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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边的名士
作者：大生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灿烂风流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残酷的时代，这是一个与当下高度相似的时代《悬崖边的名士：魏晋政治与风流》，作者大生为你高度还原这样一个时代。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知识分子（文人学士）遭到残酷迫害的时期。一面是极权而混乱的政治，一面是渴求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两者之间的碰撞与博弈，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幕幕令人无限慨叹的场景：嵇康临刑奏《广陵散》，王羲之兰亭雅集，谢安袖手之间却退强敌，陶渊明归园田居 《悬崖边的名士》系统梳理了魏晋历史，着力塑造了魏晋士人的群像，呈现出他们在黑暗政治下的生存状态与艰难抉择。了解他们在这种环境下的选择与作为，或许能为我们理解魏晋历史打开新的一扇窗，为我们透视当下现实及自我生存，提供一个别样视角。 

序言 一个充满了独立精神和贵族气质的时代
 
一
 
套用《双城记》开篇的行文格式——魏晋，是最混乱的时代，也是最辉煌的时代；是最虚伪的时代，也是最真诚的时代；是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最令人向往的时代。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把目光都焦聚在蜀汉政权上，焦聚在诸葛亮、赵云身上，焦聚在桃园三结义上，时不时为“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而扼腕叹息，为诸葛亮应不应该废帝自代而琢磨半天。
 
并且受到中国传统“务实”观念的影响，受到无产阶级历史观的影响，大多数提及魏晋的书籍，都会说魏晋时期统治腐朽、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阶层对立严重，贵族荒淫奢侈，简直是历史上腐败黑暗的巅峰。
 
以至于教科书对这段历史，都贬斥不断、简单带过。
 
魏晋——在历史中是那样的罪恶。
 
但是从精神层面而言，从思想、文学、艺术、宗教、审美角度而言，我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文化盛世，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甚至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都难以逾越。
 
这是一个充满了独立精神和贵族气质的时代。
 
魏晋时期，思想的天空上闪耀着玄学的光彩，思想家们整体开始不那么“现实”，不急于探求所谓的治国兴邦之道，开始探究本体问题，开始辨析名词的深层含义。思想家们动辄高谈阔论，撰文批判对手，甚至一聊就几天几夜，聊得人累个半死。这种“务虚”，恰恰是哲学思辨最需要的精神，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富有哲学意味的一页。
 
魏晋时期，文学开始自觉，文学家们超前地意识到：文学不再是附庸于经学的小道，文学也不一定要承载乱七八糟的“道”，文学可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可以戏谑，可以庄重，可以华美，可以飘逸，可以悲壮，可以激昂，建安风骨直接影响唐诗的内在精神。当现代的我们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的时候，魏晋的名士们会笑着说：我们早玩过了！
 
魏晋时期，士人又一次开始寻求独立的人格精神。政治黑暗和暴力戕害，让他们早早地体察到人生的无常，意识到人格的尊贵。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准则，为了保持高傲尊贵的灵魂，他们表现出各种怪异的、不同寻常的举动，他们是耿介者，是狷狂者，是不俗者。谁知道阮籍歧路痛哭，哭的到底是什么？嵇康死前弹奏《广陵散》，卓尔千秋，成为知识分子反抗绝望的高贵而永恒的象征。
 
魏晋时期，人的审美开始自觉。形体的俊雅和气质的通脱，已经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男人不用立德立功立言，而仅凭“岩岩若孤松”之貌，凭“妙有姿容”，就赢得一片喝彩；女子也跳出贤良淑德的窠臼，延颈秀项、丰乳肥臀，就可以博得赞赏的目光。人们单纯地欣赏美，赤裸地表达对美的爱慕和向往。离开魏晋，再没有哪个朝代能看死一个美男子，也再没有哪个朝代的史书，能用那么多的辞藻来赞美一个人的容颜。
 
魏晋时期，佛教大兴，佛教高僧纷纷东来传法，佛教的中观思想就在这时候尽数传入。这时候还出现了第一次译经的高峰，出现了千年不遇的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现在几乎家喻户晓的《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的通行版本，就都是他翻译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也都是这时候开凿的。
 
魏晋时期，书法、绘画的艺术成就，几乎让后人无法逾越。王羲之随便几封书信，居然成为后代学习的范本楷模，后人不断津津乐道“魏晋笔法”“取法魏晋”。我们至今纳闷不解，后代学书法的千千万万，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能超越王羲之？还有这时期的绘画，我们只能用叹为观止来赞美和形容。
 
这是一个充满了独立精神和贵族气质的时代。
 
因为只有独立的人格，才能与众不同，探寻新的思想文化；只有贵族的雍容闲适，才能花时间和精力在文艺上切磋琢磨。不得不承认，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阶层，更容易从个体立场去理解生命，理解生命中应该有的高贵和价值、自由和尊严。
 
兴亡的废替，暴力的无情，时光的流逝，更容易在他们细腻的心里造成影响，从而借助他们的灵巧的双手表达出来。
 
诚然，劳苦大众也会有同样的情愫，但是，起码大众难以具备表达的技巧和手段。
 
在中国社会里，皇权越集中，对艺术文化自上而下的控制就越严格，越容易扼杀艺术文化的进步。
 
而魏晋的皇帝，本身也是士族中的一分子，或者仰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上位，较之其他朝代，魏晋的皇权并没有那么集中。士族对皇权的反抗，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皇权的力量。士族和皇权一起，共同维系着社会的平衡。这种情况，有点像欧洲的封建贵族时代。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所以，这个时代才会比别的时代，更为文艺，更为洒脱，更为风流。
 
二
 
东汉末年，王室衰微，各地豪强蜂拥而起，逐鹿中原。经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最终形成魏、蜀、吴三个势力最强的割据政权，这就是一直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三国。
 
三国之中，曹魏实力最强，其统治区域主要在黄河流域，是传统概念里的中原大地、全国政治中心。加之蜀为曹魏所灭，吴国也灭于篡魏的司马氏，所以曹魏当仁不让成为中国朝代更迭的正统。
 
晋朝脱胎于曹魏。司马氏建立西晋，承袭魏祚，统一天下。不过西晋很快便发生内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趁机南下，俘虏了晋怀帝，进而消灭了这个短暂而飘摇的王朝。
 
于是，在长江以南，晋室宗亲又竖起大旗，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王朝偏安江南，虽有几次北伐，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没能完成收复中原的壮举。
 
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废除晋安帝，建立刘宋政权，中国从此进入南北朝时代。
 
本书所描写的历史范围，大致就是东汉末年到东晋结束这段时间。
 
由于本书重点表现名士的选择和命运，所以着眼点就放在理想和现实冲突较强的建安年间、曹魏、西晋和东晋政权范围内。同一时期的其他政权，诸如蜀国、吴国，以及北方少数民族十六国等，描写相对较少。

第一章 建安风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曹植《洛神赋》（节选）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定都许昌时期的年号。从196年到219年，前后共24年。这期间，曹操打败袁绍、远征乌桓，统一北方，逐渐登上权力巅峰，结束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以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在魏都邺下形成了中国首个文士集团，著名的“建安七子”都在其中。前人总结建安文学的特点，冠以“风骨”二字。那么，“建安风骨”具体指什么呢？
 
从他们的经历和作品看，他们有充沛的情感，却又不沉溺于个人情感，并不局限于一己得失，甚至超脱了个人恩怨，流露着对百姓疾苦的悲悯。但是悲悯归悲悯，并不因此消沉，反倒有承担的勇气、达观的态度，整体透着一种沉郁、悲壮、慷慨的风格。这些综合起来，或许就是建安风骨的真精神。
 
后世许多人作文写诗，往往沉溺在个人情愫中不能自拔，既缺乏对苦难的真正认知，又缺乏对现实的担当，或者只停留在苦难的浅层描摹上、对生活不如意的控诉上，又或者行文过于淫巧花哨，和悲壮慷慨的内容不能浑然一体。所以看那些文艺腔，就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那率真、慷慨的呼喊，正是名士时代的先声。
 <h2>对酒当歌，人生几何</h2> 
估计曹操没有想到，
 
他的慷慨任气和通脱不羁，
 
居然影响了身后几百年的历史，
 
甚至催生了一个时代，
 
一个后人永远无法企及的风流时代。
 <h3>曹操之与令狐冲</h3>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龟虽寿》
 
207年，建安十二年，逃往东北乌桓的袁氏残部被曹操剿灭，至此，北方完全统一。时年，曹操53岁。
 
这首《龟虽寿》，就是曹操北击乌桓凯旋而归，途经碣石、登山临海时的慷慨之作。
 
碣石山，位于今天河北境内，在古代特别有名。这是因为碣石主峰峻峭挺拔，远看就像一根擎天圆柱，非常扎眼。加上这里紧邻大海，地理特征十分明显，所以，碣石山虽然不在五岳之列，但却有“神岳”之称，是古人心中祭海求仙的最佳场所。
 
早在公元前215年的时候，秦始皇东巡到碣石，就派一名叫“卢生”的方士，去海上寻求仙药，并在这里祭祀海神。据说海神还真的出现了，体积巨大、容貌奇丑，一开口就说：“我太丑啦，你得答应我，不许画我的样子啊！”秦始皇表面应允，却用脚在地上悄悄勾画。海神发现，怒而退回海中，再不相见。
 
后来卢生带了一副谶图回来，上面预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胡”指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因此派蒙恬领兵三十万北击胡人、修筑长城，然而神意难测，秦朝没有亡于“胡人”的侵略，却在秦二世“胡亥”手中断送了江山。
 
过了一百来年，汉武帝又想长生不老、寻找神药。就在公元前110年，到泰山封禅，然后又来到碣石祭海炼丹，还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想一睹海神风采。可惜的是，历史已然成了传说，凡人再也无法见到神迹。
 
又过了三百年，曹操平定北方，凯旋归师，途经碣石山。他自觉所建功业举世无双，登临碣石，遂意气风发、豪情顿生，隐隐就有和秦皇、汉武并肩而立的意思。
 
好比宋徽宗曾睡过李师师，李师师就变得不同寻常，燕青再娶李师师，就隐隐能与天子并称。秦皇汉武都曾登临碣石，碣石就变得不同寻常，曹操再次登临，俨然大有深意。
 
古人云“君子登高必赋”，眼前沧海接天，波涛四起，水浪奔腾，撞打石山，引得曹操雄心不已、诗兴大发，满肚子锦绣辞章喷薄而出，遂用乐府旧题《步出夏门行》连写五首。这其中，有我们上学都学过的《观沧海》，还有这首千古绝唱《龟虽寿》。
 
《龟虽寿》的文字很好理解，除了最后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之外，前面六句几乎句句都是经典。去书画市场，这些句子随处可见。
 
在曹操看来，秦皇汉武都是一世的英雄。但是，这二人却有很大的污点——那就是，出于对死亡的畏惧，他们变得极其迷信，倾举国之力追求虚无的仙道长生，最终沦为后人笑柄。
 
相较而言，曹操对生命的认识就理性多了。
 
曹操自乌桓班师时已经53岁，他虽然步入暮年，但并未选择追求神药仙丹，而能理性面对生命规律，表现出一副达观知命、磊落超然的心态。
 
所以在《龟虽寿》中，曹操提笔就写了世人羡慕的两种神兽——神龟和螣蛇。神龟长寿千年，螣蛇可以兴云吐雾、飞翔遨游，这都是人们向往的神仙境界。但他却说：神龟趴那里活个三千岁，一样要死；螣蛇飞来飞去，最终一样化为尘土。像这样形若枯槁的长寿，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好羡慕呢？
 
接着曹操就写了自己的抱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然千里马年纪大了，但仍期盼日行千里；虽然自己年老了，但一样有着一颗英雄心。岁月没有成为志向的障碍，死亡也没有让曹操变得恐惧荒唐！
 
这种豁达不羁的胸襟、坦荡自在的豪气，确实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曹操的达观，简直是给那些整日“修佛修道”却又贪图名利、虚伪无比的“伪修行者”们，一记狠狠的耳光。
 
诗的最后，曹操还很理性地说，寿命长短不仅在天，人们只要好好养生、注意保全自己，一样可以长寿健康！
 
汉末纬谶学非常兴盛，人们被这种“类神学”控制着，唯唯诺诺、噤若寒蝉，只知道忠孝廉耻，只知道天命祥符，只懂接受、只许顺承，哪里会有一星半点的怀疑精神呢？
 
可是曹操不同，他打破常规、不拘一格，极富怀疑精神，不仅怀疑世间的礼教、规矩，甚至连天命都要怀疑——那种不服人乃至不服命的枭雄性格，在这首诗中一览无遗。
 
所以，后来的魏晋时期，社会上能有思想上的大变革，能有玄学的兴盛，尽管是时代趋势使然，但是作为时代领袖，曹操一系列的做法和政令，绝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在某些地方就和曹操很类似，他们对生命有类似的认知，乐天豁达，而且也都有亦正亦邪、不拘一格的个性。
 
令狐冲身受重伤，杀人名医平一指在短时间内也无能为力，遂建议他不要动武、不要近女色、不要喝酒，这样才能延续几年寿命。结果令狐冲听后哈哈大笑，并说：
 
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甚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笑傲江湖》第十七章·倾心）
 
这种洒脱豪迈的个性，正是“令狐冲”这个形象塑造最成功的地方。一如曹操，除了丰功伟业、文采斐然之外，潇洒通脱、不拘一格，也是让他有血有肉、丰富光彩的原因之一。
 
有趣的是，在生活中，社会舆论往往标榜规矩君子、道德楷模，但我们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绝大多数情况下，亦正亦邪的人，才具备更加耀眼的人格魅力。
 <h3>短歌行</h3> 
离开碣石，曹操大军继续南下，途经文风蔚然的昌国（今山东临淄东北）时，又大摆筵席，延请当地名士同来庆贺。
 
名满天下的曹操，这时候又打了大胜仗，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到昌国宴请当地的士人，那可是绝对的大事，能去赴宴的都倍儿有面儿，士人们于是纷纷前往。
 
曹操非常高兴，酒酣耳热之际，他说：
 
孤返，邺守诸君必将来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来者，独有邴祭酒耳。（《三国志》卷十一注引《邴原别传》）
 
就是说，我得胜回朝，这里的绝大多数名士都会前来迎接，但是唯有祭酒邴原，德高望重，恐怕我威望不够，他不会前来。
 
邴原是当时的大名士，志向高洁，清雅脱俗，名副其实的一方学宗和意见领袖。有个关于他的故事，广为流传。
 
邴原小时候家里穷，没钱念书。有次路过村里学堂，听见朗朗读书声，就哭起来。老师听见，就出来问他为啥哭。他说家贫没法读书，却又想读书，因此哭泣。这位老师大为感动，就免他学费，准他入学。当然，邴原不负厚望，一下子成为全班最好的学生，甚至后来成为一代宿儒，这就是“邴原泣学”的故事。
 
大家是不是感觉非常熟悉啊？不错，后代流传的、小时候我们听到的各种版本的放牛娃娃、放羊娃娃爱学习感动教书先生的故事，基本都脱胎于此。
 
邴原品行高洁，学问又好，名气很快传开。当时，他还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叫华歆，一个叫管宁。这两个老哥也是大名士、大牛人，关于他们也有很多故事，“割席绝交”说的就是华歆、管宁。据《魏略》记载，时人称他们三个共为“一条龙”，其中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而管宁是龙尾。“一条龙”不分前后主次，都是当世人杰。
 
邴原名气一大，州府就请他出仕，但是被他拒绝了。后来爆发黄巾之乱，他就开始四处游学。据《邴原别传》记载，他游学时，只背一个行囊，徒步跋涉，而他在游学途中遇所见的师友们，一个个也都牛得厉害。到了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内）拜韩子助为师，走到颍川（今河南禹州）就拜陈寔为师，在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与范滂交游，在涿郡（今河北涿县）与卢植为友。
 
这几个人，都是当时的大名士，要么是汉末“党锢之祸”中士人的领袖，要么也是领袖级的人物。
 
陈寔乃清流领袖，党锢之祸时，他主动入狱，以自己的生命来鼓舞士子的斗志。清末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不愿逃走，效仿的就是陈寔。
 
范滂为“江夏八俊”之一，人格魅力极大，第一次入狱被释放，前来迎他的居然有千人之多，后来和党人领袖陈蕃二次下狱，死于其中。
 
卢植更是文武双全，弟子众多，其中有两个后来都名冠天下，一个即“白马将军”公孙瓒，还有一个是“仁义皇叔”刘玄德。
 
从一个人交游的对象直接可以看出他的层次，邴原的师友们个顶个都是士人领袖，那他自己，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名士。
 
后来邴原在孔融的劝说下，到了辽东太守公孙度手下任职，公孙度称赞他为“云中白鹤”。但是邴原只干了一年多就辞职回家，聚众讲学，从者数百成千。
 
邴原属于内心自由奔放、外表严肃认真的那种人，他的作风是，洁身自好，不屑钻营，敢于批评、抵制违法背道的言行。对于做官，是合则仕、不合则去，潇洒自在，任心而行，乃真名士做派！
 
所以啊，曹操觉得邴原超凡脱俗，自己摆酒宴，唯一请不动的只有邴原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曹操“不来的，只有邴原了”这句话还未落地，邴原就已经到了。曹操喜出望外，哪里想得到这么大的角儿会来拜见自己呢？听到通报，他赶忙穿上鞋，跑出营帐大老远前去迎接，并对邴原说：“圣人的心真是没法揣测啊，我认为您不会来，没想到您居然屈尊前来，真是抚慰了我求才若渴的心啊！”
 
权力事业可以靠暴力夺得，但士人的心，则意味着民心向背，那可不是刀枪剑戟就能解决的。邴原作为士子领袖，他的到来，无形中抬高了曹操的身价和威望，更给了曹操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支持。
 
所以，曹操激动难当，情不自禁地现场赋诗，没想到一不小心，居然就写了一首他的代表作——《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也是乐府旧题，曹操共写了两首，这是其中第一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这首诗按内容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前四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感叹生命流逝，并直抒胸臆，发出感慨，有难忘的忧愁，只能靠饮酒来解忧。这四句朗朗上口，尤其“唯有杜康”一句，经常被人吟诵，那么他忧愁的是什么呢？
 
第二段，接下来四句就说了他忧愁的原因：“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几句几乎都是化用《诗经》中句子，曹操在这里稍加改动，重新嫁接，十分巧妙，变得别有一番意蕴。“但为君故”的“君”——表面指邴原，其实是泛指各种贤能人才。
 
第三段则是对第二段的进一步强调和照应：“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贤才”已经来了不少，我们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并不满足，我仍在为求贤而发愁，希望有更多的“贤才”到来，就像明月运转从不停息一样，我求贤的心也不停息。
 
最后一段“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点出此诗主题，既是准确而形象的写景笔墨，又有比喻的深意。一方面比喻士人们栖栖遑遑，没有安身处，言下之意是告诉士人们我这里就是栖身大树；一方面也打消士人的顾虑，表示自己“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人才越多越好，绝不会有“人满之患”。
 
曹操这首诗的艺术成就极高，把政治诉求和文学意象熔得浑然一体，没有半点生硬阻隔之感。吴淇说它“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连贯，若不连贯，纯是一片怜才意思”（《六朝选诗定论》卷五），可谓颇为中肯。
 
寻求贤士，获得人才，永远是建立政权的根本。真正的聪明人都知道人才的重要性，所以曹操才会写下这首《短歌行》，表明自己渴求人才的心情。
 
这一年，是207年。曹操平定了乌桓，安定了北方，写了一堆名言警句。而同在这一年，其他英雄也在极力笼络人才，有个27岁的青年在自家茅屋高谈阔论，有个大耳垂肩、双手过膝的身体比例不协调的将军在一旁认真聆听，两人就在这间小茅屋里定下争雄天下的大方略。这一年，诸葛亮出山。
 <h2>第一个作家协会</h2> 
一时间，邺下文风兴盛，
 
曹丕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
 
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
 
历史上第一个作家圈子由此诞生。
 <h3>神童曹冲</h3> 
208年夏六月，汉献帝刘协下诏，废除“三公”职位，任曹操为丞相，总揽朝政。自此，曹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气焰嚣张，以汉丞相之名，秉持朝廷大权。这个举动，使得他从匡扶汉室的“中兴之臣”，开始变为人们口中的“窃国汉贼”。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人生的规律就是福祸相间。就在曹操当上丞相的前几天，却发生了一件让他悲痛欲绝的事。
 
这年五月底，曹操最喜爱的小儿子曹冲不幸病重夭折，年仅13岁。
 
曹冲，我们都知道这个聪明到逆天的小神童，“曹冲称象”——这个几乎人人都知道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身上。
 
故事说的是孙权送给曹操一只大象，大家都不知道有多重。曹冲就想了个办法——把大象赶到船上，船受重吃水，在船吃水的地方做个标记；然后把大象赶上岸，给船中装石头，石头越来越多，船也吃水到了刚才标记的地方。于是再来称这些石头，就得出了大象的重量！这时，曹冲才7岁啊，真是聪明得很！
 
可惜曹冲死得早，又生在中国，要是他生在古希腊，没准儿是第二个阿基米德。
 
曹冲不仅聪明，还非常善良，极富有同情心。曹操崇尚法家思想，治内多严刑峻法。一次，曹操的马鞍在仓库被老鼠咬了，守吏认为这下必死无疑。曹冲知道后，就让他们暂时不要声张，然后用小刀把自己的衣服弄破，搞得像老鼠咬了一样，接着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曹操很奇怪，问他怎么了，曹冲说：“大家都说衣服被老鼠咬了是凶兆，我的衣服被咬了，因此发愁。”曹操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庸言鄙论，不必担心。不久，曹操又听说了马鞍的事，就笑着说：“我儿子的衣服在身边都被咬了，何况是挂在柱子上的马鞍？”于是就没有追究。诸如此类，很多犯了罪的，都因为曹冲而被从轻发落。
 
曹操非常喜爱曹冲，一度有意把曹冲立为世子，培养他做接班人，但是天妒英才，曹冲还没长大就夭折了。据说太聪明早慧的，都是天人来还债的，债还完了就离开，本不是人间之物，大约曹冲就是这么一个。
 
曹冲夭折，曹操悲痛欲绝。曹丕跑来安慰父亲，曹操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意思就是说，这对我来说，是很伤心的事，对你们却是幸事，言下之意是你们少了一个争夺继承人的强有力对手。
 
曹冲还未成年就死了，曹操觉得非常可惜，就想为他操办“冥婚”。所谓冥婚，就是让两个死人结婚，把两具尸体按照夫妻之礼合葬。这听起来有点吓人，尽管儒家礼制没有这样的明文，但在民间却一直有这样的习俗，直到今天。
 
无巧不成书，当时邴原的女儿也死了。
 
邴原，就是前文介绍过的大名士，因为他才有了《短歌行》。曹操班师，也把邴原带回首都许昌，任命其为司空掾，相当于水利、营建部副部长。曹操敬重邴原，也有意拉拢他，就趁机提出要求，让邴原的亡女和曹冲做一对“鬼夫妻”。
 
若在一般人，管他礼法不礼法，能和曹操结亲家，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是邴原多聪明啊！他深知曹操的禀性，知道政治家的想法。所谓敬重士人，除了是要利用他们的才能，更多是为了把他们网罗在手下、便于控制。所谓的“敬重”，也只是充充门面，做给天下士子们看的。
 
士人们，在手握重兵的军阀面前，其实是很孱弱可怜的。
 
可是，若因此拒绝曹操而引来祸端，也不值当。正在邴原两难之际，有个高人对他说了一句话，帮他下了决定：
 
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
 
意思就是说，君主对待臣下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有用时认为他好，对他就很宽厚；没用了就认为他不好，对他很刻薄。
 
没错！保持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这才是与君王的相处之道！邴原彻底明白了，于是就拒绝了这件事，并且找到了一个很棒的理由。
 
他说：“让我的女儿与曹冲公子合葬这事，是不符合礼法的。你之所以敬重我，就是因为我能坚守礼法。如果听从了你的命令，我就和败坏礼制的一般人没啥两样了，你又怎么看我呢？”
 
曹操听后只好作罢，给曹冲另外聘了一个女子为鬼妻。
 <h3>孔融的“真面目”（上）</h3> 
邴原这事算过去了，可是帮他支招的那位“高人”却没能逃离祸患。
 
这位高人，大大有名，估计大家刚会说话没多久的时候，就听过他的名字。小时候吃东西老抢着吃大的，父母会教训我们：“古时候有个孔融，他吃梨的时候就吃小的，你看人家多有礼貌啊？”
 
孔融和雷锋一样，成了大家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但凡碰到吃东西之类的选择问题，良心就会让我们想到他。
 
孔融让梨的故事，最早记录在《世说新语笺疏》中，里面引了一段话：
 
续汉书曰：“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四世孙也。高祖父尚，钜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别传曰：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这就是孔融让梨的出处。从这段材料可知，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代孙，正儿八经名门之后！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孔子后人那可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他4岁的时候，和哥哥一起吃梨，只挑小的吃。人问为啥？他说小孩子嘛，理应吃小的！
 
乖乖仔，真听话啊！
 
不过历史上的孔融，可不止乖乖仔这一个形象，绝对是一个足够丰富、足够多面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我想，假如我们的父母能真的了解孔融到底都干了些啥，估计就不会让我们可着劲儿学习他了。
 
孔融小时候是个很能说谎的孩子，而且说谎不脸红，他不但说谎，还顶撞大人。
 
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孔融10岁的时候，和爸爸一起到了洛阳城，那时候还没有爆发“党锢之祸”1，士大夫们还很有声威。
 
当时的士人领袖李膺任司隶校尉，整日宾客不断，来往的都是名流贵胄，一般人到李府门口，连通报的机会都没有。孔融很想看看这个李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就骗李府的门迎说：“快去通报，我是你们老爷的亲戚。”老爷的亲戚来了，自然是要通报的，然后孔融就得以见到李膺。
 
李膺一看这么一小屁孩，不认识啊，就问孔融：“你跟我是什么亲戚啊？”
 
结果孔融说：“我姓孔，你姓李。我祖先是孔子，你祖先是老子。我祖先孔子曾经拜会您祖先老子为老师，所以咱们是世交的关系。”这话要换了今天，能被人骂死，但在当时出自一个10岁孩子的口中，就有些新奇。在场的宾客都夸赞他了不起，李膺也大为叹服。
 
有个叫陈韪的大夫，就有点不喜欢这孩子，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小时候聪明，长大不一定怎么样，结果孔融立刻反唇相讥：“想君小时，必当了了。”就是说，想来您小的时候一定很聪明吧！言下之意——您现在混得不怎么样啊！结果羞得陈韪无话可说。
 
你看，要放到现在来说，这可一点都不乖。牙尖嘴利，伶牙俐齿，老师期末批语一定会写“华而不实”。对这种既没礼貌又顶撞大人的孩子，老师家长可很不喜欢呐，大人们心中让梨的孔融可不是这样啊。
 
还有呢，孔融擅做主张，甚至差点引来灭门之祸！
 
党锢之祸爆发后，有名望的士人都遭到追杀，名士张俭就被逼四处逃亡。孔融的哥哥孔褒（就是吃大梨那位）和张俭是好朋友，张俭就去投靠他。碰巧孔褒不在，16岁的孔融迎客。张俭看孔融太小，就没说实话，但是孔融见张俭神色慌张，便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于是擅自做主把张俭藏下。
 
后来事情败露，张俭逃走，孔融、孔褒却被逮捕下狱。官员问责，孔融说人是他留下的，他该负责；孔褒说他是来求我的，和弟弟没关系，坚持要由他负责；孔母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结果闹得“一门争死”。郡守无法裁决，上报朝廷。朝廷一看，得了，真不愧是孔家后人，这么忠诚孝悌又仁义的，但是事儿还得有人负责啊，就认定是孔褒犯的罪。
 
孔融因此名声大噪。
 
小孩子没经过大人同意随便留陌生人在家，引来灭门之祸，这可不是大人们希望看到的。
 
总之，我们的大人们呢，就希望孩子做个没棱角、没个性、懂礼貌、假惺惺的乖乖仔，管他孔融让梨还是让杏呢，只要某一方面符合心中的“没棱角、没个性、懂礼貌、假惺惺的乖乖仔”的形象，都会拿来做我们的榜样的。
 
就像鲁迅所说：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
 
后来孔融做官，屡屡得罪权贵，都因他名望过大而得以保全。董卓进入洛阳的时候，孔融任职虎贲中郎将，相当于御林军统领。
 
董卓统治残暴，动辄杀人，洛阳城内文武官员一个个噤若寒蝉，没几人敢出来反抗，孔融就是那几个反抗的人之一。尤其在废掉少帝、改立献帝的问题上，孔融与之言辞激辩、极力反对！董卓怀恨在心，但又怕落下“杀名士”的口实，就把他迁职为有名无实的议郎，然后又任命他去北海国为相。北海国相当一个郡，在今天山东昌乐西边，那里黄巾军最为猖獗，董卓不敢明着杀他，就想借黄巾军之手杀掉孔融。
 
孔融任北海相后，起兵讲武，训练军队，主动讨伐黄巾军，并且还修筑城邑、设立学校、举荐人才，时人称为“孔北海”。后来黄巾军果然大肆进攻，包围孔融，孔融请太史慈求救于刘备。刘备听后受宠若惊，说：“呀！孔融居然还知道我刘备！”于是赶忙发兵救援，解了黄巾之围。
 
再后来，袁绍的儿子袁谭为了抢夺地盘，发兵打败了孔融。
 
这时候是196年，大谋士荀彧给曹操支了一招，建议把可怜巴巴的汉献帝迎请到许昌安顿。曹操依计而行，汉献帝得以新都许昌，是年，就是建安元年。
 
这一招为曹操赢得前所未有的声望，天下士子纷纷前来许昌。曹操听说了大名士孔融的处境后，就奏请汉献帝发诏书，征辟孔融为大匠——相当于现在建设部副部长，负责掌管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就这样，孔融又来到了许昌。
 
汉室倾颓，大家心思各不相同。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冷眼旁观，有人伺机而起，有人悲观绝望。而孔融，则属于真正实心眼操心着急的那一类，他骨子里纯粹是尊崇汉室，希望汉朝国祚能够长久。
 
所以当曹操奉迎汉献帝到许昌后，孔融还是非常感激曹操的——因为曹操把濒临死亡的汉献帝救了出来，汉祚得以延续。这是当时很大一部分士人的心态，也是孔融积极来到许昌做官的原因。
 
荀彧给曹操支的这一招确实高妙！
 
来到许昌后，孔融对曹操的印象还是很好的，认为曹操真的就是大汉肱骨之臣，中兴栋梁之才，为此，他还写了三首《六言诗》，来赞扬曹操的所作所为。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其一）
 
孔融的六言诗在当时是最好的，直接继承《诗经》《乐府》的传统，直白洗练，凝重古朴。这第一首诗意思很明白，讲的是董卓专权，全国上下官员百姓都心惊胆战、凄凄惨惨。
 
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其二）
 
这三首诗有前后顺承关系。第二首就接着写董卓之乱之后的“李傕、郭汜之乱”，通过描写战乱难宁，引出人们都盼望能救黎民于水火的的英雄——“曹公”。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其三）
 
第三首，就是直接对曹操进行赞美。说从洛阳迁都到许昌，曹操忧国忧民没有私心，甚至为了节省出奉迎天子所需的财物，他都缩减自己的饮食。而跟随曹操的这些臣属，也都非常了不起，支持曹操减少开支的举措。他们虽然能得到俸禄，却根本不够吃喝。每每想到这些以曹操为代表的好人、汉朝的中兴大臣，我都觉得心里好难受啊！
 
后代许多学者都在考证，说以孔融的个性，不可能写这样的诗歌赞美曹操，这一定是别人的附会。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孔融刚正不阿，对曹操的很多行为都不满意，经常出言讥讽。
 
但也不排除这确实是孔融作品的可能。孔融和曹操的矛盾，是必然的。一个忠于汉室、耿介不二；一个挟持天子，维护自己的权威，但这些矛盾都是后来的事。孔融刚到许昌的时候，曹操还维系着对汉献帝的尊重，在众人的眼中还是一个大大的忠臣，这时候孔融和曹操交好也是很可能的。
 
从诗中“减去厨膳甘肥”能看出，曹操这时没有太多军粮，为了供养汉献帝，竟然得节俭食物，臣僚还可能吃不饱！汉末军阀战乱，储备一般都不太多，常常是以战养战，军粮什么的就靠掠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曹操在196年以后开始实行“屯田制”，第二年大规模实践，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这也是曹操后来所向披靡的重要原因。
 
所以，此刻的曹操，刚安置了汉献帝，尚未曝露野心，孔融自然会对他的做法大加赞赏了。因此，若说这三首诗是孔融所作，情理上也还站得住脚。
 <h3>孔融的“真面目”（下）</h3> 
但是随着孔融和曹操交往的深入，随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野心逐渐暴露，曹操在孔融眼里就成了玩弄权术的政治家，他对曹操自然恨之入骨。本着耿介的天性，孔融多次和曹操作对，热嘲冷讽，戏谑捉弄。
 
比如有一次，曹操打败袁绍的儿子袁熙后，把袁熙的老婆、年长曹丕五岁的大美人甄氏，赏赐给曹丕做妃子，孔融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上面有“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话。
 
曹操很奇怪：武王伐纣，把妲己赏赐给周公？——有这回事吗？怎么没听说过啊！可是孔融学问大啊，保不齐人家看过什么秘典奇书呢。曹操吃不准，只好请教孔融出自何典。
 
孔融却说：
 
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意思是从今天你打败袁熙、你儿子娶人家媳妇这事来看，古代估计也差不多，这是我想的！成语“想当然耳”即出于此。
 
曹操被赤裸裸戏弄了一番，哑口无言！只能怪自己没有孔融读书多。
 
袁氏残余势力逃到东北，投奔乌桓。为了平定大后方，曹操打算远征乌桓。孔融认为，何必把袁绍子孙赶尽杀绝呢？远征东北，得不偿失。可是曹操决定的事，没法改变，孔融就又夹枪带棒地说：“您这次远征乌桓、荡平海内，可以顺便把‘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这两件旧账，一并算了吧！”
 
“速慎”“丁零”是两个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所谓“肃慎不贡楛矢”，是说早在西周的时候，“肃慎族”向周天子进贡一种石头做的箭头“楛矢”，后来一度中断，这就是“肃慎不贡楛矢”之罪！“丁零”呢，常常和匈奴发生争斗，汉代苏武被困匈奴，放羊牧牛，其间曾经被丁零人抢了不少牛羊。
 
这就是说：“你攻打东北乌桓、师出无名，可以用这两笔陈年旧账为借口！”这明显风马牛不相及，几百几千年前子虚乌有的事，怎么能作为出兵理由呢？讽刺挖苦溢于言表！
 
曹操又被逼得没话反驳。
 
还有一年，粮食歉收，曹操发布《禁酒令》。《禁酒令》中说夏桀、商周等暴君都是因为喝酒亡国的，所以酒能亡国，所以要禁！这其实是上纲上线，拔高酒的危害，真实用意是避免浪费粮食。
 
而孔融则大发怪论，连着写了两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
 
第一篇引经据典，历数历代帝王将相，因为豪饮而建立功业的例子，得出“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的结论。
 
第二篇则更加诙谐荒诞，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说纣王、夏桀因为女人而亡国，今天怎么不禁婚呢？春秋时期呆板的徐偃王因为“仁义”而亡国，怎么不禁仁义呢？
 
两篇文章把曹操的《禁酒令》批得一无是处。
 
曹操恨死孔融了，明明知道孔融胡说，但是这家伙妙笔生花，论证详密，一时半会儿你还找不到文章漏洞。
 
但是，这阵儿曹操还顾不上对付孔融，他威望不足，还要除掉军事对手，所以，只好哑巴吃黄连——苦笑着包容孔融的拙直放肆。
 
可是当曹操做了丞相，总揽朝政大权，身份发生微妙变化后，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以前，他要有良好的政治形象，所以得把知识分子当师友一样对待，要摆出虚心宽容的姿态；现在当了丞相，本来就有不少人对此持有异议，要是再任由孔融胡说八道下去，自己的权威如何能树立起来？
 
所以，孔融也就必不可免地，成了权力的牺牲品。
 
孔融曾经写过文章，说过惊世骇俗的话——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如同瓶子里装了东西一样，东西被倒出来，就和瓶子没啥关系了。
 
这个议论在今天看来都很前卫，时任御史大夫的郗虑和任丞相军谋祭酒的路粹，总算揪到了孔融的这个小辫子。在曹操授意下，他们给孔融罗织了四条罪状，分别是：谋反、诽谤、交游放荡以及不忠不孝。
 
于是，曹操就以此为名，下令逮捕孔融，然后杀之。
 
消息传出，朝野震惊。
 
当时孔融还有两个孩子，大儿子9岁，小儿子8岁。两个孩子听到消息后，一点也不惊慌，继续玩游戏。孔融对兵卒说：“罪责在我一人，就饶了这两个孩子吧？”结果两个孩子慢慢走进来，对孔融说：“老爸，你见过倾覆的鸟巢底下还有完整的鸟蛋吗？”话音没落，奉命抓捕俩小孩的使者也到了。
 
这个凄惨又有点悲壮的故事，就是“倾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出处。
 
孔融刚直不阿，虽然是孔子后人，受着儒家教化，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所谓“温良恭俭让”的性格，没有谦谦有礼温润如玉，相反，他嫉恶如仇、性情耿介，甚至怪诞滑稽、言行乖张。在儒家思想已经变成空洞外衣、丧失实质内涵、成为人们谋取私利的工具之时，在纲常伦理屈服于暴力之时，孔融表现出一种绝对不同世俗的特行独立。
 
他，只是用自己的最无奈的方式，在和那个黑暗的时代做坚决的抗争。
 <h3>建安作家协会</h3> 
杀了孔融，曹操丞相的权威似乎没人能动了。他趁热打铁，要南下进攻刘表、孙权，企图一统天下。后来的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刘表吓死、荆州失守；刘备战败，和孙权联合，在赤壁大败曹操——这一段故事精彩纷呈，英雄各逞其能，被改编成各种故事、电影、小说、戏剧，这儿就不多说了。
 
208年赤壁之战后，“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定型，曹操虽然南方失利，但是北方基本由他控制。他依旧奉养着形同虚设的汉献帝，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顶峰。
 
权力越大，曹操就越迫切感觉到招揽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于200年、214年、217年，分别下了三次“求贤令”，希望僚属们能举荐贤能。
 
没错，邴原看曹操看得很准，他招揽人才，一个原因是“为己所用”，更大原因是怕这些人分散到各处不好管理，与其这样，还不如把他们都操控在手里方便控制。
 
所以，曹操对待知识分子，是典型的“以权术相驭”，只是相比其他军阀对士人动辄打杀的粗暴手段，曹操怀柔软化的方法，显然更为高明。后来曹植在《与杨祖德书》中就说，曹操对文士“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使其“悉集吾国”。
 
但是，从客观上来说，曹操网罗人才，确实意义深远。
 
首先，他招揽了大批人才，这些人为他出谋划策、冲锋陷阵，使得自己的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军阀势力；
 
其次，他把文士集中起来管理，形成了著名的“邺下文士集团”——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性质的“作家协会”，按今天的话说，此举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繁荣。
 
曹操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即跳出汉末取士的老套路、老规矩——需要德才兼备、德行优秀者，曹操明确提出“德、才不必兼备”“唯才是举”的口号，也就是说，只要您有才能，德行差点也无所谓。
 
这样一来，很多能力强但是品行低劣的人被招揽进来；很多不懂儒家经典，却有文艺才能的人被招揽进来；很多只有一技之长的特殊人才，也被招揽进来，而这三类人，在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汉代，都是被人看不起的。
 
这种用人思想，直接影响到曹魏政权的统治基础，影响到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到学术界的思想变化，影响到后来“魏晋玄学”的发展。
 
不过说到底，曹操取舍人才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对自己忠心、是否对自己有利。在霸业的推进上，一切绊脚石都要扫除，更何况一两个孔融这样的名士呢？所以连“云中白鹤”邴原那样的人，也没法脱离曹操的控制，最终只能用“无言以对、不理政务”这样的方式消极抵抗。
 
211年正月，建安十六年，汉献帝任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并设立官署，为副丞相。
 
这个事件比较重要，这儿稍微说一下。
 
在汉代，负责宫廷警卫工作的，叫作“光禄勋”，就是宫廷禁卫军司令。光禄勋下面又有三名处局级领导，分别是五官中郎将（类似中央警卫局局长）、左中郎将（左翼警卫指挥官）和右中郎将（右翼警卫指挥官）。而“五官中郎将”只负责管辖警卫员，不设官署，他的顶头上司是光禄勋（禁卫军司令），和负责外廷政务的丞相没有半点关系。
 
到了曹丕这里，五官中郎将隶属丞相，这相当于什么？原来警卫局的警卫员们，都不管皇帝的安危死活，跑去负责丞相的安全了。
 
其次，五官中郎将设立官署，等于变相增大了曹丕的权力，那么，以后丞相不在的时候，很多事就可以由曹丕代理；丞相累了，政务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曹丕代理了。曹丕所任的五官中郎将，不仅负责丞相安全，而且是丞相的副手、丞相的办公室主任。
 
汉献帝基本已被架空，首都许昌地位下降。曹操在打败袁绍后就占据了邺城（今河北临漳附近），曹操长期在邺城，邺城的地位就大大提升。五官中郎将官署自然也设在邺城，这个官署的设立，就等于专门给文武人才们空出了一大片职位，所有曹操觉得有用的人，都可以安排在五官中郎将官署，然后把他们从许昌迁到邺城。这样，许昌逐渐被掏空，邺城则越来越繁荣——邺城繁荣，不就意味着曹操势力的强大吗？
 
这样的布置，为曹操进一步弄权做了体制上的铺垫。
 
有了这个铺垫，很多事就好办了。许多曹操看中的文士都被调来这个机构，任“五官中郎将文学”，做了丞相的僚属。一时间，邺下文风兴盛，曹丕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历史上第一个作家圈子由此诞生。
 
这些人个顶个有名，其成员除了曹氏父子，还有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璃、应扬、蔡琰、杨修、吴质、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虞、应璩、毋丘俭、郑袤、司马懿等，将近百人。这些人或在曹操部下担任职务，或是曹丕、曹植的文学侍从，所谓“建安七子”（除孔融外），就是这批文人中的杰出人才。
 
曹操出征在外，会带上一些有军事或文案才能的文人做幕僚，其他的文士就和曹丕、曹植等人开怀畅饮、吟诗作赋、歌舞取乐，那时候还没有太严重的钩心斗角，汇聚的都是一时俊彦，曹氏兄弟也都放下尊贵的架子，大家赤诚相见、诗歌相酬，夜以继日、无有始终。
 
曹丕后来回忆这段幸福时光，无比怀念地写道：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与吴质书》）
 
就是说当时热闹非凡，文人非常多，经常出门都是好几十辆车连着，坐下来，座位都挨得紧紧的、不曾分开，整日开心了就喝酒，喝醉了就作诗。
 
不得不说，这种情形若出现在一般百姓家里，就是典型的败家玩意儿，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但是又忍不住要说，这样败家，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一种场景啊！
 
曹丕经常在邺城的建章台宴请文士们，并赠诗给大家。有一次宴饮，赠给应玚了一首诗。
 
应玚也是建安七子之一，他非常感激曹丕的知遇之恩，就写了一首《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来夸赞曹丕。
 
其中有“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的句子。用南来北往的鸿雁，来比拟自己漂泊不定的惨状，担惊受怕、恐惧遭到各种不测、想找个地方安安稳稳停下来——“将就衡阳栖”的心境。
 
结果呢，碰到了有知遇之恩的“曹丕公子”。说曹丕公子“敬爱客”，所以双方“乐饮不知疲”，然后就是夸赞曹丕的细心和宽厚的品行。
 
最后还把笔锋转到在座的文士们身上：“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希望大家各自努力，好好工作，以报答曹丕的知遇之恩。
 
在诸多赞美歌颂诗中，这首不算太肉麻。
 
还有许多这时候的作品，都是这一类的。翻查《文选》，建安文学中，光题目为《公宴诗》的就有六七首。
 
当文人被豢养起来的时候，文学的精神就逐渐丧失了，赞美、酬唱和无病呻吟，就成为文学主流。
 
所以，建安七子的优秀作品，都是在早期完成的。
 
不过客观来说，在烽火连天的岁月，曹操在邺下建立的作家协会，确实为当时的文士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场所和平台。
 <h2>夺嫡之争</h2> 
可悲的是，在魏晋时期，
 
大大小小的名士们，或主动或被动，
 
都会卷入到政治风波之中，
 
拼了命去玩那些自己不擅长的游戏。
 
所以魏晋名士们的下场，
 
大多都是可怜可惜可叹的。
 <h3>乱世中的两类人</h3> 
212年，即建安十七年春正月，汉献帝下诏，特许曹操“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一切遵照汉初开国元勋萧何所享受的特权。
 
“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三个词要稍微解释下。
 
汉代，大臣们上殿之前，要脱掉鞋子、摘掉佩剑，上殿以后要朝天子行跪拜之礼，以示对天子的尊重。《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感谢萧何的功劳，特别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荣。此后，“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就成了对大臣的超级礼遇，上殿脱鞋的这个规矩一直到唐末还有保留。
 
到了董卓乱汉的时候，又为自己增加了一条“赞拜不名”，就是说不能直呼董卓的姓名，只能称呼他的官职。比如董卓上殿，太监在旁边喊“丞相进殿”，就不能直呼董卓的名字了，而其他百官还得喊“某某官某某某进殿”……这又等于给自己增加了无上荣耀——天子和天子使臣都不能直呼你的名字了，你想这得有多大范儿啊？
 
曹操此刻贵为丞相，又要接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荣，甚至连国贼董卓特定的“赞拜不名”也加上了，其嚣张跋扈、有意篡汉的野心表露无遗。
 
这还不算，到了这年冬十月，尚书董昭建议曹操说：“您看您这功劳，嗬！驱逐董卓、迎接献帝、平定北方、威慑天下，简直拯救了整个汉室，再没比您功劳更大的了。这么大功劳，再当一般的臣子可就不合适了。您想一直当臣子，我们这些大臣还不愿意呢！”——总有一帮善于揣摩老板心思的人，八面玲珑、机智无比，总是恰到好处地出来替老板办一切老板想办而又不好直接办的事。
 
曹操当然推脱啦。
 
董昭就游说大臣们，游说的结果呢，是大家一致认为曹操应该晋级“公爵”，加颁“九锡”，用以表彰曹操的特殊贡献。
 
公爵是爵位中最高级别的。通常情况下，伯爵就极其罕见了，一般的顶多封个侯爵。曹操又不是皇室宗亲，这时候贵为丞相，被封为一等侯爵，按常理也就到头了。加封公爵，那就等于要给曹操封个诸侯国！
 
颁“九锡”则更可怕。
 
“锡”同“赐”，“九锡”就是天子赏赐给有特殊贡献的诸侯王、大臣九种礼器。按《礼记》记载，这九种礼器分别是车马、衣服、乐县（即校音器，古代音律有神圣的意义）、朱户、纳陛（上朝时的贵宾通道）、虎贲（贴身勇士）、斧钺（可以诛杀有罪者，即民间常说的“上打天子下打臣”紫金锤、尚方宝剑一类的凭证）、弓矢（可以征伐不义的诸侯），以及秬鬯（音同“巨唱”，祭祀用的香酒）。
 
这些礼器通常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形式的表征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颁赐九锡，往往意味着敲响了旧王朝的丧钟。
 
满朝文武绝大多数都“顺应天命”、极力赞同，纷纷上书“劝谏”汉献帝给曹操封公爵、加九锡。
 
曹操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居然有一个人站出来极力反对！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反对自己的人，居然是自己的头号谋士——尚书令荀彧荀文若！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在社会动荡的时候，会产生两种道德体系、两种价值标准，知识分子也会分成两类人。第一类人郁郁不得志、栖栖遑遑、常能感受到痛苦；而另一类则视乱世为机遇，能享受荣华富贵、显达于世。
 
为什么呢？
 
陈寅恪分析认为，士大夫中的第一类人，由于他们有坚守的信念、耿介真诚，常常具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所以不善于用“新旧两套标准”来应付社会，心中理念又和现实格格不入，所以就处处碰壁、痛苦异常。
 
第二类人呢，他们没有固定的信念，贪图眼前的荣华富贵，不惜牺牲人格尊严而逢迎谄媚。他们大多数是功利主义者，善于利用两种道德、价值标准，来应付周遭环境，所以他们往往混得比较开，富贵荣显、身名俱泰。
 
从价值观上来说，我们高度赞扬坚守信念、耿介真诚的前者，贬斥两面三刀、庸俗油滑的后者。
 
但现实却往往相反，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他们会说：“道理确实是那样，但现实却是这样。”于是，大多数人成为丢弃信念、苟且活下来的庸鄙者。这些人越来越多，最后就叫嚣“活下来、活得好才是王道，至于理想、信念、道义什么的，就让它们见鬼去吧”！
 
这就是在不健康的环境中，为什么正直的人往往活得比较艰辛，而“聪明识时务者”都混得很好的原因——因为后者可以没有底线。
 
汉末三国两晋时期，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正是儒家式微、社会变革的时代，所以这两类人的特征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先不说董昭之流，且来看看荀彧，他绝对是心怀理想、真诚耿直的第一类士大夫。
 
荀彧本名门大族之后，祖父、父亲、叔伯都是一时名臣。荀彧并不是一个呆板的书呆子，也不是一个流于虚伪的“小人儒”，他不尚虚名、眼光独到、心思缜密、不拘小节，有很强的政治才干。
 
荀彧为曹操出了很多关键的计谋，比如建议奉迎汉献帝至许昌、为曹操保全兖州三城、献计扼袁绍于官渡，等等，并且推荐了钟繇、荀攸、陈群、杜袭、郭嘉等大量人才，曹操一直称荀彧是自己的“张良”。
 
但在荀彧的心中，他称臣并为之出谋划策的，从来都是汉室，而不是曹操。《后汉书·荀彧传》说荀彧：
 
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
 
所以，荀彧从心里是忠于汉室的，他从政，是为了实现儒家忠君爱国、治平爱民的政治理想。
 
一开始荀彧帮助曹操，是因为那时候的曹操，确实有匡扶汉室的心愿，在诸多军阀中独树一帜。他帮助曹操成长，也是希望曹操强大之后能辅佐汉室，如此汉朝才有复兴的机会。
 
可是，随着曹操的势力扩大，再加上底下人不断地哄抬、推波助澜，曹操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不臣的心思就越来越明显了。
 
早在曹操打败袁绍的时候，曹操领了冀州牧，企图趁机扩大冀州的领地。荀彧就提出过建议，阻止了曹操越轨的行为。
 
这一次董昭又联合百官，“进谏”给曹操封爵颁锡，曹操谋朝篡位的心思暴露无遗，眼看汉室岌岌可危，荀彧又怎么能沉默呢？
 
或许朝中还有大臣也忠心汉室，可是大都畏惧曹操的势力，所以卑屈顺从。数来数去，也就只有荀彧站出来，慷慨进言，加以阻止，荀彧说：
 
（曹公您）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意思说曹操最初是起义兵匡扶汉室的，凭借忠贞获得民心，君子应该有仁爱、谦退的操守，加爵颁锡的事，非常不合适。
 
曹操听闻，很不高兴，于是加爵颁锡这事就暂时搁置。在狂欢的暴民中，保持冷静、保持与众不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当此整个朝野都在谄媚曹丞相的时候，荀彧却直接表明了反对的立场。曹操非常惊讶，当然，他更多的是气愤。在他心里，荀彧应该一直站在自己这一边！
 
但是，这件事告诉他，荀彧所忠心的，并非自己，于是，绝望、气愤，加之枭雄的霸道，使曹操起了杀心。
 
等到这年东征孙权的时候，曹操就故意要求荀彧到前线效力。大军走到濡须（今安徽无为北），荀彧染病，就留在了寿春（今安徽六安市），不久，病死在了那里。
 
关于荀彧之死，还有一个版本，可能更可靠，也更有戏剧性，记载在《魏氏春秋》中。说荀彧病了，曹操命人送给荀彧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看，里面却空空如也，什么都没装。荀彧是聪明人，知道曹操的意思——你的俸禄已经吃完了。
 
古代认为人生来有多少福禄米粮都是固定的，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吃完，阳寿就该到头了，于是他凄凄惨惨服下毒药，栖栖遑遑愀然身亡，寿仅50。
 
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完荀彧之死，又略有悲怆、充满无奈地跟了一句：
 
明年，太祖（曹操）遂为魏公矣。（《三国志·荀彧传》）
 
仅仅只一个荀彧，又怎能抗衡这满朝文武的庸鄙呢？
 
陈寅恪先生说的第一类士大夫，除了荀彧之外还有不少，比如汉末党锢之祸的李膺、陈蕃等人，比如之前说过的孔融等人，尽管这些人都被杀了，但是杀，又岂是杀得完的？
 
军阀越要杀他们，就越证明了暴力对他们的畏惧，越证明了他们所秉持精神的可贵，就越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
 
这类士人，前赴后继，始终存在。比如，杀了孔融，荀彧就冒出来了；荀彧死了，又冒出了一个曹植。
 <h3>曹丕和曹植</h3> 
213年，曹操受封为“魏国公”，成为真正的诸侯王，开始营建自己的封国。
 
以前曹操的职位是丞相，爵位是侯爵，那么，从法理上讲，这就意味着丞相的任期满了，下一任丞相是谁还不知道，得由天子重新任命。而侯爵，则没有祭祀天地和祖先的权利。
 
但是魏公就不一样了，魏公是公爵位，下一任魏公一定是曹操的子嗣，并且公爵非常尊贵，有资格祭祀天地和立曹魏宗庙。这就等于在汉天子的领土内，专为曹操辟出了一块合法的、属于曹操的小诸侯国。
 
213年秋天，曹操的魏国定都邺城，开始建立天地祭坛、曹氏宗庙。
 
曹操的名爵确立下来了，那么对于魏国而言，选择谁为曹魏的继承人，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大事。
 
遍观曹操诸子，长子曹昂已死，最宠爱的曹冲也死了，剩下的儿子们，就只有曹丕、曹植、曹彪的可能性最大。曹彪是一个武将的材料，不适合搞政治，所以实际上，继承人就会在曹丕、曹植中间选出。
 
这一年，曹丕26岁，曹植22岁。
 
曹丕和曹植都很受曹操的喜爱。曹操雅好文学，受基因和环境的影响，曹丕、曹植也都是大文学家。父子三人文采俱佳，合称“三曹”，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罕见的佳话。
 
但是，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同样喜好文学的曹丕和曹植，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
 
曹丕文武双全，虽说文采比之曹操、曹植略有不及，但仍然是非常牛的文学家。他是中国第一个写七言诗的诗人，《燕歌行》有“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名句；又是第一个成体系的文艺评论家，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文学评论《典论·论文》就是他写的，“建安七子”这个提法，也是从曹丕这儿来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人物。
 
其次，曹丕的武术也非常人能比，他精于骑射，剑法高超，并且自负自己剑术天下第一！要是在小说中，这可就是风清扬、东方不败之类的人物了。
 
据载，曹丕少年遍访名师，了解各门各派剑法的优劣，并跟河南剑术名家史阿学习剑法。有一次，曹丕同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一起饮酒，大家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剑术上。邓展武艺高强，精通各种兵器，还能空手入白刃。但曹丕认为邓展所学并非上等，剑术路子不正。邓展当然不服，一定要比画比画。当时甘蔗刚入中原，两人就各拿一根甘蔗“比剑”。结果呢，未经几合，三中邓展手臂。邓展不甘心，要求再比。结果这次只用了一个回合，就击中邓展脑门！左右皆惊，登时对曹丕另眼相看。
 
以上说的是曹丕才能，至于性格呢，《三国志》说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就是说他在与人交往方面狡诈多智、深藏不露。曹植曾经也写过诗称赞曹丕，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
 
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侍太子坐》）
 
这两句本意是称赞曹丕的，但从中也能看出曹丕的特征——好权诈机巧，伪装的本事出神入化，这一方面，他颇有乃父遗风。后来，他当上皇帝之后，这种性格更显露无余。一方面标榜仁孝、弘扬儒教，另一方面却恣意放纵、堕乱礼制，外示宽宏而内行狭忌，对臣下也多有刻薄报复之举，典型的政客面貌。
 
相比之下，曹植的气象就大不相同了。
 
他小时候喜欢辞赋，熟读《诗经》《离骚》，深受儒家“诗教”的传统，养成了忠君忧民的情怀，并有超越世俗功利的政治理想。加之他天性善良，更容易契入儒家理想化的仁厚、耿直、磊落的人格之中。
 
同时，他又是贵公子，身边围绕一堆文人雅士，生长环境也促成了他优游惬意、喜好交友、好饮豪爽、放荡不禁的特质，总之，曹植就是一名善良、耿直、真诚、骄傲、才华横溢而又敏感理想的翩翩贵公子形象。
 
其实分析到这里，他二人谁能被曹操选中做继承人，已经很明显了。
 
然而，这是我们后世之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处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中，分别拥护曹丕、曹植的那两拨人，谁都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所以夺嫡之争非常激烈。
 
由于曹操本人极具诗人气质，所以在才情上更突出又有仁者之风的曹植，一度是曹操青睐的对象。
 
214年（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留曹植镇守邺城。
 
邺城是曹魏的根本，一般来说，君王出征，留守首都的任务都是交给最可靠、最放心的太子，通过曹操此举，可见他对曹植的厚望。非但如此，曹操还对曹植说了一段话：
 
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三国志·陈思王植传》）
 
说我在23岁的时候，做了顿丘县令，此后一路拼搏，到了今天这个位置，回想当时所作所为，毫不后悔。曹植啊，你今年也是23岁，可要好好勉励自己啊！
 
这番发自肺腑的鼓励，对曹植的期待可谓溢于言表。这简直是对曹植的暗示——好好做，希望你能像我这样建功立业，莫让将来有后悔的时候。曹操给曹植亮了绿灯，就等着曹植做出点成绩给众人看！
 
可惜的是，曹植此次留守邺城最后如何，史书并未记载，想来不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要不然是逃不掉各种史书的记载的。
 
曹植这次没有大作为，原因大约有二：第一，曹操太过强势。强势的父亲光环四射，在这样的情况下，子女很难有什么作为；第二个原因可能更要紧，那就是曹植对世子之位并没有迫切渴望。
 
曹植生在乱世，又生在曹氏家族，受环境熏陶，他自然有很强的政治抱负，不过他的政治抱负，带有很明显的儒家理想。
 
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并不是自己做天子主宰四方，而是凭借道义文章为王者师友，辅佐明君、推行教化，成为辅佐良弼。曹植最大的理想，其实是做个周公，比如在《三良诗》中，他就说“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这一点，可能是曹植不愿争夺世子之位的最大障碍。
 
而且，在内心深处，曹植对汉室、汉献帝是有很大的眷恋和同情心的。自己假如继承曹操的基业，将来必然要对汉室进行戕害，这也是曹植不愿意做的事（后来曹丕篡汉，曹植听到消息后还大哭了一场，这是儒家思想的曹植和法家权谋的曹丕本质不同之所在）。
 
因以上种种，曹植就根本不适合搞政治，这也使得他在面临嫡子之争的时候，自己就先处于下风了。
 
尽管曹植无意争夺，但是身处其中，对别人来说怎么也是个大威胁。再者，你说你不想当世子，就真的能退出这个竞争吗？那就太异想天开了。很多时候，人是被逼着走的，自己压根是做不了主的。
 <h3>曹操的文字狱</h3> 
216年，曹操被封为魏王，比之前面的魏公，又升了一级。
 
汉初，刘邦消灭韩信、卢绾等异姓王后，与大臣刑白马而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规定封王的对象必须是刘家子孙。随着曹操的封王，汉朝就彻底名存实亡了。
 
曹操公开僭越，登时引来一批大臣的不满，这些人主要是历代世受汉恩、有儒学传统的大族勋贵，我们的教科书上一般称呼他们为“守旧派”“顽固派”或“保守派”，是“阻止历史进步”的力量。
 
曹操深知这样做很冒险，必然会招致诽谤，所以愈加多疑善怒，对任何非议和批评都极其敏感——尤其是对那些世家大族、名士领袖，他更加猜忌和防范。
 
名士崔琰，就成了曹操猜忌多疑、打压政治对手的牺牲品。
 
崔琰是山东人，乃一代儒学大师郑玄的学生，号称冀州第一名士。《三国志》说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整个朝廷官员都很仰慕他，连曹操对他也很敬畏忌惮。
 
关于崔琰和曹操，有个很著名的故事。曹操统一北方后，游牧民族纷纷来附，有匈奴派使者来谒见。曹操觉得自己长得丑，就请崔琰出面。崔琰端坐中间接受拜见，曹操则捉刀在侧侍立。接见完毕后，曹操派间谍去问匈奴使者，对“魏王”印象如何。使者不假思索地说：“魏王俊美，丰采高雅，而榻侧捉刀之人气度威严，更不寻常，是真英雄也！”
 
曹操大惊，就派人把这个使者给杀了，“捉刀”一词即源于此。这个故事可见崔琰的容貌丰姿，的确是很俊美儒雅的。
 
崔琰最早是袁绍部下，后来袁绍病死，袁绍的两个儿子都要争夺崔琰。崔琰称病不仕，还因此获罪。后曹操夺得冀州，领冀州牧，就召请崔琰为别驾从事（即省长顾问类的官员）。曹操看冀州人多，非常高兴，说：“有了这么多人，可以好好壮大兵力了！”
 
结果，刚被曹操封了官的崔琰却不识时务地说：你打下一个州，不先好好关心民情，却关心自己的军队是不是能壮大，这简直是虎狼之师啊！
 
曹操听后，只能“改容谢之”。崔琰出身儒家大族，受的是儒家的思想教育。与死守愚忠的士人不同，崔琰不流俗，相对通达许多，但依旧有一种“以救时弊、悲悯百姓”的政治理想，有一颗恻隐仁爱的心。这和寒族出身的曹操权谋争霸的军阀思想，一开始就不同。所以曹操虽然敬重他，却从不曾把他当成自己人。
 
崔琰做官一身正气，不掺杂私情于公务，非常有原则。曹植的老婆是崔琰的侄女，崔琰就是曹植的妻叔，按说崔琰应该力挺曹植才是，但是崔琰却恪守“嫡长子制”，建议曹操应该立曹丕为太子。崔琰这种高风亮节、不徇私的正直做派，赢得了满朝文武的尊重。曹操也不得不赞叹，因此请他主持选拔人才。
 
崔琰举荐的诸多人之中，有一个叫杨训，看到曹操被封为“魏王”，心想这下可以好好拍个马屁！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称赞曹操的功德。
 
大家这下都笑话崔琰：你看你看，你看你举荐的是什么人？是这么个拍马溜须、华而不实的小人啊！
 
崔琰不这么认为，他看了杨训写的文章之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杨训，信上说：
 
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三国志·崔琰传》）
 
崔琰的观点不流俗，他觉得曹操恐怕注定是历史人物，长远来看，人们对他肯定改观。他就回信说：看了你的文章，蛮好的，现在大家不承认你的看法，只是个时间问题，一定会有改变看法的那一天的！
 
但是正处在敏感狐疑且“更年期”的曹操，就对这封信联想出无数个一二三来。
 
曹操联想得很怪异，他认为：“谚语说‘生女耳’，可见这个‘耳’字是个不吉利的词！‘会当有变时’是诅咒我的意思！”因此大怒，给崔琰定罪“腹诽心谤”，将他治罪并处死！
 
崔琰的好朋友、和崔琰一起主持选举的名士毛玠，为崔琰愤愤不平，曹操遂把毛玠也一并处死！
 
唉，崔琰啊崔琰，你要是圆滑一点、懂点政治常识，在这当口什么也不说，或者直接再写一篇奉承曹操的文章，那该多好啊！
 
可惜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一脸真诚率真：我真诚地说我的观点，难道有错吗？
 
是的，崔琰，你错了！你错在生活在这个以厚黑计谋、猜忌斗争为家常便饭的时代，更错在把这片土地上的事情，想得太简单、太理想了！
 
看来，文字狱、腹诽之类的事，在深沁政治权谋之道的中国文化里，由来已久，并且枝繁叶茂、生生不息，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动机论”仍然十分流行，用不信任的态度对待朋友，琢磨别人每一句话背后的深意，仍然是智慧的象征。
 <h3>士人和政客的区别</h3> 
魏公变魏王了，夺嫡之争更加白热化。拥簇在曹丕、曹植身边的人马，纷纷大展身手、各显神通。
 
