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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秘史（修订版）：鲜为人知的1914-1918
作者：梅尔 / 何卫宁
内容简介
《一战秘史》分6大部分36章，详细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进程，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本书的4大突出特点： ◎介绍历史线索和背景。在每章正文之后，都有一个背景回顾。分析了众多历史事件背后的联系，指出一战爆发的必然性。 ◎描绘人物的思维活动。作者参考了238部有关一战的回忆录，非常重视描绘关键人物的思维活动，以及他们发挥的重要作用。 ◎公平地对待交战双方。比如，英国虽然是战胜国，但犯的错误也很多。德国虽然是战败国，但其战略、战术仍然有许多过人之处。 ◎分析战略和战术问题。作者不仅重视描绘具体战场，也重视讲解战略问题。描绘战局和主观因素对战略目标形成的影响。
第一章 6月28日：黑手降临
没事，没事。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34个既悠长又美妙的夏日把两个本不相连的日子联系在一起。6月28日早晨，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被人开枪杀死。8月1日晚上，俄国外交大臣和德国驻俄国大使相互拥抱痛哭，一场被恰当地称为“大战”的战争开始了。
这场悲剧开始的那个早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正在对奥匈帝国领土最南端波斯尼亚省的萨拉热窝市（Sarajevo）进行官方访问。他是个身材魁梧的职业军人，有着极高的智慧和意志，但都被掩藏在呆板冷漠的外表之下，无论谁看他的照片，都不仅能感受到他的冰冷，还能感受到一种奇怪的空虚。此外，他是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的大侄子。皇帝的独生子自杀身亡后，斐迪南大公便成了奥匈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他这次是以奥匈帝国军队总检察官的身份访问萨拉热窝的，此行的任务是做当地夏季军事演习的观察员，妻子索菲也同他一起来了。周末，他俩将迎来结婚14周年庆，斐迪南大公想利用这次旅行把妻子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上，还给妻子一点点她应得到的尊重。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索菲，这位未来皇帝的妻子，几乎没有人尊重她。在新旧世纪交接的那段时间里，皇帝禁止斐迪南大公娶她，因为她没有皇家血统，仅仅是一个出生于没落的捷克贵族家庭的女伯爵。作为一个年轻的妇女，由于经济条件不好，她不得不降低身份到一位奥地利大公爵夫人家做侍女。这位大公爵夫人热切盼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斐迪南大公。根据哈布斯堡皇室的严格规矩，索菲根本没有条件成为皇帝的妻子，也无法成为未来皇帝的母亲。有人偶然发现索菲和斐迪南大公正陷入一场朴素的秘密恋爱之中。斐迪南大公定期拜访大公爵夫人的豪宅，但目的不是去追求大公爵夫人的女儿，而是去看望一个身份低微、年纪已经有30多岁的女用人，这个发现引起大公爵夫人的愤怒，索菲不得不离开她的工作岗位。但是，斐迪南大公继续追求索菲。他年轻时曾与肺结核病做过长时间的斗争，终于活了下来，也许这促使他下决心按照自己的意志过自己的生活。他对那些有条件成为自己新娘的候选者不感兴趣，30多岁还是单身。在他独身的最后两年中，他与自己的皇帝叔叔进行了一场意志上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与索菲结婚的问题。
皇帝约瑟夫最终对僵局感到了厌倦，同意了斐迪南大公。然而，皇帝所同意的不是一桩普通婚姻，而是一桩特殊的皇室成员与庶民通婚的约定，按照这个约定，索菲的后代不能成为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1900年6月28日（这个日子格外特别，在14年后的同月同日，斐迪南大公访问萨拉热窝），斐迪南大公被迫出席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秘密内阁会议，面对着皇帝、维也纳大主教、匈牙利大主教、政府部长、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公爵，他郑重宣布他与索菲的后代，及其后代的后代都绝不会继承皇位（索菲当时32岁，世俗把她看作毫无希望的老处女）。3天后，斐迪南大公与索菲举行婚礼，庞大的哈布斯堡家族中只有斐迪南大公的母亲和姐妹前来参加，甚至斐迪南大公的弟弟们也都躲避起来，其中包括那个放荡不羁、自以为是的大弟弟。尽管如此，这桩婚姻却很幸福，他俩很快就生下一女两子。虽说他平时刻板僵硬，但是爱起孩子来却异常任性，即使有访客在面前，他也敢与孩子们在地板上玩耍，这令访客惊诧不已。但是，索菲在皇宫里受到无情的冷落。她不能与丈夫一起骑马参加皇家游行，也不能坐在一起参加国宴，甚至不被允许与丈夫在同一包厢里看歌剧。当斐迪南大公作为皇位继承人参加宫廷舞会时，索菲被安排在后面，甚至被安排在等级最低的皇族女士的后面。
然而，在波斯尼亚这个混乱的边境省份，维也纳的规矩可以被抛在脑后。斐迪南大公夫妻在萨拉热窝市可以像皇室夫妇一样出现在公众面前。这将是一段珍贵的体验，他俩尽情享受度假的乐趣，就像是一对来自小城市的小夫妻在结婚多年后终于有机会度假那样快活。他俩住在附近的海景度假城拜德伊丽兹（Bad Ilidz），周六去了该城的古玩市场，周日先在所住的旅馆的临时小礼拜堂里做弥撒，然后，大公给3个孩子索菲、马克、厄恩斯特发了一封电报：“妈妈、爸爸感觉挺好，盼望下星期二回家。”
这是一个灿烂的早晨，雨下了一周后终于停止了，空气略带寒意却十分清新。沿街站满了人，有的人在欢呼，另有一些人则在沉默中观望。索菲和大公乘坐一辆敞篷轿车驶向市政厅，索菲坐在大公的旁边。从外表看，他俩不像是皇室成员，而更像是喜剧演员：这是一对胖墩墩的中年夫妇，斐迪南大公戴着一顶被装饰得略显滑稽的头盔，穿着一件被他的硕大身躯撑得紧绷绷的陆军元帅制服；长着圆滚滚胖脸的索菲，戴着一个宽大的无边女帽，兴高采烈地笑着，虽然轿车还在行驶中，但她仍然手持一把举过头顶的小阳伞。
忽然，听到一声刺耳的爆裂声：警察后来断定，那爆裂声是因为一枚塞尔维亚人制造的袖珍炸弹内的雷管撞击街灯柱所致。有人看见一个黑色的小物体飞过天空，它是一枚从人群里投掷出的炸弹。这枚炸弹朝着目标飞去，但是开轿车的皇家司机看见飞过来的物体，迅速给轿车加速，所以炸弹在斐迪南大公夫妻身后不远处落下。斐迪南大公也看见了那枚炸弹，他挥手挡了一下，炸弹又向后多飞了一段距离。他们乘坐的轿车加速开走后，炸弹爆炸了，发出一阵砸碎东西般的破碎声，炸坏了后面一辆轿车，炸伤了几个人。一块微小的弹片擦破了索菲的颈部。
那天，在车队途经的人群中，一共有6个年轻刺客，他们都来到萨拉热窝，目的就是要刺杀斐迪南大公。他们中的5个人（包括投掷炸弹的人在内），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年龄均是十几岁，他们在波斯尼亚生长，但祖籍是塞尔维亚。这5个人都患有肺结核病，这个巧合十分令人好奇。他们都是波斯尼亚青年会的成员，这是一个激进的爱国组织，与波斯尼亚青年会有联系并给予资助的是另一个极为秘密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组织，该组织的正式名称是“统一或死亡会”（Union or Death），内部成员自称是“黑手会”。黑手会开始活动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奥匈帝国的情报部门却不知道它的存在。黑手会的目的就是要扩大塞尔维亚王国，当时的塞尔维亚王国毗邻波斯尼亚，虽说国土不大，但野心勃勃，黑手会希望把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塞尔维亚人都团结起来。黑手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大塞尔维亚王国，而波斯尼亚将成为新王国的一部分。黑手会的成员准备用恐怖手段实现其最终目标。参加6月28日刺杀活动的成员，在边境另一边的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集合，带着炸弹和比利时左轮手枪，在斐迪南大公抵达萨拉热窝市之前就已经潜入该市埋伏起来。
对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来说，挑选6月28日访问波斯尼亚是愚蠢的。这一天是圣维特日（St. Vitus Day），塞尔维亚人哀悼这个节日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1389年6月28日，在中世纪鼎盛一时的塞尔维亚王国被奥斯曼帝国在科索沃战役中打败，战场就在布来克伯德的田野之中。塞尔维亚军队不仅被击败，而且被大规模地屠杀。不久之后，塞尔维亚王国不复存在。从此，塞尔维亚人成为土耳其征服者的臣民，也就是奴隶。1912年，土耳其人被赶出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人报了科索沃之仇。然而，塞尔维亚人并没有忘记6月28日这一天，特别是此时还有许多塞尔维亚人仍然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没有哪一天比6月28日的圣维特日更适合打击压迫者了——在土耳其人离开塞尔维亚人视野后，就意味着被打击的目标变成了哈布斯堡王朝。
从有人投掷炸弹开始算起，一直到车队抵达市政厅，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轿车沿途又驶过了3个刺杀同伙，他们手中都有武器，但没有采取行动，其中两人在被捕后找出许多借口说明没有采取行动的理由。第三个人很可能是他们之中最诚实的一个，他说自己当时很害怕。
市长按标准举行欢迎仪式，他拿出一份早已写好的讲稿一字不差地念，他宣布萨拉热窝市全体人民都非常尊敬斐迪南大公，并对他的来访感到高兴。他这么不加修改地念原稿，让人感到十分荒谬。此后，斐迪南大公宣布调整访问路线，他坚持要去医院看望一下刚被炸伤的人。这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借以显示一下君主对臣民的爱护。斐迪南大公要求索菲留下，避免任何可能的危险。索菲拒绝了，她说要跟他待在一起。索菲的决定并不草率。早晨与斐迪南大公同坐在一辆敞篷轿车的波斯尼亚地方长官说他有信心萨拉热窝不会再有新危险。他说自己很了解塞族狂热分子，这些人的能力有限，每天只够发动一次刺杀行动。
车队再次出发。原先官方计划的路线还处于交通管制状态，车队领队司机忘记行驶路线已经改变，竟沿着原路线行进，目的地不是去医院，其他车辆则紧跟其后。车队又驶过一个潜伏的刺客，此人也没有采取行动。坐在斐迪南大公和索菲前面的波斯尼亚地方长官发现车队走错了路，命令司机停车。司机连忙刹车，换挡，准备回转。这也许将是一个流传千古的巧合，他停车回转的地点离加夫里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只有不到5英尺（约1.5米）远。普林西普，19岁，是刺杀小组的最后一名成员，也是刺杀小组组长。普林西普拔出左轮枪，瞄准已经停下的轿车，开了两枪。
丈夫和妻子安详直立地坐在位子上。地方长官没有看出谁有受伤的迹象，认为他们没有受伤，对司机再次呼喊，告诉司机回转。
忽然，一股细细的血流从斐迪南大公的嘴里喷射出来。
“我的老天爷！”索菲大喊道，“你怎么了？”然后，她跌倒了，她的头落入丈夫的两膝之间。地方长官以为她是受惊昏迷，大公不知何故此时判断得比较准确。
“亲爱的索菲，亲爱的索菲，别死！”他叫喊道，“为我们的孩子活着！”有人跑来围着斐迪南大公，撕开他的外套，想检查一下他何处受伤。他虚弱地说：“没事，没事。”
与此同时，加夫里若·普林西普企图举枪射向自己的头部，人群里有人制止了他。在随后的争斗中，普林西普成功吞下一小瓶氰化物，刺杀小组成员每人都配有一小瓶氰化物。但是，那瓶氰化物已经过期，只能引起呕吐，毒不死人。普林西普随即被捕。
几分钟后，斐迪南大公和索菲都死去了（普林西普后来在监狱说他并没有计划杀死索菲，对她的死表示歉意；子弹穿过轿车门后击中了她的腹股沟并切断了动脉）。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新闻引发骚动。不过，几乎没有危机的迹象。在维也纳，83岁高龄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似乎感到一丝愉快。他一直讨厌斐迪南大公，这不仅是因为他讨厌斐迪南大公的婚姻问题，他也讨厌斐迪南大公有许多令人不愉快的进步想法（斐迪南大公甚至想给予哈布斯堡王朝的斯拉夫臣民以管理帝国的话语权，受惠者包括波斯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如今他被塞尔维亚人刺杀，实在具有讽刺意义）。很明显，皇帝约瑟夫认为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使局势变得简单了，也变得合理了。他的私人秘书记得皇帝曾说：“一种更高层的力量，已经重新恢复了秩序，唉，这是我难以做到的。”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在听到刺杀的消息后，立刻结束在挪威的航海度假，返回国内。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因为斐迪南大公是他的好朋友，而不是因为他预见到了什么紧急情况。几周前，他和夫人还在弗朗茨·斐迪南夫妇的乡村别墅里做客。
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Ⅱ）在他的游艇“史丹达号”上宣布为期3周的哀悼，此举是为了向被杀的大公表示敬意。除此之外，他没有兴趣做更多的安排；他脑袋里有许多烦人的事。几天前，他一家人驾驶“史丹达号”游艇在芬兰湾巡游，他10岁的独生子在跳上甲板时扭伤了脚骨。扭伤激活了男孩从他母亲那里遗传来的血友病，男孩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而她的血友病来自维多利亚女王。直到6月28日，男孩还在继续内出血，伴有剧烈疼痛。孩子的父母非常担心他是否能活下去，这不是父母第一次为他担心，也不是最后一次。
刺杀也没有引起英国和法国的兴趣。这两个国家都在集中精力对付其他问题。伦敦正面临着爱尔兰危机，巴黎正在关注一桩涉及色情和政治的凶杀案。更何况，刺杀在当时并不少见。在1914年之前的20年里，被刺杀的各国领袖有：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墨西哥总统、危地马拉总统、乌拉圭总统、多米尼加总统。被刺杀过总理的国家有：俄国、西班牙、希腊、保加利亚、波斯、埃及。被刺杀过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后、皇后在内）的国家有：奥地利、意大利、塞尔维亚、葡萄牙、希腊。人们已经习惯于刺杀事件，认为刺杀不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对大西洋对面的美国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没有听说过的人在一个没有听说过的地点被刺杀的新闻，根本没什么重要意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比大多数美国民众对欧洲事物拥有稍微多一点儿的兴趣。不过，他觉得自己是个能启蒙“旧世界”的人，教导世界别做蠢事。在夏季，他派自己的私人特使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去欧洲。豪斯是得克萨斯人，自称有上校军阶，但他其实没有参过军。豪斯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访问欧洲各强国的首都，与这些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交换意见，“我的目的，”他在日记中以自鸣得意的口气吐露，“就是要播种和平的种子。”他向总统威尔逊报告了自己在欧洲的见闻，他说：“欧洲军国主义泛滥。除非有人为你向欧洲灌输不同的理念（不难猜出他心目中那个人是谁），否则欧洲将会发生可怕的灾难。”
豪斯的欧洲之旅毫无结果，离开欧洲回到美国。美国此时好像不仅正处在与墨西哥开战的边缘（美国军队在1914年4月占领了海岸城市韦拉克鲁斯），也陷入劳资纠纷的暴力之中（威尔逊在4月派军队到科罗拉多州去镇压当地矿工的罢工）。不过，豪斯与总统一样对美国抱有信心，他认为美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德，将对世界和平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认为“美国必须做一件事……就是要为全世界树立削减军备的光辉榜样”。他在颇有影响力的杂志《意见评论》新年第一期上充满自信地告诉读者：“世界正远离尚武精神；一个和平、勤奋、友谊的世界已经在黎明中显现。”然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家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郁闷地写道：“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也认为国际法是古老无用的学问，外交是愚蠢的魔术，对外援助是不必要的花费。”
6月份就要结束了，可是这些人中没有谁对未来有一丝一毫的认识。但是，我们无法责备他们。向他们袭来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背景：塞尔维亚人
没有人会对欧洲东南角爆发动乱感到奇怪，也没有人会对塞尔维亚是动乱的中心感到奇怪。1914年的巴尔干半岛，是欧洲最不稳定的地区；之前如此，之后仍然如此。这里杂居着许多因边界定义不清而时常爆发武力冲突的小国家，相互仇视的民族混杂在一起，各方都坚持自己有扩张的权利。截至1914年，巴尔干半岛每年都有爆炸性的事件发生。虽说塞尔维亚王国很小，却难以忍受野心和怨恨的煎熬，从来不愿被排除在冲突之外。
巴尔干半岛动乱的渊源极为深远。2000多年前，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分界线，就从巴尔干半岛上划过，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界线也在巴尔干半岛划过。后来，土耳其人入侵欧洲，在巴尔干半岛遗留下一个至今还存在的历史问题：唯一在欧洲土生土长的穆斯林人口落户于此地，它既是欧洲基督教疆界的终点，也是伊斯兰教疆界的始点。穆斯林土耳其人、天主教奥地利人、东正教俄罗斯人，世世代代都把巴尔干半岛当作战利品相互争夺。截至1914年，土耳其被彻底赶出巴尔干半岛，只留下奥地利和俄国展开争夺，而土耳其则伺机夺回丧失的领地。
俄国人最想获得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出现前，这座城市属于希腊，城市名叫拜占庭，后来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首府，最终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君士坦丁堡控制着一条长长的水路——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ara）、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这条水路把俄国位于黑海的港口与地中海连接在一起。拥有君士坦丁堡，就使俄国的“沙皇”——俄语里“恺撒”之意，德国皇帝也是“恺撒”之意——实现其长远的目标：成为公正的东正教领袖、东罗马帝国公正的继承人。俄国就是因为内心里有君士坦丁堡这个目标，才把自己涂抹成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信徒的资助者和保护者，其中包括塞尔维亚人。进入19世纪后，土耳其帝国进入衰败的后期，英国成为抑制俄国攫取君士坦丁堡的主要力量。英国的动机不是对土耳其人有好感，而是出于自私。俄国向南扩张，这使英国害怕丧失其在中东的地位，最终丧失对印度的控制。
7世纪的时候，东罗马帝国变得摇摇欲坠，许多部落都在迁徙之中，塞尔维亚人跟随所谓的南斯拉夫人（说南斯拉夫语）的迁徙人流进入巴尔干半岛（西罗马帝国此时已经灭亡）。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塞尔维亚人建立起一个小王国，王国有自己的沙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部分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另一些人则信奉罗马天主教，但最终决定信奉东正教。因为信奉东正教能保证他们的后代在千年后还能与那个所有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国家中最伟大的国家俄国连成一体，而后代从此可以指望俄国人给予保护。他们用宗教差异保证自己与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不同，也与主导匈牙利的马札尔人（许多人是加尔文教徒）不同。
中世纪后期，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被土耳其人击败，沦落为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直到18世纪，土耳其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已经在巴尔干半岛血腥混战了200年。1829年，俄国人战胜日益无能、孤立无助的土耳其人，俄国人的胜利促成一个新的塞尔维亚公国。尽管这个新公国小得难以辨认，但是它是塞尔维亚人在500年后的再次建国。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再一次重整旗鼓。1870年，俄国和土耳其再次开战，塞尔维亚在战争中站在俄国一边积极参加战斗，从而赢得大片土地作为回报。于是，塞尔维亚王国在历史中再次出现，它是一个内陆小国家，坐落于崎岖的山岭中，周围是巴尔干半岛沸腾的种族大杂烩，邻居中有欧洲唯一的穆斯林、天主教徒、东正教基督徒，他们之中的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不是。这些邻居又可进一步分为：马札尔人、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罗马尼亚人、黑山人、希腊人、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就在塞尔维亚的边境对面，塞尔维亚人认为，波斯尼亚是自己的兄弟，因为不生活在塞尔维亚王国内而正在遭受羞辱。有一个事实令塞尔维亚人感到麻烦，塞尔维亚人只是波斯尼亚的一个少数民族（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五分之一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尽管如此，塞尔维亚人的国家梦想就是要把波斯尼亚纳入信奉东正教、属于斯拉夫人的大塞尔维亚之中。还有另一个事实，按照国际法，波斯尼亚被两个强大帝国拥有：形式上归奥斯曼帝国拥有，但实际上归奥地利人拥有。对这个事实，塞尔维亚人不屑一顾。
随着时间的推移，动乱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其野蛮程度变得令人震惊。20世纪初，塞尔维亚的国王和王后对哈布斯堡王朝表示友好。1903年，一伙不满现状的军官发动政变，将国王夫妇射杀，把尸体的衣服剥光，从贝尔格莱德宫殿的窗户扔出，组建了一个对俄国亲善的新王国。
1908年，奥匈帝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得塞尔维亚旁边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将两者变成奥匈帝国的下属省份。塞尔维亚异常愤慨，转而向俄国求援。但是，俄国正处于战败恢复时期。1905年，日本和俄国之间爆发争夺远东的日俄战争，俄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失败，这是一次令人感到羞辱的彻底失败，失败暴露出俄国陆军和海军的无能，失败后的俄国暂时放弃在远东的野心，失败点燃了俄国国内革命。因而，俄国感到无力支持塞尔维亚，这实际上为俄国增添了新羞辱。
1911年，谋杀塞尔维亚王室的反叛者组建了统一或死亡会，也就是黑手会。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塞尔维亚与几个邻国一起将土耳其人赶回伊斯坦布尔。这次胜利使塞尔维亚的地盘扩大了一倍，人口增长到450万。一年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塞尔维亚打败自己的邻国、曾经的盟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的地盘再次扩大，短暂占领了达尔马提亚海岸。后来，因奥地利人威胁要入侵才不得不放弃。在这次冲突中，塞尔维亚仍然没有获得俄国足够的支持，但是，法国察觉到巴尔干存在战略机遇，从而向塞尔维亚的军队提供资金、武器、培训。法国的动机是明晰的：帮助塞尔维亚变得足够强大，一旦爆发战争，从而能吸引大量的奥匈帝国的军队，这使得法国和盟友俄国（如果一切顺利，盟友也包括英国）能集中力量对付孤独的德国。
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计划，塞尔维亚政府预先知道多少？贝尔格莱德对刺杀负有多大的责任？答案既不清晰也不简单。首相尼科拉·帕希奇（Nikola Pasic），这个因蓄着长长的白胡子而显得庄严的精明老人，确实在几周前就听说了秘密计划，但他立刻表示不同意。贝尔格莱德当时有许多谣言，他用谣言的形式放出话来说秘密计划应该停止。另外，塞尔维亚官方也不能说完全清白无辜。黑手会的领导人是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c）上校，他同时也是塞尔维亚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此人是“泛塞尔维亚”偏执狂，由于他有异常充沛的体力，人们借用古埃及神话中神牛的名字，给他一个绰号“神牛”。神牛曾在历次巴尔干战争中为塞尔维亚出谋划策，他的战略引导塞尔维亚取得战争胜利。现在，1914年，他是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秘密计划的主谋。但是，确实没有证据表明帕希奇的内阁涉嫌刺杀计划。
一方面，帕希奇被神牛及其在黑手会、军界的盟友视为障碍，甚至是敌人。他们鄙视缺少激情的首相，他们觉得首相应该有采取极端手段的激情，应该有敢打新一轮巴尔干战争的激情。帕希奇无法被塞尔维亚军队最高指挥层接受，将军们在1914年6月迫使他下台。然而，俄国和法国认为帕希奇既明智又敏感，是巴尔干半岛目前最需要的人，在俄国和法国的坚决要求下，他几乎是立刻官复原职。帕希奇恢复政府职位，这是神牛的失败，这说明神牛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神牛很可能把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看作制造一次突然危机致使帕希奇政府垮台的手段。即使危机引发战争，他很有可能认为代价虽高但能负担得起。另一方面，帕希奇理解塞尔维亚的处境，经历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塞尔维亚的国力早已衰竭，塞尔维亚的战争伤亡人数达到9万，这对弱小的塞尔维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军队没有条件挑战奥地利人。一旦开战，塞尔维亚手中只有11个装备不良的步兵师，而维也纳则有48个步兵师可用于对抗。当然，帕希奇还记得俄国在1908年、1912年、1913年的危机中，没有向塞尔维亚提供帮助。
那么，为什么帕希奇没有更主动地出面干预去阻止刺杀？实际上，他曾朝着那个方向努力，以至于使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当他知道了三个刺客的名字后，他命令不许那三个人出境进入波斯尼亚。但是，他的命令已经晚了，那三个人已经跨越边境。于是，他让塞尔维亚驻奥地利的大使向维也纳方面提出口头警告。但是，这位大使本人就是一名激进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没有多少热情去执行这个任务。与他见面的是奥地利财政部长，而不是所处地位更适合采取相关行动的人。他的表达很含糊——他说他自己很担心“一些塞尔维亚青年有可能在弹匣里放入真子弹射入”，而根本没有提及贝尔格莱德不仅知道实际的秘密计划，而且知道那些已经进入萨拉热窝的刺客的名字。财政部长觉得没有理由惊慌，认为所提供的根据不足而不能采取行动。由于帕希奇无法知道他的警告已经被冲淡，于是他觉得不必再做努力。在那个夏天，塞尔维亚正好处于大选之中。选举结果将决定帕希奇是否能继续担任首相一职。如果塞尔维亚国内最极端的爱国者认为他是敌人——更进一步说是叛徒，他肯定是在进行政治上的自杀，甚至有可能就是真正的自杀。
至此，除了刺客有能力停止刺杀，已经没有人能制止刺杀。不仅黑手会对刺杀失去了控制，神牛本人也对其失去了控制。神牛在6月14日曾告诉黑手会执行委员会他的萨拉热窝计划将在两周后执行。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反应完全出乎神牛的预料。他们投票决定放弃秘密计划。与帕希奇一样，他们意识到刺杀有可能引发与毗邻帝国之间的战争，他们确实理解了为什么帕希奇要反对。神牛设法通过一系列中间人将放弃秘密计划的命令传递给刺杀小组。此时，轮到神牛的命令变得无人理睬了。大战期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奥地利的监狱里因肺结核病躺在床上等死，一名精神病医师访问了他（他在访谈中谈及自己时，经常非常奇怪地用第三人称），他谈到自己去萨拉热窝的目的，他说道：“他想为自己的理想而死。”他乐意接受黑手会的武器，但不乐意放下武器。
第二章 痛改前非
在1908年和1909年，我们一直处于有利地位。在1912年和1913年，我们仍然有好机会。现在，我们必须取得彻底胜利，否则什么都没有了。
——奥地利陆军大元帅弗朗茨·康拉德
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Leopold von Berchtold）与弗朗茨·康拉德（Franz Conrad）是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他俩在奥匈帝国应该如何对付塞尔维亚这个问题上意见一直不合。但是，斐迪南大公遇刺后，他俩之间的分歧消失了，竟然成了合作伙伴。如果你理解了他俩之间的这种变化，就等于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康拉德（世袭贵族出身）有军人的铮铮铁骨，有时甚至是个狂热的军人。他父亲是军官，他从11岁就接受军事训练。1906年，他在54岁的时候成为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长。他身材结实魁梧，胡须在嘴角处向上翻起，看上去令人生畏，灰白的头发被修剪成矮树丛状。他是个工作狂，专注于把大杂烩式的奥匈帝国军队转变成一支现代化的高效战争机器。他不断地草拟和颁布新的命令和作战计划，因为他痛苦地感到帝国软弱的军队无法维持帝国在欧洲大国的地位。他坚信唯一能拯救帝国的办法是在巴尔干问题上坚持己见，其中最重要的是阻止塞尔维亚人无休止的颠覆活动，如果有机会，就应该消灭塞尔维亚。他不断地向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请求进攻塞尔维亚，这使得约瑟夫皇帝讨厌他。他甚至多次要求进攻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意大利王国是奥匈帝国的官方盟友，已经从奥匈帝国攫取了不少领土，但还觉得不够。1911年，康拉德由于过于好战而被免去总参谋长一职。一年后，巴尔干战争爆发，他的才能和能量找到新的用武之地。官复原职的他表现出一贯的好战作风。在1913这一年，他总共提出了不少于25个针对塞尔维亚的作战建议。
贝希托尔德伯爵与康拉德不同，他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非常富有，有很高深的教养，是个喜欢享乐的贵族。他看上去很优雅，充满安宁的自信，衣领和袖口雪白无瑕，领带夹上镶有钻石。他能讲多种语言：德语、法语、匈牙利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他娶了一位匈牙利女继承人（他拥有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国籍；当被问及国籍归属时，他说自己是维也纳人）。他拥有一个驯马场。他的迷人风度很有名气，曾征服过无数女人。人们普遍认为他性格软弱、懒散、轻佻、不可靠。他早年是驻伦敦和巴黎的外交官，这个工作最适合沉醉于各种享受的贵族青年。1907年，他成为奥匈帝国驻俄国大使。1912年，他50岁，被任命为外交大臣。1912年和1913年，巴尔干半岛爆发危机，塞尔维亚从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手中夺得大片土地，维也纳在这场危机中只是一个旁观者。在这场危机中，人们越发感觉到他是个怯懦、摇摆不定的人。康拉德认为，贝希托尔德在与狡猾的强国搞外交时，缺少保护哈布斯堡利益的勇气，许多人赞同康拉德这个看法。贝希托尔德知道，有许多重要的人物认为他不配做外交大臣，所以他努力修补自己的名声。此时，他愿意接受康拉德一直在鼓吹的理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最薄弱，如今已经浪费了许多好机会。他认为，未来几年好机会不多。现在，塞尔维亚变得越来越强大，俄国也慢慢恢复国力，所以，他和康拉德都决心绝不能让下一个好机会从手中滑落。总之，他变得很危险：一个软弱的人假装强硬。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仅48小时后，他就呼吁给予“塞尔维亚一个决定性的最后清算”。
1914年前后，奥匈帝国是个衰败之中的二流帝国，拼命想维持自己在诸欧洲强国之间的传统大国地位。在萨拉热窝刺杀发生前的半个世纪，奥匈帝国失去了领导德意志诸邦国的地位，实际上，是被德国最伟大的首相、德意志帝国的创始人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驱赶走的。接着又丧失了包括托斯卡纳（Tuscany）、伦巴第（Lombardy）在内的大片领土，掠夺者是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此时的意大利国势并不强，主要是因为有法国的帮助。奥匈帝国在某些方面确实已经陈腐不堪，但是在另一方面却领先于时代，这个特点使得奥匈帝国举步维艰。在民族主义泛滥的年代，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拼凑出的集合：它有16种语言、13个民族、分为5个大区、由16块土地组成、拥有2个议会。但是，如果奥匈帝国内部的不同民族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最终成为统一的整体，那么它就有潜力成为整个欧洲的榜样。斐迪南大公似乎理解奥匈帝国的这种潜力，但约瑟夫皇帝因此而不喜欢他。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奥匈帝国就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带领帝国渡过1914年的危机。斐迪南大公一直不喜欢康拉德的军事冒险欲望，如果他还活着，肯定会抑制康拉德。面对毁灭中的欧洲，贝希托尔德曾经悲伤地说：“斐迪南大公是帝国最需要的人。”
跨过匈牙利最南面的边境线，就进入了恐怖的塞尔维亚王国，只要有可能，塞尔维亚就愿意挑起动乱。不仅是鹰派人士康拉德，还有许多奥地利人都认为帝国必须做出一个简单的抉择：要么在巴尔干问题上强硬起来；要么被那个在俄国的帮助下充满敌意的巴尔干麻烦制造者逐步吞食。塞尔维亚不仅是个外部威胁，而且还引发内部矛盾。塞尔维亚的每次胜利，似乎都能激发奥匈帝国内部许多少数民族谋求独立或者联合的欲望。只要一伙人感觉自己与某个民族有文化、宗教、血缘、地理等方面的一丝联系，他们就能把这种联系作为联合的理由。在1914年前的10年里，这就是制造动乱的药方，一个动乱接着一个动乱，每次新动乱都向巴尔干这剂毒药中增加新的毒素。
第一次动乱发生在1906年。这次动乱有些像维多利亚时代吉尔伯特与萨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的幽默剧，被后人称为“猪肉大战”。那时，塞尔维亚还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接壤，这个条件给了扩张主义者许多可乘之机。维也纳政府官员被激怒了，他们竭尽全力寻找给予反击的办法，最后决定通过禁止进口塞尔维亚的猪肉以及生猪来在经济上惩罚塞尔维亚，借以制伏塞尔维亚。他们推行了5年的禁运，除了让维也纳政府官员自己感到荒谬之外，禁运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塞尔维亚找到了许多海外市场，从而增加了猪肉出口。塞尔维亚人从这次经历中学会了如何在没有代价的情况下挑战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当然，塞尔维亚人也许仅仅是错误地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事。但是，无论塞尔维亚人到底学到的是什么，他们反正都是在挑战哈布斯堡王朝了。
1908年，形势变得很严峻。由于一直都没有能成功地阻止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制造动乱，奥地利越来越担心日益恶化的现状，按照严格的法律条款，奥匈帝国最南端的这两个省份不应该属于自己。根据国际法，这两个省份仍然属于奥斯曼帝国。1878年，当时土耳其人正处于无休止的溃败之中，奥地利吞并了这两个省份。维也纳认为，如果让塞尔维亚夺走这两个省，后果将十分严重。考虑到塞尔维亚的侵略性，再加上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老，这种可能性并非凭空幻想。所以，奥匈帝国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出意料，塞尔维亚怒吼着抗议，并向俄国求助。然而，俄国正处于从日俄战争灾难性的失败中恢复过程中，加之又有国内革命，所以无力干涉。
此时，担任总参谋长一职已经有3年的康拉德想派部队入侵塞尔维亚，他认为胜利有保证。他能调动的军队高达36万人，而塞尔维亚军队不到2万人。更重要的是，他有德国的全力支持。德国知道俄国此时十分虚弱，同时对奥地利的缓慢衰败越来越担心。在此时攻击塞尔维亚的要害部分似乎很合适，也许还可以借机分裂塞尔维亚，使之毁灭。康拉德受本性驱使，开始述说他与邻居的旧账：他想打败弱小的黑山人，黑山人是塞尔维亚人的同盟，十分令人讨厌；他还想打败意大利，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也有领土野心，但是意大利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明显处于劣势。
在奥地利和柏林，不是每个人都想打仗。弗朗茨·约瑟夫做奥匈帝国皇帝已经长达60年，经历过的耻辱失败要远远多于光荣胜利，所以没有进行新冒险的欲望。匈牙利人安于现状，反对任何新举措，他们害怕奥地利在获得胜利后将把更多的塞尔维亚人带入帝国，这将冲淡匈牙利人的影响力，因为斯拉夫人将变成帝国的合伙人，将原先的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国变换成奥地利、匈牙利、斯拉夫三元帝国。这个想法并非毫无吸引力：维也纳有许多人支持这个想法。熟悉斐迪南大公的人都知道，如果他能继承皇位，他将会把斯拉夫人拉入新的三元君主国。
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从而化解了这场危机：如果俄国人不同意奥地利的吞并行为，德国将视维也纳针对塞尔维亚的入侵行动合法。虽然俄国表示愤慨，但最后还是退让了。俄国别无选择。
在康拉德看来，这不是伟大的外交胜利，而是灾难。一些德国高级将领也同意康拉德的看法，他们的论点很有说服力。经过这次危机，奥地利空手而归，没有获得更多的领土，也没有削弱塞尔维亚。此外，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后，激怒了塞尔维亚王国和波斯尼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奥地利的吞并行径也使俄国遭受新耻辱——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另一个欧洲国家让步。俄国因此而认识到迅速扩军的重要性，因为有强大军队的俄国才能向盟友法国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无用的同盟。
这次吞并危机之后3年，巴尔干半岛发生新的痉挛。1912年，弱小的黑山，竟向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发动攻击。这是一次对奥斯曼帝国衰败程度的测试。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都加入了攻击土耳其人的阵营。仅一个月，土耳其人便被驱赶出由奥斯曼帝国统治了500年的巴尔干地区。巴尔干的地图被重新划分。胜利者的领土都翻倍。获得胜利的塞尔维亚，虽说还称不上是一个强国，却能给奥地利一个实实在在的军事威胁。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进展得很快，奥地利还没有来得及动员军队参战，战争就结束了。从那时以后，不仅巴尔干地区的力量平衡发生改变，整个欧洲的力量平衡也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对奥地利非常不利。在巴尔干，原来平衡俄国势力的奥斯曼帝国不在了，而俄国的同盟却比以往更加强大。维也纳要求采取军事行动，康拉德的意见受到重视。当时，贝希托尔德是外交大臣，他反对康拉德。弗朗茨·斐迪南也表示反对。斐迪南是个狡猾的人，他知道依靠战争对付斯拉夫邻国无法赢得帝国内部几千万斯拉夫臣民的忠诚。奥匈帝国再一次无所作为。维也纳未能采取行动的另一个理由是害怕俄国的军事动员，俄国是一个极度可怕的战争力量，拥有巨大的军队。再一个显著的理由是缺少德国的支持。德国政府告诉奥地利，德国公众不支持巴尔干战争，所以无法在政治上营造针对巴尔干的敌意。
保加利亚是1912年巴尔干战争的大赢家。保加利亚是塞尔维亚的竞争对手，所以奥地利可以把保加利亚当作一个潜在同盟，就像人们常说的，敌人的敌人，有时是你唯一的朋友。保加利亚不满足于自己在战争中的收获，战后和平协议达成后不足一个月，保加利亚即向塞尔维亚发动攻击，这一举动令人吃惊。希腊和黑山向塞尔维亚提供帮助。虽说罗马尼亚没有介入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但此时也向塞尔维亚提供帮助。甚至土耳其也来帮助塞尔维亚反对保加利亚，希望弥补一些过去的损失。保加利亚很快被打败。战争结束了，可是奥地利的军队还没有准备好。事后，塞尔维亚获得一部分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线，这片土地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样，是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分子的重要目标。当和平秩序恢复后，维也纳坚持要求塞尔维亚归还那片海岸线。塞尔维亚拒绝了维也纳的要求。为了显示有决心不让塞尔维亚获得任何它想要的，奥地利发出一道最后通牒：如果塞尔维亚不离开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将发动攻击。塞尔维亚再一次向俄国求救，俄国再一次犹豫不决。当塞尔维亚意识到英国和法国都反对自己占领那片海岸线时，塞尔维亚退让了。塞尔维亚放弃的那片土地成了新的国家阿尔巴尼亚。
到1914年夏天为止，巴尔干半岛上的人都处于不满意的状态，每个人都有生气和害怕的理由。土耳其丧失了所有的土地；保加利亚损失了1913年所有的战利品；尽管希腊有收获，但它认为收获不多。这个地区就像过去一样不稳定。
俄国和奥地利同样感到苦恼：俄国没能满足自己藩属国的要求；仅仅就在奥地利丧失压服塞尔维亚最好机会后5年，奥地利竟沦落到无力做任何事情的地步，而且让奥地利感到最危险的地区已经变得对塞尔维亚更有利。可以肯定，如果允许再发生类似的变故，俄国和奥地利的信用将丧失一空，这两个帝国决心不再软弱和怯懦。
此外，奥地利认为国际会议毫无用途，只有对塞尔维亚发出的具有直接战争威胁的最后通牒才会有效果。奥地利人早就开始把和平会议视为圈套。
最后，奥地利人讨厌德国人，因为他们觉得德国人没有提供帮助。德国人知道这点；柏林此时正在考虑如何弥补。尽管奥匈帝国虚弱无力，但德国在欧洲除了奥匈帝国外，已经没有值得信赖的盟友。如果德国在未来的危机中继续不支持奥匈帝国而丧失这个落后的同盟，德国将孤单地面对周围的敌人。对柏林来说，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绝不能让维也纳再次怀疑与德国同盟的价值。
痛改前非。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后的3周时间里，这就是德国的态度。
背景：哈布斯堡家族
1914年，弗朗茨·约瑟夫占据欧洲历史上最成功家族的首领的位置已经有66年了。他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其疆界从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延伸到波兰腹地和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在维也纳城中或城郊的宏伟宫殿中，他向自己的帝国发号施令。维也纳是世界的中心，其文化内涵之丰富、风景之秀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城市。他从18岁时起就统治这个帝国，所以他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可是弗朗茨·约瑟夫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这位看上去忧愁、疲惫、孤独的老人彻底厌倦了生活。他一直是最尽责的独裁者；84岁的时候还要黎明起床，跪着做完祈祷后，早晨5点钟准时坐在书桌前，开始一刻不停的工作。数十年的枯燥工作，留下了无数的失望和失败，多得足以使3条生命枯萎。毫不奇怪，他在闲谈中谈到对死的向往，就好像他知道一个奔跑了近千年的王朝正接近终点。
那是一个辉煌历程。在过去的六个半世纪里，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是奥地利和许多其他王国的国王（比如，波希米亚、德国、匈牙利、西班牙等）。他们做皇帝已经有四个半世纪，只有偶尔很短的中断。这个家族在16世纪达到顶峰，掌控欧洲和美洲新大陆，世界上没有任何家族可与之比拟。
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家族成员，名叫“富有的贡特拉姆”（Guntram the Rich），他生活的时代比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还要早一个世纪。从他的名字中，人们可以推测出他的家族一定非常繁荣，其繁荣程度超过一般家族。1273年，贡特拉姆的一个后代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第一位君王，即日耳曼鲁道夫一世。鲁道夫的一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另一个儿子成为奥地利的国王。从那时以后，哈布斯堡家族的地位就从来没有低于过皇族；唯一不确定的问题是，这个家族在某个时候能统治几个王国。
日耳曼部落的统治者早就幻想着自己是古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大约在公元800年的时候，一个名叫弗兰克斯的野蛮日耳曼部落首领来到罗马，给自己加冕为皇帝查尔斯（我们称他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的祖先在公元四五世纪时推翻了古罗马帝国，因此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归他们所有。从中世纪开始，经历文艺复兴，直到现代，他们一直维持着自己的地位。日耳曼人的最高荣誉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头衔表示在众多日耳曼小邦国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霸权。不过，在历史上某些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拥有对罗马城的控制。1440年，腓特烈三世成为最后一个在罗马登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来自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分支。直到1711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由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被推选出来的（推选人只能是世袭的日耳曼国王，比如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总是能想尽办法，利用充足的财富、权力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由于母亲的缘故，腓特烈三世是第一位拥有著名的“哈布斯堡嘴唇”的家族成员，他的下嘴唇和下领有时能奇异般地突出。这个体征变成家族的标志。为了维护这一代表高贵地位的家族标志，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配偶，于是家族成员之间结婚的现象越来越多。他还有另一突出点，他成功地将哈布斯堡家族利用婚姻获利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一般不是武士或冒险家；他们天生地讨厌冒险。他们很少依靠手中的刀剑来扩张家族财产，更多的是依靠婚姻。哈布斯堡家族的名言是：“让别人去打仗；快乐的奥地利人喜欢结婚。”
