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作者:萨苏 内容简介 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不惜生命来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序 我出生于1945年12月,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了几个月。但从我有记忆开始,上一辈人有关“东洋鬼子”、“矮东洋”、“东洋乌龟”的回忆就不绝于耳。日本兵如何烧镇上的房子、如何强暴“花姑娘”、“逃难”的日子如何艰难、当“良民”如何受屈辱,都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镇上不止一处“火烧白场”(被火焚毁的房屋废墟)有的依然荒废,有的已成为我们游戏的场所,有的已被新建的房屋覆盖,但老人们都能一一指认,哪一处是“长毛”(太平天国部队)烧的,哪一处是日本兵烧的。 有关抗日战争的课文、歌曲、小说、戏剧、电影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奇袭阳明堡、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松花江上》、《保卫黄河》、《游击队员之歌》、《太行山上》、《延安颂》、《抗大校歌》,《鸡毛信》、《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红灯记》、《沙家浜》,持续不断地加深着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和日本侵略者、汉奸、伪军、卖国贼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 记得1957年我刚随父母迁居上海,“日本商品展览会”在上海举办,这是战后第一次在上海升起日本国旗。据说,要不是政府防范在前,肯定会有爱国青年将它扯下。但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增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日本人民反对战争,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愿意与中国友好,现在正在与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反动派作斗争,所以我们应该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每年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的活动,中国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特别是对“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支持更有集会、游行等多种方式。1960年夏我在上海参加高中入学考试,作文的试题就是《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 “文化大革命”期间,“反修”的口号越叫越响,“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成为头号敌人,对日本人民的支持又增加了“收回北方四岛”。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国家干部范围内放映日本“反动影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中学教师算是干部,也属观看范围。其中一次我正带学生在农村劳动,接到通知专程赶回上海看半夜一场。尽管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对第一次看到正面显示的日本军容还是十分震惊。 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得到更全面的发表和更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也从中学教师成为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又成为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人员,因而有更多机会了解历史真相、进行专题研究、参加史迹考察。滇西抗战五十周年时,我去云南保山参加学术讨论会,会后又考察了松山、龙陵、腾冲等战场遗址。当最后来到国殇墓园,面对数千为国献身的英魂时,我不能不感到惭愧和遗憾——为什么烈士们身后寂寞了那么长的时间?近年来,我读到的史料更多,对抗战的了解也更全面。但我深知,我所知还只是某些片断,就是中国方面的记载也了解不多,何况还有日本方面及其他国家的史料?像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证据,就是德国、美国、英国等外国经历者的记录。 1997年我在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当客座研究员,发现图书馆中有不少战时的电影资料录像。其中一部分是由“满映”(伪满洲国“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拍摄的新闻短片,我全部看了一遍,这才知道我从小就开始看的“新闻简报”原来是从“满映”学来的。这些新闻片自然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张目的,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制造的。但多少也显示了一些事实,如日军进攻上海时曾在爱国女中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占领该校后,分别为“皇军”和“国军”阵亡者设了灵位,影片中出现了日本军人同时向两个灵位献花致敬的画面。东北的民众在日本和伪满的驱使下,加紧采煤,连妇女也在工厂参与装配飞机。汉奸政权组织市民,在上海外白渡桥手持小旗夹道欢迎日本军队。溥仪访日时表面受到隆重欢迎,而汪精卫的尸体用专机运回南京时一派冷清。 在日本的图书馆中还有大量相关史料,可惜因为我专业研究以外的时间太少,读日文的速度又太慢,无法涉猎。要是我以抗战史或近代中日关系为研究方向的话,日本方面的史料肯定与中国方面的史料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时,我发现,除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外,依据的证据不同,也是造成双方分歧的主要原因。但对方提出的相反证据,我往往闻所未闻,在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学者的论著中从未提及。2004年我在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讲学期间去雾社参观,因为早就知道“雾社事件”或“雾社暴动”。回校后,与在该校任教的滨岛敦俊教授谈起,他却列举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提出了相反的理由。如果只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理解或不同观念,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讨论,或者求同存异。但在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前,原则性的是非标准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当我读到萨苏先生的书稿时,立即决定要向读者推荐,因为此书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写这本书,萨苏先生可谓得天独厚——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或听到抗战留下的人物或事件,不少是不见于正史记载的。他供职于一家美国公司,却长期派驻日本,有机会深入了解日本,并收集他感兴趣的资料。从已经收录入书稿的内容看就相当广泛,包括当时的公开报道、内部报告、通讯、回忆、谈话、照片、地图、书影,据说其中不少是首次在中国发表,至少我是第一次见到。但我们能读到这些文字,还得感谢他对资料的严格选择和客观分析。尽管他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但在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方面并不亚于历史学者。 或许有人会担心,多用日本方面的史料会使读者误解抗战历史,或者会在客观上减轻日本的侵略罪行。其实恰恰相反,事实越充分,结论越明确。双方的史料放在一起,即使相互矛盾,也比各说各的要强,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双方都有说服力。例如,对战争中双方的伤亡人数,作者既介绍了日方公开报道中的吹嘘,也公布了日本内部报道中承认的数字。又如,从日本方面的史料看,八路军的确曾击落一架日本侦察机,但迄今为止中国方面未见任何记载,显然当初就被忽略了。要不是作者的发掘,中国抗战史就缺少了这光辉的一页。 萨苏先生的文章也很有吸引力,语言亦庄亦谐,举重若轻。某些段落在专业人士看来或许稍显夸张,但作为普及性读物也无伤大雅。 我与萨苏先生素不相识,读到编辑发来的书稿才首次得知其人其文。因希望与更多读者分享,我乐意写下这些话作一介绍。未知萨苏先生以为然否? 葛剑雄 2007年5月3日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教授) 高粱红了 ——关于书名的一些话 在《红高粱》中,三次提到了同一首歌。第一次,是任副官训练乡兵时。 玲子和我父亲他们趴在墙头上,看着任副官在空场上教唱革命歌曲。父亲身矮,脚下垫了三块土坯才能看到墙里的情景。玲子把秀挺的下巴支在土墙上,紧盯着沐着朝霞的任副官。任副官教着队伍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 第二次,是枪毙强奸民女玲子的军需处长、余司令的叔叔余大牙时。 余大牙面向臭水湾子,望着在他脚下的水汪汪里,野生着一枝绿荷,一枝瘦小洁白的野荷花,又望着湾子对面光芒四射的高粱,吐口高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 余大牙是强奸民女被枪毙的,他当然不是英雄。他是个普通的中国人罢了,甚至是中国人中属于“败类”的那一部分。而作者是这样写的:“余大牙毕竟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的种,他犯了大罪,死有余辜,但临死前却表现出了应有的英雄气概,父亲被他感动得脚底生热,恨不得腾跳。” 第三次,是余司令为叔出殡之后。 父亲发现余司令提着枪的手臂缓缓地举起来,枪口追踪着任副官的背影。送葬的人惊讶万分,但无人敢吱声。任副官全无知觉,昂首阔步,有条不紊,迎着齿轮般旋转的太阳,向着村子走。父亲看到手枪在余司令手里抖了一下。父亲几乎没有听到这一声枪响,它是那么微弱,那么遥远。父亲看到这粒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任副官头也不回,保持着均匀协调的步子继续前行。父亲听到从任副官那儿,传来嘬唇吹出的口哨声,曲调十分熟悉,是“高粱红了,高粱红了!”我父亲热泪盈了眶。 “国破山河在”语出杜甫的《春望》,充满对国家残破的悲愤,似乎没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样激昂。中国抗战,更多的是悲愤和牺牲,这是一场在绝望中的奋起抵抗。我们不喜欢战争,但强盗闯进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只有拿起枪来战斗。 用“国破山河在”作为本书的书名,我的思路来自《血染的风采》一歌中的唱词:“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这本书,我的本意在于纪念在抗战中奋起抵抗、宁死不屈的中国军民。“山河”的含义,是在国破家亡的时代,这些不屈的中国军民,用自己的身躯融入了中国的山河,所以中国的山,中国的河,都被赋予了不屈的灵魂。敌强我弱,你可以打败我的政府,占领我的城市。但是,不肯屈服的中国人和亘古在此的山河是融为一体的,你永远无法征服。 我以为,抗战中国的力量,不在枪炮,而在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中国的山河,一如为了这种精神死难的中国人,最终又长眠于山河间。起于尘土,归于尘土。 再引申一点,抗战中的中国之所以不可征服,或许正是因为当时这片土地的主人之为中国人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格善于忍耐,后发制人,但骨子里的高傲和坚韧,又使他们能够在别人早已会屈服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下来。 大刃无锋,我以为是中国人的国魂。 在曾经的文章中,我将海外的中国人比作野草,曾有朋友感到愤怒,责问我中国人为什么是野草,你是不是要侮辱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是乔木,是青松! 其实,我们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是一种貌似低微,但生命力极强的植物。你可以轻易地拔起一棵野草,斩断它,蹂躏它,但是,一旦放手,它又会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一棵野草毫不起眼,但当你站在呼伦贝尔的高原上放眼望去,那一棵棵野草联成的覆盖天地之间草原,其雄伟和壮观,只有让你感到自己的渺小。 一如南苑之战中没有留下姓名,却在十个换一个的白刃战中猛扑上去的学生兵。 一如扛着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就背井离乡走向天涯,最终却形成了世界各大公司技术部门中不可或缺的“中国军团”的中国工程师们。 一如今天吃着最便宜的盒饭,干着最艰苦的劳作,还要寄钱回家的民工们。 你说民工和工程师们是为了自己的家,可不是为了这个国。国家国家,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和家的关系是紧紧相连的,都蕴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期待,一个个中国人的家,就构成了这个被叫做“中国”的国。 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1937年,一个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放下手中的锄头、铅笔,用最简陋的武器,迎着意图灭亡自己家国的侵略军,沉默,但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自己家园的前面。 中国人在抵抗,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大山之巅、大河之间,中国的山河,就是这样不可征服。他们就像野草,即便凶残的敌人是烈火。 国破,山河在。 写完看看,有点儿悲了,其实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这样灰色。也许是对于先人的感怀,使这篇文字带了太多的悲情。那么,我就在文章的最后,放一段中国远征军血战异域时高唱的战歌吧,虽在艰难时刻,犹显大国气概。 君不见 汉终军 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 班定远 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 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 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 着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 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 净胡尘 誓扫倭奴不顾身 忍情轻断思家念 慷慨捧出报国心 昂然含笑赴沙场 大旗招展日无光 气吹太白入昂月 力挽长矢射天狼 采石一载复金陵 冀鲁吉黑次第平 破波楼船出辽海 蔽天铁鸟扑东京 一夜捣碎倭奴穴 太平洋水尽赤色 富士山头扬汉旗 樱花树下醉胡妾 归来夹道万人看 朵朵鲜花掷马前 门楣生辉笑白发 闾里欢腾骄红颜 国史明标第一功 中华从此号长雄 尚留余威惩不义 要使环球人类同沐大汉风 血斗南苑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
吕公良,出生于工商业家庭,幼年在本地就学。 1920年考取衢州省立第八师范学校,1923年该校并入衢州省立第八中学,他继续求学于八中。 1925年毕业,他性格开朗,酷爱古典文学,善作诗文。 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 1928年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开始戎马生涯。 吕将军历经战役: 1937年的晋中太谷战役; 1938年的鲁南大会战、台儿庄战役; 1939年的鄂北会战; 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等重大战斗。 吕将军功勋履历: 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八十九师参谋长、第八十五军参谋长、第十三军参谋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高参、华中抗日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安徽界首警备司令、河南因江警备司令、第十五军新编二十九师师长等职,中将军衔。 1944年,日寇集结51万兵力,发起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平汉线,直指华南,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以期迫降。 3月,他奉命率二十九师镇守许昌。 月底,日寇七万余人向许昌扑来。 4月2日,日军突然袭击中牟,驻防的二十七师奋起抵抗后失守。他当即率师与刘昌义军长驰赴中牟,趁敌立足未稳之机,夺回中牟。 4月17日,日军再度进犯中牟,汤恩伯所属各军,按兵不援。军长刘昌义无奈,下令撤退,中牟得而复失。 日军占领这个前哨据点,后续部队纷纷渡过黄河,进而左右出击,一面围攻郑州、洛阳,一面强攻郭庄,直逼许昌。 4月24日,汤恩伯命令:死守许昌,牵制日寇,配合突围友军实施作战计划。当天,他召集誓师大会,作了兵力部署。其时,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临郑州督战,敌三十七师团、六十二师团、骑兵四旅团、坦克三师团分三路南下包围许昌,混成旅团穿插于西南。许昌城处在重重围困、孤立无援之境地。 4月28日夜,敌军发起攻击,以坦克为先导,上空有十来架飞机向我阵地轮番轰炸,他亲临第一线指挥,进行殊死抵抗。到29日,城南防线被突破,30日,全师三千多名将士陆续牺牲。为避免更惨重的伤亡,吕将军决定撤离许昌城。 5月1日凌晨,开始突围,他率部且战且走,抵达城郊的于庄、苏沟村之间,突然遭到敌伏兵阻击。他身骑高马,奔前顾后指挥,目标显眼,敌集中向他射击,他身中数弹而为国捐躯。 1986年,经浙江人民政府批准,授予吕公良将军革命烈士称号。海水火焰 ——黑白汤恩伯 汤恩伯,这个名字看过《战上海》的朋友多半都很熟悉——汤司令啊。然而,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历史上的汤恩伯,特别是抗战中的汤恩伯,其形象到底如何,不免众说纷纭。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位汤司令吧。 先说用兵,有人认为汤在国民党军中是非常优秀的将领,窃以为这个评价有些过誉。 这并不是说汤全无军事才能,他受过相当完备的军事教育,而且在作战中颇有章法,并非纸上谈兵之辈。可是如果认为他在国民党军中属于超一流的战将也很勉强,评价一下,中上而已,逊于李宗仁、薛岳、白崇禧,又高于余汉谋、徐源泉、黄琪翔,大约上限可及卫立煌,下限接近刘峙的水平。他的作战水准平平,若说特点就是有一点“慈不掌兵”的狠辣。这在军中并非是缺点,平时的爱兵如子无疑非常重要,一旦上阵如果缺乏“慈不掌兵”的威严,也难以取得作战的胜利。 汤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是作为高级将领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性布防,缺乏纵深,对现代化战争不能很好的适应。