曹丕身边有两个最主要的谋士，一个是贾诩，一个是吴质，这两个人都具有实际的政治才干，是审时度势、玩弄计谋的高手。
 
后世评三国，许多人都认为三国第一谋士，不是诸葛亮，也不是郭嘉，而应该是贾诩。
 
贾诩精通兵法，最早在董卓手下做官。董卓死后，就是贾诩献计李傕、郭汜反攻长安，这才有了后来长安被毁、献帝东逃的事。后来贾诩成为张绣的谋士，张绣用贾诩之计两次打败曹操，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死于和张绣的战斗中。
 
官渡之战前夕，到底该投降曹操还是投降袁绍呢？张绣骑墙观望，又是贾诩建议张绣投曹操。归顺曹操后，贾诩又出了很多计谋，曹操官渡之战、破西凉马超之战，贾诩都给出计谋帮了大忙。曹操要打赤壁，贾诩劝阻，曹操唯一一次不听，结果就吃了大败仗。在东汉末年、三国这么复杂的环境下，贾诩数易其主，居然位居三公，活到了77岁的高龄。由此可见这个人城府极深，深谙处世之道。
 
吴质呢？《三国志·吴质传》引《魏略》中说他：
 
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
 
就是说吴质打小就喜欢结交权贵，不大看得起乡里乡亲，不与他们来往，所以名声不好，他即便当了官，乡里人都不把他当士人对待。吴质可真是攀龙附凤、“积极上进”的典型青年啊，于此可见吴质的品质特征。
 
吴质死后，大家总结他的生平，概括为“怙威肆行”，就是说他依仗权势四处耍威风、肆意横行、欺压百姓，按照谥法，被谥为“丑侯”，这可是够难听的一个谥号。所以他的儿子不断喊冤、不断叫屈，最后朝廷碍于情面，给了个“威侯”。于此，也可见其人之一斑。
 
显然，贾诩、吴质都属于陈寅恪所说的“第二类士子”，能在乱世中活得很好，他们有很强的政治手段，能在生前享受富贵荣华。
 
曹丕身边，就是这一类人。诸君不信，可详核史书。
 
曹植这边呢？他身边主要有三个谋士。
 
第一个就是著名的杨修。杨修也绝对是名门之后，他的高祖爷爷杨震、太爷爷、爷爷和爸爸杨彪，四辈人都是太尉，杨修的舅舅还是袁术！更为关键的是，杨修文采出众、聪明绝顶，其聪明程度，连曹操都自愧不如。
 
《世说新语》记载了杨修的几个小故事，这几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
 
第一件事，是曹操、杨修一起路过孝女曹娥墓。曹娥是个感天动地的孝女，所以就有人给她写了碑文，碑后有蔡邕写的八个字：
 
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世说新语·捷悟篇》）
 
曹操见到这八个字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杨修却说自己已经知道了。曹操让杨修先别说，自己在马上苦思冥想，走出了好几里地，总算猜出了这个字谜。“黄绢”，是有颜色的丝绸，即“绝”字；“幼妇”就是少女，合起来是个“妙”；“外孙”自然是女儿的儿子，正是个“好”字；“齑臼”是捣烂姜蒜的容器，即“受辛之器”，“受”旁加“辛”就是“辞”的异体字。合起来就是“绝妙好辞”的意思。曹操问杨修，果然答案一样。可是曹操想了这么久才想出来，杨修则看一眼就知道了，两人聪明程度高下立判。
 
后来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还把这个碑文用小楷誊写了一遍，这就是流传到今天非常著名的书法法帖——《孝女曹娥碑》。
 
第二件事是著名的“一合酥”事件。有人送给曹操一盒点心，曹操吃了以后很好吃，就在上面写了“一合酥”三个字。众人不解其意，杨修却说快来吃啊，这是丞相赏给我们的。大家不敢吃，杨修说，看，“一合酥”拆开，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吗？丞相的命令，我们赶紧吃吧，于是大家就把这一盒点心给吃完了。
 
还有一次，曹操命人修花园，最后去看了之后，在门上写了个“活”字。又是杨修猜出了其中含义，说“门内添活即为阔，丞相是嫌门太宽了”。
 
曹植身边另外两人，是丁仪和丁廙两兄弟。
 
丁仪素有才名，曹操还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丁仪有眼疾，大约是高度近视，曹丕就以此为理由劝阻了这桩婚事。后来曹操见到丁仪，发现丁仪的文采实在非常人可比，就说丁仪哪怕是个瞎子，也值得把女儿嫁给他，更何况只是有点近视眼呢！由此可见丁仪文采之高妙。丁廙，史称其“少有才姿，博学治问”。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曹丕腹黑多诈，身边就是一帮腹黑政客；曹植舞文弄墨，身边就聚了一帮文艺青年。
 
在双方的争斗中，一开始，曹植是有点占优势的，曹操一度也真有心思把曹植培养为接班人，所谓“几为太子者数矣”。这是由于杨修是曹操的秘书，猜曹操的心思一猜一个准，所以曹植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但是杨修给曹植帮忙的方法，却很不高明。他常常揣摩曹操的想法，估摸着曹操要提什么问题，就事先写好答案交给曹植。果然没多久，曹操就问了这问题。曹植一看，哇，猜中题目了，就立刻呈上答案。不想用力过猛，被曹操发现了——怎么我这儿刚一出题，你那儿就有答案？当他得知是杨修在作怪后，自然非常不满。
 
丁氏兄弟，则是在曹操面前不断美言曹植。
 
曹丕这边又是如何行动的呢？
 
看着曹植的优势越来越大，曹丕着急坏了，就向贾诩求教应该怎么办。贾诩回答说：“希望将军修养品德，勤于学习，日夜孜孜不倦，不违背做儿子的道义，这就够了。”
 
这几句话看起来是最平常的客套话，淡然无奇，可是稍微琢磨，就会发现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建议。面对辞藻华丽、深得曹操喜欢的曹植，你跟他拼文采是没戏了，那就只好避其锋芒，打“情感”牌，乖乖做一个老实孩子，让曹操看着放心就够了。
 
吴质也是这么教曹丕的。
 
有一次，曹操要远征，在送别之时，曹植当众诵读了一篇文辞华美、抑扬顿挫的文章，赞颂曹操的文治武功，曹操听了美滋滋的，非常得意。
 
可曹丕该怎么办啊？吴质悄悄教他：“与魏王辞别时，你什么都不要说，只管哭泣就行了。”曹丕幡然觉醒，于是就大哭起来，哭得极其伤心，连曹操也感动落泪，文武们都跟着哭。
 
这一招非常高明，曹操要远征，做儿子的舍不得父亲，哭泣是最直接的感情表达，这份孝心可比一万篇华美词章都来得管用。
 
果然，大家都议论纷纷，认为曹丕孝顺，曹植则流于浮夸。
 
吴质当时是地方官，曹丕与之往来过多则有结党之嫌，这是曹操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曹丕有时候就趁着运输丝绸的时候，把吴质藏到车里，悄悄运进府中。
 
不想这事儿被杨修发现了，杨修觉得抓住了把柄，就立刻报知曹操。曹操听后大怒，由于当天事情已经过去，就准备下次抓个现行。
 
曹丕听到这个消息，吓坏了，请教吴质怎么办。吴质献计说：“小事一桩！明天你再拉一车丝绸进来就好了。”
 
于是第二天，曹丕又让人拉一车丝绸进来，杨修见状赶忙拦下车辆。当曹操前来打开车厢以后，却发现满车都是丝绸，哪里来的吴质呢？
 
曹操因此怀疑杨修诬告曹丕，逐渐对杨修不那么信任了。
 
杨修与吴质的较量，这次可算是栽了大跟头。
 
杨修、丁仪、丁廙，都是文士气质的人，写诗作赋是高手，猜谜射覆没问题，可政治斗争哪里是那么简单的呢？论及政治权谋，他们三个，又哪里是贾诩、吴质等人的对手呢？
 <h3>司马门事件</h3> 
这些小事都还不要紧，双方究竟谁胜谁负还数未知，没想到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曹植浮华轻佻的文人习气，让自己吃了一个大亏，从此再也没能翻身。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云：
 
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
 
曹植可能没想到，这个酒后轻狂的事件，竟然葬送了自己的下半生。
 
《三国志》记载的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呢？
 
所谓“驰道”，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咸阳为中心，修了好多条通往全国各地的大路。看起来有点像今天的高速公路或“国道”，不同的是，高速公路只要你交钱，人人可走，而驰道则只有皇帝才能走，别人是没有资格的。这是明文规定的礼制，不能随意逾越。东汉学者应劭解释为：
 
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史记·秦始皇本纪》之裴《史记集解》）
 
可见这个“驰道”，不是随便谁都能走的。
 
所谓“司马门”，也是类似的礼仪性建筑。司马门是对天子宫门或诸侯王宫外门的称呼，也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别人不能随便进出，这是等级制度，不容僭越。
 
曹植走的这个司马门到底在哪里，学者们争议很大。按照时间来看，曹植走司马门的时间大约在建安二十二年后，这时候曹操已经贵为魏王，曹植走邺城司马门的可能性比较大。
 
大约曹植酒后轻浮，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去，总之是走了驰道、闯了司马门，这可是严重的违法乱纪的事。曹操被封为魏王，还有很多大臣对他不满意，随时找他的碴儿，而曹植这时候却公然违礼犯制，让曹操大为尴尬且不满。
 
为此，曹操对曹植大为失望。曹操说：
 
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注）
 
自此，曹丕曹植兄弟的夺嫡之争算是有了清晰的眉目，曹植以轻浮的文人性格打败了自己，曹丕完胜。
 
没多久，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十月，曹丕被正式立为魏国太子！
 <h3>杨修之死</h3> 
尽管曹植浮华轻佻，不知轻重走了驰道、闯了司马门，但是父子之情犹在——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嘛！所以曹操还想给曹植建立功业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不管慈父、严父，父爱都是一样的。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终于有了一次缓和曹操、曹植父子关系的好机会，大将军曹仁为关羽所困，曹操任命曹植为征虏将军，前去支援曹仁。历史没有记载曹植有什么军事才能，面对关羽这么强悍的人物，派他去解围岂非儿戏？
 
当然不是！曹植前去，只是领名、挂衔而已，真正出力打仗、应付现场紧急状况的都是其余大将，这分明是曹操给曹植开的绿灯。
 
可惜曹植没有福气啊！他又被自己的亲哥哥、太子曹丕给耍了。
 
《魏氏春秋》记载：
 
植将行，太子（曹丕）饮焉，逼而醉之。王（曹操）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这次大家可都看出来了，摆明了是曹丕使坏，结果呢？曹操“悔而罢之”——罢了罢了，曹植是个扶不上墙的家伙，不再对他抱有什么希望了。
 
傻乎乎又天真的曹植也就没有一点防备心，太子请喝酒就喝酒，不仅喝，还把自己灌醉了。曹植这样的人太不适合搞政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曹操选曹丕做接班人是对的。
 
夺嫡的事情有了分晓，但是团结在双方身边的士人们都还盘根错节、势力很大。玩政治出身的曹操太清楚这样发展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了，他必须帮太子巩固接班的道路。
 
所以，一直拥护曹植的杨修，可就危险了。
 
尽管杨修还是曹操的秘书，尽管杨修还是名满天下的名士，可是他必须得死。他必须死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他不断耍小聪明，处处显着要高出曹操一筹，让一向自负的曹操有点受不了。
 
更为关键的是，杨修家世代为官，是名门望族，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非常大。杨修和孔融、祢衡关系很好，在政治理念上，他们都和曹操有抵牾的地方，这让曹操非常不放心。
 
最为关键的是，杨修拥立曹植。一旦曹操归西，杨修就成为对抗曹丕的主力，曹魏政权就会被分裂为两股势力，在权力需要集中的时代，这可是为政大忌！
 
接下来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曹操出征，进退维谷不能决定，随口说“鸡肋”为军中暗号。杨修从“鸡肋”上判断出曹操的心思：估计是要退兵。所以就把消息泄露出去。结果军心动摇，曹操大怒，以此为借口杀了杨修。
 
杨修不是很会猜曹操的心思吗？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却没有丝毫反应？
 
这啊，就是杨修可悲的地方——他本质上只是一个名士、一个文人，是不适合搞政治的。猜字解谜无人能比，一旦涉及到政治斗争这种没有原则、没有道义、没有底线可言的东西，他的脑子就转不过来了。
 
更为可悲的是，在魏晋时期，大大小小的名士们，或主动或被动，都会被卷入政治风波之中，拼了命去玩那些自己不擅长的游戏，所以魏晋名士们的下场，大多都是可怜可惜可叹的。
 <h2>理想主义者的悲剧</h2> 
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读他的诗歌，带给我们的，
 
没有因为不得志而期期艾艾的哀怨情感，
 
始终充溢着一种生机、一种力量。
 
从他的诗中，我们就认定了，曹子建一直并且永远就是那个意气风发、
 
一腔热血、极具理想主义和浪漫气息的白马翩翩少年郎。
 <h3>曹丕代汉</h3> 
220年，魏王曹操病死，终年66岁，一代枭雄终于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这年冬天十月份，当了35年天子的东汉最后一任皇帝——汉献帝被迫下诏，禅位于曹丕。曹丕当然得做做样子，三辞三让，最终在大家的“恳求”下，“不得已”坐上了天子的宝座！长达406年的汉朝国祚，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这一年，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同时也是曹丕登基第一年。曹丕改国号为“魏”，建都洛阳，年号为“黄龙”，所以这一年，也是黄龙元年。
 
曹丕终于完成了他老爸的大业，他当了皇帝之后，不无得意地说：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就是说，尧、舜、禹禅让的那些事啊，我今天总算是搞明白了。看来“禅让”制度，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美丽的神话，都是儒生理想中的故事。现实是，大权在手，谁会主动放弃呢？所谓的“主动放弃”，背后恐怕都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啊！
 
曹丕代汉，意味着曹氏家族成为真正的皇族，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家族，人世间的富贵，算是到了尽头。要是身为曹氏家族的人，甚至只要和曹氏家族有零星半点关系的人，都能鱼跃龙门啦！
 
可是身为曹家人，曹植此刻的表现，却不同常人。听到曹丕当了皇帝，他以为汉献帝会被逼死，就大哭了一场，甚至穿上孝服为天子发丧。《魏略》记载说：
 
初则在金城，闻汉帝禅位，以为崩也，乃发丧。
 
《魏志·苏则传》也记载了这件事：
 
初，则与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
 
曹植哭汉献帝，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但肯定有对汉献帝的悲悯、对汉室的眷恋、对亡国之事的哀挽——他骨子里是个忠君的儒生，他心中一直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理想追求，诗人的气质、公子哥的浮华性情，只是他表现在人前的一面。
 <h3>七步成诗</h3> 
曹丕即位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巩固权力，把一切不安定因素都清除掉。曹植、曹彰、曹彪这些兄弟，只要对自己王位有一点威胁的，就得立刻赶走。
 
在曹丕看来，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曹植，所以曹植身边的丁氏兄弟就双双被杀，丁氏家族也被灭了门！可怜的曹植就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被既遥远又亲近、既是天子又是哥哥的曹丕无情杀掉。
 
不仅如此，曹丕下令，诸如曹植、曹彰这些诸侯王们得立刻离开首都，到各自的封国去，一刻也不能停留。于是，黄龙元年冬十一月，曹植只好离开洛阳，冒着寒冷刺骨的北风，和其他兄弟们一起，回到自己的诸侯国。
 
曹丕和曹操一样，秉承法家治国的思想，为了集中控制权力，他对曹氏诸侯王极为苛刻，而不论亲戚之谊、兄弟之情。他担心的是，诸侯王一旦权力过大，就会形成小割据，从而直接威胁自己的权力和统治。
 
所以别人当了皇帝，亲戚们都被封王，荣华富贵享之不尽；而曹丕当了皇帝，亲戚们虽然也名义上封王，可是灾难困苦却接踵而来，挥之不去。
 
按《通鉴》记载，这些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无其实”，他们基本没机会参加朝廷活动，只有一个空头“王”的名号，没有实际权力，每人只有“老兵百余人”当守卫。诸侯国也小得可怜，属于“借寄”在地方上，受地方管辖，并且还有监国使者来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随时写信揭发检举。
 
最为关键的是，诸侯王们必须接受这种安排，没有别的出路。你说你不要王爵了，只想做个小官为国家出力，哪怕带兵打仗前线厮杀呢！对不起，不可以，你还是好好当你的“王”去吧！——曹魏的时候，诸侯王们过得都很苦，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县令，“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
 
曹植是临淄侯，封国在今天山东淄博。从曹操死的那一刻，他的厄运就来了，被赶离洛阳，只是对他迫害的一个开始。
 
221年，曹丕当皇帝的第二年，就按捺不住杀人的冲动，秘传旨意，让身在曹植身边的“监国使者”灌钧，上表检举，告发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
 
可以想象，曹植从贵公子一下子变成半个阶下囚，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还能干什么？只好“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监国使者这时候再刻意找点碴儿，要惹毛曹植，那还不容易？这种罪名，定得太绝、太高明，我们还真找不到反驳的地方。子虚乌有、扣帽子、构陷等，这类高难度的斗争技术，原就源远流长。
 
曹植就此被押到了洛阳。
 
于是相关部门以此为罪名，上书请治曹植的罪。——瞧，这配合得多漂亮。大臣们议论，按曹植这罪啊，可以削掉他的爵位，贬为庶人。
 
可是曹丕不满足，还想杀掉曹植。
 
亲兄弟啊！都这阵儿了，怎么还不愿放过曹植呢？曹丕已是天子，什么都有了，把曹植贬为庶人也就对你构不成半点威胁了，难道还怕曹植翻了天不成？
 
曹丕确实什么都有了，可是当他面对曹植的时候，却会从骨子里散出一种自卑、一种强烈的嫉妒心，他嫉妒曹植，嫉妒曹植的文采绝伦。
 
命运的安排真是有趣！曹植心中一直想着建功立业、辅佐明主，功业才是他的最大心愿，他并不甘心只做个诗人，可现实呢？老天却让他因为诗歌名传千古，成了不朽的大诗人。
 
曹丕呢？他一直以为，“文学可以让人不朽”，所以努力学习诗词歌赋，写了很多诗歌，还早早就编纂自己的文集，“文人相轻”这个词，就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次提出的。或许，他能总结出这么精辟的话，正是源于他的切身感受。他对曹植的嫉妒，恰恰就是对这个词最好的诠释。
 
真是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无意为之的事却恰恰最能成就自己，老天就是这么有趣。
 
面对这个可怜的亲弟弟，曹丕憋在心中的气一直出不了——都是写文章，曹植的为什么就是好？还因此获得父亲的欢心，这口气，曹丕已经憋了十几年了。
 
此刻他贵为天子，高高坐在龙座上，折磨自己最嫉妒的人、自己的亲弟弟的最好办法，还是要从文学下手。你不是才思敏捷吗？你不是倚马可待吗？你不是文不加点吗？你不是才华横溢吗？好，你现在就给我写出一首诗来，就以“兄弟”为题，不能见“兄弟”二字，七步之内没有结果，那就说明你以前的诗都是骗人的，我就要立刻杀了你！
 
会写文章的人，分两种：
 
一种是属于狠琢磨、苦吟型的，常常“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费尽心思谋篇布局，最后不断修改，才出一个满意的作品。汉代流行写赋，一个人写一篇赋往往得好几年时间，张衡的《二京赋》就写了十年，这是写得慢的，慢工出细活。
 
还有一类，那是天纵奇才，按照陆游的话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都不是人努力刻苦可以学来的，那是纯粹的禀赋。李白就属这类，所以后人称他为“诗仙”，除了说他诗歌有仙气之外，也是形容他这种禀赋不是凡间之物。
 
客观地说，大多数写文章的都属于前者，当然，大多数写文章的都会自我感觉属于后者。
 
很幸运，曹植就是后者，是一个绝顶高手、不世奇才。他听完哥哥的要求，心灰意冷，站起身子开始踱步。不知道谁在煮豆子，香味悠悠飘了进来，曹植来了灵感，于是他就吟出了下面这几句：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七步踱完，诗亦成篇。曹植吟完，已是泪流满面，曹丕和朝中大臣，也大为感动。
 
豆子被水煮，豆秆在底下烧。同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何必如此苦苦相逼呢？诗巧妙地用豆萁、豆子来比喻兄弟，用烧豆萁煮豆子，来比喻兄弟相逼，本体喻体非常贴切巧妙，又入情入理，让人读来确实深受感动。
 
这首诗还有另一个版本，只有四句，或许我们也更熟悉：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四句的版本显然是根据六句版本改编而来，现在人教版的课本上，也选了这首诗，所用的就是六句的版本。
 
对了，这首诗的大名——《七步诗》，想来我们都是知道的。
 
确实是一母所生、苦苦相逼的兄弟啊！曹丕和曹植的母亲，都是卞夫人。当时卞夫人已经贵为皇太后，就在洛阳，听到曹丕要加害曹植的消息，大为震惊。曹植就因为《七步诗》和母亲的庇护，又躲过一劫。
 
曹丕没有杀他，曹植从临淄侯被贬为安乡侯，又改为鄄城侯。
 
汉至曹魏时期，侯爵也分好几个等级。一等侯爵为“县侯”，二等侯爵为“乡侯”，三等侯爵为“亭侯”，再次还有“关内侯”。关羽被封为“寿亭侯”，就是三等侯爵。
 
曹植最早被封的“临淄侯”，属于一等侯爵；“安乡侯”就是二等侯爵了，后来再改的“鄄城侯”，又属于一等侯爵。这次曹植的大难不死，就全仰仗杰出的才华和卞太后的庇荫。
 
曹植在鄄城（今山东省西南）待了没多久，就又因为太过于信任身边的人，对他们没有忌讳和隐瞒，被东郡太守王机和防辅吏仓辑等诬陷了一通，这样的人生在政治家庭，也真是可悲。
 
好在，这一次诬陷纯属捕风捉影，并没有找到实质性的罪证，曹丕也就没有对他下毒手。他只是被削减了爵位和土地，命，还是保住了。
 
222年，曹丕大发善心，把流放在四处的亲戚们都给封赏了一下，封给他们郡王的名号，提高了一点生活水平。但实质未变，诸侯王的政治权利没有提高半点，一样是老弱残兵，一样有监国使者。
 
曹植也被封了“王”，其实还是一等侯爵鄄城侯，只是把名字改了一下，变成“鄄城王”而已。他的食邑，一样少得可怜，只有两千五百户——这个数字，仅仅是曹操活着时候、他贵为临淄侯时期的四分之一。
 <h3>甄夫人和《洛神赋》</h3> 
也就在222年，甄夫人——魏天子曹丕当年爱得死去活来的女子，被赐死了。
 
甄夫人，还有印象吗？就是原本属于袁熙的老婆、比曹丕大五岁的甄夫人。曹操打败袁熙，曹丕就把甄夫人抢来当了自己的老婆，孔融还因此“想当然”地嘲讽曹操“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曹丕这一年35岁，甄夫人40岁。
 
这时候曹丕贵为天子，后宫佳丽三千，个个都在献媚邀宠，对年老色衰、明日黄花的甄夫人，自然倍加排挤。看过《宫心计》《甄嬛传》等一系列后宫戏的朋友们可都知道，后宫的斗争更加阴毒更加可怕。史书记载，曹丕后宫有郭皇后、李贵人、阴贵人等几个厉害的角色，联合起来对付甄夫人。
 
或许当年甄夫人也狠过，但容貌是她最大的资本，资本没有了，还拿什么斗？更何况，据史书记载，甄夫人德行很好，非常识大体，颇有国母贤良淑德之风，这样的女人，在后宫斗争中，注定是要吃亏的。
 
甄夫人还是个才女，她受到冷落和排挤，心中忧闷，就写了一首极其哀婉、幽怨的诗《塘上行》，其中有“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的凄婉名句。
 
这首诗用的也是乐府旧题，语言哀婉凄转，用排比和反问的句式，将幽怨的心情发挥得淋漓尽致。诗写得非常好，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是曹操写的。
 
甄夫人和郭皇后等人的宫斗细节，不得而知，总之40岁的甄夫人被赐死，结束了她的一生。她一生写了很多诗，都被收录在《甄皇后诗选》中，她也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大才女。
 
其实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在礼教的规范下，在世俗的道德批判下，到底多少人的幸福被牺牲了呢？
 
如果放在今天，甄夫人的命运或许是另一番景象。她可以选择离婚，然后远走他乡，和真正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她还会继续受到宠爱和关照。只是，没有假设，一切再也没机会了。
 
曹植对甄夫人的爱，一直没有中断，从一开始，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开始。
 
据梁代《昭明文选》载，最早是曹植向曹操请求把甄夫人嫁给自己的，但是却没想到，曹操最终把这个美女赏给了曹丕。曹植因此非常难受，抱憾终身。
 
甄夫人也欣赏曹植的才华，可惜碍于礼法，碍于各种伦常，甄夫人最终只能成为他的嫂嫂，并且是母仪天下的皇嫂。
 
甄夫人的时光定格在40岁，而她的美貌传说却流传了千年。因为，在她死后第二年，曹植路过洛水的时候，想念甄夫人，产生幻觉。在幻觉中，他和心中的女神甄夫人相见相知、相恋相爱，最终却因人神殊途、含情痛别，从而，千古绝唱——《洛神赋》就这样诞生了。
 
在《洛神赋》中，曹植用极其华美的辞藻来写洛神——也就是甄夫人的美貌，生动传神，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许许多多名句，好多都成了后人形容美女的标准辞藻。
 
在这里，笔者把《洛神赋》中描写洛神容貌的这一段摘录出来，以表对这位大才子无限的敬意。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瓌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洛神赋》最早就直接名为《感甄赋》，后来甄夫人的儿子曹睿当了皇帝，觉得这样叫多少对自己母亲不敬，就把这篇赋定名为《洛神赋》，一直流传至今。
 <h3>帝欲长吟哦</h3> 
曹植的悲剧并没有结束。
 
223年，曹丕开恩，允许诸侯王们进洛阳觐见天子，一叙亲情，天真任性的曹植又差点闯了大祸。
 
《魏略》记载，曹植蒙受天子召见，心中还有点害怕。他觉得自己有罪过，就在半路把随从撇下，带了两三个侍者去找大姐清河长公主，希望清河长公主给自己说说情。但是沿途关卡的官兵知道曹植已经出发前往洛阳，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曹丕。曹丕发了善心还派人前去迎接曹植，这哪儿迎得到呢？曹植跑姐姐那里去了！
 
没有迎到曹植，老妈卞太后以为曹植畏惧自杀了，悲痛欲绝，冲着曹丕大哭大闹。就在大家乱成一团的时候，传来消息，曹植已经到了洛阳，正在皇宫门前，脱了衣帽跪着候旨呢。卞太后和曹丕听闻大喜，但曹丕还得摆出尊严的架子，等到真正接见曹植的时候，又一副帝王脸色，不搭理曹植。曹植伏地哭泣，卞太后也跟着生气，曹丕有了一点台阶，这才缓了脸色，让曹植穿上衣服，表示不追究其罪过了。
 
然而，这次觐见的过程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和曹植关系最好的曹彰却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黄须儿曹彰孔武有力，惯于征战，和曹植关系最好。当年曹操临死的时候，就曾经急招手握兵权的曹彰觐见，结果没等到曹彰前来，曹操就去世了。
 
曹操为什么临死前有这么个举动？许多人都猜测，有可能是曹操临终反悔，又想让曹植接替自己，所以让曹彰帮着辅佐他。曹彰也是这么认为的，还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了曹植，但是曹植比较善良，他对曹彰说：
 
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魏略》）
 
就是说袁氏兄弟内斗严重，结果最后全部玩完，咱们千万不可以学他们兄弟互斗啊！可惜曹植你不想斗，别人还不容你呢！
 
由于曹彰和曹植有这么一层关系，而曹彰又是武将出身，在军中威望极高，这次曹彰莫名其妙地死，就笼上了好多层诡异的阴云。甚至有消息称，曹彰就是被曹丕下毒害死的，这更加深了曹植的恐惧。
 
没多久，觐见期限结束，曹植被迫离开洛阳，离开自己的亲生母亲卞太后——当然，他没想到，这次觐见，居然是他最后一次陪伴亲生母亲的机会。
 
出了洛阳城，他和白马王曹彪同路，他兄弟二人就打算同行，毕竟这一相别，就不知道何年何月在能相见。可是“护送”的官吏们，又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强迫他们分开，连一起同行都不可以。
 
曹植满腔愤懑又没有能力改变，他更不屑低下头向这些小人们求情。骨肉手足就要这么生生分别！未来到底还能不能再见，大家又还能活几年？这些恐惧、无奈和未知，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曹植，《赠白马王彪》七章，就是对这件事的反映。
 
文学史家对《赠白马王彪》评价极高，认为它是继屈原《离骚》之后又一篇可与之并驾齐驱的长篇记叙、抒情诗，诗中的“寒蝉”“归鸟”“孤兽”都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并且由于这首诗，寒蝉、归鸟、孤兽等，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意象，不断被后来的文人丰富其象征内涵，遂成为带有特殊含义的古典文学象征。
 
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226年，曹丕驾崩，其子曹睿即位，是为魏明帝。
 
魏明帝对曹植的戒备并没有太松懈，他愿意让叔叔曹植生活得更好，但是却始终严加戒备，不愿意他沾染半点权力。傻乎乎的曹植觉得这个侄子对自己还不错，已经寂灭的雄心壮志又一次死灰复燃，还上表指陈将略、议论朝政，要求带兵打仗、为国建功。
 
这怎么可能呢？
 
于是他等啊等啊，都没有等到侄子曹睿对他的一纸任命。
 
231年，魏明帝曹睿喜得王子。时年40岁的曹植上疏，请求进洛阳存问亲戚。魏明帝答应，曹植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京城。
 
这次回京觐见，曹睿对曹植表现得极为关怀，《太平御览》还记载曹睿问曹植：
 
王颜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调和否？今者食几许米，又啖肉多少？见王瘦，吾惊甚，宜节水加餐。
 
貌似对曹植很关怀的样子。曹植一时激动，又想报效国家——毕竟，这也是自己曹家的天下啊，他有着亲情和忠君的两重情感因素在内，怎么能对朝廷的事就撒手不管了呢？再说当时曹魏政权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内忧外患，曹植看着心里非常着急。
 
可是呢？每当曹植打算跟自己的侄子曹睿好好聊聊国家大政的时候，曹睿都避而不答。
 
他终于走出了理想，走入了现实。他彻底看清了，现实并不是心中所想的儒家政治，并不是理想中的仁爱友睦，他也彻底明白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只是一个被豢养又被提防的诸侯王，注定了这一生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
 
在黑暗的世道里，当一个抱有崇高理想的人看清现实真相的时候，就是心死绝望的时候。
 
232年，曹魏太和六年十一月，精神极度苦闷的曹植怅然绝望，郁郁而终，时年41岁。
 
几千年后的今天，他的诗歌没有因为不得志而期期艾艾的哀怨情感，始终充溢着一种生机、一种力量。从他的诗中，我们就认定了，曹子建一直并且永远就是那个意气风发、一腔热血、极具理想主义和浪漫气息的白马翩翩少年郎。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节选）
 
曹植死了，留下90多首诗歌，以及许多辞赋疏表。他的文学成就，是建安年间最大的一位，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为数不多的大诗人之一。在他死后没多久，就被推上了文坛宗主的地位，南朝谢灵运夸他：“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说他：
 
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曹植的后半生基本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根本无法实现他的政治抱负，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抱有的儒家政治理想、具备的诗人气质和拙诚天真的性格，和曹魏政权的权谋法术的治国思想背道而驰。但是，正是这些悲愤郁闷的情感和坎坷的遭遇，催生出了他众多精彩壮丽的诗篇。
 
唐朝大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在《送张籍》这首诗中，有两句写得非常好：
 
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
 
翦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
 
这两句诗本来是赞美李白和杜甫的。李白、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无人能比，但是命运多舛、一生坎坷。韩愈在诗中分析这个原因，是因为“天帝”太喜欢他们的诗了，所以希望他们多写诗、“长吟哦”，所以故意让他们的生活起伏坎坷，经历比别人多的折磨，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所以，曹植、李白、杜甫这类人，这就好像被剪掉翎毛的夜莺，被关在笼中，痛苦地看着外边百鸟自由自在地飞翔。
 
这，也算是一种慰藉。
 
曹植就是这样的夜莺吧，就是因为他的叫声实在太好听了，所以天帝欲使之“长吟哦”，才故意让他坎坷半生。

第二章 始倡玄学——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
 
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何晏《言志二首》之一
 
魏晋名士之风，承建安遗绪，于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等人真正弘扬开来。
 
名士们都特立独行。名士之间的清谈，必然注重思想性、艺术性，为了增强辩论筹码，名士们对自己的动作、神态、装饰、仪容都很在意。那么令人神往的魏晋名士形象，就主要通过这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通过《世说新语》中的记载，我们基本可以看到，那些精美绝伦的小故事，大多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描述的：名士的容貌气质、清谈时的仪态、清谈时的精妙义理、清谈时的精妙言辞，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机智表现和见识。
 <h2>名士之风　始于斯人</h2> 
“寒食散”又被称为“五石散”，
 
是因为这药方里有五种石头作为主药，
 
还有若干别的药作为辅药。
 
这五种石头分别是“石钟乳”“紫石英”
 
“白石英”“石硫黄”和“赤石脂”。
 <h3>土木工程系的曹睿</h3> 
曹丕在位只有6年，虽然他也想建立不世功勋，可毕竟能力不逮，曹丕伐孙权、伐刘备，都以失败而告终。
 
但他却搞了一个政治制度，影响很大——那就是为了拉拢大家族大门阀的支持，采纳了尚书陈群的建议，实施了“九品中正制”。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简单说，“九品中正制”，就是“如何选拔公务员”的制度。
 
具体操作模式呢，就是朝廷任命一些大臣兼职为“中正”官，负责在各自的家乡评审、举荐人才，并且把人才分为九个品级，品级越高，就越是大才，就会被授予显要的职位。人才的品级不一定和官职的品秩一一对应，但是也有很深的关联。
 
我们稍微一想，就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大官兼职中正，去评审家乡人才——傻子都知道，大贵族可以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亲族子弟、门生好友，评成上品，然后给授予职位高、活儿少的官职；而把一般没什么背景的人才，定为下品，授予一些吃力不讨好、事情多活儿累的小官小吏。
 
这样，大族就把持了晋升的途径，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世代都是高官，而一般的士人则几乎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只能出苦力，做武职和低等官吏。
 
于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截然分成两个阵营——高品达贵的士族和低品苦累的寒族。
 
这个“九品中正制度”所导致的士族和寒族的区分，对魏晋后来的文化格局、政治格局影响都非常大，所以不得不说一下。
 
曹丕死于226年，接着，他和甄夫人的儿子——曹睿即位，这就是魏明帝。
 
在史书中，魏明帝是个形象非常饱满的天子。
 
他极其聪明，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据说，不管远近官员，哪怕是芝麻小官，只要他看过该人的履历表，得！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了。这人什么性格、什么品德、几级人才、做过什么事，他爸是谁、他爷爷是谁、他妈是谁、他兄弟姐妹都有谁，曹睿都能清清楚楚记起来！这种人适合考试，搁在今天，绝对清华北大的主儿。
 
曹睿心地善良，对待大臣也比较好，前面说过，他对曹植就很优待。大臣怎么说他、怎么骂他，他都能接受。执政13年，几乎没杀过谏官，这一点非常可贵。
 
他还很会写诗，虽然和他爷爷、父亲、叔叔是没法相比，但也算是很有文采的一个皇帝。他曾经模拟女子的口吻，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叫作《种瓜篇》。
 
种瓜东井上，冉冉自逾垣。
 
与君新为婚，瓜葛相结连。
 
寄托不肖躯，有如倚太山。
 
菟丝无根株，蔓延自登缘。
 
萍藻托清流，常恐身不全。
 
被蒙丘山惠，贱妾执拳拳。
 
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要说这首诗，也是在艺术水准之上的，他通过“瓜”“藤”相互缠绕，来比喻男女之间缠绕难分、相互依存的情感，十分形象。
 
诗中通过一个女子自言自语的口吻，把心事娓娓道来。
 
说在种瓜的时候看见瓜藤缠绕，就想起夫妻之间从此互相依存不可分开。自己嫁给丈夫，就把全身心都托付给了对方。然而瓜藤毕竟是弱小的蔓生植物，没有深厚的根系，由此又想到自己虽然嫁给了丈夫，但是毕竟不能自立，所以时常恐慌，害怕没有好的结果。
 
最后这个女子只好一方面发誓自己会永远忠贞，一方面又用“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来“逼迫”丈夫，希望丈夫也能对自己做出承诺，不要抛弃自己。
 
这些心理、动态的描写，把一个既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经济地位的可怜的、楚楚动人的少妇形象，写得惟妙惟肖。
 
诗人模仿女子的口吻写诗，这在古代是很常见的，但是写得好的确实不多，《种瓜篇》就是这不多中的一篇。有时候想想，也挺佩服这类诗人的，毕竟是个男儿身，能把女儿态写得这么感同身受，可真是不容易啊。
 
魏明帝曹睿在位共14年，应该说，还是很有政治建树的。
 
这时候蜀汉的皇帝是刘禅，丞相是诸葛亮，诸葛亮为了报答“三顾茅庐之恩”，出兵北伐。从228年开始，到234年，一共五次北伐（《三国演义》中说是“六出祁山”，其实只有五次）。
 
诸葛亮在三国，那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谁见谁怕。诸葛亮北伐，曹魏朝中非常恐慌。但是曹睿能够知人善用，起用曹真、司马懿抗衡诸葛亮。结果，诸葛亮五次北伐均无功而返，最后忧疾病死，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局。
 
后来，曹睿还命司马懿平了辽西公孙渊。在军事方面上，曹睿很有谋略，这一点他继承了爷爷曹操的本事。
 
但是，曹睿的毛病也有一堆。
 
不同于爷爷曹操和爸爸曹丕勤俭的风格，他非常奢靡，喜欢享乐，尤其诸葛亮死后，他觉得心腹大患没有了，就开始满足自己最大的兴趣——盖宫殿。盖一座还不行，还要不停盖。翻看《三国志》以及相关的历史书，关于曹睿执政的后期，铺天盖地都是“建宫殿”“建宫殿”的记载，大臣们上的折子也都是说“不要建宫殿”“不要建宫殿”。
 
239年正月，曹睿驾崩，葬高平陵，死的时候才35岁——不知道什么原因，曹操家族除了他自己活了66岁以外，他的后代基本上都亡命早死。曹丕只活了40岁，曹睿也只有35岁，曹植41岁，曹冲13岁，等等——这些说的还都是自然死亡。为什么会这样，也是个不解之谜。
 
曹睿临终前，命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为顾命大臣，辅政幼主，不过他没想到，这个不大不小的决定，竟然最终断送了曹氏江山。
 
新的皇帝，叫作曹芳，继位的那一年（239年）只有8岁，年号正始。
 
从此，中国将迎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高邈奇特、名士风流的玄学时期。
 <h3>粉面何郎</h3> 
曹爽的老爸，是已故的大将军曹真——曹真勇猛有胆略，是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名将，北破羌胡军，南拒诸葛亮，为曹魏立下汗马功劳。
 
很厉害很厉害的老爸，他们的儿子，一般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要么龙生龙凤生凤，孩子比老爸还优秀；要么就是虎父犬子，儿子糟糕得一塌糊涂。
 
不幸的是，曹真、曹爽父子，就属于第二类的情况。
 
曹爽小时候经常出入宫中，和曹睿关系很好。曹睿当了皇帝，曹爽的仕途就顺风顺水，可惜曹爽性格懦弱又刚愎自用，根本不是一块搞政治的料。
 
魏明帝曹睿临死的时候，想托孤曹爽，问他：我把重担交给你，曹爽你行吗？
 
曹爽当时跪在旁边，紧张得汗流浃背、脑袋发蒙，根本不知如何作答。大臣刘放暗中踢了他一脚，悄悄告诉他：“快说，我愿意用生命保护皇室！”
 
曹爽这才回过神，心跳加速地说：“我愿意用生命保护皇室。”
 
这样，曹爽才成为顾命大臣。
 
曹睿也清楚曹爽的能力，却苦于实在没有合适人选，只好又任名臣孙礼为大将军长史（大将军府办公室主任），给曹爽做帮手。
 
有时候，做决断确实两难。曹睿给小皇帝找顾命大臣，是个历史性问题，历朝历代都能遇到。
 
你说找个能力强的吧，怕小皇帝压不住；找个忠心的吧，又怕镇不住朝局。中国皇帝都是家天下的概念——皇帝怎么也得是我的后世子孙当。要是有既忠诚可靠能力又强的大臣最好，实在不行，就优先选择忠诚可靠的。
 
所以，忠心但能力不足的曹爽，就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曹爽是贵族子弟、皇室宗亲，不必说，他有一帮贵族子弟的好朋友。贵族子弟嘛，一般都有享乐主义浪荡哥儿的特征，曹爽也不能免俗。
 
他的这几个朋友，每个都大有来头。比如驸马毕轨（曹睿女儿的丈夫），名士丁谧、邓飏、李胜等，这些都是曹魏的大官子弟。
 
还有一个更有名更牛逼——按照辈分来说，还是曹爽的叔伯长辈，他就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干儿子加女婿——名士何晏。
 
早在魏明帝曹睿的时候，何晏、毕轨、丁谧、邓飏等人，就都位居高职。不过曹睿不喜欢这几人喜爱交游、浮华的性格，就把他们都一一贬斥。
 
曹爽辅政后手握大权，又把这几位安排在了重要部门。
 
当时，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军国大事一起商量着处理，但是无论论资历、论年龄、论辈分，司马懿都远胜曹爽。所以从一开始，曹爽就对司马懿持晚辈礼，国家大事都请教司马懿然后决断。
 
但是权力的诱惑实在大，人的贪欲也是黑洞。
 
丁谧就给曹爽出了个主意：权力这东西，必须得一人独揽。你和司马懿共同辅政，他还压着你，这可不行！不如你奏请天子，说司马懿年老功高，封为“太傅”，这样一来，你就独揽大权了。
 
太傅，相当于元老顾问，名位至高但手无兵权。丁谧这一招，是典型的“明升暗降”——貌似尊崇有加，实际是夺权。
 
小皇帝才几岁，哪里有这么多弯弯绕？曹爽一试，果然奏效。239年二月份，刚辅政一个多月的司马懿，就被封为太傅，丧失了兵权。
 
从此，曹爽无所顾忌，朝中大权尽在他手。而何晏等人，依附曹爽，更加顺着性子，气焰嚣天，整日喝酒聚会聊天，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不过，我们喝酒聊天是耗费生命、瞎扯淡，而何晏喝酒聊天，却聊出了一个名士风流、潇洒翩然的时代。
 
一般史书上对何晏的评价并不高——当然，这是正常的。
 
一方面，史书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记载何晏生平的《三国志》《魏略》等，都是晋朝人编纂的，所依据的也都是晋朝的官方资料。作为司马氏家的臣子，对政治立场偏向曹氏的何晏，自然要有一些“修饰”了。
 
再者，评价的标准也很重要。爱因斯坦说，如果你用“能不能爬树”来衡量一条鱼，那么你一生都会认为它是愚蠢的。
 
假如以“跳高”来做标准，老鼠都比大象厉害，以“是否遵守礼法、是否具备事务性的政治才干”来打分，何晏绝对不及格。因为他不守法度，恣意妄为，读了一肚子书，却不善长搞实际的事务。
 
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人确实有不同的禀赋。有的人，适合搞理论工作；有的人，则适合干实际事务性的工作。有的人能说、能提意见，有的人能干、能解决问题。
 
没有理论指导和批评意见，一味蛮干，不行；只有空谈和挑刺，没人实践，也不行。这是完全不同的职责所在，社会都需要，缺一不可。最理想的状态，是让能说的提意见、能干的做实事，互相补益，社会健康发展。不过现实往往拎不清，无法区别谁能干、谁能说，不能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于是就出现很多问题。
 
何晏的政治才能确实一般，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是天生的文人性格、天养的名士做派、天成的思想领袖。
 
何晏生父早亡，母亲被曹操娶了做老婆。曹操看何晏很聪明，就把他收为义子，抚养在宫中。何晏比曹植小两三岁、比曹丕小六七岁，和曹冲年龄相当。尽管曹操对何晏很好，但何晏清楚知道这是曹家的公室，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这有点类似林黛玉，他们都一样自家败落、一样寄人篱下、一样早慧早熟、一样心思细腻。
 
这种环境下很容易让人产生自卑感，何晏好强孤傲和略有自闭的性格，当与此有关。
 
据《世说新语》记载，何晏小时候在地上画一个框，自己待在里面，一待一天不出来。人家问你这是干啥呢？他说：“这个框内是我何家，我待在我家而已！”曹操听闻，知道何晏自尊心强，就没有强迫留何晏在曹府生活。
 
曹氏子孙大多都有学问，何晏不甘人后，小时候就读很多书，而且聪慧异常，一看就懂，尤其精通《论语》《老子》《庄子》和《周易》。有一次曹操读兵书，有地方不懂，刚好何晏在身边，就随口一问，不想何晏给解释得清清楚楚，所以曹操很喜欢何晏，还把自己的女儿金乡公主嫁给了他。
 
何晏不仅高才，而且长得很漂亮。俗话说“一白遮百丑”，人肤色白净，在形象上就占大便宜。据记载，何晏就一脸胶原蛋白，皮肤白嫩白嫩的，白得让大家都以为他搽了粉——一直到他三四十岁，皮肤都白皙得让人嫉妒。
 
为了验证何晏到底是不是搽了粉，魏明帝曹睿故意在大夏天赏给他一碗汤饼（大约是今天的热汤面之类），逼着他当场吃完。何晏吃得大汗淋漓，不断擦拭，结果呢，皮肤经过汗水浸泡，更加水嫩，白得透明！大家这才服了，知道他确是天生丽质，没有搽粉。
 
这么漂亮的小帅哥，还有很高的才华，又有寄人篱下的苦衷，自然而然就会往傲娇和自恋上发展。有个成语，叫作“顾影自怜”，用来形容何晏就太合适了。《三国志》记载何晏“自喜”“行步顾影”，就是说他自恋无比，走路都得停下来看自己的影子：哎呀！我居然长得这么好看！
 
这么傲娇的人，自然与曹家子孙保持距离，并且会摆出对曹家蛮不在乎的样子。曹丕为此还怄气，骂何晏“假子”，极不喜欢他。等曹丕当了皇帝，就以“何晏好色”为由，没有重用何晏，只给了他一个闲职。
 
何晏好色吗？何晏确实好色，这很正常，曹丕你就不好色吗？所谓好色云云，只是打压对方的政治借口罢了。
 
何晏好色，除了《三国志》引《魏略》说他“好色”的评价之外，还有个非常明确的药物证据，什么药物呢？
 
这就是让我们如雷贯耳、名士必吃，几乎成为魏晋符号的——五石散！
 <h3>五石散、酒、裸奔和名士</h3> 
鲁迅先生曾经在广州有一次演讲，后来演讲内容被整理为一篇文章，是研究魏晋必读之物，叫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说了魏晋名士的两个典型符号，即“吃药”和“饮酒”。
 
这里说的“吃药”，就是吃“五石散”。
 
所谓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这个药方现在还能看到，最早叫作“寒食散”，据说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发明的。张仲景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伤寒杂病论》，是他毕生心血所在。这个“寒食散”的方子，就收录在《伤寒杂病论》之中。
 
“寒食散”又被称为“五石散”，是因为这药方里有五种石头作为主药，还有若干别的药作为辅药，这五种石头分别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和“赤石脂”。
 
由于这个药方本来是治疗伤寒病症的，所以药性燥热。而且，这个药毒性很大，吃了之后吃还要配以很多很麻烦的调理方法，把毒发出去。如果调配不得当，搞不好就会中毒而死，所以东汉以来，一直没什么人吃这个寒食散。
 
但是这个药有个附带的作用，就是吃了可以壮阳、强体力，使皮肤变得敏感，这可是个令人惊喜的意外发现。
 
于是何晏对寒食散略作调整，并且按照调理的方法，开始服食寒食散。吃了之后，药效的附带作用果然非常明显，何晏高兴地说：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于是，在他的影响下，寒食散开始流行起来。
 
一如前面所说，寒食散好是好，但是毒性很大，吃了之后得有相应的、十分麻烦的解毒法子，得把毒给“发散”出来，这些法子都有什么呢？
 
首先，吃了药之后不能躺下，得赶紧活动、锻炼身体，让血液快速流通，谓之“行散”，否则性命不保。于是，经常能见到魏晋名士发足狂奔，这就是吃药之后的“行散”。
 
其次，不能穿厚衣服、吃热东西，而且还得穿单衣、吃凉东西，越凉越好。为什么呢？因为药性燥热，必须用寒冷之物与之中和，否则就会把自己的内脏烧坏。按照书上的说法，就是“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
 
再次，得大量喝酒，东西不能吃热的，酒却最好是热酒。为什么呢？酒主挥发，热酒挥发效果更好，所以不能吃热东西，但是可以喝热酒。魏晋名士们大都喜欢喝酒，除了“喜欢”之外，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排毒，必须喝酒。
 
这些是吃药之后的排毒调理，都是必须的，哪一样做不好，就有生命危险。魏晋乃至唐末，都有人吃五石散的，同时，因为调理不足而中毒得怪病乃至毒死的，比比皆是。有人中毒之后舌头出现问题无法说话，有人浑身溃烂、脓疮遍体，有的直接七窍流血、一命呜呼。
 
吃了五石散，还有一些“连锁反应”，比如皮肤敏感，一磨就破，不能穿贴身的衣服，所以魏晋名士大多衣袂飘飘、宛若仙人；甚至不能穿新衣服，新衣服布太硬且不合身，所以旧衣服好，越旧越好，旧到衣服里面长出虱子都没关系。吃完五石散需要喝酒，不喝酒就会死，所以酒喝多了就醉了，醉了干些荒唐事就情有可原，在我们看来是发酒疯的，在他们看来就是非常能理解、很稀松平常的事了，等等各种情状，不一而足。魏晋名士的举止怪异，很多时候是和吃这个五石散有莫大关系。
 
既然这药这么毒，不吃不就完了？
 
那不行！吃了这个药，确实有比较明显的药效，壮阳强体，这是人人都想要的；而且，何晏都带头吃，你不吃，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名士？到了后期，名士们都吃，不是名士的贵族也吃，加之此药本身昂贵，慢慢形成风气，吃不吃五石散甚至成为区分贫富贵贱的标志了——一般人你还吃不起呢！好像今天，流行“文化”、流行“国学”，俨然形成风气，你要是不会背两句古文、拽两个佛学名词，你都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不过，成为一个大名士，光靠吃药、喝酒、穿宽袍大袖还远远不够——至少在玄学早期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名士，作为玄学的清谈客，作为名满天下的玄学清谈客，你必须得有玄学思想。
 
说到这里，笔者必须宕开一笔，介绍一下有关“魏晋玄学”的内容和其来龙去脉了。因为，假如我们不知道魏晋玄学是什么，就不会明白那些名士们到底在干什么，更不会了解他们都在坚持什么、反抗什么，不明白他们的坚持和反抗到底有多么可贵、可佩，甚至连《世说新语》也看不明白。
 
不懂魏晋玄学，看魏晋名士的行为举止，我们就很可能像很多庸俗之辈一样，骂一句“魏晋名士无非有病、自恋、神经、装逼，沽名钓誉而已”；或者像另外一批庸俗之辈，徒羡名士们风流潇洒、行为乖张的形式，却全然不知名士们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无论批判或是欣赏，都请先了解一下批判和欣赏的对象。
 
由于魏晋玄学涉及不少哲学问题，初看可能有点不好理解，但是笔者会努力说得较为清晰简洁。
 
为了能真正理解何晏、王弼、嵇康、阮籍、潘安、卫玠、王羲之、谢安、陶渊明等等这些大帅哥到底在干什么，请大家稍微耐点性子，读完下面的内容吧。
 <h3>产生玄学的四个条件</h3> 
首先需要理清一个概念——“魏晋玄学”，它和我们常说的“玄幻学”“神秘学”不同。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股思想潮流，类似于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谓“玄学”，是指“玄远之学”，思索探求的都是玄远高深、与现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问题。
 
简单点来说，魏晋玄学是主要以《周易》《老子》《庄子》为核心读物，以“清谈”“写文章论战”为交流方式，在名士之间展开的，一系列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辨（具体有哪些问题、思辨些啥，下文有简单介绍）。
 
任何学术或者社会思潮，都有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为什么会在魏晋出现“玄学”，而不是别的学问，也是有原因的。
 
综合起来，促使魏晋玄学出现的社会条件，有以下几个。
 
条件一：
 
汉末动乱，朝政昏暗，晋升的渠道和权力都被太监把持，太监胡作非为，引起士大夫的严重不满。当时汉朝太学生已经多达三万人，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太学生和在朝的士大夫官员，时常在固定的地方聚会，一起议论朝政、品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错误都揭露批评——这种聚众交流的活动就叫作“清议”。参加清议的士人，基本都反对太监擅权，时人称之为“清流”。
 
汉末知识分子之间出现的“清议”活动，为魏晋玄学的讨论提供了模式。魏晋玄学家们交流的主要方式——清谈，就是脱胎于“汉末清议”。所不同的是，清议的内容是社会具体问题，清谈的内容基本上是思辨抽象哲学；清议参加的人较多，清谈只在名士之间进行；清议涉及现实政治，清谈很少聊现实政治。
 
条件二：
 
“清流”逐渐成型后，知识分子就会因为相同的政见和思想，惺惺相惜，进一步加紧联系，开始“结党”。结党本来是好事，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更明确，然而一旦结党，就会造成新的问题——你在一个团体内，就不能再有自己独立的意见了。而且，并非团体中的每个人都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就有很多人攀援牟利，把“结党”这事儿变得乌烟瘴气。
 
于是，那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发现，千万得保持独立性啊，一入党争，就容易被意见裹挟，稀里糊涂干错事。
 
这些人就开始反思，不再拘泥教条主义，对传统的规范开始择善而从。这一反思不要紧，“独立思想”的光芒，开始点亮了他们的自由个性。
 
这种反思，是自我启蒙的先决条件，客观上打破了儒家经学的僵化禁锢，汉末知识分子的人格，就此有了重建的可能。
 
正是有了这种反思精神、独立人格，才能出现敢于深入思辨、独立反抗的玄学家，否则，大家都是政府的喉舌，就谈不上有魏晋玄学的声音了。
 
条件三：
 
思想一被启蒙，整个世界都变了。他们发现，两汉以来的儒家经学不再是那么无懈可击，老师的话、圣人的观点，也好像都有了可以商榷的地方。
 
经学，本来就是保障汉朝有序发展的理论武器。汉末都乱成这样子了，可想而知，经学的体系崩塌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这时候会出现思想变革，也是必然的。
 
东汉以来的儒家学术，充满了纬谶迷信的色彩。他们认为，孔子是天降圣人、洞悉未来，他说的话传达的都是上天的意志，为此，他们编了一段故事：
 
传说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鲁哀公狩猎见到麒麟。他正高兴呢，天上飘下来一张卷轴，上面写着血红的大字：
 
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徐疏引《春秋演孔图》）
 
这几句话是上天的预言，大意是说：孔子赶紧立法（写《春秋》）吧，写完你就该死了。彗星出现在东边的时候，周朝就灭亡了。接下来会有个秦朝出现，然后会有个“胡亥”破坏制度导致灭国。秦朝会焚书坑儒，但是孔子的大道不绝。
 
子夏听闻，赶紧跑去看，结果去了一看，血书变为红色乌鸦，红色的字变成《演孔图》。孔子看后，终于“知天命”——知道自己原来背负着传达天意的神秘使命。通过这些预言，孔子知道了后世的朝代更迭，还知道会有个“汉朝”继承天命、一统天下，于是赶紧跑去写了一本《春秋》，留给汉天子作为立法之本。
 
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扯淡，但是当时人可不这么看，都信以为真。这类东西，在汉朝有很多，还是官方学术，目的就是维护汉朝的正统性和统治秩序。
 
到了汉末，就有一批知识分子不再拘泥这种鬼神之说，开始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一反当时教条主义、几万字解释一个字的注解方法，而是从整体上、简约地对儒家经典加以分析，这些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马融和郑玄。
 
马融本人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出身世家大族，所以很会享受。他讲学之处，四周围起帐子，里面有美女跳舞，他则坐在帐子中间，边看美女边讲课，弟子们则在帐外学习。弟子们还分等级，高一级的给次一级的讲授，所以一般的学生平时根本见不到马融。
 
马融广涉博学，向他学习的人很多，郑玄就是诸多弟子之一。郑玄来之前，已经是学富五车，尤精易学，没多少人能超过他了。不过他比较低调，在马融门下3年，都是听师兄讲，根本没见过马融长什么模样。
 
有一次，马融和大弟子们在研究一个天文问题——演算浑天数，可是算来算去都算不对。有个大弟子说，郑玄可能会算。于是把郑玄叫来，郑玄只把浑天仪稍微转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大家又佩服又惊讶。
 
从此马融对郑玄大为器重，郑玄在马融门下7年，几乎学到了马融的所有学问。等到郑玄毕业将要离开，马融不无感慨地说：
 
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后汉书·郑玄传》）
 
《世说新语·文学》还记载，郑玄离开后，马融又有点嫉妒，就想派人去杀郑玄。郑玄也料到了这一点，于是就走到土桥下，踏入水中，坐在木屐上休息。
 
要派人追杀，总得知道方向吧。马融是大奇才，也精通易学，就转动式盘（大约是用的大六壬一类的方法），来推算郑玄在什么位置。结果一看卦象，他就对左右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身体紧邻木头——这是死人的象征，一般来说符合这些条件的，应该是被埋上黄土、临近黄泉、身在棺材内，郑玄估计死了吧！”于是，郑玄得以逃过一劫。
 
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咱不知道，但是可以看出，郑玄学识渊博、青出于蓝是必定无疑的。
 
郑玄不拘于师承流派，没有门户之见，广学博览，成为一代学术宗师，他对儒家经典《论语》《周易》《诗经》《周礼》等都有注解。他的注解问世，立刻风行全国，原来的注解逐渐被遗忘了。今天我们看这些书的翻译，基本上都是以郑玄的注解为基础的。
 
郑玄的学风简约广博，人称“郑学盛而经学衰”，更为关键的是，郑玄的注解使得儒家经典趋于开放，为儒道融合产生了条件。
 
同时影响天下学风的，还有刘表等人。刘表在荆州开办讲席，延请名师在荆州讲学，也促成了儒家经典的简化、通脱化。《三国演义》里的刘表懦弱无能，其实历史上的刘表是大名士、大知识分子，是时人推崇的“八达”之一。
 
经学的衰落、儒道的合流，在思想方面推进了魏晋玄学的出现。
 
条件四：
 
无论汉代的察举制还是后来的九品中正制，本质都是选拔人才，那么，就需要有一套方便可行、能够鉴别人才的方法。
 
最早的鉴别方法，就是向老百姓打听，看谁有孝顺、才华的名声，然后就录用了。但是这方法显然很朴素，因为骗点名声是很容易的。比如有个人，父亲死了，他在墓道盖了个小屋子，住在里面守孝7年，在乡里得了个大孝子的美名。但是实际呢？他在这7年里生了好几个孩子，还有好几个老婆。可见，守孝是假，骗名是真。类似这样作假的人，比比皆是。
 
汉末流传一首民谣，形象生动地写了依靠这种制度选出来的人才，有多么不靠谱、多么虚假。
 
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秀才不识字，孝廉连老爸也不管；号称清廉的则贪污行贿，脏得跟泥一样；从世家大族选出来的将军们胆小如鸡。察举制的不足为法，于此可见一斑。
 
为了防止作假，就不能只听信老百姓的议论，还得有官员亲自面试考核，对人才进行具体的鉴别，这就面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人才？！不能您说他是他就是，您得说出个一二三来！
 
于是形形色色的鉴别方法就出现了。
 
有人用传统的相骨、相面来鉴别，有人根据说话、语气、动态来鉴别，有人根据身型比例来鉴别，有人则根据内在的才华、气质来鉴别，大家各说各有理，纷纷纭纭，莫衷一是。而且有些方法听着好听，跟本没法实用，这时候，就迫切需要一套清晰可行的标准。
 
这个现实困境，恰恰像导火索一样，成为魏晋玄学思索和讨论的基础点。
 
好比，我们要寻找一个大力士，大家首先能想到的是——块头大的，多半就是大力士。那么我们就有寻找标准了：寻找块头大的人，不会太错。
 
一般人就止步于此，评鉴人才到这一步也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还有一些爱思考的人，就会追问：为什么块头大就力气大呢？大块头是怎么产生的呢？
 
对应到现实，就是追问：有的人是人才，有的人是蠢才，这是为啥呢？“才能”，又是谁赋予的呢？
 
这一追问，就把一个现实的才能评价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了。
 
清谈的方式、独立人格的出现、经学的变革，以及品评人才的困境，四个方面共同作用，为“魏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
 <h3>玄学讨论的五个话题</h3> 
由于思考“人才品评”的问题，进一步追问到哲学层面——才能是谁赋予的，又是怎么产生、怎么赋予的？
 
这问题不好回答，不好答也要答，于是就有人就把答案对准了谁也说不清楚的“天”，认为是“天”赋予了某些人“才能”，是“天”在促使这些人发挥才干。
 
可以发现，这一步追问，其实问到了根子上，并涉及古人一直关心的大问题——“天人关系”。
 
天人之间到底有何联系？又是如何联系呢？
 
这个命题非常古老。
 
从社会层面而言，“天人关系”解决好了，就找到了皇权合法、合理的依据，进而找到了能让社会正常运作的妙计良方。
 
比如，董仲舒就给出一个不错的答案。董仲舒说的是“天人感应”——天和人是互相感应的，比如天有四季、人有四肢，人是天的缩影，天是人的本体。皇帝是天的使者，是人间的代表，其行为举止会受到“天”直接的关注，所以老百姓应该听“天”的——也就得听皇帝的。并且，天有警示作用，也会和凡人互动。天子行正道，天就用风调雨顺来“嘉奖”；天子作恶，天就显示灾害来“警示”。
 
简单说，董仲舒的观点是天人互相感应，并且天为本，人为末；人是天的分身，天是人的总根。
 
董仲舒的学说，非常适合稳定强盛、大一统的西汉政权，所以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董仲舒的思想占领了汉朝思想界三四百年。不过到了汉末，这套学说走到了尽头，不能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了，那么就需要重新探寻天人关系。
 
于是，围绕“天人关系”，玄学的几个基本命题就产生了。
 
命题一：世界的本源是“有”还是“无”？
 
既然牵涉到“天”，那么顺着一想，就想到了“天”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什么东西在做决定啊？好像经常有人问“人是上帝造的，上帝是谁造的”？这就是“本源”问题。世界最早是什么，是有？还是无？本源又是如何影响到现在形形色色的世界的？
 
命题二：自然和名教的关系。
 
“天、人关系”的讨论，直接可以变为“自然和名教关系”的讨论。所谓自然（天），就是人的本性状态；所谓名教（人），就是人为制定的社会约束。
 
面对社会问题——比如父母死了，人到底该怎么办？应该遵循自然本性来大哭一场、不管别人呢？还是该遵循社会礼教，按规矩守丧几年、有节制地悲伤？
 
命题三：圣人有情？无情？
 
一般人，有的重本性，有的重规范，但是，在理想人格——圣人身上，到底是应该彻底遵循礼法规范呢，还是一味遵循情感诉求？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有情、无情论”。
 
通过对圣人的讨论，还顺便牵带出另一个小问题：孔子、老子这些大圣人，到底谁更牛逼一点？这也是名士们经常讨论的问题。
 
命题四：才、性关系。
 
玄学讨论的社会问题，就源于人才品鉴。在人们看来，“人才”起码有两种含义：要么道德好，要么才能好（在当时的语境下）。
 
一般来说，道德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隐性力量，才能是个人特质的体现。也就是说，“道德”需要大家都遵守，你得和别人一样，“才能”需要你与众不同。比如，大家都守孝，你也得是个孝子，甚至是能做表率的大孝子，这算有道德；你有与众不同的能耐，能在一堆人中凸现出来，这算有才能。
 
道德衍申开来，就是“名教”；而大自然的规律，则是天生万物、各不相同，这样，就又把“名教和自然”的关系，对应到了“道德和才能”的关系上。
 
由于道德往往和本质连在一起，于是，才（外在才能）、性（内在道德、本质）之辨，也是魏晋玄学常常讨论的内容。一般有才性合、才性异、才性同、才性离等四种说法。
 
命题五：言、意之辨。
 
当然，这一切的争论，还牵涉到一个语言学的基本问题，那就是，你的话能否准确表达你的意思——即“言能否尽意”的问题。
 
言能尽意，言不能尽意，就成为两派观点。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的争辩，主要在于双方对“意”的界定不同。认为“言能尽意”的，他们口中的“意”指的就是具体事物；认为“言不能尽意”的，他们口中的“意”指的是抽象的、在语言层次之外的东西。
 
