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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缅北的鹰：中日史料对照下的中国驻印军归国之战
作者：萨苏
内容简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有三次被日本人叫做玉碎战的，也就是日军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即腾冲战役、松山战役和密支那战役，而这三次战役，全部发生在中国驻印军归国之战中。1943年底，中国驻印军从印度雷多出发，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缅北之战。旅日学者萨苏，首次利用大量日本史料，与中国、美国史料相对照，在《突破缅北的鹰》一书中全景展现了这一场历时400多天、跨越1600多公里的归国之战的全过程，清晰再现了从新平洋、拉加苏、胡康谷口、打洛、孟关、瓦鲁班、英帕尔，到密支那、松山、龙陵、八莫、芒友，每一次战役的攻防和战场细节。以敌人之眼描述了这支抗战时期被称为天下第一军的孙立人统帅的蓝鹰部队，如何与日军六个师团交手，歼灭号称丛林之王的18师团主力，重创三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作者文笔灵动诙谐，将一段沉重激昂的战争史，鲜活形象地呈现给了读者。
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一支中国军队从印度经历苦战打回祖国，为遭到封锁的中国打开了国际补给线。这就是孙立人、廖耀湘等率领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这支部队由于其主力新编第一军的军徽为“鹰”，故此也被称为“蓝鹰部队”。
本书主要描述中国驻印军扩编并打通中印公路返回祖国的过程，同时描述云南的远征军部队粉碎日军“断作战”的过程，时间为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笔者因为长期在日本工作，从日方资料中收集到大量日军在缅北滇西与中国军队交战的材料，因此萌生利用日本史料，重新介绍这段历史的思路。对于远征军的研究，国内已经有邓贤的《大国之魂》等优秀作品问世，但主要着重于我国军队从云南入缅作战的部分，对于在印度重新整训后形成的驻印军部队的作战描述不多。
实际上，这支部队在训练装备上十分独特，几乎完全按照当时美军的标准建立，并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取得了辉煌战果，证明了中国将士的优秀。按照日军记载，归国的远征军共计歼灭日军一个师团主力，重创三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仅第18师团先后被击毙者就有20394人（含部分美英军战果）。其战斗经历曲折而激烈。远征军的缅北之战是中国军民在抗战中辉煌的一幕。而且，无论是从日军的描述还是从当年中国老兵的回忆，都可以感受到远征军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中国驻印军焕发的坚强斗志，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人对于返回故乡的渴望。
这段历史，也反映了中、英、美在二战期间合作而又相互疑虑的客观情况。通过对远征军部队风貌的切实描写，我们还能理解其在对外战争中与内战中截然不同的表现和命运，以及远征军系将领在国民党政府内部遭到清洗的历史原因。
大量利用日方史料，以“敌人的眼睛”描述这支优秀的中国军队，或可为本书一大特色。
与此同时，笔者在日本发现了属于中国远征军的历史照片约200幅，大多数在国内公开媒体上没有出现过，将其用作本书的插图，希望能籍此更客观地反映中国“蓝鹰部队”突破缅北，重返祖国这段历史的面貌。
全书的写作以时间为主轴，其间点缀对经典人物或经典事件的重点描写。
萨 苏
2008.11.23于北京
中国驻印军指挥系统表
中国驻印军指挥系统表
1943年10月
○上表来源于日本《丸》杂志特刊《最恶的战场》（1984年）
日军缅甸方面军编成
1．新建当时（1943年3月27日）
2．英帕尔作战当时（1944年5月1日）
3．伊洛瓦底会战当时（1945年3月10日）
引子
在大奈河支流的战斗中，我们俘获了一名重伤的中国兵。看起来他还完全是个未成年的孩子。素以豪毅自诩的岛田中尉走到他的身边，温和地（用中国话）说：“你辛苦多多的。”
那名中国兵没有回答，口中只是喃喃地念道：“中国，中国……（原文为日语‘ツンコ、ツンコ’，我是根据发音辨认出其中的含义的）”
他的目光一直望着东方，重复着这两个字，直到气绝。
——井上咸，原日军18师团第55联队大队副官，陆军大尉。
（选自井上咸著《死谷胡康的持久防御战》，第216页，潮书房，1978年）
美军记者写道：“远征军中有的士兵只有14岁，超过25岁的极少。”
远征军少年兵
日军第33军作战参谋黍野弘在《昆司令部战记》一书中写道：“在缅甸的中国少年兵作战勇敢，不知退却为何物。”
只有我们自己明白，为了保卫国家和种族，中国人已经奉上了自己最年轻的儿子。
这名望着东方死去的中国士兵，就属于正经由缅甸向祖国方向攻击前进的中国远征军。
井上咸在随后的作战总结中写道：“我等对支那军持有的优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过剩的自信，是打洛乃至整个胡康作战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
1943年年底，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与云南组建的第二期远征军部队同时发起攻势，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缅北之战，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最早发动的对日地面反攻。
很少有人注意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对日本的地面反攻，竟然是由一支中国军队拉开的序幕。
由于历史的原因，抗日战争中的中国远征军史料比较缺乏，尤其是远征军从印度雷多开始的归国之役，其资料不过寥寥数册。然而，这段历史却有着极其强大的魅力，吸引我们一次次走近它的身边。
反攻号角吹响，中国人要回家了。
这支军队，给日军带来了极大的伤亡。根据日军自己的统计，仅号称“丛林战之王”的第18师团，与中国远征军开始作战之后，其总兵力31444名（含战斗中进行15次补充的官兵）中，就共计阵亡和被俘20394人，到日本投降时，师团仅存人数11051人。这些损失包括了少量美军和英军的战果，但大部分应归功于中国远征军。
这支军队，从缅北的兵家绝地打开了归国之门，一路反击日军的顽强阻击，竟打了日军六个师团级部队，八莫一战曾独立发起对日军四个师团（第2、第18、第49、第56师团）的攻击，并将其打得落花流水。
这支军队，进攻的时候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通常是先把敌人工事炸平了再前进；负伤的有美军护士就地诊护，若是伤重便会召唤飞机来，空运后方医院进行治疗。
这支军队，意识形态十分淡薄，不但部队中没有国民党党部，而且在打回国内的途中，竟然还曾经高唱过八路军的军歌！
这支军队，全副美械，大多数高级军官受过英美式的高等教育，却全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到了耄耋之年回头看，竟没有一个当过卖国贼。
这支军队，由美军训练和装备而成，并在战场上与美军、英军并肩作战；后来很多人到了解放军部队中，又成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
这一切，在历史的迷雾中，有一点谜团的魅力。甚至，这支威震异域的精兵，为何回到国内后在短暂的时间里就悄然消散于内战的战场上，都是许多历史专家关注的话题。
而井上咸这名日本军官所记录下来的一小段史实，却似乎于历史的迷雾中为这支部队在战场上的真实面貌勾出了一笔白描，而且，隐约向我们昭示着回答种种谜团的那把钥匙。
我也是看了这段描述，才决心写这篇文字的。那时候，我在国外，看完这段文字，凭窗望去，西边的天际处，正应当是我的故国。这时，忽然感到了自己的脉搏跳得快而强劲。
我知道，那是18000名远征军将士的脉搏在和我一起跳动。他们战死在缅北的丛林中，没能回到自己深爱的那个国家，他们的躯体，埋葬在异国的土地上，心，都是冲着东方。
那是故乡的方向。
那里，是我们的祖先、父母、兄弟、姊妹、妻儿所在的地方。
从那一刻，我已经决定来写这一部文字了，一部中国人回家的故事。
第一章 新平洋
整个山谷寂静无声。三名日军像跳着小步舞一样，警觉地弓着腰曲折前进，越走越近，带头的那名日军军官手持南部式手枪，肩上扛着一杠两花，分明是个中尉。几个中国士兵抬起头来，看向新38师搜索连连长潘德辉，那种含义不言自明：要不要抓个活的？
潘德辉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平静地将手向下一按。没有人知道，这个一度被孙立人将军责备“滥杀”的青年情报军官当时心中在想些什么。被称作“芝加哥打字机”的汤姆式冲锋枪打响了，一串火链之下，那名日军中尉军官一头栽倒在地。
山谷，顿时被烈焰和弹雨所吞没……
新平洋之战的主力——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一军新38师搜索连。不过，他们在投入新平洋之战的时候，是下马作战的（参见此处）。
1943年10月30日，缅甸，茅邦，雨季正逐渐进入尾声。
1943年10月，以中国驻印军为主力的中、美、英盟军开始反攻，由印度雷多进入印缅交界的野人山原始森林，辟路前进。
日本陆军第18师团步兵第55联队担任值日官的井上咸大尉，接到一条让他大吃一惊的紧急命令，称在胡康河谷西端新平洋一带活动的第18师团混成搜索大队，与从印度方向出击的中国军队发生激战，命令他所属的第55联队立即做出发准备，向胡康河谷方向增援。
事实上，日军将第55联队主力部署在茅邦，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从印度经胡康河谷反攻缅北。
茅邦是个不大的缅北小镇，但是地理位置颇为重要。在新平洋之战的前一年，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中，最英勇的将领戴安澜师长就战死在这里。茅邦地处缅北大动脉曼密铁路中段，北上可通缅北的中心城市——日军18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密支那，南下可达缅甸古都曼德勒。从茅邦向西，则是胡康—加迈河谷的入口——孟拱。向西通过日军修建的简易公路穿过这条河谷，可以到达谷口西端的咽喉新平洋，从这里翻越因险峻而恶名昭彰的野人山，对面就是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的基地——雷多。胡康河谷是中国远征军从印度反攻缅北的唯一通道，必经之路。
新平洋西侧山地
不等井上做出反应，第二份电文又已经到达——混成搜索大队遭到重创，搜索队队长荒木与一中尉（当日晋升大尉）战死，命令第55联队主力立即出发增援。
井上咸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人来得好快！
从各种情报分析，日军早已预料到中国军队会对缅北发动进攻。然而，日军一直认为中国人要到11月中旬雨季结束后才会开始行动，令他疑惑不解的是，情况怎么会变化这样快，荒木怎么会说战死就战死呢？
几个小时以后，新的消息传来，新平洋已经失守，胡康河谷谷口的北入口临滨同时遭到突袭，外围据点沙劳被中国军队攻占，在当地驻防的守备队全军覆没，指挥官原矶满中尉战死。
至此，一切已经没有疑问，日军一直担心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团的大反攻，比预期更早地开始了。
此时，第55联队主力，除了部分伤病员和运输兵以外，已经全部整装上车，准备出发。听到这个消息，井上心中忽然一寒：原和荒木并不属于同一个部队，在军校和自己却是同期同学，两人在同一天战死，这，算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呢？难道自己……
新平洋战斗打响的时候，井上咸是55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副官。在随后和中国远征军的战斗中，这个大队几乎被全部打光。此时的井上当然不会知道自己的担心倒是没有必要的，此人和那两位同窗的缘分不够深，运气好得很，将是此时这个大队中唯一有幸活到战争结束的大尉级军官，而且能够在几十年后写下一本《死谷胡康的持久防御战》。幸而有这本不厚的小书，才能够让我们知道，本篇开头那一段中方记载的新平洋之战相当写实，那个被打死的日军军官，正是井上的好友荒木中尉。
井上咸，日军第55联队大队副官，1942。
正是井上和其他日军第18师团、第2师团、第56师团、第49师团、第53师团、第24独立混成旅团、第33军总部残存官兵的回忆，让我们在60年后能够从敌人的记录中，观察一支中国军队怎样从印度穿过缅北人迹罕至的林莽打回自己的祖国。
井上与原、荒木都是日本陆军设在中国奉天的甲种干部候补生第四期同学。荒木专攻侦察，井上和原专攻步兵战术。三人一起被分配到第18师团，关系甚好。就在一个月前，井上刚刚与荒木在茅邦见过一面。茅邦的日军兵营在一片芒果林中，两人在那里曾一起举杯，并谈论起国内一个月前派来的慰问团。当时，荒木正率部增援新平洋方面的日军。
新平洋，地处胡康河谷以西的新平洋盆地，再向西，则是被称作野人山的喜马拉雅山余脉。此时，在印缅边界前线的日军，是直属于缅甸方面军总部的那嘎特工队，指挥官长桥中佐。这是一支日缅混合部队，包括日军一百余人，伪缅军八百余人，目的是对印缅边境的那嘎人进行“宣抚”，策动他们与日军合作，为日军进一步向印度渗透和防范中国驻印远征军的反攻创造条件。他们以新平洋为据点，频频翻越野人山开展活动，甚至派人深入到雷多的中国驻印军营地展开谍报活动，一度十分猖獗。
曾在驻印军总部担任宪兵的周文星老人在60年后，还能回忆起当时和这支日军的交手。1943年秋天，他在雷多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放哨的时候，曾亲手抓获一名奉命潜入的缅籍日军间谍。当时，连下了几天大雨，周和成都籍士兵杨思聪以及两名美军宪兵一起沿江岸巡逻，正要在一棵大树下避雨时，借着美军宪兵的手电光一扫，周忽然发现附近一棵倒伏的大树形状有些可疑，似有人隐藏其下。周当即喝问，杨思聪开枪警告。
周文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描述了此后双方的角逐：“美国兵再次将光束交叉着射出去，那人装作被射中的样子，稍做停顿后，匍匐前进，向河奔去，企图逃走。我又射出一枪，击中其大腿和臀部之间。两个美国宪兵已经走了下去，我紧跟在后面。相距其实不过50多米远，但坡陡路滑耽误时间，那人就死命地向着河边翻滚，我赶紧又补了一枪，此时美国宪兵已追了上去，一把卡着那人的后脖子提了起来。用电筒一照，他咬紧牙一句话也不说，只在身上搜出缅刀一把、卢比若干等，看其穿着却是印度的黄军服。”此人被活捉送交总部，经查系缅籍，被日军抓走了亲人，经过间谍训练后，要他潜入雷多盗取盟军指挥中心的文件，立功受奖后方放其亲人。
这支日军部队很快就陷入了困境。1943年8月开始，中国军队行动渐趋活跃，频频与缅北日军前哨发生交火，渐渐开始出现翻越野人山出击新平洋的迹象。坐镇新平洋的长桥中佐招架不住，向第18师团请求增援。
中国工兵修筑野人山道路
雷多——中国驻印军总部所在地
雷多提拉普江（Tirap River）江畔，活捉日缅间谍的地方。
日军第18师团参谋长，绰号“雷神爷”的片岗衷少将对驻扎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一直十分重视，当即下令由荒木指挥的师团搜索队与步兵第55联队11中队、机枪中队共同组成一个混成搜索大队，前往增援长桥中佐的部队，统一由长桥中佐指挥。
井上感到惊讶的是，当时他曾亲眼看到增援新平洋的荒木一行足有数百名精兵，沙劳的守备队也足有一个中队，怎么会在短短的几个小时被中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呢？
反攻先锋112团团长陈鸣人，因为善于打穿插，后来在缅北战场得了个外号叫“拦路虎”。
他有这种惊讶丝毫也不奇怪。要知道就在一年以前，日军攻占缅甸的时候，仅仅以一个大队轻取没有设防的密支那，切断中国远征军的归国之路，竟逼得国军名将杜聿明坐拥全副机械化数万精兵而不敢一攻，选择了焚车上山的突围方案，结果兵败野人山，大量官兵在突围途中因病饿而死。
以此前中日两国的交战经历而言，日军以数百兵力据守的据点，中国军队很难在几日内能将其拿下来。这既是装备差别的体现，也和训练水平、战术素质、精神风貌有关。
所以和中国军队多次交战的井上要问，这次新平洋怎么会丢得这样快呢？
其实日军败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他们碰上的这支中国军队，和以往交手的中国兵完全不同。这一仗日军出动的部队，为荒木与一中尉指挥的日军搜索队和第11中队主力，总兵力240人。以第11中队来说，下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有三个拥有轻机枪火力的步兵班和一个掷弹筒班，共有兵力170人，一般士兵使用的是三八式步枪。他们碰上的中国军队，则是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38师搜索连，指挥官为潘德辉少校。这个连共有300名官兵，装备迫击炮12门，反坦克炮3门，轻重机枪25挺，一般士兵使用的是美制M4汤姆式冲锋枪。单从装备角度说，这个搜索连的火力当时美军的一般部队都比不上。
和大多数战斗双方有预谋地互相试探不同，这一次双方纯属遭遇。
1942年，中国远征军从云南出师远征援缅，战败后被迫翻越野人山撤退到了印度。图为当年从缅甸撤退途中的史迪威。
中国远征军士兵使用美制M4汤姆式冲锋枪。这种因为射速快，威力大而深受美国黑帮青睐的武器，被淳朴的中国士兵起了个绰号，叫做“短鼻子”。根据中国老兵的回忆，后来孟良崮战役中张灵甫的部下，用的就是这种“短鼻子”。
远征军装甲部队用美国汤姆式冲锋枪组织防空
10月，中、英、美三国共同批准了史迪威反攻缅北的“安特利姆”计划，计划调动驻印中国军队与云南的第二批远征军同时发动攻势，两面夹击，打通从雷多到云南保山的中印公路。此时，在中美工兵的努力下，一条从雷多出发，横贯野人山的公路已经修通，远征军驻印军参谋长柏特诺准将急不可耐地调动陈鸣人的第112团主力从雷多出发，攻入胡康河谷。潘德辉的搜索连，奉命担任陈鸣人所部第112团的前部，清扫道路，搜索攻击。他们从野人山向东前进，到达了新平洋镇西的一片高地。
日军方面的行动有些诡异。当时长桥中佐带那嘎特工队的主力深入野人山活动，留守新平洋的是深泻大尉指挥的第11中队和深井的搜索队，由深泻指挥。估计是在新平洋的西边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痕迹，荒木中尉率部向这个方向搜索前进，结果和潘德辉的部队狭路相逢。
新平洋是胡康河谷和野人山之间难得的一片平地，几个月后，这里已经变得车水马龙，在美国起重机的帮助下中国工兵用双手建起了机场、训练中心、加油站、汽车修理厂、医院，甚至俱乐部，就差弄几个印度妓院来了，俨然一座新兴的城市。但深井的部队和中国新一军所部交锋的时候，它不过是坐落在一片林空（即原始森林中的断续空地）中的小小集镇，周围完全被苍茫的丛林所覆盖。1942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向印度败退，一度也曾经到过这里。
新平洋之战——确切地说，是在新平洋以西无名高地的战斗，双方投入兵力都不过两三百人，在中国远征军从印度发起的归国之战中，这只能算是一次路边小战。我们对这次战斗进行特别详细描述的原因，是因为尽管这之前中日两军在缅北已经有过多次零星交锋，但新平洋之战普遍被认为是中国远征军大反攻的序幕之战。
应该说，中日两军的人员战术素养都堪称不错。所以，他们几乎是同时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
这时，双方的指挥官，却分别做了一个不相同的决策，对以后的战斗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
新平洋之战的两名主角，一个是中国远征军新38师搜索连指挥官潘德辉，一个是日本缅甸方面军第18师团侦察队指挥官荒木与一。根据中方的记载，这两个人，应该是在战斗打响的一瞬间狭路相逢的。
当远征军的官兵在林中向新平洋搜索前进，即将和日军相遇的时候，也许完全凭借直觉，潘德辉感觉到了前方丛林中隐藏的危险。在他的指挥下，新一军搜索连按美国教官训练的要点迅速散开，轻巧地散布成一条中间略微凹陷的蛇阵。炮兵停了下来，将偕行的迫击炮底钣装好，步兵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向对面丛林无声地搜索过去。潘德辉的位置正在蛇形队形凹陷的中央。
新平洋战斗发生地
此时，经验丰富的日军指挥官荒木与一，也似乎预感到了中国军队的存在，只是他的反应完全不同。这位荒木中尉做了一个优秀侦察员应该做的事情。他让全队停步，自己带了两名士兵，警惕地向中国军队方向摸索过来。
或许，他认为在新平洋和中国军队的基地雷多之间横亘着险恶的野人山，中方不可能有大部队深入到这里，因此对方应该只是少数侦察人员。而根据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经验，三个日本兵足以抵挡十七八个训练和装备都很糟糕的中国兵。荒木中尉带着两名部下搜索前进，大概觉得是给够了中国侦察兵的面子。
不幸的是，这个经验，从这一天起在缅北战场不再适用。更糟糕的是荒木摸索的方向，正是潘德辉所在的位置。由于植被和地形的原因，中国兵看得见他，他却看不到中国兵。于是，本文开头的一幕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荒木当时怎样行动并非出自日方的记载。虽然有少数日军从这次战斗中脱身，但他们大多在此后的一连串恶战中丧生，我们没能在日本方面找到新平洋遭遇战的详细经过。荒木的行动，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推理出来的。
张映秀是此战中最先开枪的中国士兵之一。这个1942年随着新38师师长孙立人翻越阿拉干山到达印度的广东老兵命硬得很，活过了战争也活过了“文革”，还能在20世纪80年代当地政协整理文史资料时口述当时的情景。人们惊奇地发现，并不大会写字的张映秀却认识不少英文单词！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当时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中，很多老兵都有能跟美国兵聊大天的英语水平。英语这玩意儿又不是豺狼虎豹，学会它不算新鲜事儿。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兵，并没有多高的文化，却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几十年后一张口就是：“Give up your arms，you won't be killed…”（缴枪不杀）
汤姆式冲锋枪的扫射曾在德国打得精锐的党卫军落花流水，这种优秀的武器在缅甸的丛林中同样威风八面。张映秀回忆，战斗一开始，中国兵密集的子弹当场击毙了一个突出阵前的日本中尉。荒木与一是这次战斗中被打死的唯一日军中尉级军官，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认定，这个被击毙的“一杠两花”的日本军官就是他。几十年后，中国远征军新一军的老兵回忆，在击毙的敌军中，曾寻获“荒木中尉”和“山下大尉”的证件。
这个记载与日军自己的记录有点儿不同，日军记载此战中被击毙的最高指挥官是荒木，所谓“山下大尉”，应该指的是日军那嘎特工队的山下弘大尉。此人在当晚对中国远征军的夜袭中被击毙，估计是中国兵把两次战斗的战果混为一谈了。
新平洋之战中阵亡的日军
看来，荒木是一个身先士卒的侦察员，却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他被击毙的直接后果是，一开战日军第18师团搜索队就失去了统一的指挥，面对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凶猛火力只能各自为战，无法作出统一的应变。中国军队的蛇形阵从三面包围了还没有展开战斗队形的日本兵。
猝不及防的日军伤亡惨重，他们的反击却显得软弱无力——日本兵的三八式步枪打出一发子弹的时间，中国兵的汤姆式冲锋枪足够打出十发。
让日本兵惊讶的是，面对软弱无力的反击，中国兵的勇气却好像差一点，他们并没有乘胜猛冲上来，而是一遭到反击立即后退。
不等日本兵庆幸，中国军队密集的迫击炮弹就落在了他们的头上。面对这些头戴英国钢盔，手持美国冲锋枪，却打着中国绑腿的对手，日本兵显然感觉会有些怪。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在如此近距离又没有工事掩护的情况下，中国人的迫击炮弹几乎弹弹咬肉，而中国兵的炮弹似乎是无限的，一打起来就是一个钟头。
等炮击结束，趴在地上的日本兵，已经没有几个能站起来了。此时，新38师112团的一个连也前来参战，200名日本兵的最后命运就此决定。
这实在是一个不平等的较量。这次战斗的后果是中国兵顺势冲向山下的新平洋镇，镇子里少数日军猝不及防，在深泻大尉带领下放弃兵营，匆忙向山林中逃避。
新平洋这个地方实际上颇有些特别，它又名欣贝延，位于缅甸实皆省（Sagaing）和克钦邦（Kachin）交界之处，居民主要是被称作“山头人”的缅甸少数民族克钦人。在此地驻扎的日军曾经挖出一块刻有中英两国文字的石碑，这块碑在中国远征军打到这里时还在，有老兵回忆碑文已模糊不清，但依稀可以看出立碑的中方代表是一名姓刘的御史。所谓新平洋之名，据说也是云南马帮所起，含义是“新发现的平原”。这一切都形象地说明了，此地在历史上身处中印缅三国交界之处的特色。1942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向印度败退，一度也曾经到过这里。如果把胡康河谷南北两条谷地加上其间错综复杂的小道，形容为一把扇子的扇面，新平洋则正是这柄扇子的扇柄。
新平洋易手，为中国远征军在归国之战的路上，打下了第一根钉。井上咸在随第55联队第三大队赶到前线的时候，曾和幸存下来的日军谈起过这次战斗，把战斗的失利归结于武器——“尽管双方的兵力和装备并不能说有着绝对的优劣之分，但在茂密的丛林里，中国兵使用可以连续射击的自动步枪和迫击炮，显然比掷弹筒加上又笨又长的三八枪威力更大。”
这句话有些道理。由于日军强调肉搏战，因而三八式步枪设计得异常修长，加上刺刀后在茂密的丛林中确实有些回旋不开。而各国老兵在二战后总结的经验叫做：“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不过把战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武器，显然还不太充分。
还有一个原因，这支日军碰上的，是一支归心似箭的复仇之旅。
新38师搜索连从官到兵，都是1942年初从云南入缅的老远征军，他们奉命从云南出师远征援缅，却在战败后被迫翻越野人山撤退到了印度。离开故乡，已经将近两年了。他们的家，就在山的那一边。
很少有外国人能够理解中国人对故乡的那种深切情怀。一声“打回老家去”，让无数关东男儿热血沸腾。东北军，就是因为这种深切的情怀，不惜一切地造成了“西安事变”。对于这些老兵而言，为了准备这次反攻，他们已经在兰姆伽训练营进行了整整一年的严格训练。
更让这些老兵分外眼红的是，1942年他们败退入印的时候，在身后紧紧追赶的，正是眼前这个第18师团。
根据老远征军们的回忆，那一次，弟兄们的仗打得并不差。
这一点，在日军的文献中也有清晰的记载。井上咸就曾经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1942年4月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战斗。他当时是随同日军步兵第55联队于4月9日开抵缅甸战场的。按照井上所说，当时“代号‘森’的第15军在1月突破了泰缅边境攻入缅甸。第15军所属代号‘盾’的第55师团，代号‘弓’的第33师团强渡西棠河，在3月8日攻占仰光。但随即在同古附近遭到来自重庆的中国远征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是匆匆自云南南下而来的。中日两军打成胶着，胜负难分。”（《死谷胡康的持久防御战》，第205页。）
第18师团从新加坡开赴缅甸时上层指挥官的合影，第一排从左到右为第56步兵联队联队长藤村大佐，第55步兵联队联队长木庭大佐，第23旅团旅团长垞美少将，第18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也中将，第18师团参谋长武田大佐，第18炮兵联队联队长高须大佐，后排为工兵、骑兵、辎重各联队指挥官。
根据中方战史记录，由于远征军匆匆入缅，兵力未及集中，在同古与日军激战的，实际只有戴安澜部一师孤军。但戴安澜的第200师，是国民党军中后来号称“五大主力”的第5军最精锐的部队，所以，虽然面对日军两个师团，仍然打得毫无惧色。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紧急调遣代号“菊”的第18师团和代号“龙”的第56师团，从新加坡赶往缅甸增援。
井上咸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战斗：
联队最初的战斗发生在叶达西（靠近缅甸斯瓦的小镇，也翻译作耶达谢——笔者注），当发现对手是中国军队时，官兵们纷纷叫了起来，‘中国兵？不，不要啊。’他们这样叫，是因为第55联队此前几个月一直在和英军、美军、澳军作战，双方的肤色、毛发相差很大，容易分辨。现在和中国军队交战，由于彼此形象过于相似，很多人担心在近距离的丛林战中，将因为无法分清敌我而造成误击。当时，对于中国兵的战斗力倒是不担心的，第18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以来，在大亚湾和华南等地多次和中国军队交过手，对手大多不堪一击。
但是这一次有些不同。我们大队在进攻叶达西以北中国军据守的白塔高地时，遭到敌军出乎意料的猛烈的集中迫击炮射击，炮战中一发炮弹正中行进中的大队部，击伤大队长津川少佐。整个大队陷入一片混乱。此后的战斗双方都陷入苦战，时值旱季盛暑，酷日如焚。我们见到中国兵携带着大量水壶从山顶冲向水源，双方为了争夺山麓的水源随即展开苦斗。战斗中很多人中暑倒下，我的同乡、会计长中山说，他当时不得不靠喝自己的尿支撑过来。
黄昏，中国兵撤退了。松了一口气的我站立起来，却忽然发现自己身边的芒果树上，挂着一条青黑色的大蜥蜴，近在咫尺。我的惊呼让很多人以为中国兵又打回来了。
在继续向曼德勒方向攻击前进的路上，井上发现道路两侧不时可见日军官兵的尸体，他推测是前一天晚上突进的第55师团遭到了中国军队的伏击。而他所在的第三大队在攻占一座铁路桥的时候，也受到一记拖刀计式的反击，井上的通信员上等兵前田在这次战斗中战死。
根据战史资料，中国军队在这一带的部队，属于新编第22师廖耀湘所部配有部分战车的三个团。在同古失守后，他们奉命迟滞日军攻击，掩护远征军主力集中。这位留学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湖南籍将军因此战一举成名，他指挥所部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虚虚实实，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打出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滚筒式后撤”。此战，新22师第66团从3月27日起曾与日军反复争夺叶达西，最终在4月8日凌晨向北撤向斯瓦。从井上描述的内容看，白塔阵地应该在叶达西与斯瓦之间。在那里据守并击伤了津川少佐的中国军队，应该是新22师第65团，团长熊笑三。
说起来这个熊笑三堪称名人，他是黄埔军校六期生，和国民党特工天才戴笠同届。此人半生戎马，始终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官至中将军长。在淮海战役中，他曾与陈毅、粟裕掰过手腕；他也是此战战败后，少数逃出重围的国民党军将领，后去了台湾。电视剧《亮剑》播出后，网上曾有人推测，熊笑三可能是剧中国民党将领楚云飞后半段生涯的原型。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熊笑三的父亲却是共产党人，而且，还是个大共产党。这位国民党中将军长的父亲，名叫熊瑾玎，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的财务负责人，人称“红色大管家”，抗战期间担任《新华日报》总经理，在党内长期被称为“熊老板”。“文革”时有人要打倒熊瑾玎，周恩来却抽空跑到他家喝酒，并为他写证明材料曰：“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1937年在徐州会战中被日军击毁的一辆中国军队意制CV-33菲亚特战车
亲生父子，两个阵营，泾渭分明，这大概就是当时中国令人不可思议的现实。唯有抗战中，他们是站在同一阵营的——父亲在重庆用笔和算盘，儿子在缅甸用子弹和鲜血，为了同一个民族的生存而战斗。
这次战斗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也可以找到描述。原远征军第65团第2营营长邓军林回忆：“4月9日上午，敌集中炮兵火力向第65团第2营第6连阵地连续发射数百发炮弹后，步兵继向第6连阵地攻击，被击退后，立刻又第二次冲到我阵地前，第6连发起出击反攻，打退了敌人，当场俘虏敌士兵三人。”
因为当时没有翻译，邓军林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曾与其中一名俘虏用笔进行交谈以了解情况，这个大个子俘虏说，他是大学毕业后被迫征到部队当了上等兵，不愿意打仗，并表示抗议，说他是投降，不是被俘。
这样的日本兵，也算罕见吧。值得一提的是，在叶达西周围的战斗中，中国战车部队曾英勇参战，在战斗中有四辆战车中弹损毁。根据记录，这几辆战车曾配合新22师步兵与日军争夺叶达西南阳车站。
根据原64团参谋长施林先回忆，在叶达西战斗中配属新22师的战车曾突破日军左翼，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天，在推进了两个林空之后，遭到日军战车防御炮的伏击而损失数辆。
这四辆战车属于什么型号呢？据查，叶达西战斗中，第5军战车1团第6连连长魏成禄战死，损失的战车应该属于该连。战车第6连同时装备苏制T-26/B坦克和意制菲亚特CV-33战车。由于根据记载苏制T-26/B坦克没有在前线参战，故此，在叶达西损失的中国战车，似为意制菲亚特战车。
国外画家描绘的中国军队CV-33战车
这种意大利制CV-33菲亚特战车是一种小型战车，乘员两人，重不过3吨，仅装备9毫米或者7.62毫米机枪。这种战车和日军称为“豆战车”的九四式轻型坦克属于一个级别，火力和装甲方面还要弱一点，面对日军的战车防御炮难以抗衡。CV-33战车在欧洲战场毫无建树，但在当时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中，堪称一种新式武器。
仗打得不错，让下层官兵不理解的是，忽然一下就撤了。
怎么就撤了呢？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的原因，至今依然是一个罗生门。大体上，是中英美三国各怀心腹事，勾心斗角，“不遗余力”地互相拆台，最终酿成了一场灾难。
4月29日，日军攻占远征军与国内联系的后方基地——腊戍。
杜聿明不再服从名义上的上司史迪威，决心率军撤退，返回国内。但撤退途中，得到消息，日军已经攻占了回国的要隘——缅北中心密支那。
混乱中有人报告史迪威已经逃跑，杜聿明一面愤怒地派人去捉史迪威，一面下令孙立人的新38师断后掩护，除了日军攻占腊戍时向国内溃逃的部队外，全军向野人山撤退。
野人山，是远征军老兵的噩梦，是每个老远征军难以面对的伤心之地。
在新平洋全歼日军搜索队的这些老兵，都曾经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一个个在野人山中因为饥饿或恶性疟疾倒下。
未来的诗人穆旦当时在远征军中担任翻译。翻越野人山的过程，使他几乎精神崩溃，自此性格大变。在远征军中任团长的杨励初写过这样一段记述：
“一营第3连连长蒋志诚，四川永川县人，中央军校15期毕业生，我的外甥，是一个23岁的好青年。他吃了牛皮引起肠结，腹部绞痛得在地上翻滚挣扎，无医无药，一筹莫展……他惨痛的呻吟声逐渐微弱，最后面色惨白，泪水直流地向我说道：‘舅舅！我不行了，我不能照看你了，为什么你不令我死在沙场，而让我这样惨死在野人山上……’”
杨团长只能抱着外甥的头，眼看着他含恨死去，终于无法回答他临终的质询。
由于日军抢占密支那，第一次入缅的十万远征军，除了战场上损失的人员，大多被迫进入人迹罕至的野人山，试图觅路回国。有五万名中国官兵在这条路上病饿而死，大量随同中国军队撤退的华侨几乎无人生还。我想，他们中间很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心中都和蒋志诚连长有着同样的问话。
其实攻占密支那的日军，只有一个大队，满打满算1045个日本兵，其中一部分还在向密支那前进的路上。
从野人山走出的远征军副总司令、第5军军长杜聿明，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他第一后悔的，大概是把弟兄们带进了死路；第二后悔的，大概是最终也没能把大家带回国去，而不得不去了印度。假如再让杜聿明选择一次，我想他一定会带着那些化作白骨的袍泽们，向密支那杀出一条血路，和那1045名日军拼他个鱼死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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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换一个，也值了。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20世纪80年代，杜聿明将军曾说：“英军在仁安羌的一师及装甲旅约七千余人就被敌人一个大队包围，实为战史中的最大笑话。”
那么，仅仅因为一个大队日军拦路，使五万名远征军官兵葬身野人山，这又该算是怎样的笑话呢？
“为什么你不令我死在沙场，而让我这样惨死在野人山上？……”
在探索远征军归国之战的历程中，我有了一个看法。当时的中国人，非常不愿意打仗，我们老家冀中的农人是这样，入缅作战的四川兵、广东兵也是如此。在国民党军中，当逃兵、开小差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可是，冀中农家子弟到战争后期，可以骄横到冲着日军炮楼做操，而从印度发起归国之战的远征军，则是国民党军中唯一没有逃兵的部队。
我的看法，是大扫荡的苦难，把冀中的子弟逼成了凶悍的豹子，而野人山的惨痛磨难，则把远征军的老兵变成了恶狼。
是不是也可以说，越是老实人被欺负狠了，他迸发出的反抗会越发强烈？！
300名手持美制冲锋枪的中国恶狼和240名使用三八式步枪的日军交手，结果可想而知。
新平洋战斗的结果，日军第18师团搜索队和第55联队第11中队几乎全军覆没。
这次战斗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日军匆忙调动步兵第55联队、步兵第56联队、炮兵第18联队的一个大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胡康河谷设防。
事实上日军早已料到中国军队即将反攻，做好了预案。由于雨季无法保障大部队在胡康河谷的补给，日军并未在那里部署大量兵力。但是，只要中国军队的进攻开始，第18师团主力将以最快的速度，沿着上一个旱季修建的简易公路迅速进入胡康河谷既设阵地，全力阻击中国军队的进攻，并寻机歼灭中国军队的反攻主力。
这次战斗产生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听说新平洋失守，日军那嘎特遣队指挥官长桥中佐狼狈地结束了在野人山麓的渗透作战，匆匆率部后撤集结，试图夺回新平洋。
第18师团搜索队被歼灭当天，长桥和从新平洋逃出的深泻中尉在新平洋以西相遇。他们惊讶地发现，取胜以后的中国军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胡康河谷的西口处，屹立着险峻的万塔格山，把谷口切成南北两路，现在中国军队的左翼已经深入到北路深处，沿着大龙河几十华里的范围内都在与担任防卫的日军发生战斗；它的右翼，则伸展到谷口南路的入口处，正占据了拉加苏高地在大修工事。左翼右翼张开，足有60华里。这样一个相互通信都困难的阵型，怎样能做到分进合击，起承转合呢？
尽管想不明白中国军队的用意，长桥依然决定对拉加苏的中国军队进行夜袭。这一仗，日军再次败退下来。但是长桥等人发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现象——对付这支中国兵，好像威胁最大的倒不是日本兵。
在长桥手下，还有一支古怪的队伍，就是他们，给拉加苏的中国部队造成了相当大的杀伤。
第二章 拉加苏之一
长桥和深泻两支日军共同发起的夜袭，可以说给双方都带来了很大的震惊。
对日军来说，尽管荒木和原两中尉的死，让他们认识到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力与以往交手的中国军队很不相同，但日军指挥官长桥的脑子里，仍然还带有些类似“足球是圆的”这样的侥幸心理。
从两个方向同时发起突击的日军从两百米距离开始大步慢跑，冲向中国军队阵地，尽管确实打了中国军队一个冷不防，却依然在面对面的距离迎上了雨点一样的冲锋枪子弹和手榴弹弹片，伤亡惨重。措手不及的中国军队工事修得有板有眼，在顶住了最初的混乱之后，用远为出色的自动武器给日军造成大量杀伤。长桥的部下是作为特遣工作队执行任务的，所以人数虽然不多，级别却都比较高，这样的编成给中国军队送去了意料之外的丰硕战果——白天的战斗中，消灭了两百名日军，最高级别的只是中尉；在日军送上门来的夜袭中，却击毙了两个大尉（山下、井泽）和一个中尉（早川），那嘎特遣队的番号都在这一仗给打没了。
这次战斗，本来是日军主动发起，这意味着他们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撤出战斗，但却一直狂攻不止，打到把番号都干掉的程度，可以理解日本人这一仗较了多大的别扭劲儿。
幸好，白天和搜索营交过手的第11中队中队长深泻尽管人微言轻，不能指挥整个战斗，但总算有些心理准备，见到形势不妙，率部发起一次近乎疯狂的冲锋，总算把长桥中佐救了下来，但深泻自己也负了重伤。
日军的记录中这样形容这次战斗：“那嘎特遣工作队和波索中校指挥的缅甸义勇军一旅，共同向大奈河西岸拉加苏的敌军发动反攻，夜袭取得了巨大战果。但是，也付出了深泻大尉负伤，早川中尉、井泽大尉、山下大尉阵亡的惨重代价。”
拉加苏夜袭的结果，证明足球虽然是圆的，但越南队和巴西队交手，那球儿还是不会往巴西队的球网里跑。
尽管如此，中国军队方面也对此战耿耿于怀。这一仗与日军交手的是新38师第112团先遣营第一营，中方称该部“沿塔奈河谷西岸向新平洋迂回，行至拉加苏高地附近遭到日军伏击，损失一个连。”此战中国军队阵亡了一个连长，人员损失不在日军之下。令人恼火的是，阵亡的中国军队大多数竟然不是死在日军手下，而是被波索中校率领的缅甸伪军在夜袭中砍杀。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是远征军的一名军官，他在给国内采写的稿件中提到过此战，称战斗中还有一名美军军官被日军俘虏。当时远征军在暂时撤离阵地时要带他一起走，他不肯出隐蔽部，结果被日军俘获。
日军没有记录在这一战中活捉过美军，只提到“在夺取的敌军阵地中，发现了身着夹克的白人军官尸体，看来是美军的顾问人员。”
说来令人哭笑不得。驻扎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部队，是史迪威按照美军标准进行训练的，技战术修养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可说首屈一指，但是也不由自主沾染了美军当时的致命缺陷——回避肉搏战和白刃战。
波索中校的缅甸伪军人人一口缅刀，在深夜摸进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的突袭中，造成了比“武士道”的日军更大的损失。
此战以后，时任新38师师长的孙立人，下令吃了窝囊亏的远征军士兵人人背一口大刀，严格训练白刃战技术，这一口大刀可以砍人，也可以开路，竟然成了印缅战场中国军队的一种标志。这以后，像拉加苏夜袭这样的便宜，日军再没占着。
天亮了，日军到底火力上吃亏太多，被迫后撤。此时，日军第55、第56两联队已经乘坐汽车赶到战场。井上咸大尉隶属的这批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前线以后，战局开始发生逆转，在日军第55、第56联队主力的猛烈反击下，中国军队开始陷入守势。
主动发起反攻，而且进展顺利的中国军队为何会进入守势呢？原因竟然是兵力不足，中国军队在前线的部队只有一个陈鸣人的第112团，其他中国和美国在印部队都在休整训练，根本没有出动。
以一个团发动这样一场反攻，是不是有点儿近乎儿戏？
中国远征军从印度发起的归国之战，起因竟然有些偶然。1943年10月，史迪威去重庆开会，代理指挥的美军参谋长柏特诺认定，日军在胡康河谷谷口只有少数指导官和缅甸伪军，因此命令以第112团分散攻击临滨、拉加苏等日军据点，因为觉得敌人不多，柏特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派出援军。然而，新38师师长孙立人审问俘虏时，发现日军至少两个大队的番号，认为情况不对，与柏大吵，要求立即派出援军。双方争论到史迪威不得不提前飞回，询问孙立人为何不尊重参谋长，孙道：“日军可不是你们美国人，不会因为没有公路就无法使用炮兵！”
史迪威等美国军人都很恼火，双方争执不下，而此时前线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转攻为守，被包围在拉加苏和“李家寨”两个要点。陈鸣人奋勇死战，日军几次猛攻都无法将第112团打垮，也无法越过这两个点夺回新平洋。无奈敌众我寡，第112团这样打下去难免全军覆没的危险。
远征军的一名普通士兵，中国的绑腿，英国的钢盔，美国的冲锋枪。
远征军渡河前进。在史迪威的努力下，论武器装备，远征军的水平，当时堪称世界先进。
好在史迪威不是个糊涂人。他自己到拉加苏看过，不得不承认孙立人说的有道理，于是命令孙率新38师主力驰援，一仗打下来才明白——当面的日军竟然不是两个大队，而是第55、第56两个完整的步兵联队！一个第112团竟然和日军两个联队打得平分秋色，这回，感到吃惊的不仅是美国人，连孙立人自己都有点儿不敢相信了。
中国军人得到良好后勤后的强大战斗力就此得到承认。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写到这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的反击已经如火如荼，也许，我们应该站到战场更高的地方，看一看这支从印度向故国冲杀而回的军队，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
一支优秀的部队，往往都有一个它的灵魂。
孙立人，就堪称从印度出师的这支中国蓝鹰部队的灵魂。
孙立人，抗日名将。字抚民，号仲能。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人。清华大学、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感于国家内忧外患，投笔从戎，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抗战爆发后屡立战功。1941年担任新38师师长，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远征军兵败时率部进入印度。他指挥的新一军为远征军驻印部队（X部队）主力。1943年10月开始反攻缅北，经过两年苦战，1945年率部打回国内。抗战胜利后孙一度参加内战，后在台湾练兵，因“孙立人兵变”事件被软禁，大批部下遭到清洗和迫害。1988年孙立人恢复自由。2001年，“孙立人兵变”案被证明毫无依据，得到昭雪，其时孙立人已经去世十年之久了。
罕见的孙立人将军早年头像
说起孙立人，在国民党军中堪称一名独特的将领。怎样独特呢？这样说吧，还有哪个国民党将军和梁实秋是大学同学呢？而孙立人的确和梁实秋都是清华大学1923届毕业生，五四运动的时候，同在清华预科（Tsing Hua College）读书的两个人还并肩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参加过五四运动呢！
甚至，说孙立人是“国民党将领”，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些偏差。孙立人加入国民党是到台湾做陆军训练总监的1947年，此后他再未指挥过作战，直到1955年因为“孙立人兵变案”又被开除出国民党。在孙立人最辉煌的军事生涯中，他竟然始终不是国民党员。
说起远征军从印度的反攻，曾经参加过这场战争的老兵，几乎都要提到孙立人这个名字。老部下曾为孙立人写书，名叫《小兵之父》。正是这位“小兵之父”，带着弟兄们一步一步打开了返回故乡的大门。
图为孙立人将军在缅北战场。身穿毛背心，钢盔扣在下巴上，是孙立人独特的形象。
孙立人将军与中印公路的策划者皮克准将
站在一辆德国突击炮战车上的孙立人将军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位远征军的灵魂，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将军吧。不了解孙立人和他的部下，远征军的战斗，就没法下笔。
孙立人在国民党军事体系中，一直以刚而犯上著称。意料不到的是，从部下对孙立人的描述中，我们竟然能感到一缕柔情。
孙立人在缅北反攻中，极重部下生命，每战不急于求进度，总以猛烈炮火开路，被史迪威责怪进展不够快他也不改初衷。孙军中没有死刑，最高刑罚是“记死”。
1945年6月，孙立人将军率远征军凯旋归国，1946年参加世界军事参谋首长会议时在美国留影。
孙立人其人，中西学贯通，尤其一口英语极为流利，是史迪威最为器重的中国军官，认为他与一些满脑子封建思想，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国民党将领不同。但有趣的是，这位精通英语的中国将军，与史迪威相处，大多时候却是在吵架。这一点是美军参战军人回忆的。有一次，“梅支队”指挥官梅里尔准将曾迷惑地问孙立人，说你和乔（史迪威的绰号）哪里有那么多的架要吵？
孙立人回答：“如果我不和他讲，他永远不会明白中国人怎样想。”史迪威虽然坏脾气，但他是一个优秀的将军而且为人正派，他反而钦佩孙的率直。所以，他和孙立人吵得厉害，吵过之后只会配合得更好。这是斯利姆将军在From Defeat to Victory（直译为《从失败到胜利》）里面提到的。
有人认为孙立人熟悉美国，想当然地认为他唯美是从，这种说法固然不对；也有人夸大孙与史迪威的争吵，认为越吵越体现民族气节，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在缅北反攻中，中美双方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我关系，孙、史的争执，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
孙立人为人机敏而荣誉感极强。一次在印度，美国记者采访他，可能为了打一打这个年轻将军的傲气，故意说：“加尔各答出了好几次汽车被盗案件，都是中国人干的，孙将军知道吗？”
熟悉美国的孙立人应声答道：“美国各城市丢汽车的案件都很多，是否也是中国人干的？”
到台湾后，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军中，陆军待遇不如空军海军，孙极为不满，追着蒋介石要求改善，蒋袒护海军空军。孙一向看不起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夫人公馆派）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外号“睡虎”），情急之下喊道：“总座，我们可以比啊！国文也行，英文也行，数理化也行，操练也行，作战也行，来比好了！”
哭笑不得的蒋介石道：“孙立人不懂政治。”
孙立人在部队中选拔干部总是先看学历，一如今日大公司招聘，这在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被视为十分的书生气。奇怪的是，“书生气”的孙立人，选拔干部却非常有眼光，经他手提拔的人员后来几乎都是“上马杀贼，下马露布”的优秀将领。在台湾，曾有一名孙的部下也算很有才能，但孙每次给他评分都是B-（孙立人给部下独特的评分方法，其中唯一得到过A+的，是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结果此人一直不得升迁。人事部门对他深表同情，有人悄悄给他的评分上加了一竖，变成B+，才让他得以升官。却不料此人后来忘恩负义，抛弃发妻，被同僚称为“丧心病狂”，始知孙识人之明也。
这张1951年的孙立人，我第一次见到，你说他是不是很男人呢，白发也丝毫不减眉宇间的英气。
新一军军徽“鹰”
孙确实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好，他喜欢运动（在清华曾因运动受伤休学一年），在大学期间打篮球很出色，于是选拔入校队，后来竟然作为国家队成员参加了1921年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决赛中击败日本获得冠军。报纸评论：“中国在篮球场上把东亚病夫扔进了太平洋”。孙因为在场上表现出色，动作迅捷，被冠以绰号“飞将军”。因为孙喜欢篮球，到台湾后，成了台湾篮球运动发展的一大助力。中国将军当国家队运动员的，一个是孙立人，一个是西北军名将孙连仲，后者曾为国家足球队队员。
孙立人修养好，交往的大多是冰心一流的文化好友，为军中同僚侧目（侧目？的确是侧目，觉得看不惯这个满口洋文的丘八呗）。他亦爱好文艺，支持军中唱歌提升士气。当时远征军中流行三支歌：孙立人父亲做的《新一军军歌》、《青年军从军歌》，还有一首十分特别，竟然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孙很喜欢它的旋律，直到后来发现解放军定其为军歌才停止让部下唱这首歌（注：《八路军军歌》原始歌词没有“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这样敏感的内容）。
但是孙立人情绪激动时也经常骂人，口头禅带“他妈的”三字，这是长期在一线作战养成的习惯。他的英文秘书黄文美曾责他这个习惯不好，孙说：“我们当兵的，‘他妈的’三个字就代表了一切喜怒哀乐。”
孙立人廉洁，一生没干过贪污军饷、喝兵血这种事情，亦不动用公费，薪饷常接济阵亡袍泽家属。因此担任陆军总司令后家中清贫如故，菜金都要限制，若来客人添菜，只有咸蛋、皮蛋或炒蛋，家人背后有“三蛋轰炸”之说。家中特别处唯经常举行舞会，也没有固定舞伴，是为了和美军社交。孙因兵变案被软禁后，没有薪水，妻弱子幼，无以为生，只好自己种玫瑰花托人来卖补贴家用，竟然卖得极好，台中人称为“将军玫瑰”。新38师老部下回忆，孙喜欢养吊兰，驻军广州时，军务之余常亲自浇水，凝视欣赏。
孙立人晚年说，最敬仰的两位长官，一个是宋子文，一个是郑洞国。
孙立人被无辜囚禁33年。恢复自由后，民进党多次找他联络，让他出来揭露蒋介石的残暴，都被孙拒绝。以将军而言，并非不在意自己的遭遇，而因为蒋是长官，不肯言长官之过。实际上，他对此耿耿于怀。孙去世时，最后一句话有三个版本。
医生记录的是——我对得起国家。
他的亲属记的是——还我清白。
他的部下记的是——我是冤枉的啊。
时人评价，孙立人被囚禁太久，与社会隔绝，别人早已不当回事的一些东西，他还如金科玉律般看得很重。
有什么样的指挥官，就有什么样的部下。孙立人在远征军中的骨干部下也很有特色，堪称“八国联军”。
因为孙提拔部下注重学历，而当时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多有留学经历，或在国外服务过。结果他部下的新一军中，喝过各种洋墨水的军官甚多，这就是所谓“八国联军”的由来。
让我们来看看，究竟是哪“八国联军”吧，了解了他们，也就对这支远征军有了一个比较感性而全面的认识。
第一，是美国。
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总指挥是美国人史迪威，训练、联络、指挥、后勤都少不了美国人。所以孙立人部下，正宗的美国兵不在少数，比如两名联络官斯立尼上校和费利普上校。
但是从纯粹的远征军角度说，新一军中带有美国背景的军官，以孙立人（新一军军长）、齐学启（早期新38师副师长）和贾幼慧（后期新一军副军长）三人最为典型。
之所以将他们三人并列，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十分相似。这三位将军都是出身于清华中学，随后入读清华大学，随后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入美国普渡大学（梁实秋同行），而到了美国后又一同投笔从戎，改学军事，最后共同指挥远征军作战，这种友谊和经历，在当时堪称罕见。
三人学习军事的选择各有侧重。孙立人是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指挥，齐学启去了诺维琪骑兵学院，贾幼慧去了丹佛炮兵学院。
三人后来的结局，孙立人自己不用说了。贾幼慧始终是孙的左右手，在台湾做到陆军副总司令，因孙立人案受到牵连断送前程，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齐学启在1942年远征军向印度撤退途中，因不忍抛弃伤兵，亲自断后率领伤病员撤退，为日军追击炮重伤被俘。齐被囚禁于仰光达三年之久，始终坚强不屈，后被日军唆使叛徒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孙、齐曾同在淞沪战场指挥税警总团抗击日军，因为税警总团非正规部队，从淞沪撤退后部队被陈诚所部吞并，孙被明升暗降，齐被编为编外官佐。齐于是离开部队，到浙江大学担任教授职务。一年以后，才为孙立人将军所召再次从军。所以，浙江大学也认齐学启将军为校友。
第二，是法国。
在孙立人部下的军官中，法国背景的有一个半人。
所谓孙立人部下一个半“法国人”，半个，指的是1936年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的廖耀湘。
这是因为，廖其实不能算孙立人的部下。当远征军入缅作战时，孙、廖各率领新38师和新22师，属于平级。孙立人在仁安羌解救英第一军和装甲第七旅，廖耀湘在斯瓦依靠滚筒式撤退，各打出一次令盟军刮目相看的漂亮仗。从缅甸向印度撤退时，两个师互不统属，在此后的反攻作战中，两个师分别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是远征军的两把利刃，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的时候，廖耀湘也升任新六军军长。两个人的军事生涯仿佛一对平行线。
然而，偏偏有一段时间，这两条平行线相交了。中国驻印军改编为新一军的时候，下辖两个师，正是孙、廖的新38师与新22师。而孙立人除了担任新38师师长以外，还担任新一军副军长，恰好比廖耀湘高了半级。
于是，廖耀湘见到孙立人也只好敬礼。这个上下级关系时间既短，也更多是形式上的，所以，廖耀湘只能算新一军的“半个法国人”。
顺便说一下，廖耀湘的“滚筒撤退法”很厉害，日军看着这个大滚筒完全琢磨不出如何下口。打出了名气以后，1948年廖又拿这个大滚筒对付林彪。林总的兵没有鬼子那么爱琢磨，你滚我就跟着你滚，一下子把个滚筒滚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夹馅肉饼。一边滚一边打，廖总的兵比林总少，结果可想而知……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不幸的是，还有一个人对廖耀湘的打法佩服得不得了，就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将军，面对粟裕他也一样摆出了一个滚筒阵。而更加不幸的是，粟裕的兵和林总的兵的脑袋竟然一样，都是一根筋……
新一军里一个半“法国人”减去半个，还有一个，指的是后来担任新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葛南杉。
葛南杉，留法归国的从戎书生。从留法时间算，是廖耀湘的后辈。在孙立人从淞沪战场撤下来重新建军时，担任缉私总团第三团团长，后成为孙立人手下的得力将领。
有趣的是，新一军中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我军要发扬，两个‘大姑娘’，一个葛南杉，一个孙克刚（孙立人的侄子，后接替葛为新一军政治部主任）。”
这是因为，孙立人“书生气”选中的两任政治部主任，都安静文雅，与军中剽悍粗犷之风很不一致，故此当兵的将这两位嘲笑为“大姑娘”。其实，葛、孙外表文气，打起仗来却一点儿也不文气，都是敢于顶到一线的猛将，倒是没有辜负孙立人的信任。
葛南杉也因为孙立人的后来事情没了前程，但他的儿子葛熙熊后来也在军界发展，做到台湾防空司令、中将，可能是新一军后代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了。
第三，是英国。
说完法国说英国，孙立人部下中英国背景的有点儿稀缺，只有一个给史迪威担任联络参谋的王楚英能算。今天我们察看日军投降仪式的细节，多半是王老的手笔，他当时就在南京大礼堂作为远征军代表现场观礼啊！
王楚英出身第18军，正儿八经的土木工程系，怎么成了英国背景呢？
因为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候，王楚英的地位十分独特。他当时已经在缅甸负责组织“华侨抗日义勇队”，是作为英军总司令胡素将军的联络官来迎接中国远征军的。孙立人因此戏称英国人是王楚英的“老板”。
1944年远征军东征归国之战中，为了掩护英帕尔之战战军的侧翼，英军温盖特旅团在温藻（孙立人从缅甸撤退到印度时，这里是对日军进行最后阻击的阵地）空降，建立一个圆形阵地掐断了日军纵贯缅甸南北的铁路线。日军深知此举的危险性，急调第53“安”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猛攻，试图重新打通铁路。英军没料到日军反应如此之快之猛，招架不住，急忙通过史迪威与孙立人联系求救。这个去找孙立人的联络官，就是王楚英。孙立人一面调兵遣将去救英国人，一面和王楚英调侃，说这可是你的英国老板第二次通过你来找我救人啦。上一次在仁安羌，救完了他们可是不辞而别，和英国人打交道，小兄弟你要留个心眼儿啊。
王楚英哭笑不得，无言以对。
说起来，英国人在缅甸，可说是中国人最混账的盟友了。在缅甸的英军斗志极差，一触即溃。日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称，英军根本无法和中国军队相比。那么换中国军队来打如何呢？
中国的将军们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英国人这个盟友别扭得过分。
你说他是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没信心吧，可是出了问题，比如英一师被包围，他也知道找中国人求救帮忙。
你说他是当惯了帝国主义瞧不起中国人吧，也不大像，亚历山大将军对杜聿明，斯利姆将军对孙立人，那佩服绝不像是装的。
可是，要情报没有，要物资没有，明明有车皮，运到仰光的美国援华物资就是不给你送过来；明明日本人还没来，先把中国即将驻守的地方烧砸一空，弄得没水没电没粮食，活像对友军搞“三光”。
所有中国人设计的会战都因为英国人提前跑掉而无法打成，气得中国兵骂：英国兵是人也大，马也大，就是跑起来像兔子……
大家都有一个可怕的看法，这英国人遇上中国人和日本人打起来，怎么好像希望日本人赢呢？直到战后才明白，中国人这个看法，竟然真的是英国统帅部，包括丘吉尔先生的想法！
英国人不但对中国人暗中下绊子，对史迪威也是一样，害得这个“醋性子乔”一个个反攻缅甸的方案都无疾而终，连同情支持他的蒙巴顿勋爵也受到连累。
根据现在已经公开的历史材料，英国人这种给自己人拆台的做法，纯粹是有意而为。
英国人既不希望美国人，也不希望中国人在缅甸打胜仗。这是因为，以日军实力，打到缅甸已是极限，英国人并不担心它能对印度构成什么威胁。如果日军占领缅甸，战后英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收回（当然，战败了大家谁都不要想）。但缅甸一旦被中国或美国染指，再要想把他们赶出去可就麻烦了。而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根本，缅甸是印度的门户，缅甸落入中美之手可能引起大英帝国崩溃的连锁反应，这是不能允许的。蒙巴顿勋爵曾在他赴任中印缅战区的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录。
这才是英国人在缅甸战役中大帮倒忙的根本原因。
英国人错了吗？说到底，还是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他们仅仅做得冷酷和直接一点罢了，而且漏算了印度人自己也会闹独立。
由此可以明白，盯着上家，看着下家，绝不点炮，我不和，也不能让你和，这也是英国人的绝活儿，并不仅仅中国人会打麻将。
值得一提的是温盖特旅的指挥官温盖特少将，此人骁勇善战，身先士卒，早在远征军反攻之前就多次率军深入缅甸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是印缅战场有名的传奇人物。他的部队在获救后与远征军并肩血战，颇有古风，倒是个值得交往的人物。两国政府的矛盾，不影响前线两军建立友谊。可惜的是，不久这条好汉就因为飞机失事重伤不幸遇难了。在电影《战争风云》中，帕米拉的那个到缅甸作战的贵族男朋友，原型就是温盖特少将。
第四，是意大利。
新一军还有意大利人吗？意大利人倒没有，新38师师部却有一个毕业于意大利加利波第骑兵学院的上校参谋谭展超。
看此照片会不会有点儿异样的感觉？这些中国骑兵的姿态，怎么有点儿像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派头？还真有点儿道理，因为新38师的骑兵教官，就是毕业于意大利诺维奇骑兵学院的谭展超上校。这支孙立人指挥的部队里，喝过洋墨水的人很多，堪称“八国联军”。
尽管因为是喝过洋墨水的升迁迅速，但大约因为意大利在二战战场上表现不佳，谭展超上校这样的出身，并不很受孙立人重视。新一军旧部回忆，这位上校大人在印度被委任的最重要职务，是训导各部军官的马术和仪仗兵队列。
别说，谭展超也真是个人才。1943年盟军在孟买举行阅兵，11个盟国的仪仗队各显其能，谭调教出来的中国远征军仪仗队，硬是把第一名拿了回来。
谭展超的马术训练也不错，缅北作战经常需要乘马，新一军的军官多得其惠。据说孙立人让谭展超上校做这项工作，有一点两人投契的地方，因为孙立人也喜欢马，自己就饲养有三匹骏马，而两个人都喜欢武术。
孙立人有武术功底。他曾经回忆，当年留学美国之时，一日与齐学启散步街头，遇到一个美国水手喝醉了追逐女招待。两人上前打抱不平。那美国水手身强力壮，遂挥起酒瓶打来。不料孙、齐二人都会中国武术，又在美国军校受过搏击训练，一交手之下，那美国水手只有满地找牙的份儿了。
饶有趣味的是，那水手被打得七荤八素之后，却站起来对着两人笑挑大指，满面佩服，指指女招待转身而去，意思是让给你们了。孙将军说，当时美国人的朴实，在这水手身上也可看到。所以，他和同样有武术和马术功底的谭展超还是投缘的。
后来谭展超终于如愿以偿，被派去带兵。让他担任新一军搜索营的上校营长，还负责监督日军战俘修建新一军烈士公墓。
远征军的战士在丛林中摸索前进，搜索日军狙击兵。
只是，此时的搜索营已经不是潘德辉指挥的那个纯粹的战斗部队了，它的编制搞得十分花哨，有仪仗队，有喷火兵，还有军犬队，检阅时大出风头，实战时却因为构成复杂捏不成拳头。
莫非军长认为我只能玩花架子？……估计谭上校心里也很郁闷。
值得一提的是谭展超有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太太，曾经是他很炫耀的一件事，却不幸这位女子并没有同时代蒋百里将军夫人那样坚定和令人景仰，为人放荡而且后来沦落到勾结日本特工人员，为日军充当间谍。虽然谭展超回国后念旧情为她开脱，但这大约是谭上校最为难过与难堪的事情。
意大利算轴心国，其实新一军有轴心国背景的不止来自意大利。
那么，难道新一军中还有德国人吗？老实说，至今在新一军的序列里我没找到有留德背景的军官，只有一个人沾一点点边。
这个人就是孙立人自己，他是从青岛德文高等小学毕业的，勉强算和德国沾点儿边。不过这个与军事无关，所以新一军的“八国联军”里面，我并没有记入德国。
那么，轴心国还有一国，就是日本了……
新一军有留学日本背景的军官吗？
也是没有的，不过，倒是有日军第18师团出身的一个上尉。
这个从第18师团过来的“日本”军官，名叫钟正平，时任新一军上尉翻译官。新38师少校参谋殷叔明回忆，钟是在新一军反攻时渡南高江后，于一次设伏中被俘的日军士官。因当时日军经常派出小部队发动夜袭，切割电话线和狙击中国军队官兵，新一军也针锋相对派出兵力打日军侦察兵的埋伏。钟被俘时正执行窃听电话任务，看到新一军的官兵后全无反抗，神色坦然。经过邓健中参谋审问才知道他是台湾人，被日军强征入伍训练，日本名字叫作中村。由于第18师团损失惨重，他和部分日军调来缅甸补充。知道当面是中国军队后，钟一直寻找机会就俘投奔祖国。他并提供了大量日军重要军事情报，对远征军很有帮助，显然是预先有所准备。
钟正平此后一直协助审理日本俘虏。由于他精通日语又熟悉日军情况，日军在他面前都不敢讲假话。为此孙立人提升他为上尉译员，一直跟随新一军到广东、东北，始终担任日语翻译，最后随孙立人回了台湾。
孙克刚回忆钟正平还有一件趣事。远征军反攻时，日军对孙立人恨之入骨，多次派出狙击手试图射杀他，却很不成功，狙击手反而被俘，也被钟正平审讯。
要说狙击，孙立人可算是一个好目标。孙身材高大，军姿极为严整。老部下说，孙因为在弗吉尼亚军校的严格训练，站立的时候两个肩胛骨总是几乎靠拢，所以永远看来威风凛凛。他也很重视着装，衣领上的军衔标志是一件艺术品，由两块纯金箔片组成，上面打磨出两颗突出的金星。因此他的形象在军中十分醒目。
但是日本狙击兵这次一直找不到他，很是困惑，于是被审问时问钟正平：“你看见过孙立人将军没有？是不是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白头发（孙有少白头），穿黄马靴的？”
钟马上明白过来，回答说：“不错，不过现在他的形象变化很大。”
孙立人的确变化很大，他当时发誓打不下孟关（就是戴安澜师长殉国的茅邦）不剃须，所以此时他在军中的形象是美髯公，拿着老照片的日军当然找不到他。
日军误以为钟也是日本人，于是问他为何不刺杀孙将军，钟反问：“人家待我好，我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日军俘虏无言以对。
第六，是韩国。
这回，可不是“假洋鬼子”了。新38师新兵营少校营长崔德新，是大韩民国政府着力培养的军事人才，光复军骨干。由于当时韩国反抗军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崔德新入中国陆军军官学校九期学习，毕业后曾担任政大教官。1942年随远征军入缅，后到新一军参谋处工作。
虽然崔德新在新一军表现平平，但他后来的生涯十分灿烂。板门店谈判，南韩的谈判代表，就是这个崔德新，当时已经是陆军少将，在战争中担任过兵团司令！
他还担任过韩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驻德国大使，最后官至韩国外长。1986年，崔德新因思乡移居朝鲜，轰动一时。此人是朝鲜半岛几十年有名的风云人物，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孙立人部下新一军出身的。
第七，是缅甸。
在缅甸作战，当地人的支持是远征军的重要力量。孙立人属下有一支半缅甸人员组成的队伍。一支，指的是缅甸北部少数民族“山头人”组成的后勤运输队，新38师反攻新平洋的时候，这支主要由女性组成的运输队，头顶食品、药品、子弹，甚至炮弹，穿梭于前线后方之间，风景独特。半支，指的是克钦突击队（Kachin Rangers），指挥官是美国人，新平洋之战的英雄潘德辉兼任副总指挥，所以只能算半支。值得一提的是，潘本来是军统派去监视孙立人的，却成为孙最忠实的部下。
好了，“八国联军”的事情，到此基本讲完……
慢，刚刚七国啊，还有一个是哪一国呢？那是不需要多讲的，因为那就是中国。
在缅甸的归国之战中，新一军共牺牲了18000多名官兵，这些普通的中国农家子弟和从戎书生，撑起了“天下第一军”威震异域的荣光。
而重入汉家疆土的新一军官兵们，此后也不乏对国家贡献卓著者。他们是不需要专门来描述的，因为我们这部书，写的就是这些普通中国人的传奇。
第三章 拉加苏之二
在胡康河谷一线布防，挡在远征军前面的日军，是日军第18师团主力。这个师团本来是一个两旅团编制的甲种师团。加入缅甸方面军后，为适应山地作战取消了旅团一级建制，减少了一个步兵联队，改为三步兵联队制山地师团，但大大扩编了其炮兵编成，在胡康河谷这样的山岳丛林地带，其实际战斗力反而得到增强。
这支敌军的主要编成如下：师团共辖六个联队，其中步兵联队三个，即第55、第56、第114联队，每个联队辖三个大队和两个炮兵中队，每个大队辖四个步兵中队和一个炮兵队、一个辎重队。步兵以外，师团还辖一个山炮联队，即第18山炮联队；一个工兵联队，即第12工兵联队；一个辎重联队，即第12辎重联队，总兵力两万余人。
胡康河谷道路艰险，溪谷纵横，非常不适于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在战史上，对中国远征军从印度杀回国内选择了胡康河谷这条险路，曾经有一个说法，认为这是为了出其不意。
试图出其不意，却遇到两万多敌军拦路，这实在不能算成功。事实上，日军缅甸方面军参谋前田博少佐在他的著作《缅甸方面军的作战和战后处理》中，披露了当时日军的作战计划，对于中国军队会选择胡康河谷反攻缅甸，日军早有准备。
1943年年中的时候，日军在缅甸一共有五个师团。这些部队包括隶属于第15军的第18师团、第33师团和第56师团，以及直属于方面军的第55师团、第5飞行师团。
日军对这些部队的配置如下：司令部配置在缅甸首都仰光，第5飞行师团分散配置在缅甸各个机场；第55师团负责南缅防务，部署于印缅交界线南端的港口阿吉普一带，警戒英军从海上发动登陆攻势或沿海岸东进攻击；第33师团负责中缅防务，部署在曼德勒以西地区，对抗英帕尔方向的英军；第56师团和第18师团均部署在北缅，警戒中国驻印远征军和云南方向部队的攻击。中国远征军发动反攻之后，日军干脆将北缅单独列为一个战区，成立了第33军直接指挥该地区的作战。此后，日军陆续增兵，到1945年，在缅甸方面军属下共计有九个师团又三个独立混成旅团，用于缅北的就有五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占其总兵力的一半以上。
从这个配置看，日军对缅甸的防卫重点为重西轻东，重北轻南，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如果发动自胡康河谷的反攻，地点正在缅甸的西北，恰恰是日军防卫的重点。
既然明知这是敌军防卫的重点，地形又如此不利于进攻，中国远征军为何不选择另一条路发动反攻呢？
这是远征军总指挥、中印缅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中将的决定。史迪威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他缺乏军事常识。事实上史迪威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他很清楚选择这条反攻路线的风险。察看当时的史料，似乎可以看到这位高个子将军决策背后的一丝无奈。
史迪威急于发动缅北反攻的原因，与麦克阿瑟在菲律宾浪漫的“I shall return”（我会回来）不同，有着更加现实的目的，那就是尽快打通中印公路，稳定中国战场，并通过这条路线提供装备、物资，重新武装中国军队，以期从东方发动对日军的反攻。
1943年的中国战场，牵制着日军29个师团的主力，世界很难想象中国如果倒下，将给反法西斯阵营带来怎样的灾难。要知道，美日在所罗门群岛的血战，把瓜达尔卡纳尔岛打成了“地狱岛”，把萨沃岛湾打成了“铁底湾”，日军出动的部队，也不过一个多师团而已！但是，作为一个农业国，中国军队的战斗，必须依靠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支持。大到飞机、汽车，小到望远镜的镜片，电台里的真空管，当时的中国，几乎都无法自己制造。在美国参战以后，这个“世界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也对中国打开了大门。然而，随着沿海港口的丧失，中国失去了海上的补给路线；苏日友好条约的签订，关死了西北方向的援助；滇缅、滇越路的中断，又让西南方向的援助无法入口。偌大的中国，只剩了一条飞跃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与外界保持着艰难的联系。高山，低压，剧烈的空气运动和日军飞机的拦截，使这条航线艰险异常，中美飞行员在这条航线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连中国防化兵事业的创始人李忍涛将军，都在这条航线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天气晴朗的时候，“驼峰航线”的飞行员们甚至可以用地面坠毁飞机闪光的铝片作为导航指示，可见损失之惨重。
因为太过艰险，驼峰航线的运力有限而且代价昂贵。即便盟国有心为中国提供更多的装备物资，也无法依靠这样一条空中路线。为此，史迪威下决心指挥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目的是打出一条直通印度的地面公路运输线，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中印公路”。
史迪威选择胡康河谷这条进攻路线，是因为没有其他路线可供选择。
胡康河谷图示
收复缅甸，其实有很多路可走，粗粗一看，即可以通过五条道路：
第一条路，从缅甸南部沿海登陆，直取首都仰光。
第二条路，从印缅边界南段，阿拉干山以南的阿吉普方面从西向东进攻，沿海边攻夺仰光。
第三条路，从印缅边界中段，阿拉干山以北的英帕尔方面从西向东进攻，攻击目标为缅甸古都曼德勒，在那里可以直接切断南缅和北缅日军的联系。
以上三条路线，大多是在道路宽阔、行进便捷的平原和高原地区，易于美式机械化装备的部队作战行动，同时人口稠密，物资也较为丰富。
另外两条路就艰难得多了。
第四条是从印度通过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攻取北缅中心密支那，而后南下曼德勒，将日军赶向南方。
第五条是从云南越过高黎贡山，收复滇西，再夺取旧滇缅路要隘腊戍，徐徐向西向南推进。
这两条路线，经过的地区都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而且人烟稀少，补给必须依靠自己。
美军“梅支队”军用地图（地名译文为笔者所加），上标有中国最后的对外联系通道——驼峰航线。
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路线图（地名译文为笔者所加），左侧箭头是史迪威指挥的驻印军，从西向东打；右侧箭头是从云南出击的中国第二期远征军，从东向西打。
野人山—胡康河谷是道路崎岖的地方，并不利于美械机械化部队的行进和展开。图为远征军翻车事故现场。
通过前三条路线，都容易直接威胁日军在缅甸控制的核心地域和主要交通线，或对日军形成切断进而围歼；而后两条路线即便成功，也更容易与日军打成“顶牛”，形成一进一退的局面而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问题出在英国人身上。英国人在缅甸的态度十分清楚，就是排斥其他任何大国进入这一地区，坚决等待战争结束后，日本“合情合理”地向大英帝国归还这块领地。因此，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染指缅甸，无论出于何等目的，都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个，罗斯福斡旋丘吉尔与蒋介石约定的，在缅甸南部岛屿登陆的作战计划，被一拖再拖，终于无疾而终。
可是，此时的英国，已经不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庞然大物了。两次世界大战耗干了英国人的心血，世界的天平已经向新兴的大国倾斜。在德黑兰会议上，人们形容丘吉尔先生在罗斯福与斯大林面前的地位，就仿佛“美国鹰和俄国熊之间的一头老瘦驴”（赫尔曼·沃克《战争与回忆》）。所以，面对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有求于人的英国人也不得不做出一点象征性的让步——史迪威将军可以发动反攻，但是他的路线只能局限于北缅。
第一次缅甸战役的时候，英国方面曾同意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全境作战，戴安澜将军死守的同古，就在仰光北面一点点，向南打出两百公里，就可以看到印度洋了。这个距离，也就和北京、天津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当时，在缅甸的华人给了远征军最大的支持，甚至在远征军失利败走野人山的时候，还有上万华侨坚定地追随祖国的军队撤退，宁可埋骨荒山，也不放弃。
史迪威等人在印度观看中国远征军的训练和演习
中美两国将领检阅远征军部队，右侧的美国将领是史迪威，左侧的两名中国将领是孙立人和罗卓英。
出师的中国远征军
大约是这种热情，让英国人感到了中国在缅甸的强大号召力。在发动反攻的第二次缅甸战役中，英方严格限制中国远征军的行进路线，试图尽量避免他们与缅甸普通民众的接触，以免给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造成问题。将中国远征军进攻的路线限制在人烟稀少的缅北，大概不无这方面的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只好无奈地选择了胡康河谷来发动这次进攻。
谈到从印度出征的中国远征军，史迪威的名字不能回避。作为这支数万名官兵组成的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并不是一个挂名的摆设，他有着真正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在当时乃至此后的中国，都堪称一件古怪的事情——把军队交给外国人来指挥，这几乎是一种近乎于卖国的行为。史迪威能够指挥中国驻印军，纯粹因为他手中握着的美援，他是中国实在不能得罪的。
不过，反攻开始以后，史迪威最终还是将指挥权还给了孙立人和廖耀湘两位中国将军，放手让他们指挥前线的作战。实战让他明白，指挥中国军队，最好还是中国人自己来干，否则再好的美国将军，无论是柏特诺还是梅里尔，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没法突破中西文化的高墙，把一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充分发挥出来。从结果来看，他这个选择堪称明智。
一个有指挥权却又并没有真正指挥每个战役的将军，一个在最后胜利之前黯然回国的美国人，史迪威的形象在不同人眼里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述。
在美国国内的舆论中，史迪威是一个“中国通”，一个现代的戈登，他一手培养出了一支当时无论训练还是装备，最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军队。同时他又是一个正直而勇敢的老兵，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而且富有进攻精神。在日军气焰最嚣张的时候，他指挥了对缅甸的反攻，并成功地打通了中印公路。他和中国将军孙立人的配合珠联璧合，孙在前方指挥战斗，史在后方提供支持，是远征军成功的基石。史迪威深受罗斯福总统的信任，在美国国会畅通无阻，这使得他在整个缅甸战役中是最财大气粗的一个。他的解职，纯属遭到东方国家一些小人的陷害，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
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无论1949年前还是1949年后，对史迪威的好感都十分有限。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将史迪威描述成一个傲慢的美国佬，一个企图利用美援杠杆夺取中国主权的阴谋家。他在无法迫使蒋介石交权的时候，甚至组织中国军官试图通过政变的方式直接把“花生米”（史迪威给蒋介石的外号）干掉！最终，在中国人的联合抵制下，正义得到伸张，这个比敌人还可怕的盟友终于被赶走了。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逃之后，人们不再讨论史迪威试图干掉蒋介石正确与否，但依然津津乐道于远征军里中国军官为“捍卫民族气节”，和史迪威等无礼的美国佬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办公室中的史迪威。真实的情况是这个“醋性子乔”生性活跃，从来不愿意坐办公室，总是穿上一身士兵的服装到前线走来走去。这好像是史迪威唯一一张在办公室的照片。