首先，腓特烈三世让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与一位女继承人结婚，这个女人拥有荷兰、卢森堡、勃艮第（现属法国）。后来，他又让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菲利普与芬兰和西班牙的女继承人结婚。这次婚姻的收获不仅包括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岛，还包括西班牙在美洲的所有土地。菲利普的西班牙新娘不幸患有精神病，哈布斯堡家族似乎并不介意这点。
菲利普的儿子查理五世继承了这一切，加上后来获得的葡萄牙、米兰，他是世界历史上拥有领土最多的人。最终，查理五世发现帝国的领土太大而无法有效管理，所以他把领土分配给儿子们。儿子菲利普二世，以马德里为首都，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兄弟斐迪南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管理家族在东面的德意志领土。
此后，哈布斯堡家族每况愈下。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分支，在延续了几代后停止繁衍，这显然是因为近亲结婚（其德国分支也因此而被削弱，但并没有停止繁衍）。另一个原因是与西班牙联姻时引入家族的精神病。哈布斯堡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结婚三次也没有后代。奥地利这条家族线生育力较强，但受到其他问题困扰。路易十四领导下的法国攫取了哈布斯堡家族莱茵河西面的所有土地，包括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欧洲，征服大部分巴尔干地区，两次将战火烧到维也纳城外。宗教改革运动使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变成信奉新教德国北部诸国的敌人。这种局面对信奉新教的普鲁士有利，普鲁士掠夺走了哈布斯堡许多块遗产。最后，拿破仑兴起了。他两次占领维也纳，抢走了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南部的大量领土。拿破仑为了生一个继承人，娶了一位哈布斯堡家族小公主为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侄孙女，也是哈布斯堡家族成员）。
拿破仑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传奇，哈布斯堡家族从此只能顶着较卑下一些的奥地利皇帝的头衔。拿破仑溃败后，维也纳会议希望恢复旧的欧洲秩序，收回了一些哈布斯堡在欧洲南部的重要领土和意大利的北部。此后，哈布斯堡家族享受了近30年的安宁。
后来，1848年大革命到来了，在这次社会剧变中，从法国到俄国，要求改革的人们起来反对统治者。大部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城市都发生了暴乱，有一段时间，哈布斯堡家族是否能生存都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在位的皇帝没有后代，宣布退位，这位皇帝的弟弟放弃了继位的权力，皇位传递给了他的儿子弗朗茨·约瑟夫。保皇主义者希望这个高大、精力旺盛、有吸引力的18岁男孩能赢得臣民的忠诚。这个希望实现了。弗朗茨·约瑟夫，生于美国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职期间，在亚伯拉罕·林肯参加总统竞选前12年获得皇位，到了伍德罗·威尔逊进入白宫时他还在皇位上。
虽然弗朗茨·约瑟夫的在位时间非常长，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充满了悲哀。他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作为一个年轻男人，他娶了欧洲最美丽的巴伐利亚公主伊丽莎白。他曾多次发动进攻意大利的战役，但均以失败告终。他在参加其中的一次战役时传染上了淋病。他曾享受了6年的幸福婚姻生活，可是在他把淋病又传染给四个孩子之后，他的婚姻名存实亡。
1859年，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将奥地利从伦巴第驱赶走。不久以后，奥地利又失去了托斯卡纳和摩德纳。
1866年，普鲁士打败奥地利，强迫奥地利放弃对德意志诸邦国的领导权。就在此时，弗朗茨·约瑟夫害怕失去更多的东西，他与匈牙利建立一种新奇的二元帝国契约，匈牙利将不仅是帝国的一部分，而且与奥地利同为帝国的合伙人。
帝国的统治者不仅是奥地利的皇帝，也是匈牙利国王。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有自己的总理和议会，但是，财政权、战争权和外交权集中在维也纳。这种安排对在匈牙利国内起支配地位的马札尔人有利，马札尔人因此而保证了自己在欧洲政治中的地位。所以马札尔人希望奥匈帝国能生存下去。但是，这种安排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决策过程变得极为复杂：重要的决定不仅需要获得维也纳的批准，也需要获得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批准。此外，匈牙利总是寻找理由反对任何有可能削弱其在帝国内部地位的变革。所以，匈牙利反对将二元帝国体制转变成一个包括斯拉夫人在内的三元帝国体制。截至1914年，帝国中有五分之三的臣民是斯拉夫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等，但是匈牙利仍然坚决反对三元帝国体制。
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的弟弟马克西米利安，在墨西哥被执行死刑的射击队枪毙。三年前，他以唐·吉诃德式的勇气接受墨西哥的邀请去那里做皇帝。
1870年，普鲁士带领一群德意志邦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法国打晕，赢得对法战争的胜利，而奥地利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观摩战争。普法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国王荣升为德国皇帝，奥地利被排除在外。从此之后，柏林崛起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帝国，而维也纳只能充当一个小配角。
1889年，弗朗茨·约瑟夫唯一的儿子鲁道夫大公，与其年纪只有十几岁的情人一起自杀身亡，皇位没有了男性继承人。聪明又有才干的鲁道夫大公，常感到灰心丧气，有反叛倾向，容易过度焦虑，沉迷于毒品，是一个梅毒病患者（他不仅像父亲一样将梅毒传染给妻子，而且使之丧失生育能力）。
九年后，皇后伊丽莎白被一个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用刀刺死。凶手本想杀死意大利国王安布托一世，但是由于缺钱买火车票去罗马，才转念杀死她。
两年后，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拒绝斐迪南大公的婚事，斐迪南大公是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子，因鲁道夫之死才成为皇位继承人，有着士兵相貌的斐迪南大公竟然向女伯爵索菲·邵泰科求婚，而索菲此时仅是一名哈布斯堡皇室亲戚的女用人。
弗朗茨·约瑟夫的老年时光似乎没有一个穷尽，他很和善，但同时又表现出一种僵硬，虔诚地保存祖宗留下的传统，热切希望他的余生能在和平中度过。他顽固地忠诚于自己的责任，因为他视这些责任为遗产，无法让别人分担。有一次，他和陆军元帅康拉德一起缅怀一位他俩都认识的将军，他悲哀地说：“都死了，就是我不死。”当康拉德有礼貌地表示感谢皇帝长寿的心情时，弗朗茨·约瑟夫回答道：“是的，是的。但是，人生原来如此孤独。”
第三章 火烧欧洲
我认为不会有大战……法国和俄国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德皇威廉二世
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后的第一天，有大量非塞尔维亚人群（定居在波斯尼亚境内的穆斯林、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他们占波斯尼亚大多数人口）举着奥匈帝国的国旗和遇刺斐迪南大公夫妇的遗像在萨拉热窝的大街上游行。有小流氓团伙攻击塞尔维亚人的生活设施——破坏学校、报社、办公室、旅社。当地一些主要东正教士家里的窗户也被砸坏。大约有50人受伤，有一人死亡。奥匈帝国的其他城市也有游行示威。甚至慕尼黑和柏林也有游行，但规模较小，没有流血冲突，事件很快平息下去。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骚乱比较剧烈。一位奥地利外交官报告说：“塞尔维亚人高兴得相互拥抱。”混乱的人群在城市里游荡。人群一听到有关萨拉热窝的消息，庆祝的喧闹马上变成谩骂。贝尔格莱德的报纸火上浇油，报道说有一万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受伤，并且有塞尔维亚妇女被强奸。一位英国外交官称贝尔格莱德的报纸“行为可耻”，因为所报道的都不是事实。
很容易夸大所发生的这一切。实际上，萨拉热窝的游行仅持续了几小时，维也纳政府也立刻承诺补偿受害者。塞尔维亚政府也做出负责任的举动，说服示威者离去。维也纳很快便恢复平静。由于被刺杀的斐迪南大公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很冷漠、生硬，所以难以获得大众喜爱，几乎没有人为他服丧。一位观察家说：“刺杀事件没有带来什么感受。维也纳人继续听音乐、喝葡萄酒，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家乡下葬，葬礼低调得让斐迪南大公的朋友们生气，皇帝感觉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把葬礼操办好。
虽然奥匈帝国的领导层下决心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但是此时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刺杀发生后48小时，奥匈帝国的领导层非常繁忙，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外交部长贝希托尔德、陆军元帅康拉德、匈牙利总理伊斯特万·蒂萨（Istvan Tisza）、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等人，一会儿聚在一起，随后又分散开，过了一会儿再聚在一起，就好像要循环往复一样。他们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要求攻击塞尔维亚，越快越好。皇帝约瑟夫则犹豫不决。蒂萨则反对。但是，他们有一点共识：必须先满足一些基本条件，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首先，必须获得德国的支持。没有德国的支持，什么都办不到。奥地利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肯定会引起俄国的担心，维也纳单独没有能力阻止俄国干预。如果俄国动用其巨大的军队干预，奥地利则无法应付。
其次，与匈牙利同舟共济非常重要。这件事挺难。由于哈布斯堡的笨拙安排，没有布达佩斯的同意，维也纳无法开战。匈牙利人肯定对攻击塞尔维亚的兴趣不大。如果攻击塞尔维亚失败，其后果将是一个灾难。但是，以匈牙利人的看法，即使战胜了塞尔维亚也是一件遗憾的事。
最后，只有军队动员之后，才能采取行动。在1914年那个年代进行战争动员是一件困难事，非常麻烦和昂贵，需要按照错综复杂的时间表召集成千上万的后备部队，调度全国的铁路系统运输士兵和给养，把巨大的重型武器设备运送到目的地，往往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来编制战争动员计划。维也纳有两个战争动员计划（维也纳一般制订两个计划，一个适于单独对塞尔维亚用兵，另一个适于联合德国对塞尔维亚和俄国用兵）。无论实施哪一个计划，都需要数周才能完成。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数以千计的士兵已经回家帮助收割农作物，这种劳作方式在农业机械化前是惯例。康拉德认为，提早将士兵召回可能引起塞尔维亚和俄国的注意。
还有一个使局势复杂化的偶然因素，法国总统雷蒙德·普恩加来（Raymond Poincaé）将在7月20日至7月23日访问俄国。如果奥匈帝国在此期间采取任何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或者进行战争动员，或者发出战争动员的信号，法国和俄国的领袖将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协调反制措施，并以此为契机批准战争同盟。所以，因为奥匈帝国自身的问题，战争动员变得如此缓慢，奥匈帝国的军队到8月中旬才能准备完毕，那时已经离斐迪南大公遇刺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无论奥地利因斐迪南大公遇刺而获得多少同情，到那个时候，大部分同情将消散得无影无踪。
然而，可以立刻去争取德国的支持，这件事不必等待。奥地利人很快发现不必担心德国支持的程度。德皇威廉喜欢斐迪南大公，还常常赞扬他。斐迪南大公理解巴尔干问题的危险性，比康拉德更有控制力、更有思想。德皇及其周围的人员不需要别人提醒就记得，俄国和法国形成了反德国联盟，英国正靠向这个联盟，所以，德国需要奥地利，需要帮助奥地利抵御巴尔干民族主义产生的离心力。与前两年巴尔干战争时的德国相比，此时的德国已经有了更充足的准备来帮助奥地利，德国知道周围到处都是敌人，敌人的实力正在增强。
当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传来时，德皇威廉正在挪威海边他的游艇“流星五号”上。他立刻回到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宫中，准备监视局势的发展。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好监视的。维也纳很平静，世界其他地方也很平静，斐迪南大公遇刺产生的震动已经消散了。事情的真相变得越来越清楚，刺客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他们是在贝尔格莱德进行刺杀准备活动。知晓了真相的德皇威廉开始进入一种好战状态。他有一种在外交文书的边缘写评注的习惯，他的评注常常具有戏剧语言的特点。这是他吓唬人的一种方式，一种发挥其军事首脑作用的方式，也是一种让外交官知道他想法的方式。他曾在一个外交照会上评论英国外交大臣时写道：“所以，他是一个虚伪的无赖！”7月初，他收到一份德国驻维也纳大使的电报，大使在电报中说，他本人已经要求奥地利不要过快地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德皇威廉暴跳如雷，他在评注中写道：“撒谎！胡说！谁给他权力那样做？塞尔维亚必须受到惩罚，立刻执行！”
德皇威廉的这番话很快传开来，维也纳的官员也听到了。奥地利人当然很高兴，特别是从其他渠道传来的柏林信息也证实了德国的态度。那位犯错的德国大使亨瑞克·冯·契尔什基（Heinrick von Tschirschky），如今终于知道了德皇不仅要求他采取强硬态度，也要求奥地利人采取强硬态度。实际上，契尔什基本人希望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态度。他与许多普鲁士贵族有类似的看法，德国在欧洲正迅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他害怕奥地利已经虚弱得临近崩溃的地步。他在外交信件中哀叹道：“有多少次我扪心自问，我们值得逼迫自己继续拖曳那个所有关节都吱吱作响的国家吗？”
在7月5日和6日这两天之中，德皇威廉和德国代理外交部长亚瑟·齐默曼（Arthur Zimmemann）分别会见了维也纳派来的特使。会谈中，德皇威廉实际上没有告诉奥地利人应该做什么。他说的都是奥地利人最想听到的：这一次必须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而且要快，奥地利想要什么帮助，德国就提供什么。奥地利特使在结束了与德皇威廉的会面后总结说：“德皇要求行动不能推延。俄国毫无疑问将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德皇威廉已经为此准备多年，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应该能避免，我们应该确信我们的老同盟德国将站在我们一边。俄国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打仗，俄国在付诸武力前将三思而行。”这份报告就是著名的“空头支票”——错误地判断德国将不惜代价与维也纳站在一起。
奥地利人显然没有认真解释他们何时想采取什么行动。如果有人问，他们很可能会说；事实上，奥地利人既没有说匈牙利人有不同意见，也没有说相关政策和计划仍然悬而未决。德皇和齐默曼，其实也没有认真地问，这一点可以从德国的态度上得到印证，因为德国人当时并不认为局势已经严重到必须认真对待的地步。德国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听取了有关奥地利特使来访的会议介绍，并简略地看了弗朗茨·约瑟夫写的一封信和这封信附带的贝希托尔德写的备忘录（主要谈及如何与保加利亚人建立同盟改变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平衡问题，而不是萨拉热窝危机），根据这些信息，他总结说：“我不认为维也纳已经下定了决心。”法金汉和许多同事都认为，很可能只有采取刺激的办法，才能让奥地利人采取行动。
手持着德皇的“空头支票”的奥地利人，此时感到能自由自在地干大事了。他们尽量隐瞒行动计划，不让柏林知道；德国人则不主动过问。奥地利驻柏林的特使甚至没有解释奥地利的一个关键观点，在法国人结束访问彼得堡之前，他们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此时，德国人仍然假定奥地利人将立刻发动对塞尔维亚的打击，然后再把所有军队转移到俄国边境。
从今天掌握的有关德皇威廉和他最密切的助手的情况看，这些人在7月初并没有看到爆发一次欧洲大战的可能性。法金汉怀疑维也纳是否最终会采取行动，他的看法反映了众多德国人的看法，他们根据自身的经验怀疑哈布斯堡王朝是否有能力采取行动拯救自己。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也促使德国人怀疑俄国人的能力，也许这种怀疑中还包含着蔑视的成分。显然，德国人万万没有想到俄国人在这次危机中的反应与俄国在1908年、1912年、1913年危机中的反应截然不同。实际上，俄国人不仅感到自己有能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且是被迫采取行动。德皇威廉刚刚结束与奥地利特使的会面，法金汉便问威廉是否应该进行军事准备，威廉说不。随后，他马上动身返回挪威去玩游艇度假去了。威廉走前对他的海军上将们说：“我认为不会有大战。沙皇的注意力不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上。此外，法国和俄国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此时，德国首相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正在度假。他是一个聪明人，对皇帝极为尽责，但缺少远见。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斯·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正在矿泉疗养地度假，甚至没有人召他回来。他患有支气管炎，此时正用洗矿泉澡的办法治病。海军总司令也在矿泉疗养地度假。所以，德国政府和军队的主要人物，分散在各地，根本无法制订或协调战争计划，根本无法对别国的举动做出反应，甚至无法跟踪事态发展。从7月5日至6日的会议记录看，德国领导人对塞尔维亚问题的兴趣不高。相反，他们的兴趣都集中在贝希托尔德提出的一个稀奇古怪的计划上，该计划是想利用保加利亚做支点，破坏罗马尼亚与俄国的同盟关系。
在维也纳，德国的承诺被视为最好的消息，大家将注意力转向匈牙利。匈牙利总理蒂萨伯爵成了中心人物。这个说话生硬但政治上机敏的人其实不关心哈布斯堡的存亡，而只关心匈牙利是否能获得利益。蒂萨反对奥匈帝国为拉进塞尔维亚而扩容的态度非常坚决，他曾警告弗朗茨·约瑟夫别朝那个方向走，否则匈牙利将会有内战（康拉德似乎永远处于战斗状态，他反驳说，奥地利在痛打塞尔维亚后，很有可能不得不痛打匈牙利）。
贝希托尔德于7月7日召集了一次奥匈帝国的内阁会议，商讨如何能“彻底制止塞尔维亚人的阴谋”。贝希托尔德希望会议能批准一个行动计划。正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蒂萨反对过激行动。他试图将内阁成员的注意力转移到贝希托尔德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计划上去（大战前东欧外交阴谋的典型做法，很难用简单的方式解释）。他发现内阁成员只想采取与塞尔维亚摊牌的做法，对长期投机冒险不感兴趣，于是他开始想办法拖延时间。他坚持目前不宜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他需要找机会向弗朗茨·约瑟夫提交一份备忘录，借以解释自己的反对意见。然而，弗朗茨·约瑟夫此时正在度假。贝希托尔德和其他内阁成员只能作罢。蒂萨毕竟是匈牙利政府的领导，不能忽视。
奥匈内阁成员重点讨论了是否应该向塞尔维亚施加压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阁员们意见一致。有争议的是：是否应该提出合理的要求，以便让塞尔维亚能接受并采取补救行动。蒂萨再一次持与其他内阁成员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的要求也许应该苛刻，但是不能是他们不能实现的。如果塞尔维亚接受我们的要求，这应该算是我们的外交胜利。”“这种胜利，”他继续说，“肯定能改善形势，创造一个在巴尔干半岛推行有利政策的机会。”“如果超越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他警告说，“将面临欧洲大战的可怕灾难。”
没有内阁成员愿意按照蒂萨的建议去做。奥匈帝国的战争大臣回答道：“外交胜利没有用途，别人会认为我们软弱。”根据会议记录，除了蒂萨之外的所有人都同意一个结论：“也许能用纯外交手段痛快地羞辱塞尔维亚，但这样的外交手段毫无价值。”因而，内阁成员最终决定：必须向塞尔维亚提出严厉要求，使得塞尔维亚无法接受。
这样的决定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奥匈帝国侵入塞尔维亚后，肯定能毫无悬念地将其打败。这又带来一个新问题：如何处置被打败的塞尔维亚。蒂萨认为，塞尔维亚的国土将被削减，但不能被彻底吞并。内阁成员都同意蒂萨的看法，这也许是因为蒂萨提出的理由有力的缘故。蒂萨说：“俄国宁愿战死也不允许这个结果发生。”所有内阁成员都同意削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都能分得一部分塞尔维亚的土地。剩下的部分，应该是奥匈帝国的一个自治卫星国。贝希托尔德再次表现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特点，他认为他能既摧毁塞尔维亚又能让俄国和世界相信维也纳不想要塞尔维亚的一寸土地。
内阁会议纪要记载了内阁成员近乎绝望的情绪。他们非常害怕塞尔维亚——他们认为，如果不压服塞尔维亚，则不可能阻止南斯拉夫臣民拼命挣脱哈布斯堡控制的企图。在讨论中，他们对其他大国可能的反应竟不予关注，甚至德国的反应也没有给予合适的关注，他们讨论得如此偏颇实在是令人震惊。会议开始时，贝希托尔德表明了一个明确的态度，如果没有预先的外交努力，他与康拉德想要的致命打击是不可能的。他心目中的预先外交努力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德国保证给予支持就行，而他此时已经获得了德国的保证。内阁既没有看出及时向德国通报的明智性，也没有突破一个狭隘的假定——只要不吞并塞尔维亚，俄国就不会干预。所以，他们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如何应付俄国未来有可能的干预。更不幸的是，他们仅强调行动要秘密。为了实现秘密性、突然性、欺诈性，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甚至不打算把秘密告诉德国，隐瞒奥匈的真实计划是要用武力肢解塞尔维亚。相反，他们用不断的谎言使欧洲强国相信，奥地利不想要塞尔维亚的土地。即使是蒂萨最终也同意这种方式，会议快要结束时，他对其他内阁成员说：“我急于让步，我打算同意向塞尔维亚提出极度苛刻的要求，但是切记不能让其他欧洲强国看出我们是在故意刁难。”蒂萨的转变说明，维也纳的实际企图就是欺骗其他欧洲强国。对德国保密的结果是不幸的。他们一直蒙蔽德国政府不让其理解维也纳的真实意图，待到真的告诉德国政府的时候，却已经太晚了。对俄国保密是灾难的。奥地利人的口是心非是根本原因。当俄国人最终知道了奥地利的企图后，俄国人感到震惊，变得恐慌，认为已经被奥地利人出卖。
此次内阁会议之后，奥匈帝国进入一段寂静的等待期。为了秘密，奥匈军队甚至都没有开始备战行动。康拉德对此都感到惊愕。蒂萨继续让人讨厌。他在刚开完内阁会议的第二天，就写信警告弗朗茨·约瑟夫：“以人的常理推测，攻击塞尔维亚将导致俄国干预，从而引发世界大战。”他又恢复了原有态度：给塞尔维亚的要求应该“苛刻，但必须有可能实现，如果塞尔维亚拒绝，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贝希托尔德正忙于草拟给塞尔维亚的要求，不愿搭理蒂萨。
7月13日，维也纳驻柏林大使向国内汇报说，德国对维也纳不采取行动感到越来越紧张。贝希托尔德对此报告仍然不理睬。第二天，当蒂萨反对向塞尔维亚提要求时使用“最后通牒”这一名词时，贝希托尔德愉快地妥协了。要求草案的新题目是“有时间限制的照会”。新名和旧名听上去有差别，但本质一样，贝希托尔德感到没有损失什么。维也纳规定塞尔维亚必须在48小时内答复，但是没有说明如果答复不满意维也纳可能的反应。在训令的指导下，维也纳的驻外大使们向俄国保证维也纳没有策划什么值得担忧的东西，甚至德国也获得类似的保证。贝希托尔德再一次表现出过度的聪明，他不仅欺骗朋友，也欺骗可能的敌人。
7月19日，维也纳内阁再次开会，评审贝希托尔德草拟的照会，之后给予批准。这个照会包括10条要求。至少一半要求是完全合理的。然而，有几条可解释为要求塞尔维亚拿国家主权做交易。其中有一条款，要求奥地利直接参与对刺杀斐迪南大公案件的调查和相关内部事宜，就是这一条引起塞尔维亚的极大反对。这样的条款，招致塞尔维亚的拒绝几乎不可避免。奥匈内阁决定，贝希托尔德应该在7月23日法国总统离开彼得堡后立刻提交给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总理。蒂萨不再反对。德国给予的承诺冲淡了他的警告，此外他开始把塞尔维亚——更确切地说是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的友谊关系——看作对匈牙利控制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威胁。这个地区有大量的罗马尼亚人口，他们越来越不安分，想与其真正的祖国统一。
向塞尔维亚提交外交照会的日子是7月23日，星期四，提交过程出现一些错误，有点儿像是一幕忧愁的小喜剧。塞尔维亚首相帕希奇早就被告知有维也纳文书将至，但他必须离开贝尔格莱德去塞尔维亚新近成立的一个省份做选举活动。他的外交大臣在得知下午6点有奥地利大使拜访时，试图用电报与他联络，发出的电报没有回音。
维也纳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叫吉塞尔·冯·吉塞尔林根（Giesl von Gieslingen），是一位男爵，他也相信与塞尔维亚之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盼望早日开战。他被带去见塞尔维亚外交大臣时，这位部长既不会说德语也不会说法语，必须有翻译员在场。吉塞尔开始读政府照会，照会很长，开头就抱怨塞尔维亚的行为不能容忍，而今后就更不能容忍。他读得很慢，频频停顿，以便让翻译员能听清楚。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听着听着，有些警觉起来，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打断吉塞尔念照会，他通过翻译员抱怨他无法接受如此重要的政府间通信，只有首相才能处理。不耐烦的吉塞尔说既然如此，他只能把照会留下，然后离开。吉塞尔临走时说：“只有无条件接受才能满足奥地利，塞尔维亚必须在星期六的下午6点前答复。”
除了俄国外，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的新闻在各国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遥远的英国，《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引发暴力危机，英国政府正受困其中，没有多余的注意力留给巴尔干问题。对塞尔维亚从来不友好的英国报纸，慷慨大方地谈论奥地利的要求，称这些要求合适和负责任。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只是建议最后期限应该后延。
法国的兴趣更小。总统普恩加来，刚结束与沙皇尼古拉及其部长的会面，正在彼得堡至法国的海面上航行。法国巴黎的公众和政府正注视一桩新近发生的丑闻，前任总理的妻子枪杀了一名报社编辑。
柏林也很安静。德皇威廉刚从夏季航海休假中返回，一直都不知道奥地利照会这回事，他还是从挪威报纸上看到的相关报道。可以理解，他对德国外交部没有通知这件事感到愤怒。他开始表示出严重的关切。他建议取消德国公海舰队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计划。不过，在别人的劝说下，他取消了自己的建议。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要求他不要第二次中断度假。德皇威廉拒绝了，起程回家。
德皇威廉此时并不知道奥地利照会的内容。柏林请求获得奥地利照会的副本。7月22日，离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交照会的实际时间不到24小时，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贾高（Gottlieb von Jagow）得到一份不完整的副本，随同该副本提供的信息也未提及奥地利早已决定不接受塞尔维亚的答复一事。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不愿花费时间读所获得的副本。维也纳以前没有咨询过柏林，此时更没有时间回答质疑问题或应付反对意见，而且最有质疑权的德皇威廉甚至比任何人知道得都要少。这是贝希托尔德蓄意设计的结果。在克服蒂萨的反对意见和二元帝国的二元致命官僚惯性后，他成功地推动政府采取行动，并决心不让枝节问题干扰事态发展。因此，他继续维持早先的谎言。他不仅对俄国政府隐瞒他的外交照会的严肃性，也积极误导俄国的期望。他根本没有帮助欧洲的报纸或者说欧洲公众去理解为什么奥地利最终要采取行动。他几乎没有透露维也纳已经搞清刺杀计划来自贝尔格莱德，也没有透露有塞尔维亚官员涉案的嫌疑。维也纳没有公开指责贝尔格莱德调查刺杀不力。所以，当维也纳照会的新闻横扫欧洲大陆时，它所带来的震动要超过萨拉热窝刺杀发生后奥地利立刻入侵塞尔维亚所能引发的震动。截至7月23日，斐迪南大公遇刺已经过去了三周有半。人们的情绪已经冷却，大家早就开始操心其他事物。没有人认为，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是一次值得用武力去报复的罪行。
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政府照会的消息传到彼得堡，雄辩机智的俄国外交大臣赛奇·萨索诺夫（Sergei Sazonov）听后大为恼怒。他有许多抱怨，其一，自己被欺骗了；其二，俄国竟然不能帮助受辱的塞尔维亚；其三，奥地利在不了解德国意愿、没获得德国批准的情况下，不应该提交照会；其四，德国和奥地利肯定正在阴谋策划将俄国赶出巴尔干。他对奥地利大使说：“你们正在火烧欧洲！”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的摄政王子向沙皇尼古拉发电报，请求提供帮助。
俄国怎么可能不帮助塞尔维亚？有人告诉沙皇尼古拉，他的臣民不会允许再一次抛弃南斯拉夫兄弟。俄国将蒙羞受辱，将在巴尔干失去朋友，将在欧洲失去尊重。如此大的失败将有可能触发比1905年更加严重的革命。
答案非常明显。如果俄国表现出足够的强硬，或许奥地利将退让。7月24日，星期五，奥地利发出外交照会的第二天，塞尔维亚给以答复的前一天，萨索诺夫让俄军参谋总长开始战争动员。
就在这个时刻，一次巴尔干危机转化为一次欧洲危机。
背景：霍亨索伦王室
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是个喜欢炫耀自己的怪人，他常炫耀自己收藏的300多套军装，他高兴的时候一天能换装十几次。有一则在柏林兜圈子流行的笑话：他不挂上海军上将徽章就不逛养鱼池，不打扮成英国陆军元帅的样子就不吃葡萄干布丁。他在1914年时已经有50多岁了，统治德国已经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可是他仍然保留着一股孩子气。许多人宣誓效忠于他，却觉得他既不成熟也不可靠，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威廉是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 family）中第三个登上德国皇位的人；第二个只在皇位上坐了几个月。与哈布斯堡家族不同，霍亨索伦家族在1914年正处于上升时期，这个家族所统治的国家也正处于上升时期。在过去的500多年中，霍亨索伦家族曾有几次濒临毁灭的边缘，但仍然保持着上升的姿态。这个家族，从一个中世纪末期出现的卑贱家族出发，缓慢地超越欧洲所有拥有更长历史、更加宏大的王朝，建立了欧洲的顶级王朝。与哈布斯堡家族相比，这个家族表现得更加精力充沛，更加好战，其崛起的过程并不是依靠婚姻，而是主要依靠武力和机智。他们的辉煌之处，不仅在于能统治其他国家，还在于能创造国家来接受他们的统治。不夸张地说，才华横溢的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帮助霍亨索伦家族创造出现代德国。几个世纪前，这个家族创造出了普鲁士（Prussia），这是一个完全人造的国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
第一个享受名气的霍亨索伦家族成员是腓特烈伯爵（Count Friedrich），他在15世纪初时仅是个二流贵族。后来，他想办法让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任命他为勃兰登堡（Brandenburg）地区的总督，这个地方就在德国北部城市柏林附近。腓特烈的新职位是一个有权推选新皇帝、可以世袭的选帝侯。他的后代传人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内向东扩张获得大片被称为“普鲁士”的荒野之地。
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是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德意志人。在公元1200年的时候，条顿骑士团征服了这片土地，并引入了基督教。当新教徒倡导的宗教改革横扫德国北部的时候，条顿骑士团的领袖正好是霍亨索伦家族成员，他的名字叫艾伯特。1525年，艾伯特做了一件当时大部分贵族都做的事：宣布自己是新教徒。他同时还宣布普鲁士为公国，接着他又令人吃惊地宣布自己就是这个公国的公爵。仅两代人的工夫，霍亨索伦家族的艾伯特所建立的小公国就断子绝孙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个小公国的女性继承人被别人安排与她的表哥结婚，这位表哥是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地区的选帝侯（肯定要通过哈布斯堡家族的批准）。
17世纪的前半部是霍亨索伦家族的低潮期。勃兰登堡在北欧战争中是战败方，有一段时间还被瑞典人占领。勃兰登堡总督腓特烈·威廉带回了家族的好时光，他被称为“大选帝侯”。从1640年到1688年间，他创立并培训了一支雄伟的军队，这支军队成了霍亨索伦家族的标志，后来这支军队引得拿破仑说普鲁士人都是由炮弹孵化出的。腓特烈·威廉将勃兰登堡变成德意志众多邦国中最强大的新教国家，仅次于南部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
1701年，哈布斯堡的神圣罗马皇帝想争夺西班牙的继承权，他急需勃兰登堡的帮助，勃兰登堡的军队虽然小，但非常强悍。霍亨索伦家族当时在位的选帝侯也叫腓特烈（霍亨索伦家族给儿子们起名字十分拘谨），他为出兵帮忙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授予一个王位做回报。皇帝感到困难，但是皇帝实在太需要霍亨索伦家族军队的帮助了，于是就构想出一个新安排。皇帝决定腓特烈可以有一个王国，但是，这个王国根据复杂的帝国规章制度又不能叫勃兰登堡，只能叫普鲁士。规章制度还要求，尽管腓特烈不能是普鲁士的国王，但是可以让他在普鲁士这个地方把自己打扮得像国王一样。这也许是想象中最低标准的国王，这种安排让腓特烈的社会地位显得有些荒谬。然而，腓特烈认为这离真正王位又近了一步，所以答应了。他成为腓特烈一世，霍亨索伦家族的第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君主。
两代后，霍亨索伦家族成为真正的普鲁士王。这个变化发生在欧洲历史上最光辉的统治者之一腓特烈二世之下，他在33岁时就被称为“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大帝很难用几段文字说清楚。繁话简说，他是一个作家，会谱曲，他谱的曲至今人们还在演奏。根据包括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在内的多位哲学家的判断，他是一位国王哲学家（伏尔泰长期是他宫中的座上常客，两人由于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竟演化为相互鄙视）。在欧洲众多君王中，他第一个废除宗教歧视，第一个废除新闻审查制度，第一个废除刑讯逼供。他是一个渴望荣耀的勇敢冒险者，要不是有运气，他和他的王国早就被消灭了。他有许多天赋，军事天赋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生涯中，他曾几次陷入摇摇欲坠之中，几乎落得彻底失败。有一次，他竟然敢跟奥地利、法国、俄国、瑞典同时开战。在经历了数次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之后，他将普鲁士提升为欧洲强国之一。他把霍亨索伦家族变成欧洲最主要的王朝之一，但是他却不愿为自己生一个孩子。他死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1786年，王冠传给了一位毫无才华的侄子。
拿破仑发动战争，销毁了腓特烈大帝所取得的成就。普鲁士溃败了，成为法国的附庸。拿破仑的多次胜利，次次羞辱了德意志邦国，但拿破仑也引燃了德意志邦国的民族主义。在拿破仑入侵俄国遭遇灾难性的失败后，德意志邦国起义了。此时的普鲁士军队像往昔一样具有杀伤力，在莱比锡战役和滑铁卢战役中，成为击败法国人的主要力量。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有一名亲王在带领骑兵冲向敌阵时牺牲。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恢复了普鲁士的欧洲强国地位，但是，维也纳会议也规定，普鲁士东部的一些土地划分给俄国和奥地利，在西部获得一些新土地作为补偿。因此，普鲁士变成臣民是清一色德意志人的强国。这个变化对普鲁士非常有利，此时的世界，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散居各地的德意志人开始谈论统一大业。有待回答的最大的问题是：应该让奥地利领导一个大德意志人的国家，还是应该将有数百万非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剔除出去，形成一个较小一些的德意志人的国家。
在拿破仑战败后的一个世纪里，霍亨索伦家族获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1864年，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从丹麦人手中抢回了有争议的什勒斯威格（Schleswig）和霍斯坦（Holstein）。两年后，德国战胜奥地利，无可争议地获得德意志国家的领袖地位。此时的霍亨索伦家族，控制着德国北部地区，南面与法国接壤，包括三分之二的非奥地利控制的德意志地区。1870年，陷入政治困境的拿破仑三世急于找到扭转自己命运的方法，俾斯麦诱使他愚蠢地向德国宣战。此时，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早已准备好，而且奥地利还以非德意志国家身份加入同盟。他们在色当以震惊世界的方式粉碎了法国军队。在凡尔赛宫的镜厅，聚集在一起的德意志亲王们宣布成立一个新德意志帝国，这是一个联邦式的帝国，其内部的成员包括：巴登、巴伐利亚、萨克森、伍腾堡，这些邦国还能继续保留自己的国王。在这些国王之上是来自霍亨索伦家族的皇帝。
德意志亲王们把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两个省看作战利品从法国夺回。这两个省在经济上并不是十分重要。但是，许多德意志人认为，这两个省是法国的路易十四在两个世纪之前从德意志人手中夺走的德意志领土。帮助普鲁士在10年的时间里崛起的总设计师俾斯麦，预见到法国绝对不会原谅如此巨大的损失。他预言，德国为了保住这两个省，有可能在半个世纪后与法国再打一场战争。像往常那样，他说对了。但是，虽然他有正确的预言，却并未努力阻止德国吞并这两个省。
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成为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统治者。他很公开地表示自己对这种迁升感到不快活，甚至有些愠怒。按照他的意见，普鲁士国王才是男人一生追求的最伟大的荣誉。但是，帝国需要皇帝，他别无选择。他接受新的头衔，同时继续担任普鲁士国王，而且普鲁士继续维持其独立国家的状态，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已经有几个世纪历史的普鲁士容克（Junker）贵族精英将继续主导国家的政治，容克的儿子进入军队和民政部门。这些容克贵族宣誓效忠的是他们的国王，而不是他们的国家。
霍亨索伦家族在1871年站到了欧洲的巅峰。外表冷漠的德皇威廉一世，做事非常井然有序，柏林人习惯于根据他出现在窗前的时刻设定自己的表针。他统治着欧洲最强大的、最具活力的国家。他有一位值得钦佩的皇位继承人：他的儿子皇储弗雷德里克（Crown Prince Frederick）。这位皇储是一位忠诚、有才干的年轻人，他继承了家族几百年的传统，带兵冲锋陷阵，为创立帝国立下汗马功劳，他因此而获得一枚铁十字勋章和一个陆军元帅指挥棒。皇储与英格兰维多利亚女王最喜爱的大女儿拥有幸福的婚姻。皇储的妻子是一位有着严肃思想的年轻女性，在她的劝说下，皇储决定在继位后将以英国为榜样把德国改造成一个民主的君主制国家。他俩又为霍亨索伦家族生出一代新接班人。他俩的大儿子取了爷爷的名。然而，这个男孩的左臂因病而枯萎，失去手臂的正常功能——这对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的继承人来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缺陷——不过，他在其他方面均健康，人也不笨。当他的爷爷成为德国皇帝的时候，这个名叫威廉的男孩才12岁，他的父亲也不过40岁上下。17年后，内心充满不安全感的威廉，决心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值得钦佩的最高军事首脑。这个威廉，就是德皇威廉二世。
第四章 7月25日至28日：秘密和谎言
这比想象的要好，是维也纳的道德大胜利！
——德皇威廉二世
随着维也纳最后通牒的细节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持续了三周半的观望期戛然终止了。此后，事件接连发生，形势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战争的威胁越来越真实。不仅维也纳、柏林、彼得堡意识到战争可能性，就连伦敦、罗马、巴黎也朦胧地感觉到这是一次真正的危机。
那些有能力决定欧洲命运的人，都曾做过一些推波助澜的事，从而加速欧洲坠入战争；另外，他们因为没有做一些事，而失去阻止战争爆发的机会。他们曾经撒过谎，犯过错，错过良机。除了极少数人外，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正派人，有良好的愿望，做事总是自以为是。但是，实际情况总是与他们的愿望相违背。
7月25日，星期六
如果以报纸的新闻头条为衡量指标，7月25日是非凡的一天。在收到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之后48小时，塞尔维亚王国以分钟为精确度单位准时提交了答复。塞尔维亚痛快地接受了10点要求中的一半。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吉塞尔男爵（Baron Giesl），按照事先定下的程序宣布塞尔维亚的答复不能接受，立刻断绝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他的行囊早已准备好，半小时后便上了火车。又过了10分钟，他跨越边境线进入匈牙利境内。
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宣布战争动员（塞尔维亚在提交答复前几小时已经开始战争动员）。俄国宣布进入俄国战争策划人员所谓的“战争准备期”——还不算战争动员，但正迈向战争动员。进行夏季演练的军队回到军营，休假的军官被召回，喀山军区、基辅军区、莫斯科军区、敖德萨军区受命处于戒备状态。在华沙军区、维尔那军区、彼得堡军区也开始展开一些秘密的军事准备活动。这三个军区的准备活动有特别危险的意义，因为它们直接威胁德国。
除此之外，7月25日还有更多值得注意的事。
塞尔维亚对奥地利“最后通牒”的答复根本没有挑衅性，实际上有屈尊的味道，有些地方几乎是在顺从。当然，答复的文字很长，其语言不够坦率。（奥匈帝国外长贝希托尔德曾骂道：“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外交手腕。”）有几项奥匈帝国的要求，塞尔维亚无条件地满足，有几项存在疑问而不确定，塞尔维亚其实只反对其中的一项。塞尔维亚反对的一项，奥匈帝国早就预见到了，因为这一项要求奥地利直接介入贝尔格莱德搜寻、调查刺杀策划者的活动。但是，即使塞尔维亚反对，塞尔维亚的措辞却并不好斗。塞尔维亚的答复写道：“皇家政府不能接受这样的协议，因为违反了宪法和刑法。然而，针对此案的调查结果可以传递给奥匈方面的侦探。”
塞尔维亚的答复包含了许多正面的信息，它聪明地在想办法拖延奥地利人的同时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合作意愿。然而，即便如此，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它是导致世界战争的错误之一。由于拒绝了奥匈帝国的一项要求，塞尔维亚给了贝希托尔德、康拉德等合伙人一件他们想要的东西：军事行动的借口。如果塞尔维亚人没有获得来自俄国的报告，不受到俄国人欲望的影响，他们本可以给予不同的答复——不是更加精明，而是更有效。来自俄国的报告反映了好斗的塞尔维亚驻俄国大使的愿景，而这名大使又被法国驻俄国大使莫利斯·帕雷奥洛格（Maurice Paleologue）操纵。他俩的想法与俄国政府的想法并不一致。沙皇尼古拉是个狡猾的人，他害怕战争产生的过大的社会压力和过重的经济压力引发革命。俄国外交大臣萨索诺夫也持相同看法。沙皇和外交大臣一致认为，俄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与德国对抗。虽然俄国当时正在扩充本来就很大的军队规模，并且在法国的帮助下修建新的铁路系统以改善战时供应能力，但是，这些计划至少要到1917年才能完成。然而，萨索诺夫还有一个特别的判断：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行为不是孤立的，其背后有柏林在操纵，德国已经决定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俄国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案就是给予快速的大力反应。
如果塞尔维亚的答复不是由首相尼科拉·帕希奇负责准备来，情况很可能又不一样了。帕希奇知道黑手会的计划，并且也采取某些阻止刺杀的行动，这也许就是他不想让奥匈帝国的侦探直接介入调查的原因。调查有可能对他不利，也有可能对塞尔维亚不利。如果奥地利发现他知道如此之多，便会开始询问为什么他没有再多做一些阻止刺杀行动。对他来说，还有更坏的可能性，调查将使黑手会知道他曾把刺杀一事向奥匈帝国通报。最后，当时正是塞尔维亚大选的预备阶段，帕希奇想让选民看到他敢于对抗奥地利人。
按照战争动员计划，奥地利将20个师大约30万人部署在离贝尔格莱德几英里远的地方。由于奥军按照康拉德的这个计划进行部署，加利西亚（Galicia）以北地区只剩下28个师的兵力。如果俄国此时加入战争，康拉德将会在加利西亚遇到比自己大得多的俄国军队。柏林的总参谋部知道了康拉德的安排后很是震惊。这样的部署与康拉德较早前和德国最高军事指挥磋商时说的相反，其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如果俄国人在东部进攻，奥地利只能给予德国非常有限的支持。这表明康拉德内心里有一个盲目的信念，他相信俄国将置身事外，因而他可以给予塞尔维亚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幻想这样的打击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俄国宣布进入“战争准备阶段”，就是要采取若干步骤使日后进行战争总动员时能顺利一些。虽说是“准备”，但并非微不足道，它需要集合靠近奥匈边境四个军区的110万军队。塞尔维亚的战争动员规模自然比较小，塞尔维亚人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奥地利人开战后将会在几天内发动进攻，尽管判断错误，但确实相当合理。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判断，塞尔维亚开始将其政府搬出贝尔格莱德，转移到远离边境的地方。