这样一来，当然争得不可开交了。
 
玄学的核心辩题就这五个。当然，围绕这几个核心辩题，还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从曹魏到两晋，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玄学家，可以说，玄学家都是名士。需要注意的是——名士们观点不同，往往政治立场也截然不同。因为他们讨论的观点，表面看起来都是形而上的哲学，其实呢，都对应着现实的政治问题。
 
所以，同为名士、玄学家，其中还分为两个阵营。
 
一派，叫作玄论派。这一派，崇尚自然、老庄，是道家思想的玄学化，最著名的玄学家大多数都是这一派的人物，比如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等等。这些人嬉笑怒骂、狂放不羁，独立精神很强。思想飘摇高致，不拘一格，是玄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我们后世所说的玄学思想，大多指的就是这一派的思想。
 
另一派，叫作名理派。这一派，是纵横家、名家思想的玄学化。名理派的谈论以刑名为主，较少老庄思想，内容比较务实。他们的行为也不浪漫，也很反对虚浮放诞的风气，比较符合当政者的利益。
 
这两派，就好像华山的剑宗、气宗一样，都是使剑的高手，也都属于华山派，但是互相之间立场不同、观念不同，斗得死去活来。
 
了解了玄学的基本情况，再讲多姿多彩的风流名士，大家对他们的选择、思想和命运，也就能有更深刻的体会了。
 <h2>正始之音</h2> 
管辂说：“邓飏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行动坐卧就跟没骨头一样，
 
这是‘鬼躁’之相；
 
何晏形容枯槁、魂不守舍，面色发灰发青，
 
没有一点血色，这是‘鬼幽’之相。
 
两个人都活不长久了。
 
跟死人说话，我有什么好怕的啊？！”
 <h3>牛人王弼</h3> 
啰里啰唆介绍了魏晋玄学的由来和内容（这只是一些粗浅笼统的介绍，真想了解魏晋玄学，还得参考这方面的专著），现在我们回来继续说何晏。
 
曹爽独揽大权后，就任命何晏为吏部尚书，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部长，掌管着全国文官官员的评定、选拔，这权力可大了去了。
 
对于他这位吏部尚书，史书有截然不同两种评价，一种说他党同伐异、挟怨报复；另一种则赞他秉公行事，成绩显著：
 
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三国志·傅咸传》）
 
何晏居于高位，招来毁誉是常事，不过由此也可见当时的政治环境，明显有两派对立的势力。
 
他的政治才能如何，暂且不管，但是身居如此要职，何晏的能量得到最大发挥。
 
首先，他组织了几个大学问家，主持编纂了《论语集解》。这个《集解》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是儒学和玄学的结合物，影响非常大，甚至到现在，也是解释《论语》这本书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其次，就是他做得最精彩、最耀眼的事了——他擢升了一批玄学家，并且延引宾客，聚众交流。交流的内容呢，自然也都是《老子》《周易》之类的学术问题啦。大家互相辩难，“清谈”初具规模。
 
此外，他还做了一件留名千古的事——他发现并提拔了一个不世的奇才。
 
王弼！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只要稍微深入《老子》《周易》这两本书的，绝对会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读《老子》、读《周易》，用的注解都离不开王弼的贡献。
 
王弼也是名门之后——名门之后、世家大族，这几个词我都快写腻歪了，但是没办法，魏晋就是门阀时代，但凡蹦出来的名士牛人，基本上都是大有来历的。所以，我也只好忍了，并给大家交代一下王弼的祖辈都是谁。
 
王弼的祖上，也有几个做过太尉、司空这样的“三公”高位，不过他们名气不是很大。王弼的爷爷，叫王凯，王凯有个表弟，叫王粲——王粲名气就大了，就是前面介绍过的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才子。
 
当时长安大乱，王粲和表哥王凯逃离长安，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觉得王粲才华横溢，就想把女儿嫁给他，但是王粲长得挫了点，于是刘表就把女儿嫁给了王凯。
 
看明白了吧？王凯就是王弼的爷爷，王粲就是王弼的叔爷爷，而荆州牧刘表，就是王弼的太姥爷！王弼的老爸官居“谒者仆射”（谒者台是专门负责传达皇帝使命、引见臣下的一个机构，谒者仆射，是这个机构的长官），也是中央高级干部。
 
他就出生在这样的家里，非但生活舒适，他还很好地继承了祖辈聪慧的基因，史书说他：
 
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
 
王弼才十来岁，就喜好道家学问，并且能言善辩，博通无碍。我有时候想，史书记载会不会太夸张了，想想同样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孔融让梨了、曹冲称象了、王弼就博通《老子》了，而我们十来岁的时候都在干些啥啊？
 
王弼出生在226年，差不多比何晏小三十来岁。何晏当吏部尚书的时候，王弼才十六七岁。当时何晏举办谈座、大畅玄风，家里宾客盈门，来往的都是玄谈高手。王弼闻名，前往谒见。
 
何晏听说过王弼的名字，就很高兴地把他迎请进来。可大家一看，天呐！还是一个小毛孩子啊！于是，没人把他放在眼里。
 
但是何晏具备真正的学者气质，他不以职位、年龄论英雄，信奉“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于是，他就拿出大家刚才讨论的一个观点，对王弼说：“这个观点啊，我觉得很精妙了，基本阐述到头了，你还能再辩驳吗？”
 
结果王弼丝毫不客气，只几句话，就把那个观点驳倒了，登时满座皆惊。
 
王弼还没完，他又自问自答，自破自立，自己又当正方又当反方，顺着刚才那个观点反复辩驳，后面所阐述的这些义理，是大家听都没听过的。
 
何晏大喜，称赞说：
 
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引注）
 
就是说王弼这样的人虽然年纪小，但是见识高超，实在可畏，可以和他讨论天人之际的大学问了！
 
何晏没有因为王弼的才华而嫉妒他，反而对他很尊敬。何晏写了一本《老子注》，就拿去给王弼看。当他发现王弼的《老子注》更加精彩、更加高明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文章毁了，改成了《道》《德》两篇论文，可惜这两篇文章没能流传下来。
 
何晏都是组织部部长了，面对十几岁的毛孩子，还能平等交流，也不打压学术后进，也不逼迫王弼给他代笔写论文，实在难能可贵！何晏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一直被后人推崇尊敬，也令无数文人自觉羞愧。
 <h3>言——象——意</h3> 
王弼的厉害，不是吹出来的，他的一些观点，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包括今天的我们。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哲学有三个基本概念，即“体”（本质）、“用”（本质的表现和功用），还有一个，就是王弼所发挥的“象”。
 
古人认为，天道难测，语言根本无法准确表达深邃的含义。比如，庄子就说“得鱼忘筌”，《周易·系辞》也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王弼呢，在庄子、《易经》的基础上，又天才般地发挥了另一个概念——象。
 
“象”的概念，出自《周易》的卦象，就是那些长长短短的横线符号（乾卦）（坤卦）等等。
 
象，本来是用以表达“隐藏的天意”的，可是汉代学者把这些符号又具体化，比如“乾”就只能用马来比喻，“坤”就只能用牛来对应。说到“乾卦”，就说马如何如何；说到“坤卦”，就说牛如何如何，结果，把象也解释得死板呆滞。
 
王弼反对这种死板的理解，他把“象”加以发挥，拓宽其范围——大约可以理解为形象的东西、比喻的东西，既能体现终极道理又不那么直接具体的东西。
 
他说，只要符合乾卦刚健特性的，何必一定要是马呢？龙啊、马啊都可以啊。只要符合坤卦柔顺特性的，何必一定是牛呢？母马啊、大象啊也都可以啊。
 
由此，王弼就把“象”变成了一个既具体又可以无限引申的中介概念，成为“言”（实体的）和“意”（虚无的）之间的桥梁。王弼说，“言”确实不能尽“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言”来理解“象”，通过“象”来理解“意”。
 
这样一来，“象”的含义增宽，《周易》的解释都焕然一新。
 
这儿有点绕，我们举个例子说。
 
比如，我们说梦可以反映人的潜意识。“人对梦的解释——梦境——潜意识”，就是“言——象——意”三个层次。
 
一般认为，梦中的蛇代表阳具，这个梦里的蛇，就是“象”。
 
如果按照汉代学者的思维来解释：你梦到了蛇，你潜意识就是在渴望男性的阳具。但是王弼的观点要开明得多，王弼认为，你不能把“梦里的蛇”变成一个固定解释，否则梦境不变得太过死板呆滞了吗？还反映什么潜意识啊？这种见蛇就说阳具的说法，太武断、太呆板，根本无法认识深层含义。
 
在王弼这里，梦中的蛇，可以代表阳具，可以代表恐惧，可以代表柔软，可以代表邪恶，甚至可以代表绳子，可以代表一切的一切，只要符合“蛇”的特征，就都可以。
 
这样一来，才有可能真正深入梦境，真正了解人的潜意识。
 
既然“象”的含义不确定，可以多样解释，那么王弼进一步认为，对经典的理解，就不能拘泥于文字表面，要“忘象”才能“得意”。
 
举个例子，王弼以前的东汉学者，在解释儒家经典的时候，非常教条。假如要解释《论语》中“回也闻一以知十”这句话，就会在“一”和“十”这两个数字上下功夫：为啥是“一”和“十”呢？为啥不是“二”和“九”呢？圣人是不会胡说的，这数字也有莫大的秘意！于是开始牵强附会，解释得天花乱坠、奇形怪状。
 
王弼就说，别这么死磕啦，“一”啊“十”啊都属于文字表象，只是一种比喻，这句话是形容颜回很聪明，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已，压根不必拘泥于这些数字的含义。
 
对于汉代的学风来说，这完全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发现了没？我们今天解释这些话，用的思路，就是王弼的！
 
王弼的思想影响了整个魏晋以后的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比如我说“小明杀鸡给猴看”，您一定不会理解为：小明真的当着猴子的面杀了一只鸡。您会知道，这句话是个比喻，猴子、鸡，都是为了说明道理的“象”而已。比如小明爸爸谦虚，说自己的儿子小明是“犬子”，您一定不会理解为：小明就真的是一条狗，您知道，“犬”也是一个“象”。
 
不得不说王弼太牛了！他这些观点所改变的，不是对一两句经典的解释，而是改变了一种思维方式！这么牛的人，在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才二十来岁。
 
估计是老天怕他活太久，怕他整出太多新花样，所以早早就把他给收回去了，王弼只活了24岁。
 
曾经碰到有人跟我谈《周易》，说《周易》是神佛所传、是外星文明、是史前文明、是天书，好好努力学到六七十岁，估计才能摸到一点门路，年轻人不可能了解《周易》。
 
我当时就想反驳他，想问他知不知道王弼。后来一想算了，这种人，即便告诉他有个二十多岁的王弼是如此牛，他也会有各种狡辩。《周易》都能是“神传”的，王弼就不能是神仙变的吗？
 
王弼还有好几个观点，都很牛，不过本书就不多介绍了。
 
总之呢，在何晏、王弼等人手里，确立了魏晋玄学的基本命题，也确立了与传统学术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清谈”和玄学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后人但凡说清谈，必然要提到玄学；说玄学，必然提及清谈。
 
所以，何晏和王弼是魏晋玄学真正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h3>应璩和养生诗</h3> 
就在何晏、王弼等人大畅玄风的时候，曹爽的势力也到了颠峰。
 
曹爽为了建立威信，贸然行动攻打蜀国，结果大败而归。回来后也不反思，反而和身边几个小兄弟胡整乱来，由着性子随意变更制度。势焰熏天，无人能及。许多大臣都谏言，希望曹爽能稍作收敛，但曹爽怎么会听呢？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见状，遂隐忍不发，借口生病，不再上朝议政，暗中开始谋划着一盘大局。
 
魏明帝托孤的时候，就怕曹爽昏聩，所以给曹爽安排了一个办公室主任（大将军长史）——名臣孙礼，希望能在关键的时刻帮到他。可惜，曹爽觉得孙礼不听话，就把孙礼外放去做了扬州刺史。
 
孙礼不在身边，曹爽就更加肆无忌惮。他控制朝政，独断专行，甚至朝廷的贡品都是他先挑选，剩下的才送进皇宫——权臣干的这些事，说到底都差不多。
 
但是，大将军办公室还得有人管啊，于是，应璩就被任命为新的办公室主任。
 
应璩，是建安七子之一应玚的弟弟，也是很著名的文学家。看到朝政混乱，曹爽蠢行，应璩很是焦心，他不断规劝曹爽。我们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了，肯定没用！
 
于是应璩就做了一组《百一诗》，以讽刺朝政、规劝曹爽。
 
为什么叫“百一诗”呢？历来有好几种解释。有人说这是组诗，一共有一百多篇，只是大部分遗失罢了；有人说这诗一共一百个字，所以称之“百一”，也有人说是含有“百虑岂无一失”的意思。总之，这组《百一诗》，语言平实，自问自答，讽喻意味很明显。这组诗，成为后来的劝世警句、格言诗的祖先。
 
其中讽喻意味最浓的，是《百一诗》的第一首《下流不可处》。
 
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诬。
 
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
 
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所占于此土，是谓仁智居。
 
文章不经国，筐箧无尺书。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
 
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
 
这首诗分三个部分。
 
一开始第一句，就化用《论语》的“君子恶居下流，而天下之恶皆归矣”，变成警世格言：君子不能自甘下流，应及早谨言慎行。接着告诫曹爽，要是身居高位但是名气、德行不够，就会遭到诽谤。
 
接着第二部分，就以亲身经历为素材，讲了一个故事，来证明开始的这几句格言的正确性。
 
说自己前段时间罢官在家，有客人来到我家，我们就吃烤鱼喝酒开始聊天，结果这客人突兀地就来了三次逼问：你有啥功德，凭什么三入承明殿（代指皇宫）做官？你罢官后，凭什么住在这有山有水的好地方？你没有写出什么好文章，凭什么号称有才学、被人夸赞？
 
第三部分，就写作者自己的反应。说自己听了人家的质问，无话可说，只好退席跪拜，说自己确实没本事，就好像宋人遇到周客一样，惭愧丢人。
 
宋人、周客，是个典故。说宋国有个人自以为得到一块珠宝，藏起来秘不示人。后来碰到一个洛阳来的客人，该客人见多识广，宋人就拿出来炫耀。周客一看是假的，宋人羞愧地抬不起头来。
 
这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作者杜撰的，毕竟谁没事跑到人家家里，人家好酒好吃好招待，你还胡说八扯，把人逼到死角？
 
不过，讽谏的味道还是很浓的。
 
应璩的这首《百一诗》不太有名，但是他有另一首《百一诗》非常流行。
 
尤其最近这几年，养生之风非常兴盛，各家电视台、媒体、杂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看到养生节目、养生文章、养生书籍。我就纳闷，吃着地沟油呼吸雾霾空气，然后又泡吧喝酒大吃大喝，养个辣子生！不过话说回来，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才更需要养生。
 
应璩的另一首《百一诗》，就是讲如何养生的，所以现在经常能够看到。
 
昔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
 
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
 
上叟前致辞：“室内妪貌丑。”中叟前置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
 
要哉三叟言，所以得长久。
 
这首诗讲的是，他在路边碰到三个年过百岁还很健康的老人，就请教长寿秘诀，三个老人分别陈述自己的养生经。
 
第一个说因为老婆太丑、没性欲，所以性生活少、固肾培元，得以长寿；第二个老头说要少吃，别太撑，别太饿；第三个说晚上睡觉姿势要对，不能趴着睡、蒙着头睡。
 
最后应璩感慨说：哎呀是啊，这三个老寿星说的养生经可真对啊！
 
应璩生活在汉末魏晋，那时候战乱频仍，又加上有一场大瘟疫肆虐流行，许多人都染病而死，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四个人就都是染了瘟疫，在同一年死去。再加上政治迫害，这时期的文人对生命的无常都有深切的体验，所以应璩关注生命、写养生的诗，也在情理之中。
 
应璩算是幸运的，他活了62岁，在这批人中，算是长寿老了。不过，应璩没想明白，养生和长寿没有必然的关系，长寿需要的条件很多，养生顶多算其中的一个。
 <h3>还是人吗</h3> 
应璩的《百一诗·下流不可处》写出来后，在朝廷大臣中很快流行开。大家都很吃惊，作为大将军府办公室主任，怎么能写这样的诗？明摆着跟大将军唱反调嘛！
 
不过，何晏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好像早就料到了一样。
 
曹爽是一个糊涂虫，身边又围绕着几个急功近利的朋友，早晚是要出问题的，更何况，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在一旁虎视眈眈。在何晏看来，应璩的讽谏很及时，要能起到作用就最好了。
 
不过，应璩讽谏的效果并不明显，曹爽依旧我行我素，司马懿也暂时没有动静。当局势“一片大好”“连反对声音都听不到”时候，那就说明，有极其严重的危险正在酝酿。因为显露出来的问题好解决，隐而不露的危险才最有破坏力。
 
朝中一片“祥和”，但是洛阳城内外，开始流传关于何晏尸位素餐的童谣。
 
何晏知道，流言、童谣、时谚的背后，往往都是政治的策划，他隐隐约约嗅到了一丝不安、血腥的气息。整个朝野有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这种宁静，让人恐惧得窒息。
 
于是，何晏想到了管辂，就发帖请管辂相见。
 
我突然想起来《封神演义》中的说法，每隔一定的时间，神仙们都要应劫。这时候人间的表现，就是天下大乱、朝政昏暗，神仙们纷纷下凡，到这世上走一遭，然后给这个世上留下一些美丽的传说。
 
大约，魏晋时期就处在这个时间坎儿，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牛人出现呢？
 
以《三国志》这本正史记载的内容看，管辂简直就是游戏人间的仙人一枚。《三国志》把管辂列在《方技传》中，和大医学家张仲景、大音乐家杜夔、相士朱建平、占梦师周宣并列，称他们的本领为：
 
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三国志·方技传》）
 
管辂到底怎么个“牛”法呢？
 
打小开始，管辂就与众不同。别的小朋友玩尿泥，管辂则一宿一宿看星星；别的小朋友玩过家家，管辂却躲在一旁画星象图。管辂讲的东西，经常连老人们也听不懂。想一想可不是嘛，他整天琢磨的东西，有几个人能搞明白啊？
 
长大后，管辂精通《周易》，精通风角、星占、阴阳、堪舆、相术，甚至精通鸟语，他占算之精准，令人乍舌，留下了好多神奇故事。
 
信都县（大约在今天河北邢台）县令家的女眷一个个都得了怪病，头疼肚子疼，多方医治无效。管辂占卜后说：“你家北屋西头，地下有俩坟墓，里面有两具男尸。一个拿着箭——主射胸部，所以女眷心痛；另一个拿长矛——主刺头部，所以头痛而惊恐不安。”县令赶紧掘地寻找，果然挖出两具棺材。棺木已然腐朽，所葬确实是两具男尸，分别陪葬了弓箭、长矛。把骸骨迁走，于是，“家中皆愈”。
 
有个名叫郭恩的，兄弟三人都患了腿疾，疼得根本没法走路，就请来管辂一问究竟。占算之后，管辂说：“从卦象看呢，显示有个坟墓，墓主人不是你伯母就是你叔母。在过去饥荒的时候，你们兄弟三个为了几升米的活命口粮，就把她给推入枯井中害死了。你们做了这样的孽，因此会有这样的报应。”郭恩听了痛哭流涕，说确实有这样的事，悔恨不已。
 
够牛了吧？仅凭占卜就能看出地下死尸的情状，还能看出前因后果来！还有呢——
 
馆陶令诸葛原迁任新兴太守，名士们都去给他饯别。诸葛原听说过管辂的本事，有点不信，想亲眼一见，就要管辂射覆。所谓“射覆”，是古代一种高级游戏，要求参与的人都得懂易学。主人藏一个东西，不给任何提示，然后请大家用占算的方式来猜。射覆比较难，占断得准不准立见分晓，没法搪塞（后来射覆也变成谜语的别称）。
 
诸葛原命人藏了三样东西，管辂经过一番占算，然后说：
 
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昬夜，此蜘蛛也。（《三国志·方技传》）
 
打开一看，果然就是燕子卵、蜂巢和蜘蛛。
 
诸位想想，一个盆下面扣个东西，没有任何提示，一下子就能猜中是什么，这得多难？有人说是概率问题，无非就那么几种东西。那您给我猜一个试试？现实中的射覆，要是有人能准确说出其形状、大小、颜色、属性、用途，基本上就算高手了，但是管辂直接把这东西是啥都给说出来——要么记载夸张了，要么他就太神了。
 
管辂还懂鸟语，动物也有“语言”，有一种术数就是通过听鸟兽的叫声，来判断吉凶。据说孔子的女婿——公冶长，就有这个本事。
 
有个名叫刘长仁的人，学识渊博、很有辩才，听说管辂能听鸟语，坚决不信，就跑去和管辂辩论说：“动物傻乎乎知道个啥！圣人都说鸟兽不可同群，你还信这玩意儿！”然后引经据典说了一堆“迷信”“伪科学”“不可能”之类的话。当时刚好有个喜鹊叽叽喳喳叫唤，管辂听了以后说：“这喜鹊说，昨天有个女的杀了自己丈夫，然后会诬告是邻居杀的，估计很快就会告上衙门了。”话音刚落，就有一个女的来报案，说邻居和丈夫有仇，杀了丈夫！刘长仁顿时呆若木鸡、哑口无言。
 
管辂的相法也很厉害，他在表哥家里碰到两个客人，客人走后，管辂说：“刚才这二位老兄口耳间有凶气，魂不守舍，恐怕不会活太久了。”十多天后，这两人夜里出去喝酒，完了酒后驾车，结果，“牛惊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
 
还有一件事，就更玄乎了，出自《三国演义》。
 
有个叫赵颜的小伙子，眉目清秀。管辂偶然散步，遇见赵颜，就叹了口气说：“好孩子一个，可惜活不久了。跟你说了，赶紧早备后事吧。”赵颜一听吓坏了，哭着请求管辂搭救，家里人跟着一起求助。管辂说这是天命，人无能为力啊。可是架不住赵颜老爸的哀求，他心一软，就给赵颜教了一招：你如是如是、这般这般……
 
第二天，赵颜按照管辂教的，准备了一大盘香喷喷的鹿肉、一壶好酒，然后进入南山。走了五六里路，看见大松树下有两个老头在石坪上下棋，其中一个穿红衣面目慈善，一个穿黑衣面貌凶恶。赵颜就轻轻走到石坪边，倒好酒、备好肉，放在二老手边。二老正聚精会神地下棋呢，也没管这酒肉是谁给的，拿起来就吃就喝。不多久，酒肉吃光，棋也下完了，赵颜趁机跪着大哭高喊救命。
 
结果两个老先生这才反应过来，大吃一惊，你啥时候来的啊？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
 
红袍老人说：“这肯定是管辂给支的招！但是咱们既然吃喝了人家的东西，就只好给通融一下。”于是白袍老人拿出一个本子，密密麻麻都是人名。翻到有“赵颜”的这一页，看了以后对赵颜说：“你啊，本来只能活十九，现在给前面添个‘九’字，你就能活九十九了！回去见了管辂，让他别再乱说话了，要不然必遭天谴！”
 
红袍老人拿出笔，在“十九”前面添了个“九”字，然后，一阵香风飘过，两人化成一对白鹤冲天而去。
 
赵颜回到家里，对管辂说了情况经过。管辂说：“穿白袍的，是北斗星君；穿红袍的，是南斗星君。南斗主生，北斗主死。他们给你寿禄九十九，那你就放心好好活着吧！不到九十九你都死不了！”从此，管辂就不再随便给人占卜算卦、解灾避难了。
 
诸葛亮病重，曾在五丈原禳星延寿，就是拜的北斗星。可是瞧人家管辂，直接算出北斗南斗的行踪，直接前去要求赠寿，这可比诸葛亮七日七夜持续做法省事多了。当然，这个故事的可信度不高，神话色彩太浓了。
 
不过也由此可以看得，管辂善于占算的本事出神入化，大家认为他连神仙的踪迹都能算出来。
 
管辂的神奇事迹非常之多，《三国志》还记载了一堆，限于篇幅，就不多介绍了。总之，管辂的阴阳占卜之术，确实神乎其技，所以后人就把他尊为占卜的祖师。
 
他还写了《周易通灵诀》二卷、《周易通灵要诀》一卷、《破躁经》一卷、《占箕》一卷，可惜都失传了。据说失传的原因之一，是他刚死坟墓就被盗——大家希望能从中找到他的著作，学习他的神奇占术，所以这几本著作就失散了，我们也无从得知管辂到底有什么玄妙心得，能有那么出神入化的本事。
 <h3>一次著名的清谈聚会</h3> 
248年腊月二十八日，管辂终于到了京城，被何晏接见，当时在场的还有邓飏。大家都是名士，很快就进入清谈氛围。
 
何晏先和管辂讨论《易经》的问题，管辂说得头头是道，何晏非常敬佩。邓飏不太服气，责难管辂：你自认为精通《易经》，可是你聊了这么半天，没有引用《易经》里的一句话，这是为什么？
 
管辂应声回答：“夫善易者不论易也！”
 
意思是说真正懂易学的人，才不会句句都离不开《易经》呢——看看我们周边，除非太专业的学科讨论，一般而言，张口闭口引经据典掉书袋的老兄们，多半脑子都还浑着呢。
 
何晏听了频频点头，赞道：“先生真是要言不烦啊！”
 
慢慢地，就聊到了正题上。
 
何晏问管辂：“听说您占算神异非常，请帮我卜一卦，看我能不能继续高升，做到三公的位置？”然后又说：“我最近一连几天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堆苍蝇飞在我的鼻子上，赶也赶不走，这是什么意思啊？”
 
管辂说：“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个固定的卦象。比如周公旦辅佐武王伐纣，最后位至人臣，要是一开始占卦，也看不出来。正是因为周公旦勤勉公正、温和谦恭，所以才一步步走到最后的高位。现在您位高权重，官居吏部尚书，但是并没有给老百姓多少恩惠，也没人感激您，相反，畏惧你的人却越来越多，这可不是谨慎求福的路子啊。”
 
何晏若有所思地听着。
 
管辂继续说：“至于那个奇怪的梦呢，恐怕不是个好兆头。鼻子又称‘天根’，象征福禄、事业、前途。天根生得好，必然显贵。可是苍蝇呢，却是比较肮脏的东西，聚在鼻子上，遮掩天根，不是好事。希望您以后能谨慎言行、远离小人，这样苍蝇自然散去，您也能位列三公。”
 
管辂这一番话，说得非常狠，简直就是当面批评何晏。邓飏在一旁听不下去了，说：“你说来说去，都是老生常谈！没什么新意！”
 
结果管辂说了一句很牛的话：
 
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三国志·方技传》）
 
“谭”字，同“谈”。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老生（长寿者）常看到“不能老生”（早死）的人，经常谈到“无法常谈”（早死）的人，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暗示——你恐怕不能老生、不能常谈了！
 
何晏、邓飏听后极为不舒服，换谁听到这种话，估计都不舒服，毕竟爱听好话是人的劣根性。
 
于是这次交流不欢而散，何晏说：“快过年了，咱们明年再见吧！”就此送客。
 
管辂回家之后，把交流过程说给舅舅。他舅舅责备他说话太直接、太偏激，可是管辂说：“邓飏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行动坐卧就跟没骨头一样，这是‘鬼躁’之相；何晏形容枯槁、魂不守舍，面色发灰发青，没有一点血色，这是‘鬼幽’之相。两个人都活不长久了。跟死人说话，我有什么好怕的啊？”
 
何晏请管辂，本来是想解决心中疑惑、给自己找出路的。可是管辂所说，让何晏更加担忧畏惧，他的恐慌感越来越强。但自己是曹氏姻亲、吏部尚书啊，早已深陷政治漩涡，即便现在想抽身而退，也来不及了！
 
他的《言志二首》，就是在这种惊恐不安的心情下写的。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其一）
 
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弥？愿为浮草，托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其二）
 
这两首诗，是典型的托物言志。
 
第一首诗，描写一群鸿鹄（大雁之类）飞在空中，但却有陷入罗网的担忧。他借鸿鹄自喻，表露心中莫名的恐惧和担忧。与其醒目地飞来飞去，不如蛰伏五湖，以全天年，这首诗是说自己想急流勇退。
 
第二首，则以“转蓬”（被旋风吹入空中、成团飘摇的乱草）自喻，比喻自己深陷政治漩涡，欲罢不能，转而羡慕清池中自由自在的“浮”，这首诗哀叹自己连急流勇退恐怕都不可得。
 
两首诗的主旨简单明白，那种恐慌、无助、矛盾、无奈，明知有巨大危险却不知道到底多危险、什么时候会遭遇危险的心情，呼之欲出。
 
顺带说一句，何晏这两首《言志》，还是“玄言诗”的开端。所谓玄言诗，就是用诗歌来讲述玄学哲理。
 
玄言诗的名声不好，历来都认为玄言诗说理太多，缺乏艺术性，所谓“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现代无产阶级文艺观给的评论，则是“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寄托”。
 
不过，也有少量的玄言诗，托物言理，把“情、理、景”融于一体，反而呈现出很高妙的境界，这类诗，其实也是山水田园诗、禅诗的祖宗。
 <h3>高平陵事变</h3> 
事实证明，何晏的预感还是很准确的。
 
与管辂会面一周后，即249年（正始十年）正月初六，皇帝曹芳出洛阳，到城南二十里外去祭拜明帝曹睿的陵寝——高平陵，大将军曹爽以及曹爽掌握着兵权的两个弟弟一起陪行。
 
出城之前，大司农（农业部部长）范桓拉住曹爽，苦苦劝谏：您出城还把两个掌握兵权的弟弟都带出去，万一要是宫里出事，谁来应付？起码留个后手，把哪个兄弟留在宫中，也好有个照应吧？范桓和曹氏是同乡，是曹爽的叔叔辈，心思缜密有智谋，素有“智囊”之称。
 
曹爽哈哈大笑：“我是大将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敢对我不利？”
 
范桓提醒他，可别忘了城里还有司马懿呢！
 
司马懿？曹爽心里闪出已年过70的司马懿的面孔。曹爽确实忌惮司马懿，但是听说司马懿半年前就病了，而且病得快死了。为了防止奸诈的司马懿装病，他还专门派荆州刺史李胜前去试探。李胜看到司马懿耳聋眼花，已经不能自己走路，连吃东西都费劲，怎么都是在挨日子，回来后还对曹爽唏嘘不已，觉得司马懿可怜。都快死的老家伙了，能把自己怎么样呢？
 
想到这里，曹爽最后的顾忌也打消了，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城去了。
 
可是曹爽只知道司马懿老谋深算，却不知道司马懿还是最佳“影帝”。司马懿装病那一幕，活生生就是演出来的，而且演得毫无破绽、天衣无缝，把那个傻乎乎的李胜骗得伤感落泪，反倒成为他迷惑曹爽的最佳工具。
 
对于政治权谋家来说，沉得住气是最为重要的性格。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忍受一切，等待一纵即逝的时机。一旦掌握主动，就会用尽所有的力量把对手置于死地。司马懿深谙其道。
 
司马懿是典型儒家望族出身的人，他生于河内司马家，祖上世代为官。他有兄弟八个人，因为每个人的字里都有一个“达”字，比如大哥司马朗字“伯达”，司马懿字“仲达”，七弟司马通字“雅达”，等等，时人称为“八达”。
 
司马懿是世家大族，骨子里看不起出身寒族的曹操，所以最早曹操和袁绍相争的时候，司马懿就盼望着袁绍能赢，借口有麻风病，死活不愿做曹操的官。可惜后来还是曹操胜利了，司马懿就只好应征，做了曹操的文学掾。曹操让他跟随曹丕等一起往来，待在邺城。司马懿比曹丕大8岁，精于权谋，所以深得曹丕敬重，成了曹丕的智囊。
 
但是曹操对司马懿很不放心。据记载，曹操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三匹马一起在石槽上吃东西——此之谓“三马同槽（曹）”。而司马懿骨骼奇特，能够身子不动而脖子回转180度，像狼一样看到背后的东西，这在相术中被称为“狼视鹰顾之相”，是奸诈凶狠、背主薄恩的表征。
 
所以曹操很不喜欢司马懿，一直打压他，并且告诫曹丕：
 
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晋书·宣帝纪》）
 
可惜曹丕没有听曹操的话，曹丕临死前，还命司马懿辅政。
 
后来魏明帝曹睿的时候，诸葛亮北伐中原，曹魏朝中没有敌手，司马懿得以大展风姿。他驻兵岐山，南拒诸葛亮，直到把诸葛亮耗死。一时间，司马懿成了传奇人物！再后来，司马懿领兵打败了辽东公孙度，立下不世功劳。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了曹睿指定的顾命大臣。
 
司马懿和曹爽共同辅政，两人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作风。
 
司马懿处处受到排挤，但是他隐忍不发，一方面结交其余的贵族世家，另一方面积极兴修水利、上表减轻赋税，赢取人心。同时，他也有巧妙的政治布局，安排儿子司马师任中护军。中护军掌管着皇室禁军，又掌管了武官的人事选拔，是个极其重要的实权职位。司马师还豢养了三千死士，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
 
反观曹爽，一边忙着玩，一边急于建立功业、增加政治资本，结果草率出征蜀国，大败而归。尽管身居大将军，却在军中没有丝毫威望。身边的几位名士，也都缺乏政治手腕。好不容易有一个智囊范桓，还不能好好听取人家的意见。
 
所以曹爽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隐忍不发，就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皇帝曹芳和曹爽兄弟全部出城祭拜高平陵，城内防备空虚，这正是最好的机会！
 
司马懿听闻消息，立刻从病床上跳起来，进行部署。首先，命人假传太后旨意，紧闭洛阳城门，不允许城内城外有人随便出入。
 
紧接着，占领了洛阳城的武库，分发武器给自己的军队，整好装备，出洛阳城南据守要道，在洛水浮桥扎营，阻止曹爽回城。
 
最后，请了几个朝廷重臣——当然都是自己好朋友，任代理大将军、代理中军领事，分别驻军最高司令部、中央禁军总部，这两个职位，原来都是曹爽和他弟弟担任的。
 
这一切部署完之后，他就给曹芳写了一封奏章，奏章内弹劾曹爽各种罪行，要求剥夺曹爽及他两个兄弟的军权和一切职位！同时，又派与曹爽关系较好的几个人前去做说客：我只是要夺权，不要杀你。你别抵抗了，早早投降吧！
 
瞧这一系列手段，干净利索，狠、准、快、稳，招招杀手，不留余地，显然是谋划多时。曹爽，你拿什么和这么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斗呢？
 
百密也有一疏。智囊范桓，带着大司农印，矫诏出城，见到了曹爽！
 
司马懿听到范桓出城的消息，大吃一惊，大喊：“惨了惨了惨了，智囊跑了，这下坏了！”
 
可悲的是，这么重要的智囊，曹爽却不知道听取他的意见。范桓见到曹爽的时候，曹爽正发呆呢，琢磨着要不要投降！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政变搞蒙了，一个公子哥儿，哪里经历过这么需要考验应变能力和政治智慧的大事儿啊！
 
范桓的意见是千万不能投降。司马懿政变针对的就是你，你投降还有活路吗？这时候必须奋起反击。接着给他分析献计：
 
“许昌很近，一天就到，那里也有宫殿军队。到时候可以以许昌为据点，号召各地将士们勤王！皇帝曹芳和你在一起，你就有最厉害的武器。司马懿再怎么说也是政变，而你是名正言顺的维护正义，这是天大的优势啊！想当年，曹操就是有汉献帝在手里，才能在各路军阀中脱颖而出，更何况今天你有这么大优势呢？当然，最需要担心的事可能就是粮草问题了。不过不要紧，大司农的印信就在我身上，调动全国粮草丝毫不成问题。我们只要反抗，胜算有八成以上。”
 
范桓出的主意，怎么看怎么有道理，换一般人就赶紧照做了，可曹爽呢？他舍不得家中的财物和诸多小妾，犹豫了一个晚上，终于决定——还是投降吧！
 
曹爽的原话是：
 
（倘若投降）我不失作富家翁。（《三国志·曹爽传》裴注引《魏氏春秋》）
 
都这时候了，还想做个“富家翁”？曹爽确实太天真了。
 
范桓气得大骂：“你老爹曹真怎么说也是个英雄啊，怎么生了你们这一帮猪狗不如的蠢儿子啊！害得我得陪着你们一起死！”
 
于是，曹爽请罪、投降，司马懿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得大权。
 
曹爽正月初六出城，初七投降，初八开始做“富家翁”。
 
怎么做呢？当然，官职是没了，被软禁在自己的家里，不能出门。家的四周，搭起高台，上面士兵监视。曹爽想去后花园走走，士兵就在高处喊：“前大将军往后花园去了……”
 
被限制了自由，富家翁貌似也没啥意思，曹爽痛不欲生。不过这样的“富家翁”他也没做几天，到了正月初十，就“有人”禀告司马懿，说曹爽勾结太监张当，可能有谋反之意。司马懿遂下令逮捕张当，屈打成招，就以“大逆不道、谋反”的罪名，把曹爽兄弟、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以及“智囊”范桓，构陷下狱。
 
曹爽的“富家翁”之梦彻底破灭，政治斗争只有你死我活，怎么会有“富家翁”这个中间产物呢？你以为司马懿出身儒门家族，就真有儒家仁厚的作风吗？
 
亲，你太天真了。
 <h3>何晏究竟怎么死的</h3> 
根据《魏氏春秋》记载，司马懿命何晏主审这件“谋反”案，何晏对昔日好友穷追猛查，希望能得到司马懿的宽恕。最终审定，呈报曹爽等七人的罪行。司马懿说还不够，他打算屠杀八族，现在只有七族的名额。
 
何晏恐惧地说：“莫非还有我吗？”
 
司马懿说：“对啦！”
 
于是，何晏并曹爽、邓飏、范桓等，全部被杀，这八人的“三族”，也全被屠杀。
 
司马懿独揽朝中大权，狠如豺狼，大肆屠杀，几乎屠尽了曹爽家的后裔，无论男女老幼，一律不放过。
 
曹爽的堂弟曹文叔的老婆，名叫“夏侯令女”，是夏侯家的人。曹文叔早死，夏侯令女守寡，也没有孩子。曹爽的事发生后，夏侯令女的老爸上书，表明和曹爽家不再有姻亲关系，于是把女儿强行接回娘家，命他改嫁。
 
哪知夏侯令女是个烈女子，在这关键当口，表现出极强的勇气和道义感。她把自己的耳朵、鼻子都割下来，表明坚决不再嫁的决心。家里人劝她不要再坚持了，曹家人死得都没剩几个了，还为谁守节？
 
夏侯令女却说，曹家从前鼎盛我守节，现在衰亡了，我怎么能忍心抛弃？我更要守节！坚决不为禽兽之行！
 
司马懿听说后，对这个弱女子生起敬意，就任由她领养孩子，继承曹家的香火。
 
关于何晏之死，历来就有争议。因为司马氏篡权后，为了粉饰自己的形象，大肆抹黑曹爽、何晏等人，以表明自己夺权的正义性。所以关于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多有明显的构陷。那么何晏，就抓住其浮华的特性，说他没有道义原则、在位时期用人不公，最后办案也对昔日好友痛下杀手，把何晏说成一个乱政祸首、负义小人。
 
何晏是不是这样的人，笔者在这里不做过多的辨析。不过关于他到底怎么死的，很多学者有别的看法，其中有一种有点意思，这里说出来聊供参考。
 
这种说法认为，何晏其实是由司马师杀的。
 
首先，何晏的政治立场比较中立、超然，既看不惯曹爽的昏庸无能，也没有投靠司马家的意思。他自视甚高，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并不轻易偏向谁，所以，司马懿缺乏杀他的政治动机。
 
再者，司马懿当时年事已高，实际事务都是由司马师处理，包括发动政变的三千死士，也主要都是司马师豢养的。司马懿所做的，就是凭自己的威望树起大旗，顺便给儿子出招指点而已。
 
于是有人分析，最终导致何晏之死的，恐怕是出于个人私怨，而下毒手的，就是非常嫉恨何晏的司马师。
 
为什么呢？
 
当时，司马师也是清谈的一分子，并且也比较有名声，同何晏、夏侯玄并列，但是始终在何晏、夏侯玄之下。何晏有一次评价他们三人，说：“纵观天下名士，博学多才，能够精通天下书籍的，当属夏侯玄；考虑周到，能处理天下事务的，是司马师；行为高超，处理事情不快不慢，嘴上不说，大家就能理解其意，手上没做，人们也能受其恩德——我只听说过有这样的人，却没在现实中见过。”
 
其实，何晏言下之意，自己就是这样的牛人！
 
这一评比，就把三个人分了个高下，司马师因此对他不满。加上何晏平时逍遥散漫，清高自傲，欣赏博学多才的夏侯玄，看不起务实干练的司马师，所以，司马师这次挟怨报复，就把何晏也杀了。
 
高平陵事件后，以何晏为首的清谈派名士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惨重，史称天下“名士减半”。而在司马氏授意下，舆论也抹黑他们，把他们说成是万恶之源、祸乱之首。血腥屠杀、舆论欺骗，这是政客最常用的伎俩。
 
至于所谓“谋反”这个罪名，更是莫须有的。从历史上看，真正应该背负这个罪名的，反倒是司马懿父子。唐人编写《晋书》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司马懿撰写了《宣帝本纪》，其中评价司马懿时说：
 
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
 
就是说，你趁皇帝在外的时候，在朝中发动政变；先帝死了还没多久呢，你就率先屠杀大臣，难道你自己标榜的“忠诚大臣”，就这个样子吗？
 
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家族攫取了曹魏的实际权力，此后谋朝篡位的计划，一步一步慢慢实现。此后16年（265年），司马氏最终取代了曹魏，建立晋朝。
 
而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年间的名士们，惨遭杀戮、蒙受冤屈，但是他们的创新精神和玄学思想，他们宽宏的气量和对学问的尊重态度，却征服了后代知识分子，影响两晋、影响千年，至今不朽。

第三章 竹林名士——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嵇康《赠秀才入军》第十四首
 
《广陵散》因为嵇康，得以闻名天下，嵇康也因为《广陵散》，平添无尽魅力。他们已经融为一体，谈及嵇康，必然谈及《广陵散》；提及《广陵散》，也必然离不开嵇康。
 
他们都是反抗暴力的载体，他们都是独立自由的象征。
 
嵇康，让死亡变得凄美而绚丽。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抵达了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h2>夜中不能寐</h2>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
 
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
 
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
 
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h3>名士们的三种下场</h3> 
249年大年初一，就开始刮西北大风。
 
《三国志·方技传》描写，当时是“西北大风，尘埃蔽天”——今天看来，恐怕是沙尘暴。那时候的洛阳植被茂盛，没有工业污染，这尘埃蔽天的大风暴，绝对罕见。
 
所谓“突发怪异，必有不祥”，果然，十来天后，有消息传出，何晏、邓飏等人被杀，管辂的预言一一应验。
 
249年四月份，魏帝曹芳为彰新象，改元嘉平。所以，这一年既是正始十年，也是嘉平元年。
 
混了几十年的官场，司马懿非常清楚应该怎样玩政治。汉末以来，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凡朝臣弄权，必然招来非议。他们的口诛笔伐极其厉害，能煽动天下的民心向背，所以掌权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控制士人、控制舆论。
 
想控制一个人，还得花点心思；想控制一群士人，就更得讲究方式方法了。想当年，曹操的做法，就是逼迫士人出仕，把他们拴在身边，好吃好喝伺候着，诗词文章引逗着，使他们一步步沦为权力的附庸，年轻的司马懿就是被这样销蚀的。
 
“招安纳降”，这招非常厉害，能不知不觉中将反对者消于无形。这个招式，两千年来屡见不鲜，两千年来屡试不爽。
 
一如曹操对待自己一样，司马懿也打算这样对待其他文人——尤其是那些不听话的文人。
 
高平陵政变中，何晏为首的士人死了不少，时称“名士减半”。那么，招安的对象，就是活下来的一半！面对这一帮士人，具体怎么做呢？
 
士人们比较有知识有思想，但是也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弱点——崇拜偶像，易于盲从。好比小时候我们做了坏事，没人认错的时候，大家都死扛着，一旦有一个人认错，小团队瞬间瓦解，小伙伴们纷纷投降！
 
没人被招安，士子们就都死扛着；一旦有人被招安，其他士人就很容易撼动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找什么人做榜样最好呢？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必须先从大名士开始下手！大名士在士子中大有威望，是意见领袖，有号召力。按今天的话说，就得是粉丝上百万的舆论领袖。搞定他们，就意味着搞定了主流声音。
 
于是，才华横溢、声望极高、人气极旺的阮籍，就引起了司马懿的注意。
 
阮籍，是何来头？
 
阮籍出身陈留阮氏，那是绝对的大族，世家儒学、代有名宦。阮籍的爸爸阮瑀，是蔡邕2的徒弟，除了文章好，还弹得一手好琴，在当年就是大名人，名列“建安七子”之一。也就是说，阮籍的老爸阮瑀，当年是和曹丕、曹植天天混一起的，大家写诗作赋互相酬唱，称兄道弟、关系很好。
 
阮瑀为人恬淡自然，以不屈权贵、文才俊逸著名于世，史称：“军国书檄，多琳（陈琳）、瑀（阮瑀）所作也。”所以他人缘非常不错。
 
可惜阮瑀死得早，建安十七年（212年），40岁的阮瑀染病而亡，留下妻子和年仅3岁的阮籍。大家既伤心阮瑀之死，又哀叹阮籍母子的苦难，纷纷写诗赋纪念之。曹丕、王粲的《寡妇赋》，创作背景就是这件事。
 
曹氏政权没有抛弃这对孤儿寡母，反倒给以优厚照顾，可以说，阮籍就是在曹氏政权的庇佑下长大的。他生活方面没有欠缺，但是丧父失怙让他格外早熟，所以阮籍自幼努力，加上优秀的基因、良好的教育，就养成了卓尔出众、傲然不群的特质。史称阮籍：
 
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晋书·阮籍传》）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阮籍有一种很特殊的人格魅力。
 
当然了，和其他优秀人物一样，阮籍年轻的时候也有政治抱负。他想做一番事业，建立功业、孝敬母亲，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不断打击着他的理想。
 
阮籍身处权力核心，所闻所见，都是政治最黑暗的一面——为了权力，曹操可以胁迫汉献帝，曹丕可以任意折磨残杀亲兄弟，曹睿则蛮横荒暴不听劝阻，而号称大家风范、伏膺儒教的司马懿，更是表里不一、奸狠凶残。
 
于是，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阮籍，开始有意无意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史载，正始三年（242年），阮籍32岁，太尉蒋济征辟阮籍为官，阮籍勉强从之，不久托病而归。正始八年（247年），阮籍37岁，曹爽请阮籍出来做参军。当时正是曹爽权势熏天的时候，而冷静理性的阮籍，却对时局洞若观火，知道曹爽做事轻浮，必然没有好结果，所以也托病辞谢，隐居起来。一两年后，曹爽就被司马懿杀掉了。
 
对司马懿来说，像阮籍这样出身好、名声好、才华好的“三好”名士，那是绝对的大名士，有极高的利用价值，所以司马懿刚稳定了政局，就立刻召阮籍出来做官。
 
大名士的结果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政治投机者，通过“异见”谋取名望，条件成熟就积极投诚，所谓的“态度”，只不过是一种晋升的手段。第二种，一如何晏、孔融这类理想主义者，执拗天真、无法合作，最终被权力迫害。第三种，就如阮籍。
 
亲眼见识了司马懿的残狠恶行，刚刚目睹了一场血腥屠杀，在暴力的胁迫下，阮籍只好暂时屈服，答应司马懿出任从事郎中。从事郎中，按官制，是个仅次于尚书级别的高等官员，不过此时职权暗变，实际上变成了大将军的顾问幕僚。阮籍出任从事郎中，没有实权，徒具清贵之位，是个典型的逍遥散官。
 
阮籍这么做，只为避祸而已，所以，他整日喝得酩酊大醉，绝不参政议政，徒具出仕之名，并无出力之实，可谓真正的“大隐隐于朝”。北宋陈师道评说“嗣宗（阮籍）出身而纳智”，实在一语中的。
 <h3>只有鬼神才知道我的忠心啊</h3> 
司马懿掌握了朝局、控制了皇帝，首都洛阳当然是没什么人敢出来直接反抗了。但是在地方上，却不乏抵抗的力量。251年，太尉王凌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起兵讨伐司马懿。由于司马懿控制着皇帝曹芳，所以王凌打算另立曹彪为新君，摆脱投鼠忌器的被动局面。
 
曹彪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的亲弟弟，也就是当年曹植写《赠白马王彪》的那个曹彪，此时已经57岁，爵号“楚王”。王凌是汉末司徒王允（《三国演义》中貂蝉的干爹）的侄子，这时已经将近八十。王凌文武全才，名声显赫，是当时有名的忠臣。
 
其实，王凌起兵的事情早就泄密，司马懿一直装作不知道而已——此人心机，当真是深不可测。所以，当王凌真正举兵时，司马懿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司马大军沿水路南下，直逼寿春。
 
王凌至此才发觉被司马懿算计了。打仗就如下棋，对手实力相若，既失先机，再要抢回来可就难了，更何况面对的是司马懿这个老狐狸。王凌心知必败无疑，为了避免寿春城遭受战火、连累百姓，他决定自缚到司马懿军前投降。
 
王凌绑了自己，对司马懿说：“您直接下个文书命令，我就到洛阳了，干吗引大军前来啊？”
 
司马懿说：“您可是个诏书请不动的主儿，所以我只能亲自前来带您回去！”
 
王凌说：“太傅深藏不露，你可把我给骗了！”
 
司马懿却大义凛然、一脸正气地说：“我宁负卿，不负国家！”——都这会儿了，还用国家做幌子，还一副为国为民的假面孔！
 
历史上无数鲜血淋漓的事实告诉我们，很多口口声声为国为民的，都是道貌岸然的野心家、伪君子，这类人其实最自私，真实目的就是为自己！“国家”“民族”“人民”等等，说到底，都是其满足个人私心的遮羞布而已！
 
王凌被押送回京，途经已故忠臣贾逵的庙前，大呼道：“贾梁道！只有你才知道我王凌是大魏忠臣啊！”这种孤寂、无奈的表白，这种寄希望于鬼神理解的悲怆，令人闻之凄然，史称随从听闻者，泣不成声。
 
当夜，王凌把一些故旧下属召来，向他们辞别，不无愤恨地说道：
 
行将八十，身名并灭邪？！（《三国志·王凌传》引《魏略》）
 
然后服毒自尽。
 
司马懿这次“平叛”，又大肆屠杀了一番，所有和此案有关的人基本都被灭族。王凌不用说，曹彪也被迫自杀。为了防止再有人另立曹姓诸侯王与自己为敌，他把所有曹氏王公全部迁到邺城居住，并派官员严格监视。
 
邺城距离洛阳很近，是曹操当年经营的根据地，曹氏子孙大多居住于此。曹氏王公全被软禁在邺城一带，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什么后果——曹氏武力几乎被消灭殆尽，曹魏政权彻底被司马氏架空了。
 
在暴力高压下，朝局得以暂时安定。或许，司马懿为他的子孙铺好了路，自己的使命就结束了，同年六月，司马懿重病卧床。这次不再是演戏给政敌看——他已经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政敌了。他梦到贾逵、王凌在阴间向他索命，惊惧之下，病情越发严重，不久，这个老政客、老阴谋家、老军事家，一命归西。
 
司马懿归西，承继其权力的，是其长子司马师。
 
司马师的心术，比之乃父司马懿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平陵事变前，司马师和老爸商议兵变内容，保密工作做到极致，连亲弟弟司马昭都毫不知情，兵变前一夜，他才把消息告诉司马昭。司马昭惊惧得一夜没睡，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司马师的城府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司马师还暗中豢养死士三千，平时散落在民间，装成老百姓，兵变时召之即来，就像从地底钻出来的一样。这么强悍的组织、管理能力，绝对让一般人望尘莫及，难怪何晏都评价他，说司马师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天下无敌！
 
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司马师也遵循老爹的路子，恩威并用、变相管制。阮籍，就又被司马师召为从事郎中，依旧是表面上宠厚有加，实际上被管控着。
 
阮籍还是老样子，喝酒喝酒还是喝酒，可是光喝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心中的痛苦和困惑依旧存在。等憋闷得实在不行，他就再写写诗文抒发一下。
 
在如此高压严酷的政治气氛下，还敢随便写诗抱怨？
 
当然不能直接写了，所以阮籍写的诗，一首比一首晦涩，一首比一首难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阮籍的诗有个特点：“阮旨遥深。”就是说阮籍的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啊，深邃遥远，难以捉摸，需要拨开层层迷雾，才能知道他葫芦里到底装了什么！
 
阮籍最著名的，是有八十二首《咏怀诗》。这些诗都没有题目，全部冠以“咏怀”的名字，然后就“其一”“其二”等等，往下罗列。这些诗的写作时间也有早有晚，基本贯穿了他的一生。一般人刚开始读，常常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但诗中透出来的苦闷和孤寂，却显豁明白。比如非常有名的《咏怀诗》（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诗很有名，尤其第一句“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更是脍炙人口。这首诗很简单，没有什么难懂的字词，阮籍就写了自己半夜睡不着起来弹琴，弹着弹着就不爽了，“忧思独伤心”，抒发了一通“莫名的孤独感”，从中很难看不出有别的什么意思。
 
不过，他的高明也正在这里——或许，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在高压之下、无奈之中也只有这么写。
 
他写的诗歌，表面看和时政没有半点关系，都是抒发个人心情的。
 
影响心情好坏的因素，可就多了去了：吃饭，菜里头石子咯牙了，可以不开心；走路摔了一跤，可以不开心；喝水被呛到了，可以不开心；晚上失眠了，可以不开心……总之，可以有各种理由不开心。如此一来，司马氏想从这些文字里找茬儿进行政治迫害，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隐晦难解、比喻极多。钟嵘的《诗品》称之为“归趣难求”，沈德潜《古诗源》说“反复零乱、兴寄无端”。但是，他的心路毕竟还是有迹可循的，通过后代学者的考证分析，我们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
 
暴力高压、虚伪横行的世道中，阮籍只能用这种晦涩而玄远的诗，来抒发自己内心无尽的苦闷。
 <h3>不俗的老婆</h3> 
除了写诗抒发一下，阮籍还会经常开小差，跑出洛阳城，找他的几个铁哥们儿、好朋友一起喝酒，这些人都是谁呢？
 
好吧，好吧，我忍不住要介绍他们了！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说：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这段话完全不用解释！
 
相信读者朋友都听过“竹林七贤”这个几个字，或许您说不全他们七人的名字，但是您一定知道他们的合称。“竹林七贤”这个名词，在中国后世知识分子心中，就是独立自由的标志，就是反抗世俗的象征，就是坚守理想、蔑视强权的代名词！竹林七贤，是摆在独立知识分子神坛上的名字。
 
七贤中，山涛年纪最大，阮籍次之，接下来是嵇康，他们三个也是最早认识并交往的。
 
那一年，嵇康刚到洛阳。嵇康器宇轩昂，相貌非常，是个绝对的大帅哥。史书说他身高“七尺八寸”，大约一米八几，“容止出众”“风姿特秀”，见到的人感觉“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同时又才华出群，深为时人器重。总之又好看，又有气质，还有内涵！这么不同凡响的大名士，连曹氏宗族都对他青睐有加。
 
大约正始五年（225年）前后，嵇康与曹魏宗室联姻，娶了曹操的孙女长乐亭主（一说，是曹操的重孙女，本书从“孙女”说）。
 
何晏是曹操的女婿，嵇康又娶了曹操的孙女，想想这关系吧——嵇康得管何晏叫“姨父”。从亲疏远近关系上看，这也大约是嵇康选择的政治立场——坚决反对司马氏的原因之一吧。
 
具体嵇康和山涛、阮籍是怎么认识的，史书没有记载，也没法考证了，但是同气相求，同为名士、同样有才华、同样爱喝酒、同样好老庄，甚至同样的桀骜不驯、出尘脱俗，有这么多相似点的他们，即便暂时不认识，也终会有认识的一天。
 
总之，山涛就和嵇康、阮籍仅仅见了一面，就大呼对路，相见恨晚，引为知己，成为金兰之交。
 
山涛字巨源，精研《老》《庄》，又很能喝酒，据说有“八斗”的酒量。他酒量大、器量也大，行事磊落，耿介不俗。比较有趣的是，他还有个聪明非常、见识不凡的老婆韩氏！有关韩氏的一则故事，还记录在《世说新语·贤媛》中。
 
说山涛和阮籍、嵇康关系密切，好得不行，和一般的朋友交往大不相同，连韩氏都觉得不正常，韩氏就问是怎么回事。山涛说：“眼下能做我朋友的，我看就这两位了！”这话一说，韩氏更好奇了，就说我也很想见见这两位兄弟啊！那时候，正是“名教”的天下，女子不能随便见外人的。没几天，阮籍、嵇康又来了。为了让韩氏能仔细观察，山涛就把他们两个留下来住宿，并备好了酒肉。到了夜里，韩氏越墙而过观察二人，却被二人的风姿神采所吸引，通宵达旦忘了返回。
 
事后，山涛问观察的结果如何，韩氏说：“比起才华见识，你差远了；但是你气度很大，可以凭这个跟他们交往！”山涛大为赞同：“你说得对！我也觉得我的气度超过他们。”
 
山涛洞悉世事的能力也非常高，早在曹爽秉政时，司马懿为了麻痹曹爽，故作假象，先是称病不上朝，后来甚至装病危！这事儿连曹爽都瞒过了，却没有瞒过山涛，而当时的山涛，还只是一个普通官员。
 
这天，山涛和同僚石鉴一起休息。到了半夜，山涛分析时局，越琢磨越不对劲，他把石鉴踹起来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你知道太傅司马懿不上朝是什么原因吗？”
 
石鉴睡得迷迷瞪瞪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病了休息呗。宰相不好好上朝，天子赐他一封退休书把他搞退了呗！”
 
山涛说：“哎，石兄啊，你怎么还傻乎乎的啊？我劝你没事别乱跑了！”言下之意，就您这脑子，怎么也敢来搅合政治这潭浑水啊！
 
当夜，山涛不辞而别，离开官署，避祸隐居。
 
没过多久，阮籍也离开曹爽，辞官不做了。
 
又没多久，长乐亭主的驸马嵇康也离开了洛阳，带了家小，隐居住在了山阳（今河南修武）。
 
从此，竹林七贤——这个历史上极其耀眼夺目的文士集团，就开始形成了。
 <h3>瞧这几位</h3> 
山阳即今天的河南焦作市武修一带，在魏晋时期，这儿可是个极其敏感、特殊的地方。
 
为什么呢？
 
山阳属河内，而河内是个泛称，指的是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方。这里最早属于袁绍的地盘，后来曹操打败袁绍，夺取了河内之地，就着手大力经营。
 
大家可能还记得，曹操的根据地在邺城，而邺城便在河内。曹操被封为魏公、魏王，其核心城邑就是河内邺城。在这里，还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建安七子什么的，就都在这儿和曹丕、曹植一起宴饮优游。
 
所以，这一代大多都是曹氏宗亲和近臣的封地。曹操死后，就葬在邺城附近的高陵。曹丕篡汉，为了方便监管汉献帝，还把汉献帝迁到河内，废为山阳公。等到司马懿掌权，消灭了曹家势力后，同样为了方便监控，就把曹氏诸王也迁到邺城统一管理。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河内之地，对曹魏来说，是多么特殊的一片土地啊！司马氏秉政，原本高贵繁华令人向往的河内地区，一下子变成政治打压对象的禁锢之地，在当地活动的、心属曹魏的士大夫们，得有多么大的挫败感。
 
但是人往往有种奇怪的心理，政治得意的时候，就得活在最辉煌的地方，呼朋引伴、畅怀交友；假如成为政治打压对象，这些气节之士，死也要扎堆死在一起。
 
嵇康隐居的山阳，不偏不巧就在河内——邺城就在山阳的东北方，两个地方非常近。所以琢磨起来，嵇康隐居的地点，也大有深意。再加上山涛、向秀、吕安等人的老家都在这一带，逐渐地，以才高名著的嵇康为核心，就聚成了一个小圈子，令人神往的竹林交游便得以成形。
 
关于竹林七贤的名称、交游地点、交游范围、交游人数，后人多有考据论证。比如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就认为竹林七贤的名号，是取义佛教“竹林精舍”的典故，并且是先有七贤的称呼，再加了“竹林”的前缀，使得七人形象更为传神。当代王晓毅教授则认为，竹林七贤的名头，是东晋以后琅琊王氏为了抬高自己家族的地位，把王氏前辈中的王戎和嵇康、阮籍等六人的交往添油加醋神化一番，塑造出了潇洒飘逸的几个神仙人物，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除此之外，说法很多，不一而足。
 
但是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竹林交游的地点，大约就在嵇康家附近的竹林中，而交游的时间，大约是正始末年到嘉平中年，不到十年时间。
 
当然，我们不要幻想着每次聚会都是齐刷刷的七个人一起。现实情况是，或者三两人一聚，或者四五人一聚，七个人凑到一起的机会并不多——这和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一个小圈子的好朋友，没事聚聚，今天你出差了，明天他生病了，也不是每次都凑齐。当然，聚会中还有一些外围的朋友会参与进来，所以竹林的交游中，也不止这七个人，有名有姓的，还有吕安、吕巽、赵至、郭暇叔等十几个人。
 
只是出于对“七”这个数字的特殊爱好，比如北斗七星、七为少阳之数等，加之《论语·宪问》中有个“作者七人”3这么一句话，后人选取了竹林交游中最有代表性的七位，合称“竹林七贤”。
 
山涛、阮籍、嵇康，我们前面略有介绍，这儿说一下其他几个人。
 
先说刘伶。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提及刘伶，就必然要提及酒。过去酒家常有一副对联：
 
刘伶借问谁家好，
 
李白还言此处香！
 
这对联假设刘伶、李白两位嗜酒如命的大名士，为找好酒一问一答，目的是为自己家做广告。我们知道李白是离不开酒的，而在人们心中，能在喝酒方面和李白相媲美的大文士，就只有刘伶了。刘伶被称为醉仙，简直就是酒的代言人，至今还有一款白酒，就叫“刘伶醉”。
 
刘伶长得瘦小猥琐，沉默寡言，在注重容貌的魏晋时代，却也能成为大名士，可见其必有过人之处。他对生死看得很开，对身外的名誉、死后的身体，更是不在乎，很得庄子的精神。他经常坐着鹿车，手拿一壶酒，让仆人扛着锄头在后面跟着，并说：“我醉死在哪里，就地挖个坑把我埋了吧！”
 
他天天喝酒，结果喝得形骸俱废，得了酒精依赖症，甚至有一次差点死去。好不容易救过来，他妻子哭着央求他千万别再喝了。于是刘伶说：“好吧，但是我怕自己毅力不够，要在神明面前发誓戒酒。”他老婆一听非常高兴，赶紧去准备祭品所需的酒菜。结果呢？刘伶跪在神前，举起酒杯祷告道：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世说新语·任诞》）
 
然后又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很快就又醉死过去。
 
刘伶还有一个爱好，大约也是吃五石散怕热的缘故，整天在屋子里不穿衣服，赤裸着身子跑来跑去。有人去拜访他，看见他光着身子，就指责他为老不尊。结果刘伶却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没事干吗跑到我裤子里来？”
 
除了有这么多幽默豁达的趣闻，刘伶的文采也极好！他有一首诗《北邙客舍诗》以及一篇《酒德颂》流传后世。《酒德颂》使刘伶享誉盛名，但凡涉及酒文化，就一定绕不开他。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他出身琅琊王氏，是绝对显赫的世家大族。王戎小时候有过人的胆识，魏明帝曹睿曾经把一只老虎的爪牙拔去，关在笼子里任人围观。老虎发怒咆哮，大家都吓得连连后退，躲得远远的。只有王戎神色自若，一点也不怕，那时候他只有7岁。
 
不仅如此，他还聪明异常，有个关于他的故事很有名。说一群孩子玩，看到路边有李子树，树上结满了李子，大家都跑去摘果子吃，只有王戎站着不动。问他为啥，他说这李子一定是苦的。孩子们不信，摘来尝了之后果然如此，于是大家问他是怎么知道的。王戎说：“李子树生在路边，要是李子甜，早就被人吃光了，还能剩下这么多吗？”
 