史迪威和他的爱将梅里尔。梅里尔准将是美军特种部队——加拉哈特空降旅的指挥官，功勋卓著；但要他代替中国将领指挥中国军队，也同样不可思议。
著名的一张照片：蒋介石夫妇与他们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明明是谈笑风生的三个人，根本看不出其中的两个男人都恨不得要了对方的性命。所谓包装，看来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
事实上，在中印缅战区的上层，乔治·史迪威是个很少有人喜欢的“醋性子乔”。英国人不喜欢他，甚至面对试图打开中印公路的计划，本应受益最多的蒋介石似乎也有些冷淡。
美国参战以后，在华的日军部队很多被调往太平洋战场。从1940年到1943年，尽管日军在敌后战场对八路军发动了多次猛烈攻势，给太行、冀中等敌后根据地造成巨大损失，但正面战场的各条战线上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减少，抗战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相持阶段。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对发动积极的反攻兴趣不大。这一点，他与英国人在缅甸的思路相似，都有“等”胜利的嫌疑。
不能不说蒋介石的思路有一定道理，他深知日军的战斗力和自己部下的弱点。即便装备了美式武器，反攻也不是那样好打的。既然依靠美国最后总会打胜，又何必付出巨大的代价呢。如果中印公路打通，对日的反攻就无法回避；如果中印公路打不通，蒋介石大元帅有充分的理由和日军继续“对峙”。1944年滇西反攻，中国军队惨重的损失似乎也在反证蒋介石思路的正确。然而，1944年日军出其不意的大规模反攻，给装备训练都落后的国民党军造成了巨大损失，史称“豫湘桂大溃败”，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重庆一片恐慌。假如中印公路早日打通，国民党军或许远不会败得那样惨。如果把意义放得再远一点，很多原来对国民党较有期待的人士，正是因为这次大溃败丧失了对它最后的信心，而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
这时候再抱怨日军没有默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唯一的教训是：有实力，才有的选择，战场上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刀把子放在别人手里。
当说谁都不喜欢史迪威的时候，其实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群体——远征军的将士们。当史迪威指挥部队发动反攻的时候，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并不是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而是在印度的几万名普通中国官兵。
他们大多不懂政治，即便懂，也往往幼稚得可笑。他们支持史迪威，并不是因为亲美，而只是因为，他给了弟兄们一个回家的希望。
为了这个希望，他们可以奋战至死。难怪史迪威称呼这些战士，总是用一个句子：“我的孩子们——”
对史迪威在远征军中到底是怎样的角色，作者思前想后，觉得唯有英语中的“Old Father”（老爸爸）最为贴切。
美国工程兵准将皮克是修建中印公路的功臣。这位技术娴熟、善于管理的将军一向没有架子，平时就和中国、美国工兵部队的普通士兵打成一片，因此深得军心。
图为美国利用《租借法案》转交给中国的航空炸弹，其财大气粗可见一斑。
在只剩一条驼峰航线与外界联系的情况下，上层或有观望和种种考量，但普通的中国战士依然在艰苦奋战。
中国远征军士兵在印度的美军医院就诊
英语中的“老爸爸”，是部队里对那些脾气暴烈却爱兵如子的将领的昵称。他们会踢着你的屁股冲锋，但又会为每一个士兵准备从丰盛的早餐到避孕套所有的装备。美国陆军名将巴顿、霍兰德·史密斯、海军登陆战专家特纳，都曾被冠以这样的称呼。
又是“中国通”和老兵，又是帝国主义阴谋家，又是“老爸爸”，哪一个是史迪威真实的形象？也许，哪个都是，哪个又都不是。
史迪威确定了反攻缅甸战役的战略方向，并为每一个战役下定决心。但是，他对远征军更大的贡献，则是在后勤方面。
1943年，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装备比美国军队还好。这是因为，史迪威一次就从美国给中国驻印远征军运来了按照美军标准三个师的装备。但在印度的中国军队，当时只有新38师和新22师两个师。“贪婪”的孙立人和廖耀湘毫不客气地瓜分了三个师的装备，结果就是美军当时每个师只装备两个榴弹炮营，而孙、廖两师，每师却装备三个。
史迪威对此不但不制止，反而有些洋洋自得。在史迪威的努力下，远征军的新兵都不是立即补上前线的，他们要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训练才可以投入战场，以至于战争后期从重庆飞到印度的青年军，大多还在训练，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远征军所需要的装备，完全按照美国军队的方式进行补给。
远征军老兵张克仁回忆，在印度进行的训练中，有一个细节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都有练习卧倒的科目，但中国军队的老兵倒地总是先调整一下姿势，让人先着地，枪后着地。美方顾问对此进行了纠正——不要管枪，如果砸坏了换一支就是，人是最重要的。
在缅甸前线，盟军采用飞机运送伤员，无论中国、美国还是英国士兵，都享受同样的待遇。
在史迪威的努力下，在印度为中国远征军伤员开办了军医院，这是医院员工合影，其中有美国人、印度人、中国人，还有缅甸人。医院大部分护士都是缅甸的女孩子，远征军的中国士兵对她们的殷勤和周到印象深刻，也成就了不少后来的跨国婚姻。
同时，远征军受伤的战士，通常都是被立即用飞机运往印度进行治疗。这样的做法，让远征军官兵的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也极大地提高了远征军的士气。张发奎将军曾记录在九江战役中，战死的士兵被丢弃在阵地上，负伤的士兵无人去管。士兵们一边听着袍泽无助的呼救，一边看着他们的残躯在自己身边翻滚，怎么可能还会拼命打仗？
在远征军的反攻中，史迪威做的最出色的一件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满足了前线部队的补给需要。每当中国军队向前攻到一个新的据点，中美混合工兵部队就会跟着把路修过去。美军工兵司令皮克准将是修筑过密苏里水坝的工程专家，他给中国战友的承诺是：我离你的路程，永远不超过一天。他做到了。同时，史迪威还大批调动飞机空投解决中国军队的补给问题。
而据日军回忆，在胡康河谷的战斗中，输给中国军队，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补给。
陈鸣人的一个第112团在胡康河谷谷口，拉开一字长蛇阵大战两个联队的日军，后续部队足足等了两个月才跟上来。这一来是因为部队要翻越野人山才能进入新平洋周围的战场，1943年底，野人山一带意外地多雨，人员和装备行动十分困难；二来，则是因为在上层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扯皮。
扯皮的原因是当时的远征军参谋长柏特诺固执地认为陈鸣人怯战，认为他当前的敌人不可能超过一个大队。可能出于用人不疑的考虑，史迪威站在柏特诺一边。但是，搜索营在临滨附近的战斗中，发现日军居然升起充气飞艇来为炮兵指示目标，这绝不是一个大队日军所能拥有的装备。所以孙立人坚决地支持前线部队的判断，要求大部队立即增援上去。
美军方面认为，日军虽然有一个师团在前面拦路，但主要部署在胡康—孟拱河谷后方的孟拱一带，现在雨季未完，日军无法快速从孟拱方向把大部队开到新平洋。显然，美国人是按照自己打仗的方式来计算日军行动的。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同样惊呼日本兵似乎依靠空气、树叶和水就能无休止地作战，这和美国兵带着从军毯到避孕套全副装备上战场的概念大不相同。中方军官则试图依据到手的情报说服对方。根据潘德辉送来的情报，日军在胡康谷口放了三个联队——第55、第56步兵联队，第18炮兵联队。第55联队和第18炮兵联队的指挥部设在分割南北两路的万塔格山麓之于邦镇，第56联队设司令部于大龙河岸边的太白家。战斗重点在北线，因为北线道路宽阔，修路后可以通行车辆坦克。日军第55、第56步兵联队，第18炮兵联队的指挥部都在这里。南线日军兵力较少，以第55步兵联队冈田大队为主。
双方的口水大战持续许久，这时传来了第112团第三营陈耐寒营长阵亡的消息。
固执的史迪威并非不肯认错的人。他只是太有优越感，对中国的军官和情报同样不肯信任。陈耐寒营长的阵亡，让史迪威冷静了一些。他采取的行动是，亲自到前沿看一看。
远征军的战车上搭载着头戴英国式钢盔的中国步兵，与各国的政要们相比，他们才是对反攻最为热切的支持者。
到拉加苏前线视察的结果，是史迪威接受了孙立人的判断。他一面通过空投物资增援前线的中国部队，保持他们的战斗力；一面迅速集结部队，集中物资，将新38师和新22师全部投入到反攻中去。
这时，在前线双方的战斗，基本集中在两个点上，北面入口的“李家寨”，和南面入口的拉加苏。“李家寨”守军是从临滨被日军压回来的第一营残部。这里本来没有村寨，只是一片茂密的榕树林，因为守在这里的指挥官是第一营连长李克己，所以被戏称为“李家寨”。这里曾遭到日军疯狂的攻击，都被中国军队用密集的弹雨打退，日军称，“敌人巧妙地在密林中构筑了阵地，并用优势迫击炮进行阻击。我军无法取得进展，陷入胶着状态。”
由于及时的空投补给，“李家寨”的守军粮弹充足，日军的围困没有效果。
而拉加苏方面，负责防守的是第三营。虽然陈耐寒营长在战斗中阵亡，但要日军拿下这个阵地，同样一筹莫展。
而这个时候，日军的补给却由于战线太长，出现了巨大的困难。
日军回忆，当时的补给运到前线，首先要用铁道运到胡康河谷出口的孟拱，然后用卡车运到孟关。此后，简易公路就无法通行了，只能使用大象和独木舟运送。由于日军失去了制空权，所有这些，都要在夜间进行。
以某一日为例，日军第55联队一个大队的全部补给品如下——“大米两袋，岩盐一袋，手榴弹八十，生大蒜一袋，发酵后制作的豆制品一大盒，还有路上运输兵打死的两只猴子……”
这时的中国远征军呢？每天，中国方面由战斗机护航的运输飞机就在日军眼前投下充足的弹药、食品、医药，饥肠辘辘的日军个个“除了咬牙切齿以外，毫无办法”。
井上咸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拉加苏之战中的一个小插曲，正是关于补给的，双方的胜负，也许关键就在这里。
井上咸大尉所属的步兵第55联队第三大队在南线围攻拉加苏。
拉加苏一战，从1943年11月1日中国军队攻占拉加苏，一直到1944年1月下旬日军留守的福田秀良分遣队逃走为止，打了三个月。
这里的兵力，包括第55联队冈田第三大队，长桥中佐的纳卡地区特遣队残部，长尾大尉的预备兵第一补充队，总兵力近2000人。根据王楚英的《缅甸作战中的史迪威将军》，发现此战在拉加苏的中国军队，只有第112团第三营。
这段插曲就发生在日军围攻拉加苏的战斗中。
说起来，拉加苏能守三个多月，中日双方可以说都感到有些惊奇。和中国军队交手的第18师团可是日军的王牌，从杭州打到广州，从马来亚打到新加坡，军中全是老兵，精通丛林作战，号称“百战百胜”。中国远征军毕竟也是人，能顶得住这支日军的疯狂攻击，如果没有点儿特殊原因是不正常的。
这个特殊原因，一方面如前所述，中方的战斗力确实强，作战凶猛顽强，美军提供的空降补给也十分及时。另一方面日军自己也有问题，第18师团的司令部，包括它的补给部队——辎重第12联队都在胡康河谷另一端的孟关，距离拉加苏七十公里，因为山道崎岖实际上到前线要走三百公里，所以日军的补给线拉得太长，造成前线供应不足，使日军战斗力不能充分发挥。
但是，再怎么样，打了一个多月以后日军还是撑不住了，他们疑惑的是：这守拉加苏的是中国人吗？在中国大陆最能守的城市衡阳，也不过守了47天，那守军是整整一个第10军呢，怎么会这么小的一个阵地竟打不下来？
于是，12月，第55联队的联队长山崎大佐（有资料为丸山房信大佐，这是不确切的，丸山的第114联队是18师团的总预备队，当时在密支那，不可能到拉加苏）亲自带着联队旗和援兵到前线督战来了，按照日军惯例发扬精神力量，鼓励士兵组成敢死队发动决死攻击。14日，日军发动决死夜袭，敢死队队长是第7中队中队长玉城中尉（战死后特晋大尉）。这位平时喜欢唱戏自娱的联队长还给敢死队唱了一段“元禄快举”（即日本武士大石良雄袭击吉良侯的传奇）的浪曲鼓舞士气。
远征军战士在丛林中与日军交战，敌军就在100米内，从火力上来说，缅甸战场上中国军队对日军有压倒的优势。
不幸的是，由于日军工兵部队未能有效配合，这次夜袭在中国军队厚密的迫击炮和准确的近战火力面前还是失败了，死伤了47名敢死队员。这次突击，不少日军都抱着打破中国军队阵地，进去大吃一场的念头的。
可惜，攻击还是失败了，井上咸回忆很多敢死队员难过万分。这倒不是因为失败，原来，在战斗开始之前，日军给每个突击队员都发了两天的食粮配给，负责补给的林田义弘中尉反复交待：不要一下都吃了啊，不然明天就没有了啊。
不过，大多数敢死队员还是把两天的配给都吃掉了。一来，每天的配给不过是一个饭团而已，冲锋之前不多吃一点实在冲不上去；二来，很多士兵说：“中国兵的炮弹那么多，谁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命呢？”结果等败下阵来，那些“不幸”没有战死的敢死队员才发现，自己居然要饿上整整一天才能得到新的食物，有些日本兵不禁后悔地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有人跑来报告，说此战并非一无所获，还是攻占了中国军队阵地的一角，那里有粮食，就是……
还有什么就是？！饿疯了的日本兵蜂拥而去，到了那里却目瞪口呆。
原来，攻占的中国军队阵地，是战地厕所的所在地。由于一年时间的美式训练，这支中国军队的土工作业非常出色，地堡战壕建造十分迅速，而且交叉火力设计科学合理，仓库、隐蔽部、野战医院等阵地设施也非常齐备。文明化的中国兵还修有战地厕所，这是地面上挖好的壕沟，周围还略有遮蔽，在包围圈中很有利于卫生。大概因为这些见识，后来新一军到东北打仗的时候，当地纷纷传说该军全是大学生。
不过，厕所就是厕所，里面自然是黄白之物，美国牛肉罐头中的蛋白质加上中国农家出身士兵旺盛的消化能力，使这一片地方猖狂地弥漫着类似硫化氢的味道。
就在这里，地上居然有人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行中国字：“日本兵，你饿吗？那就吃吧。”
吃？再饿也不会有人吃这个吧？
看来中国兵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中国兵把来不及带走的大米都倒在了池中的粪尿里。井上咸大尉回忆，这些米，在黄澄澄的粪便上，闪着点点白色的光。
……
怎么办？没有什么怎么办！有饿极了的日本兵已经扑了上去，捞起粪尿中的大米，在旁边的河水中洗一洗，捏成个团团，就嚼吃起来。
其他的人立刻被这种气氛带动，疯狂地争抢起来……
井上咸大尉写道：“那种情景，是今天饱食终日的人无法想象的。”
第四章 拉加苏之三
虽然拉加苏之战中方被围部队守住了阵地，但因为敌众我寡，对方又有重武器，损失也很大。陷入数倍敌军的重围中苦战，决不是事后看来那样轻松和豪情万丈。被包围在“李家寨”和拉加苏的中国远征军官兵们，经历的是和任何包围圈中一样的紧张、恐惧和忧虑。他们并不知道日军已经被他们打得饥疲沮丧，只知道围攻自己的敌军不断在增加。他们的防线在四面八方，任何一个点被敌军突破，结果都不堪设想。日军虽然在火力上无法压倒远征军，但在丛林中到处部署着精锐的狙击手，这些狙击手准确的火力强烈阻碍着中国军队任何突围和联络的努力。日军的狙击手通常都是将自己绑在离地十几米的树叶丛中，看到中国官兵在下面走动，就会开枪射击。最初的战斗中，中国官兵往往被击中还根本不知道敌人是从哪里开的枪。
日军爬上树顶观察中国军队的动静，缅北的密林为日军侦查人员和狙击兵提供了便利。
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步枪膛线缠距小，子弹弹头长，是当时世界各国装备步枪中远距离射击精度最高的。
由于国民党部队中军官行动时经常前呼后拥，日军狙击手因此专打远征军的下层指挥官。在新平洋作战期间，第112团的尉官中，死在日军狙击手枪下的就包括连长赵振华、江晓垣，排长刘治等。按照远征军老兵的回忆，日军狙击兵枪法极好，专打我军军官的头部，令人毛骨悚然。
因此，远征军将士对这些日军狙击手深恶痛绝，一旦发现，常用炮火将其栖身的大树连根拔起，吊在树上无法躲避的日军狙击手便落地活活摔死。
这些日军狙击兵十分顽强，有些在主力被打散后依然留在中国军队背后游击。1944年底，从兰姆伽出发到战场实习的青年军军官，曾在拉加苏附近丛林中发现一名日军狙击兵并将其俘虏。其时，此人并未进行任何反抗，包围他的时候，中国兵们发现这名日军骨瘦如柴，身患严重的疟疾，已经无力行动，只有眼睑还能颤动，表明他仍然活着，但这个日本兵当时竟然保持着据枪准备射击的姿势，枪中的子弹已经上膛。此时，距拉加苏之战结束，已经足有十个月了！
按照日军记载，中方在拉加苏战死的最高军官——远征军第112团第三营陈耐寒营长，是在1943年圣诞夜那天阵亡的，死亡原因让人哭笑不得：围攻拉加苏的日军炮兵指挥官森山大尉是个在德国留学过的洋派军官，很在乎这个西洋节日。他们的弹药不足，但圣诞夜的时候还是决定朝中国军队的阵地打一阵排炮，作为节日的“祝炮”。出人意料的是，这一阵排炮却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还击。在拉加苏一带的战斗中，遇到日军的挑战，空中补给充裕的远征军总是毫不吝惜地朝日军倾泻炮弹。事后，日军侦察的结果是由于日军已经许久没有炮击，拉加苏的中国军队有点儿松懈，这一阵排炮正好落在几名在前沿观察日军动向的军官中间，其中就有阵地上的最高指挥官陈耐寒营长。
日军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说法：当时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正在拉加苏视察，也差点儿被这阵排炮击毙。
于邦和腰班卡之间被击毙的日军狙击手
这些说法有点牵强附会，从未被中方证实。中方记载陈耐寒营长的确在这一天阵亡，但死于日军掷弹筒的攻击。然而，日军的说法中有一点是正确的：在拉加苏战斗正酣的时候，史迪威的确曾到前线视察，不过，这个时间要比陈耐寒营长的阵亡早得多。11月上旬，由于第112团在新平洋一带战事紧张，孙立人等中方将领认为前线日军兵力雄厚，主力已出，力主全军出击。但远征军参谋长柏特诺坚持日军只有少量人员，中国前线指挥官无能怯战，双方才打成胶着，拒绝增兵支援，并责令第112团继续“掩护工兵的筑路工程”。一时双方争执不下。
在我国现存的反映早期远征军的资料中，参谋长柏特诺形象不佳，简直就是刚愎自用外加无能的典型，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威信不惜混淆是非的小人。其实，随着近年来历史摆脱了各种无形羁绊，一些远征军老兵留下的最新回忆表明，柏特诺实际上并非这样令人厌恶。他在主持远征军训练时工作认真，而且很体谅和尊重中国士兵（远征军中的美军军官似乎都能和中国士兵相处较好，却经常与中国军官发生激烈冲突，其原因至今难以完全说清，大体上并不是美国人有多么好，而是那些国民党军官对士兵们太过糟糕了）。在训练中柏特诺曾反复强调不要担心损坏武器：“一支枪在美国的生产线上，只要几分钟就造好了。”这位参谋长的话直到几十年后仍为许多中国远征军老兵所记得，因为柏特诺的话第一次让他们认识到了什么叫做工业国家的生产力，在这之前他们受的教育都是：“为什么你的枪丢了，但是脑袋还在？”
缅北战场上的史迪威。他经常这样背着一支枪，只带一个警卫就在前线走来走去，以获得最真实的前线情况。日军狙击手从来没有找上他，可能觉得他太不像个军官了吧。
事实上进军缅北的远征军，武器供应的确非常充足。这多少养成了一些官兵大手大脚的习惯。在胡康河谷之战中，曾有远征军把负伤战友的武器带回，无处可以上缴只能扔掉的事情。在战斗中美军后勤非常出色，根本不在乎用多少炮弹，损坏几支枪，就是丢辆卡车也不当回事儿。倒是对日本兵扔下的东西，哪怕一听罐头也会花重金买来当纪念品。结果，中国兵发现，每次打败日军，跟在后面负责巩固战线的英属印度兵就会冒着踩地雷的风险疯狂向前，令刚才还在嘲笑他们只会趴在地上等待的中国兵目瞪口呆。他们迅速进入刚被攻占的日军阵地，把里面从牙缸到刺刀一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横扫一空。转眼印度兵们就会将这些“破烂儿”高价倒卖给后面的美国工兵，要是能弄到一个日军钢盔，那几乎可以发一笔横财。远征军的中国士兵们很快学会了这种倒卖的业务，甚至发明了用印度门帘布伪造日军膏药旗的手艺，估计今天那些美国兵后裔收藏的祖辈征战纪念品，还有不少是当年中国兵制造的赝品吧。
远征军少年战士，若是看他身上的日军装备，也可以发横财了。
柏特诺让一些中国军官不满，主要就是因为这次关于日军兵力的争执。出击新平洋的时候，柏特诺代理远征军的指挥，由于他固执不派援军，前线的陈鸣人团长不得不和几倍于我的敌军死打硬拼，遭受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由于这个原因，中方将领对柏特诺都有些反感。不过，这更像是一种工作上的矛盾，双方关系并非如一些远征军将领报告中那样矛盾尖锐，他们这样写，多半是为了给国内的蒋介石看的，以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和美国人穿一条裤子。
在那样一个半封建的国家担任军人，可不仅仅是会打仗就行，没有一点政治头脑恐怕是混不下去的。
不过，柏特诺之所以这样固执，也不能全怪他，实在与他的军人生涯有关。柏特诺自己是炮兵出身，熟悉美军炮兵运作。不过他也只熟悉美军，并没有和日军作过战，这成了他做出判断的致命问题。当他听到第112团报告日军在前线用猛烈炮火攻击中国军队，直觉就是这属于谎言。在胡康河谷中日军有一条简易公路，但飞机侦察表明这条路在雨季中被损毁得很厉害，难以承担运输大炮的任务。同时，根据这条路时断时续的情况，柏特诺认为日军连向前线运送粮食都很难保障，如果在前线有大炮，又如何提供给它们充足的弹药呢？当然，日军也不可能在前线投入大量兵力，因为日军那样大概会把自己的士兵饿死的。史迪威中将的儿子小乔·史迪威上尉也在缅北远征军中任职，他回忆当时柏特诺曾以此为据，与史迪威争得“面红耳赤”，看来并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而是真的认为判断没有错误。争论的结果，步兵出身的史迪威还是选择相信柏特诺的判断。
柏特诺将军确实没想到日军在前线的确有人饿死。日军作战一贯轻视后勤，很多时候前线日军根本没有粮食吃，而官兵也习以为常，会依靠掳掠和任何周围的物资维持生存。九江战役中，张发奎将军将日军波田旅团狠狠顶了三天，进攻的日军就靠盐水泡桃树叶当食物硬是撑了三天。美国陆军名将麦克阿瑟形容在新几内亚和他作战的日军时说：“他们仿佛依靠空气、水和树叶，就能无休止地战斗下去……”当然，所谓无休止也不是没有限界的，日军只是较为顽强罢了。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很多战场都吃了后勤的亏，包括在此后一年间的印缅战场。
史迪威也确实有点儿不大信任中国方面的报告。要是相信孙立人的说法，那前线日军不仅有第55、第56两个步兵联队，还有一个山炮大队！由于他在重庆看惯了蒋介石麾下一些委靡不振的部队，在他看来就算有很好的装备，中国军一个团也没法顶住日军这么多兵力。史迪威这样想不是没有道理，菲律宾战役麦克阿瑟手下共有美菲军13万，装备精良，光飞机就有两百多架，照样顶不住日军兵力不到四个师团的第14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中11万菲军根本没有斗志。所以1943年底的时候，美军上下对亚洲盟友的战斗力都依然持怀疑态度。
其实，陈鸣人能够顶下来，的确是一个奇迹。12月14日，新38师第114团的先头部队才到达“李家寨”外围，这之前，他一个团对日军两个半联队，居然整整顶了45天！
要知道抗战中守城时间最长的衡阳保卫战，也不过打了47天。
远征军的阵地攻防对抗训练，这些训练付出的汗水，在缅甸丛林中结出了硕果。
如果按照陈鸣人等军官的说法，他们能够支撑下来，是因为孙立人将军在兰姆伽训练中，灌输给新38师官兵们的三条信念。这三条信念也成为新一军在缅北战场征战中的信条：“相信自己经过努力一定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陷入困境时，相信上级一定会来救援和帮助；面临危险时，相信本师友军一定会尽力前来营救。”
这是一个非常闪亮的，也让我们信服的回答。孙立人将军显然也为部下的忠诚而自豪，在到达台湾后将其写入了自己所著的练兵手册中。
但是，有一个可能被将领们忽略的事情。死死坚持这45天的，是那些最普通的中国士兵们。如孙立人将军那样的信条，也曾经在其他中国军队的军官中被信服的，但战场结果却大不一样。例如，张学良将军指挥的东北军，经过父子两代数十年经营，也有一个类似新一军的军官团。东北军在陕北和红军连续交手三次，三次大败，但他部下的高级军官堪称忠诚。第一仗劳山之战，第110师被歼，师长和参谋长双双战死；第二仗榆林桥之战，团长高福源负伤被俘，徐海东军团长因为他打得凶狠顽强竟然不相信能在活人里找到他；第三仗直罗镇一交手打垮了东北军两个团，东北军两个团长一个阵亡，一个自杀；第105师全军覆没的时候，师长牛元峰也自杀殉职。这么多忠诚的军官，怎么照样打败仗呢？榆林桥战役高团长2100名部下投降的达到1800名，而胡康谷口这一战，第112团唯一被俘的，只有一名美军顾问。看看这一点，答案也就有了。
图为缅北战场的野战医院。和日军的作战中，远征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不得人心的内战战场上，东北军的军官们对团队再忠诚，再信任，也没法改变士兵们的厌战。军心似箭，在缅甸的战场上，一旦中国人开始了回家的脚步，即便枪林弹雨也无法让他们再后退回去。远征军的军官们要打回故国，“归来夹道万人看，朵朵鲜花掷马前”，远征军的普通战士们同样要打回故国，那里有他们衰老的爹和娘，有满山遍野的大豆和高粱。
上下同欲者胜。想来，这就是新平洋之战与陕北之战结果不同最重要的原因。
相信柏特诺的判断，史迪威自然要压制中国将领。他站在完全支持柏特诺的立场上，和中国将军们大吵一场。在史迪威眼里，至少到这个时候仍然对中国高级军官非常不信任，认为他们基本都是无能的贪污分子，根本就不相信他们的军事才能——唯一的例外是孙立人，这个毫无谄媚的将军经常对着史迪威用英语厉声争辩，而史迪威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将军理解自己的意图则用中文大喊大叫，构成了远征军司令部的一个奇景。
不过，正是这个孙立人很快拿出了更为可靠的证据支持中方的结论：11月13日，前线部队击毙一名日军军官，缴获了他携带的背囊，其中的文件证明，当面日军番号与中国军队的判断完全符合，还要多一个工兵大队。
日军是不可能专门弄这样一个假情报来帮孙立人吵架的。这个时候史迪威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将领的样子。随着孙立人拿出有利的证据，史迪威立即重新思考自己的结论。他的结论是：我到前线去，到拉加苏（“李家寨”已经被包围，进不去）自己去看。
这一点，史迪威就强过柏特诺许多，柏特诺和孙立人吵了十几天，也没有想到上前线去看看。
孙立人也没上前线去看，他忙着跟柏特诺吵架呢。但是，他11月10日一接到陈鸣人报告，说在临滨附近和日军交战，日军居然升起一只艇型气球来指挥炮兵作战，孙立即觉得情况不对：这是日军炮兵只有大队以上级别部队，才会使用的炮兵指挥装备啊。
日军炮兵用于指示目标的气球，曾用于新平洋前线。
史迪威没有记下自己到拉加苏的时间，但以他雷厉风行的特点，应该不晚于11月下旬。看到实情的史迪威随即下令远征军全军东进，支援第112团的作战。远征军的归国之战，终于从前哨战发展成了全线反击。
此时的远征军驻印度部队，力量已经得到较好的补充。从缅甸撤退到印度的原杜聿明部不过万人，编为两个师尚不满员。从1943年起，中国不断从国内派遣部队，飞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补充远征军部队。从史迪威的角度来说，他很看重自己“中印缅战区参谋长”的位置，时刻期待着督促中国军队从大陆反攻日本。史迪威认为，如果用中国的两百个师发动这样一个反攻，可以让日本腹背受敌，承担至少一半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作战压力。但是，史迪威也明白，如果没有充足的外来补给，以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条件和工业水平，根本没有力量发动反攻。所以，他推动美国国会不惜血本出资充实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为其提供精良的武器和物资，以便尽快打通中印公路，将外援物资运进中国。而从蒋介石的角度，他认为可以依靠美援武装和训练，为自己建立一支精锐的军队。这等快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国民政府也对此大开绿灯。
唯一对此不满的是英国人，他们既不愿意在大不列颠的殖民地印度出现一支不受自己指挥的强大军队，也不愿意中国人成功地收复整个或部分缅甸，因为那等于是让这个未来的大国把手伸进了英国人的禁脔。
不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强硬立场让他们不得不后退。因为，此时衰落的英国也是要吃美国饭的。
唯一没有想得那样功利的是参加远征军的中国青年，他们大多是中国当时最珍贵的有知识的年轻人。国家破碎，山河飘零，现代而富有朝气的远征军似乎成了一个凝聚民族复兴希望的代号。在他们身后支持的，是他们的师长们。西南联大甚至规定，高年级的学生参加远征军，军旅生涯也算入学分。校长梅贻琦把1100多名弟子送上了战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儿子。
不过，也从来未听记者朋友谈到过有任何一个接受采访的远征军老兵，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当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战场，是期待用鲜血洗净“九一八”以来中国人的耻辱，此心，60年不曾改变。
因此，到史迪威发动全面反攻的时候，在印度的远征军已经增加到三个师，即孙立人的新38师、廖耀湘的新22师，以及胡素的新30师。史迪威其实早就制定过全面反攻的计划，不过现在缅北的大雨和正在修筑的道路，不允许他如计划那样迅速将三个师兵力全部投入前线，他只能先将新6138师投入战斗，然后是新22师，最后是新30师。
饶是如此，按照远征军作战执行的美式条例，新38师出击之前，必须准备好一个整师在丛林战中所需要的给养，这也是柏特诺此前坚持不迅速派出援兵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给养准备完毕，将这些战士和他们的物资运送到前线，翻越泥泞的野人山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1月22日，日军一部绕过“李家寨”，奇袭第112团团部，团部直属部队苦战不支，陈鸣人团长亲自率队突围，终于杀出敌阵。所幸第112团部队训练有素，迅速重建团部阵地，稳住了阵脚，但这个消息让史迪威理解了前线面临崩溃的危险。
史迪威和孙立人商量后，决定首先调动第114团轻装前进，赶到新平洋增援。他们只携带一个基数的弹药，其余物资一律通过空投补充。
1943年11月底，第114团开赴前线增援新平洋守军。
12月14日，第114团部队抵达前线，第112团的危机得到缓解。
12月22日，孙立人本人到达前线，在“李家寨”附近建立指挥所，亲自指挥反击战斗。随同他到达前线的，还有新38师整整一个炮兵营的M1式75毫米榴弹炮。
远征军官兵闻讯欢呼雀跃，他们预感到打破胡康河谷谷口的对峙僵局，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至此，我们所描述的战斗，仅仅限于胡康河谷西口的一个局部战场。假如此时我们能够乘坐一艘神州飞船飞越缅北上空，就会发现这个战场，只是整个战局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如同棋盘上的一个点。
却是极为关键的一点。
那么，在这个完整的大棋盘上，双方的棋手又是在怎样布局呢？
原日军缅甸方面军参谋嘉悦博回忆了当时日军的布阵。1943年夏，在缅甸的日军方面军共指挥有四个师团，分别为第15军所属的第18、第33和第56师团，以及直属方面军的第55师团。这时日军的部署为：
第18师团在缅北西部，假想敌为驻扎在雷多的远征军驻印军，防卫重点为胡康河谷，并在后方建立孟拱、密支那两主要支撑点。
第33师团在中缅西部，假想敌为驻扎英帕尔的英国第4军团四个师。防卫重点为阿拉干山北段的印缅边界，后方为曼德勒。
第55师团在南缅西部，假想敌为阿吉普方面英印军三个师，防卫重点为阿拉干山南段的印缅边界，后方为仰光。
第56师团驻扎在滇西中国境内，假想敌为惠通桥以东中国军队十个师，防卫重点为松山、龙陵一线，后方为腾越。
方面军总部驻扎仰光。此时日军战略以稳定控制缅甸为主，因此各部基本采取守势。
当驻印军开始反攻的时候，日军正在向缅甸增兵。陆续到达的新兵力为五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并武装了昂山将军指挥的“缅甸独立军”，辅助日军作战。
到达缅甸的还有一支奇怪的部队，那就是印度独立中的传奇人物钱德拉·鲍斯指挥的“印度国民军”。日军增兵缅甸，和他有直接的关系。按照日军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的建议，驻缅日军将与钱德拉·鲍斯合作，在1944年春季发动对印度的攻击。
钱德拉·鲍斯和甘地亦师亦友，终生为印度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虽然因为观点激进最终被甘地开除出国大党，但他和昂山将军一样，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坚定性上无可指责。因此，他的头像至今悬挂在印度国会议事堂前，与甘地、尼赫鲁并列。印度历史学家中颇有人认为，钱德拉·鲍斯的生涯中唯一的污点，就是他晚年和德日法西斯的合作。钱德拉·鲍斯力主联合日军武装驱逐在印度的英国殖民势力。这件事若中国人来看道理十分简单，即便不论与法西斯合作的人道主义问题，哪怕和日军一起打败英国人，也不过是个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事情，对印度来说又怎么能是好事儿呢？
钱德拉·鲍斯1941年到达德国，1943年乘坐德国潜艇前往日本，并与日本合作建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极力鼓动日军支持他建立武装力量和攻击印度本土。不过他手中的印度国民军，不过是由新加坡投降的英印军中战俘改编，战斗力很弱，数量也不足，所以，主要作战还是要由日军完成。这一想法，与日军中“猪突派”的领袖牟田口一拍即合。嘉悦博回忆，曾亲眼见到牟田口中将在1943年6月会见缅甸方面军司令河边正三时，曾为了说服河边支持进攻印度而痛哭流涕。
尽管1943年末的日军在整个战局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牟田口的计划还是得到了好大喜功的日军大本营的支持。日军寄希望于钱德拉·鲍斯在印度起到和汪精卫在中国一样的强大作用，可以造成印度大规模的内部起义。不幸，日军并不知道，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曾与甘地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并达成共识——中印共同合作，为打倒法西斯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内由于甘地的影响远远高于钱德拉·鲍斯，日方期待的大起义纯粹是纸上谈兵。
就在日军准备这一战役时，突然传来中国军队反攻缅北的消息。其实，这对日军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1943年7月，在日军缅甸方面军的兵棋推演中，就考虑到了驻印军反攻缅北的动向，并计划以第18师团打退中国远征军的进攻。日军的预期是这次反攻将在11月中旬开始。所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超过想象，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人称“顽强的田中”，也开始对军司令官叫苦，使日军不得不重新审视战场的局势。
牟田口在日军中以顽固著称，又是首相东条英机宠信的将领，所以，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日军大本营在1944年1月还是批准了他提出的“乌号会战计划”。
缅北日军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钱德拉·鲍斯（前排右一、右二）等，在英帕尔作战预备会议中的合影。
所谓“乌号作战计划”，是日军进攻缅甸的作战方案。日军计划以第15、第31、第33三个师团外加航空师团主力从阿拉干山以北攻入印度，夺取英国第4军团控制的英帕尔，作为钱德拉·鲍斯在印度境内的落脚点，并以此为根据地继续控制周围地区，将战火引入印度境内；计划将第53师团作为预备队，放置在后方的曼德勒；对于中国军队在缅北的进攻，日军将为第18师团提供足够的补充兵力，以其为主力在胡康河谷一线实施防御作战，阻击远征军从印度的进攻；以第56师团防卫滇西，阻止重庆方面的反攻。这两个师团，必须保证英帕尔作战的右侧面安全。与此同时，第54、55师团控制于阿吉普方面，保卫英帕尔作战左侧面的安全。
说到底，日军还是有点儿轻敌，在他们的计划中，第56师团将阻击滇西方向中国军队十个师的进攻，相对而言，第18师团在胡康河谷抵挡印度方面的两个中国师（当时日军还不知道第30师已经编成），以“丛林战之王”的威风，应该是件轻松的事情。
意料之外的是，这一次“丛林战之王”却把自己打成了叫花子，还直接影响到了英帕尔会战的胜负。
第五章 胡康谷口
中日两军的战线，依然胶着在胡康河谷西口。
打入新平洋的远征军先头部队如同一根鱼刺，日军动用了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大队的主力，鏖战两个月，仍然无法将这根鱼刺拔掉。12月底，当新38师和新22师先后投入战场之后，日军的日子越发不好过起来。
12月26日，孙立人亲自指挥新38师主力发动为“李家寨”守军的解围之战。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仅仅四个小时，在“李家寨”外围驻垒围困李克己部的日军就败退下去。
其实孙立人的增援部队赶到，日军早已得到情报。此时由于日军的宣传和那嘎工作队的努力，当地相当一部分“山头人”，也就是缅甸少数民族克钦人，对日军态度比较友好，所以中国远征军的行动经常由于他们的通风报信而暴露。只是日军低估了中美工兵的施工能力，不相信远征军能够这样快组织起携带重武器的大部队翻越野人山来增援，认为这只是一支试图与包围圈中李克己部进行联络的侦察部队。12月14日，远征军第114团一部曾试图发动解围之战，但由于没有重武器，在优势日军面前吃了败仗，连长许炳新阵亡。有这次战斗的经验，日军对再次来援的远征军部队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
中国工兵在缅北建设前线机场，他们保障了前线物资的供应，堪称无名英雄。
之所以孙立人直接指挥的解围战斗取得这样的成果，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围攻“李家寨”的日军弹药食粮皆不足，而且在此前的战斗中，虽然想尽办法，仍然拿这支中国孤军没有办法。此时看到远征军的大队援军到达，日军士气为之低落，因此战斗意志不够坚定；其次，这支中国军队打仗的法子有些古怪，实在让日军难以适应。
战斗一开始，中国军队竟然用P-51式野马战斗机进行火力准备，随即使用炮兵猛烈攻击大龙河东岸的日军炮阵地。这阵突如其来的立体式攻击异常凶猛，让日军大为惊讶。“李家寨”的地点在大龙河西岸的丛林中，日军在胡康河谷最前方的大本营是孟关，第18师团前线指挥部和补给物资都集中在那里，日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助简易公路勉强把大炮从孟关拖到大龙河东岸，就再也没法向前移动了。而且，由于道路泥泞，又经常被雨水冲坏，日军的炮弹很难送得上来，大炮一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很难发挥火力。所以，尽管日军的炮兵对第112团防守阵地的威胁很大，但情况并没有孙立人预料的那样严重，因为日军的进攻主要还是依靠步兵。李克己的迫击炮和冲锋枪，虽然打日军的山炮不是对手，但收拾起扛着比人还长的三八大盖的日军步兵，却是游刃有余。“李家寨”就是一个依托大树建立的环形步兵防御阵地，尽管飞机不断空投物资弹药，但不可能连钢筋混凝土一起投下来，因此当地根本无法建造坚固的永备工事阵地。假如让日军像孙立人那样用炮，那十个“李家寨”也早拿下来了。
大龙河于邦渡口
M1式75毫米山炮，中国远征军山地战的利器。
反攻的道路也让人感慨万千，因为这条路也是当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败退到印度的道路。这是远征军中的一名美军顾问在检查路边遗弃的一批武器，这门4英寸野炮，当年就属于第一批远征军。
孙立人是怎样用炮的呢？中国远征军在“李家寨”反击战的第一阵排炮，就隔着大龙河把日军的炮阵地点着了。因为在“李家寨”的战斗已经打了几十天，日军知道李克己手中并没有远程大炮，所以其炮兵根本没有转移阵地的习惯，在中国军队的炮火面前只好仓促就地还击。但是，中国炮兵的火力明显大大超过日军，几个回合，日军的大炮就成了哑巴。
如同前面叙述的，由于两个师瓜分了相当于三个美军师的装备，远征军驻印军的炮兵部队达到了变态的地步。孙立人部新38师居然辖有三个炮兵营（国民党美械师正常情况下只辖一个），其使用的美国M1式75毫米山炮是专门为山地作战设计的，平常用吉普车拖着也能奔驰如飞，而它的射程远远超过日军装备的四一式75毫米山炮。新38师有27个步兵连，却有九个炮兵连，其炮兵训练时间短，四个星期就算培训完毕，战斗力却很强，其原因让国内的炮兵们既羡慕又嫉妒。在兰姆伽训练中心，中国的炮兵学会开炮以后，美军顾问就会让官兵们开车拖着大炮到野外去，用实弹射击代替训练，几次拉练下来，无论射击的准头，还是相互配合的各个环节，都得到了最好的锻炼。这种训练方法曾有很多远征军老兵回忆过，纯粹是用炮弹喂出来的，还真是难以效仿。
如同李向阳的好枪法是子弹喂出来的一样，这种用炮弹喂出来的炮兵果然身手不凡，这一仗孙立人派出了一个完整的山炮营攻击日军炮阵地，双方的炮战在短时间内就成了远征军的射击表演。
压制住日军炮兵后，远征军开始对日军在“李家寨”周围的阵地发动攻击。在这里，日军最主要的阵地是大龙河上的渡口于邦，只要攻占于邦，日军围攻“李家寨”的五个中队就成了被掐断的瓜蔓。
日军在于邦的阵地与李克己的“李家寨”很相似，也是依托丛林中的大树配置兵力，在树上设置被称做“鸟巢工事”的机枪阵地，一棵大树就可以控制周围几百平方米的范围。说起来，李克己设计出“李家寨”防御体系，可能还参考了于邦日军阵地的模式。这是因为，于邦是日军常备设防阵地，早就修有工事。根据《大公报》随军记者煦东记录，10月底的进攻中，李克己曾经指挥所部试攻过于邦，远征军对于邦敌军的阵地印象深刻，称“敌人的工事做得意外新奇，那战壕有两米多深，外面却没有一点积土，而壕底的两边，入口很小，壕内有宽敞的横洞，当我们的士兵冲入壕沟时，敌人便一个个都钻进洞里去了。这时候那些满布在树上的敌军轻机枪巢便用猛烈的火力，向我们这些冲入壕沟的士兵射击，洞里的敌人也用手榴弹向外面乱扔”。结果，第112团阵亡了两个排长也没有拿下来。
遭到日军围攻的时候，李克己布置的“李家寨”，和于邦敌军阵地颇有些神似。应该说这种阵地在丛林战中十分适合，日军步兵很难接近“李家寨”。
攻克这种阵地，如果使用战车还是比较有把握的。日军进攻马来亚的时候，英军的指挥官柏西瓦尔将军和远征军参谋长柏特诺，颇有些相似的教条主义精神，按照教科书得出了热带丛林战中无法使用战车的结论，于是把所有战车部队调离战区。偏偏日军这方面的书本教育不够彻底，于是山下奉文将军的部队在战车开路的情况下，接连击破和绕过英军七道防线，直抵英军老巢新加坡，横扫整个马来半岛。事后，军事家分析日军的战车无论设计还是机械性能，在热带丛林中都是一种糟糕的武器，故障率极高。但是，哪怕少数几辆战车，在进攻战斗中，在防守一方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也可以取得很好的突破效果。到了二战后期，美军在谢尔曼坦克上装备火焰喷射器，这种喷火坦克简直是太平洋诸岛日军守备部队的梦魇。
第18师团直属部队有一支使用九七式战车的装甲部队，参谋长片冈衷少将也考虑过使用这支部队攻击进占新平洋的中国远征军。不过，缅甸雨季的洪水摧毁了日军在胡康河谷简易公路上的桥梁，日本工兵仅仅来得及搭起简易的浮桥，勉强可以通行空载的卡车。日军向前线增援的时候，遇到桥梁，需要车载的步兵下车才能通行，而且公路也只能通到孟关，再向前方就需要用人力、独木舟乃至大象完成运输了。在这种情况下，四吨半的九七式装甲车虽然被称做“豆战车”，但要想运到前线还是天方夜谭。无奈之下，片冈衷只好把这支装甲部队留作师团前线指挥部的警卫部队。这个部署无心插柳却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支部队在3月8日远征军突袭孟关日军司令部的时候，与远征军坦克第一营发生激战，尽管全军覆没，但如果不是他们的阻击，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可能就被赵振华营长抓俘虏了。
第18师团参谋长片冈衷少将
解围“李家寨”的远征军部队也没有战车，如果单纯使用步兵进攻或许还不如日军。这是因为，当时新38师并不是搜索营那样的突击部队，全军的步兵武器还达不到人手一支冲锋枪的水平，普通步兵使用的是，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使用的迦兰德式步枪。远征军的老兵回忆，“我们新38师源自老税警总团，在税警总团时代，我们配备的武器装备是比当时其他国军来得先进，使用捷克制的步枪和机关枪。我们到了兰姆伽整训后，美军就把我们的装备换装成美制。在国内的人不知道，以为美式的装备一定比原来的好，其实不然！因为美国给我们中国驻印军的装备，都是美国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库存货，原是美军已经不要了，是要报废的武器。我们在实弹射击练习时，都发现用美援的步枪，在射击时往往打不准！因为枪的准星和仪表针都松掉了！但是美军的后勤能力很好，美军把枪发给我们以后，美军的后勤人员经常开着一部车，它好比等于一个小型兵工厂，他们到驻印军各单位来，若是武器有缺失，他们马上为我们维修。”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步兵对步兵打近战，远征军未必能占太多的优势。
但进攻的中国兵根本就没有靠近日军阵地的企图，他们采用的战术是用炮弹将日军阵地周围的植被炸光，然后用迫击炮将暴露出来的日军工事摧毁。如果日军逃跑，则中国步兵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正等着他们。
没有了炮兵的掩护，日军步兵只能趴在地上挨打。等到日军发现即便对只有一个狙击兵据守的阵地，远征军也会砸过去几百发迫击炮弹，这种最初的诧异就变成崩溃的感觉了。
孙立人是弗吉尼亚军校的高材生，美国军事教育的特点就是用火力代替人力，孙将军的老师们可以安心了。而远征军也确实有这样打的底气——中美联合工兵部队信守诺言，他们在远征军步兵身后迅速展开修路工程，保证公路通车“到前线不超过一天路程”的地方，史迪威并动用运输机为孙立人运输弹药。因此，新38师在和日军的战斗中毫不吝惜炮弹。
说起来，这也可以算是孙立人个人的复仇之战。在淞沪战役中，孙立人曾被日军炮兵击伤，险些丧命，其负伤详情，直到晚年才得以大白。原来，当时孙率领税警总团第2团坚守蕴藻浜阵地，由于日军炮兵占据压倒优势，给中国军队造成了重大杀伤，税警总团官兵即在炮弹不断爆炸中顽强抵抗。一天，后方送来一批地雷，孙立人听说后前去验看，正低头看时，一颗日军炮弹在头顶爆炸，弹片如雨，当即将孙将军和几名随员击倒，孙背部负伤13处，由宋子文亲自安排送往香港动手术治疗才得以生还。
现在，轮到孙立人可以用绝对优势的炮火“蹂躏”日军了，真是风水轮流转。
日军的炮阵地尽管被连续命中，但始终没有发生弹药的殉爆。日军的炮兵被打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弹药不足，吃亏在没有那么多的炮弹。如果有充足的弹药，号称“丛林战之王”的18师团所属炮兵身经百战，也绝对不是好惹的。
要说日军对缅甸战场的后勤支援，可说不遗余力。按照丰臣秀吉先取中国后取印度的战略，缅甸是日军大陆战线的箭头。与德军会师于幼发拉底河分割世界，也是日军少壮派将领一直在叫嚣的理想。日军在南洋和印度支那的胜利，取得了当地丰富的石油、橡胶、金属矿藏，也取得了西方国家在当地建立的工业设施。缅甸本身也是稻米产区，因此，缅甸日军的供给，一直和关东军一样让人羡慕。缅甸的日军在中国远征军反攻之前，一人发三身带细长翻领白色衬衫的细布夏季军服，享受着每天饱餐白米饭，饭后热带水果的优厚待遇，这样的好日子在日本本土都难以想象。
在胡康河谷一线，由于日军预料到中国远征军的反击即将开始，因此，在胡康—孟拱河谷的孟关、瓦鲁班、加迈、孟拱四大据点，囤积了大量弹药物资。中国军队攻占日军据点后通常缴获甚丰。然而，从孟关到新平洋前线，物资就很难运上去了。无论是胡康河谷的南入口打洛，还是北入口于邦，到孟关都没有像样的道路。过长的补给线仿佛一根拉得失去了弹性的皮筋，很难支撑两个联队日军在前线的战斗。
远征军这一战，在国内被作为“于邦大捷”广泛宣传。
然而，如果看真实的战史，于邦周围的战斗，远征军打得并不像新闻报道那样精彩。此战，日军参战的步兵第56联队第三大队伤亡较大，战斗减员较多，但伤员大部后送收治，战死者不多，骨干仍在，仍保存较强的实力。而真正在于邦周围的日军遗体，不到两百具。远征军新38师师史中提供的材料称：“是役，计毙敌经查明者，有管尾队长以下军官11员，士兵173名，均遗尸于阵内”。这个数字与国内宣传的战果“毙敌2500人”相去甚远。
图中下方为于邦前线被击毙的日军。虽然初战战果并非十分丰硕，但对远征军来说，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而且，战后日本军方曾形容此战中方对外宣传的战果为“白发三千丈”，即想象夸大甚多。其原因是据日军自己的记录，直到2月中旬，于邦仍然在日军手中。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孙立人率领新38师投入战斗的这块地域，西侧是远征军在胡康河谷谷口的大本营新平洋，东侧是日军依托左侧的万塔格险峰和右侧的大龙、大奈两条河流构筑的一片大纵深防御阵地，形状如同一把蒲扇。在日军的地图上，于邦正位于扇柄的位置，几乎就在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孟关的前沿；而中方的地图上，于邦位于很靠近新平洋的地方，在大龙河西岸，与日军标出的于邦隔了大龙、大奈两条河流。
实际上，这只是双方音译的一个不同而已。中方所说的于邦，英文名为“Yupbang Ga”；日方所说于邦，英文名为“Yaungbang Ga”，发音十分相似，均为缅北的小村落（有资料称是无人的林空，但丁涤勋等的回忆中有日军烧当地老百姓房子的内容，因此显然并非无人区）。日方所说的“于邦”，中方称为“腰班卡”，在于邦东北40英里处，的确是2月下旬才打下来的。
事实上，腰班卡还不是被孙立人所部新38师独立打下来的，守在此处的是日军第55联队一部，在正面和新38师交手时，侧翼突然遭到廖耀湘率领新22师的迂回攻击，两面受敌的日军招架不住，才放弃腰班卡向孟关败退。
攻占于邦的同时，远征军新一军的另一个主力师——廖耀湘的新22师也到达了新平洋。这时候，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并没有实际的指挥权，史迪威与孙、廖两师长商议后，决定部队分兵两路，打开胡康河谷，夺取日军18师团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孟关。
胡康河谷西口被万塔格山分为南北两路。史迪威的作战计划是由孙立人指挥部队攻击北路日军，从于邦向前突破日军筑垒阵地，攻取其后方要点腰班卡和太白家，尔后向孟关前进，当面之敌主力为日军第56联队。廖耀湘指挥部队攻击南路日军，首先解拉加苏之围，而后攻占日军要点打洛镇，以控制打洛盆地，当面之敌主力为日军第55联队。
中美官兵在一起观看缴获的日军旗帜
相对来说，北线道路条件稍好。但孙立人用了两个月，才逼近腰班卡。
老实说，从于邦到腰班卡，只有40英里，远征军却打了将近两个月，应该说战绩实在不能算好。孙立人那个不太好听的外号“慢慢地”，就是从这时候叫起来的，意思是他的进攻作战总是进展缓慢。
这倒也不是完全的调侃，在印度经过训练的远征军部队，作战常常通过完善的火力准备摧毁对方工事，然后有条不紊地控制各个要点，有鲜明的美式部队风格。这样做，伤亡小，把握大，但美军有的毛病也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对后勤依赖严重，消耗大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总是把架势拉开再打，很容易和对方打成“顶牛”，即便击败敌军也很难打出歼灭战来。抗战末期，日军发动雪峰山之战，洞口要隘失守，中国方面紧急调动新6军从缅甸空运湖南增援，但是最后把反攻的主力还是定为了18军，而以新6军为预备队。原因在于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认为按照新6军的作战计划实施，结果很可能就是平推过去，将日军“推”回进攻阵地而已，收复失地没有问题，战果却不会很大。结果，第18军翻山迂回，突然出现在日军背后，与正面节节抵抗的第74军形成锤砧之势，在新6军和其他部队的配合下，歼灭来犯日军26000余人，史称“芷江大捷”，这也是中国抗日战场上最后一次大会战。
孙立人在于邦战役之后最初的打法，就是这样的平推战术。面对日军预设阵地，先摆开大炮轰击，轰完观察，如果还有活的，再轰。真轮到步兵冲锋再碰上鬼子，那属于事故。
他的老部下曾经评价过，说孙立人素来爱护部下，不喜欢打人员伤亡大的仗，是真正的“小兵之父”。
但是，这样一来，进展自然就慢些。
火力对日军并没有占到绝对优势。第18师团拼命将炮弹从孟关总部送到前方，这个师团从四联队普通师团改为三联队山地师团的时候，最主要的改进就是增强了炮兵配置，因此与新38师的炮战虽然处于下风并不是无力还手。而日军步兵经过新平洋、于邦两战，也领教了远征军强大的正面攻击力，于是采取了新的方法对抗这种美式作战方法，这就是完全的分散布阵，大纵深防御，最大幅度地减少每个阵地的守军人数，同时最大幅度地增多支撑点的数量。日军在散兵坑和隐蔽部里顽强组织抵抗。每当某个单独的火力点的机枪手被打死后，另外一个士兵就会从丛林里冲过去代替他操纵机枪。第18师团的军事素养和顽强的确有骄横的本钱，在于邦周围，经过一个星期的连续攻击，新38师才把他们所包围的每一个地段里的日军肃清掉。
此外，日军在丛林中大量部署的狙击手再次奏效。两个月中，远征军伤亡的连长级军官就达55个。
这段时间，可算是孙立人在缅北作战中最为沉闷的一段了。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孙立人完成了两件事，对此后远征军的作战起到了脱胎换骨的作用。
第一件事，他与史迪威商议利用美军控制的克钦族游击队，开展对缅北日军的谍报工作。史迪威接受了孙立人的建议，任命原搜索营指挥官潘德辉为克钦族突击队副总指挥，负责广泛收集日军在缅北的布防、后勤等情报。
克钦族又名山头人，是缅北地区最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民风彪悍，尚处于原始社会。史迪威对这些土著民族的作用一直很是重视，1942年曾派出一名叫做凯夫勒的上尉军官负责组织克钦族的敌后游击队，称为“Kachin Ranger”。由于美军采用了悬赏重金的方式鼓励克钦人袭击日军，克钦族游击队曾在日军背后造成极大影响。
克钦族“山头人”
但是克钦族原始的社会形态使他们对这些20世纪“文明人”的战争不明所已，而日军也在努力争取克钦族人的支持。因此，经常有克钦族人同时攻击远征军也攻击日军，而后分别到双方领赏的现象，让双方都头痛不已。
潘德辉的加入，使远征军对于争取克钦族的工作前进了一步，不仅局限于组织骚扰性的敌后攻击，而且利用克钦族可以轻易深入日军腹地的特点，收集了大量有用情报。这些情报，对远征军此后多次对敌后进行的迂回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潘德辉也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他在孙立人军中本来地位超然，属于军统局派来的监军之流人物，却专心于对日作战，完全没有起到监视孙立人的作用。实际上，从后来的情况看，潘德辉简直就是孙立人最核心的嫡系，从军统局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工作完全失败。1955年，孙立人因郭廷亮兵变案被软禁，老部下纷纷被捕。从现在披露的档案来看，这一兵变案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目的无非在于彻底消除孙立人在国民党军中的影响，以便蒋介石更好地控制军权。因此，审问中主要的内容就是诱供。潘德辉当时也在被捕之列，审问他的是“国防部”高级法官毛惕园。毛惕园与潘德辉同出军统，认为他不会死保孙立人，因此对潘软语道：“你与总裁乃是同乡（潘与蒋介石都是浙江人），你自然知道应该跟着哪边走。”不料，潘冷笑道：“这样说来，贵同宗现在北京做国家主席（指毛泽东主席），你也自然知道应该跟着哪边走。”把毛惕园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将潘德辉关了小号。
潘德辉部下的克钦游击队，给日军后方以沉重打击。
其实孙立人对潘德辉颇为严厉。一次，潘德辉遇到一批曾烧杀抢掠过华侨的地方武装，当场将为首者处死，孙立人不了解情况，曾当即把潘抓起来，差点儿枪毙。
这只能说是缅北血战中结下的生死情谊了。
由于中美方面能够提供更多的物质利益，并广泛宣传日寇的残暴，使日军在当地克钦族人中的影响渐渐衰微，可说是断去了日军一臂。战争后期，当地的克钦人基本都成了中国军队的耳目。
孙立人所作的第二件事，就是对战术进行了总结，并认定单纯依靠美军的标准战术，即便有充足的火力兵力，在丛林中作战也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孙决定在战术上重拾东方兵法的精要——对敌军实施大范围、远纵深的迂回，来瓦解日军的筑垒抵抗。
事实上，孙立人的思维很是超前，直到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依然死抱着依靠火力平推的战术打丛林战，结果在胡志明面前磕碰得鼻青脸肿。
1月中旬，孙立人命令所部第113团从于邦向左侧行军30英里，从日军阵地左翼远方绕过其防守地域，直插日军背后的补给中心——太白家。
这一仗，中国军队在丛林中穿行近百英里，貌似舍近求远，但战果辉煌。猝不及防的日军被迫放弃太白家，远征军在此处缴获大量日军辎重。接着，新38师继续向敌后猛插，直取日军这个扇形阵地的总枢纽——腰班卡。日军在腰班卡和于邦之间的防御阵地至此失去了意义，日军纷纷穿越新38师的迂回路线向东撤逃，退回孟关，以免被中国军队包围。
这一次迂回的成功，使孙立人信心大增。此后的日子里，孙立人将这种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几成经典。不过，他的部队到达腰班卡的时候，看到的并不是日军——另一支远征军的部队已经占领此地多时了。
这支部队就是廖耀湘的新22师。
廖耀湘怎么会出现在腰班卡呢？这的确是有点儿令人奇怪。
那还用问吗？也是迂回过来的……
第六章 打洛之一
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是远征军驻印部队第二个进入战场的师级指挥官。他的到达，意味着远征军向胡康河谷日军的进攻，将在南线展开一个新的攻势——这里，是史迪威分配给新22师的作战地域。
廖耀湘
廖耀湘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太为人所知，很多人知道这个戴眼镜的国民党将军，还是在电影《大决战》之中。《大决战·辽沈战役》中那位面孔白皙、文质彬彬，总戴着一副白手套的九兵团司令长官，是解放军元帅林彪的好对手，那种冷峻而带点儿阴沉的气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曾经采访到一个在新22师当过军官的老兵，对方说一看电影就愣了：这就是廖耀湘啊，让他本人来演也就是这个样儿啊！根据老人的回忆，廖耀湘其人，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湖南人外表带一分文气，实际上打起仗来十分凶狠。廖耀湘平时话不多，但御下极严，跟他在一起，总让人感到一种阴冷的感觉。这个人还特别傲，看人爱翻着眼睛看，尤其是一群国民党将军在一起的时候，廖耀湘的傲慢就越发明显。
不过，辽沈战役其实是廖耀湘走麦城的一战，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轨迹。作为军人，廖耀湘最灿烂的时光，是在滇缅战场度过的。在1944年反攻缅甸的战役中，他率领的新22师打出了“虎师”的威名。
最窝囊的时光，也是在滇缅战场度过的，比辽沈战役中还要窝囊。
他最窝囊的一次，就是1942年从缅甸向印度撤退的时候。辽沈战役中，廖耀湘虽然被俘，但毕竟是在解放军面前实打实地打了败仗，但从缅甸的撤退，基本上是连鬼子的影儿都没见着，上万部队就在野人山中走散了，大批英勇善战的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之下，却因为病饿而死。廖耀湘的部队是和杜聿明的总指挥部一同翻越野人山的，从山中走出的新22师比打了败仗的部队还要凄惨十分，靠着孙立人新38师的接应才到达兰姆伽，此时，新38师的美械化训练已经开始了。
也许因为到得晚，史迪威在分配武器物资的时候，总是有些偏向新38师。之所以如此，大约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廖耀湘和史迪威的关系，不如孙立人好。
或许因为喝过洋墨水，又深受上峰信任，这个戴眼镜的将军几乎是一个中国版的“醋性子乔”，桀骜不驯的他和同僚的关系一贯不好。奇怪的是，唯独同样傲气的孙立人好像和他没什么冲突，据说是因为两个人在印度经常一块儿挑战史迪威，并肩打出来的交情。
两个中国远征军士兵。从原照片所附英文注解看来，左边的应是1942年先到达印度，由孙立人将军指挥的新38师士兵，而右边应是由廖耀湘将军指挥，勉强穿越野人山，刚刚到达还没来得及换装的第五军新编22师士兵。这两个师构成了远征军驻印兵团的骨干。
尽管两个人都挑战史迪威，而且史迪威由于他们的善战而容忍这种挑战，但史迪威明显偏爱孙立人多一点，因为孙是弗吉尼亚军校出身的，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熟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的劝说或反对，通常都让史迪威感到正打在点子上。反过来廖耀湘虽然也是留洋出身，却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高材生，史迪威可以讲英语，可以讲中文，唯独不会讲法语，所以两个人的沟通多少有些问题。而廖耀湘典型的“湖南骡子”脾气，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更是驴唇不对马嘴。这样一路吵下来，结果是史迪威对廖多少有一点不太喜欢，落实到作战上，就是对廖不太信任。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但将军的成败，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廖耀湘进入缅北以后，用战绩让史迪威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从法国军校毕业的廖耀湘却有着和法国陆军截然不同的作战风格。二战前的法军崇尚“守势至上”思想，迷恋阵地防御战，因此缺乏主动进攻的精神。但廖耀湘在攻击的时候，却锐利得如同一口军刀。也许因为1942年的撤退给廖耀湘留下了太惨痛的回忆，从印度打回缅甸的新22师气势如虹，以善于中央突破，进攻坚决著称。新22师因此战绩辉煌，但伤亡也比较大。“一将功成万骨枯”或者“慈不掌兵”，说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军事将领。相对来说，孙立人的新38师就打得更为灵活和依靠火力优势。根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在胡康河谷之战中，医院的伤员大多数来自新22师，而新38师要少得多。远征军新38师绰号为“鹰”，新22师绰号为“虎”，从伤员数量也可以看出两支部队不同的作战风格。
然而，新22师那些付出牺牲最大的下级官兵，却极少有对廖耀湘不满的。那些从野人山九死一生走出来的老兵，或者从四川换掉草鞋就坐上飞机来到异国他乡的新兵，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打开了缅北日军一道道险关。他们的墓碑无言地留在了异国，活着的继续前行，义无反顾，美军准将梅里尔称，新22师是“最有朝气和信心的中国军”。并不是中国军人轻视生死，实在是我们被人家欺侮得太久了。只要能出一个带着弟兄们打出国威，报仇雪恨的将军，中国人从不缺乏勇敢和牺牲的精神。
新22师投入缅甸战场的第一战，就是进攻——用猛烈的进攻救出在拉加苏被围的新38师部队，然后打开胡康河谷的南口。
图为远征军高级军官在开会，都是职业军人不讲排场。史迪威和廖耀湘，一个美国中将，一个中国中将，在树林里搭个木板桌，就开始决定几万名战士的攻守进退。只是，这张照片还没有反映出两个人最常干的事儿——吵架。
中印公路修进胡康河谷，艰苦的路况让盟军方面的司机们忍不住叫苦连天。这是美军为在这条路上工作并做出杰出贡献的司机颁发的荣誉证书。
不过，新22师的反攻第一仗，给人的感觉不像虎，却更像一只狡狐。
确切地说，是他的先头团指挥官，第65团团长傅宗良上校更像一只狡狐。
新22师共辖三个团：第65团、第66团和第67团。1944年1月初，第65团已经到达前线，廖耀湘指挥新22师师部和第67团全部、第66团一部正在向新平洋前进，史迪威随即一面催促廖耀湘带领师主力和炮兵部队尽快赶上，一面下令新38师继续沿北路向胡康河谷内攻击，一面下令第65团进攻拉加苏，解救被困部队第112团第三营。
耐人寻味的是，史迪威没有等待廖耀湘，而是命令孙立人直接指挥第65团！
此时，对中国远征军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好的进攻机会，因为日军在缅甸的高级将领，此时对第18师团在胡康河谷的防御并没有增援计划。缅甸方面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的眼睛天天盯在印度东部地图上，幻想调动重兵一举攻占英帕尔，扶植鲍斯建立“印度独立政府”。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让正在缅北进攻的中美部队釜底抽薪，这次“乌号”作战已经如箭在弦上，不但不能提供援军给第18师团，而且几乎所有日军运输部队都被抽调到英帕尔这个方面。不过，第18师团在两年前的追击战中从英国人手里，缴获到了数百辆卡车——杜聿明在撤离时下令焚毁所有车辆，日军未能得到中国远征军的车辆——这些车辆并不属于日军运输部队而直属于第18师团。但是，此时的天空却成了中美军队的控制领域。在缅甸的日军第5飞行师团力量遭到削弱，数量上处于相对劣势的同时，飞机质量上也已经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它的飞机性能和飞行员素质全面逊于盟军，而且受命只能准备全力配合“乌号”作战，不允许在其他方向浪费资源。
在胡康河谷内作战的中国炮兵，75毫米轻便榴弹炮尽显威风。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还没能突破日军防线，但盟军控制了胡康河谷的天空，P-51战斗机开始成群结队在战场上空游猎，日军从加迈到大奈河前线的补给线经常由于遭到大规模空袭而瘫痪。根据《中国驻印军缅甸战记》记载，在这段简易公路上，数不清的便桥被摧毁了又修好，修好了又被炸毁，日本工兵顽强地试图把物资送上去，但许多卡车还没接近战场就在简易公路上烧成了焦黑的架子，有时上面还有萎缩的人体倒挂下来。
所以，前线日军的日子已经很难支撑，战斗力大降，打起来很容易形成敌退我进的局面。这是一场必胜的战斗。哦，在美国人的概念里，进攻，就是这样“推”过去的。
然而，这位傅宗良上校却把一个必胜的解围战，打成了难测结果的远距离奔袭。
拉加苏在新平洋的西南，史迪威的作战计划中，对第65团的命令是沿大奈河右岸直奔拉加苏，与被围的第112团第三营里应外合击破日军围困，然后突入胡康河谷南口，合力向东南方打洛镇方向攻击。战斗打响后，傅团长带着第65团到达大奈河畔的康道渡口，却没有沿着河向拉加苏方向打，而是渡过大奈河，到了它的左岸，沿注入大奈河左岸的支流百贼河，一头朝东南方向日军的腹地深深地扎了下去。
不按照作战计划来打仗，这种事情在当时的国军中实在太多了。敌人从东面来，我需要向南方迎战，敌人从北面来，我坚决向西方挺进！国军前线将领总是有比命令更好的作战方案。无奈，更好往往是好的死对头。善于保存实力的国军将领们，用五花八门的招数让你看到战报在写，时间在走，就是没人给敌人迎头痛击。熟悉国民党军的史迪威对于这类怪异的举动早有防范，干脆严格命令“不准迂回穿插”。
史迪威是军人，当然不会和“迂回穿插”这种事情过不去，他担心的是廖耀湘的部队会回避战斗。
傅宗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来了这么一手，可以想象史迪威暴跳如雷的样子。然而，远征军的中国军官们却很快松了一口气：傅宗良穿插进去以后连连告捷，日军在整个胡康河谷南口的防御连根摇动起来。
我很怀疑傅宗良这个违背命令的做法，和孙立人担任此战的指挥官颇有关系，虽然所有的记载都表明傅宗良是独断专行。这是因为第65团这一战中的奔袭，和孙立人的作战风格太相似了。第65团渡河的地方康道渡口，在大奈河与险峻的万塔格山交汇之处，傅宗良率部沿着万塔格山南麓，一直朝日军纵深挺进，大有将胡康河谷南口的日军第55联队第三大队与日军主力切割的势头。日军阻挡不住，慌忙放弃对拉加苏的围攻，匆匆后退，但第65团和日军对阵一场之后，主力又失踪了，等他们再次出现，已经是在打洛近郊！
如果说万塔格山是一根鲠在胡康河谷西端的骨头，万塔格山南北的于邦和打洛，就分别是这块骨头两边的软组织。史迪威认识到这块山势险峻的骨头不好啃，他的计划是同时从万塔格山南北两路进军，向这两块软组织切割下去；而日军的布防则是用层层工事和狙击手，把这两块软组织变成两块滚刀肉，最大限度地迟滞远征军的进攻。然而，傅宗良的攻击却独出心裁——他没有去啃骨头，也不去碰滚刀肉，却试图从骨头和肉接触的地方一刀砍进去，把它们分开。
傅宗良不是找借口回避进攻战，而是用了一个中国传统的兵法“围魏救赵”。他这一击，正打在日军的软肋上，南线日军的防御，立即就动摇了。
这个主意不坏，但想到修改作战计划会引发史迪威怎样的雷霆之威，傅宗良的胆量的确够大，至少他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打不了胜仗，史迪威有枪毙了傅团长的可能。
可是，傅宗良还是按照自己的打法来打了。远征军是一支东方人的军队，日军也是一支东方人的军队，东方的战争该怎么打，或许还是东方人最明白。
远征军中有人曾这样回顾傅宗良的穿插作战：
傅宗良方案既定，便于1月6日命第二营营长窦思恭指挥所部（第6连邱中岳部随团部行动），在康道占领阵地守住渡口保护渡河器材，搜寻警戒，直接归孙立人师长指挥。另令第一营为前卫，团部、直属部队和第6连为本队，第三营为后卫，即从康道渡过大奈河，然后沿其南岸，爬山过岭，挥刀开路，向打洛秘密前进。因途中于1月9日在20R路标处进行休整，并实施空投补给，遂使部队行踪被日军侦知。
1月11日下午，在空投场西边担任警戒的第三连前哨遭到日军一个排的偷袭，傅团长即令第6连向西北方向1176高地搜索，该连尖兵排长吴如冈在一条谷地里发现日军的足迹和粪便，因足迹到此为止，判断日军可能是从左前方小径上山去了，以致谷地足迹消失。连长邱中岳得报后即赶来侦察，见半山间出现猴群正沿小路上山，遂尾随猴群上山，将近山顶猴群纷纷上树，邱中岳观察猴群动向及四周环境，判定山顶有日军，遂令吴如冈排停在现地严密警戒；另派第一排向山后迂回，走在先头的两名侦察兵，刚由半山腰起身向山顶上爬，便遭到隐蔽在山顶上日军的狙击手射击当场阵亡。连长令第一排占据半山腰断敌后路，并吸引敌人的火力，以便吴如冈排从右翼去包围山头的敌人。在迫击炮火力支援下至13日晨，将占据1176高地北端之敌小队长井泽觉中尉以下官兵39名悉数击毙，缴获轻机枪三挺、掷弹筒三具、手枪一支、步枪20支。邱中岳连也伤亡班长张孝宗等七人。
日军记载中，把这一战称作“湾曲之战”。因为大奈河与百贼河合流之处，恰好有一个大大的弯曲。井泽中尉指挥的是第三大队在这里派出的警戒分队，他们奉命在大队主力北面远端建立一个警戒阵地。由于新22师部队多是百战老兵，这个警戒分队的日军无一幸存。从缴获的报告看，虽然他们发现了第65团的行动，但是因为警戒阵地在拉加苏后方整整九公里，日军误以为来袭的是少数中国渗透部队，因此连警报都没发出，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清理这些胆大包天的中国狙击兵。估计日军对于在如此隐蔽而险峻的阵地被奇袭一定十分纳闷，到死恐怕都在琢磨中国人怎么摸上来的。当然，他们肯定想不到是猴子给中国兵带了路。
当傅宗良的部队在康道渡河的时候，井上咸大尉所属的第55联队第三大队正在拉加苏进退两难。根据他在《大奈河湾曲部的战斗》一文中的记述，日军是得到当地那嘎族人传来的“凶报”，才得知井泽分遣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井上咸是这样回忆随后的战斗的：
“敌军重兵从未曾预期的方向突然出现，冈田大队长将部队一分为二，在拉加苏方向留下了第8中队（中队长福田秀良中尉）与中国军队周旋，将主力回收，向敌军渗透的方向疾进，迅速控制百贼河南岸高地。当时大队的兵力，前一年经过改变从四中队制改为三中队制。将福田中队留在拉加苏附近后，就算加上机关枪中队和大队炮兵队，和敌军对阵的总兵力也不算充裕。”
拉加苏之围不攻自破。
虽然如此，日军大部队的增援还是拖住了第65团的脚步。
由此可见，在有地形依托的情况下，日军的抵抗还是十分顽强的。史迪威的平推战术，在丛林战中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史迪威是个明白人，他自己其实也对这样的战术颇为怀疑，在布置攻击任务的会议上，他把这个战术称作“掏耗子洞”——日军一个个部署在丛林中隐蔽而密集的机枪巢，正像一个个耗子洞，这个活儿可不轻松，中国人不愿意干，美国人，更不愿意干。
也许他布置这样的战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更有效地消灭日军，而是防止他的中国部下回避战斗。只是远征军将士的表现，让史迪威后来赞扬中国有最能吃苦耐劳的战士，只要给他们合理的装备和训练，他们即使不能比美军打得更好，也至少不会比美国人打得差。不知道几年以后在朝鲜长津湖畔被志愿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美国兵，会不会想起史迪威的这个评价来。
信任的建立，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也是相互的。从于邦的孙立人到百贼河的傅宗良，中国人在用自己的战绩建立着这种信任。史迪威也在同样努力地建立着这种信任——新平洋小盆地上新修了一个小型机场，天天都有联络机在此起降，里面坐着情报员或联络官，有时孙立人等将领也会随机视察前线，而返航的飞机通常则会带回危重伤员，伤员一下飞机就马上住进这里的总部医院，许多伤员就是因为跑赢了流逝的时间而得救。这种情景，几十年后很多远征军老战士依然记得，这种从未有过的待遇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在和傅宗良对峙的时间里，日军紧急调动后方的补充兵充实到第一线。然而，井上大尉看到，这些本来正在进行训练的补充兵因为仓促上阵，用的都是充作教具的老式步枪，这些枪因为太过陈旧，连枪上的菊花徽都被拆除了。这些日军补充兵的枪有些不得不用麻绳拴着挂在脖子上。一次双方小规模的战斗之后，被迫后撤的日军看到中国兵拿着这样的枪哈哈大笑。
正常情况下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力要超过国民党军一个团，豫湘桂战役甚至能够打中国军队一个师。但那指的是中国战场上连中正式步枪和巩县兵工厂出产的手榴弹都配不齐的中国军队。像第65团这样连长、排长都带着航空地图，随时可以呼唤飞机来轰炸的中国军队，这个概念显然不适合。
井上咸大尉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其后，不祥的预感得到证实。1月25日，中国的春节那天，中国远征军部队突然出现在日军前进阵地和主阵地之间，并将其切断。井上咸大尉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
“长尾中尉指挥的前进阵地与本部之间被敌军侵入，双方的联络中断。与此同时，敌军大部队绕过正面阵地，从阵地东侧南下，包抄我军侧背。看到这种战局，大队的指挥官们立刻意识到必须尽快打通与长尾所部的联系，带上他们迅速后撤，否则难免灭顶之灾。”
打通胡康河谷西口后，向孟关边修路边前进的远征军部队。
插入日军两部之间和迂回敌后的，为第65团第二营营长窦思恭指挥所部，他们本来留置在康道守护渡口，但全营求战心切，经傅宗良请示史迪威和孙立人，将该部作为生力军投入对日军第三大队的攻击之中。尝到迂回作战甜头的傅宗良，没有把第二营一千多名战士像添油一样加到进攻正面，而是命令他们穿过渺无人烟的原始丛林，向百贼河南岸日军阵地的后方穿插。
不过，此时，第65团的指挥权已经还给了廖耀湘，这位将军立即批准了傅宗良的计划。在国内战场，大多数国民党军队不敢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敌后穿插，第一是因为部队主官缺乏控制下层兵士的能力，第二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技术。
在缅北作战的远征军部队，可算是当时国民党军中控制力最强的部队。以新一军为例，官兵的思想非常一致——为归国而战。能够有这样一致的思想，一致的向往，使这支部队产生了一种知道为何而战，紧密团结的灵魂，这恰恰是很多脱胎于军阀部队的其他国民党军所缺乏的。这个灵魂使新一军的战斗力在缅北发挥得淋漓尽致，也隐含了这支部队在内战中失去抗日战场上活力的原因之一。所以，新一军敢打穿插。同时，他们也有这样的技术。第65团第二营部队的军官都携带有精确的地图和高效指南针，可以在丛林中准确地找到前进方位。
经过三天艰苦跋涉，24日，第二营准确地抵达日军战线之后的攻击阵地。此时，天降霖雨，第二营官兵裹着雨衣保持静默。新22师使用了很多英军的物资，比如他们的雨衣就很特别——这种英军设计的胶布雨衣，既可以拼接起来作帐篷，又可以将背包放在里面，外面包上胶布雨衣投入水中可作浮具渡河。在日军看不到的隐蔽阵位，一些第二营官兵将雨衣连接起来搭成帐篷，相依而坐，等待天明发起进攻。
王楚英的回忆录中称，“拂晓时分，官兵们在晨曦中迎来了甲申年的正月初一，在一声‘战斗开始’的命令下，12门81毫米迫击炮和36门60毫米迫击炮、16挺重机枪、54挺轻机枪，以及其他轻重武器，便从四面八方射击，不约而同地向敌阵地猛烈射击，爆炸声、密集的枪声震耳欲聋。敌军乱作一团，伤的伤、死的死，极少数幸存的敌兵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一个营就有近50门迫击炮，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的火力密度。
王楚英的描述可以说真实反映了日军阵地上的混乱。井上咸回忆这次战斗说：“阵地遭到了几乎要摧毁一切的迫击炮集中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前进阵地仍在顽强抵抗。但是，最终，残余的官兵不得不破坏或掩埋笨重的机枪和大队直属火炮，乘夜突围，与本部会合。”
微笑的中国远征军士兵，他扛在肩上的是一挺缴获的日本机枪。
胡康河谷战场实态。这是一名中国远征军驻印军通讯兵，在他的身后是一个避弹坑，在他前面是一个缴获的日本钢盔。他正在利用战地电话与后方通话，他的任务是使部队主力能够随时发现敌人任何向我军侧翼的迂回袭击。
仔细看这张照片，会发现这位笑得很灿烂的中国远征军战士腰上围的竟是一面日本太阳旗。
这一仗日军东乡、大桥两中尉战死，住江中尉负伤，人员损失很大。中方有两个毙敌数字，一个是280人，一个是691人。从日军兵力来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关于此战，井上咸写道：“强行突围的时候，无法动转的重伤员被留在战壕里，上面盖上一块帐篷，再压上草和树叶作伪装。面对这些伤兵不安的目光，突围的人员说：‘明天早上一定来接你们，请安静地等待。’实际上，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安慰他们。”
丛林战中，没有战友照顾的伤员大多下场凄惨。在胡康河谷战斗中，中国军队曾多次发现日军的尸骨堆，有的达到上百人，都是被遗弃的日军伤员，这些没有医药的伤兵在热带的丛林中大多很快死亡，遗骸被蚂蚁吃掉，留下累累白骨，令人震惊。
丛林中被丢弃而死的日本伤兵，大雨之后就化作累累白骨。
这一次日军遗弃的重伤员，只能算这些白骨的一个开端。
王楚英称日军冈田大队长重伤爬到河边饮弹自尽。这应该是一个谣传，冈田是在孟关战役中阵亡的，此时并没有死。
然而，冈田却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和长尾所部会合后，撤退中的日军第三大队发现，通往打洛镇的道路已经被中国军队封锁，现在唯一的路就是穿过万塔格山中部的山口，退到北路的腰班卡去。
可是，日军刚刚向这个方向走，前面的路上，又出现中国军队的影子。从前进阵地突围的长尾中尉率部试图杀开血路，却被当头打了回来，自己也负了伤，大队部周围到处都是中国军队冲锋枪的枪声。
怎么办？冈田大队长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第七章 打洛之二
如果按照日军冈田大队长的指挥，第55联队第三大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位大队长一面下令在拉加苏和中国远征军对峙的福田支队立即脱离战斗，从战场南侧绕路，抄小道退往师团总部孟关；一面指挥本部向北猛攻拦路的中国军队，试图杀出一条血路，在打洛以北控制万塔格山口的马约高地建立防御阵地。
这纯粹是被打昏了头。仗打到这个时候，日军已经有好几天处于半饥饿状态。带着大量伤员，而且火炮都在撤退中抛弃了的第三大队，要突破第65团的阻击十分困难。从兵力和士气上看，中方明显占有优势，而且拦截日军的部队在不断增加。更主要的是，从抗战开始，中国军队几乎一直在守、守、守，如果说进攻他们可能缺乏信心，装备了美国迫击炮和冲锋枪的远征军们打起防守来可说驾轻就熟，绝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在缅北作战中，的确很少有远征军守不住的地方。
眼看伤亡不断，却毫无进展，作为大队副官的井上咸向大队长冈田提出了一个先向南再向北，走一个U字形撤退路线的方案。
其实，南线也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往师团总部所在地孟关，后来福田支队就是沿这条路撤退的。但是，这条小路多经过悬崖陡壁，福田支队从此撤出的时候，所有重武器都被抛弃，骡马大半摔死。目前第三大队伤兵满营，虽然丢弃了一部分重伤员，但其他负伤较轻的人员显然也无力攀爬悬崖逃生。所以，井上的建议是虚晃一枪，做出南撤的姿态，实际上南行一段后仍然转道北上。马约高地易守难攻，如果控制了那里，仍然可以阻止南线中国军队通过万塔格山北上——第56联队正在万塔格山北麓和孙立人的新38师苦苦鏖战呢。
冈田中佐采纳了井上的意见，日军避开中国军队锋芒，向南撤退。不过，在井上看来，这也是一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方案，如果中国军队缠上来，边打边退的日军在运动中很难控制部队，极可能在连续的战斗中被打散。井上对自己这个方案并不怎么欣赏，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他写道：“突围虽然成功，但如果认真说来，这却让我对在战斗中一直绝对信赖的大队长产生了一丝异样的感觉。尽管我的方案也是深思熟虑所得，但实在没有把握。作为身经百战磨炼的职业军人，在危急关头反而要按照我这个半吊子的速成军人建议来指挥战斗，让我忍不住心中想，大队长不要紧吧？不过，这件事也让我自信心暴涨，感到自己指挥部队绝非难事。”