南口是这样,河南是这样,厦门还是这样。其次是手里部队一多就乱套,不能有效地让处境不同的部队各司其职。指挥呆板,没有弹性,攻的时候一窝蜂,撤的时候没掩护——如果他指挥一个团这样全攻全守很好,可要是让他指挥一个兵团或者几个兵团也这么干,那一旦败起来就是不可收拾。胡宗南被称为大连长,约略和汤相似。和汤军团在河南的溃败比较起来,像廖耀湘在平满纳也是撤退,作出一个滚筒式的八卦阵来,虚虚实实,打得日军叫苦连天,那就精彩得多。 汤能够脱颖而出,应该说并不全在其军事才干,他的浙江人身份使他较早进入蒋介石的亲信圈子。他又善于写手本,得到蒋介石的欣赏,认为他是军政全才,以后把四省边区都交给汤未尝不是考虑到他这个才能。实际上汤的手本基本是心血来潮,纸上谈兵,他的政务能力还不及军事,在河南弄到“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地步。这一点上,同样军事才能平平的陈诚就比他好得多,在恩施建立六战区,残破的鄂西被他经营得铜墙铁壁。东北吃了败仗到台湾,他搞土改的水平不亚于共产党。台湾人叫他陈诚伯伯,这和“水旱蝗汤”能比吗?汤还有一条特色是永远军容整齐,一脸剽悍。蒋介石偏爱外形出色的将领,所以对他自然青眼有加,反过来,陈明仁那样不修边幅的,再能打老蒋也看不上——说起来老蒋又不是拍电影的,长得好坏有关系吗?说笑话,梁兴初梁大牙在共产党打出万岁军来,要到老蒋那边干,恐怕得先整容把牙拔喽。 那么,汤恩伯在抗战中的表现如何呢? 汤恩伯的表现是一个典型的“人会变”的例子。 一般看法汤恩伯的抗战生涯是先扬后抑,前期打得英勇,后期一败涂地。其实真正的情况还要复杂。 汤恩伯最初参加抗日的时候,是不太让人瞧得起的。汤参加的第一次抗日作战是绥远抗战,那还是在七七事变以前,傅作义奇袭百灵庙,开我国摩托化作战之先河,震动全国。汤即派十三军一个主力团开赴百灵庙参战。 汤恩伯本身的积极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因为部队到得晚,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到达后反而受到大获全胜的晋绥军将领讥笑。汤恩伯当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部队是精兵,且确实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团出发时每人发料子马裤一条。绥远前线晋绥军作风传统俭朴,突然来了这样一支形状怪异的军队,遂将其戏称为“牛裤团”。 虽然“牛裤团”有点儿搞笑,但可以看出汤恩伯当时还是抗日心切的。 接着就是南口会战,这一仗汤打得的确是硬仗。当时南口方面的布防全被汉奸出卖给日军,汤部几乎没有军事秘密可言。在这种凶险的情况下,汤恩伯发挥了“汤屠夫”的优点,恶守南口,日军进展困难,主力被他挡在了关外。其时,北方抗日局势很好,大有分割日军的可能,傅作义部骑兵甚至已经东进,克复商都(全面抗战后收复的第一个县城)。这时,汤恩伯在南口的死守是很关键的。可惜的是,守卫察哈尔的刘汝明大意失荆州,没有认真布防,被日军突袭攻占张家口,突入关内,汤恩伯几乎失去退路,才从南口撤出。 抗战胜利后,有人写《抗日战争演义》,里面就有一章叫做“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刘汝明不干了,要杀了那个写书的,那作者也真机灵,马上改了个名,叫“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痛失张垣”,才算没事。 汤恩伯在抗战中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台儿庄会战。孙连仲正面死守之下,汤部二十军团从矶谷师团背后杀出。关麟征、陈大庆一班精锐,如狼似虎切断日军退路,只杀得日军掉头一直跑到绎县。被切断的日军据村顽抗,被汤部放火大烧东洋烤老鼠,痛快淋漓。(也有说汤并未放火,而是日军弹尽援绝之下效仿战国苏我氏焚宅集体自杀)第一次徐州会战中国大胜,武汉的民众纷纷欢呼李宗仁司令长官要把鬼子赶下海了,全国士气大振。 著名记者罗伯特·卡帕当时恰好在徐州前线,通过他的作品,“台儿庄”的威名天下传扬,照片上日军遗弃的累累坦克更记录了中国人英勇的战绩。 在台儿庄,汤恩伯也开始第一次受到了舆论的质疑,认为他存在见死不救,任滕县守军王铭章部殉难,以及对日军背后出击不够积极的问题。 也曾有军事历史学者谈到他曾经“用尺子一寸一寸的量过”当时的军用地图,观察汤部的行踪,结论是汤恩伯当时并无消极举动,而是尽了全力。 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阶段汤军的情况应该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就是汤恩伯出击矶谷师团背后,解台儿庄之围是否故意拖延。 这里面汤恩伯受到责难的原因是矶谷在汤恩伯的正面一度只放一个大队,而李宗仁屡次催促,汤恩伯始终未按照李宗仁的要求尽快出击。 个人认为,汤恩伯即便拖延,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首先看看日军放一个大队阻挡十万汤军的做法。有人认为汤恩伯畏敌如虎,不敢进击,这或许是对日军作战特点不了解的一种看法。实际上日军以一个大队为战役中典型的完整作战单位,放一个大队在汤的正面,并不是期望它能挡住汤军,但足以拖住汤军,要迅速吃掉日军一个完整的大队并不容易。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日军掩护全军退却,也只用矢野桂二一个大队,结果成功撤退。汤军就算战斗力强,还没有瓜岛上范德格里夫特的兵力、火力、机动能力。日军用一个大队牵制汤军,这个自信并不过分。一旦在日军还没有全力投入正面作战时汤军和日军这一个大队咬上,日军依靠其机动能力是很容易在平原上调动足够兵力和汤军交手的。 汤军出击的时机,可谓拿捏得相当好。晚一点,、台儿庄失守,汤就变成了锦州战役中的廖耀湘,早一点,日军还有余力掉头,只能打成顶牛,却不能战胜。汤军团出击,正是在日军一拳打出,手臂完全伸直的瞬间投入战斗,所谓致命一击,对台儿庄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的观点只代表个人,但胜利者是不受责难的,对汤按照自己的节奏投入台儿庄增援作战,我想不应该太过苛责。 第二个问题就是救援滕县。 汤恩伯有没有力量救援滕县?我的看法他是有的。他离滕县并不远,守军甚至一度可以听到汤军的枪声,但他却越打越远,被戏称为“游动哨”。参看张自忠之救庞炳勋,汤恩伯显然是未尽全力。 这里面就要涉及到汤恩伯如果全力救援结果如何。 鉴于日军锐气正盛,汤部和矶谷师团正面交手未必能够取胜,但救援王铭章脱险应该可以办到。只是这样一来,第一,汤部要打一场硬仗,损失不会小;第二,汤部可能被粘在滕县,从机动兵团变成守御兵团。 从军事地图上看,汤恩伯的选择也有有利于整个战局的道理。三战区李宗仁所部可算大杂烩,兵力虽然不少,能作为机动主力的部队并不多。孙桐萱的鲁军在韩复榘死后奉命反击鲁南,大汶口战役显示攻坚能力不足,且韩刚死,这支部队的忠诚度还是个问题;邓锡侯、孙震的川军虽然勇敢,但装备太差;孙连仲善于防御,是北线支柱不可轻动;张自忠善于进击,但是在南线对付坂垣;樊菘莆善战但和李长官不和;滇军还在路上;沈鸿烈、刘镇东杂牌部队兵力不足,只能担任游击。 只有汤恩伯部,兵力雄厚,装备精良,最适合担任战役预备队,对日军进行进攻作战。如果汤部在滕县被粘住,李宗仁能够实施机动作战的部队还真不好找。 所以,汤恩伯保存实力,对于日后的台儿庄大捷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而,理由是理由,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南口那个不计利害,拼死打硬仗的汤恩伯在渐渐消失。汤恩伯开始更愿意打“巧仗”,而其骄横跋扈的一面也开始暴露。滕县、台儿庄两战,汤恩伯的决定有他的道理,但都需要坐视友军的大量伤亡无动于衷。我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汤恩伯心灵中冷酷一面的体现,坐视友军灭亡等待自己成功的机会,或许有时合于兵法,但不能不说其消极影响也是很严重的。汤恩伯一生崇拜曹操,曹操对于屠城和权术的看法未必不是他所暗许的。那么,牺牲王铭章还是牺牲自己,就很难说汤恩伯是从全局的角度还是从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了。或许他很满意自己这种慈不掌兵的风格,但是从此以后汤部因为这种风格在战场上总是和友军格格不入,其中的利害,就不好说清了。 吞并王劲哉部,是汤在徐州会战之后作的另一个微妙的变化。 王劲哉是杨虎城部将,一二八师师长,归属汤恩伯军团指挥。汤恩伯乘机吞并王部主力,王率少量部下离开汤部,到湖北组建半独立王国去了。吞并王劲哉,开汤恩伯扩大实力的先河,表现了抗战中期开始后,汤恩伯对实力的渴望。为汤恩伯成为中原王写下一条暗线。 随枣战役,汤恩伯所部表现依然值得称道,李宗仁摆下口袋阵,汤恩伯和台儿庄一样担任包抄任务,在截击日军后退的战斗中斩获不少。李宗仁却回忆汤恩伯不听指挥,出击过晚,致使日军主力顺利东遁,认为如果汤恩伯及时出击“日军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或许永无东归之日!” 李对汤的指责似乎有些过分,因为日军口袋外当时留有强大机动兵力。如果两面夹击扎紧口袋的汤恩伯,汤会腹背受敌,恐怕鹿死谁手很难说。当然汤恩伯也不是没有胜望。 可以看到,汤恩伯这时已经相当回避风险太大的战斗,且依靠自己的中央嫡系关系无视李宗仁的指挥,他要等到日军主力大部东撤,才出来捡便宜。日军被封闭的兵力少,他也就没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了。战果虽然不大,风险要小得多。 当然,打的还是胜仗,只不过汤恩伯的仗是越打越“巧”了。如果说抗战军兴的时候汤不乏以身报国的勇气,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这种刚勇之气,也在渐渐衰微。这不是汤恩伯一个人的问题,要说,也可以算当时一个社会问题了。 汤恩伯身上的黑和白,就这样慢慢地发生着量变。 我以为可称为是汤恩伯真正的转折点的,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战役——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指的是1940年的第一次襄阳战役,也就是枣宜会战中围绕华中重镇襄阳的一系列战斗,日军主力为第三、第三十九师团,中方第五战区正面主力为黄琪翔指挥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及第十一集团军一部。此战中国军队先败后胜,襄阳失而复得。由于枣宜会战中张自忠上将突出敌后血战殉国,一时震惊中外,襄阳的战斗因此变得并不那样抢眼。 但是这一战中,汤恩伯军团(以第三十一集团军为主力)的动向我以为颇反映了这位将军此时的心态。 会战打响之后,兵精粮足的汤军团作为第五战区首屈一指的精锐部队,如同以前几次会战一样,奉命担任战区战略预备队机动兵团,也就是说将作为反攻时的拳头使用。不过,此时的汤恩伯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说,大概有一点芒刺在背的感觉了。1939年随枣会战,汤对李的命令公开对抗,李耿耿于怀,有要法办汤恩伯的说法,但最终又拿带天子剑的汤司令毫无办法。 这件事汤李谁更有道理,至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军令角度李完全占理,汤骄悍、违令,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毕竟还能打仗,这给他增加了不少同情分。然而,枣宜会战中在对汤恩伯毫无处置的情况下依然将其隶属于李的部下,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试想,既然一年前李不能处置汤的违令,一年后李又怎么能指挥得动汤?!至少应该将汤恩伯调离第五战区以缓解矛盾吧。从军事角度,中国方面开战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犯了兵家大忌。 抗战中期以后,汤恩伯多有这样独立于顶头上司的“厚遇”,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薛岳,他也有这样的待遇,也不乏和何应钦、白崇禧吵成一锅粥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独立性用在灵活指挥作战上面,这种独立性一定程度上使白、薛从上下指挥关系变为前后方的配合关系。白对全局的掌控加上薛对当地战区的了解相互弥补不足,所以斩获颇丰。汤恩伯就有些不同,他得到这种厚遇后与顶头上司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配合,近到襄阳战役的李宗仁,远到中原战役的蒋鼎文,没有一个能够指挥得动他,或者能够和他配合好。这就不能说都是他的长官有问题,汤自己也要找找毛病了。 李宗仁其实还有一个可能的做法,就是直接调动汤属下的部队,拆散汤军团,然而军委会偏偏给他一条命令是汤军团必须整体使用。从军事角度考虑,这个决定很有道理,那就是机动兵团的拳头一定要硬,分散使用汤军团,会削弱反击的力度。如果没有这条限制,我想李给汤拆台也一定不会客气。这会削弱汤的战斗力,可是与指挥上的半身不遂相比,军事角度上还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幸的是,李没有这个权力,所以李的兵力不够充足,枣宜会战打得比较乱。 襄阳战役的前后经过大致如下: 5月初,日军进攻枣阳,激战中右翼兵团张自忠部损失很大。张自忠渡河督战,壮烈殉国。日军攻占枣阳后继续西进,和中央兵团黄琪翔部展开激战。黄是北伐系的老将,指挥习惯比较老化,应变不够迅速,同时,此战他的主力第二十二集团军是川军,而不是黄的粤军部队,彼此不够熟悉,因此在日军攻击面前节节败退。李宗仁的桂系部队也投入战斗,并且打得艰苦顽强,为了掩护主力撤退,一七三师师长钟毅战死沙场。5月31日,日军击溃新四旅河防部队突破襄河防线,黄琪翔部军心已乱,从襄阳溃退(黄在指挥部的黑板上大书“还我河山”,痛哭而走)。6月1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重镇襄阳。 襄阳失守全局震动,李宗仁严令黄全力收复襄阳。黄随即下令一二三师师长王志远指挥反击。军心尽失的状态下,用区区一个师反击襄阳,还是退下来的部队,不免有些敷衍的味道。 王志远,川军宿将,原三四三旅旅长,因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在滕县战死递升(从滕县死守中突围而出的张宣武团长递升三四三旅旅长,也是后来滕县战役的重要史料提供人)。王接到这个命令,恐怕也觉得难以执行。但他从山东打到湖北,虽然在吃败仗,勇气还是有的。于是,王志远指挥还算完整的师直属团,亲自带队反击襄阳。从当时的战场局势看,王志远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打这一战。 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当王部突入襄阳的时候,却发现日军已经撤退。6月3日,同时出现了两份战报——王志远的一二二师“收复襄阳”,还有一份是汤恩伯的“本部克复襄阳”! 襄阳的确夺回来了,但到底是谁攻克了襄阳呢? 事后查明,王志远部攻击襄阳,进城以后发现日军已经撤退,随即出城追击,直追到笕山,与日军断后设伏部队发生激战。王师长是四川人,熟读三国,知道这个地方是孙坚被伏兵打死的地方,觉得很不吉利,于是停止追击,回城发报报捷了。这个时候,汤恩伯部离襄阳还有几十里呢! 事情既然如此清楚,汤恩伯的捷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看看汤军团这一阶段的行踪了。战役一开始,汤部就作为机动兵团主力,钻进了大洪山,虽然也有战斗,却没有张自忠、钟毅那样的血战。汤恩伯部被日军甩到了东面后方。日军派出第四十师团监视汤部,全军继续西进。汤恩伯想轻易截断日军并无机会,而血战一场和四十师团硬碰,固然可以吸引日军回头,汤却也不去做。他整个战役中始终和日军若即若离,实力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个表现和随枣战役如出一辙,相信李长官也拿他没办法。 攻占襄阳以后,日军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感觉补给线太长,第五战区部队退却迅速,捕捉其主力的战略目的无法达到,而维持占领的兵力有不足,于是决定后撤。3日,日军撤出襄阳东归。 这时,第五战区各部都退到了西边谷城一带,军心散乱,离襄阳最近的反而是东边的汤恩伯。于是,汤侦察到襄阳已经是一座空城,看出便宜,立即发出“我部克复襄阳”的捷报,准备四十师团撤退后立即出据襄阳,立一个轻松的大功。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一个不要命的王志远,坏了他的如意算盘。 这件事王志远作为一个杂牌师长,本来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他的前任师长王铭章就是因为汤恩伯见死不救战死的。王咽不下这口气,一状把汤告到军委会。笔墨官司打了许久,最终不了了之。 从襄阳战役,我们看到那个血战南口的汤恩伯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抢打硬仗(百灵庙)到勇打硬仗(南口),到软硬结合(台儿庄),到喜打巧仗(随枣战役),到专打巧仗(襄阳战役),汤恩伯在慢慢发生变化,而他的骄横,却在一步步升级。不能不说,作为一个军事将领,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汤恩伯只是骄悍,我以为还没有看透汤的心态发展。从台儿庄到襄阳,汤的确有坐视不救的硬心肠,但这个硬心肠都是对杂牌军的,而傲,也一直是傲李宗仁这样的杂牌统帅。应该说,汤聪明得很,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能够为上峰(蒋)所接受的。只是此后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任上,汤恩伯和十三太保、国民党嫡系大将蒋鼎文之间的争斗,又反映了汤的另一种心态。 那就是对政治的痴迷,以及因此导致的对于实力的重视。 国民党的军事大员,抗战中能够成为一方诸侯的并不太多。这里一方诸侯的意思不是省主席这个级别的,而指的是军阀性质的割据势力。即便是战区司令长官,在国民党体系中也不过是权力较大而已,搞成独立王国并不容易。抗战中,程潜、顾祝同、薛岳等都是一方大员,有很大的军事力量,但政治上依然脱不开蒋的掌控,对中枢影响甚微;何应钦、张治中虽然有影响但没有自己的部队和地盘;李宗仁、冯玉祥等都是限制使用。真正能够形成一方势力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土木王陈诚、西北王胡宗南、中原王汤恩伯,还有一个建立了影子势力的戴笠。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地盘,并且一度别人无法打入,包括蒋介石也不能完全掌控他们的势力。细细分析,他们有着五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国民党体系中属于干练人物。陈诚被称为国民党中仅有的“不贪污,肯做事”的人物;胡宗南是黄埔一期高材生,有“文有胡宗南,武有贺衷寒,又文又武李默庵”的说法;汤恩伯有南口、台儿庄的战功底子;戴笠是国民党第一号特工奇才。 第二,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诚的基本部队土木系十八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笠基本势力是军统和忠义救国军,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宗南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伯基本部队十三军(三十一集团军),盘踞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都属于浙江人,蒋介石嫡系,深受蒋的信任。这一点,使蒋纵容他们的发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诚一度红极一时,蒋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发力,陈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第四,都有政治头脑和野心,虽然出身军界,都热衷于向政界发展。陈诚号称袖珍委员长,后来果然一度成为蒋的继承人;胡宗南喜欢以古人自比,枭雄锋芒毕露;戴笠把势力渗透军政两界;汤恩伯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使蒋介石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 第五,都出身卑微,于蒋介石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蒋身后第一人自诩,但蒋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蒋介石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应钦等老将宿臣的心理。 