孩童时期就有细致的观察能力，所以他看人也很准，长大后成为名噪天下的人物品鉴大家。阮籍比王戎大二十四五岁，整整大了一辈人，但是很欣赏王戎。有时候阮籍去王家做客，进门就对王戎的老爸王浑说：“你这人太俗，把你儿子王戎叫出来，我跟你聊还不如跟他聊！”王戎十四五岁就认识了阮籍，后来也是阮籍介绍他加入竹林交游的队伍的。
 
由于王戎年纪小，所以活到了西晋，并且当上三公的大官，但是他后来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极其贪婪吝啬。他家有棵独一无二的李子树，结的李子非常好吃，他就高价售出。这位老兄还怕别人得到李子核后把优质李子树种出来，居然把每一个李子核都钻掉再出售。
 
这还不算，他外甥结婚，他送了一件单衣。对，没错！琅琊王氏大家族的大官王戎，给侄子送了一件单衣做贺礼。可是没过几天，他居然又把这单衣给要了回来……
 
这还不算！他的女儿——亲生女儿结婚的时候，向王戎借了一笔钱，大约几万块，暂时没还。这要搁一般人，就当给女儿的嫁妆得了，你又不缺这几个钱。可是王戎不行，再见到女儿的时候拉着一张脸。女儿知道老爸的心思，就赶紧凑了钱还回来，王戎这才笑脸逐开。
 
王戎吝啬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为世人诟病，不过，这很可能是他的避祸之举。你想想，在权力集中的社会，皇帝最担心的是什么？是臣子权力过大，威胁到自己。王戎是琅琊王氏家族的人，又是部级高干，在晋朝权倾一时，要是再有清廉之名，免不了被猜忌——你权力都这么大了，还名声这么好、人气这么高，你到底是想干吗？所以他就用贪财吝啬以自污，表示自己没有野心——人眼里只能看到钱，也就不会有更大的政治抱负了。
 
由此可以谈谈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现象：大凡图朝篡位或者权倾朝野的权臣，许多都是一副君子面孔，有清廉勤政的形象，比如王莽，比如曹操。但只要是富甲天下的贪财鬼，一个个就都忠诚得不得了，最典型的就是和珅。
 
为什么呢？因为权臣有更大的政治目标，所以财物对他来说是次要的；而贪官只有保住自己的地位、保持朝局的安稳，才会获得更大的贪污机会。
 
所以历史上，一旦有某个大臣被怀疑功高盖主、权力过大，就会表现出贪财以自污名节，用以保全自己，王戎，大约就是这一类。
 
今天，情人之间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还和王戎有关。
 
那时候，“卿”是对小辈的昵称，不是敬称，所以地位低下的老婆，一般不能随便这样称呼自己的丈夫，只有父亲称呼儿子或者皇帝称呼大臣，才可以说“卿”——这是一种不那么尊重的昵称。
 
但是王戎的老婆偏偏不干，她整天“卿长卿短”地称呼王戎。王戎怒了，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称呼我呢？王夫人说：
 
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世说新语·惑溺》）
 
这两句话实在经典。我没法翻译，里面的俏皮幽默感翻译出来就没了，只能稍微做个提示——第一句的亲、爱都是动词，即觉得你亲近、爱你的意思。后面的“卿卿”，即：以“卿”来称呼“卿”。
 
由此，还有了一个成语，那就是“卿卿我我”。
 
王戎活了七十多岁才死去，在魏晋时期，实在算难得的高寿了。
 
阮咸是个音乐家，阮籍的侄子。今天在民乐中，还有种弹拨乐器叫作阮，形似琵琶，根据尺寸大小分为大阮、中阮和小阮。这种乐器之名就缘于阮咸，因为阮咸当年非常善于弹奏这种乐器。
 
在当时，还有个精通音乐的人，叫作荀勖，也是名门之后。那时候没有标准音高、没有留声机、没有调音器，音阶关系全凭耳朵和音律学数字的推算。阮咸认为荀勖的音律不准，荀勖很生气，就找了个机会把阮咸贬到外地。但是到后来，有个农夫在田地里耕地，得到一根周代的玉尺，正好是用来校准音律的。荀勖用那根玉尺测量自己所造的乐器，都差了那么一点点，这才佩服阮咸的高明。
 
阮咸蔑视礼法，孤傲清高。阮家虽然也是大族，但是族内也有穷富。穷富两支住在一起，但是中间隔了一条道，道北的富，道南的穷，阮咸就住在道南。
 
夏天阴雨较多，衣服容易发霉。到了七月七日这天，就有晒衣服的习俗，但是这也成了一个比赛奢华的机会。到了这天，道北阮氏都把自己家绫罗绸缎搬出来显摆。而阮咸呢？他则把自己的内裤挑得高高的，挂在竹竿上。自嘲说：“大家都在晒好东西，我也不能免俗！”讽刺之意，溢于言表。
 
阮咸也像他叔叔阮籍一样，很爱喝酒，并且有意效仿之，学习其放荡不羁。比如他请族人喝酒，嫌杯盘碗盏比较麻烦，不如大家围坐一起，围着酒缸把头伸进去喝！喝着喝着，家里的猪闻到酒香，也循香跑来，伸头进酒缸喝酒。阮咸也不以为意，和猪一起畅饮无阻！
 
再比如他在守孝期间和姑母的一个胡人婢女私通，导致那个胡女怀孕。姑母走了也一并带了胡女离去，阮咸听闻，连孝服也没脱，骑马就追，并说：“人种不可以失去啊！”阮咸在母丧期间的作为，尽管惊世骇俗，却丧失了名士的精神——真正而充沛的情感，比之阮籍、王戎、嵇康等人守孝时的痛苦哀伤，有着天壤之别。
 
由于阮咸的这种豪放缺乏相应的思想内容做支撑，就总透着一股学了表面功夫的感觉，让人感觉名士精神逐渐丧失。这也成为后来晋朝名士普遍的弊病，徒具装腔作势的形态，而丧失了名士的真正精神和内容。
 
向秀，字子期。老家就在山阳，是和嵇康关系最铁的人。
 
向秀是研究《庄子》的大家，曾经为《庄子》作注，自此之后，引起“庄子热”，史称“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
 
遗憾的是，《庄子》中的《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那时候向秀的儿子还小，不能将老爸的学问发扬光大。同时代的哲学家郭象看到了向秀的文稿，就以之为基础加以发挥，写了《庄子注》三十三篇，成为今天我们理解庄子最重要的材料。可以说，我们今天通过郭象的《庄子注》，就能基本窥见向秀的《庄子》注。
 
向秀思想深邃，不像其他几位那么张扬，整体给人的感觉，总是一身白衣，有一种特别阴沉抑郁的气质。他住的地方距离嵇康最近，没事就跑去和嵇康待在一起。
 
嵇康虽然隐居山阳，但是容止潇洒、气质出群，出类拔萃，神仙中人的名声远扬四海。加之与之交游的，个顶个都是一时文宗，当然少不了崇拜者，少不了有一堆“康粉”。
 
这些崇拜者，时不时还会去请教嵇康。嵇康是怎么对待其余“康粉”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位“康粉”的来访，却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影响到整个魏晋清谈的格局，影响到竹林名士未来的命运。
 <h3>梁子是这么结下的</h3> 
写书法的朋友对钟繇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钟繇是三国时期的大书法家，流传下来好几个书法帖子，其中著名的有《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等，学小楷的人肯定都临摹过。后人将他和汉代大书法家张芝合称为“钟张”，也把他和王羲之并称为“钟王”。
 
钟繇老先生有个儿子，叫钟会。这个孩子生得非常聪明机灵，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有个故事就充分说明了钟会的聪明。
 
皇帝曹丕听说钟家的孩子都不错，就想召来见一下，钟会和他哥钟毓当时都还只是孩子，见了天子威仪，钟毓紧张得跪在地上汗如雨下，钟会则淡定自若。曹丕问：“钟毓啊，你怎么出了那么多汗啊？”钟毓说：
 
战战惶惶，汗出如浆。
 
曹丕就又问钟会：“你为啥不出汗呢？”结果钟会说：
 
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瞧这脑子，反应得多快！一句话把皇帝的马屁拍得蹦蹦响。
 
这个故事出自《世说新语》，不过要么是假的，要么就是把皇帝的名字写错了。钟会出生于225年，曹丕226年就去世了，才一岁的钟会还不会说话呢！
 
不过，钟会小时候就能说会道、与众不同，甚至会揣摩大人心思，是没有疑问的，只是这样的孩子我不大喜欢。这种孩子聪明之余，透着一股成人身上才有的假惺惺，丧失了孩子的天真烂漫。按这种路子发展下去，孩子就很会表现、钻营，变得矫情、虚伪，长大后多数沦为俗物，很难有自己坚持的东西。
 
钟会就是这类孩子的代表，他尽管聪明伶俐、学识渊博，却积极向权力献媚，起初他深受曹魏政权恩庇，最后却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当时，年轻的钟会是嵇康的铁杆粉丝——不过这种“粉”也透着一股子钻营劲儿。他深知，嵇康是天下文宗，如果自己的文章能让嵇康写个评语夸赞一下，自己就立马身价倍增。就像年轻时候的范增找郭沫若给自己的画题字写评语一样，走的是同一个套路。
 
于是钟会就写了一篇极具时代特色的文章——《四本论》，然后就去山阳寻找嵇康。但是临到嵇康的门前，他有点畏缩了。嵇康不像郭沫若一样是个老好人，愿意提携后进，嵇康性情耿直、言语犀利、嫉恶如仇，万一随口问几句把自己问住了，这人就丢大了！
 
钟会不敢见嵇康，就在大门外把文章扔进去，掉转头赶紧脚下抹油跑了！
 
由此可见，嵇康在当时士人的心中，那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可气的是，嵇康根本没有给这篇文章以任何好评，甚至骂都没骂一句。最大的侮辱，就是无视。不过也能理解，钟会这时候还只是个28岁的年轻小伙子，除非特别对胃口，否则是难以引起嵇康注意的。
 
但是，对于心高气傲的钟会来说，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h2>废天子易如反掌</h2> 
皇帝曹芳为这事愤愤不平：我跟大臣多说几句话，
 
你就要把他杀了，你眼里还有天子吗？
 
左右就给他支招，既然司马师认为您要除掉他，
 
那就不如假戏真唱，真的找机会除掉他算了。
 <h3>《四本论》的深意</h3> 
话说回来，钟会写的《四本论》到底是个啥东西呢？他凭什么拿这个去找嵇康？而嵇康对之不置可否，是否也另有隐情呢？
 
还记得前面在介绍魏晋玄学时候说过的话吧？魏晋玄学分两派，一派是玄论派，基本上以《老子》《庄子》思想为基础，畅谈玄风，潇洒飘逸，独立自由，强调个性。这一派的言论经常颠覆传统观念，破坏礼制，触及司马政权的意识形态，使得“正人君子”和当政者十分头疼！
 
另一派是名理派，相对比较务实，循名责实，强调社会性，这一派的主张对政治稳定大有好处，所以名理派的玄学家大多数都混得不错。
 
由于出发点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两派在同一个玄学议题上，往往就产生了不同意见。一如今天对“市场经济”的看法，左派右派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比如魏晋玄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才”“性”关系。
 
所谓“性”，就是人的内在禀赋和道德品性，而“才”呢，就是人的才能和功业。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几类观点，分别为“才性合”“才性离”“才性同”以及“才性异”。《四本论》原文没有传下来，但是可以猜出，大约就是对这四种观点的分析和议论。
 
主张才性合、才性同的，基本是名理派。他们认为人的才能必然和禀赋有关，能干什么也都是禀赋的体现。举个例子，杯子可以用来装水，装水的这个功用和杯子这个本质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假如杯子都不存在，那么“装水”的功用也就不会有了。这样一来，对应到政治上，就会主张选举人才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些内在德性好的，只有品德好，方有可能才华出众，要是连品德都不过关，怎么会有才能？
 
主张才性离、才性异的，基本是玄论派。他们认为禀赋是一回事，愿意不愿意、能不能建功立业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两者得分开。举例说，“杯子”这个东西，有个空空的“性”，但是吧，杯子既可以放水，也可以当笔筒，所以，杯子并不一定就只能装水，不能简单地把“本质”和“作用”对应起来。这样一来，对应到政治上，就会主张选举人才的时候，不一定要选道德好的，道德好能力未必强。
 
大约看清晰了吧？名理派选人才，首先看重品德，但是品德好不好，很多时候是难以判断的。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引起弄虚作假之风盛行，人们会“装”，装自己很有品德。结果呢，招来一堆伪君子——不过这样刚好符合了司马氏政权的需要，司马氏就是打着“儒家礼教、仁义道德”的旗号治国的。
 
玄远派则相对高明许多，他们不强调个人德行，有能力就用。这样的结果，使得人们不必装君子，好好发挥才干就行，最终是能促进社会进步的——但是这样，就会对司马氏政权造成威胁。
 
所以，从这个问题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魏晋玄学家必然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一种被打压，一种青云直上。表面上看只是玄学思想不同，实际上却代表了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
 
据记载，傅瑕主张才性同，钟会主张才性合——这二位是名理派；李丰主张才性异，王广（被司马懿所杀的大臣王凌的儿子）主张才性离——这二位是玄远派。
 
不消说，竹林七贤也是玄远派。
 
对钟会写《四本论》给嵇康看这件事，后人有很多揣测。其中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这是司马氏政权故意派钟会这么干的，目的是探一探嵇康的政治立场。嵇康也深明其义，所以对钟会的《四本论》不置可否，直接忽视。
 <h3>魏晋第一有情人</h3> 
“才性关系”也是个老问题，早在钟会刚出生的时候，就有过一次“才性大辩论”。
 
228年，大名士旬粲（字奉倩）来到洛阳。旬粲的老爸，就是曹操手下第一谋士、大汉忠臣、大名鼎鼎的荀彧荀文若。旬粲就是荀彧的小儿子，善于清谈，才高识远，一到洛阳，就立刻引来首都朋友们的宴饮辩论。最著名的一次辩论，就是关于“才性关系”的。
 
旬粲主张“才性离”，辩论对手是主张“才性合”的傅瑕，主持辩论的是名士裴徽，作陪的还有大名士夏侯玄等人。
 
这场辩论很激烈，双方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以至于需要裴徽不断做中间人，帮着调整节奏，帮着解释。
 
那时候何晏还没死，政治环境还很宽松，学术气氛还很浓厚，所以名理派的傅瑕也宽宏大度。这场辩论，展现了十足的名士风流。辩论的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学术观点的争论，并没有影响到互相之间的交情，他们很快都成为了好朋友。
 
不过，这次争论为以后的才性关系问题奠定了基调，后人的辩驳分析，都没有跳出这次讨论的框架。
 
旬粲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后来玄学思想的发展，可惜他英年早逝，死的时候才29岁！关于他的死因，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说来让人不胜唏嘘。
 
旬粲出身极好，长得很帅，又很有文采，又蕴藉风流，所以曹洪就把自己美丽的女儿许配给了旬粲。小两口非常恩爱，你侬我侬，生活极其美满幸福。
 
但是天公不作美，在一个大雪满宇宙的冬天，他的爱妻生病了，病得特别严重，浑身发烫，怎么都不退烧，良医束手无策。旬粲着急得抓耳挠腮，又心疼妻子，又难过其病痛，恨不得自己能为妻子分担高烧的痛苦。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是那样不可思议的举动——他跑到院子里，赤裸身子，把自己冻得冰凉，然后跑回屋子，抱着妻子，用自己的身体为妻子降温。
 
可是结果呢？《世说新语》的记载用了九个字：
 
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旬粲就这样死了，没人知道是因为自己受凉病死的，还是思念爱妻伤心殉情而死。总之，在他的妻子死后没多久，他也死去了。
 
我想起另一个人。
 
一千多年后清朝的大词人、大名士纳兰容若。纳兰和旬粲一样，同样是帅哥，同样是贵族子弟，同样文采风流，同样夫妻和睦，同样也是爱妻早故，为爱而亡。
 
大约是老天不愿意看到人间太美好，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集于一身呢？所以，对于接近完美的旬粲、纳兰，老天给了狠狠的一击。又或是老天太爱惜他们了，趁他们还都年轻，就终结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成为人间难以再有的风景，成为庸人们永远的记忆。
 
总之，238年，旬粲美好的生命结束了。第二年，就迎来了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时代。魏晋苦难的黑幕，也就此拉开。
 
旬粲是幸运的，因为早亡，所以没有赶上被司马氏残害。早得一步走，片叶不沾身。
 <h3>夏侯玄之死</h3> 
旬粲是玄远派名士，他在洛阳的时候，和同为玄远派的何晏、夏侯玄都是好朋友。
 
249年高平陵事变，司马氏夺权，玄远派的名士被杀了许多，何晏也没能躲开厄运，这些前文都交代过了。
 
何晏被杀了，誉满天下、同为玄学领袖的夏侯玄的命运又如何呢？高平陵事变中，夏侯玄正在外地做官，所以侥幸逃过此劫，并没有受到株连。但从此之后，夏侯玄谨言慎行，不再参与交游清谈，不再写文章。
 
251年8月司马懿病死后，有个叫许允的人高兴地对夏侯玄说：“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一死，这下您用不着再担心了！”
 
夏侯玄苦笑说：兄弟啊，你怎么看不明白啊！司马懿是上一辈的老人，他活着，还会念及故人的情谊把我们当晚辈看，我们还没多大危险，他一死，恐怕他的两个儿子就容不下我们了！
 
事情发展果然如夏侯玄所料，尽管他三缄其口、低调做人，麻烦还是找上门来！
 
当时还有个大名士，叫作李丰，也属玄远一派，前面介绍过，就“才性关系”问题，他是主张“才性异”的代表。
 
李丰也算皇亲国戚，魏明帝曹睿的大女儿齐长公主，嫁给了李丰的大儿子李韬，所以李丰和曹睿是儿女亲家。曹睿死后，儿子曹芳即位，曹芳还得管李韬叫姐夫，所以李丰也是绝对的高官显贵。在曹爽和司马懿斗争中，李丰保持中立，所以高平陵事变中，李丰并没有受到牵连。
 
司马懿夺得政权后，对李丰这位名士也是采取拉拢的态度，司马师当权后，还擢升李丰任中书令。曹魏时期的中书令是天子近臣，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政策，职位非常高，差不多相当于全国人大委员长。
 
不过李丰并不买账，他对残忍诡异的司马家极其反感。
 
强权之下，皇帝曹芳已经形同傀儡。司马师不但虚伪残忍，而且安排了无数眼线在曹芳身边，堂堂皇帝，身边竟没有几个人可以信任。可以信任又能倾吐郁闷的大臣，就只有李丰了。
 
李丰任中书令两年间，经常被曹芳召去谈话，谈话的内容也严格保密。猜忌成性的司马师认定这些谈话都是针对自己、要除掉自己的计谋，就请李丰相见，然后诘问谈话内容，不料李丰就是不透露他们谈了什么。司马师暴怒之下，竟然用刀柄猛烈撞击，把李丰一下一下捣死了！
 
而后，打击面迅速扩大，又一场腥风血雨铺天而来！
 
李丰的长子李韬，以及和李丰关系要好的夏侯玄、张缉都被司马师逮捕起来，然后交到司法部，授意廷尉（最高法院院长）钟毓来审理。张缉是当朝国丈，皇后的老爹，钟毓呢，就是钟会的哥哥。
 
这种案子一般不用审的，所谓的“审”，只是走流程，然后琢磨一下怎么构陷一套说辞而已。但是，流程还是要走的，聪明要面子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做表面文章。
 
夏侯玄入狱后，虽自知难以幸免，但是即便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钟会曾经想和夏侯玄亲近交往，但是夏侯玄鄙夷钟会的为人，并没有和他做朋友。这时，夏侯玄成为阶下囚，钟会则高高在上，协助哥哥钟毓审理这件案子，手握生杀大权。钟会认为自己有了资本，就主动向夏侯玄示好，表示亲近。
 
要是一般人，当然求生要紧，陪审官主动和自己套近乎，那还不给点面子？
 
可是，在有些人心中，苟且活着并不是最高目标，他们还有更高的追求！钟会虽然也风流，也文采出众，但他至死都没能理解这一层，至死都把眼光局限在了功名富贵权势利禄上，所以，终其一生，他也没能成为一流人物。
 
面对钟会的亲近，夏侯玄坦然拒绝，而且拒绝地那么尊贵：
 
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世说新语·方正》）
 
钟毓只好亲自审问夏侯玄。
 
夏侯玄说：“我有罪没罪你还不知道？我有什么罪？！”
 
钟毓语塞。
 
夏侯玄继续说：“你枉为部级高官，却屈身做大将军府的奴才！你非得要口供，那你自己随便写好了！”
 
钟毓知道夏侯玄一代名士，节操高尚，不可能使他屈服，可自己对上面又不能没有交代，于是连夜伪造了一份口供笔录。第二天钟毓拿着这份口供给夏侯玄过目时，自己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夏侯玄看后，只是点头而已，不再说话，直到赴难东市，始终面不改色。
 
夏侯玄在当时同何晏齐名，而气质肃朗，更让人佩服，时称“朗朗如日月之入怀”。魏明帝曹睿的小舅子毛曾经也是一枚帅哥，有一次和夏侯玄坐在一起，人们就比喻说“好比蒹葭倚玉树”。蒹葭就是芦苇，二人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李丰一案，牵连到的人有夏侯玄、张缉、李韬、苏铄、乐敦、刘贤等，他们全部被灭了三族。屠戮之重，与高平陵事变的惨烈几乎不相上下。
 
皇帝曹芳为此事愤愤不平：我跟大臣多说几句话，你就要杀，你眼里还有天子吗？左右就给他支招，既然司马师认为您要除掉他，那就不如假戏真唱，真的找机会除掉他算了。
 
刚好这时候，蜀汉大将姜维发兵伐魏，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带部队路经洛阳，准备西行大战蜀国姜维。曹芳的左右就说：“这是好机会啊！趁司马昭觐见您的时候，把他杀了，然后用司马昭这支部队去攻打司马师。”曹芳也觉得这主意不错，但是真要做起来，曹芳就胆怯了，诏书都已写好，他却犹豫了。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关键的机会稍纵即逝。曹芳一犹豫，这机会就错过了，密谋诛杀司马昭的事情，也泄露了。此时司马昭的军队已经过了洛阳，收到密报后，立刻调转大军，入驻洛阳，先把曹芳给软禁了。
 
这给司马师发动政变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254年九月，司马师以“曹芳荒淫无道、迷恋俳优、品德不端”为由，废掉曹芳，贬为齐王（曹芳当皇子时的爵位）。由于曹芳是“品行不端”“没资格做皇帝”而被废掉的，所以他没有谥号。史书称呼他的时候，一般就称他为“齐王曹芳”。
 
紧接着，十月份，司马师迎请曹氏宗亲曹髦入京，继承大统，曹髦成为曹魏政权的第四位皇帝。
 
夏侯玄被杀，钟会却青云直上，进一步成为司马师的心腹。史载，钟会还会跑去询问阮籍对时局的看法，想套阮籍的话。但凡阮籍说点什么、发点牢骚，那他就完了。所以阮籍的做法就是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钟会什么也没套出来，只好作罢。
 <h3>又一次起义</h3> 
夏侯玄被杀、天子被废，一时间，朝野震惊，大家纷纷避祸自保，白色恐怖笼罩曹魏政权。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连空气都是刺冷而凝固的。名震天下如夏侯玄、尊贵如天子，司马师都是说杀就杀、说废就废，一般朝臣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夏侯玄的好友、镇东将军毌丘俭，更为警惕小心。毌丘俭的儿子毌丘甸对老爸说：“您手握重兵，镇守一方，有维护国家的责任。现在天子被黜，咱们却像没事儿人一样享受着高官厚禄，恐怕不是人臣之道，将会受到天下人指责。”
 
毌丘俭觉得这话很对，一方面为了自保，一方面也是大义所在，便在255年春天在寿春起兵，通告全国州县，讨伐司马师。此时毋丘俭觉得，进攻或许是最好的防守。
 
消息传到山阳，嵇康立即表示支持。早在司马师废黜曹芳的时候，他就气得不行，发誓与贼子势不两立。毌丘俭起兵讨伐国贼，正是他报仇雪恨、一快人心的大好机会，嵇康甚至想趁此机会拉起一支队伍，响应毌丘俭的号召。
 
这时候，山涛却站出来，极力反对嵇康的做法。山涛的政治眼光非常敏锐，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他认为毌丘俭虽然有计谋，但是不够老到，恐怕还不是司马师、司马昭的对手，毋丘俭这次起兵，必然失败。
 
嵇康依旧心有不甘，结果仅仅一个月时间，毌丘俭就被司马师打败了。毌丘俭被屠了三族，其同党七百余人全被收押，重要人物全被杀死。
 
不过司马师也付出了代价。废黜曹芳之后没多久，司马师就患了严重的眼疾，眼内长了个肿瘤。动完手术没多久，毌丘俭起义就爆发了。司马师抱病上阵，虽然平定了叛乱，但也加重了病情。255年闰正月二十八日，距离毌丘俭兵败被杀只有一周的时间，司马师就死在了许昌。
 
说来有点意思，司马懿杀了何晏、曹爽，引得王凌起义，等他平定了战乱，回来就病死了；司马师杀了夏侯玄、李丰，废黜曹芳，引起毌丘俭起义，等他平定了战乱，回来也就病死了。看来天理昭然、报应不爽，祸国殃民做坏事，终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司马师一死，曹魏大权就落入了司马昭的手里，于是，著名的司马昭先生就出任曹魏大将军一职，郑重其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h2>知识分子的本能</h2> 
在司马氏的统治下，
 
士人们受着身、心两方面的戕害。
 
比之当年曹操赤裸裸地挟天子以令诸侯，
 
司马氏更为阴毒。也正是因为如此，
 
曹操挟持汉献帝的时候，不断有儒家士人站出来反抗，
 
而司马氏掌控朝局的时候，士人直接反抗的声音就小了许多。
 <h3>儒家信仰的四个层次</h3> 
司马懿、司马师，虽然号称自己是儒家门第，但行为做事丝毫没有儒家的仁厚正直之风，反而充满了权谋诡诈和血腥暴力。至少在人们看来，他们两个与儒家都不太沾边，而更像城府深沉的阴谋家，更具备法家人物的特点。所以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政治空气冷固，一片白色恐怖。
 
司马昭却不同，他表露于人前的始终是一副忠厚的面孔。比起他的父亲、兄长，他似乎更加“服膺”儒教，也更加“信奉”儒家的信条。
 
司马昭坚决打起“仁义”的旗帜，以和为贵，不随便杀戮，怎么看都是忠厚君子。他注重声誉、爱惜羽毛，在乎民心向背，在乎历史的看法，所以愿意倾听民意、尊重大臣，无论干什么都要给天下人有个交代。
 
所以，他“爱惜”名士，供名士们好吃好喝伺候着；他“提倡”孝道，以孝治国、以德治国，表彰孝子贞妇；他爱国忠君，努力维护国家统一，并消灭了敌人蜀国；他谦虚和蔼，对待下属没有架子，坚决推辞皇帝赏赐给他的礼遇。
 
由此，司马昭获得了很好的声誉，甚至举兵反对司马师的毌丘俭，都认为司马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并上表说，自己举兵只是反对司马师，希望罢免司马师，让司马昭做大将军！
 
司马昭做了大将军，一度让许多人非常开心，认为司马昭是君子，从此就“周公辅政、天下归心”了。
 
天下确实“归心”了，司马懿、司马师执政的时候，时不时还有反对力量出现；司马昭执政的时候，曹魏国内一片和谐，甚至连反对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真是一个君子在位的和谐盛世之貌！
 
宽厚的君子司马昭执政，像阮籍这样的名士自然少不了好处。司马昭不但继续让阮籍担任闲职，还要和阮籍拉近关系，结成儿女亲家。
 
天啊！这么大的好事啊！跟司马昭结成儿女亲家，就等于傍上了大树，从此再无性命之虞了！但阮籍却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了，愣是打心里不愿意。
 
但这是君子兼大将军司马昭的要求，你怎么好意思拒绝呢？你又怎么能拒绝呢？于是，阮籍继续发挥酒的妙用，他连着喝酒连着醉，醒了继续喝喝了继续醉。
 
司马昭派去的媒人每次登门，都看见阮籍烂醉如泥睡在地上，一连七十多天，媒人愣是没找到开口说媒下聘礼的机会！于是，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现在流传的古琴曲中，有一首特点显著、节奏明快、非常好听的曲子，叫《酒狂》，已故老琴家姚丙炎先生打谱，相传就是阮籍所作。《酒狂》反映的情感背景，就是这次拒婚事件中，阮籍似醉非醉、似狂非狂的“佯狂”状态。
 
仗着司马昭是“君子”，阮籍表现得更为放肆。
 
他有一次很不经意地对司马昭说，自己曾经去过山东的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大喜，巴不得你主动要求做官呢。你这一开尊口，等于是向我示好啊，我求之不得！立刻满足你，封你去做东平相！
 
于是阮籍就骑着一头驴晃悠晃悠去上任了，干了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官差。
 
到任之后，他转来转去，却只干了一件事：把官署内的隔墙、屏障啥的都给拆了，然后大家不分官职大小，在一个大屋子下一起办公，互相都看得见。在今天，这个做法有个词，叫“透明化办公”，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阮籍就想到了这一招。
 
不过，阮籍去东平的时候，东平的民风已不似当年淳朴了。看到现实和想象中的差距如此之大，阮籍非常失落，还写了一首《东平赋》，其中充满了对理想中东平的怀念，于是，他只待了十天左右就返回了。
 
回来之后，他也没有对君子司马昭有更近的举动，依旧我行我素，喝酒喝醉，开小差出溜，找朋友聊天。
 
阮籍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道德君子司马昭既是自己的上司，还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怎么你对他这么冷淡呢？估计当时也有人这么问过，阮籍在《咏怀·六十七》中，给出了答案：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
 
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
 
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
 
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
 
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
 
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洪生，指的是学问渊博、很有名气的儒生，类似“鸿儒”。洪生说话办事都按照礼仪制度，穿戴也都要符合规章，设定尊卑次序，使得万物都能归于纲纪伦常。平时呢，仪表整齐、颜色肃穆，卑躬行止，手持玉圭玉璋，堂上放置着祭祀用的酒，屋里也备着稻粱这些祭品。
 
前面这几句都是对大儒“洪生”形象的白描，接着笔锋一转：
 
洪生在人前一套一套的，在私底下却灭芬芳——没有半点美好形象！一面说话恣意任性、信口开河，一面却还用仁义道德的大道理欺诳世人。
 
所以洪生这种人呢，表面上处处逢合礼仪，实际上却鄙陋虚伪一肚子坏水！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在人前假扮谦谦君子、内里却糟糕透顶的“洪生”，全篇充满了嘲讽的口气。洪生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很有代表性。
 
司马氏家族，以及围绕在司马氏家族身边的一群人，那些所谓的“礼法之士”，大多都是这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伪君子，对他们来说，仁义道德、礼仪制度，只是用来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
 
阮籍对这种“君子”的厌恶，一半是出于天性的真诚，另一半，则源于其思想的深邃。
 
一般来说，一个成体系的学说一旦在社会上流传开，就已经变得比较复杂，需要分层次分析。比如儒家思想，在孔子那里是一回事，在孔门弟子那里又是一回事，到了孟子、荀子，甚至再到汉武帝那里，各自呈现的都是不同的状态。
 
大致而言，从内容的角度讲，儒学基本可以分四个层次。
 
核心层次，是孔孟仁爱忠恕的人格理想，并由此衍生出的道德规则，以及对之汲汲追求的那种精神。
 
第二层次，是建立在正名、礼制基础上的一套礼法纲常和政治制度，比如荀子、董仲舒的思想都属于这个层面。
 
第三层次，是掺杂了法家、权谋家思想的儒家，外儒内法，为驭民之术，比如历代帝王眼中的儒家就都是这样的。
 
第四层次，是仅仅借用“儒家”的帽子，内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比如厚黑学、成功学、“国学管理学”等等，实为“伪儒家”。
 
儒家思想如此，其他学派的的思想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所以常听到人们动辄谈“儒家如何如何”“佛家如何如何”，我就想问一句：您说的是哪个层面的儒家？又是哪个层面的佛家呢？
 
很显然，司马昭所信仰的儒家，就是第三、第四层面的儒家，他只不过是借着儒家的帽子，披着儒家的外衣，用这种方式笼络士人，目的则是继续把持大权。
 
围绕在司马昭身边的所谓“礼法之士”，多数信奉的也都是第二、第三层面的儒家。他们一方面确实尊儒，另一方面却也懂得权宜奉承值道。在他们看来，“儒门礼教”更多的是护身符和粮票。这些人哪里懂得儒家仁爱拙直的精神？他们所能理解的，就是恪守教条、屈服现实，徒具“儒者”之名。
 
更为不幸的是，这些粗俗的“伪儒家”却霸占了话语权，打着儒家的旗号，去攻击一切意见不同者。他们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一般士人就很难鼓起勇气反对之。
 
为什么呢？举个例子。某人打着“孝道”的名义惩罚自己的儿女，女儿明知其父不对，却缺乏反抗的勇气，因为只要反抗，就会被冠以“不孝”的罪名。
 
司马昭名义上是用“礼教”来统治天下，行为却残忍恶毒，可是一般士人却很难反抗——因为只要反抗，就会被冠以“反对儒家”“不仁不义”的罪名。那么，只要还对儒家有感情，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在司马氏统治下，士人们受着身、心两方面的戕害，比之当年曹操赤裸裸地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氏更为阴毒。也正是因为如此，曹操挟持汉献帝的时候，不断有儒家士人站出来反抗，而司马氏掌控朝局的时候，士人直接反抗的声音就小了许多。
 
哲人总是孤独的，恰恰因为真正信奉儒家，却被世俗的所谓“儒家信徒”所不容。这，大约也是人类永恒的一个笑话吧！
 
阮籍不仅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也深入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他所坚持的，恰恰是儒家最真实的东西。
 
出于对虚伪道德本能的厌恶，出于对虚伪礼教本能的憎恨，阮籍对当时一切标榜礼教、标榜道德的人都嗤之以鼻！
 
阮籍以他独特的方式昭告世人：你们这些虚伪的东西，是有多么低等和无知！
 <h3>男女不设防</h3> 
男女之事，历来是礼教花最大力气来设防的，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能随便交流。今天看来，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权利的践踏，他们把女性当作私人财产而强行占有，所以才会有这样不正常的“礼教大防”。
 
司马昭提倡礼教治国，大家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极致，阮籍偏偏不理这一套。
 
阮籍邻居中有个美少妇，当垆卖酒。阮籍经常和王戎到这家酒垆喝酒，喝醉了，就睡在少妇的身边。少妇的丈夫开始很怀疑阮籍这样做的动机，就悄悄观察，但是发现阮籍喝醉了就睡，没有丝毫逾矩的行为，便就也放心了，任其大醉乱睡。
 
有个兵卒的女儿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人家，结果跑去灵堂放声大哭。兵卒在当时的地位很低，阮籍身为贵族，去平头百姓家吊丧已经很不合规矩了，跑去哭一个没见过面的女子就更不寻常。这兵卒不知所措，问阮籍：“您认识我女儿吗？”
 
阮籍说：“虽然我没见过她，但是早听说她有品貌、有才智，像这样值得欣赏的女子，这么早去世，难道不让人心里悲伤吗？”
 
还有，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待一阵子，阮籍却跑出来送别，显得非常伤心。叔嫂关系历来微妙，礼教时代尤其敏感。战国时期有人就问过孟子，嫂子溺水了小叔子该不该伸手去救，可见在人们的观念中，叔嫂之间得有多严重的避讳。
 
阮籍不仅不避讳，还堂而皇之表现对离别的不舍和难过，这让人觉得怎么都不合适，就有人对阮籍说：“你这样做太不合礼制了！小叔子怎么能对嫂子有这么深的情感呢？”
 
结果，阮籍借此说了一句睥睨天下的话：
 
礼岂为我辈设也？
 
是啊！虚伪的礼教、束缚人情感的礼教，难道是为我们这些敢于流露真性情、不做作的人准备的吗？
 
振聋发聩，名震千古！
 
单纯地欣赏美丽、单纯地惋惜美好生命的流逝、单纯地表达对嫂嫂的不舍，这都是人最本真最真实的自然反应，这有什么错呢？
 
在人性的真情面前，一切违反人性的名教礼制，都是枷锁。阮籍要追求的，是最真诚的情感，是敢作敢当的气魄，是逍遥天地的自由！在异化人性，把人变成机器、变成木讷的没有情感的行尸走肉的礼教前，只有阮籍用自己的真实情感，给那个冰冷僵死的社会，带去一丝温暖的人性光辉。
 <h3>吃人的孝道</h3> 
与礼教一样，“孝道”也是代表那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名词。
 
孝敬父母，本来是对父母亲情的自然反应，也是在生产力不发达时代保障老人晚年幸福的必然手段，但是，“孝道”一旦上升为“国策”，就开始脱离本质，变得恐怖无比。
 
由于孝顺父母，必然会牵挂父母的安危，从而不敢做有半点危险的事；也很容易养成忍辱的脾气，从而不会制造社会动乱，比如《论语》中就有很精辟的说明：
 
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个孝子，就不会冒犯长辈；不冒犯长辈的人而喜欢制造社会动乱，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
 
汉儒看到了这一点，就大力提倡孝道，把孝道进一步拔高，“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以孝事君则忠”，孝道成为忠君的基础，忠君成为孝道的延续。所以自汉以来后，以孝治国就成为驯化顺民必不可少的手段，至于最初对待亲人的情感，早已经变得无关重要了。
 
那么，“孝子”怎么才能让大家知道他是孝子呢？在具体的行为方面，就得有超越常人的事件。
 
比如王祥。据传王祥有个后母对他很不好，但是后母想吃鱼，王祥就大冬天趴在冰面上把河冰化开，搞出鲜鱼给后母炖汤喝，就这样，王祥成为了天下人学习的榜样！
 
司马氏家族非常看好王祥，于是，王祥的仕途平步青云，最后活到西晋，活了84岁，遍享荣华富贵，幸福地死去。不过我就想问一下，不就钓一条鱼嘛，干吗非得趴在冰面上？难道不可以把冰面砸开吗？这样作秀是给谁看呢？
 
作为一个孝子，对待活着的父母得百依百顺，对待死去的父母也得表现孝心！于是，丧礼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礼仪之一。父母死都死了，这时候再有孝心又有什么用呢？不管！必须表现得极为悲痛，必须按照丧礼的规范来。——其实，人的公众行为，从来就是表演给活人看的。
 
司马昭提倡儒家，自然少不了以孝治国，针对这一点，阮籍又有惊人之举。
 
阮籍自幼丧父，全仗母亲一手抚养大。后来，阮籍的母亲去世了，阮籍大为悲恸。按照丧礼，居丧期间不能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必须让自己看起来消瘦悲伤才可以。但是阮籍在埋葬母亲的时候，先蒸了一头小猪，吃完后又喝了两斗酒。吃饱喝足后，到母亲遗体前，哀号了一句“完了”，竟难过得吐出血来，此后身体一下子就垮了。
 
对待自己最亲的人，这种真实的情感，怎么可以用僵硬的标准来衡量呢？
 
比较一下当时的“礼法之士”的居丧情况吧。和峤是当时出了名的礼法之士、大孝子，他的母亲死后，他严格按照丧礼来，包括哭泣多久、什么时候哭、哭多大声，甚至每天吃多少米都按照礼制要求，用秤量出，不多一点。但是呢，他“神气不损”，所以被称为“生孝”。
 
这种虚假的套路，难道真能表达对自己母亲的情感吗？可惜人们就偏偏吃这一套，并且礼法之士还就只认这一套。
 
阮籍在居丧期间受到司马昭的宴请，席间，阮籍大吃大喝。当时有名的正直君子何曾也在场，何曾就非常看不惯阮籍的做法，觉得你在居丧期间，饮食都该控制，这么大吃大喝，怎么能符合礼制呢？于是当着阮籍的面就告状：
 
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世说新语·任诞》）
 
就像郭跳跳对范跑跑有莫名其妙的恨一样，何曾对阮籍也恨之入骨，他建议直接把阮籍流放海外——这几乎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
 
好在司马昭还算清醒，他替阮籍挡了一箭：“算啦，你看阮籍因为悲伤消瘦成这样子，吃点东西补一补也是应该的，这也算符合丧礼吧。”
 
这算是司马昭做得不错的一次，为此，给他加五分（满分一百）。
 
当时所谓的“君子”，表面喊着要宽宏大量、教化百姓，其实内心阴暗狭促，无比恶毒，难怪阮籍不屑这些礼法之士呢！
 
阮籍以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不守礼教并不等于不孝，对美好容貌的喜爱，并不等于淫乱！尊老爱幼、欣赏美好，本来就是人最真实的情感。这些最真实的东西被“礼教”压抑，那么“礼教”还有什么合法性可言？
 
不过礼法之士中也有个别明白人，中书令裴楷就是一位。按规矩，有人来吊孝，孝子就得赶紧跪着陪哭。裴楷去吊丧的时候，阮籍刚喝醉酒，披头散发、敞着腿坐在地上，也没陪哭。裴楷自己拿了个垫子，哭泣尽哀，吊唁一番，然后起身离去。
 
有人问裴楷：“按照丧礼，孝子见到客人，孝子先哭，吊客再哭，可是今天阮籍没哭，您哭什么啊？”
 
裴楷回答说：“阮籍是超脱世俗的人，所以不受世俗礼法约束；我们还是俗人，所以自己要遵守准则。”
 
裴楷虽然说自己是俗人，但是他已经表现得很不俗了。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给别人留下自由的空间，这一点，他已经做到了。别说比之当时的人，即便比起今天中国大多数人来说，裴楷的做法都是令人敬佩的！
 
阮籍还有一项特殊本领，就是眼珠子转动幅度超大——他可以翻起黑眸子，让自己的眼珠完全留白。居丧期间，各色吊客前来吊唁。要是来的人阮籍看不上眼，就翻白眼对之；要是来的人还不错，阮籍就用正常的黑眼看他，时称“青白眼”。
 
嵇康的哥哥、时任扬州刺史的嵇喜也是一名礼法之士，他来吊唁的时候，规规矩矩进香行礼、规规矩矩干哭几声，阮籍就示以白眼。但是嵇康就不同乃兄，同为吊唁，嵇康却拿着酒、抱着琴跑来。阮籍一看，立刻起身相迎，并以青眼视之。两人就在灵堂弹琴、喝酒，高声唱骂，恍若无人。
 
音乐和酒，是最能宣泄情感的东西，可是大多数人是音乐的门外汉，更缺乏打破规矩的勇气，又怎么能懂琴的奥妙，又怎么敢在丧期喝酒呢？放眼望去，衮衮世间，万人一面，都戴着面具生活，都活在别人的影子里，都是缩头缩脑、畏手畏脚的可怜虫！能明白阮籍的，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个人了。
 
所以有时候，阮籍会坐着马车，任由马儿四处走，走到没路了，他就下来大哭一场。他到底哭什么，没人知道，但我知道的是，率性之人，往往内心最是凄凉。
 
数行英雄泪，千古几人知？
 <h3>忠奸周公旦</h3> 
256年四月，即位刚半年左右的新皇帝曹髦临驾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去给太学生们讲课。
 
据记载，曹髦是曹丕的长孙，所以曹芳被废之后，曹髦接任，大家也没有异议。当时他被接到洛阳，已经摆明了要他继承大宝之位，但是年轻的曹髦却表现出异常的冷静、稳健和聪慧，显得非常有教养、识大体。
 
在他接到天子印玺之前，他的一举一动，都遵循一个臣子的礼仪，也不接受大臣们的参拜，也不住天子行宫，没有半点越矩。所以有一些忠于魏室的大臣非常欣慰，觉得这个孩子说不定能成大器，夺回曹魏大权。
 
但是“周公”司马昭实在太强大了，表面上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但在关键问题上丝毫没有放松，年轻的皇帝行动处处受掣。或许正是有感而发，曹髦给太学生们讲的内容，也就有非常明显的象征意味。
 
讲的到底是什么呢？
 
据《史记》等典籍记载，早在西周建国初期，周武王去世，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周公旦在朝辅政。周公旦的几个弟弟管叔、蔡叔，想趁机作乱，就散布流言说周公旦想篡位夺权，于是起兵讨伐周公旦。周公兴兵镇压，很快平定了战乱。这件事，史称“三监之乱”，也叫“管蔡之乱”。
 
但周公旦到底是忠心还是想篡位？管叔、蔡叔到底是忠心护卫周王室还是想作乱？历史上一直有争议。
 
不偏不巧，曹髦和太学生们讨论的，就是“管蔡到底是忠是奸”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敏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明显，司马昭就是权倾朝野的周公旦，前面起义的老臣王凌、毌丘俭，完全类似管叔、蔡叔。
 
曹髦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言下之意很明白，管叔、蔡叔有可能是忠臣，那么周公旦镇压了他们，就说明周公旦其实有问题。对应到现实，就把矛头指向了司马昭。
 
这件事很快传开，司马昭知道后，对这个小皇帝刮目相看，于是管控更严格了。
 
嵇康则在这一年写了《管蔡论》，文中就替管叔、蔡叔辩驳，认为管、蔡是忠臣，周公旦处理问题不合适，这件事应该由周公旦负责。这篇文章出来，他的政治立场尽露无遗。
 
司马昭可以容忍甚至包庇行为怪诞、不屑礼法的阮籍，但是绝对不能容忍口诛笔伐、嫉恶如仇、直接批判自己的嵇康。
 
厄运，就这么一点一点走进超尘脱俗的竹林。
 <h3>成功了，一定要给仇家显摆</h3> 
257年，又有一员大将举起反抗司马氏的义旗，他不是别人，乃是魏国重臣、镇守扬州的镇东将军诸葛诞。诸葛诞这名字，一看就知道和诸葛亮有关系吧？没错，他是诸葛亮的亲表弟。
 
毌丘俭起义的时候，诸葛诞还帮助司马师镇压了毌丘俭。但是一扭头，他也要举起义旗反对司马氏，我们可以想象，司马昭是怎样做“君子”的。真正的君子是裴楷那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温和，给别人留有空间，是不会给别人带来危险感和压力的。
 
诸葛诞就是明显感觉到了潜藏的危险，所以才甘冒大险，以地方之力反抗中央。诸葛诞的反抗，足足支撑了一年多，在258年二月，兵败被杀。至此，曹魏大臣中，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具备武力反抗司马家族的力量，全部被消灭。司马昭彻彻底底控制了曹魏政权，不留一点余地。
 
在一系列的事件中，钟会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和高度的忠诚，成为司马昭的心腹宠臣。
 
比如在镇压毌丘俭起兵时，钟会随军出征，掌管机密文书，出了几个计谋，立了大功；司马师刚死的时候，他又为司马昭献策，阻止了曹髦夺权的企图；后来诸葛诞起义，又是钟会帮着判断时局、制定方略，并凭借高超的书法水平，伪造敌军将领的书信，引起慌乱，使对方不战而降。尤其在平叛诸葛诞起兵的过程中，钟会功劳最大，被称为司马昭的张子房。
 
所以，平定叛乱后，他就被拜为司隶校尉，相当全国政法委书记兼公安部部长。这官实在够大了，而这时候的钟会，仅仅33岁。
 
一般来说，人在发迹之后，都会想起自己未曾发迹时的恩仇，有仇的报仇，有恩的还恩。厚道一点的就还恩，仇就不报了。
 
年轻气盛的钟会，就想到了当年和嵇康结下的梁子。钟会认为，权势能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当年对待夏侯玄，就觉得自己权势在手，夏侯玄便会屈服。夏侯玄不买账，钟会就认为是自己权势不够大。
 
现在自己是司马昭的心腹，又是司隶校尉，正是如鱼得水、权势熏天的时候。他的自我感觉又膨胀起来，于是，就想一雪当年嵇康轻视他的耻辱。
 
你不是轻视我吗？我现在权倾天下、衣轻乘肥，我成功了！你还敢轻视我吗？
 
成功了，一定要给仇家显摆显摆！——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舒服，而是为了让别人嫉妒。
 
于是，这位老兄浩浩荡荡，摆足了排场，带了一大堆随扈，乘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昂地前去山阳，寻找嵇康。
 
嵇康实在是个有趣的人。
 
除了名士必备的长相帅气、气质出众、能喝酒、文采好之外，他还多才多艺，他弹得一手好琴，并作了诸如《风入松》《长清》《短清》《长侧》《短侧》等好几首曲子，至今都有琴友在弹；他还会画画，据说也是一绝，在唐代还能看到他画的两幅真迹《巢由洗耳图》和《狮子击象图》；他还精于书法，工于草书，相传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唐人品为天下草书第二。可惜除了琴曲之外，他的书画作品都已经失传了。
 
非但如此，他还有一门特殊爱好、特殊技能——锻铁！这个可是需要体力的。想象一下，能打铁的嵇康，可绝对不是一个文弱书生，能写文章画画弹琴的打铁汉子，那得多迷人！无怪乎嵇康成为“偶像级文宗”。
 
嵇康家门口有一棵大柳树，嵇康围着柳树挖了一个水池，在旁边筑起铁炉，时常锻铁于大柳树下。村民们有需要锄头马掌啥的，就来找嵇康帮忙，有钱给钱，没钱嵇康也无所谓。打铁的钱，就用来换酒，然后又和朋友们弹琴唱歌，把酒言欢！
 
向秀一袭白衣，不爱说话，他住的地方距离嵇康也近，经常到嵇康这里，一住就是很多天。嵇康在大柳树下打铁，他就在旁边拉风箱。
 
一个午后，两个人就这样打着铁、拉着风箱。斜阳的影子里，慢慢走出一队人马，为首的高官锦带，环佩叮咚，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斜睨着嵇康、向秀二人，来到大柳树前。
 
而嵇康呢，照旧专注地打铁，一锤一锤，似乎根本不知道前面来了这些人。
 
这跟钟会预想的场景完全不一样，他想到嵇康对他笑脸相迎，他想到嵇康对他大声呵斥，他更想到嵇康扭头离开……但是，他没想到，嵇康对待他的态度，还是像几年前一样，根本无视！
 
被无视，是对人最大的伤害。
 
向秀则稍有停顿，抬眼看了看钟会，又看了看嵇康，然后低头继续鼓风。
 
钟会感到脸在发烧，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才好。待了一会儿，只好调转马头，准备离去。可就在这时候，嵇康突然说话了，打铁的节奏依旧没变，充沛的声音传来：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就是说，你听到了什么所以来？来了之后又看到了什么呢？
 
钟会回答说：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打哑谜一般的对话结束了。
 
嵇康的铁锤没有停止过，钟会的人马也渐渐离去。大柳树下，还是两个身影，打铁的嵇康，拉风箱的向秀。
 <h3>没有情商的回诗</h3> 
钟会离去了，史书没有记载他都做了什么，但很快就有消息传来，司马昭要征辟嵇康做官。
 
嵇康知道自己言语耿直、性情刚烈，远离朝局犹有一腔愤懑，更不要说在司马昭手下做个奴才了。朋友们劝他暂时离开山阳，避开司马昭的骚扰，嵇康答应了。
 
临行之前，有郭遐周、郭暇叔兄弟二人，前来送行。二郭纷纷作诗赠别嵇康，郭遐周作了三首五言古诗，郭暇叔写了一首四言诗、一首五言诗，都是别离之语。这几首诗，为嵇康避难河东，做了最真实的记录。
 
嵇康也作了三首诗回赠二郭，这就是嵇康的《答二郭三首》，我们选其中最后一篇，简单看下。
 
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鸾凤避罻罗，远托昆仑墟。庄周悼灵龟，越稷畏王舆。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简书。所好亮若兹，杨氏叹交衢。去去从所志，敢谢道不俱。
 
这首诗极尽铺陈表达之能事，用大量篇幅，或白描或比喻，猛烈抨击现实的罪恶，抒发对现实的不满。
 
从开篇到“越稷畏王舆”，都是这种抨击和铺陈。大意是说：看这个社会啊，艰难险恶让人惧忧。一切善恶的行为背后都是交易，正道隐匿无法显现。大路上都长满荆棘，让人何去何从？各凭权势才智互相倾轧，名誉高位都是火坑。凤凰为了避免罗网之祸，只好远远躲到昆仑山。
 
“庄周悼灵龟”和“越稷畏王舆”是两个典故。前者说的是《庄子》中的故事，庄子钓于濮水之上，楚国使者来请庄子做官。庄子用楚国的灵龟做了个比喻，说灵龟打扮得漂漂亮亮最后被杀了献祭，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泥潭里游来游去。后者也出自《庄子》，越国人连着杀了自己的三任君王，越国的王子稷（一作搜）因此逃到山里，死活不肯出来做国君。
 
嵇康用这两个典故自比，形容世道昏暗，逃避功名利禄、保全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司马昭让自己出去做官，这明显就是火坑，自己怎么能跳进去呢？他是坚决不去的！所以，嵇康借庄子的话表明态度，“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那些最高境界的人啊，都是保全自己、隐迹俗世、喜好玄虚。
 
最后三句是对二郭的回馈。郭遐周的赠诗中有一句“所贵身名存，功烈在简书”，有劝进之意，希望嵇康能够积极进取。嵇康对此回应说：“功名有什么好留恋的？更何况还要所谓的名垂青史？”
 
接着，嵇康让人哭笑不得地写：“但是没法子，你们两的志向就是功名啊，难怪战国道家思想家杨朱说过，路太多让人无从选择！此后我避祸远去遂了我的心意，咱们的路终究还是不同的！”
 
人家来送别你给你写诗，结果你回的诗还把人家批评一番，这嵇康的性子也真够耿直的！在今天成功学家们的眼里，嵇康肯定属于情商超低的一类人。
 
然而，他的可贵也正在于此，最真诚地表露自己的情感，这样的人，才能作为真正的朋友。想必郭氏兄弟能和嵇康关系这么好，也是欣赏他的耿直的。
 <h2>广陵绝响</h2> 
竹林集团解散后，很快进入两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
 
隋唐科举取士，士人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
 
皇权一步步集中到了巅峰。此后一千五百多年中，
 
再也没有嵇康那样慷慨激烈的声音，再也没有嵇康那样潇洒自由的身影。
 
自《广陵》绝唱后，知识分子的那颗头，至今，都跪在地上！
 <h3>活神仙孙登</h3> 
离开山阳，嵇康暂避汲郡。在这里，他潜心从事道家养生练气之法，经常登山采药，攀岩挠壁，纵跃其间，有时候遇到好景好水，得意之时，竟忘记下山。他潇洒出尘的样子，被砍柴的樵夫们见到，纷纷相告，都以为碰到了神仙。
 
嵇康当然不是神仙，不过在汲郡的苏门山，确实有个神仙一样的隐士——道士孙登。嵇康就在这里追随他，待在他身边，这一待就是3年！
 
孙登在当时大为有名，历史典籍关于孙登的记载很多，基本大同小异，但是也有明显的神化色彩。
 
《晋书·隐逸列传》记载，孙登字公和，河南汲郡人，在苏门山土窟石洞中居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精研《易经》，善长啸，擅抚一弦琴。葛洪在《神仙传》中，对孙登的故事记载得多一点，有对未来的准确预言，也有死而复生的异状，不过这明显是道教的文学加工。
 
魏晋时期，“啸”很流行。据说阮籍精通啸艺，他的“啸”声，百步之外都能听到，但“啸”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想来，“啸”无论如何也得具备两点：第一声音得大，第二还得好听。
 
阮籍就曾经专门拜访过孙登，据《世说新语》《水经·洛水注》等典籍载，阮籍见了孙登后，跟他说话，这位老先生却闭目不语。阮籍知道和这位老先生沟通，语言是多余的，于是，阮籍就“大啸”。结果呢，孙登睁开眼，笑眯眯地说：“复作向声！”阮籍就又大啸了一次，老先生听后又闭目不语了。
 
阮籍知道这次交流已经完成，于是辞别下山。走到山腰，突然听到山顶传来一阵长啸，那声音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声震山谷”，回头看去，乃是孙登的啸声也！
 
这次拜见孙登，阮籍有什么收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回去的途中，路过楚汉之争的遗址时说了一句话：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
 
然后，阮籍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散文，也是他的代表作——《大人先生传》。文中描写了一个博通天地、完全超越世俗的“大人先生”，体现了老庄思想的精髓。这位大人先生，是阮籍心中的理想人格，而其原型就是孙登。
 
嵇康在山中采药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孙登，一见之下就知道不是常人，遂以弟子之礼师之，《晋书·孙登传》对嵇康和孙登的交往有一段记载。
 
嵇康在孙登身边待了3年，孙登没有跟嵇康说过一句话。好容易碰到个活神仙，谁不想知道点前世未来啥的？所以嵇康也每每叹息。最后嵇康快要离开了，也同我们一样，忍不住想要临别赠语，就对孙登说：“老师您没有一句话送给我吗？”
 
孙登这才说：“康儿啊！你知道火吗？火有光芒，但是自己不用光芒，最后才能有光芒。人也一样，人有才华但是不显露他的才华，才华才能有用。所以，发光的关键，得有木柴；使用才华的关键，得能够识人。你现在才华太高，性情又太过刚烈，但是识人的本领不够，在这样的社会里，你恐怕难以保全自己啊！”
 
孙登的人物形象，肯定是不断积累附会而成，他和阮籍、嵇康的交往，也经过了无数的文学夸张。但是孙登的出现，却给我们帮了一个大忙。以他为参照系，可以更好地理解阮籍、嵇康的思想特征。
 
阮籍、嵇康都与孙登有过密的来往，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出，二人在内心深处都是偏向道家的。尤其是阮籍，《大人先生传》就是他的理想追求。
 
嵇康则略有不同。尽管嵇康也采药、炼丹，追随孙登，但是他本性的耿直刚烈，他对是非善恶的爱憎分明，他直拗真诚的棱角，让他不由自主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鲁迅说，嵇康在本质上实在是个真正的儒家。这些优良的特性，恰恰是他取祸于恶世的根源。
 <h3>伤哉！潜龙</h3> 
259年正月，地方奏章上报，在河南宁陵县的一口井中，发现了两条黄龙。在此之前，河南顿丘、冠军、阳夏等地的水井中，不断发现黄龙。文武百官一致认为这是祥瑞，是吉兆，都上表庆贺。
 
古代好多史书都有个问题，就是记载了太多神奇古怪的事情，让人有时候不知所措，难道当时真的有这么多超自然现象吗？比如发现黄龙这事儿。按说，龙是图腾形象，不是现实有的物种。而史书却堂而皇之记载了，就让人怀疑到底有没有龙。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同名不同物”，古人也有可能把鳄鱼、大蛇之类的，都叫作“龙”。
 
总之，无论如何，在259年前后，洛阳附近县市的水井里，不断能发现黄龙。
 
龙，在古代，从来是天子的象征。和皇帝有关的事物，经常被冠之以“龙”字，比如龙床、龙椅、龙鳞等等。到了明、清两代，龙图案更是只能和皇帝或宗教相关。
 
非但如此，《易经》的第一卦，象征着至大、至善、至刚、至健的“乾卦”，其卦象卦辞，就都是用龙来比喻说事儿。比如咱们常听到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成语，都源自这一卦。
 
尽管百官都认为掘井见龙是大祥瑞，但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曹髦却不这么认为，他说：“龙，象征君王。可是这些龙不但不能飞在天上，也不能游走在田野，却委屈无奈地掉到深井底下，这是把龙给困住了，哪里是什么好兆头！”
 
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看到专横的司马昭，于是，曹髦就做了一首《潜龙诗》，哀叹这些掉到水井的黄龙，也哀叹处处受制的自己。
 
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
 
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
 
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这首诗很直白、很明显了，典型的托物言志。大意是说：真可怜啊，你这条受困的龙！没法子逃离深渊，上不能翱翔九天，下不能游走田间，结果困在井底，让泥鳅黄鳝这些货色在你面前耀武扬威。你现在蛰伏井底，空有爪牙鳞甲，却不能施展，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从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小皇帝自嘲中带着悲哀的心情，他对司马昭这条泥鳅黄鳝，可谓恨到家了。
 
不过他还是缺乏政治经验，这首诗，把自己的心志暴露无遗。政治，从来不是率真的人可以玩的游戏。
 
司马昭看到这首诗之后，大不高兴，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这年四月，百官请奏，一定给相国司马昭加九锡。
 
还记得曹操吗？曹操当年也是加九锡。臣子加了九锡，就意味着天子该玩完了。
 
此前，百官就已经奏请要给司马昭加九锡了，可是司马昭死活不受，连辞九次——瞧这戏演的，完全是一副“我是大忠臣，尽管功劳无比，但我依旧谦虚”的样子！一连推辞九次！我就不信，没有你的授意暗示，没有你的默许，谁能上赶着要给你加九锡？
 
记得那谁谁说过的，“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装，也装得太过了！
 
这次旧事重提，司马昭就顺利接受了。诏书擢升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
 
曹髦不是傻子，他眼睁睁看着司马昭一天一天蚕食自己的权力，忍不住心头怒火，积累多年的愤怒终于爆发。
 
259年五月八日，曹髦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在这里等着被罢黜的羞辱。今天，我要和你们一起行动，亲自讨伐司马昭！”
 
伪君子骗得了天下人，也骗不了他直接蚕食的对象，能把小皇帝逼上梁山，司马昭也真够本事。
 
尚书王经劝他忍耐一下，不要意气用事，毕竟司马昭的势力已经遍布天下，单凭小皇帝宫中的一点门卫军队，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可是曹髦已经再也忍不住了，看过恐怖片吗？那种死亡来临前的恐惧和压抑，让人恨不得立刻痛痛快快地死去，曹髦大约就是这种心态。与其苟且活着等待被废，不如直接和司马昭干一架，还能死个痛快！
 
于是他从怀中掏出已经写好的诏书，扔在地上，说：
 
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三国志·三少帝纪》）
 
然后进宫报告郭太后。
 
王沈、王业一看，赶紧连夜跑去给司马昭报信，临走前叫尚书王经一起报信，却被王经拒绝了。
 
于是曹髦身披甲胄，抽出宝剑，登上车辇，率领着奴仆、侍从以及一些贴身禁卫，擂鼓呐喊，冲出皇宫，直奔司马昭府邸。
 
司马家族有两个人天性纯良，与司马懿等凶狠残暴的行径截然不同。一个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一个是司马懿第五子、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司马伷当时任屯骑校尉（骑兵总司令），曹髦的部队还未冲出外宫宫门，首先与司马伷的部队相遇，曹髦左右大声呵责，司马伷没有做丝毫抵抗，部下四散而去。
 
但是总有恶心的人，司马昭的心腹、中护军（相当于禁卫军司令）贾充听闻消息，率领部队从宫门外杀入，和曹髦的随扈混战成一团。毕竟还是皇帝，曹髦挥剑驱车前进，畅通无阻，贾充的部众不敢冒犯。
 
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事情紧急啊，怎么办？”
 
贾充大声说：“司马公平日厚待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今天的事，有什么可问的？”
 
成济听后，抽出长矛，直接就把曹髦刺死了，曹髦死时，年仅19岁。
 
宫内混战，消息早就传开了。太傅司马孚急忙驱车赶去，等到了现场，曹髦已经气绝身亡，倒在辇下。司马孚抱起尸体，放声痛哭，大喊：“我之罪也！我之罪也！”极为悲痛。贾充等人不知怎么处理，连忙派人告知司马昭。
 
司马昭听到消息后，惊得从床上滚到地上，继而急忙进行军事部署，以防新的变故，接着赶马入宫，在金銮殿召集百官会议。
 
重臣都来了，但是偏偏就有人不肯来。司马昭一看，缺的是尚书左仆射（副总理）陈泰。陈泰是魏国后期重要的大臣，多次抵御姜维的进犯，后来调回中央，不断高升。他文武双全、德行昭著，在群臣中威望极高。
 
陈泰是副总理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善后，得听老臣意见，他必须得来参加，司马昭只好让尚书（总理）荀把他叫来。
 
荀既是陈泰的主管上司，又是陈泰的舅舅。他到了陈泰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甚至发动陈泰家的妻小奴仆，一起逼迫陈泰进宫。陈泰对荀说：“一般品评，都认为我不如舅父，今天看来，你比我差远了！”
 
真是龙生九子各不同，荀彧是当年大汉的忠臣，为维护汉室不惜冒犯曹操。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小儿子荀，竟是这么一个没有气节的软骨头。
 
陈泰一路大哭着进宫，司马昭也痛哭流涕着迎上去，问陈泰说：“玄伯（陈泰字玄伯），你看我该怎么办？”
 
陈泰说：“只有杀了贾充，方可略平天下之愤。”
 
可是司马昭怎么舍得杀贾充呢？要不是贾充鼓动莽夫成济刺死曹髦，自己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于是他迟疑了很久，试探着问：“要不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陈泰斩钉截铁地说：“难道还能让我说别的吗？”
 