远征军时代的缅北战场示意图，可以看到很多译法与现在不同，字也是从右向左排的。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曾详细地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认为他们对权威有绝对的服从精神，但一旦感到权威不如自己，就会毫无心理障碍地产生取而代之的想法。大到对中国“学生打老师”，小到井上因为一个建议被采纳就对长官失去信任，似乎都有这种思想的体现。
看来，在日本，“虚心纳谏”对上级来说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不过，井上的方案的确并不怎么高明。从对峙中撤退并不容易，实际上，现在冈田中佐的对手新22师，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灭就是在边打边退中跑散了架，以至于这支精锐之师未经过一场决战就全军覆没。
不过，第55联队第三大队运气好得很。中国军队没有追击，日军在损失很小的情况下脱离了战斗。
新38师师长孙立人
新22师师长廖耀湘
史迪威与廖耀湘
只有同时翻看中国军队的战史，才能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在第65团发起对第三大队的总攻（中方称为百贼河之战）之前，中方统帅部已经下令将傅宗良团长撤职查办，押送重庆审判。因此，25日下午，一攻占敌第三大队的阵地，傅宗良立刻将职务交待给副团长罗英，说：“从现在起，我的职务由你代理，我走了！”26日赶到新平洋转回师部等待处分。中方内部的这一场风波使前线的指挥出现混乱，因此未能抓住战机对冈田大队进行有力的追击。
王楚英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驻第65团美军联络官艾伦中校，一向同傅宗良不和，现见傅宗良不遵从史迪威的命令擅自变更进军路线，便向史迪威揭发其事。史迪威未经查证，就电报重庆告傅宗良抗命，请将其调回国内惩处。蒋介石遂电令廖耀湘：据报，傅宗良擅自变更进军路线，显是敌前抗命，着解回重庆法办。在此之前，史迪威已将他给蒋介石的这个电报副本发给了廖耀湘。”
傅宗良团长被撤职的命令发于何时，王楚英没有交代。但我手中有一封廖耀湘写给傅宗良的信，内容如下：
宗良我兄青鉴：迭获捷讯，感奋全军，方期迅奏扫荡打洛成功，乃史迪威将军来，气度狭小，听信谗言，坚令立即将兄另调。气恨莫名，本拟决裂玉碎，又以全师整个前途攸关，强自抑压，故特派副师长亲自前来，当面商讨一切。军长昨日来列即回重庆。弟必将史历次决心变更行动等笔证，命令指挥不遵系统，与我决心处置实施经过、战果等情呈报军长转呈委座。希兄暂回部一转，面谒军长，部队指挥暂交罗副团长负责，预令争气速清扫残敌完成任务为（要）。兄所述美方进谗言之克伦，弟亦已要求撤回。兄荣誉职位有弟及军长尽全力作主，不必受刺太烈。在此意外拂逆之时，应心平气和，立定奋斗至最后一分钟之志向，亦不可以诿气也。现由副师长面达，南望浴血战斗之全团官兵，不禁为之潸然泪下矣。手此敬上。顺颂勋祺。耀湘手书元月二十日夜
从签署日期来看，这封信写于1月20日，可见在百贼河之战前，傅已经被免职。廖耀湘在信中对傅表达了强烈的支持与对美方的不满，颇能体现这位绰号“湖南骡子”的将军的性格。这段文字，笔迹遒劲但多处有漏字补充，可见廖耀湘写信的时候情绪颇为激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没有标点符号，可算当时中国文书的一个特色了。文中所提“军长”即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当时在军中并没有实权但深孚众望，此时正即将飞往重庆述职。孙立人曾说自己一生最敬重的长官有两位，一为宋子文，一为郑洞国。廖耀湘的信中，也表现出了前线部队对这位军长的信赖。文中提到的副师长，即当时的新22师副师长李涛，这封信就是廖耀湘手书，交李涛带给傅宗良的。
王楚英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此前，廖耀湘也收到了傅宗良改变进军路线及其自订作战计划全文，他心中是赞成傅宗良的计划而不支持史迪威原计划的。且认为蒋介石要将傅宗良撤职查办的电令也下得过早，必须等65团攻取打洛的作战行动成败而后定。他便立即给蒋介石复电：傅宗良改变史迪威将军令该团进攻打洛的进军路线，事先已得到我的允许，责任应由我负，尚应视该团作战结果而定是非。他还向史迪威报告说，傅宗良的行为得到了他的允可，现派李涛副师长亲往傅团督战。此外，廖耀湘另给傅宗良写信，交待在李涛督促下仍按傅宗良的计划行动。”
不过，王楚英可能没有看到廖耀湘给傅宗良的信，所以并不知道廖曾建议傅宗良首先回到师部与郑洞国军长沟通，这显然对傅保住职位非常重要。然而傅宗良并没有从命，仍然在前线指挥战斗，直到打完百贼河之战后才返回师部。
远征军驻印部队副总指挥兼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他是中方将领中握尚方宝剑的的主心骨。
这可能就是职业军人与“懂官场”的军人之区别吧。
廖耀湘给傅宗良的信
对这个时候回到师部的傅宗良，廖耀湘组织了夹道欢迎，让这位满身战尘的团长怨气全消。不过，估计廖耀湘私下也会有些哭笑不得：正月十五拜门神，军长都走了好几天了，你还回来干吗？
而这个时候，史迪威却坐着橡皮船亲自到第65团前线考察去了。
史迪威到前线考察，是王楚英的建议。26日，史迪威乘橡皮筏，只带了不到十名随员和卫兵到达百贼河前线，指挥随员查点日军的尸体数目和俘虏的武器数量。见第65团报的数字与查验结果相符，史迪威当即对来迎接的李涛等人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很好，我要为你们请功。傅宗良上校的功劳最大，我要为他请勋，并报请蒋委员长撤销对他的处分。”王楚英回忆史迪威在百贼河前线见到了傅宗良，这是不确切的，估计是年代久远引起的误记。因为前一天傅已经离开所部了，直到打洛之战，第65团的指挥官都是副团长罗英。
回到新22师师部，得知傅宗良在这里“等待处分”，史迪威立即召见，坦诚地对傅说：“我很抱歉，我当初还以为你畏敌而抗命。”因此给傅宗良的处分，自然随后撤销。
傅宗良撤职事件引发的中美矛盾，在史迪威亲赴前线考察后烟消云散。这件事虽然耽搁了歼灭日军第三大队的时间，但是对中美双方在远征军的合作与相互信赖有极大的促进。史迪威其人，虽然缺乏温情却是个光明磊落的老军人，知错认错，毫不犹豫，在中国官兵中受到普遍的赞赏。
倔老头史迪威，其实对前线战士充满温情。
美军印缅部队教材中最初中国士兵的形象，可见当时盟军对中国军队的瞧不起。
此后，史迪威也开始动迂回这种东方兵法的脑筋了，后来在密支那和英多（Indaw）打出的两翼齐飞，就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
傅宗良后升任新22师副师长，抗战结束后一度担任青年军第207师第一旅旅长，他对内战兴趣不高，解放战争中寻机去台湾任职，总算全身而退，没有落到被俘的下场。
解决了内部的不和，新22师随即发起对打洛的攻击，这一仗，中方史料称为“打洛踹营之战”。“打洛”也有翻译为“大洛”、“达罗”的。
打洛，是胡康河谷南侧最大的一个盆地，也是日军在这一带最大的据点。对此地，有打洛镇、打洛村，以及打洛平地等不同称呼。有的文章提到远征军在缅北经过的打洛等地并无人烟，只是一块林中空地，到底当地是怎样的情形呢？
为了了解打洛的真实面貌，我采访了在神户大学留学的班端先生，他的老家就在缅北的西堡（中国也有翻译成“细胞”的）。介绍他的时候，友人本来称他为“吴班端”，我凑趣恭维了一句说，他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是一个家族的。结果颇为尴尬，班端先生花了好长时间才让我明白，缅甸人实际上没有姓，“吴”是类似于德语中“冯”，或者西班牙语中“唐”的尊称而已。如果硬要说它是姓，那缅甸人都是吴丹秘书长的亲戚了。
根据班端先生的介绍，打洛上个世纪后期曾有很长时间被荒废，若是去当地看，的确会认为那里只是荒芜的林空。远征军经过的缅北许多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当地人口不多，还是有人聚居的。特别是打洛和新平洋，依托中印之间的马帮贸易，与其他小村落不同，居民还是以缅甸掸族人和一些汉族后裔为主。只是当地人一向不向英缅当局缴纳税金，以自治为主。打洛是一个较大的村庄，称为镇固然勉强，但并非不毛之地。
缅北当地人之间也经常爆发血腥的战斗，比如那嘎族人，就以砍人头著称。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远离丛林。在部落的仇杀中，也有人会暂时躲进丛林藏身，但没有人会追进去——不久他自己就会出来的，或者，永远也不会出来了——热带丛林的瘴疠对当地人一样致命。
这一点，孙立人的胆量比当地土著还要大，他在胡康河谷作战中指示部队：“唯有放胆进行密林开路，实行对敌大迂回包抄，才是两全上策。具体做法是，以适当兵力从正面佯攻，另以主力部队秘密潜入从未有人走过、而敌军又不曾设防，也想不到要设防的密林中，以缅刀披荆斩棘，跨越高山开路前进，攻其侧背，断其补给，动摇其军心，最后对凭借天险、工事顽抗之敌，实行前后夹击，将其消灭。”
不过，孙立人的大胆并非莽撞，为了实施丛林穿插，他曾与史迪威反复研究。史迪威为此责成美方负责部门，为中国远征军全力提供丛林作战所需的热带病预防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在战场上敢打敢拼的远征军官兵，竟然在注射预防针时出现晕针现象，倒成了一件战场上的花絮。
穿越丛林的大规模穿插战法，在缅北丛林中打中了日军的要害。田中新一凭险设置的多道防线，都是在这种穿插中瓦解的。
与孙立人这一战术可以媲美的，是“黑土地之狐”林彪创造的攻城术。在解放战争初期，缺乏大规模攻坚经验的共产党军队，曾多次受阻于国民党军在城市中组织的街巷防御战。林彪本人就曾在四平吃过陈明仁的亏。经过四平之战，爱琢磨的林彪终于想出了攻坚的妙招——他麾下的第四野战军攻城时不走街道，而是从建筑中开路，遇房拆房，遇墙拆墙，强行打开新路直取敌军要害。这样一来，敌军部署的巷战工事就都成了摆设。在进攻天津、锦州的战斗中，林彪的部队依靠这种战术，使号称“固若金汤”的国民党军防御体系在极短的时间内崩溃。此后，国民党军在防御作战中对林彪闻风丧胆，很少有据城顽抗的勇气了。
虽然林、孙两人并非一个阵营，但军事才能上的亮点，却颇有相似之处。
缅北爆发战争以后，当地居民大多逃走，或随中英军队退向印度，或南下到缅甸南方较为繁华的地方。远征军在缅北作战期间，当地出现畸形繁荣，出现了不少以军营为核心的新居民点。战后，随着军队的离去和中国发生剧烈变化，中印公路封闭，缅北马帮之路不再通畅，打洛和新平洋等地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此后，缅甸政府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不断实施镇压打击，很长时间不重视当地的开发，以致人口锐减，土地日趋荒芜，打洛等地逐渐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地。直到近来，缅甸寻求与中国突破缅北的鹰中日史料对照下的中国的贸易合作，重新重视缅北地区，中印公路沿线才开始有了一些发展的模样。班端到日本留学，也是想在日本寻找帮助家乡进行开发的可能。
面对日军猖獗的狙击手，中国远征军采取了以狙击对狙击的打法，这是一名隐藏在丛林中的远征军狙击手。
班端并对缅北存在能吞人的大蛇之类说法表示不大可信。以他的了解，在西堡等地的确野生动物不少，但并没有体型特别大的品种，倒是蚊蝇肆虐，有些可以传播可怕的疾病，比猛兽更加危险。
从所收集到的资料看，远征军在缅北的战斗照片背景中，也经常有缅甸平民使用的木质、砖瓦小屋，有佛像的寺院，甚至一些西方人士用于避暑的精美别墅。看来，缅北虽然荒凉，但并非完全无人烟的地方。
不过，打洛这种“镇子”，建设时只是为了方便居住，仅仅有一些木板房而已，绝非据守之地。所以，日军的记载中，并未在打洛组织抵抗，中国军队攻占打洛，属于“无血占领”。
那么，被中国方面的史料形容得绘声绘色的“打洛踹营之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这一仗的确是存在的，只是地点并不在打洛镇，而是发生在俯瞰打洛的马约高地。
经过几天的跋涉，日军第55联队第三大队终于在2月1日撤退到了马约高地。这里地势险要，井上形容“从马约高地进入万塔格山地，目力所及，都是如同马背一样相连的群峰”。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由岛田中尉率领赶来增援的补充兵部队“菊大队”，日军在这里的守备兵力得到增强。岛田还带来了师团的指令，下令第三大队坚守马约高地，如果遭到中国军队进攻，要沿着横切万塔格山脉的山路一路进行迟滞抵抗，以掩护腰班卡的侧翼。
与补充兵一同到达第三大队的，还有久违的食品给养。所谓给养，除了饭团之外，副食只有绑成球状的大蒜。尽管如此粗陋，这些在拉加苏被迫从中国兵的厕所中淘洗米粒食用的日本兵还是欣喜若狂。井上回忆：“尽管只有这些东西，把食品分配以后，我和大队长就着烧烤的大蒜果腹，当时那种美味的感觉至今仿佛还在齿间残留。”今天的日本人平时对大蒜的味道敬而远之，超级市场上经常有比普通大蒜贵十倍的“无臭大蒜”出售。看来，这些臭毛病在缅北战场上都是顾不得了。
就在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日军东侧月光无法照到的山谷深处，隐约传来咔咔砍伐树木的声音。后来日军分析，这说明中国军队已经到来，正在潜入谷底。
来的正是第65团第一营。代团长罗英，以第一营紧紧尾随残敌，在1月31日夺取了打洛，此时正在继续向马约高地方向追击，这是他们开路的声音。
不明所以的日军用掷弹筒向有砍伐声的山谷一阵开火射击，之后就听不到伐木的声音了。
或许是山中的土人？日军一面疑惑，一面派侦察兵前去侦察。两天后，侦察兵报告打洛方向可见袅袅炊烟，可能已经被中国军队占领。田中大队长命令把阵地移向一处视野更加开阔的高地（中方称为2134高地）。
然而，就在日军移营的第二天，中国军队的偷袭又打响了。
当时，井上咸大尉正在大队部的隐蔽部里。“我刚想走出去把腰伸直放松一下，周围非常近的地方，忽然传来爆豆般的冲锋枪射击声和敌人的喊叫声。我和大队长几乎同时掏出了手枪。情况很快判明，联队炮阵地遭到一队中国潜伏部队的突然袭击！”
“我从掩体向外看，竟然看到了敌军穿着绑腿的脚！”就在这时，联队炮兵中队的速水大尉赤手空拳跑了进来，报告联队炮兵阵地已经被中国兵攻占。
联队炮阵地就在大队部旁边，担任警戒的筱原中尉抽出指挥刀，带领附近的士兵朝枪声响起的方向扑去，就此一去不复返。冈田大队长连忙组织兵力反击，但另一个方向的机枪中队阵地也被中国军队攻占，指挥官三浦中尉只身逃了出来。这种情况下，日军能做的事情，就只剩下迅速脱离战斗，以避免被全歼的命运。
好在岛田中尉指挥的生力军拼死断后，扼守住了下山的隘口，总算将大队部保护着撤了下来，但两个大队都损失很大（事后日军将两支部队重编为一个大队，即第55联队第三大队，仍然以冈田恭为大队长）。”
所谓迟滞抵抗，如今已经不现实，日军一面逃命，一面感到十分奇怪：刚刚到达打洛的中国军队，怎么对这里的地形如此熟悉呢？竟然能够毫无征兆地同时对几个日军阵地发起突然袭击，难道美国人有什么先进的测绘仪器能够找出山中的小路？
其实，中国军队所有的，是一个令人怆然神伤的答案。
只因为这支追击而来的中国远征军新22师，当年正是通过这里败退到缅甸去的。在那次撤退途中，饥饿、疲劳、凶猛的热带疾病，使全师一半以上的官兵倒在了这片荒蛮的丛林之中。当时在杜聿明军长身边担任参谋的邹德安老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到处都是尸体。有时半夜爬到路边窝棚睡觉，早上起来看到自己睡在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死人中间。尸体发酵膨胀，军装撕开一个个大口子，在尸体上蠕动的蛆、苍蝇、蚂蚁不计其数，也大得出奇。在跨过一个一个尸体时，看到是自己认识的人，有时也找一些树叶把脸遮挡起来。我最好的朋友谢竹亭参谋就是这样，靠着大树就‘睡’过去了。他的未婚妻是军政工队队员郭萍，长得别提有多漂亮了……”
饥饿的邹德安他们是走到打洛后才被美军飞机发现的，得到空投补给，结果没有经验的战士又被撑死很多。有一位战前在南坎开设医院的美国军医戈登·西格雷夫，他在远征军反击缅甸的时候一起进入缅北，并为中国士兵服务。他描述远征军前一年从缅甸败退到印度留下的遗骨时，这样写道：“之前我们看到了不多于50或者60具中国人的骨架，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每100码就有10到30具骨架。和难民的骨架不一样，好像这些士兵当时并不是死了后，尸体就被遗弃在那里的小路和水坑边的，他们是死在破烂的营地里的。很明显，是他们的同志将他们抬到营地里来试图挽救时死去的，由于活人太虚弱而无力将他们埋葬。”
新22师从打洛盆地撤到印度，又从打洛盆地开始归国之战，就是这样惨痛的经历，让远征军的老兵们对打洛周围的每一个山头了如指掌，也让他们能够如同孙悟空一样钻入日军阵地的核心，来一次突然发难。
可以说，日军在马约高地的溃败，背后是那些至死不能还乡的中国士兵血淋淋的诅咒。
马约高地的失守，打开了中国军队横越万塔格山的通道。廖耀湘指挥全师追击，冈田大队败退到腰班卡，新22师的部队也已经尾随而来。腰班卡的日本守军第56联队，因为主力都在北线外围和新38师的部队激战，留守的部队只有一个第二大队所属的小仓中队。冈田大队残部和小仓中队在腰班卡村外，对新22师展开了一场仓促的防御战，一排破旧的茅草房成了双方争夺的目标。日军此时已经兵无斗志，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日军第56联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小仓大尉阵亡，腰班卡落入新22师手中。此战中方记载，击毙日军第56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芋生中佐，实际上芋生是在此后的战斗中阵亡的，并非毙命腰班卡之役。
此时，孙立人刚刚拿下腰班卡北面的外围阵地太白家，不得不感叹廖耀湘先拔头筹了。
胡康河谷战斗的报告被送到了东京日军大本营（1月19日），曾在大本营任职的田中新一在报告中，为胡康河谷西段未能如预定计划继续坚守一个月而提醒上司，缅北的中国军队与传统中国军的战力不可等同视之，称“敌军兵力火力为我军三倍，有战我而胜的信心……我军损失多出于炮击与白刃战。”
日军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
腰班卡失守后，为了避免被围歼的命运，田中新一匆匆将前线部队全部撤出，回缩胡康河谷的行政中心孟关，在那里亲自组织防御。
大本营对18师团的报告十分重视，一面着缅甸方面军研讨缅北战局，一面从包括马来亚、泰国等地，抽调部队补充第18师团的损失。
因此，2月下旬，在孟关设防的第18师团又渐渐恢复了元气。此时，中国军队对孟关外围的攻势已经开始。经过调查，远征军指挥部认为，尽管打洛所在的南线存在一条可以到达孟关的小道（即日军福田支队撤退的路线），但无法通行重武器，而且道路狭窄陡峭，敌军很容易设防。所以新38师、新22师将一同从较为平坦的北线出发，以太白家和腰班卡为后方，进攻孟关。由于深知孟关日军防御严密，史迪威甚至动用了他手中唯一的美军部队——“梅支队”投入这场战斗。
美军“抢劫者”部队指挥官梅里尔准将。他身边的两名战士并非中国士兵，而是美军中的日裔士兵。
梅支队，即美军5307部队，绰号“抢劫者”，是由美国陆军准将梅里尔（也翻译成麦瑞尔）指挥的一支准特种部队，成员均为美军在太平洋战区具备山地丛林战斗经验的官兵，共计2500余人，装备精良。史迪威决心让他们在攻击孟关的战斗中打出威名。
面对中国军队的攻势，田中新一并不准备束手待毙，他决定发动一次防御性反击来消灭中国军队的进攻部队，以达到在孟关长期坚守的目的。
为此，他决定在孟关之前南比河畔的一片灌木林中设立伏击阵地。这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穿过河床的道路附近，还可以看到满是赤锈的炮车和卡车残骸，那是盟军一年前从这里向印度撤退时留下的。第18师团终止了零敲碎打式的防御，试图在这里打一场会战。
在等待中国军队来袭的过程中，日军专门进行了几次演习，师团的作战参谋直接下到大队一级，指挥官兵熟悉在炮兵直射火力支援下的突击。
按照田中的作战计划，新得到补充的第55联队第三大队任务十分重要，将在战场右翼实施对被围中国军队的迂回突袭。
3月1日，孟关之战打响。正面日军在炮火掩护下，与进攻而来的中国远征军展开激战，第三大队如同预先计划的那样，全部跃出战壕，开始从右翼的丛林中向前穿插，直取中国军队背后。
令第三大队大队长冈田恭中佐意料不到的是，这一次，第三大队却狠狠地踢到了铁板上，以至于连他自己的性命也被送掉。
第八章 孟关
2月下旬，中国军队开始向胡康河谷腹地发动攻击，第一个目标就是孟关。
孟关的战斗中，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一军全面投入攻击，新编第38师从左翼，新编第22师从右翼，向日军展开攻势。打头阵的依然是新38师搜索营。
但是最初的战斗中，兵精将勇的搜索营却打得并不顺利，一交手就阵亡一个连长。随后，担任主攻的新22师也遭到较大损失。
孟关是日军在胡康谷地西段的防御中心，经过补充的第18师团在这里集中主力，利用即设工事严阵以待，双方的战斗打得特别血腥惨烈，几乎每个阵地的易手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
日军步兵第56联队第三大队第6中队中队长村田平中尉，在回忆中记录了当时的一次战斗：“2月23日下午2时，接到大队部传达来的命令，内容为：第4中队守御的‘晓’高地阵地被中国新军（即新一军为代表的远征军）攻占，令第6中队速将其夺回。接到命令后，因中国军炮火炽烈，我即决心发动夜袭，安排部下进行准备。我们等待夜暗来临，随即率领两个小队向敌军阵地悄然前进。所谓两个小队，这时不过四十余人。敌军发现了我军的夜袭企图，猛烈的迫击炮弹顿时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敌军的手榴弹也朝我军飞来，但由于没想到我军前进得如此接近，手榴弹多半落在了我军后方。
缅北战场上中国迫击炮部队堪称神勇
“这时，我开始大声唱起军歌，各个分队开始应合。这是我们中队夜袭作战中的成例，用这种办法可以最快地在夜暗中明白各自为战的各个分队的位置。这样做也有缺点，虽然我最快地了解到各分队突袭的准备是否成熟，但也暴露了目标。当时，我正单膝下跪，观察敌方的火力点，一发迫击炮炮弹忽然在我右后方爆炸。炮弹的碎片击中我的后脑，使我翻滚仰天栽倒，当即失去知觉。
“看到这一场景，长崎小队长大声叫起来，‘中队长阁下阵亡了！为中队长复仇，我们冲啊！’
“在这一声号令下，中队的所有成员一起发起了冲锋，但小队长也因为暴露目标，脸部被敌军的手榴弹炸中倒下了。这时，敌军的一挺捷克式机枪对我军猛烈开火，第一分队长小林军曹投出一枚反坦克手雷，火光一闪中，可以看到那挺机枪连枪带射手都被掀飞。
“这一夜的敌军，与以往在中国战场遇到的很是不同，他们顽强地用自动火器和手榴弹与我军突入部队死战，中队的很多成员接连被击倒。尽管如此，我军越过战友的尸体仍然抢占了阵地。冲在前面的小林军曹，就在一挺敌机枪的正前方触手可及处被击中，下腹部中弹，他带伤伸手掀起了枪架。而此时大约十名中国兵从机枪后面跳出来，双方的肉搏战开始了．小林军曹与一名中国兵抱成一团，两人滚入战壕，随着一声手榴弹的爆炸同归于尽。
“在小林军曹身后的几名士兵冲进了敌阵地，夺取了阵地一角，敌军终于退却了。一鼓作气，剩余的士兵向反斜面的后方阵地扑去，亦将其夺取，但是没有受伤的士兵，也仅仅剩下了区区四名。这四名士兵尚不忘向空中射出一枚蓝色信号弹，报告大队夺回阵地的消息。”
战斗结束后，村田的勤务兵赶到战场，试图把中队长的尸体拖回去，不小心将其腹部撞在石头上，听到他呻吟，才发现中队长村田仍有气息。村田被送到战地医院，到8月才重返战场。
对于这段描述中，远征军依然在使用捷克式机枪，我感到有些疑惑。捷克式机枪，即ZB-26轻机枪，曾大量装备中国军队，性能极佳，是抗战中日军评价中国军队的三大杀器之一。因为这种机枪故障率低，射击准确，日军缴获到捷克式机枪也往往拿来使用，认为远胜自己的歪把子轻机枪。但是，远征军驻印部队全部装备已经美式化，使用的多为美制布伦式轻机枪，而不是捷克式轻机枪。
但是，战场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抗美援朝后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已经全部苏式化，依然有一些基层指挥员顽固地使用德式大镜面驳壳枪，这也是有历史记录的。考虑到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时，新22师曾广泛装备捷克式机枪，也许有一些退入印度的新22师老兵仍在使用这种自己用惯的武器。而中国军队守卫阵地时广泛使用的“自动武器和手榴弹”，应该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近战兵器组合——“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不过，美式装备的新编第一军肉搏战能力不强，冲锋枪即使上了刺刀恐怕也不是三八大盖的对手，所以打成近战后暂时放弃阵地或为一种比较正确的战术。事实上根据村田记载，第二天远征军就在优势炮火掩护下再次夺回“晓”高地。为了解决肉搏能力不足这一问题，孙立人后来下令前线官兵每人带一口砍刀，既可以开路，又可以肉搏。
晓高地之战中，可以看到孟关之战外围战斗的惨烈。这一战，双方都打出了以死相拼的气势。
2009年8月，在北京遇到《松山1944战地笔记》的作者余戈，他给我展示了一条日军当时使用的“千人针”。千人针是日军官兵的随身之物和精神寄托。
这条护身符类的东西十分精致，上面有一千名日本女子用丝线绣出的一头老虎。余戈的这份千人针是中国军队的战利品，上面一些黑色的斑点，应该是血迹。
血点细小，倒未必是战场的痕迹。
第18师团出征的时候，日本街头到处是该师团官兵的亲属，拿着各式各样的千人针，请求过路的女子缝上一针，直到凑齐一千个人的祝福为止。据说日军出征前夕，有的日本妇女，出门一趟会把手指磨破，以至于一些“千人针”上血迹斑斑。
流血的不只是日本的女性。
美国飞虎队飞行员斯科特上校回忆，常德会战中，中国陆军第57师弹尽粮绝仍冒死奋战，坚守常德孤城。守将余程万将军在电报中痛求空军空投弹药。由于常德守军被围阵地已经十分狭小，用降落伞空投多半会落在日军阵地上，中国空军名将高又新想出了编织纺锤形的竹篓，内装弹药进行精确空投的办法。有弹性的竹篓使弹药不会在落地时损坏，而竹篓不会随风飘移，依靠中美飞行员优异的飞行技术，又可以准确地投掷在守军的防卫点上。
在衡阳机场指挥空投的斯科特上校看到一幕令他难以忘怀的景象——每当一架飞机落地，中国地勤人员就会“发疯一样”地推着装满了子弹的竹篓迎上去，用最快的速度为飞机完成加油和挂装，于是飞机又飞向常德。斯科特注意到这些竹篓上凝结着斑斑的血迹，令他十分惊异。
为前线编织竹篓的是当地女子中学的学生们，锋利的竹片把她们柔嫩的双手割得鲜血淋漓，而她们依然彻夜不停地编织着下一个竹篓，以至于每一架飞机降落的时候，新的满载着弹药的竹篓都已经在等待着他们送到前线。
斯科特看到的，就是这些中国女孩子们在竹篓上留下的血迹。
飞行员们回忆，弹药投下后常德守军把帽子抛上半空，欢声雷动。这一战，史称“八千虎贲死守常德”。
虎，是中日文化共同的符号，代表着勇猛和坚毅。而日军千人针上的猛虎图案还有一个含义——“虎行千里必还家”。日军的亲属们期待他们的亲人能够平安度过战场，回到家中。
对于在缅甸的第18师团大部分官兵来说，这只是个不能实现的目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被送进了靖国神社。
根据日军记载，在缅甸战场和中国军队战斗最为激烈的两个主力师团——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都遭到了堪称灭顶的损失。包括补充兵员，第18师团投入战斗的日军共计31444人，战死20394人；第56师团参战兵员两万余人，战死17000人。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第33军总部，第2师团、第49师团、第53师团、独混第24旅团各部，他们也都曾和中国远征军展开过激烈的战斗。
日军18师团第15军军部人员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第33师团师团长柳田元三中将，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第31师团师团长佐滕幸德中将。
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远征军可谓靖国神社的超级供货商。
不过，孟关确实堪称虎穴，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的指挥部，就设在这个缅甸小镇上，意图在这里死死挡住中国军队回家的脚步。
在整个胡康谷地，日军共设有四处堪称虎穴的要塞，自西向东，分别是孟关、瓦鲁班、加迈和孟拱。胡康，缅语中是死亡和魔鬼居住的地方之意。所谓胡康谷地，实际包括两大部分，即西段的胡康河谷与东段的孟拱河谷，是野人山中唯一有可能修出一条公路的地域。西段的胡康河谷中，位于西部的孟关是18师团重点设防阵地，位于其东方丛林中的瓦鲁班则是孟关守敌的后方支持基地。
如果说拉加苏和新平洋的战斗，属于和第18师团这头老虎伸出的爪牙碰了一碰，现在攻打孟关就算是真正钻进了老虎洞。中国军队攻占每一个阵地几乎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
日军如此顽强，自有其道理。
尽管在于邦吃了苦头，但是日军更多地把失利归结于参谋出身的田中新一将军犯了错误，他把补给线拉得太长，以至于前线日军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日军攻占缅甸之后，英军也曾经在南方阿吉普方面发动过两次反攻，都被日军击退，但这次中国远征军的反攻显然与之不同。驻印远征军的攻击声势浩大而且装备精良，第18师团节节败退，前线部队要求重新估算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根据日军情报，驻扎在云南的中国新军正在加紧训练，似有从滇西方面发动对缅北日军进行夹击的企图。中国军队的目的显然是打通中印公路，而打通中印公路后会有多少个师的中国军队得到重新武装，是日军不愿意计算的，那肯定是一个噩梦。
随着前线不断前推，中印公路在原始丛林中向胡康河谷延伸。
一切都表明缅北上空战云凝结，怎样应对中国军队的反攻，成了日军的头号课题。驻缅甸总军的军事会议上，日军决定了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围魏救赵”。
牟田口廉也中将会率领三个师团和鲍斯指挥的印度国民军进攻印度境内的英帕尔，从背后威胁远征军在印度的基地雷多，与此同时，日军考虑统一缅北部队的指挥，将胡康河谷的第18师团和滇西的第56师团整合为一个军，以使指挥更加顺畅。由于部门整配的问题，这个军到1944年4月才成立，即日本陆军第33军。鉴于远征军表现出的战斗力，日军料定缅北两个师团的兵力不足以发动战略攻势，因此给他们补充了足够的兵员后，令其全力迟滞中国军队的攻势。其中第56师团重点阻击中国国内出师的第二期远征军，而第18师团则重点阻击史迪威指挥的远征军驻印部队新一军。阻击新一军的第一道防线，就设在孟关。
孟关可不是于邦，这里的日军由于是在内线作战，基本无须担心补给问题。从瓦鲁班到孟关的公路畅通，而且隐藏在丛林深处，酷似后来让美军头痛万分的胡志明小道，从空中摧毁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此期间，第18师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充，第18师团首席军医松永中佐成了凶神恶煞的代名词。此人从仰光返回胡康途中，见到有治愈的伤兵就上前搭讪，尔后重新拉到第18师团作战。这样一来，他竟然拉到有经验的战斗兵员两千余人，统统送上了胡康前线。有了充足的兵力，孟关周围各要点日军筑有坚固的工事，在中国军队面前打阵地战，日军仍然有较强的信心。
公路修通的地段，美国产大卡车成为中国军队补给线上最受欢迎的车辆。
中美的工业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当远征军战士看到美国人连推土机都可以用飞机运的时候目瞪口呆。
而中国军队的攻势出人意料地积极凶猛——打不开胡康谷地，中印公路的开通只能是一个童话，而更重要的是，这是这支军队回家的必经之路。
对于军史学家来说，1946年至1949年的国共之战一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对于装备上拥有更多优势的国民党军为何战败，有着各种各样的论点。笔者有一个看法是：国民党军战败的原因之一是，普通士兵在战场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以解放战争而言，解放军的战士也未必都精通马列主义，但是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土改了，分了田，有了地，不打老蒋他会收回去。为了保卫刚刚获得的土地，解放军的普通战士们可以爆发出比职业军人还要完美的勇气和智慧。相反，国民党普通士兵缺乏这样明确的目标，三民主义是一个没有完全落到实处的概念，因此即便是柏杨这样的利口来做政训官员，也没法让士兵们清楚地回答——我们为谁而战。
生命是宝贵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让士兵去流血牺牲，显然是比较不容易接受的事情。事实上，除了北伐和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大多缺乏进取精神，或许与此也有关系。国民党训练出来的士兵，甚至会为了那个明确的目标跑到共产党军中去，并为之英勇奋战，成为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
但是，从印度杀回缅北的远征军官兵，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回家！消灭日本鬼子，打开中印公路，山的那一边就是父老故乡。
在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下，这支远征军焕发出了与解放军相似的战斗精神，令史迪威等外国将领对中国士兵的战斗力深表震惊。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内战中远征军部队的表现远没有抗日战争中那样出色。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不再有这个信念来支撑自己了。
在这样的心态下，中国远征军只有比日军更加凶悍。
新38师师长孙立人因此发下了一个誓言：不打下孟关，不剃胡须。
所有的日军狙击手都错过了这个绝好的目标，他们手中拿的目标照片上，孙立人有着一副清秀的面孔，而绝不是一个大胡子。
新38师反攻缅北，胡康河谷之战，孙立人将军立愿不拿下孟关绝不剃须，结果留下此张蓄须照。有趣的是日军狙击兵很多带有孙立人的照片，却都是没有胡子的，自然没法找到目标。
新22师师长廖耀湘有更好的理由和日军拼一个你死我活。孟关一带，正是当年他随着远征军副总司令、第5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所走过最痛苦的行程，这里是野人山的核心地域。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兵败缅甸，被迫穿越野人山后撤。那个惨烈的时间里，疲惫、饥饿，被丛林中的恶疾折磨着的中国远征军战士像一片片伐倒的树林般倒下。仅仅走过孟关几天，杜聿明和廖耀湘就和从印度来的新38师部队取得了联系。熟悉的地名和中国官兵的尸骨，时刻提醒着这位刚烈的将军——此仇不报枉为人。
此战之后，新22师得到了一个新的绰号——“中国虎师”。新22师在孟关之战中，打得最狠，损失也最大。这一战，廖耀湘用义无反顾的进攻精神洗雪了两年前的痛苦与屈辱。
孟关之战的精彩之处，在于迂回。
当双方在孟关外围打成胶着的时候，中日将领都在绞尽脑汁思索对策。对于中国远征军来说，双方打成顶牛，也就意味着无法取得较大战果，胡康之战有陷入持久战的可能，这不是中国远征军所想要的，也不是史迪威所想要的。中国远征军希望找到一个可以给日军以致命性打击的机会。对于日军来说，中国军队每天都有进展，而且进展速度超过自己所期，也必须寻找一个机会，一举扭转战局。不愧都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双方高级将领的目光同时投向了孟关侧面的丛林地带。
2月底，日军第18师团，调动刚刚补充完毕的精锐第55联队（第一大队不含），令其穿越孟关侧面的丛林，绕到远征军进攻部队的身后，力争在炮兵的掩护下打出一记侧钩拳，瓦解远征军的攻势。
无独有偶，同样时间段，中国远征军调动部队，穿越孟关侧面丛林，意图绕到日军后方发动攻势。这一次，史迪威没有表示反对，相反，这位善于观察的将军还把手中仅有的美军“梅支队”投入一线作战，随同中国军队发动对日军背后的袭击。
同样富有眼光的中日两国将领没有想到，对方也在采取同样的战术。3月1日，双方的迂回部队在丛林中猝然相遇，带着同样的惊讶开始了战斗。
这次遭遇战很像解放战争中的潘塘之战。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黄百韬的第7兵团被解放军团团围困在碾庄。为了救援黄百韬，杜聿明率领两个兵团东进救援，与赶来阻击的解放军展开了激战。混战中，双方同时选择了向对方背后迂回的招数，两军的夜袭部队在无名小镇潘塘遭遇。本来以为对方是小股游击部队，双方在最初都不想改变各自的原定计划，只想把这支“游击队”吓跑了事。然而，遭遇的交火很快蔓延开来，双方都发现对方毫无退却的意思，而且队伍长得不像话。
潘塘之战就此展开。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李云龙和楚云飞那次两败俱伤的生死之战，背景就是这一段历史。
潘塘之战最后打成了一个胶着的局面，双方均宣布自己取胜，但是都没有达成作战目标。
史迪威、孙立人、廖耀湘在缅北前线。
孟关之战并没有打成胶着，因为中国远征军比日军多了一张王牌。在印度兰姆伽训练的远征军战车部队终于在此战投入战斗。这次奇袭孟关的远征军部队，打先锋的就是布朗上校和赵振华上校共同指挥的远征军战车第一营。
这是一个装备M3A3斯图亚特式坦克的中美混合战车部队，M3A3坦克可以压倒所有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现役坦克。而且远征军还派出了L3联络飞机在空中协调坦克部队的进攻，装甲推土机在地面为坦克在丛林中开路。这个阵容，可比日军阔气多了。
日军第18师团是一个山地战师团，虽然炮兵力量得到最大的加强，但只有师团部直属一支主力为九五式、九七式轻型坦克的装甲部队。这次出击的日军主力第55联队参战的第二、第三大队，完全是一支步兵部队。
尽管如此，开始的战斗对中国军队并不有利。日军由于侦察更为出色，他们首先发现了远征军部队的行踪。震惊于中国军队兵力强大之余的日军第55联队，将炮兵和步兵摆开了一个埋伏的阵容。中国远征军的部队一头撞入了日军的伏击圈。M3A3式坦克虽然可以击败任何日军战车，但在日军装备的一式75毫米反战车炮面前并非无敌，一开战就被日军打掉两辆，均翻覆入一边的河中，乘员非死即伤。
不过中国装甲部队的战士堪称训练有素，在混战中很快冷静下来。他们几乎都是第一次参加真实的战车作战，但是充分表现出了中国战士坚韧顽强的特点。在布朗上校的指挥下，战车第一营的部队摆开了一个标准的防御阵容，并通过电台呼唤伴随的新22师步兵向自己靠拢。战车和步兵共同构成的防御阵容，浑如一个钢铁的刺猬。
日军几乎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对这个铁刺猬的突袭，却在密集的弹雨面前吃了大亏，一千余人的第二、第三两大队几乎全军覆没，连两个大队长都送掉了性命。日本陆军依靠刺刀去拼坦克这种蛮干的做法，在此显示了恶果。
对于中国战车部队在缅北反攻中的首次战斗，中国方面的记录很多，有的坦克手回忆战斗打响时还以为是在演习，直到战斗结束，看到履带上沾满的日军血肉，才明白自己真的和日军打了一仗。
日军的记录，则以井上咸大尉的回忆文章最为真实准确。他在《孟关平原的突袭——冈田大队长的战死》（发表于《丸》杂志1988年别册第10号）一文中详述了第三大队这一战的经过：
孟关这一面的地形，是茅草覆盖的开阔地，附近的河水已经干涸，土地质地松软，易于挖掘战壕。面对发现敌军装甲部队伴随的突击军团，大队长试图组织一次正面伏击作战。
冈田大队担任迂回作战中的右地区队，出发前曾在参谋的直接指导下进行过艰苦的步兵—炮兵协同演练，可以熟练地进行炮火掩护下的突袭。大队长选择的设伏地区在干涸的坦盖河河畔，那里简易公路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横越河川。在道路附近，可以看到满是赤锈的炮车和卡车残骸，星星点点，那是两年前，遭到日军追击的中英军败退时丢下的装备。
连续几次被敌人追着屁股打，终于可以对敌设伏，主动出击，部队的求战情绪高涨。战斗在3月1日黄昏打响，随着敌军出现的报告，山炮部队开始猛烈开火，两翼各中队的官兵组成一条横线，跃出战壕向中国军发起冲锋，大队总部也不例外。
战斗中被击毙的日军。战斗记录这名日军狙击兵试图跳河逃跑，他几乎成功了，但中国士兵的子弹追上了他。
意料不到的是遭到袭击的中国军队毫不慌乱，就地开始用火炮还击。刚刚冲出数步，我们周围已经接连落下了多枚炮弹，其中一发正在我身边爆炸。就在我身后几步的冈田大队长，“啊”地一声大叫，仰天倒下。硝烟中，我还记得看到有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军官在疯狂地蹦跳。事后，我发现这是炮兵派来协同的联络官天野中尉。
在和敌军短兵相接的状况下，作为副官，如果大队长被敌人抢去……我的脑子中只有这一个意识，几乎是本能地扛起满是鲜血的大队长开始向后奔跑，一跑就是几百米。冈田大队长是个大个子，那种背负的感觉今天提起来，还能感到当时肩头仿佛被烧伤一样的痛。
冈田大队长在后送中死亡。
这时，大队部遭到敌军集中射击，高级军医官大石少佐负致命伤，随即死亡。大久保辅助军医官、我、突击尖刀中队指挥官岛田中尉等均负伤，一时整个第三大队失去了指挥，没有负伤的军官几乎没有。冲出阵地的部队全靠军曹一级进行指挥，整个突袭陷入失败。
这次突击前的夜晚，冈田大队长的勤务兵完成到东京送阵亡官兵的骨灰任务，带着家书返回部队。那天夜里，冈田大队长和新婚不久的大石军医在蜡烛下读家信的情景，我至今无法忘记。
我所负的伤幸好不重，当时我左手握着军刀向前冲锋，一块迫击炮炮弹弹片击中刀锷又反弹击中腿部，形成一个盲贯。深夜，整个战线都崩溃了，部队开始向出发阵地奔跑退却。敌军打出的炮弹密集如雨，红色和黄色的曳光弹远远看去仿佛烟花大会。
敌军发射的迫击炮弹，间杂使用瞬发引信和延时引信，后者可以钻进战壕内部爆炸。日军无论躲在壕沟里，还是冲出来突袭，都难以避开它的杀伤，在反击中，第二大队管尾大队长也战死了。
两个大队长的战死严重伤害了士气，第三大队的官兵丧失了斗志，开始纷纷自行脱离战场，继任的代理大队长木村大尉拼命收容，才将部队稳定下来。
孟关平原的会战，尽管师团对迂回作战赋予很大希望，仍然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想到敌军强大的装甲部队会越过丛林来发动攻势，而且其火力之强大超出预料，我军全力突袭依然无法完成任务。这一战失败以后，中国军队暂时消失了踪影，当他们再次出现时，却是在师团的后方基地瓦鲁班……
第九章 孟关之二
中国装甲部队的参战，给日军不小的震动。
当年英军防卫马来半岛的时候，认为在热带雨林中坦克根本不能使用。于是将自己的装甲部队全部撤出了这一地区。结果日军的坦克比英国的还糟糕，却依然能够在半岛上使用，并且给英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在缅北，日军犯了和英军同样的错误。
由于认为在这片崎岖潮湿的土地上不适于使用战车，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都没有保留中队以上规模的战车部队。原来准备改为战车部队的第18师团骑兵第22大队被解散撤编。这个决定使缅北日军的装甲部队根本无法与中国远征军抗衡。
在第18师团方面，除了师团直属和侦察部队的少量战车外，曾经预备编制一个搜索联队，其中包括一个战车中队，两个机械化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械化辎重中队。所谓搜索联队，实际就是后来的所谓摩托化步兵部队，以机动性见长。事实上，许多日军其他师团都有搜索联队的编制。例如，后来在八莫被远征军歼灭的就是日军第2师团搜索联队（原好三大佐指挥）。但是，由于牟田口中将忙于组织英帕尔会战，大量车辆和兵力都被调到他那一方面，第18师团的搜索联队迟迟不能编成。
不过，一部分战车还是就位了。这支不多的装甲部队在中国装甲兵奔袭第18师团总部时，曾为掩护田中师团长的逃走起到重要作用。
云南方面的第56师团情况与第18师团相似。情急之中，日军把中国第一次远征军丢弃的若干苏制T-26坦克修理后使用，却给中国军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伤亡。
除了数量，在质量方面，日军装甲部队也无法和中国军队相比。考虑到道路情况，在缅北日军使用的战车，主要是九五式和九七式轻战车，其中最多的是九七式。
九五式战车重量7.7吨，装甲6～12毫米，装备37毫米炮一门，机枪两挺。由于中国军队普遍装备的捷克式轻机枪穿甲能力为7毫米，这意味着如果打中薄弱部位，用轻机枪就可以打穿这种坦克。与之相比，九七式轻战车更为寒酸，仅有4.25吨，装备37毫米炮一门。
结果，这些战车在与中国装甲部队的战斗中，多半不是一触即溃，就是干脆被作为堡垒使用。
在孟关的战斗中，中国战车队初次参战，日军一天就阵亡两个大队长。这对第18师团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那么，第55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冈田公中佐，是不是日军到此为止在胡康河谷之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呢？
在中方对于胡康河谷战斗的资料中，对击毙日军军官的军阶有着混乱的记载，被击毙的军官在日军的作战序列中常常查无此人。在一些资料中甚至出现了打死某“副联队长”的报道，实际上日军根本不存在这种职务。联系到和红军作战时期朱德和贺龙都有若干次被“击毙”的经历，不得不感叹尽管新一军的训练是美式的，但国民党军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
在日方记载中，到孟关一战为止，日军阵亡官兵中职务最高的，是第55联队联队长藤井小五郎。
藤井小五郎，1894年生，兵库县须摩浦人，日本陆军大佐。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8期。考虑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他的同学还是大队长级别，此人可算升官甚快。中国方面的资料，认为此人在于邦之战中被击毙。
胡康河谷中日军的合影
关于藤井的战死经过，中日双方的记载并不一致。中方对藤井之死的描述极简单，说他战死于胡康河谷。然而，按照日方的说法，藤井并不是死在中国军队的大反攻中。在大反攻开始前夕，刚刚升任联队长三个月的藤井一意孤行，深入前沿“视察”，不知隐蔽，结果被恰好前来探路的中国侦察兵狙击身亡，可说死得十分窝囊。
事实究竟如何，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从藤井的后任山崎四郎大佐就任第55联队长的时间看，似乎日方的记载更为可靠。这简直像世界杯决赛刚刚开场不到一分钟，一方就进球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可惜的是，那名中国侦察兵没有机会因为击毙一个日军联队长向上请赏了。
如果日方的记载真实，这位藤井大佐应该说死于骄横。
刚刚和中国远征军交手的时候，哪个日军不骄横呢？在孟关之战已经过去65年之后，井上咸等日军第18师团的幸存官兵，谈起遭到中国军队战车部队的攻击仍然余悸未消。他们的看法是，在当时中国军队战斗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田中新一师团长仍然固执地采取攻击姿态，是导致整个战局失利的重要原因。
其实，作为日本陆军一名优秀的参谋型将领，田中新一在胡康河谷的防卫战中，始终认为中国军队不过是纸老虎，一直试图以进攻代替防守。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日本陆军中将是怎样在胡康河谷组织防御的吧。
井上咸
井上咸绘制的地图
根据日本防卫厅1968年整理的日军在缅战史，胡康河谷之战，当临滨日军（第56联队第二大队第6中队）1943年10月底首先和中国军队发生战斗时，田中新一师团长正在密支那召集会议，讨论迎战中国远征军反攻的作战方略。
当时，日军第18师团的形势，正是各个部队均处于分散状况下而显得最被动的时期。作为师团步兵主力的五个大队（步兵第114联队的第一、二大队，步兵第55联队的第一、二大队，步兵第56联队的第一大队）都位于密支那及密支那以东地区，而且其中大部分刚刚在滇西和向怒江以西渗透的中国71军发生了激烈战斗，正在向密支那返回的途中。另外，还有一个步兵大队被部署在通往云南的要隘腊戍一带（步兵第114联队的第三大队）。实际能够使用的兵力只有步兵第56联队的主力（第二、第三大队），和步兵第55联队第三大队。
这些兵力，相对孙立人和廖耀湘的两个师，就算中国远征军没有经过美械化训练，双方的力量也不能说相等。尽管如此，田中依然制定了“趁敌军主力从印缅国境侵入之机，将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他认为，虽然中国军新38师已经攻入大龙河畔，但中国远征军主力仍在新平洋以北的山区地带。所以，田中师团长决定，将师团主力部署在临滨至新平洋一带的狭路口附近，并采取积极的攻击，力图在那里阻断史迪威的反攻。
为此，田中新一仍然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将分散于各地的部队向胡康谷地集结，率领这些部队沿胡康谷地西进，迎击中国远征军的部队。他的计划是派遣长久竹郎大佐指挥步兵第56联队主力以及山炮兵第二大队为右翼，冈田中佐的第55联队第三大队为左翼发动进攻，师团战斗司令部于11月上旬从密支那出发，开始向胡康谷地前进。
胡康—孟拱河谷的日方入口孟拱，到两军正在激烈交战的新平洋等地，距离120多公里。这对于没有什么机动能力的日军步兵来说，意味着必须在雨季末期恶劣的道路上艰苦跋涉。由于原始森林中的道路泥泞难行，第18师团部队前进的速度特别缓慢。
在前线，遭到士气高昂、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远征军部队不断攻击，特别是中国军队迫击炮的猛烈射击，日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损失十分惨重。
然而，这是一个带有积极进攻精神的决定。田中的判断准确，到达新平洋的中国军队，实际只有陈鸣人的第114团一个团。这样，日军一度打得有声有色，将第114团压缩在胡康河谷谷口不能动弹。田中随即派出步兵第55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室积忠少佐），加强对第114团发起攻击，大有一举将第114团吃掉的架势。
为这种情形所激励，第18师团又将前线司令部进一步从原来孟拱河谷中的加迈向前推进到了孟关，师团二线部队各部主力，开始迅速向孟关附近集结。计划在新平洋方向发动一场猛攻，将远征军赶回印度。田中预定的进攻时间是12月15日。
应该说，田中这一部署，反映了刚刚和远征军交手时日军的嚣张。即便是在于邦战败之后，田中仍然在报告中声称，假如和中国军队一对三，自己有取胜的把握。
井上咸所绘撤退时所见迂回中战死美军在丛林中的墓
井上咸所绘胡康河谷作战中日军的生活：上左：1943年12月，日军坑道中挂了晾干的河鱼（双人坑道）。上右：1943年11月日军地下工事，可生火，上覆帆布（双人用）。下：1944年新年，井上咸与岛日共同为新的一年所挖地下工事，上有新年装饰物“门松”，内有烟道，墙上装竹制壁板，用弹药箱制成桌子，上覆竹面，有可开合的入口。左下方为其感言：灌木林中的阵地，笼罩在大奈河蒙蒙的雾气之中。
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日军驻缅甸第15军军部的反对。
第18师团在发动攻势的准备中，每一次都将所做出的作战计划和部队部署情况，上报到第15军军部。而且，一直以来，军部对师团所采取的方略都是同意的。
然而，随着日军前线战况的不断恶化，特别是久攻拉加苏和“李家寨”都不能将其拿下，日军上层对第18师团的作战计划产生了怀疑。在于邦附近作战的长久联队（第56联队）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情报和资料。通过这些情报和资料，日军渐渐对中国远征军的作战企图，以及部队编制装备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特别是，长久联队还缴获了中国远征军一个班长的日记，日记上详细记录了这个中国军人在印度受训以来的所有事情，日军从中对中国军队的士气、战斗意志、训练程度等诸多情况有所了解。
据此，日军意识到，在缅北的中国军队战斗力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于是，12月上旬，在位于缅甸的第15军军司令部，军参谋长久野村向第18师团参谋长大越兼二大佐传达了军部的如下命令：“命令第18师团中止现在的进攻，在孟关周围迎击入侵之敌，必须确保加迈一线的安全。师团如要对大奈河北岸在现有兵力的基础上继续增兵，必须经军部予以认可，方可行事。”
按照军部的这个命令，第18师团欲在中国远征军最难发挥兵力的胡康河谷谷口一带将其击破的作战方案夭折。田中新一后来回忆：“为此感到愕然，并对军部做出这样的决定，感到万分的遗憾。”他认为，在中国军队反攻前，第18师团就制订了这个作战计划，并于8月份对各部队主官进行了战前教育。当时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什么意见都没有提。在这战事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军部却突如其来地命令师团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军部的这种做法，是对这一作战计划的胜利失去了信心。
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
除了这一点，田中新一还有一点不满的，就是军部要求其后退到孟关一带与远征军交手。他认为，“如果在军部所提到的孟关周边地区与敌进行决战的话，有下列一些不利因素：第一，孟关，包括孟关的北方地区，是胡康谷地中地形最平坦、最宽广的地区。敌人一旦占领孟关以北平原，并在那里建立起据点，那就如同放虎归山一样，敌人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战斗力，就能得到非常自如充分的发挥。
第二，如按照师团的作战方针，选择新平洋的狭路口作为战场，那么对于打洛盆地的安全来说，几乎就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但如果退到孟关地区，师团现在只有五个大队的基本力量，如将这些兵力分散使用在孟关平原和打洛盆地两地，就会陷入战斗力分散的被动局面中，不可能确保完成任务。
第三，孟关地区与新平洋地区地形不同，周围都是水田。要想有效地阻止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飞机和战车，像孟关这样既平坦，又开阔的地形，对师团来说，显然是极其不利的。”
他分析牟田口中将不支持对新平洋反攻的原因是这样的：“牟田口司令官曾经是第18师团的师团长，他对第18师团有着很深的感情，特别是在他担任了军司令官以后，对师团的挚爱之情就更加浓烈了。当他看到大龙河畔和打洛平原的战斗如此艰难险恶，尤其是看到长桥部队在打洛平原受到的损伤如此惨重时，感到特别痛心，但又没有什么办法。每每谈话时，只要涉及这些话题，他的眼泪就会禁不住地流下来。为此，他内心真实的思虑是：第18师团是否可以远离这些艰苦的战斗？第18师团是否必须立即向新平洋突进？再离远一点，进行一些轻松的战斗不是更好吗？所以，才下达了中止第18师团按既定方针行动的命令。”
看起来好像田中新一的看法颇有见地，远征军的战车部队，的确是在孟关才开始发挥重大作用的。在其计划发动攻势的12月中旬，远征军主力尚未赶到前线，胡康河谷谷口的部队正处于最为虚弱的时刻。战机稍纵即逝。由于第18师团的第二线主力留在孟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远征军兵力也随之不断地增加。12月28日，室积大队反而被中国军队包围，前线日军陷入到了艰苦的围困战之中。此后的作战结果，不但日军谷口前线全面溃败，打洛等据点丢失，连孟关也没能守住。
牟田口廉也在战后的回忆录里，对当时为什么要阻止第18师团在新平洋的进攻，令其准备孟关会战，也做了说明：“田中师团长为了将敌各个击破，决心用师团的主力在新平洋进行攻击，并把进攻的时间预定在12月15日的电报我看过了。看了这个电报后，我对敌我双方的主力一旦在新平洋发生冲突的情况感到十分担心。我身边的参谋对在那种情况下部队的补给问题进行过研究，结论是：如果把战场设在大奈河畔，就必须再增加数个中队的汽车部队……第18师团企图在新平洋附近各个击破敌人，仅后方的物资装备就无法同敌军相比。敌人可以利用飞机迅速得到补充，特别是面对敌人的空中势力确实已占了绝对优势的现实，田中师团长的计划是很难实现的。
通过对军队物资补给能力的计算，军部制定了以孟关作为战场的作战方针，并一致达成这是最合理的选择的结论。”
看到这里，如果了解战史的朋友多半会有些惊讶。这是因为，牟田口廉也，在日军中被称作“猪突猛将”，所受最大指责就是不重视后勤。他在组织进攻英帕尔的作战中，甚至预先把攻克英军阵地后的缴获也算进了后勤物资之中，导致第15军高级参谋片冈衷大佐拍案而起，认为这样的计划干脆就是“无谋”。实战中，日军的确直接败在补给中断上，最后大批官兵病饿而死，其惨景恰似中国第一次远征军翻越野人山的翻版。
就是这样一个不重视后勤的将领，居然也要指责第18师团作战计划中补给方面的漏洞，可见这个漏洞有多大。实际上，围攻拉加苏时，日军士兵已经到了冲进中国军队厕所中捡拾米粒充饥的地步，假如第18师团继续向前线增兵，单单粮食一项，就可以把日军的进攻活活扼杀。
难道田中新一也在打孙立人手中物资的主意？按照日军一贯轻视后勤的作战思维，多半还是根本就不重视吧。
田中新一的作战构想虽然颇有见地，但只能说是纸上谈兵，参谋出身的主官，大多有这个毛病。
于邦—腰班卡的战斗让日军士气大减。但是，在孟关之战打响后，田中新一依然试图向中国军队背后迂回，以进攻代替防守，结果，直接导致了冈田和宇生两名大队长的阵亡。这可能一方面是日军长期形成的骄气仍有余焰，另一方面，大约也是田中新一认为孟关的地形确实不适合死守。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上司要求在不适合死守的地方死守时，日军军官通常会选择自杀时的行为“玉碎”，但田中新一显然是个另类，所以他一面部署部下死守，一面却对万一死守不住做了些准备，这种准备，事后证明可算这位师团长在孟关之战中最正确的部署。
阵亡两个大队长固然是坏消息，但对第18师团来说，更坏的消息还在后面。
就在冈田中佐阵亡的当天，1944年3月1日，正在孟关指挥战斗的田中新一师团长，忽然接到在瓦鲁班的辎重兵联队长中尾正五郎中佐的报告，称“美军一部分已侵入瓦鲁班”。中尾正带领所在地现有的兵力进行抵抗。
此时，已经依靠战车打开正面战线的廖耀湘新22师，正对日军在孟关的防御体系纵深发起猛攻，双方在孟关北侧激烈交战，田中新一正在指挥师团直属部队收拢残兵，对新22师发起反击。根据中方记载，3月1日，新22师第64团第二营刚刚攻入孟关的北大门唐开，就被孟关出援的上千日军包围。尽管该部按照在印度受训时的指导，立即转入防卫，组成了环形防卫圈，但头上缠着白布条的日军几次冲进了二营的防御圈，二营几乎打光了所有的子弹和手榴弹，阵亡连长高士钦以下数十人，几乎被日军击溃。所幸廖耀湘严令第66团倾力抢救，才终于支持下来。
井上咸所绘孟关战斗被击落的美军P-51野马战斗机（虚线以上为译文）
井上咸所绘孟关之战与冈田大队长战死的经过（虚线以上为译文）
在这种情况下，第18师团司令部并未重视这份报告，以为出现在瓦鲁班的美军不过是渗透过战线的小股骚扰部队。
但是，第二天（3月2日），田中又收到“位于孟关我军阵地后方的南皮尤河渡口，已被敌军占领”的报告。
这下子，田中才发现自己无意中犯下了大错。南皮尤河渡口，位于孟关和瓦鲁班之间，这个渡口一旦被盟军方面控制，不但切断了第18师团的补给线，还将使第18师团丧失向后方进行转移的退路。瓦鲁班附近存放着相当数量的弹药和物资，要想将这些物资运送到后方，以免落入敌人手中，看来已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了。
如果形势真的发展到这一步，第18师团就将在孟关地区完全被中国远征军包围。另外，此时师团与先前派到外线的部分部队也失去了联系。
田中新一毕竟是久经大战的宿将，遇到这种情况并未慌乱。他果断下令，师团主力向瓦鲁班转移，但并非撤逃，而是力图寻找到进入该地的敌军迂回部队的主力，对其进行打击。第二天（3月3日），日军撤出孟关，开始转移。3月5日，廖耀湘指挥新22师击溃断后阻击的日军，攻占孟关。
日本防卫厅史料记载：“师团长还是十分信赖部下的精强，断然决定实施这一计划。”但是，后面又不得不补充了一句：“再说，除了下决心果断地实施这一计划之外，也没有其他突出敌人包围圈的办法了。”
迂回瓦鲁班，把第18师团主力装进了口袋。
在远征军的战史中，对瓦鲁班迂回战大书特书，特别是美军“梅支队”遭到优势日军围困的时候，新一军新38师第113团奋勇解救，堪称经典。这支精锐部队在丛林中按照孙立人的指挥，人人一口砍刀，硬生生砍出一条道路，终于将被围美军解救出来。被救美军说：“只要和你们一起战斗，我们就感到安全了。”
这的确是此战的事实，然而，只是事实的一部分。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史实——真实的瓦鲁班迂回战，并不是由中国军队最先发起的。
远征军部队集合，听军官讲话。从画面上看，戴英式钢盔的，应该是新22师所部。
攻打孟关和瓦鲁班的战斗，实际参战的共有四支部队。孙立人的新38师、廖耀湘的新22师、远征军战车第一团，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番号——美军5307部队，史迪威属下唯一纯粹的美军作战部队。
真正对瓦鲁班进行迂回的，正是这个5307部队。3月1日，该部击溃中尾所率日军的抵抗，一举攻占瓦鲁班，顺势夺取了南皮尤河上的渡口。这支部队，因为其指挥官是梅里尔准将（也译作麦瑞尔），而被中国方面记载称为“梅支队”。
说起来，这个“梅支队”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这是因为它正是美国今天著名的特种部队“游骑兵（Ranger）”的前身，玩过美军特种部队电子游戏的朋友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经过缅北的血战，又经过在朝鲜与志愿军的恶斗，“游骑兵”的成名，与中国可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梅支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它。
所谓“梅支队”的成立，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颇有关系。作为一名出色的战地指挥官，史迪威对国民党的官僚素无好感，尤其是蒋介石，干脆因为其脑袋上有道楞，而被史迪威起了个外号“花生米”。
缅北反攻开始后，1943年底，蒋介石曾携夫人宋美龄到印度对远征军进行视察。蒋介石的视察给远征军驻印各部提高了士气，也带来了与史迪威的争吵。蒋介石和史迪威一样，都力主尽快打通中印公路，以为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提供盟军的物资。但是，两人在对远征军的使用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
蒋介石希望以英军为主力完成对缅甸的反攻，中国军队只是从中辅助。同时，他建议在印度受训的远征军部队全部编为炮兵。在作战中炮兵一般不会在最前线，可以回避很多血腥的战斗，而这些炮兵显然可以比步兵带回国更多的重武器。
可以说，蒋介石的想法，与其在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后日趋保守，坐观太平洋战争胜负的战略思想一脉相承。他希望远征军可以对日作战取得胜利，但更希望这支部队及其装备能够成为他麾下的重要实力。
史迪威则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名的财大气粗表示，由美国装备中国军队，即便没有英国人协助，也要凭远征军的力量自己打通中印公路。
这位将军是希望通过中印公路输送武器给中国军队，将其重新武装并对大陆上的日军发动反攻，从而以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攻势。
双方战略思想存在矛盾，同时蒋史之间始终存在领导权之争，让远征军的归国之战不时响起不和谐音。尽管下层官兵热切盼望打回祖国，但根据当时远征军高级将领的回忆，蒋的确曾授意他们保存实力，消极应付史迪威的进攻命令。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小动作也有所觉察，由于担心中国军队消极作战，他极力向美国陆军部争取获得一支美国官兵组成的部队，以作为自己的“近卫军”。由于史迪威在美国陆军中人脉深厚，1944年2月19日，抽调美国各地具有山地丛林作战经验士兵组成的5307部队正式成军。史迪威随即迫不及待地将其投入了孟关—瓦鲁班之战。
这支部队，从装备角度来说，比远征军还要精良。远征军所用机枪是美国已经退出现役的水冷式M1917式机枪，只能架在支架上打，准备时间长，需要冷却水才能使用，转移起来十分不方便；步枪则是只能单发射击的M1903式，尽管射击精度很高，火力密度却有所不足。这些武器与当时国内的装备相比好很多，但跟正宗美国现役部队的装备比起来，却还是差了一代。“梅支队”的美国兵使用的是轻便灵活的风冷式M1919重机枪，这种机枪枪管外面没有了厚厚的水冷套筒，也不再需要冷却水，大大减轻了重量，必要时可以不使用支架；他们的步枪则是久闻其名的M1伽兰德半自动步枪，这是世界上第一支大规模列装的半自动步枪，一个不必经过多少训练的射手，也可以在两秒钟内打完弹夹中的八发子弹。
美军为和中国远征军并肩作战的美军牺牲者，举行弥撒。
一名在孟关之战中负伤的新22师战士，医护人员用九个小时把他抬下战场，送到机场，随即被送往印度的美军医院进行手术。
转运中的中国远征军伤员，很多还是未成年的少年。
甚至，这支部队中还有若干日裔美军。这些“忘了祖宗是谁”的黄皮肤美国兵并没有忘记祖先的语言，因此无论是穿插中冒充日军，还是窃取日军情报，都可以事半功倍。
在远征军的归国之战中，“梅支队”作为忠实的友军，一直伴随远征军作战，很多美军官兵为了打通这条帮助中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道路而血洒缅北。
但是，这支部队也有它的问题。
史迪威本意是从美军各个部队中选拔熟悉丛林战的精兵，无奈各部队毕竟有自己的私心，许多美军部队送来的干脆就是本部队的“问题儿童”。这些“问题儿童”有的是调皮捣蛋的大王，有的甚至有智力问题。密支那之战中，曾有中国兵亲眼看见一个美国兵的裤裆是从中割开的，酷似中国儿童使用的开裆裤。询问原因，美国兵回答战斗生活太紧张，这样方便的时候可以不用脱裤子……这样的美国兵无法判断他究竟是太个性另类了，还是脑子真的有问题。
反正，这支放荡不羁的部队很快就获得了“抢劫者”的绰号，连日军都干脆称他们为“抢劫者部队”。
史迪威给“梅支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孟关敌军进行迂回，攻取瓦鲁班，切断田中新一的退路。
美国军队的历史上，迂回曾是一种经典战术。格兰特将军就是以这一战术杀入南军后方，闹得南军背后狼烟四起，一直打到了南方“首都”里士满，为南北战争的结束立下大功。然而，二战中的美军将领似乎大多对这一战术完全没有感觉。这并不是说美军将领们头脑愚蠢，而是因为美军重装备、大军团的作战方式，更适合正面突破。既然面对面的战斗最适合美国人，如果再注重迂回穿插这种轻兵疾进的东方战术，反而有以短击长的问题。
在孟关之战中给日军极大压力的远征军155毫米重炮
但是，迂回战术，在丛林密布的缅北战场上却是最有效率的打法。也许是受到孙立人和傅宗良几次成功迂回作战的影响，史迪威作为一名优秀的陆军将领很快就放弃成见，有模有样地组织起类似的打法来。
“抢劫者”的迂回，并不是蛮干，而是在美军飞机准确的空中侦察和测量之后，按照最佳道路实施的，结果果然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夺取了瓦鲁班和南尤河渡口的“抢劫者”部队首战告捷，志得意满。
但是，正如田中新一命令中所描述的，日军从孟关撤出，并非溃败，而是决心主动向南尤河渡口发动攻击。
尽管败而不乱，3月4日，对田中新一来说，依然是漫长的一天。这一天里，两路突围的日军不得不重新合二为一。
孟关大捷，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右）到战场视察和祝捷，与孙立人亲切交谈。
3日从孟关退出时，田中新一师团长与长久竹郎大佐率领的第56联队在一起，师团步兵团长（相当于旅团长）相田俊二少将指挥第55联队准备分进合击，左右夹攻南尤河渡口。但是，很快，第55联队日军发现前方简易公路已经被中国战车部队截断。已经胆寒的第55联队官兵不敢应战，转道投田中新一部一同撤退。傍晚，田中新一注意到，后面丛林里不时传出惊天动地的巨响，那是155毫米重炮爆炸的火光。这说明中国军队已经修复了公路，其重炮部队已经逼近日军后卫部队。
孟关到瓦鲁班只有12公里，155毫米大炮从孟关可以直接威胁到进攻南尤河渡口的第18师团，使其腹背受敌。
最先冲到南尤河渡口的日军，是长久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吉田武司大尉）。眼看师团已落入包围圈，吉田大尉率部向南尤河渡口发动了一次自杀式的冲锋。
不料，进展却出乎意料地顺利，让日军未曾料到的是，装备精良的美军竟然一触即溃，有一部分甚至反而被日军包围了起来！
第十章 瓦鲁班之一
由于日军没有空中掩护，于是，为中美地面部队提供支援的P-51野马战斗机就不断攻击和扫射撤退中的日军。这样的攻击使日军的转向变得迟缓和混乱。直到3月4日，吉田大尉才能够发动对南皮尤渡口的攻击。
南皮尤渡口的美军部队，根本没有预料到日军会发动如此疯狂的攻击。守卫渡口的美军是利夫少校（Major Lew）指挥的梅支队第二营，他们占领了这里，并奉命掘壕固守，与此同时第三营破坏了日军从瓦鲁班到渡口的简易公路。不过，第二营此时最重型的武器是火箭炮和轻机枪。而且，从3月3日起，不断遭到日军的袭扰性攻击，在穿插和战斗中打掉了大部分弹药。此时美军对自己能否守住阵地信心不足。事实上，前一天晚上，梅里尔准将已经给了少校授权，在无法守住阵地时向瓦鲁班撤退。
美军“抢劫者”部队，真的活像一群抢劫者。
根据《梅里尔的抢劫者》（MERRILL'S MARAUDERS,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WASHINGTON, D.C., 1990），瓦鲁班的胜利并非一般记载的那样简单。尽管3月1日部队已经穿插到位，而且发现瓦鲁班内只有日军后勤、医院等部门，但是攻击瓦鲁班的美军依然受到顽强抵抗。主要是后勤部队的日军放弃村落，据守仓库，和美军顽强交锋。与此同时，周围各据点布防的零散日军发现美军的穿插动作后，奉命不断向瓦鲁班方向集结，试图消灭穿插过来的美军。这种缺乏组织而且近似添油的打法如同飞蛾投火，并不能扭转战局。
美军的缅北地图
更要命的是，在梅里尔手边，还有两个“活宝”。
这两个“活宝”就是梅支队中的日裔翻译官五所亨利中士（Henry H. Gosho）和山本罗易少尉（Roy H. Matsumoto），他们在日军的电话线上加上了窃听器，清楚地得到了日军下达的每一个命令，打起仗来自然事半功倍。到3月3日中午，美军已经基本肃清瓦鲁班日军，自己损失轻微，仅仅阵亡四人，负伤七人而已，梅里尔洋洋得意地向史迪威发电：“我们已经让日本人懂得了要对我们尊敬些。”
梅里尔准将给“抢劫者”部队中的日裔军官山本罗易授勋
山本罗易晚年照片
这种混乱的攻击多少使美军顾此失彼，难以迅速彻底拿下瓦鲁班，同时有时候也能够起到出乎意料的作用。
3月4日，在瓦鲁班附近，有两个日本兵摸到了梅里尔设在维素卡的指挥部附近，一个已经架起了机枪，险些把旅部的全体人员一起端掉；一个则在草丛的掩护下，几乎爬到梅里尔的面前。被这一袭击吓坏了的美军警卫人员打掉了近万发子弹，但两个日本兵还是逃掉了，只是在地面发现的血迹显示，至少有一名日军负了伤。
中国远征军的官兵普遍认为在缅甸丛林中日军单位越小，作战效率越高，日军的大部队在具有优势火力的中美军队面前反而更好对付。
在攻击瓦鲁班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梅里尔下令利夫的第二营据守渡口，掩护他在瓦鲁班的作战。吉田部队发动攻击的时候，美军刚刚排除了日军的抵抗，攻占瓦鲁班的日军军需仓库，日军历尽辛苦在这里囤积的一百余箱炮弹尽数落入“抢劫者”的手中。梅里尔欣喜若狂地向上级报告缴获了日军大量的军需物资。得到这个好消息，利夫所部美军也有些放松警惕，不料孟关方向日军在拂晓突然疯狂地发动了突围进攻。梅支队本身是一支擅长打了就跑的部队，完全不擅长这种防御战。面对日军不要命的攻击，利夫少校勉强抵挡了一下，随即向梅里尔报告弹药垂尽，而日军炮火过于凶猛，要求放弃渡口。
有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尽管美军夺取了瓦鲁班，但经过短暂而激烈的交火，猝不及防的利夫少校从阵地上被赶了出来。南皮尤渡口失守。
其实，在南皮尤渡口的美军既可以使用日军遗弃的武器弹药，也已经接到空投，装备状况并不像报告中那样糟糕，如果有决心的话一定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但是，日军为了夺路而逃势若疯虎，异常凶猛。在这种不要命的打法面前，美军大多无心恋战，匆忙放弃阵地向瓦鲁班逃去。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队突袭海夫吉的战斗。当时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军，也是在猝不及防中不得不一度放弃了海夫吉。从刺刀见红的角度来说，美军在地面战斗中，的确缺少足够的作战决心。不过，依靠装备和火力，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却又是先进的作战思想……
无论怎样，在这次战斗中，美军几乎将迂回奇袭的战果丢得一干二净。
日军随即对瓦鲁班发动攻击，试图夺回这个重镇。梅里尔准将亲自指挥部队在瓦鲁班死守。此时，觉得情况不妙的史迪威匆忙电令同时深入敌后的新38师尽快对其进行救援。
孙立人的回答是，我的部队在24小时内到达。这实在是个令人吃惊的回答。
不过，按照《扬基》杂志著名记者戴维·理查德森的报道（Yank the Army Weekly，British Edition Vol 3. No. 3，July 2，1944），梅里尔准将仍然忧心忡忡。如同他所说的那样：“（既然承诺了，那么）中国人一定会在24小时内赶到，但是24小时之中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的。（The Chinese were expected within 24 hours，but a lot could happen in 24 hours.）”
中国军队在迂回，而日军狙击手也无所不在，这是美国《生活》杂志著名记者乔治·罗格，刚刚从一次狙击中侥幸脱险。
4日当天，在夺得南皮尤渡口后，第18师团所有成建制的日军部队均渡过南皮尤河，5日夜间开始全力猛攻瓦鲁班！
这的确是难熬的24小时。梅里尔准将思考之后，将美军主力部署在了瓦鲁班镇外的丛林中。这个奇妙的部署使受过丛林战训练的美军给日军造成极大杀伤。在激烈的战斗中，南皮尤渡口的败将利夫少校表现得尤为出色，他后来回忆道：“日本人可能以为我们在丛林中是雏儿啊。”
但是，日军的兵力不断增加，攻击的凶猛一浪超过一浪。利夫少校亲眼看到矮小的日军两人一组拖着沉重得不成比例的机枪向美军阵地前进，这是他们手中最有力的压制武器。每当有日军机枪手被打倒，就会有人接替上来拖着机枪继续前进，直到在几码之外再次被打倒。
混战中，梅里尔准将通知利夫少校——中国人正在向你靠拢，可能在半夜接防。利夫少校看看了看表，发现时间是下午17：30。
日军的进攻到夜晚仍然没有停止。日军用重掷弹筒发动的攻击被美军用火箭筒压制住，但一些美军已经打完了自己的弹药，阵线开始混乱起来，不断有美军惊呼：“谁可以给我一个M1步枪弹夹？！”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部分日军甚至逼近了梅里尔的指挥所。
美军出动预备队，将日军赶了回去。所幸，日军的弹药似乎也不多了，双方对骂的声音开始从逐渐稀疏的射击声中传了出来。
午夜2：00，梅里尔准将的命令来了——撤退，向总部靠拢，中国人会接替你们的阵地。
理查德森写道：“疲惫的美国士兵收起他们的装备，如同印第安人一样悄无声息地从他们守卫的阵地上开始后退。
那嘎族人的大象作用很大，当地那嘎族人提供大象给远征军，用作维护通信线路。
“就在他们防守的阵地后面一点，一队前进方向相反的士兵迎面而来，从美国兵的旁边走过，那是中国人。
“‘美国人，挺好。’（Megwaw, Ting Hao.）他们从美国兵身边走过的时候说，他们的意思是‘美国人活着撤下来了’。而一名中国指挥官则给了撤退中的美军另一种评价。‘你们的部队，’他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前进的距离，比大家过去一个月的都多。’
一个‘梅支队’的美国兵在和中国人互相敬礼之后，转向他身后的人：‘你知道，我简直想去吻他们，此时此刻，他们对我来说，看上去是那么的可敬可爱。’——有这种感受的，肯定不只他一个。”
在美军背后，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那是中国人开始战斗了。第二天早晨，在日军退去之后，梅里尔准将赶到中国人的阵地上，在他面前，是大约800具日军的遗尸。
从南皮尤和叩拜退下来的“抢劫者”部队的伤员，他们将被飞机运送到印度治疗，一名中国看护兵在照看他们。
根据中方史料记载，孙立人派出增援“梅支队”（“抢劫者”部队）的，是新38师的两个主力团——已经从新平洋战斗中恢复过来的陈鸣人第112团，和刚刚在太白家打了胜仗的赵狄第113团。新38师第113团第一营第6连连长蒋元这样描述了陈、赵两团的迂回作战：“赵狄上校率领第113团自太白家到瓦鲁班，沿途用斧头砍树，枪弹杀敌，通过杳无人迹的原始密林，越过荒僻的大奈河，穿过荒湖和林空，受到大雨的袭击，泥泞的阻碍，间或也受到饥饿的威胁，连克清南卡、恩藏卡等三十多处据点，进展180英里，攻到瓦鲁班的附近。右翼部队陈鸣人上校率领第112团也攻下了大林卡、丁克林卡等村落据点十多处，和左翼部队取得了联络，两路大军沿路都碰到敌军的伏击和顽强抵抗，健儿们不分昼夜，不怕雨热，英勇厮杀，切断了敌人归路。敌军18师团司令部，自孟关撤退至瓦鲁班无路可走，遂集中所有兵力向我军猛扑。这时美军一个加强营，被敌人冲杀伤亡惨重，无法支持，终于撤离阵地。而新38师113团由赵狄上校率领之第一、二营，迅速占领美军原有阵地，切断瓦鲁班至泰诺间的联络，击毙敌军大尉与中尉各一人，击毁大卡车一辆。瓦鲁班和泰诺的敌军，便再也不敢通过这一段公路相互往来了。”
这里面提到的美军加强营，就是利夫少校的第二营。泰诺是瓦鲁班附近日军另一个据点。新38师部队的增援到达后，日军对夺回瓦鲁班感到绝望，被迫停止了进攻。解围后，新38师接替了“梅支队”对瓦鲁班的防守。中国远征军老兵还有回忆，称在瓦鲁班的美军被救援时已成惊弓之鸟，曾对着援军乱开枪。在梅里尔准将的回忆中，美军并未狼狈至此，但也承认确有美军误击中国军队事件，造成4人负伤。梅里尔并在书中记录，3月6日，一名中国营长先于部队到达瓦鲁班与“抢劫者”取得联系。由于考虑日军可能增强对瓦鲁班的攻击兵力，梅里尔准将下令当晚将“抢劫者”部队撤出瓦鲁班，而将阵地交接给中国军队。由此可见，中方的记载大致是可信的。
不过，以丛林中迂回的速度来看，孙立人的部队能够在接到警报后，仅仅一天就到位，实现对梅支队的支援，显然是在接到史迪威命令之前，第112团和第113团已经潜入敌后。
是料敌机先？还是对史迪威这个穿插作战的新手不大放心而早做准备？这就不得而知了。
美军将这次战斗中阵亡的官兵，全部择址安葬在附近的一片竹林中。此战中阵亡的中国官兵墓地，则在这片竹林旁边的一个小山上。孙立人将军把这些没有能够带回家的弟兄们埋葬在山坡上向着东方的阳面，据说，那是可以眺望中国的方向。
正当我写到孟关之战时，驻印远征军老兵张少云先生的女儿，通过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从台湾转来一封信。
她是看到《坦克装甲车辆·新军事》上连载的远征军征战纪实一文后，又找到笔者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一书中关于孙立人将军的文章，而后给笔者来信的。
张女士在信中写道：“在孙将军麾下，远征军的战士为了抗击敌寇，血战异域。艰苦难言而胸怀故国之状，一笔‘军心似箭’道尽其中辛酸。六十载之后，国家还记得他们，实在让人感激莫名。”
惭愧，一部纪实文章，如何敢称“国家还记得”。
随信附来的，是一张光碟，标题是《常胜将军的悲剧故事——孙立人三部曲》。
打开片头，一段起于哀婉而渐渐雄壮的乐声，仿佛中伤之虎不失威严；一行“异域孤忠”的红色片头，仿佛归国之战中远征军弟兄们心底的声音。一幅幅老照片，令人难抑激情。
孙立人临终的话，“我对得起国家”。在那个家天下的时代，忠于国而非忠于一家私利的孙立人，一个清清白白的“忠”字，已经写尽了这位抗日名将的悲剧。
在一个国家政治昌明、国势强盛的时候，爱自己的国家是一种美德；在一个国家残破凋敝、政治昏暗，甚至随时可能让你“功到雄奇即罪名”的时候，依然用自己的心去爱这个国家，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牺牲。
和张女士通了一个电话，获知了更多的情况。张女士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原是中学教师的父亲已经投笔从戎，其间偶有家书，对战争之后阖家团圆、晴耕雨读的日子充满憧憬。但是，张女士却从未见到自己的父亲归来。张少云先生是安徽淮阴人，从军于新编第38师，1942年追随孙立人将军入缅作战，1944年参加反攻缅甸之役，1944年7月在密支那之战中阵亡。张女士在成年以后才开始了解当时远征军作战和她父亲牺牲的经过，可惜由于年代久远，除了在记录远征军阵亡将士的《流芳录》中可以见到她父亲的名字，其他的情况已不为人知。
孙立人将军在前往台湾担任编练司令时，曾将若干阵亡部下的遗孤带到台湾，意图让他们能够进入“抗日遗族学校”，完成教育。将军因兵变案，被监禁数十年，不再是让日军望而生畏的远征军新编第一军军长，而只是四个孩子沉默的父亲。再出门，一代儒将已是耄耋老人。而遗孤们靠自己，胼手砥足，也走出了今日的一片天。张女士的家族如今已经经营起一家大电子元件公司，她的儿子刚刚在福州投资兴办了第三家与大陆的合资企业。
孙将军从监禁中被释放后，第一件事就是让老部下潘德辉寻访阵亡在仁安羌战役中的张琦营长家人，将其所获勋章转交。
恍然间，忽然想起了郝梦龄将军给家人的信：“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2005年秋，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领事来到缅北密支那的云南同乡会馆，向李锡全等四名流落异域的中国远征军老兵颁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章上刻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几年后，李锡全回到湖南常德故乡。他说，我贴身只带两样东西，这枚纪念章，和一本翻烂了的中国地图。“我想家的时候，就会拿出这本地图来看。”李锡全说。
这位国民党老兵所获得的纪念章附文写道：“本纪念章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题写章名，颁发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
忠于国家的人，国家没有忘记。
曾有人疑惑过——纪念远征军，是不是有一种给国民党翻案的危险？
应该并非如此吧！我们纪念远征军中与日军血战到底的中国男儿，只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曾以生命和鲜血捍卫自己心中的国家，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国民党军人。
流落异域的远征军老兵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抗战纪念章
我想，这是一个超越党派和时代的纪念。
