私人财物。他折磨、伤害并残杀了500多万刚果人,用这种方式促使其他人向他进贡橡胶和象牙。借此,利奥波德国王成了亿万富翁,但这绝不是个例。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白人几乎将原住民斩尽杀绝。一些历史学家谴责欧洲殖民主义,因为这些殖民主义者几乎将1876~1879年和1896~1902年间的弱季风变成了一场场灾难。从中国到印度,从埃塞俄比亚到巴西,饥饿已经扩展成饥荒。痢疾、天花、霍乱、黑死病接踵而至,夺去了将近5000万生命。一些西方人为缓解饥荒状况筹集善款,一些人则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还有一些,如《经济学人》杂志则抱怨道,饥荒救济款只会告诉饥饿的人“政府有让人民存活的义务”。难怪库尔茨先生渐渐消失的话语在此时赫然出现,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墓志铭——“真可怕啊!真可怕啊!”[6]库尔茨是个邪恶的天才,康拉德描绘他在森林中开创自己的事业。 东方世界没有出现像刚果那样糟糕的情况,但是仍然遭受了西方国家的军事打击、羞辱和剥削。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爱国志士、持异议者和犯罪分子谴责政府的无能,发动了武装起义,中国和日本已经四分五裂了。宗教狂热分子和民兵屠杀离开保护地的西方人以及纵容这些侵略者的官僚们。西方海军轰炸沿海城市进行打击报复,敌对派别在西方国家间挑拨离间。欧洲的武器大量涌进日本。1868年,英国支持的日本派别推翻了日本的合法政府。中国内战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随后,西方金融学家断定政权更迭会伤及投资回报。于是,在一批“常胜军”和美英官员及炮舰的帮助下,大清王朝镇压了起义,总算保住了统治地位。 西方世界指挥东方各国政府该做些什么,西方抓住东方的资产,在它们的国会内阁中安插西方的顾问。毫无悬念,这将压低西方的进口关税,并且降低那些西方需要的商品的价格。有时,这些举措甚至会让西方人感到不舒服。1879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告诉日本天皇:“看到欧洲列强试图侮辱亚洲国家,我怒火中烧。” 但是,大多数西方人总结道,事情就是按照它本该发生的那样进行着。看着东方国家一个个崩溃,西方优势的长期注定理论变得更加确定了。在东方国家里,君王腐败,孔门弟子卑躬屈膝,十几亿苦力吃了上顿没下顿。似乎这些国家命中注定就该受欣欣向荣的西方国家的征服与压迫。世界似乎行进至终结,步入了其注定的形式。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公社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带队到外地炼钢铁)在大会上宣称: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时,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一结束,人们就到街上商店去拿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社员家的东西。别人的鸡,可以随便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来挖。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因为马上就共产主义了,子女也成了大家的。在其他地方,愤世嫉俗的思想盛行。有些人称之为“全部吃光”的时代:由于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和能量,许多人什么活也不干了。 虽然产量下降了,但是上级下达指令必须汇报增产。一位代表坚持认为:“不是没有食物,稻谷其实很丰富,只是九成人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上有问题。” 更糟糕的是,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了。虽然失去了苏联的援助,中国仍然想赶上西方的钢铁产量。4000万农民离开田地,建造后院铸造厂,只要找到矿石就拿去熔炼,甚至连百姓自家烧菜用的铁锅、铁盘都用来炼钢。他们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使用,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这一实情。 农村变得越来越浮夸。据一名记者报道:“空气中弥漫着扩音器里发出的地方戏剧的高亢旋律,周边回荡着鼓风机的嗡嗡声、汽油发动机的晃动声、载重卡车的喇叭声以及老牛拉矿石和煤发出的咆哮声。” 农民唱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但是天堂里有麻烦,因为当人们不唱的时候,他们就闹饥荒了。下面所写的是对当时的回忆,只是语调异常平静,让人感觉不太正常:
