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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
作者：哈金
内容简介
本书为哈金经典短篇小说集，作者在本书中展露了契诃夫一样的写作才华，用十个简单却令人愕然的故事，拼贴出悲喜交杂的社会图景，有趣好看，耐人寻味。书中多篇小说曾在不同年度获得美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

一个作家的力量
余华
我很欣赏美国笔会在授予《等待》2000年福克纳小说奖时，对哈金的赞誉：“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2003年初春的时候，我在北京国林风书店买到了《等待》，然后又见了几个朋友，回家时已是凌晨，我翻开了这部著名的小说，打算读上一两页，了解一下哈金的叙述风格就睡觉。没想到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时已经是晨光初现，然后我陷入冥思苦想之中。我惊讶哈金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哈金的写作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段叙述都是扎扎实实的。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那些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这种无力的写作至今风行，被推崇为写作的灵气。作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的。
这个1956年出生的中国人，当过兵，念过大学，29岁时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的大学，这是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中国人选择的康庄大道。可是用英语写作，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开始了。毕竟哈金去美国时不是一个孩子，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带着深深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异国他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故乡的悲喜交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哈金做到了，他每一部英语小说都要修改二十多遍，并不是为了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对英语用词的分寸把握。美国是一个很多方面十分规矩的国家，作为著名的波士顿大学英语文学写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请教，更不能向他的学生请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她的英语表达能力远远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语写作时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只能自己苦苦摸索。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写出来的英语让一些纯种美国人都赞叹不已。而我，一个中国人，读到自己同胞的小说时，却是一部翻译小说。可是这部名叫《等待》的翻译小说，让我如此接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近到几乎贴在一起了。很多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甚至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为什么总让我觉得远离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我读到了太多隔靴搔痒的中国故事，可是远离中国的哈金让我读到了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
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力量，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写作永远从根部开始。哈金的小说所叙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部，那些紧紧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当它们隆出地面时让我们看到了密集的关节，这些老骥伏枥的关节讲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
《等待》之后，我又读了哈金的《疯狂》，以及零星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一些短篇小说。现在铁葫芦图书即将推出哈金的三部作品，这对于国内的读者认识哈金作品的全貌是件好事。这位美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享誉国际文坛之后，以这样的方式回来，令人欣喜。在我眼中，哈金永远是一位中国作家，因为他写下了地道的有力的中国故事，虽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语言。
我难忘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哈金的情景，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哈金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哈佛广场寻找酒吧，所有的酒吧都拒绝我十岁的儿子进入，最后四个人在大雨中灰熘熘地来到了旅馆，在房间里开始了我们的长谈。那是2003年11月的某一天。

武松难寻
省长办公室写来的一封信可把我们高兴坏了。信里把我们的电视剧《武松打虎》热情地夸奖了一番。省长特别喜欢看剧中的英雄空手打死勐虎的那段戏。信中说：“我们应该创作出这种类型的英雄形象，使其成为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榜样。你们这些作家、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们肩负的崇高使命是通过你们的作品加强人民的斗争意识，树立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但是信的最后一段指出了我们剧中关键情节的一处不足—老虎太假了，不足以构成对英雄的真正挑战。省长建议我们修改这段戏，这样我们省就可以在年底之前把这个电视剧送到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播放。
我们剧组在当天晚上就开会研究，决定重拍打虎的镜头。每个人都很激动，因为如果这个戏能够送到北京，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参加明年年初的“福斯电视金鹰奖”的评选。我们决定让王沪平再次扮演武松，因为省长对他的表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可是巴不得能够再出一次风头。现在的问题是老虎。首先，弄一只真老虎得花一大笔钱。再者，我们怎么才能把演员同这么危险的勐兽放在一个场景里拍摄？
有省长来的信，市政府很顺利地特批给我们一笔款子。我们派了四个人去吉林省买一只刚从长白山捕获的老虎。依照法律我们不能买卖被保护的动物，但是我们搞到了有关部门的批文，说是我们市动物园需要老虎。一个星期后，这四个人押送着一只皮毛斑斓的西伯利亚勐虎回到了木基市。
老虎到达的那一天，我们都去看热闹。这是一只雄虎，有150多公斤重，关在我们办公楼后院的一个笼子里。它的眼中放射着冰冷的褐色光芒，舌头像在血水中泡过一样，鲜红鲜红的。虎毛可真厚啊，闪着金黄色的亮光。老虎摇头或者伸脖子的时候，虎皮上的黑斑纹就会荡漾开去。我印象最深的是老虎的耳朵竟然那么小，不比狗耳朵大多少。老虎身上的味道真难闻，一股尿臊气。
老虎一天要吃十斤羊肉，这可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如果想要老虎不掉膘，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面对这老虎，王沪平有些胆怯。换了谁也会如此。沪平可是个棒小伙：高个、宽肩膀、肌肉发达，微笑时眼睛里闪着梦眯眯的光。他有一个外号叫作“王子”，我认为他当之无愧—他是我们木基市最帅的小伙子。一个姑娘跟我说，只要他在周围，她的眼睛就开始泪汪汪的。另一个女孩说，他只要一同她讲话，她的心就咚咚直跳，脸红得像熟透了的红苹果。这些姑娘说得真真假假，我弄不清。
重新拍摄的前几天，余导演给了沪平一本薄薄的小书让他读。人家余导演以前在上海的电影学校里当过讲师，他给沪平的书叫《老人与海》，是个美国作家写的，可我记不住那人的名字了。
余导对沪平说：“人不是天生的失败者，不管是鲨鱼还是老虎都不能战胜他。”
“明白了。”沪平说。
我最欣赏沪平的就是这点。他不光英俊，而且有文化，不是那种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人家看的是严肃的文学书，知识水平高。不像我们只会看画报和小人书。他如果不喜欢一本小说，就会说：“这根本就不是文学。”另外，他还武艺高超，尤其擅长螳螂拳。去年冬天，有天晚上他回宿舍的路上遇见四个劫道的流氓，他们要他留下钱包，他却赤手空拳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还把为首的流氓拖到了附近的民兵治安指挥部。报纸上都登了他的英勇事迹，我们一致推选他为剧团里的先进个人。
重拍的那天早上有风，天空布满了乌云。两辆解放牌卡车把我们剧组的全体人马拉到了城外四公里的一个橡树林子边上。我们卸下装老虎的笼子，把摄像机架好，舞美人员搬来几块大石头，布置场景，几个制片助理还拔了一些齐腰高的茅草铺在地上，使地面显得平整一些。几个服装员和化妆师围着沪平，给他穿戏服和上妆。虎笼两边各站一个驯兽师，手里端着麻醉枪。
余导演在摄像机后面来回踱步。拍摄这样的场景是不能重复的，必须一次成功。
剧组的卫生员拿出一个矮粗的酒坛子，里面是我们本地产的“白焰”老白干。卫生员倒了满满一碗递给沪平。他一句话没说，双手接过酒碗一饮而尽。周围的人默默地看着。他的脸红扑扑的，在变幻的阳光下看起来特别精神。一只黑蚊子落在他下颌上他也懒得去赶。
拍摄工作准备就绪。一个驯兽师用麻醉枪在老虎的屁股上刺了一下。余导演举手在沪平的脸前高声说：“一定要进入角色。记住，在镜头前面，你就不是王沪平了。你是打虎英雄武松，是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
“记住了。”沪平说完，右拳狠狠在左掌上一捶。他脚蹬一双高腰皮靴，背后插一根哨棒。
余导演的目光徐徐扫过人群，大声命令各就各位。几个人冲他点点头。
“开始！”导演一声令下。
虎笼被打开了，老虎蹿了出来，昂然抖抖一身的锦毛。它张开血盆大口，四颗长长的尖牙闪着寒光。老虎嗅着地面，原地兜着圈子，沪平脚步坚实地朝它走去。老虎怒吼一声，跃跃欲扑，但是我们的英雄镇定从容，从身后抽出哨棒，仍旧脚步不停。当他走到离老虎十几步远的地方时，这咆哮的畜生突然纵身一跃，向他扑去。沪平使出全身力气抡起哨棒狠击虎头。老虎晃了晃，又勐扑过去。沪平闪身一旁，一棒又击在老虎侧背。这一下把老虎打得在地上滚出几步远。沪平跟了过去，继续棒打虎背和虎头。老虎转身兜回来，眼里放射凶光。看来他把老虎惹急了，人虎之间要有一场恶斗。
沪平的哨棒前半截咔嚓断裂，他就像故事里的武松那样，把手里的半截棒子一丢。老虎又扑了上来，抓住了他的裤脚，一下把裤子撕开了个大口子，然后又跃起来咬沪平的脖子。我们的英雄用双拳连击虎头，把老虎打到一旁，但是自己却失去了重心，踉跄几步险些跌倒。
“继续打！”余导演向沪平大叫。
我站在一棵榆树后面，紧张地揉搓前胸。
“推上去，推得再近一点。”导演命令摄影师。
沪平从侧面勐踢老虎，老虎掉过头来又向他扑去。沪平一闪躲过，一拳打中老虎脖子。这时候，麻醉药开始起作用了，老虎有点摇晃，一下子蹲坐在后腿上。它还想竭力站起来，但是朝前挣扎了几下，终于瘫倒在地上。我们的英雄一下子跃上虎背，死命地捶打虎头。老虎像死了一样，根本没有反应，只有那条尾巴偶尔在草地上扫动两下。但是沪平仍然不住地提起虎头又按下去，弄得老虎满脸满嘴都是土。
“停！”余导演喊了一声。两个制片助理走上去从失去知觉的老虎背上把沪平搀下来。余导演走过去对沪平说：“我们这场戏的时间算得不太准确，老虎死得太早了。”
“我打死了老虎！我是真正的打虎英雄！”沪平像吵架一样地喊叫着。他双拳紧握在腰际，沙哑着嗓子放声大笑，双脚跺地扬起了细细的尘土。
人们围上去给他披衣擦汗，想让他平静下来，但是沪平好像歇斯底里一样笑个不停。“我打死了老虎！我打死了老虎！”他喊叫着，双目闪闪放光。
卫生员倒了一碗水，拿出一片镇静药，让沪平吃了下去。
“好酒，好酒！”沪平喝完水，抬起胳膊擦擦嘴，大声说。
突然，他高声唱起了“革命样板戏”里的选段，把大家吓了一跳。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
一个姑娘吃吃笑起来。两个小伙子架着沪平的胳膊，把他拉走推进一辆卡车里。他一路嚷着要去掏虎心，拔虎牙，撕老虎的肝肺。
“这家伙蒙了。”制片主任老冯说，“真不容易啊—换了谁也受不了。”
老虎被抬进了笼子。余导演对这场戏简直糟心透了。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武松打虎的故事是怎么回事。打虎时，武松应该骑在虎背上，一手按住虎头，一手挥拳打上几百下，直到老虎咽了气。刚才拍摄的场景少了这最后打死老虎的镜头，所以我们还得重拍。
但是沪平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那天他一会儿仰天大笑，一会儿咯咯傻笑。他看见谁都要冲人家喊：“嘿，知道吗？我打死了老虎！”我们有些害怕，找了辆三轮车把他送进医院去检查。
医生诊断的结果是轻度精神分裂症。沪平必须住院治疗。
可是我们那场打虎的戏怎么办？再找一个武松可不那么容易。到哪儿能找得到像我们的王子那样英俊魁梧的打虎英雄呢？我们大家那几天的任务就是从电影电视杂志刊登的照片里寻找长得像沪平的演员，可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年轻演员都是小白脸，既没有打虎英雄的身材，也缺少武松的气质。
省委宣传部不知从哪儿听说了省长对我们这个电视剧的关怀，那位副部长大人亲自打电话给剧组，要求我们务必尽早完成重拍的任务。眼下已经是九月中旬了，树已经开始掉叶了。早霜和初雪很快就会改变外景地的色彩，我们就再也不可能复制出同电视剧里一模一样的景色了。
既然不可能再找一位演员替换沪平，有些人就主张让他重新出马。我们许多人不同意这个计划，这简直是拿沪平的性命开玩笑。我们这些场记、制片助理和演员私下里都抱怨领导怎么会选择改编这样一本描写打死老虎的古典小说。当初写书的那位老先生干啥要写这么一段拍摄起来如此困难的情节呢？任何人都不可能骑在老虎背上赤手空拳打死老虎。这个武松打虎的故事根本就是凭空捏造，毒害了读者几百年。作家在纸上写起来当然容易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么能塑造出这样的英雄？
余导演那几天里急得眼睛肿得像烂桃子，眼皮勉强能够睁开两条细缝。只要他一出我们的办公楼，到哪儿都戴着墨镜。他跟我们说：“咱们必须把这段戏拍完。这可是百年不遇的机会啊！”
有天夜里余导演做梦，竟然梦见他自己把老虎打倒在地上。他在梦里挥拳，把老婆的胸口都打青了。
我们大家也很担心。老虎每天要吃十斤羊肉，很快就能把我们单位吃穷了。再说，冬天快来了，我们把这么大的一只老虎藏到哪儿去过冬呢？
重拍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制片主任老冯召开了一次剧组全体会议。大家在会上讨论了目前的困境，也统一了认识—如果我们不能马上找到替代演员，我们就还得用沪平。赞成这个意见的人理由很充足，终于说服了大家。反对的人也同意：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余导演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强调说，再次重拍的话，所有细节都必须精确地设计和估算。麻醉枪上的麻醉针的剂量要再小一点，这样老虎就可以多清醒一会儿，我们的打虎英雄就可以在虎背上骑得长久一些。同时，我们还要加强防范措施，以防老虎伤人。
当剧组领导跟沪平说明了我们的计划之后，他很痛快地就答应再打一回老虎，这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他说他现在感觉良好，可以随时投入工作，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别忘了，我是个打虎英雄。”他提醒大家。他的声音很沙哑，眼里却闪闪放光。
“没错，你是英雄。”老冯立刻说，“沪平，省里的领导都在看着你。这次一定要圆满完成任务。”
“一定。”
我们用卡车又把老虎拉到了上次重拍的外景地。当天的天气正巧也和上一次差不多：乌云满天，阳光时时穿透灰云，造成移动的光影。我找到了上次搂过的榆树和打虎的那块草地。沪平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赤裸着上身，背后插着一根短粗的哨棒。剧组的卫生员正在给他按摩肩膀。驯兽员向老虎屁股上射了一针，沪平站起来，两口喝下一大碗“白焰”老白干。
余导演走过去给沪平下达拍摄提示：“要头脑清醒。你听到我喊‘骑虎！’立刻就跨到老虎背上去。你先骑一会儿，然后再按虎头。只要老虎还在动弹，你就可劲打它的脑袋。”
“明白了。”沪平点着头，盯着笼子里的老虎。远处的山坡上有几头母牛在啃草。西风偶尔吹来它们“哞哞”的叫声。
老虎被放出来了。它威风凛凛地踏着虎步，在铁笼四周转了一遭，又冲人们挑衅地张开血盆大口。它开始定睛看着远处的母牛。
“开始！”余导演喊。
沪平刚要往老虎身边凑过去，老虎咆哮一声朝他扑过来。我们的打虎英雄好像愣住了。他停住脚步，举起哨棒，但是老虎已经抓住他，一只虎掌搭在他肩膀上。沪平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扔掉武器转身向我们跑过来。老虎紧跟在后面，可能是因为在笼子里关久了，追赶的速度不够快。我们立刻四散逃命，摄影师也扔下机器拔腿就跑。沪平跳起来抓住了一根榆树杈，三爬两爬上了树。老虎蹿起来撕掉了他左脚上的皮靴，他的白袜子上立刻浸出一块血迹。
“救命啊！”他一边往高处爬，一边拼命叫喊。老虎在树下转着圈子，不时冲树上发出咆哮。
“快，快打麻醉针！”余导演叫着。
驯兽师马上又发射出一枚麻醉针，击中了老虎的肩头。它很快摇晃起来，在榆树下歪歪扭扭地迈着步。
沪平在树上高喊救命，我们顾不上理他，紧张地注视着越走越慢的老虎。沪平这家伙真他妈的稀松。
老虎倒下了。余导演怒火冲天，不住地大骂沪平浑蛋。两个驯兽师一声不响地把虎笼抬到一动不动的老虎旁边。
“真是个废物！”余导演骂着。
卫生员冲着沪平招招手，说：“下来吧，我给你包包脚。”
“不。”
“老虎已经走了。”一个女同志对他说。
“救救我！”他嚷着。
“老虎已经吃不了你了。”
“快开枪打老虎啊！”
不管我们说多少好话，他就是不肯从树上下来。他蹲在树枝上哭得像个孩子，裤裆也湿了一大片。
我们总不能这样等他。老冯气得脸涨得通红，表情阴沉地吩咐身边的一个人：“去，射他一针，药量不要太强。”
驯兽师从五米开外射了一针，打中了沪平的屁股。
“嗷！”他叫唤着。
几个男同志围在树下准备接住他，但是他并没有一头栽下来。麻醉药刚开始起作用，他就抱住树干，慢慢地往下滑。过了一会儿，几个人上来七手八脚地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抬走了。
其中一个人说：“哎哟，他浑身好烫啊。一定是在发烧。”
“他妈的，真臊！”另一个说。
我们的英雄变成了狗熊，现在我们可怎么办呢？我们总算认识到了：老虎实在太危险，谁也降伏不了它。有人出主意要把老虎骟了，这样它就会驯服一点。我们认真考虑了这个建议，甚至跟一个骟猪的人谈了，但是他不相信麻醉药的效力，非要把老虎捆起来才肯给它下刀子。菁华中药房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们要骟老虎，派了一个上年纪的药剂师傅要来买老虎的那对卵蛋。这位老师傅说，这两个虎蛋可是好东西，专治阳痿和早泄。用他的话说：“男人吃了这玩意儿就长了虎威，有使不完的劲。”
最终我们意识到：我们的问题是打虎的人，而不是老虎，于是决定不给老虎去势。如果找不到一个外貌像沪平的演员，我们就是有一只驯良的老虎也无济于事。又有人提议找人披一张虎皮装成老虎，这样我们可以重拍打虎的后半段戏—让演员去打一只假老虎。这个主意听起来似乎不错，但是我还是不敢完全放心。作为场记，我的工作是要确保每天摄像机拍摄的所有细节都要和上一次的拍摄完全吻合。我们找来的那张虎皮的花纹颜色同以前真老虎的虎皮肯定不会一样。我说完这个疑虑之后，大家沉默了很长时间。
余导演说：“我们把这头虎杀了，就用它的皮怎么样？”
“这样兴许能行。”在电视剧里演一个贪官的老闵说。
制片主任老冯担心沪平能否再次参加重拍。余导演劝他不要担心：“这不应该有问题。要是他连一只死老虎都对付不了，他还算个男人吗？”
大家听了哄笑起来。
接下来就是讨论具体细节。老虎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动物，我们要杀虎可能会有麻烦。余导演叫我们不用担心，他有个朋友在市政府里工作，可以找他想办法。
老闵答应拍摄的时候披上虎皮装扮假老虎。他最喜欢玩这样的把戏。
两天以后，领导批准了我们的计划。我们找了一个民兵，用半自动步枪打死老虎。我们跟他说千万不要射击老虎的头部，所以他是朝老虎的肚子开的枪。他一共打了六发子弹，但是老虎就是不死—它蹲坐着，大口喘着气，舌头从嘴里耷拉出来，鲜血从伤口涌出来，流到老虎的前腿上。它的眼睛半闭着，好像睡着了一样。直到它最后倒下去，人们还是等了半天才敢打开笼子。
为了不让黑市上的小贩从中得利，我们把死老虎卖给了国营的红箭制药厂。厂家付给我们四千八百元，比我们当初买活老虎的价格还略高一些。卖掉老虎的当天晚上，我们接到了制药厂厂长打来的电话，抱怨说老虎的一条后腿不见了。我们向他保证说，死老虎被抬上车往制药厂送的时候还是四肢俱全的，很显然有人在路上砍掉一条后腿去剥虎骨。虎骨在中药里是值钱的药材，经常用来强身健体，祛风去疼，还可以治疗心悸惊风。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制药厂还是拒绝付全价，除非我们能送还那只虎腿。我们上哪儿去找啊？老冯把唾沫都说干了还是没有用。最后双方同意减掉五百块钱了事。
动员沪平重新拍摄打虎的场面倒没费啥工夫。他一听说是打假老虎，立刻兴奋得恨不能马上就出发。他大声宣告：“我还是打虎英雄。我要揍扁了它！”
因为这次的拍摄可以重复进行，所以我们也没有多少准备工作要做。一辆卡车就把我们连人带物都拉走了。老闵和一个女演员坐在驾驶室里，因为她对粉尘过敏，所以戴了个大口罩。沪平一路上冲我们做鬼脸，故意咬牙切齿，从鼻子里发出“咝咝”的声音。他的眼睛里闪着凶光，让我觉得阴森森的，不敢看他。
到了外景地下车之后，沪平开始恶狠狠地盯着老闵，脸上一副不共戴天的表情。我看了心里很难过—沪平过去是多么和善的人啊，又懂礼貌又会体贴人，要不姑娘们咋会叫他“王子”呢。
老闵突然改了主意，不装扮假老虎了。余导演和老冯劝了他半天，可是怎么说都没用。老闵说：“他寻思他是个真正的打虎英雄，想咋整治我都行。做梦，我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求求你了，他绝对不会伤着你的。”余导演就差给他跪下了。
“你们看见他那双眼睛没有？我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可不想叫他给打死。”
老冯实在没辙了，只好冲我们大家喊：“谁愿意演老虎？”
没有人回答。只有一只蚂蚱鼓动着白色的翅膀，发出“嘟嘟”的鸣叫。一会儿，从远处山上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那是采石场的工人在炸花岗石。
余导演看没人吱声，又加了一句：“这是咋的了？很好玩的，机会难得啊。”还是没人说话，他接着说，“谁要是愿意，我请他吃八个碗的酒席。”
“在哪儿请啊？”司机小窦问。
“四海园。”
“你说话算数？”
“骗你是孙子。”
“那好，我试试。我可从来没演过电影啊。”
“你知道武松打虎的故事不？”
“知道。”
“你就想象自己是一只让武松骑着打的老虎，这儿爬爬，那儿滚两下。一定记住要摇晃脑袋，直到我喊‘死’，然后你就开始慢慢地死过去。”
“好吧，我试试。”
沪平已经穿上了武松的戏服，但是这次他没有带哨棒。几个人把虎皮给身材矮小的小窦披上，又在他肚子上系了几根绳子。余导演对他说：“别害怕，尽量自然些。武松用拳头跟你搏斗。虎皮很厚伤不着你。”
“没问题。”小窦吐了口唾沫，把虎头戴在自己脑袋上。
余导演的手指夹了根没有点燃的香烟。他举起手喊：“开始！”
老虎爬进草丛，摇摆着屁股还挺自在。沪平纵身跳到老虎背上，口里高喊：“我打死你！”他左手抓住虎额，右拳狠狠地砸在虎头上。
“妈呀！”老虎尖叫起来，“他要打死我了。”
沪平一拳比一拳狠，直打得老虎东倒西歪，一头栽到地上。我们正要上前拉开沪平，余导演制止了我们。老闵笑得前仰后合，双手捂住肚子，迭声地叫唤：“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这时候沪平勐掴虎脸，又在上面吐唾沫。可怜的畜生尖叫着：“饶命啊！大爷饶命啊！”
“沪平可把人家打坏了。”老冯说。
“不要紧的。”余导演安慰着他，一边又转向摄影师说，“拍下去，不要停机。”
我说：“他要是把小窦打残废了，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你他妈的少在这儿盼丧！”导演恶狠狠地瞪我一眼，吓得我再也不敢吭声了。
沪平终于从虎背上下来了，老虎已经一动不动。但是他开始疯狂地踢打老虎的肋骨、头、脖子。他的大头皮靴踢得砰砰作响，嘴里骂着：“踢死你这纸老虎，老子要让你见阎王！”
这个场面把大家都吓坏了。小窦已经毫无声息。沪平走到一边，抓起一块香瓜大的石头，念叨着：“老子要砸扁了你这个假货。”
我们赶紧跑过去抓住了他。
“你他妈的还没完了！”卫生员指着沪平的鼻子骂，“你把小窦的屎都打出来了。”
沪平好像根本没听见，还在挣扎着要去砸老虎。五个小伙子才制住他，从他手里夺下石头，把他拖走了。沪平一边走一边喊：“我又打死一只勐虎！我是真正的打虎英雄！”
“去你妈的吧！”余导演说，“你打不了真老虎，我们给你个人打打。”
我们赶忙把虎皮从司机的身上剥下来，他已经失去知觉了。他的嘴唇被打破了，嘴和眼睛都在往外淌血。
老闵还在咯咯地笑着，往小窦的脸上喷了点凉水。过了一会儿，小窦睁开了眼睛，呻吟着：“救……救命……”
卫生员给他包扎好伤口，要我们立即把他送往医院。但是谁会开卡车啊？老冯搓着手说：“妈的，全乱套了！”
我们派出一个小伙子去找电话，让单位里再来一个司机。这时候，小窦的血止住了，已经能够回答问题了，只是每隔几秒钟都会疼得直哼哼。老闵在小窦头上挥动一根带叶子的树枝赶着小咬和苍蝇。沪平一个人坐在驾驶室里，又累又无聊，打起了瞌睡。导演和制片主任正躲在灌木丛里说话，我们大家都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抽烟、喝汽水。
足足等了一个钟头，另外一个司机才骑自行车到达。我们一看见他就欢呼“毛主席万岁！”—虽然咱们的伟大领袖五年前就逝世了。
到了医院，我们把小窦送进急诊室。医生在给小窦缝伤口的时候，我和卫生员陪着沪平回到他的神经科病房。沪平流着眼泪对我们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不知道小窦就是老虎。”
经过精心地剪接，重拍假老虎的场景同其他的重拍镜头大致吻合。虽然镜头晃动得好像摄像师在打摆子，但是省里的许多领导审看了修改后的打虎这段戏后都予以表扬。东北地区几个省市的电视台已经开始重播这个电视剧。我们听说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也要播放。大家巴望着这个戏能在全国评奖时得个大奖。余导演保证说，如果我们的《武松打虎》能够进入决赛，他就请大家吃海鲜，如果它获奖的话，他还要请求市政府给我们每个人涨工资。
司机小窦和沪平还都在医院里躺着。领导指派我代表剧组其他成员每个星期到医院里看他们一次。医生说小窦的脑震荡快好了，不久可以出院。但是沪平的情况不太好。医院决定一旦精神病院有床位就把他转过去。
昨天，我吃过午饭后又去医院探视，手里提着一网兜红玉苹果。我在医院的病人娱乐室找到了小窦。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摆弄一盘象棋。他的气色不错，上嘴唇缝合的伤口好像还没好利索，他只要张嘴就感到疼。
“小窦，今天觉得怎么样？”我问。
“还行。多谢你来看我。”他的嗓音比从前好听了许多，好像是另一个人在说话。
“头还疼吗？”
“有时候嗡嗡的像个马蜂窝。到了夜里太阳穴就开始疼。”
“医生说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我别的不指望，只要还能开汽车就行。”
我听了非常同情他。小窦还不知道另外一个司机刚刚带了个徒弟，早晚是要取代他的。虽然来之前领导吩咐只能给小窦一半的苹果，另一半给沪平，我却把所有苹果都留给了他。小窦是个单身汉，在木基市也没有家人。沪平在城里还有两个姐姐。
沪平坐在他的病房里。他外表看起来没有问题，可是那种王子的风度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刚练完武术回来，还在喘着粗气。他用一条肮脏的白手巾擦擦脸。他的手背上斑斑点点地散布着伤疤、疮痂、裂口，肯定是击沙袋留下的印记。我告诉他，剧组收到写给他的三百多封观众来信，但是没有透露这些信大部分都是年轻妇女和女孩子写来的。其中还有人给他寄来了糖果、巧克力、葡萄干、书、钢笔、漂亮的日记本，甚至还有她们自己的照片。我真不明白，为啥一个人都快成废物了，可他在公众眼里却越来越有光彩。
沪平像个傻子一样冲我笑笑：“这么说观众仍然认为我是一个打虎英雄？”
“那当然。”我说完赶忙把头转到别处。双层玻璃的窗户外面，积雪的院子显得空荡荡的。几个孩子在堆雪人，雪人的脖子上围了一条橘黄色的头巾。孩子们的嘴里喷着热气，叽叽喳喳得像麻雀。他们敞开着棉袄的扣子，无忧无虑地嬉闹着。
沪平摸摸胡子拉碴的下巴，又咧嘴笑了。“这个不假。”他说，“我是打虎英雄。”

活着就好
莉雅的信令她的父母左右为难。她在信里说，安图县的朝阳农业技术学校已经录取了她，学的是兽医专业。莉雅的父母倒不是在乎她学什么专业，而是担心一张农业技校的毕业证书会把女儿永远留在农村，当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莉雅的父亲童古汉考虑了三天，不知道怎么给女儿回信。他当然希望她能够回木基市。如果他能够在城里给女儿找到一份工作，他就会写信告诉她让农业技校见鬼去。但是，被技校录取可以让她在农村找个比较像样的工作，离开那个已经待了三年的养鸡场。他应该鼓励女儿去上农业技校，还是让她等待机会将来回城？他左右为难，愁得睡不好觉。
“爸，你咋不再申请一套新的单元房？”吃午饭的时候儿子亚宁问他。
“还不到时候，”古汉说，“别担心，要是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分到一套新房。”
“我能等，可不知道人家美丽还能等多久。”亚宁“砰”的一声把碗蹾在桌子上，脸上的肌肉一抽一抽地颤动。他和美丽已经订婚四年了，因为没有房子，到现在还结不了婚。
亚宁的母亲剑萍说话了：“亚宁，耐心点。去跟美丽说再等几个月，等你爸爸当上副厂长，他会跟厂里要房子。当了厂领导还会没房子住？”她剥下一片绿生生的生菜叶子，蘸蘸盘子里的炒豆酱，张开大嘴送了进去。
“现在也难说啊。”古汉叹了口气，用手指捻捻两撇小胡子，眯缝着一双长得过分接近的眼睛看了看亚宁。
他很同情儿子。亚宁患有面肌痉挛的毛病，找个对象不容易。如果他们住的这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再大一点，他就可以让这对年轻人结婚搬进来。但是屋子实在太小，没有多余的地方。古汉在东风食品厂的包装车间当主任，也是个干部。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他再要到一套房子，也就是目前厂区附近刚刚竣工的房子，这样他就可以把现在这套房子给儿子结婚用。亚宁在一个书店里工作，单位太小，解决不了职工的住房。但是古汉还不能跟厂里提房子的事，因为领导正在考虑提拔他当副厂长，他担心这样做会破坏他在干部和工人心中的形象，副厂长也就别想当了。李厂长已经明确告诉他，他目前是副厂长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有大学文凭。
童古汉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对当官没多大兴趣。但是最近他琢磨过来了，如果他是在副厂长的位上，可能早就住进新房子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儿子说：“准备结婚吧！”他可以给在乡下的女儿写信：“别学什么兽医了，赶快回来，你老子可以给你在城里上户口、找工作。”事情是明摆着的：能否解决儿女问题的关键全在于他这次能否顺利升上副厂长。这些日子，他内心变得很焦躁。他在房前的小院里种了些花草，有紫罗兰、美人蕉、玫瑰和仙客来。每天早晨给花浇水的时候，他都在心里默默地祈愿：今天厂领导会正式通知我提拔的决定。
雨后的太阳明晃晃的，楼房、树干、电线杆和路边的凉亭还湿漉漉的，闪烁着雨水的光点。昨天夜里的一场雷阵雨洗涤了这个城市。古汉上班乘坐的电车挤满了乘客。电车的车身漆成蓝色，在江滨大道上晃晃荡荡地爬行，好像一条在港湾里穿行的轮船。阳光从电车窗户里斜照进来，洒在乘客的脸上和车座椅的人造革面上。古汉把两条又瘦又黑的胳膊浸在阳光里一动不动，心里忧虑着昨天晚上的雷电会不会击穿车间里的大冰柜。
进了食品厂的大门，迎面遇上包装车间的副主任费明。这个身材细长的年轻人最近刚入了党。“早啊，老童。”费明满脸是笑地打招呼，圆圆的脑袋歪向一边，“早上坐车还顺吗？”
“还行吧。”古汉不想和他太热乎。
“李厂长让您去他办公室。”
“知道啥事吗？”
“我哪知道。”
古汉很讨厌这个副手，太聪明，太滑头。车间里都在传言，古汉一旦调走当副厂长，费明将成为包装车间的正主任。费明每次见到古汉表现出的亲热劲儿让古汉觉得他是等不及了。
李厂长的办公室在厂区后面的办公楼里。李厂长看见古汉走进来，先从一个大号暖瓶里给他沏了一杯绿茶，说：“老童啊，刘书记和我决定让你到泰福市走一趟。”
“去干啥？”
“那里的煤矿欠咱厂的钱，得你去给要回来。”李厂长眨了眨眼睛。他的眼睛又圆又大，有些工人背地里叫他“牛眼厂长”。古汉听说过这笔债务，也知道自己只能服从。他说：“没问题，我去。”
“你这次去就以副厂长的身份代表咱们厂。但愿他们别赖账，要不然咱们明年就没有周转资金了。厂里盖的这幢宿舍楼是个无底洞，把咱厂的钱都吞下去了。”
“李厂长您放心，我保证尽全力完成任务。”古汉听到厂长提到他的新头衔，顿时脸上放光。
“好，祝你马到成功。老童，对付他们这些人就要缠住不放。”李厂长意味深长地看着古汉，把手里的香烟在桌上的烟灰缸里轻轻弹了弹。他的右手中指在朝鲜战争中被子弹打残，只剩下一截肉根。
古汉领悟到这次出差非比寻常，是厂里对他是否够格当副厂长的一个考验。两年前，泰福市的煤矿从东风食品厂买走了二十四吨罐头。虽然厂里每个月都催煤矿还钱，但到目前一分钱也没拿到。古汉知道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差事，但是他在李厂长面前不敢流露出丝毫犹豫。他明白自己提拔的关键就看这次出差的结果。他暗下决心：如果这次拿不到钱，我就不回来。
当天晚上吃过饭，古汉的妻子在他的裤衩上缝了一个暗兜，盛放出差用的现金和全国粮票。剑萍自从和古汉结婚以后就当家庭妇女，没有出去工作，这在周围的邻居中很少见。古汉从来没有骂过她，连根手指头也没动过她，街坊四邻都为此很尊敬他。剑萍一个劲儿地问他啥时候能回来，时间长了她会不放心。他没有给她一个确定的日期，只是说：“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完了事就回来。”
七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古汉经过了十一个小时的火车颠簸，到达了泰福市。当天下午他就去了煤矿。煤矿的办公楼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办事员在值班。一个矿井里发生了塌方，矿领导都到救灾现场去了。
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到煤矿的办公楼。这是一幢两层建筑，黑砖红瓦，门窗漆成天蓝色。大门两边种了几棵向日葵，吸饱露水的花头朝东南方向耷拉着，几只野蜂在黄色的锯齿形花瓣中间嗡嗡翻飞。古汉冲门卫点点头，人家还记得他，挥挥手让他进去了。他沿着铁架子楼梯找到了接待室，任矿长正等着他。任矿长身材矮胖，有一圈肉嘟嘟的双下巴。他已经听说了古汉昨天来过，简单寒暄几句，就说他们很快会把钱电汇到东风食品厂。
“您说的‘很快’是多快？”古汉问，吸了一口“迎春”牌香烟，另一只手摆弄打火机。
“一个礼拜吧。”
“任矿长，您能不能给我写一个书面保证，要不我回去交不了差啊。”
任矿长摇了摇头，叹口气说：“我们真说不准具体的日期。童厂长，真是对不起了，我也不能给您一个书面的保证。”
“您看，如果您不能很快还钱，我们厂可就只有破产一条路了。我们现在还欠着给厂里盖宿舍楼的建筑公司三万块钱，可厂里已经没有周转的现金了。建筑公司已经放话了：如果我们不能在一个月内还钱，就跟我们法庭上见。”
“老童，这事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矿党委得开个会研究研究。”
“那好，要是这样我就在旅社里等着。您啥时候能通知我矿党委的决定？”
“哎呀，老童，你就回木基去吧，矿上过几天就会给你们厂发一封公函。”
“临来的时候，咱厂的领导交代了让我不能空着手回去。”
古汉已经对这次要账的艰难做好了思想准备，所以对任矿长的这套空话并不买账。临走时，他告诉任矿长他明天还来。任矿长满脸苦笑，抓挠着耳根子。
第二天下午，古汉又去了煤矿办公楼的接待室。任矿长不在，到医院去慰问在塌方中受伤的矿工了。他给任矿长留了个条子，求他珍惜煤矿和食品厂之间的友谊，不要再拖延偿还债务的时间。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反帝旅社。这里起码还是一个让人舒心放松的地方。与此相比，外面矿山上的环境单调乏味—山坡上点缀着矿井的入口，像是张开的黑黢黢的嘴巴；到处都是煤堆、吊车和传送带。运煤的火车慢吞吞地爬行，活像一条巨大的蜈蚣。旅社的四所砖房圈出了一个大院子，院子中央有一口小小的水井，上面支着一架辘轳。一条石子小路把院子分割成了两半，路旁栽了十几棵苹果树。北房的屋檐下挂着一熘用玉米秸编成的蝈蝈笼子，里面有蝈蝈还有知了。每个笼子的网眼里插着两三根萝卜缨子。天黑以后，蝈蝈和知了吃饱了就开始鸣叫，清脆的叫声一直闹到半夜。
第二天古汉总算逮到了任矿长。这一次任矿长回答得很干脆：矿上没钱，只能用煤抵债。“都是最好的无烟煤，价钱给你打八折。”任矿长一边说，一边用一个大文件夹当作扇子扇着风，好像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
对古汉来讲这绝对不能接受。食品厂用不着这么多无烟煤。再说，怎么才能把这些煤运到木基去呢？火车车皮由国家统一调拨，现在根本就搞不到。就算搞到车皮，把煤运回了木基，食品厂的厂区里根本没有地方堆放这六百吨煤。古汉当即拒绝了任矿长的提议。他气急了，威胁说东风食品厂要和煤矿打官司。