这一刻，才忽然感受到，笔下那每一个地图上枯燥的战役，背后有着一个民族在灭亡边缘怎样的怒吼挣扎！那些伤亡数字背后，是怎样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和我们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面孔！
瓦鲁班之战打断了日军在胡康河谷布防的脊梁骨。根据日本防卫厅整理的史料，日军对这段时间的作战记载是这样的：
3月5日，进攻师团正面的敌人侵入了孟关镇。（笔者注：这应该是廖耀湘所部新22师部队的攻击，在孙立人和梅里尔努力拦截撤退的第18师团时，绰号“中国虎”的廖耀湘乘机率领所部在第18师团背后紧紧追击，连续击败第18师团的后卫部队，顺利攻占孟关。梅里尔回忆，日军狼狈撤退时曾在孟关放火，但因为本没有撤退的准备，破坏很不彻底，连孟关城内宝贵的大批粮食都落入中国军队手中。）
从孟关到瓦鲁班的距离不过12公里，果真能够在这样短的距离内重新建立起师团的防卫态势，而不会遭到背后敌人追兵的攻击吗？……师团的转移行动进行得十分谨慎，到正式开始转移行动之前，还有充裕的时间，师团下达了以下命令：
一、相田部队：即师团步兵指挥官相田俊二少将指挥的步兵第55联队（欠第二大队）及临时编制的菊大队，不走大道（即孟关至瓦鲁班的简易公路，连接日军前后方的主要干线），直接走凌库卡村小道，渡过南皮尤河，之后做好对瓦鲁班攻击的准备，必要的时候掩护师团主力转移。（笔者注：看来日军主将田中新一也推测到了美军将在南皮尤河口严密布防，试图迂回到渡口后方直接攻击瓦鲁班。）
二、其他的师团主力则沿着简易公路转移，然后夺取南皮尤河渡口点，对瓦鲁班的敌人发起攻击。
各部队按照以上命令，在不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下，悄悄地开始进行转移准备。3月3日的晚上，各部队依次秘密地开始转移。出乎预料的是，在相田部队要走的那条路上，已经有数辆敌人的坦克在活动。（笔者注：这应该是远征军战车第一营的一部。此前，这支战车部队奉命配合新22师向胡康河谷重镇孟关进攻，战车一营与新22师第66团第一营组合，从3月3日到8日进行了一系列战斗。这也是中国驻印军装甲部队第一次实战，中国官兵们虽然技术还不成熟，却表现了巨大的战斗勇气，不少官兵伤亡，他们的英勇气概，使得事前以“娃娃”评价他们的美军官兵刮目相看。进攻瓦鲁班时战车第一营兵分两路，副营长赵志华带领第一、二连迂回瓦拉邦北面，插向敌人背后切断公路，很可能就是此时日军看到的坦克部队。）相田少将认为，要想突破这些敌人向南前进，确实太困难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相田部队也只好与师团主力一起，沿着本道转移。这样一来，师团的全部主力就都沿着孟关至瓦鲁班这条路，排成一条纵队向前推进。
万一在没有夺取南皮尤河渡口点之前，天就亮了的话，那么，聚集在渡口点的整个师团主力就将成为敌人飞机最好的食饵，果真那样的话，师团必将陷入到一种无法收拾的尴尬困境之中。
面对这样的情况，师团长也感到愕然。而且此时也容不得有片刻的犹豫，师团长立即命令并亲自督促前卫部队司令官，步兵56联队联队长长久竹郎大佐加速向南皮尤河前进，争取快速夺取南皮尤河渡口。于是，作为前卫先头部队的步兵56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吉田武司大尉）快速赶到了南皮尤河渡口，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勇猛地突破了渡口点，并于4日拂晓，顺利地进入了瓦鲁班。前卫部队主力也紧接其后，通过由工兵架设的浮桥，来到南岸，追上了先头部队。
接到以上快报的田中师团长，又觉得有了一线希望，命令师团主力快速赶到渡口渡过南皮尤河。4日白天，他努力将师团主力集结在一起，傍晚即令长久联队主力向瓦鲁班附近的敌人发起了进攻。（笔者注：由此可见，5日整天和美军作战，并于夜间在瓦鲁班郊外与中国远征军交战的日军部队，正是这个长久联队，也就是日军步兵第56联队。）
后续的相田部队则被派去占领南皮尤河渡口点以北的地区，对师团主力的后背进行掩护，并负责对从孟关方面过来的敌人进行阻击。
师团长也在南皮尤河南岸设置了司令部，在那里进行作战指挥。第二天（3月5日）早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坦克在飞机的掩护下，对师团发起了攻击。很快，这些坦克就插到了师团司令部与长久联队的中间。
师团长抓住敌人行动中仅有的一点空隙，带领部队勇敢迅猛地冲破敌阵地，艰难地到达了瓦鲁班。但是，紧追在师团身后的敌坦克群，不久也出现在了瓦鲁班，并与长久联队的一部分及独立速射炮大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实际上，由于中美联合部队始终控制着瓦鲁班，田中新一并没有机会把自己的司令部放在瓦鲁班。尽管按照他的计划，孟关失守后，瓦鲁班应该是下一个坚守的据点。日军的这个新司令部，根据中方调查，应该是设在瓦鲁班附近的大班村。
这个紧追在敌军师团部后面的坦克群，就是赵振宇营长指挥的远征军战车第一营所部。他们是新22师追击部队的刀锋。
赵振宇营长所部追击并不轻松。由于其第一、第二两连已经被副营长赵志华带走执行迂回任务，他身边只有该营营部、第三连和工兵部队。
在前面孟关的战斗中，战车第一营已经表现出了相当强悍的战斗力。但是，也暴露出了一定的弱点。
中国远征军战车部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对装备和战术不够熟悉。算起来，这支战车部队，已经可以算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甲部队的第三代主战部队。但是，中国装甲部队的第一、第二两代主战部队在此前的战斗中损失很大，能够保留下来的人才不多。抗日战争中，中国第一代装甲部队的主体是杜聿明指挥的装甲兵团，主要装备德国马克-I型轻型坦克、英国维克斯六吨半战车等，在淞沪抗战中因为没有步坦协同的演练而损失惨重，特别是南京战役中所有德国战车均损失殆尽，使这支部队濒于解体；中国第二代装甲部队的主体则是苏联援华物资中的一批T-26型坦克，主要装备第5军。这支部队在昆仑关经历了实战的考验，但是在入缅作战中遭到英军刁难，不提供及时的运输，T-26战车未能出现在前线就被迫作为路障丢在了滇缅路上，人员也由于部分进入野人山而损失惨重。所以，出现在缅北战场的战车第一营等部队，完全是由新军组成，训练时间短而且没有实战经验。
缅北战斗中的中国坦克部队
认真学习驾驶技术的中国远征军战车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装甲部队人员的勤奋好学使他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战场，而美军的顾问人员也起到了较好的帮带作用。不过，美军人员对中国装甲兵的一个传统深感不能理解，那就是中国官兵过惯了穷日子，轻易不愿放弃损伤的重装备。实际上，抗战初期中国装甲部队还有弃车丢命的规矩，驻印远征军虽然阔气多了，但一直以来的习惯还是在起作用（志愿军时代的中国官兵也有类似情况，在战斗中往往尽量不破坏对方装备、补给，心存缴获后自用之念，以至于有时候反帮到对方）。在装甲部队第一天的战斗中，就牺牲了两个排长，究其根源，就是因为不舍得放弃起火的战车。
不过，这种情况也常常让美军顾问为之感动。补给连司机毛成有，在首日战斗中胸部被弹片炸出一个洞，弥留之际，却向照看他的战友询问道：我的车怎么样？前面需要弹药啊。
首日战斗中，受到损失的中国战车，主要是遭到了日军47毫米反战车炮的攻击。而日军长久部队的所谓速射炮中队，正是装备了这种反战车炮，专门对抗装甲部队的一支炮兵。当赵振宇营长率部攻击到大班村日军第18师团师团部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敌军的指挥中心。但是中国装甲部队的攻击却吓坏了担任警卫的日军，他们不但将速射炮中队拉了出来与赵振宇营长决一死战，而且把师团部仅有的几部战车也开了出来，力求将中国战车部队挡在师团指挥所之外。
第十一章 瓦鲁班之二
按照双方记载，远征军反攻缅甸之战，中日两军第一次战车对决，似乎发生在远征军坦克第一团进攻大班第18师团指挥部的过程中。日方记载，师团直属的战车部队在大班村附近迎战来袭的中美联合部队，指挥官为原骑兵第22大队的西正义中尉。战斗结果是勉强掩护师团总部人员脱离战场，但投入战斗的战车全部损失。中方记载，率先突入日军师团指挥部的是赵振宇的坦克第一营，也提到此战缴获两辆日军战车。然而，双方都没有战车间作战的具体记录。
特别是中国远征军战车第一营的作战记录中，谈到对大班的攻击势如破竹，不但毙伤多名日军高级军官，而且缴获了日本陆军第18师团的关防大印，过程十分详细，唯独不曾描述过和日军战车部队的战斗经过。
不过，从战场留下的照片看，的确可以确认日军有战车在此战被击毁。战斗结束后，潘毓昆团长还曾站在一辆被击毁的日军战车顶上给部队训话。
潘裕昆将军站在缴获的日军战车上讲话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由于年代久远，对当时战斗的情况只能进行推测。
也许答案就在被击毁的战车上面。从照片上看，潘毓昆团长脚踩的那辆战车是一辆日军九七式装甲车，符合日本陆军从海路运输到缅甸，配属到第18师团总部的战车类型。第18师团也有少量九五式坦克，但原本不是自己的，而是借用的第14坦克联队原计划参加英帕尔作战，却掉队的一支部队。他们在追赶部队途中，因为抄近路进入了第18师团防区，被远征军打得焦头烂额的第18师团参谋长片冈衷当即将这些送上门的九五式坦克扣留。这位外号“雷神爷”的参谋长和正全力筹划英帕尔会战的牟田口廉也中将大吵了一场，终于获准“借”用这批坦克。当然，片冈连第14联队的乘员也没有放过，统统留下参战。用现在的说法，应该叫做“湿租”。但这些九五式坦克并没配属到孟关前线，因为它的履带压强比较大，只有被称作“豆坦克”（即袖珍战车）的九七式装甲车，能够在雨季通过日军的简易公路进入胡康河谷。
相比而言，同样一条路，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反攻的时候，连谢尔曼中型坦克都开过来了。原因无他，是路修得好。看到这个差距，中美联合工兵部队的施工水平确实值得称道。
这种九七式装甲车，在中国大陆战场，特别是在华北地区与“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作战时是名副其实的重武器，动辄横冲直撞，十分骄横。后来，八路军兵工厂用晋造山炮的炮弹改造了一批反坦克地雷，狠狠地炸了它几辆，才让它的气焰稍稍收敛。然而，到了缅甸战场，面对中国远征军的坦克部队，无论是号称轻型坦克的M-3斯图亚特还是中型的M-4谢尔曼，这种九七式战车装备的37毫米炮都无法击穿对方的装甲。如此，九七式就只有挨揍的份儿了。偏偏无论九五式还是九七式，装甲都薄得可怜，只能抵挡轻机枪的射击，所以，在缅北战场，日军装甲部队总是尽量回避和中国坦克的正面作战。
说来有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坦克在中国大陆难觅对手，几辆“豆坦克”也敢欺负中国的步兵团；美国谢尔曼坦克碰上日本坦克打成一边倒，战损率常常如同足球场上巴西队碰上了中国队；而德国“虎式坦克”打起“谢尔曼”来如同开罐头，美军甚至不惜拿20辆“谢尔曼”换一辆“虎”，很难想象如果德国的“虎式坦克”和日本的“豆坦克”碰上，又会是怎样的结果。
更让人觉得有趣又迷惘的是，几年以后，脱胎于老八路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依然装备简陋，在朝鲜却打得美国装甲部队哭爹叫娘，连专门设计来打虎式的潘星式重型坦克都被抓到了军事博物馆。这条食物链怎么会偏偏在中国人手里出现了大逆转，很多人想不明白。
日军在缅北战场放弃的一辆九七式骑兵战车
在华中战场被俘的日军九七式战车，这种战车虽然在中国战场耀武扬威，但并非无敌，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依然有缴获它的机会。
华北地区八路军打掉的日军坦克
美军提供给中国远征军的M-3轻型坦克，此时依然漆着美军的编号。
日本人没有这种大逆转的本事，所以日军坦克在缅北被摧毁缴获的不少。可惜跟进的美国工兵部队根本看不上这种废铜烂铁，这些战利品基本上没有保留下来。美国人有个很不重视战争遗物的坏毛病，美国海军唯一打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企业号航空母舰，不但战绩辉煌，而且设计优美，是被称作美国军事工业“像制作竖琴一样建造起来的”扛鼎之作，战后却被回炉拆毁造了铁轨，至今令人扼腕。现在，只有作家戈叔亚先生收集了一条被击毁日军坦克的履带，算是这次战役中日军装甲部队败北的唯一纪念品。
然而，潘团长踩的这辆日军战车，还算完好。可是，在远征军缅北作战中拍摄的日军被毁战车，很少完好，看起来不像被中国坦克击毁的。
比如，有的战车的炮塔整个被掀掉了，如同一个钢铁的坟丘子一样落在一边（参见此图，在八莫作战中击毁的日军九七式战车残骸照片）。中国坦克部队大量使用的M-3斯图亚特战车，其37毫米战车炮可以打穿九七式的车体，却没有能力造成这样的伤害。
这种损伤，更像是被中国步兵造成的。确切地说，很像巴祖卡式反坦克火箭弹的战果。
日军九五式轻型坦克，旁边是九七式装甲车，可以看到九七式比九五式更加“袖珍”。
日军九七式装甲车
巴祖卡，本是一种管乐器的名称。美国开发成功这种世界上第一个大批量生产的反坦克火箭之后，立即有人把它与巴祖卡联系了起来，于是，这种身管笔直的反坦克武器就有了个浪漫的名字。
虽然中国远征军坦克部队中的美军官兵，也有人回忆在缅北作战中，遇到过日军用火箭弹打我军坦克的战斗，但这应该是个误传。整个二战期间，日军的四式70毫米反坦克火箭一直在试验之中，到战败也没能装备部队。
在缅北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在整个战斗过程中配备并使用了这种最新式反坦克武器，这种单兵火箭击中战车后会产生惊人的爆轰威力，的确可以把九七式的炮塔连根拔起。
远征军的反坦克利器，巴祖卡火箭筒。
中国远征军官兵用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打击日军——这种武器也可以用来打碉堡
远征军坦克第一营的攻击是由新22师步兵一部伴随发起的。丛林中步兵可以通行的道路远非战车可走的路能比，故此，步兵的穿插常常超越战车。大班之战，很有可能和日军九七式装甲车交手的是超越战车的远征军步兵部队。日本豆坦克在新22师的步兵面前还是很有威胁的。因此，这支日军才能暂时阻挡中国军队的进攻，掩护日军师团部的人员撤离。然而，缅北的中国军队，早已经不是淞沪战役时代绑手榴弹炸战车的装备水平了。在巴祖卡火箭筒的攻击面前，数量不多，又缺乏步兵掩护的日军装甲部队很快就成了火烧乌龟壳。如此说来，赵振宇的坦克部队赶来时，对手可能只剩了日本步兵，所以没有和日军战车交手的记录。中国装甲部队这次也许是捡了个现成便宜。不过，假如九七式碰上的是中国坦克部队，那战斗要结束得快得多——连中国运输部队的大卡车都撞飞过日军战车，远征军的坦克打九七式是不需要减速的。
孙立人将军观看美军演示火箭筒使用方法
这些装备远征军的巴祖卡火箭筒，战后被新一军、新六军等部队带回国内，一度进入内战战场。不过，战场上“土八路”的打法根本不和国际接轨，既没有坦克装甲车，也很少有碉堡炮楼之类等着挨打的目标。在“土八路”刁钻的夜战、伏击、渗透等战术面前，巴祖卡火箭筒根本找不到用武之地。这批武器的最后归宿是上了朝鲜战场。当时，苏联不肯把自己的RPG-2火箭交给中国人使用，担心中国人会把它丢给美国，暴露苏联最先进武器的秘密。结果，中国人只好带着美国人送来的巴祖卡去打美国坦克，结果收获甚丰。美国人惊异，或许还有些骄傲地发现，本国武器的使用期限远比预期为长。而在战场上，中国还缴获了美军最先进的折叠式反坦克火箭，回来仿制成了五一式反坦克火箭。这个结果弄得苏联只好马后炮似的追着把RPG-2送来装备志愿军，换取美国的新式武器技术。
这种事儿好不尴尬。
无论如何，在打掉大班日军第18师团总部的战斗中，中国装甲部队表现甚佳。
8日，战车第一营冲过南皮尤河到达南岸，随即突入日军在大班的指挥所，在混战中，日军师团经理部长（负责财务的）木村大佐等战死。战斗中，班长张天翼的座车冲在最前面，并迎面与日军两门47毫米反坦克炮狭路相逢。日军平射炮阵地设置巧妙，仿佛是从地里钻出来一般。张天翼眼疾手快，抢先发炮。这颗炮弹打在日军第一门炮的炮位边上，在敌人还没有瞄准完毕就将其掀翻。因为来不及重新装弹瞄准，为了抢时间，张天翼的战车直接朝第二门炮压了上去，反坦克炮的防盾挡不住小山一样的M3斯图亚特坦克，日本炮手的人头挂在履带上来回滚动，异常恐怖。远处的目标用枪炮打，近处干脆直接冲撞，中国军队的战车在日军指挥所来回碾压。战斗结束后，有人回忆坦克的履带状如绞肉机，许多日军的尸体惨不忍睹。
战斗结束后，坦克兵们发现，这一战最值得记录的缴获，既不是六门大炮，也不是被视作稀罕玩意儿的日本海带，而是一个不大的印章，这就是日本陆军第18师团的关防。对中国军队来说，抗战以来获得敌军师团关防，这还是第一次。
关于这枚关防缴获的过程，有各种说法，原新38师第112团第二营营附丁涤勋在回忆录《印缅之战征战实录》中的记载似乎最为可靠。书中写道：
“8日中午，我们一个战车兵看到有人往树林深处两辆装甲车处跑，他便一面冲过去，一面通知后面的搜索兵。搜索兵跟上去，看到一个穿马靴、黄呢制服的家伙已爬到装甲车下面，看样子像是一个军官，我军搜索兵便一刀砍下去，只砍下半个膀子，扯不下来，于是用力一扯，扯下了整条膀子，连肩上的背包也扯了下来。这时，敌人的炮火集中保护这里，他来不及细看，便把一个膀子和一个背包拖了回来。第二天一检查，在背包里看到了敌第18师团司令部的关防。”
也正因为这个，坦克兵们才恍然大悟自己踹了第18师团的总部，难怪这里的敌军居然有装甲车。
这个搜索兵可能姓刘，第二天他把这个印章交给自己的连长韩德明，恰好营长赵振宇在侧，于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赵振宇即将这枚大印收入囊中。新22师和新38师的军官们后来争着用这关防在白纸上压上印记，以纪念这一次不同寻常的胜利。赵振宇本人给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寄去盖着日军第18师团大印的信笺，保存至今，成了难得的历史遗物。
战斗间歇中的新22师官兵
远征军战士的丛林生活
被中国搜索兵砍死的那名日军军官，很可能就是负责保管师团关防的第18师团作战课长石川中佐。日方记载，石川在战斗中失踪，下落不明。
此战中，田中新一的私章，日军第55联队联队长山崎四郎大佐的印章、私人文件、日记等，也统统被坦克兵作为战利品搜去。田中新一师团长正好带着少量随员到第56联队督战，幸免于难。
日本陆军第18师团的关防
应该说，中国坦克兵在孟关—瓦鲁班战斗中表现相当出色。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刚刚从学校突击完成训练课程的新手而已。许多坦克手直到第一次战斗结束，天亮后看到遍地日军尸体，才意识到参加的并非演习。
这些装甲兵中，不乏后来的风云人物。
中国驻印军坦克部队有两百多名军官，是经过驻印战车训练班培训后进入战斗部队的。尽管战车由美国人提供，教官也多是美国人，但训练班的主官是由中国方面任命的，这个训练班还兼有统筹中国方面在印战车部队的功能。中国政府试图假训练班的名义，统筹全部战车部队的意图还是明显的。
战车训练班的第一任主官是蔡宗濂，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说起来蔡是中国军队机械化部队的老前辈了，也是搞教育的老前辈。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办辎重研究班时，蔡宗濂就当过班主任，以后该校并入交辎学校，蔡又担任该校辎重兵科的教育处处长。抗日战争时，蔡宗濂任陆军辎重兵汽车一团的团长，参加过滇缅公路的运输任务。1943年4月，蔡奉命飞印度筹建战车训练班，在兰姆伽河畔成立了训练班的班本部，继而于6月成立了两个军官大队，战车训练班第一期能够如期开班，蔡宗濂将军功不可没。
中国装甲部队的早期历史是一部痛苦的历史，在孟关之前几乎没有胜利的记录。图为一辆远征军T-26坦克的残骸被用做哨所。
蔡宗濂为人低调，本人又专心于教育，基本没有做过一线战斗主官，所以声名不显。但是，解放战争时期，蔡宗濂因是东北人兼军运专家，被调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随军调部的副参谋长钮先铭赶赴东北，任国方副首席代表，负责与共方协调日俘遣返、国军出关接收等事项，并曾先后出任沈阳、长春军调小组国方组长，一度是报界争相追逐的对象。旧日的新闻报道中，有《蔡宗濂将军陪中方顾问李敏然会见杜长官》这样的标题。
蔡宗濂没有名气，这位李敏然却是大大的有名。当时东北的共方谈判代表，是日后鼎鼎大名的饶漱石、伍修权、王首道等人，他们个个对李敏然毕恭毕敬。蔡宗濂等人对这个李敏然到底是谁很是好奇，最后，终于弄清了。原来，这位李代表，就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
能和李立三的名字列在一条新闻里，蔡宗濂少将也算出了一次风头。
战车训练班的第二任主官比蔡主任有名，此人名叫舒适存，在远征军中官至参谋长。日后，舒担任过台湾防卫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孙立人被诬陷兵变的时候，舒适存也受到牵连，但两人都活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孙立人被平反后，和舒曾有一张拥抱合影。两个昔日战将此时都需要人搀扶才能行走，却脸贴脸老泪横流，见者无不感伤。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舒适存早年竟然可算是红军将领，而且曾经做过彭德怀元帅的作战科长。
说起来，舒适存早年属于湘军第三师叶开鑫部，这支部队，在北伐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北洋军，直到最后才投降被改编成了国军第44军。舒适存此时拉上关系，去唐生智部当上了旅参谋主任。唐生智反蒋失败，舒退居长沙，正赶上红三军团打省会，舒脱身未遂被俘，作为反动军官要枪决。千钧一发之际，红军团长黄克诚看见了，说我认得你啊，你不是舒适存吗？湘军里的人才啊。黄克诚惜才，愿意保舒适存不死。但是有个条件——留下当红军吧，咱缺军事专门人才……
十月革命的时候，有红军曾拿枪顶着白军被俘军官指挥自己打仗，舒适存的遭遇大体类似。
舒适存确实是军事人才，最高做到红三军团的作战科长，如果一直干下去，一个开国将军恐怕也是跑不了的。可惜舒适存的父亲，是死在平江起义部队手下，所以他一直不是真心加入红军，找了个机会逃回了国方。今天说舒适存是红军叛将，说起来也不能全算，毕竟他从来没有真心当过红军。
今天大陆方面谈起舒适存，并没有太多人注意他的“叛徒”身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大约因为此后舒适存的军事生涯中，一战台儿庄（第52军第二师参谋长），二战昆仑关（荣誉师参谋长），三战缅北（远征军参谋长），曾经在抗日卫国战争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于民族而言大节无亏。如果舒参谋长抗战中当了伪军，那恐怕就没有今天这个待遇了。
舒适存颇有名气。不过，远征军装甲部队中最有影响的，大概是孟关之战中的第一营副营长赵志华。赵志华是东北人，黄埔军校十期毕业生。赵振华升任坦克第一团副团长后，赵志华接任第一营营长。这个远征军装甲部队最有战斗力的营在缅甸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他指挥的。
蒋介石视察驻印军新一军军部。台阶上右为蒋介石，中为郑洞国，左为军参谋长舒适存。
赵志华在解放战争中曾被俘虏，后选择去了台湾，作为蒋纬国的亲信，做到驻军湖口的装甲第一师师长、装甲兵副司令。他最有名的事情，是发动了所谓的“湖口兵变”。
1964年1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赵志华在新竹湖口装甲兵基地，召集装甲主力部队第一师的所有队职干部训话，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篇类似“清君侧”的政见演说，要部队往台北市区进发，跟他扫清蒋介石“身边的坏人”，以“保护蒋总统”。其部下政战干部，应声上台表决心，趁其不备，一把就将副司令的手枪夺去了，随即师长、副师长们围上去搂搂抱抱，半劝半拉把副司令拉下台去了。
这件无计划无准备的荒唐事情，后来被称为“湖口兵变”。
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蒋纬国从此被冷遇，蒋经国的地位更加稳固。但蒋纬国每年还是以个人名义去看被判无期徒刑的赵志华一次，算是一种不小的安慰。蒋纬国认为赵志华“动机单纯，方法错误”，对这个好冲动的老部下并无深责。
无论这些中国装甲兵的早期军官们后来做了什么，在缅北战场上，他们还是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也正因为如此，此后取得瓦鲁班大捷的这一天，一度被作为中国装甲部队的“装甲兵节”。
大班失守，被中国坦克吓得心胆皆裂的田中新一不敢恋战争夺，掉头就走。
根据日本防卫厅编辑的《英帕尔作战》第六章记载，田中失去师团指挥部后，随第56联队退入从美军手中夺回的瓦鲁班镇。“但是，紧追在师团部身后的敌坦克群，不久也出现在了瓦鲁班，并与长久联队的一部分及独立速射炮大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第56联队在师团长亲自督战之下，勉强顶住了中国军新22师和新38师的轮流进攻。但是，瓦鲁班南面的主要公路还是被中国远征军切断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军队在不断地压缩包围圈。第18师团主力在南皮尤河与瓦鲁班之间这块狭窄的地域内，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中国军队不断地跃进、迂回，使双方的战线陷入一片混战之中。这时，因为师团主力毕竟已经集中起来，田中新一还想创造一个奇迹。他命令第56联队负责牵制追击的中国军队；同时，命令师团步兵指挥官相田少将利用这段时间，指挥所部及师团直辖部队迅速向南推进，力图夺回南面的公路，重新取得战略主动。但是，守在公路上的中国突击部队，用雨点般的迫击炮弹让日军的企图落了空。
当中国装甲部队出现在南面公路上时，日军的士气一落千丈，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反击。
新22师在西北，新38师在东南，已经形成了一个对第18师团主力的袋型包围圈。
史迪威一直有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想法，现在他觉得胜利已经向自己招手了。他从无线电信号中判断田中新一就在包围圈中，立即将这一信息通报前线各部，并下令孙、廖两将军稳步进攻，务必不让日军突围。
遗憾的是，9日，等各部云集瓦鲁班发动总攻的时候，却发现包围圈里只有一个第56联队第二（吉田）大队，第18师团的主力如同从地面上消失了一样，不见了。
第18师团的突围，得益于田中新一的“先见之明”。
早在孟关之战开始之前，由于自己出击新平洋的计划被否定，田中新一对扼守孟关的信心并不是十分充足。为了在最危险的情况下能够保存较多的实力，田中下令给工兵第18联队联队长深山忠男大佐，令其在密林中秘密开辟了两条通道，以便撤退之用。这两条“伐开路”都是利用斧锯，将密林中的树枝以及地上的杂草铲除，按徒步部队排成六列纵队的宽度开伐出来的。日军工兵特意将通道上方的树冠保留，因此美军侦察机从空中根本无法发现这两条秘密通道。两条通道都连接瓦鲁班东南方通向孟拱河谷（胡康河谷在瓦鲁班以东形成的延续部分）的公路，第一条起点为瓦鲁班镇附近，另一条则在瓦鲁班以西。
如今，第18师团显然将要面对最为恶劣艰险的事态了。就在被围日军认为已经毫无希望的时刻，田中新一却用起了这两条秘密通道，最终带领日军主力艰难地从包围圈中逃了出来。
实际上，在相田少将指挥部队向南攻击的时候，田中已经命令拖在后面，尚未赶到瓦鲁班的炮兵部队把炮弹打光后，在第55联队第三大队掩护下从第二条秘密通道撤离，同时撤退的还有日军的辎重部队。攻击失败以后，田中即命令相田率主力从第一条秘密通道撤出战斗，而第56联队始终在后卫线上和中国军队缠斗。等到它开始撤退的时候，中国军队的总攻已经开始，长久治郎大佐壮士断腕，抛下了吉田大队断后，带着残兵败将追随田中和相田而去。
恼恨不已的远征军四面环攻，吉田大队成为日军在缅北第一个成建制覆灭的大队级部队（因日军预先将大队旗随联队部带走，大队长吉田未受到处罚）。
田中新一预先命工兵在丛林中秘密开辟了两条通道，日军称为“伐开路”。瓦鲁班之战中日军炮兵就是从“伐开路”秘密撤离的。此图原载于相良俊辅著《菊与龙》。
3月中旬，日军退到瓦鲁班以南30公里的英开塘附近，建立阵地阻击中国军队的进攻。日本防卫厅战史资料称，“由于（第18）师团经过将近半年连续不断的行军和战斗，兵员、武器、物资等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普通步兵中队的兵员已减少到50到60人。”
日军一个中队的正规建制在200人以上，由此可见孟关—瓦鲁班之战给日军造成的损失之大。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依然能维持一定的战斗力，一方面是师团军医部长松永末次少佐不拘部队，抓了在缅甸各地医院中的两千名稍愈伤兵前来增援；另一方面是日军大本营下令优先补充了第18师团一千多名补充兵。然而，潘德辉指挥的克钦族游击队又在日军背后活动起来，使其首尾难顾，士气益发低落。
孟关战斗前，日军曾经在伪满军中抽调部队进行训练，准备令其入缅，辅助日军控制缅甸。但面对远征军强大的攻势，日军担心到达缅甸的伪满洲国军受到中国军队获胜的影响反戈一击，这个计划最终搁浅。
此战后，英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到前线视察，大为赞赏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对中国方面的作战配合明显积极。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是，从现在披露的史料来看，重庆方面在孟关之战后，曾暗示孙立人和廖耀湘派员探索经喜马拉雅山归国的道路和可能性。
重庆的蒋介石和史迪威一向不和，但还不至于拆台拆到正打仗的时候把部队拉跑的地步。这个计划，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如果只看缅北战场，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的攻势斩关破锁，正打得日军节节败退。如果把目光放得远一些，就会发现情况远不是那么令人乐观。
就在中国远征军发动对孟关总攻的前一天，日军第33师团突破印缅边境，进入印度，目标直指重镇英帕尔。英帕尔—科锡马战役就此打响。
这一仗的开始，很容易让人想到英军在缅甸的溃败。
日军十万人渡过钦敦江边界后兵分三路，第33师团和第15师团分别从南面和东向英帕尔进攻，而第31师团则向英帕尔以北的科锡马进攻。开战后日军进展顺利，3月28日，日军的两个师团已对英帕尔形成南北合围之势，驻守英帕尔地区的，只有斯库纳斯中将指挥的英军第4军的英印第17师，和英印第20师两个不满员师。斯库纳斯急电集团军司令斯利姆派兵增援，而集团军下辖的第15军主力尚在300英里以外的若开地区，从地面赶到需时三个星期。向科锡马进攻的日军第31师团也打到了科锡马的外围。一时英军只能依靠美军的空运保卫英帕尔。
孟关—瓦鲁班战役后，史迪威和中国将领一起观看缴获的日军旗帜。
孙立人和史迪威，这个中国将军的傲气和能力在史迪威面前同样出众。
蒙巴顿会见孙立人
缅北前线史迪威的指挥部——老头子总是带着一只卡宾枪，随时准备战斗。
在困难中蒙巴顿向史迪威求助，要求将尚在雷多基地的中国远征军补充到英帕尔作战中。在缅甸吃过英国人苦头的史迪威坚决拒绝，最终也只命令正在整训的新30师提供一个团作为英军的预备队而已。
尽管史迪威的做法深获曾被英国人逼得败走野人山的中国将领们支持，但如果英国人在英帕尔战败，雷多与印度的联络可能被切断，正在缅北的中国远征军会再次变成一只孤军。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前方在打胜仗，重庆却暗示孙、廖勘查翻过喜马拉雅山回国的路径，也不是奇怪的事情，应该说是一种未雨绸缪。
但假如把目光放得更远，又是一番景象。云南，中国远征军的另一翼——Y部队，接受美援后正在保山、怒江一线整训，准备渡江收复滇西。而更遥远的河南前线，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
准备从背后向敌人刺出一刀，而自己的背后却又站着更令人担忧的敌人。
滇西中国远征军Y部队开赴前线，准备反攻。
向孟拱河谷进军的中国远征军，公路没有修通之前，第一线的运输还要靠骡子。
局势之错综复杂，令人难以计算。老军人史迪威没有计算，他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计算这些他并不擅长。在和中、英将领商谈后，中国远征军的部队，沿着孟拱河谷开始继续向前攻击。
英帕尔，就交给英国人吧。如果他们自己不想要印度了，那也只有由着这些绅士们折腾。
实际上，此时这个倔强的老将军，目光远远地投在了孟拱河谷的后方，孙立人的迂回作战给了他灵感。史迪威看的地方，是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的大后方，缅北铁路的终点。当年，就是因为日军攻占了那里，中国远征军才无路回国，被迫进入了野人山。
这个地方，就叫做密支那，缅北最大的城市。
一个新的战役，在英帕尔会战的阴影下展开了。
第十二章 英帕尔
1944年三四月间，仿佛藏在时空角落的中印缅战场，突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英帕尔是一座不大的山城，英军在缅甸失陷后，在此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军事基地和补给中心，作为保护东印度的中枢。英帕尔战役（又称“英帕尔—科锡马战役”）被写入了世界战争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取得的仅次于诺曼底和阿拉曼的重大胜利。甚至在西方世界，有很多资料把中国军队的缅北反攻和英帕尔战役合二为一，使这场战争的战果显得更加丰厚。英帕尔战役被视为英国军队的荣耀，其最大的闪光之处是它基本是英国自己打赢的一战，不像诺曼底，那里面唱主角的其实是美国人。
英帕尔之战，关键的问题是为大英帝国保住了印度。在英国众多的殖民地中，印度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也是这个老牌殖民帝国投入最厚，收获也最丰的一块沃土。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中，丘吉尔之所以至死不能原谅老朋友蒙巴顿勋爵，就是因为蒙巴顿支持了甘地主导下的印度独立。丘吉尔说他“使大英帝国破碎了”。
虽然从历史角度来看，蒙巴顿是站在了历史潮流的一边，但不得不佩服丘吉尔老辣的政治眼光。失去了印度的英国，就如同失去了祁连山的匈奴，从此江河日落，再也没有缓过气来。
不过，在1944年春天，英军东南亚部队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在丘吉尔眼中却是英属印度的保护神，正走在他一生中最危急，也最荣耀的一战之中。
平心而论，虽然战史中对日军这一战的指挥官牟田口中将评价不高，但是，在英帕尔战役初期，他的指挥颇有亮点，以至于整个战役英军面临极大压力。当时，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范围在印缅边界北段，英军在印缅边界的部队位于中国远征军部队的南方，主力为英第14集团军，从北到南摆开第4军、第15军、第33军，三个军15万人。1944年2月，在缅甸与印度南部边界若开地区，按照牟田口的要求，日军第28军发动“哈”号作战，以战，以第55师团对驻守在今孟加拉国西部的英印军发动了掩护性的攻势（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阿吉普战役）。这一战，日军轻易包围了战斗力不强的英印第7师，进逼战略要地吉大港，迫使英军调派位于缅印边界中部，战斗力最强的主力第15军前来增援。这样，当日军从印缅边界中段渡过钦敦江发起真正的攻击时，英军就陷入了顾此失彼的地步。
英帕尔背后，就是东印度阿萨姆铁路。切断它，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的基地雷多将会成为一座孤城，日军完全可以从背后反包围已经深入缅北的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
如果英帕尔战役的价值仅仅是为了保护中国远征军的后背，英国人闹不好又会重演一次在缅甸的“金蝉脱壳”，抛弃“中国朋友”而走——大英帝国不承认友谊，只承认永远的利益。
但是，这一次日军要夺取的是印度，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而不是无足轻重的缅甸。为了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英国人不得不拼死迎战。
日军攻击印度可说有备而来。除了三个步兵师团和两个装甲兵联队，他们的手中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用潜水艇从德国接回来的，亲日国大党独立派领导人、“印度汪精卫”钱德拉·鲍斯。鲍斯是甘地的密友和学生，两人都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但谋求印度独立的方法不同。甘地主张通过民主的手段，利用印度国内各基层的力量迫使英国放弃殖民统治；鲍斯则主张借助外部力量，联合轴心国势力驱逐英国。鲍斯在印度民间颇有声望，尼赫鲁曾经将甘地和鲍斯的照片并列悬挂。
英帕尔进攻开始后，钱德拉·鲍斯指挥的所谓“印度国民军”（主要由在新加坡被俘的印度军人组成）随日军进入印度境内。如果日军拿下英帕尔，鲍斯很可能利用他的威望在印度建立日本的傀儡政府，并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反英暴动。这是英国完全无法承受的。
鲍斯所辖印度国民军中的女兵部队——“詹西旅”，曾经参加了英帕尔战役。
在1942年的缅甸之战中，中国远征军曾全力协助英军，试图守住缅甸。结果英国人把中国人留下打掩护，自己却转身跑掉。当戴安澜率第200师死守同古之时，英军在不通知中国军队（理由居然是中国军官不可靠、怕泄密）的情况下，放弃侧翼阵地撤走，使第200师陷入重围。新22师奉命星夜驰援第200师，铁路却被装运英国殖民地官员家具细软撤退的列车占满，廖耀湘只好下令徒步行军。当盟军被迫撤退缅甸时，英国竟然对中国远征军宣布：“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准许中国入缅军队及其装备到印度避难，但按照国际惯例，贵军入境前须申请难民身份，由英国军人予以收容，并在指定地点集中管理……”
孙立人率部撤退到印度时，是用机关枪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才没有落到被缴械的地步，也因此受到史迪威的青睐。
“不怕狼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盟友。”这句西方成语，中国人和史迪威在缅甸都算是领教了。于是，当日军打到英帕尔城下时，英国人不得不自己面对危局。
逼急了的英国人，在英帕尔总算打出了高水平。蒙巴顿勋爵得知日军渡过钦敦江的消息后，迅即亲临英军第14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作战。盟军的空中优势抵偿了日军声东击西带来的危险后果。觉察到英军确实有意死守英帕尔，史迪威虽然不愿出动宝贵的中国远征军协助英军作战，但同意了英方协助运输兵员的请求，从3月下旬开始，把用于驼峰航线的45架DC3/C-47“达科他”式运输机借给蒙巴顿使用。这些运输机满载着第15军属下第5英印师及全部装备，从若开飞往英帕尔平原，协同第4军的部队保卫英帕尔。英军指挥官斯利姆将军在回忆中描述，当时美军运输机部队在大雨中“如同蝗虫一样，把部队从阿吉普迅速转运到英帕尔和科锡马”。英国人终于感到了灭亡的危险，这使他们在战斗中明显变得勇敢了一些。他们在英帕尔和科锡马，用战车和碉堡、壕沟共同组成的“圆筒”型阵地，死死顶住了日军的进攻。
DC-3是挽救英帕尔的功臣，也是远征军在缅北使用最多的支援用运输机，轻便的美制76毫米榴弹炮可以直接拖上飞机。
北京小汤山中国航空博物馆保存的一架达科他（DC-3/C-47）型运输机，推测为两航起义时回到大陆的一架。
然而，也就是顶住了而已。15万对8.5万，英军仍然要到6月，才能打出第一个旅级规模的反击。英帕尔战役日军最后战败，可说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补给。战斗后期，粮弹奇缺的日军被迫后撤，结果在雨季洪水暴涨的钦敦江畔被英军截击，困在丛林中无法逃脱的日军不是死于热带病就是死于饥饿，情况与1942年撤退野人山的中国远征军惊人的相似。此战，日方认为失败责任主要在指挥官牟田口廉也，因为他居然在没有准备足够后勤物资的情况下就向英帕尔发动了攻击，试图“就粮于敌”。
这种指责对军事家来说是毫无错误的。但是，对牟田口廉也来说，也有不公平的一面。这是因为，受到兵力、后勤、技术的限制，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次进行过这种不符合军事常识的作战，也曾屡屡获胜。在笔者看来，牟田口不应该因为没有理智而受到指责，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军将领，几乎无一不疯，无一不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1942年的缅甸战役中，日军也有过类似的疯狂作战。同古失守后，尽管英军不堪一击，但廖耀湘率新22师在斯瓦打出了一个精彩的滚筒式撤退，利用斯瓦至平满纳多为隘路的地理条件，预设纵深阵地，各部交替掩护，主动而有计划地节节抵抗日军第55师团的攻击。廖耀湘的巧妙布防，迫使日军的进攻步伐迟缓下来，双方在缅甸古都曼德勒附近一度打成相持，缅甸战局大有转机。但是，此时，日军以擅长山地丛林战的第56师团，在和进攻英帕尔一样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情况下，绕过东枝，迂回奔袭近千里，于4月24日忽然攻占腊戍，切断了远征军的后勤补给，造成缅甸战局全面崩溃。
有这样的经验，牟田口虽然狂妄，制订英帕尔作战计划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非常了解经过武士道精神训练的日本法西斯士兵在战场上可以达到怎样的疯狂。事实上，日军在英帕尔战役中确有过“就粮于敌”的机会。此战中，日军也曾如同缅甸战役中一样，派出部队迂回到英军背后。这支部队就是日军第214联队配属山炮兵一个大队组成的“作间支队”，该部队绕过英军防线，于1944年3月27日，攻占了英军在英帕尔南方的同赞和辛格尔两个兵站，与正面进攻的第33师团一道将英军第17师团团包围。发现情况不妙后，英军向北拼命突围。此时，作间支队在英军选择的突破口辛格尔，只有不满员的一个大队，经过伤亡惨重的战斗后不得不放英军突围。日军第33师团原大尉军官恒田敬一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英军被围车辆超过1000辆，并有大量火炮。重围中的英军夺路而逃，还夺回了日军攻占的辛格尔镇兵站，将包括1200辆汽车，大量弹药、汽油、粮秣等物资付之一炬。事后，第33师团长柳田中将被解职。
日军战斗力确实精悍。直到6月22日，尽管几乎只有步枪子弹、树叶和冷水，缺少基本的生活和作战物资的日军仍然一度击溃英印第20师，突破了英军的防线，打到可以遥望英帕尔城的地方。那里布满了英军为了保卫印度设立的军营、医院、军械库、弹药库和军需库，但城中兵力大多抽调到前线，城防极为虚弱。而日军力量就此耗尽，再也无法前进。
由此可见，尽管日军犯了大量错误，英帕尔战役英军仍然属于险胜。假如有疯狂法西斯精神的日军拿到囤积在英帕尔的大量物资，此后的战局实难预料。
可以想象，如果3月下旬在辛格尔，日军出动迂回的部队不是一个联队，而是如同攻击腊戍时那样的一个师团，英军第17师恐怕难逃性命，而日军亦将获得大量物资补给，弥补牟田口作战计划最大的不足。
也可以想象，如果6月在英帕尔城下，日军能拿出一个师团的新锐兵力，又将给英帕尔城的英军带来怎样的灾难。尔后，双方攻守难说不会易位。
甚至，哪怕是后撤途中，有一个师团来掩护一下，日军也绝不至损失如此惨重——此战日军参战兵力85000人，退回缅甸的不过17000人，而其中作战伤亡被俘的不到一半，大部分是在撤退途中，因无力突破英军的阻截而死于饥饿和疾病。
而牟田口的英帕尔作战计划中，本来，确实有一个师团外加一个旅团充当预备队的。这就是第53师团（代号“安”）和第24混成旅团（代号“严”），其兵力远超缅甸战役时担任迂回的第55师团。然而，当日军在英帕尔窘相毕露的时候，这两支部队却踪影皆无。
原因是，这两支部队都已经为了抵挡中国远征军的猛烈攻势，被“借走”投入缅北战场了。同时，远征军部队的进攻，还迫使日军将预备用于英帕尔方面的航空兵力也抽出部分增援缅北。
可以说，虽然远征军只有很少的部队列入英帕尔之战的序列（新30师的一个团），但没有中国远征军的英勇作战，就没有英帕尔战役盟军的胜利。
这也是我们在这部描写中国远征军的作品中，用了上面篇幅描写英帕尔战役的原因。
日军为何要抽调英帕尔战役的预备队来堵截远征军呢？
因为攻占孟关以后，中国远征军几乎没有停步，就开始了对日军第18师团的追击作战，攻势势如破竹。损失惨重的日军招架不住，刚刚成立负责缅北战区的日军第33军军长本多政材中将不得不向牟田口借兵。5月，中国在云南的20万远征军强渡怒江，打响收复滇西之战，缅北日军情况益发恶化，英帕尔的日军预备队就再也没有脱身的机会了。
在攻占孟关之后，或许是受到孙立人几次迂回作战成功的启发，史迪威不但放弃了“禁止迂回”的乱命，而且自己也不断琢磨起发动迂回作战的念头来。
以史迪威为首的缅北作战各部，在1944年春夏之交对日军发动了一次类似三叉戟的凶猛攻击。
三叉戟的中路，依然是以新一军主力为主，配属坦克部队，沿着胡康—孟拱河谷稳扎稳打，继续向日军第18师团进攻，力图打通这条河谷，消灭日军，进入缅北平地。
左路，是史迪威的神来之笔，老将军计划以两个中美军混合纵队发动一次战略性的迂回作战，从孟拱河谷左侧穿越荒无人烟的林莽，直取缅北重镇——日军第18师团的后方大本营密支那。虽然这样的攻击似乎难以保证后勤供应，而可能把部队送入险境，但史迪威自有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攻击密支那的中美联合突击队正准备出发
向孟拱河谷进军中，新22师一名少校送给美军军官一枚日军炮弹碎片作为纪念品。
密支那，是缅甸北方最重要的都市和水陆交通枢纽，从这里开始的缅北铁路向南延伸到曼德勒，是缅甸北方的交通大动脉，也是经缅甸北部回国的必经之地。当年，正是因为日军攻占了这里，才逼迫杜聿明不得不率部进入野人山，结果酿成葬送数万精兵的惨剧。密支那在缅甸相当于沈阳在我国的地位，这里也是缅北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的联络枢纽。尽管第18师团兵力大多已经投入胡康—孟拱作战，日军仍然抽出第114联队主力（欠一个大队）对密支那进行防卫，守将为丸山房安大佐。在缅甸军中，牟田口廉也有“小东条”之称，意为他的军国主义狂热和好斗酷似东条英机，而丸山房安则被称为“小牟田口”，其作战风格可见一斑。此时，英军的特工部队和实际由潘德辉指挥的克钦族游击队，已经渗透到密支那附近，并不断展开活动，攻击日军的补给线，切断交通和通信线路。为了对付他们，懊恼的丸山大佐把大量部队派出到周围地区，密支那守军此时不过一千多名，为史迪威的奇袭提供了条件。
但是，这一路要在丛林中穿插近千里，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比较多，而且部队运动所需的时间也很长。所以，当中路和右路已经战火纷飞，在当面日军看来，中国军队的左路依然沉寂如常。
右路主力并非中国军队，而是英军温盖特将军率领的钦迪特空降纵队。争得中国远征军方面的同意和配合之后，他指挥这支部队在3月5日空降于孟拱河谷谷口右侧的卡萨和温藻一带。中国远征军的一部分兵力为温盖特部队提供支援。缅北铁路是从曼德勒向北，经过卡萨和温藻，再经过孟拱，才到达密支那的。温盖特部队的空降，切断了缅北铁路并建立了一个“圆筒”形工事和三个临时机场。这里，正好是孙立人将军两年前率新38师为整个远征军断后的阵地，那一次的后卫战，也是缅甸失陷前盟军和日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斗。
温盖特将军是英军中一名与众不同的将军。
英军猛将温盖特
欧德尔·温盖特，1905年出生于印度，成年后进入皇家炮兵部队服役，曾长期驻防巴勒斯坦。温盖特是最早认识到纳粹迫害犹太人暴行的英国人之一。所以，在巴勒斯坦他极力支持当地以色列人的秘密建国运动。后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和战神达扬都是他的好友。温盖特的行为被认为违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被调到苏丹，结果他在那里建立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土著部队和意大利人作战。这支部队为了纪念在苏丹被起义者杀死的原清朝洋枪队统领戈登，而被称作“戈登部队”。
但是他特立独行的作战风格，对殖民地土著民族的同情，使他在暮气沉沉的英军中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心灰意冷的温盖特曾在开罗自杀过一次。伤愈后，蒙巴顿勋爵看中了温盖特的刚烈和军事才能，调他前往缅甸从事游击战争。他果然不负众望，依靠英国军官和土著战士，建立了当时唯一一支敢于从印度向缅甸进攻的英军部队——钦迪特空降纵队。他甚至希望把整个英国第14军都改造成钦迪特式的远程攻击部队。当然，这个计划遭到了其他军官的坚决反对。
温盖特在生活中是个古怪的人，他本来相貌英俊，后来却喜欢留一副乱蓬蓬的大胡子，而且经常以近乎裸体的方式出没在军营之中。他还喜欢在手腕上画一块手表，而不是戴真的。为此，不喜欢他的一些同僚干脆怀疑他有精神病。
不过，以色列人可不这样看。至今，在以色列的任何一个较大城市，都可以找到一条“温盖特路”，那是犹太人为了感激这位侠义的英国军官而命名的。
史迪威很欣赏这位勇敢的将军，所以，蒙巴顿勋爵让温盖特所部担负与中国远征军配合作战的职责，可谓人尽其才。
温盖特的出击，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他的进攻可以形成中国远征军的右翼，切断缅北日军与其南方部队的联系和物资供应，掩护中路部队的进攻；另一方面，英军已经获悉日军即将对印度发动进攻的情报，这一击必然导致日军从进攻印度的战场上抽调部队，从而减轻正面作战的压力。
潘德辉（名义上是副队长）指挥的克钦族游击队，在日军后方来去如风，令日军十分头痛。
事实上，温盖特的攻击大出日军意料，日军在卡萨和温藻附近的兵站和铁路设施被轻易攻占。匆忙中日军只得派出第53师团一部北进，与英军在卡萨展开激战。但温盖特设置的圆筒形阵地颇为坚固，兵力也增加到五个旅12000人，所以双方一时打成胶着。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中路的进攻显得轻松自如，有板有眼。
胡康—孟拱河谷分为胡康和孟拱两段，中间天然阻隔为雄峻的杰布班山。中国军队攻占胡康河谷后，随即发起争夺杰布班山山口的战斗，当面的敌人仍然是老对手——田中新一中将麾下的第18师团。不过，此时日军的“丛林之王”第18师团已经威风不再。孟关—瓦鲁班之战让该师团损失惨重。根据日本军事历史学家相良俊辅所著《菊与龙》揭示，除了没有投入战斗的第114联队以外，退到孟拱河谷的第18师团损失达到了60％。相良惊呼：在日俄战争中，一支部队的损失达到70％就会自然崩溃了，第18师团已经到了无法作战的边缘。
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不断给第18师团补充新兵，甚至从中国东北的伪满洲国调动大量士官生和军校毕业生作为干部补充进来，以保障第18师团的战斗力。
然而，即便是新兵之中，也弥漫着到第18师团和中国远征军交手的畏惧心理，这是抗日战争中十分罕见的事情。当时，日军第18师团兵站指挥官松田公平大尉负责接收新兵的任务，曾到老挝接送一批新兵到密支那去。集中在老挝的这批新兵一共800人，按照规定由第18师团与第56师团平分。结果新兵们纷纷想方设法试图调入云南方面的第56师团，而不愿意到第18师团。究其根源，原来是这些新兵不知从何处了解到，胡康河谷方向中国远征军的攻击迅猛和第18师团的惨重损失，不愿意去那里和远征军硬碰硬地作战。第56师团所在的龙陵、腾越等地，虽然也在中国远征军的虎视之下，却还没有打起仗来。
日军拼命整补第18师团，最后算起来其在缅甸时期兵员竟达31000多人，几乎是其他师团如54师团的两倍。这是18师团一批补充兵1944年2月从中国东北经上海去缅甸时，在北京合影留念，照片上他们依然穿着北方冬季军服。
此情此景让松田大尉愤怒异常，指着新兵的鼻子怒喝道：“八格牙鲁，到哪个师团都是一样的。奉公还需要看去什么部队么？不许挑挑拣拣！”
松田大尉总算带了400名新兵，100多匹马返回了前线。
杰布班山险路绵延60多英里。日军驻缅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通知田中师团长，称英帕尔作战取得一定成果后，将抽调两个联队协助第18师团发动反击，时间定在5月上旬。日军为了这个无形的画饼死死支撑，据险抵抗，十分顽强，但经过连续激战，中国远征军依然连克丁高沙坎、拉班、沙杜扎、高鲁阳等日军据点，新38师沿南高江东岸，新22师沿南高江西岸向前不断推进。
驻缅日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
这一段时间中国军队打得比较顺手，说起来原因大体有二。
第一是有及时稳定的后勤补给，中美运输部队利用中国远征军背后已经修筑完成的中印公路部分路段，派出汽车不断将物资运往前线。
中印公路的质量甚佳，即便今天重新启用这条公路，其工作量也十分有限。有趣的是，美军工兵往往喜欢在路段的急转弯处设置希望减速的标牌，上面的主角多是性感女郎。这种路标无论对于美军司机还是中国司机来说，减速效果都是一样的好。
同时，美军更使用飞机从后方运送物资到前线野战机场，并带回伤员。在中国远征军不断出动部队迂回敌后的同时，美国运输部队也在试图跟上他们的步伐。于是，在中国军队攻占的前沿阵地周围，很快就会出现大量用蜂窝钢板搭建的简易机场。美军的C-47运输机、P-51野马战斗机、L-5联络机往复飞行于印度与前线之间，机声隆隆，使缅北的丛林出现了一点现代化的异样景观。
与之相比，日军的补给情况就糟糕得多。由于战斗损失太大，配属第18师团的第12辎重联队（指挥官水谷虎吉中佐）的官兵都不得不拿起枪编成了步兵，投入一线作战。整个师团的补给任务压在了前面提到的松田大尉肩上。这位松田大尉原来是久留米日本橡胶工业公司的作业课长，善于组织并熟悉热带情况。田中新一中将看中了他的这些特殊才能，令其担负补给重任和师团与军部的联络任务。
第18师团原有大约200辆缴获的英军卡车，但在胡康河谷的作战中，被中美空军摧毁了数十辆，残余部分由于没有汽油也不得不放弃。松田大尉不得不另辟蹊径，组织了有250头大象组成的大象运输队，勉强为一线部队提供补给。松田和缅甸土著打交道的才能甚佳，曾经编写了名为《大象实战运用法》的小册子，在缅甸日军中流传甚广。
尽管营养失调、半饥半饱，和英帕尔作战中口粮最后减到一天0.6两大米的日军相比，第18师团靠着大象运输队还算勉强可以维持。只是，和中国军队相比，这种后勤差异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新38师部队攻克日军阵地后，发现其多靠煮芭蕉根补充食粮，这种东西只要吃上两三天就会全身无力。
中国军队进攻的第二个优势，即装甲部队的大量投入。
在杰布班山的战斗中，中国远征军动辄出动数十辆战车，在步兵的有效掩护下攻击日军阵地，给日军带来极大心理震撼。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装甲部队和日军最早的较量是在上海，当时杜聿明的装甲兵团也曾出动维克斯六吨半战车，协助步兵猛攻日军汇山码头、爱国女学等阵地，但最多一次也只不过投入三辆战车而已，结果因为兵力太单薄，步兵又不懂得要掩护坦克而在激战后损失大部。
图为1937年淞沪会战，攻击汇山码头战斗中，由于缺乏步兵掩护被击毁的中国军队维克斯六吨半战车。
在缅北战场作战的中国装甲兵的装备得到极大改善。淞沪会战中，中国主力战车是英国维克斯-2型战车，重量只有6.5吨，日军的四一式山炮可以轻易打穿其装甲。而远征军的主力战车M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重12.7吨，谢尔曼坦克更重达33吨！日军的37毫米速射炮和47毫米反坦克炮，勉强可以迎战中国军队的M3斯图亚特战车，但在M4谢尔曼战车面前几乎毫无作用，只有76毫米山炮有一定的阻击能力。不过，由于山炮并非设计来攻击坦克的，无论射击精度还是射速都不能满足要求，阻击能力相当有限。相田俊辅曾描述，日军在马拉关一战用山炮摧毁了中国军队40辆谢尔曼式坦克，这一点连日方历史学家自己也不能接受，因为当时中国远征军在前线的谢尔曼坦克总共也不到40辆。参考中方记载，中国坦克部队只是在发现自己处于对方山炮弹幕之中时，转向避开而已。但缺乏战斗经验的日军新兵看到炮弹爆炸的火光就认为是坦克被击毁，报出了这个“泡沫战果”。
M3A3斯图亚特式战车，这种美制轻型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最广泛的战车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装备美国陆军外，还提供给中国、英国等同盟国军队使用。
远征军装备的M4A4谢尔曼中型坦克
实战中，大多数时候日军步兵只好依靠敢死队，用磁性反坦克手雷和燃烧瓶阻击中国远征军坦克的攻击。根据当时留下的照片资料，的确有两辆谢尔曼坦克因此遭到日军摧毁。此后，中国远征军部队在坦克的侧翼焊接了防护网，使手雷和燃烧瓶无法直接击中坦克装甲，日军的敢死队战术因此失去了作用。
图为相良俊辅《菊与龙》中记载，两辆远征军谢尔曼坦克被日军摧毁的场面。
此外，每次远征军战车部队出战，都是数十辆成规模行动，必有新22师的步兵提供掩护，这些措施都大大提高了战车的生存率，并给日军造成更大损失。所以，缅北战场上中国战车部队的行动，给日军造成了巨大威胁并不断突破其防线。
在阻击战斗中连连失利的第18师团，意识到依靠少量部队难以遏制中国军队的攻击。4月下旬，田中新一开始集中兵力于加迈门户马拉关，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坚固的阵地来阻击中国军队的进攻。
第十三章 中印公路
整个胡康—孟拱河谷，日军在占领期间始终在构筑防御工事。在工事方面，作为强调土工作业并且做事强调贯彻到底的日本陆军一贯做得不错。然而，马拉关方向，田中新一尽管部署了若干大纵深防御阵地，却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攻。
这并不是因为日军兵力不足。尽管第18师团损失惨重，但是日军已经意识到，在缅北战场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提高，为了与中国军队相抗衡，日军从泰国、南洋乃至中国东北等地，勉力抽调兵员增强其战力，不但补充了大量新兵，而且成建制调拨部队加入第18师团。
远征军训练照片
这其中就有以嗜杀成性著名的仙台师团第4联队。所谓仙台师团，指的是以日本东北仙台地区兵员组成的日军第二师团（甲等师团），代号“勇”。第二师团此前参加了著名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因美军控制了制空制海权，在夺取亨德森机场的战斗中被打得落花流水，死伤惨重。战败撤退以后，其步兵第4联队尚有战斗力，经过在菲律宾补充重建，进驻爪哇岛驻防，辖第一大队、第二大队、联队炮中队、速射炮中队、通讯中队等，总兵力四千余人。1944年1月10日，该部队接到命令增援缅甸。第4联队的先遣部队由马来亚直接空运至缅甸的机场，再分乘汽车奔赴缅北战场。先期到达的是联队指挥机关和第一大队主力，余下的部队携带弹药物资，作为后续部队跟进。是年3月24日，该部主力到达缅北的英开道地区。
远征军训练照片：体操、射击、防毒气。
训练后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战士。这是1944年2月兰姆迦阅兵式上即将上前线的远征军将士在接受中美指挥官的检阅。
1944年2月，增援前线的远征军在兰姆迦出发前举行阅兵，这是阅兵时展示的远征军武器装备。
该部队到达缅北后的第一次战斗，是攻击空降后的温盖特部队英军阵地（此时该部隶属于独立混成第24旅团）。中间一度划归第53师团（代号“安”），5月24日开始被调拨给第18师团。
东北地方出身的日军凶悍善战，在侵略战争中颇有恶名。因为曾经是鲁迅留学地而受到中国人喜爱的仙台，在军国主义时代，其实也有着另外的一张面孔。
这个第4联队在诺门槛之战中损失惨重，但很快补充重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再次损失惨重，再次重建，而且战斗力始终强劲。
补充的结果，是战后统计战果和损失时发现，第18师团损失的日军兵员，超过别的师团两倍，也超出了一个正规日军师团的总兵力。
得到增援的田中新一依然无法挡住中国远征军前进的脚步，是因为中国军队在孟关迂回之后屡屡施展这一战术。茂密的丛林里不时出现带有空中掩护和空运补给的中国军队，他们不断向日军背后渗透，迫使其放弃与远征军对峙的前沿阵地。
第4联队的老兵村上磐回忆说，他曾经看到，行军路上有许多撤退下来的第18师团的残兵败卒，这些人踉跄而行，衣衫褴褛，身形瘦削，面色乌黑，如同活骷髅，而且都患了严重的脚气，双腿甚至连睾丸都浮肿。行军路上，许多人不是被炸死就是病死，剩下的疲劳困顿至极，丢盔弃甲。
相对于日军，追击的中国军队虽然也面临很大困难，但总是能携带足够的装备和给养对日军进行追击。
在孟拱河谷进攻频频得手的同时，1944年5月，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跋涉，中美联合突击部队在森林中潜伏行军几百公里，穿越了众多人迹罕至的山峰和河谷，秘密抵达缅北中心密支那机场附近的密林中，并突然发起进攻。与此同时，担任接应的中国远征军乘坐滑翔机突然降临，一举拿下了防守空虚的密支那机场，打开了缅北战场的左翼局面。这是史迪威军事生涯中最大、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冒险举动，当时全世界为之轰动，英军的高级将领们听到后竟然多不能相信。
大量的运输机运载着部队和重武器，源源不断地在密支那机场降落。但是，空降密支那的部队过于谨慎，他们把大量兵力用于侧翼防守，只有一个团进攻两公里之外的密支那城。而日军乘机收缩外围部队，以一个联队的主力据垒进行防守。
由于兵力太少，久攻不下，加之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原先的突袭变成了强攻。盟军几度攻入城区，又几度被日军逐出。中国军队不断空降补充到战场，双方在密支那火车站一带反复争夺，伤亡都很惨重。
不过，战略上，孟拱河谷的节节推进与奇袭密支那，已经让中国军队完全掌握了缅北战场的主动权。
这一切，得益于仅仅距离战线背后一天路程的中印公路。1943年年底，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发起反攻之战后，总的来说一路向前，势如破竹。其中，及时稳定的后勤补给是中国军队作战的一大保障。作战中，中美运输部队利用中国远征军背后已经修筑完成的中印公路部分路段，派出汽车不断将物资运往前线。
这条公路是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的因，也是反攻缅北的果。说它是因，因为它是为中国输送弹药物资的大动脉，正是为了给国内战场提供真正高效的一条国际运输通道，中国出动远征军从云南、印度双向发动了反攻；说它是果，打通缅北的过程中，也确实需要一条进行补给的公路。结果提供补给的公路越修越长，事实上就形成了中印公路。因为由中美工兵合作开路，所以这条路又叫“华美路”；再因修此路是为了打破日军封锁，并最终会师东京，所以也被称为“到东京之路”。
蒋介石将其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史迪威自己却不大买账。
可以说，远征军的缅北反击，主要就是围绕着这条公路进行的。
这条公路始于印度雷多，经密支那后分为南北两线。南线经八莫、南坎，至畹町与滇缅公路相连；北线越过伊洛瓦底江，经腾越龙陵与滇缅公路相接。它是由959.2公里的滇缅公路，300多公里的保（山）密（支那）公路，500多公里的密（支那）雷（多）公路组合而成，全长1800多公里。因为它起于雷多，所以美国人又叫它“雷多公路”。
伴随这条公路的，还有一条当时世界最长的输油管，为前方的车辆提供油料，后来又成为中国战场的输血管。中印输油管由直径十几厘米的铁管组成，每节长6.96米，节与节之间相焊接。该油管从加尔各答起，经雷多、密支那、八莫、畹町至昆明，全长3000多公里。它的开通，改变了中国战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艰苦局面。
担任这条从印度方面开始的公路筑路工程的主力，是中国远征军工兵第10团、第12团，美军工兵第45团、第3302团、第84922航空工程营等，共有工程兵7000多人。在美军工兵中，大多数是黑人士兵。根据远征军老战士回忆，这些黑人士兵对机械十分熟悉，操作起工程机械来，如同弹奏音乐般顺手。
除了工兵，从印度开始修筑公路的还有来自印度、缅甸、尼泊尔和来自中国西藏的劳工，这些劳工常年保持在两万人左右。
1943年10月，美国特派陆军工程专家刘易斯·皮特少将任工程总指挥，此人是美国工程专家，曾负责设计修筑过密苏里水坝。他在工程中推行24小时工作制，经常拿着手杖在最困难的地方现场办公，使公路在莽林中快速延伸。可谓功不可没。
中国远征军的补给除了空运，就是依靠这条公路的汽车运输，一改传统战场人挑肩扛的做法。而轻伤员往后方转运也依赖这条公路，重伤员则依靠飞机。
在缅北战场，中国远征军战士部分地得到了和美军士兵同等的待遇。美国在战时，在国内实施过配给制。1942年1月轮胎是第一个实施配给的，因为天然橡胶供应中断。此后不久，1943年11月前小轿车、打字机、糖、汽油、自行车、鞋类、燃油、咖啡、炉灶、肉类、猪油、奶酪、黄油、人造黄油、加工食品、干果、罐装牛奶、木柴和煤、果酱、果冻、水果黄油都搞配给。
但是，前线除外。除前线的供应，远征军老战士对艰苦的缅北作战津津乐道，因为至少在这里，他们受伤有人管，没人克扣军饷，而且生命比装备更重要。这些今天看来最起码的事情，当时就是中国士兵的尊严。
有趣的是，中印公路还因为“黄镜头”而著称。活跃在滇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因其血战异域，收复滇西，打通中印公路的历史而被称作“铁血远征军”。这样一支铁血部队里头，怎么会出来“黄镜头”呢？
特别是其指挥官史迪威中将，可是个古板的老头，他跟陈纳德将军闹不合，最初就是因为陈纳德从印度进口一帮妓女慰安他的那帮坏小子。
自然依旧是美国人的手笔，这个，史迪威也管不了。二战中，只要有精力充沛的美国佬的地方，好像就少不了带点儿颜色的东西，虽然美国一再强调自己是个清教徒国家。
中印公路的质量甚佳，即便今天重新启用这条公路，其工作量也十分有限。有趣的是，美军工兵往往喜欢在路段的急转弯处设置希望减速的标牌，上面的主角多是性感女郎。这种路标无论对于美军司机还是中国司机来说，减速效果都是一样的好。这就是所谓中印公路上的“黄镜头”。
中印公路急转弯处美国工兵设立的路标——开快车的家伙，记住我的话走着瞧，你会像我一样被抓起来（估计路边有宪兵）。
这也是远征军中的黄镜头之一——赤裸裸的加油站标牌：假如你想见到你家乡的女孩，就加满油（汽油不是配给的，要加多少有多少），换好轮胎，好用得久些。
中印公路急转弯处美国工兵设立的路标：慢开，我身体的曲线也许很美。
中印公路急转弯处美国工兵设立的另一处准色情路标
远征军战士在76毫米炮弹上写下“到东京”的字样
我曾收集到几张当时路标和加油站的标志，内容多是衣着暴露的美女。一位朋友看了告诉我：“这路标不是给中国远征军的官兵看的，是给运输的司机看的。”
了解之后才知道，他外公就是当时滇缅公路上的司机。他很有风度地将几张照片上的内容加了翻译，看来竟是饶有风味。
其实，中印公路急转弯处美国工兵设立的这些直观的路标，对不谙英文的中国兵来说也是一目了然。
尽管军队是男人的世界，但在缅北作战中，远征军部队中不乏女性的存在。大批中国和华侨华裔女性在医院担任护士等工作，国内的文艺团体也曾多次组织团队到远征军中演出，其中自然少不了女性演员的身姿。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也有不少异国女性出现在远征军的行列中，把她们当时的形象展现出来，显然也是一种独特的风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经常邀请歌星影星到前线劳军，作为一种激励士气的手段。中国远征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装甲部队等，都是按照美式配置装备和提供后勤服务的，这种劳军，自然也成为“美式装备”的一部分。
中国远征军新编第22师的老兵王家鼎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劳军场面：“到密支那的时候，正巧赶上美国影剧歌舞团的劳军慰问表演，英、中、美三军成弧形围坐在临时搭起的舞台前观看节目。我至今还记得，最受欢迎的是一名叫丽莉·蓬丝的女中音。她每唱完一曲，台下就喊起“ENCORE”（再来一首！），连续唱了三曲，观众还是不让她下台。最后，她微笑着对众人说，请中英美各选一个代表上台，她要向大家表示谢意。台下于是欢笑声、口哨声响成一片。我们里头个子最高的老痞在众人的笑闹声中兴高采烈地上台，作为中国士兵的代表，和那位漂亮的女星握手、拥抱，最后还来了一个火辣辣的亲吻。”
这种情景，对美国士兵来说，并不稀奇，但对于旧军队中的中国士兵来说，除了对日战争，仍然是罕见的回忆。中国当时盛行“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说法。只有在抗战中，中国的平民女性才会如美军歌舞慰问团一样，亲近自己国家的军人。
不过，缅北更多的女性，并不仅仅是作为异性而存在。
由于战争的进行，各国都出现由于男性上前线导致的性别不平衡。当时英国的妇女勤务队最为有名，她们和男兵一样成为军人，而且多为富有魅力的美女，被官兵们戏称为“浪头”，经常提醒朋友“不要被一个浪头打昏了”。
英国歌星安妮·谢尔顿到缅北演出后获赠一面缴获的日军军旗，大喜过望。安妮·谢尔顿是当时欧美最性感的明星之一。
参加修筑中印公路的美国工程人员中，就有这样的白衣天使。
尽管时隔六十余年，很多当年的远征军将士依然能够回忆起这些异国女子的风貌，文字中充满了温馨。
中国驻印军汽车第6团的老兵陆涵玟回忆，“我还记得有一个美国女护士长，大概50岁上下，很瘦，个子不高，对人很随和。她照顾的一个伤员，不知道怎么的，好像是忘了她的叮嘱，在试图坐起来的时候，用了一下力，把身上还没有愈合好的伤口震裂了，殷红的血从绷带上渗了出来。她知道了，急急忙忙地赶过来，帮他处理了伤口。然后很生气，一脸的严肃。最后，她把手抡起来，在他的屁股上，啪啪来了几下。我们都笑了起来，那真像是亲娘打子，手高高抬起，轻轻落下。”
新22师老兵刘树瀛写过一段关于一个美国女护士的回忆，“战争吃紧的时候，伤兵很多。有一天送来一个受了重伤的中国兵。由于某种原因，手术时不能进行麻醉，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医生们研究了一下，决定采取转移伤员注意力的办法来减轻他的痛苦。他们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护士。护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在手术过程中一直陪在伤兵的身边，鼓励着他。每当伤兵挺不下去的时候，她就告诉伤员，自己深爱着他，要他无论如何都要挺下去！伤兵就在护士的鼓励和热吻下战胜了自己，重新获得了生命……”
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原远征军第30师第89团空降突击队周玉璞的一段回忆。周玉璞老先生曾参加了空降密支那的作战，至今生活在扬州老家。笔者注意到，在2009年一次对周先生的采访报道中，周老先生提到机降密支那之战中，他所在的飞机上曾有两名美军女护士参加战斗，并有一人在战斗中负伤。
这篇报道比较简单，笔者为了解更多细节曾试图与周老先生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幸运的是，最终通过江苏省政协文史编纂委员会的朋友，找到了周老先生20世纪80年代提供给他们的一篇回忆文稿，应该算是第一手材料。这篇文稿题为《忆中国远征军攻克密支那之役》，其中，对空降作战的情景有着颇为详细的描写。笔者把这次空降作战的有关部分转录如下。
“我和营长联络官凯撒一起到团部开会，当时已是夜晚10时，团长打开地图，用手指着上面一个城市说道，我团的任务是在美方空军以火力压制敌人炮火后，空降敌机场，一边迅速占领该城，切断敌人的南北联络。他又补充说，这是事关盟国胜利的重要战役，只准前进，不准后退。我们面临的敌人是第18师团田中新一所部，这是日军的一支精锐部队，顽强而凶狠，我们要认真对付。说完，他苦笑一下，摆了摆手，要我们于明晨一时全副武装完成登机任务。我们回营传达了上述命令，大家都很紧张，也很兴奋。
缅北野战医院，战争艰苦环境下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护士。
“当晚，我们举行了临时晚宴，官兵们尽情欢乐。在临战前夕，相互之间更加亲切，忘记了平时间的个人小恨小怨，现在都互相拉拉手，表示要同心协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有些官兵还悄悄地写下了遗书，有的留给他们的父母亲，有的留给妻子或未婚妻，有的留给朋友或兄弟姐妹。
“第二天凌晨，官兵们一声不响地登上美军C-40运输机。当时这种运输机只能运送四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我带了一个重机枪排上机。突然发现有两名美国人带着有伪装网的钢盔也踏上了飞机，她们带了两个红十字药箱。在手电光下，看到原来是两个美国护士小姐。她们向我吃吃地笑，揶揄地说：‘上尉，我们听你指挥！’这倒把我弄得不好意思了。我们通了姓名，大一点的叫露丝，康州人；小一点的叫凯特兰，加州人。
“飞机起飞后，从机身四周的窗洞侧视，下面一片漆黑。飞行不到15分钟，正驾驶员肯尼迪发现有敌机来袭，要大家不要乱动。官兵们很紧张，但并不恐惧，个个端坐在位子上一动也不动。这时一架敌机向我机一阵扫射，机身尾部被打中，一个班长头部中弹，当即身亡。接着，又有几个士兵负伤后在座位上躺下来了。我急忙打着电筒和露丝、凯特兰小姐一起给他们止血裹伤，护士小姐那种从容不迫的工作精神以及对战友的情谊，使我深为感动。伤员们问护士小姐：‘我们要紧吗？’我用英语转译给她们。她们安慰伤员说：‘不要紧的。’我发觉她们的手在颤动，眼睛也湿润了。没过几分钟，有几个士兵垂下了头，他们为抗击日本鬼子、保卫祖国，把躯体留在了那炎热多雨的异乡。敌机被我战斗机群击退。我们从窗口看到敌机在黑夜里像火龙一样倒栽在茫茫的林海里。此时，伤员在呻吟，露丝和凯特兰小姐像哄孩子一样唱着催眠曲。伤员们虽然不懂英语，但是，对于感情的语言是灵犀相通的。这时，突然有一架敌机躲过我护航机，向我运输机闯来，一阵机枪声中，一颗子弹穿过我的钢盔擦破我的头皮，又弹跳到机舱壁上，马上就听到弹头和铝制品相撞的声音。这时，凯特兰小姐惊叫道：‘上尉，拿手电来，露丝小姐负伤了！’我见露丝用右手按着小腹，血不断地流下来，脸色苍白，双唇紧闭。见到她那痛苦的模样，我不禁想到我那沦陷区的妹妹，忍不住流下泪来。凯特兰给露丝包好伤口，我用军用图囊给她枕了头。‘谢谢上尉！’她以微弱的声音说道，并用力紧握我的手。敌机第二次袭击后不久，我机飞临密支那上空。这时驾驶员通知我们做好战斗准备，飞机即将着陆。除了死者和伤者随机带回印度外，其余人员一律下机。飞机在密支那机场降落后，我们向返回雷多的伤员和死者告别。
“我们下机后，即展开对地的进攻。敌人的火力很猛，子弹着落点很低，我们只能匍匐前进，在前进中还见到凯撒上尉。我们躺在水里，敌人的子弹嗖嗖地落在附近。我军伤亡很大，许多熟悉的战友都倒下去了。敌军官挥舞着战刀发动反攻，企图夺回机场，但是在我军的猛烈炮火下，又被打了回去……”
美军飞行员和当地一个地主的女儿产生了爱情，于是每次起飞执行任务前，都会演出热吻的场面。
我们从周玉璞的回忆中，不知道他后来是否寻访过那两名一同出生入死过的女护士，也无从知道她们后来的命运。或许这些都不需要吧。
这一刻，也许我们能够最真切地感受到，为何那场血战叫做“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这里还有一段小花絮。当年的缅北，只要有美军在场，就常常出现一些让中国大兵们看着新鲜的场面。比如，随着远征军节节深入，中美工兵部队在前线需要不断修建新的机场。征用机场用地时，一个美军飞行员和当地一个地主的女儿产生了爱情，于是每次这个飞行员起飞执行任务前，都会演出热吻的场面，并有大量中国士兵好奇地观看。
这回干脆来真人秀了，背对镜头的中国兵们，不知道是怎么表情。
远征军和青年军的很多老兵不愿意打内战，一回国就退役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这样的镜头带回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中去。
第十四章 密支那之一
1944年雨季旱季之交，中国远征军开始发动对密支那的攻击，在密支那的郊区和日军展开激战。密支那之战，是目前很多人缺乏了解的一场战争，因为它发生在远离中国的缅甸境内。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讲述抗日战争时将其列为每个学生都需要掌握的内容，这说明了它的价值。为了能够更圆满地讲述这场战争，笔者采访了《中国骑兵》和《战场上的蒲公英》的作者王外马甲。
作为一名自幼受远征军老战士熏陶的作家，他的描述，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此战的全貌。
1944年5月，远征军新编30师和新编38师部队向缅甸北部重镇密支那发起攻击。我们或许要问，远征军为什么选择在5月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呢？为什么选择一定要攻击密支那呢？
先说攻击密支那的原因。这是因为当时云南的第二期远征军已经做好向滇西腾越这个方向进攻的准备。密支那是日军在缅北的中心，是最适合防守的一个重镇，也是缅北最重要的军事支撑点，等于说如果拿下密支那，就把缅甸北部的主导权拿到手了。
什么叫缅北呢？从缅甸的传统历史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虽然把缅甸说成缅北缅南，实际上更正规的称呼应该是上缅甸下缅甸。它是以曼德勒为界限，缅甸人自己都这样说。上缅甸是什么概念呢？上缅甸曾经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在明朝以前在这里都实施过直接有效的管制。第二个特点是，上缅甸即使在二战那个时候也是以掸邦为主要管理统治民族的，而掸邦就是我们中国的傣族，它对中国人的支持度和情感度，以及中国对它的理解度跟下缅甸不同。
下缅甸在历史上就是另外一个国家，英国人在同意驻印远征军对缅甸作战时，英国人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他也是希望中国多在上缅甸作战，而尽量不要进入下缅甸。他认为以仰光为中心的下缅甸是殖民统治的基本地盘，正因为如此，对上缅甸，也就是缅北的日军攻击的抵抗基本上落在了中国军队的身上。中国军人如果要看哪里是上缅甸军事支撑最主要一点，密支那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主力部队新38师和新30师重点攻击目标。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5月初或者5月中旬发动进攻缅甸密支那的作战呢？从胡康河谷战区到密支那要穿越丛林，穿越原始丛林。在雨季穿越原始丛林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新38师和远征军选择在这个时候穿越，是不是因为不了解地理情况呢？不是的，恰恰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和这个时间对他们有着太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新38师。在这之前，1942年新38师曾经来过缅甸。到1944年，大部分到达印度的远征军还没有能够有机会回国，已经在印度待了两年，他们当时从缅甸推进到印度的时间恰好是1942年5月。5月这个时间段是印度雨季和旱季之交，是一年旱季的终结，也是一年雨季的开始。印度和缅甸之间是原始森林，除了植被特别茂密以外，地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这种原始森林的土壤不是一般的土壤，而是沙石地质，地表层是沙石，下面是石灰岩质的。石灰岩质的地质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一旦雨季来的时候，它会随着雨水冲刷，立即出现很多沟壑，出现大小不一的河流，而这在旱季根本见不到。其次，它会造成山体滑坡塌方。远征军1942年是以败退状况通过野人山的。在这个原始森林中间牺牲很多的战友和军官。正是因为这些大山阻挡，使得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处于困境，此后两年都无法返回中国。驻印军新38师1942年是败退离开缅北的，他们出征时，中国人称他们为“百年来第一次出国征战的劲旅”，而第一次出国征战的劲旅居然败得连回国的机会都没有，使得自尊心很强的远征军将领感觉到莫大的耻辱。如孙立人、廖耀湘，他们都是性格很刚烈的，而且这个时候他们获得新的名称叫做“驻印军”，在很多的“驻印军”军官里头是很讨厌这个名称的，这名称没有一点中国的痕迹，给人感觉仿佛是印度雇佣军。
反攻密支那地面路线图
缅北日军破坏铁路，试图阻止中国军队的反攻，但在中美工兵的努力下很快修复，缅北百姓也受益。
他们很想用自己的战绩打一场漂亮的攻击战，获得胜利，当然的选择是打缅甸，从缅甸的地盘上返回中国。他们要杀出一条血路，回到中国。而这个时间，当然最好在他们败退的同一个时间段上，也就是5月。
当然，从军事角度上来讲，5月发起攻击，军事上是有突然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野人山地理环境如此恶劣，日军也断然想不到远征军会在这个时候展开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了使军事行动具有更大的突然性，兵家永远无所不用其极。对密支那来讲，第一步进攻首先攻击目标是密支那的机场。密支那的日军从1942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始终没让中国军队忘记密支那是一个空中要塞——密支那机场有日本航空兵的精锐。这两年间给人们的印象是密支那和机场联系在一起的，日军起飞的飞机一直在拦劫中美混合航空队、美国第10航空队以及中华航空公司飞跃驼峰航线的运输机。
我们知道，驼峰航线有一个称号叫做“铝谷”，它的损失量使其成为二次大战期间，三个长距离飞行当中损失最大的一支航线。美国人在评价驼峰航线时曾经有一句话，如果说有一支盟国之间运输飞行的航线，它的死亡率超过了太平洋空战，那么这个航线的名字就叫做“驼峰航线”。这个驼峰航线的飞机比英国、美国轰炸德国本土，包括在太平洋上空的空战损失更大，而造成这个损失的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密支那机场里的日本战斗机。因为日本航空兵就在这个航线的中间位置上，因此，中国的军队驻印军觉得打密支那首先要夺取密支那机场，不仅作为战役起端，也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攻击目标。因此派出两路部队，一路部队是新38师的一个团，从地面穿越丛林，穿越野人山，预计用十天的时间穿越野人山。
奇袭密支那离不开正面配合，这是正面胡康—孟拱河谷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弹药。
这个计划令人觉得十分具有挑战性。我们要知道，1942年5月，当远征军败退时，也是这么一个计划，十天的时间穿越野人山，结果他们走了多久呢？走了两个多月都没走出来，伤亡很大。这一次，他们依然决定用十天的时间穿越野人山，结果如何？他们这支部队用七天就穿越过去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今日的驻印远征军和昔日的远征军，从素质素养以及对地理地形的熟悉程度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它已经成为真正能够出国征战的劲旅了。七天之后他们出现在密支那机场，而且很迅速地夺取了密支那机场。
登机开赴密支那
等待空降密支那的中国新30师部队
并且在这个时候，迎接他们的第一支援军从空而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机降方式投入战场的部队是新30师第5团，空降在密支那机场。
这两个师两支劲旅汇合在一块，拉开了密支那作战的序幕。我们会发现，这两支部队都没有直接的战斗机掩护。按理说，机降作战应该是大批的战斗机要制空，才有可能实现机降或者伞降，但是在这里没有出现战斗机的身影，原因是什么呢？