“战争动员”在当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词，虽然它并不意味着战争，但是它代表一种离战争并不太远的状态。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战争动员的定义，这个差异埋下了冲突的种子。对俄国来说，地理范围极大，国家行政效率不高，战争动员就好像冰河一样以极慢的速度运动。它实际上要召回后备役士兵（俄国的铁路不多，有的士兵需要旅行数百英里），每个军、每个师都有不同的指定集结地点，然后让部队做好准备进攻敌人或者抵御敌人进攻。对俄军来说，还有一个与其他国家军队极其不同的重要差别，入侵敌人的领土不是俄国战争动员必不可少的目标；是否入侵，要看实际局势。即使进行了战争动员，俄国领导人也能进行灵活改变。处于动员状态的俄军，可以驻扎在俄国领土不动，但要保证能随时行动。
奥匈帝国的领土高低不平，铁路杂乱无章，其所面临的运输难题与俄国类似，但严重程度不如俄国。维也纳的战争动员与俄国的战争动员一样，也留有几分灵活性。康拉德将他的武装力量分成三组：第一组用于对付塞尔维亚，第二组用于在加利西亚对付俄国人，第三组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分配。康拉德决定出动第三组部队，集结成20个师的兵力，送到南部用于攻击塞尔维亚。
1914年的德国是当时欧洲现代化程度和效率最高的工业巨人，其战争动员速度能让俄国和奥匈帝国看得眼花缭乱。德国的战争策划者们坚信，一旦爆发战争，德国是否能生存取决于速度。自俄国和法国在1894年建立同盟以来，德国一直面临着与这两个欧洲强国单独开战或者同时开战的可能性。一旦与俄、法同时开战，德国无法打赢一场消耗战。德国人的这个想法容易引起争论，但并非毫无道理。因此，德国的战争动员的最高目标是：在俄国有能力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击前，必须在战争的头6个星期内将西线的法国打得精疲力竭而退出战争。所以，德国的计划包括一个直接对准巴黎的猛刺动作。一旦开始，德国的猛刺动作就不可能停止，甚至不能做微小的改动，否则部队将陷入混乱之中。对德国来说，战争动员就等于是战争。
但是，战争动员本身是一件危险的事，无论哪个国家进行战争动员都将带来危险。战争动员本身就是为了恐吓。即使是欧洲强国中较弱的奥匈帝国针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弹丸小国进行的战争动员，也必然引来其他国家的某种反应。
在奥匈帝国的战争动员期间，年事已高的塞尔维亚陆军元帅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正好在奥地利的波希米亚省度暑假，被布达佩斯官方抓住。但是，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下命令不仅让老元帅走人，而且还安排一列专门列车送他回贝尔格莱德。这是一种迷人的姿态，也只有像弗朗茨·约瑟夫那样的既有尊严又有礼貌的君王才做得出来。这种行为方式在工业主导的新世界里很快被抛弃。老元帅回国后便负责国家的防卫工作，奥匈帝国皇帝的骑士精神后来让康拉德和奥匈帝国军队吃够了苦头。
7月26日，星期日
这一天报纸没有大字标题，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在奥地利和俄国，国家领袖正在运作战争机器，同时希望对手们能理解自己进行战争动员的用意。
奥地利的战争动员是个不紧不慢的进程，它需要16天的工夫才能使军队进入战斗状态。不过，奥地利的战争动员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让法国和英国知道巴尔干局势有多么恶化，如果法国和英国不想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最好抑制一下俄国的野心。在目前形势下，法国在战争初期是很重要的，因为法国是俄国的盟友，众所周知，没有法国的支持，俄国的野心就会有所收敛，很可能不甘愿冒与有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打仗的风险。此外，英国也很重要，虽然英国的军队不大，但英国与法、俄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松散的非正式同盟关系，英国应该不愿看到一次全面战争。
维也纳的第二个目的很有可能实现不了。法国总统普恩加来（Poincaré）正在海上航行。那时的无线通信技术还很原始（德国也在努力阻断无线通信），他就像是一个被单独囚禁的囚徒。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他被英国政府内部的分裂搞得神魂颠倒。所以，近期巴黎和伦敦都没有人能向彼得堡施压，也没有人向柏林和维也纳施压。格雷仅仅对内阁解释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对英国的威胁最大。他相信，如果奥地利与俄国的战争引发德国与法国之战，英国应该站在法国一边。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他盼望打仗。
7月26日，格雷感到此时最应该做的事就是与德国驻英国大使德国亲王卡尔·林克瑙斯基（Karl Lichnowsky）进行交流。格雷建议召开一个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参加的国际会议来解决危机。由于林克瑙斯基常驻伦敦，比较熟悉英国的情况，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格雷和其他英国领袖在未来的决战中很可能站在德国的对立方。格雷提出建议后，林克瑙斯基拼命想抓住这个机会。他在发给柏林的电报中说：“请注意格雷建议的重要性。我看这是避免发生世界大战的唯一机会，我们在世界大战中将丧失一切。”
俄国的“预备性战争动员”，不像奥地利人的战争动员那样有精确的目的，俄国人就是想迫使奥地利人重新考虑一下。同时，彼得堡渴望使德国理解，俄国无意威胁德国。但是，德国的情报人员不久发现，俄军实际做的远远超过表面说的。俄军在最邻近德国的战区进行秘密的军事准备的事实，反映了俄国人的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就像外交大臣萨索诺夫告诉沙皇尼古拉的那样，俄国面临的不仅是塞尔维亚问题，而且是“受到严重威胁的欧洲力量平衡的问题”。但是，俄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次未经宣布的战争动员。一名德国驻彼得堡的大使馆专员向俄方提出质询，但俄方用谎言作答。随着俄军的实际军事准备越来越多，而俄方却假装没有进行多少军事准备，这种现象使柏林感到越来越紧张。德国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来自彼得堡的亲善表白。
莫利斯·帕雷奥洛格是法国驻彼得堡大使，他有办法知道俄国军事准备的一切。在协约国条款的要求下，俄国有责任提前告诉巴黎任何战争动员计划，但是帕雷奥洛格并没有告诉巴黎真相。他似乎不愿让任何人干预俄国的战争动员。他甚至不把实际情况告诉自己的政府；他也不愿巴黎有人抑制俄国。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契尔什基（Tschirschky）也玩帕雷奥洛格正在玩的游戏，他曾经是德国外交大臣，早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任务，他要以不公开的方式鼓励奥地利人发动进攻。
德皇威廉的弟弟普鲁士王子亨瑞克（Prince Heinrich of Prussia）碰巧在英格兰的考斯参加星期日举行的年度游艇比赛，他的堂兄英王乔治五世邀请他共进午餐。事后，他向柏林报告说，乔治给他的印象是英国希望保持中立。事实上，乔治五世在英国外交政策上几乎没有发言权。亨瑞克王子是一名海军军官，他早就有汇报情况不可靠的名声。他所报告的情况与大使林克瑙斯基发出的警告信息有矛盾。然而，德国外交部从来没有认真听取过林克瑙斯基的意见。外交部的主要领导把林克瑙斯基视为易受骗的亲英派人士，一位有钱的艺术爱好者，一个靠着与德皇的关系向上爬的人。他们倾向认为王子亨瑞克更可信，因为王子亨瑞克的话听上去令人感到舒服。
所以，大战前的最后一周起始于奥地利进行战争动员，其战争动员想要传递的信号却无人接收；俄国处于战争动员的第一阶段，但假装不是；德国开始感到威胁；法国大使催促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快行动。英国发出的信号非常含糊，致使欧洲大陆诸强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理解。柏林和巴黎此时基本上无人在发挥领导作用。欧洲的局势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扭转的地步，但确实也无人能掌控。
7月27日，星期一
对公众来说，这是没有重要新闻的一天。
但是，事实上，奥匈帝国内阁在这一天秘密开会投票决定是否对塞尔维亚宣战。此举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最想开战的康拉德也质疑此举的意义。他看不出为什么要在战争动员完成前一周宣战。但是，贝希托尔德感觉德国的态度有可能软化，英国出面斡旋和谈，康拉德也有可能改变主意，所以他必须强制二元帝国进入战争状态。
对塞尔维亚的宣战书，计划在星期二宣布，此前必须获得弗朗茨·约瑟夫的批准。面对着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弗朗茨·约瑟夫犹豫不决。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向弗朗茨·约瑟夫撒了一个谎，他们说塞尔维亚开始发动攻击。实际上，仅仅是在一个边境小镇有双方短暂的零星交火。听了这个故事，弗朗茨·约瑟夫相信战争已经爆发，认为塞尔维亚应该对战争爆发负责，于是在宣战书上签字。他在签字的时候手颤抖得厉害，都戴不上眼镜。
在伦敦，格雷阅读了塞尔维亚对最后通牒的答复，感到有和平希望。他与林克瑙斯基见面，再提召开欧洲诸强国会议一事。林克瑙斯基也再次把建议转交给柏林，催促柏林立刻做出响应。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不喜欢英国的建议，但又不想冒犯英国，回了一个电报，说他正与维也纳沟通。但是，他用最坚决的言辞告诉奥地利驻柏林的大使，德国政府不愿与格雷的想法牵扯在一起，并且劝告奥地利人不要理会格雷的想法，只是为了哄英国人高兴才转达给奥地利人。格雷提出的国际会议，容易引起德国、奥地利的怀疑。在四个参与会议的国家中，法国、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理由同情奥地利的委屈。第三个国家英国，似乎不愿破坏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相信，这个国际会议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把行动转换成针对奥地利外交照会和塞尔维亚答复的空泛争论，最后退化为一场毫无结果的文字之争。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最害怕的事，莫过于眼巴巴地望着塞尔维亚人跳着舞自由地溜走，就像1912年及1913年那样。于是，受到鼓舞的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将在奥匈境内外继续制造麻烦，而其他少数民族也将学着塞尔维亚的样子搞分裂。
奥地利人不愿接受调解，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奥地利在财政上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所以，康拉德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扩充军队、更新军备、改善技术，以便使奥地利军队能与其他欧洲强国竞争，此外，奥地利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进行了战争动员，钱花了不少，但毫无战果。截至1914年，军备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军费使欧洲各强国都感到压力，而奥匈帝国是在压力之下发出呻吟声最大的一个。维也纳无法负担每年都来一次的战争动员。维也纳期待这一次战争动员能捞回一点儿值钱的东西。
下午，德皇威廉度假回来，这让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贾高（Gottlieb von Jagow）感到不高兴。他俩告诉德皇威廉，其他国家看到德皇提前结束度假将受到惊吓，并请德皇暂时避让一下。也许，他俩真正害怕的是不稳重的德皇有可能扰乱危机的处理。
无论是否有德皇在场，贝特曼、贾高都不是在如此困境中掌控欧洲最强大国家的理想搭档。贝特曼，身材高大，不爱讲话，公务员是他的唯一职业，尽管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德皇威廉也不喜欢他，（德皇威廉曾抱怨道：“他总是在给我上课，假装什么都知道。”）但他在五年前被提升为首相。他像许多德国高官一样，感到德国东面、西面的不友好的强国都具有威胁，相信德国正变得越来越易受攻击。贾高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忧郁症患者，他利用哥哥的人脉进入外交界，并利用同样的方式在罗马和其他城市获得一系列的既舒服又不累的工作。当他被召回国内主持外交部工作时，他用尽一切办法逃避任命。最后，他绝望地说：“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我被任命了。”
晚上，维也纳通知柏林，奥匈帝国决定对塞尔维亚宣战。贝特曼和贾高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感到吃惊。奥地利人终于做到了德国一直催促其做的事：采取行动。他俩也没有做任何努力让德皇尽早知道这个消息，因为结果毕竟是德皇威廉最初的愿望。
7月28日，星期二
德皇威廉回到办公室，坐在自己的马鞍形状的椅子上。他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要做。首先，他阅读林克瑙斯基从伦敦发回的电报：电报引用爱德华·格雷的话来说明一个道理，奥地利攻击塞尔维亚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塞尔维亚给奥地利人的答复似乎提供了一个协商的机会。然后，他阅读了塞尔维亚的答复。塞尔维亚的答复给他的感受，几乎同爱德华·格雷的说法一样，也许这是因为他刚阅读完爱德华·格雷想法的缘故，他这个人有一个思维习惯，往往倾向于同意最后一个谈话人的意见。他宣称：“这比想象的要好，这是维也纳的一次道德大胜利；随着发动战争的理由一条一条地消失，吉塞尔应该安静地留在贝尔格莱德。考虑到这些情况，如果是我绝不会命令开始战争动员！”他在“我”这个字下加了下划线，暗示他反对奥地利人的战争动员。
德皇威廉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渴望抓住它，他手写了一封短信给贾高，称塞尔维亚的答复是“最耻辱的投降”，所以，“所有发动战争的理由都消失了”！他指示外交部准备一个自己将署名的文件，他要让维也纳知道目前存在利用调停解决危机的可能性，他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他在文件后面附加上了一个新想法，这个想法是那天早上参谋部的一个参谋建议的。因为塞尔维亚人不可信（“东方人”，威廉如此称呼塞尔维亚人，“所以他们是撒谎者、骗子、逃避大师”），奥地利应该发兵跨越边境占领贝尔格莱德，然后驻守在那里不动。手里握着塞尔维亚的首都，奥地利将在调停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贝尔格莱德终点站”的建议，格雷后来也如此建议。这是一个非常类似于1871年结束普法战争的方案。当时，德国占据巴黎不走，赖到自己的条件都被满足后才离开。德国的条件包括巨额战争赔款和交出阿尔萨斯、洛林两省。离开巴黎时，德军先在巴黎的街道上耀武扬威地阅兵然后回家。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贝特曼、贾高仍然不告诉德皇威廉一个关键的消息，奥地利将在几小时之后向塞尔维亚宣战。德皇曾设想，如果奥地利人真的想要宣战，那也应该在两周以后。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贝特曼、贾高表明按照德皇要求准备给维也纳的信件，却暗中拖延了12小时后才把信件发送出去，从而保证奥地利宣战在先，而德皇的信件到达在后。
贝特曼、贾高的所作所为，确实欺骗了德皇，剥夺了他在奥地利宣战之前进行干预的机会。但是，他们很可能是出于好心。在如此关键的历史岔道口，本来需要的是大智大勇的作为，而他俩的行为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笨拙，但是，他俩实在是太了解威廉的为人了——他跟小孩子一样喜欢自大，举止不稳重，有在困难面前改变主意的习惯，在危机中甚至出现精神崩溃的现象（他在1908、1911、1914年的危机中精神低落到极点，不得不谈论退位一事）。毫无疑问，他俩认为德皇不了解局势。德皇威廉在度假，而他俩就在柏林，更何况他们尽量不让德皇威廉知道局势的进展。他俩相信，帮助奥地利人就是在帮助德皇实现他本人的夙愿。他俩确实感到，如果让德皇在局势发展已经进入晚期时参与过多细节事务，只能使本来已经很复杂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下午，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世界因此而改变。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是欧洲强国所犯的少数几个导致世界大战的最重大错误之一。与奥地利在5天前提交“最后通牒”的过程类似，提交宣战书的过程也有几分滑稽的色彩。贝希托尔德知道塞尔维亚政府已经离开贝尔格莱德迁往内地，但是不知道如何与之联络，所以送出一封未加密的法文电报，通知塞尔维亚首相帕希奇两国之间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他先将这封电报发给塞尔维亚军事总部，再请军事总部转发。片刻之后，他为了更有把握，又通过塞尔维亚外交部再发了一封同样的电报。这两封电报以不同的传输渠道途经罗马尼亚送到首相帕希奇手中。第一封电报抵达时，帕希奇正在一家乡下旅馆吃午饭。他读完后站起来，对屋里的人发表严峻的致辞：“奥地利向我们宣战，我们是正义的，上帝将帮助我们。”第二封电报随后就到了，帕希奇开始怀疑。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用这种方式宣战，他觉得似乎整个事情是一次戏弄。当塞尔维亚方面询问德国大使时，大使说他不知道宣战一事（他说的是实话，就连德皇威廉也不知情）。电报的真实性后来才获得证实。在维也纳，宣战的消息引发反塞尔维亚人的示威活动，甚至在柏林也有人示威。宣战后，奥地利没有马上调动军队。康拉德仅命令军队从波斯尼亚边境炮轰贝尔格莱德。
德皇在了解了真相后召见了贝特曼。会后，贝特曼看上去闷闷不乐，他的工作方向发生明显改变。他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给驻维也纳的大使契尔什基，抱怨奥匈政府“即使德国多次询问仍使德国处于不了解其动机的黑暗之中”，而这有可能导致德国背上“引发世界大战的恶名”。他命令契尔什基赶快去催促奥地利积极响应不仅是德皇而且是格雷的“贝尔格莱德终点站”建议。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契尔什基因要求奥地利人慎重而受到斥责，现在他自然感到迷惑。贝希托尔德就更迷惑了——德国方面已经连续三周在激励他采取行动，现在，他刚采取行动，而德国又让他停止。
那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不幸的事，而且性质相当严重。俄国驻奥地利大使希望见到贝希托尔德，他从星期一开始等待，一直等到今天才有机会见面。他想讨论几个各国首脑正在相互讨论的话题：其一是萨索诺夫建议，维也纳驻彼得堡大使应该与他本人坐下来，共同修改一下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照会使塞尔维亚能接受照会中的要求；其二是爱德华·格雷的建议，格雷曾建议将塞尔维亚的答复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出发点，而不是战争的理由。由于事态变化迅速，每个人都显得心烦意乱，但是，贝希托尔德和他的俄国客人在谈话中显然迷失了方向，他俩谁都不知道对方在谈论哪一个想法，结果双方的不理解进一步加深。会面结束的时候，贝希托尔德认为自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观点，他绝不同塞尔维亚谈判，但他可以同俄国谈判。但是，俄国大使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离开。他向萨索诺夫报告说，贝希托尔德甚至不打算同俄国进行谈判。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如此大的误解，也许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双方的思绪都太重，大家都处于筋疲力尽之中，一扇重要的大门在无人注意的情景下被关闭了。
所以，星期二的结果是非常坏的。维也纳的宣战，等于告诉远在彼得堡的萨索诺夫，维也纳的战争动员不仅是在伸张自己的委屈，而且是要消灭塞尔维亚（事实上，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就是这么想的）。俄国此前已经加速进行战争准备，而此时萨索诺夫又被告知无法与维也纳进行谈判，所以他更加确信战争不可避免。与此同时，法国驻俄国大使帕雷奥洛格告诉萨索诺夫，巴黎希望他要态度坚决；德国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告诉萨索诺夫，如果俄国继续进行战争准备，德国将不得不进行战争动员；塞尔维亚大使告诉萨索诺夫，奥地利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俄国的将军们告诉萨索诺夫，德国正在进行战争准备，俄国必须照样做。所以，萨索诺夫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被欺骗了。法国总理雷内·维维安尼（Rene Viviani）和总统普恩加来正在乘船返回巴黎，在船上他给法国驻俄国大使帕雷奥洛格发电报，让他尽可能用非战争手段解决危机。帕雷奥洛格决心鼓励俄国的好战性，他实际上自拟了外交政策，他告诉萨索诺夫：“如果必要，法国已经完全准备好履行一个同盟的责任。”
帕雷奥洛格这样做的动机是非常清晰的。帕雷奥洛格有一个易于激动的恶名，当他心怀疑问时，他倾向用最黑暗的视角审视局势（他把自己的任命归因于他与总统普恩加来有世交）。他在七月危机发生前就预言，在年底前将不可避免地爆发一次欧洲战争。有一个恐怖的念头折磨着他，他觉得如果法国不能毫无保留地支持俄国，彼得堡将抛弃协约同盟，转而与德国谋求同盟。所以，他认为自己正在防止法国外交政策的彻底崩溃，而这其实也就是在增进法国的安全。
背景：罗曼诺夫王朝
罗曼诺夫（Romanov）家族在1914年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庆祝典礼，庆祝家族占据俄国皇位长达300年之久。在这混乱、怪异的三个世纪中，沙皇皇冠交替地被戴在天才和庸才头上。在强大得令人吃惊的女性沙皇之后，却跟着懦弱无比的男性沙皇。皇室成员之间相互残杀。人们质疑一位被埋葬的沙皇是否当时真的死了。由于罗曼诺夫家族内部性生活紊乱，人们怀疑20世纪的沙皇与王朝的奠基者是否存在真正的血缘关系。俄国的进步，走走停停，从一个偏远、怪异的东方王国变成一个欧洲强国，虽然其现代化程度还不完满，还不完全像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却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帝国，领土从波兰一直延展到太平洋。截至1914年，如果按照俄罗斯历史的标准评判，受人尊敬的罗曼诺夫王朝已经平稳地传承了5代人。1914年在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是一个善良的人，其善良程度远远超过家族的祖先。不过，与伟大的祖先相比，他是个相当软弱的人，个人能力也比较差。这是个不幸。
第一代沙皇名叫米哈伊尔（Czar Michael），1613年加冕，那年他只有16岁。他之所以获得皇冠，是因为当时的俄罗斯皇室没有了继承人。在经历了长达15年没有领袖的混乱之后，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家族十分渴望稳定。当然，这些家族之所以挑出米哈伊尔，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人选。米哈伊尔的血统虽说不算纯皇族，却也算是非常接近皇族：他的姑妈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即他父亲的姐姐，是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的第一任妻子，她是伊凡雷帝家系中最后一位沙皇的母亲。她死后，伊万变成杀人狂，因而许多人认为她的死是伊万变狂的原因之一。
此后一个世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登基，罗曼诺夫王朝终于出现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彼得大帝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伟大的人：身高6.5英尺（约2米），身体异常强壮，浑身是劲，喜欢暴力，一个彻底改革俄国社会的改革家，一个无情的暴君。为了将俄国推入现代的西方世界，他下决心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往波罗的海边上的一片荒芜的沼泽地。在那里，他建立起一个由运河连接成的新城市，人们称之为北方的威尼斯。他给新城市取了一个比较有西方味的名字“圣彼得堡”。他想改变俄国的一切。当大臣们做事没有他要求的那么快时，他就用棍子抽打他们。他强迫俄国男人剪胡子，穿西服。他甚至羞辱一些顽固的墨守成规的人。他在俄国的政府和军队中推行现代化。他不仅征服了波罗的海边的出海口岸，还征服了黑海。他还启动向南挤压奥斯曼帝国的漫长进程，使奥斯曼帝国的势力退回其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到彼得大帝1725年逝世的时候，他已经把俄国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
彼得大帝年轻时曾娶过一个俄国贵族女人，那女人单调乏味，他很快就厌烦了，送她进了女修道院。他换了一名叫玛塔（Marta）的拉脱维亚女孩做情人，玛塔信奉路德新教，是个地位卑微的孤儿。俄军占领了玛塔的家乡，她成了囚犯，俄军把她送给彼得大帝的一个密友，她被带回彼得堡，彼得大帝占有了她。玛塔为彼得大帝一共生育了12个孩子（活到成年的只有两人，而且均为女性），她是彼得大帝唯一信赖的人。再次施洗礼信奉东正教后，她有了一个新名字凯瑟琳。他俩正式结婚时，彼得大帝50岁，凯瑟琳28岁。她在1724年被封为皇后（彼得大帝是第一个自称皇帝的沙皇）。彼得大帝死后，她受封为皇后凯瑟琳一世。在历史上，她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非凡的。
凯瑟琳死后的故事变得模糊不清。罗曼诺夫家族没有了男性继承人（彼得大帝有一个男继承人，是彼得大帝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被彼得大帝活活折磨至死）。皇冠一度传到一位德意志幼年王子名下，这位王子的母亲是彼得大帝和凯瑟琳的女儿。新沙皇彼得三世，是一个酒鬼，人很笨，也许还患有阳痿病。他狂热地崇拜俄国的敌人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彼得三世如此德行，难怪俄国贵族们蔑视他。历史上，他只有一个作用：在成为沙皇前，他娶了一位碰巧也叫凯瑟琳的德意志公主。凯瑟琳很快继承了皇位（在彼得三世加冕礼后仅一年，凯瑟琳伙同军队里的策划者害死了他）。彼得三世的德意志公主，就是后来的凯瑟琳大帝，罗曼诺夫王朝历史上第二位不朽的人物。
凯瑟琳大帝是一个身段纤小的女人，但是她的欲望和野心却能与彼得大帝比美。她比俄罗斯人更俄罗斯。俄国在她统治下的36年里剧烈扩张，并且在她的激励下继续沿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像彼得大帝一样，她与西方保持接触。常与她通信的有启蒙运动的巨人伏尔泰和狄德罗。她聘请来自美洲新大陆的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指挥俄国黑海舰队，这支舰队的目标就是打败土耳其人。就是从凯瑟琳大帝开始，俄国才认真地追求做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徒的保护人。也是在她的领导下，俄国开始幻想将土耳其人从君士坦丁堡这座古老而神圣的东罗马帝国城市赶出去。
凯瑟琳大帝像彼得大帝及其他沙皇一样，是改革者和暴君的混合物。她一方面喜欢唯我独尊，另一方面又有极高的智慧和教养。在丈夫死前，她就有好几个情人。一个巨大的问题是：皇位继承人她的儿子保罗，是否真的是她与彼得三世所生。她在67岁死于中风病之前有一大堆年轻男情人，这些人大都只能是她闺禁内的玩物，精明的她从来不认真对待他们。
凯瑟琳大帝对自己的儿子保罗没有信心，实际上她蔑视他。不过，她认真教养保罗的几个儿子，特别是她的大孙子亚历山大。她仔细地指导他准备继承皇位。凯瑟琳大帝死后，儿子保罗继位。但是，保罗很快像他父亲彼得三世一样被人谋杀。按照凯瑟琳大帝的愿望，高大、漂亮、聪明的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继承了皇位。
从沙皇亚历山大开始，罗曼诺夫王朝浮现出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在统治初期他是一个有望实现远大抱负的改革家；渐渐地，身边出现的变革力量使他警觉起来；最后，他变成一个铁杆的反革命。他执政的头15年充满了极度的混乱，拿破仑在欧洲横冲直撞，最后占领并烧毁了莫斯科。他肩负起拯救俄国和罗曼诺夫王朝的责任。他具有超强耐心，用智慧战胜法国皇帝，最终取得了光辉的成功。在抗击拿破仑期间，他甚至假装考虑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拿破仑，而实际上把罗曼诺夫家族的公主献给一个暴发户是难以想象的。后来，拿破仑娶了一个奥地利新娘（有势力的哈布斯堡家族原来比亚历山大更顺从）。拿破仑战败被流放之后，亚历山大在恢复欧洲旧君主制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比其他欧洲君主都要大。
亚历山大的死充满悬疑。1825年，正处于自己的权力巅峰的亚历山大，突然死于远离首都的一个小镇上。当他的棺材抵达莫斯科时，他的兄弟们拒绝打开棺材盖。有传言说他并没有死，他实际上是去完成自己的多年夙愿——到西伯利亚的修道院隐居，将自己的余生沉浸于宗教冥想中。这类传言从没有被确切证实过。不过，在20世纪末，人们打开他在彼得堡的墓穴，墓穴是空的。
亚历山大没有孩子，继承人是他的兄弟康斯坦丁，但是康斯坦丁拒绝接受皇位，所以皇位又被传给较年轻的尼古拉一世。这位新沙皇，没有一丁点儿改革的意愿，从一开始就是个反动派。他死的时候，俄国人说他把俄国冰冻了30年。
尼古拉一世的继承者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他为人保守，但比较聪明，所以能理解变革的必要性。刚登基时，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改革者，就是他将羞辱俄国人的农奴制废除。然而，他逐渐地改变自己的路线，竟成为一个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年轻改革者的暴君。在他的高压下，许多年轻改革者变成丢炸弹的激进分子。在他统治的晚期，有几次刺杀他的企图，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将俄国带入现代国家的努力。1881年，就在他批准建立一个没有制定法律权的议会后，一个年轻的波兰人丢了一颗炸弹把他炸得体无完肤。
他还活着，但浑身是血，一只腿炸没了，另一只仅剩一截，残体裸露着，脸也变得畸形。他被运回宫中。在他的宫殿里，家人看着他恐怖地死去。家人中有他的大儿子亚历山大三世，也有亚历山大三世的13岁儿子尼古拉。尼古拉一世是六代沙皇中第三位被谋杀的沙皇。
亚历山大三世身材魁梧得就像一头黑熊。他臂力非常大，能徒手弯曲一根拨火棍，还能徒手将银器团成球。他在登上皇位时宣称，独裁有正当性，独裁有力量。他忠实地实现自己的信念。他毫无顾忌地颠倒他父亲的改革措施，而且是越多越好（复辟农奴制，他没有办到）。他拒绝任何有可能削弱罗曼诺夫王朝权力的改革。他采取各种极权主义的手段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报纸上甚至不能出现“宪法”一词。
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尼古拉，与亚历山大三世相比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同：身材短小，一个少年时代变着法儿贪玩的孩子，十分缺失自信心。不过，他与父亲都接受同一位老师的教诲，这位老师叫康斯坦丁 ·波别多诺斯采夫（Constantin Pobedonostsev），有名的保守分子，被称为“使社会停滞的高级牧师”。这位老师告诉尼古拉：“所有政治原则中最错误的一条是让人民拥有主权。如果命运给我们一个致命的礼物——人民议会，我们的生存条件将不可想象。但是，命运绝不会这样做。”年轻的尼古拉听着，像他父亲一样相信了。他记住了一条原则，沙皇是所有俄罗斯人的父亲，这不仅是沙皇的权力，也是神圣的义务，绝不许把这个权力让于他人。然而，他清楚自己的弱点，他知道自己永远比不过父亲，他甚至没有愿望接近父亲。
似乎不必为尼古拉的弱点担忧。1894年，二十几岁的尼古拉正准备迎娶阿里克斯公主（由于新娘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孙女阿里克斯，所以德皇威廉二世成为尼古拉的表兄，但尼古拉的父母对这桩婚姻不满）。此时，亚历山大三世还不到50岁，身体就像喷泉一样有活力，再执政20年也没有问题。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没有教导尼古拉准备继承皇位的原因（尼古拉本人也没有意愿学习）。但是，他突然身体急剧变坏，病因诊断为肾炎，不久后死去。他的继承人尼古拉的心都碎了，他的悲伤不仅仅是因为失去自己的崇拜偶像父亲。
“我该怎么办？”尼古拉问道，“我没想成为沙皇，我从来没有要当沙皇。我不知道如何统治，我不知道如何同大臣们讲话。”
第五章 7月29日至31日：恐惧是个坏谋士
想一想你要我担的责任！想一想我要送成千上万的人去死！
——沙皇尼古拉二世
7月29日，星期三
凌晨1点钟，沙皇尼古拉给德皇威廉发去一份电报。电报署名“尼基（沙皇尼古拉的小名）”，电文表达了“对一个弱国发动一场不光彩的战争”的愤慨。他问德皇威廉：“为了咱们的老交情，你能不能阻止你的盟友不要走得太远？”就在这份电报传向波茨坦的同时，德皇威廉给沙皇尼古拉发去了自己的电报，电报的署名是“你最诚挚的并深爱你的朋友加表兄维利”。在电报中，德皇表白了自己对和平的期待，并说：“我正在利用我的影响力促使奥地利人直接与你达成令人满意的谅解。”
这样的电报交换说明和平还是有希望的。然而，德皇威廉在沙皇尼古拉电文的边缘空白处写下一行潦草的字：“他承认自己懦弱，却又想把责任放在我的肩膀上。”这两位在伦敦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君王，他俩的英文可以说是好得不能再好了。然而，就像这个冗长、令人疲乏不堪的星期里隐现的每一缕希望的微光一样，他们之间的电报交换很快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沙皇的外交大臣萨索诺夫受到各方施加的巨大压力。上午，战争大臣弗拉迪米尔·苏克霍姆利诺夫（Vladimir Sukhomlinov）和总参谋长来找萨索诺夫讨论如何解决面前的危机，萨索诺夫还没有做多少劝说工作，他俩就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俄国必须进行战争动员。按照这两位军人的看法，俄国的战争动员能给予奥匈帝国最严厉的警告。相反，如果不进行战争动员，一旦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俄国将无力还击。如果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俄国军队将处于完全没有准备的状态。萨索诺夫立刻同意了他俩的意见。
此后，总参谋长乘火车去沙皇尼古拉的夏宫（沙皇尼古拉在有棘手之事发生时能表现出相当高的冷漠度，自斐迪南大公遇刺后，他就没有回过首都），目的是让沙皇在两份战争动员令上签字。第一份战争动员令是动员12个军共55个师的兵力，这些军队分散于四个军区中，已经秘密地做好了准备。所动员的兵力非常巨大，超过奥匈帝国的总兵力，不过，它只是俄国总兵力的一半，要想威胁德国，还需动员更多的兵力。第二份动员令是总动员令，它包括动员与德国接壤的几个军区的军队，总动员令将使这次危机恶化。尼古拉有一种错觉，他认为自己仅仅是在完成纸面工作，目的是为了未来的实际战争动员做铺垫。他告诉俄军总参谋长，没有他的授权，这两份动员令不许生效。那天晚上，当沙皇告诉俄军总部他已经做出一个决定时，俄军总部正在准备一次全面战争动员，而萨索诺夫此时正在向英国人撒谎说俄国保证没有考虑任何有可能刺激德国人的举动。沙皇说，他决定启动部分军事动员；不许有针对德国的军事举动。尼古拉则继续和维利互发电报，而维利继续真心地向尼基保证他正努力让奥地利平缓下来。
同一天，法国总统普恩加来和总理维维安尼在敦刻尔克登陆，乘火车向巴黎飞奔。到了巴黎，他俩听说奥地利已经宣战，这让他俩很吃惊。欢迎他们的人群高呼“占领柏林”，这更让他俩吃惊。巴黎像其他首都一样，街上的人群用各种形式表达对战争的渴望。在维也纳、柏林、汉堡、伦敦也都出现人群聚集。在伦敦，一位刚度假回来的年轻银行家说整个伦敦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热情高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在伦敦，他说：“我发现一件让我极端厌恶的事，民众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欣喜若狂。”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召集跟随者一起反对正在迫近的冲突。政治家和军事家普遍感到前途可悲。爱德华·格雷在他的外交部办公室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我们这一辈子将再也看不见光明。”（具有嘲弄意味的是，他后来因眼睛失明而离开公众视野）。法国总统普恩加来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巴黎街头人群的狂热感动了他，他决心不让俄国人有理由怀疑法国政府所能给予俄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有同样大的决心尽可能转移群众中蔓延的敌意。于是，他和维维安尼给彼得堡发电报要求俄国不要做有可能刺激德国进行战争动员的举动；很可惜，这份电报比沙皇批准部分战争动员的时间晚到了一步。
众高官中有一位不仅没有暗淡预感，反而热情洋溢，甚至是那种过度的热情洋溢，此人就是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丘吉尔在给英国首相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的妻子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有人会诅咒我，因为我喜欢这场战争。我知道战争每时每刻都在打碎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但是，我无法克制自己——我要尽情享受战争的每一秒钟。”显然，丘吉尔敢这样写是因为他不相信有谁会诅咒他。
此时的丘吉尔，写世界大战这样题材的功力还不够。星期三就要过去了，暗淡的前景闪现出几丝光明，战争的黑暗前景似乎减弱了一些，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稍微减小了一点。德皇和沙皇不仅在交换意见而且还努力合作抑制战争。危机有可能被化解，但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做。俄国必须停止战争总动员；像这样有限度不威胁德国的俄国军事行动，沙皇愿意暂时接受。奥地利必须接受类似于“贝尔格莱德终点站”式的计划。这一条很可能最终能实现，因为德国希望实施这样的计划；没有德国的支持，奥地利将很难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计划。所以，问题最后归结为一点：俄国人是否能停止战争总动员，不刺激德国人也投入战争总动员。德军的高层意见有分歧。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害怕俄国的战争动员没有任何反制，所以催促进行初级的战争动员。但是，对德军总参谋长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来说（经常被人错误地指责为挑拨预防性战争的人），最大的担心是德国的举动有可能引发俄国进行战争动员。7月29日，他在写给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的一个备忘录中说：“如果战争爆发，欧洲的主要国家将在战争中相互肢解……这场争斗将毁灭欧洲文化，数十年难以恢复。”贝特曼没有不同意见，他连夜发了电报给德国驻俄国大使普塔莱斯（Friedrich von Pourtales）说：“要温和地给萨索诺夫一个严肃的印象，俄国进一步战争动员将驱使我们也进行战争动员，其结果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
7月30日，星期四
欧洲人清醒了，意识到战争的可能性，人们急忙到银行取钱。奥地利、德国、俄国开始从外国银行取回外汇储备。股民恐慌性抛售，柏林和布鲁塞尔的股市被迫关闭。
尼基与维利之间的电报联系也开始出现问题。午夜，沙皇尼古拉发了几份电报给德皇，努力表明俄国没有威胁德国的敌意，他在一份电报中愚蠢地说：“所有俄国方面的军事准备措施都是5天前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防备奥地利的战争动员。”威廉看完电报后总结出一个结论：“俄国已经领先德国一周的时间进行战争动员了，这就意味着我必须也要开展战争动员。”
早晨，俄军总参谋部的首脑告诉萨索诺夫一个坏消息。他们说，俄军根本无法执行被批准的部分战争动员令，这个战争动员令规定只能针对奥地利作战。这种非正式战争动员导致俄军处于混乱之中，如果德军乘机发动进攻，俄军将处于无助的状态。实际上，只有战争总动员才是可行的，俄国已经到了再也不能拖延总动员的地步。萨索诺夫同意了这种观点，但是总动员的合法性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于是，总参谋长给沙皇打电话，再次要求他批准战争总动员令。尼古拉拒绝了，并说不必再讨论是否进行总动员的问题。总参谋长极力劝说尼古拉，尼古拉勉强同意与萨索诺夫下午3点面谈。萨索诺夫立刻出发上路。
萨索诺夫和沙皇尼古拉的会议开了很长时间，萨索诺夫极力争辩要求进行全面动员。萨索诺夫说奥地利正计划摧毁塞尔维亚，并且拒绝谈判。德国玩两面派，表面好像在约束奥地利，但实际上是在为其战争动员拖延时间，德国已经在战争动员这条道路上走了很远。俄国难以承担不做出反应的代价，俄国必须进行战争总动员，试着进行局部战争动员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其实，除了奥地利已经下定决心攻击塞尔维亚外，萨索诺夫所说的都错了。他不是有意撒谎，但他的头脑里存储了大量危险和错误的信息。
尼古拉还是不同意，萨索诺夫则继续恳求。沙皇深知萨索诺夫要求的分量，生气地大声说道：“想一想你要我担的责任！想一想我要送成千上万的人去死！”
最后，沙皇尼古拉疲惫地同意了。这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但并不坚强。即使是最坚强的人，面对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一场祖国的生死存亡决斗，他也很难坚守初衷。萨索诺夫所提出的最有力的论据，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论据。他认为俄国的总动员不一定导致德国参战。萨索诺夫和尼古拉都没有理解一个关键问题：俄国的战争动员将在德国将军们内心产生一种恐慌，这种恐慌与驱使俄国人自己进行战争动员的恐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恐慌驱使德国将军要求德国必须做出反应。更糟糕的是，他俩根本不知道德国的战争动员能有那么快，其灵活性竟然那么小，因而也就无法理解德国的战争动员将有多么危险。其实，即使是德皇威廉和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此刻也不完全理解一个事实：德国无法做到只进行战争动员而不入侵德国西面的国家，从而引发一场所有德国人都畏惧的欧洲大战。沙皇还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的决定完全依赖于萨索诺夫说的理由，而实际上，德国是当时欧洲大陆上唯一没有进行军事动员的国家。
奥地利宣战之后48小时，俄国决定实施总动员。俄国的决定增加了90万现役兵力，同时征召400万的后备兵力。这么大的兵力足以吓坏地球上任何国家。引发德国进行战争动员，就等于战争已成必然，这就使所有缓和局势的努力都变得希望渺茫，沙皇和德皇之间像亲兄弟一样的电报交流没有作用，任何想在最后一刻前平息危机的越来越绝望的努力（各国首都之间电报不断）也没有作用。谈判没有希望了，类似于“贝尔格莱德终点站”式的折中方案也没有希望了。
俄国的战争动员是可悲的，虽然战争动员的动机是出于军事考虑，但其军事必要性不高，而且事与愿违。从战术角度看，它帮助了奥地利人（康拉德本应该利用这点），奥地利人因不知道俄国人是否会参战而感到异常焦虑。从战略角度看，它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因斐迪南大公遇刺产生的危机，其实对俄国没有直接的威胁。即使塞尔维亚被击败——这件事不用诉诸武力也能逆转——其对俄国战略地位的影响也不大。俄国还是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并且按照俄国的计划三年后总兵力还能增长40%。
有人将修道士拉斯普廷（Rasputin）给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Tsarina Alexandra）的电报呈送给沙皇尼古拉。拉斯普廷是一个神奇的人物，他依靠耍花招几乎变成皇室的成员，此时正躲在自己的位处俄国腹地的家乡疗养刀伤，刀伤很深，使他几乎丧命。由于他远离首都，身体状态也不好，所以他根本无法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然而，他的这封电报至今还带有神秘的色彩，就好像这位怪异的恶人身上发生的许多神秘的事情一样。拉斯普廷在电报里说：“不要让爸爸（拉斯普廷对尼古拉的称呼）策划战争。战争将使俄国和你自己毁于一旦。你将一无所有。”尼古拉看了电文，然后把它撕成碎片。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对危机不断加深感到惊慌，终于放下了外交家的架子开口说真话了。他在不知晓英国内阁态度的情况下，对德国大使林克瑙斯基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非官方看法：“除非奥地利愿意就塞尔维亚一事进行谈判，否则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他认为，英国将会与法国、俄国站在一边。当德皇和贝特曼–霍尔威格听到了他所说的话后，马上放弃一直盘旋在他们头脑里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场战争绝对不是只牵扯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局部战争，开始加大力度约束奥地利人。如果格雷能早几天拥有如此的远见，柏林肯定会迅速改变态度，更坚决地约束奥地利人。奥地利将推迟宣战，俄国将缺少战争动员的理由。然而，这一切都变得太晚。还有一件做得太晚的事——贝特曼意识到俄国误解了维也纳不愿谈判的态度。他通过契尔什基提醒贝希托尔德，但是局势发展过快，将军们已经放弃外交努力，几乎没有机会让谈判来避免灾难。
贝特曼向契尔什基发去了大量电报，结果是谁都比对方变得更焦急、更愤怒。贝特曼在一份电报中指导契尔什基，让他清清楚楚地告诉贝希托尔德，奥匈帝国拒绝与俄国谈判不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直接挑拨俄国武装干预”。在另一份电报中，他说：“我们当然准备履行同盟国的义务。然而，如果事先不商量不予尊重，我们则必须拒绝被迫拖人由于维也纳的轻浮引发的世界性的大灾难中。”但是，贝特曼的补救还是晚了，贝希托尔德龟缩起来完全不作声。他已经决定打仗，不愿多讨论。
紧张局势继续发展。法国总统普恩加来担心法国和俄国的同盟关系毁于一旦，通过驻俄大使帕雷奥洛格给彼得堡发去一份电报，电文安慰俄国可以放心依赖法国。帕雷奥洛格赶紧去见萨索诺夫。由于不知道俄国已经进行战争动员，普恩加来同时让驻俄大使力劝俄国慎重。帕雷奥洛格没有兴趣做这件事。