于是讨论到此为止。
 
伪君子就是这样干的。他自己早有主意，偏偏不说，非得别人说出来，好推脱自己的责任，意见相合最好，意见不合则依旧我行我素。
 
眼见诛贼无望，陈泰大为愤慨，加之过于悲恸，竟当场吐血而亡，死在大殿之上！
 
最后是处理的呢？就是层层推诿，把责任归在太子舍人成济身上，下令诛杀成济全家。这类手段至今都能看到，但凡出了事，最后顶包的一定是“临时工”。
 
成济以为自己立了大功，正坐在家里等封赏呢，突然闯进来兵士要杀自己。他终于明白自己当了替罪羊，愤怒不已，撕破上衣，逃上房顶，边跑边骂司马昭，结果被底下的士兵们乱箭射死。
 
还有尚书王经。王经劝曹髦不要轻举妄动，最后也没有向司马昭告密。这样的人司马昭当然不会放过，很快，就传来逮捕王经的命令。
 
兵卒围了王经府邸，王经整顿衣帽，跪在地上，向母亲叩头请罪，请求原谅他的不孝，闯下大祸，连累了家人。
 
王老夫人面不改色，微笑着对王经说：“人在世上，有谁能不死？怕的是死的不是地方。为天子之事而死，有什么遗恨？又哪儿来的罪啊！母亲怎么会怪你呢？”
 
王老夫人和王经一起被绑赴刑场，行刑之时，百姓围观者非常多。王经的旧部向雄，跪在刑场放声大痛，围观的百姓都被感动，哀声遍地。
 
告密的王沈，却因通风之功，封安平侯。
 <h3>高贵地死去</h3> 
就这件事，还得有个官方说法。
 
司马昭遂用太后的名义下令，宣布曹髦不敬太后、自寻死路等罪状，并以太后的名义撤销他皇帝的称谓，贬为平民，用平民的礼仪埋葬之。太傅司马孚实在看不过去，就上表请奏，还是以天子礼仪安葬曹髦。这相当于给了司马昭一个台阶，司马昭就顺势答应了。
 
很多史学家批评曹髦“轻躁忿肆，自蹈大祸”，对这种功利主义、现实为上的思考方式，我能说什么呢？
 
曹髦因为有“罪”，被“贬”为平民，所以他也和曹芳一样没有谥号。历史上就按照他没有当皇帝时候的爵号称呼他——高贵乡公曹髦。“高贵乡公”，或许是对曹髦最好的谥号。他的死，是因反抗强权而死的，这，确实是最高贵的行为。
 
这年六月，司马昭又派人去邺城，迎请了燕王曹宇的儿子、15岁的常道乡公曹奂（一作曹璜）继承帝位，于是大赦天下，改元景元元年。
 <h3>两封绝交书</h3> 
司马昭害死天子，为收买人心，又上表辞掉自己的封爵——这个把戏让人怎么看怎么恶心。即便辞掉了这些爵位封赏，最高权力还是他把控着。真有心认罪，你怎么不把兵权交出来呢？
 
他对自己也有点心虚——尤其在陈泰这类刚强正直的士人面前，所以他变本加厉管控舆论、管控士人。
 
山涛当然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了，这时候，山涛出来做官已久。他做官是以进为退，目的是保全性命，不过山涛毕竟和阮籍还有不同。
 
司马懿的丈母娘，也姓山，不错，他们确实有联姻关系。实际情况是，山涛管司马懿的丈母娘叫姑奶奶。那么，山涛和司马师、司马昭，也有一层远房表兄弟的关系。因为这层关系，在司马师当政的时候，山涛就不再隐居，出山为官。
 
对于大名士山涛的投诚，司马师、司马昭当然是举手欢迎，司马师感慨地说：“想不到当代姜子牙也愿意出来做官！”
 
在暴力的高压和权力的诱惑下，山涛没能继续坚持竹林之志，后人因此说山涛投诚变节，十分不该。但是设身处地想想，在集权制度下，在那种环境中，知识分子的选择实在少得可怜。
 
山涛没有如嵇康般旗帜鲜明地反抗到底，所以他也没有嵇康那么高的声誉——历史是公平的。但是不得不说，山涛为官后宽宏大体、器量洪雅，尤其在掌管吏部的时候，不偏不倚、敦厚公正，举荐了许多被埋没的人才。
 
司马昭对士人的监管越来越严，山涛非常担心好朋友嵇康的安危。或许在他看来，天下大势已经如此，积极反抗也只是白白牺牲，不如暂时屈身保全性命，有用之身还可以做很多事。
 
于是，他怀着最朴素的善意，请求嵇康出来做官，甚至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位置，这件事，刚好给满腔愤懑无处发泄的嵇康一个最好的出气口！
 
嵇康大怒，就给山涛写了一封好长好长的信，大骂山涛，与之绝交！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绝交信——《与山涛巨源绝交书》。
 
这封绝交书，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篇真正体现文人独立性格的讽喻佳作。嵇康文风犀利、大胆言说，信中态度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坚决不出仕做官。并且用各种嘲讽揶揄，挖苦批判当时的礼法制度多么荒谬，说明自己坚决受不了这种虚伪、无聊的约束。
 
这与其说是一封与山涛的绝交书，不如说这就是一封羞辱司马昭、与司马氏政权坚决划清界限的表白信。
 
真要和一个人绝交，直接拉到黑名单不再联系就是，何必这么恣意汪洋写这么多东西？其实嵇康并不真的恨山涛，他也明白山涛的用意，他真正恨的，是残忍虚假血腥弑君的司马昭，真正恨的，是虚伪的名教礼制。
 
这封信的内容，让司马昭恨得牙痒痒，但他毕竟还是“君子”，装君子装得久了，他自己就真的装进去了。钟会趁机挟私报复，劝司马昭杀掉嵇康，但是司马昭为示宽宏，还是忍了。
 
不过，嵇康并没有因此逃过厄运。
 
参与竹林交游的人中，还有一对兄弟也是核心成员——吕安和他的庶兄吕巽。
 
吕氏兄弟也是官宦大族子弟，他们的父亲官至镇北将军、冀州牧，绝对部级高官。吕安是一个潇洒出尘的名士，志量开旷，也挺有趣。有一次他来找嵇康，嵇康不在家，嵇康的哥哥嵇喜就殷勤相迎，不过吕安并未进门，在门上写了一个“凤”字，就转身走了。
 
嵇喜挺高兴，觉得凤凰是吉祥的象征，以为是在夸自己，他没看出吕安的真实意思。繁体凤字的写法，是一个“凡”里面一个“鸟”字，吕安这是嘲讽嵇喜只是一只凡鸟、一个俗人而已。
 
《晋书·向秀传》记载，向秀、吕安和嵇康曾一起在山阳灌园，可见三人关系的密切。
 
但是261年发生的一件事，结束了这一切美好的潇洒和风流。原来，吕安的妻子徐氏非常美貌。吕巽趁吕安不在家，居然将自己的弟媳妇给强奸了。这事儿在标榜着礼教制度的司马昭时代，那还不葬送了他的声誉？至少也得断送他的前程。
 
所以，吕巽很害怕，就央求嵇康帮忙，做中间人调解。吕安也把这事儿告诉了嵇康，打算休了徐氏，并告发吕巽的禽兽行为。
 
吕氏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嵇康本着最质朴的想法——毕竟还是兄弟，不要搞得你死我活、变成仇人。于是就出面当了一回和事佬，劝吕安放吕巽一把。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人大跌眼镜了，这边善良质朴的嵇康、吕安，都打算饶过吕巽了，而吕巽却小人之心，不相信弟弟能放过自己，加之又想长期霸占徐氏，竟然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诬告吕安打了母亲！
 
打母亲！在“以孝治国”时代，那还了得？
 
吕巽是司马氏集团的高官，而吕安则是异见名士。这场亲哥哥诬告亲弟弟的案子，居然就被受理，结果不出意料地判了吕安败诉，并把他流放到边郡。
 
嵇康得知消息后如遭雷击。他怒不可遏，立刻给吕巽写了一封绝交信《与吕长悌绝交书》。
 
同样是绝交信，这封信就简短明快多了，没有洋洋洒洒的分析批判，只有简短明快的叙事，告诉吕巽，你弟弟当初怎么放你一马，你有多么卑鄙阴暗！你这么做，根本侮辱了“朋友”两个字！最后不无愤恨地说：
 
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书恨恨。（《与吕长悌绝交书》）
 
这才是绝交的正常口气！
 
天真义气的嵇康后悔不已，他觉得是自己当时劝吕安息事宁人，才导致了这场灾祸。他不但写了绝交书，还亲上公堂，为吕安作证辩驳。司马氏争权一看，嗬！正想办法找你茬儿呢，你倒好，亲自送上门来！岂能轻易放你走？
 
于是，嵇康和吕安一起被下入大牢。
 <h3>中国之君子</h3> 
尽管嵇康一直没有出仕，站在政府对立面不断批判司马昭，但是嵇康名满天下，一代文宗，把他随便逮捕入狱，这还了得？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朋友们奔走相告替他解围自不用说，许多豪杰名士争相请求要随嵇康一同入狱，以此来表示抗议。
 
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的太学生们，也都纷纷自发联名为他请命，请求饶恕嵇康，请嵇康去太学执教，做他们的老师，一时间，整个社会兴起营救嵇康的浪潮。
 
但是，在集权社会里，来自下层的民意呼吁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司马昭看到这么多人为嵇康求情，心里也有点动摇，担心杀了嵇康会失去民心、丧失长久以来营造的君子形象，这时候，钟会出现了。
 
很多时候，言语比任何武器都更为可怕。假如知识分子丧失独立性，成为权力的附庸，带来的灾难是无可估量的。希特勒的成功，宣传部长戈培尔就功不可没。司马昭的“戈培尔”钟会，就说了几句极有分量的话。
 
这些话，出自刘孝标注解《世说新语·雅量》“嵇康临刑”条目时，所引用的晋朝张隐写的《文士传》中，为表对钟会的“敬佩”，兹将原文引出：
 
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我对钟会的才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太会说话了，太能琢磨人的心思了，太会切入要害点了！瞧这些观点，没有一句是关于案件本身的，全部都是拔高到政治层面来说话，看似忧国忧民、有理有据，实则偷天换日、落井下石！
 
他对司马昭说，现在天下太平，百姓和谐，下面人都爱戴您啊，都是称赞您的，没有一个老百姓说您的坏话。但是你看这嵇康，他不敬重天子，不敬重王侯，独立自由，不服管教，这样的人对社会没有半点益处，而且还起到负面作用，把好人带坏。
 
可怕吧，看，句句都是把嵇康往死路上逼，把嵇康说成是煽动人民群众的大恶人，这还不够，钟会还借用了古代两个典故，证明诛杀嵇康是合理的。
 
一个是姜子牙诛杀华士的事，出自《韩非子》。姜子牙被封为齐国国君，百姓都受教化，但是有个隐者华士，不愿出来做官，姜子牙就把他杀了，原因是他太独立，不和政府合作，要是人人都这样，政府还怎么管理百姓？
 
还有一个，是孔子杀少正卯的事，出自《荀子》。4少正卯是鲁国大夫，能言善辩。孔子任大司寇没几天，就把少正卯杀了，原因是少正卯犯了五宗罪，分别是“内心明白却心肠险恶”“行为邪僻而顽固不改”“言论虚伪而说得有理有据”“专门记诵一些丑恶的东西而且十分博杂”，以及“专门赞同错误的言行还进行润色”，有惑众造反的能力。犯了这五宗罪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杀！
 
这两个故事，都是法家思想的产物。尤其是孔子杀少正卯，简直就是给文字狱、腹诽、引言获罪提供了理论依据，是极其丑恶的做法。
 
钟会的这番话，句句戳中司马昭的要害。司马昭之所以做面子工程，就是担心有人不服他，有人反对他，所以才要辛苦地做君子。他大权在握，最怕的就是有人煽动人心，和他作对。说到底，他才不关心吕安、嵇康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是既然危及到自己大权的稳定性了，那没得说，就得杀！
 
在狱中，嵇康反思自己的经历，写了人生中最后的诗作《幽愤诗》。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咨予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曷云能补。
 
雍雍鸣雁，厉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畴。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祗搅余情，安乐必诫，乃终利贞。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惩难思复，心焉内疚。
 
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
 
这首很长的四言诗，是嵇康生命中的最后一篇诗作。诗中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是我们后人研究嵇康生平经历和思想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这首诗大致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从“嗟余薄祜”至“养素全真”，概述了的成长经历。自己年幼失怙，仰仗母亲和哥哥把他抚养成人，并总结了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和放逸自由的志向。
 
第二段从“曰余不敏”至“岂云能补”。这一段，主要自责在吕安一事上的粗疏，表达了悔之莫及的伤痛。其中还想起孙登对他的劝诫，所以提到“昔惭柳惠，今愧孙登”。
 
第三段从“嗈嗈鸣雁”至“心焉内疚”。这一段集中抒写作者对于自身悲剧的愤叹，慨叹自己有志不就、一生悲剧，感情十分沉痛。
 
最后一段，则再次申明他的“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本志，依旧倔强地表明坚决反对司马氏政权的耿介态度。
 
同时，他还给两个孩子写了《家诫》。在这篇文章里，他甚至不耐其烦一条一条给孩子列出行为规范，那些规范都是教孩子怎么做个老实人的。
 
鲁迅对此说：
 
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和酒的关系》）
 
不过在我看来，并非仅仅如此。
 
嵇康也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更希望他们能庸碌却平安，而不希望他们高洁却不幸福。面对可爱的小孩子，怎么能忍心他们受一点点委屈呢？他知道当时社会的险恶虚伪，人只有磨光了棱角才能苟活下去，所以满纸庸俗的做人规则的《家诫》，又何尝不是对司马昭治下黑暗社会的控诉？
 
嵇康在最后没有把孩子托付给哥哥嵇喜，也没有把孩子托付给阮籍，而把孩子托付给了自己曾经绝交的“山涛”，他对儿子嵇绍说：
 
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后来也确实对这两个孩子倍加呵护，视如己出。
 
对此，我没有多余的话可说，只觉得鼻子十分酸楚，朋友间的信任，大约就是如此吧。
 
《庄子》中有句话：“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就是说中国的一些“真正的君子，懂得礼仪，但是却不懂得人心”。
 
今天看来，这实在是对真正的君子——即士人、知识分子非常恰当的评价。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讽刺，认为他们只懂得钻研道理思考问题，却不善于搞人际关系，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知识分子最可贵的一面。中国自古就是“君子国”，很少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君子”，大多是“凭借礼义而摧残人心的伪君子”。
 
中国文化的糟粕之一，就在于教人处处钻营，随时揣摩别人心理，这导致人们把很多精力都花在搞关系上，从而丧失了学术的独立性，使得学术思想不能独立进步。
 
真希望能多几个嵇康一样耿介质朴、桀骜不驯的独立知识分子，而少些钟会一样精于经营关系、落井下石的御用文人，如此，这个民族才会获得真正的救赎。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说的一段话：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这段话，可作为嵇康以及一切真正“讲理”的知识分子的挽歌。
 <h3>《广陵散》，从此绝矣</h3> 
263年的一个中午，嵇康临刑东市，刑场早被围得水泄不通。
 
嵇康神气不变，回首看了看太阳的影子，距离死亡，他还有一点时间。在这生命的最后一点时间里，我们都能干些什么呢？电视上经常看到人喊“冤枉啊”！然后带着冤屈悔恨死了；还有的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充满豪情壮志地走了。
 
而嵇康，将刑东市，平静如常，“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嵇康说：“袁孝尼曾想学这个曲子，我没有教给他。《广陵散》，从此绝矣！”
 
嵇康，让死亡变得凄美而绚丽。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却让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
 
琴曲《广陵散》的来历，也充满了谜一样的传奇色彩。
 
据《晋书》记载，嵇康早年曾游历洛西，到了晚上投宿在一个叫“华阳亭”的地方。万籁俱静，一天星沉，嵇康引琴而弹。突然，听到黑暗处有个声音夸赞他弹得好，嵇康就请其出身相见。这神秘人自称是古人——所谓古人，那就不是现在的人，言下之意，要么是鬼魂，要么是神仙。嵇康也不畏惧，两人探讨音律十分投机。聊到最后，神秘人要过琴来，弹了一首曲子。这首琴曲风格迥异、声调绝伦，慷慨悲昂、世间罕有。然后他把这首琴曲教给了嵇康，并要求嵇康发誓，不能再教给第二个人。这首曲子，就是《广陵散》。
 
这段故事本身已经很传奇了，《太平广记》《神奇秘谱》等，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加神怪诡异。有的说嵇康碰到了一堆鬼，嵇康嘴里念还念着“元亨利贞”咒，把鬼镇住，鬼才教给他曲子；有的说嵇康碰到的是黄帝时候的乐官伶伦，总之更加像聊斋故事。
 
嵇康学了曲子之后，只自己弹，从不教人。他的外甥袁孝尼夜里趴在窗下听，记住了曲调，《广陵散》这才得以流传。
 
《广陵散》，又名《刺韩》《止息》，是古代一套非常大的叙事曲，讲的是春秋四大刺客之一聂政刺韩的故事。
 
春秋末期，韩国的大臣严仲子与丞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为防报复，严仲子打算请刺客刺杀侠累。但是侠累位高权重，常人不能近身，于是严仲子只好请聂政相助。
 
聂政本是市井之辈，但是身怀绝技，又义胆忠肝。严仲子花重金和聂政交往，聂政因为有老母在堂而拒绝了他的请求。3年后，他的母亲去世，聂政找到严仲子，对他说：“足下知遇之恩，没齿难忘。先前只是因为要奉养老母，所以不能前来。现在已经了无牵挂，可以帮你完成心愿了。”
 
于是聂政手持利剑，只身闯入相府，杀了侠累。为怕连累姐姐，他剜眼、割鼻、毁容，然后自杀身亡。侠累被杀，韩国大乱。韩王下令把聂政尸体挂在街头，悬赏百金以寻找线索。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后，知道这个面目血肉模糊的人一定是自己的亲弟弟，伏尸痛哭，说：“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因为怕死，使聂政的声名无以流传后世啊！”
 
聂政刺杀侠累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纷纷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
 
到了蔡邕笔下，聂政刺杀的对象从韩相变成了韩王，刺杀的原因和过程也变为“聂父为韩王铸剑被杀，聂政学琴替父报仇”。故事不断被传诵、演绎，到了鲁迅先生手中，糅合《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列异传》《搜神记》等书的相关故事，把它改写为《铸剑》（原名《眉间尺》），收录在《故事新编》中。
 
据今人考证，《广陵散》在汉末已经在民间流传，即《聂政刺韩王》这首曲子。可是为什么又叫《广陵散》呢？它和“广陵”有什么联系呢？
 
广陵，即今天的扬州市。在司马氏把持曹魏政权时，曹魏大臣共有三次大规模的兵变起义。第一次，是老臣王凌起义，被司马懿所平；第二次，是毌丘俭起义，被司马师所平；第三次，是诸葛诞起义，被司马昭所平。
 
大家是否注意到，这三次起义的地点都是相同的，都是寿春——而寿春，在当时属扬州管辖。王凌、毌丘俭、诸葛诞在起义前，身上的职务都是“扬州牧”。聂政刺韩王，象征着王凌等人对司马氏父子的反抗，所以，把《刺韩》称为《广陵散》，背后深意便在于此。
 
也难怪嵇康临刑前别的曲子都不弹，偏偏就挑《广陵散》来弹。一方面，这首曲子慷慨激昂，符合当时悲壮的心情；另一方面，嵇康死前都在表明自己的态度——即便我死，我依旧桀骜不驯，我依旧独立反叛！
 
《广陵散》因为嵇康得以闻名天下，嵇康也因为《广陵散》平添无数魅力。他们已经融为一体，谈及嵇康，必然谈及《广陵散》；提及《广陵散》，也必然离不开嵇康。
 
他们都是反抗暴力的载体，他们都是独立自由的象征。
 
嵇康临刑前的潇洒，让钟会、司马昭等人显得如此龌龊、如此狭小！
 
《广陵散》真的绝迹了吗？不！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听到《广陵散》的古声。可是，后人却在不断怀念《广陵散》，不断怀念嵇康。他们怀念的，何止只是一首曲子、一位名士？
 
《广陵散》或许真的成了绝唱，嵇康之死，象征着独立反抗的知识分子精神，从此绝迹。
 
竹林集团解散，很快进入两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隋唐科举取士，士人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皇权一步步集中。此后一千五百多年中，再也没有嵇康那样慷慨激烈的声音，再也没有嵇康那样潇洒自由的身影。自《广陵》绝唱后，知识分子的那颗头，至今，都跪在地上！
 
我们难道不需要怀念那个午后的《广陵散》吗？
 
《广陵散》，从此绝矣！
 <h3>伤逝</h3> 
嵇康被杀，天下震惊，一夜之间，司马昭伪善面具背后的狰狞面貌毕露无余。杀鸡儆猴从来就很有效，在没有公平正义可言的时候，有良知的士人们选择了集体沉默。
 
与之相对的是，钟会、贾充等人则兴奋无比。他们积极主动，努力推动司马昭加九锡、封晋王。集权、独裁，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暴露在台前的独裁者，当然是权力利益的攫取者，但是独裁者身后成千上万的帮闲、帮凶，有时候恐怕比独裁者更加渴望权力！
 
263年冬十月，大臣们又力劝司马昭进爵受封，为表隆重，这次的劝谏表，竟然要让阮籍写。
 
早在258年，阮籍为了远离政治斗争中心，借口步兵司令部有好酒，去请求做步兵校尉。司马昭当然答应了，所以人们也称他为“阮步兵”。
 
这阵儿，拍马屁的官员要劝司马昭受爵，必须得有一种“四海归心”“天下人都巴不得你赶紧受封”的感觉。写这个劝进表的，那一定得是大名士，能够代表知识分子的心声。如果嵇康活着并效忠司马昭，这事儿没准儿得找嵇康；现在嵇康死了，够资格算天下士人领袖的，只有阮籍。
 
阮籍做了步兵校尉，依旧逃不脱政治的漩涡。
 
《晋书·阮籍传》载，阮籍不断喝酒，根本没有把劝进表的事放在心上。直到第二天要用了，他头一天晚上还宿醉不醒。第二天一大早，使者奉命去拿文章，看见阮籍还醉卧案头，急忙把阮籍喊醒。阮籍于是提笔疾书，一气呵成，文辞清壮，竟让人没法改动一处。
 
这一次，各方面准备工作都做足了，司马昭就“安然受爵”。
 
阮籍在哲学上的思索，可谓当时第一人。严格来说，他的政治倾向并不是简单的亲曹或者亲司马，他对政治事件的判断，也不是单凭情感趋向，而具备了卓越独立、不偏不倚的认知，具备了最朴素的公正、悲悯、自由和良知。
 
然而，他精神上的超越，并未能使他在现实中获得自由。受高压环境和盛名之累，他也只能在酒醉中做毕生消极的抵抗。
 
写完劝进表后没过几天，阮籍就怀着无奈和彷徨，死在酒醉中。
 
至死，他都是痛苦而纠结的。
 
嵇康被杀、阮籍醉死，竹林交游最核心的两个成员都已离去。向秀突然觉得极其孤寂，他茫不知措，被迫无奈，他也于这年冬接受了郡里的举荐，入洛做官。
 
路过嵇康故居——他们曾经自由自在、畅饮纵酒的地方，听到邻人吹笛子的声音，向秀无比想念嵇康。他写了一篇悼念嵇康、吕安的《思旧赋》，这篇赋写得极短，鲁迅就说“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个中缘由，谁又能真正体会呢？
 
看见闻名遐迩的向秀也终于屈服了，司马昭内心的窃喜溢于言表，他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带着一种近乎嘲讽、挑衅的口吻问道：
 
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世说新语·言语》）
 
面对杀了至交好友的刽子手，向秀却回答说：“巢父、许由这类狂狷的隐士，并不值得羡慕！”
 
这句话，竟然出自竹林七贤之一向秀的口中，让人怎能不唏嘘感叹！司马昭听后，也“大为咨嗟”。或许在那一瞬间，他良知闪现，大约感到，用权力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太过分了？
 
集权暴力之下的士人，要么被消灭肉体，要么被交出灵魂。
 
王戎当然也做了官，一如前文所说，他做官后表现得极为吝啬，简直可以和四大吝啬鬼相媲美！不过，这也是自污名节以自保的手段。后来有一次，他身着公服、坐着轻便的敞篷马车外出，经过“黄公酒垆”时，突然停下来，对后面的随从说：
 
“我曾和嵇康、阮籍，在这个酒垆畅饮醉酒，竹林的其他朋友们也参与其中。自嵇康故亡、阮籍去世，我就为官场所累，成为俗人。今天又见到黄公酒垆，虽近在咫次，却邈若天河！”
 
这则故事，记录在《世说新语·伤逝》中。或许有后人捏造的成分，但是情恳辞切，痛彻心扉。
 
几百年后，唐人陆龟蒙写了一首诗，名为《和袭美春夕酒醒》。诗写得情趣盎然，脍炙人口，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丝酸楚，他祭奠的，正是竹林风流。
 
几年无事傍江湖，
 
醉倒黄公旧酒垆。
 
觉后不知明月上，
 
满身花影倩人扶。
 <h3>真小人vs伪君子</h3> 
265年阴历秋八月，司马昭寿终正寝，享年54岁。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接替老爸的位置，继续操控大权。
 
四个月后，曹魏政权的最后一任皇帝——曹奂，就把帝位禅让给了司马炎。这一出戏，是那么眼熟，竟和曹魏篡汉的过程一模一样！曹操也是生前铺好了路，刚一死，曹丕就篡汉自立了。
 
司马氏也是弄权，曹操也是弄权，为什么司马氏控制下的政局，会比汉末更为残酷、更为凝固呢？为什么人们会对司马氏更为反感呢？本质上说，两者都是谋朝篡位，别无二致啊。
 
但是，在古人看来，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经论及“魏晋禅代不同”，对此问题做了很好的分析，可视为古人主流的观点。
 
赵翼认为，曹操起兵时候，汉朝气数已经到头了，反倒正因为有了曹操，汉室还得以多存在二十多年，然后曹氏才起而代之。司马氏则完全不同。司马氏夺权之际，正是曹魏政权发展的时候，司马氏的行为，属于机诈窃权，司马昭还为此废了一个皇帝、杀了一个皇帝，这是赤裸裸的打劫，所以和曹操的行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曹操代汉，好比继承了一个濒死之人的财产；司马家族则是直接把一个壮年谋杀了，进而霸占了他的财产。其间分别，一目了然。
 
在我看来，赵翼的分析固然有理，可司马氏比曹操更令人反感的，是他们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虚伪作风。
 
司马氏出身儒家，整天念叨着“为国为君为百姓”“仁义礼智信”，但做的事是欺凌天子，用的手段是阴谋权术，伪善卑劣远超前人——典型的伪君子作风。曹操虽然霸道，但是至少言行一致，桀骜不驯，但他不虚假。可以说，这是真小人的做法。
 
“真小人”与“伪君子”相比，明眼人都知道伪君子危害更大，也更令人生厌，所以，这是司马懿父子一直被知识分子更为厌恶的原因。
 
但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使很多人认同“胜者为王败者寇”的逻辑，只要成功了，道义尽可弃之一旁。所以，分析曹操、司马氏成功学的书籍，也是一堆一堆，实在让人觉得悲哀。
 
无论如何，曹魏的政权是被司马氏搞掉了，西晋王朝，也终于建立起来了。
 
265年，西晋建国，司马炎称帝，国号大晋，定都洛阳，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王朝。

第四章 身名俱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
 
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潘安《金谷集作诗》（节选）
 
在三国纷争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并峙的大混乱时代，昙花一现的西晋，在名义上成为这片土地的统一政权。
 
西晋，是从阴谋诡计和血腥屠杀中完成建国的，所以一开始，就缺乏合法合理的政治基础，西晋的开国大臣也普遍缺乏政治信念和儒家道德。因此，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泡沫式的虚荣假象。加之门阀制度行之已久，导致士族、庶族、下层百姓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西晋统一没多久，内部矛盾就呈现出来——八王之乱使得国力迅速内耗掉，国力疲敝。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趁机蜂拥而起，华夏大地，一片狼藉。
 <h2>晋王朝背上的毒瘤</h2> 
王恺用麦芽糖和着蜂蜜洗锅（这能洗干净吗），
 
石崇就用石蜡当柴烧；
 
王恺用紫丝布衬碧绫做了四十里的步帐，
 
石崇直接用锦缎围了五十里；
 
王恺用花椒和泥来抹墙——这在西汉只有皇室才能用，
 
皇后的宫殿被称为“椒房”，颜色鲜红，还有异香，
 
石崇就用赤石脂来装饰墙壁——赤石脂是名贵矿物和药材，
 
开采不易，捣碎抹墙异常坚固。
 <h3>外患不存，必有内忧</h3> 
279年，在西晋大臣羊祜、杜预、张华、王浚等人数年积极备战之后，司马炎发兵六路南下攻吴。280年，吴主孙皓投降，东吴灭亡。
 
自此，结束了自189年董卓乱政以来，长达91年的内乱混战，中华大地暂时统一。
 
在讨论要不要攻打东吴的时候，西晋官员分成两派意见，争得不可开交。山涛时任尚书仆射，相当于总理，但在朝廷上并没有发表意见，不过退朝后，他对身边的人说：
 
“除非是圣人，一般人在没有外患时，一定就会有内忧。现在饶了吴国，让它存在，以使咱们保持警惕，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且不论山涛这些话是否合理，站在他的角度，能保持这种内省的警惕心，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足证他是难得的人才。不幸的是，山涛所担心的，就真的发生了。
 
东吴投降，举国欢腾，祖国形势一片大好，整个西晋朝野嗨得不得了！
 
率先嗨翻的，是晋武帝司马炎。
 
司马炎生长在温柔乡里，爷爷爸爸都给他把江山打好了，所以自小养尊处优不说，还一反司马家诡诈的基因，居然比较宅心仁厚——这个也是一个怪现象。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大凡第三、第四代的权力继承者，都会体现出宽宏大度、仁慈和蔼的特性来，比如汉文帝刘恒，比如唐高宗李治，比如康熙帝玄烨。
 
所以在司马炎统治早期，君臣共同努力，西晋国富民强，一派繁荣，不过，在灭吴之后，一切就开始发生变化。
 
司马炎本身就很好色，后宫美女非常之多。等到灭了东吴，把东吴的五千后宫佳丽又全部豢养起来，一时间，司马炎的后宫居然有上万人的规模。这么多漂亮的后宫佳丽，该临幸谁是个问题。于是，司马炎为表公平，每天晚上坐着羊车，任由羊在后宫四处乱走，停到哪个美女门前，就临幸那个美女。
 
时间一久，大家都摸清楚了司马炎的这习惯。与其求皇帝临幸，不如求山羊来家，于是美女们纷纷在自家门前洒上盐巴、插上竹叶，以吸引山羊先生的到访。
 
司马炎还经常大摆筵席，请大臣名士一起游赏饮宴，当然，其中少不了要吟诗作赋。有一年三月三日上巳节，宴饮排场很大，请的人很多，写的作品也多，流传至今的就有十多首。我们择其一首看看。
 
习习春阳，帝出乎震；
 
天施地生，以应仲春。
 
思文圣皇，顺时秉仁；
 
钦若灵则，饮御嘉宾。
 
洪恩普畅，庆乃众臣。
 
这首诗是荀勖的《从武帝华林园宴诗二首》中的第一首，充斥着奉承阿谀之辞。大意是说，春天多美好啊，天地万物欣欣向荣。我大晋皇帝多么仁德啊，摆下宴席招待嘉宾。大德泽被苍生，恩惠普及群臣！
 
诗的内容很空洞，无非就是赞美司马炎多伟大。但是诸君想想，历朝历代得宠的文臣都得写这类赞美诗。而且你的赞美还得别出心裁，让皇帝高兴，记住你！那么多的赞美诗，还不重样！可想而知，我们民族的创造力都用在了哪里。
 
顺便说一下荀勖这个人。
 
荀勖学问很大，在当时也是位名士。前文提到过，荀勖精通音律，但是不容有异见的阮咸，就把阮咸贬去了外地做官。后来发现了古代的玉尺，才叹服阮咸的高明。高平陵事变的时候，荀勖还很年轻。慑于司马懿的权威，曹爽被杀后，旧日的门生故吏没有一个人敢去吊孝，只有在荀勖领头吊唁之后，其他人才敢去。
 
按照辈分，钟会还是荀勖的堂舅，但是两人的关系一直不好。荀勖有一柄价值连城的宝剑，钟会一直想要，可是没有得逞。但是钟会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啊，书法也相当厉害，于是钟会就模仿了荀勖的笔迹，把这把剑骗出来据为己有。
 
荀勖知道这事儿是钟会干的，就没做声。后来钟会斥资千万建了一栋别墅，装潢精美，无与伦比。荀勖书法不及钟会，但画画却是一流。他趁夜潜入别墅，把钟繇像画在大堂之上，衣冠相貌栩栩如生，就像钟繇活了过来一样！第二天钟会一进门，看见老爹的遗容在墙上站着，非常惊讶，又忍不住想起老爹来，悲恸异常。没法子，为表孝心，这种画也不好摘掉，只能任其留在墙上。于是，这栋别墅就被荒置了。
 
281年，有个盗墓贼无意中盗了一座古墓，里面出土了大量竹简。这批竹简上全是战国以前的文字，里面有《竹书纪年》《易经》《易爻阴阳卦》《卦下易经》《周书》《国语》等珍贵文献，价值无可估量，填补了大量历史空白。这套竹简，就是著名的“汲冢书”。“汲冢书”一被发现，立刻被西晋政府收藏，整理编译。这套书的总编译官，就是荀勖。
 
但到了晚年，荀勖名节有亏，从前面那首充满谀辞的诗就能看出，所以时任中书令的和峤就非常瞧不上荀勖（时任中书监）。本来按照规矩，大臣上朝有专车接送，中书令、中书监坐一辆车。可是公车一来，和峤就抢着上车，不给荀勖留座位，荀勖只好坐别的车上朝，从此，中书监和中书令就一人一辆车了。
 
文学作品的风骨，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尽管这首《从武帝华林园宴诗》属于御制诗，也能从中看出端倪。
 
古语说“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当大家都高歌繁荣昌盛、四海升平的时候，背后的隐患也就开始显露了。
 <h3>两足虎的警示</h3> 
据《搜神记》记载：
 
晋武帝太康六年，南阳获两足虎。
 
《晋书》的记载略有不同，说这只两足虎是荆州献上的，不过南阳在当时属于荆州，两者说的其实是一回事。
 
太康六年，是285年，当时正是“太康之治”的鼎盛时期，怎么突然就出了这种奇异事件呢？不仅如此，到了“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兽见于河间”，就是说到了286年，河间一带还发现了一头四角兽。按照当时的观点，这是老天对皇帝的劝诫：告诉你，马上要出事啦！赶紧修德清政，整饬风教。
 
大家别以为《搜神记》里的鬼故事都是乱编的，其中也有不少对当时奇异事件的记录。比如这个两足虎事件，当时就引起朝野震惊。博望令王铨写的《为两足虎作歌》一诗，说的就是这件怪事：
 
般般白虎，观衅荆楚。孙吴不逞，金皇赫怒。
 
武形有亏，金兽失仪。圣主应天，斯异何为。
 
这首诗牵涉不少古代术数知识，有点不好理解。
 
般般就是“斑斑”，第一句就是说，斑斑点点的白虎，在荆楚这个地方被发现并被献上来。观衅，就是等着观看流血事件，为什么要说“观衅荆楚”呢？
 
白虎，在古代术数中主兵灾凶恶，现在出现两足虎的异象，更是恶兆。那么两足虎出现在荆楚，象征着必然会有兵灾流血事件会发生，所以是“观衅荆楚”。
 
那么“孙吴不逞，金皇赫怒”怎么理解呢？荆楚属于孙吴，孙吴地理在南，指代南方，五行属火；白虎五行为金，所以第二句的“金皇”指的是白虎。这一句是说五行属金的白虎，却出现在五行为火的孙吴之地。由于火克金，所以白虎的威力发挥不出来，所以白虎很愤怒！
 
老虎本来应该四只脚，现在只有两只脚——当然是“武形有亏，金兽失仪”了。皇帝应承天命，天意往往示现给皇帝看，那么，这件怪事到底是什么征兆呢？
 
诗里的结尾虽然是反问句，但是意思已经很清楚了——这象征着兵戈战事将要来临！
 
无论这件怪事是不是真的，这首诗传达出来的讯息——繁荣背后的隐患，不容小觑！
 
隐患到底是什么呢？
 <h3>没有最奢，只有更奢</h3> 
最明显的，是全国自上而下的奢靡之风。
 
晋武帝司马炎性子和蔼，宽律轻刑，造成了整个官场的不自律。加之魏晋战乱刚过，大臣们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富裕的时代，那还不得可劲儿地造？皇帝带头侈汰，全国上下顿时兴起一股奢华的风气。贵族之间不比学问官职，他们兴趣最大的，是比拼谁更有钱，谁更会花钱！
 
《世说新语》还为此专门列了一卷，题目就叫“汰侈”，专门记录当时各种豪华奢侈铺张浪费事件，而这些记录，也仅仅是当时的冰山一角。
 
后世说起富甲天下，最著名的三个人，得数范蠡、石崇、沈万三。这个石崇，就是西晋时期的人。石崇的发家史，说来很不光彩，他是靠当省长时让兵丁抢劫过路富商而致富的——当然他本来就是大族。后来，石崇成为了西晋第一大富翁。
 
地产商常说要注重细节，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豪宅，厕所一定得尊贵。石崇在这方面，绝对是活标本。他家里的装修自不必说，厕所更是富丽堂皇，有十多个婢女伺候，而且厕所里还备有新衣服，任由宾客来换。有次一个官员去上厕所，刚进去又赶紧出来，吓得连连道歉：“对不起啊，我不小心到你家卧室了！”石崇听后哈哈大笑：“你去的确实是厕所！”能把厕所搞得像卧室一样舒适豪华，这绝对高端！
 
提及石崇的豪富，不能不提他和王恺斗富的故事。
 
王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实打实的皇亲，权势富贵气焰熏天，也富极一时，他总想和石崇比一比，看谁更富，谁更会浪费！
 
王恺用麦芽糖和着蜂蜜洗锅（这能洗干净吗），石崇就用石蜡当柴烧；王恺用紫丝布衬碧绫做了四十里的步帐，石崇直接用锦缎围了五十里；王恺用花椒和泥来抹墙——这在西汉只有皇室才能用，皇后的宫殿被称为“椒房”，颜色鲜红，还有异香，石崇就用赤石脂来装饰墙壁——赤石脂是名贵矿物和药材，开采不易，捣碎抹墙异常坚固。
 
这些比赛都很难说明谁更富有，两人势均力敌。于是比赛继续！
 
豆子很难煮烂，但是石崇家里不管来多少客人，随时都能有香喷喷热腾腾的豆粥喝。那时候没有大棚，冬天想吃韭菜可不容易，但石崇在冬天就能端上来新鲜的韭菜酱。王恺百思不得其解，就贿赂石崇府里的下人，这才知道石崇的做法：平时把豆子煮烂，来客了就煮白粥，把煮熟的豆子撒进去就好，这就是豆粥的秘密；至于韭菜酱，只是把韭菜根挖出来捣碎和上麦苗，尝起来就和韭菜一个味道了！
 
于是很快，王恺也能端上热豆粥、韭菜酱了！石崇知道事情经过后大怒，就把泄密的下人给杀了。
 
对此，司马炎不仅不制止，还饶有兴趣地加入进来。他暗中支持舅舅，给了王恺一株两尺高的珊瑚树。王恺高兴地拿着珊瑚树去石崇家炫耀——这珊瑚树采自深海、来之不易，能高一尺，已然珍贵无比，何况两尺，这下你让我比下去了吧！
 
石崇二话不说，抓起铁如意一下击碎了那株珊瑚树。王恺都傻眼了，反应过来后大吼大叫：“你这是嫉妒我！”
 
石崇说：“这有什么好嫉妒的，我赔给你就是！”于是让下人拿出来一堆珊瑚树，不仅有高两尺的，三尺、四尺高的都有六七株。
 
王恺黯然失神，终于承认石崇的富裕远远超过了自己。
 
朝野上下都是如此风气，甚至连号称清廉方正的何曾，一顿饭都要花上万钱，却常常哀叹“无有下箸处”！这位何曾，就是愤恨阮籍不守孝道，要把阮籍流放的那位“君子”！
 
富裕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衣食住行上，尤其是食物的翻新变化。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富翁们想着法儿斗富，使中国的餐饮文化在西晋时代有了质的飞跃。
 
西晋以前，人们没有掌握面食发酵技术，做出来的饼都是硬的，是死面馒头、死面饼，但是何曾却第一个吃到了发面饼。由于他面对一桌子饭菜“无下箸处”，没有胃口，底下人就想着法儿给他做好吃的。因缘际会，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做出了发面馒头！发面馒头又软又松，口感好多了，于是何曾无论去哪儿都要吃自己的馒头，时称“开花馒头”。
 
有文化就是不一样，何曾还把自己吃喝的经验总结起来，写了一本《食疏》，专门讲怎么成为一个优雅的吃货！
 
王济5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当朝驸马，富贵奢华自然不在话下。有一次他请司马炎去家中赴宴，几百个侍女伺候吃饭，排场大自不必说。席间端上来一盘烤乳猪，司马炎一尝，觉得味道极其鲜美，从未吃过，就问这是怎么做的。王济说：“这个好办，小猪生下来就用人乳喂养，味道就变得异常鲜美。”这是“人奶猪”在中国的首次亮相！这种做法，连石崇都没听过。司马炎听了心里失落不已：瞧自己这皇帝当的，多可怜！于是，饭还没吃饭就走了。
 
羊琇是司马师的小舅子，也是老牌的皇亲贵戚了，这位老兄搞的花样更多。我们知道酿酒得有温度，让粮食发酵。羊琇不按正常方法来，让自己家仆人在冬天脱光了衣服轮流抱着酒坛子，依靠众人体温促使发酵，从而酿出美酒，据说这样的酒味道异常鲜美！不过我没有福分品尝，所以也不知道真假。
 
他还花心思搞了一样东西，比较有趣。经过多年战乱，洛阳周围的木材已经不多，所以烧出来的木炭也都不大。羊琇索性让人把木炭捣粉，再用蜂蜜黏合，做成一个个小兽的样子。待客的时候，用这种兽形木炭温酒。木炭没有明焰，但是烧起来红而发亮。小野兽一个个张牙舞爪，遍体通明，看起来又漂亮又恐怖，一时间成为贵族争相效仿的对象。
 
奢侈的风气，持续整个西晋一朝。贵族知识分子们都缺乏更大的追求，人人眼里只有钱，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当时有个叫鲁褒的人，写了一篇千古奇文《钱神赋》，讽刺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其中“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名句，至今挂在我们嘴边，把钱称为“孔方兄”的说法，也出自这篇奇文。
 <h3>人为的鸿沟</h3> 
贵族的生活就是比赛谁更会享受，那么一般人呢？
 
西晋建国时，为了拉拢世家大族的支持，在官吏选拔方法上，继承了九品中正制。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贵族越来越贵族，贱民越来越贱民。甚至在贵族中，还俨然分成两个等级——士族和庶族。
 
这种门阀等级，在汉末曹魏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是到了晋朝，则正式进入士族天下的时代。
 
士族，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他们一般都是汉朝名臣、大将、名儒之后，家学渊源，文化修养极高，门生故吏遍天下，势力庞大。九品中正制非常利于士族势力的发展，牵根带叶，只要出身贵族家族，就一定享受特权，任职清要高贵。所以，我们看魏晋历史，但凡同姓的，百分之八十都沾亲带故，都是同一个家族的人，而影响朝局的，来来去去也都是那几个家族的人。
 
庶族也叫寒族，相比之下就寒碜了不少。按照历史书的说法，他们也是“地主阶级”，但是和士族的地位简直有天壤之别。庶族的发家，很有可能是某位祖先打仗勇敢，从小卒子做起，立了军功，从而进入官僚阶层。但是他们的发家史很短，顶多也就是从汉末乱世开始，所以势力根本没法跟士族比。有的庶族本身是地方豪强——类似土豪，缺乏儒家的文化修养，所以即便进入官僚阶层，也被人瞧不起。寒族虽然也能做官，但是除了特殊情况——比如立了很大的军功，一般只能做五品以下的低等官吏，基层工作、重活累活都是他们干。
 
所以，没有文化，再有钱也是土豪。真正的贵族，不仅仅有钱，是否有儒学传家、家族历史是否久远，是士族和寒族之间最大的区别。但是到了后来，寒族中也有许多读书人，他们也能名震一时，不过出身寒族的命运，是没法改变的。
 
士族、寒族之间的界限，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门第观念，成为魏晋最显眼的标识。
 
贵族出身，哪怕还是三岁孩子，就可以领俸禄，就能有官做，好的差事唾手可得。寒族出身的人，不管多努力，上升之路也被堵得死死的。
 
那你想，寒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心里得有多么憋屈！
 
有个叫做郭泰机的读书人，出身寒族，就写诗抒发情感，抱怨社会不公。他的诗写得不错，辗转流传，就传到了大名士傅咸手里。
 
傅咸——光看这姓，就知道是贵族子弟了。魏晋傅家，是泥阳（甘肃宁县）望族，他老爹傅玄，就是西晋名满天下的诗人才子加大官，傅咸在当时也很有名望。郭泰机想通过写诗证明自己的才华，进而得到引荐。尽管傅咸在当时是很正直的官员，也能替百姓着想，但是一样不能免俗，门第观念根植其心，多少有推诿之意，就作了一首诗给郭泰机。
 
这首诗还有一段序文，是这样写的：
 
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不知余无能为益。以诗见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沦不能自拔于世。余虽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复文辞所了，故直戏以答其诗云：
 
素丝岂不洁，寒女难为容。
 
贫寒犹手拙，操杼安能工。
 
这段含着推诿和些许嘲讽的序，意思很直白。说郭泰机是河南人，出身寒族，给我看他的诗想请我帮忙，我见他诗情激切，愤慨自己有才难展、不能上进，我很同情。但是我其实也没法帮助他，有些事，不是文章好就能解决的，所以只好戏作一首诗给他。
 
诗则用寒门女子来比喻郭泰机。说白色的蚕丝难道不美吗？可是寒门的女子难以把它织成漂亮的衣服。一个寒门女子，手又笨拙，即便让她织布，她能织好吗？言下之意，先别管出身了，先好好增强自己的本事吧！——多么老于世故的推诿劝导啊！诗里诗外无不显露出士族的高傲。
 
就像现在，经常有公司领导趾高气昂地对员工说：公司制度确实还不完善，待遇确实一般，但是个人的努力更关键。别难过啦，也别看别人有关系走后门，你只要好好干，肯定能出头。这种空头许诺，里外里透着庸俗和狡猾。
 
郭泰机就回了一首五言诗《答傅咸》，抒发一腔孤愤：
 
皎皎白素丝，织为寒女衣。
 
寒女虽妙巧，不得秉杼机。
 
天寒知运速，况复雁南飞。
 
衣工秉刀尺，弃我忽如遗。
 
人不取诸身，世士焉所希？
 
况复已朝餐，曷由知我饥！
 
这首诗借着傅咸诗中“寒门女”的比喻，做了无奈又悲愤的回击。
 
大意是：白色的蚕丝，寒女完全可以织成漂亮的衣服。寒女虽然心灵手巧，但是却没有织布的机会，看着寒冷交替、大雁南飞，心中十分焦急。做衣服的刀尺都在高级织工手里，哪里轮得到自己上手？选人才却不亲自考察，仅凭门第，难道是天下士人们所期望的吗？更何况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吃得饱饱的，哪里知道我们的饥饿困苦啊！
 
这首诗被选入钟嵘的《诗品》，并认为“泰机寒女之制，孤寂宜怨”，用寒女自况，其中的哀怨之情表达得非常到位！
 
可悲的是，郭泰机后来如何，史书没有记载。或许傅咸帮他引荐了，或许他在别的地方找到好归宿了。但更有可能的是，在门第观念笼罩下，他郁郁一生，没有大的作为。而恰恰因为傅咸的序，他的名字才留在历史上，他的籍贯才得以被考知。这，真是个令人无比悲哀又不得不直面的现实。
 <h3>门阀政治</h3> 
273年，司马炎下诏书，要求举荐可以安定边疆的人才，尚书卢钦推荐了一个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在《世说新语》中大大有名，出现的次数非常之多。他姓王，叫王衍，不过《世说新语》中更喜欢称呼他的字“王夷甫”——好吧，看这姓，就知道他也是大贵族出身了。
 
王衍，出身琅琊王家。琅琊王家几乎是两晋最有权势的贵族家族，出了一堆大名人，前面说的竹林七贤中的王戎，就是王衍的堂哥。王衍的老爸王乂，曾任平北将军，常有公文事物得汇报请教仆射羊祜。但羊祜在当时是西晋第一名臣，仪态实在威严，王乂派去的使者见到羊祜，就经常紧张得说不清话，于是王衍就自告奋勇前去汇报，口齿伶俐、条理清晰，没有一点自卑和紧张的情绪。当时他才14岁！人们都觉得他是个奇士。
 
长于品藻的山涛见了王衍后，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不知道是哪位妇人，竟然生出了这样不同寻常的儿子！”
 
王衍学识渊博，年轻的时候喜欢谈论纵横术，自比子贡，所以深受人们器重。当时胡人开始骚扰边境，尚书卢钦，认为王衍有平乱的能力，因此举荐了他。
 
但是，这时候的王衍，才16岁！
 
“纸上谈兵”这个词，想来没人不知道。16岁的小毛孩子，没打过一次仗，只凭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就信任他，给他带兵之权，让他平定边疆患乱？卢钦老兄的脑子没进水吧！
 
他脑子没进水！因为王衍是王衍，是琅琊王家子孙，是王乂的儿子，是王戎的堂弟，是绝对的高门大户。而平定边疆这么重要的事，就得由这样的高门子弟来做，虽然他只有16岁。至于寒族，你哪怕66岁，你哪怕是自称是鬼谷子再生，卢钦也绝不会举荐的。
 
对待军国大事，竟因门第之见，做出如此荒唐儿戏的决定，难怪西晋那么短命。
 
不过这种门阀政治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常态，即便一个16岁的贵族少年，也可以压死一万个寒族才俊。
 
魏晋之间文学成就最高，同时也是最丑的一位大诗人——左思，在他著名的组诗《咏史》第二首中写道：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出身的门第平常，早年时运坎坷，后因为才女妹妹左芬被选入宫的缘故，逐渐行运。后来耗费十年光景，写成《三都赋》，一时间被大家竞相抄送，竟然引起洛阳的纸张价格都上涨了不少，这就是“洛阳纸贵”的典故来历。
 
他的《咏史》组诗，虽然名为“咏史”，其实是借咏史之名讽咏现实。这首诗看着是咏叹汉朝历史，其实是在赤裸裸地抨击西晋门阀制度造成的人才浪费。
 
诗的前两句，用山顶小草和涧底青松做对比，仅有寸许长的小草，竟然能遮蔽百尺高的青松。接着笔锋一转，带入现实：现实中，世家贵胄就像山崖小草一样盘踞高位，寒门的俊杰之士也只能是涧底青松被遮蔽。并不是说小草有多厉害，只是因为两者的地势高低不同罢了。最后两句，写所咏对象——汉朝的金、张二家和老臣冯唐。金、张二家在汉代仅凭着旧时功勋，就能获得尊贵的待遇；而学富五车的冯唐老先生，却等到头发白了还没有受到重用！
 
冯唐生不逢时，满腹才华不被重用，金、张二家凭借仅凭贵族身份，就显达朝野。16岁的王衍能被举荐去平定边疆，自己空有一身学问却依旧默默无闻，古今之事，何曾有异？
 
甚至，现实比历史还更为荒诞，更为严酷。
 
门阀制度的恶果很明显，恶性淘汰机制浪费了大量人才，留下的只有出身贵族的子弟，表面繁荣的西晋，能没有潜伏的危机吗？
 <h3>至否</h3> 
好在王衍有自知之明，他也知道自己嘴上说说能行，实际打仗就太勉强了。他后来转而开始研究老庄，进入玄学清谈领域。没想到，这个转型太成功了，他居然成为继何晏、王弼、竹林七贤之后，领导西晋清谈的玄学大家，可见人给自己的定位，实在重要。
 
自何晏以来，大畅玄风，玄学思想家名家辈出，他们或狷介耿直，或蕴藉潇洒，一时间，玄学名士成为文化界最流行的事！
 
嵇康被杀，竹林解体，并没能制止玄学之风。西晋建国，随着国家的安定、政治的宽松，玄学清谈的风气很快又被带起来。不过，西晋的玄学家们和前辈们相比，明显有很多不同。
 
首先，正始、竹林的玄学议题，都和现实有密切关系。他们的玄学思辨背后，会深深影响时局政治，所以那时候的玄谈更加惊心动魄。西晋的玄学议题和政治的关系明显弱很多，所以玄谈变得更为“纯粹”，玄学家之间的对立也没有那么尖锐。
 
其次，在正始、竹林名士那里，玄学和世俗并不截然对立，所以何晏、夏侯玄、山涛等人，都很有政治成绩。但是经过司马氏血腥篡权，知识分子普遍害怕卷入政治惹来横祸，所以西晋玄学家们崇尚务虚，把玄学和世俗政务完全对立。所谓：
 
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晋书·裴传》）
 
这种观念导致的结果，是玄学家执政水平直线下滑，一旦有事发生，竟无人能挑起重担。
 
最关键的是，正始、竹林名士，无不具有真性情、真思想，他们的风流，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并不刻意。但是到了西晋，名士们一味模仿前辈的潇洒外形，刻意表现得与众不同，营造不俗形象——而这种刻意模仿，恰恰沦为最俗气的行为！所以两晋有许多“名士”显得故作姿态、矫揉造作，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真情趣。
 
之所以和前辈们有这么大的不同，归结到底，还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正始、竹林名士，个个都精通儒、道经典，具备极深的哲学修养和文学水平，所以他们能够开启一个时代的风气，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哪个不是一代文宗？同时呢，这几位都具备极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也正因如此，他们与世俗决裂，是有着崇高理想做底蕴的。
 
西晋的玄学家们，在文化水平上明显低了不止一个等级。西晋的玄谈家们，有的甚至提倡不看书，根本不深入思考，所谓“读几句离骚，能喝酒，穿宽袍大袖”就可以成为名士。他们随着性子随便扯，也能扯得天花乱坠。
 
比如西晋有个“名士”庾子嵩，处处以老庄之徒自居，却根本没有读过道家著作，甚至连《庄子》都没读过。有一次，他勉强打开《庄子》阅读，只看了几行字，就看不下去了，却跟别人吹牛说：“我过去虽然没读过这本书，但天下的道理应该是相同的。今天看了看，果然和我心中想的一样！”
 
就像今天某些人，能把所有经典都曲解成心灵鸡汤、成功学，在他们眼中，儒家、道家、佛家、基督、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讲的东西都一模一样，都是教你如何获得成功、如何活得快乐！这种人现在很有市场，也以雅客名士自居，庾子嵩恐怕与之类似。
 
此等货色，怎么能和何晏、阮、嵇相比呢？
 
还有，为了类比“竹林七贤”的名号，西晋的毕卓、胡辅毋之、谢鲲等八位“名士”常常聚在一起，自称“八达”。可是“八达”具体都怎么个“达”法儿呢？竹林七贤中，阮籍不是很爱喝酒吗？刘伶不是喜欢在家里脱了衣服吗？于是，“八达”就常常聚在一起脱光衣服痛饮无度。
 
有一次，“八达”又聚到一起裸体饮酒，其中一位名叫光逸的来晚了，进不了门，于是光逸就在门外脱光衣服，从狗洞往内大喊大叫。胡辅毋之大惊，说：“这一定是光逸来了，别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于是开门把光逸放进屋，大家又不分昼夜继续痛饮。
 
这种做法徒具形式，流于表面，让人很是反感，甚至连真正的玄学家乐广都笑着说：
 
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世说新语·德行》）
 
狂狷，如果不是为了追求理想所表露的反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么狂狷就是最粗鄙恶俗的行为。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潇洒的背后，是需要有思想做支撑的。缺乏了深入思想和独立人格，西晋的玄风就变得徒具形式、苍白肤浅了。
 
当然，西晋也还是有一些有水平的玄学家的，比如刚才说到的乐广，就和王衍齐名，同为玄学领袖。
 
据《晋书》载，乐广有个好朋友，好久没来找他，他很奇怪，就问什么原因。朋友说：“前些日子去你家喝酒，端起酒杯看见里面有条小蛇，当时不好拒绝就喝下去了，回来就犯病。”
 
乐广心中疑惑，回去一琢磨，才发现墙上有个花雕弓。于是再把朋友找来，让他坐在当日的位置端起酒杯，这才发现里面的小蛇原来是弓影，于是朋友的心病就好了。“杯弓蛇影”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应劭的《风俗通》里也有一条类似的记载）。
 
乐广知识渊博，精于玄理，辩论技巧非常高明，名士们都对他十分佩服。有客人问乐广关于“旨不至”的问题。
 
所谓“旨不至”，其实就是言能否尽意的问题，我们都用语言文字来交流，但是语言文字能真实表达事物和道理吗？
 
乐广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麈尾柄碰着小桌子，问客人：“至否？”
 
客人回答：“至。”
 
乐广听了之后就把麈尾抽回来，问道：“若真的至了，又怎么会离开呢？”
 
客人恍然大悟，心悦诚服。
 
我要不说，您准以为这是禅宗公案，乐广活脱脱就是一个大禅师的样子。这种机锋对答，妙趣横生，让人在其中流连往返，不能自已。后来禅宗公案也是一样，之所以那么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实在太有趣了！
 
有趣归有趣，客观来说，这种对话内容，可诠释的范围实在非常广。客人心悦诚服了，但是客人理解的和乐广想要表达的一样吗？我们读到这则故事的时候，也会会心一笑，但是我们理解的，和乐广所想的一样吗？谁都不敢保证。但是这种模糊感，却给人带来无限想象空间，其文学审美功能远远大于哲学表达功能。
 
所以西晋以后的玄学清谈，越来越简约，文辞越来越优美，动作越来越潇洒，审美层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内容越来越玄虚，思想越来越空洞。哲学思辨层面，大不如前了！
 
西晋以后的玄学，基本上就成了那些心旷神怡的小故事和宽袍大袖的潇洒风度。
 
比如，王衍官至太尉，是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权力极大，但是由于他雅好清谈，所欣赏的人，也都是清谈之士。西晋的清谈之士有没有哲学才能不好说，但是一般来说，具备军事才干的总是少数。
 
王衍下功夫研究《易经》，但还有问题不能理解，就常念叨：没有一个可以请教的人啊！有人告诉他，阮宣子可以和他谈论。
 
阮宣子名叫阮修，是“竹林七贤”中阮咸的儿子。
 
于是王衍就请来阮修，先问道：“老庄之道，与孔圣人之道，到底是否相同？”
 
结果阮修的回答妙不可言，原话只有三个字——“将无同！”
 
将无同，怎么理解？字面意思是：“大约没有不同吧？”“莫非相同吧？”这里面的语气既肯定又模糊，表达了一种隐约相同又隐约不同的意思，模棱两可。但是这样的表达，恰恰大中王衍胃口。王衍大为欣赏，立刻提拔他为太尉掾属，时人称之为“三语掾”。
 
像王衍提拔阮修这样的做法，在西晋非常多见。玄学家们思想上崇尚玄虚，表现在政治上，也崇尚务虚，鄙视实际事务，谁要敢认真工作，就会被嘲笑为俗人。大家可以想想，在这种环境下，国家日常政务、军国大事能处理好吗？
 
尽管后来有欧阳建、裴等人为了矫正这种风气，提出“言能尽意”“崇有”等思想，期望从思想上纠正这种风气，改变务虚的局面。但大势使然，西晋政治的危难还是迅速到来了。
 <h2>贾南风之乱</h2> 
潘安是个文艺青年，生活里也极其爱美。
 
他做河阳县令的时候，下令让全县种植桃花。
 
结果一县老百姓都因为喜欢潘安，争相种植桃花，
 
居然形成一道特殊风景，因此连这个县都治理好了。
 
老百姓送他外号“河阳一县花”“花县”。
 
保守估计，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称作“花样美男”的美男子。
 <h3>弱智太子</h3> 
如果说西晋背上的炸药，是玄学家清谈误国、政治制度僵化、朝野的奢侈风气等几个问题的话6，那么，点燃这些炸药的导火索，就是司马炎的亲儿子——晋惠帝司马衷。
 
司马衷出生于259年，是司马炎和皇后杨艳所生，9岁时被立为太子。
 
本来司马炎还有个大儿子，叫司马轨，可惜很早就夭折了。按照长幼次序，司马衷就被立为太子。按说司马炎也健健康康的，他的皇后杨氏也健健康康的，两人的智商也都正常，可是偏偏就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哪儿有点不对劲儿的傻儿子。
 
说他傻，并非我的臆测，就连最能为皇帝避讳的史书，评价司马衷的时候，用的都是“甚愚”二字。或许天数使然，天要西晋灭亡，所以不仅给西晋选了一个“甚愚”的太子，还给这个太子配了一个“貌黑奇丑”“妒忌多权诈”的老婆——贾南风！
 
事儿，它就要这么赶，它就要这么寸！
 
司马炎贵为天子，给儿子选老婆，怎么就选了这么丑的悍妇呢？这还得从稍早点儿说起。
 
西晋夺取曹魏政权，靠的是权谋奸诈，所谓的“开国功臣”可想而知都是何等样人。比如贾充，此人奸诈多谋、精明险恶、精于谄媚。司马昭活着的时候，贾充就已经是其心腹，高贵乡公曹髦之死，就和贾充有关。到了西晋建国，贾充自然功不可没，官至尚书令、车骑将军，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兼全国军队副总司令。
 
人以类聚，贾充和荀勖、荀、冯等人为友，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无论百姓还是官员，都非常憎恶鄙视他们，比如前面说的和峤就不愿意和荀勖同坐一辆车子。
 
271年，鲜卑部落扰乱陕西、甘肃一带，司马炎就打算让贾充出兵镇压安抚。贾充却不愿意离开中央，去边疆打仗会受苦不说，一旦离开权力中心，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就要受影响，所以任命诏书在七月就下了，他却一直拖到十一月，拖无可拖，才起身出发。
 
临行前，几个死党给他送行，贾充趁机向朋友们求救。于是，荀勖就给出了个主意：“目前这形势，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你女儿嫁给太子，一旦你女儿成了皇后，你的地位自然也就稳固了。”
 
贾充闻言大喜，尽管太子司马衷脑残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也只得牺牲一下女儿的幸福了。于是，这边贾充慢腾腾启程，那边荀勖几个人就开始运作此事。
 
本来司马炎打算迎娶大臣卫瓘的女儿做太子妃，卫瓘家学渊源，品行正直，并且家族基因好，一大家子都是美女帅哥。说到卫瓘大家或许不熟悉，但他的几个后人大家肯定知道。王羲之是书圣，书圣的书法老师是谁呢？史书记载是女书法家卫夫人，而这个卫夫人，就是卫瓘的后代孙女。
 
网上常常有中国古代几大美男子的排名，但是不管怎么排，都少不了美男子卫玠。卫玠因为太美，又很会玄谈，名气十分大。南渡之后，南方的人争相拜访围观，要一睹这位美男子的风采，结果竟活活把他看死了——死的时候他才23岁，“看杀卫玠”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而卫玠，则是卫瓘的亲孙子。
 
他的后人如此优秀，卫瓘的女儿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看来司马炎还是有眼光的。
 
可是，卫瓘对这事儿并没有太上心，按今天的话说——没有积极运作，这就给贾充、荀勖他们钻了空子。贾充有个很可怕的老婆，在历史上大大的有名，名曰郭槐，是有名的悍妇、毒妇、妒妇。
 
贾充敢谋逆，但是却极其怕老婆。他的大儿子刚3岁，在奶妈怀里抱着，他退朝后就去逗儿子。结果被郭槐看见了，郭槐认定贾充和奶妈有一腿，就过去一刀把奶妈杀了。她那可怜的儿子，因为想奶妈而整日啼哭，没过几天就死了。同样的事件，居然可以发生两次！贾充后来还生了一个儿子，也是一模一样的原因，郭槐杀了奶妈，仅仅1岁的儿子因思念奶妈而死。
 
从此，贾充绝后，再没生过一个男丁。在那个夫权至上的年代，郭槐竟然没被休掉，这怎么都让人有点想不通，惧内的效果，不可思议。
 
郭槐虽然悍毒无比，但是这样的女人一般都很能来事儿，她大量贿赂皇后杨艳，和杨艳把私人关系处理得极好。杨艳也看贾充在朝中势力很大，就坚持要娶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司马炎询问大臣意见，荀勖、荀、冯等人，又极力称赞贾充的女儿才貌双全，就这样，这门亲事就稀里糊涂定下了。
 