事实上，在1944年5月对密支那发动反击之前，驻印军包括昆明方面的飞虎队总部都知道，密支那机场事实上是没有飞机的。当时驼峰有南北两条航线，北边比南边要多绕800到1200公里，南边只有400多公里，按道理来说，大家肯定愿意飞南边快，但是越靠南受到日军密支那机场飞机截击的可能性越大。向北，日军拦劫的机会少，但是，越往北气候条件越差，越容易撞山，需要在山谷飞行，所以南北各有利弊。不过，一般的飞行员还是选择绕北的航线。
中美混合航空队有一个机组，机长是美国人，报务员和领航员是中国人，一次飞舵峰航线时在飞机上聊，好长时间没有日军飞机来拦劫了。中国的报务员就说，肯定是到别的航线作战，顾不上我们了。而美国的飞行员直接提出很惊人的论断，日军这些飞机肯定已经都撤走了，他们现在在太平洋那里已经打得顾不过来，把所有的飞机调过去了。中国飞行员死活不肯相信，两人就在飞机上发生了争执，本来争一争就算了，但美国的飞行员本来就是招聘来的二杆子，有性格，为钱开飞机的，一犟起来，说我们俩打赌，就把飞机一开就开到密支那机场上空了。
密支那战斗中美军战斗机正在装填弹药，它们在这次战斗中主要用于支持地面攻击。
领航员发现他把飞机开到密支那机场上空，很后悔打这个赌，赌输了固然要给钱，如果赌赢了一定要丢命，输赢都划不来。这时候已经没办法了，飞到机场上，居然飞了两个来回，发现机场没有任何一架飞机起飞拦劫，他们很开心地飞回去了。为了显示自己胆大，他们把打赌的事情在俱乐部里讲了，讲了以后马上就传到了飞虎队。
飞虎队总部也在昆明，我去过那个楼，那栋楼是一栋洋楼，原来云南农学院一个老师宿舍。当时住的全是飞行员，飞虎队俱乐部、第4航空队飞行员都住在那里。
一讲以后，大家都知道密支那机场上已经没有日军飞机了。从那天开始，驼峰航线的飞机开始都飞南线了。
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新30师选择用机降的方式直接降落密支那机场，不需要掩护。当时他们给人一个感觉，这说的是机降机场给地面的感觉——飞机降下来了，机降下来不是一个团，起码是一个师，包括有很多记载到现在依然认为，新30师整个机降密支那机场。
因为那时候飞机机降作战，满载士兵按规定每架飞机不能超过22个人，所以机降作战当中新30师是严格遵循美军机降条件的：一个团，22个人一架。因为需要很多架飞机装这个团的人，给人的感觉是降下来一个师。在这里会感到一个疑问，既然周围的人，包括新38师的人本来不知道一架飞机装多少人，没见过机降作战，怎么知道那么多飞机起码装了一个师呢？因为他也见过飞机装人到印度，只是不是作战，装的是谁呢？见到的还是新30师。
新30师是什么样的部队呢？这从新38师和新30师的区别中可以看出：新38师是一支抗战之初就成立的老牌王牌部队，孙立人是他们的师长，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作战，新38师已经作为主力参战了。和它搭档的新30师呢，新38师参加远征军已经打仗了，新30师还没有建立，它是由一些各地补充选拔出来的新兵组成的一支特殊的部队。
为什么特殊呢？就是因为选拔这些人的时候，目的就是让他们到印度接受美式训练，成立一支中国当时最先进的部队。
当时选拔这些新兵没有标准，什么叫做先进部队，怎样选拔，各地的新兵处都没有概念，请示上级，上级想了半天直接告诉新兵处的人，按选炮兵标准选拔新兵，你认为能当好炮兵的都选到这儿来，实际上是是送到缅甸。新30师的兵实际上是一群炮兵的苗子。
炮兵苗子有两个特点：第一体力必须得好，必须身体强壮；第二至少应该懂一点数学。至少能算得过来账，脑子不能太笨，所以，它是以年轻学生为主的一个部队，而体力又必须好的话，必须不是太瘦弱的学生，因此农家贫困子弟的学生比例相当高。这批人人生第一次坐上飞机，就到了印度。
落入中国军队之手的密支那机场，可见战斗中被击毁的美式运输机。
但是他们真正上飞机去印度的时候，虽然是炮兵的苗子或者美式训练新式军队的苗子，毕竟还是农民还是老百姓，所以闹了很多笑话。
他们坐飞机的时候，飞机飞得很高，必然就冷，运输机是四面透风的，这些傻小子在没人管的情况下，因为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于是决定自己给自己取暖。他们发现边上有很多的空木头箱子，就把木头箱子拆了，居然在机舱点起火，在飞机上烤起火来，顿时觉得很暖和。
前面的机组人员发现后面有烟味，回头一看居然在烤火，顿时大怒，就冲过来，拿个木棍教训他们，把火灭掉，就在这时，他突然看了一堆物品，丢下棍子就跑了。
原来，他发现好多弹药，破损的手榴弹、破损的子弹，丢在那里。原来是空投时发现破损，准备带回去的武器装备。出现破损的弹药比不出现破损的弹药更加危险，这些人居然在旁边烤火，真是令人恐惧，幸而没有出事。
这一群新兵来到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按照美军制定的机降兵作战的标准，一架飞机坐22个人。
顺便说一句，他们为什么需要烤火呢？因为这些兵全穿的是短裤、单衣服，当时军方认为去接受美国训练，有吃有喝，发军服，让他们穿得都很单薄。
这批新兵到缅甸的时候，像塞沙丁鱼一样，塞得越多越好。对于新38师来说，看到一群人从天而降，并不是第一次。只不过印度的机场，那么多飞机空降下来那么多官兵，不管是一个团还是一个师，都是第一次。
当新38师这个团穿越丛林到达密支那机场，他们看到新30师的人再度从天而降，飞机数量差不多，自然觉得还是一个师。所以，从新38师报出来的所有战果所有情况，都是报新30师整师到达密支那。事实上，到密支那的只是新30师第5团。
既然部队已经到达，就要看密支那怎么打。
密支那敌人有多少呢？我的记忆中，是两支部队分属于不同的师团。在密支那市区以及靠南的位置，是第56师团一部；在密支那的北部是第18师团一部。
当时日军的部队是这种情况：当中国军队开始进攻密支那时，实际上密支那的守军是丸山房安大佐所率领第118联队的一部分，相当于一个大队加上两个中队再加炮兵中队，这个部队基本上没有部署在市内，大部分分散在周围地区。
这是因为周围地区渗透进了中国雇佣当地的山头人，也就是当地少数民族组成的游击队，他们在当地活动，不断袭击日军，让日军非常恼火，于是日军把主力部队派出去清剿，市区所留的兵不多。密支那守军和中国远征军发生战斗之后，因为第18师团主力被新38师主力和新22师主力迟滞在孟拱河谷，不得不请求第56师团前来增援。
第56师团从云南方向派兵支援，由师团步兵指挥官水上援藏少将率领一支部队赶来增援密支那，所以在密支那出现了第38师团第56师团各有一支部队驻守的情况，这在后来给日军带来战斗技术上的混乱——水上援藏少将是最高的指挥官，但是密支那地区兵力最多的还是丸山房安大佐，一个官职高，一个实力强，双方不得不妥协为一个特殊的均衡。
对中国远征军来讲，交手之后立即感觉到的是对方有两支部队，这一点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了，多少年来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日本的部队经常把不同番号的部队揉在一块，在相邻的地方作战。这种与友军不分的情况，对中国军队来说，是很不习惯的事情；对日军来说，往往会变成军事竞赛。
另外，第56师团和第18师团对于远征军来讲，都是老熟人。从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时，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一开始就是主力师团。中国远征军在两三年前第一次交手的部队，也是这两个师团。这真是老仇人相见，同时能在一个地方打到这两个老仇人，对于任何一个军人来讲都是很向往的事。
作战过程中，日军这两支部队给远征军留下相同的印象就是顽固和顽强，又有不同的作战特点，他们以不同方式的顽强给中国士兵留下不同的印象。
首先密支那以北就是一个丛林，日军第18师团第118联队主力把阵地修在了丛林间，攻打它的中国军队新30师说实话从来没有遇到过丛林中的阵地。他们不知道丛林中间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结果给他们的第一轮打击都是来自于树上。
树上的打击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这个子弹射击是立体的，下雨一样的感觉，你会发现自己即使卧倒，依然处于被攻击之中，一点找不到安全的角落，唯一安全的方法就是钻到土里头。遭到沉重打击的新30师很快就退出来了，退出来之后，再经过观察发现，日军官兵都是在树上的，打我方便，其实进攻的人打他也方便。当时，新30师的火力装备已经远远超过日军，于是调来炮兵攻击，远程重火力首先就对着树打，逐个火力点进攻，无论什么树，先猛打一通，树叶基本上打光的情况，才放过这棵树。打来打去，好长时间树上老有还击，即使不还击，也看不到人掉下来。中国当兵的很奇怪，战斗结束上去看，才发现每个日本兵让别人把自己绑在树上，很多人把枪绑在胳膊上，只要有气，只要没有断气，至少可以实现向下开枪。
这支部队一直到所有的士兵基本打光，才丢失了阵地。几乎没有抓到俘虏的，日军在阵地上人员全部打光的情况下，才丢失了密支那外围的阵地。中国远征军接着投入密支那市区作战，对手主要是第56师团部队。
第56师团这支部队和远征军作战主要依靠碉堡和工事，碉堡工事相互掩护和封锁是非常严密的，而且同样顽强。
在这种情况下，远征军被迫采取坑道作战的方式。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坑道作战方式往往是出现在后面的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打国民党时用的方法，我没想到远征军最早在缅甸居然就用这个打日本。他们把坑道一直挖到了日军主碉堡跟前，许多兵用长竹杆挑着手榴弹塞到日本兵的碉堡枪眼里头，把碉堡破坏了。但日军依然顽强据守，从不轻易放弃阵地。
日军这种顽强给远征军士兵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但是他们也知道，当时这批日军都有一个口号，就是我们不能丢失密支那，我们丢了密支那，我们前面的人都会完蛋。密支那前面是滇西，是腾越，当年侵入云南的日军部队也是第56师和第18师团。如前面所述，密支那是北缅甸的重镇，把密支那拿下来之后，事实上正像日军说的，他们前面的人都要被打死了，腾越、松山、龙陵处处“玉碎”，很少跑回来的。在整个缅甸作战中间，密支那的夺取相当于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拿下密支那，上缅甸就是远征军的了，不仅是我们自己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的盟友也能感觉到这一点。
大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英国人也知道这一点，我们拿下了密支那，上缅甸就是中国军队的了。同样，上缅甸是中国军队的，同样预示着一个可能性，下缅甸也有可能是中国军队的。因为这支中国军队展现出来的作战能力让日军大吃一惊，日军对新军的印象发生了突变，和以往部队印象是不一样的，它的战斗力和所带来的士气，使得英国人也吃了一惊。吃了一惊之后，英国人第一个反应，这支部队如果让他这样打下去，这么多部队这么打下去，上缅甸指日可待，下缅甸也会是这支部队的。下缅甸是仰光为中心，上缅甸是山区；下缅甸是粮食产区，也是英国控制的传统地域。关于上缅甸，英方有可能和中国合作，而在下缅甸绝对不会和中国合作。这种情况下他们划了一条线，不让中国军队过曼德勒，攻击线到这里为止。这时候我们国内正遭到日军的猛烈攻击，连贵州的独山都丢了，重庆面临很大的危险，于是远征军分出一部分回国参战。密支那胜利之后，新6军就先回国了。我们知道，1945年日军投降时，新6军就是在国内的。
新一军在缅北作战时间更长一些，但是最后也是回到国内。新30师这支部队严格来说在印度组建，第一次作战在缅甸，颇为洋气，作战方式是坐飞机。因为是机降密支那机场，他们是坐着飞机，进入战场的。而且这次进入战场，给人一个感觉——他们很像伞兵。当然他们不是伞兵，他们是陆军，但是这一降导致了我们国家国民党军队第一支伞兵的正式建立。为什么呢？他的机降方式，第一次以实战的方式，类似于伞兵的实战方式机降以后，在客观上刺激了驻印军，要建立一支伞兵的愿望。
为什么促进了伞兵的建立？密支那机降调兵的迅捷方式，给驻印军指挥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训练了半天，最优秀的第38师穿越丛林，也要走七天，但是我们的机降部队几小时直接就到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建立一支真正的伞兵，这个部队就更不得了。因此在这个时候，既然驻印军是美军训练出来的，中国远征军指挥官向美军的指挥官提出了建立一支伞兵的要求。
恰好在密支那战役之后，美军的指挥官换人了。原来指挥官是史迪威，史迪威比较犟，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特点，凡是史迪威自己想出来或者启发他想出来的东西，史迪威是有可能答应的。但是你想好了告诉史迪威的，向史迪威提出要求的东西，史迪威多半是不会答应的。所以蒋介石经常把他想好的东西告诉史迪威，史迪威基本上是不答应的。而很多人，包括周恩来等共产党的一些人是启发史迪威那样想，史迪威往往会答应，这是史迪威个人性格中间的一个特点。
这件事我们想好了告诉史迪威，如果是史迪威的话，他绝对不会答应的。但是换了一个人，史迪威走了，换了魏德迈。
魏德迈原来是史迪威的参谋长。他这个人一是新来，要和大家建立更好的关系；第二个他不像史迪威那么犟。中国人向魏德迈提出来要建立一支伞兵，他立刻说这是一件好事，从军事上、政治上都是一件好事，有没有可能实现呢？想建立一支伞兵，关键是到底有没有伞兵装备呢？他就打听了一下，还真有。不过不是给中国的，是给印度的。英国的总司令、英国驻印度司令跟麦克阿瑟要了伞兵的装备。美军在太平洋战场是有空降兵部队的，太平洋战场有空降第7师、第11师。仿效这样的部队美国给印度准备装备，建立伞兵。这批装备运过来之后，印度人做事不像中国人，他慢吞吞成立一个司令部之后再成立学校，把人训练之后再说。装备放在一个地方，是闲在那里的。于是这个装备，谁先用都可以的。心里有这个谱之后，美方就答应了郑洞国建立一支伞兵部队。
郑洞国立即开始筹备这件事，可是中间出问题了。魏德迈在昆明，因为总部在昆明，参加一个舞会，碰到另一个前任远征军的指挥官，现在在昆明担任防卫司令的杜聿明，他是第一次远征军的副总司令。杜聿明也知道远征军搞伞兵的事，杜聿明就给魏德迈说，你们有没有装备，我有支伞兵部队，有多大规模，我已经练了多久了，等等，现在就是苦于没装备。魏德迈非常惊喜，中国人做事真快，我们刚刚开始谈，这边已经编制好，营地有了，已经训练了。
事实上，杜聿明说的和魏德迈想的是两码事。杜聿明说的是，他确实有一支伞兵部队。他是很新潮的人，他听说德国的伞机战后很受启发，就想我是不是能搞一个？他当时没有把降落伞想得那么复杂，认为就是一个伞，跳下去。于是调了两个营的人训练，练的时候叫做鸿翔部队，他们想不到伞是什么样子，想成了滑翔机，于是叫鸿翔部队。这些人也不知道练什么好，中国人教中国人，谁也没见过伞兵，练爬绳子，练特种兵课目，练了一两年谁也没见过伞，也不知道伞兵作战怎么回事。
现在，杜聿明对魏德迈说伞兵的事，说有一支伞兵部队，已经练了好几年了。魏德迈很高兴，就说给你一些装备。杜聿明非常聪明，上一句话听完下一句话立刻明白，有一批装备，一定不少。他马上面不改色表示感谢之后，转过身下达命令扩大这支部队，在一夜之间将其扩了十倍。当时昆明各大学校杜聿明系统、第五系统所属和相关的部门兵营都出现招兵广告，说有什么样条件的人赶快过来，很多新5军系统的精锐到伞兵部队当了伞兵。而且魏德迈为了训练指导作战，就马上组建了一批新的顾问人员，有来自陈纳德飞虎队的，有来自美国伞兵部队的，两百多人的一个顾问团进驻，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就建立起来了。
然而，驻印军就郁闷了，美国人只有一套东西，不能从印度拿两套来。现在印度人恼了，我们伞兵的装备呢？给了中国人了。而驻印军也气了，本来我忽悠了半天，怎么杜聿明拿跑了，只有这一套装备，结果就使得建立伞兵的设想起源于驻印军的作战，结果变成杜聿明组建了伞兵直系部队。
密支那战役后期，新50师也投入战斗，这是师长潘毓昆和史迪威讨论作战方案。
郑洞国、史迪威、苏尔特在密支那前线。
中美将领在密支那讨论反击丛林中的日军
从历史角度来讲，就出现很奇怪的情况，很多人坚持认为，中国伞兵的第一次作战在缅甸，事实上密支那不是中国伞兵第一次作战，机降的这些人根本不是伞兵。中国真正的伞兵是起源于缅甸作战，但从来没有在缅甸打过仗，他们开始对日作战是在国内。杜聿明和远征军有这样的渊源，所以很多人以为伞兵产生于远征军。其实伞兵这些人当过远征军，但伞兵毕竟不是远征军。
我们只能说，密支那作战造成这样一个契机，间接导致了中国伞兵提前出现。
新30师是坐着飞机走向第一个战场的，同样也是坐着飞机走向最后一个战场的。值得荣耀的是，他们第一次走向战场，走向了对外抗敌的战场，但是最后一次走向战场飞到东北，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在采访王外马甲先生的同时，听到了另外一个故事，他正在写一篇关于远征军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是讲，第一批远征军的一个老兵怎样在所有战友一个个倒下的情况下，走回中国的。而密支那的部队，已经具备了坐上飞机往返中印的可能。
第十五章 密支那之二
日军在密支那的顽强抵抗，最初曾给中国军队刚刚投入战场的新军带来极大压力。但是，当中国的官兵逐渐适应以后，在围攻密支那之战中，尽管日军不断增援，其反击终被压制，中国军队步步推进，无论密支那的南侧还是北侧，日军外围阵地都先后落入远征军手中。战斗开始向密支那市街内部发展，双方围绕着密支那的十一条大街、火车站、木材工厂等处展开了巷战。
作为缅北的行政中心和日军最重要的支撑点，密支那的名字成为了盟军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的名字。远征军的部队番号在密支那周围不断增加——88团、89团、150团、42团……胜利似乎已经在望。
中国远征军中的通信兵
但是，随着雨季的到来，发动攻势的中国远征军一方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缅甸的雨季非比寻常。在远征军入缅作战时，他们已经领教过缅甸之雨的可怕。当时，有一位带队撤退的少校这样形容缅甸雨季开始时自己的经历：“森林的雨季是在不经意间悄悄来临的。先是几记淅淅沥沥的雨滴，白色的水雾在嘀哒的雨声中弥漫开来，曼妙地在墨绿的丛林间飘荡。原本干热郁闷的空气因此增添了许多清新的凉意，所有人都在这久违的凉爽面前抖擞起了精神，连声大喊着‘好雨，好雨’。可是，这‘好雨’自落下之后就再也不肯停息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从雨滴到雨丝、从雨丝到雨柱，从嘀嘀哒哒到哗哗啦啦，越下越大，浇得人浑身透湿，淋得人心里发毛。少校终于忍不住问向导：‘先生，这场雨什么时候才停呀？’
向导回答：‘还早呢，缅甸的雨季从五月份到十月份，中间最多只有两三个晴天。’”
这真是中国人无法理解的雨。
黄仁宇在他的著述中曾描述1944年雨季的缅北战场：“起先，雨水还不过在河床里面陡涨，后来突出两岸，作无边无底的泛溢……从飞机上望下去，下面是水和树，树和水，浸在水中的树，和淌在树中的水。这种景象，如入鬼乡。我们在河谷里面，看到工兵队辛苦搭成的桥梁一座一座地被水冲去；水再涨起来，每夜帐篷要搬动两三次，很多小丘陵成了孤岛。公路变成一段段污泥了，飞机场要待晴天才可以着陆，最后，除了几艘汽艇之外，整个交通系统都陷于崩溃。”
在缅甸的朋友则形容，当地的雨季是草木生长的季节。几乎一夜之间，高高低低的树杈上就萌出了新的嫩芽，无数不知名的杂草从土里钻出来，发了疯似地往上长，把原本就障碍重重的林地堵塞得更加举步维艰。旱季里积累下来的落叶被雨水浸泡成了烂泥，从四面八方流淌而来的污水就在这烂泥中肆意泛滥，时而淤成汪汪水洼，时而又汇成道道沟渠……林间的动物仿佛是被天上的惊雷唤醒了，全都鼓噪起来，无论白天黑夜，总能听见猿猴的尖啼，大象的嘶鸣以及其它各种奇怪的吼叫声。在这所有的声响之中，有个声音最古怪，它沉闷压抑，时远时近，‘轰隆轰隆’的，既像是有人在森林中擂鼓，又像有个体形巨大的魔鬼正在什么看不见的地方走来走去。原来，是山上的雨水汇集成了小溪，小溪又汇集成奔流，奔流又汇集成瀑布，当这样的流水到达山麓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没有河道的巨流，无论大树还是车辆，都会被它卷裹着推向缅北的各条大河。”
密支那，正是在伊洛瓦底江畔，雨季中从山而降的奔流最后汇集的地方。
在这种条件下，传统的缅甸人如何在雨季中作战的呢？
答案是，他们不在雨季作战。对缅甸人来说，雨季是比敌人更可怕的对手。
但是，中国远征军，却不得不在雨季，继续进行对密支那的围攻。
这种困难主要体现在后勤的支援和前线工事的构筑上面。密支那的两个机场虽然都落入中国远征军手中，但是由于暴雨滂沱，在当时的导航条件下，增援部队和物资都无法使用机场。地面的运输更是困难至极，远征军的后勤变得一片混乱。这种混乱以至于迂回作战中的新30师第88团一个营竟然被“遗忘”在丛林之中，既没有人给他们下达任务，也没有补给物资。幸好这个营接受过野外生存的训练，结果在几乎吃光了周围可以找到的所有野生食物后，终于被“想”了起来。
中国远征军机降作战
为此，在密支那周围的战斗中，中美部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官兵们在泥水中挣扎着发动攻击，大雨使密支那周围的土地变成一片泥潭，进攻部队既不能快速移动，也无法就地隐蔽。而日军则在工事中扣住九二式重机枪的扳机，就仿佛要把子弹打光。中美士兵缺乏炮火支援和有效协同，在城外繁茂的丛林，遍布的稻田和翻涌的泥浆里艰难向前，在几乎成为活靶子的情况下，和日军一个又一个加固的工事据点搏斗，很多人倒在那些日军散兵坑四周，永远不能再起来。
到6月初，满员三千的美军梅支队减员一半，而美军许多人员因伤病回到后方就无论如何不肯重返前线，史迪威几乎用棍子将所有留在后方的美军战斗兵员赶回密支那，因为中国人根本没有机会回到后方呢，他们一直在战斗。
中国远征军发动这种近乎疯狂的攻势，并非因为不了解缅甸。事实上，对日军长期筑垒、工事坚固的密支那，曾经经历过从野人山中撤退的孙立人、廖耀湘两位将军都曾经提出，应该先切断其与孟拱、八莫之间的联系，而后以围困和消耗的方式歼灭其守军。这样的建议，应该说考虑到了日军顽强的据守能力，也有利于中美联合部队发挥远比敌军强大的兵力火力优势。
但是，史迪威并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仍然下令不顾雨季，尽快对密支那进行强攻。为此，史迪威甚至以作战不力为名撤换了几名前线将领，而以曾在胡康河谷作战中，因错估日军兵力而与孙立人发生矛盾的亲信柏特纳少将担任攻城总指挥。
史迪威是了解缅北的，而且深得军心，他之所以做出这样显得急功近利的作战计划，自有其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日军在英帕尔—科锡马战场的失利已成定局。进攻不力的日军，必然面对盟军对缅甸的反攻。
此时，日军可以如后来发生的那样，消极地选择南下撤退，也可以选择猬集缅北，保持缅泰通道坚决阻断中印公路。从战史来看，日军做出第一个选择虽然使一部分部队得以逃脱，但缅甸日军的存在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如果选择后者显然更能体现缅甸日军存在的价值，使其成为鲠在中印之间的一块骨头，使整个中国战场无法得到盟军的输血。这样的战斗会导致驻缅日军的覆灭，但战略上可以延缓日本的战败。日军在1944年的战场上到处出现“玉碎”，做出这样的决定虽然疯狂却并非不可能。但是，缅北日军面临两线防御，东线和西线都在依托山地与中国远征军作战。因此，位于两线之间伊洛瓦底江河谷盆地的密支那，就成为日军在北缅唯一可选的后方基地。
因此，深知日军可能做出任何疯狂选择的史迪威，力求尽快攻下密支那。没有了这个缅北的交通枢纽和兵站，缅甸日军就无法获得留在缅北作战的物质条件。
第二个原因有些令人悲哀，史迪威和蒋介石，此时在争夺着对中国战场的主导权，拿下密支那，对这场争夺中史迪威能否取胜会是极大的筹码。
史迪威作为一名正直而有些古板的军人，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不满。他认为中国并非没有好军人，但政权的腐败，官僚的不堪，让这个国家无法有效地对日作战。他一直在谋求剥夺蒋介石对中国军队的领导权，而代之以自己或另外某个美国将领指挥中国军队。
蒋、史矛盾使盟军在中国战场的关系紧张至极。
此时，中国方面已经感到日军在中国战场可能采取一次大的行动，而希望原定在云南准备出击缅北的远征军暂停行动，为保卫本土作预备队。这一点遭到了史迪威的坚决反对。在争吵中，日军已经在河南发动了进攻，这就是为了打开“大陆交通线”实施的一号作战。此次战役，日军出动的兵力达51万，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空前绝后。国民党政府指挥的军队在这次战役中连连失利，史迪威却拒绝动用远征军提供支援，有利用战役的失败突破缅北的鹰中日史料对照下的中国驻印军归国之战逼迫蒋介石下台的意图。此时，如果史迪威在密支那建功，显然和战败的蒋介石形成对比，会让他的企图容易实现。
正如后人评价，史迪威是一个不懂得政治的军人。他的想法一方面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掌握着中国军队主要领导权的蒋介石，宁可与盟军决裂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中国民众虽然对国民党贪污腐败不满，但出于民族自尊心不能接受史迪威的做法。盟国需要的是一个支持抗战的中国，而不是美国占领中国替它来打仗。所以，这场斗法的结果是史迪威黯然离开中国。
史迪威到达密支那，向前线将领面授机宜。中美指挥官紧张筹划，力图早日拿下密支那。
第三个原因就是战术问题了。5月17日，在雨季到来前轻取密支那机场，曾令史迪威欢欣鼓舞，他在第二天就飞赴密支那，向远征军参战各部表示祝贺。当时，梅支队的前线指挥官亨特上校曾报告密支那日军仅有数百人。史迪威因此产生了若干轻敌思想。
实际上，亨特上校的报告是有问题的。密支那守军主力为日军第18师团第114联队，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第一名，被称作“童颜却有一副钟馗般胡须的名将”。此人平时放浪形骸，作战时还带着一位美貌的慰安队长，战时先为自己和慰安妇设置最安全的工事。初看似乎不足为道，实际作战中才会发现此人冷静而且顽强，是一个非常不好对付的对手——放浪形骸，不约束军纪，使他在日本普通官兵面前很受欢迎；有最安全的工事，则避免了他像一些以身先士卒为信条的日军指挥官一样很早被击毙，中断战场指挥。
日本防卫研究所的资料记载，第114联队在密支那战斗初起时，守城部队只有以第一大队（大队长猪濑少佐）为主力的一千余人。猪濑本人率部于城北80公里处，与云南渗透进来的中国游击部队交手，此后参加怒江方面的战斗。该大队在密支那城里只有一个中队和一个小队，所谓一千名守军，其中有320名是刚刚痊愈的伤病员。然而，该数字没有包括城里的18师团通讯大队、工兵第12联队留守处、日军铁道司令部、宪兵分遣队、机场警卫部队、第3航空师团地勤队、兵站等处人员。按照相良俊辅在《菊与龙》一书中的记录，这些部队总共有15个单位，总计1430人（尚不含当时在医院的400名未痊愈伤兵）。如此，密支那守军总计将近2500名日军，确实并非可以一鼓而下。要知道《大国之魂》中描述的松山血战，第11集团军苦斗了几个月才攻下的日军松山要塞，守军尚不足2000人。
此后，日军数次增兵，包括原来在北部丛林瓦扎要道设防的日军第114联队第二大队主力（原来有一个中队在城里），发现中国军队绕过防线已经占领密支那机场，火速回援。由于盟军梅支队的一支突击队没有能够拿下控制入城通道的城北高地，5月19日，第二大队大队长山冈实盛少佐率领援军并带着大炮顺利到来，让守军实力大增，士气也变得旺盛。5月21日，第二大队主力全部到达，刚好赶在25日，中国远征军发动的又一次总攻之前完成部署。
第114联队第三大队本来沿铁路南下，正在和温藻附近建立防御阵地的英军空降部队交手，得到密支那遭到袭击的消息，大队长中西少佐立即率部回援，5月24日到达密支那。接着，日军又抽调到孟拱河谷方向增援的第18师团、第56师团148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水渊嘉平少佐）增援密支那。这两支部队在突入密支那过程中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损失惨重。满员两千余人的两个大队，付出将近三分之一的伤亡才突入密支那。第114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水渊少佐也在战斗中负伤，是用担架抬进密支那的。不过，这些伤亡并未被统计到密支那作战中日军的损失中。
根据相良俊辅在《菊与龙》一书中的记载，这三个大队的到来，为日军增加了2000人的兵力。而5月30日，日军第56师团奉命增援的部队，也在该师团步兵（旅）团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指挥下入城。这支部队本来应该包括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但由于云南方面中国军队的反攻已经开始，第56师团兵力严重不足，只好扣留了大部分其中本来准备加入增援部队的步兵。最终，水上少将率领打了折扣的援军约400名官兵加入战局。
日军不断增兵，在密支那的战斗呈现出胶着状态。日军第114联队副官平井郁郎大尉在《密支那八十天的攻防战》中提到，中国远征军在对密支那的攻击中有一个失误，那就是按照美军守卫机场的常规，空运了大量毫无用处的高射炮到密支那机场，而没有运送战车。在胡康河谷战斗中，中国装甲部队给日军造成了巨大损失，第114联队因此将联队炮中队和大部分反战车武器送往胡康前线，在密支那几乎没有可以抵抗装甲部队的装备。密支那周围一片平原，如果中国军队投入坦克部队，日军的防线大约早就崩溃了。
不过，平井这个指责也有些失之片面。当时在缅甸的美军运输机部队，没有飞机能够在雨季的潮湿空气中，携带M-3谢尔曼坦克飞到密支那；而即便把战车运到前线，从地面进军的装甲部队则必须面临丛林中泥潭和山洪的双重考验。
密支那附近的中国炮兵战士
最后，日军统计密支那失守时的损失，是阵亡接近3000人，只有约800名伤员沿伊洛瓦底江乘竹筏顺水漂流试图撤退，结果很多人落水失踪，或被岸上的中国远征军部队击毙，只有一半突围成功。日军统计的伤亡总数，刚巧和其在密支那的总兵力，除去那15个独立单位一千余人的数字相符。这15个单位的日军，在战斗中也基本“玉碎”。实际上密支那作战中，还应该计入日军增援部队的伤亡，那此战日军总的损失当在五千之上。中美联合部队伤亡六千余人，但大部分是伤员，阵亡者要比日军少得多。
综上所述，密支那守军总计达到了四个大队，加上分属不同部门的杂兵共有5000人的兵力。日军投入如此重兵据守此地，说明了密支那的地位，也说明了密支那会战的惨烈。这和史迪威等中美方将领最初对日军兵力的判断是完全不符的。所以中国远征军虽然拥有火力优势，但最初兵力上并不能完全将对手压倒，而后勤也因为雨季的到来变成瓶颈。加上密支那日军经营已久，有着坚固的筑垒工事，这场奇袭就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
其实，有一个话题是很多远征军将领讳莫如深的。那就是中国军队并非没有轻取密支那的机会。当5月17日空降密支那成功时，守卫机场的日军第3航空师团地面勤务部队被全歼，当时城内守军由于单位不统一，丸山大佐手中能够调动的兵力只有三百余名。如果这时乘势攻入密支那，守敌根本来不及等到增援部队，就会被歼灭，密支那会战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盟军方面为何没能抓住这个机会呢？是谁贻误了战机？
平井郁郎描述了发生在5月18日上午的一幕。上午8点，盟军战斗机开始对日军阵地和密支那街道进行扫射攻击。上午10点，负责警戒城南的通信中队哨兵报告中国军队正向北攻击前进。日军城防司令部搜罗兵力，勉强派出一支由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分队组成的混成部队，加上联队修械部长末少尉率领的传令班，由友清中尉指挥，增援通信中队。
日军在一条干堌的河堤上布防，却发现了令人惊讶的情景。
只见大约两个营的中国军队并未展开战斗队形，而是分成两路纵队，吹着喇叭开始向城中开进。在部队先头，可以看到指挥官、军旗和鼓乐队的影子。
对这支奇怪的中国军队，日军立即开始射击。遭到突然袭击的中国军队大乱，丢下阵亡人员的尸体开始后退，大量武器装备被日军缴获。这一战，让日军被中国远征军空降奇袭打掉的士气重新回到了部队中。
根据推测，平井所描述的可能是17日空降到密支那的新30师第89团一部，他们是在误信梅支队已经攻占密支那的信息而遭到无妄之灾的。梅支队参加攻占机场后，曾派出一支部队于17日夜间向密支那发动袭击。由于通讯不畅而密支那方向一片平静，第89团显然误以为这支部队已经攻占密支那。无奈的是，这支梅支队的部队并没有到达密支那，而是在黑夜的丛林里走错了方向。第89团遭到袭击的时候，这支部队还在城西一公里的斯塔布尔村寻找道路。
这体现了密支那战场上中美部队缺乏协调的弱点。同样的问题发生在第二天5月19日，刚刚空运到密支那的第50师第150团的身上，而且表现得更加严重。第50师是远征军新编成的部队，下属的三个团中，第149团已经与新22师一起，在胡康河谷参战，接受了激烈战火的洗礼，有了实战经验。但是，第150团一直在战线后方掩护修筑中印公路的工兵，密支那是其在缅甸的第一次战斗，也就是说，跟老牌驻印军部队，比如新38师和新22师相比，在兵员质量和军官素质上，第150团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远征军的乐队。密支那战斗中，中国军队曾用乐队吹吹打打，结果遭到日军集中火力打击。
起初，第150团打得还算不错。19日晨，第150团以主力从南郊向市区进攻，第一营沿江岸丛林向东朝伊洛瓦底江河曲前进，为另外两个营打掩护。第二、第三两营向北进攻，在火车站与守卫在那里的日军宪兵队交手。日方形容该部隐藏在丛林中，沿着伊洛瓦底江畔的橡胶林渗透到日军后方，令日军猝不及防。初次交锋，第150团打得中规中矩，几乎全部歼灭日军宪兵队和宪兵队指挥的伪缅军部队，占领了火车站，使日军在密支那的单位少了一个。日军宪兵队长只身逃脱，跑到司令部报告求救。但这时，第150团部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没有从火车站继续向前发展，而是就地停了下来。第150团一个多月前才加入驻印军的行列，训练时间较短，还不能算是一支职业军人组成的部队，也没有在现代战场条件下作战的经验。只是由于史迪威在胡康—孟拱河谷之外，再开辟密支那战线，不免在兵员上捉襟见肘，所以没有战斗经验的第150团也被安排挑了重担。
日军在密支那火车站设有被服仓库。那些刚刚从国内的苦难生活里解脱出来的第150团士兵，依旧带着浓厚的小农意识，他们在车站仓库里堆积的日本军用物资前看花了眼，忘记了打仗。他们把枪架起来，忙着到处去搜寻发财的机会，大群士兵在仓库和房舍中进进出出，兴高采烈地抱着各种财物跑来跑去，如同在家里赶集的时光。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支部队连哨兵都没有放，麻痹大意的各级主官自觉不自觉地给部队放了羊。从早上到下午三点，他们没有前进一步，甚至有人跑到车站附近搜索新的物资。
这实在是当时中国国民党军队劣根性一面的充分体现。
接到日军宪兵队长的报告，丸山房安大佐因为兵力不足，只能把昨天刚刚调到通信中队阵地上的友清中尉那支部队调回来，增加第五中队一个小队，前往迎击。其中第114联队的情报主任八江正吉中尉，带着六名侦察兵作为斥候走在前面。这一小股日军本来预计要面对强大的对手，谁知在战场上看到的却是第150团的自我瓦解。如此良机岂能白白放过，八江中尉不顾兵力悬殊，立即率领部下发起袭击。
仅仅七名日军，就给第150团毫无准备的部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八江带领几名日军跳入一个炮弹坑中，向四面射击。混乱的第150团官兵，突破缅北的鹰中日史料对照下的中国驻印军归国之战要么四散奔跑，要么自相混战，狼狈不堪。日军主力赶到后，双方的战斗几乎变成一场屠杀。第150团上千人马乱作一团，官兵们扔下战友的尸体到处藏匿，不少单位整班整排的枪架在那里，人却都不见了。而后方看到战斗情景后，立即开炮射击，试图援助第150团，却把大量炮弹打到第150团正在后退的部队头上。
第150团后来将这种误击归结为找不到美国联络官，所以炮击一直不停，中国步兵不得不在双方的弹雨下和日军战斗。但根据赶到战场的平井郁郎的观察，之所以会发生如此误杀，是因为第150团的中国士兵当时很多人在日军被服仓库中，找到了为日本陆军夏季军服配发的防暑遮阳帽，戴着日军帽子的中国军队在撤退时被友军误认，所以遭到了自己人的炮火。直到炮兵终于弄清这是一场误会停止了炮击，那些心有余悸的第150团步兵还是寸步不敢移动，只是不停向四周盲目开火。实际上，日军早在炮击开始时就退出了战斗，只是看着中国人各个部队自己对射。到了晚上，几乎耗光弹药的第150团才渐渐停止了这台独角戏，但这场乌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第150团已经死伤惨重，数百名士兵血肉飞溅，第二营营长郭文干不幸殉职。
密支那附近的中国炮兵在射击，他们的弹药补充是当时一大问题。
美国教官培训士兵
中国通信兵在训练中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让中国军队挽回面子的是，第150团混乱的溃败，让丸山大佐也出现了判断错误。这位受到胜利鼓舞的大佐20日下令组织部队夺回机场。21日这天，数百名日军挺着刺刀向机场前进，这支混成编队包括第148联队第一大队已经入城的第三中队（中队长筱原中尉），第114联队第一中队主力，第114联队本部预备队松川小队，（日军仅存的机动部队）。结果证明这是一次轻率的反冲击，日军遭遇到弹雨般的猛烈自动火器，筱原中尉战死，松川小队被全歼，日军被重新压回城里，并损失了大部分机动兵力。
第150团的命运其实可以看成抗战中国民党军队的缩影。如新30师这样新组建的部队，没有新38师或新22师那种要求打回国内的积极求战精神，所以即便有了更好的装备，也无法产生相应的战斗力。这也可以理解为何远征军部队在缅甸对日作战中功勋卓著、英勇顽强，却在国共内战中表现平平。因为那个时候的远征军已经失去了回家的目标，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受奖的中国远征军将士
但是，这样的血战、硬仗，对部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关家瑙之战，八路军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是，薄一波描述参加此战的两个团，后来成了山西抗日决死队最好的两个团。随着战事的推进，特别是经验丰富的郑洞国军长开始亲自指挥对密支那的攻击，中国远征军终于慢慢控制了密支那的战场局势。
然而一个更大的危机却如同阴云开始在密支那上空出现。4月，日军已经在缅北单独成立第33军，代号“昆”，由本多政才中将统一指挥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并代管由日军缅甸方面军直辖的第53师团，集中兵力阻止中国军队打通中印公路。5月28日，密支那守军改由该军司令部直辖。就在这一天，本多政材中将下令第53师团组成北进支队，试图增援密支那，解救被围日军。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密支那的局势，变得混沌起来。
第十六章 密支那之三
在5月下旬，柏特诺向密支那发动的几次攻击，都碰在了硬钉子上。根据柏特诺的报告，不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美军梅支队伤亡太大，补充进来的工兵战斗力不足。而投入战斗的中国远征军新军，表现也差强人意。
仅仅进行了训练，没有实战经验的部队突然投入残酷的战场，这种情况无法避免。在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有一位下级军官回忆战斗打响，开始冲锋时，他的部下有一名战士软倒在地，拖都拖不起来。然而，度过最初的艰难时刻，在此后的战斗中，这名战士却表现得非常骁勇善战。
在密支那序战中吃了亏的新30师，在此后的战斗中也是越战越勇，成为远征军中数得着的王牌部队。
大多数中国军队方面的报道，把柏特诺描述成擅长指手画脚，但指挥战斗经常画蛇添足的反面人物。
密支那打成胶着确实是一个指挥问题。
美军梅支队指挥官梅里尔准将，他在攻击密支那初步失利后心力交瘁，突发心脏病，一度不得不离开战场。
密支那战役，中美两军将领在一同研究作战计划。
占领机场之后，远征军各部和梅支队按照美式操典，正儿八经地运输物资，巩固阵地，然后四平八稳地开始攻城，结果在已经缓过神儿来的守敌面前，撞了个头破血流。与之相对的是后来朝鲜战场的长津湖之战，在冰天雪地中追击的志愿军部队因为冻伤和断粮出现大量损失，仍然不顾一切地在美军陆战一师背后穷追不舍，终于把这支美国的王牌军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全军尽没在荒芜的朝鲜山地。在1989年海湾战争之前，美军擅长正规战，却不善于出奇制胜，所以对这种奇袭之后应该怎样扩大战果，缺乏经验。
密支那机场是双方争夺重点，一架运输机被日军击中坠落，另一架正在准备降落。
实际上，柏特诺在美军中并非无能之辈。他指挥的几次进攻虽然失利，但也击毙了日军第三大队大队长中钿少佐，重创其所部，不能说一无是处。柏特诺的缺点，第一在于不了解中国军队的作战特点，经常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中国远征军各级将领（这直接导致了他的印象分不佳），第二在于和日军作战不适应其刁钻的东方式战法，在丛林中试图打一场更适合在平原地带进行的“美国式进攻”。
所谓美国式进攻，即严格依赖大量的火力和兵力优势，重视对敌人正面的压力，在兵法中可称“一力降十慧”，让许多传统兵家为之扼腕。但在密支那城下，空降到达的盟军并无绝对兵力优势，后勤在雨季中举步维艰，空投十分困难，一个炮兵单位一天只有150发炮弹的补给，所以，柏特诺的打法在此处有些文不对题，在战斗经验丰富的日军部队面前显得战术呆板，缺乏变通。这就难怪深谙东方兵法的中国军队各级将领，对这位柏参谋长缺乏敬意了。
无论是在意大利的安奇奥还是在越南的西贡，美国人始终没有找到怎样在山岳丛林中，和精通战术的对手交战而有效取胜的战术。一直到今天，在阿富汗，这个问题依旧让许多美军将领头痛。
尽管进展不利，但柏特诺少将继续组织部队做攻击准备，试图尽早拿下密支那。
6月1日，日军发现有大量盟军部队在密支那北方机场集结。也就在此时，一个危机如同雷雨前的积云一样，在中国远征军的头上出现。
5月20日，丸山大佐发出密支那遭到袭击的电报。为了增援密支那守军，日军负责缅北战区的第33军军长本多政材中将，当即下令第53师团主力组成密支那救援部队从南向北，全力向密支那攻击。第53师团共有三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和一个辎重兵联队，但该部队无法将其全部投入密支那战场。该部有两个联队的兵力正和英军温盖特旅，在温藻地区进行最后的决战。空降在温藻的英军由于温盖特的飞机失事而变得群龙无首、战术呆板，最终该部队不得不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撤离阵地，日军缅北铁路一度恢复通车。第53师团集中其他部队，以一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为主力，避开铁路线上的阻击阵地，和史迪威偷袭密支那一样从丛林中穿过山谷，向密支那挺进，试图解丸山大佐之围。由于从印度方向杀来的远征军部队主力，此时尚在孟拱河谷与敌第18师团鏖战，而且对敌军沿山地穿插准备不足，第53师团这一部进展顺利，6月6日，离城最近的第53师团部队打到密支那西北方仅有两公里的地点，包围圈内外日军的枪炮声清晰可闻。
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
丸山房安大佐已经控制兵力，准备在8日和第53师团里应外合，夺回机场和失守的市区，将远征军部队一举赶回山区。
不过，第53师团的好运到此为止。在密支那郊外，这支日军遭到远征军后续部队的猛烈阻击，伤亡惨重。几乎就在同时，6月7日，本多政材中将下令第53师团火速掉头，转向孟拱河谷，抢救田中新一的第18师团！
事后，日军上下对本多政材的指挥颇有微词，认为他这样让第53师团武装大游行是不通兵法，在马上就可以对密支那发动攻击的瞬间取消作战计划，他的指挥失误是密支那失守的重要原因。
本多政材，长野县人，陆大第29期高材生，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参谋本部、军校和法国公使馆，担任过陆相秘书官。此后在日军中历任旅团长、师团长、支那派遣军参谋长、装甲部队司令官等职务，绝非庸碌之辈。他做出这个决定，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这是因为，倒霉的第18师团，此前在孟拱河谷和新一军主力打成顶牛，一直可称虽败不乱，这时却突然变成了瓮中之鳖，师团长田中新一连连告急，听来大有立即就要全军覆没的危险。
密支那作战，是远征军的一次奇袭，中国远征军从印度进攻缅北的正面战场，一直在沿着胡康—孟拱河谷持续向东推进，这里和远征军死死鏖战的，就是从瓦鲁班战场撤下来，喘息刚定的第18师团。
英帕尔作战打响后，牟田口曾亲自到第18师团，为其补充了一批新兵，并面授机宜，令其死死拖住缅北远征军，掩护英帕尔作战的侧背，阻止中国军队打通归国之路。牟田口廉也走后，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坐镇胡康河谷西段重镇加迈县城，以谷口的孟拱为后方，面对中国新组建装甲部队的强大攻击力，指挥部队在库芒山（也翻译作苦蛮山）苦苦支撑。
迂回中击毙的零星日军
这段战斗日军损失甚大。5月中旬，敌第55联队从前线给司令部所发报告被我穿插部队截获，可见其困窘之情：“职部自4月27日以来控制第一线阵地于英开塘之线，力图阻止敌军（笔者注：指中国远征军）之前进并适时实行反攻，但因受敌重压，我部战斗至5月7日后，第一线阵地逐渐丧失，部队将主力分散转进于瓦拉、锡瓦拉、马兰等各处预设阵地，在这里屡次阻止敌军战车部队的进攻，歼灭敌军战车数十辆。我军亦曾对敌反击，但因敌增加兵力，不断迂回包抄我之后方，加强对我压迫，疲兵久战，战力日趋低下，阵地实已不堪重压。
因战斗持续不断，我部始终不能得到休整，部队半年以来都在前线，其辛劳累计，十分艰难。最近连续一周时间皆为阴雨，距敌数十米处之第一线战壕内，满浸泥水，官兵不得睡眠，体力之低下可想而知……
中国的穿插部队经常依靠这些克钦族特种部队帮助开路
对于如何增强我军战力之划策，尚未有具体实施办法，但因为补给线不够完备，我部通常利用战斗余暇四处采集野生植物，努力维持体力。”
尽管损失较大，但敌第18师团不愧为日军战斗力最强的九州部队之一，“丛林之虎”决非浪得虚名。田中置主力于加迈以西的库芒山阵地中，顽强阻击远征军的东进，无论如何算是遵循着原定计划，步步迟滞着中国远征军返国的脚步。
事情在5月27日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这一天，中国远征军新38师第112团突然从丛林中出现，一举攻占日军在加迈和孟拱之间的补给中转站西通，当即将日军第18师团斩作两段。
此战，称为西通截路之战，被认为是远征军的神来之笔，也是抗战中，中国军队迂回作战的典范。孙立人将军曾这样描写此战：
缅甸反攻之战，前半段最为艰苦，当时我军主力两师，由新38师打侧面山地，廖耀湘将军的新22师打正面，于1943年10月开始反攻，曾以两月时间一鼓而下于邦，可是敌人的战力仍是很强，真是寸土必争，在孟拱河谷，就费了一大段时间，前后八个月作战未曾休息，直到1944年5月半，尚未打下孟拱，被阻于卡盟（笔者注：加迈的另一种译法）附近。孟拱、卡盟、密支那，呈三角形，互为犄角之势，如不急速打下，接着就是雨季降临，一个月可以落下400英寸的雨，敌人就是想利用雨季，将我军困死。因为雨下得多，交通阻塞，补给困难，加以疾病、潮湿、蚊虫、蚂蟥等等，都足以困坏部队。那时虽然从国内调来第50师两团，第30师一部分，第14师一部分，还有美军一个团，对密支那来一个奇袭，侧应卡盟，不断变成了阵地战，一个多月未曾拿下，还无法支持，所以敌我各部，都成了胶着战争，无法进展。说来事有凑巧，一日我部攻击一个山头，从打死的敌军官身上搜得一封信，那是日军卡盟守军步兵指挥官，即第18师团步兵团长相田俊二少将写给那被打死的第18师团补充兵大队指挥官野恒光一大尉的信，信上说：“目前进入第一线后方，妨害第一线补给之敌，仅六七十人，本兵团长指挥贵官，击退此敌，并应先至拉瓦（Lawa）司令部，与本职同往，但贵官前夜10时，自卡盟出发，至翌日夕刻，尚未到达。初意贵官不及候本职已先至第一线，当即率司令部人员30名，赶至第一线，然全出意外，贵官等竟尚未到达，现究竟彷徨于何处，部下之疲劳，余自详悉，昼间有敌机飞来，余亦尽知，然就第一线全员之疲劳，且缺乏给养，尚须与敌死斗思之，不必要之休息与昼间躲迫空袭等，乃绝对不许可者。故须激励部下，以最大之速度追及，倘判明贵官等不足赖时，本职决心率领本部30名，突入敌阵中。”
在中国军队迂回作战的同时，盟军空军猛烈轰炸，切断日军运输线。日军空有物资运不上前线，以致西通未被攻占时，日军前线部队一天每人只有5勺米的补给。
由于上述一信，经研究后，确定其真实，并判明两点：第一是当面之敌，因为伤亡重要，兵力已全部用于第一线；第二是士气消沉，甚为疲惫。基于这种判断，觉得可用一团奇兵去袭击他的后方西通，这就是乘虚而进、临机应变的道理。于是将此意见贡献给史迪威将军，起初他说，那太危险，恐怕会白白地送掉一团，后来见我申说此举的意义非常重大，也就同意了。要我估定时间。我说最少要六天，他说三天何如，我按地图计算，须偷行300里，况又是悬崖绝壁，非六天不可……结果史迪威将军也允许了我六天的期限。于是我回部后就将这艰苦的任务交给我师第112团，因为他们对我很信任，所以欣然接受，毫不疑惧。但以这是奇兵偷袭，宛如邓艾的偷渡阴平，所走的尽是悬崖绝壁，人迹罕到之处，有时还要利用各种地形地物，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过去，至于骡马及重兵器，自然不能携带，就是宿营或休息，还不准燃火烧饭，以免被敌人发现，只许在掩蔽极周密的情况下，烧点开水而已。每人带了四日的干粮，限定分作六日吃，因为多了带不动，只得使用节食的方法。21日开始行动，22日就下大雨，接着一连四天不停，25日晚到了孟拱河边，那是孟拱河的上游，又称南高江（Namkawng River），河面原只五六百公尺宽，但因四天大雨，河水大涨，已阔至一两千公尺。团长陈鸣人将情形电告，我就问他，沿途是否曾被敌人发现？他说未被发现。于是我指示他们，限于拂晓前设法渡河，如无法可渡，即行退回，以免牺牲。因为他们平日受过了渡河训练，知道利用身边装备，如被包、胶布、钢盔、水壶、干粮袋等，游泅渡河。当时还利用河岸竹子，造了竹筏，所以半夜来电说，准备渡江，到早上5点钟来电，说是业已全部平安渡江，我于是命令他们速向公路方面攻击截断公路，因为那儿是日军的重要补给站，须得速为占领，惊恐误事。当我军攻进去之时，敌人营房中煮饭还未熟，营妓还未起床，及至见到我们的部队，还以为是空中降落伞兵到了，赶着打空袭警报钟。我军当即占好了据点……早上，我赶着去见史迪威将军，要求空投粮弹，史还不相信，继派小飞机侦察，果然已在激烈战斗，当即迅与补给。
西通截路之战打得十分精彩，因为加迈—库芒前线阵地在廖耀湘新22师的猛攻之下岌岌可危，孟拱南方的铁道上，英军空降部队正在和第53师团的两个联队激战，日军兵力捉襟见肘，于是，在西通这个重要的据点只放了一个辎重中队和一个不满员的炮兵中队，以及一些后方人员。这些日军杂牌部队在陈鸣人上校的猛击之下一举崩溃。当天，11座仓库落入中国军队手中，缴获物资，包括在西通缴获的物资和装备堆积如山，其中有150毫米重炮四门，满载给养的卡车76辆，骡马320匹，汽车修理厂一所，甚至还有一个慰安所。
陈鸣人傲然报告——空投只要大炮和弹药。粮食，直接吃日本人的好了。
大有电影《战上海》中那位国民党败将邵庄“告诉老头子，我已经站在自己的阵地上了”的架势。
这样，孟拱河谷的中日两军打成了“三明治”——最西端是新一军主力；向东是日军18师团田中新一中将率领的作战部队主力，驻防库芒山脉和加迈，形成孟拱河谷的日军西集团，这个集团都是百战精兵，可惜粮弹两缺，有劲儿使不出来；再向东是陈鸣人第112团占领的西通，西通东面是日军以孟拱为基地的东集团，这里物资倒不少，可是人呢，不是辎重兵，就是卫生兵和机关兵，打仗的水平就没法恭维了。孟拱已经在缅北铁路的铁道线上，背后就是围攻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空降部队和梅支队，远征军空降部队的包围圈里，是密支那的日本守军水上源藏少将和丸山房安大佐……
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外边还站着一个拿弹弓的。
关键的一张牌，就是陈鸣人的第112团，如果他守不住西通，第18师团东西两集团日军合流互补，立刻就会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
反之，如果日军拿不下西通，其东集团就没有足够兵力保护孟拱，而其西集团不要说作战，连生存都不能保障。
田中新一中将深知这一道理，所以仅仅留下少量部队在库芒山和加迈牵制新22师，自己亲自率领西集团全军向西通冲杀；东集团日军则在第33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下，纠集从附近被派来增援的部队，有一支抓一支，不分建制地向西通另一侧猛攻，试图打开一条血路。
中国方面也完全明白西通的意义，陈鸣人迂回攻击西通，本来只带了两个营（第一营和第三营），孙立人命令该团第三个营，即第二营火速穿越丛林归建，同时催促第113团和第114团加速推进，从侧面支援第112团。
28日晨，对第112团是否占领西通疑虑未解的史迪威，坐上一架PT-17小型通讯飞机，亲自随空投物资的C-46机群来到西通上空，正看到下面第112团在对日军最后的据点发起攻击。身经百战的老爷子马上明白了这里的重要性，回来后立即全力组织修复机场，动员空中支援，甚至空降了一个野战医院下去。
小小的西通，成了两军拼死争夺的喋血之地，中国军队控制的四公里长公路线两翼，成了血与火的焦点。
西通恶战，持续了16天，与此同时，周围中国远征军各部活跃穿插，将仓促变阵的第18师团斩成数段，首尾不能相顾。
日军对西通的攻击在6月1日达到顶峰，日军将刚刚到达缅北增援的第2师团第4联队加一个炮兵大队投入战斗，疯狂攻击第112团第一营第三连占领的西通东南侧高地。这一仗，此前因在新平洋坚守“李家寨”而著称的第一营营长李克己到前线督战，双方交换攻击达15次之多，最终日军铩羽而归。
日军一个联队拿不下第三连阵地的原因，第一是这里地形险要，突击面最宽只能摆开一个中队，日军被迫轮番攻击，导致损失惨重而不能突破；第二是中国远征军装备的大量自动火器，比如人称“芝加哥打字机”的汤姆式冲锋枪组成了密集的火力网，打得风雨不透，给日军造成了预想不到的伤亡；第三则是因为这个连主力都是经历过第一次入缅作战的远征军老兵，心理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而且复仇心切。
中国战士在炫耀他的新武器——汤姆逊冲锋枪，这种枪火力凶猛，缺点是消耗弹药太多，而且颇为笨重。
中国人的盟军——美军梅支队成员在密支那机场修剪胡须
曾在中国远征军的美军人员保留的中国将领签字和通讯录
此战，中国军队的前敌指挥官周有良连长战死。
周有良，广西桂林人。曾任税警总团第5团军士队长，是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的老部下，也是远征军中的传奇人物。
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兵败缅甸，周有良率部追随孙立人艰苦跋涉到达印度，得到的却是一条“死”命令——孙立人命令他带自己的连重回野人山，去寻找失踪的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孙立人带着他的新38师到印度之后，恳求英国人出动飞机寻找从另一条路线撤入野人山的杜聿明。几天后，飞机报告，在新平洋地带似有人活动。孙立人虽不敢确定就是杜聿明所带的部队，但还是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以军戎肃整著称的周有良。临走前，孙立人道：“不找到杜长官不许回来！”
孙立人这句话差点害死了敦厚忠诚的周友良。周友良率部进入原始森林后，发现在一处林间空地上，架着许多枪却没有活人。枪的周围是一堆堆的白骨，总数大约有千人。发现这一惨景的官兵忍不住放声痛哭。而周友良以为这就是杜聿明所部的最后归宿，想起孙立人的命令，举枪就要自杀，幸被部下拦住。
后来，有人在白骨堆中找到了这支部队的番号，原来是新28师的部队，他们跟随总部撤退却落在总部和新22师后面。当他们进入野人山后，前面的部队已经把野菜野果吃干净。完全断粮的部队既无力前进，也无力撤回，最终造成如此惨剧。
实际上，当时孙立人不但对周有良如此“刻薄”，见到断后归来的第113团团长刘放吾，同样是劈头一阵狠批。面对印度英军不礼貌的迎接，孙立人甚至一度下令掘壕、架机枪，准备和英国人火并。一直以“儒将”著称的孙立人，为何会做出如此不儒雅的事情呢？后来有人分析，远征异域，连续血战，而盟友互相拆台，自己人和自己人的内斗却比和敌人作战还凶狠，把堂堂远征军打成了异域孤军，上没有长官可以信赖，下有九死一生的袍泽要负责，让孙立人将军承受了太大的负担，特别是亲如手足的齐学启副师长为了抢救伤兵落入日军手中，更让他感情上受到极大刺激，有此异常表现，恰是正常。
幸而周友良锲而不舍，又经过多日寻找，终于在原始森林中找到了杜聿明所率领的残军。此时，数万精兵，只剩了几千鬼魅一般的活骷髅，因为突然得到粮食竟有很多人活活撑死。周有良回来后的报告中称，当时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找到的就是这位威望素著的杜长官。
周有良是杜聿明的救星，他还带回来了新22师的全部残军。可以说没有周有良，就没有这个后来大战孟关，横扫缅北的中国“虎师”。
美军PT-17陆军通讯用飞机，史迪威乘它到西通上空观察战斗情形。
为西通提供空投物资的C-46美军运输机
西通空降场被开辟为机场，但跑道太短，飞机冲出跑道是常见的事。
硫磺岛战役，美军大名鼎鼎，曾在菲律宾打过三年游击的张伯伦上尉战死沙场，被麦克阿瑟专门撰文纪念，至今是美国军队的标志性英雄。
周有良死时，仍然是一个连长，一如张伯伦一样，也是一名上尉。他的经历和张伯伦一样神奇，甚至他指挥第三连在最后一战中的表现堪称神勇。但是，这名中国上尉却死得无声无息，无论是杜聿明还是廖耀湘，似乎都没有想起过这位自己的救命恩人。他的墓碑，默默无闻地躺在腾越的国殇墓园里，即便如此，他仍是殉身缅北的远征军官兵中，少数得以归葬祖国的幸运儿。
不过，比起他最终丧生在内战中的战友们，周有良已经是死得其所了。可能他唯一的遗恨，就是再也没能饮到故乡漓江那清冽的江水。
周有良上尉的死，是在两军于西通激战最烈之时。此后，孙立人指挥新38师连续发动几个梯次的迂回，打通了和西通的地面联络，廖耀湘则指挥新22师以泰山压顶之势强攻日军西集团背后。
混战中，田中新一的部队粮弹消耗殆尽，全军崩溃！这一刻，田中新一肯定想到了瓦鲁班，第一次被中国军队迂回的痛苦经历。
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据说会被认为智力有问题。如今的田中新一中将，只怕连质疑自己智力的时间都没有了。幸而，和瓦鲁班一战相似，在盘根错节的丛林中，日本工兵拼死打开一条“伐开路”，使田中新一和少量官兵得以突出包围圈。
只不过，因为这次中国军队迂回得更加深远，加上战斗中大部分有经验的日本工兵都作为战斗兵被编进了作战部队，所以在瓦鲁班的“伐开路”如果算是一条路（深山忠男中佐开辟的这条通路很专业，不但可以两人并排，而且规定上方的树叶不得损坏，以免被飞机侦察发现），这次的“伐开路”干脆就是一个“狗洞”。田中新一等几乎是爬着从这条简陋的通路中逃出，除了一支枪，几乎什么都没有带出来。第18师团在改编成三联队制部队时，所属汽车从50辆增加到500辆，后来又增加了缴获原英军的200辆汽车，已经实现了半摩托化，如今这些车辆不是被摧毁，就是在加迈和西通落入了远征军之手，连一支完整的大象运输队都成了新一军的战利品——2002年死于台北木栅动物园的亚洲象林旺，就是这支运输队中的一员。
就是这样一条通道，也很快被盟军的飞机发现，美军P-51野马战斗机立即投弹摧毁这条道路。尽管是雨季，但大面积抛撒的汽油燃烧弹依然把丛林变成了一片火海。
西集团残余日军，只能靠双腿逃向附近的丛林。没有食物，没有弹药，也没有救援，他们的命运和1942年败走野人山的杜聿明没有什么两样。后来，人们在加迈周围的山区里，捡出了两千多具日军官兵的遗骨，他们都是未经战斗，而因为饥饿与伤病死于丛林之中的。
轮回冤报，信不枉也。
6月9日，新22师攻占加迈，战斗转向孟拱方向。
如果说，西通刚刚被攻占时，本多政材还指望田中新一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杀开一条血路，几次攻击西通不果后，日军第33军即断定第18师团处境已经极为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到密支那城下的第53师团增援部队被迫变成了救火队，紧急赶回孟拱方向接应第18师团逃生，并迎头阻击中国军队的进击。
史迪威、孙立人视察库芒山，决定奇袭敌人。
毕竟，被打掉一个师团的番号，对日军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打击。如果放开孟拱的口子，任由中国军队依托公路铁路全军兵临密支那，那就算放一个神仙在这座正在燃烧的城市，也没法把它守住。
应该说，也幸而本多做出了这个决定。从“伐开路”撤出的第18师团已经溃不成军，而且伤亡十分惨重。
当时，日军把缅北铁道线上所有能抽调出来的部队都抽调出来，向第18师团方向增援，去堵孟拱方面出现的口子。第141联队的一名大队副官田中捻中尉，奉命拼凑了一支来源五花八门的部队“田中支队”赶到前线，被田中新一中将下令全队补充到第56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吉田）。田中率领这支部队赶到孟拱附近的一条河边，正看到一队三十余人的日军在渡河，这些衣衫褴褛的“叫化子兵”让田中十分吃惊。
一名摇摇欲坠的日军士兵过了河就坐在地上，口中说道：“走不动了，走不动了。”一个军官上去用军刀刀鞘猛打，士兵哭叫道：“疼啊，疼……”军官吼道：“还能喊疼呢，知道疼又能喊，还不快走，哭什么？”
田中上前劝解，并且询问，才知道对方正是吉田大队的人员。“请问吉田大队长在哪里？”田中忙问。
“我，我就是吉田啊。”那个军官答道。田中一惊，备感尴尬之下连忙敬礼，自报家门，并问道：“那么，您的后续部队在哪里？”田中朝对岸眺望。
吉田苦笑一声：“哪里还有后续部队，第三大队的全体，都在这儿了。”一千多人的一个大队，就只剩了这三十多人……田中不禁瞠目结舌。
第53师团的援军在孟拱河谷北方占领了一处阵地，与攻击而来的中国军队展开激战，这里，后来日军用本国的地方命名为“筑紫山口”。第18师团余部，这才在掩护下徐徐向东方退却，逃出了生天。
田中新一中将对第33军军长本多政材的这个决定倍加感激，还有一个人却在怒火中烧。
这个人就是密支那守备队指挥官丸山房安大佐。
第十七章 密支那之四
因为密支那显然是被抛弃了，丸山房安大佐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第54师团的退却，等于宣布了密支那解围的失败，对守军的士气打击很大。丸山因此怒骂本多政才“反复无常”。
但这对日军来说，也是个无奈的选择。
如前所述，密支那城下，来援的第53师团日军已经与守城的第114联队取得联系，双方确定在8月8日同时向城北中美混合部队发动攻击，以解密城之围。密支那在孟拱以北，但其入城之路却在城北，所以，日军援军绕到城北与第114联队呼应，事实上已经把密支那周围的中美联军都纳入围中。虽然日军的胃口大了些，但从战略角度来说，的确构成了较大威胁。
本来，在对机场的反击作战中，由于丸山大佐错误地采用了集团冲锋的战法，造成进攻之中日军大量的人员伤亡，密支那守军颇伤元气。但援军到来的消息让日本守军精神大振。为了完成与第53师团的内外夹攻，他们仍然竭尽余勇，集中精锐组织了一支反击支队，期待着夺回机场，把中美联合部队赶进丛林。
但是，就在8月7日，由于紧紧尾随田中新一所部的第114团将第18师团总部包围在了孟拱县城，第53师团的援军奉命回撤，被迫转用于营救第18师团，增援密支那的努力就此告终。
密支那—孟拱间的道路上，随处可见盟军标语。
当然，接到本多的命令以后，因为密支那的重要性，日军第53师团师团长武田磐少将，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不顾一切来一次攻击，打通与城中的联络。经过试探，日军发现密支那城北的中国军队已经严阵以待，这支包括第150团、第88团、第89团和第42团，四个主力团的部队按照扇形排列，似有将日军诱入包围圈围歼的计划。根据亲日的土人报告，这支中国军队并至少加强有野炮八门、榴弹炮六门，战斗力不可小觑。虽然在大陆作战期间，日军通常把自己的一个联队与中国军队的一个精锐师相提并论，但是经过胡康河谷的战斗，日军在计算远征军的战斗力时，已经放弃了这个公式。考虑到增援部队主力只有两个半联队，武田明白这不是一个可以在短期突破的阵容，因此在最后一刻还是选择了退却。
武田的思路是对的，但是执行起来还是出了问题，因为中国远征军新一军新38师的王牌第113团一部，已经做好了拦截这支敌军的准备。
孙立人回忆这一战，称第53师团“由孟拱赶往密支那增援，走到南堤，听见我军已经兵临孟拱城下，便立即回转身来，打算和孟拱守敌夹击我军，使我军腹背受敌，以换救孟拱的危急。不料21日晚上，在威尼附近被我第113团第8连排哨一击，就打得阵势大乱，糊里糊涂地用密集队形冲撞一阵，结果不但没有能够解救孟拱之危，反被一个排哨打得七零八落，连第53炮兵联队长高见童太郎大佐都死在里面，敌军当时的慌乱可见一斑了。”
根据时间核对，这里面提到的“高见童太郎”应是日军第53师团第53野炮联队联队长高见量太郎大佐。实际的战斗也远不是一个“排哨”所为。
实际上，高见量太郎大佐率领的部队不仅仅是炮兵，他指挥的是一个步兵炮兵混合，相当于一个步兵大队的部队。这支部队作为第53师团援军回撤的先锋，沿着缅甸北部的窄轨铁路，匆忙乘坐小火车往回赶路。因为炮兵总是在行军序列的后方，部队后撤的时候反而成了前锋。本来，这种后撤在盟军已经取得制空权的时代十分危险，但此时已经进入雨季，连日暴雨不停，盟军轰炸机的空袭也少了许多，只是偶尔有P-51野马战机掩护运输机经过，也是飞向密支那方向，顾不上和地面的日军较量。总的来说，高见这一路日军后撤时候遇到的麻烦还不算很大，仅仅是由于雨季造成路基坍塌严重，不时需要停车修路。日军行动时停时走，沿着铁道机动，始终避免在中国远征军面前暴露目标。从这一点看，武田少将的确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悄然回到孟拱，和孟拱守军再来个猝不及防的内外夹击，实现中心开花的打算。
让高见倒霉的，是孙立人身边的骁将——新38师少将副师长唐守治。这位年轻的将军在巡查的时候，感到孟拱城东铁桥与南堤之间似乎是个空隙。这个地点在第114团背后，却无兵把守。当时第114团则已面向孟拱全部展开，正在开始攻城。唐副师长担心一旦日军有一支小部队从此渗透过来，会给第114团带来麻烦。于是下令在这个方向的威尼第478号铁道岔路上部署一支警戒部队。当时已经是6月20日，第113团刚刚到达孟拱战场，只有先头分队能够投入战斗，主力还未到达。因为孟拱周围兵力比较紧张，接到唐副师长命令，第113团只好紧急抽出一个连赶往第478号铁道岔路警戒，这个连，就是牛志仁连长的第8连。牛连长20日接到命令，连夜赶路，在21日到达预定警戒地点。强行军赶至第478里程标处的第8连，只能在冰冷的雨水中挖掘散兵坑，组成一条警戒线，部队两个星期没有好好休息过了，几包饼干和着雨水就是战地伙食。听着身后孟拱城激烈的枪炮声，部队有些牢骚也属正常。
却不知道这个部署太及时了，高见量太郎所部正在这一天深夜到达了孟拱城外，也选择了从这里靠近战场。由于离孟拱尚远，除了有四名日军乘一部手摇的轧道车在前面侦察，高见大佐根本就没有派出其他警戒兵力。
如果是在其他战场，担任警戒的中国军队很可能由于不慎首先被日军发觉。然而，中国远征军不愧是当时中国军队中除共产党部队外最有纪律的，远远放在铁道线上的第8连哨兵严守战场纪律，不生火不吸烟，也没有睡觉，结果率先发现日军乘坐前进的火车，已经装备了无线电的哨兵随即报警。
日军对无线电监听一向兴趣不大。
听到哨兵的报告，牛连长不知敌军来了多少，但依然一面向上报告，一面把三个排分散配置，全体荷枪实弹，静候高见部队的到来。牛连长是经验丰富的老兵，他布置的埋伏十分隐蔽，希望能借助战斗的突然性打垮敌军。
奇怪的是日军许久没有到来。事后才知道，缅北的窄轨火车速度极慢，同时经过长期中美空军的袭击，残存的火车头已经很少，所以高见所部搭乘的小火车严重超载，其行动速度并不比步行快多少。
22日凌晨，埋伏许久的第8连终于等来了日军。中国远征军放过敌军尖兵，等后面的小火车艰难地喘着粗气，爬到第113团官兵的面前。当火车的身影在瞄准镜中已经大到可以遮住眼眶的时候，牛连长指挥的先头排率先开火，另一个排从铁路另一侧也开始射击，猛烈的火力袭击开始了。
拖着曳光的子弹，在夜色里从两个方向朝挤满了日军的火车扑去，机枪长长的火舌从前到后扫在车厢的侧板上，撞在车厢护板上的子弹叮当乱舞，更多的子弹则直接穿过木质的车厢板，从半睡半醒的日军身上钻了过去。
只打了很短的时间，火车就停了，然后，远征军的官兵们瞠目结舌地看到，乱七八糟的日军黑影像下饺子一样掉下路基，铁道和火车头周围开始有更多的人影到处乱窜，到处是伤员垂死的哀号和惊慌失措的日本话。到底有多少日军在车上呢？牛连长这才注意到日军的列车出乎意料的长，而且，后面的列车还在开过来，在窄窄的轨道上挤成一团。
开始发现日军人数众多，第8连的官兵还有些胆怯——一千多名日军，就是一个大队的兵力，在豫湘桂战役里可以追着国军一个师到处跑的。但是，日军的混乱，纷纷倒下的人影，马上引发了官兵们复仇的欲望。
你龟儿子也有今天啊！第8连官兵把所有能用的武器朝高见部队同时倾泻下去，牛连长下令只许射击不准冲锋，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兵力和对手差得太远，拼刺刀不是个好主意。
这是一场完全不公平的战斗，在新式美制自动火器的打击下，被伏击者死伤惨重，而茂密的丛林和草丛又掩护了射击者枪口的火光。尽管日军曾经拼死发动过反冲击，但黑夜掩护了中国人的阵地，让日军试图冲击的部队光挨打却找不到对手的目标。激战结果，一百多名日军翻倒在铁路两侧，而第8连的阵地却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冲击。
高见量太郎大佐指挥的部队并不都在伏击圈内，后续日军认识到中国军队在孟拱外围的阵地居然深入到丛林中的第478号铁道岔路，开始组织火力进行反击。包围圈里乱哄哄奔逃的日军乘机突出阵外，花了很长时间才整顿起来。
残存日军不再考虑对中国军队的奇袭，开始在火力掩护下尝试步行绕道完成增援孟拱的命令。下车的日军和第8连边打边走，距离渐渐拉开。日军在战斗中走到天快亮，紧邻孟拱的威尼车站已遥遥在望。这里还有一批火车头和车厢，日军试图在这里坐上火车前往孟拱。谁知，就在上车的混乱时节，枪又响了。依然是中国远征军使用的汤姆式冲锋枪，“芝加哥打字机”疯狂的啸音。日军的队伍再次被打倒在泥地上。原来，他们撞进了牛志仁连另一个排的伏击圈，马上遭到一顿痛击。而牛连长带着身边的两个排，也在最需要的时候加入了战团。
已经在前面的战斗中杯弓蛇影、风声鹤唳的日军再也承受不住，又扔下两百多具尸体落荒而逃。这个倒霉的高见混合部队，在看不见对手的暗夜里连遭两次重大打击，指挥官高见量太郎大佐被击毙。其余日军经这一夜的战斗失去了战斗欲望，不敢再继续向前进攻，开始向密支那方向败退。他们经过一夜苦苦跋涉，到达了孟拱城东边30公里处的南堤（Namti），开始掘壕固守。然而，日军还有一种说法，据说高见量太郎重伤未死，只是日记被中国军队缴获。在日方资料中没有此后关于高见的任何记载，只是第53野战炮兵联队的司令官的确就此换人，由横田武夫大佐接任，不知道是因为这位高见大佐被击毙了，被击伤了，还是作战能力低下被免职了……
这次近乎传奇的遭遇战，事后捡出日军尸体约400具，竟然不亚于一个于邦大捷。
不过，高见的到来，给孟拱城里的田中新一将军带去了警讯，第18师团残部乘机突围，这位将军几经转战，早没了东京学院派的风格，成了日军中无可置疑的“突围专家”，这一次也不失众望，居然被他突出重围，与第53师团的残军实现了会合。
25日，孙立人所部攻占孟拱。接着，第113、第114两团即开始对孟拱周围实施扫荡行动。27日，第113团近迫南堤，用迫击炮猛烈轰击第53师团敌军阵地。此时，第18师团与第53师团日军主力已经会合，双方高级将领经过商议，认为北上密支那是死路一条，南下又必然面对方面军的盛怒，最后，决定合兵一处，取小路沿伊洛瓦底江畔的密林向南方的八莫逃窜。在南堤担任后卫的残余日军仍然是高见残部，他们没有炮火也没有坚固工事的掩护，抵挡不住远征军的正面攻击，死伤惨重，被迫撤退。7月8日，第113团攻破南堤，意外的是，他们在这里缴获了350多节列车车厢与火车头。这样，中国远征军已经具备了重开缅北铁路的能力。
缅北铁路是缅甸北部的交通大动脉，将其打通意味着中国军队打通了到密支那的陆地通道。中国远征军所需要的物资和兵员，不必再通过空中，而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顺利地运抵密支那城下。而在密支那的伤员，也可以通过这条铁路后撤。
应该说，美国工兵部队的水平十分出色。尽管密支那到孟拱的铁路曾被盟军狂轰滥炸，特别是各处桥梁无一不曾被毁，但中美联合工兵部队几乎是跟着步兵的脚步就修复了这条铁道。
有趣的是，修好的铁道却面临一个问题——整条线路上几乎没有能用的火车头。缅北铁路的管理机构在孟拱和密支那各留有一部分车头，但进攻孟拱的时候日军炸毁了大部分车头，而密支那火车站还在日军手中。
随着反攻战役的节节胜利，中印公路也在中、美工兵组成的筑路部队奋战下紧紧跟进，图为美工兵部队在丛林中开路前进。
其实，就算是残存的火车头，也没人喜欢用。和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缅北采用窄轨铁路，上面跑的是蒸汽动力，酷似玩具的小火车，其中每一个车厢都让人想起西部马车。这样的路上使用的火车头，马力小，速度慢，故障率高。高见量太郎的经历，已经证明这实在不是个适合军用的玩意儿。
好在中美方面开动脑筋，很快就有了招数。不知道是哪个美国兵发现，把美国陆军使用的威利斯·奥佛兰军用吉普卸去外胎，正好可以在缅甸的窄轨铁路上跑。威利斯·奥佛兰军用吉普就是史迪威在缅北征战使用的座车，被形容为“像狗一样忠诚，像骡子一样强壮，像羚羊一样机敏”。这种有一台4缸汽油发动机，载重1.25吨的吉普车当牵引车，比缅甸原来的小火车还要好。于是，在缅北战场上，一种奇特的运输工具诞生了——由吉普车拉的火车。有时候，车厢比较多，为了让这种火车跑得更快，还要动用两辆吉普，一辆在前面拉，一辆在后面推。
威利斯·奥佛兰军用吉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承担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工作，它除运送人员和武器弹药外，放倒前风挡便可装上重机枪或无后坐力炮，装上电台等通讯装置则成了指挥车，稍事伪装便可充作侦察车或当作轻型战斗车辆直接投入战斗。此外，安装担架可以用于战场救护；装上装甲可充作轻型装甲车随坦克部队作战；装上螺旋桨推进和防水外壳可作为两栖登陆车使用；美军的随军牧师在引擎盖上铺上桌布，吉普车就成了一个野战祭坛，放上各种祭器，为美军们举行弥撒；在战斗间隙，吉普车的引擎盖就成了士兵们的野餐桌和牌桌。1944年12月，阿登森林突出部战役时天气奇寒，美军第9步兵师搜索群的士兵甚至把吉普车当成取暖炉使用。他们在雪地上挖掘掩体，然后把吉普车停在掩体上，保持引擎不熄火，借引擎和排气管的余温来取暖。巴顿的第7军攻入西西里，在靠近摩西拿海峡的一个小山村，贫困的山民正为榨油机发生故障断了生计而走投无路。美军当即拨出一辆吉普，一位机灵的士兵将吉普引擎的传动装置联在榨油机上，五天便榨出44吨橄榄油。在新几内亚，美国兵用吉普驱动制冰机制造冰块来做冰激凌。在美国本土，农民在吉普车后面挂上犁铧，和拖拉机一样犁田。美国兵还曾将这种吉普车的前轮抬起，用帆布带将前轮连结一台轮式锯，用吉普做动力带动轮式锯锯木头。
吉普列车奔驰于密支那和孟拱之间，成为缅北独特的运输工具，效率很高。
不过，这些功能与充当火车头相比，在传奇方面都不够成色。如果不是有当时的照片流传下来，人们很难相信吉普车还曾经为缅甸的铁路运输做出过如此革命性的贡献。
除了有些漏雨以外，吉普列车改善了中美军队在缅甸的运输状况，但是，这对于密支那围城的中国远征军来说，稍稍有些晚，因为他们在6月已经对密支那发动过一次总攻，当时，缅北铁路还没有被中国军队占领。
几乎就在第53师团撤离的同时，6月8日，担任密支那攻城总指挥的柏特诺少将，指挥密支那周围的中国军队发起了总攻。激烈的战斗持续到6月13日，但这一次的总攻并未能拿下密支那。损失惨重的中美部队被迫后撤到城郊，继续和日军对峙。
这一次总攻的失败，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柏特诺对于中国军队始终不够信任，在战斗中将其分散使用，以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进行作战。由于双方语言和作战习惯不同，误会频出，作战效率低下。这一点，其实已经是美军在和中国远征军配合作战时出现的老毛病了，柏特诺可说是故病重发。
第二，这次总攻仍以第150、第88、第89、第42团为主力，总兵力对日本守军不占绝对优势。在有充分筑垒阵地依托的日军面前，远征军的突击显得后劲不足。日军通常把阵地用地下壕沟相连，因此，有时中国军队已经打下某个阵地，正在向前进攻的时候，后方又遭到日军攻击，形成一个阵地的反复争夺。这就是日军从地下壕沟悄悄进行渗透的结果。
第三，由于雨季的到来，密支那与外界的交通基本被切断，只能依靠空投，形成“靠天吃饭”的局面。由于空运能力有限，进攻作战中最需要的炮弹补充不足，使中国炮兵进攻时不能充分发挥战力。有几次盟军的野战口粮只剩一天之量，但是，他们又不能囤积粮食，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潮措施，存放的粮食会发生霉变。同时为了预防疟疾，中美官兵都大量服用奎宁，有时会造成严重的致幻作用。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战斗力。
更主要的是，柏特诺在发起攻击的时候，没有完全制定好战役目标。攻取阵地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哪个优先，前线部队心中无数。
不过，这次作战，还是起到了压缩日军控制空间的作用。
6月13日，为了调查进攻失败的原因，史迪威亲自飞赴前线，集合中美将领讨论作战事宜。
经过精细检查，终于发现了密支那守军顽抗的秘密——他们的据点之间，都有地道相连，所以可以相互支援和迅速调整兵力而损失不大。
中美联合围攻密支那地图
公平而言，柏特诺的确对未能迅速攻占密支那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打不下来密支那也不能完全怪他。这是因为在缅甸的这个季节，本来是各方都会休战的时光，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作战，因为战斗双方都要面对同一个敌人——大自然。
然而，中国人却不得不打，因为一天打不下密支那，就无法通过这个枢纽继续打通中印公路的工程，而中印公路不通车，缺少物资供应的中国军队就无法发起从大陆向日军的反攻。甚至，已经退缩到西南一角的国民政府都将无以为继。在和日军争夺湖南粮仓的常德会战中，因为缺乏降落伞，中国空军已经不得不靠动员后方的女学生，用竹子编制空投物资的容器了。这个国家需要从远方运来的每一滴汽油，每一发子弹，那都会变成抗战的血液。
对美国来说，这是能否把中国这个大国的力量发挥出来，减少美国青年流血的大问题。
对中国来说，这更是生死之战。
尽管蒋介石和史迪威在很多问题上势同水火，但在需要为中国打通一条国际通道的问题上，他们空前地一致。
所以，尽管正值雨季，但在整个战线上，中国远征军从未停止过攻击。
不过，在密支那的战斗，明显遇到了障碍，日军在密支那的防守极有策略。敌军当时在密支那市区的配置，大部分利用民房和街头两侧构筑坚固掩体，重要的据点则用匍匐交通壕联结，重兵器的位置都选定在十字路口、民房屋角和公路的进出口，炮兵大部移到江之东岸游动使用，阵地上只留少数守兵管制自动火器。另外埋伏一些狙击射手，其余的便在掩体内养精蓄锐，不到我军逼近阵地前沿，绝不轻易发射。这些战术都给我进攻部队带来极大困扰。
参加密支那攻坚的第148团团长王大中回忆攻打密支那的战斗：
“我军在长约15公里的正面火线上成了一个弓形，伊洛瓦底江恰似弓弦，把密支那的日军夹在大江和盟军弧形包围圈之内。战斗初起，是在距城十里左右的小山头和村庄里进行，我军逐步前进，每天与敌军只能争夺30米、50米的阵地，因而敌我的伤亡皆极惨重。20余日以后，敌军被迫放弃村落，改守距城六公里的丛林、山地。在这段期间，敌军凭堡垒负隅顽抗，我军曾采用坑道作业的掘壕战法，避免伤亡，从坑道接近暗堡，渐渐将城郊阵地攻略，拔除敌之坚强据点，而进入密支那城的市街战斗。敌常利用夜幕掩护向我军偷袭，企图拖延时日，以待增援。我空军和炮兵不分昼夜，向城区及伊洛瓦底江东岸轮番轰炸、扫射、炮击，市内建筑物大部被毁；敌后从事补给的船只和往返于宛貌（Waingmaw）公路间的汽车，也完全在我军的炮火射程制压之下。后来，敌又改向通往密支那公路的中途，夜间用汽车把粮秣、弹药偷运到江边，再用木板和树排送过江来维持补给。被困在城内的日军，便躲在用铁轨掩盖的坚固工事里死守起来。”
向密支那城区攻击作战的远征军部队
攻打密支那城区示意图
密支那市内十字路口的残存建筑
密支那战役中被俘、毙命的日军
根据资料可以看出，在密支那围城战中，不知为何我军对日军面向伊洛瓦底江一面的封锁始终不甚严密，最后日军守备队的伤员正是从这个方向撤出的。想来，或许是当时远征军中的上层军官不免有传统兵法“围师必阙”的思想，试图给日军留一个“生门”，以减少攻坚的难度。然而，深受法西斯教育的日本兵并不领情，不但顽固地死守到最后，而且，王大中团长的回忆表明，日军正是从这个方向不断获得外界补给，增强了其守城战斗力。当年试图混在日军中突围而被俘的日军慰安妇供称，由于补给不绝，即便在中国军队攻城之时，日军守将丸山房安大佐也会到慰安妇所在的防空壕挑选美貌的陪其淫乐，其表现实在是十分狂妄。
看来，真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兵法，哪怕是孙子兵法也是一样。
不过，史迪威毕竟是一员宿将，经过视察，他很快弄清了密支那攻守中的问题，并一一加以解决。关于兵力，密支那周围新30师、第50师主力都已经到达，梅支队随着人员的补充也在恢复战斗力，而且只要打下去，围攻密支那的中国军队只会越来越多，并不是大问题。天气引起的后勤不足，则要通过加强对空中补给的控制来解决。而最主要的调整，则是前方指挥所的改组。经过两次改组，到7月初，密支那战场的主要指挥官，已经换成了深孚众望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郑洞国。
一名在密支那被俘的日军慰安妇在接受调查
攻占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和被俘的日军慰安妇
郑洞国，字桂庭，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郑用兵稳健大胆，长于夜袭。其人在黄埔系中因宽厚的胸怀、博大的气度，被称为“长者”。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军之一，曾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平汉路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昆仑关战役等，是杜聿明集团中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1943年春，蒋介石急需派人到缅甸掌握撤退到那里的远征军，但是又面对史迪威对这支部队的强势控制，最终决定让能够“相忍为国”的郑洞国，到兰姆伽担任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郑洞国果然尽全力维系了远征军的团结，被孙立人称为“最尊敬的长官”。虽然从年龄上说，郑洞国比孙立人还要小三岁。
然而，史迪威一直对郑洞国颇有戒心，担心其与自己争夺远征军的领导权。有一段时间竟然只让他管理部队的军风纪。直到密支那之战打到如此艰难时刻，史迪威审视左右，美军将领已无人可完成这个任务，才把密支那之战的指挥权交给了郑洞国。
日军在密支那车站建立的火车头防线照片之一
日军在密支那车站建立的火车头防线照片之二
郑洞国临危受命，凭借在中国远征军中的威望，很快稳住了局面。7月7日，经过调整的远征军再次对密支那日军发起全面攻击。
血与火的战斗在整个密支那南郊和西郊全面爆发。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密支那火车站。在中国军队从南向北与日军一条马路一条马路争夺市区的同时，这个位于密支那西侧日军最大的据点却岿然不动。中国军队几次增兵，就是无法将其攻克。
由于密支那初战之时，中国军队曾轻取这处要地，夺回火车站的日军对其防御工事进行了苦苦经营。他们把在密支那车站的火车头集中起来，用六列列车围上沙袋和工事，组成了一个异常坚固的钢铁要塞。中国军队几次强攻，都不能将其拿下，反而在这个要塞面前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火车头要塞”之所以如此难以攻克，主要在于庞大的火车头成了无法攻克的堡垒，而每一个火车头，又可以受到其他车头火力的侧射掩护。尽管中国军队不断对其射击，但机枪命中，仅仅能将其外表打出点点斑痕，即便是山炮也无法将其整个摧毁。
对“火车头要塞”的进攻，一时搁浅。
第十八章 密支那之五