巴黎和彼得堡继续收到有关德国大规模备战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并不准确。法国开始备战，但尽量保持在极为试探性的阶段，避免刺激德国。普恩加来还有另一层意思，他不想给英国任何理由说法国是挑衅者。法国没有召回后备军人，也不允许调动军队。如果战争爆发，普恩加来计划将英国拉入法国一边，这就需要让德国扮演挑衅者的角色，所以普恩加来命令部队一律从边境线后撤6英里（约10公里）。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向普恩加来请求战争动员，普恩加来拒绝了他。普恩加来甚至限制法国军队的运动，不许法军进入离边境6英里（约10公里）以内的地段。后来，霞飞威胁辞职，普恩加来的态度才有所松动。
普恩加来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了英国驻法国大使。他要求英国表示出更坚决的态度。他解释了自己的要求，如果英国宣布有意愿支持法国，德国就会受到阻碍，于是就防止了战争的爆发。英国大使知道英国政府内部的分歧，他只是简单回答道：“英王的政府难以做出这样的声明。”
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斯·冯·毛奇将军听取奥地利战争动员的汇报。他听说康拉德为了继续追求自己入侵塞尔维亚的梦想而向南线派遣大量多余的军队，他因此而感到一阵恐慌。以当时的局势看，如果战争爆发，靠近俄国边境的奥地利军队将严重不足，很可能是一个奥地利军人对抗两个俄国军人。毛奇发了一份电报给康拉德，要求他把主要兵力转移到北线来与俄军对垒。如果康拉德不这样做，德军在开始攻击法国时，背部将受到俄军的威胁。毛奇还说了一句本不是他职权范围内的话，他奉劝康拉德和维也纳不要实施“贝尔格莱德终点站”计划。然而，德国首相贝特曼正在要求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接受该计划。“开什么玩笑！”贝希托尔德听到毛奇的话后大声叫道，“柏林谁在掌权？”
晚上9点，毛奇带着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走进首相的办公室。两位将军告诉贝特曼德国必须进行战争动员，拖延将使德国处于危险之中，至少应该是战争临界状态（类似于俄国的战争准备阶段）。虽然贝特曼不想采取军事行动，但也不想让德国处于不安全状态，所以他答应星期五中午前做决定。他也逐渐感觉到战争不可避免，于是他把工作重心从维持和平转变成准备打仗。他了解到康拉德认为“贝尔格莱德终点站”计划不可行，也知道贝希托尔德支持康拉德。所以，贝特曼像毛奇一样接受了一种宿命观点：如果德国的敌人决定打仗，德国最好早打。
7月31日，星期五
有关俄国战争动员的非官方报告几乎是顷刻间就传递到了柏林，德军将领们开始了解到俄国战争动员的进展，他们不得不提高军事准备的要求。此时，德国仍然是欧洲唯一没有进行军事准备的国家，这种局面令德军无法忍受。即使是英国也在行动之中，海军大臣丘吉尔已经命令英国大舰队在北海占据有利位置，以便能快速反击德国公海舰队的袭击，并保护法国在英吉利海峡的口岸。
德国的战争计划出现了漏洞。谁也没有想到，俄国能在不宣战的条件下进行战争动员。谁也没有想到，现在是法国站在一旁观看德国与俄国开战。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毛奇和其他一些将军几乎是怒吼着要求采取行动。将军们争辩说，德国目前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与俄国和法国同时开战，如果再等几年，俄国和法国将会有更充分的军事准备，多等待一天，就是向死亡陷阱更近一步。德皇威廉拒绝战争动员，但同意宣布进入战争临界状态，这意味着若干措施（保护边境线、铁路、邮局、电报局、电话局、召回休假的士兵），如果没有意外，德国将在48小时后正式进入战争动员。德皇陷入深深的犹豫不决之中，这种犹豫不决，弗朗茨·约瑟夫被逼向塞尔维亚宣战前表现出来过，沙皇尼古拉在被大臣乞求进行战争动员前也表现出来过。德皇像其他皇帝一样屈从了，因为此时已经是军人的天下，军人们开始掌控柏林、彼得堡、维也纳，他们坚信除战争外别无选择。贝特曼一直挣扎着不让英国参战，他还拼命想将意大利拉人德国和奥匈阵营中，所以他一直坚守着不进行战争动员的态度。临近中午时，俄国进行战争动员的消息获得证实，他最终表示同意德国进行战争动员。
柏林继续要求维也纳展示出某种希望谈判的意愿，方案可以建立在伦敦和彼得堡建议的基础上（有许多复杂的建议），但是贝希托尔德保持沉默。德皇威廉不得不寻找捷径，他给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干预。哈布斯堡皇帝在与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协商后，回复说奥地利已经无法改变现有安排。他未提及奥地利实际上也陷入自己的军事计划的陷阱中。奥地利没有计划只派遣军队进入贝尔格莱德之后停止不前，这种情况很像俄国不能将战争动员仅限于对付奥地利一样（将军们说无法制订相应的计划），这种情况也很像德国无法进行战争动员而又不入侵邻国。康拉德害怕改变预定的军事安排将导致军队混乱，他所害怕的与俄军将军们在战争动员前表现出的恐惧是一样的，也与德军将军即将表现出的恐惧一样。维也纳不能把改变军事安排作为一种选择，因为塞尔维亚正在进行战争动员，而俄军正在两国的边境线上集结大量军队。然而，康拉德却在许多重要方面都脱离了现实考虑。即使奥地利与俄国开战变得极有可能，他还一心只想着惩罚塞尔维亚。他还有另一个愚蠢的念头，他幻想意大利将参战并且站在奥匈帝国一边，于是他手里就多出数十万附加兵力。
除了动武外，别无选择。权力从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里转移到军人手中。驱动军人的力量就是恐惧。奥地利驻法国大使在经历了星期四所发生的一切之后，对贝希托尔德说了一句话：“恐惧是个坏谋士。”
德国的外交努力有时非常笨手笨脚。柏林告诉英国，如果英国保持中立，德国在战争结束后，保证恢复法国和比利时的边境线（不包括法国的海外殖民地）。此前，没有人曾提及比利时。德国此时提及比利时，是一种不祥的恶兆。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一位老派的英国绅士，最喜欢用假苍蝇钓鱼，也很喜欢玩鸟，他看出德国的建议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贿赂，应该立刻予以拒绝。他给英国驻柏林大使的指令透露出他的愤怒：“你必须告诉德国首相，英国此时不接受他把英国的中立与他提出的条件捆绑在一起的建议。他实际上要求我们忽视法国的损失，只要德国区别对待殖民地和本土，我们只能看着德国抢走法国的殖民地并打败法国。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其本质有问题。法国将被压服而失去其欧洲强国的地位，并且法国也将因为没有丢失在欧洲的国土而变成德国政策的附属国。更重要的是，以法国做谈判的筹码与德国做这样的交易使英国颜面尽失，英国的名誉将永远无法恢复。”
在这番警告之后，格雷向德国保证，如果德国帮助英国避免战争爆发，德国将获得回报。“如果危机能平安渡过、欧洲能保持和平，”他说，“我将努力促成一个有利于德国的安排，俄、法、英不会对德国采取敌对政策，德国将成为各国的合作者。”他好像是鼓吹建立一种新的欧洲均势体系的前锋，其主要目标就是使欧洲告别类似的危机。此时，格雷还未理解德国害怕被敌人包围的感情深度，但是至少他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
格雷的下一个举动让贝特曼后悔提及比利时的问题。格雷在获得内阁批准后，要求法国和德国必须声明一旦开战也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法国毫不费力地表示同意。法国计划攻击德国的地区集中在比利时南部的阿尔萨斯、洛林一带，普恩加来总统非常清楚一旦开战英国的支持比获得比利时的土地更重要。德国却因其战争动员计划的拖累，无法满足英国的要求。这实际上是英国进入战争的最重要的第一步。
德国向法国和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这是著名的“双重最后通牒”。对俄国的通牒要求“如果俄国不停止针对奥匈帝国的所有军事措施，德国将在12小时后进行战争动员”。对法国的通牒要求法国宣布中立。截止时间是星期六下午。
德国的“双重最后通牒”是绝望中的最后一次避免战争动员的努力，也是为外交关系破裂后为西线动武提供借口的努力。给俄国的最后通牒也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求直接合作。给法国的最后通牒也有一个目标，就是展示一种野蛮的戏剧姿态，这是对整个世界的一个警告，当德国与俄国开战时，也就是德国与法国开战之日。最后通牒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为德国进攻法国寻求公众支持。最后通牒实际上是德国蛮横的恐吓。为了使法国根本不可能接受最后通牒，德国大使受命向法国提交了一个蛮横的附加要求：法国暂时交出凡尔登和土尔的大型军事要塞，待到德国结束与俄国的战争后再归还。贝特曼在他的个人传记中承认许多当时的考虑。“如果法国真的宣布中立，”他写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受到虚假的中立条款保护下的法国军队进行各种军事准备然后发动攻击，而此时我们正忙于东线的战事。”
沙皇和德皇之间像亲兄弟一样的电报交流，出现了最后一次小骚动。德皇告诉沙皇：“我还在继续试着说服维也纳，如果俄国放弃威胁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事措施，你手中就继续握着欧洲的和平。”
沙皇告诉德皇：“终止俄国的战争动员，在技术上已经不可能。但是，俄国不要战争，也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奥地利开始就塞尔维亚问题谈判，我的军队将不会采取刺激局势的行动。我庄严地发誓。我信仰上帝的仁慈，我希望你能为了欧洲的和平与各国的福利成功地斡旋维也纳。”
沙皇一看到德皇发来的电报，立刻给予回复。他说他理解俄国的战争动员有可能引起德国也进行战争动员。他说他接受这个现实，但是接受现实并不意味着战争。他对德皇说：“我希望你能给我保证，就像我刚才给你的一样。所有的军事措施并不意味着战争。我们应该为了各国的利益和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和平，继续进行协商。有上帝的帮助，也为了避免屠杀，我们之间刻骨铭心般的友谊必须延续下去。我焦急地、充满信心地等待你的答复。”
这些话是真情的表露，本应该能为和平提供丰富的机会。但是，沙皇没有等来期待的回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永远不会发生。
背景：奥斯曼帝国
有一则历史小笑话说，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与引发世界大战的七月危机毫无关联。事实上，如果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不曾对东欧的发展有过深远影响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绝不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各国都有深远影响，但对土耳其人和受土耳其人统治数个世纪的许多民族的影响更深远一些。
如果奥斯曼帝国没有衰败，哈布斯堡王朝绝对不会涉足波斯尼亚，也绝对不会有塞尔维亚王国；巴尔干半岛就根本不会出现权力真空；俄国和奥匈帝国也就不会被拖入那个权力真空，从而也就不会有冲突。
向更远回溯，如果没有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巴尔干半岛的苦难传奇肯定会截然不同。土耳其人统治巴尔干半岛长达500年，在其最鼎盛时期，帝国向西到达意大利，向北到达奥地利、匈牙利、俄国，黑海也被收于囊中。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似乎注定要征服整个东欧，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虽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只留下一个小落脚点，但其疆土从中东一直延展到阿拉伯半岛。
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Sultan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在位的时候达到了巅峰，然后逐渐衰落。苏莱曼大帝在1520年至1566年间统治奥斯曼帝国，帝国不仅在地理上达到巅峰，而且在文化上也达到巅峰。苏莱曼大帝是帝国的第10代传人，帝国的创立者是一个名叫奥斯曼的土耳其部落首领，他在苏莱曼大帝出生前300年建立了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王朝。奥斯曼帝国的前10代君主，以一种不间断的步伐向外扩张，世界上没有哪个家族曾做到这一点。苏莱曼大帝是10代君主的佼佼者，他浑身充满活力，作战英勇顽强，具有强烈的征服欲。帝国刚建立时，只不过是位处今日土耳其东部的身份低微的小部落，后来逐渐向所有方向扩张，从而帝国逐渐控制周围越来越多的领土。奥斯曼帝国第一次进入欧洲是在1354年，99年后占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从此，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建筑圣索菲娅大教堂，成为伊斯兰清真寺。
占领君士坦丁堡后的一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继续扩张，征服了大片多瑙河南面的土地。苏莱曼的父亲谢里姆一世（Selim Ⅰ），竟依靠一场战争的胜利赢得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阿尔及利亚，把帝国的疆界扩大了一倍。他传给苏莱曼的领土包括许多著名的城市：亚历山大、阿尔及尔、雅典、巴格达、开罗、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士麦那。奥斯曼帝国不仅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军事主宰，而且是麦加、麦地那等与伊斯兰教创立人穆罕默德有关的诸多圣地的监护人。这就使得奥斯曼帝国的霸权变得难以被他人挑战。
随着帝国越来越强大，奥斯曼家族变得越来越不像正常意义的家族，而只是一系列没有婚姻的父子关系。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从来不娶妻子，他们像拥有财产一样占有数百个不能结婚的妇女。这些妇女居住在像监狱的闺阁内，只能与拥有他们的苏丹和监管人接触。这些监管人一般是非洲的黑人，他们的男性生殖器被人切割掉。
与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同时代的苏莱曼大帝，继承这罕见的遗产，并赋予其新的动力。像他的祖先一样，他是一个亲自带兵参加战斗的武士，他曾经领导过13次战役。他的军队深入欧洲腹地，占领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地区。他围攻中欧的标志城市维也纳，要不是遭遇大雨洪流阻碍他把重型武器运输到维也纳的北面，他几乎能占领该城。他是一个诗人，一个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他把君士坦丁堡修建得更宏大、更美丽。他建造了托普卡帕宫，其奢侈程度超过人们的想象。
苏莱曼大帝与300个女人同居，有人送给他一个叫高润（Ghowrem）的红发俄罗斯姑娘，后来改名为洛克塞拉娜（Roxelana）。有一次，奥斯曼帝国军队为了抓奴隶袭击了波兰，洛克塞拉娜被抓住了，送入苏莱曼大帝的闺阁。她一定是一位美丽非凡的女人（君士坦丁堡人给她取了个绰号“迷人的女子”），因为苏莱曼大帝从第一次见到她就再也不与其他女人睡觉。苏莱曼大帝最终做了一件几个世纪以来苏丹从来不做的事：他娶洛克塞拉娜为妻。如果不是奥斯曼帝国从此走上令人厌恶的衰败之路的话，他俩的结合肯定是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
他的儿子穆斯塔法（Mustafa）是继承人。种种迹象表明，穆斯塔法将成为家族史上另一个强悍的分支。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是受士兵崇拜的勇敢领袖，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省长、有公信力的英雄。但是，他阻碍了洛克塞拉娜与苏莱曼大帝生的儿子成为未来的苏丹，所以他命中注定要有厄运。洛克塞拉娜用诡计说服苏莱曼大帝相信穆斯塔法正在策划政变（无中生有）。苏莱曼大帝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穆斯塔法被五个职业刽子手制服后扼死。后来，这些刽子手的舌头被割下，耳鼓被震破，为的是他们日后无法听到别人的询问，无法说出他们看见过的秘密。几年后，苏莱曼大帝死去，洛克塞拉娜的儿子谢里姆二世成为这个大得难以置信的帝国的主宰。从此，奥斯曼帝国的一切因他而发生改变。
矮胖的谢里姆是一个醉鬼。他在位8年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他洗澡时跌倒头颅被澡盆撞碎而死亡。他的儿子穆拉德三世（Murad Ⅲ）也是一个醉鬼，鸦片上瘾者。他在位20年，除了生育了103个孩子外，并无其他成就。其后是穆罕默德三世（Mahomet Ⅲ），他一登基便将自己的兄弟全部杀死，有的兄弟还只是孩子。他杀戮兄弟的行为后来成为奥斯曼皇家的习俗。在完成杀戮兄弟后，他像他父亲一样把全部余生都放在与自己的女人寻欢作乐上。洛克塞拉娜儿子以后的每一个苏丹都是堕落的妖怪、令人厌恶的懦夫。有人推测洛克塞拉娜的儿子谢里姆二世根本不是苏莱曼大帝的后代，理由是苏莱曼大帝被谋杀的儿子穆斯塔法与谢里姆二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根本无法解释。
苏莱曼大帝之后的苏丹都过着恐怖的生活，因为他们害怕被王朝内部的阴谋篡位者颠覆。一些骇人听闻的新习俗形成了，一旦某位苏丹过世，这些习俗就立刻生效。过世的苏丹的女人将被转移到远处，她们的余生将在孤独中度过；不幸怀孕的女人将被谋杀（绑起来淹死）；新君主的兄弟（大量的成年人、少年、婴儿）也将被杀死。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建造起一栋没有窗户的建筑，被称为“囚笼”。苏丹的后嗣们从少年起就被禁闭在其中，直到死去或者被杀死。他们中只能有一个人活着出来，这个人在没有学习过任何知识的情况下，被推上苏丹的王座。其结果既荒谬又不可避免：几个世纪以来，是一些极度无知和无能的人在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们有时半白痴，有时半癫狂，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被禁闭数十年，然而，一旦他们被释放，他们在死之前就能自由自在地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无论多么邪恶都能做。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杀人，他们杀人（或使人残废）可以用任何借口，比如，弹错了音乐或抽烟，或者他们根本不需要借口。
从苏莱曼大帝死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三个半世纪里，只有一位苏丹展示出奥斯曼帝国创始人拥有的坚定和力量，他就是从1623年至1640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四世（Murad IV）。穆拉德四世在10岁的时候成为苏丹，他由于年龄太小才没有被放进“囚笼”中。他是自苏莱曼大帝之后的第一位可以称得上是斗士的苏丹。他带兵攻入波斯，镇压了那里的起义。他比其他的苏丹更加残酷，就像患了精神病一般。他在1637年一共处决了25万臣民，许多人还是被他亲手杀死的。他宣布自己有权每天杀死10个无辜的人，有时他坐在宫殿的墙上随机地向过路人胡乱射击。晚上，他微服私访君士坦丁堡的客栈，一旦发现有谁抽烟，当场处决。“无论苏丹去哪里，”诺埃尔·巴伯（Noel Barber）在《苏丹》中写道，“刽子手喀拉·阿里总是跟着，阿里的腰带上布满钉子和手钻，提着能打断手脚的木棍，揣着装有能致人眼失明的粉末的小罐。”
穆拉德四世没有孩子，这在奥斯曼家族里是一个奇迹。他临终前在病床上命令杀死自己的兄弟兼继承人易卜拉欣。易卜拉欣从2岁起就生活在“囚笼”中。穆拉德四世的杀弟命令没有被执行，易卜拉欣此时已经是王朝唯一活着的成员了。但是，从此之后，奥斯曼家族显示出很少的生命力。易卜拉欣投入巨大精力建造出一个能容纳280个美丽女人的闺阁。后来，有人告密说其中某个女人与太监发生浪漫之情，他竟把闺阁中所有的女人淹死。然后，他继续向闺阁填充新女人。
很自然，如果一个帝国有如此腐烂的内部，它就会逐渐地成为吸引别人攻击的目标。年轻的将军拿破仑·波拿巴首先向欧洲人展示出奥斯曼帝国的虚弱，他在1798年几乎毫不费力地征服了埃及。然而，更具有启示意义的是，把拿破仑赶出埃及的不是奥斯曼帝国，也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埃及臣民，而是英国海军。从此，衰败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较少地依赖他们自己的努力，较多地依赖于欧洲强国之间的嫉妒和竞争。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熬过19世纪，不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努力，而是因为英国和法国制约俄国不许奥斯曼帝国被完全吃光。
虽然如此，1914年之前的100年间，奥斯曼帝国的败仗一个接着一个：埃及、叙利亚等地的土耳其人总督企图自治的战争；阿拉伯酋长谋求独立的战争；与波斯的战争；与巴尔干半岛上基督徒的战争；在1806年至1878年间为守护君士坦丁堡与俄国打的四次战争。
1830年，法国获得北非阿尔及利亚的控制权。同时，英国开始在阿拉伯和波斯湾建立军事基地。1853年，俄国由于忍受不住对轻易即可获得的战利品的诱惑，侵袭了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南面的省份。要不是英国和法国在克里米亚半岛战争中出手干涉，阻止俄国的掠夺，奥斯曼帝国早就被彻底赶出欧洲了。
英国害怕俄国不断向南入侵会威胁其在地中海东部的地位，继而丧失对印度的控制，于是在1878年出手保护了奥斯曼帝国。然而，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中，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大量吞噬奥斯曼帝国的外围省份。奥匈帝国占有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实际上是萨拉热窝刺杀的前提。法国抢占了突尼斯和摩洛哥。德国对此强烈反对，甚至曾以发动战争相威胁。然而，英国支持法国。英国自己则掠夺了埃及和塞浦路斯。甚至较弱小的意大利跨过地中海，夺下了的黎波里（Tripoli）和地中海、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与其他欧洲强国不同，德国错过了掠夺奥斯曼帝国财富的大好时机，于是集中精力建立与土耳其人的联系。德国建造了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希望以此作为合作的开始。德皇威廉二世还对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进行了国事访问。
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些自称是“土耳其青年党”的改革者［其领导人是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军官，名叫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夺取了君士坦丁堡政府的控制权，颁布了一部宪法。土耳其人在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几乎被完全赶出巴尔干地区。这次失败，加上承诺的改革不理想的失败，再加上没能制止奥斯曼帝国瓦解的失败，这三个失败严重破坏了统治阶层的声誉，在恩维尔·帕夏领导下的民族极端主义分子成为奥斯曼帝国新的统治阶层。在次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土耳其人重新获得了欧洲大陆上的阿德里安堡。与悲惨绝伦的前辈相比，此时在位的苏丹至少可以称得上是荒谬绝伦（虽然他曾自夸30多年没有看过报纸，但仍被选为苏丹，理由是他比较安全），甚至没有人相信他起作用。1914年1月，恩维尔离开军队，成为战争大臣。他于7月以奥斯曼帝国的名义与德国签署了一份秘密的防卫同盟协议。
有一件事非常令人吃惊，即使遭受了所有这些羞辱的失败，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在1914年7月的时候还是要比将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加在一起的地盘大。阿拉伯还是其属地，不久后，这块土地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产地。一旦爆发战争，当时谁也不知道奥斯曼帝国是否会参战；如果奥斯曼帝国参战，谁也不知道它会加入哪一方。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令人垂涎的潜在结盟对象——非常富裕，但可能比较容易被打败。
第六章 8月1日：跳入黑暗
如果皇帝陛下坚持引军东进……陛下的军队将变成一大群手持枪械的暴民。
——赫尔穆斯·冯·毛奇
为什么德国人没有把握住沙皇尼古拉晚上11点钟提出的和平建议？为什么德国人不能像俄国人那样只进行战争动员而承诺不发动进攻？为什么德国人不能等一等，等着俄国向塞尔维亚施压，等着局势迫使奥匈帝国做出明智判断，等着各方达成某种协议？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德国将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
因为德国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德军根本不能在进行战争动员后再让军队处于等待状态。这个困难只有德国才有。此时，欧洲各强国都进行了战争动员。如果德国无视这种局面，进行无限期的拖延，德国将丧失先击败法国而后再与俄国作战的机会。这样的拖延，不仅使法国受惠，也使俄国受惠，德国拖延的时间越长，法俄两国的受惠程度就越大。可以理解，德国军队的最高领导层称这样的拖延是疯狂的举动。当德皇威廉提出拖延的想法时，总参谋长赫尔穆斯·冯·毛奇愤怒得几乎要骂德皇威廉愚蠢。
自从毛奇成为德军总参谋长，他就在制订一个高度保密的双线作战计划。这个计划被称为“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名字取自计划的原始作者施利芬将军。不过，是毛奇将这个计划变为德军唯一的作战方案。截至1914年，毛奇沉浸于这个计划中已经有10年之久。此间，他不断修补这个计划，整天冥思苦想如何使这个计划成功。无论他曾做过多少次的修改，这个计划永远保留着一个核心论点：速度就是胜利。德国的任何拖延都是致命的。如果俄国在法国被击败前参战，那也将是致命的。
就是这个原因，对德国人来说，沙皇提出的在战争动员期间不采取刺激性举动的承诺简直是一派胡言。按照定义，俄国的全面战争动员意味着俄军正在集合军队，准备攻击德国。一旦德国准备好在西线进攻法国，俄国的战争动员多进行一天，他们就离在东线发动对德国的攻击的日期近一天。以柏林的视角看，俄国的战争动员是最严重的挑衅行为。沙皇和他的副手们并不十分理解俄国战争动员所具有的内在威胁性。俄国希望用战争动员展示出局势的发展趋势，借以迫使同盟国增大谈判的意愿，但实际上局势的发展违背俄国的愿望。就像所有的强国都不愿看上去软弱一样，德国不愿给世人一个印象，德国是因为害怕俄国的威胁才被迫谈判的。
但是，德国战争动员还有更深层的问题。经过毛奇多年的努力，他把施利芬计划中发动对法国闪电式攻击的想法，从一个可选的攻击方式变成战时必须完成的任务。战争动员后，德军的任何拖延，已经不是一个危险问题，而是一种绝对的不可能。毛奇及其幕僚们逐渐地丧失了设想局势的能力，他们看不到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延迟是明智的。他们的计划变成僵硬得只要战争动员就必须借道卢森堡和比利时后入侵法国。如此僵硬的计划，我们今天都难以置信。
8月1日，德国人终于发现自己陷入陷阱之中。由于没有退路，德军最高领导层只能告诉德皇，沙皇尼古拉正在要求德国做一件德国做不到的事，只有俄国才能避免战争，办法就是同意“双重最后通牒”。
就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后第5个星期六的中午，“双重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到了，德国没有收到俄国和法国的答复。在毛奇和法金汉的催促下，在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的勉强同意下，德皇威廉签署了一项声明：由于彼得堡当局继续进行战争动员，德国和俄国处于交战状态。这项声明通过电报传给了德国驻俄国大使弗来德里克·冯·普塔莱斯，并指示他必须在下午6点钟时向俄国方面提交（正文要到下午5点45分才到达，然后经译码后交给俄国外交大臣萨索诺夫）。
下午，德国驻巴黎大使给法国总理维维安尼打电话询问法国对最后通牒的反应，维维安尼冷冰冰地回答道：“法国有自己的利益要考虑。”一小时后，法国政府宣布总动员。法军总参谋长约瑟夫·霞飞警告说：“如果法国延后24小时进行总动员，一旦开战，法国将损失10至20英里（约16至32公里）的领土。”在法国宣布总动员后15分钟，德皇威廉也同意战争动员。
德国的战争动员令在下午5点公布。德皇临时拼凑了一个庄严、正式的签字仪式，签字仪式邀请了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和几位德国资历最高的将军共同见证签字的时刻。他们满眼热泪，相互握手，表达坚定的决心，然后一起等待驻俄国大使普塔莱斯的消息。他们的谈话题目转变为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个题目引发了激烈、混乱的争辩。长着长胡子的海军上将阿尔佛雷德·冯·提尔皮茨（Admiral Alfred von Tirptiz），这位德国公海舰队之父是德英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他认为，此时不必进行战争动员，也不必宣战，应该试一试各种合理的谈判手段。所有人都不同意提尔皮茨的看法，只有德皇威廉的态度模糊不定。不过，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对理由。毛奇和法金汉坚决要求毫不拖延地进行战争动员。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的态度则有突然的转变。此前，他甚至不同意德国进行战争动员，除非能毫无疑问地证实俄国进行了战争动员。此时，他说：“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正式的宣战。”
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贾高闯入屋内，打断众人的争辩。他通知大家驻伦敦大使卡尔·林克瑙斯基送来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由于电报需要解码，所以需要过几分钟才能让大家看到。
提尔皮茨说：“这是推延战争动员的好理由。至少我们应该先知道电报的内容是什么。”
毛奇和法金汉骂道：“垃圾！”两人转身离开屋子走了。他们忙着去视察战争动员的进展情况。
伦敦来的电报不仅重要，而且令人震惊。根据林克瑙斯基的电报描述，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刚给他打来电话，希望讨论一个重大问题。林克瑙斯基在电报里说：“格雷问我能不能向他保证，如果法国在俄国与德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德国将不攻击法国。我告诉他，我能负起保证的责任，格雷将拿我的保证在今天就要召开的英国内阁会议上向英国内阁做出保证。”
听到这个消息，德皇威廉欣喜若狂。贝特曼–霍尔威格也非常高兴。这简直好得难以置信。这是德国外交的一次胜利。现在，德国实际上能不冒风险地制伏俄国，恢复奥匈帝国在欧洲的地位。
毛奇和法金汉立刻被召回皇宫。在把伦敦电报念给他们听后，德皇威廉给毛奇发出新命令：“把军队全都集中到东线去。”
这几个字好像重重地打了毛奇一下。这个毛奇，人称小毛奇，他是德军陆军元帅赫尔穆斯·冯·毛奇（Field Marshal Helmuth von Moltke）的侄子，叔侄同名。1866年，老毛奇带领普鲁士打败奥地利，这一胜利使普鲁士成为众多德意志邦国中的领袖。1870年，老毛奇带领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盟友打败法国。小毛奇在德国军队里地位特殊，就是因为老毛奇的缘故。几乎就是名字的缘故，小毛奇才能成为德军的总参谋长。小毛奇不易激动，总有不安全感，神情阴郁，对未来有一种恐惧感，他相信迅速强大起来的敌人在几年内将会使德国变得绝望。这种恐惧感使他喜欢摆弄预防性战争的概念（俾斯麦曾嘲笑这个概念是“因为害怕死亡而自杀”）。实际上，小毛奇仅仅是说一说这个概念，他从来没有倡导和准备过预防性战争。1914年，他已经是一位67岁的老人，面带沉重的颚骨，一副曾经最引人注目的军人体格现在则堆满了肥肉，刚刚从支气管炎病恢复过来的他显得异常疲倦，身上几乎没有一点儿个人魅力。
不过，没有人怀疑过小毛奇是军事天才。他永远是一个有能力的、尽责的老战士。现在，他根本不敢相信德皇威廉说的话。让德国军队这台巨大的机器停转？把精确得像钟表一样的计划打碎？如何运输？如何给养？如何确定在何处打什么样的仗？转向？向东线进军？停止向西线进军？西线是德国战争动员的全部意义，是德国唯一一块有希望打赢的战场。
小毛奇整理了一下思路，然后开始阐释。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陛下，这是不可能的。部署一支有100万士兵的军队不是一件随意而为的事。它需要整整一年的努力。军队的时间表一旦制定，就不能改变。如果皇帝陛下坚持引军东进，陛下将没有可以发动进攻的部队，陛下的军队将变成一大群手持枪械的暴民。不仅如此，一旦德军转向东线，其背后就是法军已经准备好的62个师，他们正按照早已详细安排好的计划准备攻击德国。英国怎么有可能保证法国不打算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德皇那只枯萎的左手像往常一样紧紧地靠着他的侧身，牛角一般的胡子几乎冲到了眉梢，他以最具伤害性的方式回答小毛奇。
“你的叔叔，”德皇说，“肯定会给我一个不同的答案。”
“我非常痛苦，”小毛奇后来回忆说，“我从来不假装能与伟大的陆军元帅叔叔相比。”他试着解释德军的困难，一旦战争动员计划开始实施，有可能将军队向东线调度，但他承担不起停止实施战争动员的军事后果。贝特曼打断了小毛奇说道：“英国所提出的不平常建议是相当正面的，德国应该予以回应，我不能接受不回应的政治后果。”贝特曼的话使小毛奇很不高兴。最后，有了一个折中方案。法金汉把小毛奇拉入旁边一个房间，平静地论证战争动员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减速的。军队肯定可以在卢森堡边境做短暂停留。小毛奇让步了。不过，这个办法只能管几小时，而不是几天。
德国减缓实施战争动员后，将会遇到许多严重问题，比如，那些向前方开拔的部队和火车拥挤在一起引起的交通阻塞，所有作战时间表都被打乱。幸运的是，柏林在遭遇严重问题之前，就发现伦敦传来的好消息是一个复杂的误解。这也许再次验证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规律：特别好的事情往往不是真的。造成误解的原因至今不完全明了。不过，格雷在提出英国和法国保持中立的建议时，他似乎并不是向德国提出一项正式的建议。他可能只是想让所有的人在这个关键时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于是扔下一个空泛的念头看一看各方的反应。也许，由于他深深地陷入英国政府内部的争斗之中，又必须不分白天黑夜地寻找欧洲大陆危机的解决方案，于是他当时所说的话与所想的事并不一致。不过，他肯定不曾想到过德国人想抓住他的建议，当作一个延后与法国作战而先打败俄国的好机会；相反，他头脑里真正想的，很可能是让德国在西线和东线都处于保守状态，让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先解决争执。
德国驻伦敦大使林克瑙斯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展示出杰出的能力，他对危险的感知异常准确，他具有异常大的勇气说出政府不爱听的意见。也许，他之所以轻信格雷，是因为格雷说出了他最想听到的话。他在1912年还不是驻伦敦大使的时候，就对德皇说：“奥地利政治家对塞尔维亚感到惊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塞尔维亚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在向沿海地区扩张；但是，如果我们冒着即使是微弱的风险去介入他们之间的战争，那么我们也是在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在1914年对事态的感觉更强烈，而且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老天只赐给狂喜的德皇威廉几小时的时间，供他搬弄自己的宏伟大战略。德国外交部指示林克瑙斯基一定要让英国提供对法国中立的正式保证，考虑到英国需要一些时间做出必要安排，所以把截止时间定在星期一下午7点钟，在此之前德国将不发动进攻。一份发自伦敦的电报，终于让所有的幻想坠落破灭。林克瑙斯基在电报里说：“格雷刚开完内阁会议，他告诉我，德国违反了比利时中立约定，这就使得英国政府难以采取中立的态度。”格雷还说，德国不能做出不入侵比利时的承诺，“导致了不友好的影响”。格雷再一次提出即使德国与俄国开战是否能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维持现状但不动武的问题，但没有承诺中立作为给德国的回报。
总之，格雷满嘴空话。但是，他的话清晰表明英国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将同法国站在一起——特别是当德国借道比利时攻击法国的时候。德皇威廉开始大骂英国人都是骗子，借以发泄自己的怒火（他对英国的感情混杂着羡慕、嫉妒、怨恨），他骂了一会儿之后恢复正常，命令小毛奇恢复执行原计划。稍后，他在林克瑙斯基电报的边缘写了一些评注，主要是针对格雷提及的“导致了不友好的影响”这一行字。他写道：“格雷先生是一个虚伪的卑鄙小人，他不敢直接面对自己的自私和错误路线，也不敢公开地面对我们，故意制造假象好像是我们逼迫他去做的。”抛开他幼稚的语言，德皇威廉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德国驻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在下午7点钟左右被带进外交大臣萨索诺夫的办公室。他俩是好朋友，不过，7月的几次见面双方情绪都比较暴烈。普塔莱斯在俄国已经住了7年，对俄国很有好感。像各国首都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一样，他已经几天没有睡觉了。他年纪大了，危机来之前正计划退休，到星期六的时候他几乎都要崩溃了。他用极为平静的口吻询问萨索诺夫俄国是否能同意德国的最后通牒。
萨索诺夫刚与英国大使开完会，他极力说服英国大使相信俄国的战争动员并不意味着战争。从会议中出来，他显得有些过度紧张，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他这个人在许多场合都曾表现出反复无常的个性。针对普塔莱斯的问题，他只是按照沙皇回答德皇的话重复道：“尽管俄国已经无法停止战争动员，但俄国希望继续谈判。俄国认为避免战争还是有希望的。”
普塔莱斯从口袋中拿出德国的最后通牒，大声读了一遍，读完后他又补充说不同意德国最后通牒的后果极其严重。
萨索诺夫又重复了一遍他刚才的回答。
普塔莱斯也再说了一遍：“不同意德国最后通牒的后果极其严重。”
“我还是那个回答。”萨索诺夫说道。
普塔莱斯从口袋中拿出更多的文件。“如果是这样，先生，我的政府指示我向你提出这份照会。”他手中有两份东西，都是宣战书。不过，第一份用于俄国不回答德国的最后通牒；第二份用于俄国给予否定回答。也许是悲痛的力量，或许是他搞混淆了，他把两份照会一起交给了萨索诺夫。然后，他哭了。
萨索诺夫后来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记录的。普塔莱斯的回忆稍有不同，他记得是萨索诺夫的眼睛先湿润了。无论实际的次序如何，这两个男人都哭了。他们拥抱在一起。然后，相互推开对方。接着，开始相互指责。
“你们是在犯罪，”萨索诺夫说，“所有国家都会诅咒你们。”
“我们不过是为名誉而战。”
“你们根本没有名誉。”
最后，他们分手离开。萨索诺夫帮助精神好像有些错乱的普塔莱斯走向门口。
第七章 铁骰子转起来
如果那铁骰子转起来，我们只能求上帝保佑。
——德国首相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
所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官，都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当然也有可能蒙受永恒的羞耻。
赫尔穆斯·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就是最好的例子。大战刚开始时，他已经67岁了，身体状况不佳，担任德军首领已经快到第9个年头了。做总参谋长时间这么长，说明他不仅负责打赢战争，还必须负责策划战争——战争的计划复杂得难以想象，其中包括1.1万列火车的运行时刻表。这些困难都必须由他肩扛。毛奇打仗没有一点儿拿破仑那样的热情。他在整个七月危机中，总是告诫别人要克制。俄国开始战争动员后，他转变了态度，变成了一个坚决拥护军事行动的人，但是，他的动机并不是渴望征服，也不是期待胜利，驱动他的实际上是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德国政界和军界的高层中相当普遍。受这种恐惧折磨的人认为，德国正在被迅速强大的敌人包围起来，如果德国等到几年后再与敌人对决，德国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甚至能不能生存都是一个问题。毛奇并不认为德国的胜利会又迅捷又容易，他曾说：“未来的战争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争斗，参战国绝不会在其国民体力和意志崩溃前投降，即使德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战争也会将德国人民推至筋疲力尽的边缘。”
毛奇的这种预见性，是与他的悲观本性相一致的。他以善于描绘暗淡前景而闻名，就连德皇也曾嘲弄过他。他的悲观主义甚至延伸至贬低自己的能力上。1905年，在听说自己有可能超过一些更有能力和经验的同行而被提升为总参谋长之后，他对当时的首相说：“我这个人太喜欢沉思，过于小心谨慎。你也可以说，我这个人因太尽责而不适合总参谋长这个职位。”他认为自己没有做伟大指挥员所需要的“敢于冒一切风险”的气量。他对自己的总结没有错：他不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他更像是一个崇拜美学的知识分子，他比一般的普鲁士将军更文明。“艺术是我生命中唯一的需要。”他曾如此坦诚地说。他能这么说，说明他的价值观已经远离普鲁士容克贵族崇尚武力的传统。然而，他对未来的预见是正确的。他对前途的暗淡预见不仅是他性情的反映，也是他敏锐洞察力的体现。他能深刻地领会20世纪战争的严酷现实。
然而，对前途异常悲观的毛奇却固执地将自己和整个国家捆绑到以闪电战方式战胜法国的战略上。他为什么如此前后不一致，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个战略的渊源是极度秘密的施利芬计划，其始作俑者为陆军大元帅阿尔佛雷德·冯·施利芬伯爵（Field Marshal Count Alfred von Schlieffen），他是毛奇的前任总参谋长。施利芬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法国、俄国建立起的协约关系。一旦德国爆发与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德国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施利芬在1905年自己退休前完成了这份计划。这份计划有一些简单的基本假设：即使奥匈帝国与德国并肩战斗，德国也无法赢得一场与法、俄的长期战争；俄国无法迅速完成战争动员；由于俄国的巨大潜力，入侵俄国谋求速胜将陷入与拿破仑1812年夺取莫斯科之后的类似失望之中。这些假设能导致一个结论：德国必须先在俄国能发动攻击前就压垮法国，然而再移师向东，压垮俄国。
毛奇担任德军总参谋长后，采用了施利芬计划，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进行了大量修改。经毛奇修改过的施利芬计划最终失败了，因为没有能按照施利芬的规定在40天内使巴黎落入德国人之手。因此，历史书把毛奇说成是傻子或懦夫。施利芬的历史地位则完全不同，他被称为伟大的战略家，一位打开光荣之门钥匙的创造者，是无能的毛奇浪费了那把光荣的钥匙。这种说法非常不公平，毛奇的历史地位值得商榷。既然毛奇继承了施利芬计划，他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改，不允许修改施利芬计划是荒谬的，不能修改的军事计划就变成了宗教信条。施利芬计划移交给毛奇时，俄国已经持续衰弱了好几代人。俄国被日本击败，国内兴起了革命，这些都动摇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施利芬假定俄国不能很快地有效组织起一支能战斗的军队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1914年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俄国已经连续5年将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陆军和海军建设。俄国从1913年开始执行一个被称为“总体规划”的计划，规定沙皇军队每年增加58.5万人，服役期3年。截至1914年，有140万穿军装的军人，还有几百万的后备役人员，随时能参加战争动员，总兵力足够组建150个师。俄国的工业化也进步很快，法国的资本彻底改变了俄国的铁路系统，直接威胁德国。法国的实力也有较大的提高，民族自信也同时高涨。如果毛奇不考虑俄国有可能在德国攻占巴黎前就能攻占柏林，那毛奇才是一个傻瓜。
毛奇的同名叔叔，就是那个在半个世纪前带领德国战胜奥地利和法国的总设计师，他的看法与施利芬的也不相同。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认识到，如果德国被迫在东线和西线同时作战，德国就应该在西线采取防卫战略，在东线进行有限度的进攻，只求将俄国赶出波兰，让敌人把兵力消耗在撞击德国的铜墙铁壁上。他相信这样的战争不会有完全的胜利，而是依赖迫使精疲力竭的敌人坐下来谈判而了结战争。德国应该力求实现这样的战争。早在1879年，他就说：“我们在西线要注意利用莱茵河和堡垒带来的优势进行防卫。在东线，我们应该利用所有必要的武装力量发动宏大的攻击。”在施利芬掌权之前，德国一直坚守着老毛奇制定的这个军事信条。施利芬是个生活俭朴的人，喜欢孤独，除了军事历史和军事战略外几乎没有其他兴趣。他上台后逐渐放弃了老毛奇的想法。
然而，新战略的可行性并非不证自明的真理，施利芬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退休后曾写下大量解释性文字，继续与德军参谋部的将军们交流。在这些文字中，他说明自己的计划不一定成功。施利芬把赌注放在过于沉重的右翼上，右翼占用了与法国交战兵力的近90%。这样集中的兵力要像拳头一样打穿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三个中立国家，然后才能打击到法国。军队的运动很像沿着顺时针方向滚动一个大轮子，先是向西部滚动，接着向南部滚动，然后进入法国，这个滚动的大轮子要压垮沿路上的一切阻碍，巴黎将先被包围，然后被占领。此后，这个大轮子将转回东部，从背后消灭残留的法国军队。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大胆得让人感到窒息，但也充满了困难，包括许多非军事困难。从最狭义的军事观点看，入侵三个中立国家是明智的：德国这样可以绕道欧洲北部沿海地区的平原，避免正面攻击法国在跨度大、丘陵多的边境线上建立起的坚固堡垒。然而，从总体战略和国际政策角度看，这个方案极度危险。因为这个方案根本没有考虑入侵中立国将导致英国参战的可能性。即使施利芬考虑到英国干涉的可能性，他肯定认为其危险性是可接受的。英国军队的规模在施利芬任总参谋长时期非常小（俾斯麦曾说过一则笑话：如果英国军队入侵德国，我们就逮捕他们）。如果德国可以按施利芬的计划完成战争，英国这个因素几乎不必加以考虑。
法军总参谋部也非常留意比利时，因为比利时是通向敌人心脏的一条通道。但是，法军总参谋部缺少自主权；相反，施利芬和小毛奇却有，他俩制订计划时不必要向他人请示。法国在历史上经历过两个波拿巴帝国，受了不少罪，于是共和制下的法国对军人保持着警惕，不愿把制定战略的权力交给军人。在大战前夜的1913年，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曾研究过借道比利时攻击德国的计划，但不得不把这个计划向法国政府通报。此时，法国和英国正在联手制订共同的行动计划，法国急于将英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于是，巴黎政府询问英国是否同意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想法，英国严厉地制止了法国。英国总参谋部里的一些对法国友好的参谋说，任何这类举动都将破坏英国将来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所以，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停止在这个方面的所有计划及工作。
