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虔诚的回忆：世界迷宫I 作者：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内容简介 《虔诚的回忆》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世界迷宫的第一部。作者从自己的出生开始讲起，以全景式的描写手法回溯了母亲家族的历史，把焦点放在从未谋面的两个舅公奥克塔夫和费尔南，以及因产褥热去世的母亲费尔南德身上。 尤瑟纳尔使用大量口述材料、信件、照片、贵族家族年鉴和遗留物品来构筑母亲家族的全貌，尽可能地追根溯源，上溯到最久远的过去，以冷静客观的笔法让一个个先辈的形象跃然纸上。她不甘于描绘家族里的各色人物，而是试图借此阐明永恒这一主题，将世代相袭的家族浓缩为大千世界宏观时空里的一个象征，而她立于时空之外，冷眼观察，抒写人类的命运，揭示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 分娩 01 我这个人是在一九〇三年六月八日星期一将近早晨八点钟在布鲁塞尔来到世上的，父亲是法国人，出身于法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家族；母亲是比利时人，她家几个世纪以来都住在列日，后来又在埃诺定居。我家的老宅在路易丝街一九三号，这事就发生在那里，对于父亲和母亲以及他们身旁的几个人来说，所有的孩子都在那里出生，但五十年来这所老屋已荡然无存，被一座大厦吞噬掉了。 我说明了几个本身并无意义的小事，这些小事却比我们每个人的历史，甚至比历史本身都有更深远的影响。那些烦琐复杂的事故和变化多端的时局多多少少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面对这些我感到惶惑，就此打住不提。这个女孩已与基督教时代以及二十世纪欧洲的各个坐标尺度联系在一起，这个在蓝色摇篮里哭泣的粉红色肉团儿让我不得不提出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极其平凡，所以就更可怕，一个深知自己行当的文学家绝对不肯把这些问题说出来。这个孩子就是我，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怀疑。但我还总感觉到这并不是真实的，为了部分地克服对我自己身份的怀疑，我就像重新创造一个历史人物一样，不得不让我挂靠上一些回忆的残丝碎片，那都是二手材料或经过十多次辗转反复得到的，从人们不经意地扔到纸篓里的残缺信件和笔记中采录些信息，除此之外，我们还贪婪地想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到市政府和公证处去查看正式的文件，那些行政和法律上的套话已消除了一切具有人情味的内容。我不是不知道，因为通过许多人物的回忆的重新诠释后，这些事情大多子虚乌有或是暧昧不清，有如申请护照时在横线上填写的内容那么呆板，像家族中代代相传的琐事那么无味，也像长了青苔的石头和蒙上黄锈的金属那样被我们心头层层叠叠的积淀啃噬。这些大家熟知的事件留下的零星碎屑却是那个孩子与我之间唯一有效的通道，也是唯一的浮标，支撑着我们俩在时间的大海中沉浮。在这里我怀着好奇之心把这些片段补缀在一起，看看合起来是个什么样式：那就是一个人和相关几个人的形象，是一个地方、一个地点，或者偶尔一闪即逝的没有姓名的人、没有形态的物。 地点本身是随机的，就像我一生当中许多别的事情一样；毫无疑问，深究之下整个人生也是如此。克夫妇刚在黑山的家宅里度过了一个相当暗淡无光的夏天。那所房产坐落在佛兰德法语区的一处小山丘上，这个地方自有它的秀丽之处，特别因为那时还未曾遭受兵燹的蹂躏，就更是美丽。他们又一次觉得这里可以消除他们的无聊烦闷。克先生的前房夫人留下了一个儿子，他在这里没有给这次假期增加情趣。这个性情乖戾的十八岁男孩对他的继母蛮横无理，他的继母倒是小心翼翼地努力讨他欢喜。只在九月末他们才出了一次门到斯帕镇小住了几天。克先生爱好赌博，这里有他能找到的最近的赌场，他可以尽情地玩几局牌，不用让费尔南德到奥斯坦德海滨去淋秋分时节的暴雨。冬天到来，一家人住到里尔马莱街的老宅去度过寒冬的前景并不比在黑山避暑时更为宜人。 克先生的母亲诺埃米让人无法忍受，在所有女人当中她的儿子单单对她恨之入骨。五十一年以来，她掌管着这两处房产。她是里尔大法官的女儿，生就的富家小姐，因为家境殷实富裕才顺利出嫁，而这家人还一直在抱怨大革命时损失了大量家财。她不许别人有一刻忘记如今的殷实富裕主要是靠她得来的。作为居孀的母亲，她紧抓着钱袋口上的绳子，精打细算地供给她四十来岁的儿子日常用度。这个儿子借了许多债，快快活活地一文不名了，只等着她寿终正寝。她特别喜欢用表示东西属于她的字眼，不厌其烦地说：“把我的客厅门关上；去看看我的花匠是不是把我的小路上的沙子耙平了；看看我的挂钟上几点了。”克先生和克太太喜欢美丽的风景和明媚的阳光，往往出门旅行来应付母亲这种唠叨。但克太太怀了孕不能旅行，德国、瑞士、意大利、法国南部暂时都不能去。他们想找一个自己住的地方，不常请可怕的诺埃米来做客。 另一方面，费尔南德也想念她的几个姐姐，特别是她的大姐，德·卡·德·马家的让娜小姐。她生来就是个残废。既然结婚和入修道院都对她不合适，就自己在布鲁塞尔选了一个很简陋的住所安顿下来。费尔南德同样或者也许更为热切地怀恋她从前的德国裔女家庭教师，这人如今就和让娜小姐住在一起，当她的伴当和家务总管。这是一个严肃的女人，穿着缀有煤精黑玉的上衣，但自有日耳曼人那种天真无邪和乐观快活的脾气。她仿佛给自幼丧母的费尔南德充当了母亲。其实随后费尔南德姑娘很想挣脱这两个人的影响。从某一方面来说，她是为了逃脱这个女性的、虔诚的，也有些平淡无味的环境才嫁给克先生的。而现在结婚两年之后，她倒又觉得让娜小姐和弗罗兰小姐才体现了理性、道德、安稳和生活中的一种安静温馨。再说，她这样的人，始终是在与德国文化有或远或近的关系中长大的，她坚持要由一个从日耳曼人办的医学院毕业的布鲁塞尔医生来给她接生，而且她已经出嫁的姐姐们在怀孕时受过他的照顾，对他的医术赞不绝口。 克先生同意了。他前后两个妻子的意见他几乎总同意，正像他后来也同意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意见。这显然是由于他宽容大度，他是我生平所见最宽容的人，对于在他身边他所爱的甚至所忍受的人，他宁愿说“行”不愿说个“不行”。当然也因为他内心深处觉得这都无所谓，不愿意搅进伤感情的争论中去，觉得说到底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他并没有固定的主见，至少任何一个新的建议都会令他高兴一阵。费尔南德要在布鲁塞尔安家，那里有一个大城市的方便之处，是里尔这个烟雾腾腾、阴霾灰暗的地方所没有的。思虑周详的男人可能会租一所房子，住上几个月。克先生认为他所有的决定都是一辈子的。他委托一家房产代理处为他找一所理想的房舍。他还亲到现场，在候选的房屋之间选择。可想而知，在那些房产中，他觉得只有最贵的那所才合适。他当场买了下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宅第，里面已有四分之三的家具，有个小花园，墙上长满了常春藤。特别让克先生高兴的是在一楼有个帝国风格的大书房，壁炉上赫然摆着一座密涅瓦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头戴战盔，身穿铠甲，威严地竖立在绿色大理石的底座上。让娜和弗罗兰两位小姐安排寻找用人，还请了一个保姆照顾费尔南德，她们自己也留下来住了几个星期看护母亲和新生儿。克家夫妇搬到布鲁塞尔来了，随身带着数不清的箱笼，其中许多箱子里装的是专为摆在书房架子上的书籍，还有一条名叫特里埃的短腿猎狗，那是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到德国旅行的时候买的。 收拾新家简直就是一场娱乐消遣。他们逐一查看了仆役：厨娘阿尔德贡德，她的妹妹巴尔巴拉或称巴尔贝是贴身女仆。她们俩都生在荷兰边境的哈塞尔特附近，一个男仆兼作园丁和马夫，负责养马备鞍伺候主人到附近的树林里去散步。他们尝到了安置在新家的愉快，但很快又索然无味了。大批的亲戚涌了来。克先生很看重他的大姨子让娜，她坚强冷静，尽管有残疾但仍保持着生活的勇气。他不太喜欢弗罗兰和她那孩子式的快活脾气。再加上弗罗兰把德语教给了她的两个女学生，简直成了她们的第二母语，她们来看费尔南德的时候偏偏只说德语，这让克先生很不痛快。倒不是因为他听不懂女人家的闲聊天，他也并不特别想听懂，而是因为这种没有礼数在他看来不可忍受。 费尔南德的几个哥哥来吃晚饭：大哥泰奥巴尔德自吹大学毕业得到过工程师的正式文凭，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工程，也不屑于操这份心。他从三十九岁起就沾上了各种恶习，生活在下流圈子里，满嘴那个阶层的粗口。他的脖子很粗，总是卡在又硬又紧的领子里，跟他的妹夫合不来。奥克塔夫年岁较小，他这有点浪漫气息的名字按布列塔尼的规矩取自他的表舅奥克塔夫·皮尔麦茨，他是一位爱沉思和遐想的随笔作者，也是十九世纪比利时优秀的散文作家——更因为在一家十个孩子当中，他排行第八。这人中等身材，一副招人喜欢的脸现出些平庸的面相。就像他的奥克塔夫表舅喜欢富有诗意的回忆录一样，他喜欢旅行，热衷于独自一人骑马或是坐着他发明的轻便马车走遍欧洲。有一次他甚至乘船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去观光，那个时代有这样兴致的人不多。虽然他表面上抹着一层薄薄的文学亮光，其实并没有什么文才（他曾自费印刷了一本小册子，叙述他的几次旅行见闻，文笔并不流畅可读），奥克塔夫对古迹与美术也提不起兴趣，他仿佛只是寻找沿途美景（当时从《崎岖的旅行》的作者老托普菲尔到写出《驴背旅程》的斯蒂文森，所有出门旅行的人都很珍视这样的景色），也许还要享受一下在布鲁塞尔所没有的自由。 三个嫁到外省的姐姐来访的时候较少，她们受到孩子的牵累，还有家庭主妇和绅缙夫人非办不可的事情。她们的丈夫为了办事或消闲倒常来布鲁塞尔转一遭。克先生跟他们一起抽几支雪茄，听他们讨论当时一些热门的话题，例如卡米尔·巴莱尔主张的法意交好、孔布内阁可耻的激进主义、巴格达的铁路、德国侵占中东地区以及比利时对外贪得无厌的贸易和殖民扩张。这些先生消息比较灵通，知道一些与交易所行情的涨落多多少少有关的事。在政治方面，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保守派的老生常谈，这些话题并不太让克先生感兴趣。他已没有资金可以投在有风险又有赚头的生意里，对于他来说，所有的政治新闻都是假的，起码也是真实之中掺和着大量谣言的大杂烩，用不着费心去辨别孰是孰非。他决定向费尔南德求婚的一个理由就是她是个孤女，没有父母来滋扰。到现在他才看出来，一个男人有五个大舅子和四个大姨子跟有一个丈母娘一样麻烦。他年轻的妻子直到那时对于布鲁塞尔一无所知，只认识她上过学的那个修道院，社会上能跟她来往的人也就是她的亲戚们了。她在寄宿学校的那些女友都风流云散，其中才貌双绝的荷兰女子乔·莫尼克小姐，是她十五岁豆蔻年华的好朋友。费尔南德结婚的那天，她穿着粉红色的衣裙当伴娘，着实让克先生倾倒。后来她嫁了一个俄国人，到千万里以外去生活。两位少妇还严肃而温情地相互通信。克家夫妻以为已经摆脱了可怕的诺埃米，然而她的阴影还沉重地压着这小小的家庭，因为还是要靠她付给儿子生活费。还有一件烦心的事：克先生是法国北方人，却只喜欢明媚的南方。这里也像在里尔一样，雨下个不停。他时常抱怨说：“只有搬家才能好一点。”现在到了布鲁塞尔，却并没有特别的改善。 第一房太太死去不久，克先生就决定举办这门已经有小小裂痕的亲事，第一次婚姻持续了十五年，是在互相钟情、嫌弃抱怨的风风雨雨中过来的。克先生第一房太太死的时候情况非常悲惨。这个男人说话一向毫无遮拦，但对这件事却尽量不提。他指望着一个新鲜迷人的脸蛋能重新带给他生活的乐趣。可是他打错了算盘。倒不是他不爱费尔南德，如果他不依恋、爱怜这个女人，就没有办法跟这个女人一起生活。她的外表在这里姑且不说，留待我以后深入探讨，费尔南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最让人喜欢的是她说话的声音。她口齿伶俐，没有一点让这个法国人不快的比利时口音。叙述起一件事来，说得生龙活现，充满才气。他听着从她嘴里说出她儿时的回忆，背诵他们喜爱的诗句，永远不会餍足。她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了解一些古代的语言。她读过或是正在读当代流行的作品，也读时尚波及不到的典雅古籍。她跟克先生一样，酷爱历史；也跟他一样，热衷于在历史中搜求浪漫的或有悲剧气息的逸事掌故：有的是具备高风亮节的楷模，有的在不幸之中保持着浩然的正气。晚上他们在家里没有事情时，就玩一个小游戏：克先生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大部头的历史词典，随手翻开，指出一个人名，也许是神话中的半神英雄、英国或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位君主，也许是个已经被人遗忘的画家或作曲家，很少有费尔南德不知道的。他们最好的时光是在书房里密涅瓦女神的目光底下度过的，雕刻那座雕像的艺术家曾得过一八九〇年的罗马奖。费尔南德可以静静地一连好几天读书或沉思冥想，她决不跟丈夫闲聊家长里短，也许她把那些话题留着跟让娜和弗罗兰小姐用德语去说了。 这么多的优点只是她的一个方面，作为家庭主妇，她就不够格了。有人来吃饭的日子，克先生代替了她的位置，跟阿尔德贡德商量很长时间，一定要避免在桌子上出现某些比利时厨娘钟爱的菜式，例如白米炖鸡再在盘子边上镶上土豆块，或者用李子干馅饼当甜点。下饭馆时，他有意要几样简单的菜，看到她偏偏要挑烹制麻烦的菜，最后却只吃了个水果，他心里就不痛快。怀孕挑嘴并不是主要原因。他们共同生活的初期，有一次他建议她再试试里希咖啡馆的特色菜，她说：“怎么，还有一些素菜没有吃完哩。”听了这话他着实恼火。不论是什么处境，他都会享受当下，看到她偏偏不肯接受现成的愉快，或者说，他在世界上最恨的就是小资产阶级反复灌输的精打细算。他弄错了，没有看出来费尔南德已有些许苦行禁欲的倾向。总而言之，哪怕两人都最不讲究吃喝，吃得又少又慢，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一起吃饭。克先生和克太太在饭桌上却吃不到一块。 她的梳妆打扮也可以评论一番。她的衣服做工极为考究，但她却对衣服毫不经心，这是她特有的风度。但这种潇洒散漫让她的丈夫生气，他总在妻子的卧房里踩上一顶扔在地上的精致帽子或是皮制的暖手笼。新衣服只要穿一次，马上就变得皱皱巴巴，或是开丝绽了线，连扣子也掉了。费尔南德的纤纤细指戴不住戒指，一天，她正从拉开的车厢门扬手让她的丈夫欣赏美丽的风景，她的订婚戒指就这么丢了。她留着二十世纪初的升平年代男人们特别喜欢的一头长发，却让理发师连声叹气，他们不清楚为什么这位夫人竟不知道把发卡或小梳子别在哪儿最合适。她就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但如果相信童话上说的，再也没有跟一个仙女共同生活更让人受不了的了。最糟糕的是她胆子特别小，他曾送给她一匹温顺的小母马，养在黑山的马厩里无事可干越来越弱。夫人只在由她丈夫或马夫紧紧牵着时才敢骑，那牲口毫无危险的盘旋就把她吓坏了。大海也并不比马更能引起她的兴趣。他们最后一次渡海到科西嘉岛和厄尔巴岛时，海上微风徐拂轻波荡漾，可她几乎有二十次以为船要沉底了。在利古里亚的海岸上，她才有一次例外，答应在已在港口抛锚的狭小游艇上睡觉，但她坚持吃饭的时候要把桌子支在码头上。克先生仿佛又清楚地看到了他第一房太太栉风沐雨的黧黑面容，每到有风雨时就帮他操纵船只，有时穿着裙子或女骑手的服装，尽管马匹性格暴烈，还能稳稳端坐在女式马鞍上，一直到被马颠得呕吐起来。 只有知道他们在床笫之间的夜半私语，才能更好地了解如此结合起来的这两个人物。根据我猜测到的一点我父母的爱情生活，可以断定他们是典型的一九〇〇年代的夫妇，当然有他们的问题和偏见，这在我们这一代都不存在了。米歇尔温情脉脉地爱怜费尔南德那一对微微下垂的乳房，对于她的娇小身材来说，稍嫌肥重了一些。但就像他那个时代的很多男人一样，在女人的欢娱面前他为一种矛盾心理而困扰，坚持相信一个贞洁的女人委身相许只不过是要满足她所爱的男人，他的伴侣无论是冷淡还是激动他都不如意。大概是因为费尔南德读了许多浪漫小说，觉得续弦太太该对第一房的回忆心怀嫉妒。她提出了许多问题，米歇尔觉得这些问题荒唐离奇，都不合时宜。几个月过去了，很快又过了几年，她小心翼翼地提出来想要个孩子，这在以前她仿佛没有表露过。克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爸爸的经验并没有让他在这方面信心十足，但他的原则是，一个想要孩子的女人就有权利有一个。不过除非出了差错，只要一个，不能再多，一切就按照他的愿望进行，至少，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不过他却觉得自己掉进了陷阱。当初他母亲打算让他将来当家产的管理人，就像以前他父亲那样，专门听佃户来诉苦，跟他们争论新的租约。为了抵制他母亲的这个计划，他一声不响，报名参了军，后来他也觉得掉进了一个陷阱。他倒是喜欢军队，但决定参军完全是跟家里闹翻的反弹，是对自己的亲人拙劣的赌气威胁。随后他又一次掉进了陷阱，由于一个英国女孩的漂亮脸蛋，他离开了军队，也没有预先打个招呼。随后一次掉入陷阱是为了让患了不治之症的父亲高兴，他斩断了跟那女人维持很久的关系（英格兰碧绿的田野上，景色多么宜人！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下雨的日子，他们一起在原野徜徉，品尝农庄里的点心，多么惬意！），娶了贝尔特小姐。这人跟他门当户对，两家是世交，有同样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两人都爱骑马，那就是他母亲所说的快马飞驰的生活。（跟贝尔特过的那段日子并不都难受，有的很好，有的过得去，也有的一团糟）。然而到了四十九岁，他又因为一个女人掉入了陷阱，他对这女人动了真情，时不时对她有一点点的恼火，还有了一个孩子。关于这个孩子一切还处于未知，只知道他会喜欢这孩子，如果是个男孩，最后一定会父子争论不休，让他灰心丧气；如果是个女孩，他会大操大办把她送出去跟一个陌生人睡觉。那个时候克先生很想一走了之，然而住到布鲁塞尔有好处。要解决这个僵局不能离婚，在他这个阶层这是不可想象的，只能不事张扬地分居。克先生借口外出办事、出门旅行或回到法国去的时候，费尔南德带着孩子跟她的亲人们一起留在比利时，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果她生个男孩，在这军备竞赛的年代也有一个好处，他有一天可以选择一个中立国的国籍。很清楚，克先生满打满算在军队里待了三年，却没有成为一个决心送自己的儿子去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爱国人士。他把这份爱国激情留给他的表亲皮先生，这人是个右派的议员，他在议会发表长篇说教，来歌颂法兰西的人丁兴旺。 我不太清楚这年冬天费尔南德的情绪如何，顶多推断一下她在不眠长夜中的所思所想。她躺在一张桃花心木的单人床上，跟另一张一模一样的单人床中间隔着一块小地毯，米歇尔在那里想他自己的心事。费尔南德看到一个农妇给她的婴儿喂奶或在博物馆看到劳伦斯的儿童肖像画时，总表示她也很愿意当母亲，根据我对她不多的了解，我怀疑这种愿望是不是像她自己和米歇尔想象的那么深刻。母性的本能并不像人们说的带来那么多约束，无论在哪个时代，许多所谓属于特权阶级的女人把年幼的本来还该吃奶的孩子托付给仆役照管，心里觉得很轻松。只要父母觉得方便或条件允许，从前把孩子交给笨手笨脚漫不经心的女仆，如今交给没有个性的托儿所。我们还可以想到，有那么多的女人轻易地把她们的孩子献给军队里的摩洛，反倒把这种牺牲的光荣归于自己。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费尔南德。当母亲是一个理想女人不可少的一部分，她周围的老生常谈就是这样把她的脑子弄乱的。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应该当母亲，就像应该实践男欢女爱的技艺来爱她的丈夫一样。然而有关这个主题的说教又混乱又矛盾：孩子是神赐的恩惠，是上帝的礼物。一般认为夫妻之间干的事粗俗甚至应该斥责，有了孩子连那些行为也合情合理了。生孩子让整个家族都高兴，同时，怀孕好像背上了十字架，但一个虔诚的、知道自己义务的女人甘心情愿。从另一方面说，孩子是个小玩意儿，更是一个奢侈品，比起逛大街游树林，孩子是一个更结实的生活理由。添了个孩子就一定要添置蓝色或粉红色的襁褓，就得懒懒散散地穿着缀有花边的睡衣接待人家对产妇的看望。不能想象一个什么礼物都能得到的女人单单缺少这样一件礼物。总而言之，有个孩子就说明一位少妇的生活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费尔南德也许不会不考虑这一点，她结婚本来就晚，到二月二十一号她就满三十一岁了。 不过尽管她跟姐姐们的联系很紧密，她还是在尽量晚的时候把她怀孕的消息告诉她们，只除了让娜，她在一切事上都给她出主意。一个巴望着有个孩子、有了之后就欢欣鼓舞的女人不会这么做。几个姐姐是她来到布鲁塞尔以后才知道的。预产期越近，那些虔诚而又关切的老一套嘱咐只会赤裸裸地显露出一种极为单纯的情感，那就是恐惧。她自己的母亲分娩了十次已筋疲力尽，生了她一年以后“因一种酷烈的急病”去世，也许是因为又怀了孕，结果送了性命。她的祖母二十一岁时也是在产褥中死亡的。家里的女人压低声音口口相传的掌故中，有一部分是难产时服用的药剂，还有生出了死胎、婴儿还没有受洗礼就夭折，以及死于产褥热的年轻女人的故事。在厨房或洗衣间，仆役讲这些事时连压低声音也不用。然而在她心里纠缠不休的恐惧还很模糊。在她那个时代和环境里，女孩子要保持童贞，无知无识是必不可少的，连已婚妇人做了母亲后，也不肯把受孕和生产的知识弄得太清楚，说不出相关器官的名称。跟身体里边有关的事儿由丈夫、助产士和医生去料理。费尔南德的几个姐姐给了她一大堆有关饮食方面的告诫，并且说人们会很爱将要降生的孩子，但这都没有用，她呕吐不休，浑身不舒服，身子越来越重，而那个小小的生灵将要以她想象不到的痛苦方式从一个最隐秘的通道里钻出来，这小人儿像蜡做的耶稣那么招人喜欢，她已为这婴儿购置了缀着花边的小衣服、绣着花的小帽子，在这一切之间她建立不起来一种联系。在这次的考验中，她只粗略地预见到前方的艰险，而她只能用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所以心里忐忑不安。祈祷给了她一些帮助，想到请求过修道院的修女们为她诵九日经，她心里安静了下来。 最难熬过的时光显然是漫漫的长夜，她又习惯性地牙痛起来，可以听到最后的几辆车从路易丝街的石板上驶过，每辆车之间隔很长的时间，车里载着参加了晚会或看过戏的人们，当时已栽种的四排树木把车辆行驶的噪音减低了。很实际的一些细节安排让她暂时忘记疼痛：六月十五号才到预产期，而护士阿洁丽五号就到家里来上班。不要忘记给住在腓力三世街的贝夫人写一封信，阿洁丽目前在她那儿工作，要感谢她让看护比预定早几天来。身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一切都会容易一些。不知不觉她又睡着了，醒来时看看床头柜上面的挂钟，已到了服用补药的时间，那是医生给她开的。一缕阳光穿过了厚重的窗帘；天气晴朗，她可以坐车去买东西，或者跟小狗特里埃一起到小花园去散步。她不再感到未来沉重的压力，只有一些琐碎小事要操心，有一些是赏心乐事，有一些稍显麻烦，但都能消磨时间，打发掉好几个钟头。就在这个时候，地球仍在转动。 四月初，费尔南德牙痛得不能再拖延下去，医生决定给她拔掉一个长歪了的智齿。她流了许多血。卡代尔曼牙科大夫到家里来出诊，按照常例建议她小心保养：嘴里噙一块冰，休息几小时，不要进固体食物和热饮料，绝对不要说话。克先生守在她身旁，完全按照医生的嘱咐，给了她一根铅笔和一张纸，她要什么东西就写下来。随后，他把这张纸保留了下来，上面写的字几乎无法辨认： 博杜安也拔过牙。 …………………… 卡代尔曼很聪明，又勤奋又亲切……跟昨天那个杜布瓦大夫不一样。 …………………… 我跟特里埃一样，也不会说话了…… …………………… 这样一来，我吃面包干都疼…… …………………… 热水里没有…… …………………… 打铃……让他们拿点酒…… …………………… 隔壁房间里，在壁炉的火上？ 只有这些。但这已足够让我明白六十九年前这两个人肩并肩坐在一幢现已不复存在的房子里说话的亲密口气和节律。我并不去揣测克先生为什么要保留这张纸，但他把这个保留着，就让我相信在布鲁塞尔的这些晚上，他的回忆并不都是不愉快的。 ?作者的父亲名叫米歇尔·克里纳韦克·德·克莱伊昂古尔，母亲名叫费尔南德·德·卡蒂埃·德·马尔西安。文中以克夫妇的形式出现。​?Minerva，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Octave与拉丁文中的octo（“八”）相近。​?指英国肖像画家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urence，1769-1830）。​?Moloch，古代中东各地所崇奉的神灵，信徒以儿童为牺牲向它献祭。​ 分娩 02 六月八号，将近早上六点钟，阿尔德贡德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给巴尔巴拉和兼作园丁的仆役往碗里倒咖啡。大煤火炉子已烧得通红，各式的盆盆罐罐里都装满了开水。尽管已是夏天，这热气还很宜人，厨房在地下室，原来就很凉爽。昨夜没有一个人合眼。阿尔德贡德要给先生和大夫准备夜宵，大夫从昨晚起就没有离开过太太的房间。还要熬粥和鸡汤给太太增加力气，其实她几乎碰也没碰。一整夜巴尔巴拉端着托盘、单耳水壶和毛巾，在厨房和二楼之间上上下下。克先生原则上觉得不该让这个二十岁的女孩子目睹分娩的全过程，但是对待这么一个林堡省佃户家的女儿总跟对待城里的小姐不一样，何况阿洁丽随时要她帮忙。巴尔巴拉不得不在这两层楼上上下下了二十来次。 不难想象这三个仆人坐在炉子旁边，长条的面包片搭在碗边上，每吃一口都往碗里沾一下，他们在怜悯太太，她的事儿仿佛不太顺利。然而他们也高高兴兴地享受着这片刻的休息和适口的饮食，说不定一阵铃声或叫声就把这休息打断了。说实话，从半夜开始，人们就听惯了那叫声。安静下来时，没有叫声倒让人害怕。女人们走到楼梯口仆役用的半开的门前去，断断续续的呻吟仿佛让她们放了心。送牛奶的赶着那辆由一条大狗拉着的小车过来了。阿尔德贡德拿着个小铜锅迎了上去，那人把白铁壶里的牛奶给她把小锅装满，如果壶里的奶已经不多了，最后几滴就用来喂狗，那狗的挽具上吊着一个小勺子。面包房的小伙计跟在送奶的后面，拿着刚出炉还热乎的早饭吃的小面包。接着是做零活的女工。家里的仆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她的任务是打扫门前的台阶和一段人行道，擦洗打光门铃、门把手和刻着房主姓名的信箱盖子。每次她来，都要跟人闲聊一会儿，说些淡而无味的老套段子，也夹杂着人人都懂的道理。在这方面，善心的上帝让有钱人跟穷人都一样……他们没有听到阿洁丽太太按铃，过了一会儿，她下楼来喝咖啡吃面包片，她说大夫已决定动产钳。这时候还用不着巴尔巴拉，多一个人会碍事，不能妨碍大夫工作。 二十分钟以后，阿洁丽急促地打铃叫巴尔巴拉，她惴惴地走进太太的房间。那漂亮的卧房竟像是谋杀案的现场。巴尔巴拉忙着执行看护给她的命令，但偷眼也看到了产妇那可怕的面容，她的膝盖弯曲着，两脚伸在毯子外面，抵住了一个长枕头。孩子已离开了母体，躺在一个筐子的被子底下啼哭。先生和大夫刚才激烈地吵了一架，大夫的手和脸颊还在哆嗦。先生骂他是个屠夫。阿洁丽司空见惯，劝了几句，让两个压不低嗓子的男人平静下来：大夫已经累坏了，最好回家休息。阿洁丽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难产了。先生气哼哼地命令巴尔巴拉把大夫送走。 大夫抢在巴尔巴拉前面，几乎是跑着下了楼梯。他从前庭的衣钩上取下胶皮大衣，穿在血迹斑斑的西服上面，走出了门。 两个女人又叫阿尔德贡德来帮忙，她们帮着把乱成一团的房间收拾干净，把沾血的床单和分娩产生的废物都卷成一卷，交给洗衣房。成年人很难想象自己竟曾经与生俱来这些黏黏糊糊的东西，仆人们把这些都在厨房里的炭火上烧掉。给新生儿洗个澡。那是一个健壮的小姑娘，头顶上有一层耗子毛一样的黑色小毛毛。眼睛是蓝色的。人们又重复千百年来女人一次又一次做的动作：女仆小心翼翼地在盆里倒满水，助产士把手放进水里，看是不是冷热适中。疲劳不堪的母亲转过头，看人家抱给她的孩子。人们把婴儿放在一个天蓝色缎子铺着的美丽摇篮里，安置到隔壁的小房间去。克先生觉得，无论是在平凡或是特殊的日子，费尔南德总有独特的表示虔诚的方式，不管将来孩子是什么性别，她都要让孩子用七年蓝色的东西来纪念圣母。 新生儿扯开嗓子喊叫，试验她的力量，已表现出可怕的生命力，每一个生灵，甚至大多数人漫不经心挥一下手弄死的昆虫都充满了这种力气。如今的许多心理学家无疑认为，她从母体被放逐出来了，不得不穿过狭小的通道，所以在恐惧地叫喊，显然，她害怕来到这个一切都稀奇古怪的世界，甚至连呼吸都飘缈不定，她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亮光，那是一个夏天早上的晨曦。也许她在另一段时间已经经历过类似的出口和入口，也许还有成年人已泯灭的记忆的残片，恰恰是有关萌芽和出世的回忆，在她那颅缝还没有弥合的小小脑袋里浮动。有关这些我们还一无所知：生之门和死之门都是不透明的，这两个门都很快严严实实地关上了。 这个才出生一个钟头的小女孩，已像落入网中一样，被现实中生物的痛苦和人类的不幸控制住了。她也被时间的流逝网住，被扔在前庭板凳上的报纸登载的或大或小而今日无人有空关心的新闻网住，被流行或是惯例网住。在她摇篮的上面吊着一个十字架，上头有一个小天使的头。出于莫名其妙的偶然，我竟还保留着这个十字架。东西平淡无奇，是表示虔诚的小物件，跟同样有仪式意味的缎带蝴蝶结放在一起，也许当初费尔南德让这些东西受过祝福。象牙来自在刚果森林里被猎杀的一头大象，牙被当地的土人低价卖给比利时的商人。这种身躯庞大的聪明生物至少可以追溯到地质时期的更新世，却落个这样的下场。这个小玩意儿原来属于一个吃青草喝河水的动物，它在温暖的泥浆里洗澡，用这牙跟敌手战斗或是起码抵挡过一阵人类的袭击，还用长鼻子讨好过与它交配的雌象。雕刻象牙的艺人只能用它做一个有关宗教信仰的华丽摆设：小天使代表守护神，孩子有一天觉得它与这个面颊丰满的丘比特很像，这小爱神也是希腊和罗马的手艺人成批量制造的。 工艺精细的抽丝编花床罩是由女工在自己家里做的，位于富裕街区的精品女红商店的老板或是给她们揽活的中间商付给她们的工钱很少。这些帕耳开们不声不响地织嫁衣绣襁褓，克太太虽然心地善良，大概也从来没有想到她们到底在什么条件下生活。克先生有点做好事的心愿，想着照顾黑山脚下圣让-卡佩尔村的穷人：他去过女工住的小破房子，那里的女人大清早就坐在靠窗户的小垫子上，在操持一整天累人的家务之前，先织花边挣一点小钱。他觉得靠着精致的内衣卧具获利的人并不光彩，但人家出账单要他付钱时，他还是不声不响地签了字。也许不管怎么说，那些女人喜欢她们手指底下编出的花样，有时候她们的眼睛也在那花纹上久久流连。费尔南德的丈夫反对雇奶妈，觉得一个母亲不管自己的孩子而让一个为挣工资的陌生女人来喂奶是一件可憎可恶的事。法国北部那些贫民窟里的勾当他很清楚。一个穷人家的姑娘，随便找一个过路的情人，这事往往早就跟她母亲串通一气了，十个月或十一个月之后，这姑娘就可望戴上奶妈专用的花边软帽，在大户人家谋个不错的位置，如果日后她能由奶妈提升为照顾孩子的女仆，就可以干许多年，克先生为此义愤填膺。他就像当时的许多男人一样，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托尔斯泰精神，尽管不情愿，还受着时俗习惯的约束，没有勇气和愿望完全从陋习中解脱出来。决不可能让费尔南德的乳房变形。孩子得用奶瓶来喂养。 奶汁平息了小女孩的哭叫。她很快就学会了几乎是狠命地吮吸那橡皮奶头；美味的汁水流到她嘴里显然是她尝到的第一个愉快。营养丰富的流质出自一头专产奶水的牲畜，丰饶大地的象征，它不仅把奶水供给人类，到后来汁水轧干之后还把瘦肉献出来，最后贡献出它的皮、筋和骨头，人们用来造胶水或骨炭。这牲口差不多总是死得很惨，被人从它住惯了的牧场上拉出来，在专运牲口的车厢里赶很长的路，到屠宰场时已经满身伤痕，车厢里没有水，摇晃和噪音都让它害怕。或者被人赶到炎炎烈日底下的大路上，如果它不肯向前，人们就用戳棒狠狠地打它、折磨它，它气喘吁吁地来到执行死刑的地方，脖子上绑着绳子，几乎瞪爆了眼睛，被交到屠夫的手里，那种卑劣下流的职业让屠夫个个粗鄙暴烈，它还没有完全死，就被大卸八块。它的名字在对于它所养活的人类来说，本来该是很神圣的，但在法语中却很可笑，我这本书的读者大概会觉得我的看法和之前的那些议论也是很可笑的。 在孩子所生的那个时代和阶层里，雇佣仆役是一种制度。克先生和克太太当然有一些“下人”。至于阿尔德贡德和巴尔巴拉是不是比古代的奴隶或是工厂的工人更对她们的命运满意，根本用不着去考虑。在这里只需说明，这刚刚降生的婴儿一生当中，将会看到比仆役工作更没有自尊的奴役形式。当时，巴尔巴拉和阿尔德贡德大概会说，她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她们俩中间的一个或是阿洁丽太太不时地看一眼摇篮，然后匆忙回到太太的房间去。孩子还不知道（或者说已经不再知道）人的脸是什么，只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圆东西凑近来，那东西在动，还发出了声音。许多年过去以后，她在弥留的混乱中也许会看到护士和医生的脸凑过来看她。我很愿意相信，短腿狗特里埃被人从它习惯待的好地方——费尔南德的床底下赶了出来，竟设法钻到了摇篮边，它嗅着这个新东西那还不熟悉的气味，摇着长尾巴表示它可以信赖，然后朝着厨房挺起前半身，那里有好吃的东西。 将近下午两点，仿佛已没有大出血的危险了。克先生到他的内兄泰奥巴尔德那圈子里去找他，又去找从列日来到让娜家里小住的连襟乔治。克先生早就写信给让娜，告诉她今天早上发生的事。这三位先生到依塞勒镇公所去给孩子作登记。克先生也许不知道，这座房子位置不佳，五十年前是有名的歌星玛丽布朗的房基地，她的早逝启发了缪塞的灵感，写出了一首费尔南德和他都很喜欢的诗，他们曾不止一次互相背诵过（“显然现在说起她为时已晚／自从她去世已过了十五天……”）。离那里不远就是依塞勒的公墓，几年前安葬了一个自杀的法国人，克先生最近还满怀尊敬地去瞻仰过他的坟茔，那就是心眼实诚的布朗热将军。在咖啡歌厅唱的歌曲中对这将军大加赞赏。当时右派的议员们正阴谋酝酿一个有利于他的政变，他却临阵溜了号，到布鲁塞尔去看望患了结核病濒临死亡的情妇彭纳曼夫人。克先生觉得老实的将军在政治上是个可笑的人物，却很看重他作为一个忠实的情人毅然赴死（“已经没有你，我怎么能再活一个星期？”）。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丧气事的时候。身份登记员规规矩矩记下了小姑娘的出生情况：父亲，米歇尔-夏尔-热内-约瑟夫·克·德·克，房地产主，生于里尔（法国北部）；母亲费尔南德-路易丝-玛丽-吉丝莱娜·德·卡·德·马，生于那慕尔，夫妻双方在圣让-卡佩尔居住（法国北部）。姓氏中的第一个克是正式记录在案的佛兰芒一个古老姓氏的第一个音，这姓氏在日常生活中用得越来越少。另一个完全法国味的姓氏更常用，那是由于十八世纪得到的一块领地而起的。 然而这个正式文件却跟古代或是中世纪的抄本一样，充满了不实之辞，费尔南德的名字就有两处错误。有关证人的姓名和身份的文字中，住在列日的企业家（我不知道那一年他领导什么企业，但我知道后来他经营法国酒的进口生意）乔治·德·塞·德·依男爵，尽管他的签名清楚明了，却跟他的姻亲泰奥巴尔德拥有同样的姓氏，泰奥巴尔德住在布鲁塞尔，他本人也并不是男爵。由于一种不明不白的亲密称呼，乔治算是新生儿的大舅，其实他是费尔南德的表兄，又是她的大姐夫。这只是小小的差错，或者说不过是不太精确。要是更重要的文件的话，就会让好几代博学人士大伤脑筋了。 人们请来一个新医生代替杜布瓦大夫，他仔细检查了之后，说他对产妇的情况相当满意。随后的两天安全地过去了。让娜和弗罗兰每天早上到加尔默罗会教堂望完弥撒之后，总来看望一下费尔南德，让娜小姐无论如何也不肯耽误早上的弥撒。然而到了星期四，阿洁丽太太发现产妇有点发烧。第二天克先生决定让看护每天早晚两次记录病人的体温和脉搏。他还顺手抓了一张卡片，上面不经意地印有两家的纹章，一开始就写了上一天的日期，他要逐日记下当天的温度和脉搏。后来无论是他还是阿洁丽太太对这些都记不得了。他的记录是这样的：
六月十一日早八点
晚八点脉搏3……
六月十二日早八点38.7脉搏100
下午四点39.9120
晚八点39100
中午38.2108
下午四点38.7106
晚十点39120
六月十四日早八点38.5108
晚十点39.6110
六月十五日早八点38.2……
中午38.2……
六月十六日早八点39.6130
中午38.3108
下午四点40.3130
晚九点40.4135
六月十七日早八点39.7134
中午38.7124
下午四点37.2……
晚五点39.6134
六月十八日早八点38.6130
下午四点39.6133
费尔南德患了产褥热并发腹膜炎，十八日晚上就死了。在克先生的记录上唯一没有写日期的是十三号，尽管这天的体温和脉搏都登记了。大概是由于迷信，他略过了这个数字。 ?Parcae，希腊神话中专司生、死和命运的女神。​ 分娩 03 这个星期还发生了一些不太重要的小事：第一件就是洗礼。仪式是在圣十字堂区的普通教堂里举行的，没有什么大排场。这教堂建于一八五九年，在我写这部书时又马马虎虎地翻修了一下，显然是为了好歹跟近旁雄伟的广播电视中心协调一致。两年半以前，也就是在这个堂区教堂里米歇尔娶了费尔南德。除了本堂神甫和唱诗班的孩子之外，参加洗礼的只有婴儿的教父泰奥巴尔德先生和教母让娜小姐。一如既往，让娜由她所说的两根拐棍，也就是弗罗兰和她的女仆扶着。还有阿洁丽太太抱着孩子。她得赶紧回到病人的床边去，在那里先生和巴尔巴拉正需要她。 孩子的教名中第一个为玛格丽特，因为那位亲爱的德国家庭教师的名字曾是玛尔卡雷塔，后来大家才叫她弗罗兰小姐；第二个叫安托瓦内特，跟阿德里安娜相应，讨厌的诺埃米叫这个名字，而且如今肯定过时了，还显得有点滑稽；第三个用了有残疾的让娜的名字，而且费尔南德的一个朋友也叫让娜，她注定会在我的一生当中起相当大的作用；第四个叫玛丽，来源于那位时时刻刻尤其是在我们死亡的时候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的圣母的名字；最后一个叫吉丝莱娜，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有这样的习惯说法：圣吉斯兰能保佑儿童不生病。早就订购了好几盒糖衣杏仁，单等着把孩子的教名用银色的斜体字写在乳白色的硬纸盒盖上，就分送给大家，那盒子上面还装饰着一幅弗拉戈纳尔表现母爱的画。巴尔巴拉把她的那一份保留了很久。多年之后，我沉思着吃那裹着糖衣的杏仁，白色的糖块又硬又脆，是从我的洗礼上留下来的。 接下来的一天发生了一件更为重要的小事，至少在克先生看来是如此。费尔南德还有力气表达某些愿望时，就要给自己找些精神上的支持。她回忆起她曾跟让娜一起去过加尔默罗会教堂，她向那里陈列的圣骨顶礼膜拜过许多次。在危机时刻，如果病人提出要求，有时会把这圣骨拿到病人家去。她让克先生为她恳请修道院院长开恩。 可是她的手边就有圣骨。他们夫妻的卧房角落有一个架子，她常一个人在那里祈祷，底座上竖立着一尊十七世纪的耶稣受难像，是从苏阿雷城堡的小教堂里拿来的，她在那个城堡里一直长到成人。底座和十字架的横臂上凿着许多小小的龛孔，透过一块凸面玻璃可以看到在褪了色的红天鹅绒上镶着圣骨，每块圣骨下面还有一块羊皮纸的牌子，说明是来自哪个殉道者。用拉丁文写的字迹已经发白，所谓殉道者也已湮没无考了。人们只知道，有某个前人从罗马把这些神圣的宝物带了来，这些骨头渣子是从地下墓穴的尘土里拣的。也许是因为费尔南德不知道这些都是哪位圣人的遗骨，对于形象已模糊的基督、有些损伤的玳瑁边饰以及阴森森的骨头，她也过于熟悉了，不太相信那么灵验。而相反，在本地区内，加尔默罗修会教堂的那些圣骨却灵验得很。 当天就来了一个小教士，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二层楼那间美丽的卧室，从袍子的皱褶里掏出了圣骨盒，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地放在费尔南德的枕头上，但她已昏昏沉沉，根本没有看见她那么盼望的能助她一臂之力的灵物已经到来。年轻的加尔默罗会教士跪下，背诵了几段拉丁文祈祷词，接着又默默地祈祷。克先生也跪了下来，只不过是出于礼仪，倒不全是为了信仰，他看着那人祈祷。过了很长时间，穿棕色袍子的客人站了起来，神情凝重地看那病人。克先生觉得他的脸上显出深刻的悲哀。他轻轻地拿起那圣物，重新包好，向门口走去。克先生一直把他送到街上。他觉得那年轻教士的悲哀不只来自对濒死病人的同情，而是由于他本人对他带来的圣骨是不是真有法力本来就将信将疑，他希望做一个试验，能一下子使他那有罪的疑心烟消云散，他灰心丧气地走了出去。但这一切也许都是克先生自己瞎想的。 第二个来访的是诺埃米。因为她心疼克先生的儿子，尽管那孩子已十九岁，身材高大，她还管他叫小米歇尔，所以她不赞成她的儿子续弦，尤其不赞成费尔南德怀孕。宣布添丁进口大喜事的电报只引得她把手掌往大腿上一拍，这是她不高兴的习惯动作。这样的粗俗让家里人都很不快。她嚷道：“小米歇尔被切成两半了。”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她钟爱的孙子只能得到他父亲一半的遗产了。然而她最后还是来到了布鲁塞尔。大概是因为女人家的好奇心，尤其是这位老妇人禁不住要看看产妇的房间。还因为克先生为这一切变故要付很大一笔花费，早就要求他母亲提前给他几千法郎。她亲自把钱带来了，就像往常在这种情况下一样，她还要痛痛快快地跟儿子说几句尖酸刻薄的话。尽管她年事已高，还时而到比利时的首都来买东西。巴黎实在太远，在里尔又挑选不到中意的物品。唯一不方便的是回去的时候某些商品要在海关交税。但一般地说，她都能打点妥帖，一分钱都不交。 刚从包租的马车下来，她就知道了费尔南德的病况。事实上，在一九三号门前的马路上，铺上了厚厚的一层稻草，为的是减轻车辆的噪音。家里有情况危急的病人时，总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告诉邻居产妇已病入膏肓。巴尔巴拉请老夫人进了屋。她不肯到底层的小客厅去，也不肯松开她的小阳伞。她在前厅的板凳上坐了下来。 克先生得到通报，从二楼的楼梯口他就认出了他母亲那有些胖大臃肿的身影，以及她把黑色的皮包紧紧抱在肚子前面的样子，仿佛有人要把它抢走似的，皮包上还装饰着一个花哨的伯爵冠冕，让米歇尔看了很生气，不过有时候他也糊糊涂涂地任凭他的供货商把他当伯爵。走到那老妇人身边，他立刻毫不隐讳地大体叙述了一下病情。对于救活费尔南德已不存任何希望。然而她的热度反而降下来了，可以接受短暂的来访，没有任何障碍。这个时候她很清醒，对她婆婆的关心十分感动。 然而那老妇人感到了死亡的气息。她的脸皱缩起来，把皮包搂得更紧了： “你看我不会被传染上这病吧？” 克先生强忍住没有向他母亲说，产褥热这种致命的疾病她再也不会得了，她可以尽管放心。老夫人昂然端坐在那条板凳上，不肯吃点心，米歇尔也不硬劝她吃。阿尔德贡德看守着费尔南德过了大半夜，炉火差不多已经灭了。老婆婆又爬上了那辆仍然等着她的车，没有多做停留，径自回黑山去了。后来她想到，当时她激动之余，忘了把那几张钞票给她儿子。 又过了一会儿，最后一个人来看望费尔南德。但这一次既不能交谈，也不能对他微笑。这人是摄影师，他带着他那些变魔术似的家什走进房来：硬玻璃的感光板，即使不能永久也能较长时间地固定住物体的影像，仿造眼睛制作的暗箱，可以填补记忆的空缺，三角架和一块黑布。除了克太太最后的面容之外，这个陌生人还给我留下了房间装饰的片段，借助着这些，我才能重新构筑起已遗忘的内室景象。在费尔南德的床头有两个带五个枝杈的烛台，但每个烛台上只点着三根圣礼上的长明蜡烛，这使这个只有庄严平静的场面多了一种说不清的悲凉。床帷子上面显出来桃花心木的床栏，左边可以看到另一张一模一样的床，整整齐齐地罩着绗成蜂巢纹样的踏花被。昨晚肯定没有人在这张床上睡过。但是我弄错了：仔细查看照片，我发现在踏花被的角上有一块黑东西，那是特里埃的前爪和鼻子，它蜷卧在主人的床上，克先生大概觉得这样很好，心里一感动就由它待在那儿了。 三个女人仔仔细细地给费尔南德安排收拾，她给人的印象是干干净净，无懈可击。汗迹和渗出的恶露都洗净擦干。在生和死交汇相融的当儿，似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停摆。这具一九〇三年的遗体穿着细麻布的睡衣，袖口和领子上都镶着花边，一块半透明的白绢蒙上了脸，又在头发底下作成光轮模样。在雪白的被单衬托下，头发显得漆黑。她的双手套在一串念珠里，放在肚子上面，由于腹膜发炎，肚子肿胀着，顶得被单鼓了起来，仿佛她仍然怀着个孩子似的。她变成了人们所看到的死人模样：完整的封闭的一块，感觉不到光、热和触摸，不呼不吸也不发声说话，不再摄取食物，随后再部分排泄出。然而，克太太结婚以前和以后的肖像上，可看出姣好的面容，从她死后的几张照片上，还可以感觉到她的美丽。由于生病消瘦下来，死使她极为平静，如今再也没有取悦和维持仪表的愿望，也许摄影师高超的照明技术更突出了这张人脸的端庄，描画出了鼓起的颧骨、凹下去的眼眶、细瘦精致的鼻子，让她有了一种尊严和让人捉摸不透的坚毅。她宽大的眼睑合了起来，让人似乎觉得她在沉睡，给她抹了一层她也许恰恰缺乏的温情。嘴唇苦楚地扭着，露出死人常有的高傲的皱纹，仿佛如今的下场是他们花了高昂代价得到的胜利。看得出三个女人精心整理了被单，那上面有新熨的像是刻出来的平行宽褶子。她们把这被单满满地摊在灵床上，还把太太的枕头拍得松软些。 就在这个星期，几乎同时给亲朋好友发出了两封邮件，一个是精致的小信封，边上框着蓝色的装饰线，也像成盒的糖衣杏仁一样，是预先定做的。在跟信封相配的信纸上，也用天蓝颜色的意大利斜体字印刷着他们的启事，说克先生和克太太欣喜地告知亲友，他们的千金玛格丽特降生了。第二种信封边上框着粗黑线，克太太的丈夫、女儿、继子、婆母、兄弟姊妹、妯娌、姑姨以及姑表姨表亲戚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告，克太太已逝世，这对他们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六月二十二日十点悼亡弥撒之后，在丧家位于苏阿雷的家族墓地举行葬礼，八天以后在布鲁塞尔举行另外一次安魂弥撒。由里斯纳车站出发，有车辆在此等候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发自布鲁塞尔的火车。 典礼按照预定的计划举行了，我不知道是冒着雨还是有明媚阳光。婆母和前房儿子仍留在黑山。早饭也许比平常略微丰盛一点，匆匆吃罢之后，参加葬礼的人们就按时到雷奥波尔区的车站去。在里斯纳，由那慕尔来的马车夫们赶着马车沿着大路在等候，对于他们来说，这天能做一笔大生意。马匹不时低下头，啃一口丰美的青草。费尔南德被抬到紧靠村里教堂外墙的家族墓地，有一道栅栏把这个地区与墓地的其余部分隔开。在克先生身旁过了三年零三个月之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亲人中间。这一小片竖着十字架的家族园子早就住着她的父母、夭亡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举行过宗教仪式之后，克先生跟本堂神甫交谈了几句。神甫向他暗示教堂太穷。的确，那教堂很丑陋，又老又旧，或者说没有好好维修，里面刷着棕黄色的粉浆。让神甫最伤心的是没有祭坛后面必备的彩色玻璃窗。在一个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绘制圣费尔南德的肖像，立在她家墓地的旁边，肯定是纪念亡人的最触动人心的建筑。那个丧妻的鳏夫拿出了他的支票簿。 几个月之后，他收到了从黑山寄来的照片，新的彩色玻璃窗已安好了，他觉得奇丑无比。随照片还附了神甫写的一封卑躬屈节的信：当然，彩色玻璃窗让教堂的祭坛显得好看一些，对比之下，左面的窗子镶着白色的玻璃，比以前更显寒碜。说不定可以再把它装饰一下，来代表圣米歇尔，作为那彩色窗的呼应。克先生把这封信放进了纸篓。 ?Jean-Honoré Fragonard（1732-1806），法国画家，擅长风景、肖像和历史题材。​ 分娩 04 在这忙碌多事的几天，没有人花许多时间照顾孩子，时常给她喝甚至没有烧开的凉奶，这倒对她很有好处，与她有关的严重事件只有一次。当费尔南德清醒地意识到她的病情将会如何发展时，她当着让娜小姐和弗罗兰的面这样嘱咐她的丈夫： “万一小姑娘想去当修女，就不要阻拦她。” 克先生从来没有把这话告诉过我，让娜也很当心不露口风。那个弗罗兰就不一样了。每次我到让娜姨妈家小住几天时，弗罗兰小姐就啰啰唆唆地对我讲我母亲的临终遗言。这个可怜的德国老小姐对我的温存呵护和大吵小嚷的逗弄已经让我恼火，这些话我就更受不了。我对母亲几乎一无所知，父亲从来不给我看她的照片（让娜小姐有一张她的相片，跟许多别的照片一起放在钢琴上，但她从来没有想对我指出来是哪一张），我刚到七八岁，就感到那个母亲似乎不公正地干涉了我的生活，侵犯了我的自由，试图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推到某一个方向去。当然，修道院对我毫无吸引力，但如果我知道母亲在临终前为我安排了将来的婚姻和我要接受的教育，我无疑也会执拗着不肯就范。人们要给狗戴项圈时，狗会扭开脖子，我也像狗一样，悄悄地退开。 仔细想来，我觉得这个嘱托并不出于弗罗兰所崇尚的虔诚，而是有别的考虑。费尔南德从少女时期就充满了幻想和花季特有的感情波澜，克先生在婚姻和以后的生活中试图让她感到充实，但一切迹象都让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没有让费尔南德完全满足。在极为强烈的痛苦当中，她觉得自己那不长的过去没什么可多说，绝望像是一条断断续续的黑线，自然其间也星星点点包含着一些幸福。她希望她的孩子不走她的旧路。总而言之，这几句嘱托包含着对丈夫审慎的谴责，他却坚信对妻子做了对一个女人该做的一切，没有什么亏欠。她就向丈夫表示，她也像跟她同时代的歌星梅丽桑德一样，过得并不幸福。 并不是克太太没有宗教感情，我早就证明过恰恰相反。很可能费尔南德在弥留之际奔向了上帝，在死亡那迷蒙的光线底下，她觉得不仅她自己的生活，连所有大地上的生灵都是虚无造作的。也许她希望孩子过她回忆中修道院里的那种平静生活，极力为小姑娘推开她认识的唯一的门，那里通到人们说的人间世以外的地方，通到她知道的唯一超凡脱俗的境界。到后来我想，我确实以自己的方式入了教，克太太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但所用的方式她既不赞成也不理解。 五十三年过去了，我才第一次去拜访苏阿雷。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我从荷兰和德国过来，穿过比利时；我刚刚到威斯特伐利亚去呼吸蒙斯特的空气，为了写我的一本已经开头的书。我到达这个阴暗的城市时正值一个爱国主义和宗教节日：人们正庆祝一个在一九四四年的轰炸中损坏了一半的天主教堂又恢复使用。老城里到处都是巨幅旗帜，扩音器里传出慷慨激昂的演说。那座教堂曾见证过莱顿的约翰的疯狂，十六世纪经历过对再洗礼派的血腥镇压。如今教堂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群，回忆起教堂被毁则群情激愤，说到从废墟中重建又满怀豪情。我本人、陪伴我的一位美国女友和给我们开车的荷兰司机，对于一九四四年每人也有各自激动的回忆，但跟那些威斯特伐利亚人并不一样。面对着盛大庄严的场面，我们觉得成了入侵者，感到不太自在，我们完全了解对于这个德国城市这盛大的集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这中间我们曾是他们昨天的敌人、今天的外国人。我们赶紧离开了蒙斯特。 在海牙，报纸上满是本·贝拉被劫持的消息，那是非洲北部的一出闹剧。在电台和报纸上大肆传播之后，经过笨拙的准备，苏伊士倒霉的动乱开始了。在比利时佛来芒区的一个大城市里，我在法国官方一个歌舞节目中听到了一阵沙文主义的胡言乱语，他们为不知道对谁取得的胜利而干杯。英国的企业家们已为明天甚至后天作了打算，热烈响应穷兵黩武的号召。人们谈到了黑市，比利时的家庭妇女抢购了好几公斤的白糖。最精明的人购置了铅皮，把自家的窗户包上，铅皮能够阻挡核辐射。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利用西方忙着干其他事的当儿，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前沿阵地。我到布鲁塞尔时，正好传来苏联坦克包围布达佩斯的消息。给我开出租车的那位生性快活的司机的话更增添了黑暗的气氛：“苏联人在那里扔了加磷的燃烧弹，会烧起大火的，等着瞧吧！”这小伙子也很激动，当然不是兴高采烈，他也怕苏联人；四分之三的人面对一场熊熊大火或严重的列车事故都会现出兴奋甚至欢喜的样子，他也如此。我应邀到一位很和善的老夫人家里做客，现在她已经去世了。我在她家听到了另一种声音。这家的女主人理所当然地仇恨苏联人；然而她却非常倨傲地看待匈牙利的起义。她鄙夷地说道：“就是工人的叛乱！”让人感觉到，一直到最后她还遵循原则，或者说这种原则推动着她生平第一次认为克里姆林宫干的事有道理。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法国在印度支那酿成的悲剧是更为阴暗的悲剧的先兆，反倒被人遗忘了。然而，我到巴黎之后，穿过大街走进圣罗克教堂，看到一个神甫和几个穿丧服的女人为在奠边府死亡的人祈祷。 离开布鲁塞尔之前，我到古典美术博物馆去瞻仰勃鲁盖尔的画，他的《伯利恒的户口调查》以及他笔下那些散布在雪地里的平民都淹没在十一月下午灰色的光线里。在《叛逆天使的堕落》中，恶毒的天使长着非人的嘴脸。《伊卡洛斯的坠落》中，农民对这历史上第一起“空难”丝毫不感兴趣，还继续播种。让人想到别的博物馆里另外的画：《疯狂的葛兰特》在一个村子的灰烬中间呼喊着发泄他正义然而毫无用处的愤怒，《无辜者的屠杀》与《调查》形成悲哀的对比，《通天塔》和它的首领受到为它筑造错误的工人们毕恭毕敬地欢迎，《死亡的胜利》是一队由骷髅组成的军团。在这些寓意画中最为贴切的大概就是《盲人引导盲人》。粗暴、贪婪、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疯狂和愚蠢比任何时候都严密地控制着整个世界，再加上人类第一次配备了终极毁灭的工具，而这样的人类在无限繁衍。目前的危机也许只波及一小群人就宣告结束。但是新的危机又会产生，因前面的危机影响变得更严重：不可避免的事态已经发生。看守迈着军人的步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走来走去宣布闭馆，仿佛也宣布一切都关门大吉了。 在那慕尔小住的几天却很悠闲。我第一次来这里观光，看了一个旅游者该看的所有名胜。我仔细认真地走遍了这里的天主教堂，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心脏就保存在这儿，与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墓穴相对应，人们把他的遗骸运到了那里，我还参观了圣鲁教堂，巴罗克风格的建筑杰作，波德莱尔特别欣赏“阴森的小客厅”，他在那里第一次被“愚蠢的风”吹倒，他长久以来总感到这风会吹来。我登上了小城堡，小费尔南德大概也曾被领到这里，眺望秀丽的景色，过去凯尔特部落的武士、妇女和孩子在这里蹀躞，固守城堡防备恺撒大军的进攻。我去看了考古博物馆，有高卢-罗马的小件青铜器和野蛮人入侵时代的沉重首饰。下午用来参观苏阿雷。这里我只说在墓地的见闻。 自从米歇尔在这里安葬了他的妻子之后，这家庭的墓地又添丁进口了。让娜、泰奥巴尔德和得了疯病死的奥克塔夫都埋在这里。已结婚的姐妹们都不在，她们跟她们的配偶葬在另外的墓地。浅浅刻出的碑铭已难于辨认，让人无限思恋古代铭刻中那美丽而又坚毅的书法，延续好几个世纪，亘古长存，使人缅怀第一批出世特立的魂灵。我没有去弄清弗罗兰是不是在费尔南德和让娜之间占有一个位置。尽管她们热爱并尊重老资格的家庭女教师，但恐怕也不行。家人就是家人。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在这里安息的人与我之间建立起联系。在他们中间我只认识三个：两个舅舅和一个姨妈，而且我将近十岁起就没有再见过他们的面。我跨过了费尔南德，我在几个月之间依靠她的滋养，但这事实就像教科书上的道理一样冰冷。比起出于偶然向我叙述临终情形的陌生女人，她的坟并不引起我更多的温情。同样，我更难想象那个阿尔蒂尔·德·卡蒂埃和他的太太玛蒂尔德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如对波德莱尔和奥地利的唐胡安的母亲知道的多哩，只不过我身上的某些成分来自他们。然而，从封闭在他们那十九世纪的这位先生和太太开始，可以重重叠叠地追溯千百代人，一直到史前时期，以至大地上面目模糊的生命本源。组成我的一半大杂烩就在这里。 是一半吗？在这样的翻转搅拌之后，上帝把我们每个人创造成独一无二的生灵。但如何推测他们身上道德或体质的特殊成分的百分比呢？这就像剖开我的骨头来分析或衡量所包含的矿物质。再说，我每天都更强烈地认为，组成我们的并不只是血液和体液，这样的计算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然而，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仍是把我与一切联系起来的那两根线索的第二次交汇。我们从一个幽晦暗昧的处所出来，又将回到那里去，关于这个地方，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假设，总不该从精神中扬弃那些最简单的事实以及平凡而明显的成分，尽管这些东西是外来之物。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是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是费尔南德的女儿。 另一方面，端详着苏阿雷的这些坟墓，我发觉我没有必要把这些人跟我拉在一起。如果说阿尔蒂尔、玛蒂尔德和费尔南德跟我几乎没有什么牵扯，那么我对于他们来说就更毫无关系。在我母亲生活的三十二年零四个月中，我在她的念头里顶多占八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对于她来说我首先是一团不确定的东西，接着是一个希望，一种感知，一种恐惧；在几个钟头之内，又是折磨。在我出生之后的几天里，她对我有时候会感到温情、惊异，也许还有点自豪。当阿洁丽太太向她宣布新生儿已娩出时，她感到或者自以为脱离了危险而觉得轻松快意。接着，发烧把这一切都赶走了。大家都看出来，在刹那之间她曾为她留在身后的孩子的命运担心，但显然她对自己迫在眉睫的死亡比对我的未来更为关切。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一个是在他们的女儿结婚前的十年死的，一个是在女儿结婚前的二十七年死的，对于他们来说，我只不过是他们结婚的弥撒中所希求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小外孙，弥撒祝愿他们长寿，有一天能儿孙绕膝。 我把手放在栅栏上，手掌上沾满了铁锈。自从这栅栏门打开让最后一个亡灵——我不知道是奥克塔夫还是泰奥巴尔德——进来，已长出了一茬又一茬的杂草。