于是，司马炎下诏，走在半路的贾充被召回中央，仍任旧职。
 
有时候历史的发展，就是这般儿戏。你根本想不到那些历史大事都是因何而起的，甚至朝代更迭这样的大事，追溯源头，很有可能就是芝麻大的原因。
 
因为贾充，高贵乡公曹髦被杀，推动晋朝建国；而又是因为贾充的私心，不愿意去外地受苦，结果间接影响到西晋的覆亡，这真是莫可奈何的讽刺。
 
贾充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司马攸，司马攸是司马炎的兄弟，一度也是西晋皇帝的热门人选，二女儿没留下太多故事。
 
和司马衷年纪匹配、准备嫁给司马衷当太子妃的，是小女儿贾午，贾午比司马衷小一岁。可是贾充、郭槐的基因不好，贾家姑娘都相貌平常、身材矮小。贾午时年12岁，还没怎么发育，撑不起礼服。于是贾充临时决定，把三女儿贾南风嫁给司马衷。
 
贾南风比司马衷还要大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但是司马衷娶了贾南风，就不是抱金砖，而是抱祸端。
 
272年春二月，贾南风嫁给司马衷，成为太子妃。这一年，司马衷13岁，贾南风16岁。
 
史载，贾南风成年之后，也才一米四左右，而且面貌奇丑，又黑又难看，并且，她毫无保留地继承了双亲的特点——母亲的彪悍嫉妒凶狠残忍，父亲的心思活络工于心计，这样的女人居然就当了太子妃。
 
命运，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h3>贾南风之乱</h3> 
贾南风嫁过去之后，一直没有生育，所以非常暴躁嫉妒。曾经有一个宫女怀了太子骨肉，贾南风二话没说，用戟活生生把孕妇的肚子剖开，落下一个已经成形的胎儿。司马炎大怒，要废掉太子妃，但是荀勖、杨皇后都为他求情，这才免了一难。
 
司马衷却什么反应也没有，司马炎怕司马衷太笨，就派了一个宫女伺候儿子。没想到，五六年之后居然怀孕。司马炎赶紧把这个宫女保护起来，这才生了皇孙司马矞。司马矞长到三四岁，司马衷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儿子。
 
司马衷的智力没有随着年龄而增长，司马炎也有换太子的念头，但他始终下不了决心。据说原因之一，就是皇太孙司马矞非常聪明。有一次宫中夜里失火，司马炎站在城楼上观看。司马矞才5岁，就悄悄扯着爷爷的衣襟说：“夜里发生混乱，天子不能站在显眼的明处，以防危险。”儿子很蠢，好在有个伶俐的孙子。司马炎有了些许安慰，很早就封司马矞为皇太孙。
 
眼看司马炎渐渐老去，司马衷依旧傻乎乎的，大臣们也着急得不行。难道未来的天子真就让弱智当了不成？可是总不能直接说太子智障，不能当皇帝吧？这劝谏亟需技巧。
 
和峤劝谏说：“太子有淳古之风，现在世道险恶，恐怕难以担当陛下家事。”瞧这语气委婉的，“淳古之风”。下回要再说谁蠢，就说他“老兄真有淳古之风”！
 
司马炎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傻，不好意思面对和峤，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但是荀勖这类官员，因为自身利益，就总是夸赞太子聪明、有智慧。司马炎派和峤查看太子的情况，和峤回来说：“太子圣质如初。”
 
太子的老师卫瓘最清楚司马衷的情况，趁着一次宴会的机会，走到龙床旁边，摸着龙床连连说：“此座可惜！此座可惜！”司马炎只好说：“你喝醉啦。”卫瓘就不再多说。
 
290年，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弱智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
 
他当了皇帝，智商一点没变。在御花园游玩听到蛤蟆叫，他就问左右：“这蛤蟆叫，是公家的还是私家的？”左右都笑，就调侃说：“在官家地里叫就是公家的，在私人地里叫就是私人的。”
 
他即位前后，西晋发生大饥荒。大臣向他报道老百姓遭灾，没粮食吃，甚至连树皮都吃光了，他很惊讶，就问：“既然没树皮吃，为什么不喝肉汤（何不食肉糜）？”
 
“何不食肉糜”，成为千古名句，时时警惕我们，愚蠢可以无底线。
 
在专制制度下，皇帝要是太蠢，大权必然旁落，此时，权力最大的辅政大臣，是皇后太杨芷的老爹——太傅杨骏。
 
司马衷的生母是杨艳，但是杨艳死得早，害怕杨家失势，就把自己年轻的堂妹杨芷介绍给司马炎当皇后。司马炎死后，杨芷就成为皇太后，杨骏就成为权倾一时的大臣。
 
但是，事情远远不止外戚干政这么简单，别忘了，司马衷还有个权力欲控制欲极大的老婆——贾南风。
 
贾南风做太子妃时就犯有大罪，多亏皇后杨芷求情，要不然一准儿被废，司马炎就让杨芷多管教一下贾南风。可是，贾南风心眼小，不但不承情，反倒认为是皇后杨芷说他的坏话，因此心存报复，于是婆媳两人的关系搞得很不好。
 
等到司马衷当了皇帝，贾南风贵为皇后，就更不把皇太后杨芷放在眼里。她想要干预政治，又被太傅杨骏压制。贾南风觉得，自己都贵为皇后了，居然还处处受缚，因此怒不可遏，把所有怨恨都记在皇太后杨芷和杨骏等人身上。
 
傻皇帝司马衷浑然不觉，西晋覆亡的序幕，已然拉开。
 <h3>动乱，开始了</h3> 
令杨骏丝毫没想到的是，这个面貌奇丑的黑女人，居然能有这么厉害的政治手腕，他更没有想到，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
 
贾南风首先不动声色，暗中秘密联络了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
 
西晋建国时，吸取曹魏苛责亲王，以至于大臣撺政皇室没有抵抗能力的教训，大肆分封司马氏族亲为王，并且给这些诸侯王极大的权力。汝南王司马亮是司马懿的四子，按辈分，是傻皇帝司马衷的四爷爷；楚王司马玮是司马炎的第五子，傻皇帝司马衷的亲弟弟，当时才19岁。这些诸侯王被封在外地，虽然贵为一方诸侯，但是谁没有干政的野心呢？有了这等好机会，年轻的楚王当然跃跃欲试。
 
有了楚王司马玮的支持，贾南风的心更踏实了。
 
291年年初，楚王司马玮和汝南王司马亮的军队开到洛阳城外，紧接着，贾南风设计让傻子皇帝司马衷写下诏书，宣称杨骏谋反。然后，名正言顺地，楚王司马玮发兵包围杨骏府邸。杨骏逃到马厩，最终被捉住杀掉。顺便说一句，杨骏住的，就是当年曹爽住过的府邸。
 
接着，贾南风以干净利落的手法，幽禁了皇太后杨芷，又进一步把杨芷贬为平民。然后，把皇太后杨芷的母亲、杨骏的夫人庞女士，绑缚刑场，也给杀了。杨芷则被囚禁起来，一年以后，被活活饿死，死的时候，才33岁。
 
政变之后就是大屠杀，这是惯例。凡是和杨骏关系好的，杨骏的亲族老小，甚至杨骏原来的下属臣僚，一概杀掉。这一切的总指挥，就是那位又黑又丑的皇后贾南风！
 
当年傻子司马衷即位前后，洛阳到处流传着一首童谣：
 
两火没地，哀哉秋兰。归形街邮，终为人叹。
 
童谣的含义讳莫如深，人们不知道是什么含义。直到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这首童谣，原来预示着一场灭绝人伦的宫廷政变。
 
“两火”是个炎字，指代“司马炎”；“秋兰”，则是原皇后杨芷的字；“街邮”，是个地名——正是杨芷死后所葬之地。童谣的意思是说，等到司马炎一死，原皇后杨芷的命运也就到头了，果不其然。
 
《晋书》注曰：
 
杨后被废，贾后绝其膳八日而崩。崩葬街邮亭，百姓哀之也。
 
推翻杨骏，诛灭了杨氏一党，朝廷大权落在汝南王司马亮手里。谁有兵权谁就有说话权，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汝南王司马亮成为实际上的头号政要。
 
接着，重新划分权力。当然，这些人事变动都托以“司马衷”的名义。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同“太保”卫瓘一起执掌政府机要。参与剿灭杨骏的楚王司马玮，仅仅被封为卫将军——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司马亮为了收买人心，大肆分封官爵，仅被封为侯爵的，就多达一千多人！
 
贾南风不干了，本来，她只是想借助外力除掉杨骏，好达到自己控制权力的目的。可是现在，司马亮是自己的爷爷辈，卫瓘也是三朝老臣，这两位老先生杵在这里，自己的行动更不自由了，所谓“不得骋己淫虐”。自己辛苦栽种出来的政治果实，岂能任由别人采摘？
 
正好，司马亮和卫瓘打算出台政策——为了保证京师安宁，要求其余诸侯王都各回封地，年轻的楚王司马玮也在被逐之列，满肚子不高兴。
 
就这样，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面对共同的敌人司马亮和卫瓘，贾南风和楚王司马玮站在了同一阵营。于是，新的政变发生了，自然也免不了一场大屠杀。
 
同年六月，贾南风“矫诏使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淄阳公卫瓘”。太宰司马亮和太傅卫瓘，双双被杀。卫瓘死时72岁，祸及子孙九人。卫玠不在府内，得以幸免。
 
从291年三月入京，到六月被杀，司马亮仅仅当权4个月。
 
首都大乱，有人劝楚王司马玮：“心狠手辣的贾南风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京城之内，你的实力最大，何不趁乱杀入宫内，灭了贾后及其党羽，以安定天下？”可是小伙子毕竟年轻，缺乏斗争经验，他还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
 
贾南风就完全不同了，她的目的非常直接，就是要一手遮天，掌控权势，任你是天皇老子，对我有用就用，用完成了障碍，直接就杀！他借助楚王司马玮的兵力杀了司马亮和卫瓘，当然不能让司马玮再操控朝局、控制自己。
 
这边司马玮还在犹豫，那边贾南风就已经开始行动。
 
太子少傅张华受贾南风之命，面呈傻子司马衷。司马衷能知道什么？还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于是张华派殿中将军王宫，手举“驺虞幡”，出宫对司马玮的军队说：“楚王司马玮假传圣旨，大家不要听他调遣！”很顺利地夺了指挥权。
 
这“驺虞幡”是个啥东西，能有这么大威力？
 
驺虞，也叫驺吾、驺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仁兽。驺虞长得像老虎，有黑白相间的花纹，虽然很威猛，但是非常仁慈，不吃动物只吃素，也不践踏花花草草。有人考证，这东西可能就是今天的大熊猫！
 
由于驺虞仁慈的特性，所以绣有驺虞图案的驺虞幡，就象征“仁爱”“和平”“止战”。西晋皇帝的钦命符节有两个，一个是白虎幡，一个就是驺虞幡。打出驺虞幡，就代表天子亲临，要你停战。
 
所以，当张华派出的殿中将军王宫，手举着“驺虞幡”的时候，司马玮的兵士就都服软了，一下子四散而逃，司马玮成了光杆司令。接着，大军围过来，司马玮被擒，很快，他就去阴曹追司马亮了。
 
司马玮仅仅比司马亮、卫瓘晚死了两三天，由此也可见贾南风政治手段的成熟老辣。
 
从此，西晋历史上历时16年，最为混乱、残忍、黑暗、动荡的时代——八王之乱时代，来临了。这一年，是291年。
 
贾南风，就是发动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则是最早跳出来，也最早死去的两位诸侯王。
 <h3>士当身名俱泰</h3> 
一时间，再也没有能和贾南风对抗的力量。既有政治才干，也不直接反对贾南风，又对西晋皇室忠心耿耿的大臣，如张华、裴、裴楷等人，得以上位。
 
张华，是当时的名臣，文学修养很好，是西晋有名的诗人。我们高中学过王勃的《滕王阁序》，里面有一名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这句话里的典故，就和张华有关。说张华时任豫章太守，夜里常能发现有紫光直射牛、斗二宿之间。他就请教精通望气星占之学的雷焕，雷焕说丰城地下藏有宝贝，后来掘地，果然得到龙泉、太阿两口宝剑。
 
张华出身门第不高，为人谦逊，有治国才干，但是没有政治野心，不会对贾南风造成压力。贾南风虽然凶狠残暴，但是智商不低。她清楚张华是治国栋梁，所以对张华非常敬重，朝廷上的大事，基本都由张华做主。后来十多年间，尽管皇帝司马衷昏聩无能，贾南风秽乱宫闱，但是朝野之间，也还都平安无事、经济平稳，全靠张华、裴等一批干才。
 
贾南风终于如愿以偿，大权独揽，成为西晋最有权势的人。惠帝完全成为贾南风任意摆布的傀儡，她无论干什么，都没有来自“上面”的管制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凡是和贾南风沾亲带故的，一时间都成了位高权重的实权派人物，比如他堂哥贾模，他外甥贾谧。
 
贾谧的母亲，就是贾充的小女儿——当年准备入宫给司马衷当太子妃，又因为没发育穿不了礼服只好作罢的贾午。
 
命运弄人，贾午虽然没有进宫当太子妃，却留下一段千古佳话。贾充是当朝一品，门生故吏当然天天拜访，其中有个叫韩寿的小伙子，英俊潇洒，贾午一看就动心了。小姐垂怜后生，好事儿很快就勾搭上了，贾午还把家里上好的香料赠给韩寿。
 
韩寿是贾充的下属，两人天天一起工作。有一天，贾充突然觉得韩寿身上有一股奇特的香味，这种香味只来自西域的一种香料，这种香料是进贡给皇帝的贡品，司马炎只赏赐给了两个大臣，贾充就是其一。贾充心中奇怪，凭着他的老谋深算，回去一分析，就知道事情的大概了。这种事不能戳破，于是顺水推舟，就把女儿嫁给了韩寿。
 
“窃玉偷香”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贾家没有男丁，这个小外甥韩谧就改姓贾，称作“贾谧”，继承贾氏香火，成了宝中宝，贾南风非常疼爱他。贾充死后，其爵位——鲁国公，就由贾谧来继承。所以，虽然贾谧还不到20岁，官职也只是负责书籍编纂、文化整理的三品秘书监，实际则权过人主，福威至尊，所谓“器物珍丽，歌僮美女，选极一时”。
 
老妈老爸这么风流，生下的孩子也是一个风流种子。贾谧长得随他爸，潇洒帅气，而且也沾染了一股文华之风。人们见他位高权重，也好风雅，就奉承他两句，夸他文采华美，才思过人，甚至可以和西汉大文学家、写《过秦论》的贾谊相比。这话拍得贾谧舒服无比。正好自己的实际官职秘书监是负责文化口的，所以，他大开宾客之门，广结文人骚客，与大家诗酒相会、辞赋相酬。
 
有这样一个权贵积极主动地推广文化事业，天下的雅客们能不挤破了头去投奔？这些雅客中，不仅有一些水平一般的小文人，更有一批当时才绝一流的大文人。这些大文人都有名有姓，在历史上流传下来——以石崇为首，前后共有二十四人，紧紧团结在贾谧周围，时称“二十四友”。
 
曹魏时期，司马懿父子对文人多次的屠杀，加上西晋政局的混乱，使得文人的骨头基本都软掉了，整个文化界弥漫着一种享乐的思想。在朝不保夕的局面下，谁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呢？算了，别抗争了，好好活着，好好享受吧，所以举国萎靡、竞相豪奢，纲纪松弛、道德沦丧。
 
石崇的一句名言，对当时文人的心态总结得最直接、到位，他说：
 
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
 
就是说，读书人应该让自己生活得也好、名声也显达，（像颜回、原宪这些人）尽管学问好却生活穷苦，又怎么好意思向人夸耀呢！
 
“身名俱泰”，便是当时士大夫普遍的价值追求。
 
所以，尽管二十四友个个文采一流，但是大多对鲁国公贾谧卑躬屈膝、谄媚逢迎，并无多少气节可言，比如潘安。
 <h3>花样美男</h3> 
说起潘安，几乎没人不知道。当我们形容某个男子特别帅气的时候，就会用到一个词“貌若潘安”。潘安，就是美男子的代称。
 
潘安，本名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中牟（今河南郑州）人，他小的时候，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史书没有具体说他身高几许、体重如何，但是他的美貌是毋庸置疑的，甚至超越了文字所能形容的范畴。
 
据《世说新语》记载：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就是说他一出门，就被妇女们手拉手围起来，挡着不让他走以多看两眼。这还不算，刘孝标在这一条下面还引《语林》作注解：
 
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
 
他坐车出行，连老太太都被迷住，不断朝他车上扔鲜花水果。出门转一圈，车子里就装满了水果的，这就是成语“掷果盈车”的出处。
 
古人一般用花来形容女子的美貌，但是用花来形容男子，潘安是第一位。
 
潘安是个文艺青年，生活里也极其爱美。他做河阳县令的时候，下令让全县种植桃花。结果一县老百姓都因为喜欢潘安，争相种植桃花，居然形成一道特殊风景，因此连这个县都治理好了。老百姓送他外号“河阳一县花”“花县”。保守估计，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称作“花样美男”的美男子。
 
换了一般人，这么个美模样，光吃青春饭也够了。可是潘安不满足，非得打破铁律，要让美貌和智慧并存。他少年时随父亲游历山东、河南、河北，还到洛阳太学读书，毕业后当了个小京官。他读书时非常刻苦，加上天资聪慧，学了一肚子学问，写得一手好辞章。
 
不过，这样的人物，很多中国人会不喜欢，还会发自内心生出嫉恨——你这么优秀，还让别人怎么活？
 
潘安也确实没给别人留活路。
 
潘安20岁的时候，是266年，晋国刚刚建国第二年。这年发生了一件事，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彰显新政权新气象，就下田躬耕。天子躬耕，是古代的一个传统，毕竟民以食为天，要鼓励农民耕种。
 
可是天子毕竟尊贵，即便下田做做样子，也要惊动满朝文武、全国百姓啊。文臣学士纷纷上表，写诗词歌赋赞颂皇帝。潘安就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大文章《籍田赋》，颂扬了司马炎的这一举动。但是，潘安本事很高，马屁拍得含而不露，力度轻重适中，看去满篇文雅，读罢口齿留香。
 
这篇文章被当朝的一些高官看到，大怒不已：你个小毛孩子写出了这么好的文章，让我们怎么办？这以后皇帝的马屁还怎么拍？！
 
于是，潘安就被贬去河阳做了县令。
 
潘安本来认为，只要文采好就能受到重用，可是他还是太年轻，根本不懂人际利益这一套，所以潘岳在河阳县除了种桃花，还是种桃花。他虽然郁闷，但是还积极自勉，写了《河阳县作二首》，其中有一句比较有名：
 
谁谓邑宰轻，令名患不劭。（《河阳县作·其一》）
 
意思就是，谁说县令就无足轻重呢？做好了，一样可以让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啊！
 
没多久，他被调回洛阳，不过职位依旧很低。
 
当时朝廷中，山涛任尚书仆射，主管最高政务，兼管人才选拔。王济则执掌吏部，裴楷、和峤都是朝中红人。潘安年轻气盛，觉得你们这几个老家伙没见有什么才能啊，凭什么官居高位？看看自己，一身才华无处施展。就像现在很多刚入职的员工一样，总觉得公司高管都没水平，老觉得委屈了自己、一切都不公平。
 
小愤青帅哥潘安就在阁道的柱子上写了一首诗：
 
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鞧，和峤刺促不得休。
 
所谓阁道东，指的是朝廷办公地点。大牛，暗指山涛。山涛年岁长迈，且能担负国之重任，所以称之为大牛。“鞅”“鞧”都是驾车时套在牲口身上的工具，“鞅”套在牲口脖子上，“鞧”连接车辕和牲口屁股，“刺促”是形容跑前跑后、忙碌急促的样子。
 
这首诗把几位老先生都骂得不轻，骂山涛是头老笨牛，被其他人利用控制，王济在前面拉着，裴楷在后面把着车辕，和峤跑前跑后忙个不停。
 
这几位不是总理就是部长，你私下骂骂也就得了，写在朝廊大柱子上人人都看见，实在不给人留脸面。大家一看，呀，小毛孩子一个，还嫩着呢，好好到基层锻炼去吧！于是，潘安就被贬到离洛阳更远的怀县去做县令了。
 
这一贬，就是10年，直到32岁，潘安都没能再升迁，他甚至都急出白头发了。
 <h3>金谷盛会</h3> 
既是以为负才傲物，也是因为品行问题，潘安的仕途确实坎坷。
 
在怀县待了十来年，他终于被调回中央，去财政部门做官，可是又因为犯事儿被免职。过了不久，因为欣赏他的才华，太傅杨骏就把他调任门下，做了太傅主簿——这是个文职，比较适合他。然而好景不长，杨骏又被贾南风给灭了三族。潘安作为太傅主簿，也在被杀之列，多亏好友公孙弘替他说话，这才幸免于难。于是，潘安被贬到更远的长安做县令。
 
长安是偏远的西北，靠近胡人，很不安全。潘安心灰意冷，知道仕途无望，便辞掉这个职位，回家侍奉生病的老母。
 
他的官瘾还是很大的，离开官场也是无奈之举。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万念俱灰之时，石崇为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石崇和潘安关系非常好，两人价值观比较接近，又都是很有才华的帅哥。贾谧延宾交游，广纳天下文士，石崇成为贾谧的得力助手和心腹。
 
通过石崇的引荐，潘安得以接近贾谧，重新回到洛阳的政治中心，并升迁为黄门侍郎。黄门侍郎官品不高，但是比较清贵，经常能见到天子，所以往往是贵族子弟做大官前的预备职位。
 
就这样，潘安和石崇一起，成为贾谧“二十四友”成员之一。据《晋书·潘岳传》载：
 
岳性轻躁，趋势利，与石崇等諂事贾謐，每候其出，与崇輒望尘而拜。
 
或许多年的坎坷磨掉了他的棱角，已步入中年的潘安，没有了当年东阁题诗的意气。为了富贵权势，他可以放弃一切。《晋书》对他的评价是“轻躁、势利、谄媚”，居然同石崇一起，等贾谧路过，然后对着远去车马的尘土跪拜！“望尘而拜”的出典就源于此。
 
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不仅杀掉了他的美貌，还摧毁了他的尊严。
 
二十四友中，比较著名的还有陆机、陆云、左思、欧阳健、刘琨、刘舆等等，都是当时一流的大文豪。
 
陆机和陆云是兄弟俩，江南名将陆逊的孙子，少年入洛，便名声大噪，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所谓“二陆”，就是指陆机兄弟，三张指的是张载、张协和张亢三位文学家。
 
陆机写了一篇重要的文学评论，叫作《文赋》，首次把创作过程、写作方法、修辞技巧等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在文学批评史上，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同时，他还是个大书法家，现在还能看到的《平复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绝对国宝级别的文物。
 
左思，可以说是西晋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位，他的《三都赋》，引起洛阳纸贵。陆机曾经也想写《三都赋》，但是看了左思的文章后，就放弃了。可惜，左思长得奇丑，他听说潘安挟弹出门引来围观，于是自己也模仿潘安，结果招来无数老妪“齐共乱唾之”，于是颓萎而返。
 
欧阳健，是石崇的外甥，当时著名的玄学家，思想为“崇有”一派，《崇有论》就是他写的。
 
刘琨、刘舆兄弟，可能是二十四友中年纪最小的两位，当时还都不到三十。可能大家对这两个名字不熟悉，但是有个关于他们的典故却无人不知。
 
刘琨年少的时候，和同事祖逖关系非常好，甚至到同被而眠而地步。他们常常一起谈论天下大事，夜里听到鸡叫，就说：“半夜鸡叫，这是在激励我们要起来锻炼身体，以便未来能够报效疆场。”于是，两人起身，舞剑庭中。
 
这就是“闻鸡起舞”的典故，两个主角，一个祖逖，另一个就是刘琨。
 
这么多名士聚在一起，时常交游唱和，优哉游哉，非常幸福。
 
石崇最为富有，他富有但是不吝啬，还极其慷慨大度，极其仗义，所以二十四友中，他是老大哥。当时，石崇在洛阳修建了一个漂亮无比的庄园，名曰“金谷园”，大家就经常在这个地方交游玩耍，宴饮取乐。
 
这个金谷园，基本上算是豪华私人住宅的代名词，遗址就在今天洛阳老城东北七里处的金谷洞内。据古人记载，金谷园依地势而建，凿池引水，依山筑楼。园内古木参天，鲜花遍地，无数珍禽异草、祥纹瑞兽。各种贵重物品把吊脚重檐的楼阁装饰得金碧辉煌，极尽奢华之能事，简直就是仙宫天堂。
 
春天估计是金谷园最美的时候，因为现在流传的洛阳八景，其中就有一个“金谷春晖”。
 
296年，金谷园搞了一次特大规模、高级别的雅集。征西大将军的祭酒王诩要从洛阳返回长安，石崇就约了一帮朋友前来送行。这王诩的面子足够大，来的这帮朋友，都是天下最顶端的文人。石崇一共邀请了三十人，“二十四友”俱在其内。这次雅集，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雅集的老祖宗。
 
据记载，这次雅集持续了好几天，不分白天黑夜宴饮游乐，在偌大的金谷园中换了好几处据点。大家弹琴、吹笙、击筑、鼓瑟，还有专门的乐工在旁边伺候。大家吹拉弹唱、载歌载舞，玩累了、有感触了，就写诗作赋来抒发情感。有的一时写不出，就罚酒三斗，引以为乐。
 
诸位想想，在那么漂亮的大园子里，有那么多好酒好菜备着，那么多美女僮仆伺候着，目之所及都是一时珍稀。这样的享受，也真让人羡慕不已。难怪石崇要挣钱，然后高喊“身名俱泰”，也难怪潘安谄媚奉迎，这种诱惑，没点定力的人确实难以抵御。
 
这次大文豪们所写的诗歌，最后汇聚成集，就叫《金谷诗集》。最前面由石崇写了一篇序，就是《金谷诗序》。刚才笔者描述的雅集场景，就是依《金谷诗序》简译而来。
 
50年后的永和九年，书圣王羲之邀集文人雅士42人，在绍兴兰亭“流觞曲水，畅叙幽情”，他心中所羡慕和效仿的，就是金谷集会。
 
在这次集会中，大家写了不少经典诗歌，其中不少现在还能看到，其中最著名也最有神秘色彩的，是潘岳的《金谷集作诗》。
 
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
 
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便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
 
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这首诗基本可以分为三段，比较浅显易懂。
 
第一段，说的是这次金谷聚会的缘起，王生指的是送别对象——王诩，石子就是石崇。
 
第二段，就是描述金谷集会所见的美丽、热闹场景，这里不复赘述。
 
最后一段，抒发心中情感。说春景繁荣，人人喜欢，可是天寒地冷，却往往孤身。比喻世人趋炎附势，你发达的时候都来找你做朋友，你落败了，则都离你而去。最后潘安对石崇信誓旦旦地说，石崇兄啊，希望咱俩的友谊能天长地久，直到白首！
 
潘岳的才华很高，他的代表作是悼念亡妻的《悼亡诗》以及一些辞藻华丽的辞赋，这首《金谷集作诗》只是一般水平的作品。但是这首诗名气却很大，原因是诗里最后一句——“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这句诗一语成谶，似乎在冥冥中，预示着盛极而衰、乐极生悲的厄运。
 <h2>八王混战</h2> 
贾南风虽然死了，但是西晋八王之乱是她拉开的序幕；
 
西晋灭亡，也是由她点燃的导火索。
 
此后三百多年的大纷争、大战乱、大分裂，也始于斯。
 
我一向不主张把朝代覆亡怪罪在女人身上，但她是个例外，
 
这个女人，真是祸国殃民的灾星。
 <h3>“同情兄”</h3> 
除了政治上的残忍乱来，史称贾南风最大的污点就是淫秽宫廷。
 
想想也是，嫁给了这么个连男女之事都不懂的白痴皇帝，作为一个正常女性，贾南风也是挺委屈的。等到手握大权之后，她就极尽荒淫秽乱之能事，好像要把此前所受的委屈都弥补回来。
 
从某个角度上说，贾南风努力争权夺势，不要受到约束干涉，其最终的目的，恐怕也就是为了自身性福吧？
 
先是，贾南风和年轻的太医令程踞等人秽乱内宫。慢慢地，她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开始派人整天在洛阳大街上转来转去，碰到年轻美貌的少年，就把他们装入竹篓，运进皇宫，然后一番云雨享乐。完事后怕他们泄露此事，一律不再送回，全部杀掉灭口。因此，洛阳许多自忖长得姣好的男子，一般都不敢独自出门。古龙笔下“十大恶人”之中的萧咪咪，倒和贾南风颇为相似。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她也有偶尔发慈悲的时候。
 
洛阳有个俊俏的小后生，是个低级官吏，生活平常，负责治安，有几天突然不见了踪影，再出现的时候穿戴高档。刚好此时洛阳有贵族遭窃，一下就把他当作嫌犯抓起来。小吏满腔委屈，不得已道出原委。
 
原来有一天，他在街上逛，迎面而来一个老太太，说：“哎呀！我家主人生病，找巫医看了，说得到这里找个某某人才有救，就碰到您了。希望你发慈悲，救救我家主人吧。”他答应了，然后就被蒙上眼睛装入竹筐带到一个地方——雕梁画栋、玉宇楼台，简直就是天宫。然后一个女子出来，与他欢娱了几天，然后赏赐了他一堆财物，就把他送回来了。
 
大家就问这女子相貌如何，他答曰：“四十多岁，身材矮小、面黑丑陋，眉后还有一颗痣。”长官一听就明白了，笑着放他走了，还开玩笑说他与当今圣上是“同情兄”。
 
贾南风淫秽的作风，全世界都知道了，只是大家避讳不说而已。贾后的母亲——那个天下第一妒妇郭槐，见贾南风淫乱公室，又一直没有儿子，也替她着急。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郭槐临老将死，却变得目光长远起来。
 
她劝贾南风不要太过于嚣张跋扈，要对太子司马矞稍微好点。不过这种话，贾南风怎么听得进去？太子司马矞不是自己亲生儿子，怎么可能对她好？
 
司马矞和贾谧年纪差不多，说起来两个人还是姨表兄弟。有一次贾谧和司马矞下棋，两人争夺非常激烈。成都王司马颖看见后，就斥责贾谧不应该和太子全力争夺。贾谧由此非常嫉恨太子，就跑去跟姨妈贾南风告状，说太子聪明有主见，以后要是当了皇帝恐怕会对贾家不利。
 
贾南风对太子也心怀忌恨，听了这话更加忌惮，她就开始为自己做准备。第一步，是散播信息出去，说自己怀孕了，暗中悄悄把妹妹贾午的小儿子、贾谧的小弟弟收养在宫中，准备让这个小外甥当皇子。
 
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花心思收拾太子司马矞了。要毁灭一个人，最阴毒的手段不是打压他，而是纵容他。太子正直青春期，性格叛逆，贾南风一面迫使他和生母谢玖分开，一面指示太子周围的人教他学坏。
 
俗话说“下坡的轱辘真好滚”，人天性有学坏的因子，所以才要不断忏悔和赎罪，司马矞很快染了一身毛病。
 
司马矞天生喜欢画画、雕刻，身边的人就给他建造大画室，让一群画师陪他一起画，还找来一群石匠，陪他一起雕刻玩耍。司马矞迷信巫术，身边的人就找来一堆巫师整天和他待到一起。此外，他特别喜欢卖肉的营生，在太子东宫设立肉市，练就了极其高明的本事——手起刀落，说切几斤就几斤，不差分毫。而且，他还在皇家西园开设市场，销售蔬菜、鸡鸭等等，卖的钱全部自己拿来玩。
 
太子舍人杜锡屡屡劝诫，司马矞听得不耐烦，就把针竖起来，藏在坐垫里——这游戏我们小时候也玩过。杜锡一坐，一屁股血！
 
司马矞的做法很容易理解，天天在皇宫里待着不出去，当然会对民间的这些行为感兴趣了，但是，如此做法足以毁掉太子“英明聪慧”的贤名。
 <h3>南风起，吹白沙</h3> 
终于下黑手了。元康九年十二月，也就是299年年底，太子司马矞的大儿子司马斑得了重病，司马矞请求给儿子封个王位，结果被驳回。
 
贾后觉得时机成熟了，准备杀了司马矞。她以傻皇帝司马衷生病为由，召太子进宫探病。司马矞进宫后，没见到父亲，却被宫女陈舞拉到一旁，假称圣谕强迫他喝酒三升。
 
“我喝不了三升的酒啊！”
 
结果宫女陈舞说：“你是不是忤逆不孝？老爹赏你的酒，竟敢不喝，难道酒里有毒吗？”
 
司马矞只好喝掉，结果就醉得稀里糊涂。这时，另一名宫女呈上来一份手稿，说是奉皇上指令，让司马矞重新誊写一份。司马矞早就醉得不成形，就在迷糊状态下，把这份手稿誊抄了一遍。
 
想都不用想，这份手稿一定是构陷太子的重要道具，而这份构陷手稿，被史官记录了下来。手稿的原作者，也被史官记录了下来——那就是美男子、大才子、洛阳少男少女们的偶像潘安。手稿的原文是：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共要，刻期两发，勿疑犹豫，以致后患。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为王，蒋为内主。愿成，当三牲祠北君。
 
大意是：陛下您应该自己了断，要是你不自己了断，我就亲自了断你。皇后，您也快点自杀吧，要不然，我也一并了断你。我还跟谢妃（太子生母谢玖）约定日期，一起来了断你们！不要再犹豫了（你们快自杀），免得召来祸患。我已经对天发誓，老天也准许我扫除祸害，立我儿子司马道文（皇孙司马斑）为王，立蒋俊（司马斑生母）当皇后。愿望达成，将以猪牛羊三牲酬谢天帝，并大赦天下！
 
这篇手稿条理清晰、简洁明了，大逆之心，昭然若雪。打算一网打尽的对头，也都写得清清楚楚。不得不佩服潘安的才华，瞧这文稿，果然不愧出自大才子之手！可惜这么好才华，就缺一副撑起才华的脊梁。
 
书信第二天就被送往朝会。
 
出现了这么大逆不道的书信，那还不炸了锅！贾后主张立刻杀了司马矞，但是张华、裴认为其中有隐情，可能有假，极力反对。最终的结果，是把太子贬为庶民，和三个儿子全部被囚禁在金墉城，太子生母谢玖、太子妃蒋俊双双下狱，后来被拷打致死。
 
不至死不罢休，贾南风继续谋划。她指派一个宫人自首招供，说和太子准备一起刺杀皇帝。司马衷傻子一个，能懂什么？听了以后当然大怒，下令把司马矞押解到许昌行宫囚禁——为啥要囚禁到离开洛阳的许昌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害起来方便一些。
 
司马矞在许昌行宫给自己另一名妃子——清谈家王衍的女儿王氏写信，诉说自己被陷害的经过，希望仰仗王衍的影响力，帮自己脱离困境。王衍时任尚书令（国务院总理），但是畏惧贾南风的淫威，不但没有帮太子说一句话，还宣布自己家和太子脱离亲属关系。
 
人心善恶，可见一斑。
 
好好的太子被废，许多大臣心中愤怒，就希望张华、裴能够出面，废掉贾南风。但是张华认为，贾南风势力很大，又是当朝皇后，没有天子旨意，不好轻易废掉；而司马家的诸多亲王们，一个个手握重兵虎视眈眈，万一发生边乱，根本无法控制，就没有答应。
 
忠于司马矞的一些大臣，知道张华、裴是指望不上了，就把希望寄托在手握兵权、时任右将军的赵王司马伦身上。
 
赵王司马伦，也是个老王爷，是司马懿第九子。这人贪婪成性、有勇无谋，日常大事全靠手下有个叫孙秀的谋士。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孙秀确实也很聪明，却是个十足的图利小人。赵王司马伦询问孙秀，到底要不要废除贾南风？
 
孙秀说：“废掉贾南风，我们揽大权，这是最好不过的事，但现在不是时机。依我看，贾南风迟早要害死太子，等她害死太子以后，就罪恶昭彰了，那时候我们再出手不迟。”于是孙秀就在民间放出风声，说大臣们都打算拥立司马矞，废掉贾南风。
 
贾南风果然中计，就加紧了谋害太子的步伐。
 
第二年，300年三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司马矞在许昌行宫遇害。据说，贾南风让太医令程踞配了毒药，派宦官孙虑前去，准备下在饭菜中。
 
而司马矞自从被贬后，也提高警惕，从不吃外面的东西，所有吃的都得在他眼前亲自做好。孙虑找不到下毒的机会，就下令把太子囚禁起来，打算饿死他。可是有宫女悄悄送饭，司马矞一时半会儿还饿不死。孙虑等不及，就直接强迫太子服毒，太子拒绝。孙虑就趁司马矞上厕所的时候，突然闯入，用药杵狠狠捣他。司马矞大声哀嚎，声音一直传到院子墙外，最终惨死在铁杵之下。
 
这件事骇人听闻，全国震动。
 
300年四月，又一次政变开始了。赵王伦、孙秀秘密起兵，联合齐王司马冏，手持假诏书，暗中控制了皇宫禁卫，然后宣见贾谧。贾谧进宫后，发觉有异，挣脱军士的束缚，边跑边喊：“姨妈救我！”被士兵追上来，一刀砍死。
 
三更半夜的，贾南风见司马冏突然到来，大吃一惊，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司马冏说：“接到诏书，逮捕皇后。”
 
贾南风说：“只有我才可以发布诏书，你的诏书哪来的？”
 
但是这时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她被逮捕下狱，在狱中，典狱官结束了她荒淫罪恶的一生。
 
据《晋书》记载，司马矞被杀的时候，天下人多有愤懑，京城一带就流传一首歌谣：
 
南风起兮吹白沙，遥望鲁国何嵯峨，千岁髑髅生齿牙。（《晋书·五行志》）
 
这也是一个“谶语”，表达的是人们对贾南风的憎恨。第一句的“南风”，是指“贾南风”；西晋国祚五行为“金”，金主白色，因此白沙就指西晋；南风吹白沙，就是贾后乱国之意。
 
鲁国，则是指鲁国公贾谧。贾谧是贾南风集团的骨干力量，他也是诱发动乱的罪臣之一，所以也诅咒了他。“千岁髑髅生齿牙”，这句是描写乱世的景象，说千年的骷髅都生了牙齿，意味着妖物作祟，天下不宁，祸乱就要兴起了。
 
贾南风虽然死了，但是西晋八王之乱是她拉开的序幕；西晋灭亡，也是由她点燃的导火索。此后三百多年的大纷争、大战乱、大分裂，也始于斯。我一向不主张把朝代覆亡怪罪在女人身上，但她是个例外，这个女人，真是祸国殃民之灾星。
 
贾南风倒台，贾氏家族也跟着遭殃。“窃玉偷香”这个典故的一对儿男女主角贾午、韩寿，也双双被杀。
 <h3>落花尤似坠楼人</h3> 
宫廷政变斗来斗去，司马衷俨然没什么反应。赵王司马伦获封相国，执掌朝中大权，野心骤然膨胀，加之孙秀的撺掇，他就有了当皇帝的念头。
 
这两人不知忠孝节义为何物，确定了目标就要快速实现。第一件事，铲除朝中不与自己合作的、有威望的大臣，于是，张华、裴等朝中顶梁柱，就都被抓来杀掉。
 
中护军淮南王司马允看出司马伦和孙秀的意图，就集结部队，准备反抗司马伦，以维护国家安宁。不幸的是，几个月后，这位年仅29岁的年轻王爷起兵失败，一家全遭毒手，下属部吏被牵连而死的，多达数千人。
 
政变的惯例是，胜利者趁机大开杀戒，清除异己。
 
孙秀出身寒门，从一个小吏做起，逐渐成为赵王伦的参谋。他投其所好，为人奸诈恶毒，怂恿赵王伦干了很多恶心事，所以名声一直很坏，很多大臣都曾上奏章弹劾他的罪恶。
 
现在，赵王伦执掌大权，孙秀终于扬眉吐气，他要报仇雪恨。许多得罪过孙秀的，都被以各种名义抓来杀掉。这里面，首先遭灾的，就是潘安。
 
孙秀曾经在潘安老爸手下做过小吏，而潘安则鄙薄孙秀的为人。那时候的潘安年轻貌美、玉树临风，是个帅气嚣张的官二代，曾毒打过一个相貌平平的寒门小吏。这个耻辱在孙秀心中深深印下，这么多年一直没忘。
 
其次，就是欧阳健和石崇。欧阳健是石崇的外甥，也是二十四友之一。当年弹劾孙秀的诸位大臣中，就有欧阳健，因此，他们两个的仇也是很深的。石崇呢？孙秀对他纯粹就是各种羡慕嫉妒恨！又帅气，又富贵，又有文采，又有名望，而且还有一大堆美女！——想起石崇身边的美女，孙秀就眼红得痒痒。
 
石崇身边确实美女如云，无数美女之中，石崇最疼爱的是绿珠。
 
相传，绿珠本姓梁，广西人，绝色容颜世所罕见。那会儿广西还不太开化，地属百越。古越习俗，最贵珍珠，所以把男孩称作珠儿，女孩就称作珠娘。绿珠之名，由是得之。
 
石崇听说了绿珠的美貌，就花了十斛珍珠把绿珠买回来。绿珠善吹笛、会跳舞，能诗作文，深得石崇喜爱。
 
石崇非常喜欢绿珠跳的“明君舞”。“明君”，就是汉代大美女王昭君。昭君舞，大约就是以王昭君为题材的一种舞蹈。因为绿珠，石崇还专门写了一首《王昭君辞》，配乐而歌，与绿珠的舞姿摇曳相和。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决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行行日已远，乃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累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为秋草幷。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这首《昭君辞》，以王昭君第一人称的口吻，以极其哀怨的语调，诉说自己远嫁匈奴的悲惨经历。诗中没有生僻的语句，这里就不多分析了。
 
看来，石崇的历史形象要做个修改，他并不是简单的土豪，而是相当有文化的才子——否则，也不会获得绿珠的芳心。
 
而绿珠呢，有时候也会撒个娇，写首诗给石崇，抱怨抱怨、发泄一下情绪。据乐府诗集《古今乐录》记载，有一首《懊侬歌》，就是绿珠写的：
 
丝布涩难缝，令侬十指穿。黄牛细犊车，游戏出孟津。
 
“懊侬”，就是“怨恨你”的意思。《懊侬歌》所写的，是小情人间由爱生恨、撒小脾气、小傲娇的内容。
 
乐府诗的特点就是语言直白，情感真挚。绿珠的这首《懊侬歌》就是典型，大意是说：丝布太涩，不好缝织，为了给你做东西，害得我十指都磨穿了（“侬”在这里是“我”的意思）。而你呢，却没心没肺的，坐着牛车，逍遥自在去玩。对石崇又疼爱又哀怨的感情，跃然纸上，可见，两人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因为石崇，绿珠之名朝野皆闻，孙秀早对她垂涎不已，趁自己得势，派使者去索要绿珠。
 
石崇正在金谷园和妻妾们一起饮酒作乐呢，使者道明来意要“美人”，石崇立刻命佳丽十几个，站在那里，任由使者随便选。使者说：“这些婢妾个个都绝色无双，但是小人奉命，只要绿珠。”
 
石崇大怒道：“绿珠是我最爱！坚决不可以！”
 
使者委婉地说：“君侯博古通今，还请三思。”言下之意，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孙秀大权在手，你最好不要得罪他，免得惹上灾祸。
 
石崇在操守上有损，在爱情方面却是顶天立地了一回，他厉声拒绝，坚决不给。
 
使者回报，孙秀大怒，便诬陷石崇、潘安、欧阳健等人都是淮南王司马允的心腹，要把他们全都杀掉。兵卒闯进金谷园来抓人，石崇苦笑着对绿珠说：“我这是因为你而获罪啊。”
 
绿珠泪流满面：“愿效死于君前！”
 
石崇大惊，连忙制止，可惜为时已晚，绿珠死意已决，纵身一跃、坠楼而亡。
 
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很多，却不知为何，绿珠为石崇殉情的事，总让人觉得分外心酸，这大约和人们对石崇的形象理解有关。一般人都觉得石崇就是大腹便便的暴发户，是个有钱的土财主，而绿珠竟然死心塌地喜欢这么一个粗胚子，反衬得她的殉情分外不同。或许，当我们知道石崇原来也是文采风流的名士、情真意切的汉子后，就多少能理解绿珠了。
 
绿珠对后人的影响很大，无数文人墨客为之讽咏。晚唐杜牧所写的《金谷园》，是众多诗作之中最为出彩的一篇：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尤似坠楼人。
 
临刑东市，石崇看到潘安也被押赴刑场，和自己跪在一起，大为惊诧：“你怎么也来了？”
 
潘安笑道：“想不到当年那句‘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诗成一谶，竟应在了今天！”
 
是日，石崇与欧阳健、潘安皆被屠杀全族（潘安活下一个侄子、一个侄女）。石崇死时52岁，潘安也只有53岁。
 <h3>八王之乱还是十三王之乱</h3> 
301年正月，赵王伦篡位称帝。傻子皇帝司马衷被尊为太上皇，囚禁于金城。
 
赵王伦当皇帝了，其他的王爷们答应吗？答案是：不！于是，乱哄哄的讨伐混战就开始了——确实比较乱，光是这么多“司马”就会把人看昏。笔者尝试简单说一下。
 
赵王司马伦当了不不到两个月的皇帝，齐王司马冏就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常山王司马乂等人，外加其他一些将领，共同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和孙秀。很快，这几位王爷的军队就打败了赵王司马伦。司马伦见状，只好舍车保帅——杀了孙秀请罪，然后逃到乡下。
 
四月九日，司马衷重新坐上帝位，下令捕杀司马伦。司马伦被迫饮下金屑酒，然后心感羞愧，用手帕盖到脸上，连说：“孙秀害我、孙秀害我！”怅然死去。赵王司马伦是“八王之乱”中死掉的第三位王爷，从300年四月诛杀贾南风，到301年四月服毒自尽，当权刚刚一年，还顺便当了不到三个月的皇帝。
 
接下来，就更乱了。先是齐王司马冏掌控朝局，转眼到302年，司马颙、司马颖和司马乂起兵造反，齐王司马冏被杀——这是第四位死去的王爷。
 
接着是常山王司马乂。他学前人“挟天子以令诸侯”，把傻皇帝司马衷带在军中，妄图借此控制其他人，但是又被东海王司马越偷袭得逞。后来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竟残忍地将司马乂用火烤死。司马乂死时才27岁——八王之中，他是第五位死去的。
 
再接着，成都王司马颖把持大权，经过一番搏斗，又被河间王司马颙打败。司马颙主政没多久，又被东海王司马越打败。
 
306年十一月，东海王司马越用“毒面饼”毒死了傻子皇帝司马衷。皇太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改元永嘉。没多久，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双双被杀。
 
自此，从291年到306年，整整16年，这场晋王室骨肉之间的血腥屠杀，总算落下帷幕，东海王司马越成为最后的大赢家。
 
这场内斗大屠杀，造成了莫大的灾难，据统计，因战乱而死的老百姓就多达二三十万，而司马氏家原本兴旺的诸多王爷们，也死得差不多了。
 
这场内斗，史称“八王之乱”，所谓的八王，指的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以及东海王司马越。事实上，死的王爷们远不止这个数，仅在此期间执掌过朝政大权的，就有十三个。只是上面所说的八位，恰好都在《晋书·列传二十九》这同一卷中。所以柏杨先生在其著作《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中就写作“十三王之乱”。本书谨按传统说法，依旧称为“八王之乱”。
 <h3>永嘉之难</h3> 
东海王司马越成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赢家，他执政后，飞扬跋扈，蛮横专权，处处违背皇帝旨意，朝野上下，无不对他愤恨有加。晋怀帝司马炽可不是傻子，他也时刻准备反击，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
 
晋王朝这儿正乱成一锅粥呢，北方的少数民族们，却乘机起事。
 
在八王之乱的混战中，为了增加自己的力量，王爷们曾借助外援，利用过匈奴、鲜卑、乌桓、羌等少数民族的军马助战。其结果，就是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势力。
 
八王之乱结束前两年（304年），匈奴首领刘渊就已经叛晋独立，自称汉王；氐人李雄雄踞蜀川，自称成都王。这两位的独立，就标志着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7拉开了序幕。
 
晋王室无暇外顾，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自立，并发兵攻打晋朝，晋朝军队节节败退，即便如此，朝廷上下还都在争权夺势之中。
 
310年，少数民族将领石勒、王弥等进逼洛阳，危险在即，大玄学家、名声卓著的王衍，被任都督征讨诸军事，迁太尉，希望他能站出来对抗敌军。
 
这年十一月，东海王司马越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南攻石勒”为名，率重臣及军士四万撤出洛阳，出屯项城（今河南沈丘），把晋怀帝司马炽和少量的军队留在洛阳，这摆明了是要给自己留后路了，王衍随行。
 
我不禁想，这时候的皇帝好可怜啊！
 
第二年三月，内忧外患之下，东海王司马越终于病倒。三月十九日，他病死在项城。司马越是“八王”之中最后死的一位王爷，从306年开始，到311年死亡，他前后执政不到5年。
 
临终前，司马越把后事托付给了王衍，可是王衍死活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别人也都不愿出头。大家都看出来了，国家社稷危在旦夕，这时候谁愿意轻易站出来扛这个担子啊？弄不好国家灭亡，王国之相是会落下千古骂名的。
 
于是，一支由晋廷朝臣、十万余将士组成的军队，在没有明确领导的前提下，扶着司马越的灵柩，慢慢朝东海国（今山东郯县）走去——他们要把司马越葬在他的封地。可是才走到宁平城（今天河南郸县），就被石勒率领的轻骑军给追上，王衍只好硬着头皮指挥军士和石勒军队大战。有的书上，把这次大战称为“宁平城之战”，有的则称为“宁平城之难”。要我看，称为“宁平城之难”更为合适。
 
十万大军，晋朝最后的一支主力军，居然被石勒的轻骑军打败，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连一个人都没走脱！以王衍为首的一群高官，全部被俘。
 
石勒自己都纳闷，这么强大的晋王朝，怎么说败落就败落了呢？从建国到现在也才不到五十年啊！到底怎么搞的？
 
王衍打仗不行，清谈演讲却非常在行，他就剖理分析，把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他当年可是清谈领袖，修长硕白、五缕长须、宽袍大袖、神采飞扬，和人辩论时挥动着玉柄麈尾，看起来就跟神仙一样。此刻虽为俘虏，但是谈起“亡国之道”来，风采依旧不减当年，把石勒都看呆了。
 
分析中，王衍推脱责任，强调自己不想做官，出仕只是被逼无奈罢了。但是石勒没那么容易被迷惑，他以最朴素的逻辑，直接击破了王衍的口吐莲花。石勒问：“你从小就进入高层，此后一直身居要职，怎么能说你不愿意做官？国家覆亡，怎么能没有你的责任呢？”
 
王衍以前在清谈的时候，观点经常是前后不一、随时变化。人家指出他的错误，他也不承认，又反复辩论。对方无法说服他，于是送他一个外号——“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石头，颜色发黄。那时候人们写字用的是黄色纸，写错了就用雌黄涂改——就像现在的修改液一样。“信口雌黄”一词，就是从这儿来的。
 
面对清谈名士，王衍信口雌黄、辩才无碍，可是被石勒这么一问，他却哑口无言，于是石勒把这些西晋的高官都押了下去。王衍走后，石勒叹服地说：“我活这么大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有风度的人物。”就想把王衍留下来。但是身边的人对他说：“王衍他们都是西晋高官，是不会忠于咱们的。”
 
石勒一想也有道理，但是又不忍心杀他，就说：“也罢，不必用刀。”
 
是夜，士兵推到屋墙，把王衍等人全部压死。第二天，石勒劈开司马越的棺材，拖出尸首，纵火焚化，说：“扰乱天下的就是这家伙！我替天下人报仇，烧其骸骨，昭告天地！”
 
石勒出身是少数民族的奴隶，奴隶尚且如此，让饱受文明教养的晋朝官员们，情何以堪？
 
洛阳更没有能抵抗的力量了。这年六月十一日，晋怀帝司马炽在洛阳被汉赵军队所俘，洛阳城内太子被杀，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惨遭灭门。宫室被焚，历代皇陵被挖掘，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永嘉之难”。
 <h3>谁忆百炼钢</h3> 
西晋晚期，还有一个人卓然不群，骁勇善战，抗击敌军。他的存在，让我们多少感到一丝慰藉，他就是金谷二十四友之一、闻鸡起舞的刘琨。
 
八王之乱结束后，司马越为了扩张势力，于306年九月派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这是一个绝对的空头支票，刘琨带领一千余人辗转离开首都洛阳，于307年春到达晋阳（今山西太原）。当时的晋阳经历战乱，早成一座空城。山西靠近匈奴，刘琨在强敌环俟的环境下安抚流民、发展生产、加强防御，不到一年晋阳就恢复了生气，成了在中原抵抗胡人的力量之一。
 
刘琨在去并州的路上，眼见战火涂炭下的一片狼藉，写下了著名的《扶风歌》，慷慨悲昂，情真意切，以抒情的笔调，真实记录了赴任途中的见闻。其中有“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两句，读来令人十分感动。说的是自己坐在车子中，忍不住的回头看洛阳的宫阙，以至于内心痛苦，泪落马鞍！这是写别离故土的名句。
 
鉴于篇幅，这首诗就不多介绍了。
 
听到“永嘉之难”的消息，刘琨怅然若失，一连给自己的外甥兼好友卢谌写了四首诗，表达内心的震撼。怀帝被俘？怎么能相信这是真的呢！尤其《答卢谌》（其一），可算是对西晋王朝覆灭的悲壮挽歌：
 
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
 
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
 
彼黍离离，彼稷育育。哀我皇晋，痛心在目。
 
开篇就用“厄运初遘”一句，诉说天子蒙尘之事在他心中造成的巨大震惊。所谓阳爻在六，是汉代以来解释《易经》的一种观点。一个卦有六个爻，最上面的位置（第六爻）属阴，最好有个阴爻居于其中，称之为“得位”，就会吉祥。而阳爻居于六爻，则是不配位，那么必然遭来灾难。接着“乾象栋倾，坤仪舟覆”，也是用《易经》文辞。乾坤代表天地，这里的意思就是天子蒙尘，在他心中引起的震荡无异于天地崩塌。
 
“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这两句是对怀帝被俘的事做了直率说明。最后两句，则是引用《诗经·王风·黍离》一诗的典故，表达对晋王朝覆灭的无限悲痛。
 
刘琨依然为晋王朝坚持着自己的斗争。
 
有一次，匈奴大兵围困晋阳，刘琨严密防守，却不见救援。于是，他夜里登上城头，朝着敌营吹奏胡乐名曲“胡笳五弄”。刘琨精于音律，吹得既哀伤又凄婉，匈奴兵听了军心骚动。半夜时分，他再次吹起这支乐曲，匈奴兵们怀念家乡，皆泣泪而回，这就是“一曲胡笳救孤城”的故事。
 
后来，刘琨并州失利，就投奔了鲜卑人、幽州刺史段匹，与段匹结为兄弟、歃血为盟，共辅西晋王室。结果在318年，刘琨莫名其妙卷入内斗之中。他因为儿子刘群，被义兄段匹怀疑，将之下狱。
 
狱中他写了一首绝命诗《重赠卢谌》，这首诗既是他大半生抗敌报国的写照，也充满着对卢谌的鼓舞和激励。诗中有“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的千古名句，现在歌词中常见的“绕指柔”就是从这句诗中化来。为什么久经沙场、叱咤风云的铁骨英雄，最后也能变得绕指之柔呢？恐怕只有经过失路多难的人，才能够有这种切身的感悟。
 
不管你有多么强大，在死亡的绝路上，也只能委软如泥。这种英雄末路的慷慨悲歌，身不由己的哀叹，让人对刘琨这位乱世英雄，充满了莫可名状的同情！
 
美人怀中笑，英雄暗自伤。
 
大业千载后，谁忆百炼钢？
 
永嘉之乱后，西晋的运数基本上就算走到了尽头。
 
313年，晋怀帝于平阳遇害。司马邺于长安即帝位，改元建兴，是为晋愍帝。3年后——316年十一月十一日，晋愍帝投降前赵。
 
西晋覆亡。

第五章 衣冠南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其五
 
有了《周易》，有了《老》《庄》，还有了佛典；加上正始、竹林、西晋玄学的铺垫及王导、谢安的提倡，东晋的名士们思想开放、行为飘逸，那些率真的人们，大多也很可爱。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导、谢安、顾恺之、鸠摩罗什、支道林、陶渊明……这一连串如雷贯耳名字，就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名士们整日聚在一起，那种闲适的场景，多么舒意畅快，多么让后人羡慕不已！
 <h2>王与马，共天下</h2> 
318年三月，司马睿正式称帝，改元太兴。
 
在称帝仪式上，司马睿死活要丞相王导和他一起坐在宝座上，
 
接受群臣朝贺，这可真是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亘古奇闻。
 
王导跪地拒绝，司马睿这才接受群臣朝贺。
 <h3>优雅的征服</h3> 
倘若出现哄抢财物事件，人们一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围上去瞧热闹参与哄抢，一种是远远避开。大多数人会去瞧热闹并参与哄抢，但是也有选择避开的，这种人比较理性，相对较少。
 
同样，面临历史大事件，人们的选择也不外乎这两类。
 
西晋八王之乱，人们都为最高权力斗得你死我活，但是总有一批牛人与众不同，能够高瞻远瞩谋划未来。出身世家大族、王衍的表弟王导，就是这为数不多的牛人之一。
 
西晋内乱，中原鼎沸，名士王导就建议他的好朋友——琅琊王司马睿远离政治中心，以保存实力。司马睿对王导非常信任，就听从了他的建议，没有参与洛阳争斗。307年，司马睿申请南下镇守建业（为避司马邺之讳，称之为“建康”，即今日南京市），王导作为军司马随行。这个举措意味深长，晋王室的重心，自此南移。
 
建康是原来东吴的首都，江南财富雄厚，曾支持孙吴独立近百年之久，八王之乱和少数民族叛变也很少涉及这个区域，因此这里非常适合作为发展基地。但是，事实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琅琊王司马睿只是一个偏远宗亲的小王爷，一没有功勋，二没有威望，突然就跑来镇守建康，南方当地的士大夫怎么会服他？
 
所以司马睿赴任一个多月，当地士族没有一个人前来拜见，一个个都冷眼旁观，等着看笑话。想要在南方站稳脚跟，必须得让当地士族臣服配合。这时候，王导站出来，给司马睿帮了个天大的忙。
 
王导出身门第高贵，“琅琊王家”这个身份在当时绝对声名赫赫，无论南北士族，谁都要给面子。王导的堂兄王敦手握重兵，在当时也极有影响力。王导就对王敦申明利害，劝说王敦出来挺一挺司马睿：“琅琊王仁德虽厚，但是名望不够。兄长有很高的名望，正好可以站出来帮助他。”王敦答应了。
 
于是，王导安排了个计划。
 
三月三日是上巳节，有祭高禖神的庙会，还有到河边春游、沐浴、游玩的习俗，借以洗掉不祥。届时，江南百姓，无论贵贱，一个个都会出门，像过年一样热闹。
 
司马睿呢，就在这时隆重亮相。他穿戴华贵，乘坐金舆畅轩，敲锣打鼓，仪仗威武、傲然前行。王导、王敦则宽袍博带，神情潇洒，在后面骑马跟着，缓缓而行。人们不由自主分立两旁，给他们让出道来。
 
想当年，这些一个个都是摆阔出身的，王导、王敦更是石崇金谷园的座上客，讲排场、玩世面，一个赛过一群。江南士族虽然名震一方，比起这几位，终究差了一截。纪瞻、顾荣都是江南名士，一看这阵仗，先吓一跳；再看王导、王敦这等大名士都低眉顺眼的，立刻明白了司马睿不是常人。他们不敢傲慢了，翻身下拜，跪在路旁。
 
司马睿初次亮相，就引起全城轰动。
 
王导趁热打铁，出面游说江南士族中最有影响力的顾荣、贺循，请他们支持司马睿，出山做官。这二人也顺水推舟，出任了司马睿的司马。他们一出面，江南的士族们就纷纷归顺了。
 
不用一兵一卒，不动一刀一枪，仅凭借蕴藉潇洒、形象风流，就赢得士族尊重和民心归附，这种优雅高贵的事情，也只有在魏晋时期，才有可能发生。
 <h3>祖逖北伐</h3> 
311年，永嘉之乱，晋怀帝司马炽被俘，首都洛阳失陷。原来在北方的世家大族们，十有六七南下避难。这些世家大族都是社会精英，当时顶级文化的代表。从此，“衣冠南渡”，文明下移。
 
在王导的建议下，司马睿专门辟出“侨郡”，用以安抚这些南下的名士大族，并积极结交南下名士，把许多人都招来做掾属，时称“百八掾”。
 
卫玠就是这时候南下的，南方的人们一听，大名鼎鼎、名震洛阳的美男子卫玠来了，都想看看这个卫玠到底有多美，于是争相拜会。卫玠身体虚弱，架不住这么多人来看他，没多久竟然病死了，于是，“看杀卫玠”一词就此诞生。
 
南下的名士非常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其中有一位，非常有名。他年轻时关心国家大事，半夜听到鸡叫就起来舞剑，锻炼身体，闻鸡起舞就是说他的——没错，他就是祖逖。
 
祖逖是313年率领家族南下的，当时司马睿名义上是西晋的左丞相，久闻祖逖有大将之才，非常高兴，立刻命祖逖为军咨祭酒，类似军委总参。
 
祖逖素有大志，他认为西晋衰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王爷之间争权夺势，内耗严重，使得少数民族有机可趁。只要重整旗鼓，北方老百姓定会响应，失地就能快速收复，于是，他劝司马睿起兵北伐。
 
司马睿被这无比正义的理由说得没了退路，只好命祖逖为“奋威将军”，又任他为“豫州刺史”。豫州在今天河南东部一代，此时早被后赵占领，封他为豫州刺史，只是一个空衔——能收复豫州，你当真刺史；拿不下来，你徒有其名。
 
然后，拨给祖逖一千人的军粮、三千匹布，不发铠甲、不发武器，至于军队——您就自己招募吧。
 
祖逖深知南方尚未安定，没法指望司马睿，于是他率领部众百余家，乘船渡江，自己北上征伐。船行江心，祖逖击桨盟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所谓“击楫中流”，即由此而出。
 
到了北方，祖逖招兵买马，打造兵器，很快建立了一支队伍，一路北上，收复了一些失地。当时北方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军事防御体系：一个镇子或者一个村子，筑起高墙，脱离政府管辖，由村民自选领袖，带领大家自卫自战——这种防御体，就叫“坞堡”。有的坞堡较小，有的坞堡很大。坞堡内外，天壤之隔。堡外战火连天，堡内自给自足、安居乐业。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受了坞堡的影响。
 
祖逖北上途中，收复了几个大的坞堡，所以实力得以增强。后来连败后赵军队，收复了大片失地，一直打到黄河南岸。后赵石勒大为震惊，送信给祖逖，要求和平共处，双方在边境开通互市。祖逖没有回信，但是默许了互市行为。
 
在祖逖的影响下，基本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南的疆土都得以收复，后赵军队也不敢来犯，老百姓算是过了一阵好日子。
 
祖逖不仅打仗水平好，政务水平也是一流。他劝课农桑，善待百姓，自己艰苦朴素，不奢侈不浪费，所以名声极好。有次他与百姓一起饮酒，有些老人就感激地哭道：“我们老了，本来死不死也无所谓了，可是碰到您，就像碰到再生父母一样！”席间，还赋诗歌颂祖逖：
 
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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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
 
就是说，多么幸运啊，黎民百姓免遭少数民族俘虏，老天开了眼，让我们碰到慈父一样的祖逖大人，还赏赐给我们美酒佳肴，我们只有唱歌跳舞为他祝福。
 <h3>王与马</h3> 
司马睿在王导等一大批名士的帮助下，逐渐稳住脚跟，其中，当然以王导功劳最大。
 
王导器量洪雅，深谋远虑，他的政治思想基本是道家的，常劝司马睿要励精图治，节约朴素，宽惠待人，于是越发受元帝的器重，当时人们都把他比作管仲。
 
大名士桓彝南下后，发现司马睿的力量没有想象中那么强，非常忧虑，整天长吁短叹：“我因为中州多难，所以南下生活。想不到这里这么寡弱，以后可怎么办啊？”但是当他见到王导，和王导畅聊之后，心中块垒顿时烟消云散，高兴地说：“昨天我见到‘江左管仲’，就不再忧愁了！”王导的能力，可见一斑。
 