任矿长双手一摊，说：“那你让我怎么说呢？你现在就是打死我，我也给你变不出钱来。我们现在就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你怎么榨也榨不出多少油水。矿上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你是知道的。我们的钱都给伤病员付医药费了。”
那就破产嘛！古汉在心里说。
当天晚上，古汉给女儿写了信，让她接受朝阳农业技校的录取。这次出差他不可能完成厂领导交给的任务，因此也不敢肯定他是否能被提拔为副厂长。他至少应该让莉雅先离开那个养鸡场。至于女儿返回城里的事，将来再找机会吧。
那是个闷热的夜晚。有几滴雨水掉落，星星格外明亮，光芒刺透夜空中的薄雾。尽管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古汉还是早早上床睡觉了。晚饭的时候他喝了三杯白薯酒，有点头晕。同房间的另外两个客人和旅社里的其他旅客正在院子里看那口水井，井水奇怪地向上喷涌。有人已经在院子里挖了一条窄沟，把浑黄的井水排到街上去。古汉在上床之前，听到旅社外面有几匹受惊的马在嘶叫，向南边有火车铁轨的方向“嗒嗒”地奔跑。许多旅客走出房间看热闹，古汉却疲惫地躺倒在床上。他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凌晨大约四点钟，突然，房间开始剧烈地摇晃。过道里有个男人拼命地喊叫：“地震了！地震了！”古汉睁开眼睛，看到屋子里的床铺冲撞在一起，同屋的一个人被抛起来，勐地撞到东墙，落到水泥地上，立刻没有声息了。古汉跳起来，冲向窗户，但是地板在脚下移动，像是踩在一面前后晃荡的筛子上面。他两条腿像触了电一样扭缠发抖，摔倒在地上。他努力想坐起身来，这时候整个房子像风暴中的小船一样左右摇荡。屋里的东西相互撞击，房顶在“咔咔”地开裂。天棚上的电风扇掉到地上，暖壶、台灯、衣架、椅子和桌子四处横飞。他站不起来，就向窗户爬过去。突然，身下一股巨大的冲力使他的身体向前扑去，把他抛出屋子，狠狠地栽进一个布满玻璃渣子的坑里。此刻，一座烟囱倒塌在房顶上，飞溅的砖石又落向地面。一大块砖头正好击中他的左手腕，腕上的那只“海鸥”牌手表被砸得粉碎。“嗷！”他叫了一声，握住了折断的手腕，向一棵苹果树下滚过去。小路旁的苹果树像跳开了舞一样在地上摇摆，树杈像挥动的扫帚一样左扫右扬。夜空就像白天一样亮，五颜六色的闪电划过黑夜，一会儿鲜红，一会儿粉红，一会儿湛蓝，一会儿银白，一会儿藏红，一会儿又深绿。一条橘黄色的绸带在空中飞舞，就像是一簇高压电线着了火一样耀眼。他被尘雾、爆炸、尖叫、楼房倒塌的声音包围了。从地下升腾起可怕的巨响，就像万头野牛在怒吼。
他用右手抓住了一棵苹果树的树干，终于站立起来。周围的住屋已经成为一片平地。街道消失了，被瓦砾覆盖。放眼望去，天地突然间变得十分开阔，更多的树木这儿一丛那儿一簇地显现出来。残垣断壁下面传出沉闷的呻吟和哭喊。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个男人的喊叫：“救命！救救我吧！”
一个被甩出房子的小姑娘在凄厉地哭喊：“妈妈！救救我妈妈！”她的一双小手奋力朝瓦砾抓挠。
古汉的周围落下几个苹果。他的手臂仍然死死搂住树干。东面，一股股浑浊的泥水像水炮一样向天空喷射，足有二十多米高。团团火球如同炸弹一样四散炸开。一阵强风扫过，带来浓烈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好像天空也在爆炸燃烧。
古汉只穿了一条裤衩，像傻了一样一动不动。他的上身骨瘦如柴，条条肋骨清晰可见。他想喊叫，但是嘴里没有声音。余震正不停地摇撼大地，他不敢放开搂着的苹果树。
很快，他倒下了。他感觉被无边的黑暗吞没，沉向深不可测的海底。
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瓦砾堆中出现了几个解放军战士。他们把古汉用毛毯裹起来，从树边拉开。一个卫生员包扎好他被砸断的手腕，让他用水壶喝了点水。一个年轻的军官问古汉：“你能帮我们给灾民分发一些罐头食品吗？”
“救命！”他突然尖叫起来。
“你能参加抗震救灾吗？”
“救命！救救我！”
“他疯了。把他送走吧。”军官说。
一个战士把古汉引向一群孩子和受轻伤的大人中。二十分钟后他们分乘三辆“南京”牌卡车，驶向一个郊外的灾民收容所。路上，所有的成年人都沉默不语，时常有人抽泣一两声。几个找不到爹娘的孩子不停地哭。
沿途所见的灾后景象令车上的人触目惊心。目力所及的所有平房和楼房全部倒塌，只有一根水泥烟囱孤零零地站立着，像是一架直指天空的巨炮。一幢倒塌的居民楼从坡上一直滑落到坡底，在一条小河的边上断成几截。另外一幢从中间裂成两半，在一个被噼开的房间里，可以看见一条白床单和几件晾在屋里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在风中扑嗒扑嗒地掀动。地上到处是黑洞洞的裂缝，宽的可以横躺下一个人，卡车也开不过去。战士们忙着往裂缝里填石块和木杆。路上他们常常遇到坍塌的矿井中喷出的水柱。在一块坟地边上，一辆带斗的拖拉机卡在一条裂缝里，几乎被土石埋没了，好像从地下张开的大嘴要把它吞下去，又卡在嗓子里。坟地里的墓碑已经有一多半从土里拱出来，躺倒在地上。
一队草绿色的救护车从古汉他们乘坐的卡车旁边向城里驶去。车上坐满了手握铁锨、钢镐和标语牌的解放军战士。天空中出现了两架直升机，其中一架用高音喇叭反复广播着：“请大家遵纪守法，互相帮助。任何趁机进行抢劫者将被就地枪决。”直升机上方的高空中，一架飞机斜着翅膀，向地面空投成箱的食品和成捆的毛毯。地面的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抢救埋在瓦砾下的幸存者。
“你的姓名？”两天以后，在一所战地医院里，一个军医问古汉。
“苹果。”他回答说。
“你家在啥地方？”
“苹果。”
“你的工作单位在哪儿？”
“果园。”
“啥果园？”
“苹果。”
“你多大了？”
“苹果。”
军医叹口气，摇摇头，对一个护士说：“记忆丧失。但愿他还能想起从前的事来。”
医院给他做了简单的体检，除了左手腕折断之外，古汉的身体很健康，只是失去了记忆，想不起来地震以前的任何事情。他身上只有一些藏在裤衩暗兜里的现金和全国粮票，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在灾民堆里，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是没有办法确定身份的。一个男人声称他叫文耀，却记不得自己的姓和家住哪里。几个孩子也说不清楚家在哪儿，父母是谁。人们给古汉起了个名字：田果，分配他在战地医院里收十垃圾。每天早晨，他和文耀拿着短锨和柳条筐在医院的营地内外转悠，捡捡废纸、布头、碎碗和碎瓶子、狗屎和人粪，然后把垃圾堆在一个坑里烧掉。古汉不喜欢这个活儿，可又不知道除此之外自己还能干点什么。这里的每个人都那么忙那么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去抱怨。医护人员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地救护伤员病人，伙房通宵开门供应免费三餐。地震中受伤的人多得像马蜂一样，来一窝，走一窝。那些不能确定身份的灾民留在医院里，做点零活儿挣自己的吃食。人们流水般出出进进，医院却还是老样子—一道铁丝网将二十几个军用帐篷围起来。
古汉整天浑浑噩噩啥事都不操心，又能随时进伙房找东西吃，因此很快就长胖了。一个月后，当树叶开始飘落，附近田里的谷子转黄等待收割的时候，他已经不是那个骨瘦如柴的古汉了。他现在红光满面，身体结实，从前瘦得像搓板一样的两肋现在也饱满了，必须穿大号的旧军装。他骨折的左手腕长好了。但是他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半痴半呆，一见到女人就傻笑。
入冬之前，战地医院必须返回营口市的基地。有人告诉古汉，推土机在泰福市里挖了许多大型墓坑，埋葬了成千上万的尸首。飞机在城市上空喷洒了足够的杀虫剂，好消灭成群的蚊蝇。建筑工人们进入了市区，替换下救灾的解放军战士。就在战地医院撤离之前，古汉和其他没有身份的灾民一道被移交给了泰福市政府。
无家可归的灾民太多，泰福市政府根本照顾不过来，特别是那些老人和孤儿，更是令人头疼。眼看冬天来了，总不能让灾民们继续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大多数灾民都分成小组集中居住，每个小组由几户缺丁少口的家庭组成。到了十月，泰福市许多居民去了外地投奔亲友，但是留下来的这二十五万人需要妥善安置。眼下，大多数建筑施工队正忙着给学校修建简易房，孩子们在冬天起码有临时教室可以上课。学校盖好之后，还有商店、饭馆、银行、旅店、公共浴池、公安局。虽然居民住房不是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又关乎这个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于是，泰福市新成立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号召市民进行生产自救，结成互助小组修建过冬的棚屋。除了其他省市捐献的建筑材料外，人们只有从地震的废墟中去捡砖石和木头。市城建局建了几个棚屋作样板，让人们参观。这些棚屋的屋顶用麦秸、芦席和油毡铺成，外面看上去十分低矮，里面还算舒服。到了十月中旬，四万名解放军官兵进入泰福市，帮助居民搭盖棚屋。
与此同时，市政府发动了一场名叫“组成新家庭”的运动。各级领导动员全市三万在地震中丧偶的市民重新结婚，同时认养那些失去亲人的老人和孩子，以此来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临时成立的孤儿院和养老院根本容纳不了突然增多的孤老人口。灾民中很快流行起一个新口号：“我们要活下去！”这个口号不仅把那些反对让人们仓促组成家庭的人驳得哑口无言，而且使那些对再婚犹豫不定的丧偶者下定了决心。修建居民棚屋刚告一段落，各级党组织、团组织和工会纷纷为丧偶者开办了婚姻介绍服务。这项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每个周末都有各单位举办的集体婚礼。每个婚礼上都有十几个家庭重新组合—糖果、红枣、柿饼、花生、瓜子和水果用脸盆装着，分发给贺喜的来宾。每个新家庭至少有三个成员，一般来自三个家庭。
因为这是应急措施，所以爱情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只要男女双方互不讨厌，政府就发给结婚证。在这种非常时期，人们应该互相帮助。另外，那些已经习惯过家庭生活的人急切地想恢复有妻子和丈夫、老人和孩子的生活。他们心里很自然地渴望重组家庭。大家都知道孤独是什么滋味。立刻结婚还有另外两大好处：市政府保证将来新的居民楼落成的时候，优先分配给新婚夫妇，同时在分配工作方面他们也比单身者有优先权。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申请参加这个重组家庭的运动。你只要精神正常、不缺胳膊少腿，你就理应有一个配偶和一两个孩子，甚至还会有新的老父老母。
古汉已经年过半百，没有很强的性欲望，但是架不住周围的人劝他要做好事、帮助别人，于是他也登记要求组成新家庭。他现在看起来完全是个正常人。他的字写得好，又会算账，就在市自来水厂当个书记员。但是，这并不是一份固定的工作。大家不知道他的来历，领导也不放心录用一个家庭背景不清楚的人。所以他做的是计件工作，主要是抄抄写写。
新娘很快就找到了。她叫刘珊，是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小个子妇女，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女儿。两人在市民政局的一个婚姻介绍所里见面的时候，她没有问古汉任何问题，只是注意地看了他一眼。她的圆脸柔软光滑，纤小的身材让他想到一颗竖立的子弹，可能是因为她的熘肩膀和穿了一条厚厚的棉裤的缘故。
“你同意和他结婚吗？”第二天下午当两个人又到介绍所见面的时候，一个上年纪的女干部问刘珊。她默默地点点头。女干部转向古汉，问：“你呢？”
他咧开嘴呵呵笑起来。女干部说：“你寻思你多走运，对不？看她多年轻，多漂亮。”
他又笑了，两人的婚姻就这么定了。女干部龙飞凤舞地为他们填写了一份闪着亮光的大红结婚证书。“你们要互敬互爱。”她严肃地说，露出嘴里两颗破损的牙齿，“田果同志、刘珊同志，祝你们白头到老。”
和其他男人相比，古汉是个不错的选择：他看起来很斯文，结实，有文化。对他来说呢，刘珊是个好女人。她在市里的一个百货商店当会计，一定会理家过日子。她说话轻声慢语，一定是好脾气。她手小纤细，一定心灵手巧。她的耳垂肉厚，一看就是有福之人。一句话，从各方面衡量，她都是好妻子的材料。政府分配给这对新人一个新建的棚屋和一个名叫苗苗的四岁男孩。因为有了苗苗，政府额外补助这个家庭二十四元钱。
到了星期六，古汉和刘珊参加了在民政局对面的一个大帐篷里举行的集体婚礼。二十一对男女中绝大部分是中年人，当天晚上正式结婚成为夫妻。帐篷的入口处点燃了两挂鞭炮，然后司仪一个一个宣布新郎新娘的名字。锣鼓唢呐笙管大吹大擂一阵之后，新婚夫妇齐声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和《感谢亲人解放军》这两首歌。泰福市副市长是一位戴金边眼镜的瘦小男人。他简单地讲了几句话，代表市领导祝福新郎新娘。讲话之后，他发给每对夫妻一口饭锅和一只水壶作为新婚礼物。
但是，这场婚礼没有通常应有的欢乐和热闹的气氛。绝大多数的新娘表情严肃，有几个新郎站在那里抱着肩膀一动不动，好像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新郎根本没有碰用盘子盛着的传到他们面前的“大前门”香烟。帐篷中的空气雾蒙蒙的，令人有些喘不上气来。几个气球懒洋洋地飘动着。只有孩子们看见折叠桌子上摆着那么多的糖果，兴奋地蹦着跳着。
“恭喜恭喜。”副市长大声对刘珊说。
她的手颤抖着，杯子里的苹果酒也洒了出来，染红了副市长的裤腿，溅在他的皮靴上。
古汉赶紧走上前去抓住她的胳膊，微笑着对副市长说：“市长同志，真对不起。她是喝多了。”
“我明白。”副市长面无表情地说。
古汉慌忙把他的新娘拉到一边。在所有的新郎当中，只有他显得最高兴。有些人不由地瞪他两眼。
一个小时不到，一多半的新婚夫妇已经走了。乐队成员把乐器收十起来也准备离开。茶水摊前的一个老头嘟囔着：“还没一顿饭的工夫长呢。我的板凳都没坐热。”
古汉和刘珊回到他们的棚屋的时候，苗苗已经在他的怀里睡着了。他们给孩子脱下卡其布的上衣和裤子，把他送到炕上。一个街道居委会的老大妈已经替他们把炕烧热了。
古汉坐在屋里唯一的椅子上看着刘珊。她正在屋角放着的一个黄脸盆里用热水洗脸。她的头上冒出几缕白色的蒸汽，胸膛在红色的毛衣下面微微起伏着。他默默地站起身，走过去，手掌轻轻抚摸着她的后背，胸口有些发紧。
她用湿毛巾打掉他的手，转过身来，目光黯淡，几滴眼泪挂在脸上。“别碰我！”她叫起来。
“这是咋的了？”他吃了一惊。
“我今晚上不能做。”
“做啥啊？”
“你知道。”
“那为啥？”
“我不能。”
“行了，我可是等了很长时间了。”他不怀好意地笑笑。
“我不能做那事。”
他一脚踢开了一个崭新的搪瓷尿壶，那是街道居委会送来的结婚礼物。“那你干啥要同意结婚呢？”
她转身看看熟睡的孩子，苗苗没有被惊醒。她低下头，突然抽泣起来。古汉吓坏了，他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膀，轻声地问：“刘珊，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你要不愿意，我可以等。别害怕，我不是个浑人。”他亲吻着她的脸颊，注意到她的睫毛很长，在她的下眼皮上留下一道细微的阴影。
“我不是害怕。”她闭着眼睛哽咽地说，“我就是心里难受得慌。我家里人的脸总在我脑子里打转。我在你脸上看到他，你说话的声音也让我想起他。噢，我想他们啊！可我连他们的一张相片也没有啊。”
古汉也难过起来，说：“好了，别哭坏身子。你心里难受就跟我说，我会帮你的。”
但是，她的抽泣越来越厉害，停不下来。她趴在孩子旁边，把脸埋在一个枕头里。他想安慰她，可又不知道说啥好。他沉默着坐了几分钟，脱了衣服，钻进被窝，用被子蒙住头。
她一直哭到深夜。
结婚前，刘珊问了古汉几个问题，他一个也答不上来。他甚至说不出自己的准确年龄，只是说：“我大概有五十岁吧。”连他以前的家庭他也说不清楚。隔壁住的严大婶对刘珊说：“他该不是用的假名吧？”他只说从前的家里人都在地震中被砸死了，但是从来没有对失去家庭流露出丝毫哀伤。更出奇的是，他总是睡得十分香甜。不像其他新婚夫妇在头几天中会哭上几个钟头。兴许他根本就没有失去任何亲人，原本就是一个赤条条的光棍，因为地震倒捡来了老婆孩子。
苗苗一开始就叫古汉叔叔，但是叫刘珊妈妈。他晚上要和妈妈睡觉，把他唯一的玩具—一个小战斗机放在枕头旁边。他的皮肤挺黑，圆脸蛋肉乎乎的。他的手脚都生了冻疮，每天晚上刘珊都用温乎的辣椒水给他洗手洗脚。孩子疼得直哭，但还是继续让她洗。很快，苗苗的伤口上结了痂，刘珊叮嘱他不要用手去抠，这样好得快。苗苗的户口卡上显示：他的父亲是卡车司机，母亲是纺纱女工，两口子生前都在一个纺织厂工作。
只要是可口的饭菜，苗苗吃得和古汉一样多。这样他们每月的粮食定量就不够吃了，必须到自由市场上去买高价的玉米面、大米和高粱米。刘珊每顿饭都让孩子吃饱。她很会做饭，用半斤肉就能炒出四个菜来。她的毛线活儿也很好，手里总是拿着毛衣针在织东西—一只袜子，一顶帽子，或是一副手套。正像古汉预料的那样，她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做家务活儿从不抱怨。他觉得娶了她实在是有福气，但是心里并不清楚自己是否爱她。有时候，他宁愿下班后不回家，在水厂的办公室里多待一会儿。刘珊和古汉不像其他的新婚夫妻，那些人在刚结婚的头几个月不是打就是吵，或是丈夫骂老婆做噩梦乱踢乱叫，或是妻子骂男人打孩子欺负老人，再不就是相互抱怨睡觉磨牙、梦游、流鼻血、饭量奇大、口臭狐臭等。古汉两口子倒很般配，一点也没有上面说的那些毛病。古汉抽烟，吃饭的时候喜欢喝两口酒，但是这不算毛病，因为别的男人都是这样。
天气冷了，取暖的煤不够，他们一家三口就在炕上挤着取暖。每天晚上睡着之前他们都冻得哆嗦一两个钟头。家里唯一的一个暖水袋掖在苗苗的脚下。
古汉很喜欢这个孩子，但是他很快就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每对夫妻允许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明年夏天泰福市就会出现一个婴儿出生的高峰，这是明摆着的，因为许多妇女已经怀孕了。令古汉不高兴的是，刘珊拒绝到医院去拿掉避孕环。她现在刚刚开始适应同古汉行房，但是坚持说她现在还不准备要孩子。“果果，耐心点。”有天晚上她说，“我现在身体还弱，明年我们一定要一个。”
“明年我就老得动不了了。”他赌气说。
“田果，你也替我想想，我还是老想起我那两个死去的孩子。”她说着眼圈红了。
“好吧，好吧，别想过去的事了。咱们不是还有这个孩子吗，对不？”他把苗苗抱过来坐在腿上。孩子好像明白大人在说什么，紧紧搂住古汉的脖子。屋子外面，北风呼啸，房檐上结的冰锥掉到了地上。
虽然古汉记不得他的准确年龄，但他感觉自己老了，急于想证明他还能传宗接代。经过几次劝说刘珊去环无效之后，他也就死心了，只是心里仍希望政府允许再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会很快就改变。自己有孩子的愿望不能实现，反倒使他把苗苗像亲儿子一样对待。他给苗苗买炸蚕豆、山楂糕、烤白薯、冰棍和核桃，孩子也喜欢骑在他脖子上去商店和露天剧场。晚饭的时候，苗苗也经常喝一口古汉杯子里的酒。到了十二月中旬的时候，古汉给苗苗买回来一个上发条的玩具鱼雷艇，孩子终于叫他爸爸了。古汉高兴坏了，连忙保证春节的时候要给他买一挂鞭炮放。
总的来说，这三口人过着平静的生活。街道上的临时居委会推选他们一家为模范家庭。
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春节了。这个地震后的城市在废墟上挂起了彩灯、彩带、彩旗和国旗。一辆接一辆火车把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泰福市。市民们预备过年的鱼、肉、水果、鸡蛋和香烟反倒比以前更多了。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像洋白菜、萝卜、菠菜、竹笋、黄瓜、蒜苗这样的新鲜蔬菜。政府给每家发了一张酒票，可以买一瓶白酒。啤酒和葡萄酒却是敞开供应。商店里的糖果和糕点也很充足。
一天晚上，古汉在回家的路上闻到了一股很熟悉的香味—好像是韭菜馅饺子的味道。入冬这么久了，韭菜很难见到，所以这香味分外诱人。他吸了吸鼻子，一幅家庭生活的画面突然进入他的脑海。他看见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在桌边包饺子—一个身形苗条的姑娘在擀皮，一个小伙子把饺子捏挤成形，一个中年妇女在用筷子调和瓷盆里的饺子馅。他有些头晕眼花，下了自行车，蹲在道旁的雪中。他又用劲吸了几下空气中的香气，那几个包饺子的人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他点起一支烟，拼命想着画面中人物的音容。慢慢地，他们的谈话也可以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来，好像是他自己在说话：“坐锅煮饺子吧。”
这个声音让他震惊，因为他不能想象自己也在画面里。“爸，不忙。”姑娘拍拍沾满面粉的手说。
他又吓了一跳。她是在跟我说话吗？他问自己。嗯，兴许是。她干啥要叫我爸呢？我真是她爹吗？他们是谁呢？那个小伙子咋看着那么像我呢？那个中年女人是谁？难道他们是我的家人？我真的从前有个家吗？他们这是在哪儿？这是多久前的事情？
他情不自禁地顺着这股香味走过去，那是从东面一百多米远的一个棚屋里传出来的。他走近了看见一个牌子挂在这家饭馆的门上头—“鲜饺馆”。他加快脚步，脑子里还在琢磨着那幅画面。“爸，您应该把饺子这样摆好。”小伙子一边码放饺子一边说。这些话撞击着古汉，他意识到画面里的姑娘和小伙子一定是他的孩子。他像根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雪地里，过会儿转了下身子，死死攥住了自行车的车把，左肩膀靠在一根在地震后枯死的桑树上。一阵冷风袭来，呛得他打了个喷嚏，接着剧烈地咳嗽起来。好像这阵咳嗽突然唤醒了他的记忆，他的家庭生活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闯入脑海—亚宁脸上的肌肉痉挛，剑萍腌的蒜茄子，她用麻线纳出来的千层底布鞋，莉雅甜美的声音和细细的发辫，还有他养的那些像蝙蝠大小的热带鱼。他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掀开饺子馆的门帘，走了进去。
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要了半斤饺子。一会儿，盛在蓝边白碗里的饺子端上来了。饺子馅是猪肉、韭菜、白菜，加上香油姜末和虾仁，是古汉过去经常吃的。他吃着饺子，过去的记忆更加清晰和生动。现在他已经准确地记起那幅画面的每一个细节。那是两年前的大年三十晚上，莉雅从乡下的养鸡场回木基市过年，他们全家聚在一块包饺子。那时候商店里根本见不到韭菜，他通过关系才弄到两斤。他要包韭菜馅饺子主要是为了莉雅。孩子在农村待了一年，平日饭菜里没有油腥，吃啥都没了胃口，时常犯血压低的毛病，越发瘦得可怜。他想到女儿的名字“莉雅”，突然心里难过得不行，开始抽泣起来，眼泪滴在前面盛醋的小碟子里。饭馆里的顾客和服务员懒得去安慰他—他们对此情景已经习惯了，每天都有几个顾客在这里掉眼泪，特别是那些独自来的客人。
他从自己的家庭想到了东风食品厂。他记得他在厂里当车间主任，人们都叫他“老童”。他的名字叫童古汉，不是田果。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干部，手下管着将近五十个工人，而他现在干的工作只不过是抄写人名和数字。更让他怀念的是，工人们喜欢他，年年评选他为劳动模范。对妻子和孩子们的想念压倒了他。他在木基的家多么温暖整洁，他在院子里栽种的花草又是那么鲜艳漂亮。他恨不得立刻就返回木基，回到食品厂去工作。
他吃完了饺子。这时候他已经回想起了他是如何陷于泰福市的情形。现在他该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困惑起来。他并不怎么爱刘珊，但是他已经越来越喜欢苗苗。他骑自行车出去的时候，经常把这孩子放在身前的车梁上。他想到偷偷地把苗苗带回木基，转念又一想，带个孩子目标太大，警察会很容易地找到他。再说，苗苗已经快成为刘珊的心头肉了，他不能就这样把她唯一的安慰夺走。他是否应该把他失而复得的记忆告诉刘珊呢？她会相信他吗？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真名和身份向领导汇报呢？领导会不会就这样放他回木基，而不进行一番调查呢？不，他们不会的。他们会要他对刘珊和苗苗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至少在他的真实身份查清楚之前的几个月里不会让他离开泰福市。
他一只手推着自行车向家里走去。快进家门的时候，一阵悲哀又一次向他袭来。他蹲在雪地里，抓起几把雪抹抹沾满泪水的脸。他决心要尽快离开这块伤心之地。
“你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刘珊一见他就站了起来。
“爸爸，我想您了。”苗苗叫着扑过来，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拍拍自己的胸口，想让古汉把他抱起来。
古汉弯下腰，亲亲孩子的脸，转身对刘珊说：“我不太舒服。”说着就要上炕。
“你吃了饭没有？”她问，“我蒸了花卷，还在炉子上热着呢。”
“我吃过了。”
“你病了？”她过来用手摸摸他的前额。
“没病，就是累了。”他不敢看她的眼睛，“睡一觉就好了。”他想哭，赶忙控制住自己。
她又开始给苗苗念一本童话书，是两只兔子智胜大灰狼的故事。古汉最近给苗苗订了一本《讲故事》的儿童杂志。两个星期前，刘珊开始教苗苗认字和算术。
午夜之后，古汉确定刘珊和苗苗已经睡着了，便轻身下炕，把自行车钥匙留在桌子上，又把平时积攒的六十块钱掏出一半放在车钥匙旁边。他给苗苗买了一挂炮仗，但是忘记了给他，现在也拿出来放进孩子的衣服口袋里。他穿上军大衣，悄悄走出棚屋，在呜呜的寒风中向火车站走去。
木基市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挤满了等候公共汽车的旅客。许多人都穿着皮大衣。古汉很快就冷得哆嗦起来。他身上的棉大衣挡不住寒气。幸好他只等了一个钟头，就挤上了一辆开往胜利区的汽车。他家就在胜利区。车上人很多，很快他就不觉得冷了。
他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门上贴了一幅年画，画上是一个胖小子睡在漂在河里的一个豆荚里。他在门口停了一会儿，不知道这还是不是他的家。
他们还能上哪儿呢？他想。这就是我的家。
他的心狂跳着，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他儿子走出来，揉着惺忪的睡眼。“你找谁呀？”亚宁问他，左边的脸颊抽搐着。
“亚宁，我—我是你爸啊。”古汉哽咽着说。
他的儿子听了后退一步，又仔细看了看他的脸：“你真是我爸吗？你比他胖多了。”
“你再好好看看！”他摘下了毡帽子。早晨的阳光从窗户里泻进来，照亮了他已经秃顶的脑袋，上面汗涔涔的，冒着缕缕热气。“我长胖了是因为我在地震以后病了一场，有段时间失去了记忆。”
亚宁认出了父亲，扑了过来，父子俩紧紧拥抱着、抽泣着。亚宁的妻子美丽也走出来，看见公公也哭了起来。她已经怀孕了，穿着深蓝色的孕妇服。古汉的家人认为他已经死了。食品厂通知他们说古汉在地震中失踪，五个月前给他开了追悼会。
“你妈妈呢？”古汉问。
“在舅舅家住着。”儿子回答完转身对美丽说，“去告诉妈说爸回来了。”
美丽穿上一件皮大衣，挺着大肚子走出门，费劲地向亚宁舅舅住的高尔基大街走去。
古汉的家人得到他的死讯之后，担心食品厂会把他们住的房子收回去。亚宁和美丽在开完追悼会的一个星期后结了婚，搬进了这个公寓单元。古汉的“遗孀”剑萍不愿意睡在厨房里，就搬到弟弟家去住。最近，她搁不住亲友的劝告，开始寻找再嫁的对象，这样她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有自己的地方住。
古汉的家人还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的情况下看来是明智的决定：莉雅没有去上农业技校，而是回到了木基市。东风食品厂让她进厂顶替她父亲空出来的名额。现在她已经在实验室做质量检验的工作。
剑萍听到丈夫回来的消息，几乎昏了过去。她伸着瘦骨嶙峋的手哭喊着：“老天爷，你咋就这么不睁眼呢？你咋不让我知道我那老头子还活着呢？你咋不让我死了呢？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啊？”
本来，古汉离开泰福市的时候是想给家里人一个出其不意的惊喜，但是他们见到他的惊喜里却掺杂了困惑、羞愧和悲伤。晚上吃饭的时候，莉雅一个劲地怪罪自己不应该回到城里来，亚宁则垂头丧气，不知道怎么来安排父母亲。古汉却很想得开，开导孩子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谁也不应该为此负责。食品厂也许会分给他一套新的住房。他对家里人说：“我给他们干了二十多年了，食品厂就是我的家。我生是他们的人，死是他们的鬼。他们会关照我的。别担心，只要活着就好。”
但是第二天早上，当古汉来到食品厂的时候，发现他的车间主任的位子已经被新入党的费明占据了。更叫人吃惊的是，市里从轻工业局已经给他们厂派来了一个副厂长。显然没有人再需要古汉了。天哪，才刚刚半年，他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好像他真的死了，回来的只是一个鬼魂。
他的出现震动了整个工厂。一些工人和干部围在他的身边，听他讲述六个月来的故事。他们告诉他，在追悼会上他们哭得多么伤心，还告诉他，在他的遗像两边共摆了二十个大花圈。他的妻子在追悼会上哭得手脚直抽筋。谁能想到他还活着呢！有几个人问：“你真的是老童吗？”两个人甚至摸摸他的膝盖，想确认他是个活人。
李厂长和牛书记都很同情古汉的遭遇，但是他们说厂里不可能再让他重新回来上班，因为他女儿已经用掉了唯一空出来的名额。食品厂把古汉上报为革命烈士，才能设法给莉雅解决户口问题，否则公安局根本就不会帮忙。至于说到房子问题，那更是根本不可能。既然他已经不算厂里的职工，怎么可能再享受住房待遇呢？如果他们给他分配了一套住房，怎么能让那些等着分房的职工心服口服呢？
厂党委为古汉的事开了一次会，最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厂里决定让他退休，退休金按工龄发放。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接受厂领导的安排。由于再过两天就是春节了，亚宁的舅舅让姐姐姐夫住到他家。亚宁哀求父母让他继续住在原来的家里。他说，如果他们把他和怀孕的妻子赶出去，他的婚姻就彻底毁了。古汉和剑萍只好让儿子继续住下去。春节过后，他们俩就得再去找房子。
古汉变得沉默寡言，心灰意冷。他禁不住想，他是否应该继续留在泰福市，留在刘珊和苗苗身边，让这里的人们相信他已经从这个拥挤的世界上消失了。

幼儿园里
邵娜娜闭着眼睛拼命想睡觉。屋外，中午的太阳像火一样烤人，成群的黄蜂在一棵榆树的树荫里飞舞，时不时会有一只“嘭”地撞到纱窗上，然后是“嗡”的一声更响的蜂鸣。隔壁房间里幼儿园的老师沈阿姨的声音很快就听得越来越清楚。
“您就行行好吧！”沈阿姨好像哭着在打电话，“三个月之内我一定把钱给您。您已经帮了我那么多忙，那您就帮到底吧。”
听了这些话娜娜再也睡不着了。她把头向墙边靠靠，想伸长耳朵听明白。沈阿姨还在电话上央求：“牛大夫，求求您了。我家里还有一个老娘哪。我们娘儿俩还得吃饭活命啊……您知道，这个孩子让我流了太多的血，我怎么也得吃点鸡蛋补回来啊。我现在真是一分钱也没有了。您能不能再宽限我一个月？”娜娜听不懂，一个小孩子怎么能伤害了沈阿姨的身体呢？奶奶说过，小宝宝都是从乡下的南瓜地里捡来的。听阿姨的口气，好像小宝宝是从她身上出来的。她为啥还会为小宝宝流血呢？
沈阿姨好像哭得越来越厉害：“求求您了，您、您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做人工流产的事！我、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会付您钱……对，很快。我去看看能不能从朋友那儿借点。”
啥是人工流产？娜娜还是不明白。是不是能够包住小宝宝的什么东西？那是啥样子？一定很贵吧？
隔壁的沈阿姨把电话摔下，哭喊了一声：“老天爷，救救我吧！”然后是一阵寂静。
娜娜这个时候想睡也睡不着了。她想爸爸妈妈，也开始小声哭了起来。这是她进幼儿园的第二个星期，还不习惯自己睡觉。她躺的小铁床也很不舒服，根本比不上家里那张大大的软床，他们全家人都可以睡在上面。她忍不住要疑心爸爸妈妈是不是还像从前那样爱她，因为三个星期前妈妈刚给她生了一个小弟弟。爸爸这些日子高兴得要命，成天嘴里哼着评戏。
房间里还有另外七个孩子在睡午觉，有一个孩子的鼻子好像不通气，张着嘴呼哧呼哧地喘粗气。两只黄铜色的大蛾子被热气蒸得筋疲力尽，静静地贴在天棚上，过一会儿就掀动好像粘满粉末的翅膀扇一下。娜娜困得打了个哈欠，可还是睡不着。
到了两点半的时候，楼里的铃声响了，所有睡午觉的孩子都爬下了床。沈阿姨把大班的孩子们都聚集到了走廊里，这个班上的孩子都是五六岁。他们两个人一排，手拉手地站好队，跟着阿姨到幼儿园后院的萝卜地里去。天气还是很热，远处松花江里有一艘汽轮扯着汽笛向北开去，两架解放军的战斗机在高空里飞升，拉出了两条笔直的白线。娜娜仰脸看着小得就像鸽子一样的飞机，真不明白那里头怎么会坐进人去。空气中有一股敌敌畏的甜味，那是为了在全市消灭苍蝇、跳蚤和蚊子而喷洒的。孩子们都很兴奋，因为他们很少被允许走出石墙头上镶着茶色玻璃渣儿的院子到外面去玩耍。别的班级的小朋友都在院子里做游戏，沈阿姨要教大班的孩子们去采麻绳菜。孩子们虽然都不知道麻绳菜是啥模样，但是已经迫不及待要到萝卜地里去。
在去后院的路上，沈阿姨转过身来面向他们，挥动着细长的手说：“小朋友们，今天晚上给你们炒麻绳菜吃，好吃极了，你们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告诉阿姨，你们想不想吃炒麻绳菜啊？”
“想！”几个孩子扯着嗓子喊。
沈阿姨咂咂嘴，耸了耸被太阳晒黑了的鼻子，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又转身向前走了。她身后的两条辫梢上系着绿毛线绳的大辫子在屁股上摆来摆去。她是一个高个儿苗条的年轻女人，有两道弯弯的眉毛。她喜欢唱歌，嗓音圆润清澈。但是最近这些日子她的脸色苍白，也听不到她的歌声了。她丈夫因为贪污被判了十三年徒刑，听说她因为这个在去年夏天和他离了婚。
孩子走到了萝卜地，沈阿姨弯腰从两棵萝卜苗中间拔起了一棵麻绳菜。她对围上来的孩子们说：“看清楚没有，麻绳菜的叶子很小、很嫩。你们看像不像扁圆形？和你们平常见过的青菜和草叶子是不是不一样？有时候它还开黄花呢。”她把麻绳菜扔进地上的一个旅行袋里，接着说，“好了，现在每人一垄，看谁采得多。”
孩子们按照老师的命令走到地头，在萝卜苗中寻找麻绳菜。
娜娜把自己花格裙子的前襟撩起一点，在身前拢起一个兜兜，然后去找麻绳菜。地里的萝卜苗长得还没有手掌大，要找到麻绳菜并不困难。很快，每个孩子的手里都握着几棵拔下来的麻绳菜。
“别踩着萝卜苗！”看园子的常大叔隔一会儿就冲孩子们喊一嗓子。他坐在一棵槐树下面，抽着一根带铜锅的长烟袋，秃头上布满了汗珠。他的工作就是照料这几块菜地和一间破烂不堪的水泵房。
娜娜看见班上的打架大王大滨向她走过来，赶忙低下头，装作没看见。他用胳膊肘捅了她一下说：“你拣了多少了？”大滨也是有名的鼻涕大王，两道过了河的黑鼻涕刚被他抽回鼻子里去，一会儿又爬了出来。
她斜了斜身前的裙兜，让他看看里面的十几棵麻绳菜。
他眯起一只眼看了看，说：“小丫头就是不行，你看我的。”他把手里的帽子伸出来，里面鼓鼓囊囊地装满了麻绳菜。
她有点生气，没有理他。他转身去和别的孩子说话，告诉大家麻绳菜别提有多难吃了。他说有一回他得了痢疾，喝过一碗麻绳菜汤。要不是爹妈捏着他的鼻子灌下去，他决不会去碰那东西。“那味儿就跟尿一样，比地瓜秧子还苦。”他恐怕人家不相信。
“你瞎说。”一个叫魏兰的瘦瘦的女孩子说，“沈阿姨说麻绳菜好吃。”
“你咋就知道？”
“我就是知道。”
“你知道大臭屁！”
“你是臭狗屎。”魏兰说完冲他伸出舌头做了个鬼脸。
“你敢再说一遍，臭丫头！”大滨扑过去，抓住魏兰的肩膀就把她摔倒在地，狠命地踢她的屁股。魏兰“哇”的一声哭起来。
沈阿姨走过来问是谁先动手打架的，娜娜指了指大滨。沈阿姨走到他身边，伸出手揪住他的耳朵，把娜娜吓了一跳。沈阿姨从牙缝里说：“你要是一天不闯祸手就痒痒，对不？走，我带你去一个没祸闯的地方。”她揪着大滨的耳朵拖着他走。
“哎哟！”大滨拼命哭喊，“您把我耳朵揪掉了。”
“揪掉了你不还有一只吗？”
走过常大叔身边的时候，沈阿姨停下脚步让他看着孩子们一会儿，然后拖着大滨走回幼儿园的院子。
娜娜惊恐地张大了嘴巴。大滨一定是被关到“小黑屋”了，等他出来一定会找她的碴儿。幼儿园二楼有一间当作储藏室的旧伙房，里面的一个角落放着三个床头柜。经常有不听话的男孩子被锁在里边待上几个小时。有时候，幼儿园老师到了时间会忘记把孩子放出来，所以那些闯了祸的孩子经常会饿肚子。大约十分钟以后，沈阿姨喘着粗气回来了，好像她刚跑完一百米的冲刺。她数数孩子，看到没有少一个才放心。
娜娜很快就把大滨忘了，专心在种着萝卜苗的垄沟里找麻绳菜。大多数孩子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活，更没有亲口尝过自己从地里摘下来的瓜菜，所以都特别卖力气。只要他们的小裙子和帽子里装满了，就赶快跑去把麻绳菜丢在那只旅行袋里。沈阿姨则忙着把袋子里混进来的杂草拣出去。一个半小时后，旅行袋已经鼓胀起来，孩子们都高兴极了。他们已经把整块萝卜地细细地梳理了一遍。沈阿姨不停地给大伙儿加油，嘴里一个劲说：“众人十柴火焰高。”
麻绳菜拣完了，孩子们在水泵房后面手拉手排好队，准备回幼儿园去。走之前，沈阿姨不知道为啥给了常大叔几把麻绳菜。十几双小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她把他们一小半的收成放到了老人的柳条筐里，可是谁也不敢吱声。常大叔微笑着对沈阿姨说：“行了，够了够了。剩下的你自己留着吧。”他一张口，唾沫星子就从没牙的豁缝里迸出来。
娜娜焦急地盼望着晚饭的到来。她飞快地转着小脑筋：要是麻绳菜真的好吃，她就给爸爸妈妈摘点回去。她记得在幼儿园后院那个废弃的猪圈里看见过几棵麻绳菜。
晚饭和平日一样：棒子面粥、蒸地瓜和炒萝卜条，根本就没有麻绳菜的影子。大班的小朋友们个个垂头丧气，有几个孩子用勺子在粥碗里狠狠地又敲又搅。娜娜难过得想哭，拼命忍住了眼眶里的眼泪。她记得沈阿姨回家的时候在自行车后车架上捆着那只鼓胀胀的旅行袋，还以为里面装的是换洗的脏衣服啥的。现在她明白了，老师把他们大家摘的麻绳菜拿回家去了。
娜娜觉得肚子里气鼓鼓的，虽然她最喜欢吃地瓜，也因为光生闷气而只吃了半块。小朋友们虽然全都哭丧着脸，心里非常失望，但是大家谁也没问麻绳菜哪儿去了。饭桌上只有大滨满脸地不在乎。他被从床头柜里放出来以后就不停地用眼睛瞪着娜娜。她知道这家伙肯定要报复，那她该咋办呢？
晚饭后，孩子们都在院子里玩，娜娜看见了大滨。她叫他的名字，招招手让他到自己身边来。他过来了，哼了一声：“臭丫头，干吗？”
“大滨，你要吃花生吗？”她张开手掌，现出两个长着四个仁的大花生。两天前爸爸送她回幼儿园的时候，给了她六个这样的熟花生。
“嗨—”他大喊大叫着，“你们谁见过有四个仁的花生？”他一把夺过花生，剥开了就吃。他的眼睛兴奋地闪着光，嘴巴的动作活像兔子在嚼东西。
大滨三口两口就把花生吞到肚里，又问：“你还有吗？”
“没了。”她摇摇头，眼睛瞥着地下。
他伸手过来插进她的衣兜，空的。娜娜已经把其余四颗花生藏在袜子里。他说：“你从现在起就得听我的话，有啥好吃的都得给我留着。听见了吗？”
她点点头，还是没有抬起眼睛看他。
娜娜站在一架滑梯底下，看着大滨撇着两条罗圈腿跑去找其他男孩子。他们在扔着纸叠的飞机，嘴里模仿着炸弹爆炸的声音。冬青树丛的另一边，在关闭的院门附近，几个孩子在玩捉迷藏。暮霭中传来他们的欢笑声，他们身上的衬衫像白色的影子一样飘飞。