在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的十个孩子中，有七个已长眠在这里。在这七个人当中，到如今的一九五六年，只剩了一个孑遗，那就是我。我应该在这里做一点什么事情。但做些什么呢？如果在两千年前，我可以向那些以胚胎状埋在这里准备降生的逝者贡献食品，这样的埋葬姿势是人类给自己发明的最好的不朽的象征。在高卢-罗马时期，我可以在一个装满了灰的骨灰堂一角倒些牛奶和蜂蜜。在基督教文明的几个世纪里，我可以祈祷，祝他们安息，或者经过几年炼狱的净化之后，去享受天国的真福。这些愿望都彼此矛盾，但无疑表达的是同一的意思。就像我现在一样，假定这些人都在某个地方，我们只能祝愿他们在路上交到好运，这条路人人难逃，我们将来也必定要走。这也是一种祈祷的方式。当然，我还可以把栅栏重新油漆一遍，把地上的杂草锄净。但是我第二天就要走，我没有时间，再说，也没有这样的心思。 ?John of Leiden（1509-1536），再洗礼派领袖。​?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或左派，主张唯成年受洗方有效。​?Ahmed Ben Bella（1916-2012），阿尔及利亚军人、革命家、政治家。​?John of Austria（1545-1578），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的私生子。​ 分娩 05 费尔南德死后又过了大约十五天（显然现在说起她为时已晚，自从她去世已过了十五天……），亲戚和她生前的好友从邮局收到了最后一件与她有关的通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虔诚的回忆卡”。那是一个小小的纸笺，可以夹在祈祷书里，正面有一个表示追思的图样，带有一段或几段祈祷文，每段下面用极小的字精确地注明读这段祈祷能让炼狱中的灵魂赦免罪恶的年、月、日；在背面写着在上帝前追思已故男女的要求，下面有从《圣经》或其他宗教书籍中引出的摘录和简短的悼词。费尔南德的“虔诚的回忆卡”很是简朴。祈祷文字往往是那个年代刻字印刷社为丧家选定的人云亦云的几句话，是教皇庇护九世于一八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推荐给基督徒，让他们为受难灵魂祈祷的文字，但却没有天真地与人间的日历或时钟挂上钩。在背面，简短的悼词和祈祷赎罪的套语后面，有两句话没有注明作者，我估计是克先生本人撰写的： 不要为烟消云散而哭泣；应该为曾经存在而微笑。 她从始到终，都试图尽心尽力。 第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在我们用于安慰自己的那可怜可悲的武库当中，这是一件有效的武器。丧妻的那个男人的意思是说，那年轻女人曾经活过就是个成就，本身就是美好的，尽管转瞬即逝，但死亡并没有把它泯灭。在这个格言中却缺少克先生惯常的坦白真率。人们因怜悯而微笑，因蔑视而微笑。因怀疑、因温情和爱情微笑的时候也很多。克先生大概一开始想写：“应当为曾经存在过而欢喜雀跃”，接着大概发现这个词对悲戚的文字来说反差太大，或者追求对仗工整让他词不达意。第二句话也同样暧昧费解。米歇尔肯定以为，说一个人尽心尽力是对一个人最好的赞扬。这句话让人想起来范·艾克的格言“Als ik kan”，我总用来当我的座右铭。但这句话本身就显得局促牵强：“她从始到终，都试图尽心尽力。”言外之意似乎是费尔南德只得到了部分的成功。读到这个赞扬的亲戚朋友中，有些人会觉得这很像一个心地良善的人给不再为他家服役的仆从的一份能力品德的《鉴定书》，他不愿意撒谎，但又找不出那人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值得赞颂。这句话也许表示他宽宏大度，也许让人觉得真率感人。克先生希望这话真率感人。 再说，丧妻之痛也渐渐减弱了。有人听到他对他的一个内兄说，无论如何分娩是女人分内的职务：费尔南德是在属于她的战场上死去的。米歇尔用这个比喻真让人惊奇，他绝对不想让那少妇为他传宗接代，我觉得倒可以说他对那少妇作出了让步，没有阻拦她当母亲的欲望。他这种人也决不相信上帝勒令一对夫妻必须繁衍儿女。他一定觉得这话从一位以前的重甲骑兵嘴里说了出来是自然而然的，而那时也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现实是一笔丑陋的糊涂账，克先生把这笔糊涂账好好歹歹塞到一句人云亦云的套话里，泰奥巴尔德和乔治肯定赞同这说法。 这个星期非常忙。杜布瓦大夫匆匆走掉时，把他的产钳和围裙忘在费尔南德卧房的一个角落里了。克先生让人把这些东西包好捆好，亲自送到大夫家里去。一个女仆开了门，他把包裹扔到门缝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开了。 接着，他到一家房产经营处，要卖掉他在路易丝街的那所房子。他要再次越过边界，带着婴儿回黑山去，看护阿洁丽也会陪侍。他说服阿洁丽留到夏末，教会巴尔巴拉担负起带孩子的新职务。阿尔德贡德和那个园丁都被辞退了，他们拿到了丰厚的酬金。他把马带了回去，那马又被放到黑山那碧绿的牧场上。小狗特里埃因为是在特里尔降生的，所以起了这么个名字，他们每次出门旅行这狗都跟着，显然比那孩子更是亡妻的一个纪念。 克先生也把书都带回去，他要把书房里的那张大桌子留下来，他和玛格丽特的母亲（从这时候起，他这样来称呼亡妻）所喜欢的作家的著作并排堆在那上面。东西很重，必须请专业的搬家人员，这都让他发怵。穿甲胄的密涅瓦女神雕像也是一样，她最后留在了绿色大理石的基座上，像往常一样，对房产易主毫无所谓。 搬走之前，克先生最后一次上街。他到一家古玩店去，当初费尔南德曾在这里买过几件东西。他把费尔南德拿去试用的一件送了回来。古玩商是一个老犹太人，面相温厚而又精细，是个有欣赏品位的人。以前几次见面时，克先生很高兴跟他交谈几句。住在布鲁塞尔时，能让他轻松愉快聊天的也许只有这一个人。这一次，他直截了当地说要退货。古玩商看到顾客身上的丧服，小心谨慎地打听情况。克先生把发生的事对他说了。 “那么孩子呢？”老犹太人按惯例表示哀悼之后问他。 “孩子活着。” “真遗憾。”老人轻轻说了一句。 克先生也像回声似的重复一句： “是的，真遗憾。” ?Jan Van Eyck（1390-1441），佛兰芒画家。​?双关语，如我（艾克）所能。​ 分娩 06 时常听到这样一种论断：幼年丧母永远是件伤心事，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一生当中都会感到缺憾，都会对故去的母亲感到思恋，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在我这里是另外一种情况。巴尔巴拉不仅在我长到七岁之前代替了我母亲的位置，她简直就成了我的母亲。后来第一件让我肝肠欲断的事并不是费尔南德的死亡，而是我的保姆离开。随后或者在同时，我父亲的诸位情妇或准情妇以及后来他的第三任太太，都保证了我作为女儿对于母亲的需要：受宠爱时高兴，失宠时悲伤；模模糊糊地想要以温情报答温情。有时怀着迷恋和尊敬去欣赏一位漂亮夫人，有时对于一个并不很有城府的良善人儿更多地怀有略带恼火的善意。 然而这里不来说我的事。假如不是这场意外，费尔南德也许还能再活三四十年。有时候我想象她的生活。如果米歇尔预计中的分居真实现了，费尔南德就会成为一个灰败无光的弃妇，这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并不少见。她不会像别人一样找个情人来给自己安慰，即使这么做也一定怀着痛悔之心。如果正相反，生了我之后家庭关系巩固了，建立起的和谐也不太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当然，时间会让费尔南德多长些见识，会消磨她的愁闷和悲伤，那是一九〇〇年上流社会女人的典型情绪。但经验证明绝大多数人本性难移。我的少年时代也许会受她的影响，也许会被她激怒；可能倾向于柔婉顺从，也可能倾向于勃然叛逆。而将近一九二〇年时，一个十七岁少女的叛逆行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费尔南德寿命很长，这在她家并不多见，我能清清楚楚地想象她晚年寄居到修道院或是一家瑞士旅店去。出于义务我会偶尔去看望她。但我爱她吗？对于一个根本未曾认识的人，这是一个不能贸然回答的问题。从一切方面来估计，最初我会像绝大多数的孩子一样，用一种自利和漫不经心的态度去爱她，随后这感情成了习惯，但穿插着许多争执，感情也越来越淡漠，许多成年人爱他们的母亲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这样写并不是要惹他们不高兴，只是要正视现实。 如今我旧事重提，叙述她的故事，心里倒充满了在此以前对她还没有过的同情。她就像以我自己为养料想象出来的或实际存在的人物，我让她生活或者重生了一次。另外，时间的流逝颠倒我们的关系。我目前的岁数是她在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八日的两倍多，我俯下身仔细观察她，就像尽量要理解一位少女却未能如愿以偿。我的父亲在七十五岁过世，同样由于时间的原因，如今我觉得他不单单是个父亲，而更像我的长兄。当我二十五岁时，他的确就给了我这样的印象。 这年的六月份，克先生还要办一件事，这比在苏阿雷举行的仪式更让人伤心。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称之为掩埋遗物。亡妻的内外衣裙都送给了姊妹会，让她们卖掉之后用得来的款项周济穷人，让娜也赞成这样做。还剩了一些即使是天性超脱物外的人也总会有的七零八碎。克先生把费尔南德的遗物都装在一个盒子里：他们结婚以前她写给他的一封温情脉脉的信，她们姊妹之间的家书，生病时期他作的一些记录。寄宿学校的几个平平常常的纪念品，文凭，小学时的作业或分数单，最后还有一个练习本，后来被我扔掉了，在那上面有费尔南德结婚以后写的一部相当低劣的文学作品：一部传奇式的短篇小说，背景是布列塔尼的一个庄园（克太太并没有去过布列塔尼），小说描写庄园主人的第二位夫人对第一位夫人的嫉妒，因为第一位夫人的阴魂总纠缠着她。克先生在里面变作了一个有布列塔尼风度的运动员。我绝不用这么一篇小文章来评价费尔南德，这只证明了她很想把自己的生活写成小说。 米歇尔还把他妻子的照片都放到这个盒子里，有她生前拍的，也有遗照，还有他们旅行时拍的快照。他把玛格丽特的母亲生孩子前一天剪下来的头发装在一个信封里，仔细捆好。一九二九年我仔细检视时，发现那头发很细，是极深的棕色，几乎发黑，跟我的一模一样。 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遗物让我嫌恶。几个沉甸甸的圆形发辫，头发是深棕色的，夹有一些棕红的发丝，大概是费尔南德的母亲或祖母留下的。整个发辫已硬得像金属一样，完全不像是从人的皮肤里长出来的东西，就像精密加工的皮革已完全失去了动物身上剥下来时那原来的模样。因为上面的扣子是金的，我把它甩卖掉了。一个摩洛哥皮子的小盒子，里面除了几个沙龙舞用的坠饰之外，还有一串在那不勒斯买的珊瑚项链，大概是克太太从帕特诺普街上的饭店出来或从波西利波坐车兜风回来时买的。那脆弱的枝杈几乎已变成了粉末，摊在丝光纸上。比较正经一点的首饰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某天我手头紧就卖了一些，其他的重新镶嵌，面目全非，大概连克太太也认不出来了。盒底还有一个指环，也被重新熔化，这样的戒指只有留在一个死去的女人手指头上才有一点神圣的意义。受过祝福的小牌我送了人，我已忘记给谁了。乌木嵌螺钿的圣骨匣在一个修道院里找到了栖身之地。 在这些杂物中，还有一些东西：博絮埃的一本书，他的《福音书探微》，卡尔尼埃兄弟出版社的版本，红皮封面的精装本，书脊上烫着金。还有一个用哥特字体有棱有角写的题词，说明这是儿时的亲密女友佐埃送给弗罗兰的生日礼物。带有十个古老银色菱形的藏书章证明弗罗兰更青睐德文的宗教书籍，把这书送给了苏阿雷书房。这本《福音书探微》还保持着不常读的新书模样。《忠实信徒的祈祷书》分两册，于一八九七年由代斯克雷和勒非布尔公司在图尔奈出版，已读得很旧，因为软羊皮的封套都磨损了。在费尔南德婚前的名字首字母上画着一个花冠，让素净的封面有了个虚荣的污点。这本祈祷书里还有一个万年历，我不时就去查看。我也在那里面读过几段风格高贵的拉丁文祈祷词，费尔南德大概认为一直到世界的末日都应该引用的，然而如今的教廷已经把这些祷文抛弃了。 一个做成折扇形的舞会上用的名笺，象牙的扇骨上用铅笔写着费尔南德的几位男舞伴的名字，我认出来了几个。有两个巴黎出的摩洛哥精细皮件，大概是米歇尔送的礼物。一个是名片夹，完全是战前的风格。在浅紫和水绿的底色上，画着日本式雅致的五彩鸢尾花。用名片夹的时尚已经过去了，一九二九年左右，我把写着诗句或一时灵感的纸片夹在里面，这些句子为我所珍视，也能够引导我的生活。这个圣物跟钥匙、钢笔和女人手提包里的各样金属小物件放在一起，磨破了，沾上了墨水和口红的污迹，最终也要到一切东西都注定的归宿。另一个皮件更为豪华，是一个帝国绿的钱包，皮子光滑得像是上了漆，一只金质的孔雀，尾巴伸展开来构成了扣襻和滚边。尽管它更适合装刻着播种农妇的金路易，而不是我们的镍币和脏钞票，但我不愿意让东西躺在抽屉里不用，一九五二年我就决定用这个钱包。两年以后到陶努斯去游历时又把它弄丢了。如果所有用旧的东西都能回到已死去的原主人那里，克太太会很高兴地知道，她的女儿也到德国的大路上去漫游过。 米歇尔封好的这个匣子完成了使命，让我想到了这一切。然而这些虔诚的废物倒让我们羡慕那些动物，它们除了生命之外什么都没有，而我们时常掌握着它们的生死，也让我们羡慕苦行僧和遁世的隐士。我们知道，对于某个人来说，这些小玩意儿是珍贵的，有时是有用的，特别是由于这些东西有助于确定或提高那人本身的形象。东西的主人死了，东西也就没有用了，就像从坟墓里的冥器一样。再也没有比这些东西更能证明个人无足轻重了，我们却对此那么在乎，而代表或象征着它的东西也飞快地消散、损坏或丢失。 ?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法国高级教士、神学家、作家。也译作博叙埃。​ 城堡的巡礼 07 前面的几个章节我写得很是顺畅，趁着这个笔势我再写一些有关费尔南德的家庭和她幼年时代的情况。为了深入了解先人的过去，我引用了一些家谱和类似地方志的作品中收集的零星材料。关于近代的事，我依据的是米歇尔引述的费尔南德的回忆。父亲这一边的家族历史我知道得很详细。通过父亲对我多次重复的只言片语我可以约略估计父亲的一生，而这又与我自己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背景地点和我度过幼年时期的那些地区的描写也是如此。这些都跟我自己的回忆密不可分。接下来描述的绝大部分回忆对我而言却十分陌生。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加蒂埃（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都是这样拼写）是列日地方一个古老的家族。一个叫做里比埃·德·加蒂埃的骑士娶了依德·德·奥罗涅，成了一三六六年列日城的“当政主事”。这就差不多像是执政官，十四世纪城里双雄并立，一位凭的是“门第出身”，另一位靠着“闯荡事业”。加蒂埃家族最终也走上了大多数旧家贵胄所走的路：衰败没落。若不是一个叫做让·德·福尔威的人于一四二七年娶了加蒂埃家的一位玛丽小姐，承继了这个姓氏和族徽，那么这个家族就几乎湮没无闻了。这样一来，加蒂埃一家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系，继续在列日这个奇怪的享有教廷爵位的领地上繁荣昌盛，一七八九年以前，列日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些人严格地在他们的阶层之内通婚，嫁妆一定是肥沃的土地，或者是有个父亲或叔舅，在主教府和市政府有影响力，能当后台。他们的财产光明正大地越滚越多。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户籍清单上还有福尔威这个姓氏。一五四五年出现了福雷马尔这名字，到了一七一四年才出现路易-约瑟夫·德·卡蒂埃的字样（从这时起，就用‘卡’这个比以前的姓氏更为典雅的字头了），这人是苏格松的领主，来自一个叫做蒙的村庄和一个叫凯尔舍拉德的地方，他又从一个姑妈那里承继了大福雷马尔领主的名号，早年间大福雷马尔曾是医院骑士团的封地。 可以发现这个家族里有许多成员先后或同时在做官：有爵位的市政长官，拥有高级、中级或低级裁判权的法官，首席法官，列日政府的终身议员，财务秘书，马克西米连-亨利·德·巴维尔主教大人的私人顾问，约瑟夫-克雷芒·德·巴维尔主教大人的私人顾问及财务总管，圣约翰天主堂及于伊圣母院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长老。在这些人中间，有五个人在十八世纪曾当过列日的市长，有三个还连任一次。一个世纪以前，这些荣誉也带来了危险：十七世纪，曾有五个列日的市长死在断头台上，还有第六个被刺杀。这些死于非命的市长都属于主张改革的党派。费尔南德的祖先属于拥戴主教的那一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官办事也不是轻松的差事。一六三七年，一个有爵位的市政长官据闻因参加了诛杀市长拉吕埃勒的密谋，而被聚集的人群撕成了碎片，据说造反的人喝了那个倒霉鬼的血，用牙咬下了他的肉。 说起一个家族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把它当做一扇窗，通向古老欧洲一个袖珍小国的历史，那就毫无意义了。有人说，这个宗教气息很浓的城市是由传说中的圣于贝尔建立的，是查理大帝的家族发祥之地，对错暂且不论，我们总觉得查理大帝是我们的一位祖先。这城市紧密地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个法国气息很重的事件纠缠在一起，其传说丰富了我们的武功歌。列日似乎更像一个相当遥远的法国大城市。从一切看来我们都觉得，与我们的奥依语十分相近的瓦隆语（列日人不该抱怨，我对他们说，我只要跟当地的一个农妇交谈几句，我就觉得仿佛回到十三世纪了）；科明尼斯所说的“蠢笨的百姓”，他们暴躁易怒也开朗快活，虔诚笃信也反对教权，以自己居住的城市为荣，“因为每天举行的弥撒和罗马一样多”，在主教宣布把他们驱逐出教会之后，倒舒舒服服地过了五年好日子；十八世纪华宅高第的法国味道很浓的布局；格雷特里及后来的塞扎尔·弗兰克的音乐；宣布《人权宣言》引起的轰动；一直到泰罗涅·德·梅里古尔的大胆作为。我们很有理由把列日的居民区看做是巴黎圣安托万的延伸，而乌尔特省的首府列日正是由大革命造就的。 这里是对偶的历史背景中的一个方面，与之相对的是摩泽尔和莱茵地区。早在十世纪，列日就因这些文化达到了繁荣。象牙雕刻，珐琅工艺，《福音书》的印刷，卡洛林王朝及奥托王朝时的全盛时代。这里的艺术通过艾克斯拉沙佩勒与古代艺术相通，又经过那里与拜占庭互相联系，显然是具有帝国气象的艺术。风格高雅的圣巴托罗缪领洗池是一一一〇年刻制的，似乎提早了四个世纪，或晚了一千年。一方面，它为吉贝尔蒂雕刻的着衣或裸体圣徒奏响序曲。另一方面，刻在洗礼盆上的哲学家克拉东那肌肉发达的背部，使我们想起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浅浮雕。这是一个叫做勒尼埃·德·于伊的艺术家的作品，他师法古人，又强烈地让人想到一个列日地方的哲学家，一个世纪后遥想古人，却因从阿那克西曼德、塞内卡以及迪南的大卫那里汲取了灵感，于一二一〇年在如今成为巴黎中央市场的地方被活活烧死：上帝是什么？是无所不包的心灵。自然，加蒂埃家的远祖与这个雕刻家和异端的精英毫无联系。他们顶多会为其中一人作品的精美感到诧异，也会被另一个人的思想激怒，如果他们有所耳闻的话。我提起这个作品和那人非同一般的命运，因为有太多的人不知道，在那些来自古代的粗大血管里的东西，流淌在我们误以为的顽固不化的中世纪。列日位于圣大阿尔伯图斯居住的科隆与阿伯拉尔居住的巴黎之间，常有教士和教廷人员来来往往，与罗马和克莱尔沃保持着联系，一直到十三世纪末，在思想交流的大路上，列日始终是个驿站。接下来两百年的内部纷争使城市力量衰竭，十七世纪又充满了社会动乱，耽误了这城的文艺复兴，只有几个意大利化的艺术家勉力维系一缕线索与文艺复兴的中心保持着联系。很早就有一些“大师”受到法国优秀的影响，正如同以后的启蒙思想照亮了逐渐形成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尽管让-路易，路易-约瑟夫，让-阿尔努尔和皮埃尔-罗贝尔在巴维尔家族的采邑主教宫廷里说的是凡尔赛的法语，但还是有一点点瓦隆地方的乡音，一直到旧制度结束时，他们的语调和气氛仍带有德意志小公国的愉悦古风。 被商人和银行家瞧不起的这些高门大户人家的子弟，都是，或者说得更精确些都愿意成为领主、打仗的武士和教士。在中世纪，这些佩剑的贵族议事司铎触怒了科明尼斯。如同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一样，以自己的名衔、爵位、门第世系以及豪华贵重但毫无用处的那些玩意儿为傲，法国的高门绅缙当然也珍视这些虚华，但他们却没有学会按照法国的礼节规矩，说起来时面带微笑。这些贵族尽管跟富有的资产阶级联姻，后者也巴不得融入其中，他们还是形成了一个要保持某种现状以维持其利益的阶层，他们在“小百姓”面前施展手腕，就像在敌手前面挥弄武器一样。在比利时的其他城市里，我们时常感到（并非完全正确），尽管党派和阶级之间斗争激烈，贵族、豪绅、资产者和手艺人有时也结成共同战线：造反的大老爷们和乞丐军觉得得到了佛兰德平民的支持，他们也以此为荣。布鲁塞尔的百姓曾为爱格蒙伯爵的死而哭泣。这种短暂的神圣联盟式的冲动在采邑主教之间却没有发生过。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力量永远此消彼长摇摆不定，每一方面都总要争取外来的联盟。智慧和力量完全不起作用，或者只起破坏作用，使列日的历史成了政治动乱最好的例证，这就是城邦的政治历史中四分之三的时间内的特点，连虚有盛名的佛罗伦萨和雅典也不例外。 一三一二年列日的手艺工人把两百个骑士关在圣马丁教堂里活活烧死了，犯下跟奥拉杜尔一样的罪行。一四〇八年，让·德巴维尔主教经过了许多周折，把手艺工人的领袖、他们的妻子和站在他们一边的教士都扔到了默兹河里。大人物一派得到了历代勃艮第公爵的支持，对后者而言，封建制度已经被日薄西山的灿烂余晖笼罩，把无限的回味留给了哈布斯堡王朝。而小人物的一派却相反，路易十一把他们当成了西方这盘棋里的过河小卒，让他们去冲锋陷阵，必要的时候让他们送命。当勃艮第公爵勇士查理逼迫法兰西这只狐狸目睹叛变的列日被洗劫，逃出来的小人物在阿登的旷野上，因“寒冷、饥饿和困乏”而死，或者被想回去求饶的叛变的老爷们绞死。里贝尔·德·加蒂埃和他的夫人伊伏特·德·吕坦冈无疑赞同这种清洗的办法，也许他们为勃艮第人把散布在树林中的“铁制风车”捣毁了而感到痛惜。这种风车的收益丰厚，是那个地区未来重工业的雏形。 在接下来那个世纪的动乱当中，宗教贵族忠实于外国主子，从而获益匪浅。瓦隆地区卫兵的长矛也许就是在列日铸造的。连奥朗日的纪尧姆手下士兵的长矛也如此。无论任何时候，武器制造商几乎公开走私。小人物一派忙忙碌碌，却没有卷入尼德兰其他地方的人民起义中去。佛兰德的命运还有待考虑。像黑死病一样的异端思想在列日人这里仿佛不像别处的毒性那么强：人们很快摆脱了再洗礼派那些扫兴的家伙，该教派的理论在穷苦人中倒很有吸引力。一个起义军的遗孀到斯特拉斯堡去，在那里嫁给了一个叫加尔文的人。一五八五年，让·德·加蒂埃续弦娶了市政府一位官员的女儿，巴尔贝·德·夏多。在婚宴上，男人们一定兴高采烈地评论安特卫普和莱克卢斯两地又被西班牙军队占领的消息；而女人们，我估计，关心的尤其是新娘子的穿戴装束。三十年过后情况相反，当让的儿子跟也是市政官员的女儿伊萨贝尔·德·斯克莱塞联姻时，与外国人关系密切或串通一气惹来了麻烦。尼德兰七省共和国的新教徒和想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国国王都收买争取小人物一派的支持。但小人物的首领们下场很惨。在订立《奈梅亨条约》时，谈判会议上拒绝接见他们的代表。主教最后赢得了决定性的一局，也就是说，在一个世纪之内占了上风。 在王公贵族和官吏的升沉起伏当中，就像整个的欧洲一样，洛可可风格的列日沉溺在专制体制和生活的旖旎温柔之中，过着积极的、相对平静的日子。戴着假辫子、穿着黑缎短裤的“希鲁”，不时地也要受到穿燕尾服或者工作服的“格里努”侮辱。手艺工人行业工会前期的活动归根到底也就是自相残杀，然而那种热情也已熄灭了。手艺工人为无产阶级所代替，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名字。显然，费尔南德家的历任市长心惊胆战要预防的火灾，就是这个充满了铁匠和武器制造工匠的城市里发生火并。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个烫着他们族徽和市徽的煮沸皮桶成了他们的标志，当火灾威胁着工场、贫民窟以及富裕人家的华宅时，就用类似的桶运水救援。我参观这家族的一个城堡时，有人还把几个这样的皮桶给我看过。可以估计到，路易-菲利普，弗朗索瓦-德尼，让-阿尔努尔，皮埃尔-罗贝尔和让-路易也曾竭尽心力扼杀从法国传播来的新思想，因为那些思想会燃起小人物一派的怒火。 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现实的利益迫使小人物和大人物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保持一种怀有敌意的共生关系。如果没有武器制造的产出，主教只是个人微言轻的亲王，他的财务总管让-阿尔努尔也不知道如何装满钱柜。然而工人的生计也全靠着生意兴隆，也就是说要看时局的发展。七年战争中需要火枪，卡尔杜什在大路上抢劫旅客，维特打碎自己的脑袋都要用轻便手枪，还有绅士们在布鲁塞尔的客厅里耍弄着带有镂花圆头的细瘦长剑，大家的生计都取决于有人来买这些武器。在这个时期，人口增长了两倍，手工业的产值和货币都大大增加，可以补救各式各样的弊病，伏尔泰反映出了人民的声音，反对教会规定一些不许工作的节日，剥夺工人天天工作的权利。发展工业包括制造火器都会带来利益，这成了会惹恼不少人的世俗教义。让-阿尔努尔和皮埃尔-罗贝尔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异议。 渐渐地，随着局势的自然发展，这些经营企业的贵族与富裕的资产者区别越来越小了。从法国吹来的风将把他们的封建权利扫除殆尽，但其实很久以来，领主们的财富取决于从农庄主那里得到的优厚分成，而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直接取自地租。也是很长时期以来，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把他们的资金投在工业和贸易上，同时也通过银行家的经营周转进行投机活动。从十八世纪开始，使用煤炭越来越普遍，这样也逐渐使半手工式的制造业转变为大工业。第一批高门大户人家在他们那毫无出产的牧歌式的田园牧场底下发现了煤田，他们的高兴劲儿肯定跟拥有一口油井的得克萨斯农庄主或阿拉伯王子一般无二。时移事易，在这个越来越热衷于贸易买卖的比利时，某一个卡蒂埃男爵当上了企业家，另一个卡蒂埃先生荣获工程师的头衔，一直受到重视的贵族身份更多地是保证在行政参议方面得到一个好职位。 ?Philippe de Commynes（1447-1511），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生于佛兰德地区。​?André Grétry（1741-1813），列日大主教领地作曲家。​?César Franck（1822-1890），比利时作曲家、管风琴家。​?今亚琛。​?Lorenzo Ghiberti（1378-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学家、雕刻家。​?Albertus Magnus（1200-1280），天主教多明我会的主教、哲学家。​?Peter Abelard（1079-1142），法国神学家、哲学家。​?十六世纪荷兰的游击队，大部分由基督教加尔文派信徒组成。​?Comte d'Egmont（1522-1568），西属尼德兰的将军，政治家。​?1944年，德国纳粹在奥拉杜尔把643个居民关在教堂里烧死，其中有247名妇女和205名儿童。​?出身资产阶级的以维持列日城秩序为己任的青年志愿者。​?列日的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派，与“希鲁”针锋相对。​?1756-1763年英国与法国各自集结追随者为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而发动的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告终。​?Cartouche（1693-1721），出没在巴黎及其郊外的强盗首领，最终被捕并处死刑。​?Werther，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 城堡的巡礼 08 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年，我的一个远房的外祖路易-约瑟夫·德·卡蒂埃，由他的夫人玛格丽特-佩特罗尼耶襄助着，把当年医院骑士团在福雷马尔的封地遗址改造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宜人住宅。他的夫人是市政长官的大书记官兼列日大法院的首席书记官吉列·杜萨尔的女儿。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很有意思，就像是一种动物在很久以前与它们同属的另一种动物废弃的窝里住下似的，这是些半修士半军事的大社团留下的空壳，当年那些人耀武扬威的时代已属遥远的过去。蒂埃里·德·福雷马尔、康拉德·德·隆山，纪尧姆·德·福雷马尔、医院骑士团和圣德尼宗教事务委员会离路易-约瑟夫已很遥远，比路易-约瑟夫距离我们更遥远。那时还没有到关注中世纪的前浪漫主义兴趣蓬勃流行的时代，哥特这个在以前有些贬义的词，如今已开始烘热了人们的想象力。不知路易-约瑟夫和玛格丽特-佩特罗尼耶的清梦是不是曾被身披红色十字的骑士的幽灵打扰过。 福雷马尔城堡全景图是一个不爱惜艺术品的人从一七一八年出版的豪华书籍《列日地方撷英》中裁下来的，放在一个镀金的玻璃框里，是费尔南德留下来的一个稀奇古怪的遗物。我在那上面看到一个有圆形塔楼的城堡，就好像在荷兰时常见到的那样，似乎比建造的时间还早了一个世纪。当地的泥瓦匠比他们在法国的同行滞后许多。而花园却相反，就像当时所有的花园一样，模仿着凡尔赛宫的花圃。北面的围墙也许就是当年封地的断壁，拐角上还有昔日里的瞭望楼。另一方面，城堡坐落在小山上，通过一片果园、葡萄园和庄稼地连接着默兹河。一个庞大的谷仓和一个保持中世纪风格的小教堂在城堡的两边作为辅翼。一条小路直通默兹河。在陡峭的河岸上有二十来座尖顶的房屋，其中有些泥墙里镶着木头柱子，构成了大福雷马尔村，两三只小船泊在水面上荡悠。人们如果想到对岸的圣朗贝山谷修道院去就可以乘这些船。当然，那时候修道院周围还没有如今这些乱七八糟的厂房。人们也坐着这些船去垂钓，或者乘坐它们沿着一个叫做乌鸦岛的树木葱茏的小岛去捕鱼猎鸟。如果穿过村子和城堡北面那草木繁茂的小山，再走几公里就可以到达通厄伦，这是当年比利时高卢的首府。再过去一些，就是林堡采邑主教领地的边界了。 让我们考察一下那些水边的住所。对于十八世纪的雕刻家来说，这些房子使风景更加秀丽。它们比路易-约瑟夫城堡和在它以前的医院骑士团的领地更值得尊重。二世纪初本地还不知道基督教的时候，这些房子就存在了，只不过更加矮小，房顶上铺着茅草。有一个老兵拿着刻在铜牌上的退役证，到这里来终其天年，后来这个人在默兹地区声名昭著。他服役时曾驻扎在一个岛上，那个岛就是以后的英格兰。他的退役证上标明的日期是图拉真统治的最初几月。我估计他所在的部队从海外回来就是在科隆登陆的，那里是下日耳曼军队的集结地，图拉真将军就在那时收到了他的侄子哈德良快马加鞭带来的要他继承帝位的消息，他的这个侄子是一位前程万里的青年军官。人们可以想象到，那老人坐在一群光着屁股在草丛中打滚的孩子中间，一遍遍地叙说当时的景象。给军队分发了啤酒和银钱，士气高涨，欢呼雀跃。那青年军官还没有从奔驰的激情中回过神来，就开始诉说驻扎在特里尔摩泽尔河岸的敌人给他设下了埋伏，但被他凭着机敏和二十岁的血性击溃了……要是那些偶尔途经科隆的旅客说得没错，这位青年军官后来也成了皇帝，从罗马新铸的钱币上可以看到他的侧面肖像。至于图拉真，打了无数的胜仗以后就死了……那个通厄伦人打击与他们为敌的蛮族，取得了胜利时，大概参观过整个城市……于是，他就夸大其辞地描写那高大的平顶房屋，宏伟的寺庙，车水马龙的大路，商品齐全的店铺，要价太高的姑娘，大兵们只凭军饷不能染指，还有人与兽、人与人、兽与兽之间的野蛮游戏，这是他一辈子看到的最好看的表演。腿脚不灵的老兵艰难地站起身，想到如今他已扛不动沉重的铠甲装备，他从百夫长那里学的拉丁文也差不多都忘了。不久，在漆黑的夜里，他会从纤道潮湿的泥土里听到追索生命的魂灵在骑马奔驰，还有猎犬的吠叫声，它们将把死人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不要以为我尽说些题外的话，路易-约瑟夫和他的继承人当时就喜爱收集古董，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品位高雅的标志。他们一定曾经毕恭毕敬地摩挲着那些园丁松土时挖到的小玩意：生锈的钱币和红色的陶器碎片，上面有朴拙刻板的浮雕，然而却很精美，高卢罗马时代的穷人就用这种陶器吃煮蚕豆和大麦粥。他们引用从学校学来的拉丁文诗句，因为记不清了，稍稍有些残缺不全，不时对光阴的飞逝、帝国的衰亡以及贵族的式微发出些老一套的感慨。现在也轮到了我在这里做同样的事。然而，说些老生常谈总比转过身闭住眼不看要强。 玛格丽特-佩特罗尼耶要规规矩矩地完成城堡女主人的义务，就得时不时下到村子里去，拿几件旧衣服、两三口酒和一碗强身的药粥送给一个病人或产妇，在泥泞的小胡同里，她得把裙子提得高高的，那里有母猪在吞食垃圾，母鸡在肥料堆上啄食。路易-约瑟夫有时候拄着他那银头的手杖敲响一个身份比别人高的农民的门槛，这人能代表福雷马尔的平凡百姓，正如这个大贵族在列日一呼百应，所以套个近乎还是合乎策略的。小型工业在这里立定脚跟，期望着发展壮大。让-路易把资金投在一家制造缝衣针的工场里，还打算开发一个采石场。在村子和城堡之间有些微的不满和仇恨（稍后就会看到例证），有时候也有共同的利益和宽容，甚至超出了阶级界限的同情。例如假如先生亲吻了一个漂亮姑娘，太太出于激愤，会把她的不安私下告诉女管家。大家一起在教堂里祈祷，虽然路易-约瑟夫和他太太的板凳摆在特殊的位置，当然还绘着他家的族徽。 大家一起沿着栽满芬芳枝叶的大路参加圣体瞻礼节的游行仪式，每个人按部就班，站在该站的位置。夏天，山上山下绿荫婆娑果实累累。接着，收获葡萄和用葡萄渣制作饮料的时节到来了。比起来这种饮料，先生更喜欢勃艮第的葡萄酒。到了秋天，城堡和村子里的牲口棚里都传出杀猪的嚎叫，从每家厨房的灶堂里升腾起火腿的香气。狩猎得来的野味充当谈话时品尝的点心，在先生家里是用银盘子端上来的。他们还另外有大的托盘，端到临水的房子里去大吃大喝，食物就是偷猎或偷渔得来的，也能成为吹嘘的谈资和绝妙的故事。我们生活在圣于贝尔的国度，这个残酷的猎人看到一只鹿含着眼泪朝他走来，鹿角上还挂着一个基督受难像，所以才改宗皈依了基督教，现在却变成了猎人以及跟班猎犬的保护神，有点像法庭上挂在法官旁边的十字架。谁也没有感觉到这种颠倒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讲究，先生和太太不得不用一个善于烹制调味汁的法国厨子掌勺，但厨房里打下手的男仆女仆都是本地人，对精美菜肴的追求上行下效。在城堡的饭桌上，本堂神甫哀叹必须解散尚代尔圣母院的乡间社团，那里的收益差不多全花费在吃喝上了，结果酒宴不断，招人议论。先生和夫人答应和他一起谴责村民贪馋饕餮的恶习。 采邑主教显然曾经抽出时间去看望他的私人顾问，这是礼节，再说他的避暑宅子在塞兰，如今成了克科里工厂，去一趟很方便。一个世纪以后欧洲大陆的第一辆机车就是在那里诞生的。无论是城堡里的老爷，还是他花园里的树木飞鸟（高高的炉子很快将在那里日夜燃烧），都没有想到采邑主教的拜访，就像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曾在这里徜徉的史前巨兽会把它们的足迹和骨殖留在大河的泥泞里，对我们来说只比一八三五年的火车车头更古老一些而已。在这个世纪，来游玩的贵宾很多。斯帕就像这个洛可可风格贵族领地中的摩纳哥，以它的温泉休养地特别是它的赌场吸引了上流社会的人物，城堡的老爷从中拿走十分之一的捐税。可以估计到，某个从巴黎来或是到巴黎去的显赫过客，取道那慕尔的大路，在福雷马尔歇脚让他们的马匹喘一喘气，同时从当年的市长及其私人顾问那里得到饮料和殷勤的致意。 在这些旅客当中身份最为显赫的行路时隐姓埋名，将近一七一八年，彼得大帝尽管穿的棕色衣服没有领子也没有袖子，假发上也没有扑粉，但却是个专制君王，他的脸时而抽搐一下，显得捉摸不透而又阴森可怕。市长必然让这个人参观了全城所有的工场。彼得大帝利用他旅行的机会推动俄国的工业化。这位木匠出身的君主把他的儿子处死了，认为他保守落后，其实他本人更像一个拿刀弄锤的匠人，跟他那些胆小怕事的继承人不一样，后者都死在叶卡捷琳堡的一个地窖里。到一七七八年，法尔肯施泰因伯爵，也就是自由派的君主约瑟夫二世又是一个来参观工场和收容院的尊贵客人，他也让主人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他姐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出言无忌和胖妹夫的懒惰麻木已占了他不少的心力。再早一些，哈加宫的伯爵，就是意大利的供应商一边叹气一边说的“买的东西多，付的钱少的那个人”，别称路斯塔夫三世，生来擅长艺术和寻欢作乐，他到斯德哥尔摩歌剧院的化装舞会去，在那里，一发火枪子弹穿透了他的化装上衣，打中了他的肚子，正倒下时被他的心腹冯·艾森扶住了。在这些到福雷马尔留连踟躇、欣赏美丽景色的旅客中间，我要配合其堂皇的派头，隆重地提到一个塞伽尔骑士，又名贾科莫·卡萨诺瓦，他曾有好几次匆匆穿过列日城，最初是骑马飞驰而过，因为他得了花柳病，急着要到德国去找一个好大夫。后来就更为匆忙了，他要让他的新情妇——一个十七岁的布鲁塞尔姑娘逃脱她家里人的追逐。 姑且先不说那些顺乎常情的过客，人们肯定地说十八世纪这城堡曾有两次被外国军队占据过，但说不准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波兰王位继承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还是在七年战争时期发生的，也说不准占领者是奥地利人、普鲁士人、为英国国王陛下服役的汉诺威人还是法国人，但那是个连打仗也讲究分寸的战争年代，住在城堡里的那些先生行为举止显然还规矩有礼。也许几个汉诺威人用羽管键琴为城堡女主人吟唱拉莫的乐曲伴奏，还有几位微醺的火枪手在路易-菲利普或者让-德尼划出来的甬路上跳舞，他们以为这些甬路还能留存一百年哩。至于社会底层，在郁金香方方的时代，他们习惯于打家劫舍，或多或少用暴力手段把姑娘抢夺过来。 有关另外一个路易-约瑟夫或让-巴蒂斯特，福雷马尔城堡建造者的儿子或孙子（我手头的文件互相矛盾，必须作许多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明确答案，这并不值得），从传说中我们可以知道三件事：他是一个鳏夫，当上了圣约翰教会的土地资源议事司铎，这也就是说他可以经手该教会的收益。他对文学的兴趣很浓。佃农恨他，他死的时候农民额手称庆，狂欢了好几天。文学方面的兴趣似乎不能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说明他的人品。姑且就叫他让-巴蒂斯特吧，当然很容易重新整理一下他的藏书，无论是在福雷马尔城堡的还是在城里他的教堂附近某处住宅里。所有拉丁文作者作品和一些希腊文作者的书，虽然这些大概都是经达西埃夫人翻译过来的。有具备神学知识的司铎的必备读物和教文著作，如果这位让-巴蒂斯特的思想很深刻，他就有莱布尼茨和马勒布朗什的作品，但决不会有斯宾诺莎，后者被认为过于亵渎宗教。有路易十四那个世纪所有大作家的作品，加上有关纹章学的论文和一些游记。在当代作家中，也许有丰特奈尔，让-巴蒂斯特·卢梭的《颂诗》，伏尔泰的优秀作品，例如《高雅的庙堂》或《查理十二的历史》，一定会有他的《悲剧集》。如果司铎还关注那种恣肆放纵的文学作品，而且觉得卡杜尔和马提亚尔还不够劲，那么大概有毕龙的作品，以及精装的《童贞女》，在书脊上端端正正地印着一个严肃的书名，但也许没有《天真汉》，这部作品显然是超出底线了。这些优秀的作品，连同其中的爱情作品，培育了那些有识之士，使他们摆脱了当时的偏见，教他们为自己去思考，有时候要为反对自己而思考。这些品味高尚的人遇到不幸时，用塞内卡的作品安慰自己或是用拉辛的“人心精微”来教育自己，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但时常阅读这些作品只不过证明了受的是一种合乎规矩的教育，能够在饭桌上引证贺拉斯和莫里哀，在不容辩驳的权威底下加上一点人情事理的评论，并且能够像一个深知底细的人那样谈论家谱世系和当地的历史。 农民们对让-巴蒂斯特的仇恨也并不能证明什么，他也许是个贪婪小气或者粗鲁凶暴的主人，不仅是一个自大傲慢的绅士，还是一个高傲镇静的教士；也许正相反，是个循规蹈矩的地主，但冷淡孤介，缺少能令无赖恶棍都显得面目可亲的圆滑变通。不管他生性如何，一想到这个垂死之人从打开的窗户里听到他即将到来的死亡引起了欢笑和喧闹，我还是对他充满了怜悯。这个让-巴蒂斯特好像跟他的亲人和佃户相处得都不好，他把福雷马尔城堡留给了他的两个女管家。有关十八世纪一位议事司铎的传言，引出了两个戴着齐楚的头巾、穿着长袜的可爱女性，她们每天早上给慈爱的主人送去巧克力。但是波拉埃尔家的两位小姐也许已经超过了给教士做女佣的年龄，而且道德操守很严。她们的名字只在福雷马尔城堡主人的名单上匆匆出现了一段时期，血缘上的继承人用了一点手腕又把所有权收了回去。作为交换条件，她们大概得到了一些现款，买了一所长满忍冬的小白房子，或者在她们以前的相好里各自选择了一个丈夫。这些事都说不准的。 但这城堡不久就脱离了这个家族。一七五三年列日的市长弗朗索瓦-德尼，他的妻子让娜-约瑟芬是荷兰海尔德斯王室顾问团主席的女儿，他们没有孩子。他死的时候，也许是出于善心，也许是因为对他兄弟那一房人的憎恨，把城堡赠给了圣米歇尔儿童福利协会。大革命到来了，圣米歇尔儿童福利协会的资产并入了列日收容院，收容院又把城堡卖掉了。以后，城堡先后落入两家人的手中，随后，强有力的煤炭公司这一至今还在本地称王称霸的财团买下了已经残破不全的城堡。可以肯定地说，一九四五年有些从东部地区逃亡过来的人整个冬天都在废弃的城堡里扎营，睡在拼花地板上，在没有生火的绘有族徽的壁炉前冻得发抖，或者至多用从花园里捡来的一把枯枝点火取暖。 一九五六年，当我到比利时小住时，还留在手中作为纪念的雕版画激起我去看一看福雷马尔的愿望。一辆出租车载着我从列日出发，穿过关厢地带工人居住的一条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街。那里一片灰黑，没有一根草，没有一棵树，我们到达了一条街道。只有熟视无睹和漠不关心才让我们相信这里是住着人的（住的不是我们这类人），当然，我在二十来个国家里也见过与这相仿的，跟二十世纪的劳动适应的住处。默兹河岸的美丽风光已全被遮挡住了。重工业把大河和工人区之间变成了一个地狱。十一月的天空是个肮脏的锅盖。司机问了当地人之后，把车停在一座花园遗址打开的栅栏门前面。园子中间有一堆石块和瓦砾，表示那里曾有一所房子倒塌了，只留下了令人诧异的断壁颓垣。一条考究的楼梯搭在一段横梁上，通向已经消失了的二楼，那横梁又岌岌可危地由塌陷的承重墙支撑着。台阶已经缺损，但十八世纪的铸铁扶手栏杆还很完整。几个星期以前城堡被卖给了一个拆房的商人，能卖和能运走的东西都星散了，这个扶手栏杆显然是留在这里，等着把它买到手的古董商运走。我正好在拆房结束的这一天到来，等待着我的是比拉奈兹的木刻上那么一幅景象。这断成一截的楼梯欢欣鼓舞地直指天空，那位司铎如果看到这个场面，肯定会觉得是个象征。 绝大多数的领地破败时景象都很悲惨，露台和花园都没有了，就像纯种的骏马，变成了要送去屠宰的骨瘦嶙峋的老牲口。据说，花园要改成一块街心绿地。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经市政府表决建造的街心绿地都难免会变成停车场，这是一条规律。我不仅痛惜这所房子的下场，以及园子里五棵一丛的树木，还痛惜整个一片土地，遭受到工业的蹂躏，就像经过了兵燹。福雷马尔的水和空气也像匹兹堡、悉尼或东京一样，受到了致命的污染。我想到那个古老村落里的居民，受着大河里突然而至的洪水威胁，河岸还没有规划治理过。村民们由于无知，也污染了土地，浪费了资源，但他们没有有效的技术加剧这个过程的迅速发展。他们把便盆里的东西、宰杀了的牲口骨骼以及鞣制皮革的肮脏废物都倒到河里；他们却还没有向里面扔有毒甚至致命的副产品。他们过量猎杀野生动物，砍伐树木。然而他们的这些破坏比起我们来则小巫见大巫了，我们制造出了一个动物和树木都无法存活的世界。当然，他们在忍受痛苦，十九世纪的那些天真的进步人士以为那些痛苦都永远成为过去了。歉收的时候他们缺少食物；丰收的时候又吃得撑到了我们想象不到的程度。他们却没有沦落到吃含有潜在毒素的变异食物。有很大百分比的幼儿不幸死去，然而在自然界和人类之间也建立起了某种平衡，他们没有人口过度繁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引发的全面的战争，使个体失去尊严，腐化了整个人类。他们时而遭受暴力入侵，但却没有无休无止地生活在核威胁当中。他们受到自然力量的限制，但还没有受疯狂生产再愚蠢消费这个怪圈的制约。在不到三、五十年前，从牲口的生活过渡到在白蚁窝里熙熙攘攘的昆虫生活，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仿佛是个不容争辩的进步。今天，我们就要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来思考。 一九七一年，我突然想要到列日的一家博物馆去看看福雷马尔那个老兵的证明文件，同时也再次参观一下那个地方。这一次，是五月的一天，却早早地像入了夏那么炎热。离工业区还有一刻钟的路程，司机就劝我关上车窗，防备漫天发臭的黄色烟雾。谁都知道，不习惯的人就得防护一点。道路上的工程使我们不能从福雷马尔地区穿过，但有人告诉我正在酝酿一个抵制工业发展的计划。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这里谈不到，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土地并购的典型现象，与中世纪封建领主的所作所为并无两样。向对岸喷火的恶龙吞食了面前更弱小的族类。离福雷马尔不远的老山煤矿已关门大吉，改变了用途的建筑物就像黑色魔法师的宫堡，在《帕西法尔》剧终的时候，颓然倒塌。远远望去，这个被十九和二十世纪一连五代人的贪欲及缺乏远见所侵蚀的场地，整个还保留着《列日的乐景》雕版画上的模样，甚至也许，那退伍老兵时代的模样，沿着大河和高高的丘陵之间曾有过人烟，其遗迹仍依稀可辨，没有被工业发展所破坏。 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决定全面使用碳氢物质，在利用这种能源的同时，人们贪婪地滥用了这种物质的威力，走上了一条不能逆转的道路。煤是从人刚会思想的时候算起百万世纪以前枯死的森林变成的；石油是油母页岩分解生成，或由百万亿微小动植物缓慢演化来的。就是这两种物质，使我们原先慢悠悠的历险变成向末日冲刺的疯狂赛马。在这两种危险的燃料中，煤炭首先占了上风。我的故乡里尔地区和与我母亲的两个家庭有联系的两个城市，偶然有了煤，就被糟践得面目全非。福雷马尔城堡当初是“列日的乐景”，那一天呈现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样板，证明我们犯了无法弥补的错误。 ?Trajan（53-117），罗马帝国皇帝。​?Jean-Philippe Rameau（1683-1764），法国作曲家。​?Fanfan la Tulipe，法国十七和十八世纪在民歌和民间故事中流传的潇洒快活的大兵形象。​?Anne Dacier（1645-1720），法国学者，翻译家。​?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奥拉托利会教士，哲学家。​?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1657-1757），法国哲学家、作家。​?教廷规定，四十岁以上的女人才可以给教士当女佣。​?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1720-1778），意大利腐蚀版画家、建筑家。​ 城堡的巡礼 09 也是在十八世纪初叶，我的一位远祖，福雷马尔城堡主人的亲戚，生于一六七七年的让-路易·德·卡蒂埃，结了一门亲事，使他来到了埃诺城。他娶的是纪尧姆·比尔甘或者纪尧姆·德·比尔甘的女继承人（墓碑上没有刻“德”字）。比尔甘是桥头马尔西安，山上马尔西安和比乌尔几块领地的领主老爷，开着铁匠铺，还是奉国王旨令管理桑布尔河和默兹河之间所有森林的执法官。从肖像上看，这位有钱人是个美男子，尽管肖像也许美化了他。他戴着浓厚的假发，身披路易十四太平盛世年代流行的锦缎大氅。家里传说他的祖先在他以前就经营锻造铁器的行当，那是一个高贵的职业。其中一位祖先还给查理五世打造过一副胸甲和一把宝剑。这很有可能。这位在根特地方占有领地的查理经常让奥格斯堡给他供应武器，但大概也时不时到荷兰的制造商这里来订购。比尔甘的妻子玛丽-阿涅斯穿着锦缎衣裙，体态稍显丰腴。她出身于自中世纪以来就在埃诺和阿图瓦两地树大根深的家族。巴扬古这个姓氏是兰达斯地方的领主，从罗戴尔时代起，就出现在出资建造教堂的行善名单当中。另外一个年代较近的祖先在那名字后添加了“短脖儿”这个外号，据说是在克里西战场上得来的。那是我们从遥远的百年战争图景中隐约窥见的一摊血肉模糊的泥沼。法国在这里打了败仗，骑兵误把自己的步兵践踏致死。如今对于普通法国人来说，这个地名只不过是一种肉汤的名称罢了。但是，如果到格洛斯特郡的杜克斯伯里修道院，看到参加过克里西战役的休·勒德斯宾塞爵士和参加过普瓦提埃战役的他的儿子爱德华的坟墓，那战争的场面就有声有色，栩栩如生了。石像上的爱德华双手虔诚地合在一起已经有六百年，石头上画着他明亮的黑色眼睛，小胡子兜在锁子甲里，有一种野猫一般残酷的快活神气，那是在封建老爷们的面相上经常见到的。萨谢弗雷尔·西特韦尔说这一形象仿佛“突然被揭开的往昔给了我们一记重击”，真是一语中的。应该想象到，外号“短脖儿”的博杜安·比尔甘就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人中间，应该是膀大腰圆，长着一双蓝眼睛。 继承了比尔甘和短脖儿巴扬古遗产的那个姑娘带来的嫁妆中不仅有大片的领地，还有一座差不多全新的城堡，那是十七世纪在马尔西安建造或者修葺的。按照这家的传说，身兼列日市长和市政顾问的让-路易只不过把这份地产当作临时的落脚地罢了。然而他的后代却在那里安了家，最后还把这地产的名称加在他们的姓氏上。接下来的让-弗朗索瓦-阿尔努娶了宾市首席审判官的女儿，他一辈子的伟大事业就是要弄清楚他能不能受邀请当上里涅亲王的座上客，后者是比利时外省最显赫的人物；还有能不能接到荷兰总督洛林的查理的召唤，去参加在他马理蒙领地上进行的野鸟围猎。在围猎期间，让-弗朗索瓦-阿尔努向年老的上司女伴大献殷勤。那是好好先生查理的情人，外号叫“线团”的默兹夫人。她的到来使马理蒙的山水生辉。她每年能得四万里弗尔作为她自己的私房钱，而一个泥瓦匠一年才挣两百。这位好心肠的贵族老爷，只对轻薄浮躁、到处蹭食的人才疾言厉色，自己却忍受着屁股和大腿长满脓疮的痛苦，这是他的日记上揭露的。一七八〇年，腿上的疮让他送了命，所有人都为他痛哭不已。奥地利属荷兰的洛可可时代末期也沾染了当时佛兰德附庸风雅的年轻画师的静物画上黏黏糊糊的回味。他们画的是水果，结着硬皮的鹅肝酱和放在珐琅托盘或土耳其毛垫上的野味尸体。 一七九二年，马尔西安领地的主人是皮埃尔-路易-亚历山大。四十多岁上娶了大概比他小十多岁还带着五个孩子的安娜-玛丽·德·菲利帕尔。迪穆里埃的军队受到瓦尔密战役的鼓舞，越过了边界。城堡位于战略要冲，马上就被占领了。北方军队的特派员圣茹斯特就是在这里起草了他给罗伯斯庇尔的绝大部分报告和信件。年轻特派员的忠义之心大大促进了那些无套裤汉的爱国热忱，于是在这里的平原和河流沿岸又搬演了大规模的历史事件，仍然是法国国王的军队和对手之间来来往往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拉锯战。然而共和的思想意识使这次入侵有了新的意义。旧的世界崩溃了，列日的主教塞尔西希姆谨慎起见，离开了城里的公馆，搬到默兹河畔于伊镇一个堡垒去。从巴黎来的消息把那些心里或利益上与旧制度紧密相连的人吓得面色苍白。皮埃尔-路易和安娜-玛丽作为房子被敌人占据的房东，过了两年困顿疲惫的日子。在一个小教堂的夹壁墙里藏着一个神甫，得给他秘密地送去食品，同时把屎尿倒干净，也许还有人夜里来祈祷。比利时公民德·卡蒂埃大概有许多次冒着危险向法国军官和可怕的特派员告发法国军队打家劫舍。安娜-玛丽大概也有许多事情要做：防备孩子们泄露机密，尽量保护女仆免于法国士兵的骚扰，也许还由唯一的仆人帮着，偷偷地照顾在热马普或是弗洛吕被马刀砍伤的一个叫做凯塞里克的人，让他藏在一个谷仓里。 就像跟我同时代的法国人一样，我从幼年时起就非常崇拜圣茹斯特。我曾经长时间地留连于卡纳瓦莱博物馆，端详这位毁灭天使的画像，那是一个无名氏画家的作品，但却像格勒兹笔下的人物一样，有一种温馨的魅力。他美丽的脸庞两旁披拂着卷发，女人一般的脖子周围，纯净无瑕地围着一大块精致的围巾，在我对罗伯斯庇尔的这位桀骜不驯的朋友的崇拜里，相貌是关键因素。从这时起，我的想法改变了：对他的悲伤怜悯取代了以前的崇拜，他在成功前就速朽了。圣茹斯特十八岁时，是个外省到巴黎来胡闹的普通淘气鬼。他母亲忧心忡忡，要求把他关进皮布斯少年管教所。他就在那里写出了那个世纪最平庸的情色作品《奥尔刚》，整个是拙劣地抄袭了他在中学偷看的全部禁书。二十二岁，他在布雷朗古的住处远远地热情澎湃地跟随着大革命初期的脚步，二十四岁他在精神上变成了“不可腐蚀者的地狱伴侣”，他是给在汹涌的云团中打出雷鸣电闪的阿拉斯的马克西米连提供建议和支持的不朽搭档。他那似是而非和铁面无私的论断让路易十六掉了脑袋，把吉伦特派、丹东派、埃贝尔派成员的头颅推进了断头台下面的柳条筐子。他也干掉了卡米尔·德穆兰，这个巴黎小伙子曾经是他的朋友，但反对他的很多观点。他是莱茵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特派员，负责清除怀疑派和温和派，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冷酷无情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打击。到了二十六岁，尽管一连三十六个小时等待着死亡，却还保持着高雅的风度，燕尾服和灰色的短裤都整洁笔挺，无懈可击，只不过飘拂的长发剪掉了，耳环也取了下来，白围巾没有了，露出了美丽的脖颈，显得有些凄凉。他在坚韧不屈地等待轮到他上断头台。在他前后的是他的同事，腿脚已不灵的库东和他的上帝，下巴已被打碎的罗伯斯庇尔。 这些被魔鬼附了身的人一生的命运值得仔细观察。然而着魔并不总意味着天分和超凡脱俗。在这个才能如此之高的小伙子身上，除了宗派主义外，没有任何迹象表示了那个世纪，甚至那十年的开放精神。他的演说里充满了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像是给事实穿上了格言的束腰紧身衣似的，再加上他长得漂亮，在文学家的眼里，就成了年轻的天才政治家的理想形象。他所吹嘘的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甚至觉得恶心的东西，在所谓强权制度下大肆破坏，最终分崩离析。巧妙地维持互相的不信任，这样就可以停留在战争状态，而战争状态又有助于决定采取更极端的措施。这种理念使他恬不知耻地向罗伯斯庇尔提出建议：“不要过分地赞扬我们的胜利。”集中化的方式有可能削弱甚至失去制度的敌人，取消社会提供给自己以弥和不公正的小小福利保障，再加上傻瓜白痴总会接受的保险。这些可恶的措施成效显著。在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控告期间，这位《奥尔刚》的作者在“普罗旺斯兄弟”吃晚饭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管怎样，对王后提出的那些肮脏的诉讼有助于“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从他年轻的嘴里吐出来的这种虚伪的道德就是革命发出的臭气。粗线条地看过了遥远的普卢塔克笔下共和派人物，也看过马里-约瑟夫·谢尼埃写的那些古典悲剧以及弗洛里昂先生的有关罗马人的小说，显然，他了解理想的人道主义，为了这个，他曾对一个朋友说，他准备“牺牲十万人的头颅，其中也包括自己的”。所有壮年早逝的人，在历史面前总戴着一副青春的面具。谁也不知道某一个政客是不是年轻的满脑子暴力想法和满嘴浮夸言辞的圣茹斯特又重生了。我们并不能很容易地推论他就是那个葡月十三日向圣罗克大路上行军的部队开炮的科西嘉小中尉、制定法典的执政，在蒂尔西特与沙皇会盟并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那个人。不过波拿巴·拿破仑在他这么大岁数时，尽管不可避免地有些恶迹，但在政治上还可以说是清白的。在拿破仑面前还有他整个的前途；而圣茹斯特却相反，头脑发热时就死了。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否认他的伟大。用比历史还要深刻的神话的观点来看，他像涅墨西斯一样，能杀人，也毁灭了人的化身，而她恰恰是选择了这个化身来完成她的杀戮。他最高的道德就是勇气，这当然不是人类最难得最崇高的品质，但是如果没有勇气，别的一切就要化为一摊烂泥，变成一堆尘土。他这种赌徒般的勇气在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一个沉重的夏夜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那里，他在同事的睽睽目光底下没完没了地起草控告他们的诉状，并且还自吹自擂，却没有一个人敢把他刺死或是用椅子把他砸死。他当特派员时，冷静地出入于奥地利人的枪林弹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一直持续到罗伯斯庇尔派的人在市政府被围捕而分崩离析的时候，一幅表现史实的版画画着他扶着受伤的罗伯斯庇尔，大概是据实描绘。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生死与共的关系永远是高贵的，哪怕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疯子之间的生死与共。这个神采飞扬、狂妄傲慢甚至蛮横无理的青年似乎是心甘情愿地在那个吹毛求疵、狐疑不定而又顽固死硬的马克西米连身旁当上了二把手，因为后者受到周围的人尊敬，并且总能激发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事看起来也是很美的。 