这几个人中,汤恩伯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在蒋系将领中没有陈诚和胡宗南那样显眼,又不像戴笠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我想,抗战对于汤恩伯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国民党中比较早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恩伯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宗南、戴笠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蒋介石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何况汤恩伯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在这方面难有作为。比如一度和他火热的戴笠,就对手下说过:“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蒋介石可以容忍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从蒋的手段看,汤若无中原惨败,也难有善终。汤恩伯对政治的看法就是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蒋的宠信外并无多少势力。汤在四省边区,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战,却大肆扩充兵力,补充团、补充旅等部队到处建立,形成了足有40万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这种良莠不分的做法,正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是因为兵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增强。中原会战汤部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真正打仗,还要靠汤的老部队,扩军效果可谓微乎其微(当然如果没有日军的进攻,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会成为汤的一大资本)。汤部在抗战开始,以精兵称雄,此时率领战斗力参差不齐的40万大军,机动迟缓,纪律混乱,装备不一,对汤的指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汤在这个考验面前得分没法说很高。抗战后期的汤恩伯对政治更加敏感,对军事的灵感已经烟消云散,这个缺点在解放战争中越发的明显。 日军1944年4月13日开始中原作战,5月6日就打通平汉线北段,完成主要作战任务。除许昌、洛阳(打到17日)抵抗顽强外,汤军团的表现只能用“崩溃”来形容。当时的日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呢?其战斗力虽然强大,其实也不尽然。日军进攻到河南南部,灵宝会战中,马法五的“白头军”装备远不如汤部,却能够取得比汤部好得多的战果,连日军旅团长木村千代太也被击毙。所以,汤部的溃败如果仅仅归结于日军过于强大不够公平。汤扩军无度,兵多需要的补给、装备就多,给中原地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当地人民与汤军的对立,也严重影响汤军官兵的士气——连保境安民都做不到,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迅速扩编的部队纪律性差,战斗力弱,战斗中争相奔逃,给本来能够作战的部队也带来了“雪崩”的影响。史称汤部在河南和日军交手被打惨了,豫西民间武装和汤军冲突,只要有几个会日语的民团大喊几声,汤军就蜂拥败退。 对军政关系认识的粗糙以及在实力问题上的短视,给汤恩伯带来了苦果。和日军对峙数年,军事上的准备却不足,对日军研究不够,则更是汤作为指挥官应该负责的地方。 应该说,汤在中原的确打得很糟糕,不值得为他开脱。他的确撤出了自己的基本部队,但重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其战斗力和战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日军回忆,汤部在河南的工事相当不错,曾经有日军登山望汤军工事“血液凝固”的感觉。遗憾的是,工事里面却没有人防守。所谓兵败如山倒,大体如此,大约也不是汤不想顶住,而是无法控制局面了吧。 在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中(反坦克部队只舍得打一发实弹做训练),如果看看下面汤军被日军缴获的装备,大约也难以原谅汤的溃败吧。 日军回忆,中原会战,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战役,汤司令难辞其咎。 国产大批掷弹筒。都带有真皮的罩套,做工精致,但是在没有开封的情况下就被日军缴获。 被俘的重机枪,这是中国军队一线的重要武器,枣宜会战中曾有为了抢回一挺重机枪牺牲17人的纪事。 迫击炮 落入日军之手的山炮 在中国战场屡建功勋的德国37毫米反坦克炮 不过,汤恩伯这次战败,对他自己未必是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此战失利,汤失去了地盘和扩军的成果,从中原王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将领,指挥第三方面军,又多少恢复了一些军事将领的感觉。不过,在检讨中原会战的会议结束之后,汤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是——“浙江人还整浙江人啊!”他说的是陈诚在会议上对他的指责过于严厉。 看到这句话,不由令人感叹,汤恩伯作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惨败之后,不对丧失国土感到惭愧,也不对战败溃军感到耻辱,却把事情归结到陈诚整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掌兵,国民党后面不败给毛泽东,那真是老天不开眼了。 一二八空战轶事兼谈鲁迅先生的一点偏颇之处 2002年2月27日,一个开办幼儿园的97岁日本老人在船桥市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每年2月22日,他都要在佛前烧香,为一个人祈福,一直进行了70年。 这个老人,就是日本第一个空战中击落对手飞机的飞行员——生田乃木次。他为之祈福的,就是在1932年2月22日,被他击落的一名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飞行员。负罪感伴随了他的一生。这位飞行员的事迹,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也曾提到。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优秀旗手,他的文笔感动了无数热血青年,萨也曾认真拜读先生的各篇著作,颇为钦仰。然而在看待中国空军这个纯军事问题上,感觉鲁迅先生有比较大的偏颇看法,因此写一点在这里,和大家探讨。 鲁迅先生因为1936年病逝,还来不及表达对抗战开始后中国空军的看法,其主要看法只能针对一二八抗战中的中国空军。先生的《伪自由书》,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地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 一,路要认清; 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三,莫杀人民!先生的文笔辛辣,对中国空军参与内战的反感也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抗战的史实却有误导的嫌疑。这里面提到的苏州空战是一二八抗战中的一个插曲——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吗?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鲁迅先生所说“洋烈士”即生田乃木次祭奠的美国志愿飞行官罗伯特·肖特。他驾驶波音战斗机,于2月22日和日军13式轰炸机小谷机队在苏州上空发生激战,壮烈牺牲。实际这是一场遭遇战。 中国空军志愿飞行员罗伯特·肖特 十九路军开始淞沪抗战后,因日军占据空中优势损失惨重,暗藏在火车站内的两列装甲列车均因汉奸指示目标而被敌机炸毁。为了争夺制空权,南京军政部航空署即抽调第二、第四、第六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赴上海参战。中国空军进驻上海真如机场与日军对峙,战况十分激烈,并多次击落击伤敌机,并非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消极(上海日机超过三百架,占绝对优势)。进驻真如第一天,广东航校出身的飞行员朱达先即在作战中重伤,在一条腿被打断的情况下将自己驾驶的林柯克战斗机强行降落。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求战心切,抢上朱达先返场的飞机,起飞升空追击日机。由于这架飞机操纵钢丝被敌弹擦伤,未及检修,飞机起飞后即坠毁在机场上,黄毓铨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 罗伯特·肖特的座机波音218战斗机 激战中我国空军击落敌水上侦察机一架,并缴获飞行员携带的护身佛等物,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转场南京,而后去杭州。这就是苏州空战的背景。 当时空军转场途中并无在苏州空战的计划,罗伯特·肖特当时和中国空军主力部队不在一起编队。原因是他的座机比较奇特,是当时先进的波音218战斗机,速度快马力大(超过中国战斗机大约一倍的马力),和中国空军其它飞机无法编队,因此他单机行动,没有和其它飞机“迷失”的问题。这也是肖特的习惯,此前他也曾这样在空中“游击”,击伤日军所茂八郎大尉的座机。 当肖特飞到苏州上空的时候,发现日军正要空袭挤满中国难民的列车和苏州火车站——正是这一点让良心没有泯灭的生田乃木次满怀歉疚。肖特义愤填膺杀出参 战,从下方以螺旋方式攻击日军指挥官小谷进大长机,第三次进入时将小谷击毙,自己随即遭到日机围攻,不幸被生田乃木次的13式战机击中战死坠落。中国政府授予他上校军衔(肖特原为波音公司业务代表,兼中国空军航校教官)。 此前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此战,因敌机来袭突然,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掩护同僚登机,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迫降,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 肖特之墓,正是其战斗机坠毁的地面 鲁迅先生提到从广州来援的地方空军,并讽刺其飞得太慢,曰:“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广东空军参战确有其事。当时空军总司令部从广东空军中挑选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分驾6架美制旧式“可塞”(CORSAIR)飞机和一架“莱因”(RYAN)运输机,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丁纪徐是广东空军悍将,1937年抗战时的空军五大队大队长,也是中国最早进行空中跳伞表演的传奇人物。鲁迅先生的消息肯定是错误的,这支部队不但参战了,而且打得英勇顽强。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此人性如烈火,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其斗志可见一斑。 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强烈,鲁迅先生却没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的鲁迅先生不得已避难在上海租界,我想也许是无法看到有关报道吧。 幼年的中国空军在这次战役中表现英勇,产生了两大影响。第一个是被国民认知为抵抗外侮的重要力量,在争取国防经费的时候挤掉了淞沪事变中态度暧昧的海军。这次经费之争,时人称为“空海大战”,并在报纸上讽刺地问海军:你们是“海军乎?江军乎?”此后中国空军得到较大发展,才有八年抗战中“飞将军”的传奇。第二个是对日军战术的影响。日军因为战斗中的损失,特别是战斗机和中国空军对战中难以占到优势,提出“战斗机无用论”,以至于八一三以后一段时间和高志航等交战的日本轰炸机都依靠自身的火器自卫而没有战斗机护航,直到吃亏以后日军才恢复了对战斗机的重视。这个战略性错误造成惨重损失,几乎使日本空军轰炸机部队在抗战初期遭到灭顶之灾。 所以,先生对空军的指责似乎有些过分,我想这主要是鲁迅先生没有军事方面的常识造成的,毕竟他不是熟悉军事的人物,有人据此认为“鲁迅是老愤青”,就有些过分了。事实上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奋勇争先,屡次和优势日军拼死奋战,打到南京失陷的时候只剩下董明德一架飞机能战,表现了崇高的卫国抗战精神。空军的力量几乎尽数拼光在抵抗外侮的战场上,四大天王全部血洒长空,庶几可以辩白鲁迅先生“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担忧。 仰望长天,不胜叹息。 林徽因的流星雨,一九三七 林徽因,才女,美女,我们忘不了她和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种种故事,更忘不了她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年林徽因 个人认为1937年对林徽因是一个分水岭,这前后的林徽因是不同的形象。 这一年之前,林徽因是那种聪颖的中国士族女子又加上了西洋的教育和思想,是一个难得的才女。她美丽、睿智、任性、乖张、不依不饶、小聪明,有人认为可喜,有人认为可恨,无论如何都和这个才女的形象颇为相符。这样的才女精彩得很,不过才华横溢的小女子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少见。 有人欣赏这样的小女子,有人不欣赏,萨也一样。 然而萨很欣赏林徽因。 1937以后的林徽因,我以为才是真正的林徽因。 才女无数,林徽因只有一个。 有的时候人的精彩需要激发,仿佛天空中的流星雨,需要在空气中燃烧才耀眼明亮。 如果没有不列颠之战,丘吉尔可能只不过是一个不成功的记者加上无能的海军大臣罢了。不列颠之战让这个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光芒四射。 林徽因的流星雨,在1937年来临。 1937年,抗战爆发,梁、林一家辗转撤退西南。那一年林徽因在路上患肺病,种下她早逝的根疾。 正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苦难中,林徽因心底里那种刚烈,那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敏感,却像流星的燃烧一样,闪烁出灿烂的光芒。 梁从诫先生记录了他们逃难中的经历。 在一个小镇上,重病的林徽因生命垂危,焦急的梁思成遇到了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7期的学员们——飞行员黄栋权少尉的琴声将梁先生引到了他们的楼上。 飞行员们的热情挽救了林徽因的生命,而这些远离家乡的飞行员的毕业仪式上,梁和林,是他们的“名誉家长”。如果这个时候林徽因家的客厅里还有客人,最为亮丽的,就是这些年轻而热闹的飞行员们。 战斗间隙,飞行员们经常光临梁林所在的李庄,投一个通信袋,带去一点礼品或者信件。 然而,客厅里的飞行员们像天际的风,他们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中日的空军飞机,无论数量和性能都相差太大,而中国的空军义无反顾的保卫着这片土地的天空。在残酷的空战中,噩耗陆续传来,1944年6月16日,林耀少校在衡阳空战中阵亡。至此,这二十余名年轻而快乐的飞行员朋友,全部牺牲在中国的蓝天里。 1941年3月14日,林徽因的三弟,空军航校第十期毕业生林恒在成都空战中战死。 年轻的生命,像流星雨一样在中国的天空里陨落。 梁从诫先生回忆,飞行员们的接连牺牲,使林徽因悲痛万分,她在病榻上写成《哭三弟恒》一诗,而她所悼念的,绝非只是林恒一个人。 这首诗起初看来也平常,林徽因有诗人之名,而这首诗的词句寒素之极。但是当我细细读下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和感动。我仿佛看到一个终日与画笔和诗词打交道的女子,怎样努力地去理解和记忆那些晦涩的飞机型号和军事术语,向她心爱的弟弟艰难地讲来,因为那是她的弟弟的世界和关切的事情。她的词句在一个粗通军事的人看来是那样的幼稚可笑,那本不是她可以驾驭的范围。但是她那样努力地去对弟弟说,她那毫无掩饰的情感,让这些幼稚可笑的词句忽然点染上了圣洁的光芒。 我把这首诗录在下面: 哭三弟恒(林徽因)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我的记忆中,这之前,林徽因从来没有写过这样拙劣的诗句,这之前,林徽因也从来没有写过这样令人从心底震动的诗句。 凤凰可以涅磐,这首诗让我看到了一个粗服乱头的林徽因,而王国维的话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一个一生唯美而清高的女子,怎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呢? 我的理解,此时林徽因的诗不是给读者或者文人们看的,她的诗从自己的心中来,给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回来的亲人和朋友。 1937年南京失守时,在大校场机场被遗弃的损坏战斗机,可说是中国空军部队辛酸的缩影。 中国的女子,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表现出让世界震惊的坚毅,用她们的温柔为苦难带来一丝亮色,而她们忍受痛苦和磨难的韧性,让男子也为之动容。 患病的林徽因,在病榻上继续她的工作,而当有人问林先生——如果倭人打到重庆怎么办? 林先生回答道:“门外不就是扬子江?” 医生评价,林徽因的生命力旺盛惊人,她从死神手中争回了五年的时间。 也许,没有这五年,就没有今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了。 我仿佛看到一个收起钗环的布衣的林徽因,依然美丽,依然睿智,从一个小女子的身影后沉静的走来。 林徽因。 十九张老照片再现大帅张作霖之死 1928年6月4日清晨,皇姑屯一声惊天巨响,日本侵华的一次重大事件——刺杀张作霖在沈阳郊外日军控制的三洞桥写入了历史。 由于长期和日军合作的奉系大帅张作霖逐渐开始摆脱日方控制,向北伐军通电求和。更因为关东军内部石原莞尔等强硬派意图制造事端,发动占领东三省的军事冒险行动,日军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主,策划了在张作霖回沈阳途中利用在关东军控制的南满铁路三洞桥处放置炸药,将张炸死途中的阴谋。 由于筹划周密,日军的刺杀行动完全成功。张作霖座车被爆后身负重伤,当天伤势无法控制而死亡。 但是,由于当时主持东北军政的臧式毅危急关头沉着应对,一面隐瞒张作霖的死讯,一面暗渡陈仓,着张学良化装为士兵,混在黄显声(就是后来小萝卜头在白公馆的老师)旅出关的列车上返回奉天,稳定了形势。日军乘机占领东三省的计划没有实现。 事实上,河本大佐回忆,他为爆炸成功后的行动安排了三个计划。首先,他预先联络关东军几名带兵军官,准备在沈阳市内某饭店附近集结约一个旅的兵力,爆炸发生后立即突击张作霖的大帅府,解除卫队武装。但是,因为传递消息有误,部分日军没有如期到达,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其次,他准备借张作霖死亡、东北军群龙无首之际,怂恿关东军司令部借稳定东北局势出兵占领沈阳。然而,臧式毅诈称张作霖未死,使关东军犹豫未敢发难;最后,他还有一个计划是乘机以东北军中的内应张景惠发动独立行动,造成东北局势的复杂化,从而为日军介入制造借口。但是张学良的火速出关,平稳接掌权力,使河本的第三个计划也没能实现。而张景惠最终还是下水当了汉奸,后来成为伪满内阁总理大臣。 