据守火车站的日军，是日军铁道第5联队吉川部队，配属日军第114联队直属通信中队，战斗力很强，他们依托工事和车站建筑、机车库负隅顽抗。
正是因为火车站一带战斗的胶着，使背靠伊洛瓦底江的日军面对远征军取得了一个极佳的正面支撑点。这里对从西向东压来的远征军来说，是日军防线最中央的位置，将其拿下可以把密支那城区日军切成两段。这种诱惑无论对史迪威还是郑洞国都是难以克制的，而日军也深知此处一旦失守，整个密支那的防御体系就将崩溃。所以，双方不断增兵，围绕着日军构筑的坚固的“火车头要塞”阵地，展开了激烈的攻防。
然而，尽管付出了重大代价，“火车头要塞”阵地始终没能拿下。这里成为日军防御的典范，直到密支那战役末期，面对兵员耗尽的日军，中国远征军才终于将其攻克。
拿不下“火车头要塞”，一个重要问题，出在远征军对进攻的组织上。国民党军在传统上存在忽略将士生命，进攻时侦查不利，一味要求前线人员猛打猛冲，以“不怕死”来夺取敌军阵地的做法。在现代化的攻防体系面前，这种作战方法很难取得成果。
有一部同样反映远征军反攻缅北战役的纪实作品《战场上的蒲公英》，描述了国民党军在进攻时的这种迷茫。当时，远征军第103师正在进攻松山日军阵地：
“四周尽是些已死的和快死的人，不断有人中弹倒地，死去的人无声无息，受伤的人大声地哭号。可军官们却不理睬那些伤者的哀嚎，只是急切地命令：‘上！快上！’蔡智诚（作品主人公，当时的一名新兵）看见王光炜（第103师前敌总指挥）和陈永思团长也从陡坡底下爬上来了，正督促着士兵继续前进。
于是只好在恐怖中向前走。最可怕的是看不到敌人的位置——只瞧见身边的人不断地死去，却不知道开枪的人在哪里，那感觉真像是遇到了鬼一样。
蔡智诚问：‘日本鬼子躲在什么地方啊？’
‘他们在坑道里，这里看不见，走近些就能看见了，’游湘江（连长，在本次战斗中阵亡）回答。
再走近些？这里距离日军阵地差不多有200米，再往前走还要被打死多少人？蔡智诚想起枪的射程只有40米，不由得暗暗叫苦，他觉得自己一定等不到和鬼子交火就死掉了……
再往前走，弹坑越来越多，死尸越来越多，敌人的枪弹也越来越密集，进攻的队伍只能跳跃着、躲闪着，曲折前进。”
在这种情况不明的状态下，对着机枪的密集火力发动进攻，效果和损失可想而知。而日军作战素质的确不可轻侮。抗战胜利后，原国民党军预备第二师第6团团长方诚上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小册子。该书于1946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陈诚、李根源等国民党元老的高度肯定，认为其有为这场战争总结经验，明辨得失的作用，较为客观。方诚用23条对比评析了中日两军当时在各个方面的不同。比较结果是，除“领袖英明”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21条占优。例如第二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于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13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阻击时，常能发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双方综合素养的差异的确较大，笔者认识的一位八路军老战士回忆，第一次和日军作战时，最令他惊异的是，日军普通士兵也有的身上带着照相机。
在印度经过美式训练的远征军，大约是当时国民党军中的翘楚，但是短期的训练仍然不足以弥补整体素质的不足，特别是军官对战场的适应速度和战术调整能力。他们攻下了火车站周围的各个阵地，只有“火车头要塞”令人无可奈何。
打下密支那火车站之后，远征军的军官才发现，原来那个“火车头要塞”之所以顽强，固然和使用坚固的火车头和钢轨构筑工事有关，但另一个重要原因竟然不在地面以上——在这个要塞的各个火力点之间，日军都设有地下交通壕相连。在中美炮兵进行火力准备，用炮火轰击日军阵地时，大部分日军都隐蔽在要塞以外，只有当远征军步兵发起攻击时，他们才会从交通壕进入射击阵地，实施阻击。所以，中方炮火虽猛，日军伤亡却不大。而美军顾问（因为采用美式装备作战，在密支那的远征军中，美军顾问的作用和权力都很大）呆板的炮击后冲锋的战术从不改变。据说，美军直到冲绳战役时，才第一次采用了不炮击直接夜间偷袭的战术。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攻克火车头阵地的中国士兵。
密支那被攻占时，唯一修复后可用的火车头。
这个教训的确够深刻的。火车站等处的激烈攻防让双方流尽了鲜血，根据日军统计，在整个6月间，密支那守军阵亡千人，大雨中整个战线后都是伤兵和双方反复争夺中遗留下的尸体，密支那呈现出消耗战特有的惨烈特征。
密支那战役中的中美联合炮兵部队
但是，也正因为看到火车站无法拿下，中国远征军才变更思路，改变主攻方向，变从西向东进攻为从南向北进攻，给日军造成了致命一击。
7月11日，调整部署后的中国远征军留下第42团继续攻击火车站，主力调到外线，再次发动攻击，第150团突破日军在密支那南郊“第一条横马路”部署的防线，成功攻入市区！
在缅甸的史料中，战前的密支那是一座南北长3公里，东西宽1.5公里，依傍伊洛瓦底江绵延的美丽城市。这里被称为缅甸文化的北限，也是缅北铁路的终点。日军占领密支那时，以第18师团进驻此地，当时的日本官兵对密支那整齐的行道树和美丽的英印混血女郎印象深刻。这里甚至还有两座缅北罕见的电影院。商队通过这里，可以北向西藏，南向缅甸，西向印度，东向云南。这一优势让密支那商业繁盛，它的政府机构和居民住宅集中在北部，而整个城区的南部都是商业区，以贩卖宝石和木材著称。
密支那郊外的简易机场和缅北铁路
而到了1944年的雨季，这一切都在中日两军的炮火中不复存在。参加作战的中国老兵回忆称：“打下的密支那，甚至没有一堵齐腰高的墙和一根耸立的电线杆。”这座城市南部精巧的商业区成为两军殊死争夺的地带，也是中国军队最终突破日军阵地，攻入密支那城区，将日军挤入死地的关键地区。
对于密支那的战斗，中国和美国的史料记载有着不同的特色。美国方面的记载含糊其辞，仿佛这就是一场在泥泞中的混战，而经过一系列充斥着流血、喝骂、威胁的战斗，80天混战的结果日本军队终于选择了放弃。
这肯定是不对的。在中国军队包围圈中，有一名日军军官后来侥幸突围，战后成为日军第114联队老兵联谊会的主要干部，他写了一本书来形容密支那之战，名字叫做《铁与肉弹——密支那八十天的攻防》。这个日军军官就是原第114联队副官平井裕郎大尉。在他的书中，他详细记述了日军在密支那的防卫工事。这是一套严格依据日军条例，并经过长时间构筑的要塞化防线。战斗中日军还不断拆取民房加固工事，加上数千名长期经过武士道训练的日军官兵，密支那不可能通过一场无组织的混战就能攻克。
中国方面的记载较为详细，记录远征军部队在郑洞国、潘裕昆等将领指挥下，攻入密支那城区后，先后从“第一横马路”进攻到“第十一横马路”的过程。他们先后在这11条被当作防线的马路上与日军展开激战，最终将日军打垮。这样的描述，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巷战战例。然而，缅甸出版的密支那地图上，根本就没有“第一横马路”这一类的地名，让我们感到无从核对远征军的战果。
激战之后的密支那
面对今天的密支那地图，两边的记载似乎都有点儿对不上号。
幸好，有一些执着的人用他们的努力为我们解开了答案。专门研究远征军历史的戈叔亚先生，曾经数次深入缅甸现场调查。2008年3月，戈书亚先生和原远征军第50师师长潘裕昆将军的女婿晏伟权先生，在密支那进行了长达十天的艰苦工作，在当地华侨艾元昌先生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揭开了“11条马路之谜”的答案。
他们首先确定了中国远征军从密支那南部锲入市区之地“第一条横马路”的位置。因为这条马路是日军密支那市区南面的第一条防线，双方争夺最为激烈。一旦确定了这条马路，其他的十条马路就可以依此类推。
这条马路有两个极为独特的特征：第一，它是“西北—东南”走向，而其他所有十条马路都是“东—西”或者“南—北”走向）；第二，这条马路的路面比附近要高出来一点。日军正是依靠这一点将其改建成了一道坚固的防御工事。
2004年2月，戈叔亚曾到密支那进行过考察。在密支那南郊，中国老兵李广钿的儿子带着他们，到第二小学门口寻找第50师的墓地。他在旁边看到一条高出周边几公尺的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公路，当地老百姓叫做“高埂”，并且怀疑这就是“第一条横马路”的原址。回到昆明后，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反复查阅中美日战史有关细节，并将作战地图以及当今的美国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卫星地图进行对比，最后终于比较有把握地认定：这条马路就是当年中国驻印军占领的“第一条横马路”！
那么，这个推论是否经得起推敲呢？当2008年再次对密支那进行考察的时候，华侨艾元昌先生再次引导戈叔亚找到了这里，他也认为这就是“第一条横马路”，但苦于没有更多的证实。晏伟权先生在这条比周边高出来15英尺的马路基址上徘徊时，忽然发现了一座古老的佛寺。略一对照，对这片战场的资料了如指掌的晏先生立即认出：“缅人寺！”
缅人寺正是第150团在攻克“第一条横马路”时，遇到的日军最坚固支撑点。激战中，第150团团长黄春诚上校战死沙场（亦有说黄春诚团长在此前已经牺牲），但中国军队在白刃战中没有退缩，终于把困守在这里的日军消灭殆尽。守卫“第一条横马路”阵地的日军上藤中队，上藤敬四郎中尉以下全军覆没。
激动的晏先生大叫起来：“缅人寺！资料记载，‘第一条横马路’旁边有缅人寺。南面还有碾米厂和教堂！”
密支那之战的英文版地图，画面下方标有150的地方就是150团绕袭第一横马路的地点。
这三个要点，果然都在这条“高埂”公路的旁边。热带民族懒散的习性，让他们在重建密支那的时候，没有费时费力重新设计城区，而是一切依旧，这一点让考察工作变得比预想中容易。
找到了缅人寺，也就确定了“第一条横马路”的位置。1944年7月，这里，正是日军南部防线最坚固的屏障，总攻之前，在这里牺牲了许多中国士兵，其中一次战斗中就有两个连的部队全军覆灭。
总攻开始后，第150团在攻占缅人寺的战斗中，使用了坑道掘进战术，日军在发动肉搏反击失败后求援，虽然得到一个工兵分队的支援，但依然抵挡不住第150团猛烈的进攻。在战斗最后时刻，上藤中尉亲自携带爆破筒试图炸爆中国军队的坑道，被当场击毙。残余日军被迫向代号“马壕”的二线阵地后退，“马壕”就是中国军队记录中的“第二条横马路”。
值得一提的是，第150团就是那支5月份攻占密支那火车站，又被打出来的“丢人部队”。这个团并非远征军的老底子，而是从国内空运壮丁组成的新部队，尽管经过了美式训练并得到良好装备，但没有经过实战考验成为这支部队的致命弱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火车站之战中第150团吃了大亏，成为各军笑柄。但是，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中国团的战斗力就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提高。在密支那一个月的雨季作战，眼看战友在身边倒下，雨水和血水在一起流淌，每天在山崩地裂的炮火中冲杀，彻底唤起了中国战士的血性和凶性，将一向温良的中国普通农民变成了复仇的猛兽。在艰难困苦中，中国人永远是最坚韧的民族。从此，第88团、第89团、第150团、第42团，成为远征军中又一批最能打的王牌部队。
当然，这只是在抗日的战场上。内战中的远征军各部，远没有缅甸战场的威勇。从血火中杀出异乡的丛林，弟兄们实在不可能再积极地为谁打一场不知目的的内战。他们最终也不是所谓的职业军队，他们只是拿起枪的普通中国男儿，只有当他们有着值得用生命换取的目标，他们才会义无反顾，天下无敌。
一如缅北战场上的回家，一如抗美援朝中的保家卫国。
第150团的脱胎换骨，不禁让笔者想起了百团大战中的彭德怀元帅。在这次战役后，彭德怀曾经受到不少批评，认为他违背了八路军避实击虚的战略原则，打了过多的硬仗，损失太大。但是，跟随彭德怀多年的老部下，特务团团长欧致富道出了此战的真谛：“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正规军，不但要会打游击，必要时，也得猛攻坚守，顽强拼杀，敢于啃硬骨头。”这应该是彭德怀的心声。这位中国元帅认为，百团大战“对于八路军三年的抗战工作是一个具体的检阅”，“对于八路军战斗力是一个新的提高。”这一战役，虽然在历次血战中为八路军伤亡很重的一次，但却真正锻炼出了一批能够打硬仗的队伍。当时担任山西抗日决死队政委的薄一波（决死队名义上总指挥是国民党将领鲁英麟，薄负实际的指挥责任），谈到此战中最艰苦的关家垴之战时说：“彭老总向我调两个团参加战斗，我是积极的。战斗中损失固然大，但这两个团也打出来了，成为决死队战斗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
一只真正能战的部队，必须经历血与火的考验。这一点，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是不变的真理。
突破“第一条横马路”后，日军在市区组织巷战，并进行猛烈反击。“第一横马路”和“第二横马路”之间的战斗持续了整整十天。然而，丸山大佐的反击终于因为兵力的枯竭而失去冲力，7月15日后，日军全面退缩，中国军队乘势组织小部队向敌后穿插，充分利用兵力优势扩大战果，先后攻占“木材厂”、“火车修理厂”、“八角亭”、“锯木厂”、“南普码头”、“西大坡”、“兵营”和“跑马堤”等处日军据点，打先锋的依然是第150团。
与此同时，史迪威也认识到前期急于求成的进攻事倍功半，转而赞成郑洞国稳扎稳打的攻击方法，并在雨季的间隙运来大量补给，特别是迫击炮和榴弹炮的炮弹。中国军队进攻的火力骤然增强，美军的空中攻击也得到了加强。
这一次，轮到日本军队趴在地上挨炮弹了，长时间的鏖战让日军作战储备消耗殆尽，到了7月份，每门炮每天只能有11发炮弹的限量了。
不过，比起要求“一发炮弹端一个炮楼”的土八路来，日本兵还是阔气得很呢。
日军那个后来生存下来的军官平井大尉写道：“7月12日的总攻击规模浩大，从印度来的第119航空队派出了39架B-29轰炸机投入对地轰炸，并有第88战斗机中队参加掩护，仅仅是空袭，就投下了750多吨炸弹。连守备队总部也成为攻击目标。在守备队长（丸山大佐）进行战斗部署的时候，‘空袭’的喊叫骤然而起，来不及向外逃，每个人都只能扑倒在地面上，等待炸弹爆炸。一时，仿佛百雷齐落，浓烟骤起，我们都以为自己这回死定了。
我在炸弹爆炸的间歇中，从爆炸的烟雾里穿出，看到指挥部周围尸体横七竖八。这时，敌军的炮击也开始了，而中国军队开始果敢地向阵地跃进……”
看来，史迪威这一次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7月20日，第150团攻占“第二条横马路”。于此同时，第88团从城西的射击场，第89团从兵营方向猛力向市区中心突进，日军无法承受从这么多方向同时发起的攻击，阵地日益缩小。
7月14日正午，中国军队已经从东侧绕到火车站背后的铁道线上，切断了日军主力与火车站守军的联系，在双方结合部上据守的青木守备队被全歼，指挥官青木清一中尉战死。他的部队占据铁道线路基，在铁道东西两侧展开布防，遭到中国军队包围进攻。青木中尉在日军中颇有声望，被视为年轻军官的楷模。他在发现遭到包围后，曾与部下商讨“突围还是玉碎”，但此时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掘壕突进，掘进声连日军都可以听到。绝望的青木中尉看到已经来不及组织突围，命令一名伍长携带部队名册和报告潜伏，待天黑后乘夜钻出包围圈向总部报告，自己率领残存的30名士兵发起自杀式冲锋，结果全军覆没。
在密支那战败上吊的日军士兵
平井郁郎当时大部分时间在铁道线附近的南部地区指挥部督战，这里的主力是日军第114联队第一大队，已经陷入中国军队攻击的漩涡之中。本来在医院养伤的第一大队大队长水渊少佐带伤到一线指挥作战。第三大队阵地遭到30架中美空军飞机的攻击轰炸，“阵地崩坏，中国兵勇敢地一边投掷手榴弹，一边向前突击”，平井描述道。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中国军队采用坑道作业爆破日军工事，日军则利用房屋组织巷战，平井记述这种巷战让中国军队颇有损失，而他们使用“油脂炸弹”将日军工事烧成一片火海。笔者推测，所谓的“油脂炸弹”，就是凝固汽油弹。已经负伤的水渊少佐再次被击伤，不得不由第一中队中队长大西大尉接替指挥。最终日军不支，被迫放弃南部地区，战斗开始向日军第二大队大队长冷川少佐指挥的中部守备地区展开。
作为日军的普通官兵，他们不知道，这时密支那的日军指挥机关，也在一片矛盾混乱之中。
在密支那日军中，军衔最高的军官，无疑是第56师团步兵团长（即旅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按照日军的命令，水上少将也应该是密支那的最高指挥官。
但是，整个密支那战役中，日军的实际指挥官，从始至终，都是第114联队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
实际上，当水上源藏少将到达密支那的时候，丸山房安大佐就十分无礼，根本没有前去觐见的意思。以宽厚著称的水上源藏并不在意，自己带了副官去拜访丸山大佐，但丸山仍然毫无感动，反而很不客气地斥责道：“带这样一点儿人来，能顶什么用呢？”结果，水上少将只好带着自己的少量部下到城北江边，建立起一个孤零零的阵地，变成了一只奇特的独立部队。
第56师团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少将
步兵第114联队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
在战斗的整个过程中，水上少将都无法对密支那的攻防进行指挥。这种古怪的现象，即便在下克上情况十分严重的日本陆军之中，也堪称奇观。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条是密支那的守军主力第114联队，最初属于第18师团，所以第56师团的水上源藏带着少量幕僚就来接收指挥，很难获得支持。另一个原因，则是丸山房安大佐“上面有人”。
这个“上面有人”指的是第33军参谋辻政信大佐，他是丸山大佐的好友。水上源藏奉命增援密支那的时候，正是这位辻参谋，自作主张扣下了水上少将的部队主力，并且让第33军军长本多政材和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无可奈何。
辻政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6期毕业。1931年陆军大学毕业，在日军中资历并不高。但是，这位大佐，足以让日本陆军的将军们头疼。
辻政信人称“豺狼”，既有在中枢任职的资历，又有在前线的作战经验，是日军中的阴谋家，也被认为是日军中的战略家。
第33军参谋辻政信
他策划的阴谋甚多。1937年辻政信任北支那方面军参谋，主张扩大“卢沟桥事变”。他敏锐地预计到日本将在东南亚动武，遂与人合著了一本名为《只要读了就能赢》的关于南方作战的手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本小册子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势如破竹。辻政信一路参与了对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等地的入侵作战。1943年3月，辻政信在菲律宾下达了对菲律宾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的灭门令，并假借大本营命令将美菲军投降者一律射杀；攻占新加坡以后，下令严厉镇压当地华侨的反抗运动，制造“新加坡大屠杀”，屠杀在新华侨十余万人。故此，此人被视为日军中的干将，在很多日军下级军官中深受支持，被视为战术天才。1944年，辻政信被调往第33军担任参谋，实际上被赋予了拯救缅北战局的重任。辻政信在战败后依然展现了自己的才能，竟能化装逃回日本。战后他写作了《潜行三千里》和《十五对一》，描述了当时的战斗和自己脱身的经历，十分畅销。
然而，这位辻参谋真的很了不起吗？他在日军内部的老同僚则点出了此人的真实面目。辻政信在1939年任关东军少佐作战参谋时，曾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起草下达一份《满苏国境处理纲要》，公开鼓励前线部队向苏军挑衅，结果引发“诺门坎事件”，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突破缅北的鹰中日史料对照下的中国驻印军归国之战因日军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而被撤职。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在与部属们的闲谈中，曾蔑称辻政信“这种上蹿下跳的小丑，什么东西……”在日后解密的山本五十六的日记书信中，更是充满了对辻政信的挖苦嘲笑。
侵华作战期间的辻政信（右侧第二人）
无论如何，辻政信在第33军位高权重，部队的主官无人敢于否定他的意见。因为那样如果战斗失利，就得承担“嫉贤妒能”的责任。
他调开水上源藏的部队，可以说是出于公心，因为考虑到滇西中国军队大举反攻的压力，决心集中使用兵力。此后，日军第33军的确集中兵力对滇西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发起代号“断”的攻势，给远征军造成极大困难。丸山房安在指挥权上一反常态地寸步不让，背后就是他在支持。他和丸山房安大佐都属于日军的少壮派，瞧不上水上源藏这样传统的日本军官。密支那战局错综复杂，作为滇西的侧背，辻政信当然愿意与自己更加亲密的丸山掌控那里的局面。
实际上，水上源藏在日军中是一名比较另类的将领，他比较有人情味，也不主张在必死的情况下依然进行“玉碎战”。所以，虽然成了摆设，在中国军队攻入市区后，他不断向上级提出放弃密支那的建议，认为该城已是死地，与其徒然牺牲部属死守，不如保存力量，退到缅中，帮助从英帕尔战役败退下来的日军守住曼德勒，还可以保住半个缅甸。
在密支那被俘的日军士兵（中）
战后，原日军中颇有一些人认为水上的建议更加理智。但是，他们忽略了水上建议的后果——那将使抗战中的中国获得没有障碍的国际援助。
那简直是放虎出笼。对此十分不满的辻参谋起草了一条命令发往密支那——“水上少将必须死守密支那”。这种针对将领个人的命令，在日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那一天起，水上少将对战局的发展就不再参与决策了。
8月3日，第150团攻占“第十一条横马路”。
戈叔亚等人考察到了这条马路的旧址，他发现，在这条马路的前方，已经没有了房屋，面对的是空荡荡的江岸和茫茫丛林。
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是我们中国人打下了整个密支那！
难怪美国方面对于密支那之战的记载如此古怪，原来，他们在整个战役的总攻阶段，都守在城区以北的机场里，看着中国军队一条一条街道地打下这座城市。
这座城，如今是我们的了。
就在这一天，水上源藏少将下达了他到达密支那以后唯一重要的命令——命令日军残军突围。
不是命令“水上少将必须死守密支那”么？这样突围，如何交代？水上源藏的交代是，水上少将会留在密支那。
在密支那缴获的日军武器
密支那中后期表现不佳的美军。整个密支那战役中国军人共有112人因患病离开前线，而这个数字在美军中是932人。
第十九章 密支那松山
密支那日本守军的最后一幕，充满恐怖和惶惑。
在丢掉了大半个城区之后，丸山房安大佐决定“奉水上将军之命”率领残军渡过伊洛瓦底江，退往东岸沙洲。水上源藏的命令无疑是违背日军作战原则的。早在7月17日，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缅甸方面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就联合发布了对密支那守备队的“感状”。而这本来应该是部队全军覆没之后发出的。此时发出这样一份文件，无疑是提前为密支那守军安排了后事，不能不让人想起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希特勒面对保卢斯上将的求援，下令将其提升为元帅的事。那时保卢斯元帅的心情与接到感状的丸山房安大佐只怕是异曲同工。
水上源藏少将下达的撤退命令则与此相反，他给丸山的命令的内容是“密支那守备队的残余兵力，向南方撤离”。面对矛盾的指挥，丸山没有依照惯例“玉碎”，尽管矛盾重重，他却在最后接受了水上的撤离命令。他后来解释如此安排的原因，是第18师团据守的加迈和孟拱都已经失守，保留密支那作为反攻的基础是一厢情愿。至于遮断缅北铁路，并不需要坚守已经落入盟军手中的密支那市区，只要在附近随时派遣有力部队袭击铁路线，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如此说来，放弃密支那似乎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实际上日军也已经打不下去了。在整个密支那，日本守军只剩了大约800名，而且接近半数是伤员。只有还能行动的伤员被列入撤离之列。
撤退之前，担任军医主任的椿军医大尉被招入守备队司令部参加准备会议。这里本来是一座被树木环绕的二层建筑，因为遭到中国军队的炮击，第二层已经被摧毁，刚好在第一层顶部上方倒塌，丸山房安大佐就把指挥部设在残存的第一层中。由于战斗中军医的特殊地位，椿大尉出门的时候，周围的日军军官纷纷向他行礼，并向他打听会议情况，但这位军医只是略略鞠躬致意却全无回音。过了一会儿，有位军官前往军医院，却听到那里响彻了“不要”的哀号，原来，日军的军医正在给重伤后不能行动的士兵注射升汞，令其“安乐死”。
这些负伤的士兵，说来也都是在战斗中对中国军队顽抗到底的死硬分子，日军中的“勇士”，却在自己人的手上这样死去，令这名军官不寒而栗。
实际上，由于有些伤员反抗过于强烈，日军也发觉这样让他们死去会引起军心的极大动摇。于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产生了。一部分未死的重伤员被放置在竹筏上，任其向下游八莫方向漂流，他们被告知“八莫有医院”。
伊洛瓦底江水深流急，路上还有两岸的中国军队伏击。这样的漂流，自然是九死一生，对有些伤员来说，还不如直接“安乐死”痛快一些。
重伤员被处置，日军中活着的人也与死人相差无几。此时，他们大多须长发乱，军服褴褛，因为所有日军阵地已经都在中国军队迫击炮的射程内，而且飞机不断来轰炸，日军只有守备队司令部的炊事兵还能够做出饭团来，大部分士兵只能依靠一把生米果腹。有日军军官形容密支那最后的日子里日军的情况：“我们存身的地方也是墓场的所在。贴身收藏着家人照片的战友，在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和机关枪攻击下纷纷毙命。能为他们做的，只是把他们的小手指砍下来，准备带回国去。尸体就地用土掩埋，有的埋得很浅，被炮弹击中时腐败的断手残肢都会迸飞出来，其状惨不忍睹。身上带着十几名战友遗骨的士兵，自己也被打死，令其他人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只是把死守当作天命，不让自己去想明天，依靠多年的训练无言地抵抗下去。”
所幸，中国军队在伊洛瓦底江对岸的马彦高地部署兵力并不多。据推测，这是中国远征军在作战中依据“围师必阙”的原则给日军留下的一个“生门”。在密支那如此，在滇西反攻的松山大战中，日军后方也始终存在一条撤退的通路。一般来说，这样的部署，可以使敌军因为有生路而不愿意拼命，但是，中国军队的良苦用心，日军似乎并不领情，大多数地方的日军守备队都是战到弹尽援绝“玉碎”。不能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军，在法西斯思想的武装下，是一支十分顽强的军队。
7月27日开始，水上源藏少将开始做突围的努力，他指挥部下收集周围缅甸人留下的小船，用木料制作筏子，并且确定了三个渡河点。日军计划在8月1日开始渡河，用三天的时间，按照工兵、炮兵、步兵的顺序完成撤退。尔后退往第56师团据守的后方基地八莫，那里，第56师团搜索连队的原为一大佐正在布置城防。
被安排最先渡河的，是水上源藏少将和他的旅团（步兵团）司令部，以及伤员、非战斗员、后勤人员等，第二天为第114联队总部、军旗中队等，第三天则为全军。原第三机关枪中队中队长广中清大尉被任命为后卫大队的大队长，负责掩护。自知难以生还的广中大尉下令掩护部队人员，可将遗物和绝命书交给渡河的人员。广中所部后在8月4日中国军队的大举总攻斗中被全歼，无一幸免。
由于日军选择夜间乘大雾实施渡河，而且水上源藏指挥得当，中国军队虽然有零星部队不断对日军进行打击，但直到第三天才发现日军在全线撤退，只得仓促对其发起总攻击，此时很多日军已经逃走。应该说，日军撤退的隐蔽性是很高的。
最初的撤退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日军第56师团炮兵部队渡过伊洛瓦底江后，还在江对岸设置了炮兵阵地，把所有残存的炮弹都射向中国军队的方向，作为对后续撤退人员的支援。
但是，这个预定的秩序却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以至于大量日军未能及时撤退，成为中国军队反攻时的牺牲品。这主要是因为密支那的激战已经让残存日军的神经绷紧到极点。所谓拼死防守，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惯性使然。此时，忽然得到通知可以逃生，许多人顾不上通知友军就开始向江边撤离，争抢渡河，造成极大混乱。而此时伊洛瓦底江正在涨水季节，江面宽阔达六七百米，浊流滚滚，远处中国军队的炮火又不断逼进。渡口的日本工兵纷纷自己逃命，只有极少数人还在试图维持秩序。这一切都使突围在后半程成为一场逃跑大竞赛。原第114联队副官平井郁郎大尉将其称为“密支那战役中最悲剧的一幕”。
中国远征军攻占的密支那，上方为伊洛瓦底江。
第114联队第二机关枪中队最后一名军官田中中尉，率领所部最后十名部下抢到一个木筏，开始了争渡。他把两名腿部负伤的部下放置在木筏中央，左面四人，右面四人，用简易的木桨划动前进，自己在尾部用竹篙撑筏离开岸边。仅仅走了不到300米，木筏在水中开始打转。无法操纵的日军只能任其顺流而下。不久，木筏撞上了水中的障碍物，一头顿时翘了起来。尽管日军大多出身水边，但对于这种平地木筏的操作却毫无经验，手足无措之中，两名伤员和四名右侧的日军落入水中。其余几名日军士兵勉强支撑，希望水流帮助木筏复原。正在此时，隐藏在岸边的中国军队开始对田中中尉等射击，田中的手臂中弹，落水。由于泳技娴熟，危机中田中爆发了极大的潜力，带着一处贯通伤依然拼命挣扎，被附近正在撤离的工兵信田伍长所乘木筏发现救起，而他的十名部下从此踪迹全无。田中是该中队唯一的幸存者。
（图为日军回忆录中所绘）
平井郁郎大尉是走在最后的少数人员之一，他本来负责携带全部花名册，奉命在部队“全灭”的时候，负责向总部报告战败经过。但是，密支那守军选择突围让他的使命失去了意义。因此，8月3日晚，他被派往城北通知失去联络的松木正信小队撤离阵地。一路上，路边都是被炮弹打倒的树木、残垣，平井需要不断避开飞来的炮弹，多次迷路，只能依据枪声定位寻找目标。当初风景秀丽的密支那已经不知去向。费尽辛苦完成任务之后，回到守备队司令部的平井发现此地已经空无一人——司令部撤退的时间定在当晚10时，此时已经是12时，该处人员早已撤往河边。赶到伊洛瓦底江边的平井发现这里一片混乱。他在堤岸的旁边发现一个竹筏，十余名日军正在那里张望。丸山大佐也在竹筏上，看到平井，喊了一声：“快点儿上来。”平井还在按照礼节在水边行礼报告：“我回来了……”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不耐烦的“快点儿上来”，他这才发现丸山似乎没有心情听他的汇报。平井上筏的时候引发了剧烈的晃动，缅甸船夫连忙用力撑住筏子，但丸山依然是一副活死人的模样，筏子上面的人皆是无言。
周围混乱的抢夺，哭嚎声，炮弹的爆炸声，让任何指挥命令或任何试图恢复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劳，丸山除了做活死人，又能做什么呢？平井在那一夜，看到的是一片真正的败亡之相。
密支那日军争抢木筏，开始逃跑大竞赛（图为日军回忆录中所绘）。
到达岸边的时候，传来了水上少将的死讯。8月1日，水上少将率先头部队撤退到伊洛瓦底江东岸的农塔落，在那里协调部队渡河。3日，第114联队本部渡河（不含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水上少将还曾到那里，拜谒突围而出的军旗，随后在东岸的一棵大树下举枪自尽。死前，他向第33军和缅甸方面军司令部发了电报，承担了撤退的责任。尔后，他将自己最后的撤退命令亲笔抄写一份，由传令兵交给丸山大佐。
有人认为，从水上源藏少将一贯的思想来看，他对于法西斯军国主义有一定的抵制，因此他最后承担责任自杀，却让部下撤离不再死守，带有一种对上司无言的反抗。这也让水上源藏在日本陆军中成为极受争议的人物，很多死硬的右翼分子甚至干脆将水上放到了“反对圣战的国贼”之中。与此相反，水上源藏在突围而出的日军老兵中却得到相当隆重的纪念。因为，在那场战争中，大多数日军部队，碰上的都是以“玉碎”为荣，而不是像他这样，可以放士兵一条生路的指挥官。
密支那的美军在欢庆胜利——实际上，战役后半段他们是旁观者。
不管怎样，水上为缅北日军树立了一个先例。从此，日军的守备部队大多不再选择“玉碎”，而是开始在抵抗无望的情况下撤出战斗。
密支那突围战，到底有多少日军溃围而出呢？根据丸山房安大佐的报告，共有约800名日军突围成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因为日军如果突围人员有800名，不可能人人成功。探索之下，我们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丸山房安所说的是突围前第114联队有1200人，突围后还有约800人。这中间，从名单上看，包括了预先随第18师团从孟拱地区已经退往滇西方向的第114联队留守人员400余人。
如此，试图从密支那突围的日军总数当在800人左右，途中损失半数，只有约400人逃离。在突围战中，除了水上少将以外，第114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山佃实盛中佐，日军缅甸第二野战医院院长荻生军医少佐等均死于乱军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虽然在突围中多次遭到打击，但中国阻击部队却没有及时将日军大举突围的信息转达给远征军指挥机构，因此使密支那日军未能被全歼。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军队如此耳目不灵呢？伊洛瓦底江东岸究竟是哪支部队呢？在日军方面的作战地图上，我们发现有一根从中国边境划过来的箭头，称为“云南军谋略部队”，似乎那里的中国军队是从云南穿插而来的一支部队，而不是从印度打过来的远征军驻印军。如果是这样，他们未能及时将信息反馈给远征军指挥部，也就可以理解了。
密支那战役的空中支援来自美军在印度的基地
然而，如果是这样，从国内西进的远征军与从印度东征的驻印军会合时间，是不是也应该提前计算呢？
可惜，这支部队的存在，尚未在中方史料中找到相关记载，所以，只能留待后人考证了。
密支那战役，开雨季攻势的先河，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攻占了日军在缅北最重要的据点，也宣告了日军在缅北防御体系的崩溃。从此，日军在滇缅战场的抵抗转入苟延残喘的阶段。这一消息传出，整个中印缅战场一片欢腾。
在这次战役中，根据盟军方面统计，中国远征军共有972人阵亡，3284人负伤；美军有272人阵亡，955人负伤，共计伤亡5383人。需要注意的是，此外还有980名美军因病离开前线，而中国军人中，这个数字只有188人。
攻占密支那后，经过空运补充，从印度发起攻势的远征军驻印部队已经扩大到新一军和新六军两个军，并配属装甲、炮兵、汽车兵等辅助部队，大多经过实战锻炼，兵强马壮，战斗力渐趋巅峰。
对付这支部队已经令缅北日军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十分头痛，但，另一个方面中国军队的攻势，又如泰山一样当头压来。
就在密支那激战过程中，驻扎云南的第二期中国远征军（相对于1942年在缅北作战的杜聿明率领的第一期远征军），也开始了滇西大反攻。这一接应驻印军会师缅北的会战，成为中国本土战略反攻开始的号角。1944年4月14日，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签署了“怒江攻势命令”，下令部队开始向滇西反攻。
滇缅战场上的美国将军和中国伤员
滇缅战场的特殊景观——美国医生，缅甸护士，中国伤员。
卫立煌等在怒江前线视察
日方资料中的中国远征军（第二期）总司令卫立煌
承担滇西反攻作战任务的，是远征军Y部队。
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将为中国首先建立三支现代化美械装备部队——孙立人、廖耀湘指挥的驻印军远征军称为X部队，在云南的所谓Y部队，以及准备用于广东广西反攻的Z部队（最终因史迪威去职而没有建立）。
在滇缅战场上作战的，主要是X部队和Y部队。据说史迪威曾这样对驻印军解释：“X＋Y便可决定缅甸的命运，X部队从缅北打过来，而Y部队从滇西打出去，于是缅甸就解放了。”
担负滇西大反攻的中国第20集团军、第11集团军都属于Y部队，其装备因为依赖驼峰空运所以比驻印军稍差，但比之其他部队则堪称翘楚。两个军分别将军部移至保山瓦房街与保山板桥附近。作战命令下达后，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卫立煌上将亦由楚雄移至保山马王屯就近指挥。
密支那反攻中摧毁的日军车辆。由于地形原因，中国装甲部队没有参战。
对于中国来说，此时抽调部队发动滇西反击，实际上颇为危险，因为有足够迹象表明，日军正在平汉线蠢蠢欲动（不久日军果然发动攻势，是为著名的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因为兵力不足而战败，伤亡惨重）；Y部队本应留作本土的战略预备队。但是，在罗斯福的强硬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了Y部队的反攻计划。
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
虽然对出兵疑虑重重，但一旦决心下定，蒋介石仍于4月25日致电远征军，“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
盘踞怒江西岸的第56师团，在师团长松山佑三指挥下，两年来几次试图越过怒江天堑，都被宋希濂将军击败。由于局势变化，1944年后，日军开始深恐中国军队反攻，改攻为守，大修工事。
1944年5月11晚，中国军队的大反攻正式打响。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集结在怒江东岸的两万中国远征军，在怒江150公里正面，从12个渡口乘坐橡皮艇等渡河工具强渡怒江。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率部分别由各渡口渡过怒江，向指定目标开始攻击。意外的是日军在一线并无重要据点，中国军队在渡江行动中由于江雾的掩护因而极为顺利。渡江的唯一损失，仅17名后援人员因橡皮艇触礁倾覆遇难。
5月11日至25日，远征军渡过怒江并冲上高黎贡山，完成了渡江攻击战第一阶段预定的目标。远征军渡江后，滇西本地武装纷纷参战，提供情报，自发协助杀敌。远征军第20集团军渡过怒江仰攻高黎贡山，与日军多处发生激战而战斗规模并不大，似乎日军无力阻击中国军队的反攻。兰晓龙所著《我的团长我的团》就取材于这次反攻。
中国军队的连战连胜，让盟军方面颇为陶醉。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称：“滇西远征军怒江出击，是东南亚过去一周内盟军作战的重要新闻。”攻击部队只有第76师一个加强团在平达街与日军发生了激战，双方损失惨重，中国军队未能攻克平达，日军损失约两百人，以马驮尸体向西北逃窜，沿途鲜血淋漓。这里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观察阵地。
中国远征军突破高黎贡山形势图
鉴于中国驻印军已开始攻击密支那，盟军方面判断日军难于短期内调动大量部队增援滇西，遂令远征军全部转入攻击，渡江作战。
5月22日，远征军全部渡江。按照作战序列，第20集团军霍揆彰所辖第53军、第54军、预备第2师为右翼攻击军，攻击目标仍指向腾越。第11集团军宋希濂所辖第2军、第6军、第71军为左翼攻击军，向龙陵、芒市方向实施战役突击。日军的抵抗骤然增强，战斗集中在腾越、松山和龙陵。原来，这里才是日军真正的阻击阵地。
远征军第20集团军自渡过怒江以后，向高黎贡山日军占领的各要隘持续攻击，分别攻下南、北斋公房及明光、固东、江苴街，形成了对腾越四路攻击的态势。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腾越，现名腾冲，城墙周长约四公里，高约七米，厚约四米，为岩石所筑，坚固异常。1942年远征军败退之时，这里却无人据守，被日军轻易夺去。经过两年多经营，日军在城内修筑了重点堡垒30余座，各街巷堡垒星罗棋布，战壕四通八达，整个腾越城已成一座庞大而坚固的堡垒。日军先是依托城廓进行阻击，8月2日，远征军第36师开始向西南城墙攻击，将城墙炸开一缺口突入城内。8月5日，美军飞机集中轰炸四周城墙，炸开13处缺口，日军随后将中国军队放进城内巷战。此时，密支那战役已近尾声。
几乎与远征军右翼攻击腾越城同时，左翼第11集团军宋希濂部开始围攻龙陵城。
密支那美军阵亡将士墓地
龙陵至今是云南最为贫困的县之一。但是，从军事地理角度看，此地为滇西边陲重地，扼滇缅公路及腾越、龙陵公路之交汇点，为滇西反攻必争之地。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就在此地督战。而宋希濂却一路放弃日军坚固设防的据点，直奔龙陵。他攻取龙陵的思路是突然袭击，三面包围，北面由第87师实施攻击，东面和南面由第88师负责，龙陵西面则门户大开不设防，放日军抵挡不住时逃走——又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生门”。他希望赶在日军主力回援龙陵之前，将守敌赶出龙陵，而后全军回身，向东包抄，将仍在死守的据点各个击破，打通滇缅路的运输补给线。
反攻龙陵之初，似乎进展顺利。仅用了三四天，第87、第88两师便以破竹之势，直抵龙陵城郊。6月10日，第88师的一个团，甚至已经突入龙陵市区。围攻龙陵的中国官兵群情激奋，都以为胜券在握。6月下旬，中国一度宣布第11集团军第71军攻占龙陵，后方各大报纸纷纷刊载，同盟国的新闻媒体也予以热切报道。
但是，日本方面宣称龙陵仍在日军控制之下。经过证实，龙陵的确还在日军手中。第71军的确曾攻入龙陵，但由于士兵忙于争抢战利品，轻视日军的反攻，很快被打了出来。为此，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被调回后方，由黄杰代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之职。从此，龙陵陷入胶着战斗，中国军队骤然发现，日军第56师团竟是在全力死守龙陵，伺机反扑！
原来，狡诈的日军第33军参谋辻政信大佐协助军长本多政材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试图将进击迅速的中国军队滞留在龙陵周围，扼守中国部队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松山，使龙陵方向的中国军队失去可靠的后勤保障，而后发动反攻将远征军就地歼灭。
集中足够兵力以后，日军计划发动反击，将远征军击溃于滇西。1942年，日军曾经成功地将远征军逼入野人山，1944年，辻政信希望将这一幕重演。
这一作战计划经过补充，后被日军定名为“断作战”。
急于求成的远征军果然上当，在雨季撞入龙陵一线，却因为腾越松山始终无法拿下，前线补给困难，双方打成胶着，军心动摇，形势颇为险峻。
这位大佐战后曾出版《十五对一》一书，描述自己的战术杰作。十五对一，形容滇西前线国民党军对日军的优势。虽然有所夸张，但日军在以少打多中，用上这一“周亚夫破七国之乱”的招数，的确颇有效果。
关键一战，在于松山。
松山位于怒江惠通桥西北约六公里处，海拔2260米。这里是滇缅公路的咽喉，不拿下它，第11集团军在龙陵战场，第20集团军在腾越战场，就只能依靠人挑肩扛从山路获得后勤支持。滇缅公路由惠通桥向西，环松山过腊猛街，经狭长起伏的冈岭滚龙坡而至龙陵。这里，日军构筑大堡垒群16座，小堡垒群五座，各堡垒间均有隧道相通，甚至把一些坦克埋在阵地中充当支撑点。日军还设立了储备充足的粮服弹药仓库，其工事至为坚固。守卫这里的，是日军北九州久留米部队、第113联队松井秀治大佐所部。由于中国军队对高黎贡山一线的攻击十分激烈，5月上旬，松井率领一部分人员前往增援，在红木街与第20集团军所部展开混战。松山守军的实际指挥官是金光惠次郎少佐和真锅邦人大尉。
日军松山守军指挥官松井秀治大佐（前排左二）、真锅邦人大尉（右一）等人合影。
远征军攻击松山是从6月2日开始的。当天炮击中，日军通信部队木村英人军曹在察看线路时，颈部被弹片击中，当场毙命，成为日军中第一个阵亡者。6月4日，第71军第28师的主力开始进攻，但很快在惨重的伤亡之下退回阵地。此后三个月，松山守敌一直处于四面被围的境地，却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至6月20日，远征军第71军已伤亡1600多人。司令长官部急遣总预备队第8军的精锐荣誉第一师赴松山战场，代替新编第28师。第71军军长钟彬亲自坐阵督战。第6军的新编第39师亦南下到达松山附近，此时惠通桥经抢修通车，汽车日夜输送弹药于敌阵前数百米，继续发动攻势。7月4日以后，远征军开始第二次攻势，占领了日军前沿阵地，但因为日军抵抗十分顽强，工事布防严谨，致使远征军无法继续前进。
日军在松山将缴获的T-26坦克埋在土中充当堡垒
此时，龙陵方面的战斗，中国远征军在泥水中苦斗，已经出现不支状况。看到情况紧急，司令长官部又急派第8军主力第82师和第103师从昆明奔赴松山，卫立煌偕美国顾问多恩准将亲自到松山前沿视察。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杰在其回忆录里写道：“实以松山地形复杂，蜿蜒数十里，敌人依据最强固之据点工事，凭险固守，虽经我空军炮兵之轰击，亦未能摧毁。”7月20日，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国远征军开始第三次攻势。这次攻势持续到8月20日，日军最关键的子高地阵地，因为屡攻不下，被中国工兵以20天左右时间掘坑道至阵地之下，使用三吨TNT黄色炸药施行大规模爆破而彻底毁灭。至此松山日军核心阵地终于动摇。9月7日，日军彻底被歼灭，东京广播电台称：“腊勐（即松山）守军全员‘玉碎’。”
松山守敌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的死，是一个谜。日军幸存人员木下昌已在他写的亲历回忆录中说，“9月6日，有人对我说，金光大队长那个时候被中国军队的迫击炮炸死了。”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余戈进行了更详细的考证，证明金光实际上在这之前一个星期可能就死了，其后，真锅大尉一直隐瞒他的死讯，以鼓舞士气。
松山之战，中国远征军使用兵力先后达三个师，日军被击毙1500余人，而远征军死伤合计为6763人，双方伤亡比例约1：5，打了三个月，充分反映了战事的惨烈。
尽管伤亡惨重，但松山之战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松山意味着什么？松山本身是一个很沉重的符号，这要从300年前说起。松山之战，是中国反法西斯战役正面战场全面反攻的第一仗。而300年前在另一个松山，还发生过另外一起战争，就是明末洪承畴率领明军最后的预备队第十三总兵出征到东北，营救锦州，在锦州城外的松山战败。那次战败是明军的最后挣扎，此后明朝的覆亡已经无法避免。松山符号对当时的中国军人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符号。在抗日战争的松山战役中，把过去惨痛的符号变成了走向胜利的符号。这是第一层意义。
远征军两年前原有机会打一场跟松山非常相似的战役。第一次远征军由杜聿明指挥的第5军、第6军、第66军，在1942年初出征，率军后撤到密支那时突然得到消息，说密支那已被日军占领。这时杜聿明有两个选择：第一，率领军队打密支那，拼死一战，突破这个地方就可以回国，那样的话就可以把弟兄们带回家；第二，不去打，换一条路走。杜聿明选择了第二条路，走野人山回国，结果远征军因为病饿牺牲的人是参加战斗死亡的九倍。数万远征军没经过跟日军一战，死在野人山中。有一个姓蒋的中尉，在远征军穿越野人山时，因为饥饿把自己的皮带吃了，肠梗阻，最后没医没药疼死在山上。这个中尉死前说，为什么不让他们去跟日军拼死呢？要没有意义地死在山上！
松山战役是第二次远征军的出征，实际上他们在打松山前，中国军队面临和第一次远征军很相似的局面。松山战役我们损失了将近7000人，感觉好像我们的损失太大，但跟1942年的密支那相比，这些战士牺牲得多么光荣。远征军主力部队正在龙陵跟日军第56师团主力进行战斗，此时正逢松山地区的雨季，打通松山就是为远征军龙陵地区主力打通了提供物资的路线。龙陵地区中日军队在混战，中国军队得不到有效补给，很可能出现第二次“野人山”。只有打下松山，才能迫使日军虎头蛇尾地取消处心积虑的“断作战”。从6月份开始打，打到9月份，这个决心不好下。中国军队宁肯在松山拼死，也要把远征进行下去，打开大反攻的局面，这次我们选择对了。
根据史料，当时在云南的远征军中有大量的少年兵，最年轻的中国少年兵只有十二三岁，他们作战悍不畏死。我们总说和日本打仗，是一个大国和小国在战斗，可以用几个人的命拼日本人一条命，并最终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这只是宏观的看法。假如把时间放在1943年、1944年，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观念实际上是不符合当时事实的。中国的确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口已经在沦陷区，而和日军胶着的战线上的部队，根本不可能抽调到大反攻的正面战场。那时候中国能控制的兵力，人数并不比日本多，能够动用的资源也不比日本多。在滇西战场出现了那么多的少年兵，是中国人值得自豪，也值得痛切纪念的事——中国人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正在献出我们最后的儿子。
远征军中的少年兵，最年轻的只有12岁。他们有些人在十来年后的朝鲜战争中，依然是志愿军最出色的战士。
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就看他的少年，当时中国的少年能为国家做出这样英勇的牺牲，代表我们民族必将获得重生。
松山，是中国人战胜自我的一个符号。
拿下了松山，腾越和龙陵也指日可下。
第二十章 龙陵
松山的失守，打乱了日军在滇西缅北的全盘作战计划。
尽管密支那的胜利，使中国远征军完全掌握了缅北战场的主动权，但假如不是打下松山，在滇西的日军仍有牌可出。按照日军的作战计划，滇西日军在9月3日发动了对中国远征军的全面反攻，兵锋直指龙陵。参加作战的日军除了原来驻防在滇西的第56师团本部，还包括了以嗜杀成性著称的仙台第2师团，原来主要防御缅北方面的第18师团，共计三个师团的主力。此外，独混第21旅团的炮兵部队也投入战斗，其独立野战重炮兵第21大队（大队长田中中佐）的大口径榴弹炮是滇西日军一直梦寐以求，可与美械中国军对抗的重武器。
9月11日，拿下松山后一名中国兵和一名美军顾问共同欣赏缴获的日本军刀。
这次攻击，就是日军宁可牺牲密支那守军，也要集中兵力实施的“断作战”。
根据日军筹划，“断作战”的作战计划如下：
第一，9月上旬开始，集中昆集团（即第33军）主力，首先向正全力进攻龙兵团（即第56师团）正面的中国远征军发动反攻，将其击破于云南方向。
第二，驻缅甸部队务必节节抵抗，将新一军为首的远征军驻印军放到南坎一线，昆集团主力于10月中旬调转进攻方向，将其击破。
第三，密支那和八莫守军全力死守这两处缅北重镇，吸引中国远征军的兵力，遮断其联络，并争取在两部部队“玉碎”前派增援部队将其救出。
第四，进攻开始前尽量隐匿企图，新增援到缅北的第2师团悄悄在南坎集中，与退下来的第18师团会合，秘密转移到第56师团正面实施作战。
“断作战”的主要策划人员，是人称“豺狼”的日军第33军作战参谋辻政信大佐。他辅佐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手握重兵，却坐视密支那失守，水上少将自杀，使缅北失去了据守的最重要据点，导致战局急转直下。在很多相关文献中，这位连本多政材都惹不起的日军少壮派军官，无疑是滇缅战场失利中的“奸贼”。然而，如果细看当时的战局，又不得不承认，辻政信的作战计划，并不是无的放矢。
实际上，在日军的下级军官中，辻政信的名望颇高，这主要是因为他虽然有着狂妄自大的一面，但作战中注重实际，和大多数只有血气之勇的日本陆军军官相比，视野远为开阔。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57期毕业生山村新一少尉回忆，辻政信接替患猩红热的片冈衷执掌第33军参谋大权后，并没有急于发言，而是带着这些缺乏实战经验的补充军官，花了一周的时间巡视各处阵地，有时深入到双方交战的前线，并不断根据实地情况作战术讲解和模拟。结果，一方面让这些军官增强了对实战地域的了解，增长了作战经验，在此后的作战中减少了纸上谈兵的危险；另一方面，辻政信也借机对各部日军的情况进行了视察。山村回忆，当时辻政信教给他们最重要的三条经验是：第一，现在的战争早已不是依靠精神就可以决定胜负的时代，战场上炮火的猛烈程度超出各位的想象。因此，每到一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挖一个狐洞，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如果是打防御战，那么，敌人不到自己的面前，千万不要跳出来逞血气之勇；第二，一旦战斗打响，最先扔掉的应该是军官们的行李，而一直要咬牙携带的是口粮和防疟疾的奎宁药物。
辻政信和密支那守将水上源藏属于日军中的不同派别，有很深的矛盾，但这并不是辻政信置水上于死地的原因。他不肯分兵救援密支那，却强令水上死守的原因，还是战略上的。在缅北和滇西的日军总兵力不足，原有第18、第56两师团，中途增加了第53师团，再算上陆续增援上来的第2师团、第49师团，也不过五个师团又一个混成旅团，指挥系统庞杂，分属第33军、第28军和缅甸方面军直辖（反攻开始后，确定均由第33军指挥）。面对占优势的中国军队从印度和缅甸两线的反攻，唯一的取胜可能就是利用中国远征军东西两线隔绝的地利，先击破其中一军，再利用时间差掉头击破另一军。
辻政信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他认为战斗力较弱的云南方面第二期远征军卫立煌部。尽管卫部兵力较多，但后勤和训练与驻印军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为此，他必须保证在攻击卫立煌的时候，孙立人和廖耀湘，这一鹰一虎不会从背后扑上来给日军致命一击。于是，日军在缅北必守的战略要地密支那，就成为阻击远征军驻印部队的核心要点。然而，辻政信的“断作战”是一个袖珍的施里芬计划，其左右两翼部队部署完全不平衡。德国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制定的施里芬计划，要点在于集中兵力先解决西线的法军，东线只放置极少的部队对俄军进行阻击。这种攻其一翼的战法极合集中优势兵力的战争原则。密支那，就是辻政信的东线，所以，水上源藏的死守，注定得不到增援，哪怕换成任何一名其他将领也是一样，辻政信必须集中全部可以集中的兵力，首先打垮卫立煌。中国军队尽管兵力比日军多，但不得不说辻政信各个击破的战术颇为毒辣。中国战略家蒋百里曾在授课时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一个人打十个人怎样打？答案是，打完一个再打一个。从这个角度说，辻政信和蒋百里的思路异曲同工。
云南前线的远征军部队。他们与驻印军较明显的区别有两个——第一，戴布帽子而不是美式钢盔；第二，汽油要当宝贝一样带在车上，而不能在路边随时找到加油站补充燃料。
当然，辻政信也明白，失去了密支那，缅北日军就失去了立足之本。但是，这在辻政信眼里并不是大问题。他深知日军在防守中的顽强，虽然密支那的死守可能最终以“玉碎”结局，但必然也会给从印度杀来的中国军队带来极大消耗。密支那丢了不要紧，如果能够击溃云南的远征军部队，回过头来，以战胜之军凌疲惫之旅，再拿回来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以日军内部而言，从当时的情况看，“断作战”的计划颇有成功的希望。
1944年8月，离日本投降还有一年的时间。如果这时能够用卫星对缅北滇西地区进行扫描，就会发现双方的阵地正处于犬牙交错的状态，日军占据的各个据点，呈现出不同的状况。
梅苗——日军第33军军部的官兵正在打点行装，被炸怕了的日军担心指挥部遭到盟军飞机袭击，把司令部放在远离前线的梅苗，却发现在作战指挥时十分不便，经常贻误战机。尽管如此，已经享受惯了的日军指挥机关人员却赖在这里不走，直到辻政信到了33军，军部才终于被推动向前移动到腊戍和畹町之间的兴威。这一动，就是230英里，可见原来这帮家伙躲得有多远。
密支那——确切地说，这里已经没有日军的踪迹了。8月2日，水上少将发出诀别电后，33军与密支那的通信就再没恢复过。那里所有活着的日军都成了俘虏。如果从空中侦察，会发现孙立人正带着他的新一军在那里休整，看演剧九团从国内带来的新节目《李二嫂送鱼》和《放下你的鞭子》。直到三个星期以后，丸山房安率领逃脱的数百名官兵才走到南坎。
八莫——是日军阻击从密支那南下的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最重要的据点。日军将新增援上来的第2师团搜索联队，协同一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工兵中队，以及兵站部队集结于此，城防司令原为一大佐。守军获得的命令是，“至少坚守两个月”。
腾越——这个未来专门设了一座“倭冢”，留存至今的古城，如今正一片硝烟战火。日军第148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在战斗中被炸死，他手下的主要军官也在那颗炸弹爆炸时非死即伤。仅存的护旗副官太田大尉接替了指挥，正在和突入市区的中国远征军展开巷战。尽管局势岌岌可危，但中日两军在城中的战斗依然激烈。不过，太田在战斗中深深领教了远征军的战斗力，在他的电文中特别提醒：“请军和师团不要为了营救我军，发动不合情理的攻势。”
腾越守备队队长藏重康美大佐
平戞（yè）——日军这个据点算是前线最平静的了。今冈第146联队在这里留有一个大队的步兵，一个中队的炮兵，基本没有战斗。但是，这里只是松山和腾越的侧翼阵地，如果那两个主阵地被攻克了，这里的守军也只有自求多福。
南坎——前来增援的日军第2师团的部队已经海运到达，正在这里进行集结。但是，随着第18师团夹杂着第53师团的残兵凌乱地从孟拱方面撤退下来，南坎小镇已经容不下如此多的部队，第2师团的部队向芒市移动，那里是第56师团的师团部所在地。
芒市——第56师团是滇西正面和远征军交手的主力，师团长松山佑三在芒市建立指挥所，忙于调动兵力，拆东墙补西墙地稳定一线阵地。这里的指挥机关忙乱不堪，正在把当年切断滇缅公路时，截获的大批薄钢板下发到前线阵地。中国军队的迫击炮让日军十分头痛，但迫击炮的炮弹穿透力较弱，日军总结出经验，只要将薄钢板盖在战壕上，就可以多少阻挡这种致命的武器。
畹町——因为这座小城有温泉，这里是第56师团一度享乐的地方，不但建立了慰安所，而且把野战医院也设在这里。不过，打到8月，这里的伤员已经人满为患。
腊戍——这里是日军的后勤基地。为了满足“断作战”的需要，这里建立了车辆修理工厂和燃料仓库。日军的野战炮兵为每门重炮储存了250发炮弹，这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数字。
龙陵——日军和云南远征军主力混战的地方。始终打不通主要补给线的远征军部队打得极为艰苦，但仍然步步紧逼。鉴于龙陵周围战斗激烈，守军渐渐招架不住，日军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被迫将后勤人员1400余名集中起来，交给作战经验丰富的第56工兵联队联队长小室昌德大佐，由其带队重整阵地。小室被任命为龙陵守备司令，率部在瓢泼大雨中，和疲惫不堪的远征军部队苦斗于龙陵城下。
松山……
这一系列地名可能会让大家眼花缭乱，幸好日军第33军主任会计石川颱一留下了一段说明，总算让我们能够把这些地点的情况搞清。按照石川的说法，这都是滇西边境周围日军的据点。由于日军攻陷滇西后，一直是第56师团在这里驻守，所以，这些据点串在一起，就形成了第56师团的防御布局。
日军龙兵团会计主任石川颱一描画的“第56师团双头龙阵”。
石川认为，第56师团在滇西，是摆开了一个面对中国的“双头龙”阵。两个龙头，分别是松山和腾越，扼住中国军队渡怒江收复滇西的东、北两条干路，平戞为其侧翼。龙的喉颈是龙陵，为松山和腾越的后方。龙腹为掩护在龙陵背后的芒市，以下畹町、兴威一串城镇构成跨越国境的龙的脊骨，腊戍是龙尾，再向南的曼德勒和梅苗已经属于缅甸中部地区了。而畹町侧翼伸出一只龙爪，以南坎为关节，以八莫为指爪，迎向西北方向的密支那。
应该说，中国军队的作战计划颇有针锋相对之意。云南远征军主力一开战就强渡怒江，突破斋公房一线日军阻击，从北、东、南三路，走小路直插龙陵，试图一剑斩断这条“双头龙”的咽喉，如此，日军在腾越、松山等地的布防就失去了意义。不料，龙陵奇袭功败垂成，缓过劲儿来的日军拼死扼守，加上雨季开始，进攻变得极为艰难。没有打开后勤公路，给养不足的远征军部队在龙陵很快显出后劲不足的缺点，以至于打成了对峙。拿不下龙陵，腾越和松山不但不会成为“砍断藤条上枯死的瓜”，反而成为抵在中国远征军肋部的两柄利剑，使其动转不灵。中国远征军被迫回头，改变原有设想，先和两个龟缩在工事里的“龙头”交战。腾越和松山日军都修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远征军缺乏攻坚经验，在攻击这两处日军据点的时候损失惨重。
攻打密支那是一场艰苦的战斗，驻印军此时也需要一段休整时间。
图为腾越—龙陵之间的运输队。打下腾越，这条道路便成为龙陵之战的输血路线。
辻政信为“断作战”制定的发动时间，就在这个此消彼长的时候。而为了执行“断作战”，在第56师团控制的这片不大的区域里，于两线夹击之下聚集了五个师团级番号的重兵，确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战斗前，辻政信反复到各部鼓舞士气，充分让参战日军理解，如果此战不胜，日军在滇西狭小的地域中将全无回旋余地，只有如桶狭间之战日本一样猛扑过去，打垮当面中国军队，才能保证一条生路。日军的作战勇气在灭亡的威胁面前空前高涨起来。
和已经能用大炮轰击巴黎的德军一样，辻政信也几乎要成功了。然而，“断作战”却在战斗打响之后，如同风中的蜡烛一样熄灭了……
9月3日，“断作战”正式展开，日军以第2师团（代号勇）和第49师团吉田支队（代号狼）为先锋，向龙陵方向中国远征军部队发动了全面反攻，反击的直接目标，则是救助和增强岌岌可危的松山和腾越两地守军。只要保住这两地，龙陵的中国远征军再能打，没有充足的补给和援军，也如同缚住一只手的拳击手，难以取得胜利。为了掩护进攻，日军罕见地以重炮与中国远征军打起了对攻。这不能不说是一招妙棋。虽然云南方面的远征军装备了美式重炮，但每发炮弹都要一匹骡子走山路数百里才能送到前线。拼消耗，这还真是龙陵前线中国军队的软肋。
但是，战斗开始后，第一个死于炮火之下的，却是一个日军军官，这就是第2师团联络参谋，平松淳一少佐。这位少佐在炮兵阵地督促作战，他身边的一门火炮却恰好炸膛。滚烫的日本造炮弹弹片撕开了平松参谋的身体。这名辻政信的得意门生和忠实助手，枕在老师的膝盖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平松是向第2师团传达辻政信作战意图的重要渠道，却在战斗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死于自己人手中，仿佛给“断作战”的前景做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
被中国军队攻占的日军松山阵地一角-拍摄于9月2日，日军仍在附近进行最后的抵抗。
日军充分的准备果然颇有成效。“断作战”开始后，龙陵方向的中国远征军迎面与敌交战，一度战败。在敌人炮火的猛烈攻击下，已经打到龙陵城下的新39师损失惨重，被敌冲溃，不得不突围而出，阵地重新陷落敌手。新37师也遭受重创，幸好其所属第117团第三营奋勇断后，才避免了全师覆没的命运。但这一个营的将士全部殉国。打到9月9日，远征军各部已经退回到龙陵城北近十公里的豹场一带。
根据第33军司令部参谋黍野弘在《昆司令部战记——第33军的战斗》中记载，日军总部收到了发自松山，署名金光惠次郎少佐的诀别电，就在这一天，松山被中国军队拿下，守军全部“玉碎”。时间黍野可能记错了，这条电报发于9月5日，松山敌军最后被歼是在9月8日。9月9日，推测是日军确认松山失守的时间。
松山守备队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
两天以后，又一封诀别电报到达，这一回，是腾越。东北军第53军浴血苦战，与第54军会合于腾越城中。9月12日，日军城防指挥部发出诀别电，又经过两天挣扎，日军第148联队三千余人终于全军覆没于这座古城之中。
中国军队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从此，腾越增加了一座国殇墓园。
松山打了120天，腾越巷战就打了40天，中国军队一直在忍受着不断的伤亡，但一直也没有停止进攻。
现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如果这两地被攻克的时间晚上一个星期，辻政信的“断作战”或许就是一个未知的结果。
砍掉“双头龙”的两个脑袋，顿时让整个“断作战”失去了方向。打通到龙陵通道的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将兵员和物资运抵前线。终于得到充分后勤供给的中国远征军气势如虹，日军的反击顿遭重挫，龙陵守军和援军之间的联络被切断。
日军偷鸡不成蚀把米，直把那位一副智多星模样的辻参谋变成了敢死队员。为了挽回战局，辻政信亲自在前线指挥，左冲右突，试图杀入龙陵，援救还没有撤出的日军守备部队。激战中，一架盟军飞机从空中支持中国军队作战，一串子弹打下来，正中身先士卒的辻政信。部下把这位神通广大的辻参谋扶起来，发现他的运气好得超出预料——机枪的子弹正打在他衣兜中的打火机上，打火机被打成了曲尺状，人却毫发无伤。
松山日军设置的坦克掩体被推土机拆毁
日军在腾越失守前杀死了随军的朝鲜慰安妇，这是中国远征军在城内找到的慰安妇的葬身之地。
不过，并不是所有日本兵都有这样的好运气，面对直线上升的伤亡数字，第33军总司令本多政材明白此战已讨不到便宜，下令全军后撤，中止了被赋予极大希望的这次反攻。
援军掉头而去。9月15日，龙陵日军守备司令小室大佐突不出重围，又得到第33军指挥部“不许独断转进”的命令，自知无力回天，在龙陵日军野战仓库旁的工兵联队宿舍院内，由其副官土生中尉担任介错（笔者注：日本协助别人自杀者称为介错），切腹自杀。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由于日军在龙陵单位庞杂，撤退又极为仓促，小室大佐自杀后，日军才发现还有大量兵员在龙陵没有撤出。混乱中第113联队的副官石田少佐被任命为指挥官，收容部队继续作战。令人惊讶的是，这支仓促组成的日军部队竟然一直打到了11月3日，又足足地顶了39天。不过这39天的抵抗对中国军队来说收获更大。龙陵之战，先后共歼灭日军13200人（石田指挥的部队除数百名残敌，分成三人一组突围后溃逃芒市外，其余被全歼），而中国远征军为此付出的伤亡代价则为29803人。龙陵战役是滇西反攻作战中，耗时最长，牺牲最大的攻坚战，但也是歼灭日军最多的战役。
日军在总结“断作战”的失利时，虽然提出了很多诸如兵力对比、装备、制空权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但也不得不承认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中国军队对松山和腾越的攻势，如同波浪般无休无止，在“断作战”开始不久便将两地的日军守备队消灭，改变了双方的战略态势；另一个是日军部队在前期与中国远征军的作战中被打得损失惨重，造成战役准备时间过长，发起过晚。
以第18师团（代号菊）为例，这支一度被称为“丛林作战之王”的凶悍部队，撤退到滇西已经溃不成军，很多官兵已经变成了完全丧失战斗力的行尸走肉。第18师团的总部孟拱被新一军攻克，残军只能在田中师团长带领下穿越丛林逃生，一路退到第56师团的辖区才站住脚步。不但重武器损失殆尽，而且中间大批人员因为病饿而死。黍野弘少佐奉命前去接应该部撤退到南坎，记录途中所见：“林中开辟的小路左右弥漫着尸体的臭味，仔细看来，尸体都是菊兵团的士兵。他们因为痢疾和营养失调而在途中倒下……缅甸，瘴疠之地，住民稀少，食物奇缺，在林中被饿死是不奇怪的。记得日本军队进攻的时候，我也曾在这附近的山谷中见到大量英军和中国兵的尸体，有的人在汽车中还握着方向盘就已经气绝。如今，轮到日本人承受这样的苦难了。只有合掌而已。”
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第18师团无论如何补充也无法恢复战力，尽管辻政信等做了很大的努力，到“断作战”开始时，这个师团也只能勉强凑出一个联队的兵力来。这让期待它成为进攻主力之一的日军指挥部大失所望。
其实，不仅是第18师团，连第2师团也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血战中被美军打残了，重新组建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所以，辻参谋的计划虽好，其失败却是无法避免的。整个太平洋都在退潮了，岂是人力可以挽回？
远征军缅北反攻全图
这一战败北，日军在缅北基本打光了翻盘的本钱，现在滇缅日军的命运，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然而，中国远征军在滇西的胜利依然是十分难得的。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广大一些，就会更加理解这次胜利的来之不易。
当滇西血战正在腾越、龙陵城下激烈进行的时候，坚守了47天的衡阳城终于陷落。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集中兵力，发动一号作战，从河南直趋两广，全力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维持与被切断了海上联系的南洋部队的联系。这次战役，日军动用了新编制的坦克师团和大量从东北调来的关东军，是抗战开始以来日军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此战，中方称为豫湘桂战役，也成为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另一个战场。
从史迪威而言，这位驻印远征军的最高指挥官，也是为中国争取到最实际、最多军事援助的美军将领，他正直刚烈的脾性，和力求打通与中国战区的交通，武装中国军队反攻在华日军的作战思路，使他与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难以共事。在云南远征军中，竟然能发生下发的军服到士兵手中，变成需要自己裁剪制作的布料这种事情，其中的贪腐不公，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为此，史迪威想尽一切办法，试图逼蒋下台，以更换更为有魄力和朝气的中国领导人指挥中国战区的抗战。为此，史迪威甚至试图在国民党军中寻找代理人，密谋对蒋介石的兵变，也试图和共产党步步接近。
而蒋介石，一方面不愿意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另一方面，也以捍卫中国主权，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军队指挥权为由，与史迪威展开明里暗里的争斗。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也从最初把史迪威视作友人，逐渐将其改称“帝国主义者”。蒋介石更欣赏另一名美国将领陈纳德，而陈纳德偏偏在美军中也是史迪威的死对头。
其实，无论蒋介石还是史迪威，对豫湘桂战役的爆发都缺乏预判，没有料到处于劣势的阶段的日军，会发动如此大规模对中国的进攻作战。日军这一次战役和以往在中国战场追求战果的作战不同，是为了给南洋日军打开一条生路，因此作战特别残暴凶狠。已经经过七年苦战的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士气都有所下降，所以战斗爆发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这让蒋介石和史迪威的斗法愈发激烈。
以蒋介石之意，力图将国民党军中最精锐的远征军调回正面战场，阻击日军南下。当然，也不乏利用这一时机，剥夺史迪威对这支中国军队的控制和影响的目的；以史迪威之意，则是一兵不调，并且希望把更多的兵力投入到滇缅战场，使蒋介石在中原遭到更大的挫败，从而引发蒋的下台。
远征军收复的腾越已经弹痕累累
一名云南前线的美军顾问在检查远征军缴获的日军轻机枪。注意其袖标，代表的是滇缅战区。
中国军队在腾越俘虏的敌军，不但有日本人，还有印度和缅甸伪军。日本《五期主计云南始末记》中记录印缅伪军共有三千多人在腾越被歼，大部被日军当作工兵和运输兵使用。
这场内斗的结果，令人欷歔不已。
滇西前线，美军顾问在向民众展示缴获的日军迫击炮。
因为史迪威的作梗，尽管衡阳等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但得到美式装备换装的远征军各部，无论云南方面还是缅甸方面，都没有抽出兵员到豫湘桂战场参战。中国军队兵力不足，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全线败退，日军最终达到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尽管由于中国遭受了重大伤亡依然奋战不休，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日军无力维持这一走廊，不久就将其放弃，但此战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同时，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使史迪威期待的蒋介石政府垮台没有出现，反而是蒋介石的强硬回击，迫使罗斯福下达了撤换史迪威的命令。10月18日，史迪威，这个中国话流利到能带方言味道的美国将军，终于不得不离开了中国，此时，离龙陵的最后胜利还有15天。
在重重内斗中，中国远征军的前线官兵，处在极端的矛盾之中。战场上的敌人固然顽强，但自己身后的目光更令人无所适从。无论胜败，总会有一部分“自己人”会不高兴。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远征军仍然拿下了这场战争。在史书中，他们的英勇将永远令后人敬仰，而那些比他们地位高得多的要人们的权争，恐怕也将永远要承受后人责难的目光。
龙陵光复后，有华侨记载，当地重开学校，教员就是第71军的军官，第一节课就是——“人，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
好了，有这一条，一切代价都已经足够。
第二十一章 八莫之一
当滇西反攻正进行到战火纷飞，云南前线各部在松山和腾越浴血苦战的时刻，西线驻印军的部队却处在休整状态。从8月攻占密支那，新编第一军在这里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休养生息。工兵负责任地将中印公路一直修到伊洛瓦底江畔，从美国经过大西洋、印度洋，辗转运到缅北前线的帐篷、消毒液、罐头和蜂窝钢板，将这座刚刚经历了惨烈攻防的古城变成一座崭新的大军营。
离开家乡多年的驻印军部队，在这里迎来了从重庆飞来的演剧九队。他们的飞机降落在美军工程兵重新构筑完成的密支那机场，随即开始演出。这些包括很多地下党的演员们用《李大嫂送鱼》这样的节目，让苦斗之后的官兵们哄笑不断，遥远的故乡也仿佛不再是梦中的朦胧。
当然，到这里来的不仅有重庆来的宣传队，来自美国、英国的影星和歌星们，也第一次让这些参军前可能没见过几个外国人的中国农家子弟，知道了什么是爵士乐，什么是火辣辣的热吻。
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将军正在检阅即将开往前线执法的中国宪兵
直到今天，密支那由美国工兵修建的机场依然是该市唯一的空港，那里甚至还可以找到二战时期的推土机，而且仍在工作！高效而近乎奢侈的建设活动，使这些大多作古的美国大兵在缅北丛林中至今留下鲜明的印记。而他们留下的印记又绝不仅仅限于机场和推土机。幸存下来的远征军老兵，谈起当年的美国战友，印象最深刻的不仅有他们的富庶，还有大多数普通美国士兵坦诚、奔放和自由的性格。很多中国兵也开始学着他们的将军孙立人，把钢盔的绑带勒在下巴上。在那个中国仍然封建而专制的时代，这，其实就是造就了一个“美国梦”。
美国人不仅在世界各地输出着美元、大炮和避孕套，还有他们的文化，连缅甸瘴疠遍地的丛林中也不例外。
休整，修理装备，看演出，为了奖励这些中国战士的英勇善战，史迪威们甚至派出专人在雷多大搞养猪事业，以便保证密支那的部队可以得到新鲜的肉食供应。
与此同时，滇西战场上仍在血流成河，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李弥中将，正在指挥云南远征军第8军从各个方向对松山发起轮番猛攻，当日军官兵在雨点般的炮弹中纷纷倒毙时，中国士兵也不断在70度的陡坡上倒下。他们冒着大雨和枪弹，在泥泞的路上手脚并用，既要留神脚下摔跤，又要提防头上的枪弹袭击，艰苦异常。由于地势崎岖，远征军无法把伤员运送下山，为此，第8军的官兵们急得流泪，也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伤员断气。士兵们天天泡在尸水里打仗，冒着枪林弹雨在死人堆里爬来滚去。
伤亡惨重的滇西战场，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我们的痛。
李弥，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太平街人。这名少数民族将领是《我的团长我的团》中虞啸卿师长的原型，他在松山亲自带队发起冲击，被人从山上扶下来时，形象是“眼眶充血，胡子拉碴，毛呢军服都变成了碎片，身上两处负伤，人已走形”。
这样一个悍不畏死的猛将，很难让人将其与淮海战场上那个放声大哭“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然后丢弃了部下，化妆后一瘸一拐，钻过解放军防线仓皇逃遁的第13兵团司令李弥重合。
就在李弥苦斗松山的时候，仅仅一江之隔的保山县城，却是夜夜笙歌，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们在那里心安理得地享用着盟军从驼峰航线送来的物资，灯唯恐不红，酒唯恐不绿。为装备中国远征军的部队，每个中国战士在出征前应该可以从盟军物资中获得两套新军服，但是，早已做好的军服到了他们手上，却变成了五尺黄布，卡其洋布的军装却进了黑市。盗卖的物资，大把的钞票，让战时的保山出现了一种畸形的繁荣。
也许，这就是为何四年以后，淮海会出现那样一个完全不同的李弥。
那么，云南远征军打得如此艰苦，西方的友军却按兵不动，是不是也在进行着某种政治性的博弈呢？
这倒不是。驻印军不是不想出击，而是确实存在出击的困难，此时出兵，得不偿失。
因为，缅北和滇西，此时都应该是休兵罢战的季节。前两年，曾有人想开发滇西的旅游资源，向当地官员询问滇西有何特色。搜肠刮肚之后，当地旅游部门总结出了三条：高山深谷，密林险道，还有灿烂阳光。不幸远征军出征滇西的时候，前两条的苦处都无法回避，偏偏最后一条，却正是无法享受的时候。八九月份，缅甸的雨季，正在肆虐的高潮，要到11月，才会出现缓和的态势。
与八路军、新四军不同，号称当时中国陆军最精锐部队的远征军，是一支依靠美式装备和军事思想建成的部队。美国特色的军事思想，就是大规模地倾泻火力，依靠技术和武器优势，用“火海战术”压倒对手。这种战术虽然常常奏效，但前提是有充足的武器弹药，与机械化的机动能力。滇缅的雨季将中缅边界本来就糟糕的道路破坏得更加支离破碎，使远征军的车辆无法行进，弹药无法补充，后勤成为最大的瓶颈。而日军在滇西一线构筑工事已经有两年之久，准备充分，很难偷袭，只能强攻。所以，在雨季发动对日军的攻势，实为事倍功半之举。这也是驻印军1943年选择在旱季的11月底，从印度开始反攻缅北的原因。雨季从密支那攻击八莫，道路崎岖难行，驻印军部队机械化装备的机动性发挥不出来。同时，攻打密支那的重大消耗也让他们的后勤捉襟见肘，公路修通的路段多被大水冲坏，一些铁路枢纽和桥梁被日军工兵或特工炸毁（也有些毁于盟军的轰炸）。
国民党将领中并不乏有识之士，甚至被称为“醋性子乔”的史迪威在作战上也并非一意孤行。因此，云南远征军最初的计划，也是利用旱季发动攻势。
那么，为何还会出现这种明知故犯的错误呢？
只能说政治因素影响了军事的决策。1943年底，史迪威往复于中印之间，希望滇西反攻早日开始，但蒋介石并不积极。据说这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说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打通滇缅路，会使其更加接近掌握中国军政大权，将自己排挤掉的目标。既然前线不甚吃紧，蒋也就敷衍了事；第二说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担心日军狗急跳墙，发动类似后来豫湘桂战役那样的大举进攻，认为云南的远征军应该留在国内作为战略总预备队。
如果不理解当时中国腐败落后的状况，就难以理解远征军胜利的艰难。这是从中国运来，刚刚到达印度的远征军补充兵。由于美军在印度提供服装，贪婪的国民党官僚竟然克扣了士兵的军衣，让他们几乎赤裸着上飞机。
不管是哪种原因，等到蒋介石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展开滇西作战时，雨季也已经来临了。
在雨季越怒江强攻，中国将领大多感到此战困难较大。这些将领将意见综合后反映给他们的统帅兼校长蒋介石大元帅面前，得到的答案却是匪夷所思。
蒋介石的回答非常简洁，那就是：“滇西没有下雨。”
滇西……没有下雨？！那这满天飘落的难道是泉水不成？就算蒋介石在重庆，也不可能不知道云南的气象啊。
再问，还是“滇西没有下雨”。
那，就只好按照没有下雨来打了。
其实蒋介石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曾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蒋始终对日本军队顽强的战斗作风十分欣赏。日俄战争前夕，日军为了习惯苏俄的气候地理环境，进行实战演习。第5联队一个中队在八甲田山实施演习，其间风雪大作，但日军指挥官不为所动，命令部下雪中大行军。结果210名日军有199名冻死，11名终生冻伤，却无一人逃亡。这种惨烈的结果，反而让蒋介石十分感慨，因此，他在组建军队时，也万分希望建成这样一支令行禁止、不计生死的部队。
“滇西没有下雨”的意思，就是要表达他这种哪怕下刀子也要执行命令的思维方式。他认为顽强的部队不应该畏惧下雨。
中国军人是够顽强了，所以在那样恶劣的天气下，依然打下了松山和腾越。然而，大雨造成的问题，并不能因为顽强而改变，重炮和给养、药品送不上前线，造成了前线部队大量人员损失。
勇敢是对军人的要求，但并不是可以莽撞地不去研究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道理，不知道一生留军人头的蒋介石大元帅是不是明白。
其实，他也许是明白的。但是否出兵，是政治问题；下不下雨，是技术问题。在中国的很多时代，政治问题永远压倒技术问题。
八莫战斗中的中国机枪手
不要说中国人，美国人也一样，史迪威也是在雨季部署对密支那的疯狂攻击。目的，还不是为了拿下这座城市，增加自己的发言权？
所幸，驻印军所处的位置使政治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尚有限度，还有一位不断和孙立人大吵大闹，却对中国士兵关怀备至的史迪威在上面罩着，多少能够按照军事的规律做事。因此，在密支那苦战之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开始在当地进行难得的休整，等待物资补给和装甲部队跟上，以便进行下一次战役。实际上，驻印军在此前的战斗中的确损失很大，从1943年11月胡康河谷作战开始，驻印军的伤亡总数已经攀升到14000名，也的确需要一个休整和喘息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出现了中国远征军在密支那是用装甲部队与日军作战的内容。根据当时的作战记录，可以发现远征军的装甲部队当时无法通过雨季泛滥的溪谷进入密支那战场，因此这次战役，主要是依靠步兵打下来的，与装甲部队关系不大。但是，当时中央社等中文媒体，的确发出过远征军装甲部队数十辆战车在密支那作战的消息，乃至战场报道。这大概是谣言之始，或许，也是宣传部门的欺敌之计罢。
在休整过程中，远征军并没有闲着。1944年8月，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休整扩编，成立两个军。其主要序列如下：