圣茹斯特与马克西米连相识初期，曾给他写信说：“您就像上帝一样，我只知道您的优点。”在他们被捕和被处死这短暂而又无穷无尽的间隔期间，圣茹斯特什么也没有说，显然他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是不是在静默中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周围的这一小群人呢？在施行专政的人中间，他们都是突出的典型。臭名昭著的西蒙，以前当过修鞋匠和监狱看守；老实的勒巴斯，他在莱茵军队里的同事自杀未遂，差不多已吓得半死；醉鬼昂里奥，应该为最后的惨败负一部分责任，他已经昏迷了，不知是因为喝多了酒还是受伤过重；库东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衰弱，他被士兵们从藏身的大柜子里拉出来时，曾受到粗暴的对待。奥古斯丁·德·罗伯斯庇尔也被处死了，他曾抢过了圣茹斯特忠诚的棕榈枝然后从容自如地跟他的兄弟一起被杀死。还有另外十五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他们是被那些主角拉到这里，糊里糊涂地结束了生命。“您就像上帝，我只知道您的优点……”他是不是曾对马克西米连产生过怀疑，重新评判他这个被推倒在地的偶像？直到这模糊不清的弥塞亚的末日都仍是圣约翰，看到他歪歪斜斜地躺在他统治全法国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办公桌上，笨拙地把纸团塞到嘴里，擦出来血块和被打掉的牙，他是不是感到了痛苦？他是不是留恋这个他曾尝到过欢乐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他的野心和个人观点有朝一日会让他反对至死不渝的朋友？圣茹斯特在某个地方曾经写过，说只有死亡才是真正共和派的栖身之地，这句夸张的话并不能对我们掩饰他面对自己死亡的那种紧张情绪。他没有让自己成为例外，用这种他喜爱的血腥的办法一了百了，这血的气味使他更接近萨德，而不是罗伯斯庇尔。我们仿佛可以想象到他在那群可怜巴巴的人中间，从高喊革命口号的夸夸其谈里生出对他人的蔑视，他冷静地施展勇气，一个又一个地抵拒住让他不能坚持到底的想法和冲动。 当然，在想入非非爱编小说的年龄，我或许很高兴想象着在英俊的圣茹斯特与我的外高祖母安娜-玛丽之间有点温存的感情，但保持体统的起码教养就让我不能多想，倒不是因为如今我十分容易地接受了圣茹斯特始终保持贞操的传说，无论在任何时候这对于一个理想主义左派都是重要的。一旦成为寻欢作乐的老手，就不那么容易戒除掉，这位年轻的革命领袖在动荡不定的生活中，很可能时常有发泄他肉欲的冲动，就像他设法过一把骑马的瘾似的。但即便是安娜-玛丽的眼睛在乡下人看起来相当漂亮，一个荷兰奥地利的前贵族妇女不大可能引起他的激情，正像儿女绕膝的少妇也不太会勾起当时一个淫棍的欲火。另一方面，在安娜-玛丽看来，那漂亮的三色绶带沾满了鲜血，就像当丑陋狱卒拉着桶到圣奥诺雷街的肉铺去装满水来冲洗罗伯斯庇尔的尸身时，他在囚车里的模样。如果我的外高祖母有意欺骗她的皮埃尔-路易，那该是跟一个穿白制服的军官。不过在马尔西安城堡，圣茹斯特比我那些面目模糊的先祖跟我的距离更近。我愿意想象他骑着从公民德·卡蒂埃手里征用来的骏马飞腾奔驰，挥洒着他无尽的青春精力，就好像热月九日的早晨，经过失眠的一夜，他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纵马驰骋一样。他口袋里装着折叠起来的讲演稿，要在演说中孤注一掷，他只往好的方面想，没有想到将来他也许会身首异处，埋在艾兰西斯的公墓里。 ?Charles V（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Hugh Le Despenser（1286-1326），Edward Le Despenser（1310-1342），父子都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的宠臣。​?法国古时的记账货币单位，相当于法国一公斤银子的价值。​?Charles-Fran?ois Dumouriez（1739-1823），法国将军，曾率领法军在瓦尔密地方与普鲁士军队战斗。​?Jean-Baptiste Greuze（1725-1805），法国画家。​?即罗伯斯庇尔。​?即罗伯斯庇尔。​?Georges Couthon（1755-1794），雅各宾独裁和恐怖时期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在救国委员会中的同事。​?Plutarch（46-119），希腊作家。​?Marie-Joseph Chenier（1764-1811），法国诗人、剧作家、政治家，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Jean-Pierre Claris de Florian（1755-179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Antoine Simon（1736-1794），法国大革命期间曾看守路易十七。​?Philippe-Fra?ois-Joseph Le Bas（1764-1794），法国大革命期间加莱海峡省议员。​?Fran?ois Hanriot（1761-1794），法国大革命期间担任师长。​ 城堡的巡礼 10 动乱的年代结束以后，安娜-玛丽又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生育。这个停顿让我估计皮埃尔-路易早就让他的夫人离开了被占领的城堡，以前我想象的有关我外高祖母在那些无套裤汉中间生活的情况纯粹是我自己的杜撰。不管怎样，她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后来又添了四个。其中一个叫约瑟夫-吉斯兰，生于一七九九年，就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长子，就是我的外祖父，在一八五五年终于离开了马尔西安领地，但他续弦生的几个孩子仍旧留在那里，他们的后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住在那儿。 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到马尔西安城堡去观光，只记得那里的花坛和吱吱叫的孔雀。一九二九年到比利时逗留稍长的时间，我又到那里去了一次，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那时我与我母亲的娘家又有了联系，而这一切对于我都只不过是个传说。我的舅姥姥路易丝热情地接待了我，还稍许带着些拘谨，那是当时有教养的英国女人的特点。路易丝·布朗·奥米拉生在伦敦，是纯粹或者部分爱尔兰人的后裔。喜欢她的人说她出自名门，心怀不善的人也不否认第一种说法，但断定我的舅姥爷埃米尔-保尔-吉斯兰是在布赖顿遇见了路易丝并且娶了她，那时候，她只不过是个年轻的家庭女教师。有些暧昧不清的说法，论及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日期，但户口登记驳斥了这些恶意的传闻，不然就是根据需要作了完全不正确的更改。有一位天真的家谱作者说：“一个正派严肃的男人娶了一个他钟爱的女人”，也同样远远地不符事实。这传奇性结合的头几年是在荷兰的一处宅邸中度过的，这房子属于埃米尔。他暂时远离他的家人，从那里给他一个有点厌恶女人的表兄弟奥克塔夫·皮尔麦茨寄了许多信，夸示他夫妻间和美的生活。 他的儿子埃米尔在交易所工作，天性就是个保守主义者，都用不着用政治原则去支持保守主义。他本是老礼宾司的官员，是个浸透了华盛顿上流社会趣味的交际场上的人物，在华盛顿曾有过两次风光体面的婚姻，但两位夫人都没有孩子。我这样说仿佛是在描绘一个诺尔布瓦式的人物，其实，这个混有爱尔兰血统的瓦隆人自有一种生活趣味，是普鲁斯特笔下那彬彬有礼的外交官所缺少的。他喜欢漂亮姑娘、美味佳肴和高雅的绘画。由于有佳肴和绘画，从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五年，他在伦敦的宅邸成了流亡中比利时政府要员温馨的避难处。他性格有些沉闷，至少并不热衷家庭聚会。他像那些只管自己欢乐的男人一样，有些怪癖。义和团运动之后，他马上当了驻中国的公使。当慈禧的政府同意出资修复被损毁的公使宅邸时，他获准按照马尔西安城堡的样式修建，不仅是图样，连砖和石板都从比利时用编着号码的包裹寄去。这个奇特的建筑如今仍然存在，据说在中国政府收回它的所有权之前，由比利时暂时租给了缅甸大使。这个稀罕建筑的内部相当现代化。埃米尔·德·卡·德·马发出了请帖，居然请到了两位有皇家血统的年轻公主出席晚宴，直到那时两位公主从来没有出过紫禁城。喝咖啡的时候这些身份高贵的人物欠身告退，而且很长时间不回来，引起了不安。大家开始找她们：原来她们没完没了地拉最讲究的马桶水箱，小小瀑布的哗哗流水应和着她们清脆的笑声。这次晚宴是我埃米尔舅舅一次社交上的胜利。 将近一九五〇年，这个阅历如此丰富的人死于伦敦，作为高级外交人员，享受到豪华的丧礼，让人印象深刻。这一方面是对走向消亡的一类人表示敬意，同时也显示了他长久以来所代表的被两次大战蹂躏的国家荣誉。我从他的一个同事那里得知，他逝世以前的几个月，曾感到非常悲哀后悔，仿佛他的一生只不过是个官方的木偶，一个衣着华丽的幽灵，由外交部牵着线，在布景前扮演着皮影戏，而那布景刹那之间就不复存在。这种懊悔心情本身就证明了他的确不止于此。 他的弟弟阿诺尔德从来就没有任何雄心壮志，只是漫不经心地经营着马尔西安和在荷兰其他地方拥有的地产，倒是个可爱的上流社会人士。他跟他这个圈子里的一个颇具眼光的女人分了手。他们的儿子让，比我小几岁，他对野生动物的兴趣很招我喜欢。他驯养了一只狐狸，总紧紧地牵着。狐狸的脖子上有个蓝色天鹅绒的项圈，长着一对聪明的眼睛，蓬蓬松松的毛皮，颜色像秋天的枫叶，很驯服地跟着他，但仍保留着迂回前进又忽而飞奔的习惯，就像人们拉着绳子训练的小狗常有的步态。 一九〇七年版的《贝德克尔手册》对游客保证说马尔西安城堡的藏画值得一看，但是一九二九年这些藏画已经不在城堡里了，我估计是在装饰着埃米尔的公使馆。一种库尔贝式的、很有浪漫气息的现实主义巨幅家庭成员肖像，挂在第二帝国风格的客厅墙壁上。拿着手杖的先生们在林间小路里散步，身着猎装的女士优雅地依靠在她们的马匹身旁。十八世纪布鲁日的主教，一个叫做巴扬古-古尔克的人，在一个角落里留下了革命前旧时代的一本笔记。路易丝舅姥姥把一个装满细密画的纸盒子放在我的膝盖上。我被一位少妇的形象吸引住了：她穿着一袭白纱裙，身材娇小，脸色白得像葡萄牙女人或巴西女人，黑色的卷发笼在一顶白色透明的软帽里。背面写着画中人的名字，墨水已褪色了：玛丽亚·德·里丝贝亚。关于这个人我的舅姥姥一无所知，只知道她不属于我的直系长辈，似乎出自某一位长辈的二房夫人。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是因为我有时候很想把她的名字和她的相貌放在我的一部小说或者一首诗里。 路易丝舅姥姥把茶端到露台上，精致考究的派头让我想起了英国。儿时看到的几只孔雀和玫瑰花丛宛然仍在。在这里，我不再提有关福雷马尔的话头，肮脏的天空，被污染的土地和水，我们的祖先还诚心诚意地以为那是进步，我们不能再以此为借口。不管怎样，大福雷马尔的命运也威胁着马尔西安城堡。在池塘的另一边，在已被逼缩得狭窄的花园旁，工厂的烟囱吐出浓烟，算是给工业强权的祭品。工厂创办人分得的红利大概装满了埃米尔和阿诺尔德的钱包。路易丝舅姥姥在倒茶之前，小心翼翼地用绣花手帕的一角擦了一下细瓷茶杯，那里刚刚落下了几粒黑屑。 一九五六年，我把马尔西安城堡写在我到比利时要再一次观光的名单上。花园已变成了公园，我觉得比以前窄小了些，但仍然还看得出记忆中的浮华张扬。公园维护得很好，带有冷静的行政味道。那个不再有人居住的城堡得到了能够有的最好的命运。不久以前成了社区的图书馆，底层的几间房却像市政府经管的公共场地那样，有些小家小气，卡片箱和摆着贴有标签书籍的书架放在这里也许比第二帝国式的美丽家具更为和谐。我再也没有看见当年金碧辉煌的中式暖阁，也没有看到那个小教堂，从前曾经让舅姥爷带我看教堂里牧师的藏身地，为此还挪开了沿墙排列的从坟上起下来的墓石。圆雕或浮雕的墓主石像如今都存放在教区的教堂里，与其他一些仍旧镶在底座上的年代更近的文物在一起。我看到了纪尧姆·比尔甘及其遗孀的墓，后者的娘家正是短脖儿巴扬古，在黑色的底座上装饰着列柱和白色的骨灰罐，显示出十八世纪那种干巴巴的优雅来。有几块石版画平躺在那里，有的是十五世纪初那庄严肃穆的风格，另外一些是后期饰有花朵的哥特式或模仿哥特式的文艺复兴风格。太太小姐的脚边蜷卧着小狗，让这些残骸遗像也显得温馨可爱。一位叫做伊德·德·卡的女士墓碑上的铭文告诉我，这墓是属于福雷马尔那个古老的小教堂的，但我在纹章学方面的知识实在过于浅薄，说不清楚这些横幅和锈蚀的古币有什么名堂。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到图书馆来还书，她认识我，或者听说过我的名字。原来是路易丝舅姥姥当年的贴身使女。从她那里我了解到了这一家最后的差不多全部情况。舅姥姥她老人家在战前就死了。有几个心怀不善的人幸灾乐祸，曾告诉我一些消息，描述那个爱尔兰女人暮年下世的光景，在这里我就不说了。据说路易丝舅姥姥思乡心切，恋上了家乡的威士忌。她一直由阿诺尔德和让两人照顾，两人不在以后的其余时间，几个年老的使女伺候她，使女把医生不允许买的酒都截留下来。舅姥姥就改用比较保险的代用品：薄荷香草烧酒。传说在她的房间里，找出了不计其数的空酒瓶子。跟我说话的这个老妇人当然愤慨地驳斥了这些传言。即使这些传言都是真的，那也一定是个又愚蠢又刻薄的人才能这样糟践一个老女人，她已感到日薄西山，只用尽自己所能振作精神，即使她选用的办法从医学上来说不是最好的。薄荷烧酒，凉得像刀刃一样；黑色的香草精以及苦涩的威士忌，在我的这三座城堡中最阴暗烦人的一处，变成了抵御死亡的符咒，然而像任何符咒一样，一点效用也没有。 给我提供消息的老女仆跟我一起坐在花园的板凳上，继续她的叙述，然而她要说的话也不多。一九四〇年让老爷离开了外交部门转到皇家空军，这部分力量间接由比利时爱国人士控制，那时国家在中立主义和参加战争两派之间不能统一。后来他参加了一个抵抗组织，一九四四年被一颗流弹打死了。他年幼的女儿还活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儿在我跟老仆谈话后不久就结了婚，过了不久又突遭车祸死了。如果我的埃米尔舅舅在死前没有从远亲那里过继了后人，那么随着让的过世，他这一支和他的姓氏就会湮没无存。所幸这个姓氏仍然存在。 阿诺尔德死前不久，已相当穷愁潦倒，又回去跟让的母亲一起生活。让的母亲曾断断续续当过职业的预言家，居孀以后又重操旧业。有人告诉我说看见过流传的小传单，传单的左下角标明她接受咨询的时间。最后这个细节是在比利时一个大城市的招待会上由一个“时髦”的文学青年告诉我的。这个结局引得大家一阵哄笑，而我自思自忖，那位从爱尔兰来的女预言家是不是在那几年曾经在马尔西安的城堡墙根底下哭泣过。我很怜悯这位老母亲，她的命运像所有的预言家一样，明知悲惨的未来，但却没有能力去阻止。 ?Norpois，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里的人物。​?德国出版社，以收集和出版旅游作品而著名。​ 城堡的巡礼 11 我的外曾祖父约瑟夫-吉斯兰于一八二四年二十五岁时，从尼德兰的威廉一世手里接受了贵族的封号。维也纳会议把比利时交给这位威廉一世托管，来抵御法国方面从古到今的觊觎。有不少比利时人认为在社会制度变动频繁的时代，采取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六年以后，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使比利时脱离了尼德兰的托管，我们发现约瑟夫-吉斯兰当上了民团的上校甚至兼任马尔西安地方的行政长官。他结过两次婚，活到四十来岁死在马尔西安，这里只说他的第一次婚姻。在多事的一八三〇年初，他在离那慕尔不远的苏阿雷镇的波维里城堡娶了一位继承了大宗财产的富家小姐，弗洛尔·德里雍。这位太太死得很早，却生下了我的外祖父阿尔蒂尔。 直到近期，我才略微调查了一些德里雍家的历史。那是个半贵族半资产者的富裕家庭，当地的豪门缙绅。目前这家的代表对我说：“我们这一支缺少能打仗的男人。”他是个耍笔杆的。然而这一家却出过四五个上尉或是掌旗官，都在西班牙服役。还有一个叫雷克莱的，是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派到中国去的特使，由于他穿着这身衣服，在中国礼仪之争中，当然得站在方济各修会这一边，据说耶稣会的人唆使凶手把他暗杀了。一六九二年，路易十四煊赫张扬地到那慕尔来出巡，当时的德里雍家曾有幸迎接圣驾在吉里的宅邸歇息了一宿。布瓦洛曾卑躬屈节地歌颂过这次盛事。那个时候，激烈的民族主义时期还没有开始，这位查理二世的优秀子民觉得尊敬有礼地接待一位敌国的君主是自然不过的事。法国国王大概不耐烦外省宾客的陪伴，要求只让居停主人的直系亲属列席御前晚宴。当他步入宴会厅时，却瞧见了一大堆人，城堡主人对他说：“陛下，这里的都是我的儿子女儿和孙子孙女。”他的孙子阿德里安，又是一个子孙满堂的家长，更是出类拔萃，因为他是比利时的沙勒罗瓦城里六个炙手可热的大官人之一，他们曾受到勒索，在两个钟头之内，向一七九三年占领了该城的雅各宾党支付了一万里弗尔的现金。这差不多跟上断头台一样让人痛苦。 传说这个家族的一个人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夜曾请法国元帅米歇尔·内伊吃过饭。有一个小女孩那一晚坐在宴会桌的一边，她一辈子都回忆得起大汗淋漓的信使骑在筋疲力尽的马上，把拿破仑十万火急的信件送交给元帅。如今有个德里雍家的人像史家那么精密审慎，特别指出那时拿破仑觉得胜券在握，根本没有必要三番五次地给内伊传达命令。而我倒信任孩子的记性，我认为皇帝即使对第二天的战役满有把握，也还会给元帅传达个把指令，这是他的习惯。我们这个时代另外还有一个德里雍先生就不那么博学多闻，他觉得他祖先醇酒的香气熏得内伊直到打仗那天也昏昏沉沉。这些野史自有其价值，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每一个家庭都跟这个国家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接连不断的战火交织在一起。 这些古老的谱系无论是公开承认还是心照不宣，几乎都与婚姻的安排谋略有关系。野心勃勃的人尽可能地娶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女人为妻，这样有利于后代的高升。另外一些例如卡蒂埃家的人，就在一个极狭小的圈子里选择对象，也在这个圈子里划分大小不同的谱系。德里雍的儿子们似乎更多地寻找资产阶级或者乡下土财主的小姐，不过当然都有丰厚的嫁妆，也许还出自红火健壮的血统，能带来某些平民百姓的生命力。无论如何，这个家族的长寿与卡蒂埃家的相对早夭是个强烈的对比。通过皮埃尔·乔治和玛格丽特·德尔波尔的女儿玛丽或尼古拉·蒂博和伊莎贝尔·迈特皮埃尔的女儿玛丽-卡特琳娜，通过巴尔贝·勒维尔吉和让娜·马苏尔，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乡野气息浓郁的埃诺。 在这个环境中，经常有人对文学或科学感兴趣，据说，也经常有些独立的思想：“皮尔麦茨家的一切坏习惯都来自德里雍家。”在一次打猎的时候，皮尔麦茨家的一个成员对德里雍家的人曾经这么说过，显然，两家并不和睦。如果说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爱好会带来危险，那未免有些夸大。我的高舅姥姥伊雷内·德里雍一生有名地严格执拗坚持原则，她膝下的两个儿子，奥克塔夫·皮尔麦茨写小说，他的兄弟费尔南又叫雷莫，一辈子都是个激进主义者，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作为一个激进主义者而死。我们在奥克塔夫和雷莫父系家族的后代中还可以找到具有启蒙开放思想的优秀人物，甚至有几个不安分的人喜好印度的佛经和斯维登堡的学说。 有个叫费迪南·德里雍的，开着几爿玻璃店、制钉场和榨油作坊，一八二九年快到六十岁才在他苏阿雷的宅邸里寿终正寝，妻子是在十五年前去世的。这位慈祥的父亲死前不久亲自把他的钻石分给他由十七岁到二十二岁的四个女儿。有位罗博莱斯夫人是死者的姐姐，先后嫁过三个法国人，她最后一次嫁人的时候已年过六十，第三任丈夫才二十五岁，这老太太是年轻姑娘们的良师益友。她显然很有情趣，把她的几个侄女送到布鲁塞尔的马尔尼斯大楼去受教育，那里成立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专收被大革命从巴黎赶出来的年轻女子。虔诚的女教师差不多都出身于革命前的贵族家庭，许多人的父母还是在绞架上被处死的。她们向姑娘们仔细传授了旧时代那些高雅的礼仪。德里雍家的几位小姐人人艳羡，她们每人都有几处煤窑作嫁妆。苏阿雷的那个秋天和冬初，四位小姐在罗博莱斯夫人的呵护下生活，人们不断谈论着她们的珠宝首饰。爸爸已经在十月份去世了，她们向裁缝定做的不仅是丧服，还有结婚的礼服和去当宫廷女官的朝服。刚到二月，弗洛尔就在苏阿雷嫁给了约瑟夫-吉斯兰·德·卡·德·马。六月，她肯定参加了她姐姐阿梅丽的结婚舞会。阿梅丽跟当过威廉国王御前侍卫的维克多·皮尔麦茨喜结连理，他是当地一个大财主的儿子。第二年的四月份，伊雷内也结婚了。她嫁了她姐夫的弟弟邦雅曼·皮尔麦茨，于是也就有条件进入了比利时的文学史。这倒不是因为她后来署名发表了几篇散文，而是因为她的两个儿子。这一次，弗洛尔没有参加结婚舞会，四天以前，她在马尔西安生下了她的儿子阿尔蒂尔，后来就是我的外祖父。弗洛尔三天以后就死了，伊雷内正在巴黎作蜜月旅行，当天晚上做了个噩梦，梦见了这个结局。 接下来的秋天，十一月份，佐埃刚刚过了为姐姐服丧六个月的期限，就嫁给了一个年轻的治安法官，路易·特鲁瓦，他是荷兰国务会议的议员夏尔-斯塔尼斯拉斯的儿子，他本人在仕途上也会有灿烂的前程。从一八四九年到一八七〇年担任埃诺的总督。二十多年以后，佐埃夫妇的几个女儿中有一个叫玛蒂尔德，嫁给了她的姨表兄阿尔蒂尔，这样一来，在我的曾外祖母一辈中，有德里雍家的两姊妹。 ?Nicolas Boileau（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评论家。​?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神学家。​ 城堡的巡礼 12 一八五六年的春夏之交，阿尔蒂尔似乎是在蒙斯跟他的岳父特鲁瓦总督住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带着太太玛蒂尔德和他们头生的女儿小伊萨贝尔到苏阿雷安家。玛蒂尔德又怀孕了，十一月份她在苏阿雷产下一个男孩，取名费尔迪南，但幼年就夭折了。按照我儿时仍旧流行的风俗习惯，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在一个装饰着青枝绿叶的拱门和表示欢迎的横幅底下穿过家里的栅栏门。一九一〇年左右在佛兰德法语区，即使才离家三个月也至少要有这么个仪式。阿尔蒂尔是个纨绔子弟，如今还有这个时期的一幅华丽的肖像，他身穿大礼服，打着质地贵重的领结。与他相对的是面容清瘦的玛蒂尔德，穿着撑开的曳地长裙和大袒胸的礼服，然而这画像并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更晚一些时候画了一幅玛蒂尔德的很优秀的肖像，不那么奢华富丽，表现出了一位面色白里透红的可爱少妇，长着浓密的微显红光的金色秀发，可以看到被我变卖掉的箍发的镯子。她一脸笑容，又有些调皮。那天晚上，这对年轻夫妇大概很早就向他们的房间走去，尽管还不到季节，房里早就生了火，以抵御长期无人居住的阴冷气息。阿尔蒂尔从他母亲弗洛尔手里继承了苏阿雷的城堡，大概弗洛尔办完婚礼以后就不住在这里，她逝世以后也从来没有人在这儿住。搬家时的气氛往往像要举行野餐一样，仆役们大概用了许多时间才打开装着帽子的纸盒以及装着卧具和方便食品的箱笼包袱。小伊萨贝尔睡得正熟。阿尔蒂尔先生在苏阿雷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四年，搬来以后的第十七年，玛蒂尔德生了她的第十个孩子，产后过了十四个月就死在这里。 苏阿雷，或者说我的外祖父母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博维里城堡，四分之三世纪以前就不存在了。从一张褪了色的照片上我可以看到住宅的主体，两边的小角楼和排成直角的下房。从保存到如今的纪念物里，可以发现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给这所宅子添置了一大批流行的家具。黄檀木的屏风和红木的桌椅都带着繁复的镂空雕饰。但是，这古老的宅邸还存留着让人惊异的东西。十五年以前，我踏上这别墅的水泥楼梯，风格已完全像个海滨浴场，不再有当年绅士宅邸的景象，房东的女儿来接待我，那是个可爱的人儿，哀叹着十九世纪末的俗气。她在一个相册里找到了老房鼎盛时期的照片，就是要拆房前拍的。厚实的木材让人想起天主教堂的房梁。城堡遗留下来的椽檩像大树枝条般纵横交错，底下有中世纪的猪群在漫步。当年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的孩子们，以及在他们以前的德里雍家的小孩们，穿着缀有花边的长裤，也一定在这里玩耍过。下雨天，他们玩藏猫猫，彼此吓唬，假装在树林里迷了路，他们的叫声与小鸟的鸣啭相互应答着。我把相片簿还给那小姐，跟她一起对这么美丽的房屋被拆毁了表示惋惜。 让我们尽力回忆一下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七三年这所房子的情况。不仅是要取得经验，这经验永远有效，可以说还占据着过去的某一个角落；更重要的是想从穿着大礼服的先生和身系曳地长裙的太太那里，探索到我们仍然感觉到其后果的那错综复杂的原因，在我们的眼里，他们只不过是那个时代人类的样品，我们要从他们身上找出与我们不同的或尽管表面不尽然其实与我们相似的特征。首先，他们像庇护九世教皇长期治下死心塌地的信众一样，都是优秀的天主教徒，在这个国家里盛行着耶稣会的虔诚和洛可可风，它们的特点就是遵奉死硬的教条，同时又追求反对宗教改革的几乎是世俗的舒适惬意。他们常看的报纸是带有天主教色彩的。圣诞前四周的将临期、四旬斋、圣诞节、复活节、诸圣瞻礼节和诸灵节与四季的循环以及家庭的婚丧庆吊，共同构成生活中的节律。上午做早祷，下午做晚课，晚上还要到村里的教堂去参加瞻礼。梳洗打扮得齐齐楚楚到教堂去，占了每个星期日的大部分时间，除非是宣布在那慕尔要举行大规模的宗教音乐集会。对于有产阶级来说，这种天主教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完全成为团结的信号和后来的进攻武器。然而，当天主教徒，就是当保守主义者，这两个词密不可分。在这些人身上，毕恭毕敬地完成宗教义务源自对惯有体制的尊敬，然而又渗入了某些冷漠和一种小心翼翼或者模模糊糊的怀疑态度。死亡的时候自然应当在圣教廷的圣母面前虔诚地忏悔，家里人听得清清楚楚，讣告上也写得明明白白，即便是意外暴卒来不及找神甫或是发生了极为例外的丑闻，死者拒绝接受临终的圣事。众所周知，女人总是特别容易接受祈祷所给予的温暖。 他们的宗教教育和神学知识都处在极低的水平，对于宗教的了解并不完全来自教士，更多的出自神秘主义的冲动。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也许从来没有和一个新教徒或者犹太人打过交道，这是他们怀着不信任远远眺望到的人。对于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以为那些人比无神论者更为粗俗。人们猜想，完全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假充好汉，在死亡面前就会后悔了。他们不大读《福音书》，只糊里糊涂地在祭坛底下听过其中的零星段落。淡而无味的、诱导无限崇拜的书籍却汗牛充栋，几乎成了玛蒂尔德唯一的精神食粮。人们时常谈论好心的上帝，却很少论及作为神的上帝。这个好心的上帝包括对于儿时房间的记忆，最初家庭的轨迹，上帝就像家长那样掌握着儿子的生死大权，当他打雷时，就是在威胁警告，他照顾善良的人，责罚凶恶的人。但往日里的经历也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家里遭受了大灾小祸，全都是上帝的意志。上帝按照他的愿望创造了世界，打消了这些资产者基督徒推动任何社会进步和改革的意图。在孩子们的眼里，上帝是介于民间故事和神话之间的人物，跟穿着宽袖长袍，戴着教皇的三重冠，长着一部大胡子的圣尼古拉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他们很乖，这上帝就会在十二月六号给他们带来糖果。 大家只看到耶稣基督的两种面貌：在马厩里的可爱婴儿和银质或象牙的基督受难像，但那上面没有一点中世纪受难像上那种摄人心魄的痛苦迹象。耶稣是干干净净地接受了酷刑，没有淋漓的鲜血，没有临终的痉挛。大家都知道他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死的，但只有几个具有沉思天分并且出奇虔诚的信徒，或者被听忏悔的神甫仔细引导的人，才能努力体会到基督牺牲自己的悲剧意义。人们不断地提醒孩子，每人都有个守护的天使护卫着他的睡眠，孩子调皮捣蛋，守护天使就要谴责，万一小男孩儿犯了手淫的罪，天使就哭泣了。但这洁白光辉的形象随着乳牙、围嘴儿和小学生的护巾一起消失了。而成年人再也不会想到在他们的身旁还有个沉默无言但比他们自己更纯洁的天使关注着他们。玛蒂尔德的孩子们大概的确是小天使，他们昙花一现又消失了，但如果她诚心诚意地以为孩子们会在天上保护她，从而得到安慰，那她准是个疯子。纯洁的圣母是最慈悲的，在天上的神灵中人们更多地是对她呼吁。在那几年里，人们对她的无玷受孕谈得很多，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徒都不再去论证马利亚在生理上是不是还有童贞，明智的教士也不再枉费唇舌去解释这只意味着圣母决没有生活本身固有的外来或内部的恶，并无其他含意。久而久之，心怀好意但却不知趣的人和死抠字眼的白痴改变了这微言大义的内涵，就好像怀疑论者和开玩笑的人谈论起别的问题时那样。有些家庭很愿意把他们的女儿献给上帝（并不是每个女儿都嫁得出去），但是如果让一个儿子进教会当神职人员，大家就会感到是个重大的牺牲。在小人物看来，家里出了个教士，是在精神上有了优势，也带来社会地位的上升。在神学院的学生中，农民的儿子比财主的儿子比例大得多。村子里的本堂神甫的社会地位勉强比医生高一点，有的时候连医生都不如。每个星期日，人们按时请他吃晚饭，人们是通过他的手来接纳上帝，但总带着某些纡尊降贵的意味，说到底，他爸爸也是他这么个社会地位的人。 但真正的神灵是人们日日夜夜发自内心去崇拜的，不这样自己就觉得不行，人们不可能触犯这种神灵的律法，这样的神灵甚至也用不着人们去信仰或崇拜。真正的神灵是掌管钱柜的神祇普路托斯；罗马人信奉的守护地界的戴尔默大神；酩酊大醉的普里阿普斯，新娘子秘密崇拜的神灵，他的职权在于让一切行动都合理；护卫产房的鲁西娜女神，最后，说得尽量远一些，然而在服丧期间和承继的系统之内无处不在的送终女神，专管丧葬的利比提娜。玛蒂尔德太太是鲁西娜的婢女。您想一想，在这个多子女的家庭里，在正常分娩中又加上好几次流产，在那个时期，产后的谢神感恩意味着长长的六个星期休息（只有农妇才在分娩几天之后马上开始干活，这证明当时平民百姓中的女人是很结实的）。在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中，有十多年玛蒂尔德太太在侍奉这位繁衍生殖的女神。十年的时间她一天天地数着日子，自问是不是“怀上了”，要忍受怀孕这小小的不便，而当时她在俄国的同代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杜丽觉得怀孕比生孩子还要难受。前面的孩子无论是死是活，她要用他们穿过的旧衣服来为新生儿准备襁褓衣物，更为隐蔽的一件事就是在一个抽屉里放好她自己死后的穿戴装裹，惴惴地别上遗嘱，防备着这次分娩时上帝把她召回去。考验结束后，她又重新等待着看到“某些迹象”，怀着恐惧或者渴望，也许两者都有的心情期望夫妻重新亲密结合，这样又把她拉到一次新循环的开始。创造世界的那股力量把这个穿镶边长裙打小阳伞的妇人紧紧地攥住，直到把她榨干了才放开她。 十九世纪的卧房也是个神秘的洞穴。夜里点着蜡烛或者油灯，那摇曳的火苗像生活本身一样飘忽不定，但却照不亮我们的智慧尚且解释不清的那些未知的幽暗角落。从糊着罗纱遮着天鹅绒帘子的窗户里，只能透进来星星点点的天光，却吹不进一丝清风和夜气。英国人习惯夜里把窗户开着，这里认为是有碍健康的，也许在这个潮湿的地区，对于易得气管炎的人来说，的确对健康不利。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在他们那天花板很高的卧房里，紧闭着门窗睡觉，就像他们睡在矮小的茅屋里的祖先一样。房间里塞满了现在和过去的生活用品：真正的羊毛，真正的蚕丝，安乐椅里垫着鬃毛，人的屁股坐上去很有弹性。在便盆或便桶里装着女仆们用隐讳的说法称之为“水”的东西。皮肤的分泌物和碎屑，肥皂里的动物脂肪在上面浮着或贴在壁上。带颜色的或无色的，清亮或浑浊的尿液在桃花心木的床头柜隐蔽处一直放到清早；小桌子上供着插有橙花的花瓶；一些小物件，戒指上镶嵌着的幼年时掉下的牙，圆牌似的小盒子里装着的几缕卷发，都留在首饰盒里过夜。小摆设、礼品、“纪念品”堆放在架子上，具体地说明了过去生活的片段。干枯的花，从瑞士买来的时而下一场大雪的镇纸，一个夏日在奥斯坦德海岸拣来的贝壳，据说那里的海涛仍然在奔腾咆哮。瓶子里装着净水，劈好的木柴准备晚上生火，这都是生活的必备物品。在圣水盆里有水和祝圣的黄杨枝。大家都知道，那个圆肚的五斗橱，上面铺着一块白桌布，将在临终的敷油圣事上当作祭坛用。床边围着精致的栏杆，沾染过新婚之夜破苞的鲜血、分娩的恶露和临终的汗渍。新婚旅行是近几年时兴起来的。到医院里生孩子、死在医院或疗养院里也是以后才有的风气。无怪乎这充满杂物的房间很容易产生幽灵鬼魅。人们在这里做爱，在这里做梦，神游物外，到另一个甚至连配偶都进不去的世界，人们在这里祈祷，已死去的先人从古老的照片上看着他们。吵架的日子里，厚重的帘幕挡住了唇枪舌剑的争论声。当然，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跟我们一样，并不对他们房间里的成分多做分析。我们的卧室对我们来说只是个睡觉的处所，外面的嘈杂和收音机的噪音可以传进来，摆着金属的、合成纤维或胶合板的家具，跟海滩上、公园里或汽车座椅上的爱情作着竞争。然而，这对夫妇模模糊糊地感到这个退居之地有些庄严意味，孩子们从来不进他们的卧室，这里从来不接待客人，除非是缠绵病榻的严重时刻。如果把没有整理好的床铺让人看见，那就是疏忽失礼，甚至有些淫秽下流。 看样子玛蒂尔德夫人不是个不崇尚爱情的人。她爱她的阿尔蒂尔吗？这就不完全是一回事了。也许她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她是带着热情、清白纯洁的感官享受，作为妻子的正当快乐，带着隐忍、厌恶和疲倦，有时是对天长日久的习惯已无所谓的态度来接受阿尔蒂尔？大概在十年共同度过的夜晚中，她一一经历过这些心境。无论如何，玛蒂尔德如果感到嫌弃或恐惧，她支支吾吾找不到任何援助。她支支吾吾去请教神甫，神甫教导她说，这是自然的规律，是上帝的意志，或者说这两个原因都存在。有人甚至肯定地对她说，遏制情欲就会有其他的结果。她慈爱的母亲佐埃为她心疼的小女儿生孩子过于频繁有点担心，但是这个问题是夫妻之间的事，何况慈祥的上帝总为幸福的家庭祝福。至于是否纵欲无度，无论是自然规律、教会还是父母都不打算弄清楚。如果她向母亲承认阿尔蒂尔做爱的方式并不让她快活，那她就又丢人又可笑，就像她对人抱怨他打呼噜似的。 但毫无疑问，她爱丈夫。就像差不多所有的女人一样，她肯定也爱她的孩子们，特别是头几个孩子，给她带来的快乐时常比女性肉欲的满足还要强烈。她满心欢喜地给他们洗脸梳头，拥抱那小小的身体，而这些孩子满足了她表示慈爱的需要，体现了她对美的理解。她经过了体态臃肿、行动怠惰的怀孕时期，分娩时母亲来对她细心照顾，她很感激。每个星期日，她亲爱的孩子们比较乖巧地坐在教堂祭坛左面绘有家族徽章的长凳上，她也觉得满心欢喜。除非她是个傻瓜，而这一点是非常可能的，她大概也为前途担心：那么多的孩子要教育，那么多的婚事要安排，要在仕途上找那么多像爸爸那么好的位置，要给几个女儿那么多份丰厚的陪嫁，要找那么多像她本人对阿尔蒂尔那么好的儿媳妇。但这一切都还很远，她的长女伊萨贝尔还是个留着长长卷发的半大姑娘。好心的上帝自会照料一切。她才三十七岁，也许下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孩子，一切自会好起来，或者糟下去，她只有可能再生一两个。于是，她嘴里还喃喃地作着祷告，一边沉沉睡去。 有关这个问题，如果阿尔蒂尔先生也考虑过的话，他的想法就不那么容易猜透了。他是不是相信一个出身高贵的基督徒生来的职责就是作出表率，维系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呢？他是个模范丈夫，十八年当中，他是不是把玛蒂尔德看作所有女人的集合体，是不是有时中断了对她的欲望？或者说，他与“那慕尔的女人”或其他女人相好并不是在玛蒂尔德死后才开始的？他是不是曾经费心思去照拂玛蒂尔德，长年以来把她安置在热热闹闹生孩子的气氛中？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保持家庭和社会的statu quo是最要紧不过的事，当然不会去找个什么人要他破坏家里的平衡。他所学的那一点拉丁文还没有让他考虑到“无产者”一词的原意。无论是阿尔蒂尔还是玛蒂尔德都没有预见到，人类这样以算数级数，尚且不说以几何级数的增殖繁衍，用不了一百年，就会把我们的星球变成一个蚁巢。尽管发生过只有神圣历史里才有的大规模屠杀，也不会减少人口。然而，比阿尔蒂尔先生更有见识的人虽然预想到这个结果，却没有想到它的可怕程度。对于阿尔蒂尔先生来说，马尔萨斯是个下流的名字，他也不太清楚这人是谁。他不是尊重风俗习惯并且有家庭的良好传统吗？在革命时期，他的祖父公民卡蒂埃就有九个孩子。至于玛蒂尔德，我们一定会想到托尔斯泰笔下的杜丽，但她可从来没有遇见个安娜·卡列尼娜来向她解释如何节制生育。就算她像杜丽一样，也遇见过这么一个人，她也一定会尴尬地退后一步，心里想：“这是邪恶的。”在我们中间也有某些这样的反应。而在世界上还充斥着更糟糕的事。既然宗教禁止男人们学会利用各样的小窍门去节制生育，那么除了保持贞洁，戒除淫乐之外别无他法了，但阿尔蒂尔，也许甚至玛蒂尔德也都不愿意。 过去的生活好似一片脆弱的枯叶，没有汁液也没有胶质，对着光看去，只能看到细小易碎的叶脉网络，必须下一番功夫，才能想象出原来那新鲜娇嫩、青翠欲滴的模样，才能让历经沧桑的人想起各种事件和变故的全部内容，不至于把它们想象成另外的样子。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的生活真是太充实了。阿尔蒂尔要拿出浑身解数跟他的农户们纠缠（他们贪求不已），如果租赁合同上规定这些事由东家管，他就得拒绝或同意他们修理什么或翻新什么的要求，添置或更新农具（他们用得那么不经心），装点侍弄花园。买马，养马，以及马具车辆都得主人关心，还不要说维护城堡，购买地窖里储藏的醇酒。阿尔蒂尔如果给客人摆出来的勃艮第葡萄酒比不上相邻地主长年窖藏的醇厚，他就会羞得满脸通红。本地财东狩猎器具的豪华讲究是出了名的。到了秋天，如果不在自己的领地上举行几次流血漂橹的打猎那就算不上出身高贵的男人。挑选猎场的看守人，看他们是不是跟偷猎者串通一气，都要花费他许多力气。换新的钱包，每个季度要仔仔细细地把衣服上的污渍去掉，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地方的选举中扶持思想最正统的候选人也不是一件省心的事。 玛蒂尔德除了在她身上要完成的某些生理性的操劳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事要操心。她不经常下楼到阴暗的厨房去，对于这位经常怀孕的女人来说，那里的楼梯太危险。但是她决定菜谱并且核查厨娘的“流水账”。她照管花草，仆人的选择和辞退由她经管，只在极少的例外才把仆人扫地出门。孩子们牙疼或肚子疼她得管，要尽可能把他们捅的稍大些的娄子瞒过父亲，这经常是她要动脑筋的问题。幸亏这位蜂后得到了仆役下人的一致崇敬。雇佣了年轻的弗罗兰给女孩子们当家庭教师，她表现出了非凡的管理才能。除此以外，她还善于用奶油做成贝壳形的小花，放在凉菜盘子的菜叶上。举行坚振礼以后吃饭时，她用奶油花做成主教冠的模样，放在装餐巾的小碟子里，老爷打开他的餐巾时，总会开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主妇要操心的事还有从那慕尔请来女裁缝，并带来纸样，费尽脑筋“搭配”衣料的色调，忐忑不安地考虑某一套衣裙是不是穿出去的次数太多了。 他们在苏阿雷请客的时候不多，这要归功于在这个僻静的地域里，社会上几乎还没有兴起钻营攀附的风气。就如同他们不会想到跟园丁们一起吃饭一样，他们也不会想到要跟甲王爷或乙公爵套近乎，请他们来吃饭或是到人家的府邸去恭陪盛宴。在生意场上同样也是一片潇洒大方、满不在乎的氛围（但很快就结束了）。阿尔蒂尔积攒钱财，但并不投入风险很大的投机事业，重大的收益只在土地的买卖上。家族亲戚的关系却很要紧。每个叔叔舅舅，叔祖舅祖，内亲连襟，姑表姨表，有瓜葛连带的远亲都按照严格的亲疏远近程度交往庆贺，就好像有朝一日人们也严格地按照亲疏的界限为他悲伤哀悼一样，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这个圈子里的某个人如果有点什么毛病，怀疑他的近亲有什么疾患，不能联姻，有点不妥帖的嗜好或是恶癖，只要是能够保持沉默或否认，大家通常的反应就是缄默不言或者矢口否认。如果出了什么丑闻，大家就把这闯了祸的人弃置不顾，似乎就是这人得了暴病，不复存在了。同样的规则也适宜于“相好”或是愚不可及的婚姻上，如果一门亲事结得门不当户不对，那么结亲的男方或女方就会跌入深渊。亲戚间的来往拜访代替了如今的旅游观光，而玛蒂尔德根本谈不到出门游览。她有时在婆家住很长时间。反正她生第一个女孩让娜时，正住在她的婆家，那孩子夭折了。这仿佛说明了那年是在蒙斯过的冬天。男人们带着浩浩荡荡的随从去进行大规模的田猎。 在客厅和人们经常来往的饭厅里，一切都眉目清楚，井井有条：一件件的小家具，列祖列宗的画像，围桌而坐的宾客和每个厨娘的拿手菜。阿梅丽姨妈的胃炎，玛蒂尔德有喜后的不适，阿尔蒂尔的异母兄长与他那位爱尔兰女子出乎意料的结婚都是大家谈不完的话题。人人都有极高的教养又行事谨慎，即使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也极少议论别人的是非。万一听到些蜚短流长，只表现出些微的同感或惊讶，立刻断定这些流言都不真实，表示出激愤或嫌恶模样。这些六代以来互为姻亲的人的特点只是无关大体的癖好和十分外在的细枝末节：某位叔叔口味偏甜，某一位表姐嗓音美妙。人们从不越过雷池。如果某人有些好色，某人对习俗或他人的见解有点非议，就都得隐藏起来，就像如今在极权国家隐瞒自己的政见一样。有独立思想是行不通的，对一切事物人们都有统一的思想，只有谈到分配遗产或某处田野的行猎权时，才会产生争执。 于是，在这些环境中，笼罩着一股凝滞的氛围，可这里的生活并不比别处更糟糕，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比我们的生活还更明智。这些早已不起领导作用的领导阶层越来越没有见识，也不再吹嘘他们的智力。艺术家是个遭人蔑视的贬义词。对于天主教堂里的彩色玻璃窗或壁画，阿尔蒂尔了解得比犹太古董商或是英国圣公会的艺术鉴赏家还要少。“基督诞生的子夜”是夜半弥撒中最好的时刻。有关缪塞，他们只记得他影射伏尔泰的“丑陋的微笑”那些话。维克多·雨果是个危险的革命党，他糟践了比利时对他的好客情谊，他在布鲁塞尔的街垒广场挨了几下石头那是活该。特鲁瓦总督的老朋友，临时政府的前阁员，火暴性子的让德比安竟然把这些计策与原则都不清不楚的法国流亡者请到家里去，真让人惊异不已。每逢到阿克兹做客，阿尔蒂尔总要愤愤地评论费尔南表弟的激进主义和奥克塔夫表兄带些玫瑰香水气味的自由主义论调。伊雷内姨妈真不该为了讨好她的两个儿子，邀请那个被驱逐法国的邦塞来开文学讲座，除非她约定讲座中要谈一谈博絮埃的作品。 在前几代某些成员的生活环境中，老百姓的精神状态本来还很活跃，但很快也变得迟钝麻木了。他们觉得国家是觊觎家庭遗产的敌手。对于故去先人毫无例外的谀墓悼词就是说老人家善心大度，其实这一点大可怀疑。实际上，基督徒慈悲行善的顶峰时代在这个圈子里早已结束了。从那以后，照顾囚犯、弃儿和疯子这类慈善事业都由公众机构去管，人们再也不过问管理得怎么样，再说，对待囚犯太好反倒是不对的。一个理想主义的瑞士人费尽力气创办的红十字会，大家还并不看好，就是因为那瑞士人出身于新教。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玛蒂尔德夫人即将诞生的一个小女儿才在红十字事业中贡献了她一部分的年华。夫妇俩给天主教的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精心分配着善款数额，不过如果玛蒂尔德为村子里的善举捐助的款项超出了阿尔蒂尔预定的数目，她就巧妙地提醒他早就答应过这件好事，于是也就得到了必要的现钱。严寒的冬天，他们给安分守己的穷人分发木柴和被褥，刁顽的穷人什么也得不到。矿井里发生的灾难事故震动了每一个人，但阿尔蒂尔从来也没有想到利用他矿井股东的影响力去给死伤的矿工家属谋求一丁点的抚恤津贴，也没有想到采取任何最初步的安全措施：这些都是公司经理们的事，他们的职责首先在于给股东的资本带来赢利。有一个来历不明的法国人写了一些诗，因为伤风败俗受到谴责，他用恐怖的笔触描写一些眼睛被挖掉的白头翁，在店铺的鸟笼或比利时人的后院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叫声。如果说苏阿雷的厨房窗台上就有这么一个鸟笼，那也很可能，心地善良的玛蒂尔德绝对不会提出任何抗议。这就是习惯成自然的恶果。 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是享有特权的人，但他们却不自知，凭借着他们的地位或上帝的意志才占有了财富，他们甚至没有想到应当庆幸。住在苏阿雷的这对夫妇也一点没有意识到，生活在安全暂时丝毫不受威胁的时代和国度是一种福气。他们的祖先可不像他们这么幸运。他们的后代更是倒霉，被若隐若现的革命吓得发抖。这里也像法国一样，很可能闹起革命，而人们并没有把握能将革命及时地遏制下去。的确，每个时代都有打仗的份额：恰好足够填满报纸上的新闻和给《画报》提供悲剧性的题材。皮埃蒙特战役像是一次潇洒的远距离军事巡游；在索尔费里诺这个屠宰场，法国佐阿夫轻步兵团的红裤子比流出的人血还要使人惊诧。新大陆，南北战争的炮声隆隆，阿尔蒂尔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去过，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那是美洲新教徒之间要算清的账。对墨西哥的征服成了个悲惨的传奇，大公干脆被处决，他的妻子，比利时的公主发了疯，这一切在苏阿雷引起了震动，从城堡的主人到厨下的丫头都惊骇不已。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战争只不过是地方性的冲突，没有引起什么兴趣。但萨多瓦战役就招致了更多的不安：天主教的奥地利被普鲁士人打败了，这是件可怕的事，但终于建立起了德意志邦联，弗罗兰不禁露出欢欣模样。 在凡尔赛宫的明镜厅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时，弗罗兰的欢欣更增长了，她在孩子们的课室里挂了一幅戴着黑白红三色领带的皇帝陛下的雕版画像，大家也没有想起让她把这画儿摘下来。说到底，她的主人并不是法国人。由列强允诺的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让大家感觉到事不关己。但是这一次，可怕的现实已经临近，听到有些地主被当做人质枪毙了，阿尔蒂尔吓得发抖。玛蒂尔德很可怜那些饥寒交迫的巴黎人。接下来的巴黎公社也造成了恐慌。但人们还算放心，觉得在那个吵吵闹闹的南方邻居那里，暴力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凡尔赛宫枪毙人的放枪声，预告着要恢复秩序，这枪声只隐隐约约地传到苏阿雷，那是一八七一年美丽的五月傍晚，玛蒂尔德正怀上了她最后一个孩子费尔南德。就在同一个时期，在里尔或是阿拉斯一所耶稣会办的中学里，那个后来有朝一日娶了费尔南德的十八岁男孩，流着愤怒的眼泪撰写了一篇颂词，赞美死难的公社烈士，为此，他差一点遭到流放。 我说过，在这个圈子里，笃信虔诚特别是女人的事儿。每天早上只要有可能，玛蒂尔德就早早起床，夏天在五点半，冬天六点钟。为了不吵醒阿尔蒂尔，她小心翼翼地下了床，准备到村子里的教堂去参加早晨的弥撒。一个女仆起得比她还要早，在盥洗室里放一罐热水。玛蒂尔德把最后几个发卡别到头发上，匆匆照一下在熹微晨光里仍然发灰的镜子。虽然她对赶时髦的兴趣减弱了许多，但穿裙子时仍感到有些遗憾：多么不凑巧，撑开的曳地长裙已经没有人穿了。那种裙子那么宽大，在某些时候穿起来特别舒服……她从一张独脚小桌子上拿了她的祈祷书，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把宅子交给仆人们，让他们打扫灰尘，用茶水刷洗地毯上的污渍。 教堂离城堡只隔着一片草场。玛蒂尔德很喜欢这条捷径。她谨慎地用木底皮面鞋踏着棕黄色的草丛，尽量避开冰块和雪堆。夏天，走这短短的路程是一件乐事，但玛蒂尔德并不完全承认除了能赶上早祷之外，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地漫步也是一种愉快的体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但并不是每天，走进教堂之前，她先到小院子里看看，那里住着她钟爱的两个幼子。为了表示谦逊，她不坐城堡专用的长凳，而跟大家一起坐在正殿里。此外，教堂里只有寥寥数人，玛蒂尔德像当时许多忠实的信徒一样，并不读祈祷书里拉丁祷词的译文，虽然这些她也能背诵。她随着她自己的祈祷时跪时起。她大量祈祷，也许有时朝寒酸丑陋的教堂里聊作装饰的一座石膏塑像喃喃低语。当伊雷内姨妈周日要来串门时，她就乞求天气晴朗，为的是可以把桌子抬到露台上的几棵栗树底下，希望阿尔蒂尔满意她挑的水果和鲜花；她的身体原本娇弱，她为自己的健康祈祷，乞求有足够的力气把身上的包袱背负到底；如果她的力气不够，就求上帝原谅她的缺陷。无关紧要的要求和深刻的企愿搅合在一起，就像在生活中毫无来由的兴致和深刻的激情混杂不清一样。头几个愿望微不足道，很快就被遗忘了。后面一些愿望天长日久竟有一部分得以实现。玛蒂尔德结束祈祷时比她开始祈祷时心境更为安详。 她为亲人们祈祷，这跟她为自己祈祷差不多是一回事。她为她的女儿们祈祷，望她们都能找到好丈夫，当出色的妻子；她祈愿她亲爱的爸爸在拉巴斯杜尔清新的空气里早日恢复健康；她为可怜的弗罗兰祈祷，她刚刚在感情上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她祈求好心的上帝开启表兄费尔南的智慧，据说他是个有自由思想的人（像他那么有天分，竟然会走上糊涂的路，真是不可思议）。她祈祷她的小让娜有一天能学会走路；为她十三岁的加斯东终于会念书而感恩；她为阿尔蒂尔祈祷，望他不要因为对婚姻不忠而遭到惩罚，这是她近来才知道的，觉得又愤怒又恐怖，然而有谁说得清她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负一点责任呢？自从她最后几次分娩之后，对这类事情有时表现得那么厌倦……总而言之，就像当时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样，她为神圣的教皇祈祷，他被囚禁在梵蒂冈，有人说他是自愿的，其实是受了共济会的胁迫。不管这些祈愿是不是被上帝接受了，她全身心沉浸在这些良善的愿望里。谁也不敢说这些祈祷任何用处都没有，甚至世界的进程也不会因此发生一点变化。反正玛蒂尔德因为发出了这些愿望收获颇丰：人们越是为别人祈祷，就越是喜爱他们。 本堂神甫匆匆做完了弥撒，他想到他的这些羔羊们每家田里都有活儿，也有点惦记他自己的菜园和花园。玛蒂尔德太太把两个小钱投进为穷人捐款的箱子孔里，向唱圣诗的那个孩子问了声好，那是苏阿雷一个马车夫的儿子。她踏着自己的脚印穿过了草场，小心着不把牧草践踏得太多。她并不知道，在教堂里的短暂停留让她放下了身份，在这片刻间恢复了她的青春，而她本以为她的花季早已结束了：那时她的生命跟她十八岁时一样。她不时地停下脚步，摘下挂在她裙子上的草荚，像孩子一样，让草籽从指间落下去。有时不顾礼节仪容，大着胆子把帽子摘下来，让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在草丛中吃草或睡觉的家畜跟她只隔着一道小小的绿篱，而波维里这个地名正因它们而起。佃农把畜群中最好的一头奶牛叫做美人瓦格，它正轻轻地在带刺的栅栏上蹭痒痒；八天以前，它还在绝望地哞哞叫，因为屠宰场的小车把它的小牛拉走了，但现在它已忘记了，心满意足地细嚼着鲜美的牧草。为了夸奖这头乖牛，玛蒂尔德又找到了她遥远的高祖们用过的手势和声调。再走几步，她在车夫家门口停住脚，那人正在马厩的门槛上擦拭马笼头。她早又把帽子戴上了，她向车夫道贺，说他的儿子在弥撒时唱得不错。 从饭厅里飘出一股热咖啡和新鲜面包的香味。玛蒂尔德把她的祈祷书放在前厅的桌子上，把东西在衣钩上挂好。大家都到齐了。弗罗兰压低声音用德语跟三个女孩说话，为的是不打扰正在看报的先生。玛蒂尔德不放心地瞥了一眼加斯东：他正乖乖地吃着东西，没有为难任何人。女仆在饭桌的另一边伺候坐在高脚椅子上的小让娜喝粥，那椅子是专给小孩子坐的。小奥克塔夫看见母亲进来了，就向她跑过来，笑得喘不过气，嘴里还说着谁也听不懂的什么话。玛蒂尔德慈爱地呵斥他一声，让他坐到哥哥泰奥巴尔德旁边去，这个大哥倒是很乖的。从阿尔蒂尔的椅子后面走过时，她也许惴惴地轻轻抚摸一下这个冷漠男人的肩膀，但仍然不免小心翼翼，只用这个微小的爱抚感谢他昨夜对她还算有情义的话语或行动。但这一刹那也就是一切了。阿尔蒂尔还在看报。另外，他也觉得有些怅然若失：他刚刚看完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说的是德国的关税制度；他想跟人聊聊这篇报道，但是女人对这个不感兴趣。 玛蒂尔德坐上了她自己的位置，把咖啡壶和装热牛奶的罐子拿了过来。但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一个金属物件掉在地板上，砰地一响，又哗啦啦地一路滚着，直滚到桌子腿旁才停住。玛蒂尔德瞧了一眼阿尔蒂尔：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女仆涨红了脸，卖力地擦着顺桌布流下来的牛奶。她又让孩子自己去拿高脚杯，跟往常一样，孩子抽起风来，把漂亮的银杯子摔到地上了……小姑娘年纪太小，这以后也许会好的。听说在布鲁塞尔有这方面的专家。不然的话就到卢尔德去……是的，到卢尔德。玛蒂尔德掀起糖罐子的盖儿，通常，为了苦行节欲，她自己不吃糖，但是必须好好地喂养腹中的孩子，她在浓稠的奶汁中放了一块糖，又放了第二块。玛蒂尔德默诵了一段饭前祝福经，选了一片带麸子的黑面包和黄油，然后郑重其事、心满意足地吃起饭来。 我觉得现在应当介绍一下玛蒂尔德的十个孩子，并不是作为她眼里和当时一些蹩脚诗中所称呼的“黄毛小脑袋”，而是作为已经在各自的生活中找到位置的成年人。他们中某些人的肖像已在本书的头几页勾画过了，但是将他们总体地描绘一下有助于我在这些人身上发觉到仍存留在我身上的某些特性，尽管我说不出一些人的最终归宿，或者说一些人根本就没有归宿，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上，任何事都不会终结。当然，我的话说得远了一点，因为描写这些人的篇章已超出了苏阿雷的范围。但这些虚无飘缈的舅舅姨夫和姨母舅妈很快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即便是在我母亲的生活里他们的影响也十分微小。如果不在这里提一提他们，我就不知道该把他们安排在哪儿了。 两个夭折的孩子我只一笔带过，第一个叫让娜的女孩一岁就死了，费尔迪南死时有四岁半。大概只有玛蒂尔德才能比较清楚地记起他们俩。一个折叠式的相框保留着五个来过人世间的女孩的照片，中间有皮质的框把相邻的肖像隔开。说实在的，这些女人每人也像是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各有各的特色。她们的面貌彼此不同，别人甚至以为她们不是亲姊妹。姑且先不说让娜，我以前说过，以后还要再提，她像平常一样安安静静，有点冷漠。也不说有些招人嫌弃的费尔南德，据说照相的那天她正在赌气。在这里，我想说说三个长女的不同面貌。长女伊萨贝尔又叫伊萨，是个风度绰约的妇人。但我觉得她已显露老态，一条又轻又薄的纱巾围着她单薄清秀的脸庞，露出些许说不清是金黄还是银灰色的头发，一双明亮的眼睛漾出含着惆怅的亲切微笑。我幼年时代看到的伊萨贝尔姨妈就是这个样子。她那时已得了心脏衰弱的病，很痛苦，几年以后就死于这个病症。我刚在客厅里坐好，晃荡着我的两条小腿，人家还来不及命令我站起来向姨妈问安，她就已经累了。 伊萨贝尔嫁给了她的表兄德·塞·德·伊男爵。我在我的出生证上看到过他的签名。她有三个孩子，长子承续了家庭的世系和传统；大女儿百病缠身，二十来岁就死了。最小的女儿，精力充沛的路易丝年纪轻轻的就从事了高尚的事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位英勇的女护士。她性格粗放开朗，又坚毅果断，伤员们很喜爱这个金发碧眼的强壮女人，医院里的同事们都有点怕她，但也极尊重她。停战以后，她一生中的其余时间都在一家天主教肿瘤医院里领导X光照相的工作。她竟然死于她所操作的这种危险的射线。一九五四年，我匆匆去看了她一眼。她躺在她那家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里，像个女王似的被赶来问候的亲友簇拥着，走廊里还播放着教堂圣歌作为背景音乐。她最喜欢的女护士专门照顾她，当初战场上的助手最后给她的上司来送终。我新近出版的一部书获得了成功，让路易丝很高兴，虽然这本书她永远也读不成了。她觉得这是给全家人争了光。她得的奖章和十字军功章，也是一样。 二姐乔吉娜是位风华正茂的少妇，穿着胸前系带子的紧身大开领女上衣，短短的卷发紧密地堆在头顶上，有点像与亚历山德拉王后同时代人的雕像。她的脸眉目端正，却没有什么表情。这张照片是在维也纳举行舞会的时候拍的，乔吉娜正跟丈夫在那里小住。她丈夫是那慕尔一个银行家的儿子，据说是荷兰一个商业世家的后裔。他是个不信教思想自由的人，每个星期日把他太太送到教堂门口，弥撒结束以后再来接她。据说还有更不像话的：有时他用这个空当到咖啡馆里去。 这位四十八岁的美人儿如今只剩了一具骷髅。一个女仆领着脊背伛偻、老眼昏花、患着糖尿病的来客朝冬季花园里摆着的一张藤椅走去，让娜在这里接待她。乔吉娜已经晃动的牙齿还勉强咬得动小脆饼干，发黄的脸皮两旁，头发竟然仍显黑色。在我看来，她不仅是个病人，简直就是疾病的可怕化身。只有在维也纳的照片上那么凝固的一双栗色眼睛才发出又温和又生动的光辉，像个专爱打听是非的俏皮女人那样看着周围的人和事。我记不起来在两姊妹之间交谈的任何一句话，也不知道乔吉娜的秉性脾气和她的个人生活。