关东军刺杀张作霖的事件,不但河本本人供认不讳,“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也出庭供认了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策划的经过。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否认这一事实的报道渐渐出头。日本右翼颇有些人宣传这是中国人的内讧,河本等人是战后在被迫的情况下提供伪证。而国内更有相当知名的刊物登载文章,提出此事件是苏联特工所为。 关东军爆炸策划人河本大作 抛开对历史任意涂饰的荒唐,在我最近得到的一批照片中,恰好有一套前关东军军官、日军中尉神田泰之助为主拍摄的照片。神田也是策划这一事件的主谋之一,他和他的助手以日本人那种典型的细致,再现了“爆杀张作霖”事件的始末。这一套照片,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日本右翼翻案的一种辛辣讽刺。 全套照片共计30张,由关东军大特务河野又四郎委托部下佐久间德一郎保管。佐久间德一郎是一个很了解这些照片价值的人,所以在战败时将这些照片缝在幼子的棉衣里保存下来,直到50年后才和其余31张侵华战争照片一起提供出来。 萨对这30张照片进行研究以后,认为其中有11张为相关人物肖像,确认国内发表过的照片或者感觉价值不高,故将其余19张照片按顺序贴出。按照顺序看下来,仿佛正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个回放,从刺杀的策划到张作霖的葬礼。今天,我们正可以通过这些照片,也来透视这历史的一刻。 图一为爆破前的三洞桥,这是关东军为了实施这一阴谋,作为实地考察现场拍摄的照片。注意,上方为日军控制的南满铁路,下方为中国控制的京奉线铁路,张作霖的座车正是从下方通过。此时,日军即引爆了上方桥梁上预设的炸药。 图一 这张照片开始曾经有人怀疑是爆破修复后的材料,但是根据和爆破后修复的水泥桥墩对比,确认是爆炸前所拍摄。 图二为日军引爆炸药,张作霖的座车被炸! 图二 注意看,三洞桥的形影依稀可辨。张作霖的座车为20节车的第8节,日军正是在第8、9、10节车进入桥下时引爆炸药。所以,张的座车损坏极大。日军沿线派有情报人员随时通报张车行踪,所以爆炸点极为准确。 注意,这时后续车还没有异样,此后就开始燃烧!(后续车燃烧的照片国内早有发表,所以未放在此文中) 实际上日军拍摄的照片还有比上面更早的,图三就是爆炸的瞬间。也就是说,拍片者早有准备,在炸药引爆、列车横飞、浓烟升腾,别人未及出现的现场就开始连续的拍摄。 图三 图四为爆炸前关东军实地考察时拍摄的另一张现场照片。这是从铁路桥上方日军管理的南满铁路线上拍摄的。 图四 图五为爆炸后几乎同样角度拍摄的照片。 图五 图六为同样刚刚爆炸时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已经有日军人员出现,迫不及待地想检验爆炸效果了。 图六 图七为爆炸现场,可以看到残存车门的,就是张的座车8号车。因为8号车被炸,和7号车脱钩,前面七辆车厢继续前行,使8号车在画面上仿佛成了第一节车厢。 图七 画面右端可见炸飞的车厢厢板。张的座车实际已经解体,张被炸后甩出车外,倒在铁轨边。同行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被炸死。 图八为张作霖列车被炸毁的车厢。 图八 图九为另一个角度,因为这张照片上面显示侧面有“贵宾”字样,很多人认为这是张的座车。其实这是10号车,张的六姨太岳氏的座车,仅仅是被波及。岳的车厢起火,但是被卫队救出。 图九 如果几百公斤黄色炸药只把张的座车炸成这样,他是很有生还希望的。 图十为从上方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张的座车被炸损坏全毁,只剩地板和车门,连车厢侧板和车顶,都被炸得荡然无存。 图十 张被炸时已经起床,正在和吴俊升闲谈。张左吴右,张的左边还有卫士温守善。爆炸后温被碎木压住,仍然奋力爬出,抢救张作霖。张喉部撕裂,温用手绢立即包扎。也是他把张作霖抱上汽车的。 图十一为在沈阳车站准备迎接张作霖的仪仗队赶来,充当抢救队,发现了张作霖,并迅速将他救走。画面右侧的那一群人就是抬送张作霖者。因此,日军知道张当时并未立即被炸死,这对于日军此后的行动构成了较大影响。 图十一 图十二为上层路桥被炸坏的钢轨垂挂下来,可见爆破之严重。 图十二 在汽车驶向大帅府的路上,张作霖还清醒,闭着眼用很小的声音问温守善说:“逮住了没有?”温守善安慰他说:“逮住了!”张又问:“哪儿的?”温说:“正审问呢,还不知道是谁干的。”温又说:“最好安神不要打听了。”张安静了一会儿又问:“到底是谁干的?”温说:“不是一般手榴弹炸的,是火车走到日本南满铁路桥时,一颗巨型炸弹炸的,除日本人外别人干不了!”张在昏迷中还说个“打”字。又过了一会,张又对温说:“我要撒泡尿,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少爷)和五太太。”又说:“我要走了(意指要离开人世了)。”张作霖被送回帅府后,医护人员曾尽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两三个小时后,便停止了呼吸。 图十三、十四为中国方面在抢救伤者。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为日军军官在张作霖座车8号车的厢板上照相留念。这个日军军官,后来证明就是这套照片的主要作者——神田。 图十五 图十六中硝烟未尽,日军的摄影人员已经全副武装的出现在桥头,谁是凶手,昭然若揭! 图十六 图十七为张作霖葬礼,正门的匾额悬挂“中外同悲”匾额。张作霖选择的墓地是“元帅林”。可惜,由于两年后发生九一八事变,张一直未能葬入这块墓地。 图十七 图十八为张作霖的帅府,也是他的灵堂,当张学良悄然出关,接掌东北军政大权后,才为张作霖公开宣布他的死讯。这时,距离一代枭雄的逝去,已经两个多星期了。 图十八 张作霖的帅府建筑现在依然保留如旧,一部分开放,一部分是辽宁省图书馆。 图十九中参加葬礼的日军军官从礼堂走出,左边,一队东北军军官正走进灵堂。日军军官阴翳的面孔,似乎让人想起了一句古诗——山雨欲来风满楼。 图十九 证明作者为神田的一个重要证据,一张照片背面的说明,左侧的花押正是神田的签名。 是的,九一八、七七、八年的血战、八一五,也许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张作霖葬礼上的两国军官,在万里战场上走向决斗的命运。 然而,张作霖之死,最直接的后果是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少帅张学良,拒绝日军拉拢,于第二年元旦宣布易帜,服从中央。中国终于在长年的混战后,获得了统一。刺杀张作霖促进了中国的统一进程,这恐怕是事件的策划者所没有想到的。 弃守锦州 ——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 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窃以为,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是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龙江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装具有相当实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九一八事变日军在解除东北警察的武装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1.5万,准军事部队1.8万,吉林军5.5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19.5万,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结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分歧很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日军飞机轰炸锦州,使用的轰炸机却是在沈阳缴获张学良部的保贞式飞机。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 从锦州撤退向关内的东北军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反映了张学良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暴露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应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地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支持——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锦州东北军基地东大营 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龙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少帅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伪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弃守,也在东北军内部极大地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此后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的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十七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十七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地离去。对张学良来说,我想此后几十年,他想到这个决定,也会感到痛切吧。 甲首三千 ——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
《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伐魏,“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甲首,即戴有头盔的敌军武士之首级。——作者注钢盔,日语叫做“铁帽”,是侵华日军普遍配备的防护装备。我们今天看电影,鬼子如果不是戴着屁帘式的战斗帽,就是戴着钢盔,几乎成为标准形象了。 日本军事后勤研究专家青木孝治,通过研究日军的钢盔,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陆军铁帽物语》。 钢盔,就是保护头部的头盔罢了,有什么好研究的呢?为此写一本书充分显示了日本人对细节的重视。仔细看看青木的《陆军铁帽物语》,里面有不少对研究抗战历史有价值的描写,值得一读。比如,日军战斗帽后面那个屁帘儿,有人说那个“屁帘儿”是用来防中国大刀队砍脑袋的。青木的研究结果表明,这属于谣传,真正的作用是为了防晒,分成几片又可以通风,虽然寒碜,确是不错的设计。 曰军钢盔,都是在战斗中被打坏的。 而日军的钢盔,虽然威风,却给它带来过不止一次的烦恼。 日军使用钢盔的第一次战争,是什么时候? 青木告诉我们,是九一八事变。日军装备钢盔,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欧洲观战的武官的报告,此后有装备而一直没有使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因为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日军的钢盔基本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真正用上,是在黑龙江和马占山将军所部的作战。 面对马占山部的顽强抵抗,日军不断增兵,双方在江桥、齐齐哈尔等地展开一系列激战。这次战斗,日军试验了大批新式装备,不但钢盔的使用得到了检验,还使用了装甲列车、坦克等武器。这也是日军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坦克。值得一提的是日军使用来攻击马占山的雷诺NC-17坦克,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北大营东北军仓库里夺取的。 坦克的使用被证明在突破战中非常有效,而钢盔也的确减少了日军的伤亡。 但是,日军很快就发现制式的钢盔存在相当大的问题。 那就是钢盔的里衬太薄,在黑龙江寒冷的天气里,日兵出汗以后如果不加处理,很快脑袋就会和钢盔冻在一起,危险而又好笑。强行摘取,无意中会连皮肉扯下。而最初日军对这种古怪的情况又不会处理,用暖水浇钢盔进行救护,结果造成被冻结的头皮直接剥离。日兵形容宿营的时候,经常听到头被和钢盔冻在一起的新兵摘钢盔时发出阵阵哀号。攻占齐齐哈尔,日军阵亡三百余人,因为冻伤减员的却几乎达到两千,其中不少就是这种“钢盔头”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军士兵自发想办法,在钢盔里垫上纱布或者棉布,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是解决了冻伤的问题,这也是装备钢盔后给日军造成的第一个大问题。 和马占山部对峙于昂昂溪的日军,可以看到他们佩戴的钢盔。 诺门坎之战,日军又发现大量日兵尽管戴着钢盔,依然在作战中因头部中弹而死,反而是不戴钢盔的没有这样高的比率。 这可就奇怪了,难道苏联人用了带磁性的子弹,专打钢盔? 莫名其妙的日军派出专家到前线考察,这才真相大白。 大家知道,钢盔是保护头部的,但并不是子弹打不透,真要是子弹打不透的钢盔,人的脖子就该吃不消了。它主要是防御弹片,对于子弹,如果对方的子弹不是击中钢盔正中,由于钢盔是一个弧面,便大多会滑飞。这就是钢盔的防护作用。 然而,诺门坎之战,日军头部中弹的士兵,多半是头盔正中被苏军一枪命中,钢盔洞穿,钢盔里面的脑袋当然也就一塌糊涂了。 那么,苏军怎么会打得这样准呢?日军研究以后恍然大悟。原来,日军当时使用的钢盔,前面正中有一个很大的红色星星,这是日军的标志。 大家知道,红色在所有光线中是最醒目的。 于是,苏军老远就能发现日军的士兵,并且瞄着红星星开火。苏军使用的纳干式步枪笨重而且后坐力大,但是也有优点,那就是弹道稳定,穿透力大。因为红星正好在头盔正中,一枪命中,日兵大多数糊里糊涂就见天照大神去也。 诺门坎战后,吃了大亏的日兵被迫改小了钢盔前面的红星。这方面中国军队的钢盔涂饰就好一些,是将军徽漆在侧面,所以没有出和日军一样的问题。 关于钢盔,比较离奇的,大概要算日军“军神”饭塚国五郎的死了。 饭塚国五郎,日本陆军少将(特晋),一〇一师团一〇一联队联队长。战中有一段时间日本东京各大电影院连续放映“军神饭塚联队长”的战地录影。这老鬼子相貌狰狞,胡子拉茬顶着个破钢盔,挥战刀又冲又杀的,上镜得很。 按说,做到联队长,手下好几千人,没事儿扣钢盔在第一线摆酷的机会不是很多。不幸的是饭塚的命比较奇,自己不用操心,有人来催他摆酷了。 来的就是日本著名战地记者小悮行男。 那是在武汉会战前期,1937年9月3日,小悮一行到庐山前线采访饭塚。 庐山一线中国军队奋勇抵抗,巧妙利用地形与日军顽强周旋。日军虽然装备精良,无奈庐山是李四光特别偏爱的那种冰川造山,形状雄奇,道路险峻,中国军队把迫击炮搬上山顶,日军形容中国军的迫击炮“如同雨点从天而降”。这战斗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饭塚面对的是中国陆军一六〇师,师长华振中,这是广东粤军唯一一支也戴钢盔的部队,从这个特点也可以明白这绝对是一支精兵。双方在东孤岭浴血苦战,饭塚连续发动了15次进攻,依然无法拿下中国军队的防线,损兵折将。 所以,采访的时候,饭塚诉苦极多。按说,离军神的标准差的可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不过,饭塚的形象很吸引小悮。因为苦战,饭塚晒得极黑,眼睛里全是血丝,胡子已经多日不刮,显得相貌狰狞。尤其是天气酷热,这位联队长大人上身赤膊,显得颇为凶猛。 记者的眼光就是和常人不一样,战场上蓄须的军人有独特的魅力。多少年以后,大兴安岭救火,吴长富师长也是因为没刮胡子,被记者当场看中,节目出来后,“大胡子师长”的美名天下传扬。 日本记者显然也是想让饭塚的形象天下美名扬,于是就建议饭塚给他们比划几个Pose,给东京的老乡看看。 被几个记者一捧,饭塚推辞不过,记者们选了附近一个比较符合战场气氛的高地,饭塚拔出指挥刀,又吼又叫,又蹿又跳,记者们的胶卷很快拍完了,大家都很满意。后来从影片效果看,这拍摄效果的确不错,如果饭塚活到战后,可以考虑去演电影。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发生了。 这个高地虽然适合拍摄,却在中国阵地对面。而且,对面高地上就有一六〇师一个哨所。饭塚的“外景地”(秀峰寺西方高地)正在哨兵的视线之内。 视线内也就罢了,视线内的目标太多,中国哨兵也未必注意得到。 但是日本记者为了表现效果,给饭塚扣上了一顶钢盔! 当时日军钢盔的涂漆有些问题,华中正是炎热季节,长期暴晒,偶尔又是一场大雨,使用久了,钢盔的绿漆剥落,露出钢底,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于是,中国哨兵就发现远处有一个灯泡似的东西在那里又吼又叫,又蹿又跳,定睛细看——哦,是个鬼子啊! 看见是看见了,中国兵也没什么办法,距离太远,中国军队手里没炮,汉阳造又够不着。几个哨兵看着饭塚表演,越看越别扭,弟兄们一致认为,这鬼子太出风头了,得教训教训他。 要说饭塚真是死催的,你堂堂联队长上前线又蹦又跳这么刺激弟兄们干吗? 要说也是活该,饭塚就算这次不死在国军手里,下次也会踩上八路的地雷,您看他这名儿起的——“犯中国我狼”啊! 叫这名字再让他囫囵回去,这就太欺我中华无人了。 那哨兵班长看着鬼子耍酷正又堵气又没辙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亮。 为什么眼前一亮呢?哨兵班长正看着饭塚咬牙呢,就瞧见几个老兵晃晃荡荡沿着战壕走过来了,他们背的可不是汉阳造,而是三八大盖儿。 三八大盖儿,即日本造三八式步枪,因为枪机上有一个防尘罩而得名,侵华日军步兵的标准装备,射程远,射击精度高。饭塚所在的那个高地,汉阳造打不着,三八枪的射程可是正好合适。 这位哨长的理解是有科学依据的。三八式步枪的标尺射击2400米,而汉阳造只有2000米,三八式步枪子弹初速760米/秒,汉阳造是600米/秒。更重要的是日本工业技术发达,因此制造工艺精良,汉阳造的设计虽然不错,材质和制作水平则无法相比,理论上有效射程600米,实际那是样枪的数据,发到士兵手里的,能打四五百米就不错。而三八枪的弹道,无风天气在800米上取准依然相当准确。淞沪战役,装备汉阳造的国军结壕阻击装备三八枪的日军,没少吃射程近的亏。 问题是一六〇师的国民党兵怎么会有三八式步枪呢? 缴获的?中国军队的确抗战中缴获过不少三八式步枪,不过国军对缴获武器的利用一向不佳。比如日军投降的时候交给国军不下三百架飞机,国军能在一年之内把这些飞机全部玩成废品卖了零件。国军用三八枪,主要是两个来源,一个是抗战开始之前,日本有个军火商叫泰平组合唯利是图,曾经卖给中国不少武器,其中就有三八式步枪。战争发起后,日军内部大骂泰平组合上下该全体自裁;另一个是1936年陈济棠在广东试图独立反蒋,日本人支持了一大批军火给他,其中也不乏三八式步枪。考虑到一六〇师出自广东,这玩意儿多半是鬼子送给陈济棠的那批枪。 不管怎么来的,这位哨兵班长赶紧把几个老兵拦下,给他们看饭塚的表演。哪儿?喏,就是那个一闪一闪发亮的东西。 饭塚只扣着个钢盔,赤膊根本没穿军服,几个老兵也辨不出他的身份,但是看他耀武扬威的样子,一致觉得这赤膊鬼子太猖狂了。老兵油子枪法好,说着说着就动了真格的,把枪一摘就瞄上了。 这时候,饭塚的采访已经到了尾声,正在和记者们道别。不知怎么的,饭塚聊起了他的前任,也是好友的加纳治雄(原一〇一联队联队长,1937年8月在大场和88师交战时阵亡)。他说,听说加纳死后阴魂不散,常常在家里闹鬼,自己要是战死了,希望不会像加纳那样,一定安安静静的。 大家听了哈哈一笑,记者们作别下山。饭塚也准备往回走,一转身,正好把一个大光膀子亮给国军了。 这时候,那老兵也瞄好了,一扣扳机,“砰”,饭塚应声而倒。 按说,饭塚挨上一枪就送命的概率不高。三八枪虽然射程远,但是子弹穿透性太好,一打俩眼儿,不容易造成致命伤。忻口战役国军李仙洲军长被日军一枪击中,洞穿胸部,前后透亮,还在和人聊天呢,根本没觉察到自己负伤。 但是给饭塚这一枪,打得实在是忒准了。附近的日本兵赶来救护,发现这一枪正从饭塚的心窝穿过,把心脏都打穿了……(也有日方记载是中了两枪) 奥运会射击冠军的水平。 饭塚在一〇一师团人称“勇将”,他的死对前线日军的士气打击沉重。 这一部分中国军队方面的记录来自于独九旅的官兵回忆,并不是日本方面的材料。(一六〇师在庐山拼得太狠,下来部队收容,缩编为独立第九旅,是十二集团军的王牌部队。)遗憾的是,虽然有此记载,却没有击毙饭塚的中国老兵的名字。日本方面的记载,则提到饭塚这个人实际为人不错,对朋友义气,在军校助人为乐,喜欢思索,还能写诗…… 还是不要提这个了吧,谁叫你来中国打仗?谁叫你带一〇一联队打进南京城?谁让你叫个名字作“犯中国吾狼”? 言归正传,钢盔反光暴露了饭塚的目标,算是这铁帽给日军带来的又一个悲剧吧。