德国实际上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修正。自从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在1890年辞退首相俾斯麦后，在续任首相之中没有人敢质疑德军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更不用说挑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在自我辩护词中写道：“如果文官试图阻碍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制订的作战计划，而且该计划被描绘成绝对有必要，那么文官将必须承担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这个作战计划后来失败，文官的谨慎将会被认为是失败的原因。”由于贝特曼政府的胆小怕事，即使他们发现军方的计划导致可怕的政治风险，他们也没敢去干预军方。没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俾斯麦制造的政府机器有缺陷，俾斯麦走后，德国政府就没有了俾斯麦的强大手腕和杰出智慧去制衡权力，于是德国政府变得无力应付20世纪局势的危险性和复杂性。
异常孤独的施利芬有一个假说，德国的敌人不仅企图打败德国，而且企图毁灭德国，因此德国必须采取极端手段，只有处于极度痛苦的人才能构想出施利芬那些极端手段。夺取荷兰和比利时的铁路和公路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只有夺取这些目标，才能拯救德国；不夺取这些目标，将增加德国的危险。施利芬写道：“如果我们让中立的圣洁蒙蔽了双眼，在贝尔福至蒙梅迪（Belfort–Montmedy）一线发动攻击（对面是法国的堡垒阵地），顷刻间，信奉现实主义原则的敌人就会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从比利时、卢森堡的南部穿过，从我们的右翼包抄过来，最终包围我们。”当然，这个“不道德”的敌人就是法国。施利芬的主导原则是：如果德国拒绝从邻近的中立国获取好处，法国将高兴地抓住机会从邻近的中立国获取好处。
入侵比利时、荷兰的代价，施利芬有些考虑，但担忧不多；他的大部分考虑放在如何让入侵计划更加切实可行上。德军右翼的外缘在扫向巴黎的过程中，将在40天内跨越200英里（约320公里）的敌人领土，必须打败沿途遇见的所有敌人。步兵只能用脚走完这段路途，每个士兵背负70多磅（32多千克）的装备，可以想象士兵每前进一步都会感受到多一份的沉重。如果马拉的大炮跟不上前进的步伐，如果数十万大军所需的大量粮食、饲料、补给跟不上前进的步伐，如果大军前进过程中的秩序无法维持，整个战役就会陷入混乱，在敌人的炮火下崩溃。
施利芬估计他的计划需要90个师的兵力来执行（德国在1905年时有60个师）。他推断出一个结论，即使德军右翼确实想办法抵达巴黎，由于沿路过于艰辛，德军的实力将耗尽，机动性也会大减，难以再挥师向东打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役，而最后这一场东线大战役才是整个计划的最终目的所在。他在酝酿作战计划时曾写道：“在德国人抵达索姆河（Somme）或瓦兹河（Oise）之前，他们将像前辈征服者一样发现自己由于缺少兵力而难以完成大业。”他退休后依然不停地用类似的问题折磨自己。据说，1913年1月，奄奄一息的施利芬，在死前有过一次极为短暂的清醒，他挣扎着说道：“那肯定是一场搏斗。必须保持右翼强大！”
年轻的毛奇，有与施利芬相似的一面，带着一股书生气，喜欢自省；也有不同于施利芬的一面，除军事外，还有许多其他领域的兴趣（他是一个有成就的大提琴演奏家，跟随妻子练习神秘的宗教仪式，把歌德有关机动性的著作介绍给普鲁士人而受到好评）。他不仅继承了施利芬计划，而且复制了施利芬的妄想。1911年，他决定不入侵荷兰，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明智。一方面，德国为了进攻法国，根本没时间去打败荷兰。另一方面，德军无力在向巴黎进发的过程中，同时抵御来自北面的攻击，并且保持不败。另外，毛奇又说，德国需要中立的荷兰作为自己的“气管”，源源不断地获取给养。他这样说，说明他开始怀疑整个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一个只需要6周就结束的战役，根本不需要准备什么气管。
在毛奇对施利芬的原计划所做的修改中，有一处改动最令人费解，他使施利芬的右翼变得非常拥挤——有50多万士兵及其武器装备拥挤在一个从荷兰南部至阿登森林之间的12英里（约19公里）宽的通道中。这将导致道路和铁路的短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成千上万的部队和给养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运输很长的距离。所以，德国军队不能迂回进攻，只能一直向前攻击并摧毁比利时在列日建造的坚固堡垒群。因此，德国的战争动员要求立刻攻入比利时：如果比利时有时间组织在列日的防务，毛奇的战略将彻底失败。毛奇曾说：“没有列日在手，不可能执行施利芬计划。必须马上占领列日的堡垒群……占领列日是我们前进的必要条件。”
毛奇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认识，德国不应该将兵力过度集中在右翼发动进攻。他在策划施利芬计划的几年中，把右翼与左翼的兵力对比由原施利芬计划中的7倍，调整为3倍。在1914年版的计划中，毛奇将55个师的兵力放在梅茨（Metz）的北面，梅茨这座城市周围修建了大量的防御堡垒，地理位置处于巴黎的正东面。毛奇还将23个师的兵力放在较南面的地区进行防守。当年施利芬因为手中的兵力较少，所以安排59个师在北面，只留9个师给其左翼。毛奇的这个改变，曾引发许多争议，但毛奇这样做是明智的。与俄国的情况类似，法国在1910年后已经强大得令人敬畏，远远不是施利芬时代的那个懦弱的法国。法国变强大了，军队训练改善了，装备改善了，换了较好的领导，总之更加专业。法国已经有能力发动攻击。毛奇和他的幕僚判断，法国的攻击力量将放置在比利时南部，也就是德军较弱的左翼。如果法国攻入德国，他们将能转向北部，截断德军右翼与大本营的联系，从而实现法国的速胜。
总体上看，毛奇因缺少自己热衷的方案，或者说缺少能使自己更有信心的其他方案，而接受了施利芬的方案。没有证据表明毛奇曾打算放弃施利芬的方案。例如，他从来没有全面地权衡过他叔叔老毛奇的方案。按照老毛奇的方案，德军应该在西线处于守势（至少守一段时间），让想打仗的法国先发动进攻，这个方案实际上能为德国带来巨大的战略优势。1913年，毛奇决定放弃他的助手制定的备用方案。按照这个备用方案，德军将攻击力量放在俄国方面。所以，毛奇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除了施利芬计划外，手中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毛奇之所以如此自断退路，也许是因为毛奇无力看清欧洲复杂多变的局势（比如，一个较肯定的后果是：如果是法国先发制人，英国将不会参战；但只要德国先发制人，英国一定会参战）。也许存在另一个比较可能的原因，他被一种在1914年前开始在欧洲战争策划人员之中流行的狂热思潮感染了，法国受这种狂热思潮感染的程度最严重，德国和其他国家稍轻一些。这种狂热思潮就是所谓的“攻势邪教”——相信赢得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发动对敌人的进攻，而且是不计后果的进攻。这个军事教条来自参与过普法战争的人的亲身经验总结，许多在1914年时资格最老的将军在普法战争中都是刚入伍的战士。在普法战争中，拿破仑三世将战争的控制权拱手交给普鲁士，战争结果对法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也许，毛奇的战略思维中融入了“攻势邪教”的军事教条。还有另一个同样有可能的原因，谁也没有想出比毛奇修改后的施利芬计划还要好的方案。即使是毛奇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同意这个观点。
在战争爆发后的30天内，德国军队从和平时期的76.1万人飙升到200多万人。这一大群人，被组织成87个步兵师，每个师大约有1.8万人，外加11个骑兵师。这些师又被编制成8个野战集团军（Field Army），每个野战集团军由一个全职将军统领。其中的7个被部署在德国西边的边境线上，最后那个被派往遥远的东普鲁士，责任是阻挡俄国抛掷过来的任何东西。东普鲁士的南方是奥匈帝国，这两块地区被俄国占据的波兰分割开来，奥匈帝国动员了130万兵力，总共有47个步兵师，外加11个骑兵师，统帅是康拉德。再南边一些是塞尔维亚，有25.5万人，分成12个半师，这些塞尔维亚军队作风强硬，很有作战经验，能疯狂般地投入战斗。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对立的是俄国，其军力达到350万人，分成114个步兵师、36个骑兵师。考虑到俄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俄国军队有继续增大的潜力。这就是所谓的“俄国压路机”，其规模令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策划人员不寒而栗。在西边，法国在战争动员30天后有180万人入伍，分成97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
即使没有英国和比利时的介入，德国和奥地利在东线也处于明显的劣势。在西线，德国与法国的兵力基本相当。在德军攻占巴黎的道路上，等待他们的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与之对抗的军事集团，德国与法国不仅军队规模相当，而且战斗力也相当——此时的法军是一支现代化的大军队，指挥这支军队的是一群正在秘密谋划着速战速胜的法国将军。
背景：1914年的巴黎
大战爆发震撼了世界，巴黎所受到的震撼要远远大于柏林、布达佩斯、彼得堡、维也纳所受到的震撼。七月危机都快结束了，法国人仍然很少关注大战的进展。法国人和法国报纸都在关注一个女人，她叫汉瑞雅荻·卡约（Henriette Caillaux）。
这女人与大战并非完全无关。在众多有关1914年的假设分析中，有一种能引发人们好奇心的可能性，虽说遥远不确定，但其真实性毋庸置疑，这个可能性就是：如果卡约夫人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前101天没有开6枪，大战也许能避免。
卡约夫人是法国前任总理约瑟夫·卡约（Joseph Caillaux）的妻子，实际上是第二任妻子，而卡约则是她的第二任丈夫，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约瑟夫·卡约在1914年初正在努力再次竞选法国总理。他与社会主义分子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建立了一种若隐若现的关系。让·饶勒斯才华横溢，有一股超凡的魅力，他俩联手有希望取代法国当政者，这些当政者一年前颁布了一项旨在改善法国应战能力的措施，但这项措施在法国引发轩然大波。法国总统普恩加来和一些军队的领导人要求，每一个应征入伍的军人必须服役3年，而不是从前的2年（法国那时要求80%的适龄男子入伍，而这个数字在德国是56%）。1911年，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控制权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最终双方摊牌，这次摊牌引发了法国人高昂的爱国热情，修改服役期限的措施就是对国民情绪的反应，普恩加来两年后也以压倒性的优势在选举中获胜成为法国总统（面对摊牌，德国后来退让了，其原因主要是英国站在法国一边，然而，这个事件反映出法国在国际事务中从此不再懦弱）。这项措施的支持者认为，除非法国维护其军事大国的地位，否则俄国将不愿与法国结盟，于是法国只能单独与德国对抗。饶勒斯则坚持不懈地呼吁：欧洲的军备竞赛是一种疯狂；一场全面战争将毁灭包括获胜者在内的所有人；欧洲唯一的共和国法国与极其古老、过时的沙皇俄国结盟极其荒谬；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是没有可能达成一种相互理解。虽然卡约本人并没有公开申明要废止兵役延长措施，但一些保守分子认为他一旦有机会肯定那样做。所以，这些保守分子尽全力把卡约变成法国作家兼政治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es）曾说的“法国最恨的人”。
一场法国全国性的选举将在初夏举行。这次选举将选出新一届的众议院，而众议院决定下一届总理（法国总理与英国首相对等，但几乎每年都换人，主要原因是法国政治派别纵横捭阖，导致政府更迭。法国总统则不同，有6年的固定在位期，与英国的君主地位相当）。因而，这次选举变成3年服役期的问题的全民公决，其结果将影响法国在欧洲强权政治平衡中的地位。
约瑟夫·卡约是总统普恩加来阵营的主要对手，说他是个极有吸引力的人，他不够格，但他确实很有趣。他接受过会计培训，曾是财务审计员。他做审计时小心翼翼的程度只有献身于会计事业的人才能达到。父亲把他引入政界后，他依靠自己的刻苦工作和丰富的预算、税收、财政知识（法国众议院里没有这样的人才），竟爬入法国内阁之中。最初，他任财政部长，由于他有过人的财政管理技能，他连续担任该职位多年。逐渐地，他的傲慢发展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家财万贯，处事公正，做事无懈可击，这些特点帮助他躲过别人无数次咆哮般的指责。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维持着上流中产阶级特有的僵硬和滑稽。到1914年的时候，卡约已经变成法国政治派别中的极“左”分子，这在当时的法国政治家中是非常罕见的。更加荒谬的是，这个上流中产阶级中的极“左”分子，竟还能成为法国政府最高领导者的竞争者。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在财政方面的专长，再加上他长时间不断的努力。他曾对法国的税收系统进行了一番研究，他发现法国距离一个现代国家有明显不足，这使他很生气。他建议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这个想法让保守派极度厌恶他，法国的保守派显然不愿失去各种免税的特权。但是，卡约因此而赢得许多被称为激进派的新朋友（他们实际并不十分激进，而是中偏左），这使得他有条件成为总理。
卡约在任期中遭遇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他非常坚决、有效地与德国人谈判。他以最低的价格为法国要到了摩洛哥做殖民地，同时保证德国不付诸武力。当然，他的政敌指责他向德国压力屈服。在他的任期内，约瑟夫·霞飞将军成为法军的总参谋长，这意味着法国在大战爆发前一年有了一位强调提升军事训练、改善武器装备、按能力和表现提拔军人的指挥官。即使他怀疑延长服役期，但是他从来没有挑战法国应该在军事上强大的理念。他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使法国更强大。让成千上万的军人在军营里多待一年，导致法国要在军营和其他辅助设施上花费更多的钱，而且也不能为法国增加可动员的士兵数量。卡约要求将钱投资在大炮上（法国确实缺少大炮），还要将钱投入发明飞机。
约瑟夫·卡约还有一个非常荒唐的地方。他是个胆大包天的色鬼，而他的这个特点却被掩盖在他无与伦比的时髦外表之下，隐藏于冰冷、古怪的公众角色之中。他人到中年才结婚。他娶了一个年龄比他大的离婚女人，他俩做情人已经多年。不久，他又与另一个已婚女人有了恋情，这个女人就是汉瑞雅荻·克拉勒蒂。他俩的关系并不轻率。克服了一些困难之后，他俩分别离婚后又结婚。
法国1914年的选举中涌动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对卡约税收建议的仇恨；保守派坚信国家的前途维系于延长服役时间；与俄国结盟产生诸多问题；卡约竟接受饶勒斯和社会主义分子的支持。作家莫里斯·巴雷斯写道：“卡约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能使饶勒斯的和平主义梦想从天空降落到大地上，他也能使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和全民兄弟会的理论变成现实。”
选举相当有生气。卡约的胜利渐渐隐现，他的对手们开始放弃法国政治中最后一点点克制的传统。保守派的报纸无情地攻击他。卡约轻蔑地不予理睬，这很符合他的个性；他对任何新的指责都沉着自若地表明无辜，然后不再加以答复。他正驶向胜利，一旦获胜，他将重新评估国家政策，普恩加来也将辞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私生活被搬上政治舞台，一切由此而改变。
卡约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个因被抛弃而有复仇心的女人，她向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的编辑加斯顿·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提供了卡约在1901年给她的信件，她那时是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卡约和她维持着情人关系。卡尔梅特一直在恶毒地攻击卡约，现在有卡约的情书，便立刻向他的读者承诺公开其中的一封作为“幕间幽默短剧”。这封信其实不包含任何性方面的丑闻；卡约在这封信中夸口自己要在表面上假装为个人所得税抗争，而在暗中用尽办法不让它被议会通过。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卡约是否在搞两面派（当然，他也许就是为了打动情妇），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卡约在信中签名时写下“你的小约瑟夫”。这种签字，写给一个已婚女人很不合适，但是即使以当时的标准看也不能算是令人不可容忍的结尾。
然而，卡约的第二任妻子很不高兴。尽管她自己也经历过风流韵事、离婚、再婚，汉瑞雅荻还是非常担心自己的名声和社会地位。她痛恨政治，痛恨政治家滥用权力曝光自己的丈夫。后来，她在公开场合发现人们嘲笑她，原因是她的丈夫就是那个要征收个人所得税、背叛自己阶级的那个人。她告诉丈夫周围发生的事，抱怨自己吃不好、睡不好，可是丈夫卡约却不以为意。
公开卡约的私人信件之所以吓坏了汉瑞雅荻，是因为她害怕她与卡约的爱情信件也有可能被报纸曝光，那时她还是别人的妻子。有传闻说，她的一些信件也被交给了费加罗报。
3月16日下午，汉瑞雅荻穿上优雅的服装，让自己的司机拉她到巴黎的枪械商店，买下一把小勃朗宁手枪。卖枪人带她到地下室，教会了她如何开枪。出了枪械商店，她把枪藏在身上，然后直奔费加罗报社。她的到来引发一阵惊恐，她要求见编辑卡尔梅特。不巧，卡尔梅特外出，她需要等上几小时他才能回来。后来，卡尔梅特终于出现在报社办公楼的后门，有人告诉他有拜访者，并劝阻他不要见客。卡尔梅特以骑士的风度回答说：“绝不拒绝女士。”汉瑞雅荻走进他的办公室，便问他是否知道她为什么要来见他。他说不知道。他给了她一把椅子坐。这时，她掏出手枪，扣动扳机，一连射出6发子弹。卡尔梅特身中4发而死。后来，汉瑞雅荻在法庭做证时说，她当时只想吓唬一下他，她在开枪前就闭上了眼睛，并且是朝着地板开枪。实际上，卡尔梅特看到枪时就瘫倒在地，他将自己置于她的手枪子弹射击线上。卡尔梅特是不幸的，但他的不幸使汉瑞雅荻变得更不幸。费加罗报的工作人员跑进办公室，汉瑞雅荻立刻缴械投降，但她傲慢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别碰我！”她严厉地说，“我是夫人。”后来，警察要带她去监狱，她拒绝进警车。她说她有一辆合乎她身份的车，她要坐那辆车。警察同意了。
这个故事里有谋杀，有性欲，甚至有挑逗人的大胆猜想，汉瑞雅荻的谋杀动机是什么，还有什么其他性丑闻没有被揭露？难怪它成为法国几年以来最吸引人的故事。在1914年的春夏，巴黎的报纸被这个故事垄断。最终，这个故事迫使卡约退出政坛：他宣布从内阁辞职，并且永不再参与政治。
虽然有这个丑闻的帮助，但总统普恩加来和保守派仍然遭遇大选的灾难。卡约的激进派和社会主义分子获得大胜利。按照法国政界的规矩，卡约本应出任法国总理，但由于卡约如今出了事，法国总理一职只好另选他人。卡约退出竞选，就没有人能威胁普恩加来的统治。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普恩加来采取了不可思议的手段，他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利阻止有可能反对延长服役期的候选人接替卡约留下的空缺，从而致使法国在这两周内处于无政府状态。最后，普恩加来勉强同意任命雷内·维维安尼为总理。维维安尼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分子，一个正在上升之中的政治新星，他曾反对延长服役期，但后来承诺不再反对。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他表现出感情脆弱的一面（后来他疯了，无法继续工作）。在如何处理七月危机这个问题上，他甘愿服从总统普恩加来的指导。
汉瑞雅荻的法庭审讯从7月初开始，这是一次最典型的媒体杂耍，发疯似的媒体和公众竟将遥远的巴尔干发生的危机看作沉闷的、没有意义的事件，不断地利用汉瑞雅荻的故事制造出更新的感情骚动（一名法官要求与另一名法官决斗）。此后，普恩加来带着维维安尼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普恩加来在漫长的海洋旅行中对新总理加以指导，帮助维维安尼理解军事准备和同俄国结盟的重要性。
即使没有汉瑞雅荻的案子，也没有远航俄国的出访，法国人在七月危机中的被动态度也肯定对普恩加来有利。这位法国总统是法国政治数十年以来真正的高手。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律师，而且是法国最年轻的律师。他在26岁的时候成为法国众议院里最年轻的议员，40岁时成为总理。1913年，他52岁，被选举为总统，是法国历史上截至当时最年轻的总统。1914年，霞飞将军说了一席让普恩加来日后难以忘怀的话：“法国现在已经强大得能打败德国了，但条件有几个，塞尔维亚要能拖住奥匈帝国的大部分军队，俄国要与德国对垒，英国要站在法国一边。为了获得英国的支持，法国必须在外交危机中保持与英国一致。法国改变危机进程的唯一方法，就是阻碍俄国进行快速的战争动员。”如果卡约还是总理，他一定会这样做。沙皇在战争动员问题上犹豫不决，这让卡约有成功的希望。
严重的国际危机最终在7月29日星期三突然闯入巴黎。一个具有侠义精神的陪审团判定卡约夫人无罪，法国的报纸从精神恍惚中苏醒过来，发现欧洲已经临近战争的边缘。在7月29日那一天，沙皇尼古拉，先是发布命令启动全面战争动员，后又暂时取消动员令。应该感谢诡计多端的法国驻彼得堡大使帕雷奥洛格，他让巴黎几乎不知道彼得堡的情况，也让俄国认为法国没有理由不支持战争动员。星期五前，俄国的全面战争动员已经进行，而巴黎的报纸却只字不提。此时的巴黎报纸则刊登着德国正在进行秘密战争动员的不实报道。霞飞将军要求法国进行战争动员。
卡约出局了，战争正在迫近。此时，在法国具有影响力的人中只有一个人，他坚信战争能被制止，并且如果给他权力，他将全力去制止战争。这个人就是让·饶勒斯，一个有巨大天赋的人，他本有机会在11小时内使形势发生逆转，这个速度以今天的标准看都是极其迅速的。
让·饶勒斯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或者简单地说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形象在1914年夏季显得格外突出。他与卡约一样，非常招惹人恨，不过他被人恨有最高尚的理由：他把一生投入到争取民主与和平的事业中，不仅是在法国，也包括整个欧洲。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这对一个深信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是困难的事，因为法国社会当时根本不给予社会主义者任何政治上的尊敬。任何认识他并有交往史的人，都会把他描绘成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一个有才气但又不自私的人；他很不在乎自己的外表，蓄着胡须，脾气暴躁；他不十分在乎自己的成功或失败，但热情地追求自己要构建一个更好、更理智的愿景。
他出生在乡下，家庭地位卑微，后来受人帮助来到巴黎求学，在最好的学校中成绩优秀。他曾从事学术工作，后来才投身政治，在此期间获得博士学位。他认为工业社会不公平，所以参加了社会党，很快变成党的主要领导。他是一个实际的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并不教条。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他视这些主义浪费本可以用来实现更好目标的珍贵资源。但是，他不反对民族主义，在他的设想中，欧洲应该是由一些自治的民主国家组成，大家共同谋求富裕，即使是穷人和弱者也能分享社会的富裕。他认为，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毫无意义。他要求限制资本家、银行家、地主、教堂的权利，保护家庭小企业、家庭农场。他反对教会或教士参与政治事务，不过他也反对他的同志要求禁止大学讲授天主教的建议。总之，他反对大国之间的秘密同盟，即使是法国也不能例外。他预见全面战争是一场灾难，他写得极其清楚，凡是读过他文字的人或听过他说话的人都感到震惊。人们认为他是当时最伟大的演说家。由于他一贯的诚实表现和平等态度，法国各“左派”派系都拥护他的领导，在法国国内政治舞台上使社会党成为一个重要力量。7月末的法国分为两大阵营：一大阵营认为饶勒斯是一个危险人物，另一大阵营愿意服从他的领导。面对歇斯底里的人群，他总是呼吁人们克制，要求人们深思熟虑。他希望人们能泰然地找到远离战争的途径。“危险是巨大的，只要我们保持清晰的思路和强大的愿望，危险是可以被克服的，”他在7月31日星期五自己最后一次专栏文章中写道，“我们不仅要有英雄主义的行动，还要有英雄主义的耐性。”
与此同时，法国保守派却语调平静。“我们不愿煽动任何政治谋杀，”《法国行动报》在7月23日写下这句后来成为饶勒斯敌人的典型腔调的话，“让饶勒斯先生心绪不宁得发抖。饶勒斯先生很可能将遭受卡约夫人的命运，这是因为他的话有可能刺激起某些狂热者想试着改变难以改变的秩序中的某些可改变的东西。”另一份报纸对读者说：“在战争前夜，当一个将军派遣一个下士带着一小队士兵把饶勒斯推到靠墙站着，并让士兵向饶勒斯脑袋里灌输一些他需要的铅弹，你说那些士兵敢不执行军人的基本职责吗？”
让·饶勒斯于7月31日晚从布鲁塞尔回到巴黎。他去布鲁塞尔是为了跟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开一个紧急会议，来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他在会上做了讲演。刚回到巴黎，他就带着几个助手来到法国外交部，他们与外交部副部长亚伯·法瑞（Abel Ferry）开了一个会，他们希望法国政府能采取措施阻止俄国战争动员。此时，法国政府不仅知道俄国已经进行战争动员，还通过驻德国大使知道柏林警告如果俄国不逆转战争动员进程则德国也要进行战争动员。总理维维安尼在与总统普恩加来商讨后，承诺在星期六的下午1点钟给德国一个回复。法瑞对饶勒斯说：“太晚了，该做的都做了，没有什么值得要做了。”
饶勒斯生气地说：“我们将继续反对战争，直到最后。”
“不必了，”法瑞回答，“没有什么是你可以继续做的。有人会在这条街道的拐角处刺杀你。”
两小时后，29岁的拉乌尔·维兰（Raoul Villain）在蒙马特街闲逛，他受过良好教育，处于失业状态。他看见一群人走进“新月”（du Croissant）咖啡店。饶勒斯也在这群人之中，并坐在一个靠窗的席位上。维兰在窗外徘徊了一小时，饶勒斯一边吃饭一边与他的报纸编辑交谈，他们正在商量星期六的报纸要登出的内容。维兰被周围人群的歇斯底里激怒了，他正计划一件大事，准备去德国刺杀德皇。突然，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展示爱国精神的机会，这个机会允许他不出国就能为法国出一把力。
咖啡店里，邻桌的一个男人站起来，走向饶勒斯的桌子，此人是饶勒斯一位随从人员的朋友，他想给让饶勒斯看一看自己刚出生女儿的照片。
“让我看看。”饶勒斯说。他微笑着看着照片，问孩子的年龄，说着祝贺的话。就在这个时刻，维兰在窗外开了两枪，子弹射入饶勒斯的后脑。饶勒斯在警察到来前就死了。第二天，法国和德国都进行了战争动员。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如今失去了能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的人，都纷纷转而去支持战争。
第八章 第一滴血
在这个世界上，勇气永远战胜不了炮火。
——夏尔·戴高乐
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的开始了。一队德国骑兵侵入卢森堡，目标是占领卢森堡的铁路系统。就在这一天，德国向比利时提交最后通牒，要求不得阻止德国军队前进。比利时年轻的国王艾伯特（King Albert）拒绝了。艾伯特的军队很小，有7个师大约11.7万人能上战场。为了阻止德国入侵，比利时军队开始炸毁德国和比利时之间的桥梁和铁路。列日（Liege）这个很小的交通枢纽城市，突然变成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城市。列日的防御阵地赫然耸立在默兹河岸的绝壁上，控制着施利芬计划中德军右翼向西进发时必须通过的狭窄通道。德军必须尽快攻占列日的防御阵地，否则德军的前进步伐在出发点就会被阻塞，整个进攻计划也将报废。
列日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是由12个巨型堡垒环绕而形成的特殊城市，它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城市。每个堡垒都有装甲炮塔，配有8或9门大炮，用水泥加固，能抵御世界上最重型的大炮的直接攻击。年迈的杰勒德·莱曼将军（General Gerard Leman）是列日的指挥官，他手下有8000士兵隐蔽在堡垒中，外加一个由2.4万步兵、500名骑兵、72门野战炮组成的机动步兵师。德军根据作战计划组建了一支3万人的特种攻坚部队，这支部队自带野战炮，士兵都接受过特殊培训，他们蹲伏在边境线附近，攻击目标就是列日的堡垒。8月4日，这支部队的前锋从南边进入列日，但发现守军的兵力大大超过预计，于是发动一次夜晚攻击，守军用猛烈的炮火把他们击退。他们立刻组织反击，反击又被击退。德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地位。
国王艾伯特要求莱曼将军死守列日（意味着不许撤退和投降，只能战死）。当德国骑兵出现在列日北面时，莱曼将军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被德军包围。为了防止他的机动部队也被包围，他命令机动部队加入比利时的主力部队。这一举动使比利时四分之一的兵力免遭德军的围歼，但也有代价：此举使莱曼无法有足够的兵力把德军阻止于一定距离之外，处于这个距离之外的德军大炮不能发挥其最大的破坏力。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地位卑微的德国军官登场了，更确切地说是登上了世界大舞台，此人就是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他迅速成为围攻列日的英雄，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德国军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注意他名字中没有“冯”字，这说明他不是德意志容克贵族）。他刚被提升为少将，身材魁梧，长着双下巴，49岁。他当时的职务是临时性的，任务是担任列日攻坚部队和正在边境集结之中的德国第二集团军之间的协调员。让鲁登道夫干这份临时工作是有好理由的：几年前，当他还是毛奇的重要幕僚的时候，他就制订了摧毁列日堡垒的计划（为了使制订的计划较周密准确，他专门去比利时度假，为的就是要亲自勘察列日的堡垒）。德军与法军不同，参谋人员按惯例要被送到战场实地去观察所制订计划的实施，帮助部队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计划，从实战中学习作战计划。但是，鲁登道夫的天性不许他只做观察员。他命令一队骑兵去列日北面露面，诱使莱曼将军错误地把大部分军队调离列日。他发现一个旅的指挥官阵亡，于是立刻开始指挥这个旅的战斗。他命令把榴弹炮的位置前移，这使榴弹炮能直接轰击比利时的防线，并带着队伍夺下一块高地，利用这块高地，德军能清晰地观察到城区和比利时军方的大本营。
鲁登道夫发现列日守军大本营附近没有活动的迹象（莱曼将军转移到一个较偏僻的堡垒中），于是迅速冲向大本营。他用剑柄圆头连续重击大门，高声要求大本营内的守兵投降。尽管大本营内守兵人数不少，但竟顺从了他的要求。于是，德军没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大本营。丢失了大本营的列日堡垒群，虽然各堡垒还完整无缺，但堡垒之间失去了联络和相互支持。完成了这个重要工作后，他立刻返回德国督促将更多、更大型的炮火及时运抵前线。
此时，毛奇的七个西线集团军正在德国的北部偏南边境线的德国一侧或者说是荷兰的南部集结。试着想象一个巨大的钟表，巴黎是钟表的中心。德军的集团军布置在表盘上部偏右的部分，位置大约在1点钟和3点钟之间。最北面的集团军的位置在列日的东北方向，由亚历山大·冯·克卢克（Alexander von Kluck）将军指挥。克卢克为人强硬、好斗、易怒，起家的时候仅是平民，后因其突出贡献获得贵族称号。他此时已经68岁了，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老步兵。与其他德军高官不同，他从来没有在总部干过。他的第一集团军有30多万人，负责德军右翼最外缘，所以，当他按计划向西移动穿越比利时后再向西南包围巴黎的过程中要走最远的距离。最后，他要从背后攻击法国的防线，与位置在大表盘上2点钟和3点钟位置的德军形成对压态势，像虎钳一样压垮法军。
德军集团军都以数字为编号。南面毗邻克卢克的是卡尔·冯·比洛（Karl von Bulow）将军领导的第二集团军（按照施利芬计划，德军的巨轮转向后，他则在克卢克的东面）。比洛是普鲁士高级贵族之一，年纪也有60多岁了。接着是第三集团军、第四集团军……最后一个是第七集团军。在这七个集团军中，前三个组成右翼，虽然没有像施利芬原计划的那么大，但也有令人恐惧的75万人。这次战争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当年惠灵顿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时候只有6万人。
德军的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并排向前开进。他们的左侧由其他德国军队保护。他们的右翼则暴露在外，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克卢克将包抄侧翼同样暴露在外的法军的左翼。克卢克的基本任务就是包围巴黎，一路上不能恋战，要一直赶路。如果因局势发展允许他对法军的左翼发动攻击，就可以尽可能地削弱法军。但是，这类的打击只能是克卢克的次要任务。克卢克的首要目标，就是攻占巴黎。
组成德军左翼的第六和第七集团军，不准备发动进攻，他们的角色是阻止法军可能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攻击，其作战目标不是战胜法军，而是既防止法军突破又不让法军退守巴黎。在德军右翼的三个集团军与左翼的两个集团军中间是第四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官是德皇威廉的大儿子皇储威廉（Crown Prince Wilhelm）。这两个集团军的作用是联络右翼和左翼，使德军在整体上无间隙可供法军利用。它们还是德军右翼运动时形成的巨大转轮的轮轴部分，不需要快速运动。它们是德军完整军事计划中起定位作用的锚，是德军发力时的支点。当克卢克抵达巴黎后，挥师返回，把法国人驱赶入这两个集团军早已布置好的杀人机器中。
法国的霞飞将军，把自己的100多万兵力分成五个集团军，这五个集团军也同德军类似，一线排开，用数字编号，第一集团军在最右边，驻扎在瑞士北面。第二集团军紧邻第一集团军的北面，第三集团军又在第二集团军之北，五个集团军向西北方向延伸，最后一个集团军放在克卢克的出发点和巴黎之间的中点上。霞飞的第一、二、三集团军向东面对阿尔萨斯和洛林，其背后是一条由几个超级据点构成的防线（凡尔登、图尔、埃皮纳勒、贝尔福），这些超级据点由法国人建造，地处瑞士和比利时之间。第四、五集团军没有类似的据点依靠。第五集团军的司令官查尔斯·朗勒扎克（Charles Lanrezac）是霞飞的好朋友、老下级。第五集团军的位置有问题，它是法国防线的终点，就像克卢克是德国防线的终点一样，但左侧就像许多战术家说的那样“悬在空中”。德军可以迂回到其左侧或背后发动攻击。不过，战争刚开始的几天，这种可能性非常低，霞飞认为不值得考虑。
当时，朗勒扎克和霞飞没有什么好办法知道德军的动向。1914年夏天，空中侦察作为军用航空的分支，正处于发展初期。本来骑兵是军队的耳目，但是在战争动员完成之前，骑兵也难以发挥其正常作用。双方的指挥官只能凭借经验推测，做推测所需的信息或来自间谍，或来自俘虏。除了获取情报困难外，还有几个具体因素使情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军队的规模巨大；战场的地理空间非常巨大；前线有数十万军队等待调遣，而指挥部却离前线非常遥远，几乎难以拉近这两者之间的距离。
在战场上，单独行动的集团军如同瞎子一般。一个集团军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所面临的危险其实很大。大规模的步兵运动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东西，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怪物，其身体是一条长长的毛毛虫，行动缓慢笨拙，其头部是一个患有近视眼病的老虎（这个比喻并非完全不合适）。虎头最具摧毁力，能随时摧毁任何拦住去路的敌人。集团军司令官的主要工作，就是要保证用集团军的虎头去撞击敌人。虎牙可以是拿着武装的士兵，可以是举着大刀的士兵，可以是握着随手捡来的能产生破坏性的器具的士兵。虎头可以去攻击敌人，也可以根据局势需要去阻止敌人的进攻。
集团军在前进中将暴露自身弱点，弱点就是虎头后面像长长的毛毛虫一样的身体［在1914年的那个年代，一个军由两个师组成，大约有3万人，行军时其长度能达到15英里（约24公里）］。如果想在战场上取得大胜，就必须躲避敌人的虎头，或错过敌人的虎头，用自己的头部冲击敌人的身体。这就是攻击敌人的“侧翼”，如果虎头的攻击力足够大，敌人的身体就会顷刻间被撕开，敌人的虎头便会脱离身体，成为丧失力量的残部。从敌人背后发动攻击、包围敌人、切断敌人供给线，也能有类似的效果。所以，毛奇和霞飞都将自己的集团军安排在一条没有间断的战线上，各集团军之间相互保护侧翼。然而，如果某一方的战线的端点没有保护措施，战斗随时可能爆发。
霞飞希望采取攻势，他在这点上与毛奇一样。霞飞的总体作战计划于1913年获得批准，他的计划反映了法国政府禁止法军入侵中立国家的要求。该计划假定德国也不会进入比利时和卢森堡，因而他的计划假定双方主要交火地点应该发生在法国和德国的边境线上，换句话说，战场应该是在凡尔登（Verdun）以北与贝尔福（Belfort）以南。霞飞有5个集团军的兵力，足够发动全线的进攻，所以他觉得没有理由担心朗勒扎克的左翼，那个方向应该归卢森堡负责把守。
霞飞此时还没有确定在何时何地发动进攻，甚至还可以不发动进攻，这是个优势。与毛奇不同，霞飞可以选择——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他可以改变作战计划，也可以改变部队部署。在战场上具有这种能力是很重要的，局势发展很快证明了这点：德军进入卢森堡，后来又攻击列日，霞飞命令第四、第五集团军向北转移。他判断德军将从东北方向过来，通过卢森堡的阿登高地森林直指法国城市色当，所以他的左翼应该北上迎敌。
朗勒扎克并不赞同霞飞的判断。当德军猛烈攻击列日的消息传到朗勒扎克耳朵里的时候，他认为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德军正在清除西进的道路。早在7月30日法国宣战前，他就告诉霞飞自己的忧虑，如果德军趁着他的军队驻扎在比利时南部或正向东移动加入法军的攻势的时候借机向西运动，那么他根本无法设想其后果。“如果实际情况是这样，”他警告，“第五集团军将无法防止德军对法军左翼的包围。”对朗勒扎克的这番警告，霞飞未加评论。他很可能认为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周后，德军继续集中兵力攻打列日，朗勒扎克再次提出诉求。“这次可以肯定，”他说，“他们正在策划一个途经比利时更大的包围圈。我请求允许第五集团军向北移动。”朗勒扎克说得没错，但霞飞并没有被说服。霞飞还是顽固地认为，列日发生的战况，只是德军想把他吸引走的假象。他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用右翼发动对阿尔萨斯、洛林的攻击上，夺回这两块被德国抢走的地盘是极大的胜利象征。不过，他还是采取了一个慎重措施，派遣一队骑兵去侦察比利时。这个具有开创性的尝试并没有获得德军活动的证据——这不奇怪，因为德军还没有攻下列日——霞飞感到自己可以放心地去执行原计划。他命令第一集团军在8月7日跨越边境进入阿尔萨斯；这一天，鲁登道夫攻下了列日堡垒的大本营。又一周过去了，德军右翼的行动方向已经毫无疑问，霞飞才在给朗勒扎克警告的回复中说：“我不反对你的建议。”不过，他好像有些隐约的恼怒，又补充了一句，“你说的威胁仅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性，我们还不能肯定它一定会发生。”于是，朗勒扎克开始向北进发。朗勒扎克并不知道此时已经太迟了，他的集团军已经难逃被翼侧包围的结局，他早先的恐惧不幸将成为现实。
就在这个时候，德军已经把两种决定列日命运的武器拖入比利时，这是两种魔鬼般的新大炮：一种是从奥地利借来的305毫米斯柯达突击迫击炮，另一种是难以置信的420毫米榴弹炮，设计制造这种炮的厂家是克虏伯钢铁公司。这两种炮从来就没有在战斗中用过。那种较重型榴弹炮足有75吨重，必须分拆成五个部分用铁轨才能运输，放置在混凝土基础上才能开始工作。它每小时能发射10发2200磅（约1吨）炮弹，每发炮弹有加固的弹头，而且具有延时保险丝使得炮弹能穿透目标后再爆炸。它的射程有9英里（约15公里），弹道飞行轨迹非常高，炮弹几乎是垂直落下。操纵这种大炮需要用电力，因而必须让操作大炮的200名戴着头部保护材料的炮兵，在引爆之前跑到300码（约275米）远开外。如果把这种炮对准目标将其发射炮弹的仰角和方向锁定后，此后每一轮发射都会击中目标，它就能恶魔般地摧毁目标，能炸碎列日最坚固的堡垒，并将堡垒内部的人化为蒸气。这种武器最适合恐怖战争的开场戏。
这些巨型大炮在8月10日运抵列日。不过，还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安装到位。此时，霞飞在南面已经夺下几座城池，德军发动反击。8月11日，霞飞的攻击被迫停止。8月12日，奥地利陆军元帅康拉德派遣46万军队攻入塞尔维亚，发动他渴望已久的惩罚塞尔维亚之战，他的军队很快穿越平原地带进入塞尔维亚东部的山地。
8月13日，列日东南角上的绍德方丹堡垒（Fort Chaudfontaine）在遭受几次粉碎性打击后宣布投降，408名守军只有76人活着从堡垒中走出来。又过了一会儿，另有两个堡垒在遭受类似的打击后，守军宣布投降。8月15日，隆鑫堡垒（Fort Locin），第23发420毫米炮弹炸坏了堡垒外壳，堡垒中弹药库引发了大爆炸，这座堡垒就此消失了。德军占领堡垒后，在废墟中发现莱曼将军。德军要带他走，他睁开了眼睛。“我请你们做证，”他对一位德国军官说，“你发现我时，我正处于昏迷状态。”虽然列日还有几座堡垒没投降或还没被摧毁，但德军前进的步伐已经不受干扰。毛奇的几个集团军已经准备停当，道路也被打通畅了，德军的右翼几乎按时完成了施利芬计划的要求。德国工程师迅速修复被比利时破坏的铁路，火车开始一列接着一列地进出，运载着军事攻击所需的海量的供给。每天有多达500列火车跨越莱茵河；最初的16天，每天有2150列火车通过科隆铁路桥，大约每10分钟一列。仅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每天就需要550吨的食品，他名下的8.4万匹马每天需要840吨饲料。
局势的变化越来越快，战争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没有人能预见这种不同寻常的局势，局势完全超出人们的预料。为了响应法国政府呼吁开辟第二战线的要求，俄国在8月16日以英雄主义的速度仓促地派遣俄国的第一集团军侵入东普鲁士，这个举动后来证明太仓促，竟然演化为一场悲剧。俄国的进攻，比德国预想的要快多了。很显然，更多的俄国军队将随后到达，毛奇可能在西线还没有决定胜负之前，就遭遇东线的灾难。同一天，塞尔维亚人发动反击，打乱了奥地利人的阵脚。突然之间，每天都有大事发生。
8月17日：德军和俄军在东普鲁士的斯塔鲁普仑（Stallponen）遭遇，战斗不分胜负；德军被迫后撤，原计划没能按时完成，但是带回了3000名俄军战俘。
8月18日：霞飞扩大在其东线的攻击，他派遣第二集团军进入洛林。这次进军较顺利，原因是毛奇命令德国第六集团军后撤。毛奇有自己的洛林计划：引法军前进到第五集团军的北面和第七集团军的南面时，他将发动两翼夹攻，一举歼灭法国人。如果这个陷阱成功，德国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他可以不再需要施利芬计划中的右翼。奥地利人再次攻击塞尔维亚人，遭受严重失败。俄国四个集团军进入加利西亚，这块土地原属波兰，后被奥地利夺得（当时已经没有波兰这个国家，它被俄国、德国、奥地利瓜分）。由于康拉德决心全力攻击塞尔维亚，奥地利几乎没有提防俄国有可能入侵。
8月19日：法军继续深入洛林。
8月20日：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Crown Prince Rupprecht of Bavaria），是德军第五集团军司令官，并同时担任德军第六集团军临时司令官，他发现法军已经出现过度扩张的征兆，其攻击的强度开始减弱。他实在难以忍受眼前猎物的诱惑，（“我们不能再要求我们巴伐利亚的士兵后撤，”他抱怨道，“因为士兵们拥有超越面前敌人的优越感。”）终于命令反击，反击的结果异常成功，造成法军巨大伤亡，驱赶法军退回边境线法国一方的城市南锡（Nancy）。后来，南锡也快被放弃了。当时担任军长的费迪南德·福煦（Ferdinand Foch）来拯救南锡，他重新组织了法军的防御，并发动反攻。福煦是大战中涌现出的新英雄，随着战争的发展，他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一周里，他的女婿和他唯一的儿子都战死沙场）。鲁普雷希特的成功反击，其实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的反击既没有消灭法军第六集团军，也没有占领任何有战略价值的阵地。相反，法军被推出毛奇设下的圈套，回到法国的堡垒防线中。后来的事实证明，法国利用新技术改进了堡垒的防卫性能，使曾经摧毁列日堡垒的巨型大炮也变得无能为力，霞飞利用堡垒的作用很快从右翼调来军队补充了处于危险之中的左翼。德国失去了一次取得突破进展的机会，但鲁普雷希特不这样看。为了捞取更多的优势，他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在命令）毛奇给他更多的军队。毛奇同意了。此时，毛奇再次背离了施利芬计划中集中优势兵力打右翼的原则。
同一天，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入侵，从一次失败演变成一次令人感到羞辱的溃退：奥地利军队死伤达到5.5万人，其中6000人被杀死，剩下的部队逃窜过边境线。德军和俄军再次在东普鲁士爆发冲突，这次是在一个叫贡宾（Gumbinnen）的地方，战斗非常血腥，胜负难分。德军后撤，俄军未追击。德军第八集团军指挥官马克斯·冯·普里特维茨（Max von Prittwitz）打电话告诉毛奇，他的部队遭遇挫折，要求撤出东普鲁士。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消息，无论是从战术角度看，还是从战略角度看，或是从士气角度看，结论都是一场灾难。东普鲁士是普鲁士容克贵族精英的世袭故土，是德军将领的发源地。把容克的农场留给狂暴寡恩的哥萨克人，这个想法实在令人惊骇。然而，鲁普雷希特再一次向毛奇施压，毛奇没有反对普里特维茨，理由是自己离东普鲁士太远而缺少可靠信息。他没有置疑普里特维茨的决定，没有告诉普里特维茨是应该坚守还是应该出击。
德军在比利时继续勇往直前。在完成了列日的任务后，巨型大炮被转移到西面的纳慕尔（Namur）。纳慕尔有9座与列日的堡垒一样坚固的堡垒，是6条铁路的交会点。德军对纳慕尔进行了连续5天的炮轰，守军投降。然而，德军在纳慕尔留下一个遗憾：德军没能切断比利时军队与外界的联系并将其彻底消灭，而让一部分比利时军队溜到海港城市安特卫普（Antwerp）。为了防止比利时人反扑，切断自己的联络线，克卢克不得不从总兵力中抽调出两个军的兵力加以防范。当然，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也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派遣军队去纳慕尔，丧失了利用纳慕尔的堡垒阻止德军前进的机会。如果能提供足够的兵力，纳慕尔之战有可能成功。不久之后，机会失去了，朗勒扎克被迫在空旷的田野里寻找阻击德军前进的方法。
德军占领布鲁塞尔后，停下前进的步伐，举行阅兵仪式。这是自普法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此后，德军继续西进，但向南部偏转，目标是巴黎。一路上，德军留下大量杀戮的痕迹，在抹去政治宣传的夸张之后，世人还是发现了德军滥杀无辜的事实，这些事实让德国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受到玷污，德国的敌人则利用这些事实作为理由证明反对德国的战争就是拯救人类文明的战争，这些漫长的争论最终促使美国加入反对德国的战争。德军毁灭城镇。他们抓平民做人质，其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他们杀死许多人质，而且是用机关枪屠杀。他们甚至杀死牧师（说这些牧师是游击队领导）。他们毁坏文化城市卢维思中特别精美的中世纪大学和图书馆。
德军的暴行是永远得不到饶恕的。不过，他们的行为是可以解释的。一言以蔽之，渊源复杂。在普法战争中，法国游击队给德军带来大量伤亡，当时法国牧师劝说许多人参加游击队。德军决心避免类似的伤亡。他们在比利时遇到游击队时，竟用恶毒的手段拼命打击游击队。德国报纸添油加醋描绘德军士兵如何被比利时居民致残甚至被杀害。德国士兵能读到报纸上的这些故事，他们又气又怕，致使他们发动一轮接着一轮的新暴力。德军的高级军官的思维仍旧被一个老念头顽固地地占据着，这个念头也是驱使他们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的动机，这个念头就是：德国正在做生死挣扎，只能采取极端措施。“我们在比利时的推进确实很残忍，”毛奇评论道，“但是我们是在为生存而竞争，那些挡道的人不得不自己承担后果。”