关于她，我只记得在一张憔悴枯萎的脸上那双仍然热情的眼睛。 她的儿子叫让，跟他母亲一起住在布鲁日的郊区，为了让他生病的母亲有机会呼吸一些与那慕尔不同的新鲜空气。他在当地娶了一个世家的女儿，那家里至今还佩戴着十字勋章和军功绶带，但这家人参加的战争却不是他路易丝表姐服役的一九一四年的那场战争。如果没有两拨敌对的占领军，他本来可以在布鲁日过个大资产阶级的安稳生活，但是第一拨占领军给他穿上卡其布的军装，把他推上攻击法国的大路，又在伤病员的床上裹进了第二拨军队。他死于一九五〇年左右，没有留下后代。 我跟让的妹妹苏珊的交往较多，她是个年轻的有些肥硕丰腴的库柏勒女神，长着一双跟她母亲一样的栗色眼睛。我在黑山衬着松林的美景中看见过她，她身后跟着的那条美丽的长毛猎犬我记得特别清楚。二十年之后，我又见到了苏珊。到了大龄她才在阿登山区的一处地产上结了婚，已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但她只在夏季才到这个地方来，其余的时间跟她的丈夫塞先生到北非去，他在那里有一个农业垦殖场。我觉得苏珊变得粗陋了些，在这阿登山区的府第中，可以感到一种粗率不拘、马虎随便的殖民地气氛。有一条从非洲带回来的鬣狗，在一个大笼子里来回转圈，用狐疑的眼光看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整夜都发出野性的嚎叫。 佐埃是我母亲费尔南德最喜欢的姐姐，我对她的几张照片很感兴趣，特别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照片上的真人。第一张照片上是个穿着苏格兰花格子布衣裙的少女，两手合在一起，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是一本书吧。浓密的头发被一阵风吹得有些零乱，估计她的头发是剪短了的。她看着镜头以外的地方，好像在等着什么人，又仿佛不该这么等待似的，当然就是等德先生了。一八八三年她就嫁给了这个人。她的面容有些平板，整个的结构比例有些奇特，列奥纳多认为，这样才符合美的定义。晚一些的一张照片上是个四十来岁的夫人，显得有点紧张局促。眼神也像让娜和泰奥巴尔德时而露出的那样，有些呆滞。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她在生活中的遭遇。 没有任何一张照片能给我提供资料，让我描绘三个男孩年幼时的情况。我不再去努力想象我大舅的模样，他在十六岁，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死了。下面的加斯东是个谜，一些大族的房舍角落里时常遇到这样的人。他在一八五八年生于苏阿雷，一八八七年死于苏阿雷。长到了二十九岁，但仿佛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岁数一样。然而这个加斯东并不是个幽灵，还在摇篮里时，因为比他刚大一点的哥哥死了，他竟变成了继承家庭传统的长子，因而，人们必须对他加以呵护，他应当承担起大家的希望和未来的宏图。然而，关于这个将近三十才死的男人，我没有任何他这些年的信件和口头的传说，家里没有一件他儿时或上学时的纪念品，没有提起过他爱上哪个女孩或有个未婚妻，没有筹划或中断过任何婚事，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准备或从事过某种职业。他的弟弟妹妹只要聚在一起，就没有一个钟头不谈起他们的少年时代。弗罗兰一听到跟这家的兴盛时代有些距离的闲谈就受不了，竟都没有哪怕是用隐语提到过他，除了关于他死亡的一些或真或假但都很悲惨的细节，费尔南德告诉过我的父亲。他死的时候，让娜和费尔南德分别是十九和十五岁，都颇有怜悯之心。而对于两个妹妹来说，一个哥哥，不管她们是爱还是恨，通常总要占很重的分量，竟也三缄其口，说起来真令人费解。如果加斯东像让娜一样，也是个残疾人，大家一定会告诉我们。人们却绝口不提，直到以后，才由可靠的来源证实了这个假设：他就是个白痴。 泰奥巴尔德和奥克塔夫我记得很清楚。泰奥巴尔德时常来看他的妹妹让娜。我见过他十一二次，但是，这位肥硕庞大的先生天生不能讨一个六岁小姑娘的欢喜。我已经说过他在布鲁塞尔优游闲散的生活。到了晚年，他住在一个旅馆里，旅店经理跟他同在一个俱乐部，曾经是他从前的仆人。这乖巧的老仆和他的老婆对他们的房客关怀备至。到了这个时候，喜欢过宽裕日子的泰奥巴尔德才发现，他父亲给他留下的丰厚遗产仍然让他落到窘困的境地。他本来应当从本金中提出比以前更多的款项另作经营，比干吃有限的利息合算得多。他这才精心算计起来。自从他准备考取工程师名衔以来，大概从没有这么用心过。他得出结论，如果小心一点的话，就能维持到终其天年，在存款的余额栏上也变作了零。 他也是这么做的，大概也因为他得的病预后不良。他的麻痹症逐渐加重。很久以来他就发现这病在暗中不断发展。到我二十来岁时，远离我母亲的那个家已有十年之久。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的一个晚上，我忽然想到理应给这个舅舅寄个贺卡，因为我刚刚知道了他的地址。他给我寄回了一张他的名片，从此开始了简单的礼尚往来，一直持续了若干年。他的用词差不多总一样，字迹又细又长：“特致同样的祝贺。麻痹症状尚无变化。”有一次，他的字迹几乎辨认不出了，说明情况有变：“麻痹已到最严重的状态。”以后我没有接到任何信息，连个讣告都没有。 然而，几个月之后，旅店主人写信告诉我，说这忠实的老仆夫妇俩曾到苏阿雷的墓地上去给先生扫墓。那是个夏天，他们在他的坟头上发现了一只拍动着翅膀的白蝴蝶。那个布鲁塞尔的老光棍，竟像神话里的普赛克似的复活了，这故事让我感叹不已。 奥克塔夫在精打细算方面不如他哥哥成功。他时而利用旅行的间隙到他的妹妹让娜这里来喝一杯清茶。这人中等身材，面容清秀，裤线笔直，戴着浅黄色的手套，搭在椅子的扶手上，比他哥哥更让我喜欢。但是像我那时的一个怕生的小姑娘，对任何大人都不能完全信任。我姨妈和她的哥哥评论家里的新闻，谈论天气，特别叙说往日里共同的旧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着我的面，奥克塔夫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旅行，在他出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曾叙述过，语言平淡无味，只给几个圈子里的人看。这个满世界乱逛、不爱动脑子的人，是跟他同名的表舅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拙劣翻版。他表舅还出版了在意大利、德国的旅游日记以及他对生活的见解，从而声名大振呢。然而对于让娜和弗罗兰来说，这个没有什么要紧的来客却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她们把他看得无比重要，无条件地给予他一切温情，恰是因为他也曾是这苏阿雷的老宅里的人，何况，他缺乏文学才能一点也碍不着这两个女人的事。 他的脸光滑滋润，皮肤白皙，胡髭漆黑，就像格雷万博物馆里陈列的面具。在这张脸的后面有些什么东西呢？是离家出走的激情？在家人的语言中，亲切地把这个叫做他的恶癖、发神经，是在伦敦的酒吧里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汇，不该在让娜面前说得太多；有在巴黎那些表演歌舞的咖啡馆的走廊里搭讪上来的姑娘？有在临时租用的房间或磨坊的角落里偶尔遇到的云雨恋情？显然还有欠下的债务？这些事让娜一定都不知道；也许还有早晚他会沉溺于其中的无以名状的焦虑？或者，那张脸后面干脆什么东西也没有？两人同样教养很高但内心生活的距离很远，他们隔着一张小茶桌谈到身上的瘰疬，五脏六腑的状况，各自的经历和心里的想法，在我看来，都是使人诧异的话题。就在他还没有落魄的时期，我坐在地上放着的一块垫子上，仔细端详着奥克塔夫那双修长崭亮的靴子。但是孩子的耳朵很尖，我听见一片安静的间隙，或是在不经意拉长的交谈中的只言片语。不久，说过人人都用的彬彬有礼的客套话，这个平庸懈怠的舅舅就走了。 出门游历的花费很大，就在这个时候，奥克塔夫开始采用他哥哥的办法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然而他算错了辞世的日子。差不多在一九二〇年，凌晨两点钟，有人发现他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小巷子里，衣衫褴褛，也忘了自己是谁。人家把他领到警察局，他在那里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但又记不起来他住在哪里，实际上他住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旅店。人家问他有没有家，他说没有，家里的人都死光了。对他来说恐怕的确如此。到了第三天，一个公务员拿着给他检查了身体的医生开的精神异常诊断书，找到了让娜家，原来电话簿上登录着让娜的住址，她才通知了泰奥巴尔德以及仍然活着的侄子侄女。大家一致同意积攒一笔基金，用来把可怜的奥克塔夫安置到赫尔的疯人院去。那是一所古老的建筑，宗教的虔诚和诗意的传说使那里有了些神圣的氛围，坐落在从前风景如画的坎彭地区边界上。不会造成危害的疯子通常住在赫尔镇，跟当地的居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我不知道没有攻击性的奥克塔夫在那里过了多少时间，给奶牛备料，给土豆田锄草。他在那里也许很快活，大概也找到了他一直那么缺乏的安全感。我暗下决心，一旦我再到比利时去，一定到赫尔这个退居之地去看看奥克塔夫。但是，一九二九年在比利时全家聚会时，我竟然没有去。这个疏漏并不是因为我把他完全遗忘了，而是表明我在那个时期有点害怕跟一个疯子谈话。自那以后，我时常感到后悔。 一位批评家指出，我在作品中特别喜欢表现将近死亡的人物形象，而死亡与一切生命的意义格格不入。不过，一切生命哪怕是一条虫子也自有其意义。对于活过一世的生灵来说，有些人认为生命就是填饱肚子，少数精英将生命比作燃烧的流星，在长空中划一条曲线，消失在地平面以下，但都能感到生命的重要，生活内容的广博乃至自己独一的特色。这种感觉只能加强，决不会削弱。我一点也不打算把我的舅舅姨妈比作流星，但他们生活的轨迹却告诉了我一些东西。用不着说明我在这些人物与我之间并没有找到共同的成分。一旦仔细查考，随处可见的相似之点却像断了线的珠子，迤逦而出不绝如缕。这不是别的，就是在上帝所创造的世上的生灵之间彼此都很相似。这里我又要赶紧说明，研究了我父系的一家人之后，在这一点上，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向如此，首先油然而起的，是对我们这些渺小人类的无限悲悯，同时，与这正相反的，是对这一套复杂而又脆弱的结构感到尊重和好奇，就像竖立在深渊边上的护栏柱子一样，每一根与另外一根又决不完全相同。 描绘了在苏阿雷城堡居住的这些兄弟姊妹的肖像之后，还不得不进一步详加说明。我首先发现虽然玛蒂尔德生了众多的子女，她的下一代并不人丁兴旺。在她长大成人的八个孩子里，只有四个女儿留下了后人，加在一起也就是九个孩子。而在这九个人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只有三个又有了下一代。这种减缓生育的现象不管原因如何，绝对应当庆幸。这里我不可能不指出某些方面会有脱漏。从某个角度来看，玛蒂尔德子女众多使人想到结子过于稠密的果树，长了锈斑，生了看不见的寄生虫，或是贫瘠的土壤里养分不足。这个比喻对于今天人类的无限度增殖大概也合适。 ?Saint Nicholas，4世纪时米拉主教。在北欧传说中，他是圣诞老人。​?指让女儿去当修女。​?Plutus，希腊神话中的财神，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财神》中曾把普路托斯描写成个瞎子，说明世上财富分配的不公。​?Priapus，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儿子，男性生殖力之神，也是果园、酿酒和牧羊的保护神。​?Lucina，宙斯的配偶，赫拉的别名，保护婚姻的女神，也是产妇的保护神。​?Polly，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是安娜的嫂子。​?拉丁文，现状。​?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天主教徒重要的七件圣事之一。受过洗礼的人经过坚振礼，特别领受圣神，使超性生命更加圆满。​?Piedmont，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地区，自1796年到1814年被法国占领。​?Solferino，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的一个村庄，1859年6月27日，法国军队与普鲁士军队曾在此激战。​?Sadová，捷克的一个村庄，1866年7月3日普鲁士人在此打败了奥地利，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波维里的词根为bovin，即牛。​?Lourde，法国西南部上比利牛斯省的一个市镇，是法国最大的天主教朝圣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比利时曾被德国法西斯占领，后被盟军光复。​?Cybele，希腊神话中的“大神母”，专司大自然的死而复苏，并赐给人类丰收。​?即列奥纳多·达·芬奇。​?Psyche，希腊神话中人的灵魂或灵魂的化身，时常被描绘成一只蝴蝶或长着蝴蝶翅膀的少女。​?法国人格雷万于1882年在巴黎创办的博物馆，专门展览蜡像、面具和戏装。​ 城堡的巡礼 13 费尔南德出生之后过了十四个月，玛蒂尔德出人意料地得了暴病突然死去了。我最近得到了奥克塔夫·皮尔麦茨未曾出版的几行文稿，从中知道那可怜的女人得了义膜性喉炎，必须做切开喉管的手术。紧接着又有一次小产，倒霉的女人就没有熬过来。分发给亲友的“虔诚的回忆卡”只隐约提到“一种来势凶猛又为时短暂的疾病”。这类的文件上很少说明生病和死亡时的身体情况，但只这么几个字就足以向我们显示玛蒂尔德的猝死多么让她的亲人们惊诧和悲伤。在阿尔蒂尔或者弗罗兰到那慕尔一家纸品印刷社定制的镶有黑框的讣告上，画着上帝的羔羊躺在耶稣受难的刑具当中。不知道那个遭丧妻之痛的男人和泪流满面的家庭女教师是不是认为这个形象对无辜的死者特别合适。 就在那“虔诚的回忆卡”上，人们还为死者杜撰了庄严的最后告别辞。那是从某一部描写母亲死亡的虔诚的小说中抄袭而来，并不是临死的玛蒂尔德亲口说的：“永别了，亲爱的丈夫，亲爱的孩子们，我多么爱你们。我走得很突然，匆匆离去。这是上帝的安排，实现了上帝神圣的意志。为我祈祷吧。我临死时只对你们有两个要求，这两点我很重视：信仰的精神和家族的精神……保持这两种精神，并将它们发扬光大……永别了。我将为你们祈祷。” 假如这矫揉造作的告别辞真是玛蒂尔德说的，那么自然只有阿尔蒂尔一个人听到了。在这美丽的五月初，三个年长的女孩，伊萨贝尔、乔吉娜和佐埃大概在布鲁塞尔的寄宿学校，或者在奥杜耶的英国贵族女子学校，忙着兴致勃勃或无精打采地积攒下好分数，为了获得六月末的学期奖励。得到母亲突然死亡的消息，三个女孩恐怕很难及时赶回苏阿雷听这最后的嘱告。头脑简单的加斯东什么也不懂。泰奥巴尔德和奥克塔夫分别只有九岁和七岁，大概已经上了那慕尔的拉佩圣母小学。如果他们俩五月份还在城堡里，人家一定嘱咐他们不要大声吵闹，免得打扰生病的母亲。结论是这篇演说不是对他们讲的。让娜一定坐在草地边上的儿童车里，牢牢地用皮带绑着，因为一般残废的孩子都又灵巧又坚韧，能顺利地把带子解开，从安置好的位置滑出来。至于费尔南德，还在摇篮里睡觉，跟后来她死的时候安排自己的女儿睡在摇篮里的情况一样。玛蒂尔德临终时，她慈爱的父母路易·特鲁瓦和佐埃显然也都不在场。这位前地方长官也患了病，两年以后去世，他大概也很不容易从他的住地拉巴斯杜尔匆匆赶到相当遥远的苏阿雷。佐埃没有他陪着决不可能独自一人来。只有阿尔蒂尔和弗罗兰亲眼目睹了这临死的场面，再有的就是城堡里的仆役以及列席死亡事件的专业人物：医生和当地的本堂神甫。十九世纪，医生、神甫再带着个公证人组成了主持丧葬的三位一体。但是，公证人大概也没有什么为玛蒂尔德作证的：她所有的一切都属于阿尔蒂尔。 来参加葬礼的人相反倒不少。这一回，死者的父母有足够的工夫作个短途旅行；从布鲁塞尔赶来了她的姐姐阿丽克斯和姐夫让·采斯特凡；从阿克兹来了伊雷内姨妈和她的儿子奥克塔夫，两人还分别为儿子和亲爱的弟弟号称雷莫的费尔南佩戴着黑纱。伊雷内的另一个儿子埃米尔通常因为政治和社交活动留在首都，大概也带着他年轻的妻子来了。阿尔蒂尔十八年以前离开了马尔西安城堡，在苏阿雷安家之后，似乎并没有跟那个城堡里住着的亲戚保持太经常的联系，但他的姨表兄埃米尔-保罗由他年轻的爱尔兰妻子陪着有时来串一串门。玛蒂尔德丢开了金红色厚实的花边襁褓，把这些都留给费尔南德，又一次从小城堡到村子里的教堂去，但抬着她的送葬队伍走的是大路，没有走她熟悉的那条穿过草地的小径。弗罗兰把给女主人服丧当成了全部的生活。 关于阿尔蒂尔的感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但是，突如其来地失去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伴侣总是一件让人震惊的事。他还有八个孩子。再婚对于他并不重要，不像他父亲那么看重。也许神话般的“那慕尔的女人”此时已经存在了，由他秘密地养在外省小城，在一条合适的街道上找了一所简朴的房舍。弗罗兰直到最后一息都对那女人咒骂不止。不然的话，这段婚外恋情也没有花很长时间来露头。我的外祖父结婚以来，生活肯定是暗淡无光，这一桩毫不精彩的艳遇也许是唯一新奇别致的部分，唯一由他自己做主的选择。我不像弗罗兰那么苛刻，我不忍心为这事谴责他。 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14 一年的秋天，奥克塔夫·皮尔麦茨把身体不适的母亲交给他的兄弟埃米尔照料，跟他同样也患着病的太太到阿克兹来过几个星期。大清早他让人给他备好马鞍，要到图恩附近的拉巴斯杜尔去，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去看看他生病的姨夫，市政长官路易·特鲁瓦。 在我作为参考的他写的几页书里，他本人也叙述过这一天的情况。我尽量从他其他的作品中摘录出些片段，把他那简短的描绘补缀完整，进入这人的精神世界。我是他的远亲，这样，就仿佛在九十七年以前跟他共同生活了一天。对于奥克塔夫来说，去探望我垂危的外曾祖父是他对这个家必须尽的义务，这个行动也符合他在一件事的终了时沉溺于冥思默想的癖好，一个正在家居的旅行家看来，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闭门不出就是墨守成规，而走区区的十五公里路程就打破了他的习惯。他要在这段路程中得到许多印象，看到许多景致，跟他到奥地利的蒂罗尔或是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地区游历的收获一样多。 他避开沙勒罗瓦和这个地区的烟雾，取道桑布尔山谷里的大路。过去，他曾跟他的表妹夫阿尔蒂尔一起，在马尔西安城堡小住过很多次，这地方让他怀着怜悯的心情想到玛蒂尔德死后那个鳏夫的生活，独自住在苏阿雷，带着那些年幼的孩子。但是他又稍稍硬起了心肠：他对玛蒂尔德的丈夫从来没有真正同情过。一座修道院的废墟，在十月份光秃秃的田野中间堆积着断壁颓垣，将他带到宗教气息浓厚又充满诗意的中世纪，有关那时的任何一点传说都会使他感动不已。就在这个地方。雷莫……他年轻的弟弟，二十八岁突然死了，已经有三年了。有关弟弟的回忆从来没有远离过他。在秋季的阳光底下，那淡色的幽灵仿佛镀了一层金，也像刚从东方旅行回来的雷莫一样，棕褐的脸色，容光焕发……三年了……草丛中开着秋水仙，和谐的灰褐色地面上，还有一大片蓝色的紫菀。天空中一只迁徙的鸟急速地转了个弯，不由地打乱了他在每一丝气息中颤动的思绪。他推敲着词句，今晚给约瑟·德·科潘写信正好用来描写这一切。这人是他在乡间的年轻邻居，是他的知己同伴。在一家旅店的院子里他停了下来，给他的马喂些草料。一张俊俏的脸打动了他的心旌（这件事他对约瑟一点也不提）。他向一个女人问路，她那浓郁的乡谈提起了他的兴致，从这里似乎又找到了古法语的措辞；几个拾枯枝的小姑娘让他想起即将来临的冬天，这对于穷人来说非常严酷。就像往常一样，每一次他走向外部世界时，生活就会扑面而来，有出乎意料的事物，深沉的哀愁，让人迷惑的温存以及几乎使人招架不住的、无所不包的大千景色。 然而，他必须让自己一段又一段地重新走完路易·特鲁瓦的路程，因为他就是要见他最后一面才启程的。奥克塔夫二十来岁死了父亲，他把他的一部分亲子之情寄托在他姨夫身上（这姨夫也是他的教父）。他对这人十分尊重，又保持着一点距离，就像家里长幼之间那样。他尽力想象他姨夫儿时的情况，接着想象他勤奋的青年时代，就在这条河旁，周围就是这样的景致，就在滑铁卢战役的炮击之后不久。路易的父亲——斯塔尼斯拉斯·特鲁瓦，在拿破仑治下是热马普地区的行政长官，接着，又在荷兰的政府里当议员，在那动乱时代顶着个官职，有一日算一日地敷衍着公务，这事比政权的持续更要紧……他好像是从他的母亲，伊萨贝尔·杜·乌兹那里继承了这种完美的举止，其实就是品位高雅、彬彬有礼的外在表象。当年比利时新从荷兰划分出来，还是欧洲地图上的一个新国，一提起那时布鲁塞尔议会中的唇枪舌剑，奥克塔夫就不太自在：路易·特鲁瓦作为特万地区的年轻议员，曾经参加过那些已被遗忘的争论……奥克塔夫大致回顾了他姨夫为官为宦的生涯，特别是当着埃诺的市长，在蒙斯过了二十一年。雷莫不那么看重这高级职位，他总觉得在我们认为是公正的后面潜伏着不公正，而且在国家机构最为合法的惯例中，表面的命令底下总隐藏着不清不楚的东西。一个十二岁的童工在博里纳日的矿井里一天要干十二小时，周日才能看到天光，这样的世界他不感兴趣。然而路易·特鲁瓦却相反，他这样的人，无论社会怎么样，他都打算恪尽职责。 在这个人人都爱发火的国度，一切规章制度都在草创时期，新近兴起的工业化又引起了激烈的利益冲突，当个埃诺市的市长必须有不少的手腕才行。相邻的法国总觊觎着把埃诺事实或名义上吞并过去，而小拿破仑又似乎时常在比利时寻衅。高层之间流传着谣言：法国皇帝私下里向荷兰提议将比利时一分为二，法国占其中的一份，他还极为小心地探听边境地区的兵力。拿破仑三世在法国要保证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这个友好邻邦同时也是个危险的国家。在不信任和对于流亡的自由思想的法国人极端友好之间，要维持某种平衡。路易·特鲁瓦善于在这些险滩里航行，他佩戴的荣誉团绶带就是证明。 还有一些地区性的骚乱；有一天过激分子在蒙斯围攻一座修道院；黑帮土匪在乡村肆虐，引起了恐慌，接下来的是过于严酷的镇压。这个时候，大家认为路易·特鲁瓦处理得既巧妙又合乎人情，同时他还能够果断坚定。全区最丢人的一桩官司就是在蒙斯发生的，博卡尔迈伯爵和他的夫人被控先挥霍了残疾内弟的遗产，后来又把他谋杀了。两人对此供认不讳。从巴黎请了拉肖律师为他们辩护。开庭时法院里人声鼎沸，埃诺的市长、议会的主席和一位身穿军服的将军甚至觉得有必要在法庭两旁的台子上派来士兵。全国的贵族都骚动起来，就像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巴黎审判一个叫什么奥尔恩伯爵的有名案件一样。倒不是要救那坏蛋的一条命，只是设法改变一下让所有的高门贵胄觉得难堪的判决，他们都跟罪犯有亲戚关系。市长和布鲁塞尔的当权人物都坚持了原则。市长这个大资产者有意与仍有封建意识的叫嚣顶撞，仿佛从中找到了某些愉快。那个伯爵在蒙斯的广场上被处决了。面对广场的贵族俱乐部和几家有爵位的宅邸都关上了窗户，连护窗的百页板也拉了下来。那时雷莫还是个孩子。从那时起，尽管他怕看执行死刑，但他毫不犹豫，认为他姨夫做得对。 在与拉巴斯杜尔相邻的小村子玛尔百拉杜，大家都认识奥克塔夫先生，人家告诉他市长的情况不好。走到了城堡，他感到一阵悲伤：在二楼他姨夫卧室的窗帘都垂了下来。莫非他来晚了？但佐埃正来到小客厅休息一下，在窗前看见了他，亲自过来给他开了门。她可怜的路易很衰弱，但感谢上帝，仍然保持着他所有的特性。见到外甥他一定会很高兴。佐埃年轻时很漂亮，年龄、悲伤、疲倦令她变得虚弱浮肿。整个的魅力如今只包含在她的温柔慈祥之中。自从她的女儿玛蒂尔德在两年前的五月里死去之后，她就戴了一块很宽的黑纱，好像预先就露出了寡妇的模样。她告诉来客，上一个星期她的路易就怀着虔诚的心愿接受了圣油。大家还希望他有所好转，但病情一点也没有减轻。善良的上帝肯定是要把这可怜的病人召回去了。奥克塔夫觉得，或者说努力觉得自己在恭恭敬敬地聆听她的话，但也不禁暗自地想，路易姨夫的感觉是不是跟他的妻子处于同一个水平。他记得曾在某个地方写过，在生与死面前只有两个有用的态度：基督教的态度和斯多葛主义的态度。他佩服他姨夫，特别是由于他的斯多葛主义的精神。 佐埃把他交付给一个跟随路易·特鲁耶四十年的老仆布瓦尔，他们一起上了楼；男人对男人的忠心耿耿使奥克塔夫很感动，他发现那老仆脸上布满了皱纹，几个月以来，他都一整夜一整夜地侍候他的主人。奥克塔夫觉得，这个年老的仆人比善良的佐埃跟路易的关系更近。 布瓦尔悄悄地打开了一扇窗子的百页护板，帮先生倚着枕头抬起了身，然后轻手轻脚地离开了房间。那病人兴奋地大声说： “亲爱的外甥，在我死前还能再看您一眼，我多么高兴呀！”他的声音衰弱了下来：“是呀，我一向不怀疑您心里绝顶聪明……无论如何，我本来早该派人去叫您……也许是我有点倚老卖老了……” 奥克塔夫很尴尬，赶紧设法道歉。他怎么会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来看这个临死的人呢，这个人跟他这么亲近，而且愿意向他表示眷恋的感情。他的姨夫是不是对他有一个最后的嘱托，而他也许没有力量去完成？路易·特鲁瓦喜欢辞章文藻，很看重他外甥这么个优秀的作家，他明白，那一段欢迎词里面似乎包含着一点谴责，于是，又用庄严肃穆的声调继续说下去，在十九世纪这似乎是不可少的。 “亲爱的外甥，您的来访使我觉得无限荣幸。就像我周围的人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样，您的造访比我一生中所得到的一切荣誉都更让我感动……” 他停了下来，考虑了一下，又犹犹豫豫地说：“我觉得我的确得到过一些荣誉……” 这些话大概是让奥克塔夫受到了触动，否则他不会不厌其烦地用文字记录下来。如果是我，我觉得一个已经被亲人们评价为出类拔萃的人，临死时能对自己的过去抱着相当淡泊、相当洒脱的态度，不必自问是否得到过荣誉，就已经足够让我尊重了。 路易·特鲁瓦的声调又显得更为亲密了些：“自从我在这里卧床不起，对我来说死亡就不再是个不速之客……我不再害怕死亡了……但是，我本来还希望陪着我的亲人们再多过几个月。” 来客想说些让他放心的客套话，但是姨夫打断了他： “算了，我的疼痛一阵接一阵，停的时候不多，甚至越来越重。死了倒是个解脱。再说，死了也许就能看到我亲爱的女儿……” 当年他常跟那个小姑娘在铺着沙子的小路上玩耍，后来小姑娘长大了，差不多总在怀孕，体态臃肿，她跟她的丈夫去看望伊雷内姨妈，奥克塔夫就借口给姨妈采一束花，从客厅里溜出去。那两个女人都没有让他特别注意。但是一向微不足道的玛蒂尔德身价突然高贵起来，这临死的人希望在天上看到她，从而竟得到了安慰。奥克塔夫时常自思自忖，说不定将来还能看到雷莫，现在要不要对姨夫肯定地说他坚信在另一个世界还会遇到他们？他曾在他的某一本书里写道：“我们相信灵魂的永生。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的话，一想到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我们也会心平气和地安息。”这是作者一句典型的话，这话肯定了那种信仰，仿佛比人们对他的期望还要强烈，然后又惴惴地屈曲在他所选择的那种假说里。如果死亡就是安睡，那么与亲人团聚莫非只不过是最后一次睡眠中的梦境？幸亏路易·特鲁瓦并不指望外甥证实或否认这个假说。他把眼睛闭上了。 奥克塔夫从来就钦佩他姨夫的仪容气度，抬眼望着陈设在宽敞卧房一个角落里的市长的豪华肖像。画像里的路易·特鲁瓦还很年轻，穿着表示他职位的镶着金色绦子的制服，纯净的面容上显出的安宁几乎带有希腊气息。来访的外甥满怀温情地回想起三十多年以前，被流放到布鲁塞尔的老大卫的高足纳维兹曾给风度翩翩的路易画过一幅美丽的素描，就像一个古代浅浮雕的孩子，紧紧搂着心爱的羔羊……这一切都落到如今的下场……他为濒死姨夫最后这痛苦的模样感慨不止。他衬衫里面的上身已见消瘦，衬衫有些发潮，是路易特意穿上来接待外甥的，皮包骨的脸，棱角突出的额头，凹陷的太阳穴。诗人觉得这些地方仍然美丽，它们组成了一种精神的堡垒，而这堡垒是不会陷落的。路易·特鲁瓦又睁开了眼睛，彬彬有礼地打听他大姨子伊雷内的偏头痛，埃米尔的太太、他外甥媳妇的慢性病，她秋天曾到阿克兹来住过几天。客人完全明白，那些小病小痛一点也不会让这濒于死亡边缘的人感兴趣。路易·特鲁瓦只不过仍然遵守着他的原则：关心别人胜过关心他自己。奥克塔夫痛心地想到他与姨夫亲密相处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了。他没有好好利用机会跟他敞开心扉谈一谈，把自己与这个生活经历比他丰富得多的人做个比较，他从来没有把他个人的理解、怀疑、焦虑和不安告诉过他，而这些才是织成全部生活的经纬。让他提供一些建议是不是为时已晚呢？起码，能够跟他谈论一会儿他写的有关雷莫的那本书该有多好……但是，用一个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的问题去打扰一个病人是多么不合时宜！正好在这个时候佐埃进来了，她怕谈话的时间太长。她请外甥跟她一起到花园里转转。 “Consilium abeundi.”路易·特鲁瓦微笑着说，直到临终，他还是个拉丁文的学者，“亲爱的外甥，您姨妈建议您走，那您就走吧。您在上路之前再来看看我。” 奥克塔夫和佐埃沿着池塘散步，这个时候，池边上堆满了枯叶。佐埃喋喋不休地说着话。她提起来她的两个孩子阿丽克斯和玛蒂尔德，曾在这一带高坡上跟着奥克塔夫玩滚铁环的游戏。她仿佛又看到一八四八年路易得到蒙斯市长职位前不久，在布鲁塞尔那动乱的日子。那时奥克塔夫暂时躲到他姨夫家里来，因为他就读的圣米歇尔教会学校里的好心牧师认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最好打发学生各自回家。但幸亏人民群众并没有像巴黎的民众那样，被心怀叵测的人引入歧途……她又提起了一桩辛酸的回忆：说起一八三〇年那些动荡的日子。那时她正跟姐姐伊雷内住在一起，伊雷内新近刚跟奥克塔夫的爸爸订了婚。两位小姐在公园里散步，听到从那慕尔方向传来了炮声。大路上挤满了身穿工作服手拿标枪的人，她们俩决定冒着危险，从这条路上逃到大姐阿梅丽家里去。亲爱的奥克塔夫，她不久之前嫁给了你的伯伯，维克多。平头百姓也掺和到政治里来了，有谁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农民起义的可怕形象在小姐们的眼前晃动……到了皮尔麦茨家，发现从前给威廉国王当过侍卫的维克多正亲自为造反的人们制作子弹袋呢，她们真是大吃一惊。不久之后恢复了秩序。是阿尔蒂尔的父亲殷勤妥帖地把两位小姐送到布鲁塞尔，去参加比利时国王的登基典礼。那个阿尔蒂尔大概从来也不能让我们可怜的玛蒂尔德得到幸福……我们的弗洛尔那时已经有喜了，就留在马尔西安……这个出色的女人伤心地一个个数过她死去的亲人：美丽善良的弗洛尔，才二十一岁，就被好心的上帝召回去了；还有阿梅丽和她的丈夫维克多、善心的邦雅曼，您的父亲，打猎的好手，又精通音乐……到最后，我们亲爱的玛蒂尔德又那么突然地离开了我们…… 老妇人那温厚绵软的声音听得奥克塔夫觉得很累。这些絮絮叨叨的话他已听他母亲讲过许多次了，情节更为确切。他不知道佐埃是不是觉得也应当评论一下雷莫。而她竟然没有提，正像他所希望的，她放弃这个权利了。他们又回到了城堡。现在，佐埃姨妈说到了波雷昂，四位小姐养的小猫，她满怀温情地回忆起，每年她们都把自己攒钱的扑满打碎，花钱给这苏阿雷的小可怜买衣裳。在台阶上，佐埃表示跟外甥这么愉快地谈谈，她高兴极了。她给他准备了一点点心，他也接受了。又过了一小会儿，他上楼去向病人告辞。 但这一次，路易·特鲁瓦甚至没有企图倚着枕头抬起身来，他只拉住了外甥的手，握了很久。奥克塔夫觉得，有些事情说不说都无关紧要，这紧紧的握手就把一切意思都表达了。他又走上了回阿克兹的路。 ?Fran?ois-Joseph Navez（1787-1869），比利时画家，自1813年起在巴黎师从大卫，大卫被流放时他也一同来到布鲁塞尔。​?拉丁文，下逐客令。​ 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15 大路还跟早上来时一样，但黄昏时的风和寒气仿佛把景致都改变了。早先缀着金黄色的树叶仍然美丽非凡的树木，现在却像一个个乞丐，冷风阵阵地吹着，撕走了它们最后的几片褴褛衣衫。云影遮蔽了田野。雷莫又来陪伴他的哥哥，但已不是今天早晨那位葬礼上的赫尔墨斯，苍白的嘴唇上还带着微笑，而是德国中世纪歌谣中描写的那种满身鲜血的鬼魂。仿佛他姨夫濒死的景象一下子把奥克塔夫带到了另一个临终的场面，他似乎又看到他弟弟的最后时刻，就像仆人们对他说的一样。那是在列日，城区尽头码头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从阳台上可以看到高低不平的美丽山丘。客厅里，桌子上放着雷莫从德国带回来的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匣子，发动之后可以忠实地放送年轻人最喜欢的乐曲，歌剧《汤豪舍》的一段曲子。那天早晨，雷莫作了长时间的散步之后，小心翼翼地开动了机器，然后走进隔壁的卧室，让门开着，为了不漏掉粒粒珠玑般滚落而出的音符。过了一会儿，突然一声炸响掩过了音乐，仆人们跑过去，发现他们的主人浑身是血，面色变得苍白，靠在镜子上。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他颓然倒下之后乐曲才奏出最后几个音节。 在奥克塔夫看来，雷莫是个烈士。这个年轻人，生活充实，热衷于旅游和阅读，有着奥克塔夫永远也赶不上的自由洒脱，他常常默默地把“这个朝气蓬勃的灵魂”跟渐觉迟暮的自己相比。是什么样的不幸逼他走了绝路呢？是“在这不幸的世界的边缘，每一个伟大的灵魂都会感受到的那种不幸”。很早的时候雷莫就同时感到了愤懑和怜悯。他是魏玛和耶拿大学的学生，十分推崇费希特和黑格尔，热诚地阅读达尔文、奥古斯特·孔泰和普鲁东的作品。他这个热情的青年，时常一连几个钟头跟他朋友中的一个年轻医生争论印度以及斯维登堡所涉及的哲学问题，同时他也热衷于叔本华。雷莫提起他自己短暂的过去时，曾经说过：“我一直只不过是一个活着的思想。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正在爬山的旅客，回头眺望时，只见到无数已不复存在的人曾经渡过的一片泪海。”他需要抓紧时间为仍然存活着的人服务，就是这一点促使他从事政治活动。雷莫还是个孩子时，就竭力地捍卫弱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利益。稍后一些，他去旅行并不像某些人，只是要在用功的间隙或两件事的空当去品味风土人情，从而寻找出美。在非洲，最触动他心灵的是奴隶制度下的悲惨不幸，而喜气洋洋的阿尔及尔城以及雄伟庄严的金字塔倒在其次。在阿克兹，他的卧房里挂着威尔伯福斯和林肯的肖像。奥克塔夫在意大利醉心于生活尤其是醉心于梦想，而在这个国度，平民地区的卑劣肮脏，劳苦的大地上的人们脸上清晰可见的恐惧和奸诈，成群结队的贪婪的乞丐，所有在阿斯泼蒙特战役和门塔纳战役的现场上出现的腐朽丑恶现象对于雷莫都有重要意义，甚至胜过了他也同样重视的事：去探寻维吉尔的遗踪。他曾在信里严肃地对他哥哥说：“你仿佛只用你诗人的角度去看待这劳苦的大地。仿佛只有《农事诗》的作者来当你的向导。塔西佗能够给你更好的启示。”在这充满了阳光的篇章中，“除了人类以外，一切都光辉灿烂”。 他像朝拜圣地似的到希腊去，在那里，他仿佛又见到了普卢塔克那样伟大的人物和希腊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他在阿克兹的小树林里，曾读过这个作家的皇皇巨著，一直心仪不已。但是一个小旅店的店东把他洗劫一空，那旅店孤零零地在基克拉泽斯群岛的一个小岛上，店东本人也害怕强盗。雷莫坚持要把店东绳之以法。这件事让他接触到了地中海沿岸永不断根的贼窝、英雄的后裔以及希腊诸神的庙堂的残垣断壁。回到家乡之后，他谴责那些探险家，说他们“用人类的手制造出了地狱”。说那些雇佣童工的人“不赞成义务教育，但对去打仗的义务兵役却没有一个字的谴责”。就在这时，也只是在这时，奥克塔夫才明白了，雷莫“从对公正越来越高涨的需求之中，产生了对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对不公世界必定报复的仇恨正是热爱世界的另外一个方面”。 奥克塔夫回忆得起雷莫心中这阴郁的火苗燃烧得最旺的那几天。那是在巴黎，兄弟俩又见了面。雷莫到巴黎来过许多次，也住过很长时间，但他并不太喜欢“这个豪华的大城市”。然而他也能轻松愉快地潜入这五光十色的涡流，就像在波浪中游泳似的，不过他很快就忍受不了那些喧闹和人群。只有在这里能听到美妙的音乐，才能给他的烦恼以补偿。瓦格纳已经把他征服了。年纪更小一些时，有一群人狂热地捍卫创作了《汤豪舍》的那个音乐家，他就是其中的一分子。而赛马俱乐部的成员们串通一气，每人拿着一个银哨子，上面刻着他们憎恨的那出歌剧的名字，兴高采烈地去喝倒彩。“一奏乐他们就闹腾，一唱歌他们就起哄。”“要想不捧腹大笑除非不是法国人。”真是恬不知耻……就在那个高卢-罗马废墟附近的玛蒂兰圣雅克街，雷莫有一所住宅，据说那废墟当年是尤里安皇帝的宫殿，住在这宅子里的雷莫是另外一个急风暴雨式的大学生。在他还没有利用不多的机会聆听大师的那部作品之前，就先把他珍爱的乐谱抄录了下来。《汤豪舍》的乐曲又一次像重锤似的在奥克塔夫脑海中敲击。他又伤心地回忆起，雷莫最终竟然从自己身上彻底清除了他称之为“豪华多余的感情”。重提这段旧事时，他曾对哥哥说：“你怎么会想不到，从诗歌和艺术那里倒转过身来对于我是多么大的牺牲？……有时候我想，看到了美丽的事物我就会平静下来，但美却带着强烈的痛楚直钻进我的心，我带着这美丽的痛楚，一直到它化为溢出的眼泪。” 一八六九年……一八六九年的八月……两个几乎是陌生的兄弟又一次沿着塞纳河畔的滨河街以及卢浮宫的列柱漫步，但几乎没有看周围的景物，接着又走到杜伊勒利花园的树木底下，杜伊勒利宫里的王宫守卫队当时还把宫堡的门窗紧紧关闭着，然而这宫堡不久以后也变成了焦土。他们陷入了无边的形而上学论辩中，剩下来的只有神经的极度疲劳和情绪低落。这两个迷失在大城市的瓦隆人已在不知不觉中与这永恒的巴黎融为一体，巴黎永远在变化更新：从中世纪争论共相是否存在的文人，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小青年；中世纪迪南地方的大卫离我们还不远，仍在火焰中呼叫，而当代的年轻人则交谈着他们对海德格尔或毛泽东的看法。他们具有该城市暂住公民的称号，在这里，也许比在其他的城市有更多的思想论争。 巴黎最招人注意的是明星拉帕伊娃、奥尔当斯·施奈德、声音洪亮的德雷萨以及带歌舞表演的咖啡厅里的轻歌剧，然而这些对他们都毫无意义。另一方面，第二帝国的豪奢淫糜朝欢暮乐他们也从不注意。他们信步来到在夏日淡蓝色的暮霭中已灯火辉煌的香榭丽舍大街。街上挤满了人群，大家在闲逛或吃冰淇淋。再过几个月，色当的屈膝投降正等待着他们，把他们变为围城中的耗子。奥克塔夫也许是要安慰一下那焦虑不安的年轻人，就让他看看周围的一片欢乐景象。任何别处都没有这种勃勃的朝气与闲适安逸混合在一起的氛围；像是抹了润滑油的弹簧似的，滋润滑爽的文化，上面又包着一层美味的表皮，简单说就是生活的甜蜜和惬意。雷莫摇了摇头。既然知道全世界的痛苦，那么他觉得这些幸福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奢侈淫逸和苟且怠惰，那些人对于不可避免的明天竟然全无察觉。他让他的哥哥观察那一个个陌生人，他们坐在桌子旁，面前摆着一杯苦艾酒或是冰咖啡，脸上一副目空一切的傲气或是蠢相，有的在微笑中露出一点微妙的恶意。这些猥琐小人，论人断事极为肤浅，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时趾高气扬，有时又极力隐藏起他们真正的嘴脸。忽然，奥克塔夫看到弟弟用友善的眼光看着一个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流浪汉，他的眼神变得阴郁了，在他看来，这流浪汉比那些心满意足的小人离现实更近。 “为了生活，我必须感觉到我自己有用，这对我是必不可少的。”雷莫知道，他的观点中自由的倾向太重，不容易让已有的报刊杂志接受，他就由一位战友帮忙，在比利时创办了一家周刊，“为了捍卫人民的事业”。“不减轻人间的痛苦死不瞑目……”自然，他成了众人讽刺挖苦的目标。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学者，从来不为别人的不幸担心，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埃诺这里一旦有风吹草动，威胁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马上跳了起来。这些人斥责雷莫，说他不关心地方公益，反倒为加勒比人或卡菲尔人的命运悲痛不已。渴望着行动的年轻理想主义者辩驳道：“我们的灵魂足够宽阔，能够容纳所有不幸的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我们的智力足够机敏，能够给他们以援助。”也就是这种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使雷莫成为和平军团的一个创始人。这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团体，有点可笑，企图把一八六九年在滑溜溜的斜坡上滚入战争的欧洲支撑住。无论是老谋深算的卡福尔掌权的皮埃蒙特地区，陷在政治威望的陷阱中的法兰西，还是铁腕俾斯麦的普鲁士都不会听几个疯子的瞎嚷嚷。为了他的事业，雷莫花费了父亲留下的一部分遗产，翻译并印刷了千万份呼吁和平的传单，在他旅行时散发出去。当然，结果好比是一阵风把传单吹走了。自由宽松的帝国引起了一股希望，他的一位共和主义的朋友邦塞尔，十二月二日曾被流放过，此时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也让他高兴了一阵子。紧接下来一八七〇年的国难是更为深刻的悲剧，还有二十万人尸陈战场的血腥噩梦。 那时的比利时人，谴责普鲁士人的野蛮粗暴，但又从他们的胜利中占些便宜，至少认为谁打胜了谁就有理，年轻人看到这种现象不禁又羞又恼。在那“恐怖的一年”冬天，邦塞尔经过“反对现有制度，呼吁追求的一生”之后，筋疲力尽，英年早逝。他的朋友本不多，又失掉了这个人的支持。接着，一八七一年五月份，居斯塔夫·弗路朗被打死，他已经是个有名的年轻生物学家，因为他是无神论者，又攻击了帝国的权威，才二十七岁就被拉下了他心爱的法兰西公学的讲台。雷莫跟居斯塔夫一起从布加勒斯特旅行到君士坦丁堡。就是从那里，血气方刚的法国青年动身去参加了希腊的克里特岛上的人民起义。奥克塔夫怀着一点艳羡想着那两个同路的伙伴热情的谈话会有什么内容。居斯塔夫被任命为几处防御工事的统领，在夏杜的一个旅馆的门口被凡尔赛的军队打中了，那时他正掩护公社部队撤退。雷莫很是悲痛，尤其是想到在一段时期他曾跟这个人抱有同样的希望，他想象不到如何才能给他恢复名誉，心里就越发痛苦。他家里的任何人都不理解也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性的胡闹。奥克塔夫伤心地轻声说道：“在他们和你之间的联系早就断了。你还只不过是个愤世嫉俗的绅士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你在造反；如果你拒绝从公正的严格原则上迈开一步，他们就认为你古怪刻薄不近情理了。”雷莫本人把他哥哥这温和的看法更推进了一步：“就像苍蝇成群地麇集在受了伤的身体上一样，恶毒的话像下雨似的，都射在我身上。”然而他还在战斗，又创办了一个杂志来继承那个办不下去的周刊，并且给外省的日报为他死去的朋友写悼念文章。奥克塔夫专注地目睹了他这孤独的斗争，让他想起易卜生笔下的培尔·金特在同一个时代的生活。他低声为他弟弟的一生作了概括：“与其所作的努力得不到成功，宁愿去死。” 雷莫在一生的最后一年，也改变方向涉猎一些不太让人厌倦的事：他在耶拿已经接触过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然而在这里面也隐藏着危险。他对植物的研究倾向于众人嗤之以鼻的达尔文主义，他阅读黑格尔和叔本华的作品，但他已不是那个在阿克兹的小教堂里祈祷并且虔诚地到圣日耳曼奥塞尔大教堂领取圣体的少年了。奥克塔夫和伊雷内夫人保存了他的信，很早就感觉到在他的书籍里有一股让人不安的叛离宗教的阴影向他们袭来。丧失信仰不仅是精神上的灾难，而且是社会上的一桩罪恶，是邪恶地背叛了从摇篮里就建立起来的传统。“对于这个心潮起伏思绪不定的人，周围有许多人怀着高尚的激情向他进行聪明智慧的劝说，这其实是错误的。本来应当让这个焦虑而又敏感的人平静下来，劝告和斥责只能让他激动。他们毫无用处地刺激这个已很痛苦的灵魂，对他说是他自己错了。他们不如让他感到，对周围景象斩钉截铁的判断本身就是个不幸。”奥克塔夫又模模糊糊地继续想道：“如果我有什么可谴责自己的，那就是曾经跟雷莫辩论他所相信的道理。”像往常一样，他一面自责一面又原谅了自己，“我本来应当通过心灵的路去提高他的勇气。他一直希望在他的社会斗争中能得到我的支持……他的新理论引起了我的惊恐，而且，在没有清清楚楚地看到结果之前决不采取鲁莽的行动，这是我的天性，他发现了这一点，内心深处万分悲哀。” 作为大哥，奥克塔夫一直到最后都死心塌地不逾旧轨，他以为要让雷莫转变思想只要“遇见一个虔诚的女人，值得他尊重和爱护”就足够了。奥克塔夫有自知之明，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他从感情上就不再希望由他本人去启发暴烈如火的幼弟。他们的母亲肯定也没有抱这样的希望。奥克塔夫没有看清这种思想上的悲剧在雷莫心里埋藏得多么深，他一点也没有发现人在忧心如焚的时候家里人的关心能够起某些抚慰的作用。在信仰虔诚的母亲和循规蹈矩的哥哥看来，那年轻人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极端的乌托邦思想是一种疾病的征候，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治疗。接下来的几年中，奥克塔夫和伊雷内夫人不知又把那些事件思索过多少次，他们自问应当怎么办才能救出雷莫，把他领到正路上来。的确，有时候“光辉灿烂的灵魂”使奥克塔夫约略看到来自另一处天际的使人目眩的闪光。“他看到链条上新的一环，在无限的一体中，把所有生灵都连在了一起。”（六百年以前，迪南的大卫曾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轻声说：“Quis est Deus？Mens universi.”）。哥哥听到过幼弟有时对他说的莫名其妙的知心话，他就预见到了最坏的灾祸：“当我这个人不再有任何感觉，总而言之当我不复存在时，我才能满意。但这刹那间的愉快只是一时的闪光，在我漆黑一团的日常生活中出现这样的闪光是一件好事。”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秘主义，对于一直受浪漫形态的天主教思想支持或者说哄骗抚慰的奥克塔夫来说是一个谜。奥克塔夫发展到另外一个境界，这也惹恼了雷莫：“你以为你驾着美丽的翅膀升上了天，也许你其实是钻入了你那理想主义的害人的波涛底下。”兄弟俩继续保持着通信联系。雷莫曾在家里的一块地产上给自己经营了一个静居之所，他两次到那里小住时却没有写信。明智而又胆小的大哥站在家庭一方，对他进行谴责。雷莫却跟那些可怕的精灵在一起继续孤独地战斗。“他无论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的诸神那里，都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奥克塔夫蓦然停住脚，思绪又激烈地翻腾起来：对了，他在他的书里就是试图这样来说明他的境况……哥哥面前竖立着一块白色大理石的碑……雷莫的坟墓……雷莫本来以为他要与虚伪战斗到最后一息，然而这虚伪不正在他墓碑的铭文上凸现着吗？一开始就是“致命的事故……”底下又说：“他不知道那枪里装了子弹……”显然，那位精细的铭文作者很清楚，在昔日的法文中，不仅是偶然射出的一颗子弹，连所有悲惨的事件都冠冕堂皇地用“事故”这个词来特指。而伊雷内夫人尽管写了有关“伟大世纪”的几位妇女的文章，对这事却没有仔细观察，她认为她的奥克塔夫接受了家里人都认可的那篇文章：雷莫在胸前漫不经心地玩弄一把他不知道已上了子弹的手枪，因而被打死了。当然，提起“他不知道枪里装了子弹”，这说明大家认可这种看法。真是虔诚的谎话。然而，一个爱好瓦格纳的年轻人，把他从德国带回来的精细而又贵重的音响玩具上好了发条之后，马上到隔壁的房间去作如此的安排，这种事可信吗？奥克塔夫很后悔曾经写过这样荒谬可笑的句子：“旋律使他完全陷入了精神的世界，竟然忘却了手里玩弄着可怕的武器……”然而他也不会再把这话涂掉。莫不是那么喜爱音乐的弟弟宁愿在这“异域而又悲凉的乐曲”陪伴之下，跨过最后的门槛？雷莫靠在镜子上，看着自己死亡。这年轻的文人也一样，直到最后还是个拉丁文的学者。惊慌失措的仆人们去叫邻居，他一面吐出他最后的气息一面迎着邻居发出维吉尔那句悲哀的慨叹：“En morior！”莫非这是一个人遭受到突然的打击，被吓傻了的征象，而他还巴望着得到一点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显然，都不对……然而雷莫刚刚向家里的人宣布他要回来跟他们一起过几天……自杀难道是跟这个意味着亲近也许甚至是改变观点的计划相并而行的？奥克塔夫在内心深处已约略地意识到，雷莫早就料到又会发生惯常的斥责和争论，这可能推动他采取破釜沉舟一了百了的行动，而他所估计的，“扑向深渊的死者”还有“一阵子后悔的情绪”，那也是毫无根据的假设。 雷莫没有留下一句告别的话，但是有兄弟之间每一次炽烈的谈话，在那年轻人写的信里，每一行都似乎大声呼喊着他对生活的厌恶：“你并不了解我，科西莫……我生活中所有的牵累都没有了，如果你真正了解我的工作，你就不会珍视它的价值。你斥责我是个唯物主义者，难道不是恰恰因为我只愿意在精神世界里生活？不正是因为混迹于人间的有福之人中，我才认出了《圣经》上所说的‘粉饰的坟墓’的真正面目？有时候，我曾到你这里来寻求建议和支持。回忆起过去，又激起了我的痛苦。现在，我试图以我的见解来胜过你的。这样做时，我赤裸裸地捧出我的灵魂，你可以包扎住这灵魂上的伤口，也可以拿它当靶子，重新向它射箭……我都心甘情愿。有多少次，我整天走来走去，脑子里思潮澎湃，回到我的房间，在那里找不到一点安慰。然而我一点也不后悔！如果我的青春能重新开始，我也要像我做过的一样，再一次把它燃烧净尽。我不觉得这样的生活值得抱怨。当然，我只愿意忍受应当分在我名下的那一份痛苦。但我承认，面对着我的思想意识，很难永远保持一种‘星座般阴沉的宁静’。一直到死都不被人了解，是一件残酷的事。” 这种喷薄而出的少年意气已沉沦在黑夜里，奥克塔夫否定了雷莫那最后解决的办法，反倒把它说成像小报上花边新闻似的，笨拙的结束生命的模式，这岂不是抹杀了这自杀的全部美丽？这样做岂不是彻头彻尾残酷无情的背叛？岂不是同样也损害了他自己的那部作品？令其失去了所有想要赋予他的意义？他那么小心地选择摘录出的文字，举出细节，推敲合适的词句来说明他向幽冥的地域进发的历程：“雷莫不了解生活，他对生活的索取太多”；“他的灵魂已失去了生活的兴趣”；“他所作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就宁愿去死……”……但是肯定地说，对于善于领会的人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他这个圈子里自杀是个不光彩的字眼。他这样的作家，很久以来就习惯于出言谨慎，有所避忌，觉得为保全面子不得不做一两处修改。比起来为这英勇的灵魂作长久的礼赞，这些改动无妨大体，也让他更为安心……再说，他怎么能反驳身穿丧服的母亲的意思？想到她那么担心的儿子临死还犯了重罪她一定受不了。他想起来守灵那天晚上的全部情景，遗体周围有鲜花和蜡烛，还围绕着一群黑衣的修女在祈祷。这时“整个的村子保持着一片静谧，但私下里流言四起，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去评论这悲惨的事件”。如果家里人不否认他是自杀的话，那么，给一个浪费了自己智力的孩子光明正大地保全名誉，从而让家里人虽然悲哀但也觉放心就都不可能了。奥克塔夫的天性就不能违抗公众的舆论，更不能去撼动家里人那些虔诚而又让人感慨的假话。再说，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做什么，不是都有一些真实情况不该说破吗？顶多只能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稍作透露，如果连闭口不谈都不会，那就是一种罪孽。奥克塔夫心安理得了。连严肃刻板的特鲁瓦姨夫也不会有另外的做法。 ?Hermes，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传令官，也是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使者，最初，他曾是牧人的保护神，也管把灵魂引导到冥界去，所以称为亡灵的接引者。​?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先验唯心主义运动的第一位代表人物。​?Auguste Comte（1798-187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创始人。​?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信奉意志自由论。​?Virgil（前70-前19），罗马文学鼎盛时代的主要诗人，其作品有《埃涅阿斯纪》和《农事诗》，维吉尔引导但丁游历三界是但丁《神曲》的主要脉络，所以文中说以《农事诗》的作者为唯一的向导。​?1869年正处于风雨飘摇的第二帝国末期，1870年开始普法战争，帝国被推翻；1871年成立了巴黎公社。这正是法国大动乱的时期。​?共相即一般、共同的属性，西欧中世纪经院哲学常用的一个术语。共相是否真实存在是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焦点。​?1870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德军打败，举起白旗投降，德军长驱直入，于9月18日占领巴黎。​?非洲东部沿海一带说班图语的居民。​?Camillo Benso Cavour（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议长、财务大臣、外交大臣等。​?Gustave Flourens（1838-1871），法国革命家、教授，参加了巴黎公社。据《罗贝尔专有名词词典》记载，他被处死的日期是4月3日。​?拉丁文，上帝是什么？只不过是一种普遍性的原则。​?拉丁文，死了！​?天主教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帝给的，所以自杀是一种罪过。​ 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16 夜幕降临了，疲倦袭来。但现在他已走到了自己的地界，进入了他自己的树林，这就让这个山林之神般的凡人心情平静下来，再也没有比柔软厚实的苔藓和蔓延的美丽的树根更使他惬意的了。阿克兹城堡就夹在他家的领地里，二十年前，是奥克塔夫的母亲买下来并且修葺得可以住人。领地上的几座森林中有一块块纵横交错的荒凉沼泽，始终是奥克塔夫孩提时的嬉游之所，当他成为一个忧郁的青年时，是他沉溺于梦想的幽境。接下来到意大利的几次旅行给了他一些美好的印象。但他主要的偏好还是在这里：“我觉得南方的土地多么贫瘠！……我爱茂盛浓密的树林里那种湿润空气和半明半暗的光线，棕黑色滑溜溜的小路，千奇百怪的各种蘑菇，溪水蜿蜒流过树根，乌鸦在橡树梢头吵嘴，绿啄木鸟迫不及待地在虫蛀的树皮上啄食，在孤独之中听到各种各样几乎微细难辨的声音……”青年时代，他怀着无以名状也描绘不出的激情到这里来，在树干上刻下他喜爱的人的名字。家人送他到城里完成学业，当他忍受不了城市的喧嚣时，就带着书本躲到这里来继续学习。他在这里看着雷莫长大；就在这些小径上，他告诉雷莫那些树木花草叫什么名字。他们的父亲去世时，雷莫十一岁，他二十二。他对父亲的回忆并不都是美好的。对于邦雅曼·皮尔麦茨来说，“狩猎可以填补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中的空虚，他有一群猎犬，有时候，他不得不把成窝的小狗杀掉。那时，可怜的雷莫就难受得要死，他想把这些注定要死的小小生灵救出来。他瞒着别人把那些小狗拿走，给它们起名字，在矮林的深处挖个土坑，把它们藏起来，再盖上秸秆。别人发现了他的计谋时他是多么伤心绝望呀！他痛苦地叫喊，涕泗滂沱。他把他要保护的那些小生物的悲惨命运偷偷地写了下来，加上他幼小的想象力去描写那些狗的皮毛颜色和性情。这些手稿那么天真无邪，让人感动，是我从一个柜子底下找到的。他早就给这些手稿写上了题目：《我亲爱的小狗们的悲惨命运》”。 奥克塔夫很熟悉古典文学，他很明白，那个时候他自己那么英俊，简直就像诸神的使者赫尔墨斯，怀里抱着孩提时代的酒神狄俄尼索斯。雷莫本来就早熟，当岁月几乎把他们之间年龄的差异消除掉时，他们也是在这片树林里一起激动地阅读他们都喜爱的诗歌和哲学作品。在读书的过程中，他们选出一些名字送给对方，觉得它们仿佛比受洗时取的教名更能表现出他们的个性。于是，费尔南永远变成了雷莫，他还叫做阿尔吉罗斯或者斯拉沃伊；奥克塔夫给自己取名为科西莫，或是扎波伊，更喜欢叫赫里贝尔。在一处林间空地上，他们从地下挖出来几把青铜剑、盔甲和几杆标枪，都跟一些无名的骸骨混在一起，他们又把那些从野蛮人的墓葬中弄出来的遗骸毕恭毕敬地埋到土里，这说不定就是祖先哩。有几天，在一个小山丘前，中世纪时曾经在这里烧死过一个女巫，雷莫宣布他反对盲目的信仰，认为统治着那几个世纪的愚昧不能作为借口来原谅这类罪行，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有理性、有同情心的人表达他们的愤愤不平。他把这些虔信者的野蛮行径与九三年狂热的雅各宾党的暴行相比。那时奥克塔夫竭力打断这些话，而伊雷内夫人却只觉得这些话不太谨慎，有些傲气而已。 后来，大概在三年零一个月以前，一个刮风的季节，“无边黄叶纷纷落”在奥克塔夫身旁，也是在这里，村子里的一个孩子交给他一封好像晴天霹雳似的电报：“出大事故，速来。”他赶紧奔向马厩，备好了一匹马。快马加鞭赶到最近的一个车站，在夏特里诺等着路过的火车，在三个虽生犹死的小时里，心里已经什么都猜到了。他怕雷莫没有死成，只把自己弄得毁了容……又过了几天，一支送葬的队伍在松明子摇曳的光亮底下沿着这里的小路走过……然而他估计，当他不断带着他的那些小狗在清晨徜徉，或深夜中到这里来游荡时，这些注定了要陪伴着他一直到死的回忆也会逐渐消散。他对这里的小径那么熟悉，所以有胆量在月黑风高的夜里来冒险。就是在这里，在命运给予他的阳光灿烂或薄雾朦胧的日子，他曾跟附近一个大地主的儿子约瑟一起闲逛，他很热衷于当他的大哥哥。如今特别是在这里，他是孤独的。 大路上猛烈吹在旅人身上的风，到了这静寂得几乎使人窒息的密林里完全停止了，但高处的树枝还发出铁器相撞的砰啪声，从东面刮来的横扫整个大陆的风吹弯了树梢，再吹几百公里到了欧洲大陆的尽头，就会扬起沙丘的尘土，掀起浪中的飞沫。