那天夜里娜娜没有睡好。她还是害怕黑屋子。同房间的小伙伴艾莉一直在打呼噜。屋外有一只猫头鹰或是老鹰在不停地叫，听着好像是一个老人在咳嗽。松花江边造船厂里的汽锤时时在“嘭嘭”响。娜娜睡不着，就在黑暗里吃了一个花生，也顾不得幼儿园里规定小朋友晚上刷牙以后严禁吃东西。她小心地把花生壳藏在枕头底下。她开始想念妈妈那温暖柔软的怀抱，又开始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下雨了。到了中午云彩才散开。孩子们可以到外边去玩了。院子中央立着一个十来米长的旋转木马盘，被漆成了天蓝色。几个男孩子骑在木马上转圈，开心地又喊又叫。大滨和斜眼路文也在里头，他们抱着木头做的冲锋枪瞄准树、人、鸟、烟囱，嘴里发出射击的声响，见到什么都“突突”一阵。好像木马转盘就是坦克车的炮塔，他们也用嘴巴给“坦克”的“轰鸣”伴奏。娜娜不敢坐旋转木马，上个礼拜她坐过一回，晕得恶心了两天。
娜娜和几个女孩子玩起了“跳房子”游戏。她们推举她当“娘娘”，说她是最漂亮的。四个女孩子做“丫鬟”伺候她，可是“娘娘”却不得不坐在潮湿的地上。魏兰和艾莉是她的“卫兵”，手里拿着两根削尖的树枝当“长矛”。女孩子们想找一个高大健壮的男孩当“皇上”，可是只有瘦猴愿意和她们在一块儿玩。瘦猴浑身瘦得像一根柴火棍，女孩子都能把他打趴下。他应该当“宦官”，而不是“皇上”。很快娜娜就不耐烦做什么“娘娘”了，她讨厌叫瘦猴“万岁爷”，更不情愿服从他的“圣旨”。她央求别的女孩子代替她，可是谁都不肯。她从湿地上站起来，叫嚷：“我不干了！”大家玩得正高兴，不让她走，艾莉只好同意做“副娘娘”，“宫廷”才没有散伙。
因为地湿路滑，许多孩子都弄得满身是泥。吃午饭的时候，沈阿姨见到他们的脏衣服气得要命，特别是那些玩甩泥巴打仗的男孩子更是让她火冒三丈。她说，下次再见到他们玩得跟泥猴似的，谁也别想下午出去玩了。“你们没一个是好孩子，”她大声说，“你们想累死我啊？”
吃过午饭，孩子们都在午睡。沈阿姨把他们的脏衣服收十到一起，拿到水房去洗。她还在生气，因为自己又不能睡午觉了。
娜娜累得也不想爸爸妈妈了，她一躺下就睡着了，足足睡了一个半小时。醒来的时候，看见身边整齐地摆着洗净烘干的衣服，她高兴极了。但是等她把手伸进衣服口袋里时，不禁吃了一惊—昨天剩下的三个大花生没了。她又翻开薄毛被，把床单褥子都掀开，也没有找到。连她藏在枕头底下的花生壳也不见了。一定是沈阿姨没收了她的花生，她伤心地哭起来。
下午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湿漉漉的地面又被晒干了。沈阿姨带着大班的二十四个孩子又去了后院的萝卜地。孩子们手拉着手，一边走一边唱起了上个星期学的儿歌《小红花》：
小红花，开不败，
我们拍手儿唱起来，
高高兴兴玩游戏，
好像春天花儿开。
到了萝卜地里，没有看见常大叔的影子。那架破旧的扬水机在“轰隆隆”地浇水，细长的水流在一条条垄沟里闪着白光。
沈阿姨看到地里有水，不禁犹豫了一会儿。她大声对孩子们说：“今天下午我们要采更多的麻绳菜。昨天伙房的阿姨没有给你们炒麻绳菜，因为咱们交给她们太晚了。今天晚上她会炒给你们吃。只有努力劳动才是好孩子。你们想不想当好孩子啊？”
“想！”孩子们齐声说。然后，大家又分散到垄沟里寻找麻绳菜。
虽然孩子们仍然很兴奋，但是地里的泥水很滑脚，也已经没有多少麻绳菜了。有几个孩子摔了屁股墩，衣服上沾满了泥水。他们的鞋也常常陷在黑泥里。
娜娜还是把裙子角撩起来拢在身前，一会儿也拣到了几根细小的麻绳菜。其他孩子也有拣到麻绳菜的，居然又把沈阿姨的那只旅行袋装得鼓起一点点。娜娜听着身边有几个孩子还在傻傻地说着晚上的炒麻绳菜是啥滋味，她虽然手没有停，但是心里很不痛快。
她来到几簇蒿草前面，蒿草里还有几块褐色的大石头，上面散落着黄色的干草。一群蝴蝶落在蒿草上，抖动着带黑斑点的白翅膀。时常会有一只蝴蝶斜飞到石头上。娜娜拨开蒿草寻找麻绳菜，惊起的蝴蝶像天上飘下一片雪花。突然，从草丛中蹿出一只野兔，箭一般地射向前面的几个女孩子。孩子们都看到了野兔，爆发出一阵欢叫。受惊的野兔掉头冲向幼儿园的后山墙。沈阿姨看见野兔，立刻大叫起来：“截住！别让兔子跑了！”
几个男孩子撒腿就去追兔子，他们看见它拖着一条断了的后腿。沈阿姨也在后面追，边跑边挥手让前面的孩子堵截野兔。她的两条长辫子在身后荡来荡去。除了娜娜外，所有的孩子都去追兔子了。萝卜地里像开了锅，成片的萝卜苗被踩倒，泥水在孩子们的脚下飞溅。尖叫声和笑声在萝卜地的西头响成一片。
娜娜没有去追兔子是因为她憋不住尿了。她看看周围没有人，蹲在沈阿姨的那只旅行袋上，小心翼翼地把屁股藏在裙子里，把尿撒在袋里的麻绳菜上。但是她不敢尿得太多，尿到一半的时候就站起来，用拣来的干燥一点的麻绳菜盖在被尿湿的麻绳菜上。她的心紧张得怦怦乱跳，也跑去追野兔了。
野兔早跑得看不见了，但是孩子们仍然兴奋地叽叽喳喳。男孩子们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吹嘘他们跑得有多快，离野兔子有多近。大滨说，他从凉鞋里露出的脚趾触到了野兔毛茸茸的尾巴。斜眼路文说野兔要比家兔好吃得多。他对围着他的几个孩子讲他舅舅如何在山里打猎，后来打到了一对野兔子。他舅妈如何把野兔开膛破肚，放上土豆和胡萝卜炖。沈阿姨没有让他再说下去，她赶快让孩子们排好队，把他们带出了萝卜地。她害怕常大叔回来看到被踩坏的萝卜苗会骂她。
晚饭前娜娜担心伙房的阿姨会把被她尿过的麻绳菜炒给大家吃，直到看见饭桌上还是没有麻绳菜才放下心。她心里特别高兴。来到幼儿园两个星期，只有今天她才美美地吃了一顿饭—三个地瓜、两碗棒子面粥和好几勺烧茄子。吃完饭以后，她兴奋异常，和男孩子们玩起了骑马打仗。她挥舞着一杆木头冲锋枪，好像自己突然间长成了一个大孩子。她觉得从今天开始，自己夜里再也不会像个小孩子一样哭了。

破
吃午饭的时候，满津的同事们又开始议论打字员王婷婷。木基市铁路局团委书记常伯藩说：“谁知道呢，她兴许早就破了。”
“你咋能看出来？”上了年纪的科员舒威问。
“你没见她走路的样子？”伯藩的鼻子扁平，手指正在鼻孔里抠着。他两眼盯着面前的象棋盘，头也不抬地说。
“没注意。你给形容形容。”
“她两脚总往外撇着，下面还不宽松得跟城门似的？”办公室里爆发了一阵笑声。伯藩“啪”的一声把绿炮拍在对方的红象跟前。门开了，局党委组织处的女处长谭娜走了进来，大伙儿的笑声止住了。她想调看一个团员的档案，满津帮她在文件柜里找了一会儿。
大家谈起婷婷的时候，总会提起铁路局保卫处的副科长刘本畴。那家伙没事总爱在婷婷的办公室里转悠。本畴四十出头，面色黝黑，高大英俊，一点也看不出中年人的样子。他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孩子。“老牛想吃嫩草啊。”人们在背后都这样说他。伯藩和舒威都很讨厌他，因为过去的三年里他连续加了两次工资，而他们每个人只升了一级。
沈满津被提拔到局团委没多久。他太年轻也太害羞，不敢和别人一起谈论女人，但是他又非常想知道关于婷婷的事情。木基市铁路局有好几个负责人的儿子都在追求这个漂亮姑娘。但在他看来，这个姑娘身材太单薄，举止太轻浮，花销太昂贵。她是那种美丽的花瓶，中看不中用。她每天骑着一辆闪光的凤凰自行车上下班，手腕上戴着镶钻石的手表。她夏天穿绸，冬天穿毛穿皮。天冷的时候每个星期都要换一条头巾，有时候干脆裹着一块大红披肩来上班。满津因为送需要打字的文件到她办公室里去过几次，她连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跟他说。有时候两人在楼道里走对面，她稍稍侧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
满津的同事们不是结了婚，就是已经订婚。他们都在铁路局的招待所食堂吃饭。这个招待所是安排跑长途的火车司机、司炉、乘警和列车员休息的地方。那里的饭菜做得好，价钱也不贵。你可以肉、菜分开买，让一个小炒师傅几分钟内给你炒一个热菜。招待所的领导只对局机关的一部分干部开放食堂，因为两个单位挨得很近。满津也可以每天到招待所吃饭，但是他宁可每个星期六天走远路，到铁路局商场东边的职工食堂吃饭。他主要是去看在那里吃饭的姑娘们，特别注意在局篮球队里打球的几个女护士。她们个子高又漂亮，最令他动心的是打中锋的那个姑娘。她看起来健康活泼，脖子又细又白，头发卷卷的像是戴着一对耳机。如果他要结婚，一定要找一个高个子的妻子，这样生下来的孩子就不会像他这么矮，将来长大了找对象也容易些。
在他被提拔到局团委之前，没有几个女孩子对他感兴趣。他又矮又胖，其貌不扬，眼睛太小，圆乎乎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但是这些日子，他发现偶尔会有一个姑娘向他抛眼风。当然，那几个打篮球的女护士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因为在食堂里排队买饭的时候，他如果正巧站在她们的后面，踮起脚还够不到人家的肩膀。但是，他最近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他的信心，也部分应了几年前老家的一个算命瞎子给他算的一卦：他总有一天会跃居万人之上。的确，他所在的局团委下辖一百多个团支部，负责全局五千多个男女青年团员的组织生活。目前局团委还没有副书记。团委书记常伯藩几次跟他私下讲过：“你的前途远大呀，伙计。好好干，我这个书记早晚是你来接班。我不可能在这儿待长了。”确实，伯藩已经四十三了，不适合负责青年团的工作了。
伯藩还教导他要把字练好，因为局政治部经常需要字写得漂亮的干部。写得一手好字会帮助他提拔得更快。满津很听书记的话，经常吃完晚饭后在办公室里练字。
七月初的一天晚上，满津在招待所洗了个热水澡，回到办公室里临摹毛主席诗词手书。他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火车站前的广场。暮霭被晚霞衬成了紫色，穿过广场的一些车辆已经打开了前灯。路旁有几个小吃摊子，小贩们摇铃吆喝着来吸引顾客。
满津刚刚写完半页纸，门就开了。伯藩和舒威带着四个人闯了进来。其中一个人腰上别着手枪，另外两人手里提着木棒。他们每人都拿着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满津。”舒威说，“你要不要去？”
“去干啥？”满津问。
“现在已经八点了，刘本畴和王婷婷还躲在打字室里不出来。我敢肯定他俩今儿晚上不干好事。我们现在要去捉奸。”舒威悄声说道。他的嘴巴努起来像个猪鼻子，两撮灰白的小胡子如同扇子一样撇成八字。
满津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手电筒，但是他们并没有马上动身，要等待最佳时刻。满津不明白为啥婷婷会看上刘本畴，那人结过婚，年纪上都可以当她叔叔了。这个黑不熘秋的家伙难道比得上那些老子有权有势的年轻少爷？
门又打开一条缝，组织部的一个身形瘦长的科员蹑手蹑脚地走进来，满脸坏笑地报告说：“他们下楼到他办公室去了。”
两个人站起来正要出门。“别忙。”伯藩说，“让他们先暖和暖和肚皮再说。”
他们又等了十分钟。
所有人都把鞋脱下来拿在手里，悄悄向本畴的办公室摸过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听到屋里传来一阵压低了的笑声。舒威凑到锁孔上向里看，里边黑洞洞的。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婷婷的喘息和呻吟。“对，对，就这样！噢，我的手指头脚趾头都麻了。”
“哎哟，你可真不赖啊。”本畴哼哼唧唧地说着。他又轻声笑起来，居然哼起了下流小调《十八摸》。
伯藩对舒威和满津耳语：“你们俩到后院去，蹲在窗户底下，别让他们跑了。”
两人悄没声儿地消失在楼道尽头。伯藩勐力打着门，吼叫着：“开门，快开门！”
里面“哐啷”一声，好像摔碎了什么东西。伯藩又喊起来：“你们再不开门，我们可就把门撞开了。刘本畴同志、王婷婷同志，你们犯了错误，但是你们如果执迷不悟，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
满津、舒威和另外几个人急忙跑出办公楼，朝着刘本畴办公室的窗户冲过去。他们刚到达窗下，就听见窗户“砰”地打开了，一个人“扑通”一声跳了下来，着地之后马上开始向外爬。“不许动！”舒威喊了一嗓子。
三个手电筒的光柱齐刷刷地照在那个人身上—原来是婷婷。她连滚带爬地躲在停在附近的一辆黄河牌卡车的底下。这时候，刘本畴办公室里所有的灯都亮了。满津听见伯藩在里面大声命令着：“抓住他！把他的裤腰带解下来。”
婷婷抖成一团，一只胳膊挡在眼前遮住手电筒的强光，另一只手在地上撑住上身。她看见舒威手里的棍子，害怕会挨打。“你自己出来。”他说，“我们不打你。”
“我、我……”她的牙齿“嘚嘚”地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他们把哭天抹泪的婷婷从车底拖了出来。
“臭破鞋！”一人骂道。
满津看到婷婷往日的光彩全没了，烫成的鬈发沾满了泥水。她看上去老了很多，像是四十多岁，额头上出现了五六条皱纹。
他们把她带回了本畴的办公室。一个摄影师模样的人正在忙活着拍照片，他把铺在水泥地上的揉皱的床单、被子和枕头一一摄入镜头。本畴掉在地上的蓝色制帽边上有一个湿乎乎的避孕套，摄影师也拍了下来。旁边站着的一个男人手里的木棒尖上挑着婷婷的裤衩，上面镶着白色的花边，绣着几只淡紫色的蝴蝶。本畴耷拉着脑袋，双手提着裤子。他的脸上横七竖八地布满红色的斑块，看来挨了不少耳光。舒威用一双筷子夹起避孕套和几根阴毛，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信封里。伯藩说话了：“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捉奸拿双，人赃俱在。把他俩带到组织处去。”
这对奸夫淫妇被分别关进不同的办公室里，但是审问并没有马上开始。满津奇怪为啥伯藩他们这个时候反倒不着急了。他们在另外一间办公室里抽烟、看报、喝茶，有三个人还玩起了跳棋。
党委组织处的处长谭娜过了一个多钟头才来。满津被指定在审问婷婷的时候做笔记。谭娜裁判员，伯藩和舒威坐在她两侧。
“王婷婷同志，”谭娜的声音有点沙哑，“你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不要怕，你还有改正的机会。”
婷婷点点头，嘴唇没有半点血色，眼神黯淡呆滞。她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
谭娜接着说：“首先，你要交代你和刘本畴一共性交多少次？”
“不记得了。”她小声说。
“那就是说一次以上，对吗？”
婷婷一声不吭。谭娜又说：“王婷婷，你不要装煳涂。你两人两个钟头前还在亲热，现在又说记不清了？”
伯藩看她想顽固到底，霍地站起来，冲她扬了扬手里的一张写满了字的纸，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刘本畴已经把什么都交代了。你为啥还要保护他？我们其实根本用不着听你说什么，只是要看你的态度。”他好像牙疼似的嘬了嘬牙根。他的两颗门牙镶了不锈钢的牙箍。
婷婷浑身开始发抖。她抬起头，一双大眼睛从每个人的脸上看过去。满津看得出来她是被伯藩的话吓住了。他也感到纳闷，因为另外一组人还没有开始审问刘本畴。
“没错。”谭娜白白的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的两只细长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婷婷，“我们就是想要看看你的态度。现在说吧，你们总共有几次？”
“四次。”
“都在什么地方？”
“在他办公室里。”
“都在一个地方？”
“没有，我们在别的地方还有一次。”
“那是在哪儿？”
“去长春的火车上。”
“你是说在卧铺席上？”
“嗯。”
“你俩也不怕被人发现？”
“是在半夜里。”
谭娜用两个手指点着她，严厉地问：“我是说，在公共场所里干这事，你们就不感到羞耻？”
婷婷没有回答，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伯藩和舒威相视一笑。谭娜仍然面无表情。她接着问：“在火车上是第一次吗？”
“不是，第三次。”
“嗯。你现在交代为啥要和他保持这种不正当关系。你不知道他是结了婚的？你不知道他和你睡觉是非法的吗？”
“我知道，可是……”她用手背擦着脸上的泪水。
“可是啥？”
“他说他要帮助我见识什么是男人。”
“他是啥时候说的这话？”
“五月底。”
“在哪儿？”
“他的办公室。”
“你一个人上他办公室去干啥？自己送上门去？”
“不是。那天下午我们在后院拔草。干完活我去还锄头。”
“他就是这样开始跟你乱搞的？”
“嗯。”
“咋个乱搞法？”
“他解释了为啥男人的生殖器叫‘鸡巴’。”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那东西从根儿上说就不老实，随时都要挺出来。”
屋子里一片寂静。谭娜看了看舒威，他正拼命忍着笑，憋得吭哧吭哧直喘气。她又把眼光转回婷婷身上，问：“说完这话他干啥了？”
“他、他抱着我，摸我的乳房，后、后来又撩我的裙子。”
“你为啥不扇他嘴巴？”
“我咋能打得过他？您不知道他劲有多大。”
伯藩和舒威用手捂住嘴，免得笑出声来。谭娜又问：“他还说啥了？”
“我当时很害怕。他说他不会弄疼我。我担心他妻子会知道，他说他很少跟老婆来那事。他还说她太冷了，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他这话是啥意思？他原话是怎么说的？”
“他说她、她、下面的那、那块太冷，啥也觉不出来。”
舒威终于忍不住笑出来，看到谭处长瞪了他一眼，马上又止住了。婷婷的供词使满津感到震惊。她干吗把啥都说出来呢？她不会是有意出卖本畴吧，会吗？天知道她干啥要让本畴两口子这么出丑。她这样做也许是要保护自己，要不就是趁机发泄对他的愤恨。
谭娜又问道：“你俩第一次性交的时候是个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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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啥意思？”婷婷的大眼睛眨了眨。
“谁在上边？”
“是他。”
“从前面？”
“嗯。”
“有没有从后面？”
“有。”
“他进去多深？”
“这个……我也不知道。”她脸红了，眼睛盯着地面。
“猜个大概吧。”
“也许有四五寸。”
“你感觉咋样？”
她的回答小声得几乎听不见：“还行吧。”
谭娜“嘭”地拍了一下桌面上的玻璃板，站起来指着婷婷的鼻子说：“你的档案上记得明明白白，我们招工的时候你还是个处女。你这不是在欺骗组织吗？你那时候已经破了，对不对？”
“没有，我没有欺骗组织。他是我的第一个男人。”她哼着说，“我向老天爷起誓我当时是个处女。您不信可以去问他。”她的右手向身后指了一下，好像本畴就站在那儿似的。
“好吧。”伯藩插进来说，“王婷婷，你看起来还算老实。你明白你错误的性质，对吧？”
“是，我明白。”
谭娜说：“我真不明白你咋会变成这么个下贱东西。行了，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吧。你回去要做出深刻检讨，把你们四次性交的经过都写清楚。你要把能记起来的所有细节都写上，要彻底反省这种不正当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谭娜的胖脸上已经冒汗了。
“我能请求党组织的帮助吗？”婷婷胆怯地问。
“说吧。”
“请组织不要让我老家村里的人知道。我妹妹很快就要订婚了。”
“那要看你改正错误的决心和悔改的态度怎么样。”
满津现在对婷婷只感到厌恶。这女人没脑子，好上钩，那么容易就让一个中年男人给搞到手。难道这就是那个每次见到就让他脸红心跳的姑娘吗？根据她自己的供词，本畴其实没费多大劲就睡了她，她咋就那么贱呢？如果真是为了性快乐，她为啥不从那些追她的干部子弟中找一个年轻点的呢？
对本畴的审问并不顺利，因为他对付这一套很有经验。不管他们如何费尽心机想诱他招供，他坚持说只睡过婷婷一次。他感谢党组织和同志们及时把他从错误的边缘拉回来。最后，他们只好把婷婷签了字、按了手印的供词拿出来给他看。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唉声叹气，破口骂起婷婷来。“唉—”他叹了口气，双手揉搓着太阳穴，“我真应该把这破鞋操出血来。管她娘的什么处女！她发誓绝不说出去。”
满津把婷婷的裤衩放进一个大信封里，封好，和她的交代材料一块放进她的档案里。他替伯藩起草了一份关于这次捉奸行动的详细报告。五天之内，铁路局领导做出了对奸夫刘本畴的处理决定。鉴于他的顽固态度，本畴被下放到车站货运站当了装卸工。听说他妻子提出了离婚。这些日子，婷婷办公室的门总是紧闭着，里面再也听不到打字机发出的清脆的旋律，而是慢吞吞、破碎断续的敲击声。那些追她的年轻少爷们一个也看不见了。三个星期以后，她从铁路局转到了电报所，当了一个收发电报的学徒工。
新来的打字员是个相貌平常的女孩，骨瘦如柴而且嘴巴老大。
各科室的人都在说，局领导特意给政治部选了一个不漂亮的打字员来，男同志们就不会再犯本畴的错误了。这样一来，关于打字员的那些闲话也就很快消失了。
许多人对婷婷受到的处分并不满意。从长远看，电报员比打字员的工作要好得多。电报员在退休之前可以干三四十年，而当打字员则要靠年轻视力好。常伯藩经常跟他手下的人抱怨：“这不公平。咱们是新社会，讲究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也要同罚。”他有时候会暗示婷婷肯定和上面哪个领导有不寻常的关系。
和满津同宿舍的室友经常逼他讲婷婷和本畴的风流韵事。他们知道他参加了捉奸和审问。但是他们每次要他开口时，他不是一声不吭就是转换话题。建筑队的泥瓦工大虎甚至提出，只要满津把婷婷的事全抖搂出来，他就请满津吃羊肉火锅。满津拒绝了，说：“真没劲。你他妈的就想知道裤裆里那点事。根本就没你想象的那么邪乎。”他从心里看不起这些没皮没脸、无知的家伙。
在职工食堂里，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姑娘开始注意他。那位高个子的篮球中锋甚至还对他微笑了一次。他注意到她饭量不小—无论是米饭、馒头还是玉米饼子一次都买半斤。不过他还是鼓不起勇气跟她说话。他欣赏她的长手指、大脚、高耸的胸脯和结实的双腿。局里每次有女子篮球比赛，他准到比赛场地观阵。他喜欢球场里那些穿蓝色短裤和红色球衫的姑娘，恨不得她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他的女朋友。要是他的个子再高出几寸就好了。
八月里的一天，满津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听到身后的几个护士在谈论“文化大革命”后又重新放映的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一个护士向其他姑娘保证说，那电影好看得不得了，铁路局的剧场里每天都在放映。其他几个姑娘说，她们今天晚上也要去看。满津平时不大看电影，但是那天却出于好奇，也想晚上去剧场看热闹。要是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在那里见到高个子中锋和她的朋友们。
晚上七点钟他动身往铁路剧场走去。暮色中一群蜻蜓四散飞舞着捕捉小咬和蚊子。老年人不耐屋里的暑气，坐在房前扇着芭蕉扇子聊天乘凉。人行道上，在枫树和垂柳的树荫里，一个中年男子扶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的车座子，在教小女儿学骑车。一连解放军战士唱着战斗歌曲，步伐整齐地向火车站的方向走去，队伍后面扬起了一层稀薄的尘土。满津猜想电影大概会在七点半开始，于是加快了脚步。
在铁路局医院的拐角，他看见了王婷婷正好走在前面。她穿一件白色的短袖上衣，下身是一条粉红色的裙子。从后面看去她瘦多了，两条长辫子一甩一甩的。她走进剧场的前门就不见了。听说她和一个海军战士订了婚。自从那次捉奸以后，每当他在路上碰见婷婷，她总是低头匆匆而过。
电影已经开演了，剧场里没有坐满观众，前排和两侧都有许多空座位。满津有点远视，找了个后排的座位坐下。随着影片剧情的进展，观众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满津却觉得这部片子没多大意思。他四下看了看也没发现篮球队的护士们，兴味索然地想起身离开。
过了一会儿，他右手边的空座位上像云一样飘来了一个姑娘的身形。她无声地走近坐在他身边。他转过身，却看不清楚她的脸。她穿着浅颜色的衣服，身上发出一股淡淡的百合霜香味。奇怪的是，他能清楚地看见前面五六排坐着的一个老头子脖子上的肉瘤，却怎么会看不清这么近的一个姑娘的面孔。但是他能分辨出这姑娘年轻、苗条。他觉得不舒服，不知道她为啥要坐在这儿。他这一排的座位中有一半多是空的，为啥她要和他挨得这么近？难道她不怕他们后面的人说闲话吗？
她有些犹豫地把手放到他腿上，迟疑地揉捏着，好像不确定他是否允许她这么做。他坐着一动不动，心头狂跳却迷惑不解，又急切地想知道她到底要干什么。
她不停地抚弄着他的大腿，他全身开始扭动回应。她又拿起他的手拉向她那边，他像着了魔一样由着她把自己的手拽过去放到她的腿上。她提起他的手腕，使他的手指能够来回摩挲她大腿柔软的内侧。他明白了她的意思，手开始不老实地向里面伸。他吃惊地发现她没穿裤衩。他的呼吸越来越粗重，心脏好像要蹦出胸腔。他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这么亲密过。他感觉头有些晕眩，太阳穴紧绷绷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手在触摸她那里。他多想看看那地方是啥样子啊！但是他不敢让周围人看出来他的身体在扭动。
他用手指分开她的阴唇，没想到那里头温暖又湿润。他不知道她为啥要出这么多汗。他的指关节蹭到了一个有些硬硬的肉核，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拧住它捻了捻。她开始张开嘴喘气，发出“嘤”的一声，他赶快松开手指。他的手继续穿越山谷、洞穴和沟渠，探寻着阴唇附近的区域。她的毛真厚真多，密实得像小树林子一样。能够有盏灯看清楚这些就好了。能够伸手把她抱住，亲吻她身体的每一部分就好了。但是他的身子一动也不敢动。突然，他眼前的银幕上所有的人形、水牛和茂密起伏的稻谷开始变幻、重叠，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阴户。它是金黄色的，多毛的，跳动的，冒着热气。他肚子里泛起一股酸水。他把头抵在前排座椅后面，呕吐起来。那个女人被吓坏了。她赶紧把他的手拽出来，用手绢擦擦。她弯身过来小声说：“对不起，谢谢了。”然后她站起来，转身向外面的过道走去，消失在黑暗中。
他呕吐完了，想起来应该跟上去，弄清楚她是谁，再继续刚才的好事。他也站起身，向剧场门口走去。
前门入口处站着一个穿白上衣的姑娘，正好背对着他。附近也没有别的人。她肯定是刚才同他亲热过的女孩，他立刻朝她冲过去。剧场前的广场上被几盏水银灯照得通亮。夜空勾勒出广场四周榆树茂密的冠影。榆树上方是满天闪亮的星斗。
那姑娘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转回身，瞪着他，惊讶得张开了嘴巴。她有两颗突出的小虎牙，使得脸上的五官显得甜美精致。也许她还是个大学生呢。他冲过去双手搂住她的腰，哼唧着说：“宝贝，咱们再来一次吧！”
她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差点把他吓趴下。两个男人从剧场里跑出来，大叫：“不许动！”
“救命啊！”她叫起来，“抓流氓啊，他要跟我犯坏啊！”
满津撒腿就跑，双腿禁不住哆嗦起来。“站住，站住！”那两个男人冲他喊。他们紧跟着追上来，皮鞋后跟敲打着水泥小路。
满津拐了两个弯，前面就是铁路医院的围墙。他翻过墙跳进一个花圃里，溅起一阵花粉和尘土。他慌忙爬起来继续向前跑。那两个人也爬墙过来继续追，边追边冲前面的人喊：“截住他，截住那个流氓！”满津穿过一片柏树灌木丛，朝医院大门口奔去。
他老远就看见门卫挥舞着一支手枪向他这边跑过来，满津赶紧站住，把双手举过头顶。那两人从后面抓住他，把他按倒在地上。其中一人照他脸上踢了一脚，满津立刻鼻血长流。“你们弄错了！”他呻吟着说，“我是看错人了，我没想耍流氓。大哥，别—别打呀。”
“住嘴！”那个高个的一把掐住他的脖子，“走，咱们到公安局说去。”
满津知道这个时候哀求也没用，只好乖乖让他们从背后用一根鞋带把他的两个拇指绑在一起。他努力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天哪，他怎么才能让警察相信他不是要调戏那姑娘？他生怕到公安局警察可能会把他臭揍一顿。
铁路公安局里值班的两个警察当中幸好有一个人认识满津，所以他们给他松了绑，也没有像平时逮到的流氓那样对他拳打脚踢。他们把他锁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类镶框的奖状。警察随后在另外一间屋里问了那个姑娘和两个男证人一些问题。满津看着自己汗衫前襟上的血迹不禁抽泣起来。他在心里咒骂那个给他招惹这么多麻烦的陌生女子。要是他不来看这场倒霉的电影就好了。要是他今天晚上能够克服自己的懒惰，待在办公室里练字就好了。几只苍蝇嗡嗡地绕着他飞，想舔他胸前的血迹。他挥手赶着苍蝇。尽管他内心充满对自己的厌恶，但是他不时闻闻手指尖。从指甲上传出来的是一种特殊的气味，就像新掰开的核桃仁。
他听见那个姑娘在隔壁的办公室里边哭边对警察说他想要强奸或是绑架她。满津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浑身上下止不住地打哆嗦。他从玻璃窗往外看，有四条沿街的电线从楼外的窗户底下经过。他是待在三楼的办公室里，根本不可能逃跑。
半个小时后门开了，他的顶头上司常伯藩和三个警察走了进来。一个身材肥胖、挺着啤酒肚的警察。另外一个瘦削秃顶，还有一个满脸的稚气，好像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坐下开始审问满津。伯藩说：“沈满津同志，你知道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一向认为你是个好同志。你一定要老实坦白。如果你犯了罪，只要尽快坦白交代才能争取宽大处理。”
满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足足一分钟说不出话来。秃顶警察从抽屉里拿出一根皮革做的苍蝇拍，啪啪地拍打着苍蝇。
胖警察冲满津喝道：“行了！你刚摸完人家大姑娘，现在倒没胆子说话了。”
“不—我不是有意的。”
“别哭了。”伯藩说，“沈满津，你现在就把事情的经过说说。你要是不能证明你清白无罪，就得下大狱，明白吗？”
满津止住了眼泪。他慢慢调整了呼吸，开始讲起发生在电影院里的事情。那个一脸孩子气的警察在一个大夹子上记下他的口供。满津讲述着，时时被警察们的笑声打断。他竭力想使自己的头脑冷静，唯恐他们怀疑自己说的不是实话。他为了证明那个坐在自己身边的女子更像剧场门口的姑娘，一口咬定她也穿的是白上衣，而且看见她慌忙朝前门跑去。他说：“我从后面以为门口的姑娘就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三个警察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
“那女人长得啥模样？”秃顶警察问。
“剧场里太黑，我没看清她的脸。”
“你都认不出她，我们咋相信你呢？”
“这话不假。”胖警察插进来说，“强奸未遂起码要判三年。你说一个女的在公共场所和你干那事，这话谁会信呢？你拿我们当什么人了？”
“我没说假话。我真的是把那姑娘看成别人了。”满津意识到他无论如何不能改口，即使他证明不了那个神秘女人的存在，也要咬定是认错了人。这是他唯一的生路。
“慢着。”伯藩突然发话了，手里举起那个笔录口供的红夹子，“那姑娘是这么说的。”他念起来，“他抱住我说，‘宝贝儿，咱们再来一次吧！’”
“那又怎么了？”胖警察不以为然。
“这就是说在他抱住那姑娘之前，在剧场里确实有过啥事。要不他干啥说‘再来一次’呢？”
胖警察从伯藩手里拿过红夹子又仔细看了看。他嘴里咬着一支玉石烟嘴，吐出一口烟。他抬起头说：“他得告诉我们那个女流氓是谁。要不我们怎么向人家女孩子家里交代啊？她是南副市长的女儿。”
这最后一句话差点把满津吓得昏过去。他觉得眼前一片模煳，赶紧闭上眼睛。他脑子里昏沉沉的，不能想事情，也回答不了他们的问题。
“先让他休息一会儿，行吗？”伯藩建议说。
三个警察站起来，到另外一间屋里喝茶去了。伯藩凑到满津跟前，拍拍他的肩膀：“小沈，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即使你不进监狱，如果不能洗刷这个污点，你的政治生命也就完蛋了。算你运气好，他们打电话找到了我。换了别人，那就不知道会出啥事呢。”
“常书记，我真的不知道那女的是谁。”
“你再好好想想，在剧场里你都碰见谁了。”
“我只看见了王婷婷。”
伯藩的眼睛立刻睁大了：“她坐你旁边了？”
“我不知道她坐哪儿。”
“她穿的啥衣裳？”
“白上衣，粉裙子。”
“行了，你就跟他们这么说。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伯藩站起来到隔壁办公室去了。
十分钟后那三个警察和伯藩一块进来了。审问继续进行。“你在剧场里看见王婷婷了？”胖警察问。
“看见了，但是我不敢肯定她就是那个女的。”
伯藩对警察们说：“他瞧见她穿了一件白上衣。”
“对。我在进场前看见她的。”满津说。
“那穿白衣服的女人跟你说过话吗？”胖警察问。
“说了。”
“哦，她说啥？”
“她说，‘对不起，谢谢了。’就这些。”
“你听出来是王婷婷的嗓音？”
“我不敢肯定。”
“她说这话干啥？”
“我也不知道。她临走前还擦了擦我的手。”
“她擦了你的手？”
“嗯。”
“用啥擦的？”
“好像是块手绢。”
“等等。”秃顶警察插进来，“你还记得是什么样的手绢？”
“我没看见。”
“丝绸的？”
“不是。”
“的确良的？”
“也不是。肯定是棉纱的，软乎乎皱巴巴的。”
当天晚上警察搜查了婷婷的宿舍，把她所有衣服的口袋都掏了一遍。他们发现了一条淡紫色的手绢，就连手绢带人一块带回了铁路公安局。她矢口否认同满津在剧场里干过任何事情。她抽抽噎噎地哭着，坚持说满津有意陷害她。她给审问的警察们详细描述了电影的后半部分，然后质问说：“如果我在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离开，怎么会知道后面的故事？”
“你兴许早就看过一遍了。”伯藩说，“再说，你也用不着事后离开剧场啊。”
满津惊讶地发现婷婷的眼眶深陷，眼睛似乎比以前更大了。虽然她哭诉得十分伤心，但是仍然不能让人信服她没有在场作案。她的话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警察让满津用手摸一下那块褶皱的手绢。他确实觉得那种手感非常熟悉。这就说明了一切问题。很显然，王婷婷根本就没有改邪归正，又开始勾引男同志了。真是个不可救药的破鞋！
凌晨两点钟左右，警察命令满津和婷婷两天之内把写好的交代材料交到公安局，然后就把他们放了。伯藩嘱咐满津一定要表现出认真悔改的态度，在交代材料之外还要写一份检查。他是否还能够留在局团委工作就看他自己的表现了。伯藩的话让满津很害怕。在调到局机关之前，他在车辆段锻工车间当学徒，现在他根本就不敢想象再回去干那种繁重可怕的活儿。
第二天，他只要一有空就琢磨怎么写交代材料。到了中午，别人都去吃午饭了，他打开了文件档案柜，想找出婷婷的那条裤衩用鼻子闻闻，想找出上面是否有那个神秘女子的气味。令他吃惊的是婷婷的档案袋已经被人打开过了，裤衩上也已经没有原先的味道了。
到了晚上，人们传言说，王婷婷喝了一瓶“敌敌畏”自杀了。警察搜查了她的物品，想找到她的只言词组，但是她什么也没有留下。
她的死深深地震撼了满津。他仍然不能确定那天晚上在剧场里坐在他身边是婷婷还是其他人或是个鬼魂。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常常流着眼泪骂自己和他的霉运。出乎他的意料的是，领导们并没有再让他写出详细深刻的检查。原先交上去的那份写得很潦草，他以为领导一定会要他重写。
他已经做好了回到锻工车间的准备，但是也没有任何人下令将他调离。局政治部只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让他多少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处分通常会根据他的表现到年底的时候从档案里撤掉。好像所有的领导都急于忘记这桩事情。
职工食堂里的姑娘们再也没人向他抛眼风了。那些高个子护士见了他就像没看见一样。他很快转到铁路局招待所的食堂和其他机关干部一起吃饭了，而且还经常在那里喝得醉醺醺的。他晚上从不出门。如果同宿舍的室友们不在，他就早早上床睡觉，有时枕头底下压着那条绣着蝴蝶的裤衩。

新郎
贝娜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我向他保证会照顾他的女儿。我俩是二十年的老伙计了。我和老伴没孩子，他才把唯一的女儿交给我。贝娜小的时候，要照顾她不是啥难事。女孩子长大了，麻烦也就来了。倒不是因为这孩子任性不懂事，而是她个子矮，长得不漂亮，没有哪个小伙子能看上她。她二十三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我就开始着急了。可我到哪儿去给她找个丈夫呢？这丫头腼腆又不爱说话，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接近一个男人。我发愁她会成为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后来，谁也没有想到黄保文居然会向贝娜求婚。我实在整不明白，他俩之间根本就缺乏了解嘛。他难道会是真心诚意的？我担心他是在耍弄贝娜，因此坚持对他说，如果他真的想娶贝娜，那就赶紧订婚。那天他来我们家，提着两只老母鸡、四条人参烟、两瓶“五粮液”和一个长茶叶筒，里面装着乌龙茶。我对他表现出的诚意还满意，对他带来的礼物却不以为然。
两个月后他们结了婚。厂里的同事们恭喜我之后还不忘加一句：“老程，这可够快的啊。”
贝娜嫁出去，我也算放心了。但是对我们缝纫机厂的许多年轻女工来说，黄保文娶了贝娜简直就是扇了她们一个耳光。你听听吧，什么“肥母鸡攀上了金孔雀”，什么“蠢丫头拣了块金元宝”啦，说啥话的都有。在咱厂没结婚的小伙儿里头，保文的相貌是数一数二的，这个不假。谁也不会想到又矮又胖的贝娜竟会赢得他的心。更让那些姑娘不忿的是：保文不仅脾气好，喝的墨水也多—人家是中学生呢。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耍钱，而且举止得体，见人经常有礼貌地微笑，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他在某些方面像个女人，五官精致，皮肤白净，说话细声细气。他甚至会打毛线活。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他那可是瞎了眼，保文是会武功的人。在厂里每年举办的运动会上，他曾经连续三次赢得武术冠军，尤其擅长剑术和散打。他上小学的时候，常有大孩子欺负他，保文的继父就把他送进他们家乡的武术学校习武。一年以后，没有孩子敢再惹他。有时候，我忍不住会琢磨为啥保文看上了贝娜。她身上究竟有啥吸引保文的地方？难道他真的喜欢她那张像河豚似的圆脸？我和老伴只是把疑问埋在心底，从来没有对这场婚事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其实是担心贝娜配不上人家保文。也不知是咋的，只要我听说谁家在闹离婚，心里就一阵发慌。
我在厂保卫科当科长，手里大小也有点权力，多少可以帮助一下这小两口。婚礼后不久，我就给他们搞了一套崭新的两室一厅公寓房。这下可把那些排队多年等分房的人惹火了。我并不在乎他们跳脚骂娘，我要尽一切能力使贝娜的婚姻美满，因为我相信：新婚夫妇只要能熬过头两年，就能天长地久—一旦保文当了父亲，想离婚也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他们结婚都八个月了，贝娜还是没有怀孕。我担心保文很快会厌倦妻子，又去追别的女人。虽然他已经结了婚，厂里有好多年轻女工还在打他的主意呢，有个不要脸的甚至说，她每天晚上都给他留着门。还有那些浪疯了的女人三天两头地给他送电影票和肉票，简直就是存心要拆散贝娜的家庭。我看见这些贱货，心里的火就不打一处来。一想到她们就胸闷头疼。幸好，保文还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刚入冬的一天早上，贝娜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叔，”她颤着声说，“保文昨晚上没回家。”