316年，西晋最后一任皇帝司马邺投降，西晋灭亡。
 
在众人的劝说下，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政权，称“晋王”。317年，司马邺被害的消息传来，晋王司马睿遂正式称帝登基，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在称帝仪式上，司马睿坚决要丞相王导和他一起坐在宝座上，接受群臣朝贺，这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亘古奇闻。
 
司马睿倒也不是虚情假意，我相信，他此刻的心情，一定是恳切而真挚的。如果没有王导的支持，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王导坚持不受，跪在地上说：“如果太阳也和地上的万物一样，那么老百姓该到哪里沐浴光辉呢？”
 
太阳是独一无二的，天子的尊荣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司马睿听了幡然恍悟，不再坚持，大典得以顺利举行。
 
新政权建立后，国家政务基本由王导主持，军事方面则主要仰仗王敦。王氏子弟在朝中做大官的比比皆是，王家势力大到不行，当时就流行一句俗语，叫“王与马，共天下”。
 
天下从来只能属于天子的，怎么能允许别人和自己共同享有呢？王导还好，性情温和，宽宏大度，博量雅致，举止得体，但是王敦就不同了。
 
王敦在年轻时，曾和王导一起到石崇的金谷园做客。作为主人，一定要给客人劝酒。但是石崇众不同，他命婢女向客人劝酒，客人要是不喝，就立刻把这名婢女杀死。
 
王导酒量不行，但是怕婢女无故被杀，就强撑着喝很多。王敦呢，酒量很好，却故意不喝。石崇就把劝酒的婢女杀了一个又一个，一连杀了三名，王敦都面不改色，坚决不喝。王导心肠软，着急地说：“你快喝啊！不行我帮你喝吧！”王敦却说：“他杀自己家人，管咱们什么事？”
 
二人脾性，于此可见一般。
 
王敦手握重兵，驻扎在荆州，嚣张跋扈，气焰熏天。他老觉得东晋天下是自己和王导闯出来的，所以根本不把司马睿放在眼里。司马睿当然感受到了威胁。他还不至于懦弱到任人宰割的地步，于是，他开始重用刁协、刘隗，来制约王氏兄弟。
 
刁协是渤海饶安（今山东广饶）人，博闻强记，熟悉各种制度礼仪，生性强悍，喜欢和人顶牛较劲，但是志在匡世救民，办事干练。刘隗是彭城（江苏徐州）人，善于揣摩人的心思，精于刑名。这两人属于典型的儒法结合之士，专抓人细节过失，以苛责著称，和王导宽宏无为的道家主张，截然不同。
 
比如，庐江太守梁龛的妻子死了，按制，也得守丧，守丧期间当然要很苦情才行。但那么久不让唱歌喝酒，庐江太守实在憋得辛苦，终于，梁龛怀着无限喜悦等到解放。但他神经大条了一下，在丧期结束的前一天，请客饮酒看歌舞表演。要是一般人，对这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毕竟守丧已经接近圆满了，最后一天而已。但是刘隗就坚决不放过，他引《春秋》证明，这件事严重违礼，要给梁龛罢官削侯处分，结果司马睿就给准奏了！
 
东阁祭酒严含，在叔父丧期嫁女，也有点违背礼制。大家族中，长辈那么多，保不齐什么时候去世一个，难道这下一辈儿孙就不能结婚了？所以，当时人们对这种事都不较真，别太过分就行。毕竟守丧重要，传宗接代也很重要，但刘隗可不管这些，上表弹劾！
 
元兴年间，丞相府杀都运令淳于伯的时候，血溅到柱子上两丈多高又流下来。按说这也正常，是个物理现象，完全符合物理规律。但刘隗就认定不寻常，这是冤案，要求罢免相关人员的官职，搞得丞相王导都上书引咎辞职。
 
司马睿当然没有罢免王导的职务，但是由此可见，刘隗等人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做事方法。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这种揪辫子、抓细节、过分苛责的做法，必然搞得人心惶惶。
 
他们不仅这样对待一般朝臣和王导，最后还动到了王敦头上。
 
刘隗认为王敦权势过大，终不可制，应该早做防范——这说法倒也没错。但是所谓的政治智慧，就是你不仅要能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高明的手段处理问题。
 
他们是怎么办的呢？刘隗劝司马睿派出心腹，驻守在王敦旁边以便监视，司马睿也还真就听从了。他就以北伐为名义，任戴渊为征西将军，镇守合肥；刘隗为镇北将军，镇守淮阴；叔叔谯王司马承驻守长沙，以牵制王敦。
 
这些手段太过拙劣，当然瞒不过王敦。王敦大怒，但是一时间，却也不敢有大的动作。原因是此刻还有一员大将手握重兵——祖逖，他颇为忌惮。只要祖逖活着，他就不敢冒险抗衡朝廷。
 
可惜老天不长眼，偏偏在这紧要关头，祖逖撒手人寰。321年，祖逖没能完成北伐大业，带着深深的遗憾，病死于河南雍丘，享年56岁。当地百姓大为悲痛，就像死了亲人一样。
 
《晋书》将祖逖与刘琨同列一传，并且都给了他们很高的评语。所谓国乱显忠良，他们就是活脱脱的标本。二人征战北方，在敌人肆虐之地，始终抗争，坚决不屈服，赢得千古令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真不愧少年时的一番承诺：
 
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
 <h3>羝羊触藩</h3> 
祖逖一死，东晋朝野再也没有大将军王敦的对手了，王敦早已等得不耐烦，他立刻积极备战。
 
他的性格倒也不失豪爽，既然打算跟朝廷对着干，就挑明了拉拢人才。他开始把中央有名望的士人，都软硬兼施延聘到自己幕府中，比如大名士羊曼、谢鲲，比如大名士、大诗人、大学者、大易学家、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先生。
 
郭璞时任著作佐郎，相当于国史馆副馆长。322年春正月，郭璞被逼做了王敦的记室参军——类似办公室主任。当时，王敦的另一名谋士陈述（字嗣祖）刚好逝世，郭璞前去吊丧，大哭着说：
 
嗣祖，嗣祖，焉知非福！
 
有时候，能死，也是一种福气。
 
郭璞太牛了。
 
首先他是个大诗人、大文学家，他的游仙诗在中国历史上是开了先河的，其文赋辞藻清雅，是两晋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文学家。其次，他还是大训诂学家、大学者，他给《周易》《尔雅》《楚辞》《穆天子传》《山海经》这些上古时期晦涩难懂的典籍，都做了通俗易懂的注解，直到今天我们读《山海经》《尔雅》，都得用他的注释。
 
但是，他更为有名的，是在易学史上对术数学的贡献——那简直是宗师级的人物。比如今天非常流行的“堪舆之术”，说白了就是风水学，就尊郭璞为祖师。
 
郭璞有一本《葬书》，乃风水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讲了如何选择地势，还第一次明确提到风水的概念：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就是说，风水讲究“气”这个概念。气怎么看呢？乘风则散——风太大的地方，气就散了，所以选房子不能选风口；界水则止——碰到水，气就停住了，所以好风水一定离不开水。那么古人找理想的环境，就是要找那种能聚气不散的、流动的气也能停止的地方。得气失气，关键在于风和水的配合，所以这门学问就称之为“风水”。
 
郭璞的《葬书》还有一个观点，影响了中国几千年，那就是所谓的“葬先荫后”——埋葬先人，可以福荫后人。所以，很多人在父母生前不孝顺，父母死后却脑袋灵醒，突然变成“大孝子”，要给父母找最好的坟地，花再多钱也在所不惜。
 
郭璞的神奇事迹，在当时广为流传。
 
相传郭璞渡江后，曾经给自己的母亲找过一块墓地，人们都认为这块墓地距水太近。郭璞说：“没关系，这一带很快就会变为干地了。”并且写了一首诗作为预言：
 
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唯母与昆。
 
大意就是，北山高大险峻，大海波涛滚滚，许多年后，这里就只会剩下累累三座坟墓，就分别是我母亲和两位哥哥的。后来，这里果然水势退去，坟墓前几十里地都变为农田。
 
晋元帝司马睿也懂风水，有一次，他听说郭璞给人看了一块地，自己就打扮成平民前去察看。但是看后大怒，因为这家人把坟墓埋在了“龙角”的位置上。葬在龙角，意味着后代是要出天子的，这就触着了皇帝的逆鳞。
 
他就责问这家人：“你们怎么能把墓选在龙脉的龙角上呢？这可是犯了大禁，要被杀头的！”
 
这家人却回答说：“先生有所不知，这墓地是大名士郭璞选的。他说这块地不是‘龙角’，是‘龙耳’。葬在龙耳，三年之内，就会引来天子观看询问。”司马睿听罢大为佩服。
 
郭璞的易学水平名震当时，王导也时常请郭璞占算，多有神准。有一次，王导又摇了一卦，请郭璞看自己最近的运气。郭璞看后，脸色不好，对王导说：“这个卦不吉利，丞相可能会有雷击之厄。”王导一听吓了一跳，连忙请教该怎么办。
 
郭璞说：“坐车西行，到某某某地，能看见一棵柏树。你截一段和你一样高的木头，回来放在床上，就没事了。”
 
王导依计而行，果然见到了那棵柏树，截了木头放自己床上，自己睡别处。几天后电闪雷鸣，木头被击得粉碎，亲友们都去为王导庆贺。王敦对此大为惊讶，说：“你居然能把灾厄推诿给木头！”
 
可能也是因为这事，王敦就把郭璞招致麾下为自己效命。
 
郭璞精于占卜，他知道王敦一定会反，自己被逼为记室参军，肯定没有好下场。但是身陷时局，也没有能力逃离避祸，所以非常郁闷。他的游仙诗，写了大量的神仙世界，表达自己对神仙的渴慕。这里面，除了信仰的自然呈现之外，又何尝不是表达厌恶世俗、希望能逃离凶险政局的心情呢？
 
钟嵘的《诗品》就说郭璞的游仙诗“乃是坎壤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郭璞的《游仙诗》现存十四首，诗里对神仙世界的描写具体而优美，可谓杰出的山水描摹，对后代影响很大——李白就是典型。当然，这些诗，更多的和左思的《咏史》一样，借古喻今，借神仙以说现实。《游仙诗》（其一）写道：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
 
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
 
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开篇两句直接点题，说京城潇洒放浪，不如山间隐遁；豪门富贵，不如蓬莱求仙。说出了自己的心志，在求仙不在凡间。
 
接着，就是对仙境进行优美地描摹——可以在水源头撩拨清水，在山间采食赤灵一类的仙药。在美景如灵溪的地方完全可以隐居，何必非要登云梯升天求仙呢？
 
接下来“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两句，用了大量典故，来说明自己心中诉求。“漆园有傲吏”一句，说的是庄子。庄子曾做过漆园吏，楚王请他做官，他傲然拒绝。“莱氏有逸妻”指的是春秋隐者老莱子妻的故事，楚王请隐士老莱子做官，老莱子许诺了。他的妻子却说：“你要做官，就必然领取俸禄，这样就受人所制了。”老莱子听后，就坚决隐居了。
 
“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这句有点不好理解，分别用了《周易·乾卦》和《周易·大壮卦》的卦辞。《乾卦》用“龙”来比喻事物的发展顺序，其中第二爻的卦辞中，有“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句子，意思是“龙”飞跃在田地上，利于大人出来做事，象征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崭露头角。《大壮》卦，则用“羝羊”来比喻事态发展，其中第六爻的卦辞为“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象征一个人进退两难的状态。
 
这两句综合起来，大意是说只有保持隐退，龙才能自由在在；如果贸然前进，就会像公羊钻进篱笆一样，进退两难，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最后自然得出“高蹈风尘下，长揖谢夷齐”的结论，还是像伯夷、叔齐那样隐居起来，才是最好的选择。
 
郭璞此时正是王敦手下幕僚，明知道必然没有好结果，但是身在江湖，不能由己。虽然渴慕自由自在，但却像困于藩篱的羝羊一样，进退不能，只能等待悲哀的结果。
 <h3>王敦之乱</h3> 
322年正月十四日，事变终于爆发。王敦在武昌誓师，上表指责刘隗罪状，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沿江南下，举兵叛变，江南大族沈充也在吴兴郡（浙江湖州）起兵响应。
 
司马睿不甘示弱，下诏指责王敦过于嚣张，扬言要亲率六军，和王敦决一死战。
 
大战一触即发，刁协、刘隗、戴渊等人，纷纷从驻地赶回，保卫京师。刘隗还不知道事情的凶险程度，进入建康时，百官迎接，他还一副名士范儿，仰戴冠帽，高谈阔论，浑身洋洋得意的样子。面见司马睿后，刘隗、刁协主张，把留在京城的王姓族人，全部屠杀——当然包括王导在内。可是司马睿脑子很清醒，知道王导并没有参与谋逆，就拒绝了这个要求。刘隗、刁协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开始恐惧起来。
 
从王导的角度看，这次的事情是闹大了。王敦是明目张胆的造反，自己是王敦的亲堂弟，无论如何也免不了牵连。于是他恓恓惶惶，带着几个堂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侍中王侃、王彬，以及王姓做官的子弟二十多人，整日跪在宫门外，等候降罪。
 
大名士周，时任仆射，差不多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周字伯仁，和王导齐名，两人关系也非常要好。有一次王导头枕在周的腿上，指着周的肚子问：“这里面都有啥啊？”周回答：“里面空空如也，但是像你这样的人，装几百个还是不成问题的。”
 
周为人耿直，潇洒绝伦，在当时很有声望。戴渊曾拜访周，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人问戴渊：“你干吗不说话啊？”戴渊回答：“有周在，我这些雕虫小计有啥好说的呢？”
 
但是周喜欢喝酒，经常大醉不醒，这一醉就带来祸患。曾经刚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就大醉三日不能理政，结果被人弹劾，罢免了职务，人称“三日仆射”。
 
看见周进宫，王导跪着大喊：“伯仁啊伯仁，我这一家大小的命，可都在你手里了啊！”周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昂首进宫。觐见司马睿后，周却为王导说好话，力保王导忠心耿耿，与王敦之乱没有干系。司马睿当然采纳了他的建议，周一高兴，酒瘾又犯了，在宫中喝得酩酊大醉，才拜辞出门。
 
出了宫门，王导还在那里跪着求他救命。周不但不搭理王导，反倒对左右人说：“今年要诛杀那些乱臣贼子，换取斗大的印挂在肘后！”回到家里，又怕司马睿改变主意，上表继续为王导辩护，言辞恳切，情理俱足。
 
周这么做，一来为避嫌，要瞒过一干小人，越是不和王导亲近，为王导辩护才越有说服力；二来是名士风采，做好事不留名，真心实意帮朋友，不愿王导为此欠他人情。周可谓忠肝义胆，清高尊雅，令人佩服。
 
可是他不仅瞒过了朝廷小人，也瞒过了王导的眼睛。在那种危难时刻，一向脑子清醒的王导也判断失误。他认为周见死不救，罔顾平日深厚的交情——被最信任的朋友背叛，那种绝望而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王导心中就有了嫌隙。
 
王敦顺江而下，很快攻到首都建康。建康外有一个卫城，就是著名的石头城，石头城的守将是周札。周札是南方士人，东晋建国，尽管也重用南方士人，但是总体而言，南方士人还是受到排挤，所以周札就索性打开城门，把王敦迎了进来。
 
石头城失守，王敦直接逼近首都建康，其余各地的防线再牢固也没用了。司马睿压根没想到王敦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石头城，于是命刁协、刘隗等人反攻石头城。可惜石头城易守难攻，刘隗等人大败，这场仗，以王敦完胜告结。
 
刁协、刘隗兵败进宫，司马睿知道大势已去，不忍心看到他们被王敦杀掉，就拨给他们人马，命他们快速逃命。刁协平日待人苛刻，兵士四散逃去，没人管他。他当时已经七十多岁，年老不能骑马，还没出南京市呢，就被部下杀死，将头颅送给王敦。刘隗运气好点，逃到北方，投奔了后赵石虎，十多年后战死潼关。
 
王敦你不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吗？这下刘隗、刁协都被清理了，按理该退兵了吧？不过，政客的口号都是用来掩人耳目的。王敦重兵占据石头城，摆足了谱，就是不去觐见皇帝司马睿，并令手下大肆抢劫。
 
在僵持之中，司马睿终于屈服，他舍下面子，命文武百官前往石头城拜见王敦。王敦得意洋洋地对戴渊说：“前天的战斗，你是不是还有力量没使出来？”
 
戴渊回答：“岂敢不尽全力？只是力不足耳。”
 
周名气很大、才学又高，王敦从心里对周有点畏惧。以前每次见了周，都觉得浑身发热，不停用手扇风。这次自己战胜，就想嘴上讨个便宜。他对周说：“周啊周，你可是对不起我！”早在十多年前周吃了败仗，投奔过王敦，但是这次战斗，周却率大军抵抗他，所以他才会这么说。
 
周面不改色，昂然说：“阁下发兵攻打天子，我亲率六军，不能阻止你犯罪，所以对不起你！”
 
周、戴渊都有才名，王敦出身名门，也有名士习气，尽管手握重兵，但是总觉得低二人一头，心里非常嫉妒。
 
于是王敦找了个机会，装作不在乎地问王导：“周、戴渊二人，名震南北，我想重新组建政府，他们两个出任三公绰绰有余吧？”
 
王导闭口不答。
 
王敦再问：“那不让他们出任三公，让他们做尚书令或仆射一类的官呢？”
 
王导依旧闭口不答。
 
王敦继续问：“如果这样也不成，那就只有杀了他们！”
 
王导三缄其口，始终没有说话。
 
于是，王敦拿定主意，就下令杀了周、戴渊。
 
周被绑缚刑场，途经宗庙，大声高呼：“贼子王敦，颠覆国家，残害忠良！神明有灵，请赶快诛杀王敦！”兵士害怕他乱说乱喊引起暴动，就用铁戟猛刺他的嘴巴。周血流满身，而神态自若，毫不动容，围观群众纷纷流泪。
 
王导的表弟王彬，时任侍中，司马睿派他去慰劳王敦。王彬感叹周枉死，就先跑去哭祭周。王敦看到王彬一脸鼻涕眼泪，就问是怎么回事。王彬说：“刚才哭祭周，情不自禁。”
 
王敦大为冒火：“周自己找死，你哭什么！”
 
“周是忠厚长者，也是你的好友，为官正直，不结党营私，想不到却遭到你的毒手！”王彬越说越激动，大骂王敦，“你兴兵犯上，杀害忠良，我看你就要大祸临头了！”说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王敦怒道：“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周围的人连忙劝王彬赶紧起身道歉，王彬牛劲上来：“脚脖子疼，不能下拜！”王敦说：“脚疼、脖子疼，哪个更疼？”王彬一点也不怕，始终拗着不肯下拜，王敦也只好作罢。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没多久，王导整理中书省档案，偶然发现周当初上书营救自己的奏章，才知道自己错怪了好人，他拿着奏章大哭道：
 
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晋书·王导传》）
 
这句今天还常说的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h3>就这样结束了</h3> 
王敦战胜晋元帝，开始有了不臣之心，于是在这年四月率师返回武昌，准备肃清反抗力量，然后篡位。
 
322年闰十一月十日，晋元帝司马睿病逝，年仅47岁。晋元帝节俭恭谦，但是政治手腕明显不足，所以导致最后的悲惨结局。
 
第二天，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
 
王敦大权在握，遥控朝局，大事都要经过他的手，不臣之心，人尽皆知。
 
不过，东晋就是那么有趣，即便是要谋逆的权臣，依旧性情豪迈、名士范儿十足，还让人觉得十分可爱。王敦每次喝醉酒之后，都会手持铁如意，敲着痰盂配合节奏，吟诵着曹操《短歌行》中的句子：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所以，痰盂经常被他打出豁口。
 
王敦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钱凤，一个叫沈充，这两人是十足的小人，性情阴鸷，纵情任性，违法乱纪，百姓恨之极深。目光短浅、谄媚迎合，是小人的特点，他们深知王敦篡位的心思，于是积极迎合，至于长远如何，他们才不管！
 
有个名叫熊甫的参军，见钱凤、沈充胡作非为，知道必然大祸临头，有次趁着酒兴，半醉半醒地劝谏王敦：
 
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佞幸在位，鲜不败业。（《晋书·沈充传》）
 
王敦脸色一变：“小人指的是谁？”
 
熊甫只好闭口，他知道王敦已无药可救，于是辞职告归。临别前，他写了一首诗，担心即将发生的惨变，抒发心中忧虑之情：
 
徂风飚起盖山陵，氛雾蔽日玉石焚。
 
往事既去可长叹，念别惆怅复会难。
 
这首诗比较好理解，就是说狂风刮起来，笼罩山陵，雾霾蔽日，最终玉石俱焚。过去的事让人无限追忆，今日一别，再想见面恐怕就难了。
 
熊甫是个明白人，他看得一点也不错，王敦的末日就要来了。
 
似乎是老天在眷顾可怜的东晋王朝，324年五月，王敦病重，钱凤等人只好密谋加快政变步伐。
 
纸是包不住火的，王敦重病和密谋叛变的消息一并传到首都建康。晋明帝司马绍比他老爸果断得多，他立刻积极部署，王导、温峤、卞敦、苏峻、祖约、王邃等一批厉害人物，纷纷占据要害，东晋朝廷进入备战状态。
 
不仅如此，王导还布置了一个王敦的灵堂，放出消息，说王敦已死，借以壮己军威、动乱敌心。明帝司马绍趁机发出诏示，指责王敦、钱凤、沈充等人的种种罪状。
 
王敦看到诏书，大为愤怒，病情加重，连床都下不了，但是他仍准备躺在床上率军南下——这老兄要是把如此劲头放在收复失地上，估计晋朝早就光复了，可惜，他只懂得窝里斗。临出发前，王敦召来郭璞，让他算一下这次军事行动的吉凶。
 
郭璞起了一卦，分析后告诉王敦，不能成功。王敦一直怀疑郭璞的立场，听了这话，心中不快，认为郭璞说假话，于是死死盯着郭璞问：“那你再算一算我的寿数是多少？”
 
这种问题，是摆明了为难郭璞，不过郭璞还真就算了。他又起一卦，低头占算，没多久抬头说：
 
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
 
意思很明显，要是起兵南下，死期不远；要是待在武昌不动，且活着呢。
 
王敦大怒，寿数该多少就是多少，怎么还和我造反挂钩了？你这是摆明着威胁我不许我造反啊！他话带杀机恶狠狠地问郭璞：“那你能活多久呢？”
 
郭璞答：“命尽今日中。”
 
王敦更加生气——你连死都不怕？那我就让你真死，让你应验你的预言，于是下令，即刻杀掉郭璞。紧接着，《晋书》又写了一大段神奇的事迹，好像郭璞真到了了然生死的地步。
 
郭璞问行刑者：“打算在哪里杀死我啊？”
 
“南冈头。”
 
“哦，那一定在双柏树下。”
 
到了一看，果然是在两棵大柏树下，郭璞又说：“还应该有一个大喜鹊窝啊。”
 
大家就纷纷寻找，但是没找到，郭璞说一定有的。后来，果然在树顶找到了，因为枝叶茂密，所以开始没有发现。
 
十多年前，郭璞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兄，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并送给他一件衣服。这个老兄不认识郭璞，坚决不受。郭璞说：“你拿着吧，日后自然知道我为何如此。”到了这天，这个老兄突然发现，自己奉命要杀的，就是当年馈赠自己衣服的那个人。
 
郭璞死时，年仅49岁。
 
杀了郭璞，王敦决意造反到底。自己不能动，就命表哥王含和钱凤发兵，沿江东下，攻打建康。但是朝廷早有准备，王含的军队很快失利。
 
七月，王敦听到战败的消息，悲愤交加，病情加重。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遂安排后事，命儿子王应在他死后称帝。没多久，就应了郭璞之言，溘然而逝。但是王应根本没按老爹的计划来，他把老爹的尸体埋在议事厅的地下，然后什么事也不管，整日喝酒寻欢作乐。
 
王敦一死，大势消弭。东晋朝廷的军队反扑起来也是很猛的，王含、王应、沈充、钱凤等纷纷战败，逃亡中都被部下杀死。
 
东晋建国，尚未安稳就迸发的王敦之乱，就以这样的方式，莫名其妙、稀里糊涂地结束了。
 <h2>兰亭集会</h2> 
353年，即历史上有名的“永和九年”，
 
以王羲之为首，广邀当时文采风流的大名士共42人，
 
于春三月三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
 
趁着修禊的习俗，举办了一次大雅集。
 <h3>苏峻之乱</h3> 
王敦之乱后，东晋又面临了一次小考验。327年，爆发了苏峻、祖约之乱。苏峻在平王敦之乱中还出了大力气，一转脸自己又叛乱；祖约是祖逖的弟弟，这两人也联手来谋反，东晋王室也真是多灾多难。
 
好在有赖温峤、陶侃等人的努力，终于在329年春平息了这次叛乱。
 
当时，东晋有一首童谣是这样唱的：
 
恻恻力力，放马山侧。
 
大马死，小马饿。
 
高山崩，石自破。
 
这首童谣，基本上就是对苏峻之乱的概括记录。所谓“恻力恻力，放马山侧”，其中的“马”，指的就是司马氏，“山”指的就是苏峻。这一句是对苏峻之乱的整体描述，描写司马氏皇帝的窘迫。
 
第二句，“大马死，小马饿”，所指就清清楚楚。325年闰八月，晋明帝司马绍病死，其子司马衍即位，是为晋成帝。晋成帝即位的时候才5岁，没有能力执政，所以两年后就爆发了苏峻之乱。苏峻把小天子晋成帝和一班大臣赶到石头城，他们膳食不足，苦不堪言，所以说是“大马死，小马饿”。
 
后来，陶侃等人努力作战，苏峻战死。苏峻的弟弟苏逸还据于石头城奋力抵抗，但是很快也被消灭掉——这就是“高山崩，石自破”。“峻”形容高山，所以用高山指代苏峻；而石头，则指代石头城。
 <h3>一次重要的清谈</h3> 
苏峻之乱后，东晋朝廷暂时转危为安，于是，王导再度执政。他“务存大纲，不拘细目”，依旧是道家休养生息的政策，老百姓获得喘息机会，东晋逐渐地恢复了元气。
 
承平之际，一度中断的清谈玄风，又被王导带了起来。
 
士人南迁后，由于社会动乱，清谈一度中断。国破家亡、山河变色的悲观情绪，始终笼罩在南渡士人心头。甚至他们只要聚在一起，酒喝大了，就会相对流泪，哀叹遭逢乱世。《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一个“新亭对泣”的故事：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自卑消极的心情，需要鼓舞。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复兴民族大业，所以在今天，国学兴盛。王导身为江东宰相、士人领袖，他也要鼓舞大家的精神，所以他的做法也类似——找个旧日兴盛的文化，来复兴一下，于是，玄学清谈重新风靡。
 
王导是大清谈家王衍的表弟，比王衍小二十来岁。我们可以想一下，出身在琅琊王氏的大家族中，即便是一般的子弟，身边的哥哥叔叔伯伯爷爷都是清谈大家，耳濡目染，怎么也自带三分玄风吧？更何况王导对此也非常喜欢，自然是个中好手。
 
史载王导过江后，常常和大家谈论三个话题，即“声无哀乐”“养生”和“言尽意”。“声无哀乐”“养生”都是嵇康经常谈论的论题。有学者说“言尽意”应该是“言不尽意”的讹传。要真是“言不尽意”的话，那么王导所倡导的观点，就是原原本本继承了何晏、王弼、竹林七贤他们这一脉的玄义了。
 
社会动乱，大家没工夫清谈。社会承平，王导就立刻摆起谈座，延续玄风。
 
335年前后，王导主持了一次盛大的清谈辨场。几千年后的我们无法亲闻亲见，只好借助《世说新语》的记载，去大致感受那令人神往的聚会：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世说新语·文学》）
 
这里面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人物得介绍下。王导自不必说，殷中军就是殷浩，大名士，大玄学家，时任大将军庾亮的长史。由于庾亮镇守荆州，在长江上游，殷浩沿江而下到首都建康，所以叫“下都”。
 
桓公，就是大名鼎鼎的桓温，也是东晋中期重要的权臣。桓温不仅是清谈高手，也是超级猛将，掌权后三次北伐，前两次都成功了，收复大片失地。最后也有谋逆的念头，就发兵第三次北伐，当然结果失败了，他有点像是王敦和祖逖的合体。
 
王长史，是大帅哥、大名士、书画家王濛。王濛有一次身穿宽袍大袖，下车走在雪中，仪态潇洒，人们远远望见，都心仪得不得了，认为是神仙中人。
 
王蓝田，是王述，性情耿直，有度量，却和王羲之有很大过节。他的儿子王坦之更有名，是东晋中期的砥柱大臣。
 
谢镇西，是谢尚，字仁祖，是谢安的表哥，也是一个大名士，长得很美，人们都用“妖冶”来形容他。谢氏家族能够后来居上，成为江左数一数二的大家族，谢尚可以说是奠基人。
 
这几个人，个顶个都是大牛人，每一位都对东晋未来的政治、文化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每一位在《世说新语》中都有大量有趣的事迹。
 
年轻的殷浩刚到首都建康，王导久闻其名，就邀来如桓温、谢尚、王述等后起之秀，为他举办了一次清谈雅座。
 
清谈的内容我们无从得知，但辩论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精彩的。王导和殷浩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反复辩难，一直聊到大半夜，其他人只有听的份儿，根本插不上嘴。王导最后高兴地说：“刚才说的那些，尽管最后也没说清楚根本的义理在哪里，但是，咱们言辞比喻之精妙贴切，正始之音，也都该是如此啊！”
 
正始之音，就是何晏主持谈座的清谈，当时王弼年幼，何晏亲自与之辨析，最终在何晏的推崇之下，王弼成为玄学翘楚。今天的场景何其类似，殷浩也年轻，年老的王导以宰相之尊亲与交谈，这隐隐约约好像在暗示着什么。
 
某种程度上，王导好像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一样。这次谈论，不啻是老一代清谈领袖和年轻一代清谈领袖的交接仪式，自此，玄谈之风，在东晋一朝，又开始绵延盛行。
 
桓温兼有玄学家和武夫的双重身份，所以言辞就更加豪放不羁一些。他对于能参与这次清谈，也倍感荣幸。第二天就对别人吹牛，说王导、殷浩聊得非常好，谢尚还能插几句嘴，自己也有所得，但是王濛、王述两人被谈论吸引，就像“生母狗一样”。生母狗到底是什么样，咱不知道，但这是当时的一句俗语，肯定不是什么好话，桓温赳赳武夫的形象，活脱脱一览无余。
 
殷浩没有辜负老前辈王导的厚望，他后来果真成为朝中忠臣、新一代清谈领袖，引领江左玄风，许多人都靠和殷浩谈辩而一夜成名。
 
衣冠风流，在殷浩手中，光大发扬。
 <h3>墨舞兰亭</h3> 
王导历仕三朝天子，都位居三公高官。东晋初的几位皇帝，都对他极为尊重。晋成帝年幼，每次见到王导，都要下拜，又曾在给王导的诏书上写着“惶恐地说”这样的话，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则称“敬问”，这以后都成了定规。正月初一，王导入朝，晋成帝司马衍还亲自起来迎接。王导的地位尊崇得无以复加，琅琊王氏也成为绝对的东晋第一大族。
 
王氏家门鼎盛，子侄也都风流潇洒，一时儿郎，无论品德、相貌、家世、才华，都是一等一的人选。这样的一群世家子弟帅哥们，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床快婿啊！
 
还别说，“东床快婿”这个典故，真和王氏子弟有关。
 
大书法家、大名士郗鉴，也是东晋早期非常重要的名臣，平定王敦、苏峻之乱，他都立有大功。后来官拜太尉，位列三公。郗家也是名门望族，家学渊源非常深厚，尤其精于书法。现在的《淳化阁帖》中，还有一个《灾祸帖》（现仅存两行），就是郗鉴的手笔。
 
郗鉴的女儿郗璇，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了，郗鉴就想在王氏子侄中选一个做自己的女婿。当时他在京口为官，就写了一封信，让门人带给王导说了这事。
 
王导对门人说：“可在东厢房见到他们，王氏子侄，任你挑选。”
 
郗鉴的门人得令，就到王家看了一番。回来后，郗鉴问选得如何，门人回答：“王氏子侄名不虚传，个顶个的帅气。子弟们一听说郗太尉选女婿了，都打扮得光鲜亮丽，矜持地站在那里。只有一个帅哥，袒腹床上，无事人一样。”
 
郗鉴大笑：“就他了！就他了！”
 
跑去一打听，这个小帅哥，名叫王羲之。
 
王羲之的大名，我不用再强调了，只要是对中国书法有一点点爱好，哪怕稍微了解一丁点儿的，就一定听说过王羲之的大名——他被尊为“书圣”，后代书法家、学书者，千百年来，没有不模仿他的笔迹的。
 
王羲之出身王家，老丈人又是郗鉴，两大家族的荣宠集于一身，所以他很早就官拜右将军的高位。但是他生性淡泊，看不惯官场作风，更讨厌当时假名士的矫揉造作，所以大量精力都放在了道教和书法上。
 
他秉承家学，书法由父亲王旷、叔父王廙启蒙，后来跟从卫夫人卫烁学习。卫夫人是当时有名的大书法家，大帅哥卫玠的姑姑，师承钟繇。卫夫人一看王羲之写的字，就说：“这孩子以后的成就，会远远超过我。”
 
王羲之一变汉魏以来的书风，结体潇洒飘逸，端庄秀美，笔法灵活多变，刚柔并济，人们常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来赞美他的书法，他是中国书法史上绝对不可或缺的人物。
 
关于他的小故事就太多了，什么喜爱白鹅啦，写《黄庭经》换白鹅啦，给老婆婆写扇面啦，入木三分啦，洗墨一池水啦，巧补春联啦，儿子王献之学书的故事啦，等等等等，有真有假，有的附会，有的确有记载。出于对他的崇拜，笔者在这里不想做考辨，这些美好的故事，即便是假的，那也就让他假下去吧！
 
353年，即历史上有名的“永和九年”，以王羲之为首，广邀当时文采风流的大名士共42人，于春三月三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趁着修禊的习俗，举办了一次大雅集。
 
这次雅集有意效仿西晋石崇在金谷园搞的“金谷之会”，所以，邀请的都是一等名流，并且有“流觞曲水”的环节——42位名士列坐在蜿蜒曲折的溪水两旁，由书僮将斟了酒的羽觞（一种酒器）放入溪中，让其顺流而下。若觞在谁的面前停滞了，谁就得赋诗，若吟不出诗，则要罚酒三杯。
 
最后，有11人各成诗两首，15人成诗各一首，16人做不出诗各罚酒三杯，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也被罚了酒。
 
诗成结集，由王羲之自己作序，趁着酒兴，还以鼠须笔一气写就。这篇书法作品，一不小心，就成为中国人人皆知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王羲之文采一流，《兰亭集》中的诗歌，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只是王羲之书名太盛，因此世人不太了解他的文学成就。其实《兰亭序》也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兰亭集》中的许多诗，正是“玄言诗”和“山水诗”过渡时期的产物。
 
《兰亭集序》就不多说了，这里仅介绍两首这次“兰亭集会”中的诗歌。一首是王羲之的，他在这次集会中写了两首，这里看他的第一首《兰亭诗》（其一）：
 
代谢鳞次，忽焉以周。
 
欣此暮春，和气载柔。
 
咏彼舞雩，异世同流。
 
乃携齐契，散怀一丘。
 
大意是说时光飞逝，忽然又是一年。值此和风柔日的暮春，大家效仿古代的“舞雩”活动，诗词歌咏，一起出外郊游。好朋友们前后逶迤，畅怀山间，好不快乐。
 
这首四言诗，写得比较古雅，玄义色彩已经没有那么浓了，词语之间，透出轻灵变化，不像许多玄言诗那样充满了空洞词语的堆砌。
 
相对王羲之的这首，孙统的《兰亭诗》（之一）就可以看成是典型的山水诗了：
 
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
 
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
 
回流转轻觞，冷风飘落松。
 
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
 
意思很简单，说山阴兰亭有山有水，人迹罕至。疏竹、修桐、冷风、古松，一片天籁，万里山峰。这首诗基本是对山阴兰亭的景色描写，但是并没有如实描摹，而是在亦真亦幻的景色中，让读者去体会兰亭雅集给人带来的绝佳感受。
 
玄言诗发展到后来，讲究把精妙的道理蕴藏在优美的辞章、景致中，融为一体，浑不可分，才是上品。单独讲枯燥的玄理，或者义理和景致比喻不够贴切，就称之为“隔”，就不能算好作品。
 
所以，越到后来，景色描写越来越优美，蕴藏在其中的玄理越来越淡，最终经过陶渊明、谢灵运的陶冶，终于开创了真正意义的山水诗。《兰亭诗》，就可以看成是山水诗的开端。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毋庸置疑的书法瑰宝，一直由王氏子孙保持。后来传到七世孙、隋代大书法家智永手中。智永是出家僧人，他圆寂后就传给弟子辩才和尚。
 
唐太宗非常喜欢王羲之的字，四处出高价求购，但是辩才死活不愿意出售《兰亭序》。于是，唐太宗就派风流潇洒的监察史萧翼，用计将《兰亭序》骗到手，然后派当时的书法名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临写。以冯承素为首的弘文馆拓书人，也奉命将原迹双钩填廓摹成数个副本，分赐皇子近臣。至于《兰亭序》原本呢，则随唐太宗一并下葬了。
 
至今我们看到的几个版本的《兰亭序》，都是当时的临摹本。
 
了解王羲之的字，还有一个很好的帖子，叫《怀仁集王字圣教序》。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回来之后，唐太宗为表彰其功德，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圣教序》。后来由僧人怀仁，从王羲之各个法帖中，选出相应的字，集了一篇书法作品，就是《怀仁集王字圣教序》。这本帖子，成为后代入手学习王字的经典范本。
 
最后，再一次向王羲之老先生致意，他的书法太美了！
 
如果想了解书圣王羲之的字到底有多牛，听我说再多也没用，建议您还是上手临上几行。当然，入手最好的，还是《怀仁集王字圣教序》。
 <h2>淝水之战</h2> 
自先秦时士人自我意识觉醒后，
 
中国文人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强权功名和人格尊严之间，如何抉择？
 
有没有平衡之道？尤其是魏晋以来，玄风大畅，道家、儒家互相糅合，
 
士大夫们更要在名教与自然、济世与独善、功名与天性之间，
 
找到一条折中的安身之道。
 <h3>三次北伐</h3> 
兰亭雅集后第二年，东晋大将军桓温举兵北伐。
 
北伐，成为东晋一朝努力想要达成却又一直不那么积极的梦想。毕竟偏安一隅，收复失地、统一全国理所当然；但人是有惰性的，在江东待习惯了，舒舒服服的，也没人愿意真正辛苦地北上折腾。
 
所以，“北伐”逐渐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借口，成为东晋权臣建功立业、震慑朝野、树立威望的手段。正因如此，桓温北伐的冲动，就远比其他人来得真切。
 
353年正月，桓温上书废殷浩为庶人，从此独揽大权，成为实际上的一把手。同年二月，他率步骑四万北伐前秦。这次北伐很有成效，一直打到关中长安，前秦军队节节败退。可惜桓温太过大意，原本打算用作军粮的麦子被前秦军队提早割去，导致军粮不济，眼看功亏一篑，桓温只好退回江陵。
 
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这次桓温自江陵出发，一路非常顺利，甚至收复了洛阳，修葺了皇陵。可惜当他返回荆州之后，收复的司隶、豫州、青州、兖州等地再次失陷，洛阳也被前燕慕容氏占领。
 
两次北伐，虽然都没有最终成效，但是毕竟弘扬军威、震慑敌人，所以桓温在东晋的权势越来越大。
 
桓温自视甚高，常常自比刘琨。第二次北伐后，他带回来一个老婢女，这个老婢女曾经就服侍过刘琨。老婢一见桓温，就不住流泪。桓温问什么原因，老婢说：“看到你，我就想起当年的刘琨刘司空。”
 
桓温听了非常高兴，就赶紧问：“哪里像？”
 
这老婆婆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仔细观察了半天，然后实诚地说：“脸很像，但是薄了点；眼睛也像，但是小了点；胡子像，但却是红色的；体格也像，不过矮了些。声音，声音也像，但是相比起来，尖了不少，像个女人。”桓温听了，心想你这是夸我呢是骂我呢？这还叫像？为此郁闷了好几天。
 
365年二月，晋哀帝司马丕在太极殿西堂逝世，年仅25岁。皇太后褚蒜子下诏，命司马丕的弟弟、琅琊王司马奕继承大统，是为晋废帝。
 
桓温手握重兵，权势熏天，到了368年，桓温官拜大司马，掌握朝中一切军政大事，他距离皇帝的宝座，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权力这东西，一旦沉迷其中必然无法自拔。桓温篡位的野心越来越大，但和前代权臣诸如曹操、司马懿、王敦等人相比，桓温自有一种光明磊落的气概。
 
有一天，他躺在床上，对亲信感叹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意思是说，如果自己甘于现状的话，死后肯定要被司马昭、司马师两人笑话，接着就说了一句千古名言：
 
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晋书·桓温传》）
 
不能流芳百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吗？
 
他是这样想的，也的确是这样做的。366年，桓温再次发兵，与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一同出兵，北攻前燕，进行第三次北伐。按他的想法，这次北伐再建立功勋，回来就直接夺权篡位。
 
桓温文武奇才，打仗能行，说的话也都非常经典。大军途经金城，桓温见到自己早年栽种的柳树，已经有十围那么粗壮，一不小心，又说了一句千古名言：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晋书·桓温传》）
 
感于时光的流逝，桓温扶着枝干，拿着枝条，竟潸然泪下。
 
然而，这次北伐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桓温到达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却被燕国大将慕容垂切断粮道，不得不再次退回。这个慕容垂不是别人，就是小说《天龙八部》中慕容复的英勇祖先之一。
 
前秦和前燕联手，慕容垂又趁胜追击，桓温狼狈不堪，军队死亡三万多人，大败而归，这就是枋头之战。枋头失利，东晋军队节节败退，许多原来收复的州郡，又重新投靠少数民族政权，淮河以北的土地，基本都重新丧失。
 
桓温三次北伐最终失败，主要原因都是粮草不济，可见他是孤军深入，没有后援。事实上，东晋朝廷也怕他功劳太大，回来就图谋篡位，也巴不得他失败。所以，桓温北伐注定是没啥结果的。不过这样一来，晋朝复兴大业就再也没有指望了。
 <h3>桓温之死</h3> 
桓温枋头兵败，声名顿挫，他原来的计划也被打乱，篡位夺权的步骤只好稍微缓一缓。
 
371年，桓温收复了寿春，打了一个小胜仗，想借此挽回颜面。他问心腹参军郗超：“这一仗，能不能挽回枋头丢掉的面子？”
 
郗超的回答很干脆：“不能。”
 
桓温心中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智囊就是智囊，郗超早已想好了对策。几天后，郗超主动找桓温，与之彻夜长谈。这次，郗超就给桓温支了一招：北伐失利，要是再想在军事上重新建立威信，基本没可能了。目前的办法，只有在政治方面下功夫——效仿伊尹、霍光，废掉天子，重立一个，才能获得绝对权威。
 
桓温闻言，茅塞顿开。
 
废天子总得有个借口吧？司马奕自从当上皇帝，就小心谨慎，基本没做什么错事，桓温就只好在个人道德上做文章。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道德”都是攻击对手的超级利器，只要有人被指控道德上有问题，立刻冒出无数八竿子打不着的、道貌岸然的道德家出来，个个都恨不得踩死你。
 
这一点，西方文明就宽容很多。《圣经》记载，一群人抓住一个妓女，想要处死她。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犯错的，可以用石头砸死他。”于是，大家静默，然后散去。
 
谁能没有犯过错呢？只要没犯法，别人私德高低，关你什么事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道德完人、圣人、神明，才能对别人进行道德批判。至于我们凡人，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司马奕犯的道德问题是什么呢？桓温说，司马奕阳痿，有龙阳之好，宠幸男子，所以后宫所生的孩子，都不是龙种，而是他的娈童和妃子的孩子。
 
于是，民间纷纷谣传皇帝阳痿且“搞基”。于是，司马奕被废，改封东海王——因此他被称为晋废帝，也称作东海王。
 
新的皇帝，是已经52岁、时任丞相的会稽王司马昱。
 
司马昱是一位风流儒雅的名士，《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他的身影。由于做了皇帝，《世说新语》都称他“简文帝”。简文帝崇信道教、知识渊博，性情温和、仁慈宽厚——这种性格一定程度上就是懦弱。
 
桓温之所以选中简文帝，也就是因为看到了他的弱点，希望简文帝尽快把帝位禅让给自己。一年后，简文帝司马昱就病逝了。临终前，简文帝打算顺从其意，诏书命桓温当摄政王。摄政王距离皇帝，可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诏书中还有一句话：
 
若嗣子可辅则辅之，若其无才，君可取而代之！
 
谢安、王坦之大为反对，王坦之甚至当着简文帝的面把诏书撕得粉碎。简文帝说：“天下本就是意外得到的东西，让就让了吧，没啥好抱怨的。”
 
王坦之说：“天下，可不止是您的天下，还是宣帝司马懿、元帝司马睿的天下！怎么能轻易让出呢？”
 
简文帝受到鼓舞，于是让王坦之写了新诏书——只让桓温像诸葛亮、王导那样辅政而已。
 
桓温得知自己没有当成摄政王，更没有被禅让，大为愤怒，就猜到是王坦之、谢安从中作梗。373年春，桓温率大军东下建康，进京“觐见”新天子。说是“觐见”，实则杀机重重。京师谣言纷纷，都认为桓温这是来逼宫夺权的。
 
新皇帝晋孝武帝，是简文帝的长子司马昌明。司马昌明下旨，命谢安和王坦之前往建康西南的新亭，去迎接桓温。
 
谢安，这位名冠千古、东晋后期的顶梁宰相，时任吏部尚书，在这次会面中，就表现出超人的胆识和风度。谢安对王坦之说：“天下存亡，就看咱俩的了。”
 
王坦之知道桓温记恨自己，这次去了恐怕就回不来了，心情紧张、汗如雨下，笏板都拿反了。谢安则神态自若，宽袍大袖，闲庭信步地走进中军帐，不慌不忙登上台阶，坐到席前，然后以他带有严重鼻炎、夹杂洛阳口音、有特殊魅力的声音，徐徐讽咏嵇康的四言诗：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嵇康《赠秀才入军·之十三首》）
 
桓温被这种旷远从容的风度给镇住了，一时间都忘了自己是来干吗的。
 
谢安笑着说：“我听说诸侯有道，镇守四方。您来见老朋友，用不着埋伏刀斧手吧？”
 
桓温不好意思地赔着笑道：“我怕有变故，不得不如此。”于是下令把刀斧手给撤了。
 
一阵风刮来，掀起帐幕一角，藏在后面的郗超被露了出来。谢安就笑着对郗超说：“郗先生，真可谓是‘入幕之宾’啊！”
 
于是，一场充满杀气的鸿门宴，被谢安的几句话就给化解了。桓温也脑子开窍，度量变大，不再想着图谋篡位了。
 
在建康没待几天，桓温就病倒了。他不想篡位了，但是想拥有至高荣誉，就暗示朝廷给他加“九锡”。大才子袁宏奉命写“为桓温求进九锡”的文章，写得文辞华美、世所罕有。文章送到谢安那里，却被删改了很多地方。袁宏只好重写，再送给谢安时又没通过，一连改了好多次都不行。
 
袁宏惊恐，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错，就跟王彪之商议。王彪之说：“听说桓温病重，支撑不了多久了。”袁宏遂明白了谢安的用意。
 
于是这封“求进九锡”的表文，一连拖了大半年都写不好，直到373年七月十四，桓温等到死都没等到这篇文章，含恨而逝。
 
树倒猢狲散，桓温的形象忠奸莫辨。他逝世后，少有人光明正大地前去吊唁，但是有人就是不识趣，在桓温灵前哀声痛哭，还写了一首“悼念诗”：
 
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
 
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诗的意思很简单，是对桓温之死的惋惜，表达自己悲痛的心情。说山崩塌了、海枯竭了，那么鱼和鸟又该依附何处？大家哭悼您的声音像雷声震山，泪水涌下像黄河注入大海。
 
这首悼念诗的作者，就是千古名画《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图》的作者，是东晋最有名的大画家——顾恺之。
 
鲁迅说：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顾恺之，就是那些“少有的”人物之一。他感桓温的知遇之恩，所以不顾时局，毅然出来哭吊旧日恩主，如同蔡邕悼念董卓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是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
 
他们敢于面对周遭的不同意见，敢于在这种尴尬的时候挺身而出，敢于独立特性、我行我素，这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
 
恰恰是这种朴素的真实、诚挚的情感、敢于表露内心的勇气，是区别真假名士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尽管东晋以来鬻名者多，假装淡泊名利、实则贪恋权势，表面上故弄玄虚、实则油滑世故的人比比皆是，但是顾恺之，无疑是个真正的名士。先不说他的画有多好，就凭这次哭吊，就已经足以令时人、令我辈汗颜了。
 <h3>士大夫的终极理想</h3> 
桓温死后，谢安不可阻挡地成为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晋书·谢安传》说：
 
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
 
这就是说，谢安用道家思想治国，不苛责细节，对待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求几个大框架。人们都把他和王导相比，但他比王导更加文雅潇洒。在谢安治国期间，东晋出现难得的盛世中兴局面。
 
在古代士大夫心中，谢安就是完美理想的化身。
 
自先秦时士人自我意识觉醒后，中国文人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强权功名和人格尊严之间，如何抉择？有没有平衡之道？尤其是魏晋以来，玄风大畅，道家、儒家互相糅合，士大夫们更要在名教与自然、济世与独善、功名与天性之间，找到一条折中的安身之道。
 
所以，在向秀、郭象的《庄子注》中，就大力倡导所谓的“内圣外王”，提出一种“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终日挥形而神气不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的理想人格，最终，希望用“道家旷远之怀”来“建儒家济世之业”。
 
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一旦实践起来，就会发现非常难，难得无处下手。既要具备道家出世的思想境界，还要具备儒家入世的积极心态，还得有社会名望，并且有机会、有能力完成功业壮举。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有些甚至自相矛盾，几乎没法完成。
 
在玄学昌盛的东晋，却偶然地具备了各种条件，王导就成为一个实践的典型，但是真正把这种理想发挥到极致的，则是谢安。谢安人格上潇洒风流、胸怀旷达，功业上则治国安民、奇勋不二，知识分子几千年的理想，在谢安身上完美地呈现出来。
 
只可惜，遍观中国历史几千年，结合得如此完美的，也就仅他一人而已！
 
谢安出身很好，前面提到的大名士谢尚就是他表哥。谢安早年没有出仕，隐居在会稽郡山阴县东山的别墅里。虽然隐居，却没有与世隔绝，研究学问，教导谢家子弟，和天下名士交流，比如王羲之、孙绰，甚至当时的高僧支道林等，都是他的座上客。
 
他教育后辈以启发为主，不呆板，不说教，关于这个，还有个很有名的故事。
 
有一天大雪纷飞，谢安和子侄们在一起聊诗，谢安就问了：
 
白雪纷纷何所似？
 
就是说，你们看这大雪用什么比喻合适啊？
 
侄子谢郎率先说：“撒盐空中差可拟。”
 
侄女谢道韫却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安大笑。谢道韫这位中国古代著名的大才女，就是谢安调教出来的，后来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后人也因此称女子的才华为“柳絮才”，《红楼梦》里就用“柳絮才”来夸赞林妹妹。
 
谢安隐居东山时期，曾写过一组《与王胡之诗》，是他当时思想的写照。
 
鲜冰玉凝，遇阳则消。素雪珠丽，洁不崇朝。膏以朗煎，兰由芳凋。
 
哲人悟之，和任不摽。外不寄傲，内润琼瑶。如彼潜鸿，拂羽雪霄。
 
这是《与王胡之诗》六首中的一首，大意是：鲜洁的冰像玉一样美，一旦遇上太阳就融化；白雪像珍珠一样晶莹，但是维持不过半天；油灯因为能发光而受到熬煎，兰草因为有香味所以被人采摘。列举了几个例子之后，谢安说，哲人因此而悟出道理：美好就会召来祸患，所以不要轻易显露才华。应该做到外表不嚣张，内在很温润。这样才能像大雁、白鹤一样，翱翔天际，与云为朋。
 
这首诗，基本就是《庄子》“无用之用”思想的诗歌版，因为有才华，所以会受累，所以不能保全天年，所以要藏锋示拙。
 
但若真如庄子那样拒绝出仕，谢安就不是谢安了，也就不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了。前面说了，中国士大夫的理想是既不失掉功名利禄，也不被世俗牵累，两头都想要，两头都想好。
 
谢安虽然隐居，却声名在外，当时甚至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呼声。
 
最终，谢安还是出仕了。360年，谢安41岁，出任桓温的军中司马，正式踏入官场。
 
谢安出仕，被很多人讥讽。有人送给桓温一副草药，其中有一味叫作“远志”。桓温拿起来问谢安：“这种药又叫小草，为什么一种药会有两个名字？”
 
谢安还没有回答，帐下郝隆就应声而答：“隐居不仕就叫远志，出仕以后就是小草。”
 
谢安知道是讽刺自己，就对郝隆说：“郝参军知识广博，咱们试着辩一次看？”
 
桓温于是出来打圆场：“郝参军并无恶意。”
 
郝隆也知道自己辩不过谢安，讨了嘴上便宜，就不再多说了。
 
谢安出山后第三年，其兄谢万病逝，谢安回家奔丧。不久，朝廷又征招谢安为吴兴太守，接着又征为侍中，升吏部尚书、中护军，一路青云直上。
 
谢安就是在这时候，和王坦之一起，挫败了桓温篡位阴谋的。
 
376年（太元元年），小皇帝晋孝武帝司马曜满14岁，开始亲临朝政。王坦之出京任徐州刺史，这时桓温早已死去，其弟桓冲掌兵权，但却没有丝毫野心。谢安则任中书监、录尚书事，成为实际上的宰辅了。
 
在他执政的十多年，朝局安稳、百姓富足，江南一派繁荣景象。
 
不过好景不长。在东晋自足安逸的同时，北方却射来一道贪婪的目光，东晋王朝将面临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灾难。
 <h3>苻坚大帝</h3> 
此刻的北方，在乱哄哄一堆少数民族国家中，出现了一个强悍的政权——前秦。
 
前秦，是氐人政权。氐人首领蒲洪，因为看了谶书，见上面有“草付为王”的预言，遂改姓“苻”，名为“符洪”。
 
351年，符洪的儿子苻健脱离后赵统治，自称大单于、大秦天王，建立政权。352年，改称皇帝，国号为“秦”。因为这一时期叫“秦”的国家有好几个，为示区别，就称苻健建立的这个政权为“前秦”。
 
苻健死后，其子符生是个天生的暴君。对王公大臣说杀就杀，毫无征兆，整个前秦朝廷处于极度惶恐之中。357年，符生的表哥就杀之自代——这位仁兄，就是大名鼎鼎的前秦大帝苻坚。
 
在中国历史上数百位君王中，论能力、论胆识、论气魄、论功业，苻坚都是排得上号的，只是由于他是氐人，所以一般人对他了解较少。在民间，关于他的形象，更多来自历史书上的描写，说他骄傲自大、率性轻敌，最终一败涂地。
 
事实上，远不止此。
 
苻坚有个号称“功盖诸葛第一人”的大智囊——王猛。王猛是陕西关中人，少年家贫，但是不妨碍他学了一肚子学问，后来隐居华山，名气也遍播四海。
 
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大军驻扎灞上，王猛布衣求见。桓温请王猛谈一下对时局的看法，王猛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捉着身上的虱子，款款而谈天下事，滔滔不绝。并且一言直入，把桓温心中所想都说了出来。桓温暗自称奇，过了许久慢慢抬头说：“江东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
 
“扪虱而谈”一词，就出自这里。
 
桓温希望王猛能随自己一起南渡，王猛知道在满是士族的东晋，自己难有大的作为，就慨然拒绝了。后来苻坚和王猛一见如故，结为生死之交。苻坚即位后，王猛就成了他最重要的助手。
 
少数民族政权武力强悍，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文明落后，没有法度，所以往往能迅速崛起，却也容易突然崩溃。王猛帮着苻坚一手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制度，整顿吏治，兴办教育，弘扬儒学，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发展经济，很快，前秦超越其他政权，变得无比强大。
 
于是，苻坚一路灭前燕、灭前凉、灭仇池氐族杨氏、灭鲜卑拓跋氏。376年，北方被前秦统一。
 
柏杨给苻坚的评价非常高，认为：
 
中国历史上共出现五六〇个帝王……够得上称为“大帝”的，不过五人而已。一是前三世纪秦王朝一任帝嬴政，一是前二世纪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一是四世纪前秦帝国三任帝苻坚，一是七世纪唐王朝二任帝李世民，一是十七世纪清王朝四任帝玄烨。
 
苻坚功业显赫，同时度量也极大。十六国政权里，大多数君王都残忍无比，一言不合，视屠杀大臣如同儿戏。苻坚却完全不同，对大臣的讽谏批评，他都诚恳接受，并且鼓励大臣提出异见，即便在今天，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品行。
 
有个官宦，名叫赵整，是甘肃天水人，任前秦秘书侍郎、秘书监，博闻强识、学识渊博，说话风格是快人快语、直来直去。他前后对苻坚提出谏言五十多次，而且就像魏征一样，丝毫不给皇帝留面子。
 
苻坚宠幸慕容垂的夫人，有一次和她同乘一车在后庭玩耍，赵整就作歌唱道：
 
不见雀来入燕室，但见浮云蔽白日。
 
苻坚听到后脸色一变，向赵整道歉，同时命令该夫人下车。但是苻坚大帝爱江山也割舍不下美人，因为宠幸美人都耽误了朝政。于是，赵整写了两首讽谏诗，当着苻坚的面给他念：
 
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
 
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意思是，那孟津河啊，奔腾千里有一弯曲！这水本来清清的，是谁把它变浑浊了呢？
 
苻坚听了，笑着说：“你这不是说我吧？”
 
接着赵整又念了第二首：
 
北园有一树，布叶垂重阴。
 
外虽饶棘刺，内实有赤心。
 
说的是北园有一棵树，枝叶茂盛，密条广荫，虽然外面有不少的荆棘刺，其实里面有一颗赤胆红心啊！
 
苻坚听了大笑：“这个说的是你吧？”从此，便不再像以前那样耽迷女色了。
 
378年九月，苻坚与群臣饮酒，都喝得烂醉如泥，赵整就作了一首《酒德之歌》：
 
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
 
纣丧殷邦，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则。
 
大意是说，地下有酒泉，天上有酒池。杜康和仪狄先知先觉，造出了美酒。但是纣王却因为美酒覆亡，夏桀也因为美酒灭国，由此可见，酒实在不是好东西。前车之鉴，我们要记住啊！
 
苻坚听后非常高兴，命令赵整把这首诗写出来，随时警醒自己，从此再宴请群臣时，他就只是礼节性地喝一点酒而已。
 
苻坚死后，赵整感其恩德，遂出家为僧，法号道整。我们在《高僧传》中看到的“道整”，就是这位忠心耿耿的赵整。
 
有能纳谏的天子，才会出现直言敢谏的臣子。看一个君王是否明智，就看他的朝中有多少直言进谏的大臣。
 <h3>淝水之战</h3> 
375年，王猛逝世，年仅50岁。
 
要是王猛不死，或许历史就会与现在不同。但是历史不能假设，王猛确实死了，于是就发生了那场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场战争。
 
当时，前秦非常强大，统一了整个北方，苻坚因此就想南下。倘若打败东晋，就真的可以建立万世功业，成为千古一帝了。但是，王猛临死前却是再三劝诫苻坚，千万不可攻打东晋，要先解决国内暗藏的民族融合问题。王猛生前提的所有建议，苻坚都采纳了，唯独这次，苻坚没有听从。
 
379年，苻坚派儿子符丕率大军南下攻打东晋，一举攻破襄阳，俘获了刺史朱序，接着攻陷彭城、淮阴。
 
东晋方面呢，谢安命侄子谢玄为兖州刺史，负责江北军事，前去迎敌。谢玄军事能力很强，谢安不像一般沽名钓誉之徒，为了避讳“任人唯亲”的议论，故意不重用亲人。对于这次军事任命，连政敌郗超也佩服谢安任人唯贤，有大魄力。
 
谢玄在京口训练了一支军队——北府军，统帅叫刘牢之，非常厉害。很快，北府军就打败了前秦军队，迫使秦军退回淮北。
 
383年，苻坚准备充足，打算再一次攻打东晋。他在太极殿召开会议，对群臣说：“我即位快三十年了，四方平定，就差南方晋朝政权了。我算了一下，现在麾下差不多有大军九十七万，我打算亲自南征，诸位以为如何？”
 
群臣纷纷表示反对，只有暂时投降于前秦的鲜卑大将慕容垂表示支持。苻坚迫切听到支持的声音，也顾不上琢磨到底是什么人在支持自己。总之，听到赞成的声音，他就算走完了形式，于是，讨伐东晋的诏命就下达了。
 
383年八月，苻坚命大将苻融率张蚝、梁成和慕容垂等，以二十五万步骑兵为前锋，自己随后自长安发兵，率六十余万戎卒及二十七万骑兵的主力，缓步南下。
 
东晋朝廷听闻消息，乱成一团。百万大军来袭，东晋还能有活路吗？
 
群臣之中，唯独谢安镇定自若。他以征讨大都督的身份负责军事，命谢石为元帅、谢玄为先锋，率兵八万前去抵御苻坚的百万大军。
 
以八万对阵百万，这仗，好像不用打了！
 
谢玄虽然骁勇，但是也知道力量悬殊实在太大，心里没底，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前去问叔叔谢安。谢安却说：“不必惊慌，我早有安排。”然后就不发一语。
 
这不等于白问吗？但是谢安都闭嘴了，谢玄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不过，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谢玄自己不敢问，就请部将张玄再去问。谢安见了张玄，依旧不说话，反倒命谢玄赶紧驾车到山上别墅去。
 
谢玄听命，以为有新的指示，赶忙驾车上山。到了一看，哇，这儿来了一大堆人，亲朋好友都在。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呢？结果大出意料，谢安让谢玄来，居然是要陪他下一局棋！并且还设了赌注——就是这栋别墅。
 
谢玄搞不懂叔叔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只好陪坐下棋。谢玄的围棋下得很好，平日里，谢安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此时大不一样，百万胡兵就要压境，这个时候，还能静下心来琢磨棋路吗？
 
没多久，一弈结束，谢玄大败。
 
谢安回头看着外甥羊昙说：“这栋别墅就送给你吧。”然后领着大家在别墅游玩，直到天黑才离去。晚上回去之后，谢安才对各位将帅面授机宜。
 
谢安到底怎么安排部署的，《晋书》中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只说了八个字：
 
指授将帅，各当其任。（《晋书·谢安传》）
 
其实，这八个字也是空话，等于没说。
 
但是不论怎样，仗，还是要打的。
 
十月十八日，符融攻克寿阳（安徽寿县），然后派信使告诉苻坚：“敌人人数不多，很容易攻克。”
 
苻坚大喜过望，把大军留在项城，只率领八千轻骑兵赶往寿阳和符融汇合。苻坚仗着自己兵力雄浑，稳操胜券，就派说客前去劝降。
 
劝降本来没啥错，但是你派谁不好，派去的说客，居然是4年前被迫投降的晋将朱序！怎么会有这么缺乏常识的行为呢？可见“天欲灭之，必先乱之”，老天要灭你，那无论如何也是逃不掉的。
 
朱序心怀故土，到了东晋那边，不但没有劝降，反倒透露了前秦军情，献了一计——前秦军力虽多，但是战线拖得太长，先锋部队并不多，不如趁早攻击。要是等到苻坚大军都集结完毕，百万大军，投鞭足可断流，那时候，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
 
当时，谢石、谢玄的军队在洛涧（今安徽淮南市东淮河支流）一带与前秦大军对峙，经过慎重考虑，谢石接受了这个建议。
 
十一月，谢玄命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强渡洛涧，杀死敌将梁成等人。谢玄、谢琰紧跟接应，前秦军毫无准备，急忙逃命，被杀死、淹死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初战告捷，晋军士气大振。接着，谢石率大军登上八公山，安营扎寨。
 
苻坚满以为稳操胜券了，压根没想到还会吃个败仗。他登上寿阳城头，遥望八公山，见晋军军容严整；又满山草木、风吹摇摆，皆疑为晋兵，心生怯意，有点后悔没听王猛之言。他责备符融说：“这明显是强敌，怎么能说‘很容易攻克’呢？”
 