就在这样的夜晚，奥克塔夫提起邦雅曼·皮尔麦茨领地上那险恶的海岸。邦雅曼又怜悯又恐惧地说：“这样的时候，有人会死在海上。”接着，他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但是人们并不只死在海上。奥克塔夫大概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事过之后才感到痛苦的才能，他心里想，路易·特鲁瓦汗津津地躺在床上，弥留之时显然还能多活几个时辰；而在各处不那么富裕的人，临死时只能在夏特里诺或格尔皮涅的破房子里盖着一条薄薄的被子辗转反侧。从森林的空隙里透进来一股红通通的光，从高炉里冒出的火也许有一天会吞噬掉这些树木。奥克塔夫觉得自己就是人世间一个孱弱的过客，当他不复存在不能保护这块地方时，这片覆盖着野草和苔藓等千百万生物的土地就会风化变质，堆满了矿渣。这些深深地扎根在黑土里并从大地中汲取力量的绿色神灵，并不像动物或人类那样，有能力去抗争或逃避；它们在斧头和锯子面前不能保护自己。奥克塔夫在幽暗的光线中仿佛看到周围的一片树木是注定要被砍伐的。 他这个人不会受某几个季节的繁茂葱茏所欺哄，他很明白，秋天树叶纷纷飘落，不能再给动物以庇护，对于它们来说这是肃杀的季节，而冬天就是挨饿的时候了。他想到那些长着毛皮的小兽看着鹞鹰向它们俯冲而来，还有那些啃啮硬树根的田鼠，一旦他不在了，谁知道会不会把偷猎者引到这里来？就在这覆盖着初霜簌簌作响的一堆枯叶底下，说不定就有一只小兽在捕兽夹子里奄奄待毙，有一根套索，正绑在树根上……守林人显然是到村子里玩滚球戏去了。在这个季节，远处如果有一声枪响不会惊动任何人……如果在夜里，遇见一个流浪汉蹑手蹑脚地拖着一只怀着小鹿的血肉模糊的母鹿，他该怎么办呢？突然想起来，他一反常规，没有带武器。他很着急，但更强烈地感到对暴力行为说不清的厌恶，而不是生理上的恐惧，这种强烈的感觉足以克制住他家传的猎人本能，这本能只在不多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倒不完全是地产主人对偷猎者的仇恨，而更像神庙的主持憎恨那些亵渎圣灵的人。他放开缰绳，由那识途的马信步前行，马儿快步朝着暖乎乎的马厩跑去。 拐过小径，城堡在黑色的背景上现出模模糊糊的黑影，仿佛里面住的人突然都离开了，只有从餐具室里发出一缕昏黄的光，颤抖抖地射在护城沟的水面上。狗群吠叫起来，表示感觉到主人回家了它们很高兴。他的脚刚离开马镫踩到地面，那只雪团般浑身白毛的爱犬就友好地跳着扑到他的胸前，其余的狗也挤在一起欢叫着。他呵斥一声让它们安静下来，怕这热烈的欢迎打扰他的母亲。是的，夫人在休息，她一天都没有下楼。她让少爷明天早上等着她，对她说说到拉巴斯杜尔做客的事。埃米尔少爷宁愿在楼上跟他的太太一起吃晚饭，他太太身体已好些了。奥克塔夫坐在一张大桌子的一端独自吃饭，他的那些狗卧在他的脚边。 他倒很乐意在几个钟头之内独自保留着他这一天各种各样的印象。他知道，当他向母亲和弟弟叙述他去姨夫那里探病的经过，再转达佐埃姨妈对他说的，姨夫完成他基督徒最后圣事的情景时，那些印象也就会淡化了。所有这些占据我们全部精力，使我们激动不已、心潮汹涌、怒火迸发的东西，不知不觉地在亲人们的谈话中竟消失净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家里人和伊雷内的精神导师都认为伊雷内是一位值得赞颂的母亲。在这个圈子里，她的文化教养是出色的。她不是还写过几篇随笔吗？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篇是有关蒙庞西埃小姐的。文风正如当时的女性作品。评论家圣伯夫提到时，还特意说这些文章写得很细腻。她不是还编纂过一本总汇？其中收集了一系列名人庄严得体的死亡，树立为榜样，反衬出无神论者临死还不信上帝，那样的死亡该多么恐怖。她不是还记了一本有关她精神生活的日记？她拿给她的奥克塔夫看，让奥克塔夫在里面找出一些小小的语病。伊雷内夫人觉得上帝就在她身旁，那就是传统、原则、已有的和有待得到的科学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她给奥克塔夫画出了个形象，他就按照这个形象去塑造自己。母子两人彼此赞赏。她为这个作家感到自豪，这作家仿佛已抽身退步，沉溺在淡淡的哀愁里，而他那发人深思触动心脾的作品表达的都是美好的感情。而雷莫很早就跳出了家庭的小圈子，对她敬而远之，显然就是因为没有无休无止地接受母亲的训导，奥克塔夫承认，他弟弟才落得如此下场。对于他来说，出行变得不那么有冒险性，当他要再次旅行时，尽量把时间减短，为了不把他那永远感受着痛苦的母亲长时间一个人丢在家里。他死后母亲又活了十二年。至于埃米尔，三兄弟中的老二，平凡世俗的“大蜂鸟”，差不多总住在布鲁塞尔，或是到他自己的汉吉奈尔宫堡去。奥克塔夫十分疼爱他。 他回到自己的卧房。手里端着的灯盏还没有把内室完全照亮，壁炉里的火映照着，墙壁发出红色，就让这十月夜晚的空气活跃起来。奥克塔夫坐在壁炉前面，一个接一个地把松果扔到炉子里去，那是他独自沿着一条小路散步时亲自拣到一个大篮子里的，他看着迸出了跳动的火苗。这个砖头和大理石的方形建筑属于火这种元素。奥克塔夫喜欢阅读《完美之鉴》，想起来圣方济各，他为了强调对火焰的尊敬，禁止人们把还在燃烧的木柴拨开。新鲜的空气可以从高处的窗格子里自由通过，即使窗子关着或者蒙着红色的窗帘。还有一个窗子在里面，朝向小教堂。奥克塔夫经常想，等到他一生最后一次生病时，可以在病榻上听到举行圣事的声音。但是小教堂并不只通往天堂。有一些让人不安的东西抵消了天使的存在。有的时候在这里斯维登堡胜过了圣方济各。奥克塔夫瞥了一眼这深井般的阴暗处所，那里只有一盏长明灯在荧荧闪烁，然后，仿佛迷信似的把玻璃窗上的窗帘拉上，让他的卧室重新现出人间的温馨气氛。就像当初雷莫在列日那样，这时奥克塔夫也靠在壁炉上的小台子上，凑近镜子仔细打量他那分外俊美的年轻人的脸，也稍稍现出了老相。 他已四十三岁，并不像姨夫路易·特鲁瓦那样，是公认能够活到七十的材料。他余下的时间已不多，这更让他感到生活的空虚，不值得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不过，还是鼓起勇气吧！他写的有关雷莫的那本书只不过是个序言。在他自己认为是自私自利的一辈子里唯一要尽到的义务就是出版死者的遗稿。他的弟弟在坟墓里等待着他帮这个忙。他本该在当晚就着手这件事。然而在路上的思想斗争接下来却越发激烈：“不行！我不能透露出去，雷莫那些披肝沥胆的话和他的思想，所有表达他悲哀心情的词句，只有在他的努力获得成功时才能披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书中的几段摘录已经足够了……而其余的，尽管他不停地为雷莫哭泣，难道对他真正了解吗？他明确无误地计算出他们在一起过了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在他弟弟活过的二十八年中，他们在阿克兹山谷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就两年。一起出去旅行只能再加上六个月……但那又怎么样呢？沉甸甸的回忆是那么强烈。在那些晴朗的下午，阿尔吉罗斯和科西莫；斯拉沃伊和扎波伊；雷莫和赫里贝尔坐在两棵枝叶纵横交错的百年椴树下，周围放着他们的笔记和书本，这浅浅的青草地是他们绿色的课堂……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他作品中那种神圣的粗犷豪迈；忒奥克里托斯笔下那阳光灿烂的景物，还有提布卢斯，卢克莱修。奥克塔夫把他们贬为神秘的唯物主义者，而雷莫却在行动上投入了唯物主义。他们还喜欢读布封的作品和雨果的《静观集》……往日里这些无意记住的旧事就像在缀满繁花的枝头嗡嗡作响令人昏昏欲睡的蜂群一样……晚上，他们又偶然来到通向热那亚的沿峭壁走的邮路的一个驿站前面……虽然雷莫也很不舒服，他还坚持要他大哥坐邮车里面那唯一的空位，他自己冒着夜里哗哗下着的大雨坐在马车外面……“我不能忘记这次深夜中的旅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我们只能在到达一个新驿站时通过车门交谈一下，新换上的马匹又开始飞奔起来，我们又面对着一片漆黑的夜色。虽然隔着一层车篷，但觉得我们还是在一起，而且也确信，我们的心在一起跳动。” 然而，他必须承认，遗忘还是会到来。珍贵的记忆会淡化。他强烈的同情与剧烈的痛苦渐渐变成间歇性的难过。他再也不像弟弟死后的头几个月那样，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高亢的发牢骚的声音……”再说，在那个胡须满面、已经谢顶的年轻革命分子身上，还真的有往日里那个温柔的雷莫的什么遗迹呢？……只有那脉脉的眼神还没有变……“如今，许多日子已经过去了，死去的人那亲爱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眼前。只间或有时我看一看钉在他卧房角落里的几张肖像。只在不多的几次，我重读他的信件。如果我一人独处，已经不再感到惊讶；如果我写作，也再也不会想得到他的赞赏；如果我在伤心，再也记不起曾有一个人永远会赶来安慰我。我独自匆匆地赶路，去完成我命中的定数……我会捶胸顿足吗？我难道不能为这个先我而去的兄弟稍作祭奠，他几乎是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在他周围的人都是一片冷漠。我可以这样做，但是已经死去的人们都已摆脱了我们的弱点，他们不愿意阻碍仍旧活着的人前进……是的，在所有我爱的人的身上体现着对我那命运多舛的兄弟的爱；我在你们身上体现着我对他的爱，哦！我那些只有一日缘分的朋友！”这样，至少在这个晚上，这英勇就死的人的坟墓就合上了。 友谊，爱情，对其他生灵的寻求……爱情对于雷莫来说完全无所谓。大哥曾婉转地对幼弟说：“这种情感也许能够愈合科学那冰冷的光线给你造成的痛楚的创伤。”但雷莫的态度又热诚又谦卑：“我有一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但它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那就是我们不应当只爱一个人。我在这种感情中发现了自私自利和专制独裁的意味，它会使我们忘掉对整个人类的博爱情感。”但奥克塔夫曾经爱过。“对于荣誉的追求，我蔑视；从家庭中我不能得到所有的愉快；祖国并没有给我机会去为她战斗；至于爱情，我尝试得太多了！”“要我直说吗？美使我热情涌动；但也让我害怕。只一个眼神就足以平息我的心潮。”他之所以忧郁愁闷地面对着他青年时期的爱情，是因为那些女性远远地、清纯如水地出现在他面前。“我像一个从来没有爱过的孩子那样去爱……在树木之间和这草地上，我耗费了多少感情……谁采摘了呢？只有风……樵子和农夫呀，把这些情思斩断割舍了吧！好让我忘却我昔日里的傻天真，它让我如今的良心觉得羞隗。” 雷莫吃了什么禁果卡在喉咙里了？那并不是智慧之果。二十六岁，奥克塔夫从意大利回来，觉得灰心丧气，回忆起沿途有那么多可意的人儿更增加了他悔恨的分量。四十年过去了，今天又怎么样呢？“一个促使人去发现的精灵，怂恿人去冒险的魔鬼让我到陌生的领域去游荡。我浪迹天涯，为一些转瞬即逝的人或物浪费了我的精力，总是碰得鼻青脸肿，但从来没有失去勇气……啊，我的灵魂，闭上眼睛吧！是的，对于那些弃我们而去的东西视而不见吧；必须抱这个态度才能在爱情中享受片刻的安宁……如果我们走到人来人往的大路，如果我们穿过城市和乡村，成千成百致命的眼光会吸引我们的注意，钻到我们心中，让我们热血沸腾……的确，有许多这样透明的幢幢人影在我们不断受着撞击的心灵中已湮灭无存，然而还有许多仍旧鲜活地留在那里，而且在多年以后，还有深刻的、令人迷惑的力量。这大概是因为觉到了怜悯之意所以激情更增加了一倍……尽管时光流逝，我愿意给这些情感一个确实的藏身之地……我的爱情是多么好的刹那间的庇荫处所！”情欲就这样得到了宣泄，他至少希望不一定对“肉体里面天使般的生命”构成一种障碍，他憧憬着那样的生命，但他知道，他达不到那个境界。然而，在通往“精神死亡的墓地”途中，还有多少陷阱、地道，还有多少情欲！他恨自己的灵魂，怎么不会衰老呢！ 炉火熄灭了，诗人怕冷地披上了睡袍，他坐在桌前给约瑟写差不多每天一封的信。说到去路易·特鲁瓦那里问病时，他有意写得崇高感人，不由自主地用了夸张的文笔。偏偏在这时，他不合时宜地想起伊雷内夫人收集的描写庄严死亡的那些文字。约瑟难道很愿意阅读这些说教吗？当然，跟这个生长在高贵人家，很有文化教养的年轻人结成友谊是诗人要感谢上天赐予的一个幸运。在他朋友的纹章上有两个世界上最纯洁的象征；一个十字架和一只天鹅。约瑟的年龄差不多就像雷莫当年那么大。“怎样才能让他品尝到深刻愉快的时刻呢？让他看到一个纯洁无邪的心灵，这才是一个田园牧歌般的美丽场景。”他们在基督教的灰蒙蒙的埃诺树林中相会好比是一首希腊式的纯洁抒情诗。有时候，这些会面是那么激动人心，奥克塔夫一直很注意保持自己的平静（我一连三夜失眠），只愿意把时间用在他的工作上，决定暂时拉长见面的间隔。（“让我们在精神上经常交往吧，让我们那无影无形的守护天使一起来保护我们……”）这些相会对于约瑟意味着什么呢？他有他自己的家，去年新娶的妻子和在静默中交换的信件，他可以跟一个新朋友“发挥他过于充沛的精力”。他首先有个“极幸福的青春时期”。 奥克塔夫怀着某些尴尬的心情回忆起他曾对这个朋友说过古往今来诗人们都说的欺人自欺的大话：“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能让您像我一样，过文学家的生活。”莎士比亚和老泰奥格尼斯也像这样，对他们的朋友们吹牛说自己会不朽，只不过用词更有抒情意味。莎士比亚当然有这份权利；泰奥格尼斯也兑现了他那大言不惭的保证，因为某些像奥克塔夫这样的文人至今还在读他的作品……然而他呢？这个把独自的沉思付诸字纸的比利时绅士又将如何呢？“我十分清楚我们在地球上只不过是一点微尘！我很明白在世纪的接替中我们只不过是刹那的过客。我自甘沉沦于子虚乌有。当您看到我不巧穿着黑衣服，您要明白我深刻地感觉到，对于一个人的灵魂来说，打扮得这样奇形怪状是多么的可笑，只有燕尾服的衣襟来当作升腾的翅膀了。”一百年以后，甚至五十年以后，有谁还能记得奥克塔夫呢？ 就这样，他这时躺在这张床上，曾经在这里千百次地想象着他将来临终的景象，体会着死亡的滋味。不是他母亲胆战心惊地想到的那最后挣扎的苦恼；不是意大利比萨圣贤公墓壁画上所画的肉体的分解和腐朽，那场面对他极有吸引力，但又让他心怀惴惴；甚至也不是遗忘，大家还都以为仍旧活着的人能够遗忘，而是黑夜，是那绝对的空虚寂寥。他曾经推心置腹地对他的弟弟说过他对死亡的恐惧，那个那么温柔厚道的雷莫坦坦荡荡地回答道：“怕什么？你本一钱不值，只有上帝是存在的。”但是奥克塔夫感觉得到，雷莫的那个上帝，村子的教堂里和他们儿时的那个上帝已不复存在了；上帝是像汪洋大海似的一种冷漠无情的神灵，无形无定，一片混沌，而又野蛮暴戾。在这样的力量面前奥克塔夫感到一种神圣的肃然。奥克塔夫不爱这样的神灵，他爱万物生灵。他回忆起他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泛舟的情景，在那危机四伏的海上，他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大玛利娜号”上年幼舟子们的灵巧技艺。万一船沉没了，海流会把他的尸体和那几个孩子的尸体冲到岛边的沙滩上，那些意大利人的母亲们会为她们的儿子流多少眼泪，做多少次祈祷……人家会为他祈祷吗？但这都无关紧要：孩子们也许已把他的灵魂带到上帝的宝座旁边……他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弃世的方式。但是在一张床上盖着被单，这么一种死亡的现实……莫非还要再点起一盏灯，拿起一位哲学家、诗人或圣贤的著作？……那些人的文字他都熟记在心了……不如打叠起铁石心肠，就像那些树林里的生灵一样，在黑暗的冬季，不需要一座由狗看守着的屋子，不需要一间备有钢琴和书籍的卧房……要找到没有被痛苦和怀疑所污染的任何一种思想或形象……如果约瑟实践诺言，明天能来，为了欢迎他，他会在树林和沼泽的边缘点起孟加拉火……孟加拉火……在他终于有了睡意的脑海里掠过一阵民间的乐曲；他又回忆起一次散步的情景。但这时，他已不知是真正的闲步还是梦中的漫游……从一家小旅店的院子里传来喧闹声，男孩子和姑娘们在那里跳舞……附近的乡村是多么穷苦，偏远，无人问津……昏黄的暮色……点缀着几处茕茕独立的房舍，窗玻璃上有时反射着斜阳的余晖，里面有些老人，跳不动舞了……天气很冷，他的几只狗瑟缩着，挤在他的脚跟上。一个赤贫的老人在大路边上拣拾燧石为了打磨他的大镰刀……打磨镰刀……“思虑重重的夜晚，现在结束了！” ?Anne-Marie-Louise d'Orleans Monpensier（1627-1693），奥尔良公爵之女，号称“伟大的小姐”。参加过投石党的起义，写有《回忆录》。​?Hesiod，公元前8-7世纪的希腊诗人。​?Theocritus（前300-前260），希腊诗人。​?Albus Tibullus（前55-前19），罗马诗人。​?Lucretius，活动于公元前1世纪的拉丁诗人。​?Georges-Louis Leclerc Buffon（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最初专门运送邮件的马车捎带顺路的客人，算是车夫的外快。后来才出现了商业性的长途客运马车。​?Theognis，公元前6-5世纪的希腊哀歌体诗人。​?一种发焰筒，可以在没有爆炸的情况下提供光与热。​ 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17 十月三十一号星期日，奥克塔夫最后一次探望路易·特鲁瓦以后的第八天，早祷时分，他又走上通马尔拜拉图的大路。但这次不再需要揣摩拉巴斯杜尔宫堡的窗户是开着还是关着。他接到过阿尔蒂尔的一封信，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他在前厅受到“泪流满面的一家人”的接待，也就是说佐埃还有陪侍着的女儿阿丽克斯，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记录上没有提到阿尔蒂尔本人，也许他刚刚出发，也许正相反，他还没有赶到苏阿雷。布瓦尔在停灵的房间里守灵。奥克塔夫仿佛看到了路易·特鲁瓦熬过最后的考验临终的模样。躺在那里的那个人只过了一个星期就像老了十岁。面对着这具似乎被死亡融化了的蜡人，奥克塔夫跪了下去，流出了眼泪。这一次，他怀着从儿时就默默地藏在心底的无邪稚气，感谢上天让他姨夫度过了对他适宜而又荣誉体面的一生；他也感谢死者对他怀有的感情。 来到了客厅，像往常一样，对这家人情真意切，他发现，心里虽然悲痛，但很高兴跟表姐阿丽克斯和表姐夫让聊一聊。小男孩和小女孩束着黑色的腰带和臂纱。奥克塔夫天生有哄孩子的本事，跟小马克谈了起来，发现他小小年纪竟然已明白他外祖父的死是很大的损失，不禁十分感慨。过了不久他就告辞，回到阿克兹去。 葬礼在十一月三日举行。伊雷内夫人发着烧，不能参加。自从她到拉巴斯杜尔小住，为了玛蒂尔德的死来安慰她的姐姐和姐夫，她就没有回去过。不过，她嘱咐奥克塔夫从阿克兹拿来葬礼上用的所有菊花。埃米尔和他的太太当然从布鲁塞尔直接赶到特万。沿着大路，奥克塔夫发现一反常例，拥来大群的人，心里很感动。全城的人都聚拢来参加特鲁瓦市长的葬礼，让这服丧的日子变成了一个假期。在教堂里，奥克塔夫沉思地注视着高高的灵柩上面放着死者的制服和官阶的绶带，就像百足之虫脱下来的轻薄而又闪着金光的遗蜕。继任路易·特鲁瓦市长职务的塞亲王宣读了悼词。他也穿着同样的制服，佩着同样的饰带和十字架。这样的反差引起奥克塔夫阴郁的思绪，他要把这个告诉约瑟。“Pulvis et Umbra.” 这一次，奥克塔夫没有费心去查点在祭榻上跪着的家庭成员的数目，但他差不多能肯定阿尔蒂尔也参加了这个追悼仪式，还有他长大成人地位显赫的孩子们陪侍着。追悼仪式完成之后，他还参加了按规矩一直吃到晚上的午餐。绝大多数的客人长途跋涉之后，也觉得应当吃些东西。念完了饭前经之后，教士们出场，为敬爱的死者作了一段祈祷。接着，参加追思弥撒的庄严典礼之后，大家的心情明显地松弛下来，再加上佳肴美酒，让人兴高采烈，这是人们一般的反应；同时又要与这家人一同表示深切的悲痛，保持举止的高雅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拿捏分寸，适可而止。塞亲王叙述了他的前任几件让人感到亲切的逸事，都过于琐碎亲昵，不便在教堂里的演说中提及的。佐埃强忍住悲痛，留待以后去煎熬，小心谨慎地指挥着布瓦尔，这老仆适时地伺候着宴席。埃米尔这只“大蜂鸟”曾给阿尔蒂尔写信，追忆他当年在杜伊勒利宫，穿着黑色的及膝紧身裤和白色的袜子，参加法兰西皇帝和皇后举行的豪华舞会。这些先生们一致认为，在共和制度下，巴黎已永远恢复不了当年巴黎的模样了。奥克塔夫答应把一只他驯养好的猎狗送给年幼的马克。生活的车轮又重新开始转动。 ?原文如此。​?拉丁文，尘土与阴影。​ 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18 前面的篇章是个“蒙太奇”。因为顾及真实可靠，我尽量从奥克塔夫的作品中摘录出他自己的独白。我没有使用引号的片段，也是我经常仔细掂量这位诗人作品里冗长而无法原样照搬的注释。我自己造出的字句只不过是粗针大线的连缀，然而我还试图在里面加上他本来节律的印痕。我当然知道，在一天之内要把他整个一生数十年展现的感情和冲动集中起来，这样的方法很有缺陷。但是肯定地说，我们发现这种感情、这种激情在奥克塔夫作品中始终持续不断，无休无止地干扰着这个深思熟虑到有点病态的人。只有一个细节肯定是杜撰的：没有任何迹象表示那位诗人在一八七五年是骑着马走过从阿克兹到拉巴斯杜尔的大路。但他保证骑马走过更远的路。如果那天他在这段路上是乘车的，就像随后的两次一样，那他一路上的思绪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发现，这个仿佛是召唤亡魂的工作很是奇特。差不多隔了一世纪之久，我召唤的并不完全是奥克塔夫的幽灵，而更像是他本人，一八七五年十月二十三号在这里往返，毫不知情地由他的“外甥孙女”陪伴着。而这外甥孙女是他死后二十年才出生的，在选择让他返魂还阳的那一天，差不多已正是伊雷内夫人当年的岁数。这真像时间在玩着镜子反射的游戏。 我承认，我费了许多时间才提起对这位“奥克塔夫舅舅”的兴趣。第一次回到阿克兹探望时，只是到成年才有了这些事后的追忆，而且，每当我们尽力找回儿时的记忆，这些线索就乱成了一团。我父亲的藏书中，连一本费尔南德的亲戚的作品都没有，大概作品中那种灰色的文风和严肃刻板的修辞手法让他很厌恶。我母亲儿时特别喜爱的这个诗人的某些话，由母亲告诉他再从他的嘴里说出来，都变成了一钱不值的东西。在有关兄弟俩的故事当中，最让他激动的是围绕着雷莫的死那些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话。这些话让我父亲恼火，仿佛也让母亲不高兴。对某一时代、某一阶层的约定礼法表示愤怒并不特别适合像我父母这样只有一半叛逆精神的人。多年以后，我有幸得到了泰奥巴尔德舅舅留给我的一批装帧精美的书籍作为遗赠，其中有薄薄的一小本，装着摩洛哥软皮子的书脊。里面有一八九七年出版的有关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我留待以后再谈。第二篇对雷莫死于一桩事故作了评论。泰奥巴尔德把“事故”这个词涂改掉了，而且在空白处加了一个惊叹号。 一九二九年我到比利时小住时，曾到阿克兹去看望皮尔麦茨男爵和男爵夫人（岁月推移，这家得到了爵位封号），就是那位诗人的侄孙和侄孙媳妇。他们的儿子和媳妇，埃尔曼和埃米丽年轻力壮，精力充沛，面相端庄，生活充裕，帮着他们为这古老的宅邸尽地主之谊。孩子们占据着育儿室，其他的许多人也都还在。我在客厅里又见到了那十七世纪的织着神话故事的华丽壁毯。当年奥克塔夫就是在这里为他的母亲读《朗塞的一生》。他的画像色彩已相当暗淡，是当时一个学院派的画家冯·勒里尤的作品。看那面相，若不是有一抹淡淡的胡须和下唇底下小小的黑痣，让人觉得面前是一位六十年代的纨绔子弟，人们满可以把他归入天使一般的人物；一只白暂的手仿佛出自凡·戴克之笔。我也看到了小教堂。我没有看那间卧房，奥克塔夫在死前的六年再也不打算进这间房了，就把它恢复到他弟弟离开时的那个样子。仍然活着的哥哥在那里堆放着死者的许多画像、手稿和在旅行后带回来的版画和素描，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手风琴，夏夜里支起来望天的望远镜。作为一个不太讲究整齐的学者，他把雷莫最后翻阅过的几本书挪到他从列日带回来的书桌上，八音盒放在壁炉上面，停留在那不祥的乐曲最后几个音节上，挂钟停止在离去的那个时刻……真是一个奇特的博物馆……自然，他也在玻璃板底下放着雨果和米什莱在“致命的事故”之后，给家里寄来的唁函，这是大师们给予一个崇拜他们作品的年轻人的荣誉。但是，半个世纪的光阴和一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许多变动和遗忘。如果这间房还存在，那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提及这个召唤幽灵的渊薮。 况且，一天的时间并不都搞文学。里亲王要来吃午饭，还要参加鸽子射猎。狩猎在花园中间的一个亭榭式的建筑附近举行。如果我记得还算清楚，没有把亲王跟乡下其他的邻居弄混的话，亲王是个又矮又胖的人，带着有些乡土气的精细考究，这是许多亲王的共同特点。我生平唯一一次目睹了这场体育盛会。美丽的鸟儿闪着青灰色带波纹的丝光，早被看林人装在一个白色的木头箱子里，这时从一个篮子里一只接一只地放出来，客人们在枪里装上弹药。鸽子以为获得自由了，快乐地鼓起翅膀。一声枪响马上把它打中。如果是打死了，就像一块石头一样直落下来；也许相反，飘飘摇摇地掉下，在地上挣扎很久，一直到看林人手脚麻利地结束了它们的性命，而人们又开始新的一轮射击。 第二天，我到特万的保罗·乔家里去，他是奥克塔夫在服丧期间在拉巴斯杜尔城堡的客厅里看见的那个小路易丝的儿子，娶了“大蜂鸟”的一个孙女。他们的房子里幔着印花的壁布，很有外省老宅的那种魅力。我估计这就是路易·特鲁瓦的老家。一个全家照片的相册放在独脚小桌上，有两三页专门留给“奥克塔夫舅舅”。奥克塔夫正在写作，据说他在大白天也关起百叶窗，点起两支蜡烛，为了隔开外面的世界；奥克塔夫戴着半截面具，用它换了另一个面具；奥克塔夫和一只骷髅；奥克塔夫捧着一束鲜花，就像他在圣灵降临节的前夜也手持花束献给贞女罗拉的圣骨盒一样；奥克塔夫和他驯养的野猪。当然，这些具有诗意的相片引起了我的遐想。我问保罗在他的藏书中有没有我“舅姥爷”的书，他只找出来了第一本《树荫集》，还有伊雷内姨姥姥收集的那本庄严死亡的总汇。 我曾对我的曾姨姥姥稍有微词。我觉得伊雷内·德里雍属于那种无懈可击然而又违背常情的母亲，她们充塞在整个时代，像梦中的恶魔似的压迫着她们儿子的命运。一九二九年，我还对她毫无了解，但是她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批判精神和她那淡而无味的说教让我惊异。那里头什么都不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说到不信上帝的伏尔泰把他自己的大便吃了下去。必须翻阅一下这类的作品，才会明白为什么在我儿时的那些激进分子身上会有反教权主义的病原体，甚至在列宁格勒还开了一间可怜巴巴的无神论博物馆，以及接下来的事件。对于我曾姨姥姥这本抄录编辑的东西我并非全无敬意。这位身穿带撑架长裙的夫人试图正面地审视最高的现实。她收罗了许多现成的范例以完成这伟大的历程，这种事情在她那个时代并不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么少见。哪怕只听到一句她们认为猥亵下流的话就会气得昏厥过去的圣女们，在客厅里也会从容自在地交谈有关临终的人那丑陋肮脏的细节。我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爱情是公开的，我们的死亡就是消失。在这两种不便公之于众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刚看到头几页，伊雷内的儿子所写的书就让我读不下去了。它的内容、包含着的所谓“思想”，以及他始终喜欢但又与他缺乏明快犀利的风格不太适应的形式，差不多跟他母亲那老生常谈的虔诚一样，让我感到不痛快。我青年时代的初期，跟“奥克塔夫舅舅”年轻时一样，热衷于古典著作，在这以后，我一下子发现了跟我同代的作品：《追忆逝水年华》、《梵蒂冈地窖》、《杜伊诺哀歌》、《魔山》。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崭新的珍宝，跟这相比，在阿克兹索居生活中写出的东西就格外显得苍白了。但是如果保罗·乔在那天晚上把《雷莫，一个兄弟的回忆》借给我，他那古旧的风格大概仍然会使我感动。对于一个善于读书的人而言，他的每一页上字字句句都像在流血。如果他给我《致约瑟的信》，我会沉溺于年长的奥克塔夫向比他年幼的朋友诉说的、令人心碎的青年时代的回忆。我一定会发现那孩子突然面对学校的墨守成规、同学们的粗鲁放肆和学业的庸常无聊所感受的苦恼，于是逃匿到音乐中去；他那孱弱的体质，使家里最终决定任凭这个男孩留在他喜爱的孤独当中。所有这一切，与一位奥地利的年轻贵族的历史惟妙惟肖地相似，就像我一年以前在《阿莱克西》中所叙述的一样。我也许还会发现在奥克塔夫与普雷斯堡那个大学生之间的一些更为隐秘的事。不管怎样，如果说贫穷对于阿莱克西是个决定性的问题，而比利时的一个年轻人，他母亲继承了一座煤矿，就根本不把穷富放在考虑之列。我看，幸亏保罗的书架子上没有这两本书，或者至少那天晚上没有找出来。不应该过早地让家里的这些幽灵把自己缠住。 我在那里曾待了四十年。其实，一九五六年我到阿克兹去探亲并不是要研究奥克塔夫。那次去与诗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的侄孙女埃米丽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接待了我。她的丈夫和长子在达豪集中营被枪毙了。这件旧事我到很晚的时候才知道，对于我来说是个新闻。一个居孀的妇人由一个儿子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儿陪伴着，在一座弥漫着十一月的暮色的老宅里，直接就进入了诗的境界。奥克塔夫和雷莫曾时常在一起读欧里庇得斯的《请愿的妇女》，也许在当时就会想到安德洛玛刻追忆她死去的亲人。尤其是雷莫，那些特洛伊妇女们的哀怨之声更加强了他自己对和平主义的信念。我也想起在天空飞翔的鸽子突然被打死。 直到去年，着手撰写这部作品的几个月之后，我才又认真地去追寻那已变得苍白的幽魂。那时我得到了奥克塔夫的两部作品，然而对于我的计划来说，那两部是最不重要的。我必须感谢一位比利时朋友的豪爽大度，他给了我好几本一九〇〇年作者死后“根据作者的遗愿，在巴黎由佩兰学院书局及那慕尔的出版商雅克·戈代纳”出版的毛边本。原来这些书是阿克兹城堡的主人馈赠给那人的父亲，那人又把书给了我。那时他父亲还是鲁汶大学的一个大学生，城堡主人感谢他帮助了皮尔麦茨家的一个年轻人准备考试，这孩子并不像奥克塔夫那样，也喜爱文学。（从日期上考校，这人不是后来给德国子弹打死的那个埃尔曼。）不管我能不能用咒语让“奥克塔夫舅舅”从这几部书页已微微发黄的书籍里走出来，我希望至少在若干时日之内，使他脱离周围人对他礼貌的冷漠态度，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样的态度在公墓一般的图书馆里过度保护了许多出色的作家，而他们的作品从来没有被人好好读过。 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风格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一个人的教养与他的文风之间时常有很大的距离。奥克塔夫是如今已不复存在的那种文人，在他那个时代这种人也很少，即使说他并非出身于一个文学的环境（在这一点上，伊雷内夫人是个例外），至少他周围的人都热爱音乐，并且具有十八世纪的世家早一辈人中常见的科学观点。邦雅曼·皮尔麦茨跟他的兄弟亨利和维克多以及妹妹亚森特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室内音乐会，从吠叫的狗群中偷得片刻休憩。莱奥纳昂叔叔曾写过一本天文学概论，大概把他的望远镜和对天文学的兴趣都一并留给了雷莫；亚森特姑姑让奥克塔夫读《摩诃婆罗多》。乍一看，那个时代两兄弟关于希腊拉丁文化的广博知识是一种很平常的现象，其实特别是在法语国家里，除了科学家和教授的圈子之外，这种现象始终并不常见。即使在专家的圈子里，希腊拉丁文化方面的知识一般也表现在更为狭窄的语文学和学术的范畴。只在德国或特别是在英国，人们才能看到年轻人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在公园的大树底下阅读赫西奥德以及忒奥克里托斯的作品。奥克塔夫的第一部作品上，有一段马克·奥勒留的希腊文语录作为题铭，他的《思想集》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还有《楷模集》始终充实着他的精神生活。在意大利文方面，他还是属于学习并欣赏彼得拉克的那一代人，同时他们这一代也了解并赞赏雅克波纳·达·托迪了。在那些法国的大师们中间，他不断地恢复蒙田的风格，而且实践圣西门的原则。要向一个作家讲授写作技巧，再也没有比他们更雄健更现成的向导了。但这些伟大的古典派人物，仿佛是某些特别富于营养的食物，必须加上其他的一些更容易分解的食品使之稀释，多加一些甜味才能被人消化。奥克塔夫的作品中有《忒勒玛科斯历险记》中的细腻和夸张，又有夏多布里昂的梦幻。还很年轻时，他就觉得雷莫是他的上帝和第二个化身。这些厚重的帷幕一直到最后都束缚着他真正的个性。同样，到了二十世纪，我们发现，模仿兰波的结果就是阿尔蒂尔一整套的放荡不羁的作风。 除了对普卢塔克书中英雄人物的崇拜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帮助他正视这个自杀事件，经常阅读古代诗人的作品也不能让他在表现爱情时摆脱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羞恶之心，遵循昔日里大师们的原则并没有使他获得免疫性，抵拒住三位具有基督教感情的女文人的影响：加斯帕兰夫人；斯威奇娜夫人，同时欧也妮·德·盖兰夫人不断地到莫里斯那里去，就像伊雷内总去找她的儿子一样。人们在阿克兹城堡的客厅里多次高声朗读这些夫人的作品，还伴随着捍卫正确原则的辩论。其间，蒙塔朗贝尔因为娶了一个梅罗德家的姑娘受到格外的重视，还有杜庞卢大人，奥克塔夫把他称为“奥尔良出色的主教”，而普鲁斯特却责备他促使整个一代法国贵族青年说一种十分蹩脚的法语。尽管奥克塔夫的态度显然极为真诚，但从他的篇章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出自扭曲灵魂的高贵风格，以及那种被改造得狭隘局促、经常显得纤巧孱弱的语言，都要由这些出色的作家来负责。当然，我们不至于像纪德那样，认为只有怀着善良的愿望才能制造出蹩脚的文学作品。我们明白，即使怀有恶意，任何的文学作品也都能弄出来，而且弥漫在地狱里的谬误并不比在天堂里少。无论如何，奥克塔夫使用的在当时已有些过时的风格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来自他是法国的外省人和比利时人这双重的身份。就是这个萎靡不振而又庄严轩昂的法国人，在巴黎严肃正经又有些谈玄倾向的各个客厅里还被大家认为是个出色人物：在当布勒斯夫人和维尔巴黎西侯爵夫人周围的那些人，无论是说还是写，都弄不出来别样的东西。 如果奥克塔夫·皮尔麦茨从意大利和德国带回来的，不是与他的家乡比照着描写的游记《孤独的日子》，如果他带回来的是一系列关于这同一主题的浸透了浪漫的忧郁和迷茫的绘画，我们就可以在某些画中品尝到比拉奈兹的回味，另外的画中看到萨尔瓦多·罗萨笔下的风景，而几乎每张都有石版画上那种使人怦然心动的魅力和得过罗马大奖的名画上的无懈可击的庄严。也就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爱好者面对着一幅已不流行的绘画，还不会像时髦的读者们披览一本陈年旧书那么快地觉得扫兴。在最能表现奥克塔夫雄心壮志的作品《哲学的时刻》中，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老生常谈式的唠叨肯定会很快转移我们的注意，使我们忽略了那些虽有瑕疵但仍很纯净的思想花朵，特别是他的那些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平庸的感情。即使在他那部感人的《雷莫》一书中，重笔描写了那么多的“诚挚的兄弟之情”、“勤奋的青年时代”、“痛苦的责任”以及“忠诚的感情”，也使我们刚看到头几页就失去了兴致，妨碍了我们了解奥克塔夫所经营的目标确实获得了成功。那其实是一方面画出他弟弟逼真的肖像，同时又写一出凄婉动人的悼亡悲剧。如果有一个胆大冒失的文选编者来研究奥克塔夫，实际上就会像我们对待维吉尔那样（我们中间最为饱学的人也只读过他作品中的三十来页），从这里摘下一句，从那里录下一行或一段，也许更相反，不顾前后地拿出一个孤立的佳词警语，凑成一个薄薄的小册子，正像作者所希望的，混到图书馆的某一个角落里，放在吉兰和塞纳古尔之间。一个有时值得敬佩的灵魂在这一过程中把一切无关宏旨的东西都洗刷掉了。 有些文学的教科书只是怀着尊敬的态度对这位皮尔麦茨略作评论，说从史家的角度来说，他是十九世纪比利时第一位散文随笔的作者。这已经算不错了。人们强调说，在他以前的这个领域中，为了找到一个有点代表性的散文家，就得越过两次革命，追溯到利涅亲王的时代，那时的世界跟十八世纪的欧洲完全不同。在他以后，他那忧郁的节奏和梦幻冥思连带着若干瑕疵都传到莫里斯·梅特林克那里，但也有了“阿克兹的隐士”所不具备的威力。不管梅特林克有意还是无意，他最优美的散文集《智慧与命运》都是《哲学的时刻》的延续。即使从诗意与神秘颤动的角度说，这个写了《贝阿特里丝妹妹》的佛兰德人，与那个为圣罗兰德虔诚的爱情所感动的瓦隆人距离也并不那么遥远。 如果哲学就像专家们所希望的那样，旨在精辟地阐明概念并且理顺系统，那么奥克塔夫并没有达到起码的哲学尺度。他本人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某些论据，发现形而上学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语义学。如果正相反，哲学是超乎我们对事物通常概念以外的一个通道，一个在内心朝着遥远的、明知可望不可即的目的缓慢而又持之以恒的行进过程，那么奥克塔夫就有权利被冠以哲学家的名号。有些蛛丝马迹表明，他发现了一种方法。他列举出冥思生活的几个基本要素，但他宣称他自己并不具备，那就是：温和，平静，纯洁和力量……看到他信奉神秘，却不敢多言神秘，触及灵魂中一些本原的东西以及所有生灵的共性而又没有适当的语汇，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的生活好比一个很长的菱形，表示几何形体的线条彼此展开，一直到壮年时期，然后不知不觉地收拢，直到临终的弥留期，让我们停止呼吸……”），小心翼翼地在梦的长廊里探索，试图亲眼目睹思想本身萌发的过程，脱离了时间（“此刻是不存在的。只有从过去到未来的飞逝……”），他要给隐蔽的思想与外部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我们的精神就像一种雌性的生物，只有情感给它授精之后才能受孕”），终于窥见了与印度的智慧并不遥远的境界，他的弟弟曾对印度智慧很感兴趣：“眼光盯住虚空中的一点，对于邻近的形体无知无觉……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镜子，从这人身上再现出流动和永恒，变异和静止……态度始终如一，沉醉于造物之始的元气中，比死亡还要静寂，但却比任何生物更有活力，生活在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里……他眼底观察的事物越发广阔，变得无边无际，囊括一切生灵，而他梦想中的广阔空间又逐渐缩小，直到成为一点凝思。他把自己的心灵扩大，一直吞没了整个世界，并且包容了上帝。” 也许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所探求的，是一种神秘的形态。他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时，第一次由父母带到北海的岸边去，他走在伸到海里的防波堤上，闭住双眼，不看波浪的形状，为的是听清楚那千变万化的涛声，就像在音乐会上，从整个乐队里听出不同乐器的声音。他尽力想确定什么样的形态能与这样的咆哮、这样的怒吼形成理想的呼应，于是仿佛从内心有了视觉。有时候，他像一个俄耳甫斯教派的信徒或是纯洁派的信徒那样，说道：“灵魂也许是在别处萌发的，被囚禁在一种形状奇特的物质外壳里。”再稍后一些，他又指出：“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围绕着尘世的语言形式在绕圈子。”他仔细考虑着动物的形体与人类可以互相比拟；他有关拉瓦特尔的暗示出自一个在这个领域中认为思考跟做梦差不多的人之口。他在田野和树林里漫步，陪伴着他的不仅有他那几只狗，还有几只小狐狸崽儿和一只驯化好的野猪。四季的景物更迭交替，城里的人根本想象不到那变化的微妙。在严冬已能感到春的气息，在盛夏潜伏着冬季，帮助他一点一滴地在“永恒的演说中的字句”之后再进一步变换新的句式。奥克塔夫捍卫雨果的真知灼见，反对愚鲁粗俗的人对他的攻击，显然也是在为自己辩解：他对一个大鱼缸的长篇描写使人想起《静观集》中的诗句，在文章里，深渊中丑陋的动物象征着处于罪恶中的人类。某些似乎出于一个自然主义作家笔下的线条使经常轻松的描写有了沉重的分量。他想到食肉植物是多么凶恶，使他倾向于一种摩尼教派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既然大自然是狡诈的，深于筹谋，精于算计，我们岂不是在其中看到一种恶的精灵？……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些，今晚我独自深入思索的深渊，决不把你们一起拖下去。我只要让你们看到这些就够了。”他对动物的感情，从理性的这一部分来说，产生于对发现跟我们人类不同的生命模式的兴趣。只有对它们静观冥想，才能使我们逃脱人类的生活环境。“每一个动物都是一个囚禁在某种形式中的生命，这囚徒的灵魂通过大自然在监狱的顶端开出的两个窗户看到天光。”这种同情扩散到整个生长着爬行动物的尘世。为了向伴随着他的一个孩子证明他是多么灵巧，他把脚扭伤了，不得不待在房间里（一直到最后，他都这样顽皮好胜），他就玩弄蛇来消遣。“这些蛇是我从前跟一个专门抓蛇的老头儿从枫丹白露的森林里捉来的，我让它们爬到我的桌子上，缠绕在水果篮子里，从里面昂起它们狡诈的头，一边伸出像黑色的火焰似的分叉的舌头。我对所有那些小心谨慎而又雍容高雅的动作都极感兴趣。我看着它们缠绕在家具上，形成的花纹让人想到某些雕刻装饰。” 这么一个喜爱收养野猪和蛇，并且认为自己“与所有生物都属于一个大家庭”的人，竟然尖酸刻薄地反对达尔文主义，还因为要他纡尊降贵也属于灵长类而很不高兴，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接受这样的概念：有一个阶梯，将黑夜般的动物引导到光天化日的人类，但是，达尔文主义者那得意洋洋的实证主义使他的人本主义和基督教精神同时都受到了伤害。我们大家都忘记了，革命理论很快从科学的假说发展到论证阶段，这使奥默先生与布尼贤神甫势不两立。在这个思想水准上，表明人是动物的后代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唯灵主义的立场，与其说其目的在于阐明造化的神秘锁链，还不如说干脆要贬低人的价值，而这一点科麦斯咖啡馆里的那些达尔文主义者乃至实验室里的那些人都没有怎么太注意。奥克塔夫·皮尔麦茨不能预见到德日进的情况，也没有预见到，宗教内部一些思想先进的精英们到一定的时期终会归顺进化的理论，而那时候进化论在科学界已经不是坚如磐石的教条了。 这个对由来已久的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如此心仪的人，面对着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新发现竟然皱起了眉头，因为这些发现不符合《圣经》上所说的历史。但是尽管普通的常识显而易见，他厕身其中的为数众多的精英们，一代接一代地竟满足于犹太基督教文化对过去的六千年那贫乏单薄的解释，大概是因为这六千年从宏观上符合人记忆的现成数据，仿佛为大多数人制造出了一个受理性支配的最高界限。千百个世纪的地质演变对于奥克塔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天文学上的光年跟今日里大报的读者毫无关系一样，尽管他们还想象着到南门二上去着陆。在奥克塔夫看来，在他和亚当之间隔着一百二十代，这已足够让他感到如临深渊般的昏眩了，在这期间，少不了危险的、说不清楚或者混沌蒙昧的角落。这个奥克塔夫为上天造物之雄伟而感叹，有时也会想到，就在他从窗户到书桌走这几步的时间，地球已沿着它的轨道运转出千百公里了，他却没有发现，如果在十六世纪，他可能反对哥白尼，而在十九世纪，他是反对拉马克和达尔文的。 在雷莫的热情中也有那个时代的恶劣习俗和偏见。他通过更令人筋疲力尽的精神苦行也达到了实证主义，但他的这种实证主义像一切教条戒律似的僵硬古板。他在多瑙河口旅行时，一天晚上遇到了一帮茨冈人。一个老妪走到他身旁要给他算命，他把手抽了回来，仿佛被一种邪恶下流的请求惹恼了，嘴里嘟囔着：“迷信就是肆意滥用了一些精神上怯懦的人的轻信盲从。”他一点也没有想要试一试，看看在那些职业预言家的老生常谈中是不是也夹杂着一丝说明真实的纤细线索：研究超心理学的时代尚未开始。超心理学是个好的词汇，它让人研究昔日里不加考察就扔到魔术妖法的废品堆上去的那些东西。这个可敬佩的青年背负着这样的一个缺陷，那就是他的乐观主义，几个世纪以来这是左派思想的一个特点。他跟他的偶像米什莱和雨果一样，相信人是善良的，不仅是神话或历史之初的那些人，甚至到如今，大街上的那些人也是善良的。他接受他那个时代的先进人物特别喜欢的这种假设。如果发展工业能够解决赤贫的问题，那么工业企业侵吞了他哥哥那么珍视的阿克兹的树林和田野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认为，要经过许多世纪才能解放非洲的黑人，并为此感到很失望；相反，他觉得美国的奴隶制已经由林肯彻底消灭了；他甚至想象不到，有色人种的屈辱地位会以另外一种名称用另外一种方式长期持续下去。 就在他的身旁，普通百姓在他的笔下显露出绘画般的面貌。他在巴黎对他的哥哥说：“跟我一起来吧，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外表寒酸的小酒馆，观察工人们的约会。听一听这些伙伴们如何互相倾诉他们的情谊，他们那黢黑粗糙的双手是如何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就是人类灵魂的化身……你能相信这些劳苦的人们愿意做坏事吗？” “咳，我相信他们会做坏事，由于无知。”奥克塔夫惴惴地轻声说。 “那么，就应该跟这种无知作斗争……这些宽宏豪爽的灵魂，应该给他们一个能思考的头脑作武器……他们应当知道不要靠强权人物来给他们支持，要通过教育建起坚固的堡垒，从他们本身寻找到拯救自己的力量。” 这种煽动性的辞藻并不比奥克塔夫的论辩更有价值。雷莫没有发现，他倾向于平民百姓的一部分热情出自一个站在远处把“下等阶级”理想化了的少年，他在经常来往的人中间受到太多的拘束，迫切需要扩大他同伴的范围。这些工人跟奥克塔夫的卡普里渔夫一样因袭传统，是些传说中的人物，跟兄弟俩那么崇拜的斯拉夫叙事诗中的武士或克罗克特洛尼斯的游击队员似的，临死时还互相说一声永别，再加上个亲吻。奥克塔夫和雷莫在不知不觉中向往着一个单纯的、英雄式的、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世界，与他们在其中长大的资产阶级世界完全不同。那个热情的年轻人并没有错：我们一切错误的根底就是无知，而知识才是治疗无知的药物，但这里说的是一种比某个文盲更可怕的无知，只上个小学是消除不了的。雷莫感受到了人类本身的良善，他相信这一点，也感受到了人类社会的不完满，这让他处于矛盾窘困的境地，好像有铁钳夹住似的心痛欲裂，这也正像许多基督徒那样，一方面看到了现实的罪恶，另一方面又相信上帝无所不能。现实让他深恶痛绝，他需要相信“黄金时代”临近了：“让我们盼望着那个时代到来，那时，由于教育越来越普及，暴力和阴谋销声匿迹。这才是让我高兴的事。”这一种笨拙的信念发生在萨多瓦和色当战役以前的两三年，距离以后一九一四年的两军在战壕里相持还有五十年（那时，阿克兹村毁于兵燹，村子的本堂神甫和三个村民被枪毙了），距离德国大建集中营还有不到四分之三个世纪（埃尔曼和他的儿子也倒在纳粹的子弹之下），在广岛扔了原子弹，森林里的树叶全落了。然而，这个哲学上的小学生提出的命题还很正确：即使他明知道人类是由缺陷和贤德杂糅而成，他也还是相信人类未来的幸福，“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我敢肯定，善良注定会到来”。 奥克塔夫·皮尔麦茨曾在某处说过，的确，人们从对美的热爱发展到对真实的热爱，再从对真实的热爱发展到对公正的热爱，而不是顺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他显然想到了他的弟弟。然而他自己也经历了某些变化，让他部分地摆脱了浪漫主义的美学观点，必须承认，也就是这一点使他这个熟读普鲁斯特作品的人经常有像勒格朗丁·德·梅塞格里斯一样的疏懒慵怠。他既不是斗士也不是改革家，只是一种制度下的特权人物，而他却看到了这个制度令人憎恶的那一方面。对于他来说，发现贫苦工农的生活悲剧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他那个圈子里的许多人否认工农处于穷苦之中，而且全社会对此也视而不见。有人说，他的晚年，因为大量的施舍而破了产，这是他唯一能够行善的方式。必须掌握比我们手头更多的材料，才能弄清楚家里和周围的一些人对他轻易地作出如此的判断有什么意义，或者只不过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如果考虑到他这个圈子的人重视捍卫社会秩序，十分正统，那么他所说的公正社会的见解是很大胆的。他曾写道：“即便是所犯的罪过穷凶极恶，人们有时也应该找到减轻其罪过的理由。”他不知不觉已经成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信徒。显然在这里与他在蒙斯法院的审判台上审理案件是两回事，而且这个看法也更为现实。“要知道，人本身是道德和罪孽不可分解的混合体，两种因素由于一种神秘的法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道德有可能蜕变为罪孽，而罪孽也会转化为道德。”他在自己身上就有了这个具有基督精神的卓越发现：“所有的人身上都有黑夜的污点。”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触到纪德的“不要去评断别人”。 当社会精英贪婪地从物质上的进步中获得好处（姑且不论这进步带给他们的利益），同时幻想着道德上的进步从而给自己以安慰时，他当然有理由谈论一下文明本身的脆弱性。“只要有人对铺满大地的芸芸众生瞥一眼，就会被人类的野蛮凶恶吓坏。文明只在几个小点上得以实现，一旦发展到顶峰，就会来一次抽风痉挛，把文明破坏殆尽。”然而他本人也像当年的雷莫一样，至少还试图希望“光明在不知不觉中扩散开来”。但是当前的现实和临近的未来情况都打破了这个梦想。约在一八八〇年，他向约瑟叙述他到莱茵河畔一座小山上散步的情况： “放眼望去，莱茵河两岸一片肥沃的平原，到处耸立着上面筑有碉堡的山头。我想到那些不幸的年代，人们不得不建筑这些可怕的堡垒，只有它变为废墟时我们才能加以欣赏。但我的悲悯之心还是使我更偏爱那些寺院的废墟……在这些崩塌的城堡里，我看到的只是仇恨和凶暴的丑脸。 “我正在那里沉思默想，突然飞驰的马蹄声直传到了中庭。这是一队普鲁士的轻骑兵穿过了城里的街道，马刀在闪闪发光。野蛮和凶顽并没有彻底消逝，只不过在假寐，一到时候就会醒过来。我穿过平原回到我住的旅馆，走到了穆方多夫村，这里只有一条又长又窄的街道，两旁是泥土垒成的房子，里面脸色黧黑浑浑噩噩的人们在做彩绘镶嵌的手艺。再也没有比这更穷困污秽的地方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国度竟有如此的景象，真是令人惊奇。” 悲悯，比怜悯这个词更能说明问题，这个词表示跟可怜的人一起忍受痛苦。然而悲悯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懦弱的感情，也不是与威猛的正义相反的懦夫的情绪，它远不能跟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概念相比，这种白热化的怜悯就像刀刃一样，只切入具有一种可怕天分的人的心，这天分就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管这种人是强壮还是孱弱，果敢还是胆怯，聪明与否（问题不在这里）。从这种一往情深而又违反常例的观点出发，人们就只能带着某些局限来谈论美了。就从《孤独的日子》这部作品说起，在他那浪漫的辞藻中间随处都会出现一个使人心碎的细节。人们指望读到，这个醉心于阅读忒奥克里托斯和维吉尔的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在罗马的郊区遇到牧羊人，会把那里描写成牧歌式的田园风光，把一切煞风景的事物都删除掉。“村旁的一块林间空地，与村子之间只隔着一道铁线莲种成的绿篱，我看到两只临死的羊羔被吊在一棵梣树的树枝上。牧羊人刚刚用刀割断了它们的脖子，当鲜红色的血滴到苔藓上时，几只山羊咩咩地叫着，低下脑袋，一只只地挤在一起。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意大利中部萨比纳地区的田园风光。” 奥克塔夫离开意大利时，取道阿尔卑斯回到了法国，他在冰霰风雪之中遇到了一小群破衣烂衫冻得发抖的徒步过路人，他们都筋疲力尽，头上戴着绽了线的破帽子。这都是加里波第的老兵，离开家乡，要到远方的阿根廷去找一份工作。“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穷愁潦倒面色苍白，爬上了一个陡峭的山坡，心里痛苦得发了狂，用浊重的嗓音唱道：‘Dansa，canta，poverello．’他的同伴们苦笑着跟他应答，但这声音都被狂风吹散了。”这是多雷式的浪漫场面。在意大利，看的是天主教堂、葡萄园和灿烂阳光下的历史遗迹，这段描写却以另一种形象结束了整个的旅行。也就在这次穿过阿尔卑斯山时，奥克塔夫想到了拉马车的那些牲口：“有十四匹勇气百倍而又耐心十足的马拉着我们的车。这些结满了白霜的可怜牲口摇晃着鸾铃，披星戴月，在苍凉惨淡的天光底下奋力向前，这是多么悲壮的景象……我们走过了格朗克鲁瓦村。那时，只剩了一匹马，它的影子斜映在山石上，都改变了形状，就像个痛苦的幽灵一直陪伴着我们。马车在冰上咯咯吱吱地呻吟着，我们开始下山了。”尽管文字的风格正像当时流行的那样有些造作，但里面的怜悯和痛苦却也像冰雪一样砭人肌骨。 在以后的作品中这样的痕迹越来越多。终于，就像洒落一滴清冷的水似的，出现了犹如祷词和圣歌一样充满了怜悯的句子。几乎不像是写出的，我们简直如闻其声了：“让蚕儿去结茧吧。不要触动这暖乎乎的蛋窝窝……当冰层又薄又脆时，不要从上面走过。不要践踏新生的幼芽。当迁徙的鹤寻找一块可以容它立足的地方时，不要出声去惊吓。当春天的汁液上升到树梢时，不要在树皮上刻画你的名字。不要在重载的船只上跳跃。任凭白雪覆盖着苔藓，因为它还会变绿……”在他临终前不久，诗人对约瑟推心置腹地说，他的记忆里布满了他所目睹的那些悲哀场面留下的伤疤。他能够为别人的不幸而痛苦，并且不仅认为自己属于将来的人类，而且还与广大的一切生灵同属一个类别，这些都是非常罕见的品质，不能不怀着敬意特别加以说明。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于1844年出版的小说。​?Sir Anthony van Dyck（1599-1641），佛兰德油画家，在他所作的肖像中极善于表现面部及手臂的暖色皮肤。​?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作家。​?今称布拉迪斯拉发。​?Euripides（前484？-前406），希腊悲剧作家。​?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的妻子与出征前的丈夫惜别的场面是史诗《伊利亚特》中最悱恻动人的一幕。赫克托尔战死之后，她率领特洛伊的妇女到雅典娜的神庙去，请求女神帮助她们领回丈夫或儿子的尸体，这就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请愿的妇女》的主要情节。​?Jacopone da Todi（1231-1306），意大利诗人。​?法国小说家费奈隆于16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讲的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与珀涅罗珀的儿子忒勒玛科斯的故事。​?Charles 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Félix-Antoine-Philibert Dupanloup（1802-1878），奥尔良的天主教主教，19世纪中叶法国天主教开明派的代言人。​?Salvator Rosa（1615-1673），意大利画家、雕刻家、诗人、音乐家。​?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诗人、剧作家、散文作家。​?Johann Kaspar Lavater（1741-1801），瑞士作家、爱国者、新教牧师。​?均为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法国哲学家、古生物学家。​?Theodoros Kolokotronis（1770-1843），希腊将军，曾领导希腊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领袖。​?意大利文，跳吧，唱吧，穷鬼们。​?Gustave Doré（1832-1883），法国版画家。​ 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19 我们可以指望他与约瑟的通信能够让我们稍许深入到诗人的内心世界，但这些信件在奥克塔夫弃世前不久都经他亲自重阅和分检过，为的是在他过世以后出版，他希望这就像留给他的朋友一束勿忘我花似的。于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些通信是由多多少少已成功的文学篇章组成，关于日常生活的文字被删减到了必不可少的最低程度。在那么多时常显得有些书呆子气的梦幻和沉思中，我们终于惊喜地发现，奥克塔夫独自一人在德国旅行时，曾经为了约瑟的健康喝了一瓶子莱茵白葡萄酒，还有，这位四十来岁的先生曾梦想着跟他的同伴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有时候，一个有些过分的真实细节让我们掩卷叹息：追忆他跟约瑟一起在阿克兹的树林深处度过美好的一天，奥克塔夫记录下猎狗群丢弃了猎获的一只野兔，猎场看守人家的几个男孩子特别高兴，巴望着来一次临时的野餐，就把啃剩下的那兔子用篝火炖熟了。