不过这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太平洋战争逐岛争夺,日军才用在钢盔上涂抹煤焦油的方式多少改进了其反光性能。 然而,钢盔也不是全无用处。 青木一直没有提到自己为什么对钢盔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但是,我在他这本书里看到的一个例子,按我的分析,应该正是他自己的经历。 这个例子说的是在1945年,山东一支日军出发讨伐,走到路上已经天晚,于是找了个山村宿营。 问题是日军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村子表面平静,实际上却是八路的一个重要据点。八路发现日军进来,一枪没放,悄没声地溜到了打谷场,埋伏了下来。 干吗选打谷场呢?您一会儿就明白了。 吃完晚饭,按照条令的规定,日军小队长吹哨召集部下晚点名,地点就是打谷场——这村子唯一平坦的地方就是这里了。您看八路会选地方不会? 大家都跑出来晚点,一个初年兵(新兵)手忙脚乱出了笑话。原来日军条令规定,晚点穿军便服即可,而这个新兵没有记住,居然戴了顶沉甸甸的钢盔来晚点。 日军哄笑。笑声未绝,忽然雷声霹雳,电光四射。下雨了?哪里,是八路扔出了手榴弹! 青木认为,有理由认为这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理由有二,第一,这支八路投弹动作准确,而且肯定都是把手榴弹拉火后等上两秒再扔,结果手榴弹各个凌空开花,空场上的日本兵连杀伤死角都找不到;第二,这支八路用的手榴弹不是那种黑火药,一炸两片的边区造手榴弹,而是缴获自日军的四十八瓣卵形弹!这种弹虽然投掷距离不如国军的德式手榴弹,可是破片多,散布广,对露天的日军杀伤极大。这个小队的日军结果“全灭”,绝大多数人死于击中头部的手榴弹片。没死的只有一个,就是那个犯糊涂戴着钢盔跑来晚点的新兵了。钢盔挡住了大多数弹片,这个小兵只是肩部负了弹片伤。 据胶东的朋友对史料分析,这应该是许世友将军的五支队,转移中打的一场顺手牵羊的战斗,而且打了就走,决不拖泥带水,让日军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青木是通过这个例子,说明钢盔的优点。他没有提这个新兵的姓名。然而,根据他自己的履历,青木是1944年加入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的,1945年的战斗中,他当然依然是“初年兵”。而他所在的部队在增援文登的战斗中,小队上下官兵“全灭”,只有青木一人带伤幸免…… 我很怀疑这里面提到的“初年兵”就是青木自己,虽然没有更多的证据。 另一个例子,青木就说得明白就是他自己中队的事情。这个,是不戴钢盔的恶果。 谁不戴钢盔呢?是青木中队里面一个叫井口的老兵油子。 这日本军队里面,十分讲究资历,老兵不但欺负新兵,甚至对军纪也往往当作耳旁风。青木的中队长年轻,打仗也不太行,就有些镇不住场,于是老兵就越发恣横起来。 打谷场之战青木原书插图 井口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这个老兵在中国打了三年仗,杀人不眨眼,中队上下都有些怕他。这井口从来自己不打洗脸洗脚水,都是新兵伺候,稍有不如意就逼新兵下跪,一边背阵中训一边互打嘴巴,美其名曰教育。更令人厌恶的是井口十分贪婪,新兵家中寄来的食品,都是他先品尝,吃剩的才能给新兵。而补给的砂糖、罐头,也都是他来分,他一个人要占好几个人的份,新兵还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正在分发补给来的香烟,村子周围忽然枪声大作——八路来袭击了!因为战事紧急,鬼子们抄起枪就打,来不及做任何准备。 别的日本兵都扣上钢盔,开始还击,只有那个井口在那儿犹豫。原来这家伙太贪了,抢了好几个新兵的配给,一大堆香烟,全都放在钢盔里。 青山的说法,这个井口一直都是这么干的。行军中香烟不好保存,放在衣服口袋里不是揉碎了就是弄湿了,没法抽。一般日本兵分上三根两根,转眼抽完也就完了。但井口每次都强夺新兵的配给,弄来的香烟吸不完。他也有办法,就放在钢盔里,往背后行李上一扣,走一路下来也照样好抽。 井口之死青木原书插图 日本军队的军律不是出门必须戴帽吗?井口是老兵嘛,而且一贯骄横,当官的还真不敢管他。 这次,井口还有点儿舍不得把抢来的香烟倒掉。这家伙非常蛮横,让一个新兵把自己的钢盔摘下来给他。新兵不愿意摘,又不敢不摘,正犹豫呢,那井口早被八路一枪击中倒了下去。 卫生兵赶来想抢救,已经不需要了,井口被一枪正中脑门,八路的子弹不像日本子弹那么精良,穿透力不够,只能打出一个盲贯,弹丸在井口的脑袋里翻跟头做豆腐脑……结果可想而知,老兵油子井口当场毙命。 人家都戴钢盔只有井口光着头,估计这井口鬼子怪异的形象引发了八路的误会,把他当成指挥官了,早说山东八路盛产神枪手…… 看来这鬼子的钢盔啊,真是戴不戴一样的成问题。 不怕吃败仗的大阪兵团 ——记日军中的另类第四师团 对万家岭会战有印象的朋友,或许会记得那一仗被薛岳将军打得七零八落的日军第一〇六师团。这个师团因为有大量原来在大阪摆摊卖菜的预备役官兵,而被称为“大阪商贩师团”。 大阪部队战斗力弱,在日军中算是有名的,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队,却还不是一〇六师团(该师团的正式征兵地不在大阪,只是补充了大量的大阪兵而已)。在《现代史研究》第六期(1998年)中,看到一篇日本军事历史学家关幸辅的文章一一《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看完之后,忍不住要把它翻译过来,自以为这题目的翻译还是比较贴切的。 下面就是翻译后的文章,因为篇幅较长,作了一些节选,并加了一些自己的注解。 如果看伊藤正德的《帝国陆军之最后》或者山岗庄八的《太平洋战史》,二战中的日本军队无一不是勇猛顽强、宁死不屈的精锐之师[萨评:或者应该翻作“个个都是亡命徒”比较好?]。然而,在陆军混过的老兵,评价起来和历史学家不大一样,至少有一支部队,就以“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而著称。这就是番号一直保留到今天,自卫队还在使用的大阪第四师团。 大阪第四师团,代号“淀”[萨评:这个代号可谓独出心裁,其他的日本陆军师团代号多有尚武精神的象征,比如第二师团是“勇”、第九师团是“武”等等。第四师团这个“淀”字的来源最初是战国美女淀君,更因为有一条淀川河横穿大阪最繁华的梅田商业区,用这个代号真是既有乡土气息,又带有招财进宝的吉利……],属于日军中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下辖四个联队,标准甲等配备。其核心为第八联队,因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败不怕的八联队”之勇名(?)[萨评:这个带括弧的问号来自原文,不是萨加的]。 从那儿以后,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中间战事不断,第四师团却一次都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第四师团没有表现自己勇敢精神的机会。昭和8年(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某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和执勤警察发生冲突。事情越闹越大,最后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的“武勇”可见一斑。 昭和12年,也就是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本陆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第四师团的战斗力已经在“Go-Stop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惜,这种“勇猛无前”的例子只此一例。倒是对第四师团军纪散漫、精神不振的报告屡屡上达天听。怎样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倒是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萨评: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理论,这听起来还挺有道理],于是调名将山下奉文[萨评:绰号“马来之虎”,在新加坡打得英将柏西瓦尔乌江上吊的那个]担任第四师团师团长。从此,该师团主力即开始在“北满的山野中精训”。 名将带队,精训两年,转眼到了1939年,东北发生了一件重大战事——苏日诺门坎之战。关东军和朱可夫将军的苏蒙联军打起来了,而且战况不利,军部下令驻扎在伪满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就是前面提到的代号“勇”的第二师团[萨评:日军著名的精锐师团,最后在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航渡途中碰上了个美国航空兵部队叫“仙人掌”,一通狂轰滥炸,整个师团下了饺子,和鲨鱼勇猛搏斗去了]。的确名不虚传,其先遣队新发田第十六联队勇往直前,从海拉尔到诺门坎,徒步行军四天赶到,当天就投入战斗[萨评:随后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死伤惨重]。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急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萨评:激动得有道理]的联队长怒而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萨评:联队长改行当大夫,有前途的职业啊]。饶是如此,出动部队的编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四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八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了……立刻,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萨评:这个是萨的意译,原文的意思是“骤然充满活力”]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最威武的部队,丢盔卸甲、伤兵满营的第二师团和人家简直没法比。只是关东军报道部的上层实在看不过眼,把报纸呈上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的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外行看来意思相差不大,当兵的看了,对第四师团的名声肯定是没什么好处……[萨评:看来司令官虽然重要,毕竟不能扭转乾坤,可怜山下奉文在日军中称为“斗将”,这次成了“将雄熊一窝”。] 不过,第四师团这一仗没有损失对日本军部来说倒是个好消息。因为当时华中地区的日军正和中国军队第九战区斗得难解难分,急需增援。于是顾不上追究,急调第四师团南下增援。大阪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十一军中的一员。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其原因是早在1938年初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当时,中国军队从徐州突围向西“转进”。[萨评:李宗仁司令长官的得意之作,四十万大军巧妙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虽说李长官的战术动作果断利落,毕竟机动能力和已经半机械化的日军无法相比,突围虽然成功,但已经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很多,战斗力锐减。]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数量最少一个大队! 因为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士气低落,这支中国军队发现敌军之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向附近的山区逃离。以当时日军的士气和作战习惯,中国军队几乎肯定会遭到追击,而以当时中国军队的状态,一个大败仗恐怕是跑不了的。 奇怪的是,很久也没有发现日军的追兵。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如临大敌地布置了警戒哨,但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 时间紧迫,绕道的话说不定就会被日军合围。中国军队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一路平安。 这支日军部队,就是抽调第三十七联队、第七十联队各一部组成的第四师团南进支队。对于为何没有和中国军队开战,该部队的部队长声称:“没有得到对中国军大部队进行截击的命令。”而这个严格遵守作战纪律的部队,上报情况就略微的慢了一点,等命令到达的时候,中国军队早就没了影子。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这样的说法就流行开来。于是这次第四师团南下,每次参战,中国军队一听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倍增,踊跃突袭逆袭,各部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有力打击下,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确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萨评:的确“不负众望”]。这样的情况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第十一军看看的确是这道理,自此同样是甲等配置的师团,前线出现的番号就总是第三、第十三这样的师团,而第四师团就专心在后方“待机”了。中间出了个军司令官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司令官灰头土脸地回了日本。[萨评:这个司令官,可能说的是阿南惟己。阿南是个死硬派,脑袋一根筋,打到吃了两个原子弹,天皇都要投降了他还准备发动政变和盟军死磕,结果兵败自杀。守长沙的国军是老虎仔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长沙会战中第四师团的表现给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结果就是淀兵团成了“丧门星”,哪个军都不敢要。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长期驻扎上海。[萨评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候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来直辖……]这回中国军队就想打第四师团都够不着,无奈又发生了第四师团人员向中共军的新四军倒卖药品的事情,让大本营十分懊恼。 虽然说第四师团窝囊,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有经验的下级军官多。当时日军前线各师团和中国军队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训练有素的人员。既然第四师团作为整体作战不利,上司便不时抽调其人员补充到其他师团,也算是物尽其用。然而,这些人员的作用可就不好说了。 第一〇六师团本来出身就离大阪不远,所以第四师团的补充官兵来了以后很容易适应,而他们的老乡也不时从第四师团过来探望。一〇六师团的官兵很快就发现他们之间的告别很新鲜。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挨拶)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如果战况较好,就说“武运长久”,如果情况不妙,就说“九段坂见”[萨评: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不过这句“九段坂见”明摆着咒对方挨枪子儿,大有“打死你我也不说”的精神]。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其词却是:“保重贵体”[萨评:原文“御身大切”,也可以翻译作“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让听到的一〇六师团军官们哑然。 还有一部分兵员转到了第六十八师团和第三十四师团,这两个师团在衡阳和芷江打了几场苦战。战斗一开始,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然,也有些人循规蹈矩地投入了战斗。这一段时间的战斗中国军队投入了极大的力量,师团损失很大。芷江一战,从第四师团转来的中队长就战死了四个。负伤的老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至于自己不愿意参战的原因嘛,也有老兵这样解释——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嘛,那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说得豪气干云。 其实说第四师团所出都是窝囊废也不全面。由第四师团预备役官兵组成的独立第十五工兵联队,由横山大佐率领,就在马来半岛立下功勋。伊藤正德《帝国陆军之最后》中,提到这个联队在修复盟军炸毁的桥梁涵洞方面作用极大,“大阪兵无能只是误传,至少以这个联队而言,其献身精神使军部、师团部的高级军官都乘夜前去表达感谢和敬佩,其无我奉公精神极其令人钦佩……”[萨评:看来,这个联队的确干得不坏。不过,说到底,修桥补路这种活儿,和上阵打仗终究还不是一码事儿。]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第四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上海。直到1942年4月,才将其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活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第四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阪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第四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仅有的遗憾是,事后发现大阪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的机会大肆倒卖战时配给物资,乘机大做生意。[萨评:前方、后方都是这样地对待“大东亚圣战”,可见大阪人的性格还是很有一致的地方。] 对第四师团的底细,还是大本营知道的清楚,所以对于怎样使用它实在是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计。由于第四师团名声在外,在各个战区都不是很受欢迎,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后方各地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日本战败的时候,这个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 第四师团骑兵第四联队的官兵于《我等的南方回想记》一书中描述,“战败的消息传来,我所在的中队正在待机,士官以上的人员都到队部开会,其中‘进入山区战至最后一兵’者有之、‘天皇的诏书不能不奉’者有之。最后,部队本部带来命令,才不得不确定投降了”。这种情况下依然要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战斗精神可谓踊跃坚决。然而,第四师团的复员却异常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码头上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萨评:有一种说法说第四师团有军官通过贿赂押送的美军,利用复员的军舰运送泰国大米到日本走私出售获得暴利,也大大缓解了大阪在日本“饥饿时代”中的困难]。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南方军部队中战死最少、装备资财保留最完整的部队。负责管理的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为人认真,爱好和平”。