新一军番号不变，老军长郑洞国专任驻印军副总指挥，新军长为孙立人中将，副军长贾幼慧少将，下辖新30师和新38师。新30师师长唐守治少将，副师长文小山少将，参谋长吴行中少将，下辖杨毅上校之88团、曾琦上校之89团、项殿元上校之90团；新38师师长李鸿少将，副师长陈鸣人少将，参谋长何钧衡少将，下辖梁砥柱上校之112团、赵狄上校之113团、王东篱上校之114团。
新一军在密支那休整后的照片，图中又是一名少年战士。
增加新六军番号，军长廖耀湘少将，下辖第14师、第50师和新22师；第14师师长龙天武少将，参谋长张羽仙上校，下辖王启瑞上校之40团、萧豪上校之41团、许颖上校之42团；50师师长潘裕昆少将，副师长杨温少将，参谋长段麓荪上校，下辖王大中上校之148团、罗锡畴上校之149团、谭云生上校之150团；新22师师长李涛少将，参谋长刘建章上校，下辖熊杰上校之64团、傅宗良上校之65团、陈赝华上校之66团。
扩建后，新38师和新22师的105毫米榴弹炮团分别调两军军部直属，成为军属炮兵。驻印军除了新一军和新六军，也辖有若干直属部队，计划成立的七个坦克营已列编两个，第三个正在训练中。此外，还有重迫击炮第11团，装备105毫米榴弹炮的炮4团、炮5团及装备155毫米重炮的炮12团；装备400辆汽车的辎汽6团和装备数百匹骡马的骡马运输团；工兵10团、12团……至此，从印度方向发起攻击的远征军驻印军序列基本确定。
接任新38师师长的李鸿
从密支那出征——新30师师长唐守治和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雨季过后再次出击，孙立人（左）在前线指挥战斗。
战斗在胡康河谷的新38师炮兵和他们的105毫米榴弹炮
中国军队在密支那休整约两个月，渐渐兵强马壮，于是，1944年10月，驻印军各部向东前进，向日寇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兵锋直指中缅边境。一路上过关斩将，所向披靡。用缴获的日军文件上的一句话来说：“支那军归国心切，锐不可当。”
密支那休整后，远征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日军在中缅边境构筑的要塞城市——八莫。10月，新一军、新六军分左右两路，在装甲部队的掩护下向八莫发动进攻，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为其提供空中掩护。实际此时日军在缅北的空中力量已经基本溃灭，双方甚少空战，美军的飞机更多时候是被用来进行地面支持。这也是驻印军所有主力第一次齐心协力发起对一座城市的攻击。
在进攻八莫之前，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的进军路线基本是从西向东，攻占密支那后，从地图上看，离中国边境已经近在咫尺。但是，此后中国军队的进攻路线却急转直下，变为从北向南。
八莫，人口约为密支那的一半，多为傣族、缅族和华侨，是缅甸北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它位于伊洛瓦底江上游东岸及其支流太平江汇口附近。在中缅公路通车以前，八莫一直是中缅两国陆路交通和贸易的枢纽之一，向东可到我国云南的腾越，南通我国的畹町，自古为滇缅间的大道；也是伊洛瓦底江向北航运的终点，水路南通曼德勒，北抵密支那、孟拱、加迈；公路北经密支那可达云南的片马。
日军在缅北作战中使用的车辆不无新奇之物，这是驻印军在密支那—八莫之间俘虏的日军森林砍伐车。
说来这一点还很值得推究。片马是我国滇西重镇，但为群山所阻，在过去与云南其他地区处于隔绝状态，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大路交通只有绕行密支那和八莫。正是这种奇特的地理位置，引发了英国殖民者的垂涎，在控制缅甸后曾多次派兵派员试图夺取片马。对此我国历届政府寸步不让，与英方多次发生摩擦。抗日战争期间，英军在缅甸一触即溃，但远征军反击缅北时，大英帝国却仿佛忽然想起片马这块地方来，又曾空降人员接触当地地方势力和武装，试图加以控制。
不料，由潘德辉指挥的远征军所属侦查部队（在日军史料中称为“云南谋略部队”）和少数民族游击队，也在利用片马的小路试图翻越高山与国内取得联系。两者相逢，并无盟军之间的友好，反而发生冲突。中国远征军人员最初缺乏警惕，曾遭到袭击，发生很大损失。发现对方不是来抗日的友军，而是试图在战后控制我领土，潘德辉率部将当地英国军官参与的地方武装打得落花流水，甚至为立威诛杀其獠长。这样的举动使英方认识到对片马鞭长莫及，暂时收手，我国对片马的主权得以保全。不过潘德辉也因此被孙立人军长责怪为“嗜杀”，被关了禁闭。片马自古奉从中国文化，属于中国领土史有明文，但看来仅仅有文化还是不够的，保卫自家领土，枪炮有着同样有时甚至更加重要的意义。
从几十年后潘德辉多次洋洋自得地宣传自己被关禁闭的前因后果来看，这个作风狠辣，大有特种部队指挥官风格的老军官，对自己年轻时候做的事情，全无一点后悔之意。
八莫也是自古以来中缅边境的军事重镇，历史上，八莫至少经历过两次大的战争。1057年，蒲甘（缅甸古称）王阿努律陀北侵，其军队首先夺取八莫，而后直捣现在位于中国云南的大理，之后两国和解；1277年，元军攻占大理之后，曾出兵八莫进攻浦甘，却因为气候不能适应，军中瘟疫流行而不得不退军。
远征军作战中发现的明代远征缅甸记功碑
按照中国方面的记载和当地传说，所谓“八莫”，其实是汉语“不毛”的意思，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指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个传说颇有点儿历史渊源，因为八莫在三国时代属益州永昌郡管辖。诸葛亮平定南方叛乱的时候，益州四郡有三郡皆叛，叛军合攻不肯叛变的永昌太守王伉。诸葛亮救援永昌，平定南方，曾嘉奖王伉、吕凯等永昌官吏。从地理来看，诸葛亮到过八莫周围也未可知。不管这个传说真假，当地人颇以诸葛亮曾到此地引为自豪。远征军部队打到八莫，也曾发现明代驻军“威远营”的石碑，可见古代中国曾在八莫地区行使过管辖权，并留下长期影响。
然而，到了1944年10月，八莫周围却出现了许多当地人多少辈子没见过的日本人。这些挎着军刀，拿着刺刀的兵矮壮而蛮横，傲慢凶恶。而且，还开来不少铁皮罐头一样的战车，显然，这是一支不太一般的日军部队。
当驻印军部队开始向八莫进军时，滇西战场上的日军正在节节败退。尽管此处集中了日军第2师团、第18师团、第49师团、第56师团等一大串番号的部队，但是他们不是刚刚在龙陵前线被打得溃不成军，就是经过长途跋涉勉强从驻印军手中逃脱性命。惊魂未定的日军带着大量伤员，饥疲沮丧，缺乏给养，再无当初威逼怒江的凶狠。此时，从桂林方向进攻中国的日军部队，也表示不可能继续向云南前进，呼应缅北日军。那位在龙陵亲自督战依然败下阵来的辻参谋，后来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当时在滇西前线的日军部队，仅有一万余人还有战斗力，但云南方面的远征军部队足有将近20万人，双方兵力对比达到了惊人的15：1。对了，这位神通广大的辻参谋所写著作，名字就叫《十五对一》。
1943年3月访问日本的缅甸傀儡政权领袖，右为昂山将军。
尽管战争的天平已经无可选择地沉向了中国一方，但是日军困兽犹斗。本多政材将军把军司令部设在芒友，严令各部在云南远征军出滇之路上步步设防，节节抵抗；同时拼命向缅甸总军司令部“请求作战指导”，这也是日军中变相求援的意思。实际上，本多和辻等日军上层，明知密支那和松山先后失守后，缅北日军局势已经绝望，但对整个缅甸战局仍存有一丝期待。这一丝期待主要放在缅甸南方日军能够抽出力量北上支援，重振缅北战局上。日军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缅甸的军事领导人昂山，与日方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部下组成缅甸独立军，曾经在日军入侵缅甸过程中为日军提供帮助。密支那战役时，在缅甸兵力捉襟见肘的日军，正在将昂山的部队改编成缅甸国民军，希望他们能够在日方顾问指导下协助日军作战。因为日军普遍认为英军战斗力不强，所以如果缅甸国民军能够接替日军承担南缅防御，日军便可以集中精锐北上增援，继续贯彻切断中国国际运输线的任务。
当然，日军上层忘记了日本入侵给缅甸带来的灾难，也忽略了日本在缅甸推行的殖民统治，让以追求独立为目标的昂山将军内心怎样的愤恨。
不过，此时的日军，抱有如此幻想，也并不奇怪，日本陆军本来就是由一群战争赌徒组成，无论输成什么样子，都无时无刻不想着翻本。
不要小看日军在缅北仍然控制的这块地域，包括腊戍、芒友、遮方等大小城镇的土地，其面积仍然可以装得下好几个巴勒斯坦。因此日军尚有回旋余地。
进攻八莫日军的中国远征军炮兵第三野炮营部队
然而，驻印军又从背后杀过来了。日军能够指望的，就是一直没有舍得动用，专门留下用于阻击驻印军的日军八莫守备队，他们在城防司令原好三大佐率领下，已经在八莫修了几个月的工事，希望依托这座已经变成了要塞的古城，重现一个袖珍的马德里或者斯大林格勒。
这支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以逸待劳，堪称缅北日军的最后一张王牌，其主力为日本陆军第二搜索联队。密支那危急的时候，日军曾抽调原好三大佐率领的这支部队西进，准备救援密支那，但到达八莫后因日军上层始终犹豫不决，最终没有将其投入密支那战场，而令其在八莫就地固守。按照日军第33军的思路，原好三所部应该将八莫变成一根钉子，死死挡住第33军的背后。
只是，这样用兵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失败的苗头。
在开战之初，日军各级将领大多是“一掷千金”的赌法，无论是珍珠港还是中途岛，打的都是非死即荣的险仗。打到此时，巨大的伤亡和挫败感已经让很多日军将领改变了思路。在冲绳战役打响前，日军犹豫再三，将原来在那霸的第9师团调回九州，准备在那里设立二线防御，结果当冲绳日军试图反击时，兵力捉襟见肘；在八莫，如果日军把原好三大佐的部队用来突袭密支那的围城，或者向龙陵方向冲击，或许都是一招好棋，让他守城，显然是用兵犹疑的表现，是一个明显的败笔。
说让这支部队守城是一个败笔，是因为所谓搜索联队，是日军中一个独特的编制。日军中的搜索联队，堪称今天摩托化步兵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的综合体。
八莫守备部队中，日军搜索第二联队第三中队使用过的九七式轻战车。
1937年以前，日军部队普遍在步兵师团中编制有骑兵联队或骑兵大队，辖二至四个骑兵中队，作为师团的侦察力量和快速突击队。日军对骑兵建设十分用心，在日本国内尚贫弱的时代，即从西方专门进口阿拉伯马改善骑乘马种，以提高其战斗力。这种日军战马被我军称为“东洋马”，因其仪态好，易训练，战场反应灵敏，缴获后往往成为各级指挥官钟爱的坐骑。
从第二搜索联队日军战死士兵身上搜到的照片，图中可见这支部队使用的卡车。
如此精心训练的日军骑兵属于贵族化部队，战斗力强，荣誉感也极强。在华北战场，曾经出现日军骑兵面对八路军骑兵部队时，将钢盔摘下，主动列阵以求一古典的骑兵对杀之场面。但是，随着机甲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入，日军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骑兵部队已经成为战争的鸡肋，在战场火力日益密集的情况下，他们的生存能力越来越令人担忧。例如，前面提到的欲与八路军第129师骑兵团进行对杀肉搏的日军骑兵第4旅团部队，就在八路军骑兵先排枪再冲锋的战术面前被打得落花流水。可是，骑兵代表的高速机动能力，灵活的战场适应性，以及强行突破能力，又令人难以割舍。
于是，1937年，在日军的序列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建制，那就是直属师团的“搜索联队”，这个新的编制代替了原有的骑兵联队或骑兵大队，继承其任务，但更有战斗力。所谓搜索联队，即利用师团原有精锐兵员，将其从骑兵改为乘车步兵，并佐以装甲兵，组建的新式摩托化混成部队。这样的部队，在机甲化进程较慢的日军中堪称异类，他们既拥有较现代化的作战手段，又继承了日军骑兵部队的骄傲，因此往往是一个师团中最有突击力的部队。
日军装甲部队建设缓慢，装备普遍较差，在世界先进装甲强国面前显得弱不禁风。这是日军战败后，在天津向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投降的日军战车队。
第二搜索联队隶属于第2师团，其前身为日本陆军骑兵第二联队，这是一支在日俄战争中唯一可以拼马刀拼赢哥萨克骑兵的日军部队。1940年，这个联队实行改编，最初辖有两个骑兵中队、一个装备九七式和九四式战车的装甲车中队。不久为加强其机动能力，将两个骑兵中队改为摩托化乘车中队，并增加一个装甲车中队。这样，第二搜索联队共计拥有四个中队和一个摩托车通信队，加上联队直属兵员，与第十六搜索联队成为日军中仅有的两个四中队制搜索联队。
第2师团官兵大多出身于日本东北的仙台地区。这些仙台师团的官兵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血战中获得了嗜杀成性的恶名，但也伤亡惨重，只有搜索联队因为留在后方基本没有损失。从瓜达尔卡纳尔战斗中撤出后，第2师团于马尼拉补充兵员，重组建制，第二搜索联队即为其王牌部队。为了加强战斗力，在第2师团调赴缅甸参战前，日军还特意为其补充12辆八九式中型战车，组成一个独立中型战车中队，使第二搜索联队麾下的兵力增加到五个中队。
美国记者雷蒙德·费希尔（Raymond C Fischer）在八莫拍到的日军被俘八九式坦克，原属于日军第二搜索联队特设战车队。
这批八九式战车在八莫战役中的参战情况一直鲜为人知，直到美国记者雷蒙德·费希尔（Raymond C·Fischer）所存八莫战斗老照片在美国网站公布，才证实这批日军中型战车曾在八莫参战并被中国远征军全部歼灭。
这样一支机动性极强，主要由历战老兵组成的突击部队，没有被日军用于突袭作战，却用来守城，本身已经是一个用兵上的失误。这大概也是日军的无奈之举，因为作为缅北作战生力军的第2师团，经过和远征军的几次交战，所属七个联队中的六个都基本被打残，只有第二搜索联队因为作为预备队基本没有参战，还有较强的战斗能力。但无论如何，让一支摩托化部队打防御战，都是大大降低了其使用价值。
更糟糕的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选择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0期毕业生中的高材生——原好三大佐。
既然原好三大佐是高材毕业生，为何还会说“更糟糕”呢？
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章 八莫之二
在太平洋越岛作战中，塔拉瓦守军指挥官柴崎少将曾对战前离开的记者说了这样一段话：“美国人用一百万大兵，花一百年时间也拿不下塔拉瓦。”
虽然事实证明柴崎这段话纯属夸大其词，但塔拉瓦之战的确给美军造成了极重伤亡，很多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那样的血战中幸存下来的老兵，却在这个无名荒岛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以至于直到今天，美国海军仍把一艘万吨两栖攻击舰命名为“塔拉瓦号”，来纪念这场战役。
八莫日军守将原好三，在防卫八莫的时候，未必没有和柴崎一样的雄心壮志。
同样是密集筑垒防守，塔拉瓦守军有四千余人，八莫的守军只有三千余人，数量上略少，但原好三大佐随时可以得到南坎方面的支援。而进攻八莫的中国远征军不可能像塔拉瓦战役的美军那样，用300毫米以上的重炮直接轰击日军阵地——那是大洋海军战舰的专利。特别是八莫战役打响前，由于新一军、新六军在密支那徘徊不前，一个新的消息让日军上下颇为振奋。日军中风传由于大陆战局紧张，国民党政府准备将在缅北战场的远征军驻印军部队空运回国。如果这样一来，八莫方面日军的防御之战岂不唾手可得？
在豫湘桂战役中被打得全线吃紧，元气大伤的国民党政府的确有这个意思，而且后来果然抽调了新六军部分部队空运回国作战，但仍然留下了新六军的第50师，与新一军配合作战。
密支那战役后，新六军包括新22师在内的部分部队空运回国，在国内战场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参加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最后一次大战役——雪峰山会战，这一仗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有三支部队参战，即新六军、第18军、第74军。早已油尽灯枯，连轻度智障都派上前线的日军，实在抵挡不住如此豪华的阵容，一半逃遁，一半被歼。雪峰山战役胜利结束，大陆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终于以一场胜利为八年血战画下一个句号。
在八莫战役时，中印—滇缅公路还没有打通，抽调远征军主力回国显然会影响整个中印缅战场的格局，这肯定不为盟军所接受；而眼看公路和输油管都快要铺进国内，在松山、腾越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中国也亟待收获牺牲的成果，所以，咬着牙也不会这时做出自毁长城的事情。
神通广大的中美工兵部队在修建中印公路
在这种简单的逻辑面前，日军却急于传播和相信“美械支那军即将离开”的谣言，显然军心已经不那么可靠。
10月15日，中国远征军在密支那的部队大举东进，日军的幻想彻底破灭。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攻击作战，进攻部队摆了个分成左、中、右三纵队的奇怪队形。
担任主攻的，是左路孙立人所部中国远征军部队新一军，从密支那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从西北向东南方向攻击前进，目标直指八莫。中路廖耀湘的新6军第50师则向南直插，从八莫以南的南支（Nauchye）、曼那等地直取西堡（Hsipaw，也有翻译成“细胞”、“昔卜”的），从战术上看，似乎是要肃清八莫以南的日军第2师团策应部队，掩护新一军对八莫的攻击。而在这支策应部队的南边，还放了一支莫名其妙的右纵队，这个右纵队不是中国军队，主力是英国陆军第36师。
有廖耀湘的一个军掩护八莫战役的侧翼难道还不够，还要放一个英国师来掩护廖耀湘？
这个从军事角度看有些古怪的阵容不免让人遐想。其实，只要看看地图，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廖耀湘所部攻击的目标西堡，是日军在缅甸中部的军事重镇。当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日军就是出动一个师团，通过丛林穿插，经西堡向北，攻占了远征军的后勤中心腊戍，使整个缅甸战局急转直下的。更重要的是，西堡的路标上清楚标明，此处到缅甸古都曼德勒只有124英里。战史专家晏伟权先生去缅甸考察的时候，尽管道路情况很糟糕，但租一辆日本轿车，上午从曼德勒出发，下午就可以到达西堡。
中国远征军在八莫一带的进攻路线图
远征军老照片。前排左一就是同时享有两个绰号“湖南骡子”和“中国虎”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
实战中第50师倒没有独立完成任务，但在攻克八莫的新38师配合下，两支如狼似虎的中国远征军交错前进，不但在1945年3月24日拿下了西堡，而且继续向南挺进，前锋部队第50师一直打到曼德勒郊外，攻占了号称“曼德勒门户”的乔美镇（Kyaukme）和南燕镇（Namyeng）。这时，已经被中国远征军打怕了的日军纷纷向南或向东溃败，很多通过边界进入泰国境内，如果打疯了的中国人加一把力，曼德勒已在囊中。
当年，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廖耀湘率部以滚筒式撤退一举成名的斯瓦逐次抵抗作战，就发生在曼德勒的南面。当年那一仗打得不错，却是败退中的战斗，随后的野人山大撤退令人痛心疾首，战功赫赫的新22师只有不到3000人走出丛林。可以想象，睚眦必报的湖南人廖耀湘多想在曼德勒一报前仇！
但是，政治却不允许他向南踏出一步了。在他南翼的那个英军第36师，与其说是打日本人的，不如说是防中国人的。
远征军老兵回忆，尽管南面应该有英国人掩护，但攻克西堡以后，中国兵睡到半夜却发现日军越过英军战线来袭，六辆日军坦克差点儿端了远征军第149团的团部，连团长罗锡畴也受了重伤。关于罗团长负伤的经过，原第50师译员王瑞福回忆，当晚，他与罗锡畴团长在一幢破旧民房里住宿，两人并排睡在地铺上，已经睡熟。半夜突然枪声大作，睁眼一看，只见曳光弹乱飞，罗团长坐起身准备外出查看，尚未离开地铺，一颗流弹飞来正中罗团长后脑。经及时送院抢救，罗团长才保住性命。这一战幸而部队警惕性高、装备好，激战之后，日军战车不是被击毁就是落荒而逃，总算没有让它占到便宜。
中国远征军新22师部队，就是他们克复了西堡。
英国大兵们那边在干什么，就只有天知道了。
添乱的英国人还有一大问题，就是很多英国兵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见到远征军部队时常误以为是日本人而发生误会。远征军官兵为此十分头疼，但很快想出了办法——当他们与英军相遇，会说“顶好”两个字作为暗语——这是英美军人到中国学习的最初级汉语，但日本人显然没见过这本教材。
1945年的缅甸，在国际政治地图上，仍然是英国人的缅甸。
大英帝国绝对无法接受中国继续在这个胞波之国取得辉煌的战功。缅甸在历史上就曾经是中国的属国，如果中国在这里扩大影响，会引发缅甸人与英国无可避免的离心，使帝国在这里的殖民事业于日军打击后经受第二次的失败。
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时候，英国人的如意算盘就是让中国人掩护其撤退，但绝不让中国人打赢。因为如果日本人打了胜仗，就算现在逃到印度，只要盟国赢了整场战争，缅甸一定还会被归还给英国。如果中国人打了胜仗，那缅甸属于谁，可就不好说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绅士们算是把这个原则贯彻到了极致。
远征军在缅甸西堡建立的烈士墓地，这里是远征军归国作战中在缅甸打得最靠南的地点之一。
只是英国人没有想到，在战后世界性民族独立运动的风云中，大英帝国不但失去了缅甸，连“女王王冠上最亮的明珠”——印度，也没能保住。殖民主义在20世纪已经逐渐日薄西山。
无论如何，在1945年，英国人是无法容忍中国军队在曼德勒举行一场入城式的。这条底线，蒋委员长和美国人，也并不想去触碰。于是，政治决定了军事，远征军在攻占西堡后不久，即将其城防交给了英国人。
尽管西堡周围的战斗因此有一点失色，但仍是远征军作战中非常值得纪念的一战。
说西堡战斗值得纪念，至少有三条理由。第一条理由，西堡之战参战日军的番号极为庞杂，都列出来长得可以当一封信。根据战史记录，西堡之战，日军共集中了包括第29、第56、第113、第146、第148五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还有23个其他单位的部队。要是齐装满员，这批日军可以达到三万名，而中国军队一个第50师就敢单独对这里发起强攻。
实际这些日军部队都是惊弓之鸟，他们有的曾被远征军歼灭过，有的经过多次补充，战斗力极差。两军交锋仅仅三个小时，日军残部就弃城逃走，我方统计毙伤日军约1600名。
想一想，日军在抗战中通常按照一个联队顶中国军队一个军来计算，攻的和守的多少都会有点儿感到吃惊。
西堡日军其实并非全无还手之力。第50师特务连在进攻西堡时，承担沿公路左侧，直接对市区进攻的任务。攻击开始后，连长曹卓琨到第一线指挥，路上被敌人发现，军官打扮的曹卓琨立即遭到日军狙击手的重点“照顾”。尽管曹反应迅速，未被击中，但其身边的连队司号员周勇却中弹阵亡。曹在回忆录中写道：“战后清点人员，特务连伤亡二十多人。最使我悲痛的是，我失去一位贴身号兵周勇，他当年不到20岁，对我十分忠诚。原想随我到最前线吹奏冲锋号以助军威，未料过早死去。敌人善于狙击指挥官，狙击手发现了我，是向我射击的，不料号兵替我死去。每当念及此事，心中感到十分难过。”
远征军老兵曹卓琨
不到20岁的周勇，大概就是日军所说作战“悍不畏死”的中国少年兵中的一员吧。
西堡日军很快被打垮，主要原因是第50师突击过于犀利。在正面进攻遭到敌军在南渡河组织的河防阵地顽强抵抗时，潘毓昆师长看出日军兵力不足，不可能在漫长的战线上处处设防的弱点，派出一支部队从日军防御空隙中迂回攻击，偷渡南渡江，仅用了六天的时间就到达西堡外围，突然袭击了在无名高地据守，负责掩护市区的日军第146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敌中队长中村大尉阵亡，部队溃散。
这一仗，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扫清了西堡外围据点，第二天开始攻城。这种突如其来的强攻给了日军极大的震撼，番号庞杂的守军来不及协调就被击溃。
这也表明打到缅北战役后期，中国远征军对日军的作战特点已经十分清楚，不可一世的日军在同样重视谋略的中国军队面前，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威风。
第二条理由，在四川成都建川博物馆，至今保留的一条日军战车履带，就是西堡之战的战利品。
保留至今的日军装甲车履带，1990年代发现于缅甸。
西堡之战中，日军依托制高点355高地，出动了以九七式装甲车为主力的战车部队，掩护步兵反击中国军队的进攻。结果，遭到第50师师长潘毓昆少将亲自指挥的火箭炮部队迎头痛击，遭到全歼。战斗中有七辆日军战车成为中国远征军的战利品。
不过，看惯了33吨重的M-4谢尔曼战车，中国远征军的官兵对仅有三吨重的日军铁皮战车兴趣缺缺，竟将其丢在缅甸当地数十年，完全忘却。当地华侨李生勇先生回忆战后还曾经在被遗弃的日本战车上玩耍，这些战车后来可能被当地人拆卸作为废铁卖掉。在这位华侨的指点和帮助下，晏伟权先生从西堡观音寺找到了一截日军战车的履带，后经多位相关人士的努力送回国内，在建川博物馆展出。
远征军官兵乘车通过简易公路桥开往前线——这种叫做贝雷桥的东西可能是英国人少见的优秀发明
这也是远征军和日军战车部队在缅甸作战迄今留下的唯一物证。
根据当时留下的照片判断，日军这支装甲部队使用的九七式装甲车大多装有身管较长的战车炮。这与战争初期日军八九式坦克装备的短管战车炮颇为不同，具备一定穿甲能力，显然是吸取了和盟军装甲部队作战的教训。不过，这种武器在中国军队装备的M-4、M-3战车面前依然不足道。在欧洲战场上，面对虎式坦克和德国重突击炮，M-4谢尔曼坦克被称作“打火机”，一打就着。但面对日军只有25毫米的战车炮，它却是地地道道的“巨无霸”。
虽然中国的装甲部队在整个抗战历程中，始终没有发展出如同德国闪电战那样的大规模攻击战术，但远征军换装了先进的车辆武器后，日军一直也没有找到对付中国战车的有效办法。
第三条理由，这是中国远征军在第二次入缅作战中，打得最靠南的地方。
远征军入缅作战，历史记载纬度最南的作战也是其第一仗，发生在皮尤河汊，地点已经接近缅甸首都仰光。1942年3月19日，远征军第200师摩托化骑兵团和第598团在此伏击了日军第55师团的摩托化步兵一部，随后双方在皮尤河大桥以北的同古，爆发了长达12天的血战。
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没能走得那样远，只到达了西堡。当中国远征军撤离西堡时，他们没有想到，从此中国军队数十年再没能回到缅甸如此靠南的地方。
但这个纪录，如今应该是被打破了。2010年9月1日，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军舰泊靠缅甸八莫港引发印度焦虑不安”。这里所说的八莫，并非远征军东征路上打下的“八莫城”（Bhamo），而是缅甸南部港口“八莫港”（Burmese）。两艘中国军舰此前曾在本地做过短暂停留。
按照印度媒体的报道，新德里智囊机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的高级专家高希（P.K. Ghosh）认为，“中国军舰在缅甸近海的活动值得密切关注”。他并表示，“这很可能是中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已经拓展到印度洋领域。”
唐朝中叶，大唐西域军统帅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帝国军队会战于坦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败绩。此后不久，就发生了安史之乱。历史学家对于坦逻斯之战，有这样一个评价：“中国人从此离开了中亚西亚，再也没有回来。”
在缅甸之战中，中国人同样离开了近在咫尺的曼德勒，向北方退去。随着此后中国大陆进入内战阶段，当时大约也有人准备写下“中国人从此离开了缅甸，再也没有回来”。然而，几十年后，中国人却轻松地重新出现在了比曼德勒远为靠南的缅甸港口。
这不是一种军事力量的重现，而是中国在世界影响不断扩大的体现。
这种影响，还在不断的扩大之中。
攻占西堡，对中国远征军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行动，为缅北战场中国军队作战的区域划下了一条南限。但中日两军在缅北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次对决，还是要算八莫。
攻占密支那后的远征军兵锋东进，势如破竹，日军大多数据点皆一鼓而下，也是直到八莫，才碰上了一根硬钉子。
如果拿下八莫，东去云南打通中印公路，前方已经是一马平川，南坎、芒友、遮放，皆无险要可守。
蒙哥马利元帅在评价他的北非战争生涯时说：“阿拉曼之前，我们不知胜利；阿拉曼之后，我们不知失败。”
八莫日本守将原好三大佐显然不想让中国人说：“密支那之后，我们不知失败。”
应该说，原好三大佐在八莫的城防上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
从密支那到八莫345华里，攻打八莫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沿伊洛瓦底江东岸南下，从东侧切断八莫与南坎方面日军的联络，然后攻城；另一条是小路，沿江西岸南下，到达八莫对岸的江村，然后渡江攻城。
历史上，从印缅发动的多次对八莫的进攻都是从西侧而来，因为八莫以西的江面宽阔，水流缓慢，笨重的攻城装备比较容易从这里渡过伊洛瓦底江。然而，原好三却在城东果断地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显然对后方并不放心。
这一招果然有过人之处。远征军对八莫的进攻，正是从东方而来。
早在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候，新38师第113团的部队就曾到过八莫，因此熟悉当地情况。他们也明白伊洛瓦底江上游波涛汹涌，难于徒涉。但当年的天险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面前几乎是不成立的——密支那的中美工兵不分昼夜工作，赶修了一座横跨伊洛瓦底江的大浮桥，把密支那通八莫的公路连接起来。
10月15日，孙立人指挥新一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新38师为第一线兵团，新30师为第二线兵团，直扑八莫。
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远征军，原好三大佐在八莫摆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乌龟阵”。从战后的结果看，这可不是什么好的阵法。所谓“乌龟阵”，指的是日军防御部署完全是防卫态势，对反攻不作考虑。原好三这位陆军士官学校30期的高材生，手中有三个中队的战车部队，实战中也有挥军控制柬埔寨王宫的战斗经验，却似乎是个地地道道的装甲战术盲。他竟然把坦克埋在阵地中充当支撑点，来与中国远征军对抗。
大概，原好三大佐对“铜墙铁壁”、“金城汤池”这样的防守态势特别钟情吧。
但是，战车没有了机动能力，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活棺材”、“乌龟壳”，特别是日军的战车装甲薄、吨位小，成为固定目标后，简直就是中国军队优势炮火的最好靶子。打八莫的过程中，中国远征军的部队除了给被俘日军的坦克拍过几张照片以外，几乎不记得这支敌军发挥过什么作用。
几十年后，有另一位将军效仿过原好三的战法，同样把坦克埋在地里当碉堡用，结果虽有百万大军，却在一百个小时内被打得全军崩溃。这个将军就是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1989年的科威特战争，规模可比八莫之战大多了。
可见，不吸取教训，在战争中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八莫日军的城防，从最初布局就是个“被歼灭的样子”，但真要歼灭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到具体的布防，当时的日本陆军还是有一套办法的。
原好三大佐把部队分三线部署：第一线放在伊洛瓦底江支流太平江沿线，组成江防阵地；第二线部署在莫马克的飞机场周围；第三线则是城廓防卫阵地。他计划以逐次抵抗的方式，迟滞中国军队的进攻，为日军部队“恢复元气”腾出时间。
三线阵地中，设防最为严密的，自然是市区城防工事。八莫市区南北皆有沼泽地，迫使进攻一方只能从狭窄的通道对市区进行攻击。
八莫古城，范围并不大，宽约3000码，纵长5000码，原好三把三分之二的部队，约2500人驻防于此，早在密支那战役刚开始时就大修工事，已达半年之久。这段时间，日军专心致志地做防御部署，把八莫城彻底变成了一座要塞。
据远征军留下的报告称，“为了构筑秘密工事，半年前敌人就禁止民众进入市区，许多掩蔽部都是十四五层合抱不着的大树，夹杂着钢骨泥土建筑起来，一座座的像是地下堡垒，150毫米的重弹打在上面，若无其事；五百磅的炸弹直接命中，也不能把它全部炸毁。核心阵地前一百码，挖了五码宽、三码深的壕沟，防止我军战车攻击，壕底用机关枪交叉火网封锁，步兵接近非常困难，一切都是做死守的准备。”
有死守的工事，部队也比较有战斗力，原好三大佐是有信心和孙立人在这里掰掰腕子的。他甚至派出人员，在附近的山间道路拦截各处败退下来的日军残兵，不论番号，编制成作战部队，以加强对八莫的防御。
不过，这种做法收效不大。究其原因，从原日军第18师团老兵野崎间人的日记或可见一斑。
到了1944年10月底，野崎所在的第56联队第三大队已经被打垮后重建几次，他们原担任在铁龙卡（中文也作“典龙卡巴”）防守当地太平江上的铁索桥，防止中国远征军偷渡的任务。这里海拔超过6000英尺，空气稀薄，道路崎岖。日军认为中国军队从这里偷袭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才派已经疲惫不堪、元气大伤的第56联队残部防守此地。不料，新38师最拿手的就是迂回袭击。与新平洋作战中左右试探、略带盲目的情况不同，此时的孙立人对迂回作战早已得心应手，因此，进攻八莫的战斗一打响，即命令部队抢占铁龙卡，指挥攻击的正是此前因西通截路而赫赫有名的第112团团长陈鸣人。
孙立人做出这个决断，可能与他的国学渊源深厚有关。所谓铁龙卡，有一个中文名字“铁壁关”，正是清代乾隆年间大将傅恒平缅甸叛军时所走的要道。
此时，野崎所在的部队尚未就位。日军军官还准备组织反击夺回铁索桥，但甫一交锋，中队长就被中国军队准确的迫击炮击毙，于是野崎等人员只得落荒而走。
野崎的日记，记录的就是他们此后逃窜中的经历。
年轻时的孙立人与父亲合影。他从父亲那里所得到的国学功底，可能是他选择攻击铁壁关的原因之一。
第二十三章 八莫之三
在写作这部作品的中间，笔者意外得到了一件礼物。一位曾在笔者所在公司工作过的美国友人，告知可以为中国的战争研究者提供一批录像，主要是美国国防部的解密档案。
当时，他提到的内容主要是朝鲜战争。这里面，涉及志愿军抗美援朝的部分吸引了笔者。因此，笔者表示感谢，并请他将这批录像寄送过来。
录像寄到的时候恰好是圣诞节。寄来的邮包毫不起眼，并没有一点圣诞节的感觉。不料，拿到的时候，却发现收到的资料比预期的要多。
打开看，发现多的部分，是一些美国官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拍摄的录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主题竟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
仅仅一瞥，已经令人十分惊异。
中国炮兵奋力拉开炮闩，向日军阵地倾泻出一发又一发炮弹。
中国的六吨半战车在广西的山路上滚滚前进。
中国的纤夫喊着号子，拉拽着装满军用物资的小船在江边艰难行进。
中国伞兵部队在湖南向日军腹地发起反击。
……
来不及看完所有的内容，也不知道这批录像到底在国内是否已经公开过，但那份民族的感召，令作者感到，这或许是最好的圣诞礼物了。
其中，一部分录像的内容，介绍的正是攻打八莫的战斗，甚至还有中国步兵潜伏进日军阵地前线，引爆炸药摧毁其据点的整个过程。
但这只是偶然的事情，真正的战斗，是炮兵进行的。中国炮兵用美国工兵运送来的炮弹，密集轰击八莫日军阵地，成为战斗的主力。我军当时曾调用大量多种火炮联合进攻，使用的有七五山炮、八二重迫击炮、一〇五和一五五两种榴弹炮。
从地图上看，八莫城背靠伊洛瓦底江，面向东方，而这座城的东方，就是中国军队回国的道路。假如不打下八莫，日军守军可随时威胁远征军的后背。
当时，辻政信认为缅北滇西战场的中日军队，比例能够达到15：1。但日军以其在八莫的兵力，这种威胁，其实只是理论上的。
然而，中国远征军方面还是决定非打下八莫不可。
原因有二：第一，远征军在取得军事装备现代化的同时，也学会了美军的“臭毛病”——在地面推进时，绝不留敌人的坚固据点在身后。这个原则直到海湾战争，“沙漠军刀”行动的时候，美军开始使用以直升机敌后机降为主要战术的“蛙跳”作战，才有所改进；第二，日军在八莫掌握有一支机动性很强的机械化部队，包括多数战车，令远征军上下深感忧虑。
远征军中年仅十岁的小战士——从密支那向八莫进军
这倒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尽管装备了相当多的装甲车辆，但原好三大佐大摆乌龟阵，并没有把战车派出来在外围和中国军队交战。这也一度让中国方面比较疑惑，他们曾经多次派出飞机对八莫日军进行侦查，却一无所获。似乎，日军是把坦克作为神秘的预备队，藏在了这座满布佛寺的小城之中。要到打下八莫，中国军队才明白其踪迹何在。
不过，要打八莫，首先要打开其外围。因此，攻克铁壁关后，中国远征军挥师向八莫进军。10月29日，新38师抵达八莫北部天然屏障太平江，和日军第一道防线交火。
和铁壁关守敌一样，这里的日军属于八莫守军中的游什部队，在前面的战斗中消耗甚大，在兵力、火力上与中国远征军相差甚远。
在太平江北岸“三角山阵地”与中国军队作战的第18师团55联队第二大队补充兵中队中队长吉田秀男中尉，是少数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日军军官之一。从“怒涛”般进攻的中国军队面前逃出的吉田中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装备焕然一新的美械重庆军在炮击之后陷入沉寂，幸存的日本兵匆忙爬出阵地，远远地，在硝烟中隐约看到他们在阵地前的河谷中进出，似乎有军官在喊‘keiga’（日语‘负伤’的意思。——笔者注），接着听到越来越响亮的回音，‘keiga！’‘keiga！’，而后他们开始向我们射击，并疯狂地跳进我们的阵地来。”
美械装备的中国远征军和纯粹的美军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每人一口缅刀，穿插时用于开路，一旦开始战斗又可以用来肉搏。
在白刃战之后，负伤的吉田中尉和仅有的几名部下踏水而逃。顾不上反省自己的奔逃是否符合武士道精神，吉田几十年后仍然余悸未消地质疑“中国人为何大喊‘负伤’呢？”
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当然可以有这样的质疑，而中国人只要读一读那两个字的发音，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keiga，正是中国南方一些地方“回家”的读音。
打过八莫就到了家的门前，日军防卫厅战史称，中国军队开始八莫会战，意味着打开中印交通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99％。
苦走野人山，喋血胡康谷，吃了这么多的苦，忍受着离别父母亲人的煎熬，这些最纯朴的中国士兵知道，云南的山山水水，中国的山山水水，已经就在眼前。
难怪，在响彻云霄的“回家”的吼声中，中国兵的战斗力发挥到了极致。
攻占北岸之后，远征军一部沿太平江向下游搜索追击退却日军；另一部遵照到现场考察指挥的孙军长命令，向上游从古中缅驿道处过江南下，开始迂回日军后方。
遭到预期以上打击的日本第一线守军，惊异地发现中国军队作战凶猛，炮兵火力炽烈，而且通过迂回把战线拉得很长。考虑到自己兵力不足，江南岸日军没有再做顽强抵抗即开始退却，只是这场退却由于中国军队的迅猛追击而变成了溃败，没有多少日军能够逃回八莫。远征军迅速突破日军第一道防线。
突破太平江防线战斗的过程，反映了另一名中国将领的作战风格。此人就是新任新38师师长李鸿。和廖耀湘一样，李鸿也是一个“湖南骡子”，同时，他也是国民党抗日将领中读警校出身的将军之一。他1904年出生于湖南岳阳，据说其先祖乃唐代名将李泌。1925年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却没有去当警察，而是继续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工兵科学习，后成为孙立人最得意的部将之一。推测他在中央军校教导团期间结识了孙立人，从此李鸿的军事生涯深深地打上了孙的烙印，被视为孙的铁杆嫡系。用“荣也因孙立人，辱也因孙立人”形容颇为贴切。
1932年，随孙立人参加过“一·二八”抗战后，李鸿得到孙的推荐，调任税警总团第4团第二营担任连长，后到江西参加过对红军作战，也参加过“西安事变”时对东北军的作战准备。
1937年淞沪抗战打响，李鸿随税警总团参加战斗。激战中，孙立人被敌军炮弹击伤，负伤13处，是李鸿命令一个机枪连长将孙背回抢救的。
入缅作战时，李鸿担任新38师第114团团长，随孙立人转战缅北，率军退入印度。退入印度后第114团最先进驻，整理修建改造英军在兰姆伽留下的营区，后来有人将李鸿誉为“兰姆伽训练营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大反攻开始后，他率部攻入缅甸，先后参加了新平洋、胡康、密支那等战斗。在攻占密支那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扩编，李鸿接替孙立人担任了新38师师长。
孙立人（左二），李鸿（右一）等到医院查看伤员的治疗情况。
说到李鸿，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一个“孙立人活埋日本战俘”的传说。
作家李骜在《孙立人研究》一书的前言中提到，在远征军作战的过程中，有一个“孙立人活埋日本战俘”的传说。网上有对这段传说的描述：“1942年10月24日，新编第38师第112团开始攻击前进，29日即占领新平洋。当被俘的日军被带到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
“结果，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活埋1200名倭寇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中比较大的杀降事件，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美国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这将使日军此后更加顽强的抵抗。然而，其结果却是倭寇一旦闻得新一军的威名，皆望风逃窜。1945年春，新一军兵不血刃占领仰光，缅甸全境光复！孙立人将军名震全球，成为二战中与张自忠将军齐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将领。”
这段描述漏洞百出，比如新一军并未收复仰光。这座缅甸的首都属于下缅甸，按照作战序列属于英军的作战区域。而现存的影像资料也记录了大量远征军在缅甸俘虏的日军战俘，显然并没有被活埋。此外，在当地俘虏的日军也没有1200名之多。这些都说明这段描述的不靠谱……
大规模杀俘在远征军作战中看来属于谣传，毫无历史根据。但是，新38师、新22师官兵很多都曾经打过淞沪抗战，对日军恨之入骨，也很清楚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因此个别曾经到过中国的日军老兵被活埋，却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熟识的一位记者提到，当他向远征军老兵谈起“孙立人活埋日本战俘”的传说时，对方先是大摇其头，表示从未听说孙立人下过这样的命令。不过，活埋日军战俘的事情嘛……“李鸿干过！”
语出惊人，但因为事涉严重，这位老兵此后不肯再多说，我那位记者朋友虽然百般追问，也不曾得到确切的回答。
这虽然查无实据，却很像李鸿的风格。
不过，抗战结束之后，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将军后来的命运坎坷，却也是远征军将领们的一个典型。
新一军自缅甸回国后，蒋介石任命李鸿为新编第7军军长，后该部队在长春弹尽援绝，在友邻部队先后起义的情况下，向解放军投诚。李鸿在此役中没有参与长春起义而被俘虏。成为俘虏后，李鸿选择了仍然追随国民党的道路，解放军方面也未加特别责难，而是将其释放。当时有人认为蒋介石在战败后作风日益辛辣，劝他不要来台湾，更不要继续投效蒋介石，以免受害。但他坚决要追随孙立人，听说孙在台湾，便冒险辗转来到台湾。
一开始情况似乎还好，蒋介石在他抵达台湾时，曾在官邸召见，当面对他颇多嘉许，并一度允诺要派他担任即将成立的成功军军长，或陆军官校校长，重新进入军界。不料事隔不到一年，李鸿就被逮捕并被施以酷刑逼供。
和李鸿同时被捕的，还有陈鸣人等八位新38师远征缅甸作战有功的高级军官。特务抓了他们后，经过漫长的四年时间，不杀、不放、不审、也不判，直到1955年，“孙立人兵变”事件后才把这批人移送军法机关进行侦查；接着又拖了18年，到1968年才侦查终结，以叛乱罪嫌提起公诉。他们的罪名是在长春贪生怕死，放弃部队，而且台湾的军事检察官还指控他们在被释放后，与投共将领秘密联络，并接受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指示来台，“争取国军高级将领孙立人及掌握兵力，以备策应匪军犯台”。最终李鸿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减刑为有期徒刑25年。
后来有人推测，所谓怀疑他们是“共谍”倒是次要的，剪除孙立人的羽翼，避免其拥兵自重，对蒋经国的“继位”形成威胁，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尽管他们在战场上曾为国民党政权做过很多贡献，但却在内部斗争中稀里糊涂地成了叛逆的嫌疑。李鸿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审判结果，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他获得释放，台湾当局才发给他判决书，他才了解自己被判刑的罪名是“阴谋颠覆，策反孙立人将军”。李鸿的夫人马贞一也同案被捕，坐牢达七年之久。李鸿夫妇在狱中生有一子，名为李狱生。
李鸿出狱后贫病交迫，一代抗日名将在1988年病逝。李鸿死后似乎才忽然引发社会重视，各界致赠的挽联甚多，其中，孙立人的挽联最受瞩目，他的挽联这样写道：“六十年亲似兄弟，喜训善战。本望长才大展，精练雄师。奈竖子预定阴谋，削我股肱，构陷诏狱”；“常胜军纵横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将平庸，牺牲劲旅。愿总统未遭蒙蔽，还君清白，洗尽沉冤。”
所谓“竖子预定阴谋”，背后指的是谁，昭然若揭。不过，“愿总统未遭蒙蔽”，就等同于明代大臣们给木讷天子的奏章中“愿君为尧舜”的无聊话了。
李鸿的作战风格凶悍快捷，只是由于长期在孙立人麾下，其作战能力被孙立人的光芒所遮掩。这次八莫战役，是他得以大展拳脚的一个极好空间。
攻占八莫之后，那里的两条路被分别命名为“孙立人路”和“李鸿路”。这两个名字，和“史迪威公路”并为抗战史话中西南战场不朽的传奇。
不过，在突破太平江的战斗中，我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所以，在攻打日军莫马克守军的时候，远征军多少对战术进行了调整。
第113、第114团分路渡江后，朝西南方向迂回，直取莫马克。11月10日，日军在莫马克机场被包围，不断遭到蚕食，中国军队耐心地用火炮摧毁日军工事，将日军赶出来后加以歼灭，显然准备通过这种渐进的打法使日军损失殆尽。通过松山和腾越等地的战斗，中国方面总结的经验是，对付日军攻占阵地是次要的，而消灭其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只要有日本兵活着，就会抵抗到底，使战斗被拖延下去。
然而，这场战斗中日军却没有那么顽强。
以日军第2师团野炮兵联队第二大队补充队第二中队为例，这支部队被派到莫马克机场协助防御。第2师团兵员来自仙台，这个鲁迅先生曾经就读的城市，也同时盛产嗜杀成性的日本士兵。这个野炮联队的第二大队在八莫协助原好三部守城，其第一大队曾被配属给第18师团参加胡康河谷的战斗，结果在远征军的痛击下全军覆没，所有火炮都被摧毁和缴获。这有力的一击打断了仙台炮兵的脊梁骨，使他们在此后的战斗中远不如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那样顽强。第二中队据守机场，激战四天，先后有45人阵亡，其他人大半带伤。阵地日益缩小，渐渐趋于绝境。
此时日军并未坚持“玉碎”，而是丢弃了火炮向外突围。由于中国军队已经合围该处，残余日军炮兵和步兵一起发起白刃战，才终于仓皇逃出。在美国国防部保存的中国远征军录像中，可以看到中国士兵摆弄缴获日军火炮的镜头，大约就是此时拍摄的。
八莫莫马克机场的监视塔
战斗五天后，莫马克基本落入中国军队之手，只有少数残存日军仍依托残存工事在当地顽抗，已经不能阻止中国军队使用莫马克机场补充物资，支持此后的战斗。
在八莫机场缴获的两架日军飞机
11月14日，中国远征军留下第114团一部兵力处理莫马克残局，其他部队继续前进。第113团一个营当天抵达八莫东南郊，碰撞日军设防阵地，与守敌开始接火。该团另外两个营沿江南岸向八莫郊区挺进。第114团主力也在11月14日从东北方向逼近八莫。两支部队形成包围圈，八莫已如瓮中之鳖。
孙立人和李鸿两位前线指挥官，决心将八莫守敌全歼。为此，他们安排了一个包围圈：第114团从北部和东北部攻城，第113团由南部和东南部发起进攻；第112团从太平江上游渡江后南向迂回，切断八莫至第56师团司令部南坎之间的公路交通。李鸿并抽调一部兵力渡伊洛瓦底江，至八莫对岸、伊洛瓦底江西岸以监控八莫敌军渡江西遁。
11月22日，日军记录从南坎通往八莫的道路被中国军队切断。从位置看，这支中国军队应该是第113团赵荻所部。
不过，这并不能对八莫守敌构成太大的影响。他们早已囤积了可战斗数月的弹药和食品、药品。丢失了外围阵地的日军退守城区，原好三自任城防司令，指挥日军在城廓工事中与远征军鏖战。由于日军工事坚固，准备充分，对八莫的攻坚战显得至为激烈，由战车第一营、第二营带来大量战车参战的中国远征军部队，已经具备用战车突击的实力。但攻城开始，远征军指挥官环绕八莫考察之后，却放弃了突入八莫寻找日军装甲部队主动决一雌雄的念头。原因是日军在八莫市区大量部署路障，并且挖掘了反坦克战壕。同时，八莫市内老树盘根错节，炮击之后，很多粗大的树木被连根拔起，横倒在道路上，成为阻碍坦克在城区行动的天然障碍物。
掌管坦克部队的美军指挥官布朗上校表示，八莫不是一个适合战车行动的城市，所以，他把部队放在了市区外围，作为移动炮台，协助对八莫的攻击。
在八莫的战斗中，孙立人压制住容易冲动的李鸿，坚决阻止任何血勇式的冲锋，严格要求部队按照战术训练的要求，用炮火一一清除日军据点，然后再推进。同时，无论白天夜间，进攻部队必须做好充分的防卫，以免日军反击突破防线。
速度当然会慢一些，但是可以少死很多人。这种极端重视生命的做法，在清末以来的中国军队中十分少见。也许，孙立人将军是想，已经到了家门口，他希望把更多的弟兄们活着带回家。
守，被步步蚕食；攻，根本打不进中国兵的防卫圈。日军虽然使用八九式中型坦克作为固定火力点，但这种装甲巨兽也承受不住炮弹的连续打击，纷纷被毁。这样的打法如同巨石压顶，让日军指挥官原好三大佐进退两难，除了死扛硬打毫无办法。
远征军装甲部队开赴八莫战场
假如他想“全军玉碎”，那只要等待就好了。
但是，根据日军方面的记载，第33军在松山、腾越两地日本守军“玉碎”之后，其战术也进行了调整。
日军第33军参谋黍野弘（当时军衔少佐）在回忆录《昆司令部战记》中写道：“攻克密支那的印度远征军（指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经过补充、训练、休整之后，于11月开始南进，首先夺取了八莫守备队的外围阵地。11月15日，郑洞国率领约四个师的兵力，包围了八莫守备队的核心阵地，开始攻击。接到这一消息后，军司令部即要求对八莫守备队进行救援作战的准备工作。”
这段描述不十分准确。日军始终认为，在八莫指挥作战的是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并且传说郑洞国就在八莫上空的飞机上建立指挥部，指挥作战。而日军对八莫的救援作战，则发起于八莫被包围之前，并非其外围阵地尽失后才打响的。
由于云南前线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使日军意识到如果一味死守，最终的命运并不能“死里求生”。中国军队的作战意志十分强烈，即便如金光惠次郎少佐那样顽强，最后也只有被歼灭一条路。这种发现让日军下层士气不振，战斗欲望下降，日军指挥机构不得不设法尽量避免“玉碎”的发生。所以，决心对八莫守军进行救援。
不过，此时在云南方面，第56师团主力在畹町与卫立煌所率领的远征军云南方面部队激战正酣，第18师团残部除了一个联队留守南坎，其他部队已经开始向南转移，以保卫整个第33军退往缅泰边境和缅甸南方的通道不被截断。此时，不要说想派出足够的增援兵力，仅仅是拼凑一支“像样的”部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东拼西凑，最终，这支增援部队的序列被确定下来。指挥官为率部在南坎休整的日军第56联队联队长山崎四郎大佐，其部队包括来自四个师团的兵力：第18师团第56联队的两个大队（留一个大队防守南坎）；第49师团吉田支队所属，由神田少佐指挥的一个大队；第56师团木村大队和由工兵、辎重兵等组成的杂兵一部；第2师团野炮兵联队第三大队。
说起来，这支部队的各大队兵员都基本被补齐，共计五千余人，兵力也算雄厚，他们将从南坎出发，突破65公里的纵深救援八莫守军。但这批日军大多为从国内征集的新兵，训练水平和战斗意志较差。相对来说，第49师团和第2师团的两个大队战斗力较强。
在滇西作战中，被视为灵魂的日军“名参谋”辻政信亲自到前线，协助山崎大佐指挥对八莫的解围。
日军动作很快，11月8日，山崎支队各路指挥官在南坎接受作战命令，第18、第56师团所属两个大队沿南坎—八莫公路东侧攻击前进，称为右翼部队；第49师团所属一个大队沿公路右侧攻击前进，称为左翼部队。炮兵以两个中队配属右翼，一个中队配属左翼，其他部队作为预备队。
11月9日，日军对八莫的救援作战正式开始。
第二十四章 八莫之四
日军形容对八莫的救援作战最初进展顺利。
在日本《太平洋战争证言系列·第十期悲剧的战场》中，记述了这段战斗：
“九日天未亮的时候，狼（第49师团——笔者注）的炮兵突然发起了轰击，炮声震动山谷，此后，手榴弹爆炸声和机枪声充斥了整个战场。
“‘总算是……奇袭成功了！’日本官兵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此后，战线上只能听到友军的炮声和机枪声，敌军（指中国远征军——笔者注）得意的迫击炮炮声几乎听不到。
“十点钟（推测为东京时间上午十点，缅甸还在凌晨。——笔者注），等待许久的报告从第一线传来，菊（第18师团——笔者注）报告突击成功，先头的绪方部队（指挥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56期——笔者注）已经突破了中国军队第二线阵地，正在向敌后方的炮兵阵地继续突击。
“说起来，还是第18师团啊，他们毕竟在这里作战良久，已经形成了主场优势，熟悉地形和敌情。此时，支援部队本部里面到处洋溢着‘太好了，太好了’的声音，人们的面部表情也松弛下来。
“龙（第56师团——笔者注）的部队，也经历和中国人千军万马的血战，我们不很担心，担心的是狼师团的进展，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在这里参加战斗。我们爬上左侧的小高地棱线，用望远镜朝战场方向看，发现在我们后方有闪闪的光芒，仔细一看，原来是军官挥舞的战刀反光。这进展有点儿晚了啊，我们暗暗想到。不过，他们也的确在朝前进攻。
“不过，在右翼的龙师团部队让我们解除了担心，这支部队进展顺利，攻占了敌军右侧的高地，从而完成了对中国军队左翼的包抄。”
日军进展顺利的原因，一来是因为他们冒着被中国和美国空军摧毁的危险，使用了雪藏多日的炮兵，使其火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军队在这个方面部署的兵力不足。
云南前线的一名中国小战士，这张照片曾为美国生活杂志使用。
日军动用最后可以使用的所有炮兵和宝贵的弹药，大有“打完这一仗，不过了”的思路。这种想法也很正常，因为八莫如果失守，日军唯一正常的战斗思维，就是尽量保存力量撤出缅北和滇西战场。要撤退，在道路大多被破坏的缅北地区，这些炮弹和大炮都是日军的累赘。日军残存的据点南坎、遮放、腊戍等连成一线，如同一条死蛇，既难以构成相互呼应的支撑点，也无法切实遮断正在迅速向前延伸的中印公路。缅北日军的最重要任务就是阻止中国打通国际线路，以避免这个顽强的农业国获得足够的外界工业支援。现在，这个目的无法实现，继续在缅北或者滇西打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实际上日军已经开始悄悄地准备撤离，其分散设在平戞等地的守备队，尽管受到的威胁不大，也轻易放弃阵地，向主力靠拢。9月21日，分散部署的日军中最大的一支，从平戞撤离的守军一个步兵大队又一个炮兵中队到达芒友，这一撤离遭到云南远征军的拦截，日军损失不小。但日军出动第49师团的吉田支队，经过激战，才逃出生天。第56师团的主力也从云龙山方向开始后退。
平戞是第56师团在滇西的三大门户之一。另外两个门户，松山和腾越都是经过“玉碎”苦战才易手的，而云龙山是挡在龙陵前面的重要防线。
丢弃平戞这样的重要阵地，从全局来说，这无疑不是好消息。但是在局部战场上，日军可以动用的兵力，使其短时间内作战能力反而增强。
日军同时通过第33军兵器部自制大号手榴弹、代用汽油（可以用来制造焚烧坦克的汽油手榴弹），通过军医部采集草药解决治疗伤病问题。这些都短暂地提升了日军的战斗力。
至于以后，那就谁也顾不得去考虑了。
实际上，此时日军还能控制的缅北铁路，已经被美军空军部队和中美联合空军反复攻击，破坏惨重。掸邦的日军铁道、桥梁等均遭损伤。对于这样的空袭，日军也总结出了规律。他们认为，美军平时使用三架飞机共同攻击日军重点目标，但巡逻常常是单机。所以，如果运输车是单车，则日本驾驶员常常白天行驶，因为更容易逃脱攻击。
奇怪的是在芒友的日军司令部，却一次都没有遭受攻击。有推测认为，盟国已经截取了日本的无线电波频段，因此，有意不炸日军司令部，来保障消息来源。
而中国方面部署兵力不足，则应该说是仓促间布阵不周了。当时中国远征军在西线的兵力远远大于日军全军。中国远征军在这个方向上的部队，集中了新编第一军的全部，第六军的一个师，战车部队七个营（由美军军官布朗上校指挥）。此外，还编有步兵独立团一个，重迫击炮团一个，炮兵团三个，高射机枪营一个，汽车兵团一个，工兵团两个，教导团一个，通讯兵营一个及运输兵两个大队，总共十万大军。但当时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主要注意力在八莫城区，对日军在如此情况下仍然能派出援兵救援八莫考虑不周。
怎样把八莫守军从战壕和掩体中挖出来，一个一个摧毁它的火力点，才是孙立人、廖耀湘等将领此时最为头疼的事情。
日军记录，远征军副总司令官郑洞国每天乘飞机到前线，在八莫上空督战。实际上，这个“督战队员”不是郑洞国，而是廖耀湘。他在奉调回国前经常乘飞机到前线，在空中指挥战斗。
据说，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经常在坐飞机的时候，替换下机械师，坐在正副驾驶员身后的横杠上看地形。看来这种事必躬亲的态度，倒是中国优秀将领的共同习惯，不论国军还是共军。
在八莫，中国军队不再围师必阙，而是一个一个据点地消除日军的防卫力量，以攻占这座城市。
在缅北滇西战场，从密支那到松山，中国军队玩了多次围师必阕的战术，但不甚成功。最初日军根本不上钩，这些信奉武士道的家伙，一点儿没有打不过就逃的觉悟，总要拼到弹尽粮绝，才能拿下日军阵地。后期日军不再“玉碎”，才开始有些据点拿得比较轻松。
在八莫的战斗也很艰苦，因为日军毕竟长时间修筑工事，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尽管原好三大佐不通现代装甲部队的使用战术，但打起防守来，其顽强不亚于任何一名日军指挥官。远征军新第38师担任主攻，每天自早晨开始，先以空军轰炸，炮兵射击破坏，然后步兵在坦克配合下进占敌军阵地。由于这种战火的摧残，八莫攻克时，房屋全部被炮火所毁，仅华侨新建的一座关帝庙独存。他们攻下一个据点，再攻下一个据点，步步为营地前进，但差不多每天夜间日军都进行逆袭，中国军队必须把他们击退，来保护自己的胜利成果。要知道在松山战役时，日军就曾多次利用夜袭收复白天丢失的阵地。虽说八莫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但难免把指挥官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这种局面下，确也没想到日军不但不“玉碎”，还想着反击。
结果，在日军进攻正面担任防御的，只是已经插到八莫与云南日军之间的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一军新30师一个团，遭到日军攻击后，损失惨重，连连败退。幸好中方调兵遣将，逐渐增兵进行阻击，试图将日军阻止于八莫城东。这一来，日军的进展就没有那么快了。
同样是《太平洋战争证言系列·第十期悲剧的战场》中，这样记述随后的战斗：
“下午两点开始，敌军（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的迫击炮突然密集地响了起来。下午三点刚过，败退下来的第18师团部队报告，‘虽然一度攻占敌军炮兵阵地，但是敌军发起反击，现在我们不得不后退，并通过工兵将缴获的大炮炸毁。上午，听说他们向中国炮兵阵地进攻，我们都拍手叫好，现在气氛全变了。’
指挥部立即发出命令，‘凡是缴获到野炮、山炮、迫击炮、重要的新武器、弹药等，必须立即向本部报告，本部会立即派员前去处理。’
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因为日本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炮兵已经基本打光，火力不足，而步兵和工兵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久战疲惫的日本兵更关心的是拿到中国兵携带的行军干粮。”
能够缴获到中方的大炮，在当时缅北日军中被引为奇迹。这件事，在中方的记录中也有体现。
中方战史文献中记录，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以新编第38师等主力部队猛攻八莫时，“日军从缅甸和滇西的各师团中抽出部队，附炮兵、工兵，由南坎向西北推进，企图西击新编第一军侧背，解八莫之围。在中途卡的克与新编第30师遭遇，发生激战。新编第30师在公路上的一个团，被日军由南插入，切成两段，一个炮兵连阵地被占，空投粮弹的飞机亦被日空军击落二架。”“连长朱永刚与阵地共亡，该连四门山炮被夺走。”
这个炮阵地，就应该是丢失数门大炮又重新夺回的地方了。
遭到攻击的中国军队在孙立人指挥下积极迎战，下令新编30师师长唐守治全力组织反击。唐接到命令后，首先稳定阵地，然后以新编第30师一个团，由公路北侧山地包围日军。新编第一军军部亦同时抽调王牌部队，新编第38师第112团，从八莫用汽车输送到卡的克附近，再由北侧山地向东迂回到日军右侧背。经过战斗，中方记载日军大败，溃退南坎。新编第30师缴获轻重机枪、步兵炮及步枪等武器甚多，并有骡马、大象及辎重等。
这一点显然是正确反映了当时的军情，因为从美军后来拍摄的录像中，的确出现了此战之后，中国士兵在摆弄缴获的火炮和高射炮、防毒面具等兵器的镜头。
孙立人再次施展自己惯用的作战手段，把大量部队派向敌军后方迂回，直扑南坎，这一招“围魏救赵”，让日军手忙脚乱。在战斗中，甚至连日军“名参谋”，真正的前线指挥者辻政信大佐自己，也遭到了渗透过来的中国军队的攻击。
根据黍野弘《昆司令部战记》一文记录，12月11日，中国军队的反击已经开始，日军渐渐招架不住。当日军支队长山崎、辻政信和第33军参谋黍野弘在支队本部的战壕中，围着地图讨论下一步战术时，忽然有人大喊：“敌人来袭！”他们抬起头来，看到二十米上方的斜面上，一名身躯魁梧的中国士兵呐喊着猛扑过来。
虽然日军的三名高级军官除了军刀都手无寸铁，但冲过来的中国兵忽然发现没有战友跟随，略一犹豫的时候，日军担任警卫的一名准尉（户山学校的剑道高手）已经扑了上来，其他的日军士兵也跟上来。一场激烈而不对等的肉搏开始了……
终于，这名被黍野弘称为“悲剧的年轻武士”的中国士兵的尸体，从斜坡上滚了下来。
辻政信检查完这名中国士兵的尸体，下令将其“郑重安葬”。他后来说，从这名士兵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封父亲给儿子的信。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权力斗争，在八莫战斗时，中国驻印军曾经的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已经离开战场，返回美国。曾有一些对这次战斗前后的描述，提到了孙立人和廖耀湘的矛盾，以及史迪威的离去，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在驻印军中，孙廖二人明争暗斗几乎尽人皆知。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心腹嫡系，孙立人受史迪威的倚重。
可眼下，史迪威已远在美国，被软禁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因为此刻的美国正在举行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罗斯福可不想让他的对手借史迪威事件，给自己制造麻烦。
在密支那，孙立人得知史迪威被召回的消息时，犹如晴天一个霹雳，呆立在自己的指挥所里，望着被浓雾遮蔽的东方，半晌没说一句话。最初史迪威去重庆时，传出的是他将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并接管中国军队指挥权；没想到这一去，竟是英雄末路！从那一刻起，孙立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
“一次，一股日军借晨雾掩护袭击第113团第一营阵地，双方在狭窄的战壕里展开殊死的搏斗。混战中，廖耀湘部队的一名机枪手被敌人刺死，副射手也受了伤。但这位勇敢的战士毫无惧色，他一手按住敌人刺过来的枪，一手紧紧抓住对方的喉咙，用力一拉，结果连这个鬼子兵的舌头都从喉管里扯了出来。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20余日。至12月14日，廖耀湘的部队已将城内南北主要据点及陆军监狱、宪兵营房、老炮台等坚固堡垒相继攻克，各攻击部队又乘胜向敌核心阵地突击。
……
“20日，大批日军突然出现在南坎方向，并且发现敌人坦克纵队。第88团阵地多次被攻破，团长及营以下军官伤亡逾半。师长唐守治亲率另外两个团投入战斗，然而日军攻势有增无已。原来狡猾的本多虚晃一枪，把总预备队三万人全部投入八莫战场。
“战场形势骤然严峻起来。孙立人一面给唐守治下了死命令，一面火速驰电郑洞国，请求第六军立即从瑞姑向南坎侧背发起进攻，以解南坎之敌对八莫会战构成的严重威胁。
“就在这时，一封重庆急电送到孙立人手上。握着这纸电令，身处八莫前线指挥所的孙立人，呆若木鸡。原来电文命令第一军、第六军以保存实力为主，否则军法处置。孙立人无法理解，但廖耀湘却心领神会，按兵不动了。
“八莫之战是一次成功的攻坚战役，中缅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认为，‘廖耀湘不仅打出了英勇顽强、善打硬仗的战斗风格，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也体现出较高的军事水平。’”
这一段文字颇为吸引人，尤其是揭露内斗的镜头感。不过，我曾向远征军的研究专家征询这件事的真伪，得到的结论却是一连串的质疑：
第一，郑洞国在八莫战役期间只是遥领副总指挥头衔，并没有履任，何来孙立人请示他的事情？
第二，廖耀湘的新六军主力连同军部，都在1944年11月奉调紧急赶回国内，因为贵州独山被日军攻占，重庆万分危急，所以空运其部队去救急。而八莫之战高潮在12月上旬，那时廖耀湘应该早不在缅甸了。
第三，日军当时何来三万人的总预备队？（这倒是和日军实际情况相符）。
第四，那个机枪手的故事确有其事，名叫陈云兴，他是一名轻机枪副射手。战斗中机枪手不幸被敌人的“肉搏队”用刺刀挑死，作为助手的陈云兴左肋也挨了一刀，他情急之中，用左手顺着来势，把敌人刺来的枪按在地下，右手迅速抓住敌人的咽喉，他的五个手指，就像五只钢钩，戳进了敌人的喉管，抓住敌人血淋淋的气管，最后用力一扯，竟把敌人的舌头都从喉管里拽了出来，当场把周围的敌人都吓得魂飞胆丧。不过，他是新38师第113团的战士，不是廖耀湘的部下。
一连串的反问让我张口结舌，可见，看似有理的东西，如果用历史的真实去考量，往往会出错。这可能是一些老战士回忆中出现了偏差，也可能存在我们的历史作者在写作中不自觉地褒奖某人，同时有意贬低其他人的毛病吧。其实，孙、廖两将军在八莫之战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特别是远征军利用武器装备的优势减少伤亡，“慢慢地”攻下八莫，正是松山等战役中“欲速则不达”的有力注脚。
我们为何容不下两个英雄并存呢？
八莫，最终还是落入了中国军队手中。此战，新一军和新六军部分部队在正面顶住日军的同时，远征军总部以第88团、第89团、第112团、第114团从侧翼绕过直取南坎，于1945年1月7日将南坎包围。15日，在大雾中一举攻克日军原33军司令部所在地南坎。
南坎被攻占的同时，原好三的“乌龟壳”终于被一口口咬开，他和他的部下没能等到救援，攻城战进行至12月14日，东、南、北的三大据点均已被我军攻占，最坚固的陆军监狱、宪兵营房和老炮台，也都被拿下。攻城部队沿着江岸马路直捣敌腹部阵地。终于，15日八莫主阵地被中国军队攻陷。根据中方记载，原好三被击毙于乱军之中，而按照日军记载，这名东北口音的大佐，带了少数部队逃出生天，在18日夜间追上了辻政信正在撤退的部队。
此战，中国远征军击毙日军2460余名，击毁和缴获全部日军坦克和装甲车，缴获压路机及牵引车多辆，轻重机枪95挺，步枪1273支，各种口径大炮28门，还缴获日军战斗机两架。为纪念这一战役的伟绩，后来，缅甸方面特把从莫马克机场到八莫的一段公路，命名为“孙立人路”；把八莫市中心的一条马路，更名为“李鸿路”。
16日，辻政信意识到大势已去，在四野不断的中国枪声中下达撤退命令，增援八莫的日军向南坎附近尚存的日军阵地撤退，18日复归本阵。声势浩大，被称作“断二期”作战的增援行动，雷声大雨点小，最终以失败告终。
关于史迪威，真实的历史是他在离别之际，给最欣赏的老部下孙立人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 启
亲爱的孙将军：
我已被解除中印缅战区的职务，必须和您分别。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后就这样离开您，对我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如您所知，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军队只要有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比肩，我很欣慰我们已经有机会证实了这一点。您的部队已经充分展示了中国军队的勇敢和能力，而能为此略尽薄力让我非常骄傲。没有人能抹杀我们证明了的事实。从此以后，您已是世人瞩目的军人了。您已经为一支新的、善战的国家军队打好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将能够建立起使中国自由和强盛的陆军。您应该为您的这一成就而自豪，我希望您能够忘却我们之间以往的所有误会和冲突，把我当作您和中国的朋友。
您忠实的
史迪威 美国陆军四星上将
我个人以为，这个褒奖不仅对于孙立人，而且对于远征军的中国普通战士来说，“中国军队只要有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比肩”，正是最中肯的评价。
而中国人，已经在八莫的战斗中，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十五章 芒友
在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中，密支那和八莫的先后陷落，意味着继续在这里进行抵抗已经不再有重要意义。第33军参谋前田博在回忆录《缅甸方面军的作战和战后处理》中称，至此“中国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已经完成了99％。”
1944年12月20日，日军在南坎为原好三大佐所部八莫守备队和山崎支队，即日军救援八莫战斗中阵亡人员举行了“慰灵祭”。中国人称之为“招魂会”。为了提高士气，第33军军长本多正材中将亲自出席仪式，并对远路赶来参战的第49师团及炮兵部队深表感谢。虽然此时聚集在这里的日军番号空前之多，但各部队无一不是伤痕累累。缅北滇西日军残部已被压缩到一线谷地，所控制地方虽然包括南坎、遮放、畹町、芒市、芒友、腊戍，但态势十分被动，已经无力阻止中印公路的开通。两翼中国军队似一对铁钳压迫而来，形势危在旦夕。所以仪式虽然隆重，但气氛凄凄惨惨，仪式一结束各路日军将领纷纷返回各自部队，应付随后战局。
尽管日军上层，包括南方军和缅甸方面军都在要求第33军继续进行迟滞作战，但该军司令部已经撤退到南方的新维，并准备继续向靠近曼德勒的西堡后撤，预示着一场大溃退已经不可避免。
日军面对的这场大溃退，其范围不仅在缅北，这里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日军在缅甸的部队，共分三个军。其中，第15军是机动作战兵团，被牟田口廉也中将用于向印度的进攻。第33军驻防缅北和滇西，任务是切断中国的国际通道滇缅—中印公路。这两个军如同缅甸方面军一攻一守的双臂。而第28军及缅甸方面军本部的直辖部队部署于中南缅，是日军防卫缅甸的二线守备部队。
1943年底，中国远征军以新一军为主力的驻印X部队向缅北发动反攻，孙立人和廖耀湘率部勇夺胡康河谷，重创了日军第33军的左翼，令其主力第18师团伤亡惨重；而第33军另一主力，右翼的第56师团，在滇西则被中国远征军的Y部队钳住，无法调头增援，该军首尾难顾，不但很难完成阻断中印公路的任务，而且面临被歼灭的危险。这是缅甸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担心缅北失守，日军不得不将运送到缅甸的补充兵和物资优先供给第33军，导致15军对印度的攻击力量与补给，从一开始就差强人意。更要命的是由于密支那危殆，为了增援第33军，日军不得不抽出原定为第15军提供二线掩护的第53师团北上救援。结果，在英帕尔城下，粮弹耗尽的日军第15军匆忙后撤时，因为没有掩护部队，在不断遭到追击的后撤中溃不成军。这是缅甸多米诺骨牌的第二块。
日军第15军战败后，目睹其后撤途中尸体竟然填塞了河水的惨状，1944年底，一直胆怯观望的英军终于壮起胆子，向缅甸中部和南部发起了攻击。此时，守卫在这里的日军第28军忽然发现自己的兵力单薄得可怜，无法应付英军的进攻。其部下此时只有第54、第55两个师团，外加一个第72混成旅团，原定划归它使用的第2、第49师团，都被调到滇西前线，协助第56师团阻击卫立煌对龙陵的猛攻去了。第28师团因此节节败退，无法扭转战局。这是缅甸多米诺骨牌的第三块。
当然，还有第四块。1945年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匆忙将本来就军心不稳的缅甸国防军（由昂山领导的缅甸独立军改编）调往前线，掩护日军撤离。昂山将军本来对和日军合作就抱着利用的态度，此时看到日军必败，并不愿意为之殉葬。因此，他立即以此为契机，率领该部发动起义，投入盟军行列，并以此为筹码，试图谋求盟军对缅甸独立的支持。缅甸国防军是日军用以控制缅甸民间的力量，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而昂山也是日军在缅甸极为重视的盟友，他的率部起义使日军在缅甸的统治从根本上发生动摇。
在一块块多米诺骨牌相继倒塌之际，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日军在缅甸的大溃败，已经不可避免了。
日军在南坎召开“招魂会”几天后，中国远征军的攻击再次展开。此时，缅甸正在旱季，让日军此前依托雨季掩护的防御方式无法故伎重演。
第33军参谋黍野弘在回忆录《昆司令部·龙陵—芒市的撤退》一节中写道：“正月刚刚开始，就接到‘龙兵团和南坎的山崎支队正面之敌，已经开始进攻’，而腊戍也遭到从未有过的大规模轰炸，军官宿舍等设施都被炸毁。这显然是印度和云南两路远征军共同开始了进击行动。”
此时，日军第33军部队的布防，酷似中国字“丫”的造型，其右侧一枝为龙兵团，即第56师团，师团部在畹町，其防卫地域已经被压缩到畹町，这里的日军与远征军在云南的Y部队对峙，畹町以南为第56师团后方基地芒友；左侧一枝是山崎支队，主要为第18师团残存主力，位置在原军司令部南坎，并在附近瑞丽江南岸放有少量部队。“丫”字下面一竖，为从南向北经腊戍、新维、南帕卡的日军补给线。南坎、芒友、南帕卡组成一个由公路连接的三角形，是日军防守的核心地带。第2师团、第49师团等调来增援的部队，则分散配属给第18、第56两个师团使用。
中国军队的反攻，就是从“Y”字两个枝丫分别进行的。
1945年1月初，驻印军新一军部队向南坎发起攻击，南北夹击，势如破竹；同时，新50师扫荡瑞丽江南岸日军，随即投入对南坎的攻击。各路部队进展顺利，1月5日，南坎日军遭到围攻。
1944年12月，云南方面远征军在滇西反攻的部队略作休整后，发起了被称为“芒遮战役”的新攻势，进占日军在滇西的重要据点芒市和遮放。此后，部队向畹町发起攻击。
前线日军一面尽力阻击，一面向军部告急。
黍野弘记载，此时日军第33军军部的动态是，高级参谋研究后，认为前线有大批伤员和物资，亟待疏散。辻政信为了发动“断作战”，花九牛二虎之力从南方运来15000吨弹药等物资，现在反而成了累赘。更糟糕的是，日军仓促中才发现，居然1942年攻占腊戍时夺取的英美援蒋物资，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一直没有被运走，其中包括大批日军此时急需的特种钢。这些或许因为笨重当时没有运走的物资，如果再不南运，只怕会被中国军队收回。因此，日军认为必须确保从腊戍向南的运输通路，同时，为保证撤离的安全，畹町、南坎两方面的日军必须进行坚决的后卫战，阻止中国军队的进攻。
但这个要求未免强人所难，命令刚刚发出，第56师团已经招架不住，发电报给军部求援，内容是“龙兵团和山崎支队的各个据点，都在敌军的包围攻击中苦苦支撑。虽然我军奋勇作战，但敌从我军防线薄弱处渗透，已经占领南帕卡附近的阵地，切断我军补给线。（畹町）现在有超过六百名伤员要后送，而由于没有燃料，所有车辆都无法运动，或许其命运只能听之任之。本兵团预备摧毁所有大炮、车辆和其他重火器，向预定撤退线后撤。请求战术指导。”
南帕卡在日军“丫”字形阵型的正中心，这个迂回，等于卡住了北面两路日军的退路。至少，也是压缩了其后退之路。
日军中“请求战术指导”的意思，就是求救。可见，即便丢弃重武器，能否突围成功，第56师团也心中无数。军司令部迅速派出参谋安倍少佐到前线查看情况，由于战斗迂延，安倍到达前线已经是几天以后。虽然他负有督战之责，而且确实努力督促第56师团积极作战数日，但最终安倍参谋也在发回军部的报告中表示，同意松山师团长的意见，并称“龙兵团已经在抛弃车辆和火炮，对将来的作战将有重大影响。”他认为即便补充了燃料，靠现有车辆突围到南帕卡也基本不可能。
第56师团和第18师团是第33军的主力。第18师团已经基本被打垮，第56师团若是丧失战斗力，第33军就成了空壳子。所以，日军第33军军部上下，从军司令官到参谋长都深感心痛。经过紧急磋商，他们决定还是派出部队增援。这支部队的任务并非帮助第56师团守住阵地，而是掩护一支车队运送补给物资给第56师团，以增强其突围能力——军部的兵力也捉襟见肘，无法提供第56师团所需要的兵力补充了。
距离后方基地腊戍最远的是南坎，有210公里，对第18师团残部，增援已经没有多大指望；到畹町距离155公里，或许还有可为。
这一突破重围的任务，交给了刚刚从南帕卡赶到新维军部，勘察备用补给线的黍野弘少佐身上。这次突击，步兵的任务只是掩护，真正有价值的是日军派出的车队。由军部直属寺田运输大队，数十辆卡车组成满载物资的车队，开路的是独立第257汽车中队，指挥官石原谦之助中尉，也是黍野弘在军校教出的学生。
车队从腊戍出发，到南帕卡有100公里，平时预计是三个小时的路程，但由于中国军队穿插部队的阻击，也由于白天没有制空权不能行动，车队竟然走了整整一天，才到达南帕卡外围。此时，掩护车队前进的日军已经损失惨重，无法继续护送。所幸的是第56师团得知情况后，集中兵力赶来增援，特别是第56师团搜索联队，以残存战车开路，在南帕卡镇外与黍野弘的部队相遇，带头的是村野中尉部下一个战车小队。
尽管喜出望外，但对方并不乐观，坦言这里只是中国军队的射击死角而已，只要部队移动就难免遭到攻击。特别是左侧台地上有中国军队的狙击手，只要日军一离开死角就会遭到打击。
黍野弘属于少壮派军官，观看战场情况后，决定自己乘一辆先导车侦察情况。结果，他的战车立即遭到对方大量迫击炮弹的环攻，还有机枪子弹打在车身上发出长长的啸音。日军也从车上还击，混战中驾驶员负伤的日军战车被击中翻下路沟。“弹幕开始移动，包围了我的装甲车，尽管我们还在奋力前进，但只走了100多米就突然向路外倾覆。”
尽管如此，黍野弘还是看出了中国兵的弱点，他招呼寺田大队长等人开会，决定由他率领搜索联队其余的战车，向中国军队阵地做佯攻，其他车辆则“暗度陈仓”。他的战术，建立在中国军队迂回敌后，没有重型反坦克武器的基础上。
刚一行动，日军就被发现了。黍野弘指挥的搜索联队虽然有战车，但是遭到中国军队重点“照顾”，战斗开始短短几分钟，其首车就被击中，引发车内部的大爆炸，看上去颇为壮观。黍野描述：“虽然有所准备，但对方的火力还是令我们吃惊，山炮、迫击炮、机枪组成的弹幕封锁了公路。山炮炮弹主要在公路东侧炸开，迫击炮弹则砸在路面，斜上方飞来的子弹打在装甲上火花四溅，那是机枪的子弹。双方射击之猛烈，仿佛两国在竟放礼花。”其中最不好对付的就是火箭弹，今天保留下来的照片表明，1945年的中国远征军，即便是步兵部队也已经装备了巴祖卡式火箭筒一类的反坦克利器，这是黍野没有想到的。果然，几分钟之后，日军的装甲车接二连三被摧毁。
虽然日军装甲车辆从活动堡垒变成了活动棺材，但是，战车的结构决定了它不会四分五裂，焦头烂额的黍野忽然想到一个好办法：战车被毁后，其金属车体依然可以掩护其他人员的动作啊。
在他的指挥下，石原中尉的汽车队排成长列，利用燃烧的装甲车制造的死角从侧面通过。虽然中国军队射出的子弹、火箭弹不断打在已经报废的装甲车上，但这些废铁却阻止了日军的运输车辆遭到灭顶之灾。
黍野登上一辆装甲车当先突进，但因为驾驶员受伤，很快车辆停了下来。幸好日军汽车学校的学生也多少学过开装甲车，于是有司机上车代替驾驶员，装甲车继续前进。黍野因为忘了借装甲兵的头盔，结果被左摇右晃而且不断中弹的装甲车颠得在车内连续撞头，以致发生了脑震荡，此后一个星期睡眠都成问题。激烈的战斗后，日军总算突破封锁到达畹町。中国人显然在南帕卡和畹町之间修筑了坚固的阻击阵地。
不过，他顾不得详细思考这些了。因为畹町有大量的伤员要尽快后送，而且，他发现不但有龙兵团，还有三个其他师团联队番号的部队，他们的建制都已经混乱，急于后撤。只是由于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中将平时严厉有威，部队才没有呈现溃乱局势。第56师团参谋长山本清卫立即下令黍野等尽快将弹药油料分发各部队，随即命令各部设法摆脱在南帕卡附近穿插的中国军队，向南突围。
这样，黍野率部又踏上了返程之路。只不过，他深知这次战斗的危险，所以，临走之前，他专门找到松山师团长和山本参谋长，做最后告别。黍野参谋将乘搜索联队的装甲车当先开进。以他对那段路的了解，能活着回去的希望颇为渺茫。
这一仗果然异常惨烈。考虑到畹町和南帕卡之间的芒友三岔路口已经有中国军队的小部队出现，日军突围决心甚大。这时南坎也已经落入新一军手中，山崎支队的日军虽然没有得到救援，但他们都是在胡康河谷被远征军打怕了的第18师团老兵，仅仅稍加交手，就夺路而逃。尽管面对上有飞机下有坦克的中国远征军部队，这些从一年多的血战中幸存下来的日本老兵已经兵无斗志，但他们逃跑的本领也是整个缅北滇西日军中难出其右的。结果，山崎支队退到畹町一线，也随着第56师团向南突围。
战斗中，由于中国远征军的穿插部队控制了大路，日军久攻不下，只有丢掉辎重，从小路逃走。大部分重装备都在突围中损失，造成突围逃跑的日军此后退到麦克台拉和英军交战时，因为没有了有效的反战车武器，被英国人捡了个现成便宜。日军付出山本参谋长在近战中负伤的代价，终于甩开了中国军队的侧击。