这一天，他祖传的兴趣爱好在与“天使般的生活”较量时占了上风。 关于打猎这个题目，奥克塔夫一生中有许多变化。他二十岁时，家里邀请了许多先生来屠杀野物，这让他很气恼，特别是阿尔蒂尔·德·卡·德·马，他在行猎前的一星期就带着仆役马匹和车辆来到了。年轻人宣布他可以像“出官差”一样参加活动，但是他不带枪。到老来，他建议约瑟到树林里去散步，反而说到要带上他的卡宾枪，他总是枪不离手。但说定了决不触动那些野兽，只不过采几朵花儿，虽然这“对于印度智者来说，也似乎算个罪过”。他甚至为“脚底下踩折了一根草茎”而感到后悔。在别的时候，他又变成了那位邦雅曼·皮尔麦茨的子孙，这位老爷不太明白该怎么给他上中学的几个儿子写信，只豪气十足地对他们说，他在这个猎季已打死了第五十七只兔子。奥克塔夫陪伴着专门杀毒蛇的屠夫，身旁簇拥着他的野猪，六只仍有野性的狗，专门嗅猎物方向的狗和猎鹰，还有牧羊犬，瑞士产的像一团白雪似的圣伯尔纳猎犬以及一只名叫石奈尔的猎兔犬。大家都见过，他让这些狗追咬陌生人来取乐。他把捕获的猫头鹰和鸱枭的翅膀折断，防止它们飞走，这个人并不总是人们所传说的那个温情脉脉的梦想家。 他在中学的一个同学、一起收集版画的菲里西安·罗普斯曾在某个集子里写道：“这位对幽微玄妙问题的冥想者，归根到底是个快活的有血有肉的活人”，然而他还十分留意地为他的读者保留“一个面具式的理念空想”，说他在社交圈子里所表现的跟他在亲密朋友之间并不一样。他的这话意味着什么呢？莫非我们得想象奥克塔夫会是这样的形象：在老同学聚会的晚餐上抖落一些玩笑话，然后跟着他们去找女人，时而光顾大广场上的那些精致的小饭铺（“只有在饭桌上人们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人能够控制粗鲁的天性，还是只能受这天性的控制”），热衷于弗布拉斯式的荒诞故事，或者在罗普斯那烟雾腾腾闲人免进的画室里兴高采烈地评论那位雕刻家的性爱作品？罗普斯没有充分估计到窝囊怯懦和忧郁愁闷的人会追求刹那间的快乐，这也许是有意要违反自己的天性，也许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他们故意这样表现来掩人耳目。还要估计到，一个从伊雷内夫人所维持的局促虚假环境中出来的人，也可能要发泄一下。他这个假面具的爱好者，也可能时而装出老风流的模样，去作轻松愉快的冶游，或者干脆像个比利时的好好先生，不仅戴上年轻的浪漫王子的面具，还要戴上一个更为矫揉造作的假鼻子。不论他装出什么外表，他真实的面貌是藏在这一切下面的。 然而，有一封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日奥克塔夫给菲里西安·罗普斯的信证实了这位自由思想的雕刻家某些有点尖刻的看法。菲里西安有意在巴黎的一张小报上登载他本人给奥克塔夫的几封信，还画上图画和小小的爱神丘比特作为装饰。如果是真的，这些信件的“口气是轻佻和荒诞的”，恐怕人们很有可能会估计收信人回信时也用了同样的花招。 “我知道，你有这种自主的权利，可以公布你写给你朋友的几封信件，我如果反对这样做那就太不明智了，因为你有这份权利，也就是说，从你那方面有这个力量。只不过，我要你用你的良心和判断能力来对待。 “二十年来，我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工作着，为了创作出一部性质一致的，高尚的、其本质特性是严肃的作品，我牺牲我在精神上的一切荒诞想法，为的是在我身后只留下感情和哲学的那个方面，也可以说，我每天都在整理我殓衣上的皱褶，不让时间的风把它吹乱。 “我要表现的只是我严肃的那一方面。 “我曾跟你一同度过美好的时刻，那时，我们纵情表现出我们自然的天性，发挥出千百种荒诞的想象……但是，这种生活上的隐私应当公诸报端而且在咖啡店和小酒馆里传播吗？……我请求你，把我的真名换成假名。” 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礼法体面，这个已四十岁的人还为他年轻时的信件，乃至别人对这些信件的回应而局促不安，这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想起，雷莫曾满怀凄楚地说过，就在他们那个社会圈子里，有许多“洗刷得发了白的墓碑”。首先，奥克塔夫跟家里人一起，把雷莫殓衣上的皱褶尽量整理得毫无瑕疵。他自己也承认，在他的余生，他也为自己做同样的事。罗普斯的作品让人触目惊心，也很阴郁，时而放纵淫逸，而且粗鲁俚俗。我们很理解，把两个男人之间的通信都公之于众会让这位理想主义的爱好者感到不快。我们也想到他大概也怕这些登载出的文字落到伊雷内夫人的眼里。她决不会很关切地阅读《巴黎生活报》以及其他这类报纸，罗普斯就是想在这些报纸上刊出那些信件。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充斥着谎言。二十世纪人们让假话蒙上一种粗鲁放纵、张张扬扬、吵吵嚷嚷的形式；十九世纪则有如裹上了绒布，减弱了声响，更是伪善。 有一个出自同代人之手的描写奥克塔夫的很有意思的肖像。不可思议地是一位铁路工程师写的，这个科技人员喜欢文学，就像安格尔也喜欢拉小提琴一样。一八七九年，诗人逝世以前的四年，年轻的雅姆·旺德吕南受命到现场来考察怎样把两条铁路干线连接起来，这条线路可能经过阿克兹花园。显然这年轻人不知道花园的主人怎样对待这个计划，就登门求见。他与这片地产的主人在一个动物园似的长方形院子里见面，院子周遭有许多兽笼子。有奥克塔夫从他饲养的野兽中挑选出来放在身边的兽类在里面咆哮、腾跃、嚎叫。据他说，这是为了“教给他表现出豪迈之气”。一大群狗龇牙咧嘴地向不速之客扑过来，温柔惬意的诗人没有出一声来喝止他这队猎犬。年轻的雅姆不得不靠着陪他来的铁路工人递给他的一根包铁皮的大棒让那些狗跟他保持距离。他心有余悸，向奥克塔夫介绍他的建议，奥克塔夫心不在焉地听着，终于打断了他的话，说他觉得在阿克兹办这事不合适。雅姆不知所措，走出了栅栏门，那门上还装饰着钉在那里的一头猫头鹰的凄凄惨惨的碎片。看得出，这座房产的主人还尊重着他的园丁那古老的风俗习惯。 过了几天，雅姆又来了。发现那位先生穿着深灰色的短外衣，头戴呢子礼帽，斜挎着一杆毫无用处的长枪，手里却拿着一本书。这一次，他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奥克塔夫就像愿意消愁解闷似的侃侃而谈，他建议年轻人到园子里去转一圈。就像我们这时代的一位建造高速公路的工程师面对着一个要占他地产的人一样，雅姆浑身不舒服，洗耳恭听着主人对铁路大肆诽谤诋毁，他说工业的定义就是“一团乱糟糟的声音和器械”，唯一的目的就是利润。那一天雅姆毫无所获（后来那个计划还是实现了），他又不知道如何去说服对手。在旷野丈量土地时，他经常看到这个人穿着一双套鞋又来散步，有时他激动地自说自话，向陌生的年轻人叙说他在形而上学上的怀疑和焦虑，有时则突然赌起气来，一声不响。两个人仿佛彼此都很好奇。雅姆一边走，一边偷眼观察着那张精致细腻、一团孩子气的脸，“现出微微的倦意”；嘴上露出“略带痛苦的笑容”，吐出“尖锐的声音”，谈话中露出不耐和愤懑，“就像一个女人在对付一把打不开的锁似的”。阿克兹的隐士也对跟他谈话的年轻人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停下脚，看着他，提出了几个对方认为是与事无关的问题： “您大概很神经质吧？” 神经质，他这个人的确如此，他跟他弟弟的关系中也露出这种极易激动的特性。理所当然，奥克塔夫开始时觉得自己是他弟弟的保护人，当时那孩子还没有自称为雷莫。他邀年幼的费尔南跟他一起去作第一次旅行，问他想到哪儿去，小家伙回答道：“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一次，他把弟弟领到了德国的汉诺威。但在一切领域当中，雷莫走得都非常远，比他哥哥远得多。还在当大学生的时候，甚至到魏玛和耶拿去实习之前，他就变成了哥哥的守护天使，把他自己在布鲁塞尔大学的学业丢开，用了好几个星期来修改奥克塔夫第一次文学工作的手稿，逼着他把几年以来拿不准主意的五百页东西删减了一半。为了这事，大概他自己的考试都没有及格。这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却有他这个年岁不常见的公正无私精神，他一点也没有把他哥哥作品中表现思想的字句修改得含蓄一些。（“你对我也会这样做吗？”后来，他曾满怀凄楚地这样问过；）他只是为那个犹豫不决的诗人总受一时的心血来潮所支配而感到不安。后来，他对哥哥说：“我劝你把去年冬天我为你写的那个小本子从头到尾再读一遍。你还记得吗？相信那上面的话吧，我的哥哥。我不是由于一种愚蠢的傲气才又提起这事。我希望我们的过去有助于你的未来。那样的话，我为你的思想而牺牲的许多年青春就得到足够的报偿了。”在希腊，他又说起奥克塔夫实实在在的郁闷和犹豫引起了他的不安，他一遍又一遍地给比他大九岁的哥哥几乎是母亲般的叮嘱（“尽量少骑马，不要去打猎。”）。雷莫死后，奥克塔夫回忆起，那青年跟他一起在悬崖上的小路或陡峭的河边散步时，总走在临近深渊没有屏障的那一边，怕的是他的同伴不小心失足或是一时昏眩。他记录了一个他重复做过许多次的梦，他受到死亡的威胁，而弟弟救了他的命。梦中的他惊异地喊道：“你不是死了吗？”雷莫用他独特的方式回答道：“不要跟我说我的事，这事我不知道。” 仅仅根据人们对我们叙述的一件小事来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是非常不可靠的。在雷莫确实找到他生活中的位置之前，奥克塔夫已活了二十五年。他遭受过我们毫无所知的什么样的事故，旅行中遇到过什么人，就跟他不断喷涌而出的青年的热情一样，比雷莫的遭遇更能刻画他的面貌或压抑他的心情。人们在这个热衷于阅读忒奥克里托斯的人身上，很早的时候就能发现对于美少年的兴趣。他还年幼的时候，在桑布勒河边，他曾仔细端详村里的孩子们在钓鱼，他们优美的姿态和几乎半裸的身体使他忘掉了这些男孩子们在那里只是为了“伺机抓到一个猎获物”，却引起了他“一阵激动，跟后来看到帕特农神庙的三角楣时一样”。二十岁时，与其说他是个严肃的大学生，还不如说是个纨绔子弟，他曾梦想过给他的四轮轻便马车雇用一个少年车夫，俊俏得就像平图里乔笔下的侍童或普拉克西特利斯雕刻出的美少年。二十六岁，他从意大利带回来了个漂亮的年轻车夫乔万尼，这人不久就给他出了许多难题；接着，他忠实的侍童纪尧姆成了他在森林中游荡的伙伴。到老来，他保护着村子里的一个小男孩。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不该“对村子里的几个孩子特别眷恋，而那些人有时候根本配不上这种慷慨。他对那些人却表现得像王侯那么豪爽大度”。在一个古墓旁，奥克塔夫看到墓志铭上写道那是主人和仆人合葬的墓穴，心里很感动，两人的地位估计并不平等，但他显然很赞赏从这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中散发出来的诗意。不过至少人们可以说，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流言。 正相反，有关他与他的两个弟弟中幼弟之间的友谊，人们却起劲地窃窃私语。在那“命中注定的事件”之后，的确，他几乎是怀着像普鲁斯特那样的痛楚写下遗忘的效力，但这遗忘只涉及清醒的意识范围，漆黑的帷幕还继续充塞在最深的心田里。奥克塔夫对我们说，他爱他的弟弟，就像爱一个“只有一日之交的朋友似的”。仿佛他特别需要建立在兄弟之间推心置腹的激情；需要亲密无间的谈话，在言谈之间，两个人的精神像一次雄性的婚姻似的，化为一体，让思想的世界、原本的世界，以及想象的世界进入两人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是保护者同时也是被保护者这样一种迷离暧昧的处境。雷莫即便是远在他乡，情况不明，也在用他的力量支持着奥克塔夫。接下来的约瑟仿佛是那个鬼魂的苍白重影儿，人们并非不知道这种友谊能给一个疲惫不堪的人带来什么温馨。在我们从前描写过的那些散步中，雅姆·旺德吕南就取代了约瑟的地位。 ?Jean-August-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画家。​?Pinturicchio（1454-1513），意大利画家。​?Praxiteles（前370-前330），雅典雕刻家。​ 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20 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死仿佛跟任何一个人的死一样平淡无奇。几个月以来，他感到气闷，腰痛，腿部水肿。一八八三年二月份，他请来了村子里的本堂神甫听他的忏悔，并且要求家里全体仆役原谅他对待他们不够耐心。他年轻的侄女们决定念一次九日经为他祈福。病情随后有所好转；到了四月末，他甚至康复到可以接待客人。一天晚上他迟迟未睡，要给园丁几个命令，接下来的夜里，病情突然恶化：“我不行了，就要死了。永别了，埃米尔。饶恕我，上帝！对不起了，母亲！”他死得像个乖孩子，永远保持着他本性中的某些方面。 伊雷内夫人记录了这些细节，为比利时失去了这位作家表示惋惜，“他发挥了他的天才，就是为了给上帝争得荣誉”。她指出，她儿子奥克塔夫的作品，除了《树丛》和《致约瑟的书简》之外，书名都是由她选择的，这样一来，有三个书名就都是她起的了，而这并不要求多么大的发明创造。她其实是想特别说明，一直到最后，她都给她的儿子提出告诫和建议。她说，她并不想在这个儿子死后再活很长的时间。然而有关死亡的事，人们总是估计错误。她又活了很久。不仅死在奥克塔夫后面，而且在第二年死的埃米尔以及她的小妹妹佐埃的后面。德里雍家的最后一位小姐的晚景凄凉。一八九四年，我的母亲曾经毕恭毕敬地对这位频遭丧子之痛的姨姥姥做过一次短暂的拜访。 奥克塔夫的临终这样不事张扬，仿佛不该给各种传言以口实。然而，就像每个诗人的死总会引发的那样，传言还是越来越多。其中一个说法浪漫得出奇，让人忍俊不禁，甚至被写进了书里：奥克塔夫在一个美丽的月夜，独自一人在树林里拉小提琴，受了风寒。但这也是唯一一个有部分事实基础的传闻。自从音乐在中学的忧郁气氛中给了他安慰后，就成了他最喜爱的一件事，就好像他弟弟一样。而且，他喜欢把音乐跟森林中的天籁与芬芳混合在一起。他的一封信里曾写道，他每天晚上到树林中间去，用他珍贵的瓜尔内里提琴演奏一首门德尔松的奏鸣曲。他又接着说，很久以来，他就给这种愉悦画上休止符号了。但伊雷内夫人写道，在她儿子去世以前的几天，看到他冒着四月晚上的潮气，拿着他的提琴留连在外迟迟不归，心里很不安。人们也知道，村子里几个微不足道的流浪乐手，玩手摇风琴的，在大路上用吉他一曲接一曲地弹奏那不勒斯小调儿的孩子，他都请到城堡里来，那些人还把他称呼为“少爷”。他也很乐意屏定声息，藏在小树林后面听他们海侃，那些贝克福尔地方路易二世时代的奇谈怪论显然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还有另外的一些毫无根据的传言，说他挨过一个流浪汉或是偷猎者的冷枪。这当然是因为他总带着一支卡宾枪在夜里独自闲逛，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轻易地接待一些闲人，施舍得也过于大方，特别是因为歹徒在整个乡间肆虐，引起了普遍的惊慌甚至恐惧。最后，人们压低声音，说到跟当年让雷莫丧命相似的一件事故，说的是这个散步的人不懂如何把枪装上子弹。关于那个年轻人的死亡，家人怀着虔诚的善意说了许多谎话，无怪乎荒诞不经的传言会那么多。这里还夹杂进来一个诗意的想象角落：大家一致认为或许导致诗人死亡的那个事故是在深夜的某个时刻发生的，就在这个对他来说十分神圣的树林里，他在许多地方的树干上，刻上了这样的文字：NOX-LUX-PAX-AMOR。显然这就是他在森林的梦幻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 伊雷内的笔记和病人亲笔的信件写得都很清楚，不仅如此，如果需要的话，奥克塔夫的本性就没有自杀的倾向。这个题目，他自然涉及过。他觉得某些人适合于自觉自愿地死亡，在这些人里肯定就有雷莫，对生活有正面的炽热精神，他的本性不能容纳这过于充溢的力量。再加上基督教的精神把他推向了这个出口。我们很清楚，所有人，哪怕比奥克塔夫更为坚强，也会很容易地作出他本不赞成或他的信仰不容许的事，至少让他有一闪之间的错念，昏昏然不能自持。死亡的欲念也许是他的一个“黑夜中的暗斑”。他有这样的特性，二十岁时，他就为已不是十二岁而惋惜；到了四十四岁，他说他不再为莫里斯·德·盖兰的早夭感到痛惜，他一直热诚地崇拜这位诗人的作品。“他死得好，不然的话到今天就得活到六十六岁了。”五十岁时，他一方面惧怕死亡，同时又觉得活着太疲惫，在两者之间摇晃不定。他向往着让他本身的一部分从时间当中脱离出去，时间是“汹涌澎湃的海洋，上面漂浮着皮囊形体”。在这种情况下，时常就像一个疲乏不堪的人自做主张，作出了精神理智不敢作的决定。奥克塔夫对生死的理解就停留在这个生理乃至炼丹术的水平上，就好像人站在自身以外，不自觉地旁观着一个他自己引起的分化瓦解的过程。任何暴力的动作，任何情节剧中的小插曲都不需要。“改变形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用不着庄稼汉在瓜尔内里小提琴上狠狠打一拳或是不小心在枪里装上子弹。 乍一看，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辉煌灿烂，倒有些轻佻放纵，然而却花尽了他的力气。无论在大事还是在小事上，他对他的家里人，外省的大资产阶级社交圈子，以及他始终遵从的高雅原则都作了让步，而有时候他也用跟他弟弟一样尖刻的语言去谴责外省的富户颟顸昏聩。在另外的方面，他同样表现出弱者怠惰性格的强大威力。他的父母，后来是他孀居的母亲大概曾经梦想着他在学业上精进不懈，一直上到大学。而他却没有这样做。接下来，他也完全可以从事一个有家学渊源的，在他看来也相当体面的职业，出人头地（“我一点也不经营我的土地，我不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住，我紧紧地攀住我自己的山顶”）。在婚姻上他也同样。这个浪荡子承认，他的舞跳得很平常，也不会说俏皮话讨年轻姑娘的欢喜，他拿眼前的表兄弟阿尔蒂尔作他的榜样，阿尔蒂尔很长时期对夫妇之间的欢娱裹足不前，到最后才娶了表妹玛蒂尔德，一位出自名门的可人淑女。后来，埃米尔跟一个参议员的女儿结了婚，让伊雷内夫人心满意足（“这是我一生中最美的一天。”），也让她希望奥克塔夫学习这个好榜样。但她的希望落空了。当时的重重规矩把这件事反倒弄得复杂化了。奥克塔夫对一个思想很正统的老伙计承认，他跟“一个金发女郎”保持着恋情。那个规矩正经的伙计暴跳如雷，要求他如不斩断联系就立时把她娶过来。这两条道路大概他都没有考虑过。在这个道貌岸然的社会圈子里，心灵和情感上任何一点微妙曲折都没有立足之地。 他的幼弟，“那个可怜的孩子”在理智上迷失了方向，显然引起了家里人无休无止的争论，仔细阅读奥克塔夫的作品，就可以发现这些争论的痕迹。如今我们觉得，他有关雷莫的那本书出言过于谨慎，是个瑕疵。说到书中主角的最后一刻时，又用十分笨拙的语言来掩饰真实，简直成了败笔。据说奥克塔夫希望读者自会识破其中奥秘。压在奥克塔夫身上的禁令和忌讳一定是过于沉重，直到一九五二年，一位给诗人写传记的循规蹈矩的作者还推敲字句，用模棱两可的文辞来描写费尔南-雷莫，说他“在追逐他自己也弄不清的海市蜃楼”，一点也没有提起他的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同时也瞒过了他成了家里人中的异端所引起的悲剧。就是这位传记作者对那本“小说”弃之不顾，那是唯一一部以他弟弟的信件为素材的作品，在里面奥克塔夫总算鼓起勇气，稍稍正面地对待真实。这样的安排并不令人惊奇：写传记的人时常这样对事实的本质避而不谈，或者不动声色地抹杀掉。起初，奥克塔夫出版了他的那本小小的书，只印了十册，也没有署名。接着，某些人很赞赏，他得到了鼓舞，又出了一百册，同样也是匿名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在这布满地雷的地域中他已经走了很远。要出版这部小心翼翼的作品需要一些勇气。 奥克塔夫·皮尔麦茨曾说过：“有些人在奇特的、不能实现的愿望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一种希望，不管多么不合常情，也都像情人似的，让人难以割舍。”这种以真实为目的的追求不可能实现，向他预示着结果是个悲剧，在他的思想里，这条路显然就是雷莫所走的；而对于美的追求，他觉得更像是他自己的探索。雷莫的朝圣之旅很快地就走上了年轻的希格弗里德的巡游之路，这个英雄曾擎着火把沿着森林中的小路去探险；而他的朝圣却成了一首悲壮的交响乐，缓缓地告终。在他个人的忧郁中再加上世界的痛苦这个让人不能忍受的重量，只有他对自己具备作家能力的信任才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其痛苦的程度。于是，他用严格的洞察力来剖析自己，早在一八六七年，他在给邦塞的一封信里就说：“我在这里承认，我一点天才都没有。我愚鲁笨拙。我从我身旁的人汲取思想。我背负着传统蹒跚而行，能够真切地说明我内心世界的语言还有待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灰心丧气的迹象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他并非不了解，他本属于圣伯夫说过的那种缺乏天才的种族。他走到了他描写过的那条死胡同，在这个时候，这个囚徒在牛角尖里把自己憋死。 布鲁塞尔的各家报纸用尊敬的口吻宣布了他死亡的消息。《舆论回声报》简单明了地说：“他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布鲁塞尔新闻报》的口气更为明晰谦和：“我们的作家不多，他是其中一个。”地方性的报纸谈论得更热烈，连篇累牍地说到他“出身于本地区最高贵最受人尊敬的人家”，“有一位尊贵的，德高望重的母亲”，“有相应身份的本堂神甫为这个英年早逝和蔼可亲的作家主持了丧仪”，“贵族和神职人员中的头面人物和本区的老百姓”也参加了典礼。有人还告诉我们，村子里的合唱团还在这个业余音乐家的葬礼上唱了歌。一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是这个家的儿子，是个永远的年轻人，乐善好施的财主。当地的慈善机构为失去了他而感到痛惜。各篇悼词在宣读之前都经过丧家的筛选，怕的是悼词中把“可怜的奥克塔夫归入自然神论者，甚至唯物主义者之列”。 他埋在一座崩塌为废墟的古老教堂的祭坛底下，就在雷莫旁边。当年他曾由伊雷内夫人帮着，把那教堂改建成家族的墓地教堂，免得被彻底拆毁。一九二一年，雷火把房顶烧毁了，但那房子夹在村子里的新楼之间，仍然存在。这里已完全不是最初那充满浪漫气息的建筑，当年兄弟俩曾在这里掩起书本，抬起眼睛眺望着园子里的郁郁林木，心里想着，有一天他们会在那里安息。 在这里，我转录了奥克塔夫的“虔诚的回忆卡”，就好像诗人本身在他的《雷莫》一书中转录了歌德的讣闻似的。那是他那还在上大学的弟弟从属于上流社会的一位魏玛老妇人手里得来的。但这一次，我并不像奥克塔夫当年对《浮士德》的作者一样，把荣耀与死亡相比。这区区的几行字表明了，一旦入了土，一个人的独特面貌是多么迅速地消失净尽。 死在天主怀中的人是有福的。 虔诚地怀念 奥克塔夫-路易-邦雅曼·皮尔麦茨先生， 他在一八八三年五月一日于阿克兹城堡去世， 享年五十一岁， 举行过了神圣的临终圣事。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二节）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约伯记》第十九章） 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 （《箴言》第三十一章） 我只为自己要求一件事：你们在祈祷时，回忆起我。 （圣奥古斯丁） 圣母马利亚温暖的胸怀，是我的栖身之地。 （百日的赦罪） 慈悲的耶稣，给他永恒的安息。 （七年的赦罪）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奥克塔夫晚年曾说过，他只能在祈祷中找到一片绿洲，然而在他的作品中却只有两次提到耶稣。在《雷莫》一书中他指出，他那个时候的人在睡梦里可能要求《福音书》给以帮助；但在别处，他用更为动人的方式提起耶稣在拉撒路坟墓前的眼泪。圣约翰的这篇福音，文辞如此华美动人，顺理成章地代替了人们在前面看到的到处风行的说法。显然，任何人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或者说，人们更喜欢习惯引用的那些平凡无误的章节。在这方面，他最喜爱的圣者，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也作不出什么贡献。 但是，为这个值得追忆的人物所选择的形象并非毫无动人之处。在这宗教风格的文字中，就在那时，也微微散发出十七世纪那庄严的气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圣约翰的形象，披着长长的卷发，穿着高贵的粗毛衣服，用一只圣杯来接从耶稣的双脚滴下来的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只能看到下半部。这幅雕版画也许会让他高兴，他也尽力用同样的方法来接住雷莫的血。 ?拉丁文，黑夜-光明-平和-爱。​?Maurice de Guerin（1810-1839），法国浪漫派诗人。​?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主角。​?《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中说，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前，看到他的姊妹和朋友哭泣，也流出了眼泪，耶稣终于使拉撒路复活，从坟墓中走了出来。​?Saint Francis of Assisi（1181或1182-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修会的创始者。​ 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21 然而奥克塔夫也有他的巅峰，说实话这人地位卑微，来去匆匆，并且来自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地区。奥克塔夫仿佛只是远远地、居高临下地跟随着他那个时代比利时的文学运动。他曾经给德·科斯特提出过一些具有梯尔·欧伊伦施皮格尔老头儿那奇特天才的忠告，据说他也借给他了一些钱。但科斯特死时穷愁潦倒，他死前十五年就被遗忘了。至于《梯尔》，奥克塔夫否认其中有任何诗意，这并不公正，大概是因为那强烈的现实主义惹恼了他，再加上从那些文字中散发出一股叛逆的气味。年轻的乔治·罗登巴赫向他致敬；年轻的朱勒·代斯特雷来热情安慰，但都来得太晚：他已经要死了，他没有亲眼目睹比利时诗坛的百花争艳，他曾经为这小心翼翼地作过准备。他不敢肯定他的古典主义和稍稍过时的浪漫主义是不是受到这些象征主义者的重视。自然主义的小说家，大吵大嚷地千方百计要钻透这个在当时欧洲市侩习气最浓的一个国家，且不说这种做法时而会刺激他本人的神经，也会惹阿克兹的那些人不高兴。人们几乎不能相信，他这个虚幻影像的爱好者竟会十分喜欢卡米尔·勒莫尼耶那略嫌粗俗的肉欲主义，而这人隔着半个世纪的距离，正是劳伦斯的先驱。然而，勒莫尼埃出版的有关《雷莫》的那篇文章深深地感动了他。他觉得，他以及他的弟弟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当这个小说家被人诬告，与法院方面有了麻烦，评委拒绝颁给他不知是哪一个国家级的文学奖，布鲁塞尔大学的年轻人为他开一次宴会来昭雪委屈树立荣誉。人家也邀请奥克塔夫出席宴会，他接受了邀请。但他在预定的日期以前的三个礼拜就去世了。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宴会如期举行，在缺席的诗人的座位上有一大捧野花作为标志。有关他的信息暗淡了。他对自己的评价尽管不完美，但也得到了某些人的赞同和接受。他本来可以接触到那种荣誉，人们把那叫作“幸福的青年时代”。 在让这两个阴影重新渡过冥河之前，我要向他们提出几个有关我自己的问题。然而我首先一定要向他们说一声谢谢。经过了长时间一代接一代的直系和旁系先祖，对于那些人，我们除了他们的生卒日期之外一无所知，终于有了两个精神和肉体，两个声音，激烈昂奋或者相反，期期艾艾、欲言又止地表达自己的心意，两个生灵，我们有时听到他们的呐喊，有时听到他们在叹息。于是，借助家里一向残缺不全的纪念品，我描画出我的外祖母玛蒂尔德或是我的外祖父阿尔蒂尔的模样。此外，为了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完整，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我使用了我所知道的有关十九世纪一位虔诚的妻子和一位品行端正的封建领主的材料。相反，我读到的奥克塔夫和雷莫的某些作品书简却充斥着他们本人的性格，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喷薄而出。 为了把这两个人物放在正确的背景环境之中，让我们观察一下一个小群体，比他们俩更伟大，或者说肯定更显赫，这些人也在那个世纪的同一个阶段“紧紧攀住他们的顶峰”。一八六八年，当雷莫正慑于普遍的罪恶，苦苦挣扎时，托尔斯泰正在阿尔扎马斯一个小旅店的破茅屋里，度过苦闷和豁然开朗的夜晚，这给他打开了仍然关闭着的门（或者那些门在他不知不觉的当儿已经微微打开了），这也让他成了一个比天才更胜一筹的人。一八七二年九月，当雷莫在列日仔仔细细地准备自杀时，兰波和魏尔兰一起坐船抵达英国，经过这个阶段，再坐火车到哈勒尔，终于死在马赛的一家医院里。如果他早两年信步走进沙勒鲁瓦的碧绿酒家，就可以跟这位头发乱蓬蓬、裤兜儿里揣着《醉舟》底稿、徒步从夏尔维尔的那个小村子走来的小伙子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了。我并不是在杜撰一个小说情节：那时，兰波这位狂暴的天使对给他送来一大杯啤酒的长着一对丰乳的女招待有特别敏锐的感觉，他一定不会认为那个衣冠齐整的先生是一位面色苍白的六翼天使。而在奥克塔夫看来，这个打量他的人只不过是个流氓阿飞。到一八七三年，魏尔兰在布鲁塞尔放了一枪，如果这声音传到奥克塔夫的耳朵里，他大概会以为这两个莫名其妙的诗人之间的争执只是个低级下流的社会新闻，连在饭桌上谈谈都不值得。 一八八三年，离雷莫哥哥的死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瓦格纳患上了胸部的炎肿，一蹶不振，退居到威尼斯的一个王宫里，随身还带着那些“奇妙乐曲”的秘密，这些乐曲还会吸引门槛外面的那些“欢欣的灵魂”。马克思也是在这一年逝世的，比巴枯宁早了七年。路德维希二世，施塔恩贝格的那个隐居者，还要苦熬三年，跟他的那些幻象以及他自己的肉体斗争（“多一些亲吻，上帝！多一些亲吻！”），然后才投湖自杀。鲁道夫正因为是金枝玉叶，不能摆脱乃父独立施展其政治抱负，只得从一场狩猎到另一场狩猎，从一个情妇换到另一个情妇，于一八八九年一月一步步走到了玛耶林。他的母亲伊丽莎白皇后，仿佛是个美丽的幽灵，在希腊科孚她的花园里重读海涅的诗，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昏昏然地驶进了狂风暴雨中的希腊海。战地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得了心脏病，从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回来之后定居在伦敦，躺在一张长椅上度过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漫长日子。红十字会的创建者邓南特周游列国，为他的事业寻求支持，而当时，大家对他的提议普遍漠不关心或者心存疑虑，他又急又气，几乎半疯。一八八七年他要求瑞士阿彭策尔的一个养老院给他一个床位，他要在那里打发余生。尼采在锡尔马利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分子的平庸苟且，很是愤慨，一八八三年左右开始构思有关超人的雷霆闪电。但他疲惫不堪灰心丧气，眼睛差不多半瞎了。一八八八年圣诞节的那天，扑到一匹被鞭打的马的脖子上，终于进入了他的漫长的黄昏。易卜生定居在罗马，动笔写他那预言性的作品《人民公敌》。作品中，一个人单枪匹马与全世界精神和肉体的腐朽败坏做斗争。福楼拜未老先衰，一八八〇年就谢世了，跟他的布瓦尔与佩居谢一样窘困潦倒。（“我仿佛穿过无穷无尽的寂寥走向不知何处的前方……我既是荒野，也是旅客和骆驼。”）奥克塔夫逝世的那年，约瑟夫·康拉德正乘船在利物浦和澳大利亚之间来往穿梭。直到一八八七年，他才来到布鲁塞尔，得到一艘专跑刚果的轮船船长的职位。又过了两年，他又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饱览了剥削殖民地的那些“黑心肠”，从灵魂到肉体都几乎崩溃。雷莫幸亏死得比较早，没有看到非洲的这种悲惨景象，否则他也会像康拉德一样，陷入沉思，并为此痛苦的。至于雨果，这位死于一八八五年的预言家，那时已是八十岁的老翁，还在写亚历山大体的诗句，闹恋爱，想念上帝，思虑重重地端详着裸女。丁尼生一直到一八九二年才跨过了生死的藩篱。把雷莫写在这些光辉显赫的名字旁边，仿佛是在讽刺奚落。就像他哥哥说的一样，雷莫周围是民众的一片冷漠，好像连死后也无葬身之地，只有并无才华的奥克塔夫在有关比利时文学的手稿中才提到了几笔。不过，这哥儿俩也被那个时代从上而下吹来的一股罡风刮得无影无踪，而那个时代就像堆在二十世纪这个深渊边上的一道巨大的、密密实实的堤坝，远远地、沉甸甸地悬在我们头上。 按照布列塔尼或者埃诺的算法，这两位舅姥爷精确地说都不是近亲，然而，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亲上加亲却把我与这两个死去的魂灵拉近了，因为我身上四分之一的血与他们身上一半的血出自同一个源头。不过对血液的分析并不能提供什么重要证明。对这类细节十分好奇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在这兄弟俩（尽管彼此完全不同）和他们几代之后的外甥孙女之间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不同之处来自时代和命运。性别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一八六〇年的一个男青年所受的束缚与一九三〇年的一个少女受的拘束都差不多。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绝大多数都与文化有关，但从某一个程度开始，文化就代表着一种选择，使我们按照更为精微的同一性来聚分群类。就像那兄弟俩一样，我也在树下阅读赫西奥德和忒奥克里托斯的作品；我不知不觉地又像他们那样在比他们那时受到更多蹂躏和损害的世界上旅行。但如今，过了四十年以后来看，那时的世界反倒显得又干净又平和。按照社会地位或是钱财多寡来区别与你相同还是不同，其实并不那么容易。一九三〇年左右，社会地位远没有像半个世纪前对伊雷内的儿子们那么重要，或者说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钱，il gran nemico有时候也是个好朋友，又重要，又不太重要。 无论如何，在某一个领域之内，雷莫比我强很多。刚到二十岁，尽管他曾有过天真的愿望但没有保留下来，如同他哥哥形容的“永不枯竭的灵魂”，他就已经感受到了原本就神圣的生命，与人或社会——其实也就是复数的人——的作为二者之间的矛盾。他通过叔本华从佛经里借用了泪海这个词，我也在那海边留连了许久。我的头几部书就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时候，我的回忆是模糊麻木的。直到近五十岁，我从灵魂到肉体才完完全全地感受到了他的痛苦。雷莫曾说他自己“只爱纯粹的思想，它是一位身穿粗毛衣服的处女”；我不能像他那样自诩。不过，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思想甚至超越了思想的东西就占据了我的心；而我并不像他那样，只到二十八岁就死了。我也像雷莫那样，将近二十岁时，曾经相信有关人生问题的希腊式答案就算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最好的。到后来我才明白，并没有什么希腊式答案，那只不过是来自希腊人的许多答案，在其中还必须再进行选择。柏拉图的答案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又不同。我也发现，这问题所涉及的基本数据过于繁多复杂，一个答案哪怕无比完美，也不能覆盖全局。但是，在创作《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的行程》与《卫城上的祈祷》这两本书之间的某个时候，雷莫正处在希腊式的激情澎湃的阶段，也把我带回了我自己的青春时代。而且我还发现，尽管一切幻想都化为泡影，但我们当初并没有全错。他说：“在这个废墟中间，我想起古人怎样想象如今的香榭丽舍大街：一个集会庆祝的场所，在那里人们可以跟大贤大德的智者谈话……这是多么高贵的梦想！人们想象着那种人，他们还没有受到道德的束缚，他们的青春可以自由自在地茁壮成长。人们没有把他们刚进摇篮就绑在极紧的襁褓之中……读柏拉图的作品时，那种思想自由驰骋的健康气氛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在旅行中得到的最好的印象就是感受到这种希腊精神的美，这美就像希腊帕罗斯岛的大理石似的，洁白坚实。” 那个时候的代罗斯还不像现在这样，挤满了成群结队的游客，雷莫这位年轻的旅客在那里短暂停步时，一天晚上曾到一个月桂树林中去漫步，如今那里经过接二连三的挖掘搜寻，月桂树肯定被砍伐净尽了。那时，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希腊时代的雕像。“月亮冉冉升起，仿佛一面银盘……大海奔腾澎湃，我只能听到重浊的涛声……”雷莫想描写美丽景色，这等于说他想传达出他在这个神圣的处所感受到的美丽，但他的才情远远比不上夏多布里昂或者勒南，只把他领上了一个活跃的梦境，或者是在他在魏玛也许喜欢过的德国浪漫派的M?rchen，在月光底下，他仿佛看到在那大理石的面孔上描画着难以形容的痛苦。他觉得他认出了那是三面的赫卡忒，塞勒涅是她在天上的形象。他想象着天上的月亮接受了女神的灵魂，她的形象就横陈在他的脚下，月光刹那之间就会使她复活。“我就是赫卡忒，主持着我自己为那么多无辜牺牲流血而举行的赎罪仪式。” 在一八六四年的这个青年与一九三〇年也来这片海岸游荡的、跟他也许有葭莩之亲的外甥孙女之间，已走过了成百上千的朝圣客，从那以后，又有人成群结队地来过这里，有多少人曾想过日复一日牺牲在那大理石祭坛上的牲畜？那大理石上还装饰着纯洁的卷叶花纹。同样的思虑把我们彼此拉近了。然而赫卡忒的统治并没有像雷莫想象的那样宣告结束。在上一个世纪，科学变成了女神，而且像所有的神祇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那样，成了血腥的异教偶像崇拜的女神，成千上万的生物变成了科学的牺牲。这些生物慢慢地窒息，失明，受到炮烙，活活地被人开膛破肚。它们的死倒让古代宰杀祭品的人显得清白无辜。也正像我们的屠宰场里，家禽牲畜被活活地倒挂起来，便于屠夫在流水线上的工作，让这百牲大祭的凶器显得干净一点，而且还在牺牲品上面摆上鲜花。至于希腊人在传说时代就已经放弃的人祭，如今千百万人仍然以祖国、种族、阶级的名义，杀戮另外千百万人，犯着同样的罪恶。大理石的面孔上那难以形容的悲哀忧愁，应该更加深一层。 奥克塔夫的轮廓已有些淡化，跟他之间的关系对比不太容易确定。我曾居高临下地分析过他那种只把他自己认为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的执着愿望。二十岁时，我很了解他。在那个年纪，我的野心只是当一个匿名的作者，或者顶多有一个名字和两个彼此不相符合的日期为人所知，因为我写了五六首十四行诗，在整个一代人中，只得到了七八个人的欣赏。我很快就打消了这类想法。文学创作就像喷泻而出的洪水，卷走了一切。在这一股急流当中，我们的个人特性顶多是一些沉淀物。作家虚荣好胜也好，腼腆羞涩也好，在这戏剧性的自然现象前面只起很少的作用。然而，比起我们这个时代病态的张扬炫耀，我看奥克塔夫内向的收敛虽然也是病态的，却更有魅力。 我支起耳朵，听他阐述有关历史的几个见解：在他看来历史最多是个样板，昔日里许多贤哲也这么看，在艰难的岁月，历史就是我们大家遵循的榜样。然而，我听到在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声音。他坐在罗马斗兽场的台阶上，心里想着据说在这里殉教的年轻基督徒，他们为数众多，无名无姓，被总括在一个圣塞巴斯蒂安的美丽外形底下，不禁悲从中来。他始终无限怜悯这些年轻人。他永远不可能了解这样昏厥而死的震撼。同样，他想到一些同时代的陌生人，他本来可以爱护他们，但在大地的茫茫人海当中，他永远不可能跟他们相遇，又有些怅然若失；这两种感情相差无几。我曾尽力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兼诗人和小说家，这使我直接突破了这种不可能性。奥克塔夫做不到这一点，但我爱他的就是这种张开怀抱的举动。 在每个偶然事件当中都有奇迹。一八六五年奥克塔夫曾参观过乌菲兹美术馆，顺便记录了最使他感动的绘画。在某些方面，他的爱好与我不同，审美永远在不停摆动。他还欣赏当时仍稳稳享受着荣誉的学院画派：多米尼基诺，圭尔奇诺，圭多以及跟他们一起的卡拉瓦乔那“光辉灿烂的现实主义”，所有那些接下来的两三代人引以为耻的东西。而到我们这个年代，他们又开始占据应有的地位。他已经喜欢波提切利了，在这位画家的作品面前，五十年以来，人们几乎要轻率地掩口而笑，然而他费时最久，用了整整一页的笔墨来描绘的画作是他以为微微有些笨拙的初级作品，《埃及的特巴伊德》。他那时候，大家以为是罗拉提的作品，以后又以为是别人画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也观览过同样的这张绘画，还随身带着一张半圣像半护身符的照片。背景是纯净的沙漠，上面这里长着一片托斯卡纳的小树林，那里耸立着一座风格朴素的佛罗伦萨式小教堂。神秘派的修士在驯化羚羊，跟黑熊一起跳舞，给老虎套上缰绳和辔头，骑着温顺的鹿迈着溜步游逛，他们跟狮子谈话，一到傍晚，狮子就把他们埋到沙子里；他们跟野兔、苍鹭以及天使亲密相处。我心悦诚服，天真地以为，这个形象也许就意味着完满的生活，但对于“奥克塔夫舅舅”这形象代表着天使的生活。 整个一八七九或一八八〇年的夏天，诗人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色棱纹布西装，大概还戴着一顶从意大利买来的草帽朝海斯特沙滩走去，我把《苦炼》中的一段情节安排在这个西佛兰德的小渔村里。在作品中，泽诺从布鲁日这个死亡的陷阱逃脱之后，试图到英国或是荷兰的泽兰去，帮助他逃亡的人素质卑下，性格愚鲁，让他大失所望，就放弃了这两个计划。在那个时候，仔细研究佛兰德的公路交通地图，我发现了离布鲁日很近的几个地点，从那里出发，逃亡的人只要没有受到严密的监视，可以登船起航，那个五十八岁善于行走的人完全可以采纳，还要避开那些远在海边的几个偏僻地方：文敦纳，布朗肯贝格，奥斯当德，听上去像广告上的廉价度假地点。海斯特这个地名听起来就纯粹是佛兰德的，没有旅行的联想，而且离布鲁日又近，很适合我的小说。自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八十年以前，奥克塔夫和他的母亲瞧不起时尚流行的四轮小车和旅行锅，找了这么个洞穴来过夏季的乡间生活。 这地方自十六世纪以来直到一八八〇年还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在那里筑了一道堤坝，说实话就是一片海滨浴场，人们宁愿在那里设计一座演奏音乐的小亭子。精巧别致的别墅还没有污染海边纯洁的沙丘。“海滩上几乎空无一物，晚上只有十几条渔船在这里的沙滩上抛锚停泊，卸下在大洋深处打来的奇形怪状的鱼。一上午，几条客艇驶向海滩，人们可以看到从客艇上走下来洗海水浴的女人。年轻的外国姑娘有时候沿着堤坝散步，她们那高雅的薄纱衣裙与飞腾的浪花争奇斗艳”，她们那胆战心惊和孩子气的动作使他觉得那都是些高贵的可意人儿，证明她们是极娇弱的。 他把母亲安置在一把高脚的安乐椅上，让她呼吸清早的新鲜空气，她只需这些，也无需别的，他独自一人朝着退去的潮水走去。就像他说的，他想听“大海的轰鸣”。他心情郁闷。小心翼翼地绕过几小时以前退潮留下的波光潋滟的大水塘，注意不把鞋踩湿。他并不喜欢大海。（我敢肯定，精神分析学家会争先恐后地紧紧抓住这个独特的事实，其实只有在法语里这个文字游戏才成立。）“啊，可怜的海斯特小镇，你是多么阴暗无趣，你的大海是多么苍白无光！”约瑟曾告诉他几天之后来看他，他希望约瑟早些到来，好在这一片混沌的景象中有一个人给他些安慰。“大自然的制动阀门已经锈蚀了，她不满足她的命运，切望着砸碎那无影无形的锁链，让极度的忐忑不安填满观察者的灵魂。看到这广阔无边受着束缚制约的现象，那观察者可以暂时忘却他兄弟们的痛苦；社会的不公，被剥夺者的沦丧暂时从他的眼前消失。他最终也许可以在力量里找到权利……人们都说大海高贵，我却看不到高贵在哪儿。我只看到大海的强暴粗鲁，桀骜不驯，恣肆鲁莽，起伏不定。”他从汹涌的波涛扑向防波堤的那威势中，看到了愤怒的人群那狂暴贪婪的模样。 突然，在中午炫目的光线底下，一个破衣烂衫的人穿过他和那几个英国小姐的身体。Aqua permanens。让奥克塔夫感到恐惧的这一片大水，书中的泽诺倒觉得仿佛像光线似的。汹涌的波涛有它的威势却没有愤怒，留在沙滩上的每个痕迹都表现着无垠无限，他觉得每个贝壳上的曲线都构成了一个数学般完美的世界，而这就补偿了他不得不在其中生活的真实世界的凶残。他让自己赤裸着；他已不仅是一个十六世纪的人，而直截了当地变成了一个普遍意义的人，一个清癯而强壮的、已经上了点年纪的人，双腿和两臂肌肉发达，肋骨条条突起，性器上的阴毛已成了灰色。他不久就死去了，死得很惨，在布鲁日的一所监狱里。然而，这弯弯的沙丘，这海浪留下的波痕是他真实死亡的抽象处所。就在这个地方，他从思想中消除掉了逃避与和解。把这个裸体的男人与那个身穿白色西装的先生划分开来的线条比时区的划分还要复杂。泽诺在世界上的这一地点时，比奥克塔夫整整早三世纪又十二年零一个月，但我的创作大约晚了四十来年。到了一九六五年我才想起在海斯特海滨入浴的那个细节。在这两个人之间的唯一联系当时还无影无踪，并不存在，然而这个联系却带出了十六世纪的衣服和附属物品，以及一八八〇年的那个浪荡子，又过了三年这浪荡子就成了死去的鬼魂。这个联系就是一个小姑娘，奥克塔夫曾经向她诉说过暂且搁置未曾实现然而却蛰伏潜在的故事，终有一天这成了我的一部分。至于雷莫，他似乎处于这个场景中，是他哥哥思想意识和阴郁情绪的一丝一缕。八年以前，他就经受过一个的确更为短暂也更为鲜血淋漓的死亡，可以与一五六八年那人的死相比。但到了一九七一年我才听到有人说起这件事。时间和日期又反射回来，就像阳光照射在水塘或沙粒上似的。我与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我炽烈地尊重雷莫；“奥克塔夫舅舅”有时让我感动，有时惹我恼火。而我爱泽诺，就像爱一个哥哥。 ?Till Eulenspiegel，德国北部的农夫恶作剧者，他的欢乐的恶作剧是无数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的源泉。​?Georges Rodenbach（1855-1898），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Camille Lemonnier（1844-1913），比利时法语作家。​?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国短篇小说家，诗人、散文家。​?Rudolf（1858-1889），奥匈帝国皇储，因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及亲法倾向，与其父政见不合，终于跟他的情妇一起，在玛耶林皇家猎苑自杀。​?Joseph Conrad（1857-1924），原籍波兰的英国作家。​?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诗人，维多利亚诗歌的代表人物。​?意大利文，大敌。​?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德文，童话。​?Hecate，月亮、大地和冥界女神。​?Selene，月亮女神。​?在法语中，大海la mer与母亲la mère是同音词。​?拉丁文，永恒不断的水。​ 费尔南德 22 玛蒂尔德的死并没有给苏阿雷的生活节奏带来什么重大的改变。多年以来，弗罗兰就担当着教育孩子和总管家务的职务，她继续遵循着夫人留给她的或是她昔日里向夫人建议的方向操持着一切。她绝对按照已故女主人的口味来给年轻姑娘们穿衣打扮，必要时更换一块壁毯或帐幔。也许有一段时间这位女管家怀疑老爷要续弦，这可能会扰乱家里固有的习惯。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什么都没有发生。比起来让家里的规则发生变化，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眼前的那个那慕尔的女人倒是可以接受的妥协办法。只要一想到最好的水果、时鲜的菜蔬、当令的野味都归了那个值得争议的人儿，这真让人难以忍受。弗罗兰永远不会原谅德·卡·德·马先生。每顿饭她都感觉到这种对家庭持久的凌辱，就让孩子们也染上了这股子怨气。 我只能粗线条地叙说一下费尔南德的孩提和少年时代，她有七个兄弟姐妹，每逢这个时候，我就想象着在托尔斯泰和狄更斯小说里的那一大群孩子：喜笑颜开的一大帮人，散布在一所大宅子的各个客厅和走廊里，跳跃嬉闹，玩着集体游戏，圣诞节的晚上跟亲戚或同伴的亲戚互相亲吻，年轻的姑娘们穿着簌簌作响的丝质长裙彼此说着有关情郎或未婚夫的知心话。只不过埃诺既不在俄国也不在英国，在苏阿雷的生活环境似乎完全不是从那些优雅高贵的图画中抄下来的。我还忘了说明，在儿女众多的家庭里，孩子之间年龄的差异时常很大，特别是当活下来的孩子中间有几个死了。费尔南德两岁时，她的大姐伊萨贝尔已经二十多岁，在苏阿雷嫁了一个隔了三代的远亲，乔治·德·塞·德·伊。两家的职位和土地都旗鼓相当，是一桩显然筹划已久的门当户对的亲事，也许玛蒂尔德在死前早已首肯了的。婚宴的那天，费尔南德只在上饭后甜点心时才由弗罗兰抱着出来了一会儿，照规矩要受到太太小姐们的称赞夸奖。 乔吉娜和佐埃分别是十岁和九岁，比小费尔南德大得多，可以在较长的时间给她充当小妈妈和大姐姐的角色。就像日后费尔南德本人那样，她们俩也在修道院里完成了她们的学业。佐埃在帕西的几位英国贵妇人家里寄宿，从那里她给她的父亲写了几封聪慧明敏的短笺，里面谈到她为了健身养生吃了些生肉；在巴黎年轻姑娘要骑马会有许多困难；在香榭丽舍的骑马场很昂贵，而在河滨宫堡，又有许多不三不四的女人来来往往。奥克塔夫和泰奥巴尔德上中学。至于加斯东，已经差不多是个成年人了，我们看到，大家已接受并习惯了他的存在，对他没有一点温情，但似乎也没有智障的人在兄弟姊妹中引起的那种嫌弃和厌恶，还夹杂着一些恐惧。不过，费尔南德对她丈夫说过许多心腹话，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不正常的大哥，这证明了有这么个不幸的人还是让家里觉得难堪。 弗罗兰冬天六点钟就把小姑娘们叫醒，夏天在五点钟。让娜穿衣服较慢，更要提早几分钟起床。她们悄悄地从爸爸的卧房前走过。让娜坐着从楼梯上滑下来，她一辈子都是这样下楼的，这引起了一些善意的玩笑，但只限于悄悄地说几句。弗罗兰和一个女仆架着那残废姑娘的胳臂。下雨天，这一小队人都打着雨伞，穿着雨衣和木底皮面的亮晶晶的套鞋到教堂去。下雪的日子，则一定要穿衬绒的大衣，戴上风帽，短统靴上再套上套鞋。夏季里，小姑娘鲜艳的衣裙和佐埃以及乔吉娜的阳伞构成一幅明快愉悦的图画。小费尔南德迈着碎步走在队伍的最后，到后来，这让她的法国小叔子博杜安给她起了个外号：“小慢步”。博杜安十分爱好骑自行车。每次从教堂里出来，弗罗兰都恭恭敬敬地在女主人的坟墓前停下脚步。 先生从来不跟大家一起吃早饭，可以说，早餐是德国式的，午餐也一样。三顿饭之间的时间必须学习，学习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午饭之后休息二十分钟。弗罗兰坐在小客厅的一张扶手椅上，强撑着不露出打瞌睡的样子。年岁大的小姐们从事刺绣，小让娜很快就显示出在这种技艺上惊人的悟性，她那双小手既拿不住勺子也拿不住杯子，却能灵巧稳当地捏住一根针。她们专心致志地把瓷器上的花样子描下来。两点钟又开始学习，一直到六点。中间作一次散步并且轻松愉快地吃点心。到了六点，弗罗兰带着小姐们，如果是在假期则还有男孩子们爬上楼梯，用一个小水罐子里的热水洗洗脸和手，水罐子是由女仆放在每个洗脸池底下的。小姐们解下她们的围裙，在头发上扎一根带子。让娜在楼底下由人侍侯着梳洗，免得爬楼梯。星期五和星期六，人们就烧热浴缸上的热水器，女孩子们穿着法兰绒的衬衣浸到水里。弗罗兰每天早晨和晚上都洗冷水浴，瞧不上这种过分讲究清洁的豪华方式。 德·卡·德·马先生差不多每天都坐在晚餐的主要席位上。餐桌上如果能说几句话，人们就说法语。然而通常笼罩着一片修道院式的寂静。大家静静地吃着自己那一份一道接一道的精美菜肴，所有的菜烧得都很好，分量很足又不麻烦。只不过，正如大家知道的，没有当令的鲜货，水果也难得一见。孩子们没有权利开口，除非爸爸首先向他们提了问题，而那爸爸也轻易不肯问他们一句。顶多他出其不意地打听一下男孩子们的学业和年纪大的小姐们家庭课程的若干情况，而被问到的男孩或女孩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回答。总之，这样静悄悄的晚餐似乎是苏阿雷的传统。伊雷内姨姥姥的日记上就说，五十年前，德里雍家的四位小姐在饭桌上也一言不发。 用罢晚餐，无论冬夏爸爸就坐在客厅里壁炉的旁边，浏览从布鲁塞尔寄来的那份报纸的各个栏目。接下来半个钟头的寂静比饭桌上更为深沉。弗罗兰在灯下拿着花绷子刺绣，每次她拿身旁独脚桌上的小剪子用时，都尽量不发出声音。孩子们沿墙坐成一排，挺直脊背靠在椅子周围的硬木条上，两手乖乖地放在膝头。估计这样一动不动的姿态是保持仪表和礼貌的练习。当年小奥克塔夫发明了一种不出声的游戏来打发时间：比赛做鬼脸。他把腮帮子鼓起来，瘪下去；眨巴眼，翻白眼，转眼珠子；咧开嘴露出牙显出凶相；下流地露出舌头尖或像一条破布似的吊出来；把嘴角倒挂下来像个没有牙的老头子，或者，怪模怪样地抽搐着，把一张年轻的脸变成中了风的病人；额头上撮出皱纹，鼻子像吃草的兔子似的抽动着。弗罗兰什么都看见了，但把头低在花绷子上，装作若无其事……做这种鬼脸的规矩就是要保持绝对的严肃，发出一点声响，迸出一声笑，也许就会让德·卡·德·马先生从他的报纸上抬起夹鼻眼镜。一想到可能引起的灾祸，大家就不寒而栗。德·卡·德·马先生阅读宫廷和城里议会斗争的新闻，连一行也不跳过，只约略瞥一眼外国的消息，却一字不漏地品味法院里的一个个案件，交易所里的传言，以及上演节目的评论，虽然他决不会去看。他平平整整地把他的报纸折好，放在一个木头筐子里，第二天引火用。沿墙的那一张张面孔把皱纹展平，又恢复了若无其事的模样。孩子们站起身，一个个地去拥抱爸爸，并祝他晚安。 夏天，在几棵椴树下有一刻钟的温馨时分，弗罗兰总让人给她端来一杯花茶，里面泡着这些树去年开的小花。夜游的顽强生命发出声音和闪光：明月的清凉光华照耀着摇动的树叶；孵卵的鸟雀受到一只猛禽的惊吓，啾啾唧唧地叫起来，湿漉漉的草地上一群青蛙在大合唱；飞蛾纷纷向大号的油灯扑来，差一点掉到女管家的椴花茶里去；一匹马在附近马厩的分栏里跺着蹄子；车夫提着马灯走过来，向他经管的那个世界致意；农夫推响了那边牛栏的沉重门扇，母牛罗丝刚刚产下一只牛犊。但是苏阿雷城堡的孩子们骨子里是城里人，虽然沉浸在这自然环境里，但什么也不能触动他们。他们看到阿尔蒂尔先生的阳台上闪动着雪茄头上的火星，觉得那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明亮。大家要回房了，弗罗兰宣布天已太凉；每个人从前厅的靠墙小桌上拿起一支蜡烛。玩过了鬼脸之后，这时该在沿着楼梯的墙上玩影子。让娜用她早上下楼那样的办法爬上楼梯。走过爸爸的卧房门口时，大家都压低声音，估计他已经睡了。原则上，至少任何人在入睡以前都不会忘记祈祷。 按习俗，孩子们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必须给他们的爸爸写一个贺年卡。显然，在达到正确表达意思的程度之前，他们多次地抄录同样的东西。我偶然保存着费尔南德在九岁到十二岁写的几张贺卡。下面是她十一岁时写的： 我亲爱的爸爸： 值此新年之际，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表示我最美好的新年祝愿，祝您健康长寿，并向您表示我深刻的感戴之情。 亲爱的爸爸，我祈求善良的上帝， 在一八八四年，使您蒙被他最好的祝福，使您天长地久，福寿康健，并使您继续眷顾您的子子孙孙，特别是对您无限崇敬的幼女， 费尔南德一八八四年一月一日于苏阿雷 不知道德·卡·德·马先生是如何回应儿女们表露出的这种感情。元旦的礼物当然是由弗罗兰到那慕尔去挑选的。无论如何，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一枚金币，他们有权保留到当天晚上，随后就要存入银行，放在每人名下的账户里。估计这样是要教会那孩子节约和以本逐利，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家庭生活简直是离奇古怪，甚至令人憎恶，或者两样都有。但是苏阿雷城堡的孩子们对此却没有太恶劣的回忆。三十年以后，我听到已入老境的奥克塔夫、泰奥巴尔德、乔吉娜和让娜用温情的口气提起这段过去的时光，而且还审慎地微微笑着。这些有点孱弱的幼芽终于从石缝里钻出来，而且开出了花朵。 ?费尔南德的丈夫已故的前房夫人的兄弟。​ 费尔南德 23 让娜在身体上有残疾；加斯东在智力上不健全，也许起了某些作用，使苏阿雷几乎完全没有社交生活。然而，某些官方的重大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德·卡·德·马先生肯定要去参加总督的招待会，而他的女儿们，在上寄宿学校和结婚这个狭窄的空当里，也要参加外省贵族圈子的舞会。她们为参加舞会准备很久，事后，也在很长的时间里思念那舞会。有时候，弗罗兰把姑娘们带到那慕尔去买东西，顺便去看望黑姊妹修道院的修女们。马车夫帮助让娜小姐上下车。 阖家出访，乘火车很方便。到一八八〇年，铁路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高速公路似的，已渐露端倪，而且好像要不断增加，越建越多。火车站是现代化和进步的象征。虽然车厢严格地分为三等，而且她们多次乘坐女客专用的包厢，以便一丝不差地保持礼仪，但是铁路还是让苏阿雷的年轻姑娘们接触到了大城市的火车站，例如那慕尔和沙勒罗瓦。小店员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佐埃和乔吉娜，她们俩还差一点煽动起站在火车踏板上的老先生们过分专注的热情。