敌人将要到来的消息驱赶着平民向各个方向逃逸，无论是比利时还是法国，无论是德国西南还是东普鲁士，无论是塞尔维亚还是波兰。道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他们带着家畜和任何拿得走的财产，他们驾着马车推着手推车。遇到军队要经过，他们就躲到田野或树林里避让。
8月的中旬就要过去了，欧洲关注的重点是军队的成败，而不是无辜平民所遭受的残暴和痛苦。8月21日，局势发展快得似乎要达到顶点。第二个俄国集团军进入东普鲁士，连续占领德国的城镇。俄国人的计划很明显：两个俄国集团军合围一个德国集团军，用兵力优势消灭德军。如果能做到这点，通往柏林的大道就通畅了，德国只能从长长的西线抽调军队来解救自己。东普鲁士的消息使德皇威廉的精神有些错乱。他走到总部外面的花园中不安地踱来踱去，他在一把长椅上坐了下来，然后让随从的陆军、海军首领也坐下来。这两个人拉过来另一把长椅坐下，他俩显然是为了表示自己对皇帝的恭顺。“难道你们现在就开始蔑视与我坐在一起吗？”德皇大叫起来。面对战争的压力，他开始表现出早期的焦虑不安。
8月21日，霞飞在发动新攻势，他派遣法军防线中居中路的第三、第四集团军向北进入阿登高地。此时，霞飞认识到德军的主攻方向不是在阿登高地，所以判断德军在阿登高地的兵力不可能太强。霞飞的情报部门估计，西线德军的总兵力有68个师。然而，西线德军实际上有78个师、10个骑兵师、14个民兵旅。情报部门还有另一个错误估计，他们认为，德国像法国一样嫌弃新动员的后备部队太嫩不适合前线作战。因此，霞飞判断左侧的德军是足够强大的，因为法军攻击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击退。他判断右侧的德军也是强大的，因为德军竟能穿越比利时。基于这两个判断，他推断中部的德军肯定兵力薄弱。他认为，如果法军猛攻比利时的东南部，就有可能突破德军右翼的侧面，从而切断德军的供应和增援。
攻击阿登高地的14个法国师与14个德国师头碰头撞上了，德军在丛林密布的山丘之上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装备了足够的机关枪和火炮。法军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攻击的力度随着伤亡越来越令人吃惊地大而逐渐衰弱，最后不得不停止。爆发在罗西尼奥尔（Rossignol）的战斗最惨烈：1.4万名殖民地特种兵发动对当地德军的攻击，三分之一的士兵中弹身亡。如果朗勒扎克在战前没有向霞飞提出警告和诉求，霞飞就不会勉强允许他驻留在较远的西部，那么他的第五集团军本来有可能也被派遣加入罗西尼奥尔的战斗。
此时，法军中只有第五集团军没有处于交战状态了。从所发生的实际情况看，朗勒扎克自始至终是正确的：德军的主攻力量放在他的北面，在基本上没有受到阻力的情况下穿越了比利时。朗勒扎克命令自己的左翼从沙勒罗瓦（Charleroi）出发，经过75英里（约120公里）的转移后抵达桑布尔河（Samber）对岸。此时，他并不知道德军在何处，也没有获得霞飞的任何指令，所以他做了一件在1914年期间法国军官中非常不流行的动作：他命令部队进入防御状态。他的这个选择有很高的回报价值。第二天，比洛的德军第二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从东面攻击了他的部队。这其实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朗勒扎克是法国战线的最左端，但他遭遇的并不是德军的最右端克卢克的人马，而是克卢克左侧的德军部队。朗勒扎克向北移动的重要性在于发现他还没有捕捉到德军右翼的最外边缘。此时，法国所有的五个集团军都被锁定在交战状态，六个德国集团军也被锁定在交战状态。克卢克的集团军却在朗勒扎克触摸不到的更西北的地方前进，几乎遇不到任何抵抗。
至此，霞飞所发动的所有进攻被打败了，法军不得不回撤，许多部队都处于混乱之中。法军在战争第一个月的伤亡人数是26万，其中7.5万人阵亡（仅8月22日一天就死了2.7万人）。死亡人数中的10%是正规军的军官和后备役军官。法军中的信奉“攻势邪教”的教徒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一位年轻的法军上尉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伤痛终于让他清醒了，他说道：“我在那个时刻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勇气永远战胜不了炮火。”
德军右翼的主要任务是运动。除右翼外，德军倾向于依靠炮火的力量，等待法军先进攻。这样做，德军处于守势，但是伤亡总数较小。德军西线在8月里只死了1.8万人，比法军和英国要少多了。
克卢克，连同他左边的比洛，他俩的集团军并肩向西南的瑞士进发，而且是按照计划的时间表进发。施利芬计划就要实现了。未来的舞台是为克卢克设计的，他将绕过朗勒扎克，直接向巴黎奔袭。
至少在8月23日之前，克卢克是顺利的。突然，克卢克撞到一大群藏在战壕里的英国步枪手。那应该是一次战栗。克卢克当时不知道英国军队就在附近，他甚至不知道有相当规模的英国军队在一天前就进入了法国准备上阵。
背景：1914年的伦敦
对亚历山大·冯·克卢克将军来说，德英两军在8月23日的不期而遇算不上什么大事，顶多是一次恶意骚扰而已。虽说英国远征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都经历过英国殖民地战争的锻炼，但他们因人数不多，根本无法阻止像大河一样奔流向前的克卢克的军队。
对法国人来说，特别是政治家和将军来说，英国能参战简直是梦想成真。几年以来，法国人的国策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梦而积极努力。英国参战的意义深远，如果这场战争是长期的，法国便能与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站在一边。
在英国，有人赞成战争，也有人反对战争。不过，双方似乎都认为战争打不起来，因为战争离现实太遥远了。英国绝对不可能跟随着柏林、巴黎、彼得堡、维也纳一道跌入1914年7月的灾难之中。
自危机之初，爱德华·格雷的外交部就身陷其中，但英国努力维持和平。为了和平，英国外交部一直保持着异常公正的姿态，绝不用自己的意见刺激公众。英国公众和伦敦政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国内的爱尔兰问题上，这个问题是大英帝国的心腹大患。
爱尔兰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已经不属于英国的一部分，也不再是殖民地，而是像苏格兰、威尔士一样成为联合王国的成员。英国议会里有爱尔兰的代表。他们的数目相当大，不仅能影响政策的制定，而且还可以利用众议院内部的激烈分歧操纵英国政府的生死。但是，爱尔兰的天主教民族主义分子认为这种权力还不够。他们辩解说，现实中的爱尔兰其实与几个世纪前一样，还在遭受英国人的欺负，这个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他们要自己的议会、自己的政府——也就是爱尔兰自治。但是，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人（Ulstermen）不同意，他们都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在两个半世纪前从苏格兰移民来的新教教徒。在那个时代，信奉天主教是一种罪行。如果爱尔兰自治，阿尔斯特人将屈服于罗马的教皇。于是，就有了联邦主义者，他们誓死反对爱尔兰自治。
截至1914年夏季，英国自由党已经在位8年多了，公众支持度呈逐年下降趋势。这种情况其实不可避免，因为公众越来越讨厌自由党引发的斗争、危机、争议，越来越不喜欢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英国保守党相比，英国自由党的政府是个倡导改革的政府，他们推动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如果英国政府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支持，自由党的政府就会垮台，新一届政府就会取而代之。1914年的自由党政府只有在获得30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议员的支持后，才能维持在众议院的多数支持。
自由党政府想要的这种支持，必须付出一个代价，那就是爱尔兰自治。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意识到自己对现政府的重要意义，要求立等可取的回报。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的内阁知道，要么满足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要么被别人取代。所以，英国政府推动议会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保守党拼命反对这个法案，联邦主义者拼命支持保守党。各方折中似乎不大可能，所以形势变得十分危险。有人把武器走私入北爱尔兰，联邦主义者把成千上万的阿尔斯特人组织成民兵，声称宁可武装暴动也不做爱尔兰自治下的软弱少数民族。
随着爱尔兰自治法案临近通过，局势越来越紧张，英国军界的许多领导都是英国爱尔兰联邦主义者，他们都反对阿斯奎斯的政府，这就使局势更加危险。当人们意识到实施爱尔兰自治法案需要军事镇压联邦主义者时，危机更加激化得就像沸腾的开水。春天，英国战争部宣布，家在爱尔兰的英国军官不能参加镇压新教叛乱。其余的军官必须执行任何上级交给的任务。如果有谁不能接受这项政策，必须申明其反对态度，并将被解职。
这个政策引发了卡勒兵变（Curragh Mutiny）。一批高级军官公开宣布支持联邦主义者，他们说联邦主义者的唯一罪行就是忠于大英帝国，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叛徒的做法实在是一种侮辱，他们宁可自己辞职也不参与对联邦主义者的战争。英军在爱尔兰卡勒军事基地里驻扎着一个骑兵旅，这个旅有70名高级军官，其中有57人参与兵变。
局势有恶化的倾向。战争部大臣为了缓和局势，向公众保证不会采取武力镇压新教徒。英国首相拒绝接受这样的保证，英国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爵士听到英国首相的话后宣布辞去皇家总参谋长一职。许多高级官员跟着辞职。英王感到有必要干预，此后对立阵营的领袖才开始谨慎地从混乱的局势中后撤。到5月底的时候，有了一个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尽管民族主义者反对，但是英国必须瓜分爱尔兰。爱尔兰的北方要属于大英帝国。斐迪南大公遇刺后的几周时间内，英国政府一直被爱尔兰问题困扰着。就在维也纳向塞尔维亚提交最后通牒的前一天，英王乔治正在白金汉宫召开瓜分爱尔兰的会议，但这次会议以失败告终。7月26日，也就是法国和德国进行战争动员的前6天，英国军队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开枪镇压示威者。英国内战在即。
与此同时，英国公众几乎没有注意到英国正在缓慢地被拖入危机。伦敦的长期外交政策是维护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其目标就是保证没有任何国家或同盟能有实力威胁英国的安全。法国曾经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在这段时间一直都把法国当作敌人。拿破仑衰败后，俄国变得非常突出，英国与俄国的关系变得紧张，两国之间在19世纪50年代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而法国站在英国一边。普鲁士一直是英国的同盟。1870年后，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兴起，加之法国继续衰落，普鲁士与英国的关系也发生改变。突然，诸侯割据各自为战，软弱无力的德意志变成威胁欧洲均势的主要不安全力量。伦敦越来越担心德国海军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威胁，因为德皇威廉二世决定组建一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公海舰队。与其他威胁相比，英国海军所受威胁更能在许多英国人的思维中埋下一个顽固的信念，英国的下一场战争肯定是要与德国打，更进一步讲，为了防止德国统治欧洲，英国必须防止德国制伏法国。
这种思维在英军总部里很流行，在联邦主义军官中就更加流行，这些军官相信如果英国能参加一场欧洲战争，爱尔兰自治法案肯定夭折（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英军的参谋人员已经秘密会见法军同行，研究如何联合对德开战问题（阿斯奎斯允许军方这样做，但人们并不感谢他）。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将军是英军派往巴黎的主要军事协调人，他是一个极端联邦主义分子。他曾自夸自己对阿尔斯特人的忠诚要超越对英国的忠诚。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把英国首相阿斯奎斯称为“醉汉”，把阿斯奎斯的内阁称为“肮脏的内阁”。亨利·威尔逊所使用的语言，代表了英国军界流行的极端思潮。
经过威尔逊与法国人的多次交流，一个英国远征军进入法国作战的详细计划逐渐形成。然而，在阿斯奎斯的内阁中，只有少数几个“帝国主义者”才被允许了解这个计划的一些细节。如果有内阁成员想了解这个计划，格雷就想办法说服他们不必为此担心，因为英国没有承诺做什么。初夏的时候，有德国报纸说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权威人士正在与俄国秘密谈判，阿斯奎斯内阁的大多数成员开始怀疑格雷的说法。格雷则公开否定根本没有类似的谈判，但是他实际上是在撒谎。斐迪南大公7月遇刺后，格雷陷入极度困难的境界。他之所以同意与俄国人谈判，是因为他害怕俄国退出协约国。他推测，如果俄国发现英国没有兴趣在战争中提供支持，俄国有可能抛弃与法国的协约同盟关系。一些有影响力的俄国人认为，罗曼诺夫王朝与共和体制的法国建立同盟关系实属荒谬。这些俄国人还认为，与英国结盟也没有意义，英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正在阻碍俄国向南扩张。与这些俄国人相仿，许多英国人蔑视与强制、独裁的彼得堡朝廷建立同盟关系。英国与俄国于1907年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从伦敦的角度看，是一个为大英帝国减压的措施，这个帝国已经大得连皇家海军都护卫不过来了。这个协议保证了一种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对等交换：英国对俄国在欧洲大陆的所作所为友好；作为交换，俄国不威胁英国控制下的印度、波斯、阿富汗。
阿斯奎斯政府的工作重点，逐渐地从爱尔兰问题转移到不断恶化的欧洲危机上来。内阁成员的意见有分歧，大多数人反对介入战争，可是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大多数阁员反战动机各有不同。有一些阁员相信英国应该与德国结盟，不应该与俄国和法国结盟，他们认为反德国倾向是一种帝国主义者的偏见，肯定导致混乱。另一些阁员警告打败德国将给英国带来不利，欧洲的均势被打破，沙皇俄国将主导欧洲。还有一些阁员根本就不相信任何参战的理由，英国没有理由救法国，打仗所需的人力、物力损失远远超过战后的利益。
7月25日，星期六，英国内阁召开一次有关参战问题的会议，会议结果清楚表明多数阁员持反战态度，他们宁可辞职也不同意宣战。如果这样的辞职发生，阿斯奎斯政府就将寿终正寝。有可能取代阿斯奎斯政府的是一个保守党的政府，最有可能任首相的是沉默寡言的极端联邦主义分子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新政府将推翻自由党在爱尔兰和英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此前所做的和计划要做的。同时，新政府一定会参战，因为保守党需要战争，现任阁员都将失去内阁工作。内阁的多数派中有几个最吵闹的阁员，即使是他们也不愿推翻现政府。
有人说，是英国内阁中的少数帝国主义分子积极主张参战。这个说法不公平。不过，这样说温斯顿·丘吉尔，还是比较合适的。他为人精力旺盛，爱冒险。他当时是海军大臣，对英国皇家海军负责。他曾承认说，一想到战争的美好前景，他就激动得发抖。阿斯奎斯和格雷则较冷静。他俩都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无论胜者或负者，都将遭受灾难。不过，他俩也认为，让德国打垮法国是一种更恐怖的灾难。俄国的意义在于保护法国。如果战争结果让俄国更强大，那才是一件令人悔恨的事。
在如此复杂的局势里寻找解决方案的大部分责任重重地落在爱德华·格雷爵士肩上。他面临两个困境。第一个是当前面临的困境：他需要利用大英帝国的影响力阻止战争，但同时又不能超越内阁多数派所能容忍的程度而触发内阁辞职。
在这一点上，他失败了，当然，失败不是他的错。由于阁员之间分歧太大，他的干预无法产生有意义的变化。他的另一个困境是：他需要说服英国下院与内阁同意一条原则，如果欧洲强国开战，英国需要出兵干预，但英国下院与内阁在八月底时仍然反对战争。在这点上，他成功了。不过，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成功，也不全是他的功劳，有许多因素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帮助他成功的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它好像是凭空跳了出来（实际上是德皇威廉引发的），最终逆转了反对意见。
1914年，52岁的格雷，是大英帝国在顶峰时期英国绅士的样板。他为人安静、优雅，相当聪明，有贵族气质，受过良好教育，每个周末必须去自己的乡村庄园度假。他还有一个信念，英国人在道德伦理方面，必须比欧洲人高出一截，所以他为大英帝国的利益服务就是为人类的文明服务。他的生活是孤独的，妻子在1906年乘坐自己的小马车在一条乡村公路上翻车身亡，他生活的全部就是工作。可是，工作也越来越难，因为他的视力正在逐渐衰退。
阿斯奎斯首相非常乐于把困难的外交工作交给格雷去做。阿斯奎斯在1914年时已经61岁了，他是一个谨慎而狡猾的中产阶级律师。他进入英国议会已经有30多年，领导自由党政府走过了风风雨雨的6年。他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也希望能继续执政，但他想不劳而获。这表现为他从不因工作放弃社交的快乐，比如，不放弃晚上打桥牌，不放弃追求性感女人。继续执政需要处理几件困难的事，需要把越来越脆弱的自由党多数派团结在一起，这意味着必须把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与暴躁的威尔士改革者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捏合在一起，还意味着必须把和平主义者与极度好战的丘吉尔捏合在一起。想在1914年7月处理好这些困难的事，需要极高的技巧。
从7月25日（星期六）起，内阁几乎天天开会，内阁的态度很明确，任何企图让大多数阁员支持法国的动议只能导致政府垮台。阿斯奎斯和格雷只能坚守等待。到了星期一，格雷曾提出开一个由英、法、德、意参加的国际会议解决奥地利与塞尔维亚间的冲突，他的这项建议被认为太幼稚而没有获得认同。1913年，在伦敦开过一次旨在解决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会议，会后奥地利、匈牙利、德国认为该会议彻底不令人满意。各欧洲强国都利用伦敦会议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从而破坏了再次召开会议的可能性。
星期三，多数内阁成员提出一项决议，该决议要求，若是爆发战争，英国将宣布中立。格雷告诉阁员，他不能去兑现这个决议，如果这个决议被批准，他就辞职。在阿斯奎斯表示支持格雷后，内阁多数派才住手不坚持。一切都悬而未决。社会各方面对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格雷承受了更多的压力。那个痛恨阿斯奎斯的威尔逊将军，要求马上进行战争动员。法国人则用尽全力说服英国支持他们，而德国大使林克瑙斯基则哀求格雷保持中立，竭尽全力说服格雷相信，德国既不想要战争，也不打算对英国的利益抱有敌意。如果德国能了解阿斯奎斯和格雷在英国内阁里的态度，也许情况会大有不同，但是，英国内阁会议是保密的。
威尔逊将军开始强调英国政府有道德义务与法国站在一起，理由是英国和法国已经花费好几年的时间证明英国必须与法国站在一起，他的情绪激动得近乎疯狂。他指出，法国同意将海军转移到地中海，把法国北部的大海给英国海军管理，这充分证明法国对英国的信任。内阁中那些反战的部长非常生气，因为这与他们以前所获得的答复不符。部长们曾多次表示担心与法国一起策划战争将把英国拖入战争，而部长们被告知他们的担心没有根据。
沙皇尼古拉于星期四批准战争动员。格雷为了维护自己的声名极力要求俄国人将战争动员延后进行，但他和英国驻俄国大使对俄国政府的影响力不高，远远不如法国驻俄国大使帕雷奥洛格，此人一直在催促俄国采取行动。就在这一天，法国总统普恩加来告诉格雷，他相信英国能制止战争，条件就是向德国提出警告，一旦开战，英国准备支持法国。格雷此时仍然坚持公正原则，以难以想象的虚弱口气做出答复，他说自己非常怀疑英国是否有能力改变现状。与此同时，他在没有内阁批准的情况下，悄悄地采取行动。由于他知道德国驻英国大使林克瑙斯基理解英德两国开战的恐怖后果，所以他对林克瑙斯基讲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如果德国与法国开战，那就意味着也跟英国开战。
星期五，所有人都感到选择越来越少，可是内阁的多数派还是反对战争。格雷要求林克瑙斯基接受自己提出的“贝尔格莱德终点站”方案。针对这个方案，德皇威廉赞同，但维也纳反对，所以也无法实施。后来，绝望中的德皇威廉提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他通过林克瑙斯基告诉格雷，如果英国保持中立，德国保证在战争获胜后恢复法国和比利时的边境线。
德国在此时提及比利时问题，立刻引发了新的爆炸性戏剧效果。即使反战的阁员也马上看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内阁授权格雷向法国和德国要求给予比利时中立地位和自治权。德国没能就这个问题给出答复，这说明德国确有阴谋。
因此，在几小时里，由于新的局势变化，英国出兵干涉就已成定局。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英国是否应该出兵干涉，而是如何使英国公众支持战争。宣传的重点要放在道义上，英国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允许自己曾承诺保护的中立国遭受侵略，特别是国家虽小但战略意义重大。英国公众应该不费力就能理解这点。
在大战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德国和法国都进行了战争动员。英国内阁有8位阁员赞成，如果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则应该参战。另外11位阁员反对战争。丘吉尔、格雷、阿斯奎斯支持参战。在反对战争的一边，最著名的人物是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他虽然反对战争，但非常谨慎地标榜自己不是反战的领袖，因为那样他就会损害未来操纵局势的空间。尽管反对战争的阁员占了大多数，但是有几位的态度开始松动。阿斯奎斯和格雷灵巧地动摇了反战派的阵脚，他俩用谎言误导那些反战派阁员相信，英国在未来战争中的角色很有限，只限于出动海军，因而风险和代价都较低。此后，反战派的势力减弱。只有极少数反战派阁员还相信靠辞职能改变局势。
有几个老资格的反战派阁员看出问题不简单，有人在放诱饵引众人上钩。约翰·莫雷勋爵（Lord John Morley）是自由党内的一位资深斗士，他后来和另几位阁员一起采取辞职的办法反对战争。他曾说：“突然在比利时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不是因为违背条约导致的愤慨，而是看出比利时可以是为法国出兵干预的借口，是英国派遣远征军的借口。”这个充满怨恨的观点，在几年后获得一位女士的支持。她叫弗兰西斯·史蒂文森·劳合·乔治，她曾是劳合·乔治的私人秘书兼情人，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她目睹了劳合·乔治在八月危机期间如何操纵阁员，从而谋求宣战一事。40年后，她写道：“劳合·乔治在危机一开始就主意已定，他知道英国肯定参战，德国入侵比利时是老天爷给英国参战的借口。这实在是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
8月2日，星期日，局势平稳。阿斯奎斯在给自己的年轻情人的信中写道：“我以为，在议会下院里，我们党有近八成的议员都赞成，无论代价如何，绝对不出兵干涉。”然而，就在他写信的时候，德军正进入卢森堡，对法国发动小规模的攻击。晚上，柏林向比利时提交最后通牒，笨拙地宣布德国需要在法国入侵比利时前进入比利时境内，要求比利时不能阻碍德军的行动。与此同时，法国则向后撤出在边境的军队，想尽办法让英国和全世界看到，德国是侵略者。
星期一早上，比利时国王艾伯特拒绝了德国在最后通牒中的要求。稍后，德国对法国宣战。格雷走到英国下院的讲台上，全欧洲的眼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在一个小时的讲演中，他谈到英国政府是如何努力避免战争，谈到比利时的悲剧也是英国的威胁，谈到自己确信英国必须做出反应否则就会丧失荣誉。他的论证主要放在道德层面，巧妙地避免谈论较实际的欧洲大陆力量均衡的话题。
有些人并没有被说服。“只有少数自由党人对他的讲演欢呼。”一位下院议员写下自己的观察。但是，保守党“高兴得大声叫喊”。无论如何，格雷赢得下院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英国大部分公众也支持他。留待回答的问题是：德国人仅仅是路过比利时，还是要进入比利时的心脏地区？比利时人会抵抗吗（德国承诺补偿德军途经比利时所造成的所有损失）？
星期二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大量德军穿越边境进入比利时境内，向列日进军。艾伯特国王宣布，他和他的国家准备战斗。
完了。午夜前，英国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少数几个内阁成员辞职，他们也知道，其实没有英国人关心他们的辞职了。那个只有英国海军会介入战争的谎言早已被人们忘记。英国军队在正好100年后再一次准备去西欧作战。
当劳合·乔治骑马通过伦敦的街道时，人群发出欢呼声。这个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在不违反自己原则的条件下，依靠耍花招保住了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这不是我的拥护者，”他对随从人员说，“我从来不想接受战争狂热者的欢呼。”
“很奇怪，”阿斯奎斯写道，“怎么我们进出下院都受到流浪者和度假者的夹道欢迎呢？我从来没有在街道上如此受欢迎。在这个黑暗、危险的年代里获得这样的成功，我没有感到一丝快乐。我真憎恶这样的轻浮。”
第九章 完美的平衡
历史上最恐怖的8月。
——亚瑟·科南道尔
英国远征军指挥官约翰·弗伦奇爵士（Sir John French）此时已经到了法国，却不太清楚德军的去向。即使德国人就在他眼前，他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应战。
弗伦奇，就是那位在卡勒兵变中辞职的皇家总参谋长，此时带着令人敬畏的陆军大元帅、战争大臣基钦纳伯爵（Field Marshal Earl Herbert Kitchener）的亲笔手谕来到了法国。然而，基钦纳手谕的内容却不是弗伦奇这个职位的人想要的。手谕没有要求弗伦奇全力追击德军并与之交战，就好像英格兰从来不期望胜利、盟友法国人没有处于绝望状态不需要最大限度的支持似的。
事实上，弗伦奇发现手谕与他的期待相反。他被告知，必须节省使用英国远征军，因为这支军队占用英国大部分的常规部队，有5个师的兵力，包括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
“显然必须以最谨慎的态度将部队伤亡降到最低限度。”基钦纳写道，“我希望你清晰地理解这支军队是完全独立的，你不必接受任何同盟军将军的指挥。”换言之，弗伦奇不能指挥这支军队去冒险，不能把自己看作霞飞、朗勒扎克，或其他法军将军的下级。基钦纳用这种方式制造了大量的问题。
的确，英国远征军比法国和德国部署在西线的巨大军队小了许多，似乎有被忽视的危险。愚勇有余的德皇威廉，为了激励德军争取胜利，称英军为“可怜的小军队”。但是，英国远征军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接受过良好的培训，纪律性极高，经常被送到英国海军都无力触及的天涯海角。这些士兵渴望战斗，有极高的精神素养。大部分普通士兵是职业军人或英国城镇里的穷人，他们对团队的忠诚和相互之间的忠诚要远远超过对帝国荣耀的浪漫追求，天地间没有什么东西使他们不敢开玩笑。德皇的奚落传到他们的耳中，于是他们开始称自己是“老可怜”。当他们乘坐货轮刚从南安普敦抵达法国的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时，听到簇拥在港口的人群高唱法国国歌《马赛进行曲》。数千英国兵与法国人群对唱起来，他们没有唱英国国歌《上帝保佑我王》，却唱了一首供行军时娱乐用的粗俗歌曲。法国人边看边听，面带虔诚，有的还把手放在胸前，就好像这首一个词也听不懂的歌曲是英国国歌似的。
英国远征军先在比利时南部集结，然后于8月20日向北移动，目的地是朗勒扎克第五集团军的左翼，形成并列阵形。8月21日，当比洛的德军第二集团军在桑布尔河附近的沙勒罗瓦（Charleroi）对朗勒扎克的部队发动攻击时，英国远征军正在行军中。弗伦奇在得知法、德两军交火的消息后，立刻命令第一军团（贺瑞斯·史密斯–多林爵士指挥的两个师）进驻离沙勒罗瓦8英里（约13公里）远的蒙斯（Mons）。英军占据了蒙斯，便能保护朗勒扎克的侧翼。
第二天，德军和法军在桑布尔河边交替地向对方发动攻击（鲁登道夫恰巧是比洛的参谋，他组织部队抢占了桑布尔上的一座桥梁）。一队英军侦察兵与从北面来的德军骑兵相遇。德军骑兵后撤。精明的英军马上下马，开始挖战壕，等待史密斯–多林的主力步兵增援。他们不知道明天日出时德军将如何攻击，但他们知道自己手中只有步枪，此时只能尽最大可能做好战斗准备。
德军第一集团军就躲在英军对面的黑暗之中。德军指挥官克卢克（英军业余歌词作者特别喜欢他的名字）只知道自己的侦察兵遭遇了一些有武器的骑马人，侦察兵说这些骑马人是英国人。克卢克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发现，他判断英军主力要么还没有抵达法国，要么还距离很远。似乎没有必要立刻发动攻击。
此时，克卢克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失落，因为他不想来此地，实际上他也不应该来此地。比洛为人比较慎重，最近才被任命为克卢克的上级领导，比洛的部队在克卢克的左翼。与法军类似，德军也处于学习如何管理如此大规模的军队的阶段，他们还没有看出为自己巨大的右翼有必要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指挥结构。法军和德军都没有看到集团军之间需要协调，解决这个协调问题不能依靠让某个集团军司令员去指挥其他集团军司令员。由于人类天性的作用，每个集团军的司令员必然总是优先考虑自己集团军的目标和需要。
粗犷的克卢克与精细的比洛之间，肯定会产生矛盾。克卢克想要向右摆得更远，要远远地包抄法军，比洛坚决要求克卢克靠近自己，于是比洛居中、克卢克在右、马克斯·冯·豪森（Max von Hausen）的第三集团军在左，三军一起对付朗勒扎克。克卢克抗议这种做法，但抗议无效。比洛是一位非常可靠的职业军人，长期充当德军高级职务，10年前曾有机会成为施利芬的后继者，后来败给毛奇，原因很可能是他比较偏爱直接攻击法国，而不是像毛奇一样比较偏爱采取包围法军的办法。比洛在1914年8月采用的方案，是典型的常规战法。如果他与朗勒扎克对峙，克卢克和豪森将保护其侧翼，然后伺机从侧翼包抄朗勒扎克的。但是，比洛的正统战法将使德军丧失巨大机会（如果在1905年让比洛而不是毛奇负责战争计划，大战将有一个不同的开局）。如果允许克卢克按自己的意愿行动，他将不仅围绕法军，而且要围绕英国远征军。他有可能进攻史密斯–多林的侧翼，并将其击溃，然后将被击溃的英军推挤入朗勒扎克的侧翼。这个可能性的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朗勒扎克溃败——任何一个法军集团军溃败也一样——西线的战事将迅速结束。克卢克不断抗议，甚至向毛奇诉求，都毫无结果，他只能听从比洛的命令。按照比洛的命令，他将头对着头地与英军最强大的部分撞上，而不是英军最弱的侧翼。他没有连夜发动攻击，这给英军准备防御的时间，原因是他不知道面前的敌人要比小股流浪骑兵危险得多。
8月23日的早晨（日本对德国宣战之日），克卢克命令炮火轰击挡住自己去路的敌人阵地。9点30分，炮火结束，他认为面前的敌人已经处于混乱之中，于是命令攻击。德军立刻遭受猛烈的射击，射击的强度之大以至于德军认为敌人在使用机关枪扫射。德军不断发动进攻，但每次都被击退。大量杀伤德军的是英军已经训练多年的步枪射击法。英国远征军的士兵都拿着李–恩菲尔德0.303英寸步枪（Lee Enfield 8毫米步枪），这种步枪的弹匣能装10发子弹，弹匣装卸相当容易，经过训练的士兵们能每分钟瞄准300英尺（约91米）开外的目标射击15次。大部分士兵能做得更好。士兵定期给予足够弹药进行训练，射击成绩好的士兵能获得现金奖励。这些训练措施都是南非战争后引入英国的。在南非战场上，英国兵发现布尔人的游击队的枪法比自己要好。
双方激战一天，几乎是寸土必争。德军的兵力远远超过英军，英军不得不后撤。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史密斯–多林的手下有1600人阵亡，德军损失5000人。克卢克的部队休战一天。一天的时间，应该不算什么。但是，这意味着德军有可能被阻止两天、三天……毛奇的计划将开始分崩离析。
太阳下山后，由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指挥的英国远征军第二军团与史密斯–多林的部队会合。英军再次修建防御工事。然而，在夜里，一名法国联络官抵达英军指挥部，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朗勒扎克的部队没有坚守沙勒罗瓦的阵地，已经后撤了。这样，英军的右翼就暴露在外了，在别无选择下只能也后撤。弗伦奇非常气愤，他认为朗勒扎克此举完全没有必要，实际上，法军很可能因朗勒扎克此举而得救，而且应该算是法军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做出的高明战术。弗伦奇来法国参战前就轻视法国人。此后，他对法国人的轻视变成毫无根据的藐视。
这场战斗之后，出现一些非常美妙的传说。有人说，当英军在最危险的关头时，一个宏伟的身影出现在天空，双臂举起。另一些人说，他的手指向胜利的方向。还有一些人说，他在英军撤离后将德军拖住。他就是人们常说的蒙斯天使。更富有色彩的传说是阿金库尔弓箭手。在中世纪，离蒙斯不远的阿金库尔，英国的弓箭手击败穿着厚重盔甲的法国武士。在499年后，有人发现德军士兵在蒙斯被弓箭射穿身体而死。
当然，这些传说都不是真的，均是新闻记者发明出来的。这些传说早就有，这些新闻记者谁也没有见到过天使、弓箭等。
德军于8月24日早晨恢复进攻，准备迎接更顽强的抵抗，但他们没有发现英军，只有被抛弃的战壕。德军快速追赶，两天后，于8月26日在勒卡托（LeCateau）追赶上史密斯–多林的部队。由于条件艰苦，史密斯–多林的部队此时已经非常疲惫了，难以按照弗伦奇的命令立刻摆脱德军，继续撤退。此时，他仿佛就是寓言中的人物，被恶毒魔鬼控制着，既不能前进，也无法逃脱。于是，他只好组织起一个殿后部队，令其与大部队维持最小距离而不被德军包围。勒卡托的战斗演化成一个比蒙斯更大、更血腥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5. 5万英国士兵阻止了14万德国士兵的进攻。最后，德军感到必须让部队撤下来进行重组，英军此后才又继续后撤。英军有8000士兵伤亡（比惠灵顿在滑铁卢的伤亡还多），损失36门大炮。英国远征军将领之间的矛盾也恶化了。弗伦奇一直不喜欢史密斯–多林，很不愿意让史密斯–多林指挥军队，此时坚决认为史密斯–多林是在故意违抗军令。另外，史密斯–多林则认为黑格在蒙斯和勒卡托都贻误战机。后来，英国的宣传机构竟将勒卡托之战当作胜利来欢庆，这表明英国人的绝望心理。然而，英国逃跑时还能保持完整性，这才是唯一值得庆贺的事。
在西线的其他地区，德军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德军先阻击法军的攻击，然后发动高效的反攻，德军的伤亡数也比法军少。德军胜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士兵多；我们知道，法、德双方的兵力大体相当。德军右翼也没有明显的兵力优势。例如，法国人在沙勒罗瓦进行了一次反攻，其结果是德国人的3个师不仅阻止了朗勒扎克的9个师，而且最终迫使法国人后撤了7英里（约11公里），被击退的法军实力其实很强，其中包括了10个殖民地精英团，这些来自法国殖民地的精英团的实力与英国远征军的精英部队类似。那么，德军的胜利是德军做对了一些事吗？还是法军做错了一些事？或者是两种原因都有？
答案是两种原因都有。即使面对连续的失败，法军将领们还是不断地驱赶法国兵攻击德国人，无论战场的实际情况有何不同，无论这种攻击的后果有多么可怕，他们还是不断地照样重复。朗勒扎克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在攻击沙勒罗瓦前犹豫不决，原因是他的两个军团指挥员坚决反对。霞飞手下的其他指挥官们坚信，法军应该发动攻击，不应该像蚯蚓一样在地底下蠕动。他们要在刺刀尖上赢得胜利，而不是靠将炸药包装钢铁里然后投掷到天空中去获得胜利。德国人则不同，他们身手机敏，一旦遭遇敌人，立刻挖掘掩体，等待敌人进攻，然后用手中的武器扫倒进攻者，他们不仅使用步枪射击，也使用每分钟能射出600发子弹的大口径机关枪扫射，而且还使用火炮（加农炮自始至终都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当攻击者撤退后，德国人将继续用野战炮发射榴霰弹和装有烈性炸药的炮弹惩罚敌人。然后，德国人从掩体中钻出来，四处追击敌人。从战争开始，德国人就比英国人更会使用防御工事，每个士兵都携带着战地工程师分发的锄头、铁铲。德国人在蒙斯、勒卡托的战斗中有浪费士兵生命的现象，在后来更大的战斗中同样也有，但德国人在1914年西线上的伤亡人数远远少于法国和英国，这归功于德国人高明的战术。
虽然法国士兵伤亡惨重，却没有带来任何战果。英国作家亚瑟·科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称1914年的8月为“历史上最恐怖的8月”。霞飞将军在总结战况后发现，必须抛弃法军的军事教条“攻势邪教”。他在8月24日痛苦地宣布，法军从今以后“被迫采取守势，必须利用堡垒和天然障碍，尽可能长久地防守，同时利用一切机会磨损敌人的优势，最后寻机恢复攻势”。他命令自己左翼的第三、第四、第五集团军开始所谓的“大撤退”。在炎热的酷暑中，成千上万疲惫的法军士兵向南跋涉。英国远征军也随法军后撤，在13天里后退了190英里（约305公里），有一个营甚至在36小时里逃跑了55英里（约88公里）。
霞飞命令创建一个新集团军，用以延长其左翼。关于新第六集团军的任务，霞飞说：“在规定时间内，当其他几个集团军把敌人包围住时，它能发动对敌人的不断进攻。”但是，这个新集团军被部署在巴黎附近，其防御性质不言自明。德军在勒卡托击退朗勒扎克的部队之后，继续追击，巴黎政府开始意识到巴黎城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法国战争部长阿道尔夫·梅西米（Adolphe Messimy）仔细检查了巴黎的防御状况，实际情况让他感到震惊。由于法军对攻击的迷恋，几乎没有注意防御问题，巴黎的防御工事少得可怜。
梅西米没有求助于霞飞，而是去找了约瑟夫·加利埃尼将军（Joseph Gallieni）求得帮助，梅西米邀请加利埃尼担当巴黎市的军事长官，组织巴黎的防务，并承诺给予近乎独裁者的权力。在大战开始时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的加利埃尼接受了邀请，不过提出一个条件。他说，不仅巴黎的卫戍部队归他管，而且当德国人接近巴黎时有能力对德军进行攻击的机动部队也要归他管。他估计这需要6个军的兵力（1个军有2个或3个师，2万人左右）。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梅西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实际上，只有霞飞有权决定军队的调动。针对加利埃尼和法国政府，霞飞没有兴趣提供帮助，甚至连听取意见的兴趣也没有。
尽管如此，加利埃尼立刻开始工作，准备迎接德国人对巴黎的围攻，他命令准备大量的家畜以解决食物的需要，修建新的战壕，部署炮火，拆除影响枪炮射击的建筑物。随着这类工作进展，人们开始质问这些工作为什么不早做，巴黎因此而陷入一次政治危机，政府垮台，梅西米被撤换（部分原因是他拒绝将霞飞解职，这确实有些讽刺意义）。他接受预留给他的委任，去前线做了一名少校。加利埃尼最终获得他要的机动部队，就是霞飞的新第六集团军，这个集团军还正处于集结之中。集结中的部队大多数来自西线的东部，那里战况趋于稳定，这些部队坐火车进入以巴黎为中心的防御圈。他们已经与朗勒扎克和英国远征军完全失去联系，还不能马上进入作战状态。霞飞的意图很明显，为了平息来自政府的批评，他宁愿让加利埃尼临时管理他们。
大量的德国兵跟随在撤退的法军后面行进，有时甚至糊里糊涂地同法军并排行进，德国兵非常疲惫，但同时又很兴奋，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正驱赶着法国人逃跑，胜利仿佛就在前头。霞飞计划把法军撤退到索姆河（Somme River）一段东西向的河道后就停止撤退，然后就地等待时机反扑。然而，霞飞的这个计划并不可行，因为德军紧紧地跟随着法军抵达索姆河。法军别无选择，跨过索姆河，继续后撤。
没有人了解前线的详细情况，甚至总部的将军也不知道。英国和法国的报纸向读者提供了大量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描绘野蛮的德国人如何以卵击石，置身于勇敢的文明卫士的刀枪下进行大规模的自杀。在德国的报纸上，德国人被描绘成文明卫士，正在勇敢地向蓄谋破坏德国的国家开进，占领他们的土地。只要一场战斗不是彻底的失败，交战双方就都视之为可以庆祝的理由。每一次后撤，要么被描绘成聪明的战术安排，要么忽略不理。记者不许去前线。即使是高级指挥员，大量鱼目混珠的战况报告也让他们失去了解真相的信心，他们不知道敌人在做什么，不知道哪一方杀敌较多。
由于英国远征军和朗勒扎克的军队慌忙逃跑，毛奇的许多参谋官感觉西线的胜负已成定局，他们开始宣传西线的“大胜利”。比利时已经牢牢地握在手里。德军右翼已经进入法国领土，施利芬计划进展顺利。德军第四、第五集团军打败法国人在阿登高地的攻势，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在东南战场不断报告有新斩获，已经收押了数千战俘和枪械。鲁普雷希特继续迫使毛奇给他更多的军队加强自己的优势。毛奇满足了鲁普雷希特的要求。此外，毛奇还派遣3个军和1个骑兵师到东普鲁士。这些都是毛奇所犯的致命错误。此前，毛奇还犯过两个大错，其一是派遣2个军去围攻安特卫普，其二是派遣1个军围攻法国人设在莫伯日（Maubeuge）的据点。这些错误加在一起，致使德军右翼兵力大量减少，从17个军减少到12个军，这相当于减少了27.5万人，还不包括伤亡人数。施利芬把赌注都押在右翼这个“铁锤”上，但毛奇使之萎缩了三分之一。另一方面，霞飞正反其道而行之，利用铁路将其右翼的士兵转移到左翼。即使德国人继续向前开进，从兵力的角度看，西线局势也逐渐地对法国有利起来。
许多人批评毛奇向东普鲁士增派部队的决定。但是，毛奇的决定并不难理解。他有很充分的理由不仅对东普鲁士的局势保持警惕，而且对整个东线的局势保持警惕。他知道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彻底失败了，他是反对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的，他反对的理由是正确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所有军队都应该用于对抗俄国人。他也知道有大量的俄军正在塞尔维亚北面的加利西亚平原（Galician plain）作战，如果奥地利在那里也以失败而告终，康拉德将处于绝望地步。东普鲁士的德军指挥官马克斯·冯·普里特维茨向他报告东普鲁士的局势已经很糟，普里特维茨是一个肥胖的老人，有足够的明智，但缺少实战经验。他名下的第八集团军有13.5万名士兵，一共11个未满员的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大约是德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以1914年的标准看，德国第八集团军的规模算是小的。与其对阵的是两个超大规模的俄国集团军，兵力数远远超过德国第八集团军。俄国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官是保罗·冯·莱宁坎普（Pavel von Rennenkampf，俄国贵族和高级军官中有德国人的姓很少见），他首先带着部队越过边境从东部进入德国境内。此后，他一路直行，攻占城镇，烧毁容克人的农场，他与普里特维茨的部队先后在施塔卢珀南和贡宾相遇。贡宾战斗开始后不久，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Alexander Samsonov）将军指挥的俄国第二集团军从南部进入东普鲁士，这个集团军大约有14.5个师的兵力、4个骑兵师、1160门大炮。普里特维茨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给毛奇打电话说他打算放弃东普鲁士。如果留在东普鲁士不动，他害怕萨姆索诺夫将从后面包抄他的退路。一旦包围成熟，等待德国第八集团军的结果就是被消灭，那样德国将在东线失去防御能力。他说，除了后撤到南北走向的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之后，别无其他选择。毛奇没有提出异议。放弃普鲁士的发祥地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如果失去了第八集团军，德军在法国所取得的一切战果都变得毫无意义。
此时，普鲁士的发祥地深深地陷入战争之中，甚至比德国其他地区更直接地陷入战争之中。入侵者难免与居民发生冲突，双方施暴不断。英国人约翰·莫尔斯（John Morse）当时正在俄军任职，他后来写下他看到的暴行。“哥萨克人强烈厌恶做俘虏，”他写下自己的耳闻目睹，“我知道好几个哥萨克人宁可自杀也不愿落人德国人之手。根据我们获得的报告，德国人非常讨厌哥萨克人，抓住哥萨克人后，施以酷刑，然后杀死他们。农民照样对落人他们手中的落伍士兵没有怜悯之心。农民用稻草叉子杀人；边境双方的妇女也喜欢这种致命武器，许多纯种条顿人就是被稻草叉子戳死的。”
毛奇的参谋们开始给第八集团军的四个军团指挥员打电话。那时的电话技术水平较低，打电话非常费力，需要耐心等待连接，对着话筒大喊，难以理解对方微弱、嘈杂的声音。毛奇的人打电话就谈一个问题：撤退果真必须吗？四个军团指挥员的回答是一致的：第八集团军不必撤退，也不能撤退。前线指挥员的回答报告给了毛奇，毛奇的结论是普里特维茨已经丧失了勇气，不能继续指挥部队了。
几乎同时，普里特维茨也改变了主意。说服普里特维茨的是他的参谋陆军中校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他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特别爱喝酒，有反普鲁士倾向。德国进行战争动员时，他刚从阿尔萨斯调入第八集团军。说服普里特维茨改变主意，这是他变成伟大战术家的第一步。他只用地图和罗盘，便让普里特维茨看到萨姆索诺夫的位置已经比德军主力更靠近维斯瓦河，所以想干干净净地逃跑已经不可能。他谈了自己的一个新构想，德军不必撤退，而是应该去打败俄国人的两个集团军。首先，德军要再次打击还停留在贡宾地区的莱宁坎普的部队，莱宁坎普很显然正在该地对参战部队进行重组。根据霍夫曼的计算，在打败莱宁坎普后，德军只需最多几天的时间就能补充战斗减员，从而转身对付萨姆索诺夫。
普里特维茨恢复了镇静，他同意不必撤退。但是，他修改了霍夫曼的计划。他决定不打莱宁坎普，直接攻打萨姆索诺夫。速度就是生命——在两个敌人合拢前，必须先击败其中的一个，以免使敌人变得强大得无法对付。理智告诉普里特维茨，希望自己的部队在几天里战胜两个强大的敌人，实属过分要求。
然而，普里特维茨在备战过程中犯了两个错误。由于十分兴奋，他竟忘了告诉霍夫曼和其他参谋曾向毛奇要求撤退。另外，他在决定不撤退后，又忘记把这个消息告诉毛奇。毛奇此时还以为第八集团军已经开始撤退。
毛奇害怕第八集团军战败，所以想找一个解决之道。他想起1913年之前一直充当自己最重要的参谋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如今的鲁登道夫已经是列日之战的英雄。“除他外，我不会对任何人有绝对的信任。”毛奇说。于是他下令让鲁登道夫加入第八集团军，但不是担任司令员，而是参谋长。毛奇认为，鲁登道夫做集团军司令太显年轻，资历也不够，不能给一个暴发户式的平民太多的东西。
去东普鲁士的路上，鲁登道夫中途在科布伦茨（Koblenz）停了一下，拜会了毛奇，他俩一致认为东普鲁士的局势还未希望全无。鲁登道夫建议应该在俄军的两个集团军合并前加以各个击破，毛奇表示同意。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用相同的方案，没有费多大的力气便分别说服了毛奇和普里特维茨，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什么惊人之作。德军参谋部早就在认真考虑东普鲁士的防御问题，已经预测到俄国人将从两个方向到达，从而准备好了相应的计划。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的建议其实就是基于已有的考虑，毛奇和普里特维茨同意他俩的建议其实就是在核准那个已经形成的考虑。