日军曾想通过消耗战的战法，耗尽中国穿插部队不多的携行弹药，将其彻底消灭。不料这支部队的给养却是从空中空投而来，似乎无穷无尽。几经尝试之后，黍野称“敌军阵地如同老茧一样，越磨似乎越坚韧了”。日军最终决定突围为上。
1月19日，云南方面的远征军攻占畹町。
印度方面的远征军攻占南坎后继续向南，直取南帕卡。
败退到腊戍的日军已经溃不成军，本多政材的军部直属部队都被动员起来，向北面布防，试图阻击中国远征军的追击。这当然只是权宜之计，能够掩护各路部队撤离已经是很好的期待了。
在撤退的人潮中，也包括那位踌躇满志的辻政信，如今，被视为足智多谋的“辻参谋”也已经无力回天。但是，他在腊戍依然停了下来。因为第56师团几乎被打得全军覆没的搜索联队，其中的宇生中佐给他发来一份电报称，“参谋殿（日语中的尊称），仰赖天恩有幸生还。昨夜，黍野参谋搭乘的轻装甲车遭敌军炮火攻击中弹，失去机动能力后爆炸起火，该参谋壮烈战死。”
黍野是辻政信早年的学生，也是阵中好友。故此，辻政信在离开腊戍之前，特意制作了一块牌位，点燃信香，为黍野祈祷冥福。
此时，腊戍周围不时响起炮声，但这位日军中的名参谋不为所动——仗打到这个地步，帝国已经不是靠谁的智慧能够挽救的了。
不过，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就在他祈祷的时候，一个满身焦黑的军官从外面跑了进来。黍野弘少佐的装甲车虽然被毁，他却因为前一次已经有了乘装甲车挨打的经验，在最危险的时候跳车而走，终于顺利逃脱。而且，这位黍野弘少佐后来一直活到了1980年代，并写了一本书《昆司令部战记》来纪念这段生涯。而辻参谋为他设祭的事，自然也被他写进了“轻装甲车被毁起火”一章。
远征军部队在回国前于缅甸新维合影
日军从畹町的突围，宣告了其缅北滇西防御体系的彻底崩溃。中国远征军在其后紧紧追击，2月8日，新30师自南帕卡猛攻贵街，14日占领贵街。日军第33军司令部继续南迁，19日中国远征军占领新维，兵临腊戍。
新一军占领新维后，孙立人将军调整部署，以主力新38师担任正面主攻，新30师侧翼穿插，策应主力进攻。两路部队会攻腊戍。1942年，日军第56师团正是靠偷袭腊戍，才切断远征军归国的道路，迫使大批中国将士含恨死于野人山。此时，日军第56师团及第2师团残部，在这里试图据守掩护其后勤部队撤退物资，但25日新38师分三路纵队，开始攻城，激战至3月8日，新38师即冲入市区，占领了腊戍。
此后，新38师继续向南攻击前进。同时，在印度边境的英印军，亦已向南反攻。3月30日，英印军在曼德勒东北的乔梅与南下的中国驻印军右纵队会师。日军一路败退，如秋风落叶，再无往日的威风。
1945年2月4日，中印公路通车后第一支车队到达昆明，成万市民夹道欢迎。
乔梅之战，是中国驻印军最后一次战斗，他们胜利地完成了收复缅北的任务，也显示了中国军人在亚洲战场上优秀的战斗素质。正是因为感受到中国军队的战斗水准，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巴顿将军，于3月8日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请求中国远征军部队留在缅甸，协同英军作战，收复全缅甸。
但是，中国远征军没有继续南下，他们放弃了这个荣誉。
原因很简单，他们终于打回了自己的国家，两年的血战，凝成了回家的艰险之路。
他们的心，已经不在异国的战场上。在从印度打回祖国的那条公路进入国境的地方，一个隆重的仪式被记录了下来。
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有影像资料留下，一定会让人觉得弥足珍贵。但假如说留下来的影像资料居然是彩色的，估计很多人会认为是天方夜谭。很简单，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1948年华艺影片公司拍摄于上海的戏曲片《生死恨》，怎么可能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留下彩色的影像呢？
这却并不是玩笑，2010年中国大型纪录片《中国远征军》里面就出现了一段珍贵的彩色影像，描述的是中国远征军打通中印公路后会师的情景。
芒友会师，滇西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和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握手庆祝胜利。
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X部队与Y部队在芒友会师。实际上，在此前数日，两军已经有先头部队会合，但正式会师，被历史定格在了这一天。当时，虽然中国并没有彩色摄影的条件，但美军摄影师还是用当时珍贵的彩色胶片留下了这段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历史画面。
那一天，头戴钢盔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部队和头戴布帽的中国远征军滇西部队云集芒友坝子，举行会师典礼。用参加典礼的第9师第26团解云祥连长的描述：“蔚蓝色的天空里，飞来了各种机型混合编组的一队队的机群，在上空盘旋，做各种特技表演；坦克上都插着小国旗，缓缓驶来；参加会师的各部队排列着无数个整齐的小方队；炮兵朝南方鸣放礼炮；坝子里用五色缤纷的降落伞搭的临时帐篷，犹如盛开的满山红，布满整个芒友坝子。芒友会师的盛况，的确非笔墨所能形容。我们每个官兵内心的喜悦，也无法用言辞来表达，大家只是笑嘻嘻的，内心充满了胜利后的激情和欢乐。”
这次典礼，也被称为“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胜利的奠基礼”。
中印公路就此打通，中国在1942年沦为陆上孤岛后，终于打通了属于自己的国际通道。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远征军两路夹攻，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历时17个月，在缅甸北部山区复杂的地理条件下，排除困难，攻占了相当于半个法国的土地，消灭日军四万余人（日本厚生省统计），他们英勇作战，取得了辉煌战绩。此后，日军再也无力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大批物资源源不断运送进中国的腹地，为正面战场的稳定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也拉开了中国战场大反攻的序幕。1945年6月，中日两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战役——雪峰山战役在湖南结束，日军大败。其中，在战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新六军，就是从缅甸归国的远征军部队。
不过，在写作这篇文字中采访过的很多远征军后人，却传达了一个令我有些意外的信息：许许多多当年曾在缅北浴血奋战的中国远征军军人，在抗战胜利后却选择了退役，离开了他们的部队，踏上了回乡的旅途，很多人并没有参加此后绵延三年的内战。
他们是因为反对腐败的蒋家王朝才离开的吗？有些人当时并不一定有这样的觉悟，只因为他们终于打回了故乡，苦战的三年中，那一缕回乡的思绪，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的。
也有很多人永远不能回来了。
1945年9月16日，孙立人指示部下，着手筹建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以招忠魂，以供安息。这位善战的军长此前已经特意从昆明带来了祭奠袍泽的纸钱。
1946年，孙立人在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留影。
在广州的日军俘虏，成了建设新一军公墓的主力。建设费用，则为远征军袍泽节衣缩食所得。
1947年，公墓落成，已被排挤即将离开大陆的孙立人亲往致祭，碑文中写道：“余忝军长，于奏凯归来，招魂追旆，同返中原。”
在腾越的国殇墓园，远征军战士的墓碑，如森林般肃立，标志着那一场民族战争中的牺牲，也仿佛这些中国军人静默地在自己的家园休憩。
愿所有战争，都以回家为终点。
外一篇 御虎：中国远征军装甲部队作战纪实
一
随着《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热播，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战斗在75年后再次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在追寻远征军战士血战异域足迹的同时，这支部队独特的装备也成为军迷们瞩目的焦点。头上有飞机掩护，地面有坦克开路，一个排长能呼叫榴弹炮群的火力……让人忍不住质疑：当时的中国军队，可能有这样精良的装备么？
远征军，的确是当时中国军队中的异类，甚至是亚洲军队中的异类。
事实上，当时远征军在印度的部队，装备水平甚至超过美军步兵师的平均标准。这是因为，为了装备远征军在印度的部队，史迪威曾按照美军的装备标准运送了三个师的武器弹药到达印度。可是当时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只有两个师，结果孙立人的新38师和廖耀湘的新22师瓜分了这三个美军师的武器。因为这个原因，远征军拥有上面提到的装备并不奇怪，甚至在缅北作战中，中印缅战区还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直升机救护部队！
提到远征军的装备，最吸引人的大约就是它的装甲部队。中国远征军的战车部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都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我国装甲部队的巅峰，在整个缅北战场纵横驰骋，战绩辉煌。它使用的谢尔曼式中型坦克全重30吨，主炮口径75毫米，超过所有日军在二战中使用过的制式坦克。日本陆军同样水准的四式中型坦克直到战败还在试验阶段。
远征军配备的谢尔曼坦克
缅北战场上的中国战车队
遗憾的是，这支精锐的装甲部队，由于美军战后收回战车和其成员不愿打内战而大量流失，以及众所周知的历史问题，其详细的战斗过程至今鲜为人知，随着老兵们渐渐逝去，中国战车部队在缅北战役中的英勇战斗很有随着时间而消逝的危险。好在当时这支部队是由中美官兵共同组建的，一部分参战的美军人员在战后留下的回忆，还能够让我们从他们的眼中，重现当时的战场。
所谓缅北战役，是中国远征军在美军和英军的配合下，为打通中印公路，1943年开始从印度和云南两个方向，对缅甸北部日军发动的攻击。由于地形的限制，在此战中只有从印度反攻的战线上中国军队使用了装甲部队。
从印度反攻的中国远征军代号“X部队”，主力为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总指挥为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其所属的装甲部队直属总部指挥，番号为“中美联军坦克暂编第一支队”（Joint Chinese-American 1st Provisional Tank Group），中方则多称其为“远征军装甲兵团”。
这支装甲部队，是1943年10月1日在印度兰姆伽成立的。作为一支中美联合部队，它的编制和军衔都独树一帜。其中方总指挥为黄埔八期生赵振宇上校，美方总指挥为罗斯韦尔·H．布朗（Rothwell H．Brown）上校，全支队下辖六个营，其中第一营和第二营为主力战斗部队（第一营营长由赵振宇兼，后由赵志华升任；第二营营长湛志立），第三营至第六营为训练部队（各营长分别为沈文、谭宝霖、王先沂、钟民达等）。布朗上校于1930年至1934年曾在中国军队中担任顾问，是典型的“中国通”，甚至可以说一些中国方言。他本来是步兵军官，在中国任职期间，亲眼目睹日军装甲部队的横行，深感战车在东方战场的价值，回国后即改修装甲兵战术，以优异成绩为军界所重视，也因此受到史迪威的青睐。史迪威亲自出面，调动布朗到中印缅战区，以在战术和管理方面指导年轻的中国装甲部队。布朗上校和性情暴躁的史迪威不同，性格比较活泼，与大多数中国军官相处融洽。
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和布朗上校，严格说来布朗上校有些违反军纪，装甲部队不允许留大胡子或长发，据说是为了避免被绞进机械里面意外受伤。
在整个装甲兵团中，美军有一个庞大的顾问团，总人数231人，其中包括九名军官，中方人员总计约1800人。按照原第一营坦克手李九龄的回忆，当时能够加入这支部队的中国官兵，都堪称精锐。他所在的第一营补给连，连长刘奎斗就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后证实为浙江大学）。
尽管如此，当时美军中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普遍持怀疑态度，“中国人到底会不会打仗”是他们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曾在这支部队中服役的老兵克劳福德（Joe Crawford）下士回忆他第一次见到布朗上校时，上校谈起未来的中国战友是这样评价的：“他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不过，天知道是什么人把他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这支部队中的美军人员，主要来自美国陆军第527炮兵团，其兵员中有很多北卡罗来纳州高速公路的维修工人。中美双方都认识到缅北战场环境恶劣，战车的维护和作战一样重要，因此从这个部队大量抽调人员进入远征军装甲部队。克劳福德回忆，1942年11月，他正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拉克尔营地接受训练，忽然接到调令，通知他和第527团其他44名官兵立即启程前往印度卡拉奇，在那里组建一个训练基地，他们55人统归士官长卡尔·伯克（Carl Beck）指挥。
卡尔·伯克在2008年，这位美国老兵在缅甸和远征军并肩作战，又在朝鲜和志愿军恶斗，在接受NBC的采访中他表示对中国感情复杂，但承认中国士兵是优秀的战士。
这些美国大兵接收这份工作的时候，认为自己的任务无非是训练中国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人员，他们大多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和这些中国军人一起在缅北前线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其中很多人就此长眠在了这片亚洲最蛮荒的土地上。直到今天已到耄耋之年，这些老兵中的幸存者依然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
克劳福德等人在卡拉奇接收了145辆美制M3A3斯图亚特式轻型坦克，200辆六轮大卡车和50辆吉普车，它们成为远征军装甲部队最早的装备。说起来，M3A3坦克虽然在美军中被划入轻型坦克，但其全重14.7吨，与全重15吨的日军主力九七式中型坦克属于同一级别，也是中国装甲部队从来没有装备过的“大家伙”。M3A3斯图亚特式战车，这种美制轻型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最广泛的战车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装备美国陆军外，还提供给中国、英国等同盟国军队使用。
1943年10月，依靠这批车辆，为中国远征军建立的战车学校在兰姆伽正式成立。克劳福德等则成了军校的教官。
中国军人很快就以吃苦耐劳和勤勉聪明，获得了美国教官的信任。当时在兰姆伽担任教官的林尼·豪斯（Linnie House）回忆：“我的班里有18名中国官兵，最年轻的只有14岁。从维修到驾驶都属于我们要教授的课程。这些中国人入伍前都是普通的农民和手工工人，大多从未见过卡车，更不要说坦克了，但他们中的军官可以讲英语。他们对我们讲授的内容学得十分认真，令人钦佩，最终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变成了朋友。”
为了更好地教学，豪斯给每个学员起了英文名字，因为他实在无法记住对美国人来说要命的中国姓名。令豪斯吃惊的是，教学仅仅进行了两个月，史迪威将军就传来了命令，要求中国远征军的坦克部队投入战斗！
这个命令让大多数美军顾问措手不及，因为他们还根本来不及向这些中国学员教授坦克战术。而且，从印度后方到当时中日两军的前线胡康—孟拱河谷，要翻越险峻的野人山，途中山高路险，溪流纵横，在雨季让刚刚掌握坦克驾驶技术的中国官兵把坦克开上去，未免拔苗助长。结果，驾驶坦克到前方的任务，就落在了豪斯等一班美军教官的身上。1944年1月，在中美官兵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批中国装甲部队出现在了胡康河谷前线。
日军曾用来阻击远征军的九七式装甲车
二
在北缅战役的前期战斗中，远征军装甲部队的主要车辆就是前面提到的M3A3轻型坦克，这种坦克是焊接车体，装备一门37毫米炮，三挺机枪，车上有无线电通信设备，是M3系列坦克最完善的型号，其出色的越野能力在地形复杂的缅北战场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缅北前线，尽管随时有战斗损耗，中国远征军通常保持有100至125辆M3A3坦克，是对日军作战的铁拳。
前进中的远征军装甲部队M4A4战车
不过，这种坦克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装甲还不够厚。卡尔·伯克士官长评价，“日军的47毫米反坦克炮炮弹可以从炮塔的一面钻进来，又从另一面飞出去，如果被它打中了车里的弹药，会给所有乘员带来灭顶之灾。”直到1944年4月，远征军开始装备M4A4谢尔曼式中型坦克。谢尔曼坦克在欧洲战场面对德军56吨的虎式坦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但在亚洲战场根本找不到对手，其最厚178毫米的正面防御装甲让日军所有的反战车武器无能为力，其75毫米的重炮却可以击穿任何日军战车的装甲。这种“变态”的战车成了远征军装甲部队在缅甸战场的杀手锏。
不过，由于谢尔曼坦克的重量，使它在缅北丛林作战中略显笨重。而且，1944年10月史迪威与蒋介石失和被解职回国，美军对国民党军的军援自此转入消极。因此，在缅北战场上的谢尔曼坦克数量不多，在远征军装甲部队中，最好的情况下，每个营也只有一个连能装备这种战车。
和远征军装甲部队并肩作战最多的是新22师，双方相互派遣了联络军官。正是这支部队的英勇善战，改变了美国军官中对中国士兵作战能力的普遍怀疑。
这种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那个时候大多数国民党军的部队训练不足，人员缺编严重，而且上层腐败严重，军队士气低落。日军1944年发动豫湘桂战役的时候，前锋打到了贵州的独山，对陪都重庆威胁很大。仓促间，国民党方面紧急调动首都警卫军——第97军迎头阻击，却在日军一个联队面前一触即溃。这个令人难堪的战绩并非不合理。按照国民党军的编制，正常情况下一个军应该有三万人，这个97军参战的时候有多少人呢？据统计是9800余人，其中有枪的，不到三千，算起来，实际上也就一个团的兵力。史迪威发现大多数国民党军的师只有五六千人，远远低于额定的一万名战士，装备更是落后而且缺乏维护。
在装甲部队的有力支持下，新22师以其出色的战绩改写了这种消极的印象。它是当时中国军队最优秀的几个师之一，其骨干为第一次入缅远征军部队中随同杜聿明转战野人山的幸存官兵，对日军恨之入骨。美军注意到，在作战中，两个中国最能打的师新38师和新22师作战风格迥然不同。新38师师长孙立人精通中国传统兵学，又是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善于大范围的穿插迂回，但阵地进攻时完全是美国陆军的标准打法——步伐稳健，不求速度，用猛烈的炮火把对方阵地打得鸡犬不留，然后才出动步兵进占；而廖耀湘指挥的新22师总是强攻开路，善于攻坚，充满法国圣西尔军校提倡的主动进攻精神。廖本人是这所军校毕业的高材生。装甲兵团经常被安排与新22师配合，也正因为坦克在进攻中最能发挥作用。新22师在缅北战场虽然经常付出高昂代价，但堪称攻无不克，为自己赢得了“虎师”的威名，也洗雪了中国军队的名声。
在美军顾问和中国军人的共同努力下，装甲兵团在1943年12月23日从兰姆伽训练基地出发，一周以后到达中印公路的起点雷多。经过短暂的机械检修和补给，他们随即踏上翻越野人山的艰难征程。当时，中日两军正在新平洋以东的于邦一带胶着对峙，缅甸雨季的瓢泼大雨和日军第18师团的顽强抵抗，让远征军进展迟缓。1944年1月11日，经过9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装甲兵团第一营穿越鬼门关山口，到达胡康河谷谷口的新平洋前线。开进途中，美军顾问抓紧一切时间向远征军官兵灌输战车部队的战术，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中国官兵在战场上的作战能力。史迪威把装甲兵团到达前线的消息迅速公布出去，作为提升士气的兴奋剂，果然军心大振。
远征军M3A3战车渡河前进
行进在中印公路上的M3A3战车
八莫战场被摧毁的日军战车，炮塔都被炸掉了。
装甲兵团能够这样快速进入战场，应当归功于皮克准将指挥的工兵部队。他们在战斗部队后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起一条四车道的等级公路，无论山势如何险恶，公路和前线部队的距离从来没有多于一天的路程。
尽管如此，由于时逢雨季，桥梁隧洞常被洪水摧毁，装甲兵团在开进中不得不时时越野行军。远征军给他们派来一名中国军官作向导。美军顾问理查德回忆，这名军官从不使用尺子，只用自己的拳头和手指作量具，总是能在地图上准确地估算出行进间部队的位置，这份本领令美国人大开眼界，难以忘记。
远征军车队到达昆明，车上的是工程兵英雄皮克准将。
不过，恶劣的道路使装甲兵团不得不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维护车辆并加强装备的防水。缅甸的雨季平均降水量100英寸，大大超过原来的预计。道路艰险的缅北公路，翻车是家常便饭。
与此同时，远征军屡屡派出侦察人员，从刚刚攻占的日军据点太白家（Taipha Ga，Ga是缅语“村庄”的意思）深入敌后，试图找出一条绕过日军正面防线的道路。结果证明，即便是坦克部队，也可以迂回到敌后，虽然困难很大。
3月1日，经过周密计划，完成探路计划的远征军装甲兵团第一营和新22师第66团第一营组成战步特遣队，由赵振宇和布朗亲自指挥，发动了第一次对日军的攻击。当时，三个步兵连的战士都乘坐在战车上前进，重武器、补给物资和弹药，则由装甲兵团提供24辆大卡车运送。
这是一次奇袭，他们从太白家出发，用两台装甲推土机开路，在无人的丛林中开出一条20英里的道路，从海拔6100英尺的纳拉西肯特山口翻越险峻的库芒山，穿过日军防线的薄弱之处，向纵深猛插。第一次有了这样出色的武器，中国坦克兵纷纷要求投入战斗，其中有的驾驶员的驾驶经验还不到24小时。不过，也有远征军老坦克兵回忆，那一次他们最初都以为是演习，战斗打响的时候如在梦中，直到天亮看到履带上日军步兵的碎骨烂肉，才相信自己真的是参加了战斗。
3月3日，装甲兵团突然出现在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孟关背后的瓦鲁班，就在这一天，装甲兵团与日军发生了第一次战斗。
战斗在夜间展开。根据侦察员带回的情报，日军在这一带只有少量巡逻部队。但中国装甲部队显然直接撞入了日军的即设阵地，一辆装甲推土机被敌军击毁，两辆中国坦克兵驾驶的M-3战车，仓促间中弹翻落到旁边的伊迪河中。
三
日军的火力凶猛，包括75毫米山炮、47毫米反战车炮和大口径迫击炮在内的炮弹，不断在中国装甲部队的队列中爆炸。吃惊的布朗上校判断日军兵力至少有一个大队（一千名），他推测这支日军和自己的企图一样，也是试图通过这片丛林绕袭对手后方，目的是切断正在施工的中印公路。布朗立即向远征军总部报告这一信息，在日军的弹雨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布朗战车上的天线先后被日军的神枪手打断四次，直到第五次更换天线才终于把电报发完。
日军的一式47毫米反战车炮，是为了对抗苏联BT战车开发的，也是缅甸战场日军的主力反坦克武器之一。
清醒过来的中国坦克部队拉开与日军的距离，利用战车的机动性调整攻击方向，兰姆伽的艰苦训练产生了成果，在中国装甲部队准确的炮火面前，只有步兵和炮兵的日军渐渐招架不住。天亮的时候，日军的防线被彻底撕裂，丢下阵亡人员的尸体和伤兵开始溃退。
一些老兵对这一夜的战斗记忆犹新。豪斯回忆，“当时我在先导车中担任炮手。我的这辆M3A3，代号是‘阿拉丁’，我把这个代号刷在了坦克的正面装甲上。这次战斗我打得比较窝囊。日军第18师团的部队隐藏在高大的大象草草丛中，因此我们未能先敌发现目标。18点30分，日军的大炮开火了，我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包围，我们连有两名美国顾问和数名中国官兵战死，还有数人负伤。我们停止前进，除了车长炮手以外所有人员下车向前，在弹雨中掘开了一条战壕，车辆摆开夜间防御阵势与日军对射。第二天天亮的时候，P-51野马式战斗机投入攻击，日军败退了下去。”豪斯自己在战斗中腿、臂、手多处被弹片击伤，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送到几公里后的战地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手术，并被送到印度阿萨姆的美国陆军第二十军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卡尔·伯克回忆这次战斗的时候，用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词句。他说，“那一仗我们打得并不好，因为大多数的官兵没有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经验。美军顾问在炮弹爆炸的间隙，还在教授中国坦克兵怎样使用火炮。我们挨了不少炮弹，还有车辆触发了地雷。情况曾一度十分危急，布朗上校几乎决定暂时后撤，幸好这时，新22师友军的步兵投入了战斗，稳定了战线。但他们的到来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在犬牙交错的战线上，我们很难分清中国友军和日军，他们长得太相似了。战斗中，我所在的战车被日军火箭弹击穿，无线电通讯官和一名准尉阵亡，我们在日军的阵地中强突了足有四英里。”伯克可能有一点搞错了，日军在二战中开发反坦克火箭弹时间较晚，还没能装备部队，战争就结束了。击中他坦克的，可能是一发日军47毫米战防炮的炮弹。
这次战斗，中国官兵阵亡十三人，八人负伤；美军参战人员中，共有四人阵亡，五人负伤。装甲兵团损失轻型坦克四辆，两辆落入河中的中国坦克被打捞起来修复使用。
不过，日军的损失更为惨重。和装甲兵团交手的，实际是日军步兵第55联队的冈田第三大队，这个大队一个月前在打洛遭到新38师的重创，放弃胡康河谷南段入口败退下来，刚刚补充完新兵，就接到命令在师团司令部侧后方布防，因为日军发现有中国侦察兵在这一侧的丛林中出没。日军的本意是以逸待劳打中国军队的伏击，但做梦也没想到，等来的竟是一支装甲部队，这在亚洲的丛林战中就跟发现了外星人差不多。
战斗的结果是日军第三大队几乎全军覆没，大队长冈田公中佐当场阵亡，如果不是大队副官井上咸大尉冒死把他的尸体背回来，就可能被中国兵给埋在烈士陵园门口守门了。腾越的远征军烈士陵园，至今还埋着三个日本佐官的“倭冢”给看门呢。
武汉会战中，白崇禧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原本布置了一个一个口袋阵，让日军一个一个地按照他的设想来钻，可惜部队战斗力太差，每一个口袋都被钻破了口袋底。这回，白长官的痛苦，日本陆军第18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也终于体会到了。
坦克部队出发，远征军步兵登战车随同出击。
这一战的一个插曲是日军飞行师团也来凑过一次热闹，美军顾问莱昂纳多·法利（Leonard Farley）回忆：“一队日军轰炸机突然出现，并在战场上空搜索我们的踪迹。我军的战车都伪装了起来，并且开到了隐蔽位置，本来并无危险。但是，刚刚打了胜仗的中国坦克兵对着日本飞机就开起火来，目标当即暴露，日机立即开始攻击我们。虽然双方的这次交手并没给任何一方带来损失，但中国友军的这种打法，让我们觉得余悸难消。”
第三大队的溃败让日军面临一个更大的灾难：由于根本没想到一个大队在这样短的时间就被消灭，第18师团司令部孟关已经完全暴露在中国军队的面前，而且根本无兵可守。
3月5日，田中新一中将留下少量阻击部队，自己率领司令部成员撤离孟关。6日，装甲兵团第一营攻占孟关。
田中新一中将率领的第18师团总部与所属第56联队会合，很快就发现有两支盟军部队已经插到了自己身后，一支是东侧的美军“抢劫者”特种部队（直属史迪威的美军突击部队，代号5307，因为指挥官为梅里尔准将，被中国远征军称为“梅支队”），另一支就是西侧的装甲兵团。意识到自己可能腹背受敌的田中，下令第56联队向装备相对单薄的“梅支队”发动攻击，但攻势并未奏效。日军一度打到瓦鲁班附近的昆印，并把师团总部设在这里，但“梅支队”遭到打击后向中国军队求援，新38师第113团人手一口砍刀从密林中开路，及时赶到战场，使战局转危为安。“梅支队”指挥官梅里尔准将，他身边有两名黄皮肤的亲信，这两个可不是中国兵，而是美军中的日本“二世”，这些日裔美国兵在“梅支队”主要从事翻译和情报工作，打起自己的老乡来凶猛异常，让人颇想起一句中国话叫“翻脸不认人”。
此时，日军忽闻噩耗。3月8日，沉寂数日的装甲兵团利用出色的机动能力突出奇兵，一举攻占日军后方重要据点维苏家（Wesu Ga），切断了第18师团的主要补给线。闻讯的田中刚刚下达部队全线后撤的紧急命令，在昆印的总部就突遭远征军装甲兵团的猛攻，中国战车直接冲进了日军第18师团的总部！
根据当时在第三连担任射手的远征军老兵吴弼中回忆，当时日军出动了九七式装甲车试图阻击，但中方指挥官赵振宇亲率一连战车前导，冲向敌阵，在美军飞机的轰炸掩护下，终将阻击的日军装甲部队打垮。据当时在装甲兵团第一营的岳天（后升至台湾国民党军装甲兵中将司令）记录，拦路日军战车除被击毁数辆，尚存较完整的两辆被俘。日军的九七式装甲车被称作“豆战车”，自重只有4.5吨，装备37毫米炮一门，机枪一挺，高度只有1.79米，在姚明面前是真正的侏儒，用它阻击M3或者M4坦克未免有点儿天真。
失去招架之力的日军丢下一百多具尸体四散奔逃，师团长田中新一仅以身免，逃入丛林后，靠侍从在密林中用斧头和锯子打开一条“伐开路”才侥幸逃生。远征军坦克兵回忆：“当我们冲进日军司令部的时候，他们伙房锅里的饭菜还是热的”，溃败的日军不但抛弃了大量辎重和重武器，连田中的战马和第18师团的关防大印都没来得及带走，成为远征军装甲兵团的战利品。当时的装甲兵团第一连连长韩德明至今记得缴获这枚大印的情景：通讯组士兵小刘一边挥舞着关防大印一边找韩德明时，总指挥兼第一营营长赵振宇一把拦住查看，而他也冲上去，营长和连长竟然为谁来上报这个大印争了起来。“缴获的是师团关防大印，这以前是没有的事，我当时高兴得管不了对方是营长还是谁了。”韩老笑着说。营长毕竟是营长，韩德明不得不把大印交给营长。但是在上交之前，他找了一堆白纸，狠狠地盖了几十个印章留念。至此，孟关战役胜利结束，半个胡康—孟拱河谷已经落入中国军队的掌握之中。
日军的97式装甲车被称作“豆战车”，自重只有4.5吨，装备37毫米炮一门，机枪一挺，高度只有1.79米，在姚明面前是真正的侏儒，用它阻击M3或者M4坦克未免有点儿天真。
一些文献认为此战发生在胡康河谷南路要隘打洛（Daro）。但从地图上看，打洛此时早已落入中国军队手中，日军第18师团也从未将司令部放置于此。所以说，此战发生在孟关周围，似更为准确。
四
盖有第18师团关防大印的明信片，后来成了远征军给来访客人最好的礼物之一。赵振宇上校早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给自己原来在北大，现在西南联大工作的老师们，每人都寄送了一份这种礼物表示师恩难忘，恐怕也不乏炫耀战功之意。
那年头哪个教授有这样一个学生，大概感觉跟教出一个刘翔来差不多吧？
第18师团在日军中号称“丛林战之王”，打遍马来亚、新加坡罕逢对手，1942年把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部队打得北走印度的日军中，这个师团是绝对主力。因此，孟关战役对中国军队来说，不但是找回自信的一战，而且是复仇和雪耻的一战。
然而，第18师团不愧是日军的一个王牌师团，尽管遭到重大损失，但一路撤退，仍然节节抵抗，哪怕是负伤的残兵也各自为战，拼命阻滞远征军前进的步伐。而日军缅甸方面军也很理解这个师团的重要性，先后为它补充官兵达15次之多，以至于日本投降的时候，第18师团很多部队里已经一个原来的军官都没有了。日军的这种拖延战术，是为了让其师团主力在得到补充后，能够集中兵力固守瓦鲁班以东的坚布山，以保持河谷东半部，特别是孟拱和加迈两大要点。
孟拱是胡康—孟拱河谷的出口，日军第18师团的补给基地，缅北铁路由此经过，地位重要。若能攻占孟拱，日军在缅北的第33军将被拦腰斩成两段。
3月14日，远征军发动孟拱战役，试图打通整个胡康—孟拱河谷。装甲兵团奉命配合新22师正面进攻日军坚守的坚布山要隘。日军在这里花费一年时间，修筑了坚固的永久或半永久的防御工事，将其称为“三角山要塞”。双方在这里的战斗十分激烈。崎岖的道路迫使中国远征军的战车，经常不得不在泥泞小道上蹒跚行驶，而无法如操典上要求的那样组成相互掩护的战斗队形。注意到这一点的日军常常集中火力在开阔路段攻击中国装甲部队，因为在这里的中国战车如果遭到打击很难向前后的羊肠小道疏散。除此之外，日军不断设置诡雷，在路面上伐倒大树试图卡住坦克的履带，甚至焚烧坦克即将经过的丛林。其最恶毒的招数，是使用能够贴在战车钢板上爆炸的磁性手雷和自杀式的“肉弹攻击”。
坚布山战斗中，中国步兵乘车前进，一方面可以获得战车的掩护，一方面也可以帮助视野不良的战车提前发现来袭的日军。
在这样的阻击下，坚布山山口一战中，装甲兵团先后有八辆战车被毁，大部分受创于磁性手雷和地雷。日军此战也付出重大代价，第55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管尾少佐阵亡，被迫放弃阵地后撤。
当时在缅甸采访的中国著名摄影记者王小亭，在杰布山口也亲身遇险。当时，他正在采访美军“梅支队”的Q.戴维德，忽然看到几名日军从路边树丛中钻了出来，不顾一切地扑向正在路中间的一辆M3A3战车。这些日军每人身上绑着六块苦味酸炸药，贴上中国坦克就拉响炸药，把自己炸成碎片，也炸穿坦克的装甲。王小亭曾以拍摄《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而著称，但在坚布山口没有拍下哪怕一张照片，可见当时战事之紧张，间不容发。
不过，中国人的聪明可算没得说，很快就找到了对策。李九龄回忆，第一营曾被日军的磁性雷摧毁了两辆坦克，几天没敢出击。但他们最终想出了办法，专门赶制了一种铁丝网，离坦克钢板十厘米架空焊接在装甲表面。日军的磁性雷和“肉弹攻击”因此无法直接贴在钢板上爆炸，威力锐减，就此失去作用。
4月24日，装甲兵团和新22师经过苦战，终于攻克日军“三角山要塞”，与迂回进攻的新38师在沙杜渣（Shadazup）会师，日军在孟拱外围的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装甲兵团的指挥机构跟上了第一营的步伐，把后方基地设在日军放弃的昆印。他们试图更加有效地协调新22师与装甲兵团的行动，但是最终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远征军的步兵与装甲兵协同作战，由于丛林的恶劣环境而更加艰难。
史迪威、布朗上校和孙立人。也可以看到布朗上校的大胡子。
远征军坦克部队指挥官布朗上校留着大胡子，严格来说算是违纪。
史迪威有一个习惯是亲自上前线，这有助于他更加有效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克劳福德曾在前线见到深入一线的史迪威。当时日军一部携带火炮正在转移，史迪威发现后命令一支中国部队前去截击。不幸的是，还不够熟悉坦克作战特点的中国装甲部队与步兵配合迟缓，让日军脱网而逃。为此，史迪威与布朗谈话，要求他建立一支美式纯装甲突击部队。
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一个在高级将领圈子里绰号“醋性子乔”的暴脾气老军人，却因为嫉恶如仇和平易近人深为普通中国士兵所爱戴。
布朗是一个雷厉风行的高级军官，在他和中方军官的合作努力下，一支全新的部队诞生了。1944年4月19日，12辆M4A4谢尔曼坦克到达前线，划归第一营指挥。布朗和赵振宇挑选战士用这12辆战车组成了一个“中型战车突击队”，专门作为冲击日军阵线的拳头部队。这些战车中五辆由美军驾驶，七辆由中国军人驾驶，指挥官是理查德·多兰中尉（Richard F. Doran）。美军官兵大多数也对这种车辆不熟悉，只好一面自己学习，一面教授中国战友谢尔曼坦克的使用方法，其六缸克莱斯勒引擎的同步工作尤其是一个难点。4月下旬，雨季再次来临，部件和弹药补给有些困难，但理查德中尉回忆，坦克部队的油料从来没有短缺过，同时供应充足的还有75毫米和37毫米炮弹，这大大加快了中国战车兵的训练速度。
标志显示这是一辆远征军战车，上面的装饰却极富美军的文化风格。
谢尔曼坦克后来也装备远征军其他部队，这张照片上的M4A4坦克侧面有一个白色三角标志，表示它是远征军战车第一营第二连的车辆，至于车身上装饰性女郎图案嘛……那可就没法判断是美国佬的作品，还是中国兵效仿的了。
这支突击部队火力和防御都堪称一流。原美军顾问法利回忆，他觉得自己被挑选到谢尔曼坦克部队是一种运气。因为谢尔曼厚实的装甲让人有足够的安全感。法利曾检查了一辆被俘的日军坦克，得出结论，日军战车的防御根本无法和谢尔曼相比。
估计所谓被俘的日军坦克，是日军第14坦克联队使用的九五式轻型坦克。日军在坚布山曾将这种坦克放置在两堵土墙之间组织防御作战，但面对中国军队凶猛的炮火，这种做法全然无济于事。实际上，由于日军的战术思想是用战车伴随步兵提供火力支援，一般不进行战车之间的对战，因此其参战的装甲车辆多毁于远征军的炮火和步兵火力，双方战车之间的战斗不多。法利承认，“在这条战线上，我们没有多少像其他战场上那样，进行大规模坦克战的机会。”
谢尔曼坦克组成的突击部队，使装甲兵团如虎添翼。此后的攻击过程中，尽管日军在沿潘玉河的英开塘（Inkawngatawng）、索卡道（Hwelonghka）、马拉高（Malakadwng）等据点层层设防，并配置了大量反坦克武器，但在中国远征军日益精练的炮兵、步兵、装甲兵立体攻击面前，最终败下阵来。在攻占这三个据点的战斗中，美军顾问中仅仅两名阵亡，四人负伤，数辆轻型坦克和一辆中型坦克被击毁。理查德回忆，在索卡道，日军曾派出坦克部队迎战，但面对气势如虹的我军装甲兵团自知不敌，未及交手就仓皇退逸，让远征军的官兵们有些遗憾。
不过，坦克部队的势如破竹也带来一些副作用，那就是和他们配合作战的步兵多少产生了一些依赖和消极的情绪。一名美军顾问回忆孟拱之战，“在一次协同作战中，中型坦克突击队率先攻破日军阵线，美军打头的谢尔曼战车部队一直把日军追赶了三英里之远，当我们返回的时候，却看到那些配合作战的中国步兵根本就没动窝，只是举起他们的手，比出V字型手势向我们欢呼，实在把我们气得够呛。”
说来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中国步兵在瓦鲁班的英勇，来自于打回故乡的勇气；这些中国步兵在孟拱的消极，又何尝不是珍惜能活着回家的机会呢？对这些纯朴的农家子弟来说，能这样消极一次，实在是战场上的奢侈，大多数时间他们的牺牲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那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
对装甲兵最严峻的考验堪称英开塘之战。
五
英开塘，是潘玉河东岸一片宽阔的台地，也是日军在胡康河谷东段中心孟拱的前哨阵地。由于这里水浅流缓，可以徒涉，双方都认识到，这是远征军进攻孟拱日军的必经之路。
中国远征军曾两攻英开塘。4月29日，第一次战斗中，装甲兵团和新22师第65团一个营发动攻击，由于渡河兵力不足，寡不敌众的中国士兵败回西岸，这时，韩德明已经提升为副营长，刚刚担任装甲兵团第一连连长的李纪元指挥车辆拼死力战，试图在日军阵地上杀出一条血路，结果他乘坐的战车被日军战防炮击中，本人当场阵亡，第一连的多辆坦克受损。5月3日晚，为了打开通道，布朗上校亲自指挥了第二次进攻，他调动了57辆M3和M4战车，地面由理查德·多兰中尉指挥进攻，自己则乘坐一架L-5炮兵校射飞机，直接飞在战场上方协调装甲兵和步兵的配合。L-5步哨式炮兵校射飞机，解放军早期也曾使用过。
L-5步哨式炮兵校射飞机，解放军早期也曾使用。
英开塘的战场地势开阔，河面上被日军破坏的桥梁隐约可见。这样的战斗双方意图都很明确，无可隐瞒。隔河遥遥相对的两军，让人想起古代战争中的军阵。美军参战老兵贝克尔中士回忆，他们的谢尔曼坦克在前方安装了一副很像推土机铲刀的破障器，一辆辆远征军的坦克谨慎而小心地劈开堤坡上的植被，在河岸的几处同时开始渡河。“从望远镜望出去，场面颇为壮观。当我们爬上对岸的时候，多兰中尉下令所有坦克调整位置，整个进攻阵线摆成了一个巨大的楔形。从坦克的潜望镜中望去，对面绵延半英里的台地清晰可见，毫无遮掩。这里原来显然曾生长过茂密的树丛，如今，却只有不到膝盖高的大象草，顶端一片被焚烧后的焦黑。台地尽头，是暗青色的丛林，日军，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炮击一直在持续，配合作战的轰炸机也频频对日军投下炸弹。多兰中尉下令，进攻开始了。”
与我们想象中美军多怕死不同，在这次进攻中，几辆美军驾驶的谢尔曼坦克冲在最前面，因为他们是最熟悉这些车辆的人员，战斗力最强，对多兰中尉的命令理解得也最准确。中国军人驾驶的坦克紧随其后。
日军的战术十分明确，就是坚决贯彻近战的原则，把中国军队放进自己的阵地再开火。这大概是因为战车的机动能力太强，日军很难在中国军队突击的重点目标前预先部署足够的部队。
由美军少尉帕西驾驶，代号“安”的谢尔曼坦克率先压响了一颗反坦克地雷，一条履带被炸断，一名日军跳上他的坦克，试图把一颗磁性雷固定在上面。就在此时，另一辆代号“东京有限公司”的谢尔曼坦克及时赶到，用机枪准确地把这名日军从车上打了下来。一名姓叶（音译）的中士射击极为准确，把炮弹直接打进了一门日军47毫米战防炮的炮膛里，赢得耳机里的一片喝彩。
代号“东京有限公司”的坦克车长是克劳福德，他的坦克参加了第一次英开塘之战并且中了12发炮弹，日军的47毫米反坦克炮无法击穿谢尔曼坦克的装甲。他始终认为，第一次攻击的失败和当时天气不好，空军无法提供有力支援有关。第二次进攻，远征军部队终于在河对岸站住了脚。“从坦克里面就可以闻到日军烧焦尸体的味道，我们冲过一片稻田，那里原来是日军的阵地。几辆M3A3停在那里，美军顾问在大喊大叫地教导中国坦克兵战术要领，其中一辆中弹被毁，被烧得面目全非。我和弹药手抢救了一名重伤的坦克兵，并把他送到后面的战地医院……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战车里还残存着这个士兵的碎肉和断骨。”
美国战地记者理查德森
在参战的中美官兵里面，有一个人是十分独特的，那就是美军战地记者戴维德·理查德森（David B. Richardson），他当时正奉命在缅甸采访“梅支队”的美军官兵，此时正坐在装甲兵团的第一辆战车里。
理查德森是美国最著名的记者之一，他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精彩万分，从圣雄甘地到以色列总理贝京，从卡扎菲上校到谋杀托洛茨基的苏联特工，无一不是他的采访对象。理查德森无疑属于那种上帝特别青睐的人物，因为在随军记者中，他独一无二的特点是不但采访，而且每每亲自参战却毫发无伤。理查德森因为战功曾两次荣获美国国会勋章。这位记者以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台打字机，一台照相机和一支步枪而闻名遐迩。
对于理查德森动辄又扔手榴弹又开枪放炮的“赤膊上阵”，行内人始终评价不一，多少有些人觉得他有战争狂和出风头的倾向。理查德森对此坦然面对，“我的看法是，当你充满恐惧时，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自己忙得顾不上多想。”他后来写道，“而在前线还有什么比端着枪开火更忙的事情呢？这样，每次到前线采访，我都给自己找个战斗位置。”
不过，这次在英开塘的战斗，理查德森自嘲是在“半梦半醒”中加入了战团。“我当时是Yank（译扬基，又译美国佬）杂志的记者，对于即将爆发的战斗一无所知。战车部队总是很有魅力，我碰上了布朗上校的时候，对他说我是个记者，想采访他的部队拿点儿一手材料。赶巧的是他们正要出发，于是上校说他们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干。我想他肯定把我当成了个添麻烦的，于是对他说，我当过B-24轰炸机的机枪手，也许跟着部队出发不会是累赘。为了说服他，我稍微吹了点儿牛，谈起我在B-24飞机的腰部枪塔曾经奋勇打退来袭的四架零式战斗机。我想我说服了他，而且估摸着他会把我放在指挥车里，给我一挺机枪。”
出发的时候，理查德森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被放在了队列最前面的战车里，而且成了该车的主力机枪手！布朗上校太缺乏有战斗经验的部下了，而且显然不知道理查德森的名气，刚巧第一辆战车的机枪手得了痢疾……糊里糊涂上路的理查德森想不到，此战之后，美国《生活》杂志是这样报道他的，“中美联军斗志昂扬，著名战地记者理查德森杀气腾腾地擎起一挺机枪，坐进了突击部队的先锋车里，恶狠狠地杀向日军阵地，要争取第一个打回缅甸的荣誉……”
一个多少有点儿二百五的美国愤青形象，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理查德森回忆：“我们扑向目标，可以听到日军还击的炮火呼啸而来，弹片打在坦克的前装甲上当当作响。每一分钟日军抛到我们头上的炮弹都在增加，我乘坐的战车被击中，一度失去了动力。战友试图重新启动战车的时候，我扣动扳机，带着无法控制的颤抖对准日军阵地猛烈扫射。‘打短点射，短点射’，有人对我大声喊，是车里的战友，‘顺着敌人打来的弹道还击。如果你看到一片桔红的闪光，那肯定是日本人的战防炮，这个威胁最大，先打它！’
“我开始对着那些闪光的地方开火。这可不是个容易的活儿，因为我们在高速移动，而我的视野在潜望镜中极窄。现在我明白别的坦克手为何都戴着口罩和手套了，因为这该死的坦克设计有问题，向后抛出的弹壳接二连三地打在我的身上，而且烫得吓人。公平地说，我当时已经被射击的火焰晃花了眼，根本不能确认目标。
“不过，我这通盲目射击显然声势骇人（大多数中国坦克兵对弹药比较节俭，也不会这样外行地乱打长点射给日军指明目标），以至于正在半空中L5飞机上担任协调的布朗上校，在耳机里困惑地问道：‘第一辆车的机枪手是哪个小子？’他后来对我在这次战斗中的评价不低，因为这通猛扫虽然多半什么也没打着，但对面的日本兵真没有几个敢在这种‘准确’的弹雨中把脑袋伸出来。这段话让我如释重负，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后来干脆就是闭着眼睛乱打……”
六
在英开塘死死阻击远征军的，是日军第6联队的芋生大队（大队长芋生少佐后阵亡，中国资料称为“宇生”）。此时，日军的局面十分严峻。被中国将军孙立人几次精彩的迂回作战所吸引，史迪威指挥中美联合部队对日军背后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迂回攻击，使日军的战线支离破碎。
从广域而言，整个缅北战局都是中国远征军和盟军在进攻。北面，“梅支队”和新30师空降密支那，对这个日军在缅北的中心发动奇袭，第18师团的总预备队第114联队被包围在城中；南面，英军唯一积极配合远征军作战的部队温盖特旅空降温藻，切断缅北铁路，迫使日军动用英帕尔战役的总预备队第53师团回援；东面，云南方面卫立煌的远征军Y部队强渡怒江，反攻滇西，在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据险死守，双方打成胶着。
从孟拱战场而言，新22师从正面强攻潘玉河的同时，新38师第112团迂回攻占了孟拱以西的西通，一举切断日军第18师团主力与孟拱后方之间的联系。第18师团的师团直属部队，两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和一个工兵联队，被中国远征军压缩包围在英开塘和西通之间的狭长谷地，处境十分危险。
北面，梅支队和新30师空降密支那，对这个日军在缅北的中心发动奇袭，第18师团的总预备队114联队被包围在城中。
南面，英军唯一积极配合远征军作战的部队温盖特旅空降温藻，节断缅北铁路，迫使日军用英帕尔战役的总预备队第53师团回援。
东面，云南方面卫立煌的远征军Y部队强渡怒江，反攻滇西，在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据险死守，双方打成胶着。
值得一提的是，当日军意识到自己被包围之后，曾拼死反攻，试图夺回西通。除了包围圈内的敌军向外打以外，日军集中在英军空降温藻前，刚刚赶到孟拱增援的第2师团第4联队、第53师团第128联队和第151联队一部，从外向内全力猛攻。为了夺回西通，日军甚至在山地作战中罕见地动用了150毫米重炮。
这场被称作“西通截路之战”的恶斗打响了。面对日军疯狂的两面夹攻，第112团团长陈鸣人率部死战，利用险要的地形和日军构筑的防御工事坚守西通。在激烈的战斗中第112团伤亡惨重，曾经找到并将杜聿明将军和新22师残部从野人山中救出的功臣周有良连长就阵亡在这里。但是，这些出身寒微的中国农家子弟，以出人意料的顽强捍卫了自己的阵地，也捍卫了中国步兵忠诚坚毅的荣誉。他们扼守的西通，始终如一根钉子钉在两路日军之间。在史迪威亲自调动下，盟军飞机不断为陈鸣人部投下粮弹药品。日军狂攻一个星期，内外两军间隔只有四英里，彼此射出的炮弹都能够看到，但就是无法会合。包围圈外的日军最终弹尽力竭，带着满身的伤痕铩羽而归。在这个缅甸的无名小镇，陈鸣人打出了自己军人生涯中最精彩的一战，在缅北战场得到了“拦路虎”的绰号。
这也足够写一部《我的团长我的团》了吧！这次战斗，让我产生了熟悉的感觉。搜索记忆，那是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描述的松骨峰之战。同样夺路而逃的敌军，同样内外夹攻的血战，同样英勇顽强的中国步兵。那一战，中国陆军第112师团长范天恩同样打出了一生的骄傲。包围圈内外的美军同样鸡犬相闻，但就是无法会合。
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前面提到的远征军装甲兵团老兵李九龄，就是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员。在捍卫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时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军人。
曾和一位当过兵的记者朋友谈起志愿军在铁原的血战，那位朋友沉默半晌，末了叹息一声，道：“保家卫国，当兵，就要当这样的兵！”
经过西通的战斗，包围圈中的敌军编制已经被打乱，伤兵满营。无法打开西通，他们得不到一颗米和一粒子弹的补充，完全靠挖野菜吃野芭蕉根活命，许多日军被饿得骨瘦如柴，连枪都拿不动了。
日军炸毁河上的桥梁试图阻挡追兵，中国坦克兵驾驶战车徒涉溪河继续追击。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新一中将一面组织对西通的攻击，一面仍然紧急搜集师团总部和各部队还能作战的人员，组成“森田部队”前往英开塘一线增援芋生大队，试图堵住孟拱河谷的西口，以便争取时间等待援军。日军一度发动反攻。但是，在这场硬碰硬的战斗中，英开塘最终还是被远征军装甲部队和新22师联合攻占。中国军队顺势攻占索卡道和马拉高，被围日军险要尽失，补给中断，无力继续抵抗，残军向公路两侧丛林中奔逃，试图觅路撤回孟拱。但缅甸险恶的丛林，让田中新一重蹈两年前杜聿明所部翻越野人山撤退的覆辙。那一次，远征军的上万将士埋骨荒山。这一次，日军也尝到了滋味，大量伤病员和体弱的日军死在撤退途中，能够走出丛林的日军不过1500余人。根据日军统计，第18师团在缅甸阵亡人员共计两万多名（含历次补充人员），有一半死在了胡康—孟拱河谷的战斗中。
看日军统计，在缅甸战场，第18师团加上补充兵员一共33000余人，战死的就达到两万多人；活下来的人员，无论负伤还是没负伤的，一共不到11000人。这与其他战场负伤、战死的人员约三比一的比例完全不符，其根本原因就是缅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无粮无药，加上疟疾和水蛭的攻击，使大量日军伤员迅速变成一摊白骨。在缅甸，日军负伤后不能救治死亡的人员，比直接战斗阵亡的还要多。
日军炸毁河上的桥梁试图阻挡追兵，中国坦克兵驾驶战车徒涉溪河继续追击。
相对来说，在史迪威的努力之下，中国远征军的医疗保障要好得多，中美双方的重伤员都能用飞机后送抢救。
击溃日军第18师团主力以后，远征军曾几次试图调动装甲部队支援在密支那的攻城部队，但由于雨季河水暴涨，缅北的简易公路多被冲垮而无法成功。因为连续战斗车辆损坏严重，人员也极为疲惫，装甲兵团参战部队后撤到印度境内的兰多伊（Rangdoi）进行休整。装甲兵团的第二营在6月到达前线，但很快发现在雨季中难以施展，同样开到兰多伊继续训练。由于雨季的影响，直到11月上旬，装甲兵团的部队才再次大规模投入战斗。
在兰多伊训练期间，值得一提的是，美军在这里将装甲兵团的维护工作全部转给了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这大大提高了中方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根据美军记载，中方组建的技术支持部队，指挥官为Chao Shin和Hunag Te Hsin，可惜的是，因为没有中文姓名，我在中方资料中无法找到这两名负责人的名字。若是有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不妨帮忙找一找。
这是远征军野战医院中的缅甸护士在和中国士兵谈天
七
1944年11月，装甲兵团再次从印度出发，杀入缅甸战场，参加了八莫周围的战斗，一路势如破竹。
这里，据说是清朝大将傅恒征缅时屯军的重镇铜壁关，也有人说诸葛亮南征时“深入不毛”中的“不毛”，就是今天“八莫”的谐音。在八莫之战中，战车部队最初准备用于攻城，后发现八莫城中多参天老树，在前面的炮战中多被连根拔起，变成了路障，战车行动不便。因此，装甲部队改为担任从市区外的山坡上向城中炮击的任务，以掩护步兵的进攻，并随时截击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突围行动。日军称，中国远征军在这一战中动用了“自行火炮”。其实，所谓自行火炮就是装甲兵团的坦克。
在八莫战斗中被俘的日军坦克，上面带有“旋风”字样。整个八莫都被远征军包围了，哪怕是写上“梅超风”呢，也跑不出去了。
这时，印度方面的中国远征军已经拿下了日军重兵死守的密支那，这一仗打断了缅北日军的脊梁骨，守将水上源藏少将在请求突围不获批准的情况下自杀身亡。云南方面的远征军也终于粉碎了日军在松山、腾越一线的顽强抵抗，夺取龙陵，收复滇西全部失地指日可待。此时的日军虽然在北缅投入的兵力大大增加，师团级番号从两个加到了六个，但斗志早已和胡康河谷战斗不可同日而语。面对装备训练都在自己之上的中国远征军，日军作战日趋消极，装甲兵团再没有遇到如英开塘那样的硬仗，作战较为顺利。
不过，令很多装甲部队官兵遗憾的是，他们一直想与曾在中国战场骄横一时的日军战车部队当面打一仗，却始终未能找到机会。在八莫战场日军曾投入装甲部队，但由于日军城防司令原好三大佐不懂装甲作战，参战的日军车辆一部分被半埋在工事中充当支撑点，多半被远征军密集的炮火摧毁，一部分因油料不足无法突围，被远征军俘获。双方并没发生坦克之间的对战。
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X部队和Y部队在芒友会师，中印公路正式开通。
但是，对装甲兵团来说，战斗并没有结束。1945年1月29日，扫荡中印公路周围日军，向新维和腊戍（即今天缅甸的果敢特区）方向进攻的远征军装甲兵团，意外地在新维门户贵街（Kutkai）与日军装甲部队遭遇，中日装甲部队的对决，居然在这个大剧已经落幕的时候发生了。
说来这也符合逻辑，在前面的战斗中，日军装甲部队一直回避和优势的远征军装甲部队正面交手，但随着中国军队的节节进逼，日军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至此双方终于迎面碰撞。
这一战是缅北战场罕见的战车之间的作战。远征军装甲兵团参加这次战斗的，包括中型战车突击队和战车第一营的第三连。令人遗憾的是，参战的美军官兵回忆这一战时，多着墨于自己所驾驶坦克的战绩，对中方的战绩描述不多。根据双方记载，这一战还原后大约是这样的。
在八莫战斗中被俘的日军坦克，上面带有“旋风”字样——整个八莫都被远征军包围了，哪怕是写上“梅超风”，也跑不出去了。
当时已近傍晚，装甲兵团的部队奉命支援步兵攻占贵街，他们并没有直冲镇子，而是沿着镇子旁边丘陵上的公路搜索攻击，以占领攻击阵地。这条山腰上的公路旁有一个小的冲击扇平原。在这里，远征军中型战车突击队的谢尔曼战车和第三连的斯图亚特式轻型战车在这里分开，轻战车部队在山麓展开，准备对贵街镇进行攻击，中战车则在上方担任警戒并提供炮火支援。
八莫战斗中被远征军俘虏的日军战车队
在谢尔曼坦克上的克劳福德回忆，贵街镇周围，环绕着片片稻田，山上则长满了比人还高的蒿草。此时，还无法判断镇子里有无日军，坦克兵们都把脑袋和肩膀伸出坦克的顶盖朝外看。就在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镇子上时，克劳福德忽然发现，山上有几个草堆动了起来，他在最初的惊讶后立即醒悟过来：那是隐藏在草丛中的日本坦克！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坦克对准中国远征军的战车开火了。
果然，隐藏在草堆中的，正是日军第14坦克联队所属的一队九七改式和九五式战车。这个坦克联队在英帕尔之战中损失惨重，撤退到曼德勒后于12月调往缅北，此时刚刚隶属于第18师团。由于在前面的战斗中损失过大，只剩了不多的几辆战车，这支日军装甲部队东躲西藏，始终不敢和远征军正面交手。由于当时中美联合空军已经掌握了缅北上空的制空权，日军战车部队在空袭中受损严重，眼看无法全身而退，这一次索性在山坡上设伏，试图利用近战和远征军的坦克部队拼一个鱼死网破。
和九七式原型车相比，九七改式战车保留了炮塔不在车体中线（使敌方在瞄准时容易射偏）等特点，但主炮从57毫米短管步兵炮更换为47毫米反坦克炮，增强了反坦克能力。
日军使用这种战车与远征军交手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比M4坦克依然要差一点。但英帕尔一战，第14坦克联队的九七改式坦克大部分未能撤回缅甸，仅有少数几辆，打起来势单力孤，未能发挥作用。
日军这种战术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在菲律宾不多的几次坦克战中，日军就曾利用近距离的伏击弥补火力的不足，取得过一定的战绩。不幸的是，在缅北战场上的远征军装甲部队此时已经久经战阵，反应极快，在发现日军坦克的同时纷纷开始转向迎战。坦克手的耳机里一片纷乱，克劳福德在大声报告日军坦克方位，指挥官下令对日军坦克开火，而在命令下达之前，谢尔曼坦克已经向日军射出了第一排炮弹。
谢尔曼坦克中唯一情况不太好的正是克劳福德的坦克，他的坦克一直有发动机的问题，经常在上坡时熄火，这时又出了故障，发动不起来了，顿时成为日军射击的死靶。另一辆谢尔曼坦克上的官兵发现他的处境危险，匆匆赶来拖带，但因为地形原因，拖索拉断也无法将其拉到安全地段。克劳福德冒着日军的炮弹跳下车来，试图排除故障，正在这时一颗炮弹击中了他的坦克……
等克劳福德清醒过来，他才发现自己的运气很好，纷飞的弹片并没有将他击伤，而他的谢尔曼坦克呢？仅仅是在炮塔下方被打了一个小洞，战斗力一切如常。
另一名美军顾问斯蒂威（Stevie）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回忆参战的日军坦克太小了，炮弹打上去就像穿透纸板一样。他的感受是正确的，日军大多数战车的设计只考虑抵御步兵轻武器的攻击，在谢尔曼坦克75毫米大炮的面前，确实跟硬纸板差不多。
在中美官兵镇定下来以后，这场战斗马上就打成了一边倒。美军坦克手击毁了日军一辆九五式轻型坦克，这辆坦克爆炸燃烧起来。另外两辆日军坦克被击伤，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出战场。中国坦克击毁日军一辆九七改式中型坦克和数辆九五式战车，但自己也有一辆斯图亚特式M3A3轻型坦克被击毁。
97改式中型坦克，是日军坦克师团的主力战车。和97式原型车相比，它保留了炮塔不在车体中线（使敌方在瞄准时容易射偏）等特点，但主炮从57毫米短管步兵炮更换为47毫米反坦克炮，增强了其反坦克能力。
斯蒂威检看了日军被击毁的战车，取了一面日军的膏药旗，带回去做纪念品。美国人没有“膏药”的概念，他们把这种旗帜叫做“肉丸子旗”。他的印象是日本坦克无论重量还是防御，连M3A3的水平都达不到。这的确是事实，在各国主力战车中，日军的九五式轻型坦克的确属于袖珍体型的，加上弹药和人员，也只有7.7吨重。虽然这种坦克在中国战场曾给装备低劣的中国步兵部队造成很大威胁，但在缅甸的战斗中，不但远征军的坦克它打不过，连卡车也可以“欺负”它。1944年12月，远征军的卡车驾驶员邓中华就曾经用美制道奇大卡车，撞翻了一辆袭击运输部队的日军九五式坦克，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对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邓中华有个儿子，后来写了本关于远征军的书，叫《大国之魂》。
远征军装甲兵团坦克上的标语很值得一看，这里写的是——突击。
撤出战斗的日军也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远征军追击这支日军直到腊戍郊外，在那里和残存的日军装甲车辆再次交手。此时日军残存车辆主要是装甲运输车，战斗力极差。此战日军14辆车被击毁了13辆。日军装甲部队就此从缅北战场消失。
3月8日，远征军攻占腊戍，装甲兵团奉命攻击腊戍新城和火车站，由孙学明连长指挥的部队顺利完成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参战的坦克中，也有一位中国的理查德森。这就是后来《中国大历史》和《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当时是远征军一名年轻的军官。他回忆装甲兵团的时候这样写道：“芦草丛里，纵横摆着几十部轻战车和中战车，炮塔上用红白漆料涂着狰狞面目，装甲车上楷字大书‘先锋’、‘扫荡’和许多耀武扬威的字句，顶上天线杆挂着战旗。挑战的色彩多么浓厚！这几个月来，他们的战斗技术大有进步，而战斗精神，越来越近乎‘猖獗’了”。
装甲兵团在腊戍火车站歼灭日军一百余人。这次不大的战斗，也是远征军装甲部队的最后一战。
八
腊戍战斗之后，远征军装甲兵团在缅北进入休整，等待惠通桥工程完毕后归国（怒江上的惠通桥当时的承重能力，不足以承受谢尔曼坦克的重量）。1945年6月，得到中印公路物资补充的中国军队，在湘西雪峰山对日军进犯部队发动反攻，远征军中的新六军空运参战，当时也有将装甲兵团调运参战的考虑，但终未成行。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装甲兵团按照“租借法案”将战车归还美方后返回祖国，远征军战车部队的历史就此告一段落。
归国后的远征军装甲部队人员去向十分复杂。国民政府将该部人员分编入国内的装甲部队。但是，装甲兵团一部分人员，如李九龄等不愿意参加内战，纷纷退伍或开了小差，一部分人通过被俘和起义等途径加入了解放军，为解放军装甲部队的早期建设作出了贡献；还有一部分人员始终在国民党军中任职，后来撤退到台湾。不过，由于“孙立人兵变”案和原装甲兵团第一营营长赵志华“湖口兵变”的影响，这批官兵在台湾多境遇坎坷。
其实，一个“孙立人兵变”的冤案，让很多远征军出身的将领就此断送了前程。前面提到的“拦路虎”陈鸣人将军，在孙立人出事后随即被捕，一直被监禁到1975年。
装甲部队人员在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打通的路标处合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坎坷也好，星散也好，历史的汗青上，这些曾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而奋战的老兵们，早已用自己的鲜血留下了不朽的足迹。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或许正是说的他们。
远征军装甲兵团的战斗历程已经远去，对他们最好的纪念，或许就是史迪威在听说中国政府将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后的话。
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对此没有丝毫感激，他表示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命名。他认为，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这条公路，实际上忽视了为了开通这条公路英勇奋战的普通远征军战士们的贡献，只有他们，才是这场战争中真正的英雄。
外二篇 永远的“林旺爷爷”一头大象的故事
有一天，我的台湾友人北宸和其他的朋友提起，台北的木栅动物园有一头著名的大象叫“林旺爷爷”，是远征军从日军手里缴获来的。似乎说的时候还有些眉飞色舞，如数家珍。于是萨苏给北宸写信了，因为她也正在看关于这头大象的资料。
萨苏给北宸的信
北宸：
对“林旺爷爷”我准备写一个长篇给它呢。日本这里的资料中，对它也颇有描述，甚至提到有日军骑着它，前往前线给士兵送给养，一头大象既是可以送几百公斤的粮食、纳豆等东西的运输工具，也是唯一可以通过库芒山脉这样难行地方的交通工具。中间看到猴子还打了两个下来，作为附加的赠品给前线日本兵。中国远征军退往印度的时候，也打过猴子，腥臊不可吃，日本兵遇到同样问题，是附近村民告诉他们应该把猴子埋在土里两天，再吃就变成美味。
甚至还有一个掉队的中国远征军小军官，被当地长颈族招赘，组织了一个破坏铁道的大象游击队。
很快，北宸就回信了，似乎有点儿吃惊萨苏这个大陆的家伙，也知道台湾的大象爷爷。
北宸给萨苏的信
没有想到萨也知道“林旺爷爷”。
林旺是我们小时候去动物园时，一定会去打招呼的“爷爷”啊。
从1947年跟着国军到台湾，到2003年离开，几乎整整一个甲子，可以说是我们三代人共同的回忆。
记忆里，圆山动物园旁边有一个儿童游乐场，里面有云宵飞车、摩天轮、海盗船……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动物园时，会顺道带我们一起去儿童乐园玩耍，看大象，坐旋转咖啡杯，开碰碰车，吃冰淇淋……“林旺爷爷”可以说是儿时的美好回忆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我们小时候没有听过远征军的故事，老师不讲，课本不提，书店里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里面若提到孙立人将军时，连全名都不敢写，只写“孙将军”。到1987年解严后，报章媒体才慢慢地披露这段尘封的历史。
十几岁以前，从没细究为什么“林旺爷爷”一直是动物园中的明星，享有园里国宝级的待遇，长大后才知道原来我们亲昵地唤作“爷爷”的大象，在20世纪40年代，曾一度是二战中许多媒体报道的焦点。
真奇怪，现在想来，好像那个年代的大人们，集体守着一个秘密似的。
圆山动物园里的动物于1986年迁址到木栅，宽敞多了，在林旺的“家”前面，也终于挂上了解说牌，上面记载着它的故事。不过，解说牌上把当年所掳获的大象数字写错了，只有13头大象，而不是40头。
我记得台湾有一位笔名罗曼的军中作家，是新一军第30师的一个士兵，当年他在滇缅战区冒死渡江，生擒林旺，应该可以说，是将大象千里迢迢从缅甸送到台湾的历史见证人。
罗曼曾写到，当时骡马大队从缅甸入云南，经桂林、南宁等地，大象胃口大，一般给马准备的粮食只够大象塞牙缝，这些士兵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从缅甸象奴那儿，学会教大象做一些简单的表演，例如打滚、下跪、摆耳朵、伸鼻子，就这样沿途表演，用得来的赏钱买饲料，最后才到了广州。
最可爱的是，大象运到台湾后，每隔一阵子，罗曼就会带着两串香蕉，到圆山动物园给林旺当礼物。
后来搬到木栅动物园，林旺的家大了，和游客距离远了，“送礼”也就比较不方便啦。
对了，萨，打个岔，在台湾，我们说去别人家里做客时，最好不要“空手道，两串蕉”。（就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准备，只带着十根光秃秃像两串香蕉的手指头啊）这样是有些失礼的事情。
萨文章里提到这几头大象懂得人类的语言，我想这是真的，因为那些曾经看顾过林旺的老兵来到它面前，叫唤它的名字“阿美”时（林旺在缅甸的名字），林旺的反应很特别，会扬着长长的鼻子，显得很热络，像见到老朋友似的开心。
林旺从圆山动物园搬到木栅动物园的那天，沿途民众纷纷给予欢迎打气，那时蛮多人担心近70岁的林旺会不会受不了搬运上的折腾，结果到了目的地，货柜门一打开，林旺就冲到了展示场的壕沟（所幸没有受伤）……还有林旺在50岁那年动过直肠手术，从此对兽医非常不感冒，以后只要看到兽医给他检查身体，它就要喷鼻涕表示不满，脾气倔得很。
林旺，1960，在台北木栅动物园。
林旺还有生日呢，萨，你猜猜看，“林旺爷爷”的生日是哪一天？公布答案：10月31日，动物园估算出来的，其实是刻意放在蒋介石诞辰纪念日，这天是我们那儿的假日，刚好可以让“林旺爷爷”与民同乐，很多人会在那天到动物园看“林旺爷爷”吃甘蔗大蛋糕。
动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情深，林旺的老伴马兰走后，林旺显得情绪落寞，过了三个月，也就跟着走了。
萨相信吗，林旺走的那天，许多老人、大朋友、小朋友都到动物园送这位“老爷爷”最后一程，它的房舍前堆满了鲜花图画卡片，许多成年人甚至频频拭泪。
台湾不是林旺的出生地，但二十多岁即来台“定居”的它，却早已是我们的一分子了。
当电视台播出那些掉泪的镜头时，远在太平洋另一头的我，跟着为之动容。
有一种回忆，很单纯，很实在，不用看族群，不用查血统，却可以紧紧地把好几代人的心融合在一起。
老公和萨同年生，看了萨写的，有点想今年带小朋友去北京动物园，让他们看看爸爸小时候记忆里的大象、猩猩、熊猫，或河马……
北宸
信写完了，萨苏的文章却迟迟没有写完。当然，他最终还是写完了，在文章中还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不能把它写完。
林旺不仅是一只象
林旺，是一只亚洲象。
接触到林旺，萨可以说是从一个非常古怪的角度，那就是——战争。
亚洲象以温驯著称，怎么会和战争联系起来了呢？虽然古代的时候有人动过用大象打仗的念头，但在亚洲这种做法历来是杀人三千自损一万。这是因为驯服的亚洲象性情相当温和，遇到战阵往往不愿冲向敌人，一遭打击就会本能地向主人靠拢——结果是踩死了大量自己人，弄得不可收拾。于是用大象打仗这种事儿，终于没有流行起来。
我注意到林旺，是在研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历史时。当时，我意外地发现双方在战斗中都使用了大象。中国远征军败退印度时，有一个被打散的小军官曾在当地人帮助下组织了一个游击队，用大象掀日军铁轨。但大多数时候，双方都仅仅使用大象运输物资，因为它们的性格并不适于在前线作战。这其中，日军使用大象向前线运送给养的情况较多。
缅甸日军的大象运输队
日军大象主要来自当地的木材公司。缅甸的木材公司一直使用大象搬运贵重的热带硬木。林旺，就是这种情况下被日军征用的一头亚洲象，所以，它最初也不能算是一头野生大象，从阶级属性来说，应该算是“印缅木材公司”的一名“林业工人”。
根据台湾方面的记载，大象林旺是在缅甸作战中和12头伙伴一起，被中国远征军俘虏的，但是记录得语焉不详。这几乎是台湾文献谈抗战历史时经常出现的问题，甚至一些非常精美的图书，也不肯用心去考证一下史料，其原因很让人迷惘。
其实，林旺的归汉，是可以查到具体情节的。它应该是原服务于日军第18师团，在胡康河谷作战中，为中国远征军新一军所部俘虏。林旺当俘虏可不是丢人的事情，确切地说，远征军是救了它一命！
当时的日军第18师团，在胡康河谷节节设防，阻击东归心切的中国远征军，但无论兵器还是后勤，都无法与美械化的中国新一军、新六军对抗，所以被打得不断败退。第18师团的后方基地孟拱到前线，仅仅依托一条简易公路进行补给，由于日军机械化程度不高，公路又不断被中美空军炸断，能够在林中小径行进的大象就成了重要的运输工具。
在日军中，大象们的日子可不好过。按照日军18师团辎重兵部队的报告，由于道路崎岖艰险，使用大象运输，它的负重能力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一头只能背负250至300公斤的物资，时速五公里。与中国军队在拉加苏、“李家寨”等地对抗时，运输兵要翻越险峻的万塔格山，大象是人背肩扛以外唯一的运输工具，一次到前线往返要两天的时间。由于战局对日军日益严峻，日军往往强行让大象背负500公斤以上的物资，结果许多大象很快出现“鞍伤”而不能使用，到中国军队进攻孟拱的时候，在前线的大象已经从将近一百头减少到了十几头。
公路被毁，日军大象徒涉河流。
但是，那么大的象怎么会落到中国军队手里呢？难道日本人不能骑着或者赶着大象逃跑么？
根据现有材料，林旺的被俘，很可能发生在著名的西通切路战之后。西通切路战是孟拱战役的一部分，1944年5月，日军第18师团为了遮护孟拱基地，在其以西的加迈、卡盟等地据险死守。中国军队突出奇兵，以第112团团长陈鸣人率部，人手一口砍刀，从渺无人烟的林莽中强行穿插六天六夜，成功钻入敌军后方，突然抢占加迈与孟拱的枢纽西通，切断日军补给线，一举将第18师团主力纳入中国远征军的大包围圈之中。这一战，包围圈内外的日军发疯一样猛攻西通，却在陈鸣人手下伏尸累累，不得寸进。被围日军粮弹皆无，在中国军队四面攻击下完全被打散，中国军队乘势拿下孟拱。
这一仗打断了这个“丛林战之王”师团的脊梁骨，仅仅被打散后饿死的日军伤病员，就有两千多名。日军师团部是依靠工兵在树丛中用斧头和砍刀勉强打开一条“伐开路”才逃脱的，师团长田中新一几乎是赤手空拳逃了出来。这条“伐开路”窄处仅有一人宽，大象根本无法通过。面对进军神速的中国远征军，日军只得丢弃了林旺等大象逃走。何铁华、孙克刚所编《印缅远征画史》中，有一张照片反映了这批大象被俘的场面，不知道林旺当时是不是在画面之中。
假如林旺这次没有被俘，其命运则令人堪忧，因为日军的后勤运输是有自己特色的，在前线，他们通常采用水牛和山羊（甚至据说还有猴子）运送物资，目的是在物资缺乏的时候，运输者本身也可以被作为食物吃掉。在英帕尔战役中，同样是用大象运输物资的日军粮食不够时，确有杀死大象食肉的举动。
事实上，我是在查找这批大象的情况时，才骤然发现林旺的存在的。这头长寿的大公象结束了军旅生涯后，一直生活在台北的木栅动物园，直到2003年才与世长辞，寿八十六，创了亚洲象的生存纪录。
这样一头传奇的大象，让人忍不住下笔，我立即给《北京青年报》的尚晓岚编辑去信，说我有好东西给她，我要写林旺。那边一直催促我给历史版面投稿子呢。
结果，我却一直没有动笔。倒不是懒惰，而是当我打开台湾的网页，查看林旺的资料时，骤然发现，在台湾很多人不叫它林旺，而是亲切地叫它“林旺爷爷”。
孟拱之役，远征军虏获敌军之象队。
要是仅仅从战争角度写大象林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大象林旺的军旅生涯，还是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不过是当了“机关兵”，已经和打仗无关了。加入中国军队的林旺，待遇明显改善。这是因为，当时和日军在缅甸作战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已经全部美械化，新一军和新六军的主要运输工具是美制十轮大卡车和各种吉普车。工兵部队也十分积极，公路和输油管修得紧跟着一线步兵的屁股。如此，大象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原来的“民工”成了军中的明星和宠物。
老远征军战士回忆说，缴获的这批大象很是温驯，也颇让没见过世面的农家子弟们大开眼界。他们提到的有趣事情很多，大多记录在大陆的政协史料中，也许喜爱林旺的台湾朋友还不知道呢。
缴获林旺它们的时候，也俘虏了多名缅甸的“象奴”，他们本来是为日军管理大象的，现在为远征军工作了。大象行进的时候，象奴坐在大象头顶上，手持一根形如钥匙的奇怪手杖，指挥大象前进时，就用手杖去敲大象的耳朵，敲右耳朵向右转，敲左耳朵向左转，听话得很。
但是大象也有不听话的时候，那就是让它坐下的时候，很多大象故意装作东张西望的样子，对象奴的命令不理不睬，拖延磨蹭不肯执行。后来，远征军的士兵们慢慢看出了缘由：大象身体非常沉重，坐下后起立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它们不愿意坐下，倒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的。
大象能听懂人话！可惜当时只能听懂缅甸语，对中文、英语和日语完全没反应。从后来林旺的情况看，它是慢慢学会了中文的，哦，懂母语之外的两国语言，林旺可算是个知识分子呢。不要对我这个结论表示不满哦，你试试学大象的语言去，林旺能听懂咱的语言，咱就不能跟它比比智力？
大象不怕老鼠，经常把老鼠踩死。
大象进入树林，象奴不让远征军们去窥看，说是大象有时在林中交媾，这种动物十分害羞，若发现有人窥视就会冲出来把你踩到死。
大象们在缅甸并不需要人工喂养，到了晚上，象奴给大象戴上一种特殊的脚镣，这样大象一步只能走40公分，是没法跑远的。然后，大象就会被放入山林，自己寻觅食物，清早自会回营，是不需要多少照管的。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和林旺
就是这最后一条，差点儿要了大象的性命。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很喜欢这几头大象，决定带它们回国。回国路上，离开了野生植物繁茂的缅北滇西，人们才意识到大象需要吃多少东西，新一军的后勤部门为此吃尽了苦头，大象们也不得不临时学会一些简单的表演技巧，沿途杂耍给自己赚点儿伙食补贴。尽管如此，还是有多头大象因为照顾不周死在路上。好在林旺体健貌端，生命力强，很活泼地到了广州。
值得一提的是，新一军的几头大象在广州继续登台表演，还曾经用所得赈济过当地的灾民。也有史载新一军在广州颇有强买强卖的扰民现象。大象赈灾和强买强卖，这两个矛盾的事情怎么能发生在一支军队身上呢？只能说，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
后来孙立人到台湾担任新兵训练司令，就带了三头大象渡海去台，算是给台湾人民的礼物。这里面就有林旺。可惜，另外两头大象寿命都不长，也就不如林旺这样出名了。
林俪芳说，那时她正在拍摄猴子，工作人员知道体力衰弱的林旺已经快不行了，特地找她去拍摄。林俪芳回忆，当时林旺泡在水池里（注：林旺本来不爱游水，但是衰老而聪明的它却懂得利用水的浮力，缓解自己的体力不支），不管工作人员怎么呼唤、拿食物引诱，林旺都不肯出来。
就在日落黄昏的光线下，林俪芳拍到林旺以象鼻喷水喷向自己的眼睛，表情细腻，似乎在享受着生命最后一刻的乐趣。后来还伸长鼻子朝向工作人员，就像是知道生命已走到尽头，依依不舍地跟老朋友打招呼。
应该说，看过这样的文章，我只好停笔了。
做梦也没想到，居然有那么多人写过林旺，回忆过林旺，想念过林旺。感到自己下手，无论怎么写，都有抄袭之嫌。
大象也曾被远征军用来拖运油管
写林旺的大多是成年人。每一个人都从孩子走过，从孩子走过的台湾人，很多人记忆里都有一个老林旺。有很多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岛很多年，在林旺辞世的时候，还是写它，怀念它。
那种感觉让我很熟悉，又很亲切。因为我记忆深处，也有一头一样的大象。
刚刚到达台湾的林旺，依然在“军管”之中，干了好几年搬运工的灵活，才走进木栅动物园过起了安定的生活。
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外地工作，每年只能回来一次，回来总会听我说说家里有什么新鲜事。这些事情多半鸡毛蒜皮，无非是“前院的蚂蚁搬了家，邻居的小义让马蜂蜇了头”一类孩子眼里的惊天大案。反正，我不论说什么，妈妈总是听得那么开心。
有了自己的女儿，才恍然明白，妈妈一年一度的开心，竟是用其他所有时间里对我的思念做底子的。然而，有一次，我却把这种鸡毛蒜皮一举发挥到国际水平了。那一次，我一见到母亲，就宣布新闻一样地大叫：“米杜拉长毛啦！”
妈妈愣了：“米杜拉？米杜拉是谁？”
米杜拉，是北京动物园的一头亚洲象，前几天父亲刚刚带我去看过它。米杜拉是一个叫做班达拉奈克夫人（看，因为米杜拉，我连这样复杂的名字也记得一清二楚）的老太太送给北京动物园的，当时还很小，当然肯定比我个子大。平时对巨型动物有点儿恐惧的我，对米杜拉要感觉好得多，近距离观察一番以后，冷不丁发现一个问题：书中的大象皮肤都是胶皮一样的，而米杜拉竟然长着毛！
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父亲，父亲当时大概正想着别的问题，心不在焉地回答道：“噢，小的时候没有毛，大了就长出毛来了……”
事后证明，问父亲这个问题明显问错了人，他的答案完全错误。亚洲象只有幼小的时候身上才有毛，长大了就不会有毛了，否则那就不是亚洲象了，那是猛犸！父亲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他在生物学上的知识，并不比街道老太太丰富多少。
然而我还是很兴奋，还喂草给米杜拉吃。深刻的印象让我在妈妈回家的第一时间，就向她报告这个“惊人”的消息。
那一年，我四岁。
以后又看过很多次米杜拉，每次到动物园都去看它，记得它脾气很好，还会吹口琴。直到有一次，米杜拉突然消失了，从此不再出现。
那种失落，至今难忘。
当我翻看台湾的朋友给林旺的留言，那种久违的感情一下子充塞了我的心房。我还是不写了吧，直接引用他们的话好了，往往，还附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见下图，摘自台北木栅动物园林旺的纪念网页）。
读到这些字句，仿佛胸中一种什么东西被轻轻打破。我想林旺或者米杜拉于我们的意义，就好像老宅子胡同门口那个修鞋的老师傅，当你满身疲惫地提着皮箱从异乡归来，一走到巷子口就看到阳光下20年前的老师傅，依然在拿着一个鞋掌，一板一眼地来钉。
那，就是和“林旺爷爷”一样的感情了。
林旺不仅是一头象。
这是在大象林旺死前几天，捕捉到的镜头，让林俪芳（注：台湾动物园摄影家）一生难忘。
散发着时光味道的老照片，更让我有一种恍惚的感觉。照片上那一个个认真对着镜头的黄皮肤黑眼睛，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在台北还是在北京！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们的服装，实在与我们乃至我们父兄在某个时段的形象太相似了，连神情也像！
写林旺的前半生，我心中的感觉带有扬眉吐气的意味，而写到不需要我动笔的林旺的后半生，心中却只有一份淡淡的欢喜和忧伤，平静如同一湖秋水。
原来感动就是这样简单。
写到文章的结尾，却是一个好消息，才知道我一直有些怀念和担心的米杜拉，离开北京后是去了天津动物园，它当时并没有在这个世界消逝，只是搬了一次家。
虽然我们都终将从这个世界消逝，但我们总是期望着，我们的所爱，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文章写好后不久，接到北宸的来信：
今天在办公室看“再见林旺爷爷”的专辑，看到最后竟然眼睛都湿了，看到那么多人，为了林旺的离开而掉眼泪，心里的感觉不知该怎么形容，林旺，真是就像是萨所说的，不只是一头象。
我们不会对他说“喂，你游回缅甸去”，却曾有一些人对着岛上的另一群人说，“太平洋又没加盖，游回大陆去”。我们对一头象都能看成是自己人，却对同胞手足那样不留情分，还好这些都过去了，经过痛，才知道和谐的可贵。
萨，没有人不爱自己家乡的吧。
主要参考书目
日本史料
《菊与龙》，相良俊辅，光人社，1974年。
《悲剧的战场》，出口范树，潮书房，1988年。
《一下士官的缅甸战记》，三浦德平，苇书房，1981年。
《十五对一》，辻政信，光人社，1955年。
《潜行三千里》，辻政信，光人社，1955年。
《断作战》，古山高丽雄，海晴书房，1965年。
《日本陆军英杰传》，冈田益吉，光人社，1974年。
《武士战车队长》，岛田丰作，光人社，1974年。
《死谷胡康的持久防御战》，井上咸，光人社，1996年。
《铁与肉弹——密支那八十天的攻防》，平井郁郎，光人社，1996年。
《飞行第八战队与缅甸航空作战》，铃木农富男，光人社，1996年。
中国史料
《缅甸荡寇志》，孙克刚，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
《印缅远征画史》，何铁华，孙克刚，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
英文史料
MARS TESK FORCE—A SHORT HISTORY by Ralphe Baird
“Vinegar Joe”Stilwell By Teek Har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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