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体现出其“为人认真,爱好和平”的特点来——第二天就有大批官兵一天时间也不浪费地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战争纪念品了。 第四师团以及其他的大阪部队,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呢?要说关西人不会打仗也没道理,因为同样出身关西的京都宇都宫师团就很能打。原战车小队长福田,即作家司马辽太郎有一个很好的分析。他认为这个原因是大阪地域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普通平民即农民,土地和人身都依附于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尊崇对上级的效忠、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这也是日本军队的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点儿不同,这个地方是随着商业发展起来的,居民多与商业有关。所以对大名掌握的土地并不像农民那样看重,对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税收、捐税等,大阪的平民几百年如一日的和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是完全谈不上了。 于是,作为领主的领主,天皇的地位也就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二战中的大阪人毫不否认自己会为“大日本帝国”、为天皇而死,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所以……能不死还是不死。看待命令,大阪人也习惯的要“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于是在第四师团内部有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或许商人的本性,决定了大阪人根本就不适合参军吧。 后面还有一些啰嗦的评价和辩解,限于篇幅,就不翻译了,只有最后一小段说得倒是有几分道理—— “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和事变都不会发生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最后战败的事情了吧……” 中了大彩的中将师团长 有人说抗战中杨成武炮毙阿部规秀属于中了彩,因为一共就打了四发炮弹即击毙一个中将旅团长,近乎神话。朝鲜战争中,美国人几十万发炮弹把山都修成了梯田还拿不下一个三角山高地呢,对比一下,杨总长的效率高得不可思议。其实,八路的炮兵穷惯了,从红军时代就因为炮弹稀缺而绝舍不得浪费,把炮弹当金蛋来用,四炮打一个目标已经非常奢侈了。 按照日军的回忆,杨成武绝非中彩,打阿部规秀的四发炮弹极有章法,第一发测距,第二发打远,第三发打近。阿部的幕僚们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家伙,已经预料到第四发炮弹会很有威胁,只是没想到八路会打得那样准,正砸在日军这一群人脑袋顶上开花。阿部又摆了个站军姿的架势,于是当场来了个大剖腹。伪军将领李守信回忆阿部是个大个子。可能打仗的时候大个子反应总是慢一点儿,您看中国军队的将军“陈矮子”陈诚,内战外战枪林弹雨多少年,就从来没出过这种危险……。 这种不含任何高科技的精确打击武器,神似今天的斩首行动。站在院子里的阿部一命归西,院子的主人,关在屋子里的一家太行农民却毫发无伤。 这户太行农民极不厚道,后来在阿部旅团长归天的地方砌了个鸡窝,据说是要“公鸡叫,母鸡叫,让老鬼子永世不得安生”。 但是,打仗的时候,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抗战中,确实发生过一起与此类似的“中彩”事件,地点在江西德安附近的隘口镇。而且中彩的主儿比阿部规秀身份还要高些,乃是大日本皇军一〇一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伊东政喜是也。 伊东政喜,日本大分县大分郡竹中村人,时年58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四期毕业,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中的旅顺攻城战并获得战功。此后他进入日本陆大学习,并先后担任近卫炮兵联队联队长、三岛旅团旅团长等职务,1934年晋升中将军衔。七七事变以后,在侵华日军中指挥第一〇一师团,参加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1938年,一〇一师团奉命投入武汉战役,沿庐山山麓西向攻击,意图从星子方向进逼德安,企图包围中国军队第九战区薛岳所部的侧后,切断南浔线。“老虎仔”薛岳敏锐地注意到了日军动向,立即挥军阻击,双方连续展开激战。 1938年10月30日,日军大本营发布公告,承认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伊东中将在中国江南前线指挥作战时,被中国军队击伤,现在恢复良好云云。10月31日,日本《每日新闻》刊登了前线特派员的报道,证实这位“武勋卓著”的中将是在9月28日指挥所部攻打××高地时,遭到中国军队山炮还击而负伤的。当时,一发炮弹在他前方十米山坡的反斜面处爆炸,将其击伤。这位中将重伤倒地,经前线医护急救后,于10月1日送入野战医院。最危险的伤害是这发炮弹的一块弹片从伊东的右侧下颌穿入其头部。说起来伊东相当幸运,因为这块弹片恰好从他的血管和神经之间穿过,没有造成致命伤。但这一炮也着实让这位师团长吃尽苦头,直到报道发表的时候,依然躺在医院中。 伊东所部第一〇一师团,从番号看是100开头的特设师团(征集预备役部队组建的师团)。但它与其他特设师团不同,其人员实际是东京第一师团的预备人员,属于地地道道的关东军老兵,所以战斗力很强,一直被日军作为主力使用。从淞沪战役开始,和中国军队颇打过几次硬仗,死伤惨重。以它的核心部队第一〇一联队而言,三个大队长中,第一大队长高见顺三郎、第二大队长卯野谍二郎先后战死,第三大队长川崎秀一负伤。第一任联队长加纳治雄在上海阵亡后,第二任联队长饭塚国五郎也在庐山被击毙。战况之激烈,可见一斑。 说起来,饭塚和加纳最后都授予了少将军衔,打完了少将打中将不是很正常吗,怎么伊东负伤还叫做中彩呢? 实在是因为他挨的这一炮太离奇了。 当时在隘口和伊东师团对战的,是中国军队第二十五军的两个师,论装备和训练本来不是一〇一师团的对手,但中国军队巧妙地利用了当地庐山山地的险峻地形,以逸待劳,将日军死死挡在德安外围,使它苦战十几天无法取得进展。双方堪称棋逢对手。 以儒将著称的伊东,碰上了怎样一个对手呢? 伊东此战的对手,中国陆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敬久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从履历看,王敬久是江苏人,学生出身,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毕业生,指挥德械师,深受蒋介石的信任,是早早封侯拜相的年轻将领。这个履历很容易让人产生“公瑾当年”的感慨,当时也真有多位小姐对其憧憬万分,专门赶去要嫁的事情。而不幸这位王将军实际是个地地道道的“粗胚”,生得五孔朝天、其貌不扬不说,还举止粗俗、满口脏话、毫无礼貌,吃饭喜欢蹲在地上吃,开会喜欢蹲在椅子上开。几位要嫁的小姐看到这位将军要么一见面就花容失色,宁可进戴笠的集中营也不嫁,要么嫁了以后大喊退票,落荒而逃。连他的部下也以军容不整著称,比如他手下最得意的冷欣师长,就以在日本投降仪式上大挖鼻孔而上了新闻。 要说对上这样的对手,儒将伊东肯定心里觉得窝囊。 然而,就这两个“粗胚”,却偏偏颇会打仗。八一三上海战事起,率八十七师直捣日租界的,就是王敬久。这一次,1938年8月20日,一〇一师团开始进攻,冷欣一个师在星子和伊东恶斗了七天七夜,直到工事全毁才撤退到隘口二线阵地。 而这个隘口,王敬久亲自坐镇,伊东政喜一打就是一个月,第一〇一师团伤亡惨重,硬是拿不下来。 所以,焦急的伊东才会上前线亲自观察中国军队的布防,试图找出破绽。 不过,伊东是个很谨慎的将领——儒将嘛,所以,他并没有直奔一线阵地,而是选择了阵地侧方的一个高地,来观察双方的战斗情况。当时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炮战,这里应该是一个安全的所在。 然而,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他们刚开始观察,就飞过来了一个炮弹。 报告文学《血染长江之战》里面曾经这样描写伊东的负伤——中国炮兵可能是打得太好了,也可能是打得太孬了。要是这一炮是对着伊东打的,那就打得太准了,正在他头顶开花,要是这一炮是对着日军阵地打的,那就打得太孬了——方向都不对了,差了十万八千里啊! 从当时中国军队的记载来看,并没有发现伊东一伙“观察员”的光临。那么,答案只能是第二个了,只能说粗胚王敬久手下的糙炮兵开炮跟中国足球队射门似的…… 您说,这伊东政喜是不是中了大彩? 对伊东政喜本人来说,这一次虽然受了些痛苦,还算有惊无险,他最终养好了伤,继续率领第一〇一师团,担任镇守南昌的任务。倒霉的是,这位伤刚好的将军,上任就碰上了中国军队反攻南昌之战——这是抗战前期中国军队极少的几次大规模反攻,伊东又一次中了大彩。这一次第一〇一师团被打成了残废,不久就在日军的整军中被取消了番号。 而击伤伊东这个大彩,对于第九战区来说,却另有重要意义。因为伊东负伤,群龙无首,第一〇一师团在隘口的攻击整个停顿下来。9月,薛岳调集李汉魂、叶肇等部开始反攻,日军转入守势。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看到指望一〇一师团突破已经无望,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改派第一〇六师团松浦淳六郎所部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穿插作战,试图从中国军队布防的一个缝隙奇袭德安,结果在万家岭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此战,第一〇六师团几乎被中国军队全部歼灭,仅一千余人得以逃脱,史称万家岭大捷。 看来,伊东中的这一炮,还可以称作万家岭大捷的序曲呢,的确意义非凡。 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中国兵的对话 这份资料,是在帮一位朋友查阿部规秀的相关资料时看到的,是日本老兵回忆文集中的一篇。 那一次,发现这个被杨成武炮毙于黄土岭的日军中将原来在日本政坛也是个极不安分的家伙。二二六事变里面就有这位阿部规秀大佐的身影。 不过,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那里有一些侵华日军的回忆文章,随手一翻,看到下面的一段,一个叫做斋藤的日军士兵记录他在前线和一个中国兵的对话回忆。 抗战当时普通的中国士兵 当时中国军队的臂章 记得有文章写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军和德军士兵在堑壕中互相谈话的轶事。然而,我仍然难以想象在那场战争中,中日两国的军人会有类似的交流。 直到,我看完这段对话。 那么,就翻译一下吧。 日军士兵斋藤在修水前线作战。战斗间歇,他到一条小河边用汽油桶洗水果,不小心汽油桶被水冲走了。日本兵跟在后面追,却发现汽油桶漂向了对岸。 这时,他发现对岸有个正在洗澡的中国兵,双方都大吃一惊。 因为都没有带枪,双方谁也没有办法射击。那中国兵慢慢站起身来,拾起那个汽油桶,取出一个水果吃了一口,向后面的树林退去。 这日本兵鬼使神差地用日语问了一句:“好吃吗?” 没想到这个中国兵居然用日语回话道:“谢谢。” 看来这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兵,而是个下级军官或者士官。出于好奇,这个日本兵继续好奇地问:“你们过得怎么样?发的钱多吗?” 那个中国兵站住脚步,耸耸肩说:“好几个月没有发到饷了。”大概是觉得这个日本兵挺有趣,又补充道:“日子不好过啊,有督战队,不好好打仗可能被自己人打死哦。”沉默了一下,又说道: “那样我就看不到夺回台湾,看不到占领大阪,也看不到占领东京了,多遗憾。” 说完,带着汽油桶慢慢走向树林中去了。 “这是个广东兵,看起来很瘦。”斋藤在回忆的最后说。 不吃猪肉的日本兵 说起日本鬼子来感觉总是老松井那样狡猾的,或者是毛驴鬼子那样凶狠的。其实日本兵也不是铁板一块,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两天看日本兵的回忆,看到一个叫桥本的老鬼子写的文章,觉得应该翻译过来给大家看看。 这桥本,是一个不吃猪肉的日本兵。 这不是毛病吗? 桥本的毛病是这样落下的。 1940年,作为帝国陆军一等兵的桥本,结束了在国内的训练,被分配到中国派遣军,在距离北京200公里的石家庄附近的据点驻防。 这个地方,虽然据点附近的村庄被日军控制着,但是中国军的游击队,经常在周围活动,据说单独行动的日本兵给剁成一块一块的事情也有发生。 可是,桥本是个新兵,对这种事情没有概念,所以最初并不紧张。 日本军队,如同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军队,要求驻军就地解决给养问题。当然,书面上还要说明:“尽量现金购买”一类的字样。实际上侵华日军根本不理会这种官样文章。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对日军抱有相当的敌意,日本兵一进村,村民们就逃得一干二净,找不到愿意帮他们筹集给养的人。不过,日军根本就没打算买,田里没有收走的麦子蔬菜,圈里没有带走的鸡猪,拿走就是给养。 也是,把猪四腿一绑,抬了就走可比和老乡磨牙省事多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绑猪这种活计,从乡村出来的士兵当然不算回事,放到城市兵手里,也一样出笑话。 桥本,就是这么个城市兵。 刚到驻地没两天,队长命令一等兵桥本和两个上等兵出去搞当天的给养。这三个日本兵,就奔了日军控制下的附近村庄。 村子就在炮楼底下,安全是没得说。但是一见日军的影子,老百姓又跑得一个不剩了。 “正好,见什么就自己动手啦。”那两个老兵熟门熟路,满不在乎,“看呐,猪,那里好大的一头猪哦!托福啊,哼,哼,今天晚上有烤猪肉吃啦!” “桥本,你,去把那个猪抓过来!” “是,是!” 嘴上答应着,这桥本心里一个劲儿地犯嘀咕。原来他生在城里,长在城里,从来也没有摸过猪,更别说逮了!没办法,军令如山,桥本咬着牙跳进了猪圈,接下来就是一场搏斗,出了一身大汗终于用绳子把猪脖子捆上了——看到这儿笔者颇为奇怪,那猪有脖子吗?这个捆法,显然是够外行的啊。 “走,快走!” 一头大汗的桥本拉着绳子,给猪下命令。 大概那猪也想得明白——我跟你走?那到地方不就是要我的命吗?!所以这畜牲横拉竖拽,就是不挪窝,猪屁股往下坐,跟这小鬼子耗上了。 “嗨,桥本,你小子连一头猪都收拾不了吗?”两个老兵在一边说风凉话,“算啦,帮你小子一把,就在这儿杀了带回去吧。” 老兵上来把猪的前后脚都按住了。 “嘿,桥本,拿刺刀,往心脏上捅!” “啊?刺刀往心脏……上捅?” “八嘎,快动手啊,屠宰场不是每天都这么干吗?你小子今天晚上不想吃烤肉了?” “想,想啊,好长时间没吃到肉啦……” “那还啰嗦什么?这么点儿事都办不了,你还能干什么?!” 话说到这个份上,桥本可就没法说“不”字了,他硬着头皮抽出了刺刀。 “喂,快一点儿,就按着猪腿也不容易呢,这家伙劲儿挺大,要跑呢。”为了按住猪,两个老兵都伏下了,用身子压着猪不让它乱动。 桥本来了一个深呼吸,然后一闭眼…… “呀! !!!!” 一刀向猪刺去!他瞄的是心窝——实际呢,猪正好一挣扎,刺中的是猪屁股! 这一刀刺的好深啊,桥本觉得自己的手都刺进去了。 只听那猪一声狂嗥——嗷!!!!!猛地一挣。 两个老兵再也按不住,手一软,那猪带着刺刀蹦起来,把桥本拱了个仰面朝天。 “哎,哎,站住!” 桥本和两个老兵连滚带爬地开始追赶。问题是猪有四条腿,鬼子呢?只有两条,显然是猪要灵活些。另外,猪很明白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股拚命的劲头上来,三个鬼子硬是抓它不住。只见它在院子里一阵乱跑,等鬼子起来取枪,它早已经一跃窜出了矮墙,逃进一人高的庄稼地里去了。这下子,傻子也知道想抓住它要费老力气了。 “浑蛋,这下子只能让它跑了啊。” “八嘎,就这样逃了啊,今天的副食只能是田里的蔬菜了吧。”老兵虽然沮丧,桥本的麻烦可大了,“前辈,不要开玩笑啊,这头猪,这头猪,它把我的刺刀带走了啊!这,我怎么回中队啊?” 刺刀,和步枪一样,也是皇军的武器啊,居然让猪给夺去了!假如是和敌军拼死奋战,把刺刀拼掉也还罢了,居然是让一头猪给抢了逃了,中队会怎么看?这不是军人的耻辱吗?要是这样,送上军事法庭当作典型枪毙也不是不可能啊。 “啊,这怎么办啊,前辈,这样子我怎么回去啊。”桥本不禁哭出声来。 两个老兵和一般日本的长官还不一样,都挺善良的。 “好啦,桥本,这样吧,我们到别的村子找给养去,你就不要去了,专心去找那头猪,我们回到中队,会给你多上些芝麻的(日语说好话的意思)。” “那头猪肯定也负了重伤,不会跑远的,大概就死在附近了。刺刀可一定要找回来啊。” 两个老兵安慰了一番,继续执行任务去了,桥本和他们告别,独自去找猪。 可是,村落的每个角落差不多都找遍了,那头猪的影子就是见不到。 “跑到哪儿去了啊!? ” 桥本自画像 天色渐渐晚了,周围也暗了下来。 “不管怎样,晚点名的时候总要回去吧,真倒霉啊。” 桥本急得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他听到旁边农家有人用半生不熟的日语说话了:“长官,太君。” 桥本回过头去,看见一个岁数挺大的农民,旁边正有一头杀好的肥猪。他知道这一带日本军队占领了几年,当地居民能说几句日语的不少,倒也不奇怪。 “咦,这不会是我们跑的那头吧?”桥本觉得心都怦怦直跳了。 “太君,这个猪,你的?(生硬的日语)” “是啊,是我这里跑掉的啊!”桥本看到猪屁股上长长的一道伤口。 “噢,我看到,就抓来杀好了,太君要的话,十块钱就拿去吧。(生硬的日语)” “好的,但是猪身上的刺刀,你也还来!” “你说什么?(中国话)” 看来这老农的日语听不懂这个,桥本就手舞足蹈的表演起来。老农看懂了,点点头,对桥本说:“你的刀,我没有。(生硬的日语)” “没,没有?八嘎……” “在老张那里,他拿去了,我们去要回来?(生硬的日语)” “好的,走吧。”桥本焦急地催着老农,跟在他屁股后面走。老农穿过村落,继续往前走。 “还要走啊,这是去哪里?”看看离开了据点控制的范围,桥本有点儿不安。 老农不说话,作个手势,意思是:“就在前面。” 现在,连田地也走过了,前面出现了一片树林。桥本更觉得不安了,问道:“喂,你这是去哪里啊?” 老农还是没有回答,反而“啪,啪”地打了两下响指。 树林深处,突然蹿出来四五个持枪的便衣!不等桥本反抗或者逃跑,就把这堂堂的大日本皇军缴械了。 这些人簇拥着魂飞魄散的桥本,穿过树林,进入一条山谷。不知道走了多久,林间谷底出现了一些洞穴(窑洞-笔者按)。原来,这里就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总部了。桥本被带到了游击队长的面前,队长是个目光锐利的胖子,大家都叫他——老张。在老张的桌子上,搞笑地扔着桥本那把刺刀。 “这个,是你的刀?”张队长问。 “……”桥本一言不发,虽然曾经折在一头猪手里,帝国武士的尊严,还是要坚守的嘛。 “你的姓名?” “桥本一等兵,别的,哼,我什么也不会说!” 张队长笑眯眯地看着桥本,他的日语相当流利:“谁问你啦?不用你说,也知道你是xx步兵部队的对吗?你们的中队一共320人,中队长皆川大尉,小队长楠少尉,对吗?” “……” 桥本都被他搞糊涂了,好像游击队比他还了解据点的情况,他简直不晓得这个胖子还不知道些什么了。 “好啦,桥本君,不管怎么说,我们见面也是缘分啊,怎么样,和我们一起工作吧?” “……”这个进展好像太快了。 “想回去?也不是不可能啊,别着急,不是要你马上回答,这样吧,给你一两天,好好考虑一下吧。” 警卫员把桥本带了下去,一边有几个窑洞,桥本就被关在其中一个里面。 第二天,张队长来看他了。 “桥本君,恐怕你没法回自己的部队啦。我的部下来报告,你们的宪兵正在抓你。昨天你没有归队,他们已经把你按开小差处理,正在搜捕你呢。假如让他们抓到,恐怕马上就作为‘前线逃亡罪’就地处决啊。” 桥本一等兵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宪兵在搜查我?我逃兵?!这帮混蛋啊!” 想想日军军纪的确如此,并不是老张危言耸听。既然回不去了,桥本只好接受了命运,和八路军一起行动了。 几天以后,张队长他们就匆忙转移。游击队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过长的时间。桥本惊讶地看到张手下的30名战士都拿着日式三八大盖。不久,他们又经历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因为桥本被留在后面,没有机会看到交战的场面。 又过了几天,正在桥本感觉和他们处得越来越融洽的时候,张队长突然对他说:“你要做好准备,和我们一起拿起枪来战斗哦。这边的对手不是日本军。” 桥本又被搞糊涂了。 这天,部队刚刚宿营,忽然—— “敌人,敌人来袭击啦!”岗哨忽然发出叫声。太晚了,敌人的机枪已经扫射过来,很多游击队员被打倒,其余的纷纷撤了下去。桥本和四五个游击队员来不及转移,被俘虏了。 来袭击的,原来是国民党的游击队。