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但还是尽量把语气放平稳地问：“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哇。我啥地方都找遍了。”她舔着干裂的嘴唇，摘下绿色的工作帽。她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大髻。
“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啥时候？”
“昨天我俩一块吃的晚饭。他说他要去看什么人。他在城里有不少朋友。”
“有这事？”我没听说过保文有许多朋友，“别着急。你先掉头间去干活儿，跟谁也别说。我打几个电话找找看。”
她拖着脚步走出我的办公室。结婚以后她至少长了十几斤，蓝布工作服紧绷绷的好像要爆开。从后面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个大萝卜。
我给彩虹影院、胜利公园和城里的几个饭馆打了电话。他们都说没看见这么个人。市图书馆是保文周末常去的地方。我刚要给那里打电话，电话铃就响了。是市公安局打来的，一个男的在电话里说他们拘留了我们厂里一个叫黄保文的工人。他不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说：“他搞流氓活动，你们马上来人。”
这是个大冷天。我骑着自行车往城里赶，呼啸的北风不停地吹开我大衣的衣角。我的膝盖生疼，冻得直打哆嗦。很快，我的哮喘发作了，开始呻吟起来。我不停地骂保文这个王八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会出事。”我对自己说。我已经感觉到早晚他会去找别的女人。现在他落入了警察的手里，很快全厂就会拿他当话柄。贝娜怎么能受得了啊？
在市公安局，我惊讶地发现其他几个工厂、学校和公司的十几个干部已经在那里了。这些人我差不多都认识—他们都是在单位里负责安全保卫的干部。一个女警察把我们引入了楼上的一间会议室，那里的窗户都挂着绿色的丝绸窗帘。我们围着一张红木长桌子坐下，等着公安局的同志来通报案情。玻璃桌面是新的，四边还有点硌手。在其他人的脸上我也看到了相同的焦虑和困惑。我估摸着保文一定是牵扯进一桩大案子里—要么是集体猥亵，要么是轮奸。我再仔细一想，又否定了保文会是强奸犯这个念头。他本性善良温和，绝不是那种用暴力欺负女人的畜生。天哪，千万别是什么政治性的案子，那他可就彻底没救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保文究竟犯的是什么罪，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绷着脸，眼睛半开半闭。他脱掉深蓝色的上衣，搭在椅子背上，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我认出他是市公安局调查科的苗科长。他长得圆脸高颧骨，穿着一身羊皮坎肩，不知怎的让我想起画上画的成吉思汗的模样。他的肿眼泡看上去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但是两眼放出狡诈的目光。苗科长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一个同性恋的案子。一听这话，屋子里立刻像炸开了锅。我们以前听说过这个名词，但是都不知道它准确的意思。苗科长看着我们惊异的表情，解释说：“这是一种社会疾病，就像赌博、卖淫，或者梅毒。”他的屁股在椅子上扭动着，好像犯了痔疮。
市立第五中学的一个年轻人举起手问：“这同性恋都整些啥事啊？”
苗科长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说：“就是同性之间发生性关系。”
“鸡奸！”有人喊了一嗓子。
屋子一下子静下来，停了有十秒钟的光景。又有人问同性恋算是什么性质的罪行。
苗科长又开始解释：“同性恋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根据我国的法律，这是一种流氓罪。我们昨天拘留的人都要判刑，但是根据犯罪程度的轻重和认罪态度的不同，刑期从六个月到五年不等。”
屋外的街上，一辆卡车鸣着喇叭驰过，我听着心里一阵刺痛。保文如果进了监狱，贝娜就成了活寡妇，除非两人离婚。他当初干啥要同她结婚呢？他干啥要这样毁了她呢？
事情是这样的。一些社会上的职员、搞艺术的，还有学校里的老师组成了一个像沙龙那样的俱乐部，名叫“男人的世界”。每个星期四晚上，他们都在林学院行政楼三层的一个大房间里聚会。公安局注意到这个俱乐部只收男性会员，怀疑它是个带有暴力倾向的秘密组织，就派了两个警探进去卧底。俱乐部里有些男人的确对其他成员举动亲热，但是绝大部分成员只是聚在一起聊聊电影、图书和新闻。有时候他们也玩玩音乐、跳跳舞。据那两个便衣警探报告，这些人的聚会实在是古怪肉麻。几个男人成双作对地出现，当着别人的面就勾肩搭背，搂搂抱抱，毫不羞耻。有的人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们男人终于有了一块自己的地方。”一个戴着大耳环的中年画家宣称：“我现在才是个活人！只有在这里我不用生活在虚伪中。”每个星期都有两三张新面孔出现。等到这个俱乐部快发展到三十人的时候，公安局采取行动，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苗科长介绍完情况后，允许我们同这些罪犯会面十五分钟。一个警察把我领进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他递给我保文的交代材料让我先看看，然后转身出屋去带保文。我翻看着四页由审问人员笔录的保文的口供，知道他是刚刚加入这个俱乐部的。他一共参加了两次聚会，主要是对那里人们的谈话感兴趣。但是，他并不否认自己是同性恋。
这个房间紧挨着厕所，屋里有一股尿臊味。警察把保文带了进来，命令他坐在桌子的另一头，面对着我。保文戴着手铐，躲避着我的目光。他的脸有些浮肿，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一条被电棒抽出来的宽大的伤痕有四寸多长，斜插过他的额头。他的上衣领子也被撕破了，但是他的目光里并没有露出害怕的神情。虽然我有些可怜他，但他那种平静的态度把我激怒了。
我板着脸说：“保文，你知道你犯了罪吗？”
“我啥也没干，就是去那儿听听他们说话。”
“你是说你没有跟任何男人做那事？”我想澄清这一点才好帮助他。
他看着我，然后垂下眼睛说：“我想过做点啥事，可是，说实话，我没做。”
“你这是啥意思？”
“我……我喜欢俱乐部里的一个男的，很喜欢。如果他提出来，我可能会同意的。”他的嘴唇向上微微翘起，好像对自己说的话很自豪。
“你他妈的犯什么病了！”我勐地一拍桌子。
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不必大惊小怪的，我是有病。你寻思我自己不知道？”
我简直被气晕了。他接着说：“多少年以前我就想尽办法治我的病。我吃的中药都能堆成山了。我吃过炸蝎子、炒壁虎和炖癞蛤蟆汤。可是都不管用，我还是喜欢男人。我也不知道我为啥不喜欢女人。只要我同女人待在一起，我的心静得就像块石头。”
他的话给我心中的怒火浇了一瓢油。我问：“那你干啥要娶我们贝娜？拿她耍着玩，嗯？朝我脸上扣屎盆子？”
“我咋能那么没良心？我们结婚前我就告诉过她，我不喜欢女的，不能和她生孩子。”
“她相信你？”
“信了。她说她不在乎。她只是想要一个丈夫，一个家。”
“她是个傻瓜！”我掏出手绢，擤了擤鼻子，接着问，“如果你对贝娜根本没感情，为啥还要挑上她？”
“这有啥区别吗？对我来说，她跟别的女人没啥两样。”
“你这个流氓！”
“如果我不娶她，谁还会要她呢？结婚对我俩都好，既掩护了我，贝娜也有了面子。另外，我们还能分到房子—有一个家庭。您看，我是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从来也没作践过贝娜。”
“你这是假结婚！你也骗了你妈妈，是不是？”
“她老催我结婚。”
警察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时间已到。我强压下怒火，对保文说我会尽力帮助他。他应该同警察老老实实地配合，表明他悔改的决心。
我该咋办呢？我心里充满了对保文的厌恶，但他是我家的成员，至少名义上是这样。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想办法帮助他。
回家的路上，我骑得很慢，我被纷乱的心思压得喘不过气来。渐渐地我理出了点头绪，意识到也许我能使他不进监狱。我现在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我要坚持他在俱乐部里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先把他同那些真正的罪犯区别开来。第二，我必须证明他是个病人，这样他就可以进医院治疗，而不是去蹲大狱。一旦他被当作罪犯判了刑，那他就被打了烙印，一辈子注定成为社会的敌人。什么“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都是鬼话。甚至将来他的孩子也会背黑锅。我应该救他。
幸好厂党委的朱书记和刘厂长都愿意接受保文是个病人的说法。特别是朱书记很欣赏保文的武功，曾经提出要保文教他的小儿子耍三截棍。朱书记指示我们力争先把保文从公安局里弄出来。有一天在上厕所的时候，朱书记对我说：“老程，我们一定不能让保文落个进监狱的下场。”我很感激他能说这话。
在我们缝纫机厂，同性恋突然之间成了人们纷纷议论的话题。有几个老工人说，旧社会北京的一些京剧男名角就是兔爷，每天晚上相互搂在一起睡觉，因为那年月妇女不能唱戏，演员都是男的，整天同男人打交道。朱书记看的书多，他说汉代的时候，皇帝就在后宫里养着面首。刘厂长听说有个皇帝经常命令太监嘬他的鸡巴，抚弄他的睾丸。有些人甚至声称，同性恋是上层社会有钱人的毛病，平民百姓玩不起。这些闲言碎语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因这个所谓的“女婿”抬不起头来。我从不参加这些议论，只是听着，显示我并不在乎大家说什么。
我料想到保文的事情厂里会有各种谣言，果然被我猜中了。特别是翻砂车间，那谣言传得邪乎。有人说保文是阳痿，有人说他是阴阳人，否则他妻子老早就怀孕了。
为了安慰贝娜，有一天晚上下班后我去了她家。他们把小家收十得很舒适，什么东西都井井有条。屋子的四墙刷得雪白，窗户两侧靠墙立着两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工业技术手册、人物传记、小说和医药书籍。客厅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具衣帽架，上面挂着保文在结婚前给贝娜买的红色羽绒大衣。另一个角落里摆着落地灯。在房间的另外一头是一对同墙壁隔开、等距离分放的矮凳，上面摆着两盆盛开的鲜花，一盆是仙客来，另一盆是月季。靠近内墙是一张橘黄色人造革的长沙发，旁边是一只黄色的痰盂。靠着外墙立着一个柞木柜子，柜顶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
这个家庭整洁得令我吃惊，特别是屋里的砖铺地板，整整齐齐的，还涂了鲜红的油漆。就是我老伴也不能把家收十得这么干净。贝娜是个邋遢女人，这些不用说都是保文做的。他不在家，这屋里已经能看出贝娜没有条理的生活习惯—一个角落里散乱地扔着空面袋和脏衣服。我喝着她给我沏的茶，说：“贝娜，我真替保文难过。想不到他这么没出息。”
“不，他是个好人。”她的一双圆眼睛直直地放着光，看着我。
“你咋还说这话？”
“他对我一直很好。”
“可是他不能成为一个好丈夫，是吧？”
“您这话是啥意思？”
我只好直说了：“他不经常同你过夫妻生活，对吗？”
“噢，他要练功，不能做那事。他说，要是他同一个女人睡觉，他这么多年练的武功就全废了。他师傅从一开始就叫他避开女人。”
“那你也不恼？”我被她弄迷煳了，心里说，真是个傻丫头。
“这有啥关系？”
“再怎么说你俩也同过几次床吧？”
“没，我们没有过。”
“你说什么？一次也没有过吗？”
“没有。”她的脸红了一下，把头扭过去，手指捻动着耳垂。
我的头“嗡”地一下晕眩起来。结婚八个月了，她竟然还是个处女！而且居然毫不介意！我端起杯子，灌下一大口茶水。
一阵沉默。我们两人都转过身去看电视上的晚间新闻。我的脑子木木的，根本不知道女播音员在说些什么，好像是关于中国和越南在边境闹冲突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我说：“出了这样的事我心里也不好受。要是咱们早知道就好了。”
“叔，您也别难过。他比那些正常的男人强多了。”
“咋会呢？”
“现在的男人哪个能离开漂亮女人，可是保文只想有几个哥们。这有啥不对的？这样最好，我不用担心咱们厂里那些不要脸的破鞋去勾引他。他连看都懒得看她们一眼。他不会有生活作风问题。”
我差点要笑出声来，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向她解释：保文也能同男人发生性关系，他现在被公安局拘留恰恰就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但转念一想，还是让她继续这样想吧。她现在也够烦心的了。
接下来我们商量着帮助保文的办法。我让她写份报告，强调保文是一个如何体贴她的好丈夫。她当然不能提他们俩没有性生活。另外，从现在起，不管厂里的同事们说的话如何难听，她都不要回嘴，只当没听见。
当天夜里我跟老伴说了贝娜的那些可笑的想法。她笑了，说：“同一般的男人比起来，保文确实不错。贝娜可不傻。”
我求苗科长和公安局的另外一个负责干部对保文能够从宽处理。我给他俩每人送了两瓶“金奖白兰地”和一张购买“蝴蝶”牌缝纫机的票证。他们倒是愿意考虑，但是没做任何保证。这些日子我急得晚上睡不好觉，老伴怕我又犯胃溃疡。
公安局终于在一天早上打来电话，同意我们厂的提议，把保文移送到西郊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条件是由我们厂负责所有费用。我立即接受了这个处理意见，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后来听说，市里的监狱根本没有地方容纳这二十七个同性恋犯人，因为不能把他们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需要单独徒刑，所以最后只有四个人被判刑进了牢房。其他人或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如果他们的工作单位同意付医疗费用），或是被送进劳改农场进行改造。这些同性恋犯人中有两名共产党员没有被判刑，但是被开除党籍。这种处罚也够厉害的了，因为他们的政治生涯永远结束了。
我放下电话，马上到组装车间去找贝娜。她听到这个好消息迸出了泪水。她立刻跑回家，装了一旅行袋保文的衣服和生活用品，然后和我一起去公安局。我骑着自行车，她坐在车后的架子上，怀里像抱孩子那样抱着旅行袋。去城里正好是顺风，自行车走得飞快，我们在保文去精神病院之前到了公安局。他正在大门口等车，身旁站着两个警察。
他脸上的伤已经好了，看起来又很精神。他冲我们微笑着，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请你们帮个忙。”他瞟了一眼远处，一辆深绿色的面包车拐过街角，朝我们开过来。
“你要说啥？”我问。
“别跟我妈妈说这事。她上了年纪会受不了。求求你们，别告诉她！”
“她要问起来我们说啥呢？”
“就说我有点精神分裂，是暂时性的。”
贝娜再也忍不住眼泪，大声说：“你放心，我们不会让她知道的。你要多注意身体，快点治好病回家来。”她把旅行袋递给保文，他默默地接了过去。
我冲他点点头，表示我不会泄露这个秘密。他微笑地看着贝娜，又转过脸对我笑笑。不知道为什么，他脸上的表情竟变得十分甜美—妩媚而诱人，好像那是一张神秘的女性的脸。我眨眨眼睛，心里一阵迷惑：他真的是个男人？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如果他真的是个女的，一定是个美人—高个儿、苗条、骨肉匀称，还带点慵懒的神情。
面包车“吱”的一声停在我们面前，打断了我的思路。保文爬上车，两个押送的警察也跟了进去。我绕到车的另一侧，握了握他从车窗里伸出来的手，说我下星期去医院看他。另外，他如果需要啥东西，就给我打电话。
我们冲着开走的面包车挥手告别。车轮上的防滑链咔咔地碾过雪地，扬起细细的雪块。司机按下喇叭，震得人耳朵生疼。车子左拐弯，就从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消失了。我刚跨上自行车，一阵劲风吹来，差点把我从车上掀下来。贝娜跟我走了二十多米，然后跳上自行车的后架，我们朝家骑去。她可真沉啊。老天爷，幸亏我骑了辆“大金鹿”，是那种最结实的自行车。
第二个星期，保文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他说，他现在感觉好多了，不那么焦躁了。他的声音确实听起来很平静。他让我来的时候给他带几本书来，特别是他那本《百科知识全书》。这是一本20世纪50年代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大部头的、发行量很少的工具书。天知道他从哪儿搞到的。
星期四上午我去看他。他住的精神病院在木基市西南郊的一座山里，离市区大约十公里地。我骑车穿过城区的柏油路，西边工厂区的松林后面有几根高大的烟囱懒洋洋地吐着白烟。马路右边的高压线被积雪压成圆弧，每当一阵风吹过，电线上就掉下纷纷扬扬的雪块。每过一会儿，我就会超过一辆装满麦秸的马车，车后跟着一两匹马驹。我骑车穿过一座石桥，转进一个山谷。几座砖楼出现在斜缓的山坡上。楼房之间由笔直的水泥小路连接在一起。再往坡上去，穿过砖房，是一座牛栏。二十几头奶牛在栏里啃着稀疏的干草，另外几头挤在一起取暖。
这里真宁静，不知道内情的人会以为这里是高级干部的疗养所，而不是精神病院。我走进九号楼，门卫把我拦住，然后带我去一层保文的房间。正巧值班的医生早晨查房，正在屋里给保文做检查。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手指尖削细长。他同我握了手，说保文的情况还不错。他姓麦，细细的络腮胡子给他添了几分文绉绉的神气。当他转过身去给一个男护士下达医嘱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耳朵上长着一个大瘊子，像助听器一样堵住了耳道。他看起来像个外国人，我怀疑他是个混血儿。
“我们给他做电浴疗法。”麦医生过了一会儿告诉我。
“啥疗法？”我吓了一跳。
“我们用电浴治他的病。”
我转身问保文：“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很有镇静作用。”保文微笑着，但是他眼睛里有几分火气，紧闭着嘴。
男护士准备带他去做电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疗法，就问麦医生：“我能去看看吗？”
“没问题，你可以和他们一块儿去。”
我们三人从楼梯爬上二层。我想去看看电浴还有另外一个意图—想弄清保文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厂里流传的谣言让我不安，特别是说保文没有鸡巴，所以他从来不去厂里的公共澡堂洗澡。
在走廊里我们脱掉鞋，换上塑料拖鞋，然后走进一个小房间。屋里的墙壁被涂成豆绿色，地上铺着镶木地板。屋子中央放着一个瓷澡盆，看起来像是可怕的刑具。澡盆的内壁粘着一圈黑色的、长方形的、有孔的金属片。金属片底下伸出三根粗大的橡皮管子，连在靠墙立着的一架高大的机器上。机器顶端是一个布满按钮、仪表和开关的控制盘。那位年轻的男护士身材结实，长着一张国字脸。他打开水龙头的开关，冒着蒸汽的热水开始在澡盆里翻滚。护士走过去操纵那架机器。这小伙子叫龙福海，一副忠厚善良的样子。他说他家在农村，毕业于吉林护士学校。从他身上能看出农民的淳朴气质。
保文冲我笑了笑，解开印着蓝白斑马纹的病号服的扣子。他现在看起来很正常—脸上的伤痕已经消失了，红扑扑的脸庞很平滑。但是，那个澡盆实在令我心惊，活像是处决犯人的电刑床。哪怕我病得再厉害，我也决不会把我的嵴背靠到那些金属沟槽上去。万一线路漏电怎么办？
“疼不疼？”我问保文。
“不疼。”
他走到一扇咔叽布屏风的后面脱掉衣服。澡盆里的水已经满了一半，龙护士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白色的粉末，用剪子剪开倒进水里。这一定是盐。他卷起袖子，弯下腰，用粗壮的双手搅拌起来。让我失望的是，保文穿着一条干净的裤衩走了出来。他利索地迈进澡盆躺下，好像跳入一个温水浴池。我不禁感到惊奇，问龙护士：“你给他放电了吗？”
“放了一点，然后再慢慢加强电流。”他转身又去摆弄机器上的旋钮。“你知道吗？你这个女婿是个非常好的病人，一向配合治疗。”
“那是他应该做的。”
“这就是为啥我们给他做电浴。其他的病人有的得戴电手铐，还有的挨电棒，每次都疼得跟杀猪一样叫唤，得把他们用皮带捆起来。”
“他啥时候能治好啊？”
“我也不知道。”
保文躺在通了电的水里一声不吭，他的眼睛闭着，头枕着澡盆一头的黑胶皮垫子。他看上去很安详，相当放松。
我拉过一张椅子坐下。保文不想说话，他在集中精神接受治疗。我也就不开口，观察着他。他的身体瘦长而结实，腿上没有毛，裤衩前部鼓起一团。他看起来同正常男人没有任何不同。过了一会儿，他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
护士加大了电流，保文开始在澡盆里蠕动起来，好像被什么蜇了一样。“你没事吧？”我问，但是不敢碰他。
“没事。”
他仍旧闭着眼睛，额头上闪闪地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他脸色苍白，嘴唇噘起又松开，好像口渴似的。
护士再一次加强了电流，保文的身体开始在水里扭动，并发出一点呻吟。他无疑是在受罪，这种电浴绝不会像他说的那样有镇静作用。龙护士用一块白毛巾擦去他头上的汗水，轻声说：“我过几分钟把电降下来。”
“不，再加大一点！”保文坚决地说，他的脸在扭曲。
我感觉他好像有些羞愧，也可能是因为我在场，使得这次治疗对他来说更加不舒服。他的双手紧紧抠住澡盆的边缘，弯曲的手腕在颤抖。足足有三分钟，没有人说话，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护士逐渐减轻了电流，保文也平静下来。他的脚趾也不再抽动。
我不想增加他的难堪，就走出屋子去找麦医生，一方面是想感谢他对保文的照顾，另外也想了解他什么时候能够痊愈。麦医生没在办公室里，我就到楼外去透透气。太阳高照，雪地耀眼的洁白。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去适应这强烈的光线。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下，点燃一支烟。一位年轻姑娘戴着貂皮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双军用棉手套，手里提着一只空奶桶，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嘴里哼唱着“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她很漂亮，清脆的声音十分甜美。我不由得盯着她身后在风中晃动的两条大辫子，看了好久。
我内心充满了对保文的同情。他是一个出色的年轻人，应该能够去爱一个女人，创建家庭，享受正常的生活。
二十分钟后，我重新走进了他在一层的病房。他看起来很疲倦，仍然微微发抖。他告诉我，当电流增强的时候，他的皮肤好像遭受着几百只蚊虫的叮咬。这就是为什么他每次在澡盆里从来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我心疼地说：“我回去告诉厂里的领导你悔改的决心很大，并且积极配合治疗。”
“行啊。”他仰了仰湿漉漉的头，“谢谢你带书来。”
“你还需要啥不？”
“不需要了。”他的声音中有几分悲伤。
“保文，我希望你能回家过新年，贝娜需要你。”
“我知道。我也不想在这儿关一辈子。”
我告诉他，贝娜已经给他妈妈写了信，说他出差去了。这时候楼道里响起了午饭的铃声。楼外面的大喇叭里开始播放《义勇军进行曲》。龙护士走进来，一只手拿着一双筷子，另一只手端着盛着两个窝头的盘子。他高兴地对保文说：“我一会儿给你端菜来。今天吃酸菜炖豆腐，还有豆芽汤。”
我站了起来，跟保文告了别。
回到厂里，我向领导们汇报了保文在精神病院的情况，他们听后很吃惊。光是“电浴疗法”这个名词就够他们乱想一阵了。朱书记摇着头说：“保文还得受这个罪，太遗憾了。”
我并没有解释电浴比起其他疗法还是轻的，我也没有向他们描述电浴疗法是什么样子。我只是说：“他们每天都把他泡在电水里。”让他们去吓唬自己去吧，这样也好，等保文出院回厂的时候，他们会更同情他。
到了十二月中旬，保文在精神病院里已经待了一个月了。贝娜成天念叨着要去看看丈夫。她急于想在新年前把他接回家。在她车间里仍然流传着关于保文的闲言碎语。有的说电浴疗法把他浑身烫得都是泡；有的说他的鸡巴被治疗得都快缩没了；还有的说他现在变成了吃素的和尚，看见肉就呕吐。那个说夜里给保文留着门的姑娘刚刚结婚，到处跟人说她怀孕了。人们开始变得对贝娜友善体贴了，就像是对待一个被丈夫虐待的妻子。组装车间的领导安排她只上白班。我很高兴财务科把保文算成病休，仍然给他发工资。也可能是他们不想得罪我才这么做的。
星期六，我和贝娜一起去精神病院探望保文。她不会骑自行车，我骑车带她去又太远，我们就乘公共汽车。两个星期前她自己去看了保文一次，给他送了几双袜子和一条她织的毛裤。
我们到达精神病院已经是下午了。保文很健康，精神也很好，看来电浴确实有效果。他看到贝娜很高兴，甚至当着我的面搂抱了她几下。他给她剥了两块奶糖，知道我不喜欢吃甜的，也就没给我。屋里没有别的杯子，他给我们俩倒了一大茶缸麦乳精。我不知道同性恋是否会传染，因此连茶缸的边都没敢碰。我很高兴看到他能善待妻子。他认真地听她讲厂里同事的故事，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如果他没有病，该是多好的一个丈夫啊。
坐了几分钟之后，为了让小两口说说悄悄话，我起身离开了房间。我走到楼上护士值班室，看到龙福海正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值班室的门敞开着，我敲了敲门框。他吓了一跳，忙合上褐色封面的笔记本，站了起来。
“我可没想要吓着你。”我说。
“没有，大叔，我只是没想到会有人来。”
我从包里拿出一条“牡丹”牌香烟，放在桌子上说：“小伙子，我待不了一会儿。这个你收着，我的一点小意思。”我没想要贿赂他，只是真心感谢他照顾保文。
“别，别，大叔，您别这样。”
“你不抽烟？”
“我抽。这么着吧，您把这条烟送给麦大夫，比送给我有用。”
我有点煳涂了。他既然抽烟，为什么不想要这条贵重的香烟？他看我不知所措，就解释说：“您送不送我烟，我照样会对保文好。他是个好人。您应该多给大夫意思意思。”
“我还有一条要送给他。”
“在这儿一条烟哪拿得出手啊。您起码得送他两条。”
我被他的细心周到感动了，于是谢了他，说了声再见。
麦医生在办公室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读一本《妇女生活》。杂志的封底是一张江青受审的照片。她身穿黑衣，戴着手铐，站在两名年轻的女警察中间。麦医生放下杂志，请我坐下。屋里四圈靠墙都是高大的书架，摆满了书和病历。空气里有一股腐烂的水果味。他看见我好像挺高兴。
寒暄几句之后，我拿出那两条香烟递给他：“新年到了，一点小意思。”我说。
他收了烟，放在桌子底下，轻声说：“多谢。”
“麦大夫，您看保文在过年之前能治好吗？”我问。
“你说什么？治好？”他好像很惊讶。
“是啊。”
他慢慢地摇摇头，然后看看门是否关好。门是关着的。他示意我凑近些。我向前拉了拉椅子，把手臂支在他那张胶木办公桌的边上。
“跟你说实话吧，这个病没治。”他说。
“什么？”
“同性恋不是病，怎么治？你可不能告诉别人这是我说的。”“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让保文受那个罪？”
“公安局把他送来我们怎么敢不要？再说，我们也应该让他感到对自己有信心，有盼头。”
“这么说，他这根本就不是病？”
“很抱歉，不是。老程，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女婿是没法治的。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只不过是一种性倾向。这么说吧，就跟左撇子一样。明白吗？”
“可是那个电浴疗法又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没有被说服。
“书上说是要用电疗治同性恋—这是卫生部规定的标准疗法，我只能照办。你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我没有给他做其他更厉害的疗法吧。电浴是最轻的。你看，我可是尽力在帮助他。我再告诉你：根据统计数字，电疗目前治愈同性恋的比率只有千分之一。也许吃鱼肝油、巧克力，或是炸猪排能有更好的效果。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吧。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我终于明白麦医生的话了，但我脑子木木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窗外一群麻雀在光秃秃的树枝间飞跳，追逐着一只嘴里叼着一小根小谷穗的同伴。另外一只麻雀的腿上拴着一根黄线，跌跌撞撞地飞不平稳。我站起来，感谢麦医生说了实话。他把烟头掐死在窗台上的一个烟灰缸里，说：“别担心，我会特别照顾你女婿的。”
我下楼到保文的房间里找贝娜回去。保文情绪不错，满脸喜滋滋的样子。看来他们俩在一起待得挺开心。他对我说：“如果我不能很快出院，你们也不用太费心思把我弄回去。他们不会让我在这儿待一辈子的。”
“我看看情况再说吧。”
我心里恼火得要命。如果麦医生的话是真的，那我可就帮不了保文了。如果同性恋不是病，他为什么还会觉得自己有病，而且还想办法治愈呢？难道他是在假装吗？好像不太可能。
自从这次看望了丈夫之后，贝娜就开始忙着收十家里的房间。她买了两只嫩嫩的公鸭子，准备做保文最喜欢吃的醉鸭。看到这些我心里沉甸甸的。我很想让他回家过年，可是他的毛病如果改不掉，我又拿不准会出什么事。我不敢把这些想法告诉任何人，对我那个嘴上没有把门的老伴更是不曾透露一星半点。因为她那张破嘴，现在全厂都知道贝娜还是个处女，还有人给贝娜起了个外号：原装新娘。
这阵子我心里乱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都说同性恋是种病，只有麦医生说那是天生的。我又不能把麦医生的话说给别人听，好让他们给我出出主意。厂领导们如果知道同性恋没有救，还不跟我算账？我们厂已经在保文身上花了三千多块钱了。我只有不停地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如果同性恋是一种正常现象，那为啥还要有男人和女人呢？为啥不能两个男人结婚生个孩子？为啥老天爷不给男人身上也戳个洞呢？这些疑问让我烦透了。我真希望能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医生再帮我确认一下保文的情况，真希望能找一个见多识广、坦诚贴心的朋友谈一谈。
还没等我决定如何处理保文的事情，苗科长从公安局打来了电话。那天正好是过年前的第五天。他告诉我，保文又重复了他的犯罪行为。公安局的人已经把他从精神病院提出来，送往汤原县的监狱。苗科长说：“这次他可是真的干了。”
“不可能！”我叫起来。
“我们有人证、物证，他自己也供认不讳。”
“喔。”我不知道说啥好了。
“他必须马上收监。”
“您肯定他不是阴阳人吗？”我心里还有最后一线希望。
苗科长干笑了一声，说：“他不是。我们已经给他做了体检。生理上他是个男人，不但正常而且健康。很明显这是思想问题，是一种道德败坏的病态，就像抽大烟一样。”
我放下电话，感到头晕目眩，心里骂保文彻底把自己毁了。苗科长告诉我，他和护士龙福海之间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龙福海每次给他打饭的时候都给他双份的鱼和肉。保文还把贝娜给他织的毛裤拆了，给龙护士织了一件羊毛套衫。有天晚上，他们两人搂抱着躺在护士值班室里，正巧一个上了年纪的清洁工在楼道里走过咳嗽了两声。龙福海吓坏了，认为老清洁工一定是看见了他们干的事情。一连几天，不管保文如何劝说他不要疑神疑鬼，龙福海就是认定精神病院的领导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事。他责骂保文把他引上邪路。他说，那个老清洁工每次见到他都不怀好意地冲他笑。后来，龙福海终于到院领导那里做了彻底的坦白交代。保文被判了三年半的有期徒刑，而龙护士只被停职反省。如果他今后工作更加卖力，能更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他兴许还能保住现在的饭碗。
我当天晚上就去找贝娜，告诉了她保文的消息。我一边说，她一边哭。虽然这些日子她一直在收十屋子，但家里还是乱糟糟的。盆里的鲜花半死不活，厨房的洗碗池里堆着肮脏的碗碟。她用一条粉红色的毛巾擦擦脸，问我：“那我怎么跟我婆婆讲呢？”
“实话实说吧。”
她没吱声。我又说：“你应该考虑跟他离婚。”
“不！”她的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他……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妻子。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我们起过誓，永远不分开。别人愿意说啥就说啥，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那他干啥要和龙福海睡觉？”
“他不过是烦了要解解闷，这有啥呢？又不是通奸或者重婚，您说对不？”
“可这是犯罪，光这一条就让他下了大狱。”虽然我内心里知道，除了有喜欢男人的这个毛病外，无论从各方面来说，保文都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我在工厂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如果我有一个犯了罪的女婿，在厂里说话谁还听啊？要那样的话，我这个保卫科长还能干得长吗？如果我被免了职，谁还能保护贝娜呢？她早晚得被工厂开除，因为罪犯的老婆是不能享受同其他人一样的就业机会的。贝娜仍然不说话。我又问了一遍：“你到底想要咋办？”
“我等他。”
我从碗里抓了一把辣味南瓜子，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窗台下面的暖气管有点漏，咝咝地冒着热气。窗外，一个接一个的爆竹焰火在远处深蓝色的夜空中散发出簇簇火星。我转过身说：“他不值得等，你必须同他离婚。”
“我不。”她哽咽地说。
“那好。我可不能有这样一个进监狱的女婿。我已经受够了。如果你要等他，以后就别再进我的门。”我把瓜子扔回碗里，拿起我的皮帽子，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屋。

暴发户的故事
我以前并不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道理。我们街坊邻居家的孩子们，从前见了我都躲着走，现在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叫“叔叔”。他们的父母每次见了我也都是嘘寒问暖，亲热得不得了，还争着问我吃早饭、中饭、晚饭了没有。街道上那些小伙子叫我“刘爷”，把我敬得跟神仙似的。姑娘们每次路过我的办公室，总要往里飞几个媚眼。我打心里瞧不起他们。您没看见他们从前把我当条丧家犬时那个样子。
最让人想不到的变化来自我老婆珊珊和我丈母娘。三年前，我在一个建筑公司里当砌砖的临时工，央了一个媒人到珊珊家去提亲。潘大妈（就是我现在的丈母娘）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说她宁可把闺女扔到臭水沟里，也不能让我娶了珊珊。她的话像刀子扎到我心上。整整一个礼拜，我没有迈出家门一步，坐在一张马扎上喝着酽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一个哥们儿说，潘大妈不愿意把女儿给我，兴许是嫌我没有正式的工作。
“你还不明白？”他说，“那丫头是列车员。只要咱国家里跑火车，她就有饭碗。”
“你是说我配不上她？”我问。
他点点头，我俩就没再说下去。我干的是临时工，没有固定收入，这些都不假，但是我猜潘家不答应这门亲事是另有原因。她们肯定是把我看成蹲过大牢的罪犯了。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的哥们儿东平跟我说：“刘老弟，想不想发财？”
“当然想了。”我回答说。
“那就跟我干。哥哥我保证你一个月就赚五百块钱。”
“啥门道能挣这么多钱？”
他说的发财路数其实很简单：从南方买好烟运到木基市来卖高价。我如果入伙就要拿出十分之一的股本，外加我的劳动力，这样赚了钱我就能拿到四成的红利。我知道这样做是非法的，但还是同意了跟他一起干。春节前的一个月我跑了趟上海，运回来一千条“琥珀”牌香烟。这些香烟只卖出去一半就让警察逮住了，罪名是投机倒把。我们可赔惨了—警察没收了卖烟的钱，还扣了没卖出去的货。我被关了三个月，东平被判了两年。敢情这小子干这行已经是老手了，合伙人有好几个。我还不知道他是“专业倒爷”。报纸上把我们的名字都登出来了，我们几个的照片也贴得满大街都是。潘大妈和她女儿不把我当成流氓才怪呢。说实话，连我自己也觉着丢人。
我爱珊珊，但恨她妈。我不能改变自己的过去，只有改善自己的将来。“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学重新招生，但是我不敢去报名考试，因为我连中学都没毕业。我看来是没啥指望了。不怕您笑话，我当时唯一的志向就是当一个熟练的泥瓦工。人家潘大妈咋能看上这样的人做未来的女婿呢？
第二年夏天，我听说珊珊报名上了夜校，业余时间学习中国现代史。我也去了夜校的历史班，但是没有正式注册，因为害怕过不了入学考试这一关。这个班很大，有八十来个学生聚在一个教室里上大课。老师从来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不做作业，也不参加考试，在课堂上更是从来不提问题。我跟同学们说我是在一家发电厂里当会计，他们也都相信了，甚至连珊珊也把我当成了正式的学生。
过了半个学期，我开始喜欢上了历史课本，特别是讲鸦片战争的那些章节。我觉着珊珊好像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因为她在夜校里并不怎么讨厌我。我央求老媒婆再去潘家提亲，可是那个老东西竟然不愿意帮我。有一天我提着一个走后门买来的四十二斤重的猪头到她家去，她才答应再试试。那个猪头花了我三十块钱呢。
这一次，潘大妈说得更干脆：“告诉刘峰那小子死了这条心。他也配？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听了这话差点气疯了。我发誓总有一天要报复那个老母狗。一个哥们儿给我出主意：“别总盯着那老婆子，干啥不直接追她闺女？”
这真是给我提了个醒。我开始主动往珊珊身前凑。她在夜校里总躲着我，我就到处跟着她。有多少次我跟踪她到小巷子里她家的门口，我也记不清了。她从来不单独骑车回家，总是和铁路局里的三四个姑娘搭伴，我也没有机会接近她。
有天晚上我终于逮到了机会。她正要走进教学楼去上课，被我拦在路上。我问她星期天能不能跟我出去。我说话的时候两腿直发抖。她看起来吓坏了，大片的雪花落在她的粉红色毛围巾上。她说：“我太……太忙，这个礼拜天。下个礼拜行吗？”她的脸颊红了，出气都有点不均匀。
“下个礼拜哪天呢？”我问。
“我现在还不知道。也可能要替一个同志出车。”
“那成。我再找你。”