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死掉。1960年2月,爷爷的腿全部肿起来了,头发也掉光了,身上到处都疼,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还有三只小山羊。婶婶悄悄地杀了两只来给爷爷补身体。不幸的是,干部发现了这件事,把死羊带走了。就算是这样,爷爷还是幸运的。 1958~1962年间约有2000万人挨饿。1960年前后,中国重新引进了一些私人资本。到1965年,农业产值已经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 中国和西方世界一样经历了战后的婴儿潮,繁育出了一大群缺少持之以恒精神的青少年。西方社会的富裕年轻人利用手中的购买力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调节了他们在音乐、服装和性习惯上的理念,但是在中国,毛泽东依照自己的理念调整这群愤世嫉俗的年轻人的观念,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百万青少年离开了学校,放弃了学业成为闹事的红卫兵。西方的青年歌颂革命,而中国的青年以革命为生。阶级憎恶让大众普遍变得狂躁。 1969年,事情明显朝病态方向发展。“亚洲四小龙”迅速发展,不断将中国大陆抛在身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在中苏边境也引发了冲突。最后,毛泽东放弃了激进的军事行为,他开始寻求改变不利局面。 1972年,在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外交后,美国总统尼克松飞到北京,和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尼克松高兴地说:“正是这一周改变了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得没错。华盛顿——北京这两个轴心的联合让勃列日涅夫大为惊恐。尼克松访问中国不到3个月后,就来到莫斯科和苏联进行谈判。 通过与尼克松会谈,毛泽东表明自己支持渴求西方技术的实用主义者,反对消灭中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人士。当时有件事一时轰动全国。一个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交了白卷却获得了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在试卷中夹了一张纸条声称,革命的纯洁性比“这么多年来姿态悠闲却尽做毫无意义之事”的人更有价值。激进的大人物们(据说是这样)认为“晚点的社会主义的火车要优于正点的修正主义列车”,这对一些苏联人来说并不正确。 1972年后,实用主义者们退出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恢复了名誉。他将敌对势力控制在外,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执政能力。邓小平将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格言,他毫不含糊地面对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事实:人口增速快于经济增速。为了使每年进入社会求职的人都有饭吃,中国的经济需要保持每年7%的增幅,且至少持续二三十年。 实践经验表明,若有个和平、统一的政府,中国也可以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中求得繁荣,但是邓小平进展得更多,他还积极推动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为了减少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他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在理论上)要求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实行节育。在提高了资源占有量之后,他将中国领进了全球经济中。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放经济特区以吸引外资,甚至允许可口可乐公司在上海设厂。 到1983年,邓小平有效地消除了毛泽东推行的人民公社。农民推行“副业”,农民的个人收入增加了,商人的部分利润得以保存。虽然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但是家庭可以承包土地30年,然后进行自主经营。在城市,房地产甚至可以作为抵押进行贷款。农业产量陡增,虽然保守主义者担心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自由化并没有让社会倒退。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谬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致富不是罪过。 类似的想法也在4000英里以外质问着莫斯科的领导人。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后,苏联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很好。在阿拉伯国家提高油价的时候,出口大国苏联也获利了。随着资金滚滚流入苏联,莫斯科资助并打赢了一系列代理国战争,此外,它于1978年在核武器方面超过美国。但是这一系列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高潮所致。一场支持阿富汗盟友政权的干预演变成一场延绵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持久战。油价下降了2/3,美国军事开支迅猛增加,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武器方面。 苏联中央政治局开始担心普通民众会发现他们的经济火车一动不动。它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坦克和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但却无法造出电脑和汽车(还有一个苏联笑话是这样说的。