这样,共产党军的俘虏桥本又成了国民党军的俘虏。 发现桥本是日本人,国民党的游击队大吃一惊又如获至宝,居然把他上送到了成都。在那儿,桥本被关进了收容所,一直到抗战结束。 等释放战俘的时候,桥本就又加入了中国军队,从他的自画像上,可以看出他加入的是哪一方。 桥本自己总结道:“当了八路军的俘虏,又当了国民党的俘虏,日本兵里有我这样经历的大概绝无仅有了。都因为那头该死的猪啊。至今,我看到猪就心虚,从此,再也吃不下猪肉了。” 这,就是不吃猪肉的日本兵——桥本的回忆。 日本兵与中国便衣 这张漫画看来颇为有趣,它并不是中国人的作品,而是日本作家向政春所著纪实文学《中日战争中的奇怪事情》的插图。画面中的三个人表情古怪,若不对其背景加以说明很容易让人产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原来,这画面表现的是一个真实的情景。其中的日本兵,就是向政春在成都日军战俘营结识的日军俘虏谷田,而那两个便衣打扮的,则是中国方面派出的便衣侦察员。向政春是战后到成都的,那时谷田还滞留在那里,等待忙于内战中的中国政府官员想起来送他回国。 日本兵与中国便衣——《中日战争中的奇怪事情》原书漫画 谷田怎么会对两个便衣打扮的侦察员说对不起呢?事情要从他的被俘说起。 那还是在1938年,谷田是日军第十四师团的一名曹长。兰封会战之后,中国军队面临被日军拦腰斩断的危险,被迫挖开黄河大堤,造成了大面积的黄泛区。此事阻止了日军南下,造成数百万灾民,功过众说纷纭暂且不表。话说这两名中国军队的侦察员,或者说便衣,是中方派出来侦察日军动向的,撑着一条小船,随滚滚黄水而下,看到水中浮来一具身着军装的尸体。两个侦察员一时心动,就把这“尸体”打捞了上来,却发现他居然还有一口气。他,就是这位谷田曹长了。黄河决堤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被黄水冲散,谷田抓着块卡车车帮漂了很久,终于失去知觉,要不是被这俩便衣捞上来,必死无疑。 捞上来是捞上来,等发现是个鬼子,两位便衣的意见可就不大一致了。老二说咱们还有任务,扔下去算了,往东漂,哪儿来哪儿去吧;老大说算了,好歹是条性命,救活了他说不定还能问出点儿情报来。争论之后终于老大占了上风,一阵人工呼吸把谷田救活,当然醒了以后也就告诉他你是我们的俘虏了。对此谷田也未表异议。 日军在黄泛区行进艰难 那时候的日本兵不都是武士道吗?谷田怎么这么老实? 武士道之类的精神都是关键时刻一口浊气顶着以死相拼的,这谷田在水里泡了这么久,应该算死过一回,那口气早就散了。让他还阳后再死一回,武士道可是没有教过。二战中,美军也发现日军士兵往往重伤之下也不肯投降,宁愿自杀。但一旦被俘,就会竹筒倒豆子一般痛快,曾有日本战俘这样解释:“既然做不了完美的士兵,我就做个完美的俘虏吧。”自杀的多半救下来就不再重蹈覆辙,原因就是死过一次的人对生命更为珍惜的缘故。这道理是一样的。 如此本来挺好,俩便衣带谷田回家,审问情报,立功受奖。 不料天下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眼看大功到手,小船恰好飘到了一片浅滩。只见周围忽然一阵混乱,接着芦苇丛中伸出无数枪口…… 原来,两个便衣队误闯了三十九军公秉藩部的防地,不由分说就被缴了械。 两个人出来执行任务,所以都没带证件,只能一个劲儿地喊误会,可是没人理他们——你船上还有一个鬼子,你不是汉奸谁信啊。 不一会儿上头传下话来,说日本兵逼得紧,不用审了直接崩了吧。谷田也受过中文训练,听了这话魂飞魄散。还好俘虏他们的大胡子队长很仗义,说别,别崩。来——把这鬼子和俩汉奸关起来,找把刀来明天早上出发前砍头祭旗。哦,敢情这位是绿林出身的,讲究个吉利! 三个人口喊冤枉被关了起来。小黑屋里,两个便衣互相埋怨直到开骂。总的来说,是老二发飙,责骂老大不该救这个鬼子,直接扔水里哪有现在的麻烦? 老大说:“靠,我也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丧门星啊!” 谷田呢? 只好不断地鞠躬,不断地重复“对不起”…… 幸运的是,那时候抓一个日本俘虏不容易,第二天到底来了个人审问,终于弄明白了三个人的身份。 弄明白以后,公秉藩的部下对两个便衣道歉,礼送出境。两个便衣还不服,说那我们抓的那个日本俘虏还给我们。人家说谁?这个嘛,这个可是我们战场上抓的啊,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中国军队优待日军俘虏的宣传标语 俩便衣里头的老二气得蹦高,指着谷田的鼻子叫:“你,你小子说,是谁抓的你?你小子要讲良心!” 谷田看看这边黑洞洞的枪口,琢磨了半天,终于想明白了,冲着老大、老二又是一鞠躬——“对不起”。 …… 谷田最终被送往后方的日军战俘营,就这样到了成都,并且在那里度过了战争岁月。 写到这里,向政春提到,当时谷田还挺想念两个便衣的,不讲良心是迫不得已,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平安度过了战争,如果有机会见到,他还是要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土八路”的神秘武器 在描写八路军骑兵部队战史的文学作品《冀鲁豫的“哥萨克”》中,“胜利前夜”一节,对于“地雷战”,作者有如下一段描述:
需要说明的是,那些以为地雷炸死不少老百姓的说法,多半是受了电影电视的误导。其实,抗战时的民兵地雷,原本没有多大杀伤力,能不能炸死人都难说。 民兵使用的地雷,厉害的有两种:一种装填黄色炸药,这是兵工厂生产的,每个村只发几个。如果打了胜仗,立了功也能再奖励几个,总之十分难得;另一种是特大号地雷,可这玩意不仅成本高,而且容器不好找,还不容易伪装,所以用的也不多。 最常见的是装黑火药的“铁西瓜”,实际上就是个大鞭炮,主要靠混在爆炸物里的铁片、石子伤人,嘣得好能打中要害,嘣得不好也就是个烧伤。因此,在真正的地雷战里,那种“地雷一响,鬼子就飞到天上”的场面其实不多。更常见的是——“轰”的一声,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看完最后一段形容的鬼子形象,忍俊不禁。 这段描写毫不夸张,当年我家一个老乡孙光瑞,抗战中在河北参加地雷战的时候,就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孙光瑞是和我老家一个村子的人,是在刘家窑村自戗殉国的晋梦奇司令的战友,也是当地抗战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在河北司法系统工作,最后职务为河北高检院长。老人今年依然在世,已经97岁了。他在70年代来北京开会还到过我家,当时对晋梦奇的牺牲依然很痛惜,说晋若不死,会比他的职务还高,因为晋的“文化水平高,政策水平高”。 河北的八路军组织抗战,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地雷威力不够,炸不死日军。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进装药,这活计上级就交给了孙光瑞——谁叫他原来是学纺织的呢,说起来这一行多少和化学有关系。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活计不由你推托,八路里面文化人少啊。可是效果如何,那实在不好说。孙光瑞是个武书生,夜黑风高,杀敌放火是他的本色,要他回到书本上搞学问那可费劲了。更要命的是,威力不够指的是民兵使用的黑火药地雷,当地鞭炮手艺人的功夫。就算他能想出新的配方他们学起来也难——有几个民兵能分得清硝和苯是什么玩艺儿? 但是,孙光瑞还真是有办法,他的学问如何不知道,脑子是绝对的聪明。 于是,老孙就带着几个手下进邯郸城了,出来的时候让弟兄们先走,自己还玩了一把个人英雄主义的亮相——放倒哨兵,匹马出城。伪《华北日报》称孙光瑞为“匪徒”,说“匪徒鸣枪过市,一城皆惊”。 不过孙光瑞进城可不是为了亮相,出来以后他就把这次进城所获分成大小口袋,交给了各村的民兵,让他们掺到地雷的火药里面去。 从此,邯郸的鬼子苦日子就来了。 出城扫荡踩上地雷,威力依然是“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 但是,这之后事情可就不一样了。伤,是不重,但受伤的地方很快不是大面积溃烂,就是奇痒难熬,发黑、坏死、红线穿心不一而足。不但军医束手无策,而且伤员极为痛苦,竟有日军用刺刀给自己截肢的事情发生。 日本方面百般研究,始终弄不清八路的地雷里放了什么。敌伪方面纷纷传言八路的地雷现在是“神秘武器”,伪军称为“一粘死”。 放的什么? 其实一点儿也不神秘。 俺们河北有个传统,最富的商家,不是骡马行,不是织机场,而是大生药铺子,西门庆、卢俊义,就都是俺们老乡。孙光瑞好端端地不琢磨科学,就琢磨上了这生药铺子。 原来,此人年少的时候好读杂书,知道宋史里有一段,说唐家(是不是西川唐家待考)给皇帝献过“毒火球”,就是古代火药武器里面掺杂毒药的武器。于是他灵机一动,这东西现在不也一样能用嘛,玩起了抗日版的“霹雳堂主”。他进城,就是奔了几个大生药铺,一番工作之后,自愿不自愿的“西门庆”们都乖乖地把铺子打开了任八爷挑选——反正又不是红伤药,“太君”对什么狼毒、巴豆的也不管制。 于是,八路的地雷里就加了这些“佐料”。而且,这些药一旦发现有效,也不一定需要从城里买,发动群众去釆,乡下的草郎中分辨几味药材可不是难事。 问题是,日本军医上哪儿知道狼毒、巴豆、砒霜和火药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该用什么对症药呢? 当然地雷不长眼,不但是炸日本人,也炸中国人。不久,就有一个给日军做翻译的被地雷给炸了,尽管日本军医尽力诊治,依然两条腿很快就开始烂,每日哀号不已,要死要活。 这个翻译官是本地人,其家人辗转托人找到了八路敌工部,求八路老爷给“解药”,并且表示,如果治好,一定弃暗投明,暗中为八路做事,违者天诛地灭。 敌工部斟酌之后,认为是个好机会,难得能在日军心脏里面按一颗钉子,就来找孙光瑞商量。 孙光瑞听了以后,翻着眼皮想了想,说你去问问吧,他挨的雷要是八月十五以前埋的,我还有办法,要是八月十五以后埋的,那就…… 敢情民兵被孙光瑞的创举调动了积极性,也开阔了思路,有民兵在地雷里加入了晒干的人畜粪便,结果发现效果奇好。从八月十五以后,这种东西就成了当地地雷的标准装药。要是原来的“中药地雷”,孙光瑞还可以说出个子午寅卯,中医还有办法,加上这个东西,就是八路自己,也爱莫能助了。 一问,不幸,八月十五以后的雷…… 敌工部只好把这条线掐了。 这翻译官不久死去。 后来听说是翻译官在伪军中的把兄弟看他太痛苦,做善事给了他一枪。 忽然想到,土八路这种“神秘武器”,要在今天,该算是“化学武器”加“生物武器”了吧? 从日本老兵的作文到鬼护士 在日本,妻工作之余兼做本市中文教室的教师,或许因为最近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引人注目,她的学生从正在上中学的年轻人到退休老者都有。 其中,有一个叫做重信的老者年轻时在日军中当过工兵(重信本人是中国军队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的目击者,他的经历,我曾在《梦里关山走遍》一文中提到)。为了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妻每个月安排他们写一篇作文。这个月,重信交来的作文里面有下面这一段。虽然文理颇有问题,但依然可以看到渗透其间的一点历史沧桑。 所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内里究竟如何,从文中或可窥伺一斑了。 我没有修改重信的作文,保持其原汁原味,毕竟,那个时代的人和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越来越难以追溯了。 从小学生自尽引起的回忆 重信XX 最近报纸上年轻人自杀大为热闹报道。 那个小孩子考虑考虑而选死,为什么?我越想越糊涂了。 听到自杀我想起来了,在“北支战线”日军·满洲国军对八路军战斗的时候比我一期先辈XX少尉的自杀。 他在某战斗负伤不省人事了。敌兵发现被他救出照顾了。其后他痊愈了。敌兵把他送回了我们那儿。从那时他的苦恼继续了。而且这件事传到了全军他的同期生也听到了。两三天以后,数个同期生到他那儿。跟他谈论将来,最后传达了。你应该选死吧。 明天他用手枪自杀了。那时候他21岁。 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60年,读来,依然感到当时那种压抑的气氛。 看完这段简短的文字,我想起了日前在日本老兵通讯上看到的另一篇文章,名字叫做《鬼护士钟碧莲》。这篇文章也被选入日本出版的《日中战争中的奇怪事情》一书,编者还增加了一幅插图。 文章的作者是一个日本老兵渡边纯一。渡边是在襄阳战役中被俘的日本士官,被38师俘虏后送到成都的俘虏营关押。 因为渡边被俘时负伤,他在俘虏营医院接受治疗。负责照顾日本伤兵的护士长名叫钟碧莲。因为她年龄大,长相凶,态度粗暴傲慢,日本兵都比较怕她,私下叫她“鬼护士”。这位“鬼护士”不但对日本俘虏兵凶,在医院里也是强横人物,从军医到院长,无人敢撄其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钟碧莲自称是“照顾过宋美龄女士”的。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宋美龄前往前线慰问官兵,座车被日军轰炸机发现遭到袭击翻车,宋美龄负重伤。在野战医院对宋美龄进行第一救护的就是这位钟护士,为挽救宋女士的生命作出了很大努力。为此,宋美龄痊愈后特别给她写来了感谢状。当这位护士调到此处的医院时,曾有军医冒犯她,“鬼护士”拿出了这张感谢状,把军医吓得魂飞魄散,从此没有人敢和她较量。 原书插图 渡边形容的钟护士的“感谢状”看来比日本水户黄门的印笼护身符还要厉害。 但是渡边说“鬼护士”也有人情一面。有一次她曾经和渡边谈天(渡边懂中文),说有件事情你回国能否帮我查一下。 渡边当然表示愿意。 钟碧莲拿出一张穿日军看护妇服装的年轻女子照片,请他帮忙查一个叫做桥本孝子(《鬼护士钟碧莲》原文中有“佐藤信子”说法,后纠正,似是这个护士被俘时报的假名)的护士的下落。 原来,这个桥本孝子是日军的护士,在徐州会战中被俘,被俘的时候非常害怕。俘虏她的士兵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就把她交给了长官。而当时中国军队的长官也不懂日语,就请钟护士长帮忙。无奈,钟护士长懂得英语,但不懂日语。桥本也只能用汉字写下自己的名字、身份。最初,桥本很有敌意,但经过钟护士长的悉心照顾,慢慢的敌意缓解了,两人虽然语言不通,但经常用笔来对谈。 野战之中,很难找到上级和能够审问的部门,复杂的审问无法进行。因为她长得很小,怕得要命,看上去可怜,钟护士长发现后,就劝说长官将她放回去——她是护士,又不是士兵。 长官答应了。 可是,放她回去的时候,桥本依然怕得要命,抱住钟护士长不撒手,哭了很久并且说了很多话。可惜钟护士长不明白,只能反复安慰她是送她回自己人那里。好像桥本怎么也不能理解,依然十分害怕。她用笔写道:“我不回去”。表情十分哀伤。 最终,中国军队将她送到两军战线靠近中方一侧,交给了日军方面。 钟护士长说:“渡边你若回去,替我找找她,问候一下这个小孩子。” 渡边当时哑然,但是无法说——他知道桥本害怕的真正原因。钟碧莲不知道日本军队的传统,桥本孝子真正害怕的,正是被送回去啊——日本军队不接受俘虏的概念,即便是看护妇,回去,不自杀,也会被人逼迫自杀的。 回国后,尽管努力寻找,渡边也没有找到桥本孝子的下落。 死在万家岭的日军大尉 关于万家岭会战,在日本发现了一些有关资料,显示万家岭之战日军有可能动用了空降部队。 在关西认识一个叫重信崇义的老日本兵(原伊丹小学校校长)。他参军晚,且作战主要在华北,没参加过万家岭作战,但是他的哥哥死在万家岭。 重信崇义的哥哥叫重信直人,当时是日军第六师团通信参谋,陆军大尉军衔,1937年随军到上海作战,1938年10月在万家岭战死。万家岭会战,日军笼统称为“武汉攻略作战”。 我听他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感觉可能重信崇义记错了番号,因为第六师团好像没有参加万家岭战役。万家岭战役被歼灭的是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属于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而第六师团当时是在江北作战,属于第二军序列。 重信说没有错,他哥哥的确是第六师团,在江北的,在进攻梅川镇的时候负伤了,送到九江治疗。这一仗中日双方反复争夺,打得十分激烈。重信直人负伤是很奇怪的。他当时在联队的指挥部处理电文,离中国军队相当远,有四五公里,突然一个子弹从天而降,打穿帐篷,正打在他的右边眉毛部位。 估计是哪个中国兵朝天放了一枪,子弹呈抛物线飞到日军后方,就中了彩。我在军训的时候知道解放军的冲锋枪朝天一枪45度角飞到3000米外还有杀伤力(当地部队一枪飞过靶标后面的山体,落到3000米外桥上打倒了一个老农)。国民党军中正式步枪装药比冲锋枪多,打到这么远也不奇怪。 不过因为距离太远,杀伤力不大,所以这个大尉没有被打死,只是眉骨破裂,负了伤,他当时也没离开前线。但此时正是秋天,还很炎热,几天以后伤口发炎,眼睛都睁不开了,只好送到九江就医。 重信大尉到九江以后因为治疗及时,伤口痊愈。他和另外一些负伤军官准备归队的时候,已经上了卡车,忽然接到宪兵来通知——他们不归队了,直接紧急投入江南万家岭方向增援第一〇六师团。这个师团是“特设”,也就是预备役师团,战斗力比较弱,此时正面临“全灭”的悲惨处境。 从其他部队“拦截”负伤归队军官参战,可见日军兵力之捉襟见肘和形势的严峻。 后来……后来这个大尉就给打死在万家岭了。 前面他负伤的内容是家信中写的,到万家岭他的死则是战后重信的战友去他家访问才知道的。 他的战友讲,重信直人并不是被中国人打死的,他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跳伞之后,因为没有受过充分的跳伞训练,这个大尉落到了一个池塘里,又被绳子缠住,活活淹死了。 他的这个战友也是第六师团的,同时投入万家岭作战,战斗中被中国军队的子弹把半嘴牙打碎了。 对这段叙述,我感到有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日军是否在万家岭投入了伞兵部队?根据日军记载,日军正式的伞兵作战是从珍珠港事变后,夺取荷印油田开始的。那么,万家岭作战中,日军是不是赶鸭子上架,抓了一批官兵就跳伞了呢?日军当时运输机并不多,这样的跳伞增援杯水车薪,对一〇六师团会有多大的效果呢?用装甲部队增援是不是效率更高? 日军登机空降 经过对当时史料的研读,这次作战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日军在万家岭空投的并非伞兵部队,而是军官。由于日军在万家岭一战中,连队级的军官伤亡过大,导致指挥不畅。加之万家岭日军处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因此只能用空投的办法来对损失的军官加以补充。日军的运输机数量虽少,但是用来空投军官应该是足够的。军官毕竟不是士兵,需要很大一个数量。日军空投的虽然是军事素质很高的军官。但是他们并没有经过系统正规的空降作战训练,是外行。因此,像上文所说被淹死的情况出现就不奇怪了。 日军伞兵 日军空降作战水平低劣,在夺取荷印油田的初战中即损失惨重。日军正规空降兵部队的空降作战水准尚且如此低下,就更不要说万家岭一战中被空投的日军军官了。实际上,很多军官被直接空投到了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最后真正对一〇六师团起到增援作用的,保守估计也是不会过半。日军空降军官是为了补充损失的军官,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〇六师团的位置,行使自己的指挥权。这些军官当然不会像空降兵一样直接对中国军队进行打击。 至于为何空降而不使用装甲部队增援。我推测的原因,万家岭是山地,地名有个岭字嘛。而众所周知的,装甲部队在山区可是吃不开的。 无论如何,这支临时的“伞兵部队”,在抗战史上,还是日军釆用空降作战的第一次。 复我故乡 ——抗战传奇英雄口述的收复平乡之战 在写关于抗战的文章时,提到在抗战期间家乡河北的传奇英雄孙光瑞老。孙老即我在《梦里燕赵》(《特区文学》2002年12期)中所写张子龙的原型,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和他的战友们始终留在河北故乡的土地上拼死抵抗,直到日寇投降的日子。我在文中讲到已经有十年不闻孙老的音讯。日前因为这个契机,孙老的后人孙兰波先生和我取得了联系。从来信中,我得知孙老虽然年已97岁,并且在90年代后做了几次手术,但依然康健,记忆力很好。在来信中,孙先生提到了他的近况,并且请孙老谈了一些真实的敌后抗战。孙老所提收复平乡县城之战,就发生在我的故乡。 孙光瑞老(1995年) 以下为孙先生来信中关于抗战的部分,未加任何删改。 我将您那篇著名的“土八路神秘武器”文章给父亲看,他拿去看了半天后很淡定地对我说:“那是一些小事情,那个年代打鬼子什么法子都用上了。” 我经常在军事网站上浏览,网站上经常有人对共产党、八路军尤其是对八路军的非正规武装所谓的“土八路”在抗战中的作用提出疑问,诸如游而不击,与国民党正面战场比其作用微乎其微等,甚至还有带有诬蔑、丑化性言论。您的这篇文章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它使人们了解到在抗日战争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八路军在敌后是怎样无所不用其极地与日本鬼子进行殊死的斗争,并最终赢得胜利的。