我像头耐心的脚驴等到了下个礼拜，盘算着怎么让她跟我出去约会。但是，她根本就没来上课。我先头想她可能是病了，那几天城里发生流感，好多人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我担心她的身体。但是，我的担心很快变成了失望—她一连三个星期都没来夜校上课。我明白她是为了躲我退学了。我当时冲动得想到火车上去找她。可是后来一想，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本来没有想要把她吓成这样。
我不去夜校了，也很快离开了建筑公司。当泥瓦工挣钱太少，干一天下来只有一块五。这时候，国家的政策也变了—私营企业合法了，倒买倒卖也没人抓了。政府鼓励老百姓发财致富。一个农民养貂发了财，报纸上说他是劳动模范，还让他入了党。我也在城里的一个自由市场上租了个摊，开始倒卖衣服。每过两三个星期我就跑趟南方，倒腾回来四大箱子的时髦服装，大部分是女式连衣裙和牛仔裤。这些衣服都很抢手，价格翻了一倍人们买起来也好像不要钱似的。每去一次南方至少能赚九百块钱。我做梦也想不到钱竟然这么好挣，能挣这么多。有时候我都怀疑这些钞票是不是真的。可每次我在商店的柜台前掏出一沓票子的时候，售货员的眼睛都看直了。
我银行里的存款就像吹气似的涨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父亲生前是个高级工程师，给我留下的房子很宽敞。我根本花不了这么多钱。现在街坊四邻都知道我有钱，而且钱越攒越多，我开始有些担心。每个月我都往银行里存一千多块钱。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只要国家打算改变政策了，想啥时候没收我的存款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钱这玩意儿真他妈邪性。它可以改变你的本性。当然不是说你能够脱胎换骨，而是你周围的人会改变对你的态度。这样一来，你看自己的眼光都会不一样了，好像你真的成了高官显贵啥的。我虽然有俩钱，可是还没忘了自己姓啥。我还是过去那个小人物，还是那个刘峰。在我们木基有个靠办家具厂发了财的老兄，每天晚上他都骑着崭新的“雅马哈”摩托车，到最高级的“八仙园”去吃饭。进去后坐下就点五十道菜。他谁也不理，一个人闷头吃。人们都叫他败家子、怪人、暴发户、绝户啥的。我倒是能理解他。他肯定是从前叫别人整惨了。现在他有钱了，对仇人们不能杀不能剐，但是可以用自己的轻蔑来羞辱他们。世上无人不爱钱，他却可以把人们对金钱的崇拜踩在脚下。所以他挥金如土，吃顿饭的谱也摆得像皇上一样。
这种感情实在难以抑制。去年夏天我去市动物园看新捉来的两对猴子。那天又闷又热，看着那些动物在笼子里懒洋洋地走来走去，我自己也打不起精神来。猴子、狮子、老虎都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中午我饿了，看到一些人聚在一个食品售货亭前买饼干、蛋糕、水果和饮料，就走过去排在队伍后面。我开始还耐心地等着，可是后来发现那两个女售货员看见我就跟没看见一样。几个比我后到的人都已经买到了吃的，只有我还傻站在那儿。我在她们的眼皮子底下挥舞着一张十块钱的票子，人家都不往我这边儿看一眼。我那天穿了一身八成新的工作服，洗得干干净净。也许我的外表给了她们一种穷酸寒碜的印象。
最后，她们中的一个人问我：“买啥？”
“买啥—你们这儿都有啥最贵的东西？”我说。
“你到底想买什么东西？”
“把你们最贵的蛋糕拿出来。”
另一个女售货员嘟囔了句：“拿出来你买得起吗？”
我一下子就火了，掏出一沓十块钱钞票，叫道：“老子把你们这儿所有的点心饼干全买了！”
两个人傻眼了。她们的经理跑出来一个劲地劝我，说把存货都给了我，这个售货亭下午就没东西卖了。我才不听他那一套，告诉他我家里还有二十几个工人没吃饭呢。我把售货亭里的东西都买光了，雇了两个看热闹的男孩子帮我把大包小包搬到圈着四只熊的熊坑边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所有的点心饼干全丢进了坑里。那几只熊用鼻子闻闻点心又走开了。
我知道这件事很蠢，自己也生了几天闷气，而且还感到有些羞愧。火车站和江边码头上有的是要饭的，我自己也知道挨饿是啥滋味。但是这件事反倒使我在全城出了名。您说这不可笑吗？为啥糟蹋点钱却能使一个人扬名呢？花钱谁不会啊。你把钱给一个小孩子，看他会不会乱花？
我的街坊邻居们也开始尊敬我了。看见我提着重一点的东西，马上会有大人孩子跑过来帮忙。有几个老大妈一见面就问我要不要寻对象啊。我说现在还不想考虑。还有媒人干脆找到我家来，反复开导我三十岁前生儿子的重要性—这么大的家业将来总得有人继承啊。我一口回绝她们的好意。我年轻力壮，五十岁前还死不了呢。有几个姑娘大胆地向我抛媚眼，好像我脸上开了牡丹花。我对她们一概不感兴趣，因为我心里有我爱的姑娘。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用不着老往南边跑了。我和上海郊外丹阳县的一个服装厂签了合同，让他们把时装做好直接运到我公司来。我不零售了，只做批发。这样干起来轻松，利润还增长了三倍。五个月前我租了办公室和仓库，在门前挂起了黑底金字的牌子：新新服装公司。
有天，原来的那个媒人来找我，问我是不是还对珊珊有兴趣。我当然有兴趣。这次是潘大妈主动求我的媒婆来给女儿提亲。潘大妈居然说：“我心里有数，早就知道刘峰是个能人。”我当时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同时也有点不明白：那姑娘从前连正眼都不看我，这次咋主动送上门来了呢？就是因为我现在有钱了？
我们约好星期六在江边公园里见面。星期五下午，我到“三春浴池”洗了个热水澡，剃头刮胡子地修饰一新。那天晚上我也没睡好，只觉得胸口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我情不自禁地念叨着姑娘的名字，好像她就睡在我旁边。好像我呼吸的空气都是滚烫的，烧着我的五脏六腑。
星期六的上午，松花江边上满是人。在轮渡码头上，一个学校的小学生们唱着校歌在等着摆渡过江。珊珊来之前我先租了一条小船。
她来了，简直让我认不出来了。她穿着一身黑绸时装，烫着头，看着比以前更漂亮了。让我奇怪的是她并不像从前那样见到我就害怕，而是大大方方地跟我走在一起，好像我俩好了许多年了。她微笑着小声说：“你看着像个绅士。”
我没想到她见面会说这些话，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形容过我。我一时不知道说啥好，心里嘀咕着是不是自己真的变化很大。我穿着粗斜纹棉布的制服短裤，一件T恤衫，戴着太阳墨镜。我这身打扮咋会让她想起绅士呢？
我们把船划到江心，泊在一个小岛上。太阳晃得我有点头晕。我坐在白色的沙滩上，觉得江对岸的城市没那么雄伟了—高楼大厦看着像玩具房子，造纸厂的几根烟囱吐着绿烟。我们身后的江岸上，成排的太阳伞就像冒出来的蘑菇。温暖的微风裹着鱼腥味。
珊珊怯生生地问：“你还恨我吗？”
我不知道她是啥意思，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心跳得跟兔子跑一样。她太漂亮了，简直像个高雅的有钱人家的小姐。一绺鬈发趴在她光滑的前额上，高挺的鼻子很直，活像雕刻出来的。她的门牙把上唇顶得有些凸出，但是在我眼里她的牙齿也是那么整齐光洁。我伸出手摸摸她的脸和耳垂，怀疑身边坐的这个姑娘果真是我无数次从夜校跟到漆黑巷子里的那个姑娘吗？
她用脚趾把白凉鞋扒掉，把脚埋在一小堆沙子里。“你还恨我吗？”她没抬头，又问了一遍。
“行了！”我甩了一句。不知咋的，这个问题让我很不舒服。一阵风吹过，涌起的水波像是铺了一层看不到头的屋瓦。
我搂住她的肩膀，她居然没有躲闪。她盯着我的脸，眼神如醉如痴，尖尖的下巴精美动人，我差点在上面咬一口。我的嘴唇凑过去寻找她的嘴唇，我的心开始狂跳，手也大胆地向下摸去。
她没有抵抗，只是轻声说害怕怀孕。这正是我想要的，只要她怀了我的种，再想离开我就不能了。于是我说：“怀孕了更好。我养活你和孩子。我喜欢孩子。别怕。”
您看，第一次约会我就把她牢牢地焊在我身边了。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幸福。这件事来得太容易了，甚至比在松花江里游趟泳还容易。我多少有点失望。珊珊过去在我心目中那种神圣的形象消失了，再也不是那个让我觉得自惭形秽的姑娘了。
过了一个月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潘大妈也卖了房子，跟我们住在一起。我用最高档的商品把我的新娘子全身打扮起来—戒指、钻石手表、十四双皮鞋和靴子、“飞马”摩托车、六对耳环、一条金项链，等等。其实，我早就买了三十条24K金的项链，装进一个瓷坛子里密封好，埋在我们公寓楼房后面小公园里的一棵椴树底下。我随时都会又成为穷光蛋，政府只要发个红头文件就可以没收我的产业和存款。所以我最好留条后路。国家控制金条，不允许个人买卖，那我就买点贵重的金项链藏起来。其实我知道需要用钱的时候我可能一根项链也卖不出去。如果我成了被斗争的资产阶级，您想想，谁还敢从我手里买东西？
珊珊成了我的生意合伙人。她现在调到去上海的列车上当列车员，可以直接从那边捎点贵重物品回来。走邮路一是不安全二是会有磕碰。而且这样捎带还可以节省时间和费用—不用花运费和保险费。只要她带货回来，我就把转手卖出去的收入分给她三成。她心情一好，人也显得更年轻，像个中学生了。但是她那张年轻的俏脸让我觉着难受。我想让她给我生养孩子，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她的肚子还是平平的。我也不知道咋整才好，又不敢上医院，怕查出来是我的毛病她就会离开我。在我们这座楼里，过去住过一个大学老师，因为精液里精子的数目不够，老婆怀不了孕。那娘儿们就跟了一个跑船的海员。我看她是想生孩子想疯了。有时候我也怀疑珊珊是不是在吃避孕药，但目前还没让我找出证据来。
我仍然恨我的岳母。她那张老倭瓜脸总让我想起在电影上看的旧社会上海一个资本家的老婆。有天晚上我喝醉了，抽了她几个嘴巴。但是她没敢告诉她闺女。自从我成了她的女婿，她就变得出奇的好脾气，从来不发火。有时候珊珊出车了，上午不在家，我就当着老太婆的面用钞票引火点煤油炉。这个炉子有十二根火捻，火苗特旺，平时就用它来烧水做饭。她从来也不生气。我觉着她看着我烧钱还能够保持平静是因为她从心里看不起我。
我有一次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河南省有个私营企业家既睡老婆也睡丈母娘，三个人每天钻一个被窝。他这样做是为了报复—他从前是杀猪的，这位丈母娘当时骂他是“流氓”。后来他开养鸡场发财了，她就上赶着把女儿送给他。我真希望哪天也把我那个老母狗丈母娘给干了，但是眼下我得再加把劲，让珊珊怀上孩子。

旧情
一封信躺在倪梅的桌子上。她不知道是谁写来的，因为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地址。邮戳显示信是从哈尔滨寄出的，可是她在那儿没有熟人啊。她打开信封，信纸上方方正正的字迹看起来很熟悉。她先看信尾发信人的落款，一看见“许鹏”的名字，心差点从喉咙里蹦出来，周身的血液立时涌上头顶—她已经十七年没有听到他的音信了。
他在信中说，他通过一个朋友知道了倪梅在中心医院工作。找到了她的下落他太高兴了。九月底，他要到木基军分区司令部参加一个会议。“我很想见见你，”他写道，“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到你家坐坐。”他没有提到他的妻子，只告诉倪梅他现在有了三个孩子—俩闺女和一个小子。他目前是驻扎在哈尔滨郊区的一个装甲师的政委。在第二页信纸左下角的地方，他写了部队的通信地址。
倪梅把信锁进办公桌中间的抽屉里。看看屋里没人，她伸了个懒腰。后腰尾骨的地方又疼了起来，她忍不住哼了一声。
现在已经是九月初了。她如果愿意见许鹏，必须马上给他回信。但是她不知道他为啥要见她。
门开了，年轻护士万燕走进来。“倪梅，”她说，“三房的病人要见你。”
“他咋的了？”她警觉地问。
“我也不知道。他只是说想见护士长。”
第三病房的病人是地委组织部的部长，两个礼拜前刚做了胃穿孔手术。虽然他已经不需要特别护理，但是还要吃至少一个星期的流食。倪梅站起来一边向门口走一边套上白大褂。出门前，她停下脚整理了一下短发。
她走进病房的时候看见病人坐在床上，耸着肩膀正在看一本杂志，手指间夹着一根红蓝铅笔。“廖部长，您今天觉得怎么样？”倪梅声音爽快地问。
“不错。”他把杂志和铅笔放在床头柜上，夹在两个深红色的暖瓶之间。暖瓶前面摆着四个白色茶杯，杯子上画着黄山风景。“午觉睡得好吗？”她问，把一只手搭在床头的黄铜扶手上。
“很好，吃过午饭我睡了两个钟头。”
“吃饭怎么样？”
“胃口倒还行，就是流食有点吃腻了。”
她微笑了：“我们这儿的大米粥和鸡蛋汤的味道是不咋样。”
“也不能说不好吃，但是天天都是这两样就吃不消了。能给我变个花样吗？”
“您想吃啥呢？”
“就是想吃鱼，熬汤或者清炖都行。”
倪梅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快四点了，今天可能不行了。我一会儿去跟伙食管理员说一声。”
廖部长说了几句感谢的客气话，但是脸色不那么好看。他的肿眼泡里的目光闪了一下，脸上的肌肉绷紧了。倪梅注意到了，但是装作没看见。廖部长刚住院的时候，医院的一位领导嘱咐过倪梅，让护士们对他的护理要格外精心，但是她当时并没怎么往心里去。这里住的高干病号太多了，哪儿能照顾得过来呀。她从第三病房直接下楼到厨房，让伙食管理员明天给廖部长炖一条鱼。她一边说着话，心里却老想着许鹏的信。她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信，想在下班前再读一遍。
她走在和平大街上，脑子里闪着许鹏的脸。街上南来北往地驶过一辆辆卡车和拖拉机，车厢里装着木材、水泥、西红柿、南瓜和放学的小学生。卡车刺耳的喇叭和拖拉机排气管发出的震响也打不断她的思绪。她在想着十几年前的往事。她和许鹏曾经是恋人，那是十七年前在她老家发生的事情。她父亲在公社采石场干活的时候受了伤，后来死于破伤风。媒人把她家的门槛都快踢破了，都是来让她母亲把倪梅便宜地嫁出去的。倪梅娘把所有的媒人都打发走了，说她闺女心上早就有人了。村里人都知道她说的是谁，因为他们经常看见附近部队营房里一个叫江彬的年轻司务长每个礼拜天都到她家去。他来的时候胳膊下都挟着一个小包，那里面装的肯定是他从部队伙房里捎出来的好东西。街坊四邻那些落满尘土的窗户后面，几十双眼睛都盯着这个小个子男人，好像他是个黄昏才下界的灶王爷。
村里人已经饿得不行了。松花江发了两年大水，把庄稼都淹了。已经有几十个人死于水肿，村子里经常突然传出一两声哭声，好像大白天听见鬼嚎似的。乡亲们都觉着倪梅有福气，嫁给司务长将来还愁没吃的吗？
倪梅确实已经有了心上人，但不是那个司务长。她每个星期二下午都偷偷熘到蛇口水库的大坝顶上和许鹏约会。她是公社卫生站的卫生员，只有星期二下午能跑出来两个小时。他当排长，还是高中毕业—在部队上算是知识分子了。后来，倪梅娘让她嫁给江彬，她坚决不同意，说是彼此缺乏了解。她跟娘说她爱另一个人，人家也是军官，没想到惹得母亲大怒。“啥叫爱情？你不先嫁给他咋能爱他呢？我和你爹入洞房前根本就不知道他长啥模样。”倪梅给娘看了许鹏的照片，央求她能见见他本人。姑娘的心思是想着娘看到了许鹏热情大方的做派和英俊的外表，也许会改变主意。没想到娘一口回绝。与此同时，那个矬子司务长来得更勤了，至少一个礼拜跑两趟，好像已经成了倪家的姑爷。每到了星期六的晚上，倪梅娘就开始盼着司务长上门，琢磨着他会带啥好吃的东西。有时候他腋下的小包里是两块炖猪蹄，有时候是一包香菇，有时候是一斤花生仁，再不济也是两三斤小米或高粱米。村里的大多数人家都断了炊，铁锅都上了锈，几百号乡亲因为吃了太多的槐树花，脸肿得像透亮的白灯笼。倪梅和她娘的碗里却顿顿没有空过。到了礼拜天的上午，她们家的烟筒里居然还能冒出烟来，饭菜的香味能从院子里飘出去，惹得村里的孩子们蹲在院墙外面闻了直咽口水。
肚子里有了救命的粮食，倪梅娘是铁了心要把女儿给江彬。有天晚上她泪水涟涟地哀求女儿：“你就跟了咱的救命恩人吧！”倪梅是个孝顺女儿，架不住娘的苦口婆心，终于答应了嫁给江彬。
到了礼拜二下午她见到许鹏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不能伤娘的心，只好嫁给别人。许排长把嘴里含着的一片柳树叶子啐到地上，眼睛里冒着火说：“我恨你！总有一天我要报复。”
她转身跑开了，眼泪从脸颊上滴落在秋风里。这是她听到他说的最后的话。
倪梅同江彬结婚十六年了。他从部队复员的时候把她从农村带到了城市。她永远忘不了许鹏最后说的那几句像刀子一样的话和他那双被怒火烧亮的菱角眼。到了夜里她睡不着或者感到孤独的时候，她常常想到许鹏。他现在在啥地方？在干什么？他的妻子漂亮吗？对他好吗？他还在部队上吗？已经原谅她了吗？
虽然醒着的时候想念他，但是她只有两次梦见过许鹏。在一个梦中他成了一个满面红光的暴发户，养了几百只兔子，盖起了一熘五间红顶大瓦房。在另一个梦里他又变成了一个胡子灰白的秃顶老教师，在一所小学里教地理课，手里拨弄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梦醒后她为他的衰老感到难过，可是谁又能在十七年以后还是小伙子模样呢？她自己不也是开始发胖，腿粗腰圆，像一颗大枣核了吗？年轻的时候村里的姑娘们谁不羡慕她的杨柳细腰，可是现在哪儿还有一丝痕迹呢？她戴上了眼镜，下巴也胖得叠成了双层。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夜深人静时分她的叹息和喃喃自语，床的另一边是她丈夫在轻轻地扯着呼噜。许鹏的最后几句话总在她耳边回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响亮。
“喝茶吗？”江彬问倪梅。
“嗯。”她仰面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两个小时前她刚一到家，就把所有的窗户打开透气，但现在屋里还是有一股霉味。
“茶来了。”他把一杯热茶放在玻璃茶几上，欠了一下身子走出屋去。他回到女儿的房间帮助她复习语文和化学的功课，准备下个礼拜的考试。去年，他们的女儿没有考上技校，今年秋天想改考护士学校。倪梅娘和十一岁的外孙子松山在看电视上播放的香港武打片。倪梅能听到外屋里祖孙俩开心的笑声和电视里铿锵的音乐。房外屋檐下挂着两个蝈蝈笼子，蝈蝈在里面懒洋洋地叫着。夜空中弥漫着煮玉米棒子和土豆的味道。
许鹏为啥想见她呢？倪梅想着。他不是恨我吗？就算他现在已经不怨我了，他一定还对娘和江彬耿耿于怀。幸好他们几个从来没有见过面。为啥经过了这么多年他竟想着要来看看我和我的家庭呢？难道说他还对我有感情？存着重修旧好的念头？可他要是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会怎么想呢……
她在床上翻来覆去，琢磨着许鹏要来看她的动机，越想心里越乱。突然，一个念头钻了出来：他不是在信上说他现在已经当了师政委了吗？那他就是个将军了，一个大官了。他是不是想在她面前炫耀一番？还是这么不饶人，他一点都没变。
想到自己这么寒酸的家里要来一个大首长，她心里直堵得慌。她想象着自己家门前停着一辆崭新的吉普车，师政委在客厅里坐着，他的司机和警卫员和围在车前看热闹的大人孩子们大声地聊着天。这幅画面太难堪了。她丈夫不过是医院总务科的一个副科长，至多相当于一个副营级干部。如果江彬的行政级别再高一两级该多好。窝囊废！
反过来又一想，许鹏来她家也是一件好事。等他走了以后，她要告诉老娘刚才这个大官是谁。这样的贵人驾到肯定会让老太婆晕头转向，也让她明白她当初强迫倪梅嫁给江彬是犯了一个多么不可原谅的错误。应该给这个老东西一点教训，让她以后少在女儿面前唠叨个没完。
第二天，倪梅谁也没告诉就给许鹏写了回信，说他们一家人都欢迎他的光临。她写了家里的地址和详细的路线方向，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日期。她甚至在信里写道：“我现在常想起过去的事，快来看看我吧。我想念你。”她挑选了一个淡紫色的信封，在上面贴了一张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发行的邮票。邮票上一个新疆青年打着手鼓，穿着靴子的双腿踢踏着节奏。一个跳舞的新疆姑娘在飞快旋转，头向后仰着，脑后的几十根细辫子平平地飘洒开去。
中午，倪梅在门诊楼三楼的厕所里，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常年戴着近视眼镜，眼里都没神了。她叹了口气，用一块纱布擦擦眼镜的镜片。一个隔间里传出马桶冲水声，哗哗的流水淹没了墙上通风机嗡嗡的声音。你得收十收十你这个样子，她暗想。记住去染染头发，还有，腰太粗了，得减减肥了。你看着像个水桶。
年轻的护士万燕向她汇报说，三病房的病人抱怨中午的清炖鱼不好吃。小万噘着嘴说：“他太难伺候了。他的家属都到哪儿去了，怎么也没人来看他？”
“他的家不在本地，”倪梅说，“他妻子大概太忙了，不能来照顾他。听说她是天津市的干部。”
“他要是再唠叨起来我该咋办呢？”
“交给我吧。我去跟他说说，看看有没有啥别的办法。对了，小万，你能帮大姐个忙吗？”
“没问题。说吧。”
“你哥不是在砖厂吗，跟他说说能不能卖我五百块砖？”
“你想搭个煤棚咋的？”
“不是。我家的院子下了雨就起泥。这不国庆节快到了吗，我想节前给铺铺。”
“行啊，我跟我哥说。”
“问问他能不能便宜一点。”
“你可以买窑里那些没烧透的砖，合算多了，才四分钱一块。”
“太好了。跟你哥说我要五百块。”
倪梅说完就去了三号病房，一进屋就看见廖部长正用一块皱巴巴的手帕在擤鼻子。一见面他就抱怨中午的清炖鲅鱼又老又硬，根本就咽不下去。他说除了虾和螃蟹，别的咸水鱼他一概不吃。倪梅忙解释说，伙食科的科长说现在市面上只有鲅鱼和黄花鱼。她向廖部长保证一定会尽全力给他找点淡水鱼。
廖部长摇摇秃顶的脑门，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真不相信，这木基城就在松花江边上，竟然吃不到淡水鱼。”
“廖部长您放心，我说什么也给您找两条江里的活鱼来。”倪梅说。
“哎，咱可不能搞啥特权啊。”
“我明白。”
当天晚上倪梅跟丈夫谈起了三病房的病人。她让江彬明天一早就去江边买一条鲤鱼回来。不要太大的，三四斤就成。江彬听了心里老大的不受用。现在正是鲤鱼贵的时候，谁吃得起啊？一条四斤重的鲤鱼就得花去他五分之一的工资。但是倪梅说他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他花在鱼上的钱将来一分不少都会回来的。
“听我的没错，”她说，“去买条鲤鱼，明天下午清炖以后送到我办公室来。这是为你，不是为我。”
他不敢跟她争竞。他还记得有一次他想给丈母娘买一件贵重的皮袄，倪梅竟然把三张十块钱的票子放在炉子上烧，幸亏他抢得快才没全烧光。他答应明天早上去买鱼。
第二天早晨倪梅早早起床，到附近中学的操场上跑步。她第一次穿上了丈夫三年前给她买的球鞋。看到她终于开始锻炼身体了，江彬也很高兴。从前为了劝她和自己每天早上到江边参加一些老年人组织的太极拳训练班，他几乎磨破了嘴皮子。她不喜欢那种慢吞吞的动作，觉着那些人的样子像是在空气里摸鱼，很可笑。倪梅跑步走了以后，江彬拿了个搪瓷脸盆去了江边。他在那儿待了有一个钟头，先是练了几式太极拳，又和几个熟人朋友聊了会儿天，但是四处也找不到有卖鲤鱼的。他只好买了一条三斤重的白鱼带回家，放养到一口盛满雨水的缸里。松山去上学之前拿了一小块烙饼喂鱼吃。
江彬中午也没敢休息，吃过饭就回到办公室继续整理上午没查完的账本。他比平时早下班一个半小时，到家以后立刻系上那条紫色的围裙收十鱼。他把鱼从缸里捞出来放到案板上，它还在不停地跳，鱼尾“啪啪”地拍着案板，嘴一张一合，好像要把内脏都吐出来。他用菜刀背在鱼头上重重拍了三下，鱼才不动了。
刮完鱼鳞，清完肠子，他把鱼又洗了两遍。他点上煤油炉，坐锅，倒了半锅的菜籽油，把鱼放进去炸了几分钟，一边又把鱼鳃和鱼肠剁碎喂鸡，刷洗了菜刀和案板。
鱼炸过之后去掉了草腥气，然后他开始用清汤炖鱼。锅开了，下葱姜料酒，加糖和味精，又拍碎了四瓣大蒜放到锅里。他用一条折好的报纸在炉子上引火，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坐到一条板凳上，扇着一把竹扇，看见丈母娘正鼓着双眼看着鱼锅，就冲她咧嘴笑笑。等到汤变得像牛奶一样白，他把调料和几棵青菜心冲到汤里，又加了一勺盐和几滴香油，关上火，舀起一勺汤尝了尝。“嗯，挺鲜。”他说着咂了几下薄嘴唇。
老太太问：“今儿个不过年不过节的，干啥整条鱼这么费事？”
“娘，是工作需要。我在帮着倪梅呢。”
“她还知道自己姓啥吗？都是我从小把她惯坏了。唉，我这闺女也是小姐的身子丫鬟命啊。”
五点半的时候，江彬端着一个饭盒进了倪梅的办公室。两口子一块儿去了三号病房。廖部长见了他们淡淡地打了个招呼，但是看到饭盒里的鱼汤眼睛立刻亮了。他尝了两口，点头称赞：“好鲜好鲜！谁做的？简直比‘四海园’的大师傅手艺还要好。”
“我这口子。”倪梅指了指丈夫，“他在部队上就是司务长，做鱼是他的拿手活。您要是喜欢吃以后就让他给您做。”
“小江，谢谢，太谢谢了。”廖部长一边稀里呼噜地喝汤，一边伸出右手。江彬忙不迭地握了握廖部长肥厚的大拇指。
倪梅说：“廖部长，慢点喝。鱼头就别吃了，小心让刺扎着。您现在还不能吃太多，手术以后胃还需要恢复一段时间。”
“我知道—要不这条鱼哪儿够我吃啊！”廖部长爽朗地笑起来。
从那天起，江彬每天一睁眼就爬起来，到江边去买鱼。有时候是一条银鲤，有时候是狗鱼，有时候是鲇鱼，有一天他甚至买到一条两斤重的鲫瓜子。他精心地做了一道红烧鲫鱼。每天他都变着花样做鱼，吃得廖处长舒舒服服的。很快，江彬口袋里的工资就花完了。他跟倪梅念叨没钱了，她让他到银行里的死期存款户头里取了两百块钱。他只好照办，还是每天照样用饭盒把鱼端到廖部长的病房。倪梅也没闲着，她每天早上跑步半小时，还从医院的健身房借了一对哑铃（健身房主任是她的好朋友）。每天她都在家里做哑铃操。十天下来，虽说没有见她的体重减轻多少，肌肉倒是比以前结实了，脸也不显得那么胖嘟嘟的了，下腭上也有了轮廓和线条。她暗自对自己说，你早就应该开始锻炼，身材才会苗条有曲线。只有身体健康，心才会年轻。
廖部长有几次也提出来要付给他们鱼钱，但是倪梅没有要。她说：“照顾好病人是我应该做的。”
廖部长和江彬倒是成了朋友。每天廖部长吃完鱼后，心情一好，话就特别多。江彬就在病房里待上一两个小时，陪着廖部长聊天解闷。护士们都奇怪三病房的病人红光满面得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她们有时候也问倪梅为啥她丈夫每天总在吃晚饭的时候来，她说廖部长和江彬早就认识。她的话当然没有人信，不过护士们心里都很高兴—三病房的病人终于变得不那么讨厌了，有时候见到她们甚至还会像长辈一样和蔼可亲，她们也就乐得清闲。倪梅跟大家说廖部长是自己掏钱买鱼吃的。
三匹蒙古马驹拉了满满一车砖来到倪梅家。她付了钱，给了车把式两盒“大生产”香烟。
倪梅两口子花了一个礼拜天把院子里的地面弄平整、铺上砖。倪梅要求砖要铺得横平竖直，江彬就在地上楔了小木棍，绷上了白线，沿线铺砖。这一天，秋老虎的太阳格外热，两人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泡透了。倪梅娘熬了一大锅绿豆汤，放上白糖，在一条长凳上一熘摆了五个碗，把汤倒在碗里凉上，让女儿女婿喝了去去火，防止中暑。
一天下来，倪梅累得腰酸背疼，可是看到满院平整的砖地又觉着喜滋滋的。她娘颠着一双小脚在砖地上踩了一圈，嘟囔着：“有钱没处花了，这么糟践？当年你爹都不舍得用这么好的砖来盖房。”
倪梅累得实在没力气搭理她。江彬蹲在地上喝绿豆汤，消瘦的肩膀显得比以前更佝偻，一绺被汗水打湿的灰发黏在扁平的额头上。他穿的那件蓝色工作服的后背被白花花的汗碱渍得像一张老旧的地图。几粒枫树籽像直升机的螺旋桨一样在空中打转，一对喜鹊落在院墙上叽喳地叫着。倪梅娘还在唠叨：“过冬的白菜也要拿钱买。不攒着点钱，等到了春节，俺看你这年咋过？”
省着点唾沫吧，老东西！倪梅在心里骂着。
第二天倪梅买了两大桶的野玫瑰，种在院门的两边。她吩咐女儿每天早晨要给花浇水。
廖部长还有两天就要出院了。他非常感谢倪梅夫妇对他的照顾，甚至说他们对他比亲人还要好。
礼拜二下午，他找人把护士长倪梅请了过来，一见面就说：“倪梅，我得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不用总这么客气。”
“我跟你们医院的领导讲了，今年应该选你当模范护士。我还能为你们做点啥事呢？”
“不用，我啥也不需要，”她说，“江彬和我看到您这么快就能恢复出院都很高兴。”
“哦，对了，江彬怎么样？他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
她做出思考的样子，停了一会儿：“他，他也许吧，江彬在一个地方已经干了快十年了，他可能想动一动。但是您千万别告诉他是我说的，要不他会非常生气的。”
“你放心，我没那么傻。你是觉得他想离开医院？”
“不是。他其实挺喜欢在这儿干的。把他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就行了。”
“现在有啥部门需要干部吗？”
“有，人事科和保卫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科长了。”
“好吧。我会给医院的几个领导写个条子，他们对我的意见还是很尊重的。告诉江彬我还等着吃他炖的鱼呢。”
两人都笑了。
现在每件事情都在按照倪梅的计划进行。许鹏写了回信，说他很高兴到她家来喝茶。她知道江彬的提拔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因为医院里的头头们没有一个人敢违抗廖部长的意思，要知道地委组织部的部长掌握着他们所有人升迁的权力。要是江彬当上了市中心医院的一个科长，那也相当于副团级了。虽然比许鹏还差着好几级，但也不至于拿不出手。现在对江彬的任命虽说还没有正式下达，但是她相信已经在进行中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吉林市的一个护士学校已经给女儿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倪梅稍稍放了点心，觉得终于可以没有顾虑地同许鹏见面了。
九月二十九号晚上，一辆北京吉普停在了倪梅家的院子门前。倪梅听见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忙站起来，抚抚刚烫好的头发，走出门去迎接客人。让她吃惊的是，两个解放军战士走了进来，一个人肩上扛着一只牛皮纸口袋，另外一个提着一个大号的绿色汽油桶。“这是倪梅护士长的家吗？”扛口袋的高个战士问。
“是啊。”她有些急切地说，左手的指尖绞着自己身上崭新的绣花无袖衬衫的扣襻。她丈夫江彬也走出屋，同妻子并肩站在一起。
高个战士说：“我们许政委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非常抱歉，他临时要陪同沈阳军区的陈司令员去参加一个欢迎晚会。”
“噢……”倪梅一阵心慌，竟说不出别的话来。
那战士继续说：“许政委命令我们给您送来一些过国庆节的鱼和豆油。”他们“砰砰”两声把纸口袋和油桶放在院里一张矮桌子上。
“他完事了以后还会来这儿吗？”
“不会，我们明天一清早就坐班车回哈尔滨了。”
“这个政委是谁啊？”江彬问妻子。
“我从前的一个病人，不是跟你说过了嘛。”她勉强回答道。她转身对两个战士说，“告诉你们首长我们谢谢他。”
“这些东西多少钱？”江彬问两个战士，心里仍是不明白。
“政委不让我们收钱。”
两个年轻战士转身走出了院子。一会儿听到一声长长的汽车喇叭响，夹杂着周围看热闹的孩子们的尖叫声—吉普车开走了。
江彬撕开牛皮纸口袋，里面露出四条肥大的马哈鱼，每条都至少有十五斤重。有一条的鱼吻上还穿着一个三寸来长的鱼钩，上面留着一根短短的尼龙线。“哎哟，天老爷子，这些是啥鱼啊？”倪梅娘走了出来，嘴里叼着一根长烟袋，脸上乐开了花。倪梅的儿子和女儿也凑到矮桌跟前，看着父亲逐个掰开鱼鳃观察里面鲜红的颜色。
“娘，这可是马哈鱼啊。”江彬说。过了一会儿他又兴奋地说，“好家伙，这些鱼鲜得就跟刚打上来的活鱼一样！廖部长出院太可惜了，这才是最好的鱼呢，可是他没这个口福。”他问妻子，“我咋从来没见过这个政委呢？”
“他是哈尔滨郊外一个装甲师的政委，你上哪儿见去？我猜这些鱼和豆油他一个子儿也没花。”她感觉自己想哭。
“那还用说，你要是有了权，弄啥好东西都能不花钱。”他用手指弹飞了一个落在鱼上的青蝇子，“松山，快去把咱家那个最大的澡盆拿来。”
男孩转身跑到装杂物的小棚里去拿澡盆，手里还握着一个吃了一半的桃子。
倪梅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她冲进屋里，扑倒在床上哭起来，心里怀疑许鹏根本就没打算要来看她。

一封公函
致
北京人文大学
英语系党总支书记
潘辰东教授
敬爱的潘教授：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研究西奥多·德莱塞小说的论文表示由衷的钦佩。我记得您的大作是三年前在上海召开的美国文学讨论会上被宣读的。现在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赵宁绅，于两年前担任了木基市师范学院外语系的系主任。您可能还记得我：三十多岁，戴眼镜，中等个，腰身细长，头发浓密，胳膊上汗毛较重。您那天在锦江饭店读完论文之后，我们在大厅里交谈了几分钟，您还给了我您的名片。后来我又给您写过一封信，还给您寄过我研究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一篇论文。我想您一定收到了。
至于您来信询问我系方白尘教授的情况，我不想花费太多的笔墨来形容他的性格，因为他曾经教过我，而学生对老师总是不能做到十分客观公正。您大概也听说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言，说他是个傻瓜，妄自尊大，好色成性并且屡教不改，说他吹牛撒谎，欺世盗名，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等等。其实，这些形容词都不足以准确地描述这个怪人。我将在下面给您举出一些事实，您也许会得出您自己的结论。
我是1977年冬天进入木基市师范学院学习的，入校第一天就见到了方先生。那时候他还是个讲师，负责给新生做入学教育。我当时被分配到了英语专业。由于我对学外语没兴趣，所以对此抵触情绪很大。我高考时报的专业是哲学和中文，满心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古典文学方面的学者。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命运之手当时是如何把我引入英语学习的领域的。也可能是高考的时候我居然有胆量参加英语考试—我指的是笔试，不是口试—省招生办公室的那些人大概就此决定我应该去学英语。我从心里反感他们的决定，但是又无处发泄自己的怨恨。我们入校的第一天晚上，所有英语专业的新生就在一个大教室里举行了一次听写测验。方先生朗读了听写的短文。
我还记得他用浑厚的嗓音念道：“新中国成立前，我爷爷给一个凶狠的地主扛长活。他昼夜苦干，累弯了腰，可是全家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他清晰的发音让我赞叹不已，我从没有听过有谁念英语比这个小个子男人念得更动听。可是那次听写让我痛苦极了，因为我根本写不成句子，几乎交了白卷。我们英语专业的新生分成了优、良、中、差四个程度不同的班，而这次测验的成绩决定我们入哪个班，这使我更加失望。我们这年入学的新生是“文革”以后第一次经过高考的大学生。您也知道，在“文革”十年中只有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才有上大学的资格，所以社会上积压了很多人才。我们那届学生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程度参差不齐。在我们英语专业，有三四个新生可以直接阅读原版的《简·爱》《牛虻》和《双城记》。在入校后的一次英语考试中，他们的成绩甚至比那些毕业班的工农兵学员还高。可是我们中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新生，只知道几个英语单词，主要是因为其他科考试的成绩好而被分配来学英语的。我们班上有几个从内蒙古来的新生，他们高考时的数学和物理考的分数很高，英语却一个单词也不懂。他们被分来学英语是因为他们那个地区缺少英语老师。
我自然被分配到最差的班级。我反正也是破罐破摔，就开始逃课。方先生的口语课是从上午七点半到九点半，我就经常睡懒觉不上课。他是位好老师，对学生亲切认真。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实际上，我很喜欢他教学的方法—他要求我们每个学生在课上大声说英语，这样可以克服一些同学的害羞并加强对英语的感觉。他特别喜欢“苹果”这个单词，因为它的开元音能够强迫我们发音时张开嘴巴。他张嘴时就会垂下滚圆的下巴，露出整齐的牙齿，冲着我们念念有词，“张嘴吃个大苹果”。他用这种方法逐步创建我们说英语的自信心。我后来才知道，方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改了三年。我学英语的时间长了，也能分辨出他的英语发音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般完美。他在发唇间音th的时候，舌尖总是抵不到上下牙齿之间，所以他经常把“厚”发成“吊”，“三”念成“树”。另外，他的英语发音中带着一股僵硬的口音，可能是因为他最初学的是俄语。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大学里的外语教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从俄语转学英语。方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我一直纳闷：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中谁有这样的远见，当时就能够看出历史潮流的走向。难道他或他们已经预见到二十年中英语会取代俄语，成为我国人民对外交往的最有力的语言工具？）
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听评剧。听见有人敲宿舍的门，我也懒得起来。门被推开了，方先生出现在门口，这可让我没想到。他有点喘着粗气，羊皮帽子夹在腋下，左手提着一台浅蓝色的录音机，至少有三十来斤重（那时候轻便的盒式录音机还很稀罕）。在他冒着热气的脑门上，一个大痦子非常显眼，旁边还落着一大片正在融化的雪花。他围着一条厚厚的灰色羊毛围脖，显得他好像没脖子，身子也矮了一截。我赶忙从床上跳下来。
他在一把破椅子上坐下来，对我说：“小赵，你今天上午咋没来上课呢？”
“我病了。”
“哪儿不舒服？”
“肚子疼。”
“你不能走路了吗？”
“走两三步可以。”
“那好，你现在能说能听，我就在这儿给你上课。”
我惊呆了，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把椅子挪近了些，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油印的教材，说：“我们从第四课学起。”
我不情愿地从床头摆着的单层书架上取下课本。
“翻到第三十一页。”他说。
我找到了第四课。他接着说：“请跟我读：‘这是一只蜜蜂。’”他用舌尖舔了舔厚厚的上嘴唇。
课本上的这句话印在蜜蜂的图形下面，我跟着他读出来。那画得哪儿像蜜蜂啊，活像一只牛蝇子。
“这是一棵白菜。”他拉长了声念道。
我又念了白菜画下面的那句话。我们一块练习了一些简单的句型变换—把陈述句变成疑问句，然后再变回来。我一边跟着他学，一边琢磨着他为啥要这么积极主动地来给我补课。
做完了朗读练习，他插上电源，打开录音机让我听一位英国人朗读这些句子。方先生咔嚓咔嚓地按着按键，在录音带上翻来覆去地找着准确的位置。他对我说：“这段课文你的同学们每天要跟著录音练习至少两个钟头，而你却一个单词也不念。你要是继续这样下去，离退学就不远了。你在浪费你的才能。”
“我没有学英语的才能。”我说。
他扬起粗长的眉毛，平静地说：“其实学外语并不需要才能，需要的只是坚持和勤奋。你花的时间越多、越努力，你的英语就越好。这没有什么窍门。”
那位英国绅士的标准发音终于响起来了。每句话的后面都留有让学生朗读的一段空白，我只得跟着绅士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他的句子。方先生坐在一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很快宿舍里就烟雾腾腾。我跟著录音机把课文朗读了好几遍。这次补课整整持续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我的一个室友回来睡觉他才离开。我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我们把小窗开了好一阵，才把屋里的烟散出去。