离开科布伦茨前，鲁登道夫去拜见德皇威廉。德皇威廉授予鲁登道夫蓝玛斯克勋章（德国授予军人的最高勋章，比铁十字勋章的级别要高，腓特烈大帝创立并命名），并告诉他第八集团军的总司令已有任命，是已经退休年龄高达67岁的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他为人稳重，比较了解复杂的东普鲁士地形。鲁登道夫随后登上一列特别快车向东飞驶，中途停下让他妻子登上列车一道旅行。兴登堡在凌晨4点在汉诺威登上列车，他穿着过时军装，那身军装是他两年前退休时留下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简短交谈了几句，鲁登道夫大概描绘了一下他与毛奇讨论过的计划，然后他要稍微睡几小时。
列车在第二天早晨抵达东普鲁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有许多工作要做。兴登堡通知普里特维茨，他已经被置于德军的停职名单中，立即有效。普里特维茨是兴登堡妻子的表兄。与此同时，鲁登道夫召开一个情况介绍会。会上，霍夫曼介绍了他的计划，并解释了计划的执行情况。鲁登道夫表示同意，并没有做任何修改。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相识已久，他俩早年甚至住在同一间寝室里有四年之久。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类型的人，但相互尊重对方的能力。他俩相互协作融洽。
局势极度紧急，因为第八集团军必须双线作战。东普鲁士的地形复杂，有像人脸上麻子一样密布的湖泊、沼泽，有像装饰钉一样四处矗立的树林和山丘，大部队运动极为困难，特别是靠近俄国的边境地区。沿着南北走向，有大量的不规则水域，被称为马祖里湖区（Masurian Lakes）。莱宁坎普的部队在马祖里湖区的北面，而萨姆索诺夫在南面。这两支俄国部队向西走才能会合，中间是德军，此时德军已经在马祖里湖区西部驻扎，随时可攻击两支俄国部队中的一支。德军还有一个地理优势，他们每年都来此演习，并铺设了铁路为日后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显然，俄国人应该毫不迟延地会师。如果俄国人果真会师了，德国第八集团军肯定前景暗淡。另外，德国人很显然也需要极为小心。如果攻击俄军的一支，就必须留下足够的部队殿后，防备另一支俄军从背后攻击。德国人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做到这两件事，答案还不清楚。
就在此时——8月25日，在这一英军从蒙斯撤退的日子，也在这一克卢克恢复向巴黎进发的日子——发生了一件奇怪的小事，但有些国家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这件奇怪的小事，非常类似于当年美国内战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有人在马里兰的一条街道上发现包裹着一包香烟的纸，这张纸是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发出的攻击北方的命令。这个发现直接导致罗伯特·李攻击的失败。在东普鲁士发生的类似事件中，一名俄国军官在一次小冲突中被杀死，从他身上发现两个俄军集团军的行动计划。这种好事简直让德国人不敢相信，但是计划的真实性不久被一份破译的俄军电报所证实。
德国人手中的情报显示，萨姆索诺夫计划继续西进，但是，如果莱宁坎普不想跟进，俄军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距离就会因而加大。德国人以前不知道吸引萨姆索诺夫前进的原因是萨姆索诺夫发现他前面的一个德军步兵军团后撤了。这个后撤本是德军的一次小战术调整，这个军团的指挥官决定将自己的部队转移到一个比从前位置更好的山脊上。但是，萨姆索诺夫认为德军败退了。他想向前加压，驱使德军后撤，试着冲散德军。德国人破译的从萨姆索诺夫指挥部发出的电报，告诉德国人他前进的确切方向和时间表。电报还要求莱宁坎普跟进与他会师。
莱宁坎普的回电说明，他此时有其他的安排。他不知道在贡宾向他发动攻击的德军哪里去了。他猜测德军向北撤退了，撤退到海岸城市哥尼斯堡（Konigsberg，普鲁士国王在此地加冕）了。他打算朝这个方向前进，所以没有必要跟随萨姆索诺夫；他不认为有德军主力在他和萨姆索诺夫之间。如果他能围攻哥尼斯堡，并将德军第八集团军困在其中，东普鲁士则失去防御能力。然而，他不急于行动，因为他还不知道德军走了多远。莱宁坎普无法知道，毛奇早就警告过普里特维茨，不允许第八集团军在哥尼斯堡作茧自缚。
对德国人来说，局势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由于萨姆索诺夫单独运动，他招引德国人准备一个陷阱让他陷入。莱宁坎普拒绝跟进，这意味着他无法去营救陷入陷阱的萨姆索诺夫。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一起使德国人不必像过去那样小心翼翼了。德国人此时可以倾其所有攻击萨姆索诺夫了。
鲁登道夫与霍夫曼结束首次会议后便乘车去见兴登堡，俄国人的电报就交到霍夫曼的手里。霍夫曼将电报交给少将军需官格鲁纳特（Grunert），希望能用这封电报证明可以把整个第八集团军调遣去攻击萨姆索诺夫。格鲁纳特表示怀疑，因为太美好的东西让人不敢相信。格鲁纳特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俄军指挥员违反了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分散兵力的基本军事原则。
在这个关键时刻，霍夫曼也许是世界上唯一虽然拥有较低的官阶但还能说服格鲁纳特的人。霍夫曼是俄国军事问题专家，他曾在10年前以战场观察员的身份被派往日俄战争的战场。在那里，他观察到战场上的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在满洲里火车站，他亲眼看到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这两位俄国将军动手打架。霍夫曼这次偶然的惊人发现，是日俄战争的一个小传奇。尽管现在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霍夫曼确实知道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属于俄军中的不同派别，相互之间非常不友好。霍夫曼坚信，他俩谁也不会帮助对方。霍夫曼解释完这段历史，格鲁纳特被说服了。霍夫曼和格鲁纳特跳上一辆参谋部的汽车，开快车追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出示了破译的俄军电报。反对冒险的阻力立刻消失了。
此时此刻，这是一次不顾一切的冒险行径：德军只派一个骑兵师阻挡莱宁坎普。这不能形成有力的阻挡，而只是一个掩护；其作用是不让俄国人看到掩护部队之后的情况。余下的第八集团军绝大部分将先向南后向西运动，挡住萨姆索诺夫的去路。许多部队能乘坐火车，所以一夜之间能跑100英里（约160公里）。德军9个师的兵力形成一个口朝东南、宽有60英里（约95公里）的弧状包围。这个弧状包围的中部较弱，两翼强劲，这样的安排有一个意图。萨姆索诺夫前进时，先撞击弧的中部，他会发现那个方向不结实，这就刺激他继续沿这个方向前进。一旦他的部队深入弧状包围，德军的两翼将发动对他的两侧的攻击。
对俄国人来说，有两个集团军能进入东普鲁士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德国人以为俄国的战争动员至少要花费6个星期，所以德国人没有重视驻扎在波兰境内的俄军。波兰境内的俄军占俄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二。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这部分俄军极为靠近东普鲁士，能随时采取行动。因为有如此良好的条件，所以莱宁坎普在开战两周后便进入东普鲁士，萨姆索诺夫紧随其后也进入东普鲁士。但是，这样快的速度却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俄军开始行动时，后勤工作还没有做好，部队没有足够的供给，缺乏救治伤员的条件，缺乏通信条件（不加密码的电报给了德国人巨大的恩惠）。有些士兵连鞋都没有，行军时用破布缠绕自己的脚；有些士兵没有枪。许多士兵在遇到敌人前，就已经精疲力竭了。莱宁坎普的部队在进入东普鲁士前，已经行军了一周的时间，部队的供应体系错误百出。
雅科夫·日林斯基（Yakov Zhilinski）将军要对这些供给问题负责，他是俄国西北战区的指挥官，所以他负责两个进入东普鲁士的集团军。两年前，他还是俄军总参谋长的时候，曾对法国人承诺说俄军能在15天内进入战场。此时，他确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不过，他的指挥部离战场实在是太远了——从东普鲁士战场到他的指挥部足有150英里（约240公里）——坐在自己的指挥部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次历史性胜利的总策划人。
8月26日，有谣言说莱宁坎普方向有大量俄军出现，这引发鲁登道夫的恐惧，他害怕莱宁坎普有可能突然向前猛冲，神经紧张的鲁登道夫试图提前开启为萨姆索诺夫设计的陷阱。然而，当他发出攻击命令时，平时有闯劲的赫尔曼·冯·弗朗索瓦（Hermann von Fran?ois）将军（他的姓是法国人的姓，原因是他的祖先在17世纪时为逃避法国迫害新教徒而移民到德国）立刻拒绝了。他的部队还处于休整状态，正等着配齐弹药、重型火炮、野战炮。他说，如果此时发动进攻，他的士兵就只能用刺刀上战场。鲁登道夫重复发出攻击命令，弗朗索瓦无奈只能服从，但将作战目标限定为去占领一座没人争夺的山脊。在这场最奇怪的战役中，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无意识差错，弗朗索瓦没能按命令进攻竟成为德军的优势。弗朗索瓦的无效进攻使得萨姆索诺夫继续相信面前的敌人较弱，可以继续向前推进，于是萨姆索诺夫更加陷入德军安排的陷阱。萨姆索诺夫的两侧遭受德军的猛烈打击，但他与部队之间的通信极差，以至于他一整天都不了解从中路抽出的几个师的兵力补充侧翼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德国人渴望发动对萨姆索诺夫的攻击。德军第八集团军的大部分士兵都是东普鲁士人，他们个个都想把人侵者从东普鲁士驱逐出去。8月26日，一名德军军官命令炮火轰击自己的家，因为被俄国人占领了。
日林斯基继续促使萨姆索诺夫沿着现有路线前进。萨姆索诺夫不断获得一些零星的情报，这些情报令他感到不安，因为这些情报显示有大量的德军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他的左面，他给日林斯基发电报建议停止向前，转头迎战左面的这支德军。“我决不让萨姆索诺夫当懦夫，”日林斯基专横地回答，“我要求他继续向前攻击。”
萨姆索诺夫服从了命令，但他当天就发现问题严重。谨慎的后撤应该是正确的步骤。也许是因为日林斯基拒绝了，他不仅没有撤退，也没有在原地驻扎伺机而动，反而是继续向前。尽管他的两翼越来越混乱，尽管他的部队既缺食品也缺弹药，但他仍然保持中路不变。那天晚上，他在电报中悲哀地询问莱宁坎普是否能来与他会合。没有回答。
莱宁坎普没有去救萨姆索诺夫，不能归咎于他俩之间的恩怨。莱宁坎普在贡宾战役中损失了1700人，在施塔卢珀南战役中损失了数千人。他认定，大部分德军第八集团军仍然在他的北面靠近哥尼斯堡的某处。他害怕如果自己向西运动，德军将攻击他的侧翼。他也害怕追击德军会驱使他们在萨姆索诺夫切断其退路之前越过维斯瓦河逃脱。考虑到他掌握的信息，他的判断还算理性，只不过是有些过度谨慎。
毛奇一直都没有收到第八集团军的战报，所以他不知道局势已经不像他与鲁登道夫在科布伦茨相见时那么危险，他命令自己的参谋长给鲁登道夫打电话，宣布将抽调德军右翼的3个军的兵力，从法国用火车送部队去东普鲁士。鲁登道夫回答说不必增兵。但是，他并没有绝对地拒绝增兵。最终，毛奇决定向东普鲁士派遣2个军，而不是原计划的3个军。后来，新增的兵力帮了鲁登道夫大忙。
8月27日，早晨4点钟，弗朗索瓦终于准备好发动攻击，他命令进行弹幕炮击，摧毁了萨姆索诺夫的左翼。此时的俄军士兵已经强行军整整一周时间了，每天要走12小时，由于给养不足，他们感到饥饿、疲惫、困惑。在德军炮火的打击下，他们四散逃跑。弗朗索瓦命令他的部队向前冲，完成他计划的机动包围，但没有成功。萨姆索诺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命令他的中路恢复攻击。他的攻击非常凶猛，鲁登道夫开始担忧俄国人有可能击穿德军安排的陷阱。鲁登道夫决定让弗朗索瓦回撤，增援德军的中路。如果执行这个决定，德军对俄军的包围将功亏一篑。兴登堡温和地撤销了鲁登道夫的决定。
8月28日，凌晨，弗朗索瓦再次发动攻击，发现俄军的左翼人间蒸发了。原来，俄军全体跑入了附近的树林。从此，德军行动一切顺利。弗朗索瓦一见阻力全无，立刻指挥部队绕道俄军南面，截断其退路。隐藏在东普鲁士各角落的第八集团军的诸作战单元开始集合。一个军从西面打击萨姆索诺夫。西北面冒出一个师的兵力对俄军发动攻击。那个被派遣去西北面防止莱宁坎普参战的军团，最终转身向萨姆索诺夫所在地进发。陷阱最终完成了。萨姆索诺夫说他辜负了沙皇，感觉没脸回家，走入一片树林开枪自杀了。
剩下的只是扫尾工作了。但是，恐惧继续折磨着鲁登道夫，他的判断出现畸变。在听说弗朗索瓦的军团分散于包围俄军的35英里长的薄弱战线上后，鲁登道夫命令弗朗索瓦收缩兵力，使战线更加集中。弗朗索瓦没理会鲁登道夫；弗朗索瓦亲眼看到萨姆索诺夫的部队正在解体，他知道剩下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拦截因混乱而失去战斗力向波兰慌乱逃跑的俄国兵。在接下来的三天中，弗朗索瓦的薄弱包围网，一网捕获了6万名俄国战俘。德军一共俘虏了9.2万名俄国人。俄国人的总伤亡人数是25万，德国人数是3.7万。德国人决定称这次东普鲁士之战为坦南堡战役（Battle of Tannenberg）。取这个名字很有讲究，波兰人在几百年前曾在附近的坦南堡镇给了普鲁士人一次惨痛的打击。兴登堡的祖先曾参加那次战役。
就在萨姆索诺夫崩溃的当天，南面发生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康拉德的奥匈帝国军队在加利西亚向实力较强的俄军发动攻击，这次攻击遭受严重的失败，其严重程度要超过不久前攻击塞尔维亚造成的失败。康拉德本不该攻击俄军（俄军的兵力大大超过康拉德的，此外，俄军利用喀尔巴阡山进行防御），但此次失败不是康拉德一个人的错。毛奇害怕加利西亚的俄军开赴东普鲁士参战，便要求康拉德发动对俄军的攻击。毛奇为了安抚康拉德的担心，一方面承诺在6周内打败法国之后立刻派兵增援，另一方面说了一句让康拉德安心的话，“俄国的命运不取决于加利西亚的巴格河，而是取决于法国的塞纳河”。换句话说，让俄国人疲惫比打败俄国人更重要。
事实上，康拉德攻击俄军对坦南堡战役的胜利有帮助。康拉德不仅将加利西亚的俄军纠缠住不能脱身，而且将原本可以派遣到东普鲁士的俄军波兰后备部队吸引到加利西亚。当然，从长远看，康拉德的失败是一场灾难，奥地利永远失去了对付俄国人的能力，德国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同盟。
同时，西线的战火已经烧到巴黎附近，德军都能用肉眼看到巴黎了。但是，西线战争的性质发生突然的改变。从整个欧洲的角度看，双方各有胜负，就像隐藏着一个神秘、完美的平衡似的。双方谁也无法完全获胜。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月的屠杀只能是一个大屠杀的开始。
背景：容克贵族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首揭示战争黑暗的奇怪诗歌，这首诗歌有一部分是讲坦南堡战役，这场可以称得上是四年喋血大战中最富于戏剧性的大战役，是在东普鲁士的土地上展开的。
东普鲁士是一片神圣的土地，是德意志联邦中最边远的贫困地区。有多边远呢？1914年，俄国统治着波兰，而东普鲁士就在毗邻波兰的北面。今天，东普鲁士属于波兰。但是，霍亨索伦家族把东普鲁士看作德意志帝国的心脏。在那里居住着一些古老的家族，这些家族既不特别富足，也没有什么惊人的特征。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看作德意志的领导阶层，而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也有类似的看法。
兴登堡是其中一个家族的后代，所以他觉得坦南堡战役的胜利格外美好。他在一夜间成为德国人的偶像，因为是他使得德国的圣殿免于破坏。他不仅使德国人燃起赢得战争胜利的希望，而且也使他的同族亲戚们燃起继续保持自己特权的希望。他的同族亲戚们希望看到自己在德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权地位不会丧失，希望德国人继续漠视这些特权给社会带来的弊端和矛盾。
自普法战争以来，德国在兴登堡这类人的统治之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德国自古盛产音乐家、空想哲学家、黑森林精灵的故事。到了1914年以后，德国已经变成欧洲最现代、最有效、最有创意、最强大的经济体。德国不仅在工业产出方面是欧洲的领袖，而且在科学、艺术方面也是。德国在军事方面非常强大，这使得欧洲另外的三个强国英国、法国、俄国感到异常害怕，他们感到即使三国组成联盟也无法与德国一国抗衡。
但是，德国在政治上却是一部因为结构太复杂而显得笨拙的机器。德国政治体系没有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演化发展，也不像俄国那样继承古老传统，也不像奥地利那样偏爱临时拼凑。相反，德国的政治体系完全出自奥托·冯·俾斯麦一人之手。他设计政治体系的目标，不是帮助德国变得更现代化，而是延缓德国的现代化，他希望德国权力都尽可能向他的手中集中。他的政治体系有明显的缺陷，时间越长，问题越多。世界在变，俾斯麦的政治体系却不改变。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这些缺陷变得危险起来，然而，俾斯麦此时早就撒手人间。最终，俾斯麦的政治体系在世界大战的压力下停止了运作。
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71年德国人在凡尔赛的镜宫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国，这个帝国完全被普鲁士支配，普鲁士是众多德意志邦国中最强大的，它带领德意志邦国打败法国。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一群兴奋得挥舞着长剑的亲王和将军们的欢呼声中宣布成为德意志皇帝。要想理解普鲁士的本质，要理解为什么普鲁士不仅失败而且灭亡，就必须先理解德皇威廉一世在创造他的新帝国时说的一句话。他说，新帝国创生给他的感觉就像死亡，新帝国的生日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让威廉一世感到害怕的是“老普鲁士”的消亡。从中世纪起，霍亨索伦家族的祖先就把“老普鲁士”看作一种神圣的东西，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也有类似的看法。老普鲁士是欧洲一个极其特别的地方，其居民也是一群极其特殊的欧洲人。这块地方位于波兰北部，维斯瓦河之东，波罗的海的北岸。这个地方原来不是德意志人的地盘，而是斯拉夫人的。13世纪，一些虔诚的德意志武士为了参加“十字军东征”组成一个修道会，自称为条顿骑士（Teutonic Knights），野心勃勃的德意志贵族邀请他们帮助去抢夺维斯瓦河附近的土地。维斯瓦河东岸的地区被斯拉夫人部落占有，这些部落里的人叫普鲁士人，这些最早的普鲁士人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但他们的名字却留给了霍亨索伦家族，霍亨索伦家族的祖先需要这个名字称呼自己的还称不上王国的小王国，有了这个称呼，神圣罗马皇帝才能批准他们在德意志世界的外围建立起一个王国。
条顿骑士本想招聘德意志人来维斯瓦河东岸定居，但这个地区的土地十分贫瘠，气候又非常阴湿寒冷，许多德意志人不愿意来此。于是，斯拉夫人被允许留下，条件是必须信奉基督教。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联姻，逐渐混合出一个新人种，叫容克人。当普鲁士取得了德意志众多邦国中的支配地位、德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使德国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后，全世界都认为半德意志人、半斯拉夫人的容克精英是德意志人中最德意志的，这实在极具讽刺意义。一些最普鲁士人的普鲁士人，在他们的名字中还留有斯拉夫的痕迹，例如，普鲁士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写了《战争论》，他的姓却是斯拉夫人的姓。
整体看，容克人并不富裕，庄园也不大，生活拮据，需要勤奋劳动才能产出足够的收入负担看上去像贵族的生活。这些庄园里成长出来的人，一般既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也不善于言辞。他们是虔诚地信奉新教的乡下人，性格冷静、勤劳、顽固、冷酷，从内心深处崇拜法律、财产、阶级。容克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他们只与霍亨索伦王朝建立起一种神秘的盟约，却不愿与普鲁士这个国家建立类似的盟约。这种盟约是长时间发展的结果，其发展的动力是霍亨索伦王朝给容克的特权。容克奉献出忠诚，回报是容克保证能独占普鲁士军队和政府里最令人垂涎的职位，这些好职位给予他们的后代各种好机会去赢得权力、攫取荣耀、积攒财富。容克演化成为普鲁士的世袭军事精英。这就使得普鲁士拥有一种欧洲其他国家没有的文化，国家成为军队的附庸。19世纪初，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威胁到了这种文化模式，1848年蔓延欧洲的革命浪潮也冲击了它（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承认革命党人提出的一部宪法，尽管很快被废除，但这还是吓坏了容克）。在经历了这些变故并艰难生存下来后，容克变得比从前更加保守，他们对变革的痛恨是根深蒂固的。
德皇威廉一世，并非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却能理解建立新帝国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庆贺的。表面看，建立一个帝国是一种耀眼的成就，不仅威廉本人成为德意志的巅峰，也成为欧洲的巅峰，而且为容克精英们准备的机会成倍地增加了。但是，如果深入地看，新帝国却充满了困难，而容克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第一是合法性问题。容克注定想要维持与皇位的特殊关系和自己因此而拥有的特权。霍亨索伦王朝也有同样的希望。但是，容克仅仅是普鲁士社会中的少数分子，在新帝国中所占的比例更小。德国已经进入巨型工业、巨型城市的时代，容克只不过是乡下农民组成的缺乏经济实力的小部落。
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了解到美国、英国、法国的发展，他们不可避免地把容克的存在看作一个时代错误。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这个变化威胁容克从前所拥有的小繁荣。随着德国变得更富有，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杰出的人才越来越多，继续让东普鲁士支配德国显得越来越荒谬。
不过，最荒谬的莫过于德国人在帝国存在的半个世纪里几乎没有限制容克的特权。俾斯麦仍然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俾斯麦本人有深远的容克渊源，他年轻的时候曾在农场工作，但容克阶层并不真正地信任或接受俾斯麦（俾斯麦的母亲来自职业阶层，教育他成为一个对世界有广博看法的人，这被容克贵族们认为不正经）。容克贵族只允许他在一个特殊条件下创立帝国。新帝国不是一个极权国家，而是由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邦国组成的联邦国家，这些邦国由各自的统治家族实行半自治管理。在众多邦国中，普鲁士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新帝国的宪法将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和由君主所任命的人手中（德皇同时保留普鲁士王位）。俾斯麦能当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必须默许容克继续保留其特权。容克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不过，容克也知道，政治现实不允许所有重要的职位都由容克担任，所以容克只要求在统计上有一个公平份额就行。俾斯麦为经济自由预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但绝不让政治自由变成可能，特别不允许民主存在。道理很简单，经济自由增进国家收入，从而军队能有更多的钱。
俾斯麦的体系很难应付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产生的压力。即使俾斯麦在运作自己的体系时也遇到麻烦。他死后，继任者有时几乎不能运作他遗留下的体系。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容克庄园必然破产；为了保护容克庄园，政府颁布大量的食品关税，从而德国被称为“贫困地主的福利机构”。德意志帝国国会是立法机构，但根本没有权力。随着时间推移，国会中信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渐渐多起来，为了压制这些议员，容克谋求与工业资本建立联盟，这就是人们说的钢铁和黑麦的同盟。德国的选举制度对容克建立的这个同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更多的选票都在拥有土地和资本的人手中。
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下，成千上万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华的专业人士几乎对国家事务没有发言权。国家的政治生活处于萎缩状态。表面看，国会有预算权，但实际上仅是一个辩论社区。在英国和法国，有立法权的众议院能决定总理的任命。所以，选举人对权力有制约作用，他们可以被看作权力的终结点。相反，选举人在德国是软弱无力的。选举人中有党派，但这些党派无法通过竞争去控制政府，他们被一个封建专制的政府排斥在政权之外，而实际上德国政权掌握在由德皇挑选出的一群容克手里。短期的后果是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当德国处于艰难时刻，公众将孤立政府。
究竟容克如何保存老普鲁士的完整性，这个问题甚至延展到军界。虽然容克精英们既有局限也有弱点，但他们不是宣扬扩张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甚至不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少关心德意志，而只关心普鲁士的权力延续。他们真正想要的仅是祖先留给他们的世界。每一次的增加和扩张，都使得他们的世界越来越不能维持。20世纪初，欧洲强国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不可避免地要扩大军队规模。然而，德国扩大军队规模竟让许多保守的容克感到心烦意乱。就像一个合格的军官必须是有东普鲁士背景的容克一样，可靠的士兵人选是既无知又顺服的东普鲁士农家小伙子。越来越多的城市士兵候选者来自城市无业游民和工人，他们大多数都被现代观念污染，他们与容克不同，为容克所不信任。
这种容克与平民之间的紧张对立导致埃里希·鲁登道夫在大战开始前一年丧失了为毛奇做战争策划的工作。鲁登道夫是一个平民新贵，他的父亲靠卖保险为生。他通过分析确信德国必须扩大军队规模，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法国和俄国都增强了国力，施利芬计划需要跟得上形势的变化。于是，他开始要求新建6个集团军。在批准了他要求的一半后，他继续要求另一半。有人让他闭嘴，他不闭，于是他被驱逐出参谋部。这对他是一个打击，因而他将不会成为毛奇军事行动的主管。这份惩罚是他自找的，因为他触犯了两个痛处。德国政府和军队不想因为军费增长过多和过快而招致国会反对。许多有影响力的容克知道，根本找不到足够数目的容克贵族充满6个军团的职位。于是，大量的平民将被授予权力。德国的军队越大，就越不像容克能继续维持其特有控制的军队。
去职的鲁登道夫离开柏林，去了杜塞尔多夫，他在那里指挥一个非精英团（不给他一个普鲁士警卫团指挥，是对他的另一个打击）。那个替代他的人，几乎毫不费力就获得升迁。埃里希·冯·法金汉，比鲁登道夫大4岁，自1911年被德皇威廉任命为警卫团指挥员以来，一直就是皇帝的红人。一年后被任命为少将，于1913年再次升迁为战争大臣。虽然许多德军将军感到吃惊，但法金汉的升迁可以从他的背景中找到解释。他就是一个完美的容克人。他的体形高大、消瘦，有一股傲慢的文雅风度。他成长于东普鲁士的最东端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农场，他的家谱能追溯到12世纪的条顿骑士，他家出过一位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将军。
法金汉是老普鲁士的精粹产品，鲁登道夫与他相比在许多方面相差太远。
第十章 向马恩河进发
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打赢了几仗，但还没有取得胜利。
——德军总参谋长毛奇
虽然坦南堡战役因其清晰性和简洁性而被视为典范，但巨大、混乱、冗长的马恩河战役却更有名气一些。这不仅是因为马恩河战役拯救了巴黎，而且是因为战役的结束方式十分特别。当时，交战双方中一方决定不继续打了，这才结束了这次战役。
与坦南堡战役截然不同，“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四年后，在同一地点还有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并不是一次巨大的遭遇战，而是在数周时间里一系列惨烈战斗组成的运动战。战役所涉及的兵力不是数十万人，而是高达数百万人，覆盖地域异常广阔。战役的起始日期已经难以确定。一般认为9月5日是开始日期。尽管如此，实际上在8月底的时候就有征兆了，那时正好是德国人在东普鲁士消灭俄军第二集团军的阶段。
8月底，法军和德军的布阵次序与战争开始时完全一样。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还是施利芬计划的右翼，此时在比利时的南面，这支部队决定其他德军部队的步调，就像一座大钟表的时针按照逆时针方向扫向巴黎一样。
在凡尔登（Verdun）的南面，德军的左翼也在向巴黎推进，但进度很慢。在城市，在乡镇，在树林，在田野，在山顶，双方投入无数次战斗，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些战斗中被野蛮地杀死，而许多当时激战的战场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在战线的另一端，朗勒扎克和英国远征军甚至不愿停下撤退的脚步与德军战斗，双方的军队都处于运动之中，这变成最显著的战斗特征。巴黎北面的局势变得很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数十万疲惫的法国兵和英国兵固执地向南跋涉，数十万同样疲惫的德国兵紧跟其后，这些兵只是走却不打仗。在他们脑海里浮现的是巴黎城的幻影，那个幻影代表着最高的荣誉，同时也意味着异常坚固的城堡，在这座城市60英里（约95公里）的周边，布满了防御工事和炮台。比洛抵达巴黎城后的任务是围攻，克卢克的任务是迂回包抄。有几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比洛是否真的能抵达巴黎？即使他能抵达巴黎，他是否能攻下巴黎？德军在普法战争中曾包围巴黎，但没能进入巴黎市区。
施利芬计划预言，在战争动员开始后的第40天，将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爆发。第25天过去了，第30天过去了，局势越来越紧张，随着军队越来越靠近巴黎，士兵也越来越精疲力竭，这些仿佛预示一次爆发即将来临。
双方的指挥员无法感觉到自己能控制局势，实际上他们只能对所发生的事做出反应。德军的总部已经非常谨慎地向西面转移了几次地点，原先在柏林，后来到了科布伦茨，再后来到了卢森堡。克卢克和比洛不断送回好消息，引发了德军总部内的阵阵庆贺。毛奇没有参与庆贺。随着他的军队越来越深入法国境内，他与军队之间的联络却越来越微弱，这不是一个好征兆，因为霞飞每天都指示法军将领在何时何地与德军作战或吸引德军追击（无线电此时还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通信手段）。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盲目性，知道在拥有前线信息如此少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战役，于是他变得不愿发布命令。朦胧的期待，不可能的预测，每一片信息都非常珍贵，这些使他内心充满了问题。克卢克的部队还有给养吗？即使克卢克能包围巴黎，还有精力能发起进攻吗？据情报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军防御虚弱，目前最好的机会是不是应该在那两个地方？
虽然霞飞失去了大片国土，但他实际上取得了重要成绩。他使得德军的右翼无法与左翼汇拢，迫使德军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他的部队很有秩序：通常后撤是混乱不堪的，但他的部队处于完全受控状态。部队的运动都是按法军总部制定的路线和时间表进行的，运动过程是协调的、谨慎的。
然而，法军不能总是撤退。除非他们敢撤退到巴黎之后继续撤退，这样等于把巴黎拱手送给了德国人。所以，法国人和英国人必须停止后撤而开始抵抗。什么时候，在哪里，是否应该，这些问题的答案还不清楚。高深莫测的霞飞从来不与别人谈论他的计划，也许他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计划。
朗勒扎克的悲观与日俱增。约翰·弗伦奇爵士感觉法国已经失败，不断谈论如何用后撤的方法去节约使用他的小军队，他甚至开始考虑撤回英格兰。此时，真正好斗的只有克卢克，但他的好斗给他的部队带来沉重的代价。他的士兵每天要走20英里（约32公里），每个人携带一支10磅（约4.5千克）重的步枪，60磅（约27千克）重的个人物品，在1914年干燥的夏日太阳下艰难行进。一天行军结束后，士兵们常常分散到田野中，四处寻找肉食和蔬菜，感谢上帝的安排，夏末是收获的季节。他们已经超过铁路供应最远点60至80英里（约95至130公里）了，马匹都累趴下了，供应短缺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德军的骑兵在法国难以运作；河流、运河、森林等障碍使得骑兵袭击变得缓慢、复杂。当他们接近敌人部队时，发现根本无法对抗敌人的机关枪和步枪。运输大炮和炮弹的任务，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恐怖。
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处境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是走近自己的供应点和炮台。以巴黎为中心分布的公路和铁路，他们越后撤，条件就越好。
恐惧笼罩着巴黎。政客们质问霞飞是否要永远后撤下去。霞飞不回答。政客们嚷着要他下台。
在朗勒扎克左侧的英国远征军逃跑得实在是太快了，步兵每24小时只许休息4小时，骑兵则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甚至不知道英国人在哪里，或者是不是还应该把英国人看作一个有待考虑的因素。由于弗伦奇撤退得太快，朗勒扎克的侧翼再一次暴露在外。但是，德国人也很难把部队协调好。克卢克超出比洛太远，他发现前面有一个十分诱惑人的目标——朗勒扎克暴露在外的侧翼。8月27日，毛奇再次重复给克卢克的命令，要求他继续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绕过巴黎，然后向东攻击。然而，毛奇此时收到一些简略的报告说巴黎附近有新组建的法军。这就是法军第六集团军，这支部队是霞飞让加利埃尼组建用来保卫巴黎的。毛奇认为，这个新集团军威胁德军的右翼。他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8月28日，毛奇给出新命令。克卢克不仅不能与比洛保持一线，而且要稍滞后一点，要排成梯队。但是，毛奇没有提及巴黎方向出现的新威胁，这就使得克卢克看不出新命令的必要性或者说有何意义。如果克卢克要与比洛排成梯队，克卢克必须停止前进至少一天，也许应该向回走。那么，他将丢失打击朗勒扎克侧翼的机会，这个机会有可能撕开法国人的左翼，甚至赢得战争胜利。他决定继续前进，但偏向东南方向，这样虽说不算站在比洛的旁边却可以称得上靠近比洛前进的方向，同时还能追求自己的机会，最后还能算完成毛奇给他的新命令。如果克卢克能消灭朗勒扎克的部队，或者将其向东挤压，给比洛向巴黎进军的方向让出道路，虽说是违反新命令，但在精神实质上还算是满足了新命令的。所以，克卢克在9月3日跨过马恩河，向前推进。他之所以随意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知道新组建集团军在他的西面已经形成战斗力。此外，他错误地判断英国远征军神秘失踪后就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杀人机器。
此时，霞飞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他要使英国远征军返回战场。为此，他需要弗伦奇的合作，可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位英军指挥官认为法国盟友既不可靠且命中注定要失败。霞飞希望能恢复弗伦奇的信心。霞飞还希望朗勒扎克能在圣康坦（St. Quentin）和吉斯（Guise）附近向比洛发动攻击，借以阻止德军的前进步伐。听说朗勒扎克不愿意，他立刻来到第五集团军的总部，当面质疑自己的朋友。两人见面后，朗勒扎克继续反对，霞飞则以撤职相威胁。有人听到霞飞说：“如果你拒绝执行我的命令，我就枪毙了你！”
接着，霞飞来到英国远征军在贡比涅（Compiegne）的总部，弗伦奇把总部设在一个宏伟的城堡中，这里成为英国远征军参谋部的工作基地。在这里，霞飞请求弗伦奇掉转英军的方向，并向弗伦奇保证英军的右翼由朗勒扎克守护，其左翼由新第六集团军守护。弗伦奇拒绝了霞飞的要求。霞飞说自己的部队状态很差，他别无选择，只能将部队带到巴黎南面，进行至少10天的休整。
朗勒扎克开始发动进攻，但进攻很快演变成一场艰难的搏斗。德军重重地鞭打法军的左翼。朗勒扎克又一次说对了，他曾警告说德军第二集团军在法军左翼有压倒性优势。在吉斯，法军右翼部队与德军展开激烈战斗，双方各有胜负，就像玩秋千一样难以评价谁是胜方，不过，法军艰难地守住了阵地。在一次危急时刻，路易斯·弗兰谢·德斯佩雷（Louis Franchet d’ Esperey）将军救了法军，他有一种过人的勇气，崇拜他的英国兵称呼他是“拼命弗兰基”。当时，他骑在马上，挥舞着长剑，举着迎风飘展的团旗，招呼乐队演奏《马赛进行曲》，带领士兵发动了一次极具戏剧效果的反攻。德军也有自己的光荣时刻。普鲁士第一步兵警卫团，是一支德军精英部队，丝毫不输于德军中的任何一支精英部队，但被法军击退，临近崩溃的边缘。普鲁士亲王埃特尔·弗里德里希（Prince Eitel Fredrich），是德皇威廉六个儿子中的第二个儿子，他受命于危难时刻，开始指挥该团。他敲打着鼓，带领着重新集结起来的部队实现一次成功的反击。战后，亲王还活着，但该团原团长的儿子战死了。双方将军的年龄大都有50岁到60岁了，他们的儿子也都是战士。随着战争的延续，组织进攻和防御的年轻官兵的伤亡情况非常严重。许多将军的儿子战死沙场。
在吉斯，朗勒扎克发现自己的两翼处于危急之中，不得不撤退。比洛虽然遭受严重伤亡，但还是向毛奇报告胜利。比洛决定停止攻击一天，并让克卢克向东运动，靠近自己。虽然克卢克更加急于攻击朗勒扎克的侧翼，但还是同意了。霞飞最终同意了朗勒扎克后撤的决定。由于没有英国远征军的协助，他缺少兵力在德军面前站稳，其实他只想要绝望之中的一个立脚点。
弗伦奇显然在顽固地执行他离开英格兰前基钦纳给他的指令：要把英国远征军视为独立于法国人的军队，一定保护好这支军队不被歼灭。尽管弗伦奇很担忧英军的命运，但英国远征军的状况并非真的那么绝望。史密斯–多林领导的军团在蒙斯和勒卡托受到重创，这支部队确实难以执行新任务。但是，黑格手下的部队还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战斗。事实上，黑格已经同意朗勒扎克的请求，带领他的部队到吉斯参加战斗，但行动前被弗伦奇制止。朗勒扎克有一种深深受骗的感觉。
英国远征军指挥官弗伦奇在给伦敦的报告中，除了大谈特谈自己对法国人失去信心外，丝毫不谈他自己军队的行动计划。英国内阁是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他的一些所作所为的，比如他拒绝向霞飞提供帮助，又比如他计划躲避到巴黎后面，又比如他正考虑撤退到海边。基钦纳发电报要他解释。弗伦奇回复说他确实撤退到塞纳河南面，他在电报中还说：“我对法军领导人是否能领导这场战役的信心正在迅速消失。”基钦纳马上回电说：“请马上同意霞飞将军有关这场战役的计划。”弗伦奇在回电中再次发泄对法国同盟的轻蔑，强调英国远征军还未准备好应付未来的战斗。弗伦奇电报中有一句显得格外傲慢，他说：“你最好相信我，让我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策略。”也许，就是这句话激起基钦纳的怒火，他穿上陆军大元帅的制服，连夜乘坐驱逐舰跨越英吉利海峡。
第二天下午，基钦纳、弗伦奇、霞飞在英国驻法使馆见面。霞飞告诉两位英国人一个最新的进展，大量的士兵坐火车从东面到达巴黎，这些士兵可以组成两个集团军——除了第六集团军外，还有一个新第八集团军，这个新集团军将布置在第五军的东侧。他认为，德国人很可能还不知道这些新部队，肯定不知道有新的法国军队将被布置在他们的右边。所以，如果英国远征军向前运动，很有可能逆转这盘游戏。弗伦奇则继续争辩、抱怨、抵制。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坦白，他不仅对英国的盟友法国人没信心，更对基钦纳的突然出现感到非常生气。他认为，基钦纳利用法国人降低他的价值。此外，他还觉得基钦纳穿元帅制服是在侮辱他，因为他现在代表英国政府，不代表英王，所以基钦纳应该穿便装才正确。基钦纳把弗伦奇带入另外一间房间。他俩在那间房间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根据弗伦奇后来描述，他让基钦纳自己来干一阵子指挥英国远征军的工作，但他俩谈完话后他发现这建议不可能实现。当基钦纳和弗伦奇再次出现时，争执没有了。弗伦奇准备带着英国远征军向北运动。
霞飞来到第五集团军总部，他带着自己的老朋友朗勒扎克走到附近一所学校的院子里散步。霞飞在散步中解除了朗勒扎克的职务。朗勒扎克也许曾经拯救过法国，他是第一个理解德国人入侵比利时动机的人，他用自己的部队阻挡施利芬计划的右翼，他是法军集团军司令官中唯一不拿士兵生命做无谓牺牲的人，他承受了德军的一次接一次的打击，他的部队在沙勒罗瓦和吉斯有很好的表现，在撤退中的部队次序很好。但是，如今他变成了一个可牺牲的物品。真的是像霞飞所宣称的那样，朗勒扎克因太疲惫而无法果断地指挥部队了吗？难道是霞飞无法容忍自己部下的判断比自己更正确？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朗勒扎克恨弗伦奇，而同时弗伦奇也恨朗勒扎克。霞飞只能尽量满足英国人的要求。朗勒扎克的替代者是弗兰谢·德斯佩雷，也就是英国兵特别喜欢的那个“拼命弗兰基”。这样的结局一点都不让人吃惊。
再往东看，战火在前线燃烧。毛奇指挥他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集团军向法国的第四、第三、第二、第一集团军发动猛攻。法军顽强抵抗，德军后撤，法军再反攻。霞飞开始大批量撤换军官。截至9月6日，他撤换了5个集团军司令官中的2个，任命了7个新军长、20个新师长、2个新骑兵师长。许多军官获得提升。费迪南德·福煦被提升为新第九集团军司令官，他在洛林指挥一个军时表现很好，在随后的撤退中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在朗勒扎克领导下做旅长的亨利·菲利浦·贝当（Henri Philippe Petain），由于在与大战早期入侵比利时的德军作战中表现突出，他被提升为师长。
不安变成恐慌。法国政府迁出巴黎到大西洋沿岸的波尔多（Bordeaux）。在如此恐怖、紧急、混乱的局面中，霞飞却能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令人发狂般的沉静。这位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大元帅似乎永远不受惊扰。他有一种习惯十分闻名，无论局势如何，精美的午餐后要小睡一会儿，再用一顿精美的晚餐结束一天的工作，然后睡一夜完整的觉（晚上9点睡，早上5点起）。即使局势十分紧急，他也告诉自己的参谋人员，没有什么可以打扰他的休息。然而，除了吃饭时间和睡觉时间之外，他总是处于运动状态，坐着由一位国际汽车大奖赛冠军开着的大号旅行车，重复不断地走访他手下的将军们，特别是处于左路的将军。这样，他总能触及正在发生的事件，观察下属的工作情况。他在走访中说得很少，即使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或下属请求帮助时，他也不多说。他的这种缄默习惯，使得许多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说他简直就是假装庄严肃穆的白痴，认为他的主要贡献就是他榜样式的缄默。有人还把他描绘成一个外表坚硬如岩石，内心却隐藏险恶政治野心的自私小人。他解职下属的方式也遭人指责，有人说他解职下属不看表现好坏，而是看下属是不是威胁到他的地位，或者看下属是否会映衬出他的错误。
但是，白痴从来没有能在类似于霞飞所面临的环境里成功过，局势最终按照他所预想的发展。他曾决定从艰苦鏖战的右翼剥离部队，用火车运送到西线。这个决定的后果意义非常重大。他调遣法军，使与德军右翼对峙的法军从8月23日的17个半师，猛增到9月6日的41个师。于是，霞飞逐渐地获得了军事上的最大优势：绝对的兵力优势。霞飞的决定彰显出毛奇的错误：毛奇不断地从其右翼抽调出大约100万兵力，这使得德军的右翼不能实现其战略目标。施利芬在死前吐最后一口气时都在强调的宏大的打击兵力，如今被法国的兵力超越。不仅如此，德军右翼的士兵异常疲惫，供给短缺，食品匮乏，因而变得非常虚弱。毛奇所犯的最大错误，也许就是向德军的左翼增兵，左翼没有危险，左翼胜利的战略意义也不大。相反，毛奇应该向克卢克和比洛增兵，他俩才能带来意义重大的胜利。此外，比利时人破坏了几条关键的铁路线，这明显阻止了毛奇向克卢克和比洛增兵。
与德国人不同，法国人得益于在自己国土打仗的优点，充分利用各种交通线。每24小时，就有32列火车抵达巴黎，从东部运送来士兵和武器。
即使此时，霞飞还是无法阻止大撤退。他等待着，观望着。“人们内心有一种自然的倾向不愿放弃或暂时放弃自己的国土，”他在9月3日写信给战争部长时说，“但我们不能过早地发动攻击，要等待有利的时机。”
此时，毛奇改变了策略，这个改变意义深远，因为这等于毛奇停止了施利芬计划。他命令克卢克和比洛停止前进，原地准备与任何在巴黎集结的法军交锋。其余德国集团军则恢复攻击。第三集团军向南攻击，目标是塞纳河。第四、第五集团军向西进发，目标是凡尔登。第六、第七集团军跨过摩泽尔河，目标是突破法军防线，将法军的右翼包围在凡尔登地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胆的包围行动；坦南堡战役将黯然失色。谁也没有信心这个计划能成功。这个突然的大变化，导致德军陷入一个战略困境。德军的左翼只有攻破沿路上法军坚固的堡垒后，才能使毛奇的新策略获得成功。可是，正是为了躲避法军坚固的堡垒，德军才制订了施利芬计划。
很难判断毛奇改变策略是为了最后的胜利，或许他已经绝望地预感到右翼注定失败。前线有源源不断的凯旋报告送到德军总部，总部里的参谋们看了充满喜悦，毛奇一定不相信那些报告。“我们不能欺骗自己。”他对一位政府官员说，“我们打赢了几仗，但还没有取得胜利。胜利意味着必须消灭敌人抵御的能力。数百万人对峙作战，胜利一方将有大量战俘，我们的战俘在哪里呢？我们缴获的枪械数目较少，这说明法国人撤退的秩序很好，他们是按照计划撤退。困难的工作还在前面。”
毛奇此时远离前线，也不拥有完整的战场信息，但他的直觉是非常可靠的。
背景：法国指挥官
也许猛然一听会让人感到奇怪，几乎所有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军队的研究都要提及路易斯·劳泽易·德·格朗迈松（Louis Loyzeau de Grandmaison）这个人。格朗迈松是一个职业军人，但军阶不高，在大战中并没有辉煌的战绩，于1915年阵亡（他的这个结局被批评家们说成是一种只能在诗歌中才能找到的正义）。
但是，格朗迈松确实值得关注。在大战开始之前的三年，他是法军总部作战局的陆军中校，他所做的讲演曾吓得法国将军们浑身发抖。他大肆嘲笑法国自普法战争以来的法国军事学说，并提出了一个新学说。他的这个学说很快主导了法国的军事思想。
他的学说，今天被称之为“攻势邪教”，其基本的想法是：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关键就是要有一种竭尽全力、永不言退的攻击性。在1914年的法军内部，谁不接受这个学说，谁就会失宠、被怀疑、被贬到次要地位。所以，称之为“邪教”再贴切不过。
这学说的结果是致命性的，几乎接近于毁灭。霞飞手下的将军们，对发动进攻有一种宗教般的信仰，坚信挥舞刺刀的人有能力战胜任何敌人，在大战初期的几个月里，这些信念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命令法国士兵用身体去对抗德国人的机关枪和大炮，即使伤亡严重到令人感到惊恐的地步，他们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类似的思想在大战前的法国已经流行了几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曾鼓吹，生命力具有神秘的力量，只要法国能控制生命力，就能打败强大、富裕的邻居德国。费迪南德·福煦是另一个鼓吹者，这位有才华的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于1908年成为巴黎军事学院的总监。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有征服欲是赢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格朗迈松进入巴黎军事学院的时候，福煦是该校教师，所以格朗迈松是福煦的门徒。仅几年的工夫，格朗迈松就独创出“肆无忌惮地发动进攻”的新教条，他比老师福煦走得更远。对早已厌倦听到法国的唯一希望就是防御德国战争机器的法军军官来说，格朗迈松的言辞有一种神奇的抚慰作用，他们感谢格朗迈松的学说。格朗迈松坚持认为，将军的任务就是去征服。这种说法，对法国军官来说听上去简直就是音乐。