问:如何才能让拉达轿车价值增长一倍?答曰:装在坦克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一触即发。有人认为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即将爆发,这让苏联的统治者大为惊恐。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妻子在花园中散步的时候,他对妻子坦言说:“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在随后数小时内,戈尔巴乔夫将被任命为苏共总书记,可是花园是他唯一一处可以躲避侦查间谍的地方。和邓小平一样,他也明白自己必须面对现实。1986年,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随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其实这只是重新认识到了马克思、恩格斯150年前早已知晓的道理:自由化将所有固定的、快速冻结的关系全部消除,而不单单是我们不喜欢的那部分。 戈尔巴乔夫什么也没有做。1989年10月,他访问柏林的时候,很多人再次欢迎他。在随后的几周里,民主德国人开始在柏林墙上跳舞,用铁锤和凿子攻击墙体,上千人越过墙进入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政府不知所措,无能为力。就这样,民主德国政权解体了。几个月后,苏联开始解体。直到新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宣布退出苏联时,戈尔巴乔夫仍主张保留苏联,但他已沦落成一个已不存在的帝国的总书记。1991年的圣诞节,他终于迫于压力,签署法令,宣布苏联解体。 这样,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新对手的再次出现,不管这个对手是前苏联领土上的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它都会给苏联此前制定的秩序带来威胁。这……要求我们敢于阻挠任何敌对力量,别让他们去占领那些资源充足且可以为全球供给能源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西欧、东亚、前苏联国家和东南亚。当“一位认为这个冷战后策略之辩应该在公开范围内展开的官员”(就像《纽约时报》说的那样)泄露这个计划的时候,政府很快缓和了自己的语气,但是一个和以前世界一样、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格局再次出现。 苏联解体了。破产并没有像打倒罗曼诺夫王朝的内战那么可怕,但是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的继承者,其产值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了40%,实际工资收入下降45%。1970年,苏联人平均寿命为68岁,只比欧洲人平均寿命少4岁;但到了2000年,俄罗斯人平均寿命为66岁,比欧盟居民少了12岁。俄罗斯仍然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国家。但是正如《国防规划导引》预期的那样,俄罗斯没能产生和苏联一样的威慑力。 欧盟也没能挑战美国对西方世界的统治地位。对于一些人来说,欧洲蹒跚向前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看上去像是建立一个次大陆帝国,并和平实现哈布茨堡皇室、波旁王朝、拿破仑和希特勒通过暴力没有实现的愿望。但是实际上,欧洲不断分裂,经济增长速度变慢,人口老龄化和军事力量的衰弱使得欧洲离超级大国的差距还很大。 东南亚于1992年进入规划者的视野中,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出现敌对势力夺走该地区的油田,就像1990年的伊拉克那样。他们忽视了20世纪70年代不断滋长的宗教极端主义,并且(几乎和其他地方一样)该地区受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负面影响。但是规划者的推断最荒谬的是在东方。在《国防规划导引》公布于世的几周内,美国主要的东方盟国日本陷入经济危机,而其主要东方对手中国经济腾飞。 自西方开始将以前的东方核心国家变成边缘地带以来已经有150年了,明眼人都知道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如果有一个和平且负责任的政府,并且接受西方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东方人可以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为自己所用,转化巨大的人口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在全球秩序中找到了正确的位置。 广东省某主题公园正中间的高尔夫球车的后面,这儿似乎不像个讲台。但是就在这里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红色资本主义的障碍倒塌了。当毛泽东和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初会面的时候,美国的生产力约是中国的20倍。美国创造了全世界商品总量的22%,而中国仅占5%。在随后的30年里,美国的生产力继续增长,而中国的生产力增长了2倍。到了2000年,美国的生产力仅为中国的7倍。美国占世界商品的份额为21%,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中国的占有率约增长2倍,为14%。