可我没想到他第二天晚上还会来，看到他又出现在宿舍门口，我心里很不痛快。他知道我是在装病，可是我逃课碍着他啥事了？他虽然表面不动声色，心里一定恼恨得要命。如果我继续不上课他会不会期末考试的时候让我过不了关呢？说实话，把我分到外语系也不是他的过错。他肯定是把我当作头号的捣乱分子了。我脑子里胡思乱想着，嘴里念着英语句子，也不知道都是啥意思。
第二次的补课比上一次缩短了一小时，让我有些欢喜。方先生临走时把手放在门把手上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英语。可是你想想：在这个学校里有啥专业能让你将来分配个好工作？去年我们有两个最好的学生考上了去非洲当翻译的工作。他俩从非洲去欧洲就像去趟哈尔滨一样便当，每天都吃牛肉奶酪。咱系的另一个毕业生现在在北京的《中国建设》当英语编辑。省政府的人事处每年都跟咱们要人。咱们送去的学生不是干外贸、文化交流，就是分到外事办。现在他们都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了。你还年轻，将来有的是机会。可是你英语不好，只能眼看着别人把好机会都捞走。现在只有学好英语才是最实用的，明白吗？”
我没吱声。
“好好想想吧。明儿见。”他说完提着那个笨重的录音机走出去，压得他的腿都有点弯。
他的话确实有点打动我。我还真不知道我们系的毕业生将来能跟外国人打交道，还能到外国去，这是多么风光的工作。一想到我将来能出国开眼界，我心里就升起了一线希望。现在我想改换专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那为啥不把英语学好？将来还可以出人头地。我耽误的功课还不太多，要赶上还来得及。
方先生第三天晚上到我们宿舍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身体已经全好了，明天就去上课。
我渐渐变成了一个用功的学生。我每天早上四点半就爬起来，在宿舍的楼道和门厅里来回走动（冬天待在楼外面太冷），大声朗读课文，背诵单词、习语、短句和句型。我们班上有的同学比我起得更早，还有人嫌每天晚上回宿舍睡觉太耽误时间，干脆就在教室黑板下面的长台阶上和衣睡三四个小时。他们只是隔一天才回宿舍睡个囫囵觉。表面看起来，我们拼命学习是珍惜上大学的宝贵机会，这是我们大多数同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系里几次表扬了我们刻苦学习的精神。但是同学们心里都清楚，大家是在较劲比赛，因为谁的分数好将来毕业时就能分配到好工作。我因为练习英语发音太刻苦，使坏了嗓子，每天都要吃止疼片。
方先生很快就升为教授。令学生失望的是，他不再教课了。当时系里只有两个副教授，方先生是其中一个。他在学生和年轻教师中很受尊重，因为他经常教大家跳交际舞和探戈。每到星期四下午，外语系的一些老师就举行舞会，我们这些学生只有从锁孔里，或者从半掩的门缝里向舞场瞥几眼。方先生一直是我们系里最优秀的男舞者。他本来肚子并不凸出，但是在舞场上他就会挺起腹部，像一个派头十足的富商那样翩翩起舞，而且这样他还可以更紧地贴住他的舞伴。我们对他的风度羡慕得不得了，认为他的确是多才多艺。在系里举行的外国文学讨论年会上，他宣读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论述的课题是《丧钟为谁而鸣》，让我们大开眼界。后来这篇文章还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在那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海明威这个名字。
我念本科的四年一直没有从低级班跳出来，我的自尊受到很大伤害，心情因此十分郁闷。我们这些低级班的同学还搞了一次罢课，要求重新按照成绩分班。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们低级班中的许多同学已经跟了上来，英语程度并不比一些高级班的人差。高级班一直是由英国或加拿大老师来教的，我们低级班却从来没有一个高鼻子的洋人教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口语水平当然可怜了。系里拒绝考虑我们的请求，但为了防止再来一次罢课，刚升为系副主任的方教授同意和我们对话。于是，我们集结在一间教室里，听他解释为什么这种把学生分成四等的制度应该保持下去。他的理由是：系里只能雇一个外国专家，所以要留给最好的学生。他还讲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的大道理。我们并不是反对这种精英教学方法，只是抗议高级班成员的终身制。
我们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方先生后来耐不住性子，脸变成猪肝色。他的声音越来越粗重，把手一挥宣布说：“不行，我们要保持教学的延续性。如果高级班的学生三天两头地换，谁还能教这样的班啊？根本行不通！”
长着水蛇腰、弯弯眼和卧蚕眉的张明辰是三班的班长。他站起来微笑着说：“方教授，您这话不是很可笑吗？您让我们觉着自己跟痴呆儿一样。为啥我们就得永远当二等公民？为啥我们就不能发展了？就拿您来说—您不是每年也得长点个儿，加点分量吗？”
我们听了哄堂大笑。方先生怒视明辰，捶着讲台吼叫：“少跟我来这套！你以为你是马克·吐温？你别忘了你在跟谁说话！”他慢慢转过头来，瞪着台下的学生。
我们笑得更欢了。方教授宣布散会，气冲冲地走出了教室。他的黑色人字呢上衣的袖口挂着一根白色的棉线头。我没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现在好像变了个人，再也不是那个和气勤勉的老师了，倒仿佛是个当了一辈子高级干部的官老爷。实际上，除去他这个新出炉的英语系副主任，他只有一个官方的头衔—地区桥牌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有二十来个会员，都是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
第二年春天，方先生入了党。在讨论他的入党申请时，我表示持保留意见。可是我只是学生党员的代表，在党支部里不占多数。我一直怀疑他过去帮助关心我是因为我是少数学生党员之一，在党支部会上有赞成他或反对他的发言权。换句话说，他到宿舍来给我补课，就是有意要我感激他，将来讨论他入党的时候他就多了一票。这个人多么有心计啊！但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我也不可能跟别的党员透露我的疑问。
另外一件事加深了我的疑虑，并且给了我很大震动。第二年我们毕业的时候，方先生的眼中钉张明辰被分配到双鸭山的煤矿里工作。他是当年我们系里分配得最差的一个毕业生。毕业聚餐的时候，明辰喝醉了，扬言要和方先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掀开衣襟露出腰带上别的一把牛骨头把的尖刀。那是他花了十五块钱从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挑子上买的。我赶忙看看系领导吃饭的桌子，幸好方先生没来参加聚餐，要不然肯定会让明辰给放了血。明辰那天也醉得人事不省，我赶紧把那把大刀子藏起来，要是给他带在身上非惹出娄子不可。也难怪明辰要找方先生拼命，两天前他的女朋友已经放出话来要和他散伙。她被分配在沈阳的一所军校里当英语教员，明辰认为她的变心也是方先生报复他的结果。
我自己的运气不错，考上了哈尔滨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我因为不参加毕业分配，方先生也就没法惩罚我。要不然我也会落个像明辰一样的下场。我肯定方先生知道了我在讨论他入党的时候投了反对票。另外，他一定以为是我策划了两年前的罢课。
我虽然在哈尔滨念了三年研究生，但是对于母校外语系这几年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的未婚妻在这里毕业后留校教日语。
方先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创办了一份叫作《叙事技巧》的学术杂志。我想您也许看过这本刊物，因为在那几年它一直保持着九万份的发行量，在青年读者中，特别是文学青年中很受欢迎。方先生在东北三省的许多大专院校里都讲过课，主题是“西方文学中最先进的叙事技巧—意识流”。他甚至自己还写小说，其中有一个讲三角恋爱悲剧的短篇小说《雨山之南》还在省里的一个比赛中获了奖，编选进好几个小说集子。公平地讲，他是一个有才能的小说作者。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你常常能感到一种原始的激情和农民式的狡诈，这在学者写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事实上我常想，如果他专注于小说创作，也许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他花了很多时间编辑这本杂志，精力都浪费在这上面了，也就没有趁几个短篇的成功而趁热打铁地多写一些小说。也许他缺乏艺术眼光，也许他误以为自己干啥都行，他只满足于比他的同事们先行一步，沉浸在短暂的虚名之中。他没有走那些大师的路子—写一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一部里程碑式的杰作，一部志在创新开拓从而改写小说史的文学名著。他没有才力写这样一本书，只是埋头于鼓捣那些小玩意儿、小摆设。一句话，虽然他是老树新花，但是从没有结出硕果。
我定期给他办的学报投稿，和他的关系也就逐渐改善。他待我不错，不仅来稿必用，而且经常按最高的标准付我稿酬。同一般的外国文学刊物不同的是，《叙事技巧》不仅刊登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论，而且还开辟了一个发表国内作者创作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园地。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学术刊物要发表原创的诗歌？方先生从来没有研究过诗学，为啥每期要用十几页的篇幅来刊登诗歌？他肯定知道这样做有多么不协调，我估计他肯定另有所图。
1984年夏天，我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回到了母校。我刚结婚的妻子已经升成了讲师。我听说方教授办的杂志停刊了，原因是一些年轻妇女指控他耍流氓。这些女人中有老师、有学生，有人说他用发表文章作诱饵来勾引她们和他睡觉，还有人说他拒登她们的来稿因为她们拒绝他的引诱。说实话，我怀疑有些女人是自己心甘情愿和他勾搭的，当然肯定是他主动勾引她们。他妻子多年卧病在床，两人不能有性生活。他一定是感到冷清寂寞、欲火难耐。但是在他干的风流韵事中有一桩却令人无法原谅：他因为使用的避孕套质量太差，把一个学生弄怀孕了。女孩子到医院去做人工流产，一个上了年纪的护士把这事传了出来，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我认识这个女孩，她比我低两年级，是我一个哥们儿的妹妹，这姑娘人很好，平时喜欢写写诗。有一次她在礼堂朗诵她写的一首诗歌，把我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当时就有好几个小伙子对她感兴趣。我还记得那首诗的题目叫作《我能给你的只有爱情》。那首诗写得非常好，学校广播站每天播送两遍，整整广播了一个星期。她外表文文静静的，动不动就脸红，一双眼睛流露出羔羊一样温顺的神情。我简直不能想象这样一个柔美的姑娘能跟方先生那样一个老头子胡来。她那么出色，什么样的好小伙子都会心甘情愿地供她驱遣。我后来从她哥哥那儿知道，方教授用“美人鱼”的笔名发表了她的许多诗歌，还保证说给她争取到奖学金，把她推荐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的比较文学系去深造。方先生说那里的系主任和院长他都认识。唉，年轻女孩子多么容易上当啊！
方先生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外语系副主任的职位也给撸掉了。他见人都抬不起头来，但是我并没有疏远他。有一天，我请他到我家来喝啤酒。那几天我妻子不在家，她到齐齐哈尔南边的一个油田上去教日语暑期班。我刚好因为翻译尤金·奥尼尔的一个剧本得了点稿费，就买了一只烧鸡、两斤牛肉肠、五斤西红柿、一包白糖和十个咸鸭蛋，又到街边的酒铺里要了十升干啤酒。我也没请其他人，因为那时候系里的人都躲着方先生，不想和他搅和在一起。我俩边吃边喝，他的话就开始多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妻子心脏有病，儿子刚从南京大学毕业，很快就要去中国和德国合资的上海福斯汽车厂工作。他妻子对儿子要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去很伤心，虽然这是一个收入丰厚的工作。她指望儿子能回到木基来，找一个当地的姑娘结婚，在父母身边成家立业。
我注意到方先生看起来一点也不老。他的头发仍然浓黑茂密，脸上的肉还很有弹性。他穿一身白色短袖衬衫，肚子仍然结实扁平。人们很容易会认为他只有四十出头。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怎么会保养得这么好，他抬起一只手摸摸胸膛，很诚恳地说：“首先你得心胸开阔，遇到啥事儿也不能悲观。吃好睡好。另外，你每天早上都要锻炼身体，不管酷暑严寒都不能间断。”他微笑着，眼里闪着狡黠的光亮。我没想到他能给我这么实在的回答。他知道我是个夜猫子，每天要到深夜以后才睡觉，早晨从不锻炼身体。我只得又称赞他懂得养生之道。
几杯啤酒下肚，他就有点醉了，嘴上开始没有把门的了。他叹了口气说：“我已经五十三了，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别那么悲观嘛。”我说。
“我活不了多久了。唉，两鬓斑白一事无成啊！太可悲了。”
“得了，得了，您不是刚说过要心胸开阔吗？”
他眼泪汪汪，一副可怜相。我劝他说，他现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前途不可限量。但是我越劝他越伤心。“我大学毕业以后，一心梦想去苏联学习美学。”他拉开了演说的架势，好像一屋子都是听众，“后来苏联成了咱们的敌人，领导又让我改行学他娘的什么英语。我是直到能看懂D.H.劳伦斯的原文小说以后才开始喜欢英文的。现在咱们国家总算是开……开放了，可我也太老了，不能去国外留……留学了。我比不了你们年轻人啊，太老了。”他说完已经是泪流满面，不住用短粗的手背擦腮帮子。“唉，我应该拿一个博士学位，至少也应该像你那样是个硕士。”他拍拍我的胳膊。
这简直是扯淡。他现在已经是副教授了，还嫌不满足。我赶忙转移话题，故作轻松地说：“您快别哭了，行吗？有那么多女孩子围着您转，您是越老越吃香。谁像您那么有艳福啊！”我的话中带着几分讽刺，他却当成好话听了，这正中了他想要吹嘘自己艳遇的下怀。他得意地笑了，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
他开始如数家珍地说起这几年和他有过关系的年轻妇女。令我吃惊的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居然也在其中。这个女孩子一直是我们学校羽毛球比赛的冠军，曾经被列为全省第二号种子选手。她后来嫁给了一个专门驯犬的军官，丈夫经常出差不在家。方先生这样一个小老头在床上怎么对付得了那个人高马大的娘儿们？我想到这一点就头疼。他满嘴的下流语言让我有点尴尬，可是我心里兴奋得要命，巴望着他多说一点。最让我不能相信的是一个姑娘居然提出来，只要他和老婆离婚，她就嫁给他。方先生是不会抛弃自己妻子的。他解释说：“小赵，我可不是没有良心的人。我老婆有病啊，咱咋能那样干呢？当年我下放到农村的时候，她每两个月就来看我一次。换了别的女人早就把我蹬了。她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可是从来没有埋怨过一个字。现在我们的儿子就要远走高飞，我就是她唯一的亲人了。”他说完盯着我，眼里闪着泪光。
我一直琢磨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在那些女人眼中的形象如此高大神秘。是他的学识？他的权势？他超人的床上功夫？他的如花妙笔？他勾引女孩子的手段？他的乐观幽默？他到底施展了什么魔法把那些年轻妇女迷得神魂颠倒？我想起了我朋友的妹妹，那个丹凤眼的女孩子。她做了人工流产以后，被发配到一个边远的乡镇去当中学老师。在去那个学校报到之前，她伤心绝望得差点跳楼自杀，是她父母硬生生把她从阳台上拉了回来。难道方先生对毁了人家女孩子的一生不感到羞愧吗？
“唉，那些写诗的姑娘实在是太可爱了！”他揉着他宽阔的鼻子，说了实话。
“您为啥喜欢写诗的姑娘？”我问。
“你不知道那些写诗的姑娘有多温柔、多天真。她们的心……心肠都很软。给她们几句甜言蜜语，你……你就能让她们如醉如痴，心里像驾了云一样飘……飘起来。”他嘎嘎笑着。
“这么说一定要是写诗的女孩子，写小说的不行。对吗？”
他又咧开嘴笑了：“没错。老天爷要是能让人托生，下辈子我真想做个诗人。小赵啊，你哪天也应该认识一个女诗人。”
“不，我想要个少女。”我说。他使我想起了纳博科夫笔下的那个好色的汉伯特。
“好吧，那就给你一个少女诗人。”他哈哈大笑起来。
您看看，潘教授，这就是他给自己教过的学生提出的忠告。我这辈子也不想认识什么写诗的姑娘。我老婆虽然不是什么美人，但是配我还是绰绰有余。再说，我身体不好，还要攒着点精力和时间完成我那本研究尤金·奥尼尔戏剧当中东方神话的专着。自从那次在我家喝啤酒之后，方先生见到我总躲躲闪闪的，好像我身上带着肝炎病菌似的。那年夏天我们木基市暴发了流行性肝炎，又凶又勐。显然他很后悔跟我说了那么多他的秘密。但是我并没有把那次谈话当作整治他的把柄，甚至三年后我当了外语系的系主任，也没想过要把他的丑事透露出去。我还是很感谢他当年帮我补课的热心，他的隐私也没有改变我对他的感情。
《叙事技巧》停刊以后，我们系接到了几千封订户写来的抗议信—人家要求退钱。那些钱老早以前已经当作过节的奖金发给系里的教师了，我们只好向订户保证马上复刊。但是除了方先生，谁也没有编辑这份学报的能力。到了秋天开学的时候，《叙事技巧》又重新与读者见面了，方先生还是总编。这一次他被迫在杂志里去掉了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新的《叙事技巧》变得更专注于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发表的文章也更有分量。每期杂志的封面都是光纸印刷，封底上都有一位现代文学大师的照片。方先生的声誉又慢慢开始恢复。他比以前更加勤奋了，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还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鲜花盛开的桥上》。他在扉页上把此书献给海明威，好像这位美国作家还活着，经常和他通信交流创作心得似的。他可能是想表明海明威是他文学灵感的源泉。这本书在文学界获得了不少好评，方先生还作为当代杰出作家风光了一阵子。第二年他就被评为正教授，是外语系里的第一个。他好像命里注定要在文学上干一番成就，但是在接二连三的成功面前，没有几个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方先生在我们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又栽了跟头。那是1987年刚开始放暑假不久。他和我都被挑选参加省里的文化代表团，访问四个美国城市。我被选中是因为我的英语口语不错，又多少了解一些美国文学的情况。方先生是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专家加入进来的。赞助我们这次访美的东道主之一是康涅狄格州的威灵顿大学，那时候正热切地想和我们木基师范学院结成姐妹学校，所以代表团里的一半成员都来自我们学校。
在美国的时候，我又发现了方先生身上另一个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性格特点：吝啬。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是尽可能地在大家付钱的时候上厕所。有两次是我替他付的账。虽说他妻子常年卧病在床，但是他一点都不穷。他儿子每个月都给家里寄不少钱。和我们这些真正的穷教师不一样，他在银行里甚至有一个外汇账户。他如果只是占我们这些中国人的便宜也就算了，最让我无法容忍的是他居然在人家美国人的身上也耍这一套。他有好几次喝完了咖啡、茶或是其他饮料后等着美国人帮他付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该他似的。我真不明白他干啥要像个要饭的那样丢人现眼。我们出国的时候，国家每天给我们二十二美元的零花钱。这点钱虽然不多，但一个人总要有点尊严吧。我不明白像方先生这样一个小气鬼怎么会是勾引女人的高手。有一次他在餐厅里点了一客果馅奶酪卷以后，居然要一个美国女作家替他付钱。他漫不经心地说：“我没钱了。”那位高个子美国女作家的头发是红色的，为了见我们还刻意打扮了一番：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对襟小袄，耳朵上戴的耳环是一对中国明朝的铜钱。她有一个很讨厌的习惯—每句话说完以后还要加上一句：“懂我的话了吗？”她听了方先生的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本来微笑着的脸变成了鼻眼扭结的苦瓜。她朝我转过身来，一双深陷的绿眼睛好像在发问：他是不是神经不正常？我愤怒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用中国话对他说：“拿着。明天早上还我。”那一次他倒是自己掏了腰包。
他这样做也可能是误解了资本主义文化和所谓的美国精神，搞不懂自我意识和自私自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临出国的几个月前，我们邀请了一个名叫阿伦·雷德斯通的教授到我们学校来讲解福克纳。这个肯塔基州来的红脸汉子花里胡哨的名堂真不少。他留着马尾巴头，穿着红红绿绿的花汗衫，还从美国拎来一把班卓琴在我们的课堂上又弹又唱。他跟我们的学生说，在美国，个人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要尽一切努力来强调自我意识的存在，还说什么自我中心的本能是任何个人成功最本质的因素，等等。他甚至还宣布：个人利益是美国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你自己生活的中心就一定是你自己。我起誓：如果他是个中国人，我会不等他说完就派人把他从教室里拖出去。但是方先生听了他的讲课后对我说，他很欣赏雷德斯通的理论。很显然，这个美国佬的一通歪理已经弄得他晕头转向了。眼下在哈特福德，他在这位美国女士面前毫不羞耻地要证明他自我的存在，中国人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他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像他这样一个有知识的人，怎么会连一个没有文化的人都不如呢？我到今天也搞不懂。
我们的美国东道主通知我们说，星期六大学里有一个作家会议，组织者愿意搞一个中国主题的座谈会，请几位中国作家发言。当然，这是指我们代表团里的作家。我们很为这一友好的邀请所感动，答应到时候一定参加。代表团领导指定由我来介绍当今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情况，其他的六位作家不用讲话发言，但是要准备回答听众提出来的关于他们的创作活动和经历的问题。我们都非常兴奋，准备要在那天穿上最正式的服装与会。为了强化一下我的英语口语，我在出发去会场之前整整朗读了一个小时《纽约书评》的文章。
威灵顿大学位于一个青翠山谷里的小镇上。校园里到处都十分整洁，而且出奇地安静，也可能是学校里正在放暑假的原因。校园的道路两旁都栽着高大的落叶松和枫树。一辆奶白色的面包车载着我们来到一座不高的两层红砖楼房前面，作家会议就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共有好几个分会场，同时进行不同主题的座谈。因为我们中国作家的座谈会不像其他主题的座谈会那样事先宣传过，所以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我们来的消息，都朝别的会场走去。我很紧张，跟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小声说：“哪怕只来十几个人就蛮不错了。”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女剧作家甘兰绞着手指说，我们真不应该同意来参加什么座谈会。
突然，方先生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大声向走廊里的人群吼叫起来：“请注意了，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方白尘教授，我是中国当代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快来听我的讲座！”他用一只手指着我们的会场，另一只手招呼着周围的美国人。
人们一下子愣住了，然后就听见有些人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几个中国人也被惊呆了，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我想他可能是在做最后的努力招揽观众。只见方先生振臂高喊：“十一号房间，快来啊，来听一个伟大作家讲话。”
当时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们几个赶紧闪到一旁躲得远点。不过方先生的这番表演还真引来了一些好奇的参加者—三十多个人走进了我们的会场。我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以便等一会儿能够开口说话。
更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当座谈会的女主持人把我们引见给观众之后，方先生从我手中一把夺过麦克风，掏出预先写好的稿纸，大声念开了他的演讲。他的声音铿锵顿挫，语调十分专横，活像一个大干部在给台下做报告。我的头皮被震得直发麻，口里木木的，好像失去了知觉。
“他这是要干啥啊？”甘兰悄声对我说。
另外一个作家说：“这简直是搞突然袭击嘛。”
“学术歇斯底里。”我补充了一句。
那个主持人为啥不制止他呢？我怀疑地向她望去，只见她那张褐色瓜子脸正冲我理解地微笑着，她一定以为方先生和我商量好了，让他替我发言。
方先生正在大谈他如何在小说创作中成功地运用最新的写作技巧（其实这些技巧在西方都已经过时了），他的小说如何启发了一整代中国作家学习和掌握意识流。起初，观众们似乎被他的大嗓门给镇住了，接着有几个人开始窃笑，有些人甚至笑出声来。更多的人脸上是觉得好玩的神情，就像在看马戏团里的猴子一样。我们觉着真丢人啊，他把我们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我在心里把他的祖宗三代都骂了个遍。
他足足讲了半个多钟头才结束。当他终于闭上了嘴，观众席里响起了笑声和调侃声。方先生居然站起来向稀稀拉拉鼓掌的观众鞠躬致意，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冲他吹起了口哨。他难道听不出来那掌声是在讽刺他吗？
我没有把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拿出来在会上宣读，因为我心神已乱，哪有讲话的心思？我们这些中国人坐在两张折叠桌子边上直发呆，方先生这时候还一个劲地冲他的同胞们微笑。他那张扁脸因为出汗显得油亮亮的，眼睛得意地闪着光。从一座高大的窗户里射进一片长方形的阳光，方先生舒服地沉浸其中。我注意到他不时转过头来看着我们，眼神里有一丝轻蔑，好像在对我们挑战：“你们在座的有谁能用英语做这样的演讲？”我当时要是能伸手够着他，非得掐他的腿让他清醒清醒。
观众问了几个沉闷的问题，我们三言两语回答了他们。我们这些中国人还都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劲来。我打起精神把观众的提问和我们的回答翻译成英文，但是我的英文前言不搭后语，净是语法错误。实际上，我嘴唇哆嗦，结结巴巴，因为我正拼命压抑着满腔怒火。我当时的心跳起码每分钟一百二十下。
座谈会终于开完了，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活下来了！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您可以想象我们对方先生有多么厌恶。没有人跟他说话，更没有人愿意跟他有任何瓜葛。让他自己顶着那个“伟大作家”的高帽子去吧。甘兰甚至提议我们悄悄去旧金山，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回程机票，那才解恨呢。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做。即使他死在这儿，我们也得把他的骨灰带回中国去，因为如果他留在美国，国内的领导就会以为他叛逃了，我们也会落个失察之罪。
回国以后，我们告了他一状。学院党委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让他做出深刻检查。他乖乖照办了。省作家协会开除了他的会员资格。他又一次成了灰熘熘的过街老鼠。《叙事技巧》也不让他办了，这回他是永远靠边了。他回到外语系教基础课，系里规定不准他参加任何学术会议和发表演讲。
潘教授，您可不要以为他就此一蹶不振了。不，他活得有滋有味的。这个人有一种非凡的素质，那就是压不垮打不烂，浑身充满了活力和韧劲。最近他刚刚把已故彭德怀元帅的传记翻译成了英文，即将由友联出版社出版。他拿了不少翻译稿费，发了一笔财。有传言说，他声称自己是咱们国家最优秀的英语翻译家。这也可能是真的，您想想看，北京上海的那些翻译大师不是已经去世，就是老得不能动弹了。看起来方先生又要重新崛起，很快就能翻过身来了。这些日子他到处吹嘘他在北京有许多关系，明年要调到您的系上去教翻译和英国现代小说。他还要担任贵校英语学报的编辑。
潘教授，请原谅我这封回函篇幅过长。跟您说实话，我也没想到能拉拉杂杂地写这么多。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在计算机上写文章。用机器写作的感觉很特别：它无疑加强了我的表达能力，或许还使我有点夸夸其谈。我觉着计算机好像能够自己组词造句似的。您看，写着写着又离题了。在这封信结束之前让我总结一下我对方先生的看法，我对他不做道德上的判断：他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一个有学问并且工于心计的人。虽然他已经快六十岁了，但仍然精力充沛，还可以干很多年的工作。只要您有办法能够让他做事不出格，他会对您很有用，会在您领导的英语系出很大的力。换句话说，对他只可用，不可信。他和我认识的知识分子一样，是个得志便猖狂的小人。
致以崇高的敬礼！
木基市师范学院
外语系系主任
赵宁绅
三月二十九号

纽约来的女人
我们街道上的人谁也没想到陈金莉会回国。四年前她准备去美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劝她打消这个念头。她还有啥不知足的？她在我们木基市的师范学院里当数学老师，有个体贴的丈夫，女儿非常可爱，也快进幼儿园了。她家刚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还是理想的楼层：新公寓的一楼。我们都整不明白她为啥铁了心要出国。有些人说她是想出去赚钱，可是大部分人不这样看。虽然人人都说在美国遍地都是美元，就像树上的叶子一样捡不完。可谁会相信这样的鬼话？如果她是个年轻姑娘，那倒不难猜：或是去那边上大学，或是嫁给老外—不是华侨，就是洋人。但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在这里已经有了家。尽管我们苦口婆心地劝说，她还是在那年初夏去了美国。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市政府里的高级干部。她走后不久，他们就跟同事和亲戚朋友们说金莉不会回来了。上了年纪的人们听了以后都摇头说：“这女人的良心叫狗吃了。她就这样撇了家啦？美国到底有啥好的？”
现在她回来了，看上去像是换了个人：戴着金项链，抹着红嘴唇，画着蓝色的眼影，甚至脚趾甲盖都涂成了红颜色。我们整不明白她的鞋后跟为啥非要四寸高呢？她穿着高跟鞋活像踩高跷，根本走不了路。她和别人走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伸手要人家扶她一把。人们在私下传言，说她是纽约的一个华侨阔佬的第十五房姨太太。看了她的化妆和做派，就不由得你不相信了。
陈金莉刚出国那阵子，她丈夫迟淦跟大家说她在一个语言学校里学英语，不然就没办法进研究生院攻读数学。后来我们又听说她病得不轻，不能下床走路。一年以后，又有人说看见她在纽约的唐人街开了家珠宝店。有些人就说那商店肯定是那个阔老头子送给她的礼物。
她给迟淦写的最后一封信上说，她决定回国同他和孩子厮守一辈子。但是看了她回国后的打扮，街坊四邻们谁也不相信。可是你如果问她是否还要回纽约去，她总是说：“不回去了。我在那儿没了工作，珠宝店也倒闭了。”她的几个亲戚出于好奇，想打听她挣了多少钱。她总是回答：“我没钱。在餐馆打工能挣几个钱？在美国，你挣的钱一半都交了税。你挣的多，花的也多。”
有些年轻人特别想知道那个花旗国里的事情，经常缠着要她讲讲纽约啥样。她总是摇摇头说：“那是有钱人的天地。”
“哎呀，金莉你有啥就说啥呗。那纽约人是不是个个都是百万富翁？”
“没有的事。百万富翁能有几个？不过人家美国人干活比咱们卖力气倒是真的。美国还有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就睡在大街上。”
那些年轻人原先以为华尔街是用金砖铺成的，听了她的话没有不扫兴的。
她回来得不是时候。现在夏天已经过了一半，正是东北地区最好的季节。天气不凉不热，市场上堆满了新鲜的瓜果蔬菜。但是她的女儿丹丹放暑假不上学，住在爷爷奶奶家。金莉回国前的一个礼拜，爷爷奶奶就把丹丹接去住了，为的是让孩子避开她妈妈。实际上，那孩子把妈妈差不多也忘光了。我们每次问她想不想妈妈，她都说“不想”。
金莉回来见不到孩子非常伤心，自然把气出在丈夫迟淦身上。他只好安慰她说，丹丹在爷爷奶奶那儿住几天就会回来。
金莉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打扫房子。她不在的这几年，家被迟淦弄得像猪窝一样。虽然迟淦在船舶设计院当机械维修工，但他不是个勤快利落的男人。他从小让爹妈惯得油瓶倒了都不扶，要多邋遢有多邋遢。金莉在床底下扫出了鸡蛋壳，风琴、五斗橱、大衣柜上都落满了尘土。天棚的四个角都拉着蜘蛛网。屋里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她只好成天敞着窗户。所有的被褥上都渍了一层油垢，亮光光的。有几床被子上还有烟灰烧的窟窿。她回家后才知道，两年前她捎钱回来买的洗衣机是公公婆婆在用。最让她难过的是：她种的茉莉和牡丹都干死了，只剩下几株枯枝立在花盆里，像骷髅一样。花盆里盖了一层烟头和火柴棍。不出三天，邻居们在楼道里又听见了熟悉的摔门和砸锅碎碗的声音—这两口子又干架了。
“把你的臭袜子和裤衩都收起来，到你妈那儿去洗。”她命令丈夫。
他一声儿不吭地把袜子和裤衩收集到一个纸盒子里。她又开始抱怨厨房和厕所里到处都是烟灰。“这家里都快赶上火葬场了。”她不住声地唠叨。
他用手指扶了扶金丝边的眼镜架，忍不住说了句：“你要不喜欢这个家，干啥还要回来啊？”
“你寻思我是冲着你回来的？”她咬着嘴唇，露出了整齐洁白的牙齿。这是她身上的另一个奇迹：去美国之前，她有点龅牙，但现在所有的牙齿都排列得规规矩矩，像珍珠一样闪亮。她的上嘴唇也不像从前那样凸出了。看来，人家美国的牙医手艺就是高超。
她确实不是冲着迟淦才回国的。她想念女儿，所以她公婆才不让她见丹丹。他们瞧不起金莉，声称没有这样一个儿媳妇，甚至当着别人说她“不要脸”。有天晚上金莉站在公婆家的门前，哀求他们让她和丹丹说句话，她婆婆堵着门不让她进去，说：“丹丹不想见你，她没你这么个妈。别再让我看见你那描眉画眼的臭脸。”
迟淦的父亲站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个苍蝇拍，摇晃着满头白发的脑袋。他嵴背冲着门，装作没有看见儿媳妇。
“丹丹，她啥时—啥时候才能回家啊？”金莉问。
“这儿就是她的家。”婆婆说。
“求求您了，让我看她一眼吧。”她的眼眶里满是泪水，但是拼命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不行。她看见你就生气。”
“妈，您就饶了我这次吧。求求您了！”
“你别叫我妈，我没有你这个儿媳妇。”
门被勐地关上了。金莉知道他们决不会让她再见到女儿。她想尽了办法，但还是连丹丹的影子都见不着。公公婆婆住的是俄罗斯式的洋房，根本就不让那孩子迈出大门一步。她没有让迟淦去求情，她知道他不会有胆量反抗父母的意志。也许他也愿意把她们母女隔开。
当我们听说了她见不到女儿的消息后，有些人认为她活该。她抛弃孩子在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也有人可怜她，说她既然见不到女儿，干脆和迟淦散伙算了，他根本不配有这样的妻子。大家伙都很想知道她下一步怎么做。
她去美国两年后，师范学院就把她除名了。现在她没有工作单位，是等待安置的无业人员。我们都纳闷：她没有工作靠什么生活呢？这里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不是纽约，在那儿她只要把一个老头子哄得高兴就一切都有了。她不知道师范学院已经把她解职，还满心以为回国后就能到原单位上班呢。学院领导告诉她说，她在美国的生活方式已经使她不适合担任教师的职务，她听了非常吃惊。
后来她不知怎么弄清楚了是范玲教授在散布她在美国给人家当小老婆的故事。有几个人怂恿她去当面扇范玲的耳刮子。这个范教授是个人见人嫌、专门算计别人的母老虎。她五十年代初从莫斯科大学拿到了一个教育学硕士。据金莉讲，范教授有个侄子想到美国留学，求过金莉做经济担保人，但是她没有答应。范玲就因为这个才到处败坏她的名声。“你们看看，”金莉一边跟众人说，一边伸出细长的双手，让大家看看她中指上戴的刻着花纹的金戒指，“我不是美国公民，这样做是非法的。”她也许说的是真话，但我们并不完全相信。
有人告诉她说，范玲要参加星期二下午的全院教职工大会。如果她要当众让姓范的出丑，这可是个好机会。我们都很想看看她俩到底会怎么干仗，同时也准备好一旦她把范教授打得太厉害就出来干涉。范玲是个老太太，有高血压和肾病。
令我们失望的是，金莉那天根本没有去开会的大礼堂。范教授坐在会场后面打瞌睡。院长在台上布置任务，要全院师生准备欢迎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山前线的英雄来校做报告。
后来金莉跟我们说，她要以诽谤罪“起诉”范玲，让那个老太太“赔偿”她的损失。这可是新鲜事。有谁听说过法院还会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再说，哪儿有律师打这种个人纠纷的官司，她俩之间的矛盾应该通过学校领导解决，或是私下里和解。有些人觉得金莉是心虚，这更证明了她在国外的生活多么糜烂。还有，她为啥会想到用“经济赔偿”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人的名声和荣誉啊，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她应该用行动来洗刷自己的名誉，也就是以毒攻毒地和范玲干一仗。