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所处的情况不同,如国民党拥有数百万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日军作战,粉碎了日军占领全中国的企图,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和贡献;共产党八路军力量弱小,但在敌后也进行了顽强的人民战争,牢牢地将日军主力牵制在华北不使其南下,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他们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谁的贡献多谁的牺牲大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我认为无论是谁,只要他在抗日战争中为了消灭侵略者,在自己客观条件下,肯以生命为代价,尽了自己无所不用其极的努力,其贡献都是一样的,这些贡献的集合就是中国的不灭亡和抗日战争的必然胜利。 至于,其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决,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谁更得民心,谁就会在这个对决中取得胜利。我相信,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坚决抗日并付出其最大的努力,它绝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也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受您的文章启发,我突然发现和父亲聊他过去事情的重要性:这位老人在红军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建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阶段,并在各个阶段和不同的工作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一个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听他的叙述,不是在读历史书,而是随他一起回到他的那个真实的年代。当他跟我说:“将文件藏在砖垛里,把二十响顶上火,然后对李玉光(他的一个战友)笑着说,今天咱交代了,然后静等着鬼子进门……”好像我也到了那生死关头,既感到紧张又感到光荣! 1949年的孙光瑞 这两天,有医生在家中为我父亲治疗,我陪着,有意识地问他一些过去的事情。他耳朵有点背,所以我就拿您说的事开头听他向下随意说抗日时的事情。老爷子心情不错,娓娓道来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现说给您分享。他说: 抗日战争时,八路军正规军少,装备差,地方武装装备就更差了,都是些土枪土炮所以叫土八路。当时日伪军装备好,又有炮楼和碉堡为依托,根本就不怕我们这些土八路,我们也奈何不得他们,只能采用一些麻雀战术袭扰敌人。为了改变这个状况,更有力地打击日本鬼子,我们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最后确实产生了一些很有用的办法。 在百团大战时,主力团曾经用平射炮打炮楼,打下不少炮楼。我就组织人用杨木挖空中间,外面用铁箍固定,中间装满火药和铁丸,装上炮架和轮子做了一些土平射炮,经过反复试验,最后效果还不错。我又组织人试验将炸弹绑在起火(可能是焰火),向上投掷,制成土掷弹筒。不过这个方法准确度低,还挺危险,勉强能用。这两个发明首先用在解救乞村被困青年上。1941年夏天,日本鬼子实施以华制华策略,乞村据点日军抓了几百青年人强迫接受奴化教育。为了解救这些年轻人,我和军分区司令吴诚忠商议,他率领一部分部队去乞村解救被困青年,我率领一部分部队围困附近的官庄炮楼,以防其增援。乞村打响后,官庄炮楼伪军因小看我们,不顾我们的包围,贸然从据点出来增援,被我们用土平射炮赶回炮楼。然后我们用土平射炮和土掷弹筒轰击炮楼,虽然不至炮楼倒塌但使炮楼剧烈震动。炮楼中伪军被吓得惊慌失措,搞不清我们使用了什么高级武器,高喊求饶。我和他们派出来的人进行了谈判,直到他们保证今后不再伤害抗日人员,送上子弹五箱、手榴弹五箱才答应不炸毁他们的炮楼。此时乞村方面已顺利解救了全部被困青年,我们也带着战利品撤出了战场,伪军们向天鸣枪为我们送行。这样,凭借土炮和土掷弹筒我们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此战后,炮楼的鬼子和伪军再也不敢藐视我们土八路了。 有时候,打鬼子的办法是让鬼子给逼出来的。1941年秋,日本鬼子开始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进行抢粮。我将部队藏在青纱帐里,合击抢秋的鬼子,使敌人不能将粮食抢走。经过几次激烈战斗,击毙击伤鬼子伪军多人,敌人损失惨重。为此,鬼子改变了策略,改用船在滏阳河上运粮,并穷凶极恶地把靠近滏阳河沿地里的高粱统统削平,利用他们的武器优势保护抢到粮食运回据点。由于失去了青纱帐的掩护,我们无法阻止鬼子在河上运粮,情况万分紧急。思考良久,我安排人,连夜紧急研究,将地雷改装成“土水雷”,并将其置于滏阳河水中。当运粮船碰到它时,“土水雷”爆炸,炸沉运粮船。最后我们用青纱帐合击和土水雷袭击运粮船方法成功地挫败日本鬼子以战养战、抢秋的阴谋。 抗日时,日本鬼子的力量太强,我们力量太弱,但利用好敌人对我们的轻视心理,也可以重创日本鬼子。1942年在429铁壁合围之后,我们就利用敌人的轻敌心理,以仅一人受伤的代价,打下过平乡县城。 1942年2月,邓小平在武城县召开会议,针对日本鬼子重兵对华北进行大扫荡和大清剿,宣布将过去大规模游击战方式改为地区作战,将正规部队分到各个地区,结合地方武装进行作战。会上,我就产生了一个借正规部队地方作战机会打下平乡县城的想法。 当时,县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鬼子占领一个地区的重要的指挥枢纽,也是屯兵储粮的重地。占领一个县城,除了能打掉它一个指挥部获得武器和粮草,还可以大长人民抗日的志气,大灭鬼子的威风。所以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打一个县城,会使山西鬼子都异常紧张,增援和打援的战斗蔓延到整个晋西北。 当时的县城非常难攻打,一方面当时的县城有城墙,鬼子的武器先进,并有重兵把守,易守难攻;另一方面,既使是我们的正规军也没有重武器,因此强攻肯定不行。但是我认为,利用鬼子轻视我们的麻痹心理来智取,有可能够成功。 八路军地方部队 鬼子429(1942年4月29日)对冀南地区的大扫荡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有人牺牲有人叛变,敌伪气焰异常嚣张。群众在鬼子和汉奸的胁迫下和我们疏远了,形势异常严峻。但这却更加坚定了我年内打下平乡县城的决心。我决定从镇压叛徒和汉奸入手,目的是清算他们的血债,打掉鬼子的耳目,解除群众的心腹之患;同时在伪军内部建立起我们的可靠内线,摸清平乡城鬼子的情况;最后,等待时机成熟,借用地区作战的正规部队,组织地方武装,一举打下平乡县城。 在这个时期该地区共有二十多人叛变投敌,日本鬼子将他们和一些汉奸一起组织了特务队。考虑到他们的情况不同,首先将其中5人逮捕处决。其中一个大汉奸石某,因住得离炮楼比较近不容易解决。我们的一个区长叫张冠军,化装为卖东西的,到他家中,发现他正在床上躺着,便用菜刀将其头砍掉处决了他。此后,通知剩下的叛徒和汉奸限期自首,否则也将严惩。这样就将这个特务队瓦解了。老百姓非常高兴,叛徒和汉奸异常恐惧。失去了这些人,鬼子成了聋子和瞎子,我们也为攻打平乡县城奠定了第一个基础。 同时我们也在平乡县城伪军中选择攻城内线人员。首先我们通过关系选择了伪县大队司务长韩喜为内应。可惜他在城内为我们工作时被敌人发现,被搜出城防绘图,壮烈牺牲。此后,我们只得从敌人的队伍中另外寻找内应。5月一天,我和李玉光和张冠军两位区长在一个村子中开会,突然村子中来了许多鬼子和伪军,将我们堵在一个院落之中。该院子只有一个北房,无处可藏,于是我们将文件藏在砖垛里,把二十响顶上火,然后我对李玉光和张冠军笑着说,今天咱交代了。就静等鬼子上门。就在此时,听到门前有自北向南的跑步声,原来鬼子们没有进这个院落走了。鬼子走后我们正待离开之际,在村口又发现有5个伪军进村,我们就又躲起来,准备伏击这些伪军。此时该村干部来,说来的伪军是程胜修和程明修兄弟等人,本村人,他们想投诚,正在找我。我们商量一下,将大张机头二十响插在胸前,做着随时消灭敌人的准备,见了程胜修兄弟。程胜修见面就哭了,他们本来在国民党军队上,也和日本人打过仗,平乡被敌人占领后不得已成为伪军。成为伪军后自己不甘心当汉奸,敌人也不相信他们,还经常受日本人欺负,所以决定投诚八路军参加抗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说,欢迎你们参加抗日,但是现在还不忙参加队伍,你们先回去帮助我们探听鬼子情况,立功后再参加队伍不迟。他们同意了,就回城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们认为他们还可靠,就开始让他们搜集起平乡城的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们配合我们派去的侦察员刘瑞华绘出了详细的城防图,落实了城中伪军,警察局、伪政府、新民会、日本鬼子的人数、分布、岗哨位置等详细情况。经侦察,城中的鬼子和伪军比较大意,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敢攻城。 八路军 我找到了在本地区作战的新四旅,向他们借了七七一团团长李进前以下的四个连作为我们此次攻城的主力,此外集中附近县大队和区中队届时包围各临近据点,用地雷、土平射炮、土掷弹筒等阻击敌人增援。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攻城计划和预备方案,总攻时间定为青纱帐起来后的8月12日(阴历七月初一)夜1点,程胜修在西门举火为号开始攻城。 8月11日中午,程胜修以特务队的名义,将张冠军和十名战士夹在应差的大车队中作为牵稍子的人,进入了平乡县城,并安排他们在东街的一家姓丁的家中隐蔽。他们的短枪装在木箱子中,由程胜修骑车带入城中。下午4点,程胜修从日军督察室偷出日军口令:“仁义”、“天皇”,并派其父亲将口令送出县城。 晚10点,程胜修兄弟和一名侦察员,最后观察了城内情况,确认一切正常。晚12点程胜修到西城门上岗,程明修将张冠军所带人员安排到指定作战位置,控制好城门。 当晚,七七一团从域子口进平乡境内,郭桥设一个排防止东面援敌,城西石桥设一个排防止西面援敌。一、二、三连集结在城西准备攻城。 8月12日夜1点,敌军进入了梦乡,四下一片寂静。程胜修让隐蔽在城内战士打开西门,举火为号,将七七一团放入平乡县城,一连打伪大队部,二连打伪警察局和伪政府,三连和特务队打日本兵的炮楼。依照计划,他们顺利进入战斗位置,迅速控制了制高点。战斗打响后,伪军和伪警察很快投降,日本兵龟缩在炮楼中和三连激烈交火,打的时间长了一点。各个据点打援的地方武装,向所阻击的据点发起攻击,阻击他们向县城增援。凌晨3点,我军押解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和解救了的被捕干部和群众,凯旋出城。各个打援部队随后也撤出战斗位置。 这一仗,以我方仅有一人负伤的代价,消灭敌人三十多人,俘虏了一百三十多人,缴获枪支一百多支,机枪数挺,马车数辆,以及弹药补给粮食无数。 在西门,我看着从城中出来的,处于兴奋中的战士和民兵,垂头丧气的俘虏,终于松了一口气。烈士们的血没有白流,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没有白做,429以来一直受到的压抑感,一扫而光。 我看着平乡县西门的城头,又仿佛看到冀南暴动失败后,在平乡县城杀害并悬挂在城上的战友人头,仿佛他们都露出了笑容。 攻下平乡城,极大地震慑了日本鬼子和伪军,粉碎了日寇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明朗化的狂言,证明了它的铁壁合围、囚笼政策的彻底失败,促使了伪军内部的分化瓦解,增加了日伪之间的疑忌,在最为艰苦的环境条件下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使平乡县抗日局面出现了有利于我们方向的本质性的变化。《冀南日报》立即刊出文章,称之为:“秋季攻势第一炮”。 以上,是我父亲有感于您的文章而随意说出的一些事情,我记下来,转述给您,与您一起分享。 谢谢孙兰波先生,使我们能够得以分享这些珍贵的史料。在我们的乡人中,提起“孙光瑞”的名字,总是免不了说到他当年的传奇。但是我祖母曾说过一段远比传奇沉重的事情,她告诉过我,“孙光瑞的部队打鬼子,八路军招兵,招五百人,同时就要二百五十口棺材。一仗下来村里各家不是军属就是烈属。可再招兵,还是招多少有多少!” 卫国守土,我之先人不在人后,是以我等今日可有昂首做人之骄傲。 后 记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少年时,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一首诗,并不是诗人写的,写诗的是一个杀伐一生,最后死在自己人枪下的中国将军,他的名字叫作吉鸿昌。而这首诗,也第一次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那一代中国人,于危亡之际,怎样痛切地看着他满目疮痍的祖国。 我的老家是河北,在那片土地上,八路军中的精锐——冀中十七团、十八团曾威震幽燕,日军的铁蹄,也曾蹂躏过那里每一个县城。 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原河北高法孙光瑞院长,是这样描述当年的岁月—— “5月一天,我和李玉光和张冠军两位区长在一个村子中开会,突然村子中来了许多鬼子和伪军,将我们堵在一个院落之中。该院子只有一个北房,无处可藏。于是我们将文件藏在砖垛里,把二十响顶上火,然后我对李玉光和张冠军笑着说,今天咱交代了。就静等鬼子上门。” 我祖母曾说过一段远比传奇沉重的事情。她告诉过我,“孙光瑞的部队打鬼子,八路军招兵,招五百人,同时就要二百五十口棺材。一仗下来,村里各家不是军属就是烈属。可再招兵,还是招多少有多少!” 枪不如人,我们的先人,就是这样用他们的生命捍卫着今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第一次对外敌入侵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也是中国军民付出代价最为惨重的一战。 一场决定民族生死的战争。 一场尊严与信念的战争。 因为工作关系,萨在1999年来到日本。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复旧日“大日本帝国”的凶悍。樱花、清酒、生鱼片寿司,静静的小街上走过弯腰驼背的老人,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呈现出一种后工业时代略带萧条的平静。然而,走在大街小巷,依然可以看到当年那场战争留下的种种痕迹——都市中随处可见的慰灵碑、墓园中大片四棱尖顶的墓碑,都在无言地述说着对那场战争渐渐消逝的记忆。 日本的一个左翼政治家这样说过:“这些墓碑,比任何言辞更为深刻地警诫着日本不再走向下一场战争。” 促使我在日研究抗战史料的机缘,是一次到某个佛寺访问,偶然看到一个日军步兵少佐的墓碑。碑文说明,这个叫福井义的日本军官,1933年战死在齐齐哈尔附近。 这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因为我的印象中,抗战是从1937年开始的,而东北军是一枪没放就丢掉了东三省。那么,这个日军少佐1933年怎么会“战死”在齐齐哈尔呢? 疑惑使对历史有些偏爱的我忍不住寻找这件事的真相。结果发现,日本陆军少佐福井义,是1933年年初在“讨伐马占山之役”中被击毙的。那时,正是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艰苦支撑的最后时刻。不久,这位弹尽力竭的爱国将领就被迫率部撤往苏联。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找到的文献中,有日军和马占山将军所部交锋的大量史料和照片,如中国军队在电波状战壕中的坚守、双方的炮战、日军的伤员、葬礼等等。显示在日军侵占黑龙江的过程中,中国军队显然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这些,都是在国内的时候不曾见到的。 而这次寻访中,又发现另一个令我惊讶的事实,那就是日本现存的文献中,保留了大量侵华战争的有关资料,包括照片,记录,甚至实物等。有很多材料,今天读来还栩栩如生。 比如,在日本老兵稻垣三郎回忆徐州会战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个“绑在机枪上的少年兵”。当时,稻垣所部依靠强大火力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淮北某地的顽强抵抗,占领了阵地。阵地上,他们看到中国军队的重机枪旁边,倒着一具少年士兵的遗体,竟是用铁索绑在机枪的支架上。见到这样的情景,日军马上叫来战地记者拍照写文,意图对此加以炒作,说明中国士兵作战是怎样被迫的,来打击中国军队士气,并彰显“皇军”的正义。也许是为了增强说明效果,日军方面特别找到了几名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的中国伤员,询问他们是否了解“把士兵绑在机枪上作战”这样的事情。 几个中国被俘伤兵说出的话,却出乎了所有日军的预料。 原来,这支和日军交战的中国军队(冷欣所部),是地地道道的两淮子弟。所以此战对他们来说,不但是卫国,而且是保家。这个“少年士兵”是一名机枪班长,他的家就在阵地后面的村子里。战斗开始前,他招集阵地上的弟兄们,对大家讲——要么打退日军,要么战死,丢了阵地自己无颜回家。说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铁索,将自己锁在了机枪的支架上,不顾长官的劝阻,将钥匙远远地抛入了河中。 那一战,一个营的淮河子弟,从营长到马夫,只有十几个伤兵被俘。 枪不如人,兵不如人,也许这一个营的战士从进入战壕就注定了战败的命运(日军记载此战只伤亡五十余人)。而这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享受过什么好日子的农家子弟最终也没有在家园,在他们的父老姐妹面前后退一步。 真相大白的时候,所有的日军都为此感到震惊。 那一天,我忍不住离席拭泪,以免别人看到我的失态。 此后,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这些资料中,从敌方的眼睛里,看一看我们那段历史呢?而且,这些材料中,显然可能埋藏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些事实。 于是,旧书肆、资料馆、日本老兵的家,在业余时间寻找这样的史料,就成了我的一个固定工作。 的确,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收获。比如,日军双料王牌飞行员、疾风式战斗机的试飞主任,号称“陆航之花”的岩桥让三,毙于袭击西安之役,这一史实就是首次被发掘出来。而八路军怎样用日本航空炸弹改造地雷来炸日本坦克,如果不是有照片为证,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传说。 更多的时候,我是被一种精神激动着。 在这些资料中,我看到的分明是一个个当年的中国人,他们或刚烈、或勇猛、或聪颖、或机变,用他们的脊梁扛起那个时代中国的命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似乎,这个话题已经在远去,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然而,在我看来,今天疲惫归家的工程师也一样,满身汗水吃着盒饭的民工也一样,七十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今天所作的,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那都是一件事情。那就是——重建着中国人的信心。 当我陪同日本的来客走进北京机场,并看到他们为这座崭新的建筑之现代化、之规模宏大而目瞪口呆时,我想,七十年前那场战争中牺牲的人们,所期待的,莫过于此。 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朋友们,特别是秦超编辑,是他们促成了此书的完成和出版,并把凌乱的原稿整理成一本可看的书。本书的大部分篇章,釆用了日本所存资料中的一些材料。但是,也有一些文章,基本采用中方史料,特别是最后几篇人物传记性质的作品,在这里向提供有关资料的朋友致谢。 也感谢葛剑雄老师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葛老师是我钦佩的史学前辈,能够得到先生的指点,是我极大的荣幸。 因为作者并非专业史学人员,文章中疏漏错误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萨 苏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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