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很多工厂随意倾倒废弃垃圾,污染主要河流。在排水沟附近生活的人罹患癌症的概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农业毫无节制地利用河流的水能,致使很多河流干涸了。伐木业疯狂地发展。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现在的沙化速度是以前的两倍。 但是,经济发展对社会是有回报的。邓小平的发展规划消除了饥荒现象,并带来收入的巨大增长。每年,占中国人口2/3的农村人口的工资平均增长6%。但是这些收益集中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区域,在贫穷的内陆农村,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仍然很落后。这导致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自20世纪90年代,1.5亿人民迁至城市,每年都创造出和美国芝加哥一样大的新城。来到城市显然可以使农民的收入增加一半,同时还给制造业带来劳动力,而其劳动力价格只是发达国家的一小部分。 1992~2007年间,中国出口额增加了十几倍,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从180亿美元飙升至2330亿美元。2008年,在美国诸如沃尔玛之类的折扣店里,中国商品通常占总货物量的9成。很多美国人身上的衣服至少有一件是中国制造的。《商业周刊》杂志评论道,“中国价格”已经成为“美国工业最害怕的四个字了”。那些不能与中国商品相抗衡的企业纷纷破产倒闭。
老板说他们“已经旅行一个半小时了,但几乎没有看到一间厂房”。另一位年轻的男士说:“外国人喜欢看风景。”老板停下来想了想,问道:“风景和产量,哪个更重要呢?”……老板的想法涵盖了好几个方面……为什么外国人这么懒?在欧洲没有剩下多少工厂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呢?你真的能仅仅依靠服务业带动经济的发展吗?欧洲的奶牛每天真的需要消耗两美元的津贴吗?50年前,毛泽东曾经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20世纪50年代,东方就在西方羽翼的控制下,只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划分成了不同的派别而已。但是到了2000年,毛泽东的话是对的。西方的社会发展远在东方之前——其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东方300分——比任何时候的差距都大。不过,西方和东方分值的比例在1900年达到2.4∶1,而在2000年,仅为1.6∶1。20世纪不仅是西方时代发展到极致的时期,也是这一时代走向终结的开始。
·世界可能马上就会发生另一场流行病。
·所有的国家都会受到波及。
·药材供应将会短缺。
·将会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
·经济和社会将会受到巨大破坏。当四大天启骑士——气候变化、饥荒、迁移以及疾病相继发生时,它们就会互相作用,从而释放第五大天启骑士:国家的崩溃。世界上一些最不稳定的政权正好位于不稳定的弧形带上。并且,随着压力的增加,一些政权有可能像阿富汗或者索马里那样完全崩溃,增加人民的痛苦,为恐怖分子提供更多的避难所。如果这些核心地区继续不稳定的话,它们的经济就会完全受到弧形带资源的限制,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陷入最糟糕的情形。 早在1943年,当美国军队进入波斯湾时,他们就了解了这个核心问题。报告指出:“这个地区的石油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奖品。”西方核心地区的发达国家不久就将它们的宏伟战略定位在了海湾石油上。20世纪50年代,当西欧的力量衰退的时候,美国开始介入,秘密或者公开地帮助盟国,对抗敌国,保持自己能够自由进入弧形带的权利。苏维埃政权虽然没有那么依赖海湾石油,但是它也一样积极地进行干预,目的是不让美国从中获利。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中国对石油的依赖(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占了全球石油需求的40%)使其不得不也加入这场大博弈中。 中国对资源(大豆、铁、铜、钴、木材、天然气以及石油)的渴望,意味着在21世纪初它与西方在不稳定的弧形带将会产生不断的冲突。中国的外交官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还有人低调地称之为“和平发展”),但是西方对此产生的焦虑在20世纪90年代起就逐步增加。根据2005年的一份民意调查,5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全球稳定的第二大威胁,仅次于伊朗。 1914年,当欧洲的大国们还在努力应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奥斯曼帝国时,塞尔维亚的黑手党只需要一把手枪就能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2008年,美国的一个委员会总结道:“2013年年底前,恐怖分子很有可能会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大国们现在正努力应对不稳定弧形带上的复杂情况,我们无法想象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基地组织将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这条弧形带上存在的问题比一个世纪前巴尔干半岛的问题还要可怕得多,因为这些问题随时有可能引发核战争。