有天上午她到木基市外事办公室去找工作。她听说那里缺英语翻译。我们这个城市刚刚对外国人开放，市政府决定在松花江心的一个小岛上兴建游乐园来吸引旅游者。金莉一共填了六份表，但是外办负责人事的干部根本没有见她。一个秘书模样的姑娘让她下个星期四再来一趟，因为人家要花点时间研究她的档案。金莉在她填好的表格上附了一张美国语言学校的证书，证明她在这家学校学习过英语，并且通过了毕业考试。她的口语成绩是“A”。她跟那个秘书讲她想当个导游。
“我听说要招九个翻译呢。”那个年轻的女秘书悄声说。她两眼盯着金莉的嘴唇—口红抹得太重，都成了紫色。
金莉以为当翻译得考英语。她每天至少听三个钟头的BBC和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又复习一本厚厚的“托福”英语试题。即使在洗衣服的时候她也开着收音机。第二个星期四的下午她准时去了市外办。接待她的是旅游科科长。这位科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块头男人，头顶已经秃了一大块。他认真地听了金莉的自我介绍以及她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她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似乎有点急不可耐。“我在纽约住了四年，到过美国许多地方。跟您说实话，我在美国还有许多关系，对咱们市和外面创建联系会有帮助。我还有一张国际驾照呢。”
科长清了清嗓子说：“陈小姐，我们很感谢你来申请我们的工作。”听到他没有叫她“同志”，她有点吃惊，好像人家把她当作外国人或港台同胞。他接着说，“我们前天仔细研究了您的档案，恐怕得令您失望了。我们不能录用您。”
“为啥？”她一下子蒙了。谁都知道：这九个翻译的招聘名额不可能招满，也不会有九个人来报名。
“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要是您一定想知道原因，那我就得说：我们只能录用我们信得过的人。”
“您这是啥意思？难道我不是中国人？”
“您在美国拿到了绿卡，对吧？”
“没错，但我还是中国公民。”
“这跟国籍没有关系。我们不了解您在纽约都做了些什么，还有您过去这几年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咋能轻易相信您呢？我们有责任维护国家的荣誉。”
她心里全明白了，没有再争论下去。他们一定是从师范学院调来了她的档案，肯定有人告诉了他们她在纽约的生活情况。她的脸因愤怒涨得通红。
“陈小姐，您也别太激动。我并不是想要伤害您的感情。我只不过是把外办的决定通知您。”他的办公桌上一只闪亮的蚂蚁正匆匆向墨水瓶爬过去。他用拇指捻死了蚂蚁，把它从裤子上抖掉。
“我明白。”她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连再见也没有说。
在市政府大楼外面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她不停地用粉红色的纸巾擦着脸。她从手包里摸出化妆盒，对着小镜子把脸上被泪水冲开的粉擦掉。她手上的人造革化妆盒吸引了街上一个小姑娘的注意，她的目光在金莉脖子上的项链和化妆盒之间不住地打量。
工作没找到，她又开始实行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吃惊的计划：动员迟淦和她一道去美国。这个主意可把他吓坏了。他除了会说几句“早上好”“中国万岁”和“友谊”之外，对英语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三十多年来，我们这个城市里除了有几个人去过香港和日本以外，还没有人能出门走那么远—好家伙，穿越整个太平洋。我们听说有个年轻妇女和她丈夫一道去了香港，一下飞机就被她男人卖到妓院里。可以想象迟淦对妻子的提议有多害怕。他怕一到纽约就会被妻子卖去当劳工或做男妓。他看起来倒是不缺胳膊不缺腿，扁平脸、肩膀滚圆，虽然个子矮点却很结实。但是他要真的干了那种营生，没几天就会死在美国。所以他坚决不同她一起出国。他说：“我是中国人，不当洋鬼子！”
“你听我说，”她还是耐心劝解，“纽约有一个很大的中国城，你在那儿用不着说英语。那里到处都是中国人。书、报纸、电视节目，甚至电影都是中文的。你根本不会变成美国鬼子。”
“我不去！”他瞪起金鱼眼，鼻翼一张一张的。
“别死心眼了，咱们在那儿会挣很多钱的。那儿的日子比这儿强多了。你天天都能吃肉吃鱼。”
“那你干啥还要回来呢？”
“我回来是带你跟我一块走。”她眨了眨一双杏仁眼，长长的睫毛忽闪了两下，“我出国光是为了我自己吗？四年前我走的时候，不是说过我是去给咱们家寻找新生活的？”
“你是说过。”
“你看，我现在就是回来带你和孩子去美国。要是咱们在那边干得好，咱们还会发财，买个大房子和两辆汽车。你不是想开一辆崭新的福特汽车吗？”
“我不想，我也不会开车。”
“不会可以学嘛。我教你，比骑自行车容易多了。”她的双手抓着想象中的方向盘，左右转动，头向后斜过去，眼睛半闭着。
他咽了口唾沫，说：“不，你就是给我座金山我也不去。”
“你知道吗，迟淦，咱们在那边还可以多生几个孩子。”她的眼睛又眨开了，笑起来的时候左腮上还露出个酒窝。
这句话好像触动了他。迟淦一直想要有个儿子，但是国家的政策不允许有第二胎。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丹丹一个就够了，我不想再要孩子。”
“你咋那么死脑筋呢，你就甘心在那个破船厂修一辈子机器？”
“知足者常乐。”
“那好，你要是不愿意去美国，就让我把丹丹带走。她在那里会更有前途。她将来能上哈佛。”
“啥？哈佛是啥玩意儿？”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不会吧，听说牛津是最好的。”
“求求你了，让孩子跟我走吧。”她想再把那个酒窝露出来，但是怎么也笑不出来了。
他当然不会把孩子交给她。她实在受不了，号啕大哭起来，求他让她见丹丹一面。她的眼泪把他的心泡软了，于是同意跟女儿谈谈，看看孩子是啥想法。
第二天下午，他骑车去了父母家。在他的“飞鸽”自行车上捆着一个长纸盒子，里面装着金莉给女儿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电子琴。
迟淦的父亲把儿子臭骂一顿，说他是猪脑子。如果让金莉见到孩子，她会轻而易举地让丹丹跟她去美国。“这么简单的把戏难道你就看不出来？”老头挥舞着手里吃了一半的西红柿，气愤地质问儿子。
迟淦的父母把电子琴收了起来，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给丹丹。这孩子正在楼上看电视里的“儿童科技”节目，爷爷奶奶让她给妈妈写封信。天黑之前迟淦回来了，交给金莉女儿写给她的一张字条。金莉看完以后伤心极了，把自己锁在屋里哭了一场。字条上写着：“坏女人，你滚开。我不要你这样的妈妈。”
金莉这下死心了，不再想把丈夫、孩子弄到美国去了。她下一步想干啥呢？也许她会很快回纽约去。但是当我们问她的时候，她却说，既然丈夫和女儿不想走，她也不走了。
令人纳闷的是，一个星期以后迟淦竟然向法院提出离婚。谁能想到这么个不中用的男人会走出这一步？这一定是他父母出的主意，利用他们在法院里的熟人为这个案子开绿灯，因为法院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离婚。金莉好像根本不在乎失去丈夫，但她在法庭上不顾一切地要争夺女儿的监护权。法官说她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对她宣读了法庭的决定：“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本庭拒绝你的监护请求。”法院判她每个月付给孩子三十元的赡养费，奇怪的是，她非坚持每个月付一百元。大家都被整煳涂了。人们开始怀疑她到底有多少钱。也许她是一位富婆哩。
很快就有传言说金莉手里有很多钱。有人说她心胸狭窄而且小气。要是她真的那么有钱，为啥不给她公公婆婆买一个二十英寸的大彩电—索尼或者三洋牌的都行。她公婆看上了彩电，肯定会让她把孩子带走。也有人说她其实并不富裕。事实很快就证明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有天下午风刮得很大，金莉来到五洲房产公司要买一套公寓。最近，我们木基市在松花江边上修建了几座公寓大楼，要吸引外国顾客，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和台湾的商人。金莉看起来还打着留在木基市的主意，或者至少每年在这里待几个月。
“请出示您的护照。”接待她的是一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好像是这个房产公司的经理。
她把护照递给他，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在椅子上微微扭动着身体。
年轻人仔细地看着酱紫色封皮的护照，头也没抬地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你是中国公民？”
“是。”
“那对不起，我们不能卖房子给你。这些公寓房是专门出售给外国顾客的。我们需要外汇支付。”
“我有美元。”她脸红了一下，双手交叉在一起。她绞动的手指遮盖住了金戒指。
他的目光闪烁了一下，很快又摇头说：“不行。公司只允许我同外国人做生意。”
“我按同样的价钱付给你外汇，这有啥区别呢？”
“对不起，同志。我要是不按照规定办事，领导就会开除我。”他用手指梳理着松软的头发。
金莉只得放弃买房子的念头。她要买的公寓是超豪华型，要两万美金一套—按照当时的外汇黑市价格，相当于二十五万人民币。我们这些人做梦也不敢想会有这么多钱！就连木基市的一所中型企业也很难有这么多的现金。我们终于意识到，在我们这条街上住着一个百万富婆。有些人开始和她套近乎，说能帮她找到工作或住的地方，但是她好像并不感兴趣。每当有人在她面前骂迟淦和他父母，她总是干巴巴地说：“我当初走的时候还以为随时能回来呢。”后来，她开始躲避众人了。
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从木基消失的。有人说她去深圳或香港了。那个范玲教授却说她回纽约又去找那个老头子了，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向迟淦打听他前妻的下落，他总是一声不吭。兴许他也不清楚她到啥地方去了。
离婚后的第二个月他又结婚了。新娘是个拖油瓶的小寡妇，有个四岁大的男孩子，和迟淦在一个单位工作。她是个贤妻良母，对新丈夫知冷知热，把家里也料理得井井有条。我们经常在晚上看见这两口子手拉着手在外面散步。迟淦看上去好像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健康，连将军肚也开始挺出来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丹丹非常喜欢新来的小弟弟。她跟别人说，她就是想要一个弟弟，现在终于如愿以偿。那个男孩子也像姐姐的尾巴一样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每天放学以后两个人就在一块看小人书，背诵儿歌。有人问她后妈对她好不好，她说：“我爸爸给我找了一个好妈妈。”有时候，丹丹会和别的孩子在公寓楼前面的空地上玩跳房子游戏。她的辫子梢上系着一对黄丝带做的大蝴蝶结。每当她在地上蹦跳的时候，蝴蝶结就跟着她飞舞。她那羚羊似的眼睛越笑越大。

牛仔炸鸡进城来
“把钱退给我！”顾客边说边把盛鸡的盘子丢在柜台上，然后把收据递给我。他五十多岁，腰像水牛一样粗。油乎乎的嘴角还粘着一片炸鸡屑。他买了四块炸鸡，现在盘子里只剩下一个鸡腿和一个翅膀。
“鸡胸脯和鸡大腿哪儿去了？”我问他。
“你们不能这么坑害人。”他鼓暴的眼睛因为恼怒格外闪亮。我认出来他是附近电机厂的一个工人。
“我们咋坑害你了？”高个头的白莎不客气地问，手里挥动着一对夹鸡肉的长夹子。她狠狠地瞪着那个男人，那人的头顶刚好够到她的鼻子。
他说：“你们这牛仔炸鸡听着好听，看着好看。实际上就是个名字—根本没有肉。我吃了两块肚子里啥感觉也没有。”他拍拍肥胖的肚囊，“我不要再吃你们这坑人的玩意儿了，你们把钱退我。”
“没门。”白莎说着晃了晃烫得像喜鹊窝一样蓬松的头发，“你要是没碰这鸡，我们可以退你钱。可是—”
“对不起，出了什么事？”焦彼德插进一句。他和夏皮洛先生刚好从厨房里走出来。
我们向他解释了顾客的要求，焦彼德一句一句翻译给我们的美国老板听。我们都不作声了，倒要看看我们这位彼德经理如何处理这件事。
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用英语简单说了几句，然后用中文对那个顾客说：“您已经吃了两块鸡了，我们只能退您一半的钱。咱们下不为例。您只要碰了您买的炸鸡，就不能退钱了。”
那个男人一脸不情愿的样子，但还是接过了钱。他嘴里嘟囔着：“妈的假洋鬼子。”他这是说我们这些在牛仔炸鸡店工作的中国人。
这下可把我们惹火了。我们同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争论说，不应该让这个顾客就这样白占便宜，否则全城的人都可以来免费品尝我们的炸鸡了。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小气鬼似的顾客，把他轰出去就完了。夏皮洛先生解释说，我们应该遵照美国做生意的规矩—一定要让顾客满意。当初他雇用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句话：“顾客永远是对的。”但那是美国的生意经，他不知道这是在和中国人打交道—你给他鼻子，他就会上脸。如果夏皮洛先生想当大慈大悲的菩萨，这个地方很快就会乱套。我们已经听到不少城里流传的有关我们炸鸡店的闲言碎语。有人说：“牛仔炸鸡是专喂败家子的。”没错，我们的炸鸡是比木基当地的烧鸡卖得贵，也更油腻。木基的烧鸡讲究火候，烂得连骨头都可以吃下去。
我拿了块海绵去擦洗那个顾客弄脏的桌子。猩红色塑料贴膜的桌面扔着油汪汪的鸡骨头，闻起来有股蓖麻油的味道。我每次闻到这种味道都想吐。我擦完了桌子，正要去收十另外一桌，看见桌旁的椅子上有一个香烟烫出来的黄豆大的疤痕。这肯定是那个家伙干的。我们根本不应该退他钱，而应该把他扣起来让他赔偿损失。
我讨厌夏皮洛先生这套虚伪。他任何时候都装出心慈面善、体贴顾客的样子，可是对我们这些雇员却狠得要命。上个月他从我的工资中扣除了四十元，简直像抽了我的肋骨一样心疼，就因为我给了我哥哥所在供电局的一个姑娘八块鸡胸脯。她上次来店里买炸鸡，按照老板的规定，我应该卖给她两个鸡腿、两个鸡大腿、两个翅膀和两个鸡胸脯。她央求我说：“宏文，大方点，多给点肉。”不知咋的，她冲我飞了一个笑眼我就答应了。老板当时看见我正在往纸盒子里填最大块的鸡胸脯，但是他啥也没说，等到那姑娘出了店才把我臭骂一顿。他说：“我要是看见你再这么做，你就给我滚蛋。”我当时真吓得半死！后来他罚了我四十元钱，纯粹是给另外七个中国雇员看的。
夏皮洛先生是个嘴甜心苦的老狐狸。有一次我们问他为啥要在我们木基市做生意，他说他想帮助中国人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时候，他的父母从苏俄逃出来，曾经在木基住过三年，然后去了澳大利亚。虽然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在木基没有人歧视他们。夏皮洛先生的圆脸上长着络腮胡子，他表情诚恳地解释说：“犹太人和中国人有相同的命运，所以我感觉和你们很亲近。我们都是黑头发。”他说这话的时候嘿嘿笑了，好像说了句笑话。这些都是资本家的屁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吃什么牛仔炸鸡，也不想欣赏他那个粗大的红鼻头和秃脑门，更受不了他那满胳膊浓黑的汗毛。他的牛仔炸鸡公司不仅剥削我们这些城里人，而且还压榨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河北省的几个村子专门给牛仔炸鸡店种土豆，因为据说那里的土壤和气候同美国生产土豆的爱达荷州很相似。这个公司还在安徽省开办了几个养鸡场，专门为全中国的牛仔炸鸡连锁店提供鸡肉。这些美国鬼子利用我们中国的产品和劳工从中国消费者身上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运回美国。夏皮洛先生居然还有脸说他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不需要他这样一个救世主。至于五十年前他父母曾经在木基住过这件事，我们这里的人确实没有歧视犹太人，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犹太人也是外国人，和那些白皮肤的洋鬼子没啥两样。咱们中国人哪儿分得清呢？
焦彼德是店里的经理，日常的事情都是他管。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了，那时候他还叫焦霈海，是个脸色苍白、学习用功的、孤独的男孩子。他脑袋上有四个旋，经常成为别的孩子取笑的对象。因为每天他都要从家里走十多里地去城里上学，我们就给他起了个“乡巴佬”的外号。
他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学习成绩一直很好。1977年，当大学重新招生的时候，他考进了天津外语学院的英语系。我们当时都去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但是由于报考的人多，考取非常困难。我们高中的三百多个考生中只有两个人通过录取分数线。大学毕业后，霈海去了美国留学，在爱荷华大学学历史。后来他改了专业，在同一所大学中拿到了一个商学管理的学位。再后来他就回国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体强壮而且有钱，头发卷卷的，还起了个外国名。他看上去充满了活力，开朗乐观，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上班的时候他永远是穿着很正式，一身西装配上色彩鲜艳的领带。他有一次开玩笑说，他身上长了五十多斤美国肉。说实话，比起过去的那个焦霈海，我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焦彼德。我经常纳闷美国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变化这么大—短短六年的工夫从过去那个笨拙孤独的少年变成一个能干自信的男人。是美国的水？美国的牛奶和牛肉？美国的气候？美国的生活方式？我真是整不明白。更让人佩服的是，彼德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比木基大学的那些英语教授强多了。这些教授从来没出过国，当年学英语靠的是俄国人写的英语教科书。彼德雇我来炸鸡店工作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在学校里从没有欺负过他，再加上我的腿有点瘸。我对他心存感激，从来没有在同事们面前谈起过他的过去。
当初我们这个牛仔炸鸡店开业的时候，市政府里的五十多个官员前来致贺。开业典礼上一个副市长用一把两尺来长的剪子剪断了红绸带。然后，他赠给了夏皮洛先生一个像火钳子那么长的黄铜钥匙。这是干啥使的？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城市的城墙早都拆了，根本没有城门，哪儿有这么大的锁用钥匙去开呢？庆贺的来宾们品尝了我们的炸鸡、薯条、凉拌卷心菜、沙拉、热松饼。可口可乐、姜汁啤酒和橘子水全都免费喝，简直就像水那样敞开了流。来宾们摸摸我们的聚酯座椅、塑料贴膜的桌面、洗碗机、微波炉、收款机、厨房里的防水地毡，有人甚至探头看看我们的冷库和崭新的厕所。他们对这一整套从美国运来的快餐店设施赞不绝口。一个白胡子老干部说：“我们要向美国人学习，学习他们如何满足顾客的要求，学习他们不仅照顾到入口吃的，还照顾到拉出来的。人家每件事情都事先考虑到了。”有些来宾观看了我们在不锈钢油槽里炸牛仔鸡。这种厨具安全卫生，不像中国厨房里用的那些锅底满是油垢的大锅和哧啦作响又放不平稳的炒锅。副市长和我们每个员工都握了手，嘱咐我们要努力工作，同我们的美国老板好好合作。第二天，《木基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牛仔炸鸡店的长篇文章，把牛仔炸鸡落户木基说成是市领导积极引进外资的成功样板。
刚开张的几个星期，我们吸引了大量顾客，特别是那些急于尝尝美国风味的年轻人更是成群结队地来。因为我们的生意太好了，街上卖小吃的摊子都躲得离我们炸鸡店远远的。有时候我们从那些小吃摊前走过，小贩们就往地上吐唾沫，眼睛不看着我们骂：“狗汉奸！”
我们也不示弱地骂回去：“我每天都吃牛仔炸鸡，又香又脆又好吃！”
开始的时候，夏皮洛先生也很卖力气，经常工作到晚上十点半关门为止。但是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就越来越闲起来，经常躲在办公室里看报纸，有时候还嚼一种玻璃纸包的瘦肉香肠。他白天养足了精神，没有事情干，就开始和手下的姑娘们约会。我们店里一共有四个女孩子，两个全工两个半工，都是二十多岁，健康活泼，长得不算特别漂亮。您想想看，每到星期四晚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就和一个年轻姑娘出去约会，而且去哪儿都没问题。这使我们这三个夏皮洛先生雇来的男工感到自己就像个太监一样没用。特别是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就更觉得自己窝囊。大多数女孩子对我都不错，但是在她们看来我不过是个心肠好的小伙子，对我只有同情没有爱情，好像我的瘸腿使我不够资格成为男人。照我看，夏皮洛先生只是个下流的糟老头子，但是那些姑娘也好不到哪儿去，随时都可以把自己卖出去—不管卖的是笑、是甜言蜜语，还是肉体。
夏皮洛先生带白莎出去后的第二天，我问她和老头子约会是啥感觉，其实心里想知道那个胖猪除了有钱以外究竟有啥吸引女孩子的地方。我更想知道他请她们吃饭以后，是不是带她们去了他的公寓和他睡觉。这可是非法的事。如果他真睡了她们，我们就给他记着账，以后有必要就去告发这个老浑蛋。我一边把盘子从洗碗机里拿出来摞在桌子上，一边装得轻松地问：“他家有几个房间？”
“我怎么知道！”她怀疑地瞪了我一眼。这个丫头鬼得很，脑筋转得飞快。
“昨晚上你们不是在一起吗？”
“是啊。我们吃了个饭，就完了。”
“饭吃得咋样？”我听说他带姑娘们吃饭都是去农贸市场附近的好运餐厅，那家饭馆可是不咋样。
“一般吧。”
“你们都吃了些啥？”
“炒面和干煸牛肉丝。”
“哪天有谁能请我吃顿这样的饭就好了。”
“你咋知道是他请客？”
“你说啥？他没请你？”我把最后一个盘子摞好。
“我们分开付账。我再也不和他出去了，小气鬼。”
“如果不是他请客，干啥要约你出去？”
“他说这是美国的做法。他给了那个女招待不少小费，十块钱哪。可是人家没要。”
“吃完饭你就回家了？”
“是啊。我寻思他会请我去看电影或是去唱卡拉OK。可他只说这个晚上过得不错，然后就一抬屁股走人了。我们出来走到街上，他还打着哈欠说他想念在美国的老婆孩子。”
“这可是够怪的。”
我同店里的另外两个男工满友和京林在一块儿议论夏皮洛先生和姑娘约会的怪法子。我们想不出来他到底要干啥。和一个姑娘吃顿饭就算是一个晚上没白过？真让人整不明白。我们又去问彼德，是不是美国男人都这么抠门。彼德说美国男人和中国男人一样，请女士吃饭也都是男的付钱。他解释说：“也许夏皮洛先生是想让她们明白，这不是约会，只是个工作晚餐。”
这话谁会相信呢？他为啥不找一个咱们老爷们共进工作晚餐？我们猜他是在利用这几个中国姑娘，因为如果他带她们去那些高级餐馆，像四海园或者北星宫，那里有专门供应外宾的菜单，他要付比中国顾客高五倍的价钱。我们后来又问了其他几个姑娘，她们承认夏皮洛先生每次都是让她们点菜。他的确付的是中国价钱。怪不得他这一晚上没白过呢！真他妈的是个老狐狸。可是，为啥他不把这几个姑娘领回他的公寓呢？虽说她们不是美人，但是她们年轻肉体的新鲜气味起码可以激起这个老头子的情欲。特别是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身材苗条，又有文化，他为啥也不动心呢？这两个姑娘每个礼拜只在店里干二十个钟头，平时也懒得和我们这些人说上几句话。也可能夏皮洛先生在床上不行，是个真正的太监。
我们的生意没有兴隆多久。有几辆手推车每天到我们炸鸡店附近的和平大街上卖辣味鸡。每辆车上还插个牌子：“请吃爱国鸡—酥脆、鲜嫩、味道好。比牛仔鸡便宜七折。”说实话，牌子上的话倒不都是王婆卖瓜。我们每次看到这些推车，都禁不住气得骂娘。城里的大多数居民，特别是那些老人都愿意买价廉物美的爱国鸡，自然就冷落了我们的生意。有的人也到我们店里吃炸鸡，吃完又在外面骂我们：“真他妈的坑人！这么贵，这牛仔鸡根本就不是给中国人吃的。”这些人再也不会光顾炸鸡店了。这样一来，我们店里的顾客主要是那些追求时髦的年轻人。
有一天，夏皮洛先生突然想出一个开设自助餐的主意。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自助餐”这个词，就问老板：“那是啥玩意儿啊？”
焦彼德解释说：“你付一点钱就能随便吃，吃个够。”
太棒了，这主意真是天大的好事！我们都伸长了耳朵仔细听着。我们老板建议自助餐的价格定在十九元九毛五，顾客可以吃到所有种类的牛仔炸鸡、土豆泥、薯条、沙拉和罐头水果。我们还纳闷：他为啥不把价格定为二十元，凑成个整数呢？那样听起来实实在在，我们算账找散钱也容易。彼德解释说这也是美国市场的定价方法。“这就是市场心理学，不能用几分钱让顾客感觉是二十块钱的高价位。”他解释了半天，我们还是似懂非懂。总之，夏皮洛先生对开设自助餐简直着了迷，他说即使这样不能吸引到更多顾客，光是自助餐这个名词就能帮助牛仔炸鸡店扬名，等于做了广告。
彼德倒是不怎么起劲，但是架不住我们都说自助餐是好主意，肯定能使我们炸鸡店出大名。我们当然知道这肯定是赔本生意，我们说它好是因为我们想吃牛仔炸鸡。夏皮洛先生小气得要命，我们如果自己买炸鸡他从来不给一分钱的折扣。他说公司的规定就是不给员工打折。但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店里买炸鸡的时候，不是要我们给他们大块的鸡胸脯，就是让我们在价钱上打折。我们不敢破坏店里的规矩，不免让亲友觉得没面子。现在可好了，机会来了。我们一分钟也没耽搁，立刻在全城各处贴条子、散布下个星期自助餐开张的消息。整整一个周末，我们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骑车跑遍了木基市的大街小巷，就是要让我们的每一个亲戚朋友和熟人都知道这件事。
星期天晚上下了两尺多深的大雪。第二天早晨全城交通陷于瘫痪，但是我们全都准时来上班。夏皮洛先生担心这么大的雪会把顾客困在家里。我们安慰他说，木基人可不是猫冬的熊瞎子，他们一定会来的。他还是不放心，把帽子的护耳放下来包住下颚，走到门外一边抽烟一边看街上的人扫雪。雪片和白色的呵气在他的帽子周围飘动。这么冷的天我们都穿了狗皮裤子或者棉裤，他只是在牛仔裤里穿了一条毛裤。外面的雪地反着寒光，北风吹得电话线上下翻动，像疯鬼一样发出呜呜的呼啸。
满友朝夏皮洛先生的方向努努嘴，跟我们说：“看见了吧。在美国当个老板也够受罪的。你得成天操心你的生意。”
“我看他是害怕了。”我说。
“他今天总算干点事情了。”说话的是个叫费兰的胖乎乎的姑娘，圆圆的脸上长了两个讨人喜欢的酒窝。她和我们还不一样，连高中都没念过，因为考了两年都没考上。
自助餐的台子设在店里的一个角落里。每个不锈钢方盆里都堆满了炸鸡。慢慢有顾客进门了。看到有十几个客人坐下吃起来，夏皮洛先生的脸色放松了。他不停地用手搓着腮帮和耳朵，一定是刚才在外面冻得够呛。他躲进办公室里喝咖啡去了，根本没有想到这十几个人只不过是高潮前的序幕而已。雪后的太阳渐渐升高了，人们来得也越来越多，我们做的炸鸡和薯条根本供应不上了。店里的人声越来越吵，也越来越拥挤，顾客人数已经超过店面能容纳的限量。我们的老板却很开心，他被这热热闹闹的场面感染，在办公室里吹起了口哨。他戴着双光眼镜在看英文的《中国日报》。
我爸爸和叔叔就在第一拨进来的顾客里面。他们俩吃完的时候已经快走不动了。他们走了以后，我那个在供电局工作的哥哥带了他的六个小伙子同事一块来了。他们在衣兜里都掖着汽水和白酒，这样就不必买我们店里的饮料。他们进来以后二话不说就朝自助餐的台子扑过去。你看他们吃得那个狼虎啊，就好像这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给他们记了数—平均每个人吃了至少十二块炸鸡。走的时候，每个人手里还拎了一根鸡腿或鸡翅膀。白莎的家人也来了，包括她父亲、叔叔和婶子。满友、京林和费兰的亲友也都来了。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在木基没有家，但是她们俩的同学倒来了十几个。在后面角落的一张桌子上坐了五个人，从他们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扁脸上看得出来是彼德家里的人。其中还有一个怀孕至少七个月的年轻女人。她是彼德的姐姐，看来她肚子里的孩子也需要营养。
谁都看得出这自助餐是赔本的买卖，但是我们并不在乎，仍旧把鸡肉一块一块地炸出来，把盛沙拉和土豆泥的圆盆装满。我们隔一会儿也到自助餐台子拣一块炸鸡拿回厨房吃，因为今天不会有人登记炸鸡的数量。我们终于自己也能吃个够了。我喜欢炸鸡蘸酱油，就在鸡块上淋了不少酱油。我们几个员工在柜台下面藏了一个酱油碟子。
到了中午的时候，附近农贸市场的小贩们也听说了炸鸡店今天有敞开肚皮吃的好事。他们蜂拥进来，个个吃起来像饿狼一样。这些人都是从郊区来做买卖的农民，做梦也想不到城里的饭馆会干这样的傻事。
彼德在店里没怎么露面，他早上到税务局去了，下午又到银行去取我们的工资。到了四点钟他回来的时候，看到自助餐消耗了这么多的材料，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我们一共炸了二十箱鸡肉和十八袋薯条—这是我们平时三天的消耗。夏皮洛先生这时候刚好从办公室里出来，彼德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洋老板好像也慌了神。彼德建议立即停止自助餐服务，夏皮洛先生的脸红了，喉结上下蠕动着好像在大口咽什么东西。他说：“我们可以再看一看，现在还不知道是否出现了亏损。”
那天晚上为了结算当天的收入，我们提前二十分钟关门。算出来的结果让每个人都吃了一惊：不算我们的工资，我们仍旧亏损了七百多元。
夏皮洛先生的脸都气歪了，但还是坚持把自助餐再延长一天。可能他是要表明这个店里是他说了算，他不愿意承认自助餐是个馊主意。我们倒是正中下怀，因为大家都还有一些亲友没能来。
第二天，夏皮洛先生坐在他办公室外面的一把椅子上看着顾客吃自助餐。他就像一条肥壮的恶狗，满脸怒气地盯着顾客。一会儿摇摇头，一会儿发出几声干笑，一会儿又脸色阴沉得眼皮都直哆嗦。我爸爸工厂的几个熟人进店里来了，有两个人甚至想当着我们老板的面跟我聊天。这可把我吓坏了，三言两语打发了他们，生怕夏皮洛先生看出来他们认识我。幸好他听不懂中文，啥也没觉察出来。
我父亲的同事走了以后，一个身穿米黄色夹克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个人高个子，有三十多岁。他交完了钱，把皮帽子放在桌子上，就走到自助餐台子前装了一盘子的鸡大腿和鸡胸脯。他正要回到自己的座位，夏皮洛先生拦住他问：“你为什么又来了？”
那人刚好懂一点英语，他友好地对夏皮洛先生笑笑说：“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吃饭。”
“你刚才吃了足有几十块炸鸡和土豆泥，怎么这么快就又饿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人的脸色变了。
彼德走过来，但是他也不敢确定这个男人是否曾经来过。他转身问我们：“你们知道他是第二次来吗？”
还没等我们回答，那个人火了：“我他妈的来了一百次，怎么样？老子掏钱了。”
满友笑了，告诉彼德：“刚才是有个人和他穿差不多的衣服，不过那不是他。”
“没错。”我也插话说。我认识刚才来的那个人—他是我父亲单位的一个会计。现在发火的这个人确实是第一次来，因为他腰里还别着一个传呼机。他很可能是个出租车司机，要不就是做生意的。
彼德向那个人道了歉，让人家安心吃饭。他向夏皮洛先生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我们这位洋老板已经有点心神错乱了，他看着哪个顾客都长得差不多。“我怎么能分得清呢？”老板说，“我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都是中国人，每个人都能把一头牛吃下去。”他像个小伙子一样开怀地笑起来。
彼德把他的话翻译给我们听，大家都笑出了声。
这一天算下来，我们又损失了六百多块钱，自助餐终于彻底失败了。还好，夏皮洛先生没有拖欠工钱，第二天就发给我们了。这就是在牛仔炸鸡店做工的好处—工资从来都是按时发。这可比在中国人的公司里强多了，特别是那些国营企业有时根本就开不出工资来。我妈妈在气象局工作，那里是清水衙门，客户就那么多，也不能开夜校培训学生赚钱，也不像电力局那样有令人畏惧的权力，所以经常是开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妈妈常叹气说：“我的活干得越多，就越吃亏啊。”
我爸爸看到我拿回家的四百六十八元工资心里感慨万千。那天晚上他喝多了，一个劲地唉声叹气，扬着手里抽了一半的香烟对我说：“宏文哪，我参加革命快四十年了，每个月才挣三百块钱。你刚开始工作就能挣这么多钱。爸爸觉得自己真没用啊，这就是我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的下场。”我弟弟插了一句：“爸，您现在要退党也不晚呢。”
“住嘴！”我吼了一声。他真是个白痴，看不出来老头子心里难受？我对父亲说，“您想开点吧。您的工资是少了点，但是您端的是铁饭碗。每天您不就是喝茶看报纸聊天吗？每到月底工资一个子儿也不少拿。可我是给资本家干得累断了腰，人家的工钱是按小时付的。”
“你拿钱这么多，每顿饭都能吃高蛋白食品，你还不知足？”
我没言声，但是在心里说：我想有个稳定的工作，想和别人一样每天到班上歇八小时。我父亲还在唠叨：“你们那个牛仔炸鸡真好吃。我要是天天都能吃上牛仔炸鸡，喝上可乐，老子用不着什么社会主义。”
我懒得跟父亲争论。他那天晚上是发神经了。不错，我在炸鸡店是能经常吃上口好吃的，也就是炸薯条和饼干。这样我回家来就不用吃晚饭。我这样做是为了要给家里省点粮食，可是我父亲却以为我每天吃饱了炸鸡，肚子不饿。
自从那次自助餐亏本以后，夏皮洛先生就更依赖彼德了，大小事实际上都由彼德说了算。公平地讲，彼德是个能干的经理，对店里的事情也尽心。他开始在城里四处拉关系，说服那些工厂企业的领导在炸鸡店举行工作午餐。这样做的效果很快就显出来了。因为是用公款请客，那些厂长经理大方得很，经常是要上满桌子的炸鸡和点心，让他们的客人品尝地道的美国风味。东西吃不完就带回家去给老婆孩子们。我们炸鸡店逐渐在工商企业中出了名，也有了稳定的客源。夏皮洛先生又可以每天早上躲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看杂志，甚至听录音带学中文。
有天下午，木基师范学院院长的二儿子给彼德打电话，说想在炸鸡店里举办结婚喜宴。我认识这个小子，花花公子一个。去年刚离婚，休掉了老实肯干的原配。现在要娶的这个娘儿们是个小寡妇，四年前放着在剧场当经理的正经工作不干，非要辞职去俄罗斯做生意。现在这俩人终于决定结婚了。新郎想要把婚礼弄点外国风情，于是选中了牛仔炸鸡店。
夏皮洛先生听了有点不自在。他对彼德说：“我们只是一个快餐店，不具备摆结婚宴席的条件。”
“机会难得啊，”彼德说，“中国男人攒一辈子的钱就是要花在结婚上的。”他那双猫头鹰一样的圆眼睛一闪一闪的。
“那我们就得在店里卖酒了，对吧？我们可没有酒执照啊。”
“什么执照不执照的。这是中国，从来没听说过这一套。”彼德有点不耐烦了。
满友能讲几句英文，这时候也插进来说：“夏皮洛先生，彼德是对的。中国男人结婚就要把钱花光，花多多的钱。”他对自己的英语口音有点不好意思，退到一边咬着指甲。
洋老板让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布置店面，准备开办婚宴酒席。夏皮洛先生给北京打电话，要总店用特快专递运来奶酪饼、冰激凌和加州红酒。彼德雇了两个临时工，在店里挂上彩带和彩灯。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他指挥人们在一个角落里摆上了一尊爱神小像，周围还布满了蜡烛。我们在店门口吊起一对大大的兔子灯笼，象征着即将到来的兔年。彼德要我们在婚礼这天着装整洁—一律是红秋衣、黑裤子、绛红色的围裙。
喜宴安排在星期四晚上。一切都很顺利，来宾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有教养又不疯闹。新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女人，穿了一件天蓝色的丝绸旗袍，头发烫成大鬈发，嘴唇抹得猩红，一刻不停地咧嘴笑着。只怪她爹妈没给她生对好看的眼睛，双眼皮又紧又厚，肯定是到医院动手术拉的。白莎说这个女人在莫斯科开有两家礼品店。怪不得她手上戴了六个闪亮的金戒指，腕子上的那块心形女表肯定也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她手上戴了那么多的钻石金银，肯定做不了多少家务活，是个懒货。但是她的做派倒是落落大方，一看就知道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相比之下，她那位个子高高的新郎官却像个绣花枕头—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名贵西服，系着一条印着小喜鹊的黄领带，脚上人造革的靴子闪着亮光，缀着黄铜色的扣襻。他的嗓音沙哑，笑起来喉咙里好像有气泡冒出来的声音。他要是冲你一笑，脸上只看得见那张像鳄鱼一样的大嘴了。他的父母坐在儿子的对面。他们头发花白，文静寡言，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部。
主婚人站起来，简单地讲了一些祝福这对新人白头到老的吉祥话。接着，他称赞了简单朴素的婚礼。来宾鼓掌之后，主婚人转向我们的洋老板说：“我们感谢我们的美国朋友肯·夏皮洛先生。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么洁净美好的地方和如此可口的饭菜。这就是洋为中用的一个完美的典范。”
人们鼓起掌来。我们这位洋老板会说的中国话只有“谢谢”两个字。他似乎有点害羞，脸颊发红，眼睛水汪汪的，看得出他开心得要命。
新郎新娘该给客人们敬酒了，我们也开始把店里的各式炸鸡往桌上端—有酥脆的、辣味的、烧烤式的、美国南方卡真式的，当然了，还有正宗风味的牛仔炸鸡。一个老太太打开一张折叠好的大纸巾，上面有整齐的鲜花图案。她凑近了研究好半天，舍不得用它擦手擦嘴，好像那是一块精扎细绣的淡紫色绸布。有人“嘭”的一声打开了一瓶香槟酒，把新娘的女傧相吓得尖叫起来，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妈耶，辣死我了！”新郎嚼着一块卡真鸡翅，响亮地吸熘着舌头。
所有的来宾都喜欢吃我们的炸鸡，但是没有多少人品尝加州红酒，嫌它不够劲。绝大多数女宾不喝红酒，她们想要啤酒、可口可乐或其他软饮料。幸亏彼德在店里存了一些竹叶青和青岛啤酒，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我们还烧了一盆热水，为客人们烫酒。夏皮洛先生冲彼德直竖大拇指：“彼德，干得太漂亮了！”他朝每个人都咧开嘴笑，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他甚至赞许地拍拍我们的后背。
我倒喜欢美国红酒，偷偷地给自己斟了一杯，逮着机会就抿上几口。但是我不敢喝太多，怕脸红了让老板发现。客人们吃完了炸鸡、薯条和沙拉，我们就开始上奶酪饼和冰激凌，没想到这成了整个喜宴上的一个小高潮。每个人都喜欢这种美国式的饭后甜点。一个老学究模样的教授大声说：“这才是最好的美国玩意儿！”听他的口气好像他去过美国似的。他用叉子叉起一块奶酪饼送进嘴里，使劲地吧唧那两片薄嘴唇。他好像是唯一可以熟练使用刀叉的客人，其他人都是用筷子和勺子。