淝水，是淮河支流，南北走向，从合肥流至八公山进入淮河，秦、晋两军遂夹淝水布置军力。谢玄派人请求苻坚往后退一箭之地，以便晋军渡河决战。
 
大家都不同意，苻坚又自作主张：“我们不妨稍稍后撤，等他们渡江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放出铁骑冲刺，焉有不胜之理？”
 
这个计谋听来很妙，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三军都能准确领会他的战略意图，否则，极易发生混乱。
 
苻坚大军名义上的百万大军，是在仓促之间将各民族军队拢在一起的，各部队缺乏统一目标，互相之间还有不少矛盾。这种缺乏凝聚力的队伍，看似强大，实则没有多少战斗力。
 
苻坚下令后退，但是下面的士卒压根不知道阵前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还没开打，就往后退呢？刹那阵脚大乱。朱序趁机在军中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大家一听，不管真假，先逃命再说，于是军队瞬间溃散。苻坚、符融跑来跑去大声呼喊，但是根本控制不住场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人群骚乱的场景，比如元宵节或者其他节日，几千人密密麻麻站在那里还好，一旦发生点什么事，大家拥挤起来，步调不一致，总会发生严重踩踏事件，你挤我、我挤你，人越多越危险。几千人尚且如此，更何况苻坚的百万大军？
 
就这样，前秦军队瞬间崩溃，晋军趁胜追击。秦军被自己人踏死的不计其数，尸横遍野，淝水都被堵塞不流。苻坚也被流矢射中，狼狈而逃。
 
八万对阵一百万的淝水之战，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晋军的胜利，实在来得侥幸、来得莫名其妙，是战争史上不可复制的奇迹般的案例。只能说，这仗打的，实在有赖神助！
 
战报传来，谢安正在和人下棋。看完战报，谢安顺手放在一边，神色如常，继续下棋。大家都焦急地问战况如何，谢安轻描淡写地说道：
 
小儿辈遂已破贼。（《晋书·谢安传》）
 
但是当他下完棋，回房休息时，因为实在太高兴了，忘记了还有门槛，脚下木屐的屐齿被碰断都浑然不觉。可见他的淡定、他超然物外的道家修养，也是强行装出来的，所以《晋书·谢安传》接着说了一句：
 
其矫情镇物如此。（《晋书·谢安传》）
 
但是不管如何，这场大战是胜利了，东晋得以保全。谢安临阵不乱、淡定从容的神采风度，名震朝野，流芳千古。
 
淝水之战，为谢家带来无限荣光。谢安晋封为庐陵郡公，谢石封为南康郡公，谢玄封康乐县公，谢安之子谢琰封望蔡公。一门四公，谢氏家族臻于鼎盛，成为南渡士族中，仅次于琅琊王氏的第二大贵族。
 
而淝水战却成了苻坚的大败笔，几乎是在眨眼之间，前秦帝国四分五裂，各民族纷纷叛变独立，北方又陷入多政权并立的混乱时代。
 
385年八月，苻坚在五将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被羌人姚苌俘虏，进而遇害于新平佛寺（今彬县南静光寺）内，享年48岁。
 <h2>最后的风流</h2> 
桓子野得知是王徽之，于是下马入船，
 
坐在马扎上，吹了一首曲子。
 
吹毕离开，主宾没有相交一言。
 
桓子野走后，王徽之沉浸在曲子中久久不能自拔。
 
这首笛子曲，后来被改编为古琴曲、古筝曲、洞箫曲，被各种乐器演奏。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作《梅花三弄》。
 <h3>不烂的舌头</h3> 
苻坚虽然是氐人，属于少数民族，但是对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却至为重要。
 
中国传统思想，以“佛”“儒”“道”三家影响最大。儒家、道家都源于本土，而佛教则是外来文明。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在魏晋时期迅速发展，最终沁入中国人骨子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想要融入中国，那么佛经翻译就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工作。或许大家并不知道，我们今天非常熟悉、时常阅读、深入人心的一些佛教经典——诸如《金刚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最常见的版本，都和苻坚有关。
 
382年，淝水之战前，苻坚命大将吕光前往西域攻打龟兹，完成一件特殊的使命。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君主大都笃信佛教，苻坚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听闻西域龟兹有个国宝级高僧时，就迫不及待想把他接到自己身边聆听教诲。
 
他对部将吕光说：“打龟兹，并不是贪恋那儿的土地，而是因为那里有得道高人。听说那儿有个叫鸠摩罗什的高僧，非常了不起，你给咱跑一趟，打下龟兹，用快马把他给我送回来！”
 
这个鸠摩罗什，就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
 
为了一位高僧而发兵攻打一个国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例。苻坚的向佛之心，也于此可见。
 
龟兹是个小国家，很快就被干掉。但吕光是个武夫，觉得年轻的鸠摩罗什并没什么特殊之处。如同大多数人一样，吕光觉得，你三十来岁，能有多大本事啊？所以就百般戏弄鸠摩罗什，甚至灌醉他，逼他同表妹龟兹公主成婚。就这样，鸠摩罗什被逼破戒。
 
吕光还让鸠摩罗什骑牛、骑烈马，想把他摔下来。但鸠摩罗什忍辱负重，没有一句怨言。后来，吕光玩腻了，也觉得不好意思，只好罢手。
 
回军途中，吕光听闻苻坚在淝水之战吃了大败仗，遂在甘肃凉州据地为王，建立后凉政权。鸠摩罗什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潜心学习汉语，直至精通圆熟，为以后弘法传教做准备。
 
401年，为延请鸠摩罗什弘法传教，后秦君主姚兴（姚苌之子）又发重兵，大败后凉，迎鸠摩罗什入长安，并奉为国师。此时的鸠摩罗什，已从三十多岁的青年衲子，变为五十八岁的黄眉老僧了。
 
在长安逍遥园和西明阁，鸠摩罗什译经说法、招收弟子，并由国家出面，他组织、主持了三千多人的佛经译场。
 
他不仅培养了大量佛教人才，更大的贡献，在于翻译佛经。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开始，至413年圆寂，12年中，他主持译经35部共294卷。他的翻译忠于原文，典义精妙，嘉雅质朴，并纠正了四百年来他人译经之误，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佛教经典，他被后人称为中国四大译经师之首。
 
今天在汉地流行最为广泛、人人熟知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就是唐玄奘法师在鸠摩罗什翻译的版本上，稍作修改而成的。
 
除了前面说的经典之外，鸠摩罗什还译了非常重要《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十住毗婆沙论》等论典。后人以这些经论为基础，发展出了三论宗、四论宗、成实宗、天台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流派。
 
413年秋，鸠摩罗什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就召集门人弟子，对大家说：“如今我在大众面前，发诚实誓愿——如果我所翻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
 
这年八月二十日，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依佛制，于逍遥园火化荼毗。飞灰烟灭后，形骸俱散，只有舌头依然柔软如生。
 
他的舌舍利，至今被供在甘肃武威市的鸠摩罗什寺，见证着他的伟大功业。
 <h3>那些有趣的名僧</h3> 
在这个魅力无限的时代，除了大名鼎鼎的鸠摩罗什外，还有一批僧人，在思想史、文学史上留下了赫赫美名。
 
东晋偏安，南下的僧人为了传播佛教教义，往往出入于贵族门第，来往于名士之间，借助和佛教思想有点类似、大家已经熟悉的老庄思想，来比喻、阐明佛教义理。他们所用的语言，也都借用玄学词汇——这就是佛教史上的“格义”现象。
 
同样的，玄谈的名士们也纷纷学习佛教知识，用以提高自己的辩论水平。
 
这样一来，佛教思想中融了不少玄学意趣；而玄学体系中，又不自觉注入了佛教血液。
 
所以东晋的玄谈又不同于正始、竹林、西晋时代，加入了名僧身影，充满了别样意趣。
 
康僧渊是个胡僧，生于长安，大约晋成帝司马衍时期过江。刚南下建康的时候，他并没有多少名气，只好托钵行乞于集市。后来，殷浩召开谈座，康僧渊遂前往相见。当时满座宾客，大家都不把这个外表怪异的胡僧放在眼里。出于礼貌，殷浩请他坐下，还客气地问寒问暖。后来，话题逐渐聊到玄学义理上，康僧渊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瞬间征服所有人，从此，康僧渊名气大振，跻身名流。
 
康僧渊广目深鼻，典型少数民族长相。王导有一次拿他的面貌开玩笑，结果康僧渊不卑不亢回答：
 
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世说新语·排调》）
 
这几句回答机智无比，借用传统面相之术，为自己做了巧妙的辩解，一时传为美谈。
 
在当时，比康僧渊更为有名、更具有代表性的，是高僧支道林。
 
支道林，俗名支遁，世称“支公”。他出生于314年，很小就寓居江东，精通儒、道经典，25岁出家为僧，精研《般若经》，名震一时。他的《述怀诗》中，有两句提到自己的学习经历：
 
总角敦大道，弱冠弄双玄。
 
就是说自己七八岁就喜欢道家文化，到了二十来岁更是精通《老子》《庄子》。
 
他精通《庄子》是出了名的，尤其对《逍遥游》中的“逍遥义”，独有见解。名士孙绰见识过支道林的才华，就给王羲之推荐：“有个和尚支道林，玄谈义理很厉害，你要不要见一下？”
 
王羲之隽秀清雅，一般人根本看不上，就没见。但是孙绰没有放弃，就和支道林一起去找王羲之。王羲之一看支道林长得丑陋，心中厌恶，就要出门。支道林说：“你别急着走，贫道和你简单聊几句。”
 
于是，支道林洋洋洒洒讲说《庄子》逍遥义，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羲之听得入神，遂更换衣服，不再出门了。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经常在一起游玩。
 
支道林长得非常丑，又黑又丑，所以在注重仪容的魏晋时代，很不好混。但是他后来成名，在一堆美男子中，丑反倒成为他的特征。
 
王濛生病在家，告诫仆人不管谁来都不通报，一天，仆人前来，小心翼翼地说：“有一个长相奇特的异人在门口站着，我不敢不通报。”
 
王濛一听，哈哈大笑，说：“这一定是支公到了。”迎入一看，果不其然。
 
王濛夸支道林谈玄的功夫不在王弼之下，而殷融曾经见过美男子卫玠，赞叹卫玠清谈之学后人难以企及，但是见到容貌黑丑的支道林，居然说：“真如重见卫氏！”
 
清谈的风度、学识遮掩了容貌的不足，可见支道林的水平。
 
当时名士如谢安、刘剡、殷浩、许恂、桓温、郗超等，都和支道林频繁交往。
 
支道林喜欢鹤，有人送了他两只小鹤，他精心饲养，很快鹤就长大了。他担心鹤飞走，就把鹤翅膀的羽毛给剪了。鹤拍拍翅膀飞不起来，看着自己的双翅，好像很委屈的样子。支道林见状，既像对鹤又像对自己叹道：“哎，你们本来就是冲天之物，怎么能沦为玩偶呢？”于是等鹤的羽毛再长全，就把它们都给放了。
 
有人送他五十两黄金和一匹马，支道林把黄金送给别人，却把马留下饲养。人们笑话他说：“黄金是宝贝，你却送人；马还要吃草料，你却养着，你真是不会办事啊！”
 
支道林听到，说：“他们哪里知道，贫道爱其神骏之性耳！”
 
唐代大画家韩幹，就画有一幅《神骏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是绝对的绘画精品、无价之宝，画的内容，就是支道林爱马的典故。
 
支道林佛学精湛，是当时般若思想“六家七宗”其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但是，从他的作为看，更像是一位谈玄说妙的名士。
 
高僧慧远，是东晋后期不能不提的人物。
 
慧远，俗姓贾，出生于代州（今山西代县）书香门第。他资质聪颖，精通儒学、老庄。21岁那年，听了高僧道安法师讲的《般若经》，就明白佛理，感叹地说：“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于是从道安法师出家。
 
后来慧远南渡，在庐山修行，开始驻锡西林寺，后来得大名士、江州刺史桓伊之助，兴建东林寺，遂主持东林寺，立派开宗。
 
早期的佛教，被大家当作“西域术数”对待。后来，高僧们借助玄学名词解释佛理，大家开始逐渐认识其哲学思想——但是因此也容易让人造成误解，人们大多分不清佛家和道家乃至儒家思想的区别。
 
比如当时的名士孙绰就明确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简单明快表达了儒佛一致的思想。其他人把佛教和玄学等同的例子，就更比比皆是。
 
甚至直到今天，还会有很多人会毫不负责又自以为是地来一句“都一样”，认为佛儒道三教没有差别——要真的没有差别了，干吗还要叫“三教”啊？
 
早年的慧远也受时风影响，用玄学解释佛家，认为佛道区别不大，但是到了晚年，他则清晰地认识到三教的不同，表现出“净化”佛教思想的强烈愿望。比如他曾经和鸠摩罗什书信往来、讨论佛理，写过一首名为《报鸠摩罗什偈》的偈子：
 
本端竟何从，起灭有无际。
 
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
 
惑相更相乘，触理自生滞。
 
因缘虽无主，开途非一世。
 
时无悟宗匠，谁谓握玄契。
 
末问尚悠悠，相与期暮岁。
 
这首偈子牵涉到比较深的佛教思想，不太好理解，这里不做过多解释。但可以说的是，偈子中虽然用了“有无”之类的玄学词语，根本旨趣却已经和玄学大相径庭了。
 
400年，慧远率领僧俗弟子、名士友人等三十余人，有规模、有组织地举行了一次文咏游览活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文人组团旅游”活动。
 
大家从庐山东林寺出发，入山游览石门涧。到了景点后，大家纷纷作诗，慧远也写了诗，还作了一篇序——《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这篇序，不小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山水游记。
 
慧远这次游览所写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则明确厘清了佛道不同，并对道家神仙之说进行了否定：
 
褰裳思云驾，望崖想曾城。
 
驰步乘长岩，不觉质自轻。
 
矫首登灵阙，眇若凌太清。
 
端坐运虚轮，转彼玄中经。
 
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
 
这首诗很像游仙诗，前面四句是对神仙境界的优美描写，其中有大量的道家神仙术语，比如“云驾”“灵阙”“太清”“虚轮”等。但是最后一句的结语，却是对神仙的否定，我们稍作一点解释。
 
“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这句指出，神仙同万物一样，只是万物变化中的一种，神仙依旧有所“执着”，仍然是“有无”二元思维的产物。
 
人们常常把佛教的“空”等同道家的“无”，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误解。道家的“无”，是相对“有”而言，是二元对立的产物；而佛教的“空”，则是另一种思维的结果，认为万物都是众多条件聚合而成的现象，所以本质是“空”，空是打破二元对立思维的概念。
 
所以，在佛教看来，“成仙”“为善”“长生”等等，都是二元对立下的“一元”。佛教所要追求的，是参透世界“空性”本质，自然就“跳出”了二元思维的框架。
 
因此，慧远说“未若两俱冥”，就是要打破二元思维，“有”“无”都要归于寂灭状态。
 
慧远对后人影响最大的，还是依据《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创立了念“阿弥陀佛”四字真言的“净土宗”，东林寺，也就成为净土宗祖庭。大诗人谢灵运曾为东林寺左右广种白莲，所以净土宗也称作白莲宗。
 
可悲的是，慧远大师努力净化佛教思想，剔除混杂其中的儒家、道家观念，结社白莲，倡导佛行。没想到，后世大多学净土的徒子徒孙，却都混混沌沌地高举“三教合一”“无分别”的大旗。
 
“三教合一”论，在中国的市场很大，后人为此还编造了一个“虎溪三笑”的故事。
 
说的是慧远在庐山修行，三十年不下山，绝对不会越过“虎溪”。一年，著名高道陆静修、大诗人陶渊明相携来访。临别，慧远送行，三人相谈甚欢，不觉走过虎溪，甚至虎啸多次也没发觉。直到越过虎溪，三人惊觉，但旋即会心地纵情大笑起来。
 
这个故事很著名，李白在《别东林寺僧》就写道：
 
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
 
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
 
分别代表佛、儒、道的三人同时大笑。这一笑，三教就想当然地“大同”了。
 <h3>最后的风流</h3> 
有了《周易》，有了《老》《庄》，还有了佛典，加上正始、竹林、西晋玄学的铺垫，加上王导谢安的提倡，东晋的名士们思想开放、行为飘逸，那些率真的人们，也还大多可爱。
 
殷浩和桓温小时候就是朋友，桓温爱赌博，殷浩非常瞧不上他。后来殷浩北伐失败，桓温把控朝廷，位高权重，带着胜利的语气问殷浩：“你和我比怎么样呢？”殷浩说：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
 
“宁做我”三个字，掷地有声，桓温心中佩服。所以尽管是政治对手，桓温一直替殷浩辩护：“殷浩的失败，不怪他自己，而怪朝廷把他放错了位置。”
 
美男子谢尚——谢安的表哥，出身显赫，任镇西将军时出镇安徽寿阳。他曾在酒楼上，穿漂亮的紫色罗襦，坐在马扎凳上，手弹琵琶，高唱自己写的《大道曲》：
 
青阳二三月，柳青桃复红。车马不相识，音落黄埃中。
 
人来人往，并不知道他就是谢尚，更不知道他已位列三公。
 
他一副蔑视凡尘、活得潇洒、毫不在乎的样子，油然透出一股孤傲之气，但是其中，却又隐隐透着一股莫名的悲凉。“桃红柳绿”这个成语，就是打这儿来的。
 
王羲之的五子王徽之，字子猷，名士范儿比老爹有过之而无不及，脍炙人口的段子很多。
 
他曾任大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整天无所事事、蓬头垢面、不理政务。桓冲问他：“你到底管什么工作？”
 
王徽之答：“不知道，经常见有人牵着马来，大约是管马的。”
 
桓冲也糊涂，就接着问管多少马。王徽之的回答极为漂亮，顺口引《论语》的句子回答：
 
不问马，何由知其数？
 
桓冲又问死了多少，王徽之这次引《论语》的句子更为直接贴切，他张口就说：
 
未知生，焉知死？
 
这种机智和才学，一般人想模仿都模仿不了。
 
他喜欢竹子，认为竹子高雅有节，远胜一般俗物，所以他号称“不可一日无竹”。中国文人喜欢竹子的癖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吴中有个士大夫家的竹子长得很好，主人知道王徽之喜欢竹子，就洒扫庭院，坐在客厅，等待王徽之。王徽之到后，直接去竹子下讽咏了半天，根本没搭理主人，主人大为失望。王徽之讽咏完了，就像没事儿人一样打算直接走，主人大怒，命下人把大门关了。没成想这门一关，竟然得到王徽之的好感，于是他和主人相谈良久，才告辞离开。
 
太和年间，王徽之官拜黄门郎中，但是没两年，他就辞官不做，回到山阴隐居。一个冬天的晚上，大雪遍野，四山茫茫，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好朋友名士戴逵（字安道）。当时戴逵住在剡溪，距离山阴还有一段距离。于是王徽之夜乘小舟，逆流而上，走了一夜才到戴逵家。但是到了门前，却没有进去，又掉头返回。船子问这是为何？王徽之说：
 
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这两个词语，便出典此处。
 
桓伊桓子野，吹得好笛子，弹得好筝，是当时最有名的音乐家，《晋书》称其为“江左第一”，曾任桓温的参军，还是桓温的同族亲戚。王徽之少年乘船进京时，桓子野已经位高权重。
 
当时王徽之停泊清溪边，正值桓子野的仪仗行过。二人素不相识，但彼此久闻大名。船中恰好有人认出桓子野，王徽之立刻请人上去拦住车驾，传话：
 
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
 
桓子野得知是王徽之，于是下马入船，坐在马扎上，吹了一首曲子，吹毕离开，主宾没有相交一言。桓子野走后，王徽之沉浸在曲子中久久不能自拔。这首笛子曲，后来被改编为古琴曲、古筝曲、洞箫曲，被各种乐器演奏。这首曲子的名字，叫作《梅花三弄》。
 
王徽之雪夜拜访的戴逵，也是一个大牛人，他是大雕塑家、音乐家、画家，一生不愿出仕，他哥哥戴逯却志在建功立业。谢安很好奇地问：“你们兄弟俩一母同胞，为啥处世态度如此悬殊？”
 
戴逯回答：“因为我忍受不了那份清贫，而家弟也改变不了他的乐趣。”
 
戴逵心灵手巧，善于琢磨。他十来岁时，不小心打碎鸡蛋，就用手绢顺手擦了擦，第二天发现手绢变得僵硬。他由此受到启发，把瓦灰磨粉，与鸡蛋清和在一起，塑成一个小碑，趁没干的时候刻上字，称之为《郑玄碑》。见过这个《郑玄碑》的，都惊叹不已，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吧？
 
中国最早的汉式菩萨塑像，也始于戴逵。
 
会稽山阴灵宝寺的僧人，求戴逵为之刻一尊丈六高的无量寿佛木像。佛像刻成后，观者赞叹不已，可戴逵总觉得不够好。征询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在夸他。戴逵心想，恐怕是碍于我的面子不好说真话，于是就藏在屏风后面听人议论。果然听到了观者们的真正意见，戴逵就把这些意见记下来，仔细琢磨、反复修改。
 
三年后，他终于刻成一尊符合佛教仪轨又符合民族审美的完美佛像。自此，汉地佛像塑型都仿效这尊无量寿佛，变成宽额、浓眉、长眼、垂耳、笑脸、腴肚的固定形象。
 
戴逵的儿子戴颙也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和技艺，尤其精于塑像。后来瓦罐寺铸造丈六佛祖铜像，铸成之后，才发现脸太瘦。可是这怎么改啊？总不能往脸上贴铜粉吧？关键是这样也不好看啊。大家没办法，请来戴颙商量。戴颙一看就说：“不是脸瘦，是胳膊太粗，显得脸小而已！”工人听了，恍然大悟，连忙磨细佛像胳膊，再看，果然没问题了。
 
王献之，王羲之的小儿子，小楷、行书、草书冠绝古今，和乃父并称“二王”，其传世的《洛神赋十三行》《鸭头丸帖》《中秋帖》等，都是国宝。
 
王献之不仅书法、诗文精彩，更是位一往情深的痴情种子。
 
桓温弄权，简文帝司马昱为了拉拢王家，想把自己的女儿新安公主司马道福嫁给风流蕴藉的王献之。可是王献之早就和自己的意中人——与他青梅竹马的姨表姐郗道茂结为夫妇。少年夫妻琴瑟和鸣，燕尔洽洽。简文帝遂下令王献之离婚，娶自己的女儿。
 
王献之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为此用艾草烧伤双脚。可是公主司马道福并不放弃，反倒更加喜欢王献之。王献之无奈之下，只能休了郗道茂。郗道茂父亲已死，只能投奔伯父家。回到娘家后，终生不嫁，郁郁而终。而王献之，也成为半残废，后半生足疾严重，行动不便。
 
关于情种子王献之，还有个和爱妾的故事，更是民间热传的话题。王献之有一位爱妾，名叫桃叶，桃叶昵称王献之为“团扇郎”。瞧这称呼，就知道两人有多腻歪。
 
王献之为自己的爱妾写了一首小情诗《桃叶歌》，时常轻吟浅唱，收录在《玉台新咏》中：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明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
 
很典型的江南民歌。说桃叶啊桃叶，渡过江来不用船楫。你只管渡江不要担心，我亲自在江边迎接你。这里的渡江、迎接，暗含嫁娶的意思。
 
小桃叶既然能被王献之看上，显然也是个才貌双绝的女子。桃叶就回了一首《桃叶歌》：
 
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
 
同样用“桃叶”起兴比喻。说桃叶衬桃花，没有风也婀娜多姿。春天的花那么多，感谢郎君你选中了我！
 
这种小情诗简单明了，情感表露直接大方，但是又隽永无穷，爱意绵绵自然流露，真是越品越有味道。
 
不仅如此，可爱的桃叶姑娘还写了三首情诗《答王团扇歌》，送给他的“团扇郎”。
 
七宝画团扇，粲烂明月光。与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其一）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动摇随郎手，因风托方便。（其二）
 
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障面。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其三）
 
没有生僻字词，简单做个解释。
 
材质珍贵漂亮的团扇，就像璀璨的月光一样。送给我的郎君驱热祛暑，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
 
青青的竹子，可以做素雅的百团扇。希望郎君玉手轻摇的时候，能够引来风带给你方便。
 
团扇啊团扇，我用它来遮住脸面。因为我容貌憔悴，实在不好意思和郎君相见。
 
翻译出来就没了趣味，个中甜蜜绵绵的情感，还是请读者朋友自己揣摩吧。
 <h3>名士的时代，过去了</h3> 
晨露微熹，好花凋零。美好的事物，总是难以保持。那个可爱有趣的名士时代，就随着可爱有趣的名士们一个个死去，而逐渐消亡。
 
347年，王濛重病，自知将不久矣。一天晚上，他挣扎起来，侧卧灯下，来回抚摸着象征清谈的麈尾（类似拂尘），轻轻叹道：“如此人物，怎么就活不过四十？”
 
等他出殡，名士们纷纷前来送行。丹阳尹刘惔把一枚犀角为柄的名贵麈尾放在王濛棺中，大哭不止，哀恸欲绝。
 
365年，高僧法虔圆寂。
 
法虔是支道林的好朋友，两人俱为一时名僧，经常辩论，每每争得难解难分。法虔一死，支道林顿时“精神损丧，风味转堕”，常对人说：“当年匠石因为郢人亡故，再也不动斧头；伯牙因为子期亡故，再也不弹古琴。推己及人，确实不假。知音离去，我的话再没人欣赏。我心中郁结难受，大概也离死不远了。”
 
一年之后，支道林黯然圆寂，世寿仅53年。
 
361年，王羲之病重，请道士杜子恭前来诊病。
 
杜子恭精通医学、易学，术数神通，名震一时；治病活人，惠者千计，曾为尚书令陆纳治病。当时陆纳眼看快死了，服下杜子恭的药之后竟活了过来。杜子恭预言陆纳寿数七十，后来果被言中。
 
但是这次，杜子恭却拒绝了，理由是：“右军没啥大病，用不着我。”
 
王羲之听后，心中就明白了八九，不再强求。十天之后，溘然而逝，享年58岁。
 
385年，谢安病重，自广陵（扬州）还京治病，自西州门入城。没多久，就病死在首都建康，时年66岁。
 
谢安死后，外甥羊昙无比哀痛，一年多不听音乐，坚决不走西州门。
 
有一天羊昙喝醉了酒，沿路放歌，不觉来到西州门。左右提醒“此西州门”，他猛然发觉，悲感不已，就用马鞭捶打城门，大声反复吟诵曹植的诗：
 
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箜篌引》）
 
遂痛哭而去！
 
386年，王徽之、王献之兄弟同时病重。
 
王徽之比王献之大6岁，兄弟两人关系很好，时常派人互问病情。没多久，王献之先行一步，离开人间。大家怕王徽之伤心，就隐瞒没告诉他。
 
但王徽之心有感应，问左右：“怎么好几天不见弟弟的消息？恐怕是没撑住，他先走了。”
 
说话语气，平静如常，于是吩咐车舆，前去奔丧，路上也没有哭一声。
 
王献之字子敬，除了书法成就极高之外，也酷爱弹琴。等来到灵堂，王徽之说了一声：“完了！”就一屁股坐在灵床上，取王献之的古琴来弹。但是琴弦怎么也调不好，于是王徽之把琴狠狠摔到地上，大哭道：
 
子敬！子敬！人琴俱亡。（《世说新语·伤逝》）
 
一个月后，就也故去了……
 <h2>贵族时代的终结</h2> 
陶渊明太有名了，念过书的都知道他写的《桃花源记》。
 
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
 
是隐逸文学家的代表，是东晋最后一位真正的大名士。
 
他的后半生，亲眼见证了东晋衰落乃至灭亡的过程，
 
而他大量的诗作，就是对这段历史活生生的写照。
 <h3>真风告逝，大伪斯兴</h3> 
东晋，注定了要和高冠博带紧紧相连，名士们纷纷逝去，东晋的国祚，也就走到了尽头。
 
谢安死后，孝武帝司马曜的亲弟弟司马道子掌握大权。司马曜、司马道子都嗜酒如命，常常一起喝得酩酊大醉。司马道子更是权术高手，重用小人、排挤大臣，朝纲日益松弛。
 
陶渊明第一次出仕为官，就是在这个时期。
 
393年，29岁的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之职。
 
陶渊明太有名了，念过书的都知道他写的《桃花源记》。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是隐逸文学家的代表，是东晋最后一位真正的大名士。他的后半生，亲眼见证了东晋衰落乃至灭亡的过程，而他大量的诗作，就是对这段历史活生生的写照。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初年的大将陶侃。陶侃出身寒族，但是战功显著，一路高升。最后又因平定王敦之乱，稳定东晋政权，官至侍中、太尉、大司马、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以为官做到太尉就算士族了，并非如此。出身寒门、因军功而跻身高层，依旧被士族们瞧不起，不被士族接纳，刨根问祖，依旧算寒族身份。不过，要是陶侃的子孙兴旺，加强教育，再立军功，过上几代，陶家也可能会成为后起的士族，可惜的是，陶家人丁稀少，后继无人。
 
陶侃的儿子，也就是陶渊明的爷爷陶茂，做过太守，没有特别耀眼的政绩。再下一辈，陶渊明的父亲陶逸，也做了个太守。可惜陶逸非常年轻就去世了，留下一妻一子一女，这时候的陶渊明，仅仅9岁。
 
陶逸去世，陶渊明一家的生活顿时陷入贫困。据颜延年的《陶征士诔》记载，陶渊明“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生活非常艰辛。好在陶渊明的母系家族还有一些势力，能够给点照顾。
 
陶渊明的外公孟嘉是个大名士，年轻时曾任桓温的参军。有次重阳，桓温率大家登龙山宴饮赏菊。一阵风吹来，把孟嘉的帽子吹落。桓温见状，暗示大家不要声张，看孟嘉有何反应。孟嘉没有察觉，依旧谈笑风生。过了一会儿，孟嘉上厕所，大家就趁机把孟嘉的帽子捡回来，并在下面压了一张纸条，写了小短文嘲讽他。
 
孟嘉回到座位后，发现自己帽子放在那里，才知道自己落帽失礼。他镇定自若地戴上帽子，从容地扫了一眼那篇短文，随后不假思索，挥笔而就一篇辞采俊美、诙谐幽默的佳作，为自己辩护。大家传阅后，无不击桌叹服，后人就用“孟嘉落帽”形容临阵不乱、才思隽美的名士气度。
 
孟嘉典型的名士派头，对陶渊明影响很大。一定程度上说，他是陶渊明骨子里一直效仿的对象。
 
但是，东晋的真名士毕竟是少数，假名士实在太多。
 
大家都知道名士好当，当了名士身名具泰，既能做大官享受，又不用具体干活儿，还有好的声誉、处处受人尊敬，这样舒坦的生活谁不喜欢？
 
于是，朝野上下，装名士、学名士的比比皆是。说话不好好说，张嘴前言不搭后语的“文艺腔”；做事不好好做，一惊一乍故作高深的圣人样。没啥学问思想，但偏偏要学人家清谈，于是扯来扯去都是漫无边际的抬杠、是非；粗俗无比，却要学人家附庸风雅，于是张口闭口都是很外行的琴棋书画。
 
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虚伪的风气。这种虚伪，渗透了上层社会的每个角落，不但日常生活虚情假意，甚至最需要真诚对待的信仰，也都被玷染脏污。何充信奉佛教、好修佛寺，供养数百僧人，花费过亿。但是这样一个“大菩萨”“大护法”，却从不援手救助穷困的亲友，就这样，还广发宏愿，想要成佛。
 
阮裕讽刺他：“你真是志向远大，勇气冠绝古今。”
 
何充不明白，问为什么，阮裕说：“我想当个大点儿的官都没成功，你却想做佛，你这志向还不够大吗？”何充不以为然，一如既往，“持八关斋，结会诵经，终生不倦”。
 
何充的弟弟何准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谢万将此兄弟与信奉天师道的郗愔、郗昙兄弟相比曰：“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
 
说他们其实都是用钱贿赂鬼神，假充信仰而已。
 
我想起时下北京特别流行的四大俗，分别是：弹古琴、喝普洱、唱昆曲、拜上师。当然，“四大俗”版本略有不同，“开会所”“玩古董”等花样也位列其中。
 
一旦高雅的东西失却真实的内涵，徒具表面形式，高雅也便沦为了粗俗。所以，时下所讽的“四大俗”，原本都是高雅的东西，却活生生被俗人搞成了俗物。
 
历史是何等惊人得相似！一如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所说的：
 
真风告逝，大伪斯兴！
 
这种环境下，出身寒族的陶渊明，能好混吗？所以没多久，他便“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第一次出仕就这样终结了。
 
多年后，陶渊明的《拟古》诗第八首，写了自己少年时的想法和转变过程：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说自己少年时一副胸怀壮志的样子，持剑独自游行，甚至都能游历到北方的幽州地带，饿了吃“首阳薇”，渴了喝“易水流”。首阳薇，用的是伯夷叔齐不吃周粟、宁愿在首阳山采薇吃的典故；易水，用的是荆轲刺秦王的典故。借这两个典故，写出自己当时颇有锋芒、一副侠义心肠的样子。
 
可是，现实很快挫败了他。没有知遇者，却只能看到古代的坟墓。路边两个坟墓是谁的？伯牙和庄子的。伯牙因为钟子期死而摔琴，庄子因为惠施死而哀叹。借这两个知音的典故，表达了自己现实遇挫后孤独无助的感觉。
 
诗的最后，他哀叹像庄子、伯牙这样的知音再也难以找到，自己光有一腔热血又有什么用呢？
 
陶渊明平生第一次大的挫败感，就是来自这次出仕。后来他又拒绝了州主簿的职位，在浔阳老家隐居躬耕了六七年。
 <h3>可怕的民众</h3> 
396年九月，晋孝武帝司马曜在宫中饮酒。喝着喝着喝大了，让宠妾张贵人与他对饮。张贵人也喝不动了，就百般推辞。司马曜一急，就说醉话吓唬她：“当年是因为你年轻好看才封你做贵人，现在你已年近三十，明天就废了你！”
 
张贵人听后，又气又恨、心生恐惧。《晋书》（卷九）记载：
 
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
 
《晋书》卷十一则直接说：“（司马曜）为张贵人所弑。”因为一句醉话，引得妃子杀死自己，这在皇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孝武帝司马曜死的时候，才35岁。
 
新即位的是晋安帝司马德宗，大家还记得西晋有个白痴皇帝吧？不曾想东晋末期，也有个白痴皇帝，而且白痴程度大大超过前者，是绝对的弱智。
 
白痴皇帝司马德宗即位，叔叔司马道子辅政。司马道子随口封赏，甚至戏子、盗贼都能为官，如此一来，朝中更乱，于是，以王恭、桓玄为首的大臣接连两次发兵反抗。
 
桓玄是桓温的儿子，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桓玄的野心一点不比老爸小。399年，桓玄趁乱杀了杨佺、殷仲堪，并吞荆州、江州、雍州，兵力日盛。而长江下游京口地区，则为北府军将领刘牢之控制。东晋朝廷政令所及，只有吴郡、吴兴、会稽等“三吴”而已。
 
在内斗中，东晋逐渐分裂成三块。
 
就在此刻，爆发了一场对东晋致命打击的“农奴起义”8，但是，或许叫作“孙恩之乱”更为确切。
 
细读历史，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孙恩，不是别人，正是孙秀的后人。
 
孙秀，还记得吗？是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导火索之一，赵王司马伦的谋士，设计杀死贾后势力，逼死美女绿珠，杀掉欧阳健、石崇、潘安的大坏蛋，西晋覆亡，和孙秀有绝大的关系。没想到他的后人，又来祸害东晋。孙氏一族，你们不是老天专门派来对付司马家的吧？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张角等人借用“太平道”名义，发展教众，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晋末年，政局混乱，又是一样的模式——借助“天师道”的力量，爆发了孙恩之乱。
 
两次起义，都打着“道教”的大旗。两次道教起义的中间时期，就是魏晋两朝。本书所写，始于道教起义，也终于道教起义。历史，真的很精彩。
 
客观上说，孙恩起义，也是被东晋制度压迫到极致的产物。老百姓要是安居乐业，谁愿意起来反抗呢？中国的老百姓，从来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农民起义往往缺乏纪律和约束，一旦暴力之门被打开，就全然成了亡命之徒。要是再被一些领袖人物一忽悠，简直就成了魔兵下界，烧杀屠戮，无恶不作。
 
所以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都是无奈被逼的，他们起义的理由非常正当。可他们是就是逃不出暴力屠戮的轮回，每次农民起义，要么变成大屠杀、大抢劫，要么就变成纯粹的破坏，最成功的也只是沦为政变棋子，被少数政客利用，一如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所写的：
 
他们（农民起义）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
 
孙恩之乱也是如此，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远远大于给予晋朝士族的惊惶。
 
琅琊人孙泰，信奉天师道，曾经还当太守，很重信义，在百姓中口碑很好，他以法术眩惑士兵百姓，徒众甚多。吴郡杜氏、会稽孔氏、吴兴沈氏等士族豪门，也都是他的弟子。慢慢地，他发展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398年，有人告发孙泰意图谋反，于是司马道子使计，诱杀了孙泰及其六子。孙泰的侄子，就是孙恩。孙恩只身逃出，一路宣扬孙泰是平日飞升的，已经得道成仙。不少百姓都深信不疑，纷纷资助孙恩逃亡。孙恩逃到海上舟山群岛，聚集一帮信众，攻陷了会稽郡。
 
会稽郡太守，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王凝之的媳妇，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才女谢道韫。
 
当初谢道韫想着，王羲之家的子弟，各个都是风流倜傥的帅哥，嫁给谁都会幸福，最后却嫁给了王凝之，她对叔叔谢安抱怨说：
 
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说新语·贤媛》）
 
就是说，我谢氏一门，叔父辈，阿大（谢尚）、中郎（谢琚）；兄弟们，则有封（谢韶）、胡（谢朗）、羯（谢玄）、末（谢川）。咱们一家子俊杰人才，怎么天底下居然有王凝之这样的蠢货！
 
不知道这话是不是小夫妻秀恩爱的昵语。客观地说，王凝之才华俊秀，也是一时人物。但是王凝之最大的问题，就是笃信天师道，非常迷信。孙恩攻打会稽，他不听手下进言，不设防备，祷告鬼神，坚信已请得“鬼兵”助阵，结果，孙恩以百人之众屠了会稽城。
 
谢道韫命大逃出，最终也郁郁而死。
 
宗教的力量非常可怕，不到一月，孙恩就聚集起一支万余人的队伍，整个江南八郡的信众纷纷响应，乱民所过，一片狼藉。
 
孙恩用道教名义起事，他的行为也充满怪异。他称呼义军军士为“长生人”，每次打仗前都画符念咒、降神相助。占领城池后，就召集百姓加入“长生人军”，不服从的直接灭族，连婴儿也不放过。愿意加入“长生人军”的，为明心志，就放一把火把自己家烧掉。老婆孩子是累赘，所以统统不要，投入火中烧死；或者把这些妇女儿童，全部用竹笼装起来，沉水淹死。围观的信众们则纷纷拍手称赞，恭祝他们早一步“得道成仙”。
 
宗教一旦和政治结合起来，必然带来无穷无尽的罪恶！
 
东晋朝廷见状，连忙拉拢刘牢之，请北府军出面镇压起义。
 
孙恩知道刘牢之的厉害，不敢与之正面交战，就退回舟山群岛。他担心走不脱，一路上扔掉许多财物。北府军忙着抢夺这些宝贝，就顾不上追他们了。没多久，孙恩率众又登陆抢劫。这次北府军有备而来，将领刘裕大显神威，大败孙恩的长生人军，让无数长生人没法长生。孙恩再次败回舟山群岛，和剩下的几百名“长生人”，一起投海而亡。
 
镇压黄巾之乱，让曹操脱颖而出；镇压孙恩之乱，让刘裕脱颖而出。
 
历史，就是这么惊人的相似。
 <h3>桓玄篡位的小插曲</h3> 
桓玄雄踞荆州，实力雄厚，一副很有作为的样子。
 
陶渊明和桓玄相似，都是寒族出身。两家的祖辈，都是凭借军功跻身高层。并且，陶渊明的外公孟嘉，还和桓玄的父亲桓温关系非常好。有了这层关系，陶渊明业已放弃的功名念想，又活跃起来。400年，他放下隐居的生活，来到荆州，投效桓玄，做了参军。
 
可是，稍微一接近，陶渊明就发现，桓玄绝对不是善茬儿，他只是想割据一方，混水摸鱼，这可不是陶渊明所期望的。
 
刚好孙恩大乱，桓玄遂以“保卫京师”的名义，打算南下，陶渊明被派去出使建康，报告此事。到了建康后，陶渊明很快摸清了局面。他既确信东晋政权必然完蛋，又确定了对桓玄的判断。所以，他开始后悔出仕桓玄，既丧失了节操，又恐落下骂名。
 
五月份，他在返回荆州的路上，船被风浪困在“规林”这个地方。这里，大约在安徽宿松江边，距离老家浔阳不远。他就顺路回家探亲。当他一呼吸到家乡自由宁静的空气，就又立刻产生厌恶政治的念头来。
 
第二年（401年），桓玄的野心越来越明显，陶渊明在诗中写道：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舍去隐居生活，跑去做官呢？”看得出，他萌生退意，严重后悔。这年冬天，陶渊明母亲去世，他遂借机辞职回家，再次隐居。
 
403年十二月，桓玄筑坛告天，于十二月正式登位为帝，并改元“永始”，建立“桓楚”政权，然后把晋安帝封为平固王，迁于浔阳监管，而陶渊明隐居之地，就在浔阳。他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写道：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完全一副“你们闹吧闹吧，爱咋咋地，和我没关系”的姿态。但是，若真能这么潇洒豁达，还需要故意表现出“漠不关心”吗？桓玄十二月篡位登基，陶渊明十二月就写了这么一首诗，说自己“漠不关心”，可能吗？
 
可是，时局世局，又岂是自己能管得了的？除了做书生之叹，又能如何呢？
 
陶渊明说是“不关我事”，其实，完全不是如此。
 
桓玄篡位纯属闹剧，他根本不是治国的材料，只是趁乱而起，侥幸捡了个便宜而已。他一称帝，立刻引来天下不满。这时候，大败“长生人军”的刘裕，早已成为北府军的实际领袖，出任建武将军、下邳太守，他率先反对桓玄。
 
404年二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桓玄架不住刘裕的攻击，三月初就兵败逃离建康，跑到浔阳，然后挟持了傻子晋安帝逃到江陵。
 
这时候，陶渊明的选择呢？陶渊明后来写了一组诗《咏古》，借古喻今、抒发心志，其中第二首，歌咏的是汉末“义士”田畴。
 
田畴？田畴是干吗的？田畴是汉末高士。董卓乱政，朝廷征招田畴出仕，甚至允以“三公”的高官，但他都避不出山。后来曹操北征乌桓，田畴却主动投奔曹操，还立了大功。
 
大约知道了吧？陶渊明歌咏田畴，其实就是表露自己的心思和选择。东晋乱局，何尝不是汉末乱局？桓玄篡位，何尝不类似董卓乱政？曹操当年破黄巾、击董卓，功震九州、建立霸业；现在，破孙恩之乱的刘裕，正在发兵攻打桓玄，在陶渊明看来，刘裕难道不是曹操的翻版吗？
 
那么，自己还等什么？自己就要效仿田畴，积极投身明主，建功立业，不负一身学问，方能“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于是，陶渊明离开隐居的家，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晋安帝到江陵的始末，报告给了刘裕。
 
或许一般人不愿相信，不为外物所动、飘然出尘、一心隐居的大隐士陶渊明，怎么会前后不一，积极投身政治斗争呢？其实很正常，他也是人，他也有基本需求。绝对超然物外、高蹈出尘的“陶渊明”，只是历代文人的假想罢了。
 
陶渊明也不能免俗，也得吃喝拉撒，虽然他讽刺“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说到底，他也是诸多“大伪”之一罢了。
 
中国文化，从来不敢面对血淋淋的现实，不敢承认赤裸裸的人性，妄图多宣传“美好的理想”，就能改变人性的恶。其实这样做，只是把问题藏住，让人变得更加虚伪罢了。
 
再来看这个情报——桓玄挟持晋安帝逃到江陵的事情，难道只有隐居乡下的陶渊明知道？刘裕就没有情报员？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情报”，谈不上多大价值。陶渊明此举，只是借以表明心迹、找个理由来出仕罢了。面对跑了几百里前来投奔自己的名士，刘裕当然给予优待，命他为镇军参军。
 
陶渊明第三次出仕——至少这时候的他，对仕途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
 
404年五月，桓玄兵败被杀，傻皇帝司马德宗重新坐回了宝座。
 
据说，桓玄篡位前两年，衡阳有母鸡变成雄鸡，八十日后鸡冠却萎缩了——这也是个征兆。后来从桓玄建立桓楚政权到兵败逃离建康，刚好就是八十日。当时还有个有童谣：
 
长干巷，巷长干，今年杀郎君，后年斩诸桓。
 
“郎君”即司马元显，司马元显于元兴元年（402年）被桓玄所杀。桓玄篡位是大罪，失败后桓氏灭门，时间正好是“后年（404年）”。
 <h3>复得返自然</h3> 
桓玄之乱被平，一时间，朝廷大肆封赏。刘裕首功，被封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朝政。可是封来封去，甚至连曾为桓玄心腹的王谥，都被封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职位，也没见有陶渊明什么事。
 
王谥是王氏贵族，即使曾为叛军，凭借关系，依旧高官厚禄，而像刘裕这样的寒族出身，就必须得有绝大武功。
 
陶渊明只是个文士，本来想在平乱中建立功业的，可惜他给的情报实在没什么用，实在没帮上什么忙。论功行赏，当然没有他的份儿。他的存在，就像个不尴不尬的多余人。换作一般人，多余人也就多余人吧，能有口饭吃也不错。可是陶渊明心高气傲，他是名士啊！怎么能受这种委屈呢？
 
与其不冷不热晾在这里丢人现眼，不如自己走人。所以，陶渊明在一腔埋怨和失望中，辞职隐居。好在这次总算有了一定身份，混了脸熟。很快，他又于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下，任建威参军。
 
不过时运不济，他在刘敬宣手下带了不到两个月，刘敬宣就辞官了。主公辞职，没有了官职，幕僚还能怎么办？于是陶渊明又没了着落。这年秋天，陶渊明的叔叔陶逵给他介绍了个职位——彭泽县县令。这是陶渊明一生最大的正式官职了，陶渊明也因此被称为陶彭泽。
 
县令，是最基层的小官，寒族士人，一般也就混一些低级官职了。陶渊明想凭借才学跻身名士，获得好仕途，没有成功；想凭借军功，立身中层以上职务，也没有成功。末了，辗转得了一个彭泽令！他心中的失落感，可想而知。
 
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视察工作，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这时，他才深刻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没有贵族身份，名士时代也已过去，清谈的环境也不复存在，在这种环境下，自己是没有出路的，加之不屑弯腰于小人，于是他毅然辞职。
 
这回，他是真的想通了，我们上学都学过的《归田园居》，就是此刻的写照：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我相信，这首诗是真诚的。此后的陶渊明，才是真正的隐士，再也不心存幻想，不渴望以名鬻爵、建功立业了。一定程度上说，他这也是无奈之举。一如《水浒》中的林冲，尽管后来毅然反宋，但终归是被逼上梁山的，始终不如鲁智深活泼可爱、洒脱天真、主动上山。
 
所以，从这方面讲，鲁智深才是第一等的真隐士，林冲终究差了一头。
 
不过，正因为陶渊明的不完美，他的人物形象也才更真实，也才更像个凡人，像个赌气隐居、孤高自傲的文人，所以鲁迅说：
 
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鲁迅欣赏的，正是一个活生生的陶渊明，而非一个石膏模子、没有情感的圣人蛋。
 <h3>魏晋时代的终结</h3> 
桓玄之乱后，东晋进入一个短暂的安定时期。可是这时候的安定，犹如人之将死的回光返照，预示着大限的到来。
 
410年，天师道众再次起义。这次起义的领袖，是孙恩的妹夫——卢循。孙恩起义失败后，卢循归顺朝廷，被封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但是他的部众天天嚷着要为孙恩报仇。卢循无奈，只好重新祭起天师道的大旗，北攻建康。
 
不过他们的对手是刘裕，所以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411年二月，卢循在刘裕、刘藩的打击下，兵败广州，最终逃至交趾郡龙编县南津（今越南慈仙、仙越地区）。他看大势已去，遂鸩杀妻子十余人，又问妓妾：“我今将自杀，谁能伺者？”
 
信众糊涂，认为他死就是成仙，但是这些姬妾们却都明白如镜，没人愿意殉葬，于是卢循杀掉众姬妾，然后投水自尽。
 
刘裕自409年开始，四处征伐，消灭各地割据势力，不仅平定了卢循之乱，还灭了西蜀，平定一系列小的内乱。到了415年，南方基本又归为一统。东晋政权，尽归刘裕之手，司马氏政权，早已名存实亡了。
 
真的很像当年的曹操！就像曹操一心要收服孙吴、刘备，统一天下一样，刘裕也想一统天下。不过曹操生前没有篡位的心，而刘裕则希望活着就能看到新政权。所以，刘裕为了提高自己寒族身份的威望，增加改朝换代的政治筹码，决定出兵北伐。
 
416年，刘裕自建康出兵，渡江北伐，各地军队也都按计划配合。他这次北伐，是东晋建国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灭掉后秦、收复洛阳、攻克长安。基本上，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的大片地区，都为刘裕据有。
 
北伐的巨大成功，使刘裕在朝廷的地位显赫无比。经过连年战乱，人们对司马氏都没什么期望了。突然出现了个刘裕，帮着支撑东晋国祚这么久，还出现了“小阳春”，人心都逐渐归附刘裕，他改变时代的壮举，就要来临。
 
但是，当时却流传一句谶语：“昌明之后，尚有二帝。”昌明是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字，就说在司马曜之后，还会出现两位皇帝，晋朝才会结束。
 
按说，白痴皇帝晋安帝司马德宗算一帝，桓玄篡位当了几天桓楚的君主，也算一帝。又或者，司马德宗在位期间，桓玄篡位，有一段时间被废为王，后来又重新当皇帝——这么一来，也算二帝。
 
但是谶语嘛，怎么能说那么清楚呢？以上两种情况到底能不能算“二帝”，这谁也不敢说了。为了保险起见，为了迎合谶语，刘裕决定再立一帝。于是，刘裕和心腹密谋，杀了白痴皇帝司马德宗，立其弟琅琊王司马德文为新皇帝。
 
司马德宗虽是个傻子，但是却有个好弟弟。司马德文亲自照顾哥哥的饮食起居，从不离身，一时间，众人也没有机会下手。
 
后来，司马德文生病，搬出宫住，中书侍郎王韶之就趁机在东堂用衣服勒死了晋安帝。419年，司马德文被立为帝，年号元熙，史称晋恭帝。但这只是个形式，只是为了凑“二帝”的数。所以在第二年的六月，即420年六月，司马德文禅位于刘裕。
 
自此东晋灭亡，刘宋建立。刘裕就是第一任皇帝，史称宋武帝。
 
龙床宝殿再无马，国姓从此更作刘。
 
刘裕出身寒族，最终凭借战功，以统一南方、成功北伐的业绩，建立刘宋，而且简朴节约，薄赋轻傜，在历史上的评价很高。甚至在东晋政权已经覆亡的情况下，他还能大败桓玄，南征北战，延续晋祚十几年，以至于历史学家夏曾佑称赞他：“二十四史中，人主得国之正，功业之高，汉高而外，当推宋武。”
 
他认为二十四史中，只有刘邦和刘裕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是完全合法合理的，其余的都多少有瑕疵。这也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想法，也是刘裕代晋顺顺当当，没有遇到士大夫强烈反对的原因之一。
 
在这一点上，刘裕比曹操、比司马懿父子，要成功许多倍。
 
但是刘裕却有一个污点，无论如何也洗不掉。
 
或许是出身寒族的原因，或许是为政权稳固的原因，他杀了禅位于他的晋恭帝司马德文。在他以前，新政权建立，都是会善待旧君，保其体面。从他开始，起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后代纷纷仿效。
 
天下易姓，对隐居在乡下的陶渊明来说，没有什么触动。他和其他士人观点差不多，认为刘裕功大于过，代晋建宋，是顺应潮流之举。但是，出于本能的悲悯，出于人性的真诚，他不自觉站在弱者一边，对被杀掉的司马德宗、司马德文二帝，充满同情和义愤。
 
在《读山海经》（第十一）中，他用神话故事，诅咒行恶的后果：
 
臣危肆威暴，钦违帝旨。
 
窫窳强能变，祖江遂独死。
 
明明上天四，为恶不可履。
 
长枯固已剧，鹗岂足恃！
 
这里牵涉到《山海经》中的两个神话故事。“巨危肆威暴”“窫窳强能变”，出自《山海经·海内西经》，说“贰负神”的臣子“危”，造反杀了天神“窫窳”。于是，老天给“危”戴上刑具、关在疏属山，还用他自己的头发反绑他的双手，拴在山上的树下。“窫窳”本来人面蛇身，被杀后，就变成了龙头蛇身，声音如婴儿哭，并且吃人——“窫窳”还能变化，并没有真死。
 
“钦违帝旨”“祖江遂独死”的故事，出自《山海经·西山经》，说“鼓”和“钦”二神，杀死了天神“葆江”（亦名“祖江”），所以老天就把“鼓”与“钦”给杀了。然后，“钦”化为一只大鹗，出现就预示战争；“鼓”化为鸟，出现就意味着旱灾，而“祖江”却没法再活了。
 
这两个故事都是小神杀了天神，行不义之事，最后遭到天帝的惩罚和当时实际情况一对比就知道，这是对刘裕杀二帝的抗议。
 
作为一介文士，无力改变事实，就只能寄希望于天理昭然、善恶有报了。或许，这正是宗教的可贵之处，让人能有所敬畏，让人能有个底线。
 
这种人性的本能的悲悯同情，在我看来，比他超逸的隐士风范，更能打动人心。
 
晋恭帝被杀后第七年，427年十一月，63岁的陶渊明溘然长眠……
 
刘宋代晋后，再没有出现过像东晋这样，世族、皇权互相制衡，共同治理天下的情况了。皇权开始不断扩大，集权制度被不断完善。
 
魏晋，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贵族时代，宣告终结。

附录一：本书所及大事年表
 
155年　曹操生
 
161年　刘备生
 
175年　立熹平石经，蔡邕作书。杨修生
 
179年　司马懿生
 
181年　诸葛亮生
 
182年　孙权生
 
184年　黄巾起义爆发
 
187年　曹丕生
 
189年　汉灵帝死，汉少帝刘辩即位，旋被废。献帝刘协即位
 
190年　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应璩生
 
191年　孙坚力斩华雄
 
192年　董卓死、蔡邕死。曹植生
 
193年　李傕、郭汜反，王允死。王粲离开长安
 
195年　何晏生（约）
 
196年　建安元年，汉献帝都许昌。孔融至许昌。曹冲生。曹操试行屯田
 
197年　袁术在寿春称帝
 
200年　官渡之战，曹操破袁绍
 
202年　袁绍死
 
205年　山涛生
 
206年　曹睿生
 
207年　曹操北征乌桓得胜还师，作《龟虽寿》、《短歌行》等。刘备、诸葛亮隆中对
 
208年　6月曹操任丞相，8月杀孔融，11月赤壁之战。华佗被杀。司马师生
 
209年　旬粲生、管辂生、夏侯玄生
 
210年　曹操在邺城修铜雀台。阮籍生
 
211年　汉设五官中郎将署。司马昭生
 
212年　曹操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荀彧死，阮瑀死
 
213年　曹操受封魏国公
 
214年　曹植留守邺城
 
216年　曹操受封魏王。崔琰死，毛玠死
 
217年　曹植醉闯司马门。曹丕被立为世子。王粲死，陈琳死。贾充生，傅玄生
 
219年　杨修死
 
220年　建安二十五年。关羽死，曹操死。汉献帝禅位于曹丕。曹魏建国，黄龙元年。曹植等诸侯王被迫离京。卫瓘生
 
221年　曹植作《七步诗》。刘伶生（约）
 
222年　甄夫人死
 
223年　曹植作《洛神赋》（感甄赋）
 
224年　曹植作《赠白马王彪》。嵇康生（一说223年）
 
225年　钟会生
 
226年　曹丕崩。魏明帝曹睿即位。王弼生
 
227年　向秀生（约）
 
228年　诸葛亮初次、二次北伐。旬粲入洛，与傅瑕论“才、性”
 
229年　诸葛亮三次北伐
 
230年　钟繇死
 
231年　诸葛亮四次北伐
 
232年　曹植死。张华生
 
234年　诸葛亮五次北伐、病死。王戎生
 
237年　裴楷生
 
239年　正月，魏明帝曹睿死，曹芳即位
 
240年　正始元年。
 
242年　阮籍初仕、托病辞官
 
244年　阮籍为尚书郎，与王戎父子为友。嵇康娶长乐亭主（约）
 
245年　嵇康拜中散大夫
 
246年　嵇康作《养生论》
 
247年　山涛弃官而去，阮籍弃官而去，嵇康离开首都避居山阳，竹林交游开始。潘安生
 
248年　嵇康认识王戎。腊月管辂为何晏卜卦，何晏作《言志诗》
 
249年　正始十年，正月高平陵事变，四月改嘉平元年。阮籍为从事郎中。王弼死。石崇生
 
250年　王浚欲立曹彪阴谋叛变。左思生
 
251年　司马懿平王凌之变，王凌死、曹彪死。八月，司马懿死，司马师专权，阮籍为司马师从事中郎。夏侯玄迁太常
 
252年　山涛出山做官。郭象生，应璩死
 
253年　嵇康、向秀锻铁于山阳。钟会作《四本论》示嵇康。阮籍与王戎饮酒
 
254年　嘉平六年、正元元年。二月，李丰死、夏侯玄死。九月，司马师废曹芳，冬十月立曹髦。阮籍为关内侯，钟会以时事咨询欲害之，阮籍饮酒不答
 
255年　春正月，毋丘俭反，司马师平叛。二月司马师死，司马昭专权。嵇康欲从毋丘俭，被山涛阻止。阮籍任东平相。
 
256年　四月曹髦赴太学“论圣人及管蔡事”。嵇康作《管蔡论》。阮籍拜访孙登。阮籍母死，嵇康吊之。六月，改元甘露元年。王衍生。贾南风生
 
257年　甘露二年。四月，诸葛诞反魏就吴
 
258年　诸葛诞死。山涛任吏部郎，阮籍任步兵校尉。钟会拜见嵇康遭辱。嵇康避河东，作《答二郭》，遇孙登
 
259年　正月洛阳见黄龙，曹髦做《潜龙诗》。司马衷生，陶侃生
 
260年　四月，有司奏请司马昭加九锡。五月，曹髦攻司马昭，死。陈泰死。六月，司马昭迎立曹奂，改景元元年
 
261年　山涛除吏部郎，举荐嵇康代之。嵇康作《与山居源绝交书》《思亲诗》。吕安兄弟反目，嵇康调解之。陆机生
 
262年　吕安被吕巽构陷、流放，写《与嵇生书》。嵇康作《与吕长悌绝交书》
 
263年　钟会谗言，嵇康死。冬十月，阮籍作“劝司马昭受九锡”文。阮籍死。向秀入洛，作《思旧赋》。蜀国灭亡
 
264年　三月，司马昭升晋王。五月，改元咸熙元年。钟会叛变被杀
 
265年　八月司马昭死。十二月曹奂禅位，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改元泰始元年
 
266年　潘安写《籍田赋》，被贬河阳令。王敦生。祖逖生
 
267年　裴生。司马衷被立为太子
 
269年　欧阳建生，郗鉴生，周生
 
270年　阮修生
 
271年　刘禅薨。刘琨生
 
272年　司马衷娶贾南风。向秀死
 
273年　晋选公卿女
 
275年　咸宁元年
 
276年　王导生，郭璞生
 
278年　羊祜死，傅玄死，何曾死。司马遹生
 
279年　潘安出任河阳令
 
280年　太康元年。左思《三都赋》问世。吴国灭亡
 
281年　汲冢书出土
 
282年　贾充死
 
283年　山涛死
 
284年　葛洪生
 
285年　南阳获两足虎
 
289年　庾亮生
 
290年　晋武帝司马炎死，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太熙元年
 
291年　元康元年，三月八日，贾后杀杨骏，专权开始。六月，杀司马亮、卫瓘，八王之乱开始。裴楷死
 
292年　和峤死
 
297年　二十四友金谷之会
 
299年　贾南风命潘安作书构陷太子司马矞
 
300年　永康元年。太子司马矞死，贾谧死、石崇死、裴死、潘安死、欧阳建死、张华死、贾南风死，刘伶死
 
301年　赵王司马伦死、孙秀死
 
303年　陆机死。殷浩生
 
304年　匈奴刘渊自立，称汉王。乐广死
 
305年　王戎死。左思死
 
306年　晋惠帝司马衷死，晋怀帝司马炽即位，改元永嘉
 
307年　刘琨至晋阳，起兵反抗。司马睿、王导镇守建康
 
310年　石勒、王弥进逼洛阳
 
311年　三月，司马越死。宁平城之难、永嘉之难。晋怀帝司马炽被俘。王衍死、阮修死
 
312年　卫玠死。桓温生。郭象死
 
313年　晋怀帝司马炽死，晋愍帝司马邺即位。祖逖南下
 
314年　支道林生
 
316年　十一月十一日，晋愍帝司马邺投降，西晋灭亡
 
317年　三月九日，琅琊王司马睿称晋王，东晋建国，改元建武
 
318年　三月十日，晋元帝司马睿正始登基称帝，改元太兴。刘琨死
 
320年　谢安生
 
321年　王羲之生。祖逖死
 
322年　正月十四，王敦叛变。晋元帝司马睿死，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周死
 
324年　郭璞为王敦卜卦。郭璞死，王敦死
 
325年　晋明帝司马绍死，晋成帝司马衍即位
 
327年　爆发苏峻、祖约之乱
 
328年　苏峻死。桓冲生
 
329年　温峤死
 
334年　陶侃死。慧远生
 
336年　郗超生
 
338年　王徽之生
 
339年　王导死。郗鉴死
 
340年　庾亮死
 
342年　晋成帝司马衍死，晋康帝司马岳即位
 
343年　谢玄生
 
344年　晋康帝司马岳死，晋穆帝司马聃即位。王献之生
 
345年　庾翼死。桓温为荆州刺史
 
347年　王濛死
 
352年　前秦政权建立
 
353年　兰亭雅集。殷浩被贬为庶人
 
354年　桓温第一次北伐，王猛扪虱而谈
 
355年　谢道韫咏雪、嫁王凝之
 
356年　殷浩死。桓温二次北伐
 
357年　前秦苻坚即位
 
360年　谢安出任桓温司马
 
361年　晋穆帝司马聃死，晋哀帝司马丕即位。王羲之死
 
363年　桓温正式掌握朝政
 
364年　葛洪死
 
365年　晋哀帝司马丕死。晋废帝（海西公）司马奕即位。释法虔圆寂。陶渊明生
 
366年　支道林圆寂
 
369年　桓温三次北伐失败。桓玄生
 
371年　晋废帝司马奕死，简文帝司马昱即位
 
372年　简文帝司马昱死，孝武帝司马曜即位
 
373年　桓温死
 
374年　顾恺之拜桓温墓作诗
 
375年　王猛死
 
376年　谢安执政
 
378年　郗超死
 
382年　前秦吕光为鸠摩罗什攻打龟兹
 
383年　淝水之战，东晋胜
 
384年　桓冲死。陶渊明逢世阻
 
385年　苻坚死，谢安死。谢灵运生
 
386年　王献之、王徽之死
 
388年　谢玄死
 
393年　陶渊明初仕祭酒
 
396年　孝武帝司马曜死，晋安帝司马德宗（白痴）即位
 
399年　孙恩、卢循之乱爆发
 
400年　陶渊明为桓玄掾属。慧远带弟子游览庐山
 
401年　鸠摩罗什入长安开始译经
 
403年　桓玄称帝、建桓楚政权
 
404年　五月桓玄死
 
405年　陶渊明任彭泽令、辞职
 
410年　卢循起兵
 
411年　孙恩、卢循之乱结束
 
413年　鸠摩罗什圆寂
 
416年　刘裕北伐。慧远圆寂
 
419年　晋安帝司马德宗死，晋恭帝司马德文即位
 
420年　司马德宗禅位于刘裕，东晋灭亡
 
427年　陶渊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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