再说，让娜的残疾使这样出游很不方便。弗罗兰更喜欢让她的小姐们乘坐老式的马车。或者，如果路程的确太长，就用混合搭配的方式。苏阿雷城堡的马车夫把他家的小姐们送到一个车站，而居停主人家的车夫再到另一个车站去接她们，这样就免去了她们“转车”的麻烦。马车是个小家，可以在上面打尖吃饭，弗罗兰在车里让她的学生们背诵功课，或者再讲述一个让人高兴的宣扬道德的逸事，她的这类存货很多，但一代人之后，这些东西却让我十分恼火。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老爷爷，已经有点老糊涂了。他的儿子和媳妇就不让他跟大家一起吃饭。把给他吃的东西盛在一个木勺里，这样失手掉下来时就不会摔碎了。有一天，他儿子看见自己的小儿子用小刀在挖一段废弃的木梁。“你在干什么呢？”“我做一个木勺子，给你老了的时候用。”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小男孩跟他爸爸一起回村子，他爸爸从市场买了三公斤樱桃。那个小家伙不愿意提篮子，因为太重了。他爸爸就自己提。他爸爸边走边吃，还把核儿吐出来。他就这样一边吃樱桃一边吐核儿，但是出于善心，每五分钟他扔出来一个整樱桃，小孩儿不得不弯下腰，到尘土里去拣。不愿意干活就落得这样的下场。最后，她特别给两个已经订了婚的小姐讲述有关一个少女的可怕的故事，那个少女想在婚礼的那天让自己的一双手显得十分白皙，头一天晚上，她把两手叠在一起，放在后颈窝里，就这样睡了一整夜。大清早，人们发现她已经死了。这些故事把别人的心情弄得很糟，为了提振情绪，弗罗兰就抛出一个天真幼稚的小笑话，其实都是老一套，所有这些笑话都愚不可及。弗罗兰总无休无止地整治那些小姑娘，这出自她的天性，也是教育的原则。当时认为这是培养她们秉性品德的有效方法。她时而对车夫说一声，让他停车，让她们到野燕麦地的背人处方便一下。 他们不常到马尔西安城堡去。我没有关于这个城堡的文件证据，但我很难相信德·卡·德·马先生看到这房产落到二房太太生的孩子们手里而不觉遗憾。他的姓氏里还有这地产的名称哩。如果这也算作个遗憾的话，从那以后许多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个家庭里，花季早逝的女人们在传说中都戴着圣洁的光环，但却没有阿尔蒂尔的异母妹妹，奥克塔维·德·保尔·德·巴希封丹的份儿，她是二十二岁时在产褥中死去的。人们对他的异母兄弟费利克斯也不了解，这人住在巴黎。相反，住在马尔西安的埃米尔-保尔却是个我们都熟悉的人，还有他年轻的爱尔兰裔太太。我们跟他们俩的孩子，埃米尔和里丽一同玩耍，后来又生了阿诺尔德。但这一支比较疏远。然而任何人连一分钟也不肯承认，两家人没有很亲密的感情。 拉巴斯杜尔城堡永远是敞开大门的天堂。善良的佐埃，居孀之后形影相吊，慈爱殷切地接待她孙辈的孩子们。有时她啰里啰嗦地提到她亲爱的路易，每次她都让人瞻仰路易那穿着全套大礼服的肖像，还不忘记挂在对称位置的她自己的肖像，手指间捏着一条小手绢，身穿深色真丝的宽大衣裙，领子和袖口缀着花边，显得极为华贵。老太太让孩子们看那个有点发黄的衣服原件。她让客人饱饱地吃一顿自制的糕点，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拉巴斯杜尔城堡这样色香味俱佳的点心。跟贤惠的路易丝表姐和英俊的表哥马克一起在池塘上泛舟是值得追忆的时刻，只不过，奥克塔夫和泰奥巴尔德一去，就威胁着要把小船弄翻，有点让人扫兴。佐埃死于一八八八年，享年七十多岁。在为她做的“虔诚的回忆卡”上，大家把她与《圣经》上的那些大圣大德的女人相比。她的女儿，阿丽克斯姨妈，在她死后不久也随她而去。丧了偶的让姨夫是特万市的参议员兼市长，倒是发扬了路易·特鲁瓦的优良传统。我刚刚收到有人给我寄的一张照片，向我显示了他一八九五年时的模样。头发全白了，正领着从布鲁塞尔来的费尔南德和她的哥哥奥克塔夫以及弗罗兰在拉巴斯杜尔城堡的花园里散步。弗罗兰穿着她那件黑衣服，缀着黑玉的纽扣，摆着一张德国管家嬷嬷的脸。费尔南德光艳漂亮又时髦俏皮，打着一把大阳伞遮太阳。奥克塔夫面容瘦削，胡子拉碴，但还没有变成他以后的那副模样。他流露出一种我也说不清的不安情绪，就是这个状态使他终于进了赫尔的疯人院。 还是回过头来说一说苏阿雷的情况吧。阿克兹城堡是费尔南德特别喜欢出门拜访的地方。小姐们一到，就在挂满壁毯的美丽客厅里坐下来。让娜坐在一张已经不能摇动的大摇椅上。由于她的身体状况，她受到大人物般的款待。这座宅子的女主人对她的教女佐埃表现出特别的偏爱。佐埃有几个教名，又从她的教母那里得到了一个男性的教名：伊雷内，不过这词的词尾大概还能让人以为这是个女人的名字，虽然在罗马历上记载着里昂有一位叫伊雷内的主教在马可·奥勒留治下受到了迫害。大家谈到了婚事。伊雷内夫人中肯地评论为两个女孩筹划的亲事，她们的未婚夫的姓氏上都没有表示贵族身份的“德”字前缀，也没有爵位称号，但她特别指出，他们的出身都很高贵。伊雷内和她已故的丈夫以及女孩子们由于与特鲁瓦和德里雍两家的血缘关系，都属于那种有贵族称号的资产者。但是，跟这位虔诚的女人交谈，话题不久就转到宗教方面。有关神奇庄严的死，或死得很特别，可谈的很多。附近修道院里有一位修女刚刚死去，死时有圣洁的香气缭绕，她的尸身在小教堂里陈列了八天，连一点腐烂的迹象都没有。另外还有一位嬷嬷，在另一个修道院里索居独处，差不多不与人来往，身上出了血汗。她们并不大肆宣扬这些奇迹，怕的是引起不信神的人和过激分子的嘲笑。弗罗兰和小姐们毕恭毕敬地听着，费尔南德却觉得无聊之至。 幸亏“奥克塔夫舅舅”亲自来拉住了那小姑娘的手，领她去看野兽和一群猎狗。小姑娘跟着他沿着花坛碎步小跑着。感谢上帝，她年纪还小，还不会假装胆怯并作出万种风情。她甚至并不漂亮，只不过身材苗条，并且像根嫩草那么娇弱。她的脸相还没有长成，但奥克塔夫觉得已经看出来他小弟弟的那种他很喜欢的窄窄的弧形轮廓。当他用两面镜子前后照着自己的时候，对这一点不能无动于衷。她的教名是雷莫曾用过的一个教名的女性形式，后来他才改成了雷莫这个名字，一直用到最后。三十多年以前（真快呀），他也曾领着小费尔南到玻璃窗底下去看禾苗，孩子把那个叫做他“亲爱的小芽儿”。为什么这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勾起了人们以为已经结束了、遗忘了，或者已甘心认可了的往事，让人难以忍受呢？那女孩嚷嚷起来，她怕那几只大狗和野兽。然而，她喜欢花儿，她记得那些花儿的名字。她那小手时常伸出来，笨拙地掐下或拔下一根草或是一簇花。舅舅郑重地教训她：“要想到植物也会受伤，植物的根在辛勤吸水，汁液会从伤口流出来……”费尔南德抬起头，显出张皇困惑的模样，知道别人在训斥她，赶紧扔掉她攥在潮湿手掌里的那朵已经萎蔫的花儿。他叹了一口气。她明白了吗？她属于那少数一些可以教育可以培养的人吗？她将来会不会记得？为参加舞会，她在头上或衣襟上戴的花儿，雨果曾把那叫做一束垂死的东西。 如果天下雨，他就给她讲故事。只有一个传到了我这里，是有关当地民间传说中的一位出色人物，墨洛温王朝时代的隐修女圣罗兰德的故事。每年圣灵降临节后的那个星期一，有一队游行队伍，举着那个圣女和与她同时代的一位隐修士的遗骨，在方圆三十公里的田野间游行。阿克兹城堡正门里的大院子是游行队伍传统的休息场地。费尔南德有时候要帮助大家在地上撒满花朵。她也许曾用她那孩子的无邪眼睛看这一出奇怪的炫示，一切都让她惊叹不已，然而从不会感到惊讶：各个村子的军乐队和合唱队走在教士的前面，跟着走的人们穿着自家随兴所至设计缝制的制服，花色式样杂乱无章，使人想起来从地球的这个角落经过的各色军队。合唱队的孩子们衣冠不整，倒显得招人喜欢。她大概闻到了缭绕的香烟，被踩碎的玫瑰花的香味，以及与这香味混在一起的人群刺鼻的汗臭。“奥克塔夫舅舅”有幸捧着圣骨盒走了一段路。他显然也很重视这些同样具有神圣氛围的异教成分，这些习俗比杰尔班的虔诚处女还要历史久远，来自蒙昧的远古时期。而那些异教成分仍旧存在于这个庄严的仪式当中：选出最强壮的村夫和村女作为每支队伍的领头人。这种遴选通常在小客栈里进行，大家在那里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农民们巴不得让游行队伍从他们的田里踩过去，这能增加收成。当活动达到高潮时，男孩们就像农牧神一般，围绕着圣骨盒跳起欢乐和恶作剧的舞蹈，跟围着圣约翰之夜的篝火跳舞似的。他们冲过去追逐那些女孩子，模仿着圣罗兰德传说中的一个情节。大家拿圣女和她那虔诚的隐修士朋友作话题，开些玩笑。按照当地的习俗，当两个圣骨盒相遇时，要自动地靠在一起。 奥克塔夫所说的罗兰德的生平，与十八世纪伪造的圣徒行传《逃亡的公主或圣女罗兰德的一生》中描写的浪漫模式相距很远，与那些据说是教廷出版的小册子中的文章也大不相同。一位诗人曾经浏览过这些。在这里我并不是要模仿那个讲故事的人的风格，后者与一位作家显然决不一样。读者在这个叙述中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在奥克塔夫活着的时候，最后几次到阿克兹去拜访时，听他讲故事所记忆下来的东西。 伦巴第的国王迪第埃有一个美如天仙的女儿，名叫罗兰德。国王把她许配给他一个最年轻的忠实臣属：奥格尔。大家都知道，这人是海外的一位王子，是苏格兰国王的亲生儿子。迪第埃和奥格尔都是异教徒，他们崇拜树木、泉水和旷野上矗立的石头。 罗兰德改变了原来的信仰，秘密地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她知道，她这种愿望既得不到父亲的同意，也得不到未婚夫的赞成，于是就决定逃亡。她轻快得像一片被风吹动的树叶，走过了阿尔卑斯的山隘和峡谷，接着走到了孚日山。一个对女主人不忠的女仆告诉了奥格尔，奥格尔就跑去跟踪她。他本来很容易赶上她，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拽回来。但是他爱她，不忍心把她当一个被猛禽抓住的小野物对待，于是他就跟她保持着一段距离。 当罗兰德走累了停下来睡觉时，他也停下来，藏在一块岩石或一丛树木的后面。当她在一个庄户人家的门口歇脚，乞讨一点面包和牛奶时，他也随后去讨取同样的食品。 只有一次他赶到了她的身边。一天早晨，她从树叶搭成的床上抬不起身，他大着胆子走近，发现她突然发了高烧，呻吟不止。他就悉心照顾了她好几天。她刚好一点，还没有认出他来，他就走开了，让她自己重新上路。 他们终于走到了阿登森林。罗兰德的脚步放慢了。在桑布尔河与默兹河之间的一个山谷里，他看见她突然跪下来祈祷，然后又站起身，在一个密林中拿了一些树枝，搭了一个窝棚。他就在山谷的另一面坡上也这么搭了一个窝棚。 几年过去了，他们就过着这样的日子。吃的是野生的浆果和村里的人给他们的一些食品。看到她祈祷的时候，他也远远地跟着祈祷。 有一天，农夫们发现罗兰德死在她那个简陋的祈祷棚里了。就决定把她放到一个异教的沉重石棺里，用牛拉到一个隐蔽的静修庵。 奥格尔在远处观看着这个葬礼。此后，他又用罗兰德教给他的方式活了若干年。有一天晚上，他也死了。村里的人觉得这两个隐修的人也是他们的光荣，就商量着把他们合葬在一个墓穴里。人们打开了那个大石棺的盖子，那圣女的骸骨张开手臂接受她的爱人。 这种被剥夺的爱情，或者说这种轰轰烈烈圆圆满满的爱情，或许两种特点都有，从这样的爱情中，奥克塔夫难道能汲取点什么来改变原来的传说？我去参考圣徒行传的那些小册子：这些东西大量引证了那位圣女光荣的家族谱系，七世纪时，他们定居的地方就是当今德国的哥达。书上说，罗兰德的父母也来追随他们女儿的步伐，跟着她也皈依了基督教；忠实的王子稀里糊涂地有一个男仆作为伴当，这人也很忠实，由这人来陪伴王子；而公主身旁还有一个女仆。奥克塔夫把这些都遗漏了，而罗兰德去看望一万两千个童贞女的事他也只字未提。相反，他对基督教的达佛涅女神被蛮族的阿波罗追逐的题目倒是大加发挥。特别是他杜撰了圣女死时那触目惊心的动作。也许是他在村子里某一个老妇人的嘴唇上找到了这种绝妙的表情，而在教廷的下级人员看来，有点太亵渎神灵。就这样，他所叙述的故事，在那些颂扬缠绵悱恻的爱情，直到死后才得以结合的传说中，也算聊备一格。这些传说也许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凯尔特世界的花朵，然而，从爱尔兰到葡萄牙，从布列塔尼到莱茵地区，都把它们的花瓣捋掉了。我们寻思，如果费尔南德变成一个爱好瓦格纳歌剧的人，在拜罗伊特聆听伊索尔德的爱之死，她也会再想起杰尔班那对神圣的情侣。仿佛从幼时就听到的故事，永远标志着一种女性的情感。这却没有妨碍费尔南德陷入女性杂志中知心通信的那种风格中去。然而总还存留了某些东西，那是夏日清晨的一根游丝。 奥克塔夫死了，完全符合基督教的规矩，人们记得，他死在一八八三年五月一号的夜里，那是个神秘的夜晚，按照传统说，是专门奉献给树林的精灵、仙女和女巫的。早在四月二日，佐埃在苏阿雷举办了婚礼。对于费尔南德来说，“舅舅”的死讯不如新婚夫妇蜜月旅行中寄回来的明信片更重要。入秋以后，德·卡·德·马先生就收到佐埃的一封信。佐埃那时已安顿在根特和布鲁塞尔之间的阿城的一个小城堡里。佐埃在信中感谢她父亲把她嫁给于贝尔这么个好小伙子，他彬彬有礼，教养很高。这些形容词真能引起遐想。过了四个月夫妻的亲密生活之后，佐埃谈起她的丈夫，还像个年轻姑娘谈起她在舞会上认识的一个可爱的陌生人一样。 然而，“这一切”还是让佐埃“受到了震撼”（仿佛这种说法可以形容婚姻，也可以形容在牙科医生那里治牙的许多场面），她欢天喜地地宣布要回美好的苏阿雷老家来看看。她的于贝尔陪她回来，参加狩猎。回去之前，她叫来了她的两个妹妹，领她们到布鲁塞尔的裁缝店去做衣服。小仙女费尔南德和残废的让娜就有了一次在女裁缝那挂满了镜子的客厅里试衣服的经历。但是这些新鲜事儿对于费尔南德只是一个序幕。这年的秋天，她经历了一个女孩子结婚之前最重要的大事：她进了寄宿学校。 ?作者母亲的教名是费尔南德；雷莫原来的名字是费尔南。​ 费尔南德 24 我不会啰啰嗦嗦地描写那几年布鲁塞尔圣心女子寄宿学校的情况，让读者觉得厌烦。那地方的建筑装潢和里面的生活情况我一无所知。我所描绘的顶多是重复一下那个时代或与那时代相近的时期反映这类机构的小说中的某些篇章罢了。我手头拥有的，关于费尔南德这个时期生活最有实际意义的材料，是一沓子分数单，季度评语，还有一份用手工工整整抄在横线纸上的守则（墨水污迹：劣；上课未打开笔记本：劣；文具盒内物品不全：劣；三个错误：重抄作业；三次回答不明确：不懂课文。不用心：劣；未被提问擅自回答：劣。）有些分数单是粉红的（很好），或是蓝的（好）。黄的分数单（及格），和绿的（不及格）显然没有保存下来。一直到一八八六年，人们觉得她是个模范学生。费尔南德在宗教、法语、作文、历史、神话、地理、天文、书法、阅读、算术、图画、体育和卫生几个课程上都是第一名；文学、演说和博物课是第二名。到后来，情况变糟了。 弗罗兰时常当着我的面讨论费尔南德在成绩辉煌之后又直线下落的原因。弗罗兰觉得这是失魂落魄的结果，也就是说，费尔南德爱上了什么东西。有一个荷兰贵妇乔男爵夫人虽然是新教徒，却把她的女儿莫尼克交给圣心女子学校，为了进一步学习礼节并且进修法语。其实，乔小姐的法语，正像某些外国的世家所说的那样，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长期接触比利时口音反而有害无益。不管怎样，莫尼克·乔的到来（这里的姓名都是虚拟的），在静修学院这小小的世界里还是引起了不少的震动。那个时代，比利时人经常称她这身份的人为年轻的男爵小姐，她是个漂亮极了的美人儿，是人们有时可以在荷兰遇到的差不多像克里奥尔人的那种美，她光艳射人，简直让人喘不出气来。费尔南德立刻爱上了金色脸庞上那一双深色的眼睛，还随意盘起了两条黑色的辫子。在这种惊叹佩服中，道德也起了某些作用。许多小姐只向往一些巴黎式的生硬做作的活跃，比起来那些人，莫尼克却发出一种宽厚大度的气息。在费尔南德看来，宗教首先是点亮一排排的蜡烛，在祭坛上放上鲜花，作出虔诚模样，胸前吊着圣牌，肯定对她女友身上所包含的恰到好处的热诚感到惊异：那位年轻的路德派女教徒热爱上帝，而那个年岁的费尔南德却很少想到上帝。另一方面，她也不像那些小姑娘，习惯于小心谨慎地去忏悔，严肃认真地考虑她们那小小的罪过。她热情的天性与安静的行为结合在一起，费尔南德受到这种魅力的吸引。 按弗罗兰说，咱们这个直到那时还是模范生的季度成绩突然下降，原因在于一件只有少年人才会干出来的英雄式的咄咄怪事：为了把第一名留给那个外来的女生，费尔南德自己收敛了起来，不好好用功，故意地胡乱答题。如果放到她那个时间和地点来考虑，这样差不多是最高的自我牺牲不是不可能的。大概也要考虑到，对那人的无限倾慕使费尔南德分了心（不用心：劣），她感到，比起来这件事，其余的一切，连登上圣心修道学院的光荣榜在内，都无所谓。 我知道，我如果把这种倾慕中夹杂的感官成分丢在一边，就会被人指责为疏忽大意或是故意隐瞒。然而，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毫无道理：我们所有的情绪都是感官的。我们顶多可以自问这种感官的成分有多少过渡到了行动上。在那个时代，在我们所说的环境中，女教师们尽量让人家交付给她们的姑娘们对肉体的欢乐停留在完全无知的状态。这就让圣心女子学校中两个寄宿生相对来说不太可能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行为。当然，这方面的无知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无知只是表面现象。相同性别的两人之间肉体上的亲密关系就确实属于这类行为，不能在昔日里最古板的女子学校寄宿生中间清除掉。这种亲密关系肯定不只限于柯莱特笔下那些聪明伶俐胆大妄为的姑娘，或是普鲁斯特描写的那些有点造作的混血少女。 但是这种无知受到无微不至的保护，很早的时候有人就反复叮嘱她们要装出正经模样（思想起来，这真是个悖论），更加强了这种无知，这反倒让人们觉得，在那些神圣清白的家庭里，母亲、女仆、管家嬷嬷，以及后来负责教育的警惕性极高的修女们，本身也经受着挥之不去的肉体的烦恼而不自知。肉体上的惧怕和恐慌表现为千百条琐碎的禁令，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下来。一个少女从来不端详一下自己的肉体，当着女友或女性亲属的面脱掉衬衣跟肉体上的肆意放纵同样粗鲁不堪。拦腰搂着个女伴是淫秽下流的，就像散步时跟一个漂亮小伙子交换了个眼色一样。肉欲还并不是罪孽，大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那是不洁净的，无论如何不能跟良好的教养相提并论。不排除这样的情况：两个少女，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越过了给女性订的那么严格的规矩，还谈不上身体的完全接触，只在一次接吻或匆匆擦过的爱抚中发现了肉欲的快感，或是这快感的征兆。这不是不可能，只不过不肯定，也许是难以想象，只要想一想，一阵微风是如何把两朵花儿吹到一起就是了。 不管怎样，一八八七年四月份的鉴定表说明费尔南德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往日里的优秀生如今在宗教教育和算术上落到第二十二名，文体写作课第十四名，地理第十三名。语法课她本来是第五名，但在一个季度之内偶然拿了两次第一。她在朗读课上断不清词和句，这很让人奇怪，因为后来她的朗读让她丈夫很着迷，而她丈夫在这方面相当挑剔。针黹女红课费尔南德放弃了，在四十四人中她位居第四十三。她在遵守纪律和节约方面有一些进步，老师同意说她作了努力，而这一点却可能打破弗罗兰的假说。她的衣着在班上是较好的，但却完全忽略了保持整洁，而且不作一点点努力去改正。她还继续热爱自然科学，还记得住“奥克塔夫舅舅”告诉她的花名。她的英语课“不太用心”。就像鉴定书上写的，“她的性格还没有形成”。 一篇更机密的书面通知隐约谈到费尔南德这时候所经历的精神危机，莫非就在这个时候送到了苏阿雷？可能教育机构也像政府似的，总爱用秘密文件来进行活动。反正德·卡·德·马先生把他的女儿叫回了家，也许是觉得把她留在什么也学不到的学校一点用也没有。再说，大家觉得她对一个新教徒的女孩这样眷恋并不妥当。何况德·卡·德·马先生年事已高，长期患病，好像身体已很虚弱，三年以后就是这样病死的。现在他在苏阿雷杜门不出的时间更多，而那里一方面有弗罗兰，另一方面有呆傻的加斯东和残废的让娜，在他们之间的生活并不特别愉快。他可能盼望身边有一个年轻、活跃和健康的人。 ?安地列斯群岛居住的白种人后裔。这里是说，这位小姐的美丽中，有点美洲的韵味。​ 费尔南德 25 我眼前有一张费尔南德的肖像，显然是佐埃在这个时期画的。佐埃爱好美术，让我知道了画中人眼睛的颜色。那眼睛是绿的，就像猫眼时常显出来的那样。画的是费尔南德的侧面，睫毛微微下垂着，使她的眼光也仿佛“朝向下面”。她穿着一件碧绿色的衣裙，画家大概觉得跟眼睛的颜色很相配，还有一顶缀着格子布蝴蝶结的大帽子，在她那个时期轮廓明显的身材上很是显眼。她大概顶多十五岁。 另外的一张肖像，是两年以后那慕尔的一个摄影师“拍”的，纪念来苏阿雷拜访的伊萨贝尔和她的孩子们。费尔南德和让娜分别站在一个台座的两旁，台座上高高坐着一个小姑娘，身穿白色的衣裙，上面有白色网眼花卉绣饰。另有一个年龄稍大些的女孩，满脸病容，依在让娜的裙子上。用不着摇动水晶球就可以预卜这四个人的命运；仿佛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让娜又娇弱又内向，眼光里露出聪慧和少许的冷漠，我到后来也看出来了。她还不到二十岁，但跟后来她四十几时已没有什么两样。那个有白色网眼花卉绣饰的小姑娘后来就是我的表姐路易丝，小小的鼻子高高地翘着，好像很满意她高高在上的地位。这个结结实实的小身体和充满自信的灵魂具有足够的力量去抵御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风雨坎坷。她君临在她的姨妈之上，就好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她管理着急救队的伤员病号，以及护士和担架队员似的。那个病病歪歪的女孩玛蒂尔德穿着一件海军衫，戴着一顶不服帖的贝雷帽，显得很丑，整个给人一种不对路的印象：她很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费尔南德比较神秘。显然，她已跻身于少女的行列。穿着一条巴斯克式的厚重长裙，一身成年女性的打扮，显得圆润丰腴。这大概因为她刚刚离开的那家寄宿学校里伙食很好，但更多的是因为她到了豆蔻初开的花季，而且新近从血到肉都大大发育起来。她的乳房填满了鼓起来的上衣。到照相馆来之前她大概梳了一下头，但仍有一缕头发耷拉下来（“费尔南德不注意保持仪表整洁”），而到以后这个特点或许会让她吃惊的。这一次她的眼睛看着正面，修长的睫毛微微向太阳穴翻起。这是这个地区经常出现的特点，如今比利时年老的画家们也是这样画的。在这个穿着宽大长裙的年轻人儿身后，我仿佛看到一些身穿条纹布的胆子大的姑娘们，跟在她们那穿着马其顿服装的男人们后面，或是站在卡皮托利尼山的斜坡上，还有一些在恺撒打了仗之后在拍卖会上售出的姑娘。我甚至追溯到几世纪之前，看到那些“生活在草棚底层的部落”中的女人们，据说，她们来自上多瑙地区，用灰色的陶罐汲水。我还想到那慕尔的布朗歇，她率领着一群宫廷女官，到挪威去嫁给了外号人称接吻大王的马格努斯七世，在一个极其自由的宫廷里过着极其自由的生活，于是她和她那耽于声色之乐的年轻丈夫都受到严厉的圣布里吉特的责骂。这些事费尔南德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历史课程没教那么多。她也不知道，她已越过了她生命的中线：还只剩十四年好活。尽管她是一位富家的年轻小姐，其实她与一个村姑或沙勒罗瓦的女工没有任何区别，她跟这些人并没有来往。她却跟她们一样，有的只是柔软温热的皮肉。就像人们在圣心女子学校所指出的那样，她的性格还没有形成。 费尔南德 26 接下来我要说的一件事过于丑恶，所以我犹豫着不愿把它交代出来，特别是只有费尔南德是此事的相关证人。一八八七年的九月份，也就是那年的秋天，那姑娘留在苏阿雷，没有按规定的日期回到布鲁塞尔的寄宿学校去，一天晚上，弗罗兰、费尔南德和让娜听到阿尔蒂尔先生的书房里传出激烈的争吵声，结结巴巴的吵嚷和打人的声音从关紧的门里传出来。过了一会儿，加斯东从他父亲的房里走出，一句话也没有说，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八天以后，他就发高烧死掉了。 这么叙述的话，打架的那件事不仅丑恶，而且荒谬之极。一个五十六岁的父亲竟然举起手来打一个二十九岁的儿子，这样的事不常见。特别是这儿子智障，父亲突然大发脾气就更匪夷所思。傻子加斯东能犯什么错误呢？不过一个大夫告诉我，智力迟缓的人时常性情暴烈，阿尔蒂尔可能合情合理地试图制服他的儿子，失手打了倒霉的一拳，可能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发了烧，死了。很容易把这个故事看成是有点患癔症的小姑娘的发明创造，或者至少这件事不过是父亲被一个傻儿子惹恼了，对他大声呵斥起来，仿佛不由自主地发出跟聋子说话的那种声音，也许还打了嘴巴，失手打了一拳，撞翻了椅子，发出喀喀嚓嚓的声音。至于发高烧，仿佛在这家人过的日子中，对于疾病的诊断并不明确，很可能这年秋初流行高热伤寒，与吵架的事件凑巧碰在一起，或者是费尔南德不准确地把加斯东的死与这时间拉近，以取得一个悲剧的效果。然而，即使所有的细节都是虚构的，费尔南德所说的话却足以向我们表明那个年轻的姑娘是如何编排她的父亲，或是简直是在反对他。 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我们都已发现，费尔南德从来不向她的丈夫承认傻子加斯东是个智力上的残废。谈起来这件事时，她硬说那人只有十二三岁，反正这样一来，就接近他实际上的智力年龄了。奇怪的是米歇尔从来没有发现她说的这些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既然玛蒂尔德在生下费尔南德之后只又活了一年，费尔南德决不能有一个比她小两三岁的弟弟。但是，已故丈母娘死亡的确切日期显然是米歇尔最不关心的一件事。 对于费尔南德我描写了许多，也许现在也应当描写一下我外祖父在这几年的情况了。在比较早期，他四十来岁拍的一张照片里，这位当年的纨绔子弟显得有些胖，而且有点无精打采。另一张相片上，德·卡·德·马先生已五十来岁，倒恢复了他原来的风采。他那浓密的头发围绕着已见光秃的前额，显然经过理发师的细心梳理。一部沉重的胡须盖住了他的下唇和下巴，让人不能分辨出整个嘴唇的轮廓。眼睛上戴着夹鼻眼镜，现出机灵甚至俏皮的模样。人们可以想象相片里的这位先生一边嚼着雪茄烟一边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跟种地的庄户或公证人耍心眼儿，或者用手掂量他刚刚宰杀的一只小山鹑的分量。我甚至想象他在咖啡店或小饭馆喝醉了酒打碎盘子，尽管据我所知他一生没有这事，至少在他结婚以后，很少去小吃店，也很少有机会打碎盘子。我不敢说，他的形象使我的身上响起了血缘的声音，不过，无论如何他这种人不能够揍一个残废孩子。 让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位模糊不清的阿尔蒂尔，因为这是我们关照他的最后机会了。他八岁死了母亲，十三岁又死了父亲，他是在他的继母（娘家是皮托尔·德·比丹让）和她的孩子们身边长大的。他在布鲁塞尔学习，跟他以后的姨表兄弟奥克塔夫上同一个教会学校，而且我发现他也跟他一起上诗歌课，这让我感慨不止。还要弄清楚，圣米歇尔中学的教师们在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这个学年之内，在诗歌课上对他们的学生都讲些什么，拉马丁和雨果，还是勒弗朗·德·蓬皮尼昂或德利尔？阿尔蒂尔在列日学法律，那时他好像首先是个时髦青年，只不过没有美学上的野心，也没有戴象牙骷髅头的领带扣，而这个时期在布鲁塞尔他表兄奥克塔夫就戴着一个。人们总说他迟迟不肯结婚，但二十三岁就下此断言显得有点早。他娶了他的表妹。我很惊奇他竟放弃了马尔西安城堡里心灵的快活，在那个时期的那个地方，每个家庭原则上都绕过《拿破仑法典》，尊重嫡长子的优先继承权利。我不知道他跟他的几个异母兄弟之间作了怎样的协调安排。阿尔蒂尔继承了他母亲的嫁妆又得到了妻子的嫁资，肯定不会没有钱。 临近结婚的时期，他给到国外旅行的奥克塔夫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也许能对我们解释他为什么更喜欢田园风格的苏阿雷和那慕尔郊区那外省的宁静，而不太喜欢被工业吞噬了的埃诺。他对那诗人肯定地说：“我比任何时候都明白您被禁锢在我们中间的嫌恶心情……这是个悲惨的国度，一直没膝的污秽泥泞，人们都为一些与利益相关的事情忙碌，嘴里说着公斤、公顷、公尺、公分，或者是没收财产、订立合同、排空积水、挖掘矿藏；所有的人都在数字上举棋不定，筹划计算，没有一点空闲，也没有时间与人为善……”这封信证明了从一八八四或一八八五年开始，我的外祖父对于世界趋向丑恶的现象不是毫无察觉。然而，信的结尾处却有一大串的赞誉之词。给奥克塔夫写信的人下结论说，工业的入侵将会使马尔西安变成洒满煤灰的黑土，然而从这中间取利的人还是“诚实并值得赞赏的”。谁来谴责这些事呢？在那个时期，任何人都不否认进步的教条，如果为一处风景被破坏而感到痛惜就会被视为感情用事。有些人终会知道破坏了世界的美丽也就是破坏了世界的健康，但这样的人那时还没有诞生。剩下来的就是，在阿尔蒂尔看来，与边界上耸立着几座高炉的马尔西安相比，苏阿雷还是个宜人的退居之地， 不管怎样，他在那里生活了三十四年，其中的十七年是丧妻鳏居的。他生来就是个闲人，甚至从来没有试图从事过家里的传统职业，而他的岳丈特鲁瓦会给他提供方便的。如果说他没有像奥克塔夫一样攀登到“他才能的顶尖”，他至少紧紧抓住了他生活中那安静稳妥的进程。他的确十分精明地管理着他那一笔可观的家财，这也就是说，他一辈子强迫自己给自己当管家先生。我们还可以找到好几摞子账目文书，里面详细记录着家里的财务状况，他就是动用了这些财产嫁出去了他的几个女儿。这个永远家居的人羡慕他的姻亲奥克塔夫能到意大利去小住，他自己却可以说从来不从他的地产上挪动一下。这个人显然不爱小孩，却让他的妻子生出了十个，其中两个早夭，两个残废，而这两个残废活在家里显然是他的肉中之刺。只不过佐埃写的几封充满感情的小小信件，证明他对家里人并不总像让费尔南德吓坏了的面色阴沉的暴君。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特殊的嗜好。行猎仿佛首先是一种炫耀的方式。尽管他设计了美丽的藏书票，是在天蓝的底色上有十个银色的菱形，但我看到他那残存的藏书大多是玛蒂尔德的宗教信仰方面的书籍和弗罗兰订购的严肃正派的德国小说。那慕尔的那个女人是人们可以指责他的唯一堕落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别的。如果说阿尔蒂尔在怒火中烧失去控制的当儿打了他的傻儿子，这个可怕的场面却是他一生中唯一能让我想到他也有某种激情的事件，而这种激情是怜悯的基础。 不断侵蚀他的疼痛使他渐渐中断了到那慕尔的探望以及对各个农庄的巡视。从这时候起，他在他的书房里支配管理他的财产。人们也许没有详细记录，他的各种病痛使他逐渐失去了活动的自由。德·卡·德·马先生不久就杜门不出隐居在家，或是待在城堡的露台上。终于有一天他下不了楼梯了。剩下的事只是在床上吃饭或看报，不然就坐在轮椅上让人推到窗前去。有一天，连这两样选择也没有了，他卧床不起。 我没有理由认为阿尔蒂尔是个思想深沉的人，然而有时候他像大家一样，也会反复思量他的生活。您同意您的太太雇佣一个脸儿像小红苹果似的德国女人来照顾孩子们，她就在二十五年中招呼着添丁进口和死亡葬丧，她管理着全家，请来神甫和大夫，然后踮起脚尖悄悄地退出去，从来不给门轴上点油免得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为这事他嘱咐过她二十来次。然而却是这个傻瓜女人抹下了他的双眼给他送了终：不是她也会是另一个女人。菲菲娜（我们都叫她菲菲娜）曾给了他美好的时光，但是在他患病的极度痛苦中再想起来这个，就像一个恶心欲吐的人回想起一次泛舟遨游似的。他已经到了这一天，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当初会觉得这个穿着睡衣的小个子女人那么有吸引力。不管怎样，他把事情安排得很好：他小心谨慎地为那慕尔的菲菲娜准备了一笔生前赠与的现款，并没有损害孩子们的利益，因为这只是他从交易所挣来的数目不大的钱。至于善良的上帝和最终的仪式，一切都将会按照规矩进行。没有任何理由为大家都会经历的事情自寻烦恼。 德·卡·德·马先生于一八九〇年弃世，是元旦之后的第三天。我不太清楚让娜和费尔南德是不是像往常一样，曾把她们那毕恭毕敬的小小新年贺卡放在门底下。在他的“虔诚的回忆卡”上有“忧患之子”作为装饰，暗示着可以净化灵魂的长期的痛苦。此外，他的回忆卡与加斯东的回忆卡十分相似。加斯东的回忆卡是两年前向版画雕刻师订购的，乞求天主不要把死者交给天主的敌人魔鬼。对于上帝从来没有赐给他智力的一个亡人，这仿佛是废话。阿尔蒂尔的“虔诚的回忆卡”上，请求大家作一个祈祷，让所有死者的罪孽得以宽恕。在葬礼之后，苏阿雷又举行了另外一个仪式，差不多跟葬礼一样庄严肃穆：开读遗嘱。 费尔南德 27 这个文件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德·卡·德·马先生把他的财产给他七个活着的孩子分成相等的七份。这财产相当可观，即使这样分割成几小部分，也足以让他的几个继承人过富裕的生活。除了价值不菲或被人估价很高的证券之外，几乎全部是不动产，大家都以为只有这种投资方式才是真正可靠的，要过二十五年遇到战争或通货膨胀才能损害这种投资的稳妥。不过泰奥巴尔德刚刚结束了他那好歹还算严肃认真的学业，即将得到一张工程师资格的文凭；而奥克塔夫却从来没有为任何一种职业作过准备。他们俩无论是谁都没有能力像阿尔蒂尔先生那样，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姊妹管理那份产业。从那时起，地租由经纪人或收租的定期交给老爷的几个继承人。这样的安排当然有点危险。不过这些人当初都是在阿尔蒂尔老爷的监督底下为他干活的，而且他们从父亲到儿子都为东家效忠。已故老爷的孩子们庆幸这种安排十分方便。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样一来他们就从大地主的档次落到干吃利息的小家相。就在同时，阿尔蒂尔先生与他的佃户之间并非永远和谐的脆弱联系也中断了。 苏阿雷城堡被出售了。不仅因为对于所得遗产份额中包括这房产的男孩或女孩来说，维持费用过于沉重，还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住在那里过日子。已经结婚的女孩子都在别处有自己的地产。泰奥巴尔德早就下定决心，干脆把他的文凭压到抽屉里，到布鲁塞尔去过安安静静的单身汉生活；奥克塔夫打算去旅行；让娜清醒地意识到她的残废难以医治，决定到首都去购买一处体面而又方便的房屋，让弗罗兰为她经管，在那里度过她的余年。这个房子也是费尔南德的家，一直到她出嫁。希望费尔南德的未婚夫有他的贵族城堡或是绅士宅第。 不过，他们不愿意把这个老宅交到房地产商人的手里，他们把它卖给了一个远房亲戚，德男爵，这个人就把城堡弄成了大家看到的模样。大家都夸说动产也很值钱，就像当初分割地产一样，仔仔细细地加以分配。已经出嫁的姑娘得到了昔日里她们卧房、小客厅或吸烟室的家具，奥克塔夫和泰奥巴尔德也有了足够的家具，摆在他们的单身房间里。让娜和费尔南德得到的那一份把让娜在布鲁塞尔买的那所房子填得都要涨破了。所有的家庭中，一个父亲哪怕没有什么积蓄，人一死也是一个朝代的结束。三个月过后，持续了三十四年仿佛一成不变的装潢摆设和生活方式都荡然无存。而早先阿尔蒂尔先生大概想象过，在他身后一切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存在的。 两位小姐和她们的管家嬷嬷出发之前（两个哥哥早已离开了苏阿雷），弗罗兰和费尔南德最后一次在小花园里走了一圈。费尔南德一心沉浸在对未来的梦想里，这次散步几乎肯定没有什么感伤成分；但弗罗兰就不一样了。她又看见一个高个儿男人侧身站在栅栏门旁，对于他的年龄来说过于肥胖了一点。面颊上有一块疤瘌，大概是用马刀决斗时留下的。不过那个时代的德国大学生时常把自己弄成这样。其实，来客既不是从前的大学生也不是决斗的勇士。他是杜塞尔多夫一个农业机械制造商的推销员，每年都来看看德·卡·德·马先生需要点什么。弗罗兰是在科隆郊区的不知哪个小村子诞生的，对于她来说，德国推销员一年一度的拜访是个节日。东家允许他们在小客厅一起吃一顿饭，佃户们来更换房梁时，也在那里吃便餐。玛蒂尔德夫人早就同意女管家订婚，女管家把她的积蓄交给答应娶她的人，为的是给他们将来在杜塞尔多夫的住宅添置一套家具。正像大家所猜想的，那个献殷勤的家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阿蒂尔德先生到当地去打听，又通过比利时的领事馆了解，知道那个推销员还在卖农业机械，但是也许是自己提出要求，被指派到别的地方去活动了。他已经结婚，如今在波美拉尼亚跑买卖。 苏阿雷的仆役们不知怎么觉察到了，就拿这件倒霉事大嚼舌头。弗罗兰通常在主人的桌子上吃饭，仆人们都不喜欢她。孩子们对这一无所知。让娜小姐也是许多年之后才知道的。只有玛蒂尔德夫人知道，弗罗兰不但不生气，反而为“这可怜的人”祈祷，是她把她微薄的积蓄给了他，才引起了他的贪欲。这傻丫头具备圣女的某些素质。 苏阿雷这个词在法兰克语中意思是“头领的房屋”，在这里，人们不是第一次看到一个豪门大户离开故土，七零八散，流落他乡。世家贵胄往往如此。人们言之凿凿地说，在圣诞夜，埋着财宝的地方会冒出亮光，如果真有这等事，那么在静寂的乡下，除了村子里的灯光和将要出卖的小城堡里照亮了已没有家具的小客厅那微弱的烛光之外，还会有另外的光辉。那慕尔的博物馆里保存着晚期罗马帝国的美丽货币以及比利时-罗马风格的首饰，都是在苏阿雷找到的。这些古董的主人显然是在有人将入室抢掠的前夜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藏了起来。他们仔仔细细地把土踩平，不让别人看出来这里的土曾新近动过，再在上面盖上草屑树叶。或者把贵重物品藏在墙洞里，再把墙皮或糊壁纸按原来的模样堵上。伊雷内和佐埃·德里雍就是这么办的，她们被一八三〇年的那些光辉的日子里耀武扬威的贱民们吓坏了，离开了家园，到阿梅丽·皮尔麦茨那里去藏身。她们不久才想起来，她们藏起来的那个镶满珍宝的挂钟还在走动，滴答的声音和报时的钟声一定会把藏宝的地点暴露无遗，就一起像少年人那样毫无顾忌地大笑起来。但这一次，那些爱国者却没有劫掠任何人，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在佛兰德，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的子孙们都是这么干的，他们再也没有回去寻找他们的财宝，或者说，即使回去也再也没有找到。苏阿雷城堡的那些文物古董也再没有重见它们的主人。 然而日常生活却保持着原样继续下去，仍然带着那些琐琐碎碎但却沉重厚实的习惯。从附近地区，人们从地里挖出来几只石头的小狗，又肥又胖，傻头傻脑的，忠实地反映了在尼禄时代城堡女主人座椅周围吠叫的小狗狗的模样。正好，让娜小姐就有一只这样的狗，她用带肉的饲料喂养着。她这个人办事永远十分理智，决定不把这狗带到布鲁塞尔去。她搬到自己的新家之前先要在别人那里小住几日，这狗会给居停主人找麻烦。她把狗付托给园丁。 出发的那天早上，这些小姐大概还在空荡荡的小教堂里作了最后的祈祷。德国女管家肯定想到了已故的太太，并为她念了《圣母经》。费尔南德心不在焉，心里想的是布鲁塞尔的煤气街灯。 新家位于当时还是贵族地区的路易丝大道附近的一条安静的小街上，一旦安置下来，让娜就坐在游廊底下的一张安乐椅上，只有每天早上徒步走到加尔默罗教堂去听弥撒才离开这张椅子。这样她就同时完成了祈祷活动和养生的锻炼。这个地区的人看到她一瘸一拐地走过，一边有一个穿着围裙的女仆服侍（围裙表示她女仆的身份），另一边由一位身穿剪裁过时的黑衣夫人搀扶，大家都习惯了。望过弥撒回家以后，还有一个小时的各种曲子的钢琴练习，让娜弹得不动情感但十分准确。她感到手指头在键盘上很好使，显然觉得十分快活。绣制祭披和祭坛上的台布这种技艺占据了她其余的时间。随后，就把这些绣品送给不同的教堂。 她把当初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那间挂着绯红色帷幕的夫妇卧房改成她自己的卧室。费尔南德的房间是绿色的，让娜的卧房是蓝色的，弗罗兰又在这间房里挂上了德国皇室家族的照片。从苏阿雷带来的一个女仆和一个厨娘分别占了楼梯下的亭子间和潮湿的地下室。她们又开始把银器打磨光亮，给家具上蜡，还要煎，烤，煮，炖。 由几位小姐绘制的装饰画盘挂在游廊的墙壁上；长方形的花园里种着几棵树，十二把亨利二世的椅子和两个一八五六年制造的大柜子满满登登地摆在一个中等大小的饭厅里。一张比原作还要大的《打破的罐子》，高高地挂在两个食品柜中间，那是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到巴黎去蜜月旅行时，在卢浮宫从一个当场作画的艺术家手里买来的。任何人，连阿尔蒂尔也在内，都没有想到这个双颊飞红的天真少女，乳房在扯乱了的前襟里半掩半露，腰间挎着已打破了底的罐子，包含了隐约的淫亵之意。人们没有怀疑，一张从卢浮宫买来的复制品竟隐含了那样的淫邪。那美丽可人的提罐子姑娘就在这个闺房里高高悬挂了三十五年。 只是家里没有马车马具，使人感到她们的社会地位已处于衰败式微的境地。然而让娜并不出门。费尔南德出去交际时，就叫一辆出租马车。 人间的仙境很快让费尔南德大失所望，也许是因为她的成绩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在布鲁塞尔，两姊妹的联系不多。当然，有几个有爵位或没有爵位的亲戚，几个已经居孀的世交朋友还惦记着邀请费尔南德这个年轻姑娘，或者到她这里来做客。她在寄宿学校的女同学都是大家出身，可以说都是她很好的进身之阶：她们的哥哥常来当费尔南德的舞伴。费尔南德在寄宿学校时，对首都并不熟悉，读寄宿学校时很少在街道上游逛，全城分为两个部分，“下城”闹闹哄哄的，挤满了小店铺和小酒馆，买卖人在里面品尝波尔图葡萄酒。拉着四轮货车的肥壮马匹在油渍渍的卵石路上踉跄前行。费尔南德从来不离开“上城”，那里有两边种树的美丽大街，跟班仆役在街上遛狗，女仆领着孩子散步，每天早上可以看到使女撅着屁股刷洗门前的台阶。但一到夜里，在一个“初涉世事”的女孩子看来，这些毫无田园气息的地方竟神奇地改变了模样。普通的富家住宅，砌着粗石的门面，在几个钟头之内竟变成了传奇中的王宫，从里面发出一派仙乐和闪烁的灯光。费尔南德有时也没有机会走进这些地方。人家只邀请她参加一些大型的招待会或是密友之间的晚会，极少在同样的宅子里见识这两种。在外省，德·卡·德·马家自然也包括在上层的社会当中。在这里，这个姓氏极为古老，也几乎被人遗忘了，在婚姻的市场中差不多已没有什么商品价值。那个时代，还没有扶摇直上的一代人，像表亲埃米尔从事着炙手可热的外交职业，给这个姓氏镀上一层金。让娜不邀请客人。她们年岁不大又父母双亡，不便这样做。费尔南德大概很羡慕她的女友们，她们在下午准备茶点招待朋友，那时，管家就戴着白手套送上各色的花式点心。她们还在家里组织舞蹈训练班。 她的财产并不是职业的求婚者寻找的那个“钱口袋”，这些人不能指望这个年轻姑娘还有个父亲、祖父、叔叔或是哥哥帮他们跻身政坛或者上流社会，让他们出国到刚果或是进入行政咨询机构。德·卡·德·马小姐的美貌还不足以让人一见倾心。再说，上流社会里根本没有一见倾心这么一回事，专讲爱情却没有结结实实的财产作为基础的婚姻会被人看作不体面。费尔南德的几个哥哥是贵族协会的会员，设法让她得到邀请参加协会举办的舞会。按照她笔记中的说法，她曾在舞会上大跳华尔兹。但是将近早上一点钟，大说大讲地走进来一群珠光宝气的布鲁塞尔年轻人，他们决定只在他们这个小圈子里跳八人组舞，不要外人。费尔南德和她的几个哥哥以及别的参加舞会又比较老成持重的人，模模糊糊地觉得受到了轻视，总而言之是被排斥到一边了。 她领会到了她自己小小的成功以及失败。有一张照片，她用尖细的笔迹写成大字，题献给她在圣心中学时代一个要好的女友，玛格丽特·卡尔东·德·维亚尔，为生活中的一个场景或由业余剧团演出的一个轻歌剧留下了永久的纪念。费尔南德风度翩翩地穿着一套真正那不勒斯地区农妇的衣裳。人们知道，那精细的刺绣、高雅的衣褶、镂花抽丝和透明的围裙决不是戏剧服装师的收藏品，也许是某个奥克塔夫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哥哥比舅舅的可能性更大。只有一个品位上的错误：费尔南德没有穿人们认为合适的平跟拖鞋，反倒在长裙底下穿了一双一八九三年流行的亮晶晶的高筒皮靴。她显然得到了热烈的鼓掌，好像出来谢幕，略显疲惫的眼睛作出讨人喜欢的模样。摄影师不合适宜地让她站在一个冬季花园里的绿色草坪上，显得既不是农妇也不在那不勒斯地区。她这模样让人想到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准备在克里斯提尼亚的客厅里跳塔兰泰拉舞。 人们开始责备她标新立异。她的文化底子很薄，就阅读到手的任何东西来提高水平，连黄色封皮的危险小说也不排除在外，这让那些当母亲的吓坏了。一个读《苔丝》、《菊子夫人》和《残酷的谜》的姑娘娶进来不完全稳妥。她时常讲述一些她喜欢的历史轶事，介绍一些她的男舞伴没听说过的历史名人，例如布朗卡斯公爵，或玛利亚·瓦莱夫斯卡之类。她请她认识的一个老教士来教她拉丁文，居然背出了几句维吉尔的诗句，这进步让她洋洋自得，就到处去说。她承认还买了一本希腊语语法书。在她这些谋划经营当中，没有一个人帮她的忙，也没有一个人赞同，于是就偃旗息鼓了，然而费尔南德却得到了有思想的年轻姑娘的名声，这并不符合实际，她其实不是那样的人。 费尔南德 28 让娜的住宅变成了已在外省结婚的姊妹们的歇脚处。她们通常分两次来，让做客的时间正好遇上纺织品降价或是有名的传教士讲道。佐埃特别经常到布鲁塞尔来，让大夫给她看病。 有时候，她仿佛并非情愿地邀请费尔南德到阿克兹去住几天，多年以来于贝尔一家就定居在佛兰德这一带安静的风景里，这家的宅子从一个十八世纪的雕刻家那里得到了辉煌的名声，那人雕刻的巴罗克式的天使和圣女装饰着荷兰和奥地利不少祭坛和宣扬福音的讲道台。小小的城堡舒适宜人，村子和村里可爱的古老教堂坐落在一段距离之外。早上忧郁的佐埃走出家门去望第一次的弥撒，夏天五点出发，冬天六点。每天早上，她用手握着门的把手，向前厅转回身来，远远地向假装打扫客厅的女仆发布命令，让那丫头在她回来之前做完几件零碎小事。她并不是不知道，塞西尔（那丫头叫塞西尔）这时候总钻到二楼的漂亮卧房去。做弥撒的这工夫是于贝尔风流缱绻的时刻。这个让人伤心的喜剧每天都换个新花样，为了瞒过厨娘和帮厨的小丫头，其实这两人早就跟他们串通一气了，还有睡在儿童房的小洛朗丝，她才八九岁，也什么都知道。佐埃略微显出疲惫模样，像要进城做客似的，十分体面地穿好衣裳，戴好手套和帽子，出发去望弥撒了，活脱脱是个甘心认命的象征。 只是到第二个孩子死去之后，一切事情才糟了糕。那是他们巴望已久的儿子，小小年纪就夭折了。天使般的佐埃把这一切归为上天的意志。头脑简单的于贝尔却破口大骂，用拳头捶着桌子，宣称善良的上帝并不存在。他女人吓坏了，对他进行规劝，更煽起了他的怒火。我不太清楚这个时期塞西尔那笑嘻嘻的脸儿是不是还夹在他们俩中间，不论怎么说，反正，即使就像我在上面所形容的，这个漂亮丫头还是这家的仆人，她也没有在这种附属地位上待很久，很快她就在村子里开了一个临街的商铺。这个公开情妇的父亲，本是个濒临破产的啤酒商，靠着与女儿同居的半婿才脱离了困境。这人是个激进分子，也许还是共济会的会员，因此为富门豪家所不齿。这种情况也影响了于贝尔先生，他早就为堂区的本堂神甫宣称要干预教民的家务事而愤愤不平。有那么一天，本区激进派报纸的读者们得知，著名的房地产主人于贝尔·德先生同意担任一个反对宗教干涉政务的俱乐部的主席，伴随着这条消息的还有对僧侣教士的野蛮攻击。当然，佐埃即使不能把于贝尔拉回自己的身边，也千方百计地要把他引回上帝的怀抱，这就使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了。 不过，夫妻之间还有一点微弱的爱情火焰。一八九〇年，德·卡·德·马先生的遗产在苏阿雷城堡分配；而佐埃也同时得到了父亲遗产中给她的份额以及路易·特鲁瓦给她的一份，在这以前，特鲁瓦的财产必须保持完整，不可分割。于贝尔马上卖掉了位于埃诺的土地，又在阿克兹附近买了另外的地产。这个算计并不坏，而且还增加了他的声望。他还用他妻子的私房钱买了村子广场上的一家饭店，把塞西尔的几个侄女安排在那里。在这由于金钱充裕所以生活安乐惬意的几年里，他的合法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但第二次怀孕让他女人落下了疾患，连布鲁塞尔的妇科大夫也治不好。这一次，他的夫妇生活彻底结束了。也许佐埃并不为此遗憾，只不过她决定退避到一边，把自由的空间留给了神甫在听忏悔时称为不洁的那种事，也就是说，留给了塞西尔。 她的悲悯之心更加重了一层。她每天都去领圣体，而且从此在教堂对面的天主教会开的小咖啡店里吃午饭，免得空着肚子走两趟。虽然佛兰芒语说起来叽叽咕咕含混不清，但她有时候也跟于贝尔的佃户们聊起天来，答应设法给他们减租或延长付款的期限，而于贝尔本人是决不会同意的。他新近才成了激进主义者，但这还不能让他变成一个慈善家。不过他也时常作些让步，施舍钱财时，显得像王爷般豪爽大方。下午或晚上，有晚祷或祈求赎罪的祷告，佐埃又到村里去了，她还负责几个小姑娘的教理问答课。于贝尔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消磨在塞西尔家里，或者到侄女们的饭店去。打猎之后，他在这饭店设宴请客，人们看到他在那里跟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一起喝比利时的浓啤酒，当然也痛骂教士。 佐埃不大可能把她的烦恼传到仍未经人事的费尔南德耳朵里去，但是那姑娘自己长着眼睛。马马虎虎凑凑合合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小城堡。灰心丧气的佐埃不再向仆役发布命令，再说，绝大多数的下人也不懂法语。于贝尔有时候要求她支配仆役经管家务，随后也就不再坚持了。他对年轻的小姨子彬彬有礼，费尔南德显然感觉到这个混蛋是个可怜的迷失了方向的人。洛朗丝是个面容尖刻的小姑娘，表面上很早熟，她使劲敲打着客厅里的钢琴。两个男孩年龄还小，所有的孩子在这个岁数都是无邪的天使。佐埃把他们俩交付给一个使女，佐埃总咳嗽，不宜由她亲自照顾孩子。 也许这一家的日常景象以及其他的一些事让费尔南德极不愿意用传统的办法来解决她的终身大事：通过母亲那一辈的女人、堂区的一个教士或像伊雷内夫人这样大户人家的当家太太郑重其事地给她介绍一个远房的亲戚、乡下老邻居的儿子或那慕尔上流社会的子弟。几代人以来大家都遵从这种聪明的安排，但这个办法对于一八九三年的一个少女已不完全合适。她的情况给了她某些自作主张的空间。费尔南德有另外的向往，她还不太清楚内容到底是什么。 费尔南德 29 剩下来的就是只要她爱上一个既没有想到她也暂且没有想到结婚的男人就行了。赫男爵（这个姓是虚构的）出身于一个新近用钱买来贵族称号的家庭，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合伙人巧妙地经营了几笔相当数量的金融交易，因而得到了一个贵族称号作为报偿。年轻的男爵（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善于守成，人们说他异乎寻常地灵敏机巧。同时他也热爱文学，是个收藏家，也是个音乐狂。管风琴弹得很好，为自己是维多尔的高才生而洋洋自得。他的财力使他购得一架专业的乐器，并且在他家宅邸的厢房里建造了一个音乐厅来安置这架管风琴。在我想象中，这个房间一半像小教堂，一半像风流幽会的香巢，那个时期的音乐厅往往如此，有彩色的玻璃窗和几张蒙着土耳其毛毯的大沙发。也许人们在里面还焚香哩。 费尔南德很喜爱音乐，虽然她除了弹钢琴之外不涉猎别的，却高高兴兴地投身到这热烘烘的密室气氛中去。“和声，和声，是才华为了爱情而发明出的语言……”正是这个定义，对于某些浪漫的感情来说，一丝不差地与费尔南德的激情契合，至少在这个季节。在她听来，巴赫和塞扎尔·弗朗克的乐曲变成了波光潋滟的潺潺溪流。赫男爵毕恭毕敬地把他美丽的精装书籍和带有插图的手稿拿给她看，她对这些一窍不通。但说到底，她的谈吐还不像他听到的别的年轻女人那么愚蠢。在儿时的“奥克塔夫舅舅”之后，她第一次遇到这么精致、高雅的男人，人们已经开始把他叫做审美家了，而费尔南德本人把他描绘成了个天生的艺术家。实际上，这人并没有天使般的舅舅那英俊的面貌，谈到赫男爵的外表，人们说什么话的都有，但异口同声地说，他的脸相毫无特色。我倒宁愿作个估计：费尔南德不顾家里人的一切偏见，不自知地钟情于这个非贵族的资产者种族的成员，这个种族给世界提供了最多的银行家、预言家、音乐狂和收藏家。然而有关这位赫男爵的祖辈先人，我却一无所知。 按世俗的规矩看，他们的关系并没有超过一起跳几圈华尔兹（男爵舞跳得很好，只是不喜欢跳），有一两次，他们面对面地坐在小桌子旁吃顿饭。费尔南德宁死也不肯承认爱上了他，在那个时代，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但是她的默默无言和含情脉脉的美丽眼波替她说明了一切。年轻的男爵一门心思做生意，又沉溺于艺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或者是装做一无所知。他心不在焉或者是特别慎重。许多年之后，他娶了一个很丑陋的女人，毫无才气。据说，这女人几次怀孕的时候，他整整齐齐地把一些古代雕塑的复制品和多那太罗的浅浮雕围在她的身旁，居然给他生了几个漂亮的孩子。不过，有两个冬天，费尔南德曾经历了这一段爱情，或者像弗罗兰所说的，这段单相思。晚上，她把她的羽毛饰品和毛皮衣服放回五斗橱的抽屉或衣柜里，她也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女人一样，不好意思再穿戴这些东西，她明知道她只不过是要在原地踏踏脚，跳几下。算起来她的生活是一场空。同时，在她自己看来，充塞在她心中的无边的惆怅也改变了她的面貌，使她变成了小说中的女主角，她就在自己的穿衣镜前，欣赏她那苍白的双颊和忧郁的眼睛。 这次失败或许也增加了费尔南德出门游逛的兴趣。其实，这种旅行的兴趣在她的亲戚中倒很常见。对于一个自尊自爱的女性来说，独自出门是不可思议的。由一个女仆或陪侍小姐相伴旅行已经是大胆的行动了。但是费尔南德已经长大成人，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泰奥巴尔德出于漠不关心；让娜出于聪明乖巧都没有提出反对。这一家子也有它好的方面。已结婚的姐姐和哥哥都不答应她到巴黎去小住，在那里只有结了婚的女人还要由丈夫陪同才合适。意大利对于这些北方人来说总能引起一种说不清的肉欲的困惑，他们也不同意到那里去。而德国完全让人放心，何况弗罗兰盼望回去看看故乡，诚心诚意地吹嘘那里民心向善，风俗淳厚。有许多次，让娜把她片刻不离的女管家借给她的妹妹，空出来的位置暂时由修女们派来的一个人充任。这样，费尔南德就用了许多夏季和秋季，沿着莱茵河或内卡河游历，欣赏古老的城镇，详细参观了德累斯顿的西斯廷圣母，或者到慕尼黑的古代雕塑展览馆去看古董。从前弗罗兰曾经认为那些东西是淫秽下流的。尤其是在德国，歌剧演出的季节，音乐会上、音乐亭里和由饭店的乐队演奏的如涓涓不断的溪流似的乐曲，有的让她们昏昏欲睡，有的让她们心旷神怡。 她们在旅行指南推荐的膳宿公寓下榻，大家认为那里比旅店更合适。人们在那里可以遇到一些有文化的人。初出茅庐的作家，长年在大学里混的学生，搜索文物的外国人在那里多得很。海娜·加布莱瞥了一眼画廊的杰作，还到各个店铺去闲逛，这时，乔治·台斯曼正在写有关中世纪家常用品制造业的笔记；托尼奥·克鲁热和居斯塔夫·冯·阿森巴赫在去往意大利或从那里返回来的路上，在这里停了几天脚，仍然沉于梦幻似的谈论着那不勒斯的夜晚和威尼斯的黄昏。奥斯瓦尔德·阿尔万北上到挪威去，不放心他自己的头昏病，歇息数日，到法兰克福或慕尼黑去请教一位好大夫。对于一个年轻的心灵来说，难以祛除的旅行嗜好所引出的必然结果就是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费尔南德围绕着每个景点，在每个塑像底座的旁边，巴望着出现一位小说和诗集中连篇累牍描写的高雅而又殷勤的意中人。这种梦幻的样式虽然平淡无奇，但不妨碍其中包含着主要的成分：她需要爱情，费尔南德用文学的云雾把这需要笼罩了起来；还包含着享受生活的渴望，这一点她并不承认。 一位可爱的某先生来借书或还书，彬彬有礼地建议陪伴小姐到公园去散步，或者只不过看到相邻的桌子有个年轻的陌生人在专心看书，第二天这人又不见了，这些大概都能让家庭式膳宿公寓萌发出模模糊糊的田园牧歌气氛。但是女性的气氛还是占上风。有一些一丝不苟的英国和美国小姐，二者之间除了口音不同以外，几乎难以分辨，她们来进修高尔夫的球技或弹奏钢琴的技巧。还有一些更为强壮的女性，有意穿着破烂的衣裳，公然打上领带，有时还戴着夹鼻眼镜，咄咄逼人而又毫不在乎地展示着她们的丑陋或美丽。这些女人在博物馆里临摹名画，作裸体素描，学习悲剧艺术，或者去散发社会问题的传单。有一两次，一个头发蓬乱的漂亮女孩，把她好好的一个婆家远远地丢在斯堪的纳维亚或是波兰，邀请费尔南德到她的房间去共同享用一块浇上德国樱桃酒的蛋糕。但是这种过激的女权主义，把爱情中的道德规范推倒重建的断然主张，吓坏了苏阿雷城堡的这位小姐，她把那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热情抚摸着的手抽了回来。 就跟她在阿莱克塞尔区的家里一样，她仍然是形单影只。她开始发现，人与人之间，只有相同的社会地位、教育、思想和共同的利益才能把他们连在一起，形成共同的语言，否则人与人并不互相接近，并不结成持续的联系，除非有默契，但这情况也很少。她并不说那些比她自己更为解放的过客们的语言。她跟他们不一样，没有在这里生活的理由：她并不要进修音乐；永远不想当诗人或文艺批评家；她连凑凑合合画一张水彩画的本事都没有。社会上的不公正让跟她同住一个楼层的那个戴着硬领的俄国女人愤慨不已，这种不公正在费尔南德自己的世界里，只不过是罢工工人的老生常谈罢了。她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会有政治见解。不过，她的位置在哪儿？她应当怎么办？让娜介绍给她一些好的作品，让她消磨漫漫的冬季，呈现在她面前的这些作品描写的是些趾高气扬的贵妇人，一副军中上校的派头，缝制着儿童的衣服，还总教训那些未婚母亲。在她弥留的床上，她觉得进修道院是她女儿最好的一个出路，但那个时候，修道院对她本人尚且没有吸引力。她害怕修道院中那静思冥想的严格纪律；一想到要照顾病人，她就泛起一阵恶心，久久无法平息；圣心女中那些嬷嬷们的服装也不能吸引她。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填充她的生活。只有结婚是她唯一的出路。哪怕只是为了不落到未婚姑娘低人一等的行列中去。可是奥斯瓦尔德·阿尔万和托尼奥·克鲁热并不提出求婚。实际可行的办法只有在布鲁塞尔各家的客厅里遇见一个穿燕尾服的人儿了。 然而，她也有一段德国式的田园牧歌。有一年的九月份，她跟弗罗兰一起在黑森林边沿上的一家小旅店下榻。她独自一人出门去作个长途的散步。弗罗兰正患偏头痛，另外，她对日耳曼的道德威力很有信心，陪小姐出去散步的次数越来越少。这一天出来散步的人不多。通常有些大学生从树林里走过，有时唱着舒伯特的歌曲，有时高谈阔论，这时他们都回到学校去了。德·卡·德·马小姐沿着一条小路走去，在岔路口上都有蓝色或红色的标志，决不可能迷路。最后，她在一块林中草地的一条板凳上坐了下来。大概像平常一样，她身旁还有一本书。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短裤的年轻的森林管理员坐到了她的身旁。这人很漂亮，就像金发的希格弗里德那么美，他跟她搭讪起来。这人并不完全是个粗鲁的乡下佬。他们互相说了一些普通的客套话，她说了她从什么地方来，而且说明她非常喜欢德国。他们慢慢地接近了：这个朴实的漂亮小伙子迷住了她。 她接受了一个亲吻，又回报他一个，接着又答应接受他的爱抚。