这是我们头一次在店里出售奶酪饼和冰激凌，所以我们这些雇员都趁机吃上一口。我有生以来第一回知道世界上有奶酪饼，太好吃了，我一口气吃下两大块。我把盛红酒的杯子和盛奶酪饼的盘子藏在一个柜橱里，怕让洋老板看见。彼德对我们偷吃偷喝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我们把活干好就行。
这次喜宴最让我高兴的是来宾都很有节制，不仅平和而且短暂，只持续了两个钟头。也可能因为新郎和新娘以前都结过婚。在我们木基，一般的婚礼都要拖上七八个小时，吵闹混乱，客人们喝了酒还经常动手打架。参加我们店里这次婚礼的来宾都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没有谁喝得醉倒。唯一让人看不顺眼的是那个新郎官，好像有点缺心眼。我真不明白为啥这个有钱的寡妇要嫁给这个没良心的王八羔子。他离婚后把两个小女儿扔给前妻，根本不管不问。可能他爹妈是有权势的干部，也可能他别的方面傻，勾引女人却有一套。他肯定是想跑到莫斯科待一阵子，再生个孩子，最好是男孩。费兰看着他摇头说：“真让人恶心！”
客人走了之后，夏皮洛先生和彼德兴奋得满脸放光。他们知道这是牛仔炸鸡店的一个创举。我们的洋老板说他要把我们今天的成功报告给设在达拉斯的牛仔炸鸡连锁店的总部。我们又累又困，心情却很愉快。夏皮洛先生说了，如果生意好的话，到了明年夏天他给我们每个人加工资。
当天晚上我没有睡好，一个劲儿地往厕所跑。我估计可能是我的肚子还吃不惯美国食品。尽管我每天都吃薯条和饼干，但是从来没有尝过奶酪饼和冰激凌，更没有喝过红酒和香槟。我的肚子肯定是消化不了这么多好东西。我感觉非常虚弱，不知道明天早上能不能去上班。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到了早上九点钟，我还是挣扎着去了炸鸡店，但比平日晚了半个钟头。开门前的准备工作就是切菜和往鸡块上涂辣味炸粉。大家忙着的时候，我问他们昨天夜里睡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白莎那双不大的眼珠盯着我，就像两把锋利的小匕首。
“我昨天晚上闹肚子。”
“那是因为你小子偷吃得太多了，活该！”她那张绷着的脸长着粉刺，看上去好像有点肿。
“你就没闹肚子？”
“别臭美了，你当别人都像你那样没出息？”
满友说昨天他睡得像头死猪，可能是香槟酒喝得太多了。京林和费兰倒是承认昨晚上也患痢疾，多少使我心里得到点安慰。费兰说：“昨天夜里我觉着快死了。我妈让我喝了两暖壶开水，要不我今天非脱水不成。”她两手捂着肚子，好像随时要往女厕所跑。
京林说：“我觉着我都要把肠子拉出来了。”可不，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今天好像有了尖下巴颏儿。
我们说话的工夫，电话响了，彼德抓起听筒。听着听着，他的脸紧张得失去了血色，短粗的鼻子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来电话的是个女的，她说昨天喜宴上的食物有毒，吃完了一直不舒服。彼德不住地道歉，保证说我们是非常讲究食品卫生的，但是一定会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
他刚放下电话，另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从上午十点钟开始电话铃声就没有停过。打电话的人都是骂我们的食物不干净。夏皮洛先生吓坏了，一迭声地念叨：“天啊，人们要告我们呢！”
我们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让他解释一下那些人到法院去告会有什么好处呢？他说，牛仔炸鸡公司可能要给他们很多钱才能了结这个官司。“在美国，有很多人就是靠告状活着的。”我们不禁也担心起来。
到了中午的时候，木基师范学院校方打来电话，正式通知彼德有三分之一参加婚礼的客人发生食物中毒，十几个老师无法上课。新郎的母亲现在还在木基市中心医院里躺着输液呢。师范学院的人怀疑是食物不干净，或是已经过了保鲜期，也可能是冰激凌和奶酪饼太凉了。夏皮洛先生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彼德倒是还能保持镇定，他的两道浓眉紧紧地皱着。
“我跟你说过咱们办不了宴席的。”洋老板气得鼻孔生烟。
彼德嘟囔着：“肯定是那些奶酪饼和冰激凌让他们吃坏了肚子。我敢保证我们的食物是干净新鲜的。”
“也许我不应该多此一举，把这些东西从北京弄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我来跟他们解释。”
从现在起，只要一有电话打进来都是彼德去接。他说我们店里的食品绝对是新鲜干净的，只是中国人的胃承受不了美国的奶制品。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来吃喜宴的客人中有三分之二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应。
他那套中国胃的理论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们以前都喝过牛奶，怎么没有食物中毒呢？三天以后，在《木基日报》上刊登了彼德写的一篇一千二百字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说好多中国人对奶制品中一种叫作乳糖的东西过敏，因为中国的传统饮食当中很少有奶制品。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篇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引经据典地证明中国人的胃口和西洋人不一样。他要求读者在购买牛仔炸鸡店的奶制品之前一定要确认自己对乳糖不起反应。并且他还说，我们的炸鸡店从现在起会继续出售冰激凌，同时也会卖一些不含乳糖的甜点，像果冻、苹果饼、核桃仁饼和水果罐头。
我不喜欢彼德的文章，我们是吃了店里的冰激凌后拉肚子的，难道不应该得到赔偿吗？哪怕几块钱也好啊。现在彼德这小子把这点希望也搅黄了。我忍不住跟同事们抱怨，却遭到费兰的一顿数落：“宏文啊宏文，你咋跟个娘儿们一样见识短呢？只要炸鸡店能开下去，咱们不就能多赚钱吗？”
死丫头！我心里骂着。可是想想她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炸鸡店现在已经快成我们的工作单位了。店里亏损我们也跟着倒霉。再说，要想拿到店里的赔偿，我必须首先承认偷吃喜宴的冰激凌和奶酪饼，这只能招来罚款和嘲笑。
彼德在店里很快就大权独揽了。我们对此倒乐于接受，因为他会比夏皮洛先生管理得更好。我们给他也起了外号：副支书。他那篇文章在报纸上登出来以后，再也没有人打电话来抱怨了，反而招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有人就是为了吃甜点来的。姑娘们喜欢果冻和水果罐头，孩子们吃冰激凌简直不要命。我们又开始承办结婚酒席，这逐渐成了店里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人们还会经常打电话来问我们办不办“白宴”—也就是丧礼后的宴席。彼德拒绝了这些请求，因为和喜宴比起来，白宴没有多少钱赚。另外，整这事多丧气啊，要倒运的。
街上的冰雪开始融化了，树枝抽出了鹅黄。夏皮洛先生也不再经常带店里的女孩子出去吃饭了。现在木基城里的大多数饭馆已经把他当成一般的顾客，只要他付中国人的价钱。有一天，店里打半工的大学生菊菊跟我们说，洋老板头天晚上带她去八仙园吃饭，喝醉了酒以后就开始对她动手动脚，还叫她“宝贝”什么的。她说以后决不跟他出去了。我们这些男士趁机警告店里的姑娘们：如果这个臭老头子对她们不规矩，她们应该立即报告警察，或者去法院告他。
到了四月下旬，夏皮洛先生回得克萨斯一个星期，去参加他继女的婚礼。从美国回来以后，他不再跟任何店里的姑娘出去吃饭了。老小子可能是害怕了，这说明他还是聪明人，因为和姑娘们在一起他不可能永远控制住自己。如果他再有什么越轨的行为，被人家女孩子告到公安局，他可就有好瞧的了，最轻的处罚也得是罚款。夏皮洛先生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认识了一个美国女人。她叫苏珊娜，从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罗利来到木基市，在师范学院教英语。这个黑女人可真不一般：她三十岁出头，将近一米八的个子，粗胳膊粗腿，屁股像口小锅。她留着短头发，戴着手镯那么大的耳环。我们常常琢磨她那对金光闪闪的大耳环的成色，是14K、18K，还是20K？甭管多少K，那两个像篮球筐一样的玩意儿肯定值不少钱。去年夏天她参加木基市的马拉松比赛，专业的长跑运动员差点跑不过她。她赢得了一个“友谊杯”，抱在怀里像个黄铜做的镀金小水桶。苏珊娜有一副像男人一样浑厚的嗓子，是个非常出色的歌手。她每个星期都带四五个学生来到炸鸡店，教他们用刀叉吃美国饭。他们在店里还经常唱她教的美国歌曲，什么《漂亮的信纸》《冬日仙境》和《圣诞夜》等。他们的歌声会吸引行人的注意，对店里的生意很有好处，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她来。夏皮洛先生给他们打八折的优惠，我们看了却很气愤。这洋老板明明是看人下菜碟嘛！我们店里有规定禁止给顾客打折，但这只是给中国雇员制定的，对老板是例外。不过，我们都认为苏珊娜人很好，在所有的顾客当中只有她给我们小费，而且她的学生吃的饭菜都是她自己付钱。
五月底的一个下午，苏珊娜又带了四个学生来店里吃饭。这时候外面走进来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他的头发花白，两颊像刀削的一样瘦薄。他的脸抽搐着，手里攥着一个纸团，径直走到彼德面前，用公鸭一样的嗓音说：“我要去告你们，你们得陪我一万块钱。”
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中国人要为钱打官司。我们围上来，看着他展开手里的纸团，露出一只肥大的绿豆蝇。“我从你们店买的炸鸡里发现了这个。”他的语气很肯定，右手揉着腰。
“你什么时候买的炸鸡？”彼德问。
“上个礼拜。”
“有收据吗？”
那个男的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彼德。
这时候，周围已经围了二十多个人。那个家伙和彼德争论的时候，夏皮洛先生和苏珊娜从老板办公室里走出来。他看见两个美国人立刻来了精神，冲着彼德又哭又叫：“你们想耍赖啊？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苍蝇。我看见炸鸡里有这个，栽到地上就昏过去了。我寻思着过几天就没事了，可是不行，第二天晚上又吐得死去活来。我现在头疼得要裂开，肚子也疼。耳朵里也嗡嗡响，吃啥东西也没胃口。从上礼拜三开始我就上不了班，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他又转身对围观的人说，“同志们，我就是他们这资本主义牛仔鸡的真正牺牲品。你们看我多瘦啊。”
“是啊，像只柴禾鸡。”我说了句，逗得彼德也乐了。
“行了，您别在这儿咋呼了，”彼德说，“把您看病的病历拿给我们看看。”
“病历在医院呢，怎么会在我手里？你们要是不赔偿我的损失，我就天天来，什么时候我拿到钱咱们才算完。”
我们听了都气得不行。费兰指着他的鼻子说：“真不要脸，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白莎也说：“一万块钱买一只苍蝇，亏你想得出来。你的命都不值一万块钱。”
苏珊娜的一个学生把这个人的要求翻译给夏皮洛先生和苏珊娜听，我们的洋老板脸都吓白了。他凑近了那家伙，脸上挤出微笑说：“先生，如果您有确实的证据，我们愿意考虑您的要求。”
那个学生把这话翻译过去，那人脸上浮起一丝坏笑。我们对夏皮洛先生非常恼火，他又在这里充当好心的菩萨。你如果遇到像这样的恶人，根本就不能那么客气。我们洋老板这套虚伪只能给这个浑蛋长脸。
“来了，来了。”满友端着一碗热水走过来，把水放在柜台上，对那个人说，“我要给你这只苍蝇洗个热水澡，看看它是不是从我们店里飞出去的。”他用筷子夹起苍蝇丢到碗里。我们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几秒钟过后，满友对大家说：“这只苍蝇不是炸鸡里的。你们看，水面上根本没有油。你们都知道我们卖的是炸鸡。”
几个围观的顾客开始哄笑起来，但是那家伙并不买账。他把苍蝇捞出来，又用纸团包好，说：“我不跟你们废话，咱们法院上见。你们不赔钱咱们没完。”
京林干笑了两声对他说：“大叔，咱们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走，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把这事唠清楚，行不？咱们犯不着当着这么多人谈条件啊。”
那家伙愣住了，眨巴着圆眼睛。京林用粗壮的胳膊钩住了他的脖子，冲我眨眨眼。这个骗子几乎是被京林拖了出去。
我跟着他们走出店门。外面冷飕飕的，街上的自行车铃声、小贩的吆喝、汽车的喇叭响成了一片。大街的北头有几只霓虹灯在闪亮。我们挟着那人走了大约五十步远，拐进了一条小胡同。我们停住脚，京林又干笑起来，露出了一口烂牙齿。他掏出一把小刀和一张十块钱的钞票，在那人面前晃了晃，说：“我现在赔偿你的损失。你可以自己挑。”
“你拿我打哈哈是咋地，我要的是一万块！”
“那你就他妈的尝尝刀子吧。”
那人并没有被一把水果刀吓住。他咧开嘴笑笑说：“兄弟，你咋帮着美国鬼子呢？”
“牛仔炸鸡店可是我们的饭碗，砸了它我们上哪儿吃饭去？”我回答。
京林说：“你是他妈的中国人的败类！快着，是死是活由你挑。”
看那家伙还是不动弹，京林又说：“我知道你心里打啥主意。你寻思着我用这么小的玩意儿捅不了你，对吧？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孙子在第二小学念书，我能找着他，用这把小刀挑了他的小鸡巴。你们家可就绝户了。老子说到做到，绝不含煳。来吧，挑一样。”
这个老骗子像被棒子打了一样愣在那里，看看我，又看看京林。京林的胖脸这时候绷得像块石头。老骗子手颤抖着，抓起了钱，嘟囔了一句“汉奸”，然后转身快步走开，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路边的人群里。
我们俩一路笑着朝店里走回去。马路对面，三个衣衫不整的俄罗斯乞丐在街边演奏小提琴和班多拉琴。这些外国音乐家不像中国要饭的那样装出可怜相纠缠行人，而是不言不语地在地上放一个卷边平顶的毡帽来收钱。看他们演奏的专注神情，好像并不在乎你给不给钱。
我们没有向洋老板汇报刚才做了什么，只是说那家伙很满意我们给了他十元钱，再也不会来了。苏珊娜和她的学生们听了鼓起掌来。彼德当时就拿出十元钱给了京林。夏皮洛先生仍然半信半疑，生怕那人再找回来。
“他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彼德笑着说。
“你怎么那么肯定？”老板问。
“我有这个。”彼德从上衣口袋里用手指夹出那个骗子的收据。
所有人都笑起来。实际上那人即使有收据也绝对不敢再来了。他并不是怕京林，而是怕他那四个兄弟。他们都是江边码头上的装卸工人，都是打架不要命，出手就是棒子、匕首和橇棍。所以京林才能轻易打发了那人，而不用像我们那样担心遭到报复。
后来我们跟彼德说了我们在小胡同里那一幕。他微笑着说绝不会跟夏皮洛先生吐露一个字。
炸鸡店的生意稳步增长，彼德在当地似乎也成了个有权势的人物。这几个月他一直忙着在乡下给自己盖房子。我们整不明白他为啥要把家安在离城里有十几里地的郊外。他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一定很费油钱。我和白莎、费兰、满友、京林几个人约好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去看彼德的新房子。我们哼着电影插曲，说着笑话，在松花江宽敞的大堤上并排骑着自行车。堤下的柳树林里，鸟儿叽叽喳喳地飞蹿。远处的码头上，一队装卸工人喊著号子，从一条驳船上卸木材。他们的声音飘过来断断续续，震荡着活力。已经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了，江心的河道变得狭窄，露出了白花花的河床。几个钓鱼的孩子躺在江边的沙滩上，周围埋插着一些短粗的竹竿，连着抛在江心的渔线。如果有鱼咬钩，竹竿顶上的小铜铃铛就会响起来。江对岸，四五个风车像扯满了风的船帆在转动。风帆上空，灰云懒懒地浮动，像是一群蠢动的乌龟。
我们都知道彼德在银行里存着几个美元，但是想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少钱。等我们找到他那幢还没完工的房子，都惊讶得大眼瞪小眼。这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房后还有车库。房子周围占地足有十多亩，正好位于一处临河湾的矮坡上，居高远望，河下的风景尽收眼底，可以看到松花江中的两个小岛和对岸辽阔的田野。
彼德不在那儿，有六七个工人在工地上忙活着，房子里时时响起有节奏的敲打声。我们问一个年岁大的像个监工的人，这房子造价要多少。
“至少二十五万吧。”他说。
“这么贵？”满友好像喘不过气来。他那没有睫毛的大眼睛直眨巴。
“说实话，我看还不止这个数呢。我盖了一辈子房子，从来没见过谁家这么排场。”
“这房子是啥式样的？”费兰问。
“这叫维多利亚式。焦先生和他太太自己设计的图样。屋里有两个大理石的壁炉，都是从香港进口的。”
“妈的，他从哪儿弄这么多钱？”白莎说着用白皮凉鞋的后跟把一个啤酒瓶子踢得远远的。
这正是我们大家都在想的问题。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我们没敢久待，生怕彼德回来撞见我们几个人。回家的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脑子里只想着彼德的那栋大房子。他肯定挣的比我们多，要不哪儿盖得起那座比市长家还要宽敞的大厦。去之前我们说好了要在一个啤酒馆吃早饭，现在谁也没这个胃口了。过了码头以后大家就分手了。
打那天以后，我注意到其他几个员工都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彼德，好像他是个天外来的杂种。他们的目光里充满嫉妒和愤恨。大家都开始拼命地学英语：满友报名上了一个夜校英语班，学的教材是《今日英语》；白莎和费兰每天很早起来收听电台的英语广播讲座，背诵英语单词和习语；京林想学地道的美式英语，说听起来更自然，于是他就整天捧着本《英语九百句》。我也在学英语，但是我比他们年岁都大，记忆力也不行了，学半天也记不住几句。
在店里工作的时候，他们对夏皮洛先生更友善了，经常给他倒咖啡。有一次，白莎甚至请他尝尝她从家里带来的葱油饼。
一天上午，店里不是很忙，我无意中听到白莎在用英语和夏皮洛先生对话。“你有房子在美国？”她问。
“有，是一幢砖砌的平房，不算很大。”他感冒了，鼻音很重，哑哑的。
“有几个小人在房里？”
“你是说孩子？”
“对。”
“我有两个，我太太和她前夫生了三个。”
“哦，那你有五个孩子？”
“可以这么说吧。”
夏皮洛先生说完转身继续用圆珠笔填写一张表格。白莎斜着眼睛瞄着他那松弛的面颊，又看看他手腕上的黑毛。她真是个贱货。但我还是有点佩服她。她居然有胆量用英语和洋老板说话，而我在他面前根本张不开嘴。
因为我们已经见识了彼德的大房子，所以我们的眼睛一天到晚盯着他，急切地想找碴儿跟他干一仗。可是这小子比猴子都精，知道怎么对付我们，也知道怎么维护洋老板对他的信任。他避免和我们吵架，如果我们不听他的，他就走进夏皮洛先生的办公室，和洋老板躲在里面半天不出来。我们这时候会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里边告我们的状。所以我们也不敢太过分。彼德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店里。他关上护窗板，锁上收款机，把没有卖出去的炸鸡包起来，放到他那辆本田摩托车的后挎箱里，骑车回家去。
自从炸鸡店开张，如何处理每天晚上剩下的炸鸡就成了我们和夏皮洛先生之间的一个重要矛盾。我们曾经要求他允许我们把剩鸡带回家，但是他不干，说公司规定不许雇员这样做。我们甚至提出花一半的价钱把这些剩鸡买下来，他仍然毫不通融。他指定彼德来处理每天的剩鸡。
在我们看来，彼德一定是把剩鸡拿回去给那些盖房子的建筑工人吃。他如果不把人家喂好了，他们会偷工减料。这个王八蛋，不仅钱拿得比我们多，而且所有的好处都归他。我们越想越不忿。有天晚上，等他关了店门，骑着摩托车离去之后，我们从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拐出来，骑着自行车跟着他。满友要去夜校上课，京林要在医院照顾因为小肠疝气住院开刀的弟弟，所以只有费兰、白莎和我参加了这次行动。彼德骑的电驴子当然比我们走得快，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回家路线，所以也不着急，时不时地聊着天，开开玩笑。
远处，彼德的摩托车在江堤上像一团鬼火一样轻轻掠过。夜里很凉，从江里泊着的一条船上传出来几个人唱的民歌小调。我们急于证明彼德把剩鸡拿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向夏皮洛先生告发他。
有好一阵，彼德摩托车的车灯不见了。我们也停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很显然是拐下了江堤，但是去哪儿了呢？我们应该继续跟踪他回家呢，还是就此打住？
我们几个人正在商量怎么办，突然在北边离我们大约两百米远的江沿上蹿出一股火苗。我们下了江堤，把自行车锁在柳树林子里，蹑手蹑脚地向火光走过去。
走近了一看，彼德正在用一根树枝在火堆里搅拌着什么东西。那是一堆炸鸡，有二十多块。空气中充满了汽油和烧焦的鸡肉的味道。火堆的前方，江水轻轻地拍打着沙滩，闪动着粼粼波光。江风送来阵阵鱼腥味。对岸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三四簇灯光偶尔闪烁，但是在没有云彩的夜空里几乎分辨不清楚哪是星光，哪是灯光。我们一声不吭地看着彼德的动作。如果满友或京林在这儿，他们一定会跳出来把彼德揍一顿，但我不是打架的料，只会一动不动地蹲在没膝的蒿草里，在心里把彼德的祖宗八代都骂到了。
“我要是有枪非毙了这小子不可！”白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彼德倒是心情愉快。火光把他的脸映得通红，他居然唱起歌来，唱的好像是海外华人谱写的歌曲：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是个无情无义的情郎。
你被不应该爱的男人遮蔽了眼睛，
看不见我对你的爱情，
就像清澈的阳光。
啊，我的心跟随你的身影，
带你去一个宁静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永不分离，
你会实现你的梦想。
这首歌不知怎么的感动了我。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么动听的男中音嗓子。浑厚的歌声好像是从对岸传过来的。一群野鸭在黑影里嘎嘎叫起来，振动翅膀拍击着江水。一只鱼鹰发出一声狂笑。然后，所有的水鸟都安静下来，只有彼德的歌声在夜晚冰凉的空气中颤动。
费兰悄声说：“这个狗杂种倒挺自在。”
“他一定是想念他在美国的相好了。”白莎说。
费兰摇摇头说：“不可能，他哪有那么浪漫。”
“你没听他整天说美国姑娘比中国姑娘好？”
“嘘—”我止住了她们。
火堆里的火已经快熄灭了。彼德拉开裤链，掏出鸡巴冲着余烬撒起尿来，浇得火堆咝咝冒着白汽。他的尿水冲出一条闪亮的弧形，几秒钟后消失了。他打了个哈欠，踢了点砂土埋住灰烬。
“真恶心！”费兰骂道。
彼德跨上摩托车一熘烟地跑了，排气管噼噼啪啪震人耳朵。我悟出来—原来彼德每天骑摩托车跑这么老远上下班，用的是老板给他烧剩鸡的免费汽油。
“我真恨不得能抓这个王八蛋几下，咬两口！”费兰气得好像喘不上气来。
“那就要看他身上哪块地方啦。”我说。
白莎笑起来。费兰瞪了我一眼，说：“你咋那么不要脸？”
第二天，我们把在江边的发现告诉了其他几个人。每个人都义愤填膺，就连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也骂起资本主义。街上有要饭的，火车站和码头有无家可归的，饿猫饿狗到处都是，为什么夏皮洛先生要让彼德把这么好的炸鸡当垃圾烧掉？满友说他几年前在一本内部参考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美国的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给穷人喝。但那是在美国，这里是中国。在我们这儿，浪费粮食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我跟同事们说，我要写一篇文章揭露肯·夏皮洛和焦彼德的无耻行径。
那天下午我们质问了彼德。“你为啥每天晚上要把剩鸡烧掉？”满友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问。
彼德吃了一惊，回答说：“这是我的工作。”
“这太不道德了。”我噼头就是一句，“你不仅烧掉这些食物，而且还在上面撒尿。”我的胃突然咕噜咕噜地响起来。
费兰咯咯地笑了。白莎指着彼德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焦彼德，别忘了你是中国人。在咱们这儿还有人连棒子面饼子都吃不饱，可你却天天晚上把这么好的炸鸡烧掉。我看你不仅忘了你的祖宗，连你自己姓啥都不知道了。”
彼德狼狈透了，嘴里还不服气：“你们当我愿意干这号事？但是总得有人去干。老板付我工钱让我烧这些鸡，正像老板出钱让你们炸鸡一样。”
“你他妈的少废话！”京林插了一句，“你是资本家的走狗。”
彼德反唇相讥：“你们也一样。你们不也在资本家开的公司里干活吗？”
“行了，都少说两句，”满友说，“我们是想让你觉悟过来，今后别再干这缺德事了。烧掉这些剩鸡太可惜了。你就不会分给穷人点？”
“你们当我烧这些鸡心里好受？如果我分给了别人，公司就会开除我。这就是美国的经营管理方式。”
“可你是中国人，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管理企业。”京林说。
我们正在争论着，夏皮洛先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嘴唇上还沾着咖啡的水印。彼德给他解释了事情的经过，没想到我们这位洋老板只是挥挥手让我们干活去，好像这事根本就不值一提。他说了句：“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你们要是真的不想浪费，那就每天不要炸那么多的鸡块，炸了就要都卖掉。”他说完走到门外抽烟去了。
彼德说：“这是实话。他也改变不了公司的规定。你们最好从现在起卖多少炸多少吧。”
我余怒未消，说：“我要给《木基日报》投稿揭露这件事。”
“宏文，你那么激动有啥用？”彼德得意地笑笑，稍稍扬起那张国字脸，“关于这件事报上已经有好几篇文章了。上个礼拜《北京晚报》登了一篇写咱们公司的长篇通讯，人家那位记者赞扬了咱们公司处理剩鸡的做法，说这样做最终会减少浪费。他说我们中国人就应该采取美国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你去揭露有啥用？大家已经知道了咱公司有这条规定。”
我们听了都不作声了。我们原先的计划是：如果夏皮洛先生继续烧掉剩鸡，我们就罢几天工给他看看。可是，彼德的话使大家都泄了气。
京林还是要跟彼德较劲。天黑后，他在彼德那辆停在院子里的本田摩托车的后轱辘上按进一个图钉。彼德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老婆开了一辆白色的丰田小卡车来把他和摩托车一起拉回家。我们看到后更丧气了，谁也想不到他会有一辆崭新的小卡车。在我们木基还没见过有谁能够阔气到买卡车的地步。我们不禁自问：“天哪，彼德这小子到底有多少钱啊？”
我们都想知道他每月的工资是多少。发工资那天，夏皮洛先生不知为啥把彼德的工资和我们的混在一起了。平时我们都是收到装着钞票的信封，但彼德的信封永远是瘪的。菊菊说，彼德的信封里只有一张纸条，那叫支票。他可以用这张纸在银行里换钱，彼德在银行里有个支票户头。在我们这里一般只有公司企业才可以开这样的户头。菊菊说：“咱们的老板每个月在那张纸上给彼德写好多钱。”我们非常好奇—他从夏皮洛先生那里到底拿到多少钱？自从我们开始在炸鸡店工作以来，这个问题就像谜一样诱惑着我们。现在，这小子的工资信封到了我们手里，我们终于可以揭开谜底了。
满友把信封放在一杯热茶上焐了一会儿，轻易就打开了信封。支票上的数字令我们目瞪口呆：一千六百八十三块七毛五美金。过了好一阵都没有人说话，大家谁也没想到彼德领美国的工资，拿的是美元，不是人民币。也就是说，他的工资要比我们高二十倍！怪不得他干活那么卖力气，照料牛仔炸鸡店就像照料自己家一样，平时想尽办法来讨好夏皮洛先生。
那天晚上下班以后，我们在白莎家里举行了紧急会议。白莎的母亲是医生，所以她家的房子很宽敞，白莎有自己的房间。她拿出五香瓜子招待我们。大家喝着茶，说着话。
“妈的，想起彼德每个月搂进那么多票子，我这心就堵得慌。”京林一边说，一边用手揪着自己像刷子一样坚硬的头发，不住地叹气。他看上去很丧气，好像比昨天老了十岁，胖乎乎的圆脸也失去了光泽。
我说：“彼德那小子可以天天吃馆子，而且是最好的馆子。那么多钱他怎么花啊。”
费兰把瓜子皮吐在手心里，瞪起一对三角眼说：“我们一定要抗议。这不公平。”
白莎叹了口气，也说：“我现在才知道被剥削是啥滋味了。”
“凭良心讲，彼德是给店里出了不少力，”满友说，“可是他挣那么多钱实在是说不过去，太过分了。”他似乎还没有从最初的惊愕中醒过来，一个劲地搓着越来越瘦的腮帮子。
“咱们不能就这样算了，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京林说。
我提议：“这事咱们可能得跟老板谈谈。”
“你寻思他会给咱们每个人一万美元？”白莎的话里充满了怨怒。
“我没那么想。”我说。
“那跟他谈什么？”
满友说：“我也不知道谈啥。白莎，那你说咱们该咋办？”
满友是我们这些人中的小诸葛，他也没辙了让我多少有点吃惊。白莎说：“咱们现在要团结，要齐心。咱们要求老板开除彼德。”
大伙儿听了一下子安静下来。屋子里有一张铺着粉红色床单的双人床。两个鸭绒枕头摞在一条叠着的花毯子上。白莎一个人要这么大的床干啥？她一定经常和她的男朋友在上面睡觉。这个小婊子。
“这主意倒是不错，咱们一块儿把彼德这小子挤走。”满友说，语气里对白莎崇拜得不行。
我仍旧整不明白这个建议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就问：“如果夏皮洛先生解雇了彼德，然后咋办呢？”
“从我们这些人中找人顶替他。”满友说。
费兰插进来问：“你就那么肯定老板会让彼德走人？”
白莎的话让我们吃了一惊：“他一定会，这样他每月可以节省一千五百美元。”
“我还是不明白，”京林说，“这样有啥用呢？就是他把彼德开除了，他也不会给我们多加一分钱，对不？”
“没了彼德，老板就得依靠我们了，那他还能不给咱们长工资？”白莎回答说。
我并没有被说服：“要是新经理拿更多的钱，不管咱们的死活咋办？”
满友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知道当经理得会讲英语，在座的人中只有白莎和他有希望继承彼德的职位。费兰、京林和我英语根本说不成句子。
“那咱们起个誓，”费兰说，“咱们中谁要是当了新经理，必须要和大家平分工资。”
我们都同意这个提议，并且在一份短短的誓言上签了名。我们发誓：要是新经理不和大家平分工资，就会断子绝孙，大家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加以报复。起誓完了，白莎代表我们给夏皮洛先生写了一封信。她会的英语单词太少，就从她父母的书房里搬来一本像砖头一样的英语字典。信是用炭水笔写的，她一边写一边不停地查字典。她已经困得不行，一个劲地打哈欠，用手去捂嘴，露出了浓黑的腋毛。其他人就在一边嗑瓜子聊天。
这封信不长，但是切中要害。满友看了以后也说不错。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尊敬的肯尼斯·夏皮洛先生：
我们给您写这封信是要求您立刻解雇焦彼德。这是我们共同的意愿。您一定要尊重我们的意愿。我们不要他这样的领导。就这些。
您诚挚的全体员工
我们都在上面签了名，感觉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站出来和资本家做斗争。我回家路过炸鸡店，因此承担了送信的任务。我们离开白莎家之前，她拿出一瓶李子酒，大家碰了杯，一饮而尽。
我把信丢进牛仔炸鸡店大门上的信报箱里。回家以后，我感觉轻飘飘的，不停地想象着夏皮洛先生读了信以后那张胖脸上震惊的表情。我也想着彼德，他被老板开除以后，看他那幢大房子怎么完工。可是很快我又担心起来，害怕白莎会成为新经理。和彼德相比，白莎有些喜怒无常，而且更自私。另外，她也不可能维持住彼德花心血创建起来的关系和客户，更不用说把生意做得更大了。满友连彼德的一半都赶不上。有时候他会耍点小聪明，但是办事很不牢靠。他看起来着三不着两的，顾客怎么能够信任他呢？说心里话，牛仔炸鸡店离不开彼德，要是夏皮洛先生把他的工钱定得不那么高，只是我的五倍，我倒不会介意。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我们都准时上班。让我们吃惊的是，夏皮洛先生和彼德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的样子。他们对待我们和昨天一样，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有些迷惑，不知道他们要怎样收十我们。彼德好像有点躲着我们几个，但还是很有礼貌，不多言不多语。很显然他已经看过我们的信了。
我们以为洋老板会找我们个别谈话，即使他不开除彼德，起码也得做点让步。但是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待在办公室里，好像把我们都忘了。他正在读一本讲犹太人在中国的几百年历史的书。他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更让我们不安。要是能知道他在耍啥花招就好了。
终于等到下班的时候了，我们几个在店外的一个街角碰了个头。我们有点不知所措，但是一致决定再等等看。费兰叹气说：“我觉着咱们像在跟他们拔河。”
“对了，这就叫精神战。咱们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意志坚定，还要有耐心。”满友告诫大家。
我在回家的路上胃又疼起来。那天晚上我爸爸又喝醉了，他大唱革命歌曲，又唠叨说我每天都能吃美国炸鸡，多么有福气之类的废话。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彼德给我们分派活，夏皮洛先生还是躲在办公室里，除了工作以外的话一句也不跟我们说。我觉着这位洋老板就像是一只蜗牛，缩进壳里不出来。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一定是下好了套子等着我们钻进去。那是啥套子呢？我们总得做点什么，不能傻等，否则他们会把我们各个击破的。
那天晚上我们又在白莎家里开会。讨论了半天，终于决定举行罢工。白莎给老板写了这样一张纸条：
夏皮洛先生：
您既然不考虑我们的要求，我们决定在牛仔炸鸡店采取行动。从明天开始。
我们没有在纸条上签名，反正他已经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要求的内容。我不太明白“在牛仔炸鸡店采取行动”这句话，但是我也没问。我猜白莎的意思是罢工。我又承担了送信的差事。第二天上午我们谁也没去上班。我们想让店里丢点生意，对老板有所触动，使他愿意同工人们合作。我们商定当天下午一点钟在炸鸡店附近的日用五金店门前集合，然后去炸鸡店里和夏皮洛先生开始谈判。也就是说，我们只罢半天工。
吃过午饭我们都来到集合地点。我们吃惊地发现在牛仔炸鸡店门前站了一排警察。看那架势，好像店里着了火，或是发生了暴乱。每个进店的顾客都要经过搜身。出了什么事情？夏皮洛先生干啥要叫警察来呢？我们有些心慌。我们装成没事的样子向店里走去，好像是刚在外面吃了午饭回来。警察在炸鸡店前面拉起一条警戒线，有三个警察把守大门。一个高个子警察伸手把我们拦住。白莎大声问：“嘿，万大个儿，不认识我了？”她脸上堆着媚笑。
“咋会不认识呢。”万大个儿笑着说。
“我们都是这儿的员工。让我们进去好吗？里面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呢。”
“搜身以后就可以进去。”
“我身上啥也没有，你咋搜啊？”她伸开胳膊，用一只手提了提长裙的下角，以显示她的裙子上根本就没有口袋。
“你们都站直了，不要动。”万大个儿说。一个女警察拿着一根黑色的棒子在白莎身上挥来扫去，这玩意儿活像一个小号的羽毛球拍子，只是没有网线。
“这东西是不是探雷器啊？”京林问女警察。
“这叫金属探测器。”她说。
“万大个儿，出了啥事？”白莎问姓万的警察。
“有人要炸这家店。”
我们都吓坏了，希望这事跟我们没啥牵连。
警察放我们进去，一进门就看见一对老年夫妇站在柜台后面照应顾客。天啊，彼德竟然把他的爹妈弄来干活了！他难道就不怕炸弹把他们炸死吗？在一个角落里，我们还看见苏珊娜带着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在擦桌子、摆餐具。他们一边干一边哼着《胜利属于我们》，看见我们几个突然停住不唱了。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正在厨房里炸鸡。我们一下子蒙了，对这个场面不知道如何反应。
夏皮洛先生走过来。他怒气冲冲，脸膛发紫。他冲我们说话的时候，唾沫星子乱溅：“你们以为可以威胁我，让我听你们的摆布？告诉你们，你们都被terminated了！”
我没听懂他最后一个字的意思，但是知道那不是啥好话。满友好像听明白了，他的嘴唇开始哆嗦，好像要哭出来。他拼命忍住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彼德也走过来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用你们几个了，你们被解雇了。”
“你没权利这样做，”白莎站出来对夏皮洛先生说，“我们是这个店的创始人。”
夏皮洛先生哈哈大笑起来：“你在说什么呀？你持有本公司多少股份？”
他这话是啥意思？我们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他说：“回家去吧，别再来了。公司会把这个月的工资寄给你们。”他转身去上厕所，摇着头嘟囔着，“我可不要恐怖分子。”
彼德对我们轻蔑地笑笑，说：“怎么样，没了你们五个人，地球不照样转？”
我一时觉得天旋地转，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让人家开除了：夏皮洛先生一句话我的饭碗就砸了。去年秋天我辞去了在一家运煤站的差事来这里工作，现在我成了一个彻底的穷光蛋了。别人不知道要怎么笑话我呢。
我们五个人垂头丧气，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炸鸡店的。在街上临分手之前，我让满友把夏皮洛先生说的那个字拼写给我看。他用钢笔在我的胳膊上写了“Terminated！”，其实他用不着加个惊叹号。
回到家，我在袖珍英语字典上找到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结束”。我的火“噌”地蹿上来了。这个狗娘养的资本家以为他可以结束我们，那他可就错了。我们离结束还早着呢—斗争才刚刚开始。我要让我在供电局工作的大哥明天一早就把炸鸡店的电断了。白莎说要让她的一个男朋友把牛仔炸鸡店的邮件递送搞乱。满友要去找在垃圾站工作的哥们儿，让他们不要去运炸鸡店的垃圾。京林宣称：“我要把彼德的那座维多利亚的房子炸平了！”费兰还没有想好要干什么。
这场斗争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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