自1970年左右,以色列已经建立起大型军火库;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对原子弹进行了试验;自2005年以来,欧盟和美国就一直谴责伊朗试图制造原子弹的做法。大多数国际观察员认为,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某个时刻,伊朗就能够制造核武器了。这将促使半数伊斯兰国家寻求核威慑力量。以色列预测伊朗在2011年的时候已能够用核武器武装自己,但是以色列不会让伊朗实现。以色列的战机已经摧毁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核反应堆,并且如果伊朗不停止制造原子弹的话,以色列也会对其发动进攻。 在不稳定弧形带上,美国在其最亲密的盟友和最厌恶的敌人之间,无法就核冲突问题保持中立。也许,俄罗斯和中国也不能保持中立。俄罗斯和中国都对伊朗制造核武器的野心予以谴责,但是它们却让伊朗参加上海合作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遏制美国在中亚的势力。 当然,如果东西方爆发全面战争的话,将是人类的浩劫。对中国来说,这可能会导致自我毁灭:美国的核弹头数量是中国的20倍,美国能到达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也许是中国能到达美国的核弹头数量的100倍。中国在2010年1月进行了反弹道导弹试验,但是它的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有11艘航空母舰,而中国一艘也没有[1],并且美国的军事科技力量远远领先于中国。 即便如此,就算美国赢得战争,它所面临的情况也将和战败一样糟糕。即使是一个小规模的冲突,也有可能导致可怕的代价。如果中美共同体突然分裂,这对双方来说都意味着金融灾难。核战争的结果更加可怕,它将把美国西海岸以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一片放射性废墟,杀死上千万人口,使全球经济陷入混乱。最糟糕的是,中美战争很容易就会把俄罗斯牵扯其中,而俄罗斯现在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库。 不管我们站在什么角度,发动全面战争都是疯狂的举动。幸运的是,一大批专业文献向我们说明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动全面战争是不可能的。一位专家说道:“没有什么自然力量能够忽视贷款的力量。”另一位专家认为:“国际资金流动是全球和平的最大保证。”还有一位专家则认为战争“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严重阻碍了贸易,所以战争之后,将是贷款和产业的全面崩溃”,这意味着“全面的损耗和贫困,工业和贸易将被摧毁,资本的力量也受到重创”。 这令人欣慰——除了这些专家没有谈及21世纪初中美可能会发生冲突。1910~1914年间,所有的专家都认为现代国家在贸易和金融上联系紧密,因此欧洲完全不可能发生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还是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也许各国的政治家们能将我们从一个个悬崖边上拉回,也许我们能在30年或者50年内避免核战争,但是我们要认真想想,我们是否能够保证恐怖分子以及图谋不轨的国家永远都得不到核武器?或者我们能否遏制每一个统治者发动核战争的念头?即使我们把核武器增长速度限制在现有的速度上,到2060年,也将会有接近20个核大国,其中一些还处在不稳定弧形带上。 每一年我们都要避免天启骑士不断带来的威胁。资源压力将会增加,新的疾病将会进化,核武器将会激增,并且——最为严重的是——世界气候变化难以预测。那些认为我们可以永远成功应对各种危机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了。 我们似乎在接近一个新的极限。在公元1世纪,当罗马达到极限的时候,人们面临着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情况是他们找到解决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会向前发展;另一种情况是他们找不到解决的方法,这时,天启骑士就会令社会崩溃。罗马的崩溃带来了6个世纪的衰退,使西方社会发展下降了超过1/3。11世纪,中国的宋朝也达到同样的极限,它也没能找到解决办法,于是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在1200~1400年间下降了近1/6。 在21世纪,我们达到了新的极限。我们面临着相同的选择,但是情况却更加严峻。当罗马和宋朝无法找到解决办法时,它们在崩溃前至少还有几个世纪的衰退,但是我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我们将走向毁灭。 对于西方统治来说,奇点的意义饱受争议,不过毁灭带来的后果则更加明确。1949年,爱因斯坦告诉一名记者:“我不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用何种武器,但是我知道在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的武器——就是石头。”在末日之后,没有人能够进行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