他们的胆量并没有越过雷池，但是至少费尔南德把头靠在这男人的肩膀上；她委身于这狂暴的温情，这力量撼动了她的全身。她这才知道，她的身体并不只是个睡觉、走路、吃饭的机器，并不只是个裹着衣服的人肉做的傀儡，而是另外一种东西。森林中这种野性的温柔把她摄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她吃饭睡觉的家里束缚着她手脚的假作娇羞再也行不通了。弗罗兰又一次发现，新鲜的空气对小姐大有好处。 这件事太让她放心不下，后来还是把这小小的奇遇告诉克先生。对于未婚女子享有自由的问题，米歇尔的看法极为宽容：这类事情不会引起他注意，除非这种艳遇搞出了个孩子要他养活，而且有朝一日还借机来敲诈他。他认为费尔南德对他承认这事简直愚不可及，而且让他恼火。米歇尔从来不管那些操皮肉生意和疯疯癫癫的女人，把这些人排除在外，我说过，他坚持认为女人都是对肉欲的冲动茫然无知的生灵，只是出于温存贤惠才向有本事勾引她们的男人让步，而在这个男人怀中也只能体会到崇高的爱情。虽然他自己的经历时常打破了他这种观念，但在他一生中，这种观念一直隐藏在他心灵的深处，通常，某些我们自己珍重不肯割舍然而又被事实证明其谬误的看法总是留在那里的，这些想法时时刻刻地冒出来，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除非有时候他跳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梅萨利纳，这也意味着刁钻刻薄。那时，他觉得费尔南德就是个小傻瓜，从那德国大老粗的眼睛中没有看出他称之为粗俗的欲望，反倒看到了爱情的光辉，而他本人感受到的欲望则不粗俗。尽管她得到了一种纯粹的快感，这种感觉不仅丢了她自己的脸，还让他觉得难以解释。不过克先生心里想，所有的女人都让人捉摸不透。 接下来的几天下了雨，费尔南德再也没有看到她的那位希格弗里德。冬天到了，她并不太愉快地回到上流社会的轨道。赫男爵在晚会上又见过几次，已只不过是昔日里的一场好梦。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将这一切都涂上了一层灰色。她的某几个舞伴身上那些实实在在的粗俗令她厌恶：他们纵情大笑，声音很吵，何况要用许多时间才能明白他们说的笑话，两位先生在冷餐桌前不期而遇，谈起话来，说的无非是交易所里的内幕新闻，打猎的排场或是女人。我从费尔南德这个冬天的笔记中得知，那时至少有两个年轻人跟她一起跳华尔兹，后来他们都在政界和文学圈子有了体面的职业。但在这两个舞伴之间大概不会谈到文学，即使他们谈起过某个部长下台，费尔南德也充耳不闻。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她采用了不知在哪一本书上的一个想法来当她的座右铭：“深刻地认识事物，就是要超越这些事物。”后来她让克先生很欣赏这话，他对此坚信不疑。我却时常要声明这想法不对。正相反，几乎总能在要认识的事物中发现出人意料的起伏和丰富内涵。于是，认识事物就是发现其新的相互联系和尺度，就是要修正我们由于没有仔细查考而得出的那种约定俗成的、笼而统之的平板形象。然而，从最深一层的意思来说，这句话倒是触及了某些最核心的真理。不过，为了把这些真理真正变成自己的，必须首先让肉体和灵魂得到满足。费尔南德并没有得到满足。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冬季里灰蒙蒙的天空底下，她郁郁不乐地庆祝她二十八岁的生日。 ?Charles-Marie Widor（1845-1937），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曾就学于布鲁塞尔。​?César Franck（1822-1890），比利时裔法国浪漫派作曲家、管风琴家。​?Donatello（1386-1466），大理石和青铜雕刻家。​?Messalina Valeria（22-48），罗马皇后，以暴虐和淫荡著名。​ 费尔南德 30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星期，她接到世交的沃男爵夫人的一封信，要求立刻回信（沃夫人这个姓又是虚拟的，我应当把她叫做我的恩人，但她的名字我却记不起来了）。这位居孀的老太太十分疼爱费尔南德，邀请她到别墅去过复活节的假期。她在奥斯坦德的那所舒适的别墅位于一个僻静的地方，就在海边的沙丘上。这位沃男爵夫人完全不管四季的循环代序，只在春秋两季到那个别墅去，并在那里接待客人。她通知费尔南德说，这一次，会有德·卡·德·马小姐已经认识的另外几个熟人，还有一个四十来岁的法国人，一表人才，很有教养。跟这个人在一起她年轻的朋友一定会开心。克先生去年秋天刚丧偶；有一个儿子，十五岁了，大多时间由他的外祖父母看管着。克先生习惯旅行，但这次例外，他没有旅行，而到里尔的一所住宅来过冬。他在离比利时边境不远的佛兰德丘陵地带有一处房产，男爵夫人曾去欣赏过，从那里放眼望去，一直到北海的美景一览无余。她希望这几个亲切和蔼的人，一起在相识的老妇家里过几个星期，能让这个服丧的男人恢复愉快的心情和对生活的信心。费尔南德像以前的许多次一样，接受了这个居孀老妇的好意邀请。她也像一切女子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给自己又买了一两件衣裙，并把另外的几件衣服让人修改一下。 晚上，当她来到男爵夫人的客厅时，看到人群中间有一个高个子男人，身板笔直，头扬得高高的，正在兴高采烈地讲话，一点悲哀的神色都没有。他是个大话匣子，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人相当多，而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人却很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仿佛尽量不互相交往似的。他不是个自言自语的人，正相反，他要把比他所具有的更多的热情、智慧和愉快传达给谈话的对方。他脑袋顶上的头发剪得很短，长长的胡须却耷拉下来，使这法国的北方人模样像个冒充的匈牙利贵族。眼睛是浅蓝的，露出些许精明干练的样子，深陷在浓密蓬乱的眉毛底下，炯炯有神。费尔南德并不善于观察，也许这天晚上没有注意到克先生吹嘘的细长耳朵可以随心所欲转动一事。饭桌上，克先生坐在她的旁边，她大概很欣赏那一双骑士和锻工的大手，却没有发现左手的中指在第一个指节那儿被切断了。沃男爵夫人请来的客人身上若不是骑士和上流人士的做派显然占着上风，我顺便描绘的这些细节就很容易让人觉得他面貌诡异，使人起疑。他对卡小姐显出合情合理的关怀照顾（他曾收到了一封信，说到了这位小姐，就像费尔南德也收到了信，提到了他一样）。用罢晚餐，就该来点儿音乐了。费尔南德规避开来，对女主人说她既不会唱歌对钢琴也不太内行。克先生并不喜欢这类社交才能，对这个倒很庆幸。 男爵夫人出于她那个阶层和她那个年岁老妇的天性，自愿来说媒拉纤，尽量让他们独处。别的客人绝大多数都走了。大清早，费尔南德和米歇尔在海滩上散步。春寒料峭的四月，这里还杳无一人。费尔南德穿着长裙又戴着防备沙土的面纱，很不灵便，被风吹得迈不开步。米歇尔不得不放慢了步伐，象征着他将来也要作让步。他租了一匹马。费尔南德穿的不是骑马长裙，再说也只会勉强上马。他心里想一定得教会她。她在游廊上看着他在沙丘上骑马盘旋。这片海岸美就美在，即便是那个时候美丽已受到了损害，但只要转过身，背过那一排丑陋的别墅，眼前就是广大无垠、不可名状也无法计年的流动物体，灰色的沙和不断被风吹动的白茫茫的水。费尔南德在一段距离之外，已分辨不清那男人的衣服和他坐骑身上的鞍辔。在时光起始的清晨当中，仿佛只有一个骑手和他的那匹马。海潮落了，米歇尔掉转马头向大海驰去，那牲口让海水直浸到膝弯，为了凉快凉快。这时，眺望着大海的骑手简直已在费尔南德的千里之外了。下雨的日子，在火炉旁边谈话是最好的办法。他发现，她有值得赞赏的叙述能力，像个诗人一样。感谢上帝，她一点外地的口音都没有。这个法国人就是受不了外省的口音。 他心里想，两三年前，他也来奥斯坦德乡间小住，那时，曾向他的第一房太太贝尔特建议到沙丘上去散步，她忽然昏眩起来（她跟所有女人一样，都把胸衣束得很紧，真是可笑）。他们从一座别墅的栅栏门前走过，一个仆人正在门廊前收拾几把椅子。克先生要求人家答应让贝尔特坐下。正在这个当儿，男爵夫人出现了，她接待了两个陌生人。于是建立起了友谊。不如说在老太太和米歇尔之间比她与贝尔特的关系更亲密，老太太认为贝尔特性情冷淡，态度生硬。莫非因为他忽然想到两三年前的那个秋天的沙丘上再去转一转，刚刚过去的一切又要重新再来一次吗？男爵夫人信中对费尔南德的描绘并不能说不准确：她美丽的头发梳理得很马虎，两只眼睛温柔亲切。这并不只是因为她要讨他喜欢，她看报亭里卖报的妇人和市府的扫街工都是这么一副眼神。对于一个像她这样阶层的姑娘来说，她很有学问。年岁倒是很合适。克先生断定，他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如果娶了个二十多的姑娘，乡下的邻居们肯定会“掐他的屁股”。（我让米歇尔说他自己的语言，否则，我就认不出他来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她并不那么光艳照人，这倒是件好事。她门第高贵，对于他这么一个三番五次地说门第无所谓，姓氏无所谓，社会地位无所谓，金钱无所谓（虽然他花钱像流水似的），总而言之一切都无所谓的人来说，无论如何，这倒是很重要的一条。 他指望他的母亲提出来一些又甜又酸的意见。但是谁都知道，良善并不是诺埃米的天性。他要为钱的事操心，或者说，如果他有本事弄到钱，他将会为钱操心。他已经预见到有了费尔南德花费会增加。但是为一个女人花钱是他从女人那里得到愉快的一部分，再说，卡小姐幸亏还有一小笔私房，他们两个之间如果有什么混不下去了，她还可以再去用这笔财产。在他母亲身旁过冬令人沮丧，一个人去旅行也并不总有意思。何况，对于他这个爱女人的人，还有女人的问题。像贵族圈子里常见的那样去通奸可以消磨时间。嫖妓谈都不要去谈，家里的女仆毫无情趣。当然，他本来可以娶贝尔特的一个妹妹，这也都不行。他用鉴赏家的眼光瞧着费尔南德那柔软娇慵的身体。 但是当他把话挑明时，德·卡·德·马小姐又犹豫了。倒不是男爵夫人没有跟她说实话：这个人不错。那个心怀友善的说媒人并没有把某些极为琐碎的小事说清楚，也许连她自己也未必完全了解。这个四十来岁的法国人精确地说已有四十六了。他第一位太太的突然死亡让他受到震动，但并不像男爵夫人的信里极力让她相信的那样，使他痛心疾首一蹶不振。里尔的那座房产实际上属于笨拙而又富裕的诺埃米，她还统治着黑山以及周围的一片美景，这些产业一直到她死后的遗嘱条文上她才肯放手。米歇尔在家里就像住不同的大旅店一样。这位假定的未婚夫过去的生活男爵夫人一点也没有谈，他一向过的是随遇而安的生活，这在十八世纪比十九世纪更为流行，这种生活大概更激起了费尔南德的兴趣，倒不太让她担心，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她也没有用我下面说的词汇，这不是她常用的词，她觉得在她面前的是个生活在广大空间的人物。不过在这个脾气急躁而又从容潇洒的法国人面前，她没有感到那种愉快的战栗，她觉得那才是爱情。她更喜欢天使一般的人，艺术中的人，像希格弗里德那样的人，而不太喜欢骑士式的、正儿八经的人物，这不是她的错。米歇尔不习惯面对女人的抵拒，显得狼狈不堪，马上就恼火了。他找到了一个建议来控制局势： “您很想到德国去过冬吧。跟您一起到这个国家去看看我该多么高兴呀，我对那里还不太熟悉……我们领着您总谈起的那个弗罗兰一起去。必须尊重礼仪，起码这并不会引起太大的麻烦……” 这个建议让费尔南德无话可说，也让她很高兴。回到让娜那里，她向家里人宣布要作这次订婚旅行。他们都大吃一惊。在这件事中最让他们觉得丢脸的是克先生的国籍。过了将近十年以后，我曾听到我的表姐路易丝用鄙夷的口气说：“费尔南德的女儿竟成了个法国人，无论如何这是倒霉透顶的事！”她有一腔的爱国主义和忧郁的情怀。还不止于此。泰奥巴尔德仍然提了几条意见，作为原则。让娜一条意见也没有提，她明知道费尔南德总会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弗罗兰却愤愤然地咒骂着，上楼去收拾箱子了。 费尔南德 31 这些箱子是旅行中第一件意外事故。弗罗兰一时疏忽，用普通快件把它们托运到科隆去，三个人要离开这个城市的前一天，箱子才到。行李延迟让米歇尔有机会赠送给费尔南德一定数量她暂时缺少的小饰品，他到专卖英国皮货和巴黎新潮物品的商店里去为她选购。弗罗兰利用在杜塞尔多夫停脚的机会，到农业机械公司的办公室去了一趟，当年答应娶她的那个人就是这个公司的代表。人家告诉她，那位先生早就死在波美拉尼亚了。她请人为这骗子的灵魂做了一场弥撒，以后每年都举行这个虔诚的仪式，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米歇尔和费尔南德正去参观一座洛可可风格的小教堂，心里想的是温馨的节日场面，对严肃刻板的女管家这种悼亡心绪毫不知情。这个德国老妇人把这件心事告诉了让娜的一个女仆，二十多年以后，当年伺候过让娜的那女仆拿这个故事当笑话，才对我叙述了一遍。 米歇尔和费尔南德沉浸在德国淳厚朴实的民风中。他们俩都喜欢村子里的节日，漂亮的小伙子在那里跟漂亮的姑娘一起跳华尔兹。慕尼黑的英国式花园里，一群群平和沉着的资产者在中国亭台前面品呷他们的啤酒。上阿默高的狂欢节让他们开心极了。米歇尔说服了费尔南德不再住在闲散松懈也不太舒服的家庭公寓里：弗罗兰对克先生从气愤怀疑转到无限崇拜（先生对她彬彬有礼，甚至有点殷勤讨好的样子），当这对不合常例的未婚夫妇坐着马车轰轰驶过时，她从旅店的房间里挥动手帕。她不愿意挤在他们中间碍手碍脚，自去探究城里和郊区的新奇事物。她总患着偏头痛，要求先生在药房里为她购买一些特效药，这些东西名义上药性猛烈，但疗效却只是一场笑话。她无心地给他们这一场浪漫喜剧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滑稽离奇的成分。 两个人一致赞美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这地方的景点和各个城堡让他们入了迷。但幸亏领着他们从一个客厅到另一个客厅参观的导游不会法语，听不懂他们对圣安托万堡的路易十四式的托架和路易十五式的座椅发表的评论，那位追求诗意的君主用那些东西来装饰他的某些居室。费尔南德温厚地指出，在品位上的这类错误还是能够让人感动的。他们在施塔恩贝格的湖上泛舟，乘的是一艘镀金的旧船，以前曾是王家的游艇。他们一起找寻传说中的洛林格林把给他看病的胖胖的神经科大夫推向死亡的地方，人家怀疑他得了神经病，那大夫还戴着眼镜，手拿雨伞。米歇尔的某些傲慢在费尔南德这里都烟消云散了：弗罗兰怀着敬意指指点点要她注意那些腰里拴着马刀的军官们，她连看也不再看。 在因斯布鲁克，已到了夏末，克先生的儿子从法国带来了一阵凉风，他已十六岁，人们还叫他小米歇尔。他父亲有失谨慎，让他到蒂罗尔来，跟他未来的继母一起过两个星期。在这以前他在外祖父母家过阴沉暗淡的假期，这以后还要返回里尔的某一个中学去，是阿拉斯中学或者巴黎中学，克先生弄不太清楚，那个不守纪律的孩子时常转学。当年，无论是米歇尔还是贝尔特都没有好好照管他们的儿子。一年多以前，这少年惹恼了他的父亲，他不肯进正要死去的母亲的房间。按他父亲的说法，在这痛苦的几天，他也许在市场上玩吃角子老虎机。克先生没有看出来，在这挑衅性的冷漠下面，是一个被剥夺了亲情的孩子的刻薄反应，他的父母之间虽不吵架但裂痕极深，这使那孩子也许比他们本人更难以忍受，最后，他母亲弥留的这一星期的恐怖景象使孩子的情况更为严重。克先生更没有觉察到，在一个少年人看来，四十六岁的鳏夫谨小慎微地关照要代替他母亲的女人，这简直可笑之至，甚至他模糊模糊地觉得有些下流。费尔南德尽力给他些母亲般的关怀，但没有用处，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 五十多年以后，有关这些日子，我的同父异母哥哥写了一篇简短的文字，在这个期间，他的回忆变得更尖酸了。当年少年人的愤怒又加上了成熟的大人的偏见。这位业余的谱系学家把他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勤勤恳恳地记录许多人的诞生、结婚和死亡的年份，其中也包括费尔南德。他把他未来的继母估计为三十五岁，她命中注定永远活不到这个岁数。我们知道她那时才二十八。年幼的人总有把成年人看得更老一些的倾向，所以一个大男孩子犯这样的错误并不奇怪。但是尽管他本人在别的地方曾记录了正确的日期，而五十年以后他还重复这个数字就有点病态了。他嘲笑父亲的未婚妻那紧紧束出来的腰身以及他父亲认为富有诱惑力的曲线，他没有发现他是在用崇尚纤瘦线条的美学观点来评断二十世纪初叶的所谓升平时期的女人。几张费尔南德这几年的照片显示出了人们预计的样子：仿佛埃勒笔下的女士剪影，现出精心修饰出的曲线。但我却暗自思忖，这个前房儿子是不是无心地把对他未来继母的第一印象叠加在我们保存着的生我以前的几个月拍的一张照片上了。在死后清癯的遗照之前，那一张仿佛是最后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她穿着紧身的旅行服装，突然显得肥胖起来，诺埃米奶奶和我的同父异母哥哥大概就是看着她这个样子离开了黑山，再也没有回来。 ?Paul César Helleu（1859-1927），法国画家、雕刻家，所画的女人肖像身材修长，体态柔韧娇美，很能代表二十世纪初叶所谓升平时期的情趣。​ 费尔南德 32 人家斥责她经常出风疹，这也许是有根据的。就像当时报纸上药物专家的小广告上说的，这种病痛时常发生。尽管扑上了粉，那中学生还投来恶意的眼光。克先生虽然一向对他女人外貌上的缺陷毫不留情，然而他并没有说什么，至少说明那一片红疹并没有让费尔南德破相。那时大街上流行矫揉造作，人家斥责她矫揉造作也许并非没有根据。无论如何，这个在自己中意的风景前朗读心爱的诗句的女人在一个不求上进的男孩子看来只能是个矫情的人物。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不久以后就带着毫不掩饰的满意心情补充说，这个倒霉的陌生女人竟然出身于名门世家。我倒希望他更早一点发现这个，也希望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对于高门贵胄不像他那么看重。 阴郁的中学生回到外祖父母家去了，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在萨尔茨堡地区的湖泊之间享受了一个平静的夏末。紧跟着秋季到来了，某些事情就宣告结束：他们将来的旅行就再也没有婚前长途漫游的自由和梦幻的气氛。一天早晨，太阳透过迷迷茫茫的雾气，在忧郁的海尔布伦宫，他们走到甬路拐弯处一个没有雕像的台基前面，费尔南德让米歇尔欣赏从湿地里冒出的雾霭，它从基座上凝结起来冉冉上升，就像从贡献的牺牲身上冒出的热气，接着再袅袅升空，变换着形状，幻化出一个模模糊糊的白色仙女或山林女妖的模样。米歇尔一生中对诗歌十分着迷，他只是在书本上找到过诗，这也许是第一次，一个文学气息极浓的年轻女人通过美妙的想象在她周围的清爽气氛中幻化出了诗歌。他感觉仿佛进入了仙境。 但是仙境中的仙女总是刁钻古怪，有时简直不可理喻。米歇尔回到黑山，要到布鲁塞尔去两天，安排结婚通告的事情，他却发现费尔南德泪流满面，说她的一生都完蛋了，心都碎了，前途是一片愁云惨雾。就像一个天体从另一个天体附近经过会发生摄动作用似的，在某次社交晚会上瞥见的赫男爵，无意间引起了这场精神上的危机。费尔南德宣布，她如果结婚，必须穿着丧服。但这么一点小事并没有让克先生动气： “怎么？亲爱的朋友！……黑色的尚蒂伊花边？……那可棒极了。” 费尔南德放弃了这一朦胧的想法。 但是过了几天，米歇尔回到了法国，要给他第一房太太举办周年的弥撒，大概是在十月份一个灰蒙蒙的早晨，他收到了费尔南德的一封信，他随后保留了起来。一个年轻女子在信中十分得体地表明了心迹： 我亲爱的米歇尔： 我想让你明天收到我的这封信。这一天对你来说将是极其忧伤的一天，你将是那么的孤独…… 你瞧，礼仪是多么的愚蠢……对于我来说，完全不可能陪着你，可是当人们相爱时，互相依偎、互相帮助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呀……从这十月的最后几天起，把过去的一切全都忘掉吧，我亲爱的米歇尔。你该知道那个善良的富耶先生关于时间的概念所说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过去只有在被我们忘记之后才真正地成为过去。 也请你要对未来的许诺和我有信心。我认为这个阴郁而灰暗的十月只不过是夹在两角青天——我们去德国的甜蜜之旅和我们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一片阴云而已……在那里，在旅行之中，在一片更加晴朗的天空下面，我们将重新找到我们全部无忧无虑的快乐，找到那种爱和亲密，找到对我们来说极其温馨的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爱。 我真高兴，再有不到三个星期了……而在这两天里，我将不说“你别忧伤”，而要说“你别太忧伤了”。你星期二回来时，我晚上等着你。 替我拥抱我们的小米歇尔。对我们周围的一切……保留着美好的回忆……我很爱你。 费尔南德 所谓善良的富耶先生大概就是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富耶，他的作品当时很走红。这记录又一次证明费尔南德无惧涉猎严肃著作。“对我们周围的一切……保留着美好的回忆”仿佛是用一种模糊的方式暗示已经遭她嫌弃的诺埃米妈妈，但并没有指名。她提到了“小米歇尔”，表示天真无邪的费尔南德还暗中希望有一天她这个继子对她产生某种程度的感情。 米歇尔需要这一张护身符，不仅帮助他面对忌日周年的弥撒，还得面对结婚典礼，对于一个四十七岁的男人来说，第一次婚姻已经让他痛心疾首，这些事情都是考验。头一天晚上，在让娜家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首先把留给两姊妹的银器分开。所有的东西都包着薄绢在餐厅的桌子上摆好，弗罗兰忙着一次又一次地数餐具的件数，给每件东西的样式、价值和重量开列详细的单据。有一样东西没有写价值和重量，那是一个大的糖夹子，做成熊爪模样，上面盘着一条蛇。这东西太可怕，米歇尔大概宁愿放起来不用的。到了下午这么晚的时候，珠宝店铺都已经关了门。泰奥巴尔德戴上帽子，穿上外衣和防雨套鞋，到他认识的一个金银匠家里去，这个人愿意到他的商店里鉴定一下那些东西，并称一称重量。米歇尔觉得这些人谨小慎微，锱铢必较，颇有些小家子气。当初要跟他疼爱的妹妹玛丽分配父亲留下的首饰和小摆设时，兄妹俩闹着玩似的为每件东西抓阄儿，他做了手脚让玛丽赢到她最喜欢的东西。那个熊爪子模模糊糊地有些象征意味，败坏了这次婚姻的气氛。 十一月八日的清晨终于到来，我估计，就像布鲁塞尔通常十一月的早晨一样，雾气蒙蒙，寒意逼人。这样的气候无助于产生脉脉情意，也显不出幸福光辉的妆扮。本堂区的教堂平凡简陋，米歇尔请来的客人也不多。他的母亲和儿子从里尔来到了。那母亲已经担心将来的子女可能减少“小米歇尔”应得遗产的份额。她身着一件灰色或者说灰绿色的宽大衣裙，显示出一位美妇人令人目眩的仪态，当年她出嫁几乎与欧也妮·德·蒙蒂茹跟拿破仑三世结婚同在一个时期。米歇尔的妹妹，玛丽·德·博杜安大概是从加莱海峡省赶到的，还有她的丈夫，那是个彬彬有礼而又愁云满面的人，在他身上有冉森教派的严格和王室的古老高雅。贝尔特的哥哥博杜安，出于对米歇尔的忠诚也来参加典礼。和蔼可亲的介绍人男爵夫人当然占据着主祭台。费尔南德的家人坐的前后排凳子足足填满了中厅。必须把这些人跟大家隔开。 一个惊喜等待着米歇尔：直到最后一刻费尔南德才向他介绍了她的伴娘，荷兰美人儿莫尼克。她是前一晚从海牙来的，当晚就要回去。她身穿一袭粉红色天鹅绒的衣裙，深色的头发上戴一顶粉红色的大呢帽。莫尼克迷住了米歇尔，让他心旌摇荡。如果当年沃男爵夫人请的是这个美目流盼艳丽绝伦的人儿到奥斯坦德去过复活节假期的话……但一切都太晚了，何况这位小姐已经订了婚。再说，费尔南德穿着白色镂花的新娘装，也自有一份魅力。不过，他觉得她穿着旅行时的紧身装，抛开一切繁杂的事物，准备跟他一起走向远方时的魅力更大。 费尔南德 33 一九二七或是一九二八年，也就是我父亲死前的一两年，他从抽屉里拿出来十二张纸的手稿，就像普鲁斯特的手稿那样，宽比长的尺寸大，但好像在今天的市场上已见不到这种样式了。这是一九〇四年他开始写的一部小说的头一章，再也没有继续写下去。除了一篇翻译和几首诗以外，这大概是他唯一的文学著作。说的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名叫乔治·德……大概有三十来岁，带着他当天早上在凡尔赛娶的一个年轻女子到瑞士去。在叙述的过程中，米歇尔由于疏忽，改变了他们的目的地，让他们在科隆过夜。那年轻女子第一次离开母亲，心中不免悲伤；那丈夫刚刚跟一个情妇分手，觉得松了一口气，而那时又伤心而又温存地想到了那个情妇。年轻的旅行女伴那天真和清纯让乔治感慨不已：他想到就在今晚，他本人只需一分钟，就会让她失去这个脆弱的性质，把她变成一个跟别人一样的妇人。两个刚刚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人彬彬有礼而又有些局促，第一次单独面对面地待在他们包下来的卧车单间里的情景，都写得栩栩如生，也写出了他们怀着尴尬的心情特意在科隆的一家旅店里选了一间只有一张床的房间。乔治留下他的女人为那夜作准备。他无所事事，到吸烟室里去找侍应生聊天。半个钟头之后，他避开了电梯，怕的是电梯员那探究的眼光，他爬上楼梯，走进了由一盏床头灯的微弱光亮照耀着的房间。他一件件地脱掉了衣服，怀着急不可待而又极清醒的心情完成了他时常在别处与邂逅相遇的女人们一起干的那件事，心里却有另外的期望，是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篇叙述语调十分精确，没有无用的文学描绘，我被吸引住了。那个时期，我正在写我的第一部小说《阿莱克西》，我时而把其中的几个章节读给米歇尔听，他是个很好的听众，能够整个地投入与他极不相同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估计就是我对阿莱克西的婚姻的描写才让他又想起了他昔日里的草稿。 费尔南德 34 有几份杂志已经在这儿登载我的一篇短文，在那儿出版我的一篇随笔或者一首诗。他建议用我的名字把这个短篇登出去。这个建议尽管出人意料很是奇特，仍然有我们之间亲密无间随随便便的性质，但我却拒绝了，理由很简单：这几页文字不是我写的。他还要坚持： “你随便怎么改，把它变成你的就行了。还缺一个题目，而且显然还应当加以填充润色。已过了这么多年，我希望能登出来，但我这把年纪，不愿意亲自把我的手稿交到编辑部去。” 我也跃跃欲试了。米歇尔看到我写阿莱克西的心腹话并不觉得奇怪，于是，他也觉得由我的笔来描写一九〇〇年的结婚旅行更不会有任何不妥。他这个人，不断地说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年龄和性别在文学创作上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偶然事件。有些问题后来让研究我作品的批评家无所适从，但这些问题在他身上都不存在。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谁给这个短篇选了个题目叫《第一夜》，我也忘记了我是不是喜欢这题目。反正是我向米歇尔指出，把一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变成一个短篇小说可以算是留着悬念，没有交代。我们找了个事件把口子封住。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想出来，正当乔治上楼梯的时候，旅馆的门房给他送来一份电报，说他还牵挂着一半的情妇自杀了。这个情节并非毫不可信。我没有发现这个细节把这几页文字弄得庸俗化了，而这篇文字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尽量地解决了任何冲突。这一次我们把新婚的一夜放在瑞士的蒙特勒。进行拼凑修改的时候，我们正在那个地区。我的所谓“稍稍添加润色”就是把乔治写成个知识分子，永远准备着深入思考遇见的任何问题。结果却跟我估计的相反，并没有使文章有所改善。就这样重新打了字，小短文就寄给了一家杂志，过了惯常的一段时间之后，退稿了；接着寄给了另一家，这次采用了。但这个时间，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小小的作品是他死后的一年出版的，还得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文学奖，这大概会让米歇尔觉得好玩，同时也会让他很高兴。 我有时候自思自忖，在这篇《第一夜》中包含了多少生活中的实际成分。克老爷仿佛是利用了真实的小说家的特权，那就是以他自己的经历为根据，再在这里那里加上一些杜撰。无论是昔日里我行我素而又胆大妄为的贝尔特，还是更为复杂并且父母双亡的费尔南德，都与那个那么眷恋她母亲的新娘子毫不相似。我们在这里说的只是他们的第二次结婚旅行，它远远没有成功：两个刚刚认识的人，第一次在颠颠簸簸的火车包厢里亲密相处。而且米歇尔也不太可能为了娶费尔南德就抛弃他名正言顺的情妇。正相反，他在里尔孤孤单单地过了一冬才让他下定决心试探着再交一次桃花运。披露个人的隐私更多的是用情意绵绵而又理智清醒的感官快意的语气进行的，其含义本来就暧昧不清，生活就是如此，很可能换个样子会更好。Mutatis mutandis，我们就可以想象，意大利或法国海岸的一个大旅馆，十一月初生意还未见兴隆，克先生在吸烟室或临海的稍许潮湿的露台上度过了漫长的半个钟头。在那里，由于节约，只有几盏白瓷大灯泡的灯，在这个时分点亮了，装饰着豪华旅店的露台。他的本性一向如此，更喜欢爬楼梯而不喜欢乘电梯。他踏上用铜条箍着的红地毯，这路通到意大利人所说的高贵的楼层，他用不太快也不太慢的速度走上楼，心里思忖着这一切会有什么结局。 在漫长的婚前旅游以后，这次结婚旅行持续了差不多一千天。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倒更像流浪者而不是真正的旅客。他们不知疲倦地作着季节性的迁徙，重回一个个中意的景点和旅店。他们的行程包括里维埃拉海湾和瑞士，意大利的湖泊，威尼托的潟湖，奥地利，还游历了一点波希米亚的水城。然后拐到德国去，这几乎是弗罗兰的女学生的祖国。巴黎只是顺便看了看，为了去买东西或欣赏一出流行的戏剧。西班牙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克先生对它的印象只停留在缪塞曾歌颂过的巴塞罗那的安达卢西亚女人。他们在圣塞巴斯蒂安的乡间小住一时，那是因为费尔南德想到卢尔德去旅行，这样，他们的注意力又转到了比利牛斯山的那一面。从前米歇尔曾跟贝尔特一起到匈牙利和乌克兰去旅游过，如今就不在他们的行程之内了。英国也一样，对他来说，那是另外一个女人的领地，而他目前疯狂地爱着这一个。费尔南德不惯乘船，根本谈不到把她拖到荷兰或丹麦的那些岛屿上去，从前，他曾围绕着那些岛屿泛舟游玩。米歇尔和费尔南德时而梦想着到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中间去旅行，他们后来也没有去成。但这梦想在米歇尔的某些诗句中留下了痕迹，那些诗无限向往地提到粉红色的朱鹭和银白的沙滩。 他们的目的首先是生活中的舒适熨贴。名胜和有名的建筑当然重要，但还不如温暖的冬季和爽快的夏季这样宜人的气候，以及一九〇〇年的欧洲还保存很多的秀美的景致更能吸引他们。另外，对于他们也像对于他们同时代的人们一样，旅馆是个魔术般神秘的地方，同时具有东方故事中的车马店、封建领主的驿站和王孙公子的宫殿性质。他们在餐厅里仔细品味着领班和酒务总管那职业的殷勤谄媚以及茨冈人即席创作的粗犷野性的音乐。在意大利的一个古老城市不干不净的小胡同里闲逛了一天之后，在尼斯摩肩接踵赶来看花的人群中挤了一天之后，他们回到达豪的旅馆里，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可爱的小城，画家钟爱的地方，以收获葡萄的节日而著名。这旅馆是个享有特权的乐土，仿佛远离了尘世，在那里又豪华又清静，一切都无懈可击。门房对他们毕恭毕敬，经理对他们彬彬有礼。连巴尔纳布特，马塞尔·普鲁斯特，以及托马斯·曼，阿诺德·本涅特以及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人物都不会有另外的想法和感觉。 不过，无论是米歇尔还是费尔南德都不属于在外国旅店的登记簿上时常出现的风头十足的阶层。当然，米歇尔并不讨厌亲吻住在二楼套房的大公夫人的手，这位夫人还对费尔南德显出亲热模样。他从萨酾酒家的一个雅座里出来时，劈头碰见大公从另一个雅座里出来，一边一个交际花，还拿着两瓶酒，他觉得滑稽可笑。腰缠百万的美国佬跟在导游身后穿过大厅，是些消闲解闷的人物。跟经纪人一起用晚餐的萨拉·伯恩哈特更使这大酒店增添了一层妩媚。不过，说来说去萨拉·伯恩哈特只在舞台上才有趣。人们并不那么热衷于结识美国人。克先生总喜欢说一句颇有些不敬意味的谚语：“俄国的亲王和意大利的侯爵都只不过是些小伙计。”甚至某些人情来往并不要求如他所说的卑躬屈节，他也认为大可不必：太浪费时间。 更何况，他们不是拿着介绍信的人，心急火燎地要看科罗纳亲王或罗斯柴尔德侯爵的收藏品。这些东西对公众并不完全开放，所以看到过是很有面子的。博物馆里的展品对于他们就足够了，甚至都超过了他们的胃口。他们参观画廊和展台，希望在那里间或找到一件立刻能吸引或触动他们的美丽物品。但是打着两个星号的杰作一下子没有吸引他们的注意，又没有机会让他们再看第二眼。这种疏忽洒脱并不能让他们成为目光犀利的业余收藏家，但至少使他们避免迷恋进而订购那些纯粹时髦的东西。米歇尔觉得美术沙龙中绝大多数的绘画都很可笑，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他们把情节看得很重，过去的悲剧通过对比，让他们觉得还算活在一个十分安全的时代。熟知德国历史的费尔南德向米歇尔提起一六一八年扔出窗外事件的人物（约翰·马萨里克在一九四八年的扔出窗外事件还没有到来）：民团的兵丁或服从新教政党的丘八们把两个天主教的总督从赫拉斯希安城堡的窗户里扔了出去，他们从七十尺的高处掉到护城河里。领着一大帮游客的一个导游听得懂法语，他向夫人指出她把那面墙弄错了。这么说，必是他们把热情用错了地方。他们哈哈大笑起来。这一天，他们感觉到，重要的历史典故也像其他一切事一样，只要信其有，就算是有了。 在那人们也许说是“遗失的时代”的芸芸众生中，我知道是什么让我对这两个迷路的人特别眷恋。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想出人头地，而他们俩不这样想。我看到了他们文化内容上的空虚，然而他们的文化却让他们远远超出了众人：米歇尔很快地发现，大公的夫人什么书都没有读过。他这个人对所有遇到的动物都会建立起感情的联系，对打猎就深恶痛绝；对马匹特别痛惜，就不那么热衷于赛马。他在跑马大奖赛中像在其他一切事情中一样，也看到了弄虚作假和虚张声势。费尔南德对时髦饭店里的生熟菜肴和烹调方法都不感兴趣，宁愿吃个橘子加一杯清水作为晚餐。克先生有荷马史诗中人物那般的食量，却只喜欢最简单的菜肴：对于他来说，最最讲究的就是在拉律酒家要一份煮得恰到好处的带壳鸡蛋或是一份美味的煮牛肉。流浪汉常去的小酒店，楼梯上缺个台阶的地下室酒吧，一进门就遇到扑面而来的乱七八糟的喧闹声（简直像来了一群猪！），这些地方只能让他高兴半个钟头。他品尝着布律昂那苦涩的天赋和里克蒂斯那悲怆情调的俗语，同时也感到了下层人物对于上流社会的效颦。在这个寻欢作乐的社会圈子里，只有一件嗜好吸引着他：赌钱。不过费尔南德暂时把他身上的这鬼魅驱逐了。只是到了她死后他才再去过瘾。 时而有隆隆的雷声，预示着一场暴风雨，但暴风雨始终没有来，或是远处有闪电，极为遥远，人们感到不可能有暴风骤雨。一八九九年开始，布尔战争就激起了法国人对英国的敌视。有人问米歇尔是站在克鲁格一边还是英国人一边，他回答道他站在卡弗尔的人民一边。一九〇〇年，夫妻两个像大家一样，专心地阅读报纸上成篇累牍的叙述义和团如何凶恶残暴的文章，但米歇尔特别记住了那些外国使馆的夫人们，两手撩起长裙子，迈开大步，争先恐后地跑到圆明园去抢夺财宝。意大利的亨伯特一世被杀只不过是恐怖主义的一个花边新闻。巴尔干和马其顿有人在各处放火暴动只不过像烧了几把稻草。有时候，一份新闻简报，隐约提到教廷与国家之间的龃龉，又能重新激起米歇尔对这类问题的注意。出于对公正的热爱，他站在德雷福斯一边；由于对自由的热爱，他站在受迫害的各个社团一边。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不自诩能够衡量多年以来在法国积累的招摇撞骗和仗势欺人有多么大的分量；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谴责宗教的错误和纰漏，决不把自己和宗教牵扯在一起。他的愤世嫉俗跟他为个人的事发火都是短暂的。他陪着一个围着毛皮长围巾戴着面纱的夫人在欧洲游历，这欧洲仍然是个美丽的花园，在这里享有特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漫步，身份证首先是用来到邮局去取存局候领的信件。他暗自思忖，终会有一天，战争一定要爆发，那时，大家就会披甲执锐，接着就会把一切豪华付之一炬。他憎恨资本主义制度，但如果资本主义日暮途穷的时刻来临的话，那也一定会在他身后。英国就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坚实雄厚。世上也永远会有一个法国。德意志帝国几乎刚刚新建，就像一个金属做成色彩艳丽的玩具，人们还想象不到它那么快就会解体。奥匈帝国恰恰因为老朽不堪而更显得威严庄重。米歇尔不是不知道，表面上和蔼可亲的老皇帝（“可怜的老人！他受了多少苦啊！”）当年被人叫做“吊死鬼的国王”。但是在匈牙利和伦巴第的那遥远的历史中，如何才能分得清孰是孰非呢？他和贝尔特约略觉得沙俄帝国仿佛像个莫卧尔或者达伊尔的君主国家，差不多远在东方的天涯海角。广大的基督教精神冻结在比西方古老得多的仪式底下。一片俄国农民的海，一片几乎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在基辅天主教堂的墓地中已经成了木乃伊的圣徒，以及高耸云端的圆形屋顶上的黄金十字架，华丽的牧首冠冕，熠熠生辉的珐琅器皿。对于这些东西，一个像托尔斯泰那样信奉上帝的老人和一小群无政府主义者又能如何对抗呢？人们对米歇尔说，这三个帝国的政治结构将来还不如他定做要穿二十年的衣服支持得长久，他还表示奇怪哩。 在这三年里，米歇尔拍了好几百张照片。其中有许多张有立体的效果，像纸莎草似的卷成长长的纸卷，当我打开时，照片的两端都合在一起了。是老百姓的生活图景：农夫用鞭子在赶驴，农妇在头上顶着一罐子水，小姑娘们围成圆圈跳着意大利的皮亚泽塔斯舞或巴伐利亚的法兰多莱斯舞。他当初大概想过，某一天的某个时辰这样拍下来的建筑物，会让他想起来在过去的一天中发生的一件快乐的小事，可是他那时想错了，他仿佛从来不肯浪费时间再看一眼这些很快就褪了色的旧照片。照片上那淡淡的墨痕仿佛留下了让人不安的忧郁的印记，好像都是在红外线下拍的，据说这样才能清楚地显现出幽灵的模样。威尼斯仿佛提前显出了病象，而如今就因为这种病成了一座死城。那里的宫殿和教堂好像都腐坏不堪，一碰就碎。各条运河虽然还不像如今那么淤积阻塞，河水也已呈现出病态的昏黄颜色，就像巴雷斯在这个时期所比喻的，从蛋白石上发出不祥的闪光。科姆湖的上空弥漫着一片暴雨前的乌黑色。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的宫殿被他这个业余摄影家照得有点歪斜，好像已被未来的大轰炸震得摇摇欲坠。这个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的过客所拍摄的东西，在事过之后才仿佛揭示出世界的病害，而大家在当时还没有发现其严重性。 有时候，有一个人或生物在场就能让美丽的背景活跃起来。那一张照片是小狗特里埃，它年纪还小，浑身的毛皮平滑发亮，是在特里尔买的，所以起名叫特里埃。它那弯弯的腿沿着它故乡那罗马建筑的废墟快步小跑着。有一张照片里它被一条长绳子拴在圣马克宫堡前面的一个青铜旗杆上，眼巴巴地审视着它主人的大衣、手杖和望远镜的套子，那简直是一九〇〇年旅客的一幅写生画。而这一张是费尔南德，她俯身望着玛林巴德水泉，一只手拿着一束花和一把小阳伞，另一只手端着一杯水，妩媚诱人地噘起嘴来品尝。一张是费尔南德穿着旅行服装，亭亭玉立。她的裙子比通常的稍短一些，露出来高筒皮靴，站在不知是哪一个冬季休养站的雪地里。还有一张是费尔南德穿着城里的服装，手里拿着须臾不离的小阳伞，迈着碎步走在一片山石荦确的地方。至于她的继子，弓着腰高高地端坐在一块仿佛是白云石的岩层上，真像个北欧传说中的年轻精怪。有一张里费尔南德穿着白上衣和浅色的裙子，头戴她非常喜欢的用缎带缀成帽壳的大帽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在某一个浓荫密布的日耳曼森林里散步，显然，她还高声地朗读着诗句。这样的一个形象仿佛证明了米歇尔至少在那几年断断续续享受到的一种幸福，但随后那回忆也像这些照片一样褪色淡化了。一张快照是在科西嘉一个旅店的房间里拍的。蹩脚的带花糊壁纸，一张梳妆台，人们猜测一定是缺了脚的。一个少妇坐在镜子前面，正往盘绕的发髻上插最后一个发夹子。她的一双手臂抬了起来，白色晨衣的宽大袖子滑落到肩膀上。她的面容只在镜中反射出来，看不清楚，仅能猜测其模样。在她身旁的一个独脚小桌子上，放着旅行用的小炉子和小水壶。我估计这样的场面对米歇尔来说如果不是总括了温柔亲密的早晨景象，他就决不会费事把它固定在照片上。在那三年中间，大概有许多这样的早晨。 但是，在他们轻松宽裕的生活里出现了看不见的裂痕，就像在绸缎衣物上经常磨损的地方一样。费尔南德似乎也像当时许多妇女一样，心灵里总潜伏着一个受了创伤浑身抽搐的赫达·卡布莱。那位喜好音乐的男爵的影子有时会在地平线上重新升起。矛盾尖锐的日子，米歇尔就出门作长时间的散步，回来时就平静了：他不是那种要把争论拖得很长的人。我在以前曾说过他为丢失了一枚戒指和化妆品很快褪色而发火生气的事。费尔南德是个近视眼，自己还说她乐得如此（“远远望去，看不见细枝末节时，一切都显得十分美丽”），然而去看戏或在别处却使用一副单柄眼镜。这个目中无人的工具把弱视变成了自命不凡。这种眼镜她收藏了一大批，有金的，银的，我很不好意思地承认还有玳瑁的和象牙的。眼镜上的弹簧咔咔作响，就像有人粗鲁无礼地哗哗摇折扇一样，引得米歇尔勃然大怒。 费尔南德总提不起精神，这限制了她丈夫，只能去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消闲漫步。她上了些马术课，但这并没有医治好她对马的恐惧。他们有一条小游艇，来取代米歇尔和贝尔特当初的两条游艇贝里号和邦希号，费尔南德给游艇选择了另外一个日耳曼传说中的女神的名字：瓦尔基里（也许这船原来的主人，喜欢瓦格纳音乐的塔桑古伯爵夫人给它起了这个名字，而当时也许是因为喜欢这个名字才买了这条船）。但她身上却一点也没有女英雄布伦希尔德的豪气。他们乘着一条结结实实的大邮轮从科西嘉岛回来，瓦尔基里号以及船长和两个水手磨磨蹭蹭地沿着意大利海岸跟着他们。三个海上的老油子在每个港口都留连一阵，那里有他们的亲戚、朋友或是他们中意的姑娘。他们发来了表示遗憾的电报：“Tempo cattivismo.Navigare impossible.”米歇尔对此只是付之一笑，但费尔南德却批评增加了无用的花费。有时候，在热那亚，在里窝纳，他们也会找到他们的小船，克先生禁不住诱惑，很想享受一下在被海水摇荡的船舱里度过一夜的乐趣。但事后又很后悔。把一个女人独自丢在意大利旅馆的一个房间里，给她唯一的安慰就是洛蒂的一本小说，这不是他的天性。他大清早就去找她，而且在里索吉芒托的某个广场上耽搁一会儿，为的是给她买一束鲜花。 在德国的拜罗伊特，他们的分歧扩大了。费尔南德在那里，沐浴在德国的诗情画意和传说的气氛中。克先生喜欢瓦格纳，一直可以听他的《洛林格林》，包括《汤豪舍》：人们曾听到过他轻轻地唱里面的插曲《星光之歌》。一超过这一点，未来派的音乐对他来说只不过是长时间的噪音。扮演特里斯坦的演员又矮又胖，演伊索尔德的女人肥硕臃肿，演日耳曼战神奥丁的演员胡子八叉，已到了耄耋之年，莱茵河畔的姑娘们就像村子里的一群胖大娘，这些东西还都能引起他的兴致，只不过食品部摆出来了点心，幕间休息时观众从衣兜里掏出了零食，他们身上的制服和头上的帽子跟舞台上粗俗的道具行头一样的戏剧化，柏林人的装束局促保守，维也纳人又刻意打扮得疏懒洒脱，这些东西稍稍扫了他的兴。他毫无同情之意地打量着从巴黎来给新音乐鼓掌叫好的那些绅士淑女。韦尔杜兰夫人就在那里，还带着她那一小帮子人（“我们是一伙的！我们是一伙的！”），巴黎女人尖细的嗓子在德语重浊的声音中显得十分突出。他丢下费尔南德，让她独自去欣赏歌唱大师们演出的第三幕。一个人回到旅馆，拉着小狗特里埃一起去作晚上的散步。已点亮的煤气街灯瞧着这名副其实的友好而又玩世不恭的一对儿：一个人和他的一条狗。这两个生物真挚地彼此联系在一起，他们有各自多多少少受点限制的活动场所，有各自由祖先传下来的嗜好，各自的经历，各自的怪癖，也有骂人一顿有时是咬人一口的欲望。 费尔南德几个姐姐的来信让她更为准确地看到她自己的闲适生活。让娜的信只限于一张短笺，谈谈天气，有时写到在她们这个圈子里某人结婚了，某人得病了，某人去世了。让娜从来不提她自己生活的详细情况，她断定任何人对这都不感兴趣。米歇尔曾建议她由他本人和费尔南德陪着到卢尔德去朝圣：他觉得让娜的这种怪病也许可以在进香朝圣那种激昂的气氛并且在圣水盘里受洗而得到救治。他不否认天主可能插手来帮忙，他什么都不否认。不过，每一次让娜都冷漠地回答道，奇迹不是为她而设的。 佐埃的信就浸透了一股敦厚的悲悯之情。她无限怀恋地提到当她的长子费尔南举行坚振礼时，她家老爷作的那感人肺腑的祝辞，仿佛只应天上才有的花束，宗教唱诗班的小姑娘们唱的圣歌，最后还有附近一个修道院的修女们摆出的一顿丰盛的宴席。佐埃在信里没有提她无法要求不在那座不敬上帝的城堡里吃饭，更没有要求不去塞西尔的侄女们开的饭店。如果她那时早知道再过两年她就死了，而且她的儿子费尔南才十五岁就发高烧早逝，她会怎么想呢？我估计她会毫无惊诧反抗地接受上帝的意志。她在死前不久，把她名下的那份财产都留给了她的丈夫。无论怎样，她还坚持要向他证明对他的信任。她的最后遗言也许受了玛蒂尔德遗言的启发，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她这个圣女浑身上下浸透了她母亲、弗罗兰、英国贵妇们以及教区神甫们对她的教导，在遗言中谦卑地向于贝尔和她的三个孩子道歉，请他们原谅她给他们带来的悲哀，并请求他们忠实于家族的优良精神。于贝尔最后娶了塞西尔，发挥出了这种精神。 一九〇二年一月份，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在加莱海峡省参加了另外一个圣女的葬礼，米歇尔的妹妹玛丽在一个公园散步时被猎苑的看守意外打死了，他的枪走了火，子弹穿透了她的心脏。有关玛丽的生活和她的死亡，我将来还要再说。在这里我只说明，她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比佐埃坚强，女性的尊严也不像佐埃那样受到伤害。出自天性，出自一种一切生灵都有的热诚，也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古老法兰西那种严格精神纪律的支持，她完成了向上帝飞升的过程。在整个的葬礼上，米歇尔大概比差不多三年以前给某人举办周年忌日的弥撒时还要痛苦。玛丽比他小十五岁，除了他父亲之外，显然是他唯一又尊重又热爱的人。但是北方的冬天让米歇尔和费尔南德难以忍受，深邃悠远的天空和碧蓝的海浪很快就把他们吸引到意大利的芒通和博尔迪盖雷去了。 他跟续弦太太一起组织的家庭生活花费很大，正像他在事先约略料到的那样。诺埃米老夫人终生紧紧抓住财务不放手，不肯再多加任何的慷慨大度，而米歇尔就跟在贝尔特那个时代一样，犹豫着不敢贸然举债。传统的解决办法就是夏天到乡下去。年老的寡母在她的宅子里闭门幽居，忙着运筹策划或是击溃拆穿客厅里的阴谋诡计，一点也不会妨碍他们。米歇尔不会错过到菲城去的机会，把费尔南德介绍给贝尔特的兄弟姐妹，他跟这些人已有二十年的交情。我曾看到一张他去看赛马的照片，他戴着高筒礼帽，跟戴圆顶礼帽的那家的几位先生并肩在一起，他在一家乡间的小饭店门口稍停片刻，那正是拉力赛或地方赛马拐弯的地方。我不太想那些骑马的人，倒更多地想起几匹已经驯服的骏马，它们的名字我已忘记了。有一张费尔南德在同一个时期拍的，背景是黑山的马厩，她穿着女式的骑装，尽量稳当地骑在一匹美丽的母马背上。马夫阿希尔拉着长长的笼头控制着那马，一面笑着好让夫人放心。 但这样的游玩和骑马练习很快就停止了。即便是在九月温煦的阳光底下，徒步在花园的草坪和松林里转一圈，费尔南德也觉得太累。她就像远洋轮船甲板上的一位女客似的，躺在露台边上的一把长椅上，从那里，越过缓缓起伏的浅绿色的原野眺望着，或是想象着望见远处一抹灰色的海水。大块的云朵从整个的天空飘过，就像画家们在这个时期所作的有关十七世纪的战争图画一般。费尔南德把一方小毯子盖在身上，漫不经心地打开一本书，抚摸一下蜷卧在脚边的小狗特里埃。我的面庞开始显现在时间的屏幕上。 ?拉丁文，已做必要修改。​?Sarah Bernhart（1844-1923），法国女演员。​?Jan Masaryk（1886-1948），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外交家，1948年苏共的势力在捷克起决定作用，马萨里克自杀。​?Aristide Bruant（1851-1925），法国通俗歌唱家，常在蒙马特尔的酒吧里歌唱他自己编写的歌曲。他的歌反映了城乡结合地带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Jehan Rictus（1867-1933），法国诗人，他的作品反映了穷苦人民的痛苦和希望，诗中常用俚俗语言。​?又称英布战争或南非战争。布尔人是居住在南非的荷兰人后裔。当地矿藏丰富。英国于一八九九年发动战争，迫使布尔人屈服，成立了受英国控制的南非联邦。​?非洲东南部沿海一带说班图语的部分居民。​?Alfred Dreyfus（1859-1935），法国海军部的一个军官，出身于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家庭。1894年被人诬告叛国，被捕入狱。法国进步人士左拉等不顾危险，仗义执言，形成进步和反动的大论争，称为德雷福斯事件。直至1898年，德雷福斯才得以平反昭雪。​?Maurice Barrès（1862-1923），法国政治家、作家。​?意大利文，天气恶劣，不能航行。​?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毕业于航海学校，在海上航行多年，其作品多描写航行中的奇遇。​ 附记 在行文中我已标明，为了写这本书，我使用了我所掌握的一些文件和口头的传闻。我还利用了某几部有名的家谱。有关大福雷马尔城堡，我引证了叙述地方掌故的报章杂志上的文章。有时我会在随处记录下来一些由于出处不同而显示的彼此矛盾之处，尽管问题不大。遇到这种情况，我从来不去订正真伪，这很困难，也经常做不到。我的某一位叔祖名字是让-路易，还是让-巴蒂斯特；或者说某一块地产是在我说的那个日期转手卖出的，还是在十年以后，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读者更无所谓。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只不过是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事。 有关皮尔麦茨家的两兄弟，奥克塔夫和费尔南又称雷莫的那些篇章，严格地以奥克塔夫本人写的文字，特别是他写的《雷莫》为依据，这本书整个是写他兄弟的生和死。《雷莫》中引用了大量他兄弟的信件和笔记。这些东西是他兄弟遗留下来的，奥克塔夫曾说过准备出版，但始终未得付梓，所以就更加珍贵。我还参考了在奥克塔夫通信录中未曾出版的几封信件，是保存在布鲁塞尔国立图书馆里的，这些信件在我们已知的有关通信双方的资料之外，还能稍许提供一些新东西。特别是有一封奥克塔夫给他的同学菲里西安·罗普斯的信，后来在一九〇五年七月一日的《法兰西信使报》上刊出的。这信揭示了作家的文学活动，也部分地解释了他在文学活动中精神上的局限性，以及一些时常令人困惑的委婉隐讳的语言。 王家图书馆馆长罗歇·普鲁谢先生给我寄来了他开列的一份长长的有关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文章篇目，他要在他那纪念碑式的著作《比利时的法语作家作品名录》的下一卷中发表，内容丰富，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这似乎表明了这位在法国几乎并不为人所知的作家在他的故国却受到精心的研究。其实，这都算不得什么。他同时代的人，工程师、地质学家和文学家雅姆·旺德吕南后来当上了布鲁塞尔大学的校长，这人曾留下来了一份关于奥克塔夫的叙述，让人惊异同时也生动感人。除了这个以外，有关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文章以及论到他的生活和作品的影射评论几乎总是让人失望。绝大多数的这类文字都弥漫着一种差不多只出自感情的亲切气息，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把这类感情给予那些有名的业余文学家，他们在身后留下了一部描写齐楚的装束和闲适生活的作品，让人感觉到他们那饶有诗意或富于浪漫气息的人格素质。但是从奥克塔夫几部书中的语调，特别是从他的书信中那些披露心迹的文字看来，显然他本人也更喜欢沉浸在溯源怀旧这么一种慵怠懒散的氛围当中。我觉得，如果人们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他，他会在人文价值方面更为受益。 一九五二年，当地博学多闻的保尔·尚帕涅出版了一部作品《奥克塔夫·皮尔麦茨新探》，已被收在比利时法语及法语文学院的名录中，还有这位作家针对同一个主题的小册子，也都是用名人传记的口气撰写的，有点不同于流行的观点，保持了诗人和他家里的人们愿意给予自己以及他们所生活的一八八三年左右的原来面貌。只有七八行涉及费尔南-雷莫，这个自由主义的，与全家的想法都格格不入的倔强的兄弟，一八七二年雷莫在列日饮弹身亡，囊括了他的悲剧生涯，虽然这个事件显然让奥克塔夫受到震惊，但书中却只有一行略微提及。保尔·尚帕涅的书收罗了许多生活中大有深意的细微小事，对我来说十分珍贵，因为里面摘录了许多未曾出版的通信和日记。例如，我在里面找到了有关德里雍家的几位姐妹，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和几个外姨祖母的新资料。这书还引用了我的外祖父阿尔蒂尔·德·卡蒂埃·德·马尔西安给他的姨表兄弟奥克塔夫的信，我也从中摘录了几行。不过我指出了保尔·尚帕涅书中相当数量程度不等的一些错误：我的外曾祖父约瑟夫·德·卡蒂埃·德·马尔西安并不是男爵；我的外祖母玛蒂尔德并没有生十四个孩子；雷莫的出生年代不是一八四八，而是一八四三。显然，这只不过是错了一个字，但却让这个不到三十岁就死了的年轻人的生命又减少了五年，这样一来，也减轻了他在他哥哥身旁的地位，这就让人奇怪了。我十分清楚，撰写家史是个平铺直叙并无成见的行当，这样的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给与我们关系很近但时间已很遥远的人写传记也是一样。恐怕我自己的作品也提供了这样的例子。的确可以说，有关奥克塔夫和他弟弟的明确可信的传记还没有写出来，也许永远也不会写出来。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感觉不同，所处的时代也不同，于是就很难估量这两个人物的正确价值。况且，有许多必不可少的资料也无可挽回地散失了。 我特别要在这里提到几位帮助我的人，他们给我寄来了信件、照片、珍贵的家谱或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逸事汇集，有的为我找到了极难搜寻的书籍。如果没有让·埃克胡先生，特别是格安先生的友善帮助，这本书中的几个篇章肯定就写不出来。我也要感谢住在布鲁日的德·莱盖尔夫人，住在列日的彼埃尔·汉格先生，列日博物馆馆长约瑟夫·菲利普先生，还有比利时驻伦敦的大使罗贝尔·罗斯柴尔德先生以及法国驻联合国的前大使让·肖韦尔先生，他们都不吝赐教，给他们以前的同事埃米尔·德·卡蒂埃·德·马尔西安的形象和他的侄子——牺牲于一九四四年抵抗运动中的让——的形象加以补充和润色。我也要热诚地感谢让娜·卡拉雍夫人，她总准备着为我提供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让我可以用来作这个主题的背景。例如兄弟俩的朋友德西雷·邦塞于十二月二日被流放的事。从巴黎公社的历史专家路易·格林贝尔那里，我还得到了有关雷莫的另一个朋友，古斯塔夫·弗鲁朗的一些文字资料，是从雨果的笔记中摘录的，说他是“红色的骑士，忠实勇敢但有些疯狂”，他于一八七一年四月在夏杜被凡尔赛的军人们枪毙了。 最后，我还要感谢马克·卡萨迪先生，他为我核实了费尔南德曾引证的“弗耶先生”。特别感谢苏阿雷的杜卡尔姆-纪拉夫人，她研究过地方的档案之后告诉我，那个年轻的疯子，我的舅舅加斯东，我曾经说过许多有关他的让家里气氛阴郁的轶事，他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死在苏阿雷，而是在布拉邦特地区赫尔市的一个收容院里。四十来年以后，他的小弟弟奥克塔夫也在那个收容院了其余生。一八八七年加斯东被运回了苏阿雷，葬在家族的墓地里。费尔南德当时只有十六岁。那么，她对米歇尔·德·克先生说的关于那个年轻人的故事，说他的死是因为大概挨了他父亲一顿打之后发起了高烧，就是不可靠的了。也许是费尔南德杜撰出了这个夸张的情节，说不定为的就是不要提起赫尔的那个疯人院；也许是米歇尔自己在无意当中把那些记忆中的旧事弄混了。 在给予我协助而且跟我本人或我的外祖父家有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的人当中，我首先要感谢里塔·芒戴巴赫夫人，我的“表兄让”的遗孀，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以及他们的同辈所遗下的子孙中间，除了我之外她是唯一还活着的人。还要感谢德里雍·杜·夏布瓦男爵；也出身于德里雍家的诺尔贝·德·普克维尔伯爵夫人；赫尔曼·皮尔麦茨男爵夫人；卡蒂埃·德·依万斯男爵；皮托尔男爵；那慕尔的阿·梅里奥先生；克洛德·德·布里埃伯爵夫人；特别是出身于外祖家的表兄雷蒙·戴尔沃先生，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他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生活细节，又对我推心置腹地提起他们那些生活的心理氛围，还对我说了这些话： “即便是历史的真实没有得到尊重，也没有人能够埋怨您。何况反映真实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完成的任务，因为在这个彼此相互影响，感情多有矛盾而又布满瑕疵的社会圈子里，连我都不敢确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上面这些见解本意在于让所有的传记作者，所有的历史学家以及所有的小说家放心，他们要探索的真实繁琐驳杂，很不稳定，扑朔迷离，有时候让人伤心，乍一看甚至颇为丑陋，但是对于这些如果不经常抱有同情之心，不永远怀有悲悯之情，那就不能接近人类这种孱弱的生灵。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