1911年，格朗迈松的新学说获得凯旋。那年的7月，也就是格朗迈松掀起震惊后的六个月，未来的战争战略成为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激烈争辩焦点。新任命的总司令维克托·迈克尔（Victor Michel），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些有关未来如何与德国作战的想法。他建议的核心是“在防御中攻击”：如果战争爆发，法军将沿东部边境线在一定距离之处布防，等待德军发动第一轮的攻击（迈克尔预言德军将入侵比利时，这点很感人），然后再决定在何处发动反击。这种战略有几个优点。一是法国人可以根据德军的实际动向派遣军队反击。二是德军为了发动攻击必须集中布置兵力，而法军则自由度较高。但是，对“攻势邪教”的信徒们来说，这样的战略思考就是异端邪说，不能容忍。迈克尔的战略不符合格朗迈松的教条，格朗迈松说：“发动攻击只需要两个东西。一是知道敌人在何处，二是决定做什么。敌人究竟有什么企图，这并不重要。”这些话意味着对战场实际情况一厢情愿式的盲目，但类似的信念在当时很流行。迈克尔只能辞职。格朗迈松成为公众眼里的明星，信奉格朗迈松学说的人成为法军战争策划的主导派别。
此时，需要寻找一个能替代迈克尔的继任者，约瑟夫·加利埃尼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那个后来在1914年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的人。他反对迈克尔的建议，主要不是反对迈克尔的理论，而是反对迈克尔的性格和意图。迈克尔计划在战争期间把后备役士兵推上前线（这种措施，法军的将军们憎恶，但德国人却实施得很成功）。
战争部长阿道尔夫·梅西米打算让受各方尊重的加利埃尼成为迈克尔的继任者，但加利埃尼拒绝了。梅西米要求加利埃尼再考虑几天，加利埃尼则立即予以否定。加利埃尼认为自己太老了，已经有62岁了，健康条件也不稳定，再过两年要退休。他认为自己没有指挥大军团作战的经验。不过，对他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要维护自己的正直——他绝对不会把迈克尔赶走后，自己却要去占迈克尔原先的位置。当被邀请推荐别人时，他推荐了保罗–马里·波（Paul–Marie Pau），此人在普法战争中丢掉了一条胳膊，是法军中威望很高的高级将领。然而，保罗–马里·波在政治上不合适，他是天主教徒，当时共和党人怀疑天主教徒密谋恢复君主制国家（福煦曾在天主教修会接受教育，有一个在天主教修会做牧师的哥哥，如果提名也会遇到阻力）。加利埃尼推荐的第二个人是约瑟夫·霞飞，此人没有历史问题，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也不介入政治斗争。霞飞热情地接受格朗迈松的学说，不过，他不爱空想，他其实对任何思想都不感兴趣。他从来没有进入过高级军校学习，也没有指挥大军团作战的能力，而且至今还未有学习高级战略的计划。然而，加利埃尼知道他过去的所作所为。
就在法国向德国宣战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加利埃尼（他跟拿破仑一样祖籍意大利，从科西嘉来到法国）刚满21岁，刚从圣西尔军事学院（St. Cyrmilitary academy）毕业。法国海军陆战队雇佣了他，从此他的命运就与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普法战争中，他做了德军的俘虏。战后，他接受法军任命曾到过西非、加勒比海、越南。他的责任越来越多，官职越来越高。他40岁时成为法国殖民地苏丹的长官。从1896年开始，他担任法国在印度洋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的长官和总司令长达9年之久。在此期间，马达加斯加爆发叛乱，他在镇压了叛乱之后，推行一套新管理办法，从此，马达加斯加变得不仅社会安宁，而且经济繁荣。
法国在马达加斯加有许多项目，其中之一是要为法军建设一个军事基地，1896年，一位比加利埃尼年轻3岁的工程兵开始为加利埃尼做事，负责海军基地建筑工程，此人就是霞飞。霞飞来自法国南部一个有11个孩子的家庭，家庭以制作木桶为生，他因成绩优秀赢得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奖学金，普法战争中德军围困巴黎中断他的学业而参加巴黎防御战斗，毕业后因没有找到一份民用工作而进入军队。他结婚早，妻子死后，主动申请到海外工作。1885年，他成为河内的总工程师。1893年，他在非洲的延巴克图工作，一次部族暴乱，当时的法军指挥官被杀，霞飞成功地带领部队快速镇压了暴乱，这次行动为他赢得声誉，被提升为陆军中校。他于1900年被召回巴黎，加利埃尼5年后回到巴黎，他俩在1911年时都是法军高级将领。
霞飞任总司令一职没让人失望。他改善了法国军队的培训体系，更新军备，改革晋升体制。他的新晋升体制更加强调能力和实际表现，淡化政治裙带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他接受总司令一职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委任出身贵族、信奉天主教、才华横溢的诺埃尔·卡斯特劳为总参谋长）。他同意让格朗迈松及其追随者继续把持负责战争策划的作战部。在作战部的影响下，炮兵的重要性被忽视。作战部的理由很容易理解：战争的最高武器是刺刀，而不是大炮。
法军作战部在1913年5月颁发两组野战法规，第一个针对军和集团军，第二个针对师建制以下的部队。两组法规都浸透了格朗迈松的学说。“战斗首先是道德的搏斗，”法规中写道，“如果征服的欲望没有了，失败随即而来。胜利不归属于遭受痛苦最少的人，而是归属于那些拥有最顽强意志和最强硬道德的人。”格朗迈松的参谋人员还制订了“第17号计划”，这个计划彻底抛弃了迈克尔的战略，霞飞随即批准这个计划，并把它作为战争爆发时调遣法军的权威性陈述。这个计划类似于德国的施利芬计划，完全排除了德国入侵比利时西部的可能性，迈克尔在几年前曾说德国入侵比利时是一种无法说明的可能性。与德国的施利芬计划相比，“第17号计划”更加灵活，留给霞飞充分的自由权决定发动攻击的地点和时间，但是，无论如何灵活，霞飞肯定要发动攻击，这是毫无疑问的。
“攻势邪教”的信徒们在大战前的几年都有较好的表现。被称为“攻势邪教”的教父的福煦，于1911年被任命为师长，一年后即被提升为军长。大战开始后，没让他担任集团军指挥官是一件奇怪的事，很可能与他的宗教背景有关。格朗迈松被提升为陆军准将，但没多久就战死沙场。
那些对“攻势邪教”没有足够信念的人都没有发达。亨利·菲利浦·贝当是众多受冷遇的军官之一，他是法国战争学院的低级助教，教授步兵战术，他不断地警告人们，士兵的血肉在20世纪的战争炮火中软弱无力，当时没有多少人理睬他。他在1914年时已经有58岁，仅有上校军阶，一个地位卑微的局外人，即将退休。即使战争动员和开战也没能改变贝当的境遇。当第五集团军集结时（朗勒扎克是司令官，比贝当大4岁），贝当指挥一个团，仍然维持上校军阶。
加利埃尼就像所有即将离开舞台的演员那样，陷入一种离场前的暗淡之中。大战开始前，他重新认识了迈克尔的观点。迈克尔认为，如果德国想入侵法国，肯定从比利时进入。加利埃尼试着向霞飞和作战部的思想家做出解释，但没有人理睬他。考虑到霞飞将包揽一切责任，加利埃尼回到自己在乡下的家里，开始提前过孤独的退休生活。7月，他的妻子过世。7月的最后一天，战争部长梅西米告诉他，如果战争动员开始，他将是霞飞的副手，而且还要做好接替霞飞的准备。战争动员开始后，他被授予军阶，但没有参谋，没有任务，没有军事情报，没有人给予支持。霞飞显然把他看作竞争对手，让他没有机会看到什么，也没有机会听到什么。所以，加利埃尼，这个瘦弱、戴着小眼镜、蓄着漂亮的浓密胡子、看上去非常滑稽的家居男人，在大战初期孤独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他在地图上跟踪军队的运动，内心十分忧虑。
他是一个坦率的人。当危险逼近巴黎时，政府官员开始抱怨霞飞的退却，谈论取代霞飞的可能性，是加利埃尼——那个政客们希望给予最高权力的人——要求人们保持耐心。
第十一章 放弃马恩河
攻击，无论如何都要攻击！德国人已经精疲力竭。胜利属于坚持到最后的那一方。
——费迪南德·福煦
人们曾经害怕整个欧洲大陆都被战火覆盖，这个噩梦终于在9月初变成现实。整个西线，从巴黎到阿尔卑斯山，同时有十几个集团军全力投入惨烈的肉搏之中。在东线，俄国人和康拉德指挥的奥匈帝国军队在加利西亚进行着大规模的战斗。在东普鲁士，德军第八集团军取得坦南堡大捷之后，继续谋求在马祖里湖歼灭莱宁坎普的俄国第一集团军。
最关键的战斗莫过于德军的右翼与法军的左翼相遇。克卢克此时并不知道巴黎附近已经生成一支新的法国集团军，也不理解毛奇命令他停止前进的意义，于是继续向南猛扑寻找法国第五集团军的侧翼，或者击败英国远征军的残余。克卢克的军队继续前进，但崩溃的危险出现了。“我们的士兵疲劳过度，”克卢克的一个参谋早在9月2日就写道，“士兵们每天走40公里，已经连续走了4天。道路很难走，路面被破坏，树被砍倒，田野被炸得像过滤网一样。他们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们的脸上挂满尘土，军装如同烂抹布，有人称他们是抹布袋子。太困了，他们闭着眼走。为了驱赶瞌睡，他们大声唱歌。他们期待着即将到手的胜利，期待着凯旋般地进入巴黎。期待胜利的念头支撑着他们，刺激起他们的热情。如果没有了对胜利的期待，他们将马上瘫痪在地。无论在何地，他们肯定倒地便睡。他们喝大量的酒，不仅是为了麻痹自己的灵魂，也为了麻痹自己的身体。支撑他们的只能是这样的醉生梦死。今天，克卢克检查完工作后狂怒不已。他要制止这种集体堕落。我们说服他不要下过度严格的命令。不能太严格了，否则士兵们一步都走不动。对如此变态的疲惫，只能用变态的刺激才有效果。到了巴黎，我们一定要补偿所有这一切。”
占领巴黎似乎是可能的。虽然弗伦奇承诺重新加入战斗，但英国远征军仍然继续后撤（他后来解释说，后撤是为了与增援部队和给养更近一些，等条件满足就向北行动）。
就在此时，局势开始发生改变。法国人截取到德国人的电报，有些电报甚至没有加密。法国人从这些电报中发现，克卢克此时正向东南方向走，目标已经不再是巴黎。有一个德国军官走错了路，被法军的巡逻队击毙，从他身上搜出一些纸片，纸片的内容不仅显示了克卢克部队的位置，而且还显示了他们的目标位置。约瑟夫·加利埃尼立刻意识到这些发现的重大意义，他组织起一个飞行侦察小分队，指示飞行员第二天早上去何处侦察、侦察什么。侦察小分队的报告证实了加利埃尼的猜测：克卢克的部队分成六路，每路均很薄弱，确实在向东南方向前进。他们的右翼就暴露在加利埃尼的新第六集团军的攻击下。法军发动反击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加利埃尼的新第六集团军，此时仍然是一个半成品，大部分士兵都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但加利埃尼命令他们准备行动。接着，他亲自乘车去英军总部，希望能说服弗伦奇也参加进攻。加利埃尼到了，但弗伦奇有事不在英军总部，负责接待的副官事先并不知道加利埃尼要来访，以非常轻浮的举止对待加利埃尼。有一位副官后来说，加利埃尼穿着用带子束紧的高大靴子，系着黄色的绑腿，看上去既笨拙又蓬乱，就像一个喜剧演员，没有一个英国军官愿意被人看见与这样的人谈话。
加利埃尼等了3小时。最后，副官答应，等弗伦奇回来后，肯定有人会给加利埃尼回电话。加利埃尼离开了。承诺的电话终于打来了，电话说英国远征军将继续向南走；英国人已经同霞飞联系过，霞飞没有鼓励英国远征军与加利埃尼合作。无论加利埃尼向谁求助，谁都不帮助。虽然霞飞批准了加利埃尼的攻击计划，但他认为应该从南面发动攻击，而不是加利埃尼建议的马恩河的北面。加利埃尼认为，从南面发动攻击将削弱攻击的力量，于是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希望说服霞飞转念。然而，加利埃尼却得到个更倒霉的结果。霞飞先是不愿派遣足够的军队猛烈攻击德军。后来，霞飞意识到这是个大好的机会，充满了潜在的荣耀，他竟从加利埃尼手里夺回第六集团军的指挥权。加利埃尼独自一人返回巴黎。
克卢克是个好军人，绝不会给加利埃尼太多机会。他在前进中仍然尽量保护自己的侧翼。他派遣一个军的兵力（两个步兵师，有炮兵）占据自己西面的乌尔克河（Ourcq River），在那里建立一个面向巴黎的防御阵地，而这个方向就是法军第六集团军来袭的方向。虽然克卢克派遣的这个军由后备役人员构成，但军长是能力极强的格罗瑙将军（General Gronau）。格罗瑙把部队安排在高地上，命令士兵挖战壕，利用炮火打散来犯的法军。战斗结果对德军非常有利，法军想快速消灭克卢克的愿望从此破灭。对德国人来说，这次战斗的胜利使克卢克再次燃起攻破协约国左翼的希望。
9月5日，法国、英国、俄国签署伦敦协约，正式建立协约关系，并保证任何一方不得单独与德国签署和平协议。同一天，毛奇的参谋陆军中校理查德·韩屈（Richard Hentsch）来到克卢克的总部，警告克卢克有一个新的法国集团军可能从西面发动攻击。韩屈还没有离开，格罗瑙就报告受到法军的攻击，急需帮助。克卢克没有感到震惊，他认为这股法军的主要目的是诱导他停止前进，而不是认真的攻击。但是，他采取了一项慎重措施，派遣另一个军返回救援格罗瑙。不仅如此，他还给比洛发电报，要求归还早前他派遣去支援比洛的两个军。比洛不愿放人，因为比洛认为这样将削弱他的右翼。如果他知道英国远征军已经向北进发，也知道法军已经开始转身，他根本不会同意克卢克的要求。但是，此时的局势是克卢克正受到攻击，而没有人攻击比洛，于是比洛最终同意归还克卢克的两个军。虽然克卢克抽取德军右翼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救助格罗瑙，但是没有能够阻止法军的攻势。克卢克还是专心取得大胜利。
巴黎不再是克卢克成功的标志。但是，这会打击德军的士气。对克卢克的士兵来说，攻占巴黎意味着漫长折磨的结束。一位德国军官描绘了发生在9月3日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清楚地说明德国士兵的心态。“我们营疲惫地向前行进，”他写道，“突然，前面岔路口有一块路标，路标是：巴黎，35公里。这是第一块没有被破坏的路标。看到这个路标，全营官兵就如同触了电流般地战栗。路标上‘巴黎’这个词，令他们疯狂。有些搂着那块肮脏的路标，还有的围着它跳舞，他们充满激情地哭喊、尖叫。路标向他们证实巴黎就在眼前。毫无疑问，我们马上就要到巴黎了。这块路标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士兵们有笑脸了，疲惫似乎消失了，精神焕发的部队重新开始行军，步调整齐，树林里令人憎恶的道路也不再是困难。歌声嘹亮飞扬。”可是如今，克卢克向东南偏转，要回到乌尔克河，巴黎的梦想渐渐远去。
此刻，德国人没有停止战斗。法国第六集团军的兵力陆续到达。9月5日晚，格罗瑙的炮火炸乱了他们的阵形。此间有一时刻，法军曾滑向崩溃的边缘，一位勇敢的陆军上校罗伯特·尼韦勒（Robert Nivelle）拯救了法军，他与贝当一样此时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但还没有拿到将军头衔。在此危难关头，他命令士兵把野战炮移动到能进行短距离平射的地方，用炮火轰走了德国人。
天黑后，格罗瑙考虑到敌人兵力仍占优势的事实，还考虑到克卢克已经根据白天的战况做出新的调整，于是他决定从乌尔克河后撤。这个决定很可能拯救了他的部队。法国第六集团军借着月光发动夜间攻击，发现德军已经走了。克卢克此时才理解西面来的威胁不可忽视，调动整个集团军向回走，跨过马恩河，退回乌尔克河。像往常一样，咄咄逼人的克卢克，从来不满足于防守，总是寻机围歼敌人。
克卢克撤退后遇到诸多问题。他此时不再与法军主力交战，从而失去获得战场胜负的机会。他撤回乌尔克河之后，在他与比洛之间有了一条35英里（约56公里）宽的间隙，这条间隙在几天后将越变越宽。在克卢克和比洛之间，只有两个骑兵师和少量步兵部队，不足以抵御大规模的攻击。利用敌人之间的间隙是拿破仑许多成功战例的关键。
历史书常常轻描淡写地说，克卢克撤回乌尔克河。这句话太简单了，难以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只要有军队行动，总是意味着漫长的艰苦跋涉，之后总是跟随着战火。克卢克的士兵已经5天没有拿到粮食定量供给了。每天，他们只能睡几小时。为了把用于攻击和防御的大炮和弹药拖着走，德军士兵的靴子都脱落了，军装都变成了碎布。此时，克卢克的兵力处于劣势。
法国第六集团军的士兵都是新兵，对作战比较生疏，组织也不好，无法与克卢克的老兵对抗。法军在9月6日再次发动攻击，但又一次撞上正在等着他们的德军大炮。战斗结果是一场灾难，不仅没有能够把克卢克的部队从匆忙修建的防御工事中驱逐走，自己反而崩溃了。克卢克曾希望消灭第六集团军，实现这个愿望的可能性变大了。
法国人在东部的几处战场都处于后撤之中。法军战线上的重要据点凡尔登处于危急之中。以9月6日的局势看，凡尔登以南的战线有可能崩溃。毛奇的新计划就是要在两处实现突破，实现大包围。此时，这个计划才开始让人感到有些道理。
决定性的时刻就要到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英国远征军摸索着向北行进，与之同行的还有一个法国骑兵军团，他们的行进速度很慢。这队人马无意中进入了克卢克和比洛之间的空隙。这是个既危险却又激动人心的时刻。如果两个德国集团军靠拢，英国远征军就要被压垮。如果英国远征军迅速发动攻击，就能击破德军的背部，德军将受到重创。
然而，英国远征军没有快速采取行动。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犯了错误：英国远征军中有一个师，在困惑中绕了一个圈子，当夜晚来临时，前锋部队追赶上了排在部队最后的给养车队。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两个侧翼都有强敌存在。但是，英国人不知道克卢克和比洛都没有处于向他们进攻的位置上。左边的克卢克忙于对付法国第六集团军。比洛此时已经是德军战线的最外端，其侧翼完全暴露在外，正忙于跟弗兰谢·德斯佩雷作战。由于比洛归还了两个军给克卢克，他的右翼变得薄弱。刚被提升的贝当将军正狠敲比洛的右翼，比洛的部队被迫后撤，失去原有阵地。当克卢克和比洛听到英国远征军处于他俩中间时，都感到震惊，都马上采取紧急措施。克卢克一方面继续猛击法军，另一方面调遣一定数量的部队专门应付英国人可能的攻击。比洛开始计划撤退，他计划让克卢克的军队和自己的军队都后撤10英里（约16公里），在英国远征军的北面重新形成并联态势。
整个战线上的战斗都非常激烈。除了左翼外，法国人都处于防御状态。法国人的右翼受到德军的猛烈攻击，毛奇希望从此处突破法军战线，法军全力阻止德军的进攻。虽然霞飞夺走了加利埃尼的指挥权，但加利埃尼并没有陷入深深的怨恨之中，仍然让巴黎的出租汽车装满士兵向前线增援。由于他的积极努力，第六集团军的兵力迅速增加，每小时都有新兵加入。
激烈的战斗在9月8日和9日达到疯狂的顶点。胜负取决于德军在东面是否能击溃法军的防御线。不过，胜负也有可能要看德国第一集团军或法国第六集团军谁能击败各自的对手。所以，马恩河战役实际上是一系列首尾相连的危机，双方拼死搏斗，直到其中一方崩溃为止。
9月7日，名叫“圣贡德沼泽（Marsh of Saint Gond）”的沼泽地神秘地扩大了面积，福煦的新集团军与豪森的德国第三集团军被这片沼泽地分隔开。虽然福煦像往常一样有决心同敌人战斗到底，但是他很自然地断定跨越沼泽并不可行，于是从沼泽的两侧发动攻击。这两个方向的攻击都遭遇到强大的德军抵御，被德军击退，法军伤亡严重。与此同时，豪森的参谋深入沼泽之中，发现这片沼泽实际上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无法通过。第二天早晨，德军为了不惊动法军，留下火炮，只携带轻武器跨越沼泽，发动一次黎明攻击，打得福煦的指挥中心手忙脚乱，失去了防御能力。尽管福煦这次吃了败仗，但他的名望却增加了。“攻击，无论如何都要攻击！”他在圣贡德沼泽地说，“德国人已经精疲力竭。胜利属于坚持到最后的那一方。”他被击退，但他的防线并没有被折断。德国人仍然没有获得所希望的所有突破。
不仅在圣贡德沼泽，在前线的其他地方，法国人和德国人一样接近精力枯竭的边缘。“在我的记忆里，9月6日和7日非常令人困惑，天气热得像燃烧起来一样，”一名骑兵后来写道，“热浪涌来令人窒息。精疲力竭的士兵，被一层黑色的尘土和汗水覆盖，就像魔鬼一般。疲惫的马匹，马鞍却不能被取下，背上有明显的伤痕。天气热得烘烤人，渴得难以忍受……我们根本无法思考，就像在梦里行军，能烧焦一切的太阳，折磨人的饥饿，烤干人的饥渴，同志们筋疲力尽，我看见他们为了不从马鞍上跌落而硬挺直了身体。”一位法国将军甚至描绘出一幅更暗淡的图画。“太混乱了！”他惊叫，“多么拖沓的脚步啊！一幅可怕的情景……队列里没有秩序……掉队的士兵……士兵们真憔悴，破烂的军服如同碎布，大部分士兵都没有干粮袋，许多连枪都没有，痛苦地行进，就好像要睡着一样倚靠在手杖上。”
毛奇此时身在北面170英里（约275公里）远的卢森堡总部，几乎得不到克卢克和比洛的战况报告。德皇威廉也在卢森堡，身边有大量的参谋人员包围着，而这些参谋人员还有自己的一大批参谋人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毛奇与霞飞不一样，毛奇从来不去自己看一看前线发生的情况。他担心（毛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阴郁的信），如果他不在德皇身边，求胜心切的德皇就会不顾局势的危险，以个人的名义发布命令，做出一些引发灾难的事。
就在豪森跨越圣贡德沼泽攻击福煦的同时，毛奇再次委派他最信任的情报头目韩屈上校坐汽车去前线。他给韩屈的命令是口头的，口头命令比书写命令多出一个好处，根本无法验证韩屈是否超越职权。韩屈的任务是访问除最南部的两个德国集团军之外的所有集团军，看看他们是否遇到麻烦，然后送回报告给毛奇。
韩屈沿着战线向西走，访问了皇太子威廉的第五集团军、符腾堡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第四集团军、豪森的第三集团军。他认为这些集团军的情况可以接受，不需要报警，并向毛奇做了汇报。晚上，他抵达了比洛的第二集团军，开始发现情况不妙。比洛已经狠狠打击了弗兰谢·德斯佩雷的部队，但是面前的法军作战非常凶猛。他与西面的克卢克之间有一条宽度达50英里（约80公里）的间隙，英国远征军已经钻入这个间隙。比洛浑身颤抖着告诉韩屈，只有他和克卢克的军队开始“向一个集合点进行主动的退却”，才有可能挽救一场灾难。比洛此时并没有失去控制。他的位置恶劣，处境危险。贝当已经攻下战术上极为重要的阵地，比洛的右翼被打得不断后撤，处境越来越恶劣。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众多紧急情况中的一个。在战线的东端，法国第一、第二集团军占领了阿尔萨斯边境地区的高地，多次击退进攻的德军。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官卡斯特劳忍受着儿子战死的痛苦（他在大战结束前还要失去另外两个儿子），向霞飞报告说，他需要后撤，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霞飞告诉他，必须不顾任何代价再坚守原阵地至少24小时。卡斯特劳的北面是凡尔登地区，法国第三集团军坚守着像废墟一样的阵地，这片废墟之中曾经是法国最坚固的堡垒，法国人在这片废墟战场上屠杀冲上来的德国人。
在东普鲁士的马祖里湖，兴登堡的第八集团军已经接近完成对退却中的莱宁坎普实施包围的动作。东普鲁士并不是最后一个战场，加利西亚的局势也非常严峻：奥匈帝国的主力部队正在与200多万俄国士兵交战，战况极为血腥、混乱，但是，其战略意义远不如坦南堡战役和马恩河战役重要。
在西线，战局真正动荡的战场仍然是在战线的最西端。9月8日发生的一件事真实地表明当时战场上的混乱。无论是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或者是英国人，大大小小的作战单位，都处于盲目运动状态。下午，一个法国骑兵小分队突然偶遇三辆德国汽车组成的车队。法国骑兵向车队飞驰过去，德国汽车迅速转向，加速逃跑了。其实，克卢克当时就坐在其中的一辆汽车中，他正巡视分散在各处的德军作战单位。尽管他已经68岁了，但还是不知疲倦般地冲锋在前，总是对胜利保持着信心。法国人已经连续三天攻击他在乌尔克河的阵地。他经受住了法国人的攻击，并大量消耗了法军兵力。此时，他看到了一个机会，有可能在英国远征军攻击自己的背部之前，消灭面前的法军。他命令发动攻击。这次攻击的目标是从北面包围法国第六集团军，攻击任务由斐迪南德·冯·夸斯特（Ferdinand von Quast）指挥的军团完成，这个军团曾经借给比洛，比洛不久前才把它还给克卢克。克卢克曾经带着这个军团穿越比利时、法国，参加蒙斯激战，几乎经历过战役之中所有最激烈的战斗，此时几乎消耗殆尽。在这一天即将过去的时候，克卢克通知部队说：“明天用包围行动来做决定。”
9月9日凌晨，韩屈出发去找克卢克。路上挤满了向东运动的德国士兵和各种设备。这些部队是克卢克派遣去保护自己的背部免受攻击的，他们的运动混杂于后撤的避难人流中。部队运动的方向给人一种撤退的感觉。这似乎支持比洛要求撤退的请求。韩屈用了5小时才走完50英里（约80公里），也就在这段时间内，夸斯特将军发动了攻击。在德军的攻击下，法国第六集团军没有撤退，而是溃退。法国士兵向四面八方逃跑。
在东普鲁士，莱宁坎普的部队还在撤退，希望能逃脱被德军亲手摧毁的命运，此时的德军虽说比自己兵力小，但取得坦南堡大胜之后的德军信心满溢。绝望之中的莱宁坎普，派遣两个师的兵力对德军的中央发动英雄般的自杀攻击。这两个师都被歼灭了，但莱宁坎普达到了目的。德军的进攻被阻止，莱宁坎普的其余部队得以逃脱。
在加利西亚平原，康拉德与俄国人进行的长时间的战斗，结果是一场灾难性的战败。局势对康拉德很不利，俄国兵力大大超过他的，德国无法向他提供支持，本来有可能支持他的罗马尼亚60万军队也未能如他所愿参加战斗。尽管这么多的不利条件，他还是坚持发动对俄军的进攻。他用31个师的兵力对抗俄国的45个步兵师、18个骑兵师，对抗的灾难结果不可避免。奥地利人被迫后撤到离喀尔巴阡山脉还有150英里（约240公里）远的地方。康拉德损失40万人，其中10万人战死、10万人被俘、22万人受伤。另外，还损失216门大炮和1000列火车。奥匈帝国四分之一的兵力消失了。参战不到一个月，奥匈帝国不仅损失了与俄国对抗的能力，甚至虚弱得无法与任何敌人对抗。从此之后，奥匈帝国已经不是柏林的小伙伴，而是一个虚弱、繁重的累赘。德国人渐渐喜欢把奥匈帝国比喻为“铐在德国腿上的僵尸”。
康拉德本人也深陷这个巨大的悲剧之中。“我的一个儿子病得很厉害，”他悲哀地说，“他就躺在死尸堆中。”
凡尔登地区是霞飞的第三集团军所在，由于其防御线非常薄弱，霞飞曾授权该集团军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撤退，德军在9月9日对第三集团军发动令人痉挛的总攻。法军已经没有后备部队了，也无法弥补前线出现的漏洞。然而，法国人却有一些残存下来的防御工事。1914年前的一个时期，法国人对凡尔登地区的堡垒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用大量的沙土和岩石铺盖在原有的土石结构上，还用水泥强化了堡垒的外壳。披甲的塔楼上配有重型火炮，并且可以缩回堡垒内部。所以，这些堡垒可以抵御德军用来攻击列日堡垒的大炮轰击，法国人可以在这些堡垒内向来犯者连续射击。虽然凡尔登地理环境恶劣，使得法军撤退不可能，但是也使得德军无法将重型火炮搬运到火线上。法国人不仅能保护自己的防线完整，也能像德国人早先屠杀自己一样去屠杀进攻凡尔登堡垒的德国人。9月9日晚上，德国人进行最后一次穿过凡尔登的努力，黑暗中，他们之间相互拼起了命。
韩屈最终抵达德军第一集团军总部，克卢克此时并不在总部，他去乌尔克河督战了。克卢克希望亲眼看到胜利的来临。韩屈向克卢克的参谋官解释英国远征军就在马恩河的北面，比洛正计划撤退，克卢克也别无选择必须撤退。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比洛送来的通知到了，比洛开始撤退时。韩屈感到没有什么再值得讨论，或者有待决定，于是离开了。当克卢克知道了韩屈的访问和撤退计划时，他想抵制，像往常那样坚持向前进军。然而，当他知道比洛已经开始撤退时，他感到别无选择，只好服从。比洛撤走后，克卢克的部队变得易受攻击，除了撤退之外，别无拯救办法。
从德国的角度看，施利芬右翼的故事有一个忧郁结尾。就在克卢克接受撤退命令时，夸斯特的军团正在撕碎法军的防御。在夸斯特脚下和巴黎之间，除了30英里（约48公里）没有法国人把守的空旷原野外，什么都没有了。那简直就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攻克巴黎，德国人只需要行军就足够了。夸斯特接到克卢克的新命令，停止攻击，向后转。德军第一集团军撤退了。
全完了。夸斯特的部队已经走了许多路，但是他们此时要沿着原路返回出发点了。
没有人比毛奇感到更忧郁。“我无法用语言描述过去几天压在我肩上几乎把我压垮的责任，我今天还能感觉到那个责任的压力，”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目前的困难让人胆寒，这些困难就像一幅巨大的黑幕一样悬挂在我的眼前。我什么都看不见。”
背景：英国指挥官
1914年8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上有一篇报道说，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将率领英国远征军去法国作战。这篇报道希望读者知道这次任命是所有军队任命中最好的。
“一点儿犹豫都没有，”这篇报道称赞弗伦奇的当选，“没有痛苦的拉票活动，没有辛辣的争辩，没有令人讨厌的候选人优缺点比较，没有偏爱，没有政党阴谋。”
根据这篇报道的解释，之所以有这样愉快的结局，是因为弗伦奇“周围有许多能力强的领导人和参谋官，不仅使部队达到极高的效率，而且他的军官们都像兄弟一般相处，并且在各个部队之间和各个官阶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同志关系”。
这篇报道是最早利用报纸做战争宣传的实例，也是一篇典型范例。这篇报道的目的，就是使英国公众对自己的军队感到骄傲，对挑选出来的军队领导人感到骄傲。实际上，这篇报道充满了谎言。弗伦奇做将军一点都不比普通人强，弗伦奇根本没有辨识人才的本领。有见识的旁观者从来没有发现他能高效管理军队。
至于是否涉及辛辣的争辩、偏爱、政党阴谋，《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是在不知羞耻地骗人。
与20世纪之初南非的布尔战争时的英国军队相比较，1914年的英国军队还算是比较有效的战争机器，在布尔战争中，英国军队几乎打不赢由当地农夫组成的贱民游击队（后来不得不借助野蛮的打法）。此后，英国军队开始改善训练，按普鲁士模式建立参谋部。然而，英国军队在许多方面还是顽固地保留过去的坏毛病，比如，军队的领导层几乎完全没有改善。那是一个从不民主的社会文化中衍生出的军队，在这种社会文化中，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权力的穷人，帝国的福利都被一小部分人独占，社会各阶层只能把自己的境遇理解为是自然定律的规定。
然而，英国在变，军队的变化也缓慢地紧跟其后。1870年，英国政府终止了历史悠久的军官升迁制度，在老制度中，军官需要耗费财富去买官阶。即使改革后，也只有绅士才被认为较适合于做军官。所谓的绅士，就是有家庭背景的人。但是，即使是绅士，如果没有额外收入，他也负担不起做一个低级军官的费用。19世纪末，一名表现突出的军士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被稀罕地授予中尉军阶，但他无法接受，他当时的薪水是100镑，而担任中尉至少需要4倍于他薪水的钱（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花钱，不仅要买制服，还要为自己所在团的军乐队交费）。如果像威廉·罗伯逊这样的人真的成了军官，那些不愿接近穷人的绅士就会尽量躲避他们，有时甚至恶意地戏弄他们。
这就是产生约翰·弗伦奇爵士和英国远征军其他军官的体系。这个体系到处都是生下来就是绅士的人，而威廉·罗伯逊是一个例外，他奇迹般地被提拔为少将（他曾在印度任职，那里的费用较低，制服是他做裁缝的父亲亲手制作）。绅士的标准就是一切以提高美德为目标，他们必须在所有的业余活动中修炼成精。符合绅士体面的活动有：打猎、射击、马球、周末乡村别墅聚会。阅读书籍显得太严肃，因而不适合于绅士，即使阅读军事史和军事战略方面的书籍也没有必要。让法国军官备受煎熬的理论争辩在英吉利海峡以北是难以想象的，英国穿军装的人从来不关心理论。有合适的人际关系，外加适度的贵族式的无忧无虑，是通向升迁的光明大道。所以，英国军队成为那些家庭背景好但略有些笨的孩子的最佳职业。
弗伦奇在1914年8月的时候已经61岁了，他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14岁时就参加英国皇家海军。他在21岁时转为骑兵，英国军队中最精英的兵种。此后，他一路升迁，靠的是能给人深刻印象的社交技巧和骑马时的锐气。1899年，他刚被提升为少将后，便奔赴南非担任骑兵师的指挥官。在南非，他靠大胆赢得了名声，学会了如何恨别人，同时也招致了别人的恨。基钦纳伯爵就很恨他。
1912年，弗伦奇达到人生履历的顶峰，成为皇家总参谋长，后来在卡勒兵变中辞职，但被认为是令人尊敬的绅士叛变，实践证明这次叛变行为没有妨碍他获得英国远征军指挥官的职务。他起程去法国的时候，又矮又胖，感觉迟钝，缺少想象力，脾气很坏。基钦纳仍然认为他办事不计后果，所以才手写命令要求他什么都别做，以免危害英国军队。
弗伦奇在布尔战争中的参谋官是一名年轻的上校名叫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大战爆发的时候，黑格是中将军阶，指挥英国远征军两军团中的一个。黑格的家族在苏格兰边陲地区从事威士忌酒的业务，当年他进入精英骑兵团时，贵族军官们认为他不够资格。虽然黑格不比弗伦奇聪明，但有一种能找有影响力的人做后台的特殊本领。他在牛津大学混了三年没有拿到文凭，后来才转入桑德霍斯特皇家陆军军官学校，所以进校时年龄偏大。他参加军队参谋学院考试没有及格，后来靠关系才得以通过。他姐姐与一名詹姆士威士忌酒业王朝成员结婚，他的这位姐夫是威尔士王子游艇的荣誉监护人，他姐姐请求剑桥公爵（一位年老的皇室成员）为黑格降低入学考试标准。
黑格在布尔战争期间的表现引起基钦纳伯爵的注意。同时，黑格也与弗伦奇建立起友谊关系。年轻未婚的黑格常常表白自己对妇女的轻蔑，一辈子独身的基钦纳伯爵总是欣赏这类的军官。黑格曾借给弗伦奇一笔2000镑的大款项，帮助他了结一宗与女人的恩怨，这赢得了弗伦奇的感谢之情。从南非回国后，黑格成为英王爱德华七世的侍从武官，这个职位使他在所有社交圈中都非常显眼。1905年，他娶了令人尊敬的桃乐茜·维维安，她是王后的女仆。黑格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以非皇室成员的身份在白金汉宫小礼拜堂结婚的人。他在见到桃乐茜·维维安后72小时便提出结婚请求。他后来写道：“我在比婚姻更重要的问题上做决策的时间要更短一些。”如果他的未婚妻看到他写的这段话，不知会做何感想。结婚后一年，英国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参谋制度，他在政府里的朋友和在皇宫里的朋友都努力把他推上总参谋长的位置。事实证明这个愿望不可能，因为他只有44岁，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举足轻重的指挥任务。尽管如此，当英国远征军准备战斗部署时，他还在继续追逐总参谋长一职。为此，他到处说弗伦奇的坏话，他甚至都说到英王乔治那里。当然，他绝不会忘记说明自己愿意去任何有需要的地方为英王效劳。他喜欢像教皇一样讲解自己的军事理论，不过，他讲的大部分都是错的，但他的听众竟然都毕恭毕敬地听。在战前，他说：“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将永远处于增长之中。”他还说：“炮火似乎只对新兵有效。”也许世界上只有他才能做到一方面维持与弗伦奇良好的个人关系，而另一方面又企图诋毁弗伦奇。他蔑视所有与他同级的军官，他一般不蔑视自己的下属，但条件是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他有一种类似于妄想狂的信念，他总是感觉有人在阴谋陷害他，所以他也处于无休止地用阴谋反击别人的状态。
当大战开始时，英国远征军中另一个军长是詹姆斯·格里尔逊（James Grierson），他刚踩上法国土地，便患心脏病死去了。黑格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格里尔逊是一名天才的步兵指挥员，在1912年夏季的军事演习中，黑格被他打得惨败，军事演习因此而提前结束。格里尔逊死后，弗伦奇要求赫伯特·普卢默（Herbert Plumer）接替格里尔逊，但基钦纳派来贺瑞斯·史密斯–多林。这再次证明黑格的运气好。普卢默与格里尔逊一样，不仅是非常资深的中将，而且个人能力极强。如果是普卢默真的来法国，黑格将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不仅是因为基钦纳喜欢普卢默，更重要的是普卢默了解黑格的底细。几年前，普卢默是参谋学院的考官，他用尖刻的语言表达了对他的学生黑格的负面看法。无论如何，黑格在法国的条件很不利：弗伦奇很不喜欢他。从大战一开始，弗伦奇就密切审视黑格，质疑黑格的每一个决定。
弗伦奇的代理参谋官是英国远征军的主要谋士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他在卡勒兵变时是作战部总监，充当联邦主义分子在英军总参谋部里的间谍，黑格曾称他是“可怕的阴谋家，肯定要带来危害”。作为英军总参谋部与法军参谋部之间大战前的主要联络人，威尔逊在巴黎有许多重要的朋友，他从大战一开始就利用这些法国朋友的影响力争取被提升为总参谋长。他与弗伦奇结盟，就是因为他俩都恨基钦纳。威尔逊曾说，基钦纳和毛奇一样都是英格兰的敌人。
当弗伦奇选定新参谋长时，最终人选不是威尔逊，而是罗伯逊。罗伯逊是英国远征军的军需官，在大战开始几周内表现突出。弗伦奇并没有选罗伯逊，而是基钦纳阻止了弗伦奇任命威尔逊。威尔逊不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失败。弗伦奇总跟威尔逊闲聊，故意把罗伯逊排斥在一边。黑格则以更精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蔑视。黑格在给罗伯逊的便条中写道：“他本意不坏，我觉得他会成功。同绅士合作是多么容易呀。”
在这么一群因功能紊乱而无法团结一致的兄弟之上，站着钢铁一般苛刻的基钦纳。与霞飞和加利埃尼一样，基钦纳的大部分人生都在大英帝国殖民地远在天边的前方哨所中度过。他在20岁的时候中断自己的学习，参加了普法战争中的法军一边，很快他被送到中东做皇家工程兵。从此，他的履历变得传奇一般。1886年，他那年36岁，就成为英国在红海地区的长官。1892年，他担任埃及司令官。1898年，他在镇压了一次苏丹叛乱后，被授予男爵爵位。在南非，他领导英国军队获得布尔战争的胜利（他焚烧布尔人的农场，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关进集中营，数千人死亡），他因此而获得子爵爵位。从1902年到1909年，他是印度的总司令，与印度总督进行无休止的争斗。1911年，他成为埃及和苏丹的殖民地总督。1914年的基钦纳，既不了解英国社会，也不了解英国政治，习惯于控制所有人和事，实质上已经丧失了与别人合作的能力，或者说丧失了授权给别人的能力。
1914年8月危机期间，基钦纳碰巧在英格兰（他受邀回国接受伯爵爵位）。大战爆发时，他正乘船回埃及。阿斯奎斯将他召回伦敦，要求他以战争大臣的身份加入内阁。他同意了，但缺少热情；他那时最想成为印度总督，如果暂时成不了，他偏向于继续留在埃及开罗。他的新职位（他并没有放弃陆军元帅的任命，也没有放弃相应的工资），使他成为英国自1600年以来第一位现役军人担任内阁成员的人。他为人强硬、狡猾，被视为英国的传奇人物，他与英王都被视为是帝国的标志。当时，他曾预言德军主力入侵部队将先穿越比利时然后进入法国，许多政府官员和军官都怀疑他的说法。他还预言大战将持续至少3年，因此英国需要一支有100万人的军队。这个预言就更没有人相信了。然而，他的预言都是正确的。最后，英王陛下的军队并不是100万，而是550万。
第十二章 佛兰德斯的田野
敌人绝望地争夺只砖片瓦。
——德国官方伊普尔战报
德国人从马恩河后撤，法国人和英国人除了感到喜悦外还有几分惊讶。但是，他们自己也被打得够呛，感到疲惫不堪，缺少各种作战装备。许多士兵疲惫得不愿动弹一下。一名英国士兵写道：“连续5天没日没夜的战斗，每10个人中就有人被杀，我们精疲力竭，饥渴难忍，躺在光秃秃的大地上，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尽早去死。”确实，他们的大炮没有了炮弹。衡量新式战争持续强度的指标是看炮弹的消耗量，法军最有效的大炮是75毫米加农炮，但是其炮弹的供应严重短缺，法国每天只能生产1万发炮弹，这个产量只是战场需求的20%。
由于有类似于上述的原因，协约国的军队没有能包围撤退中的德军，也没有能占据德国后撤遗留下的巨大空隙。德军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一直撤退到埃纳河（Aisne River），这条河在马恩河北面，是一条从东向西流淌的河流。德军在埃纳河的北岸高地上修建防御工事。此时，协约国的军队才开始发动攻击，但是为时太晚。战斗非常惨烈，英军企图攻占德军的防御工事，但是伤亡惨重，并且毫无战果。“3天前，我们的部队占领这些高地，并挖了战壕，”一名德国军官给父母写信道，“两天前，凌晨，我们受到一股有巨大优势的英军的攻击，大约有1个旅和2个营的兵力，把我们赶出阵地。那些家伙抢走了我们5支枪。我们展开肉搏。我都忘记了自己如何逃脱的。我步行去求援……在炮火的帮助下，那些家伙又被赶出了阵地。我们的机关枪发挥巨大作用；英国人成批倒下……在战斗的头两天中，我只吃了一块面包，没有水喝。晚上，我不穿雨衣站在雨里。我的用具包留在马背上，马和行李都放在后面，不能带马匹到战场上，鼻子一伸到保护掩体之外，子弹就呼啸着过来了。战争是可怕的。我们都希望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结束这场战争。”
然而，战斗至今难以决出胜负。英军和法军失去了迫使德国大撤退的机会。法国最富饶的矿区和工业区还握在德国人手中。
德国人再次对凡尔登发动攻击，攻击失败，没有能占领凡尔登。如果能占领凡尔登，德国人就有了一个长期盘踞马恩河的强大据点。没有凡尔登，法军在马恩河一线是防守不住的。如果德国人被迫后撤，就意味着丧失有价值的战略要地——通往兰斯（Reims）、亚眠（Amiens）、阿拉斯（Arras）的铁路中转站。
英军和法军的总部里洋溢着乐观气氛。约翰·弗伦奇预言英军将在6周后抵达柏林。埃里希·冯·法金汉则较敏锐地看出未来的战争将是长期的，这位53岁的将军，前任战争大臣，最近才替代极度失望的毛奇成为德军的总参谋长（撤换毛奇的理由是他的健康状态不好）。他鼓励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谋求东线或者西线的停战协议，如果德国能与俄国停战，或许可以说服法国也同意停战条款。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表示，华盛顿政府愿意充当调解人。丹麦政府也表达了类似意愿。但是，提出这类的建议实在是太晚了。所有交战国都认为，在没有赢得足够的战果去弥补巨大损失之前，不可能接受停战协议。这场战争变得不仅有能力自我延长，而且有一种自我辩解的能力。
虽然法金汉不如弗伦奇、霞飞那样热情洋溢，但他仍然相信可以在战场上决出胜负。他上任没有几天，就制订出新的攻击计划，并决心在9月底前付诸实施。他有两个目标：第一要纠正德国现有的最大弱点，即暴露在外的右翼，右翼的一端在巴黎北面突出在外没有任何保护。第二个目标是占领安特卫普，那里是比利时军队最后的藏身之地，它还是北面最大的港口，只要比利时人和英国人还占据此地，他们就可以利用现有防御工事打击德军的供应线。
为了解决德军右翼暴露在外的问题，法金汉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继续后撤，撤退到埃纳河至布鲁塞尔一线，甚至到安特卫普以东。但是，这个方案要求法金汉放弃毛奇所获得的大部分战果，严重打击德军的士气，激怒所有德国人。所以，他不敢选择这个方案。实际上，他采取了大胆进攻的策略，把自己的战线沿着索姆河的西面推进，直到大西洋。这个策略有一个可行性条件，只有法军不能防御巴黎以北地区时，这个策略才有效果。如果这个策略成功，德国将控制法国北部，包括通向英吉利海峡的港口。此外，德军还将有条件从巴黎的东西两侧再次发动对巴黎的进攻。
然而，法金汉有一点很像克卢克和毛奇，他总是想利用手中的资源尽量多做事。为了加强右翼，他命令从阿尔萨斯和洛林转移出第六和第七集团军（用两个新组织起来的集团军替代）。这个计划实施起来困难；移动一个集团军需要140列火车，但在德军左、右翼之间只有一条铁路线。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延误，法金汉沿索姆河向西的攻势才没有计划中那么强劲；进攻的德军遭遇新的法军第十集团军抵抗而停止了。至此，他的第二个目标安特卫普，似乎变得较容易实现，但实际上，安特卫普的防御堡垒比列日还要强大（由19个最现代化、武器精良的堡垒保护着，周围还有小型堡垒，守军兵力多达10万人）。
在德军把用于攻坚的大炮运抵安特卫普之前，英国远征军代理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建议英军调整战场位置，从目前夹在两个法国集团军之间，转移到法军战线的最左端，那里曾经是英军最初的位置。这意味着，英国远征军将移动到比利时西部的佛兰德斯（Flanders）。威尔逊说，英军的位置这样才符合逻辑，因为这使得英军距离提供后勤的海港近一些。一开始，约翰·弗伦奇反对，觉得两侧都有法军保护是一个优势。后来，温斯顿·丘吉尔说，如果英国远征军在佛兰德斯，皇家海军的大炮就能从海上支持他们，弗伦奇立刻改变了主意。弗伦奇早先是骑兵出身，他认为佛兰德斯开阔的田野能证明骑马打仗的价值，骑兵可以充当先锋，猛地插人比利时，然后再从比利时进入德国。
此时，霞飞反倒犹豫不决了，他害怕英国远征军逃跑。如果英国远征军再次遇到麻烦，或者弗伦奇又想撤回英格兰，靠近海岸使得英国远征军能比较容易地逃跑。后来。弗伦奇宣布，无论有没有霞飞的同意，他都将向北转移。霞飞只能无奈地要求英军转移过程应该是缓慢的、慎重的。然而，弗伦奇的转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使得霞飞开始抱怨弗伦奇的匆忙转移实际上帮助了德军趁机取胜。霞飞认为，德军利用弗伦奇的匆忙转移，沿埃纳河发动了成功的攻击。霞飞还认为，由于弗伦奇霸占了稀缺的铁路线，德国人才获得了机会占领了工业城市里尔（Lille）。法金汉向安特卫普运送军队和大炮的动作惊动了霞飞，霞飞此时意识到自己左翼的危险。他命令由福煦指挥的第二集团军与英国人一起向北进入佛兰德斯。英国远征军的目的地是伊普尔（Ypres）的西面。伊普尔是饰带制造中心，有大量中世纪的建筑。伊普尔向东直抵比利时中部，向西直抵法国和英吉利海峡上的港口，有如此便利的交通使其重要性骤然增加。
德国人开始用大炮有条不紊地摧毁安特卫普的堡垒，这让英国人比法国人更加警觉。如果离英格兰如此之近的港口落入拥有强大的海军的德国之手，其后果就不是一件小事了。温斯顿·丘吉尔将现有的海军陆战队组织起来，尽管很小，但丘吉尔要求他们尽快帮助比利时人进行防御。丘吉尔自己也随部队来到比利时，他拜见了比利时国王、王后，会见了比利时军队的指挥官，共同商讨了如何阻击德军。他给伦敦政府发电报，建议授予他英军驻安特卫普指挥官的头衔，取代海军大臣的称呼。据说内阁成员们看到丘吉尔的这份电报时都笑了。这是典型的丘吉尔作风，太喜欢冒险，总是有新花招，永远觉得自己能胜任。然而，基钦纳觉得丘吉尔的建议不荒谬。（基钦纳可不是普通人，他不仅是英国战争大臣，而且是英国军队的象征，就是他的头像出现在征兵广告上，告诉英国年轻人：“你的祖国需要你！”）他非常了解海军大臣，显然丘吉尔的建议吸引他的注意力。他记得丘吉尔是唯一认识到英吉利海峡港口重要性的人，在马恩河战役发生转折时，丘吉尔就提出要加强对港口的防御。基钦纳建议，立刻在安特卫普现场授予丘吉尔中将官阶。但是，英国首相不同意。
连续不断的德军炮火，震撼了比利时人的信心。10月6日，比利时人决定放弃无法坚守的安特卫普，借以保护比利时的军队。于是丘吉尔离开安特卫普，返回英国。一天后，比利时国王率领6万比利时的军队撤离安特卫普。比利时军队此时士气受挫，精神紧张，匆忙向西走，几乎进入法国，他们在伊普尔北面利用流入大海的伊瑟河（Yser River）做屏障形成防御线。与此同时，福煦的军队开始向南扩张战线，英军从西面鱼贯而入伊普尔。德军此时占据了安特卫普。攻下安特卫普，释放出4个军的兵力，可供其他用途。从德国来了一个新军到比利时，新军的大部分士兵都是学生志愿者，几乎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
作为德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法金汉所面临的困难，要比弗伦奇、霞飞所面临的困难更广泛。宏大的东线是他的难题之一，在500英里（约800公里）长的战线上，德军和奥军的兵力，远不如对面的俄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两位坦南堡英雄，正挣扎着应付俄国人的威胁，东普鲁士有俄军的威胁，西里西亚（Silesia）以南地区也有，再往南，受损严重的维也纳军队驻扎的地区还有俄军的威胁。法金汉有两件必须要完成的任务。首先，德军必须向南运动，与奥地利的左翼相连，必须在康拉德的军队被压垮前提供必要的支撑。其次，由于德军已经没有足够兵力防御所有该防御的地点，所以必须主动发动进攻。一旦俄军发动攻击，就有一种碾碎沿路一切障碍的力量，因而德军必须在其启动前将其摧毁。
兴登堡、鲁登道夫与作战主任马克斯·霍夫曼商量，决定同时解决两个难题，方案是将新成立的第九集团军用火车向南运送到华沙附近，华沙是俄军的作战指挥中心。在那里，德军可以与奥地利的左翼相连，一起向驻扎在华沙的四个俄国集团军发动攻击。此时，俄军总司令正坐镇华沙，此人就是沙皇的表兄大公爵尼古拉·罗曼诺夫（Grand Duke Nicholas Romanov）。尼古拉正计划派遣四个集团军前往西里西亚。德军第八集团军可以继续留在东普鲁士。一贯大胆的鲁登道夫，想同时包揽南面。但是，法金汉认为这个计划太冒险，因而加以拒绝。
这些动作构成了第一次华沙战役的准备工作。在250英里（约400公里）宽的战线上，60个俄国师正向由18个师组成的德奥联合部队扑过来。康拉德的任务是跨越加利西亚的桑河（San River）攻破俄国在南部的战线，但是他的进攻失败了。在北线，德军右翼和中路取得快速进展，但倾盆大雨阻止德国进攻有几天的时间。“从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出发，我们强行军，”一名负责军需品运输的军官写道，“最开始的两天，道路还能走，此后变得艰难，因为每天下雨。有些地段原来的路根本看不见了，只有泥泞和沼泽。有一次我们花费了一小时移动一辆四轮马车，装载上军需品，用15匹马拉，走了15英尺（约4.6米）的路程……水深得开始淹没马的身体和马车的轴……有一夜，我们遇到一处完全无法通过的地点。唯一可绕行的道路是一片浓密森林，但要想通过森林需要劈出一条通道来。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我们砍倒了500码（约455米）远的树木……在过去8天里，我们每晚都在行军，有一次我连续骑马30小时。那段时间里，我没有休息过。我们回到军营常常是凌晨或半夜。如果我们七个人能睡在一间屋子里铺着稻草的地板上，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一连10天，我都没有脱衣服。在睡了一小会儿后，一切将又从头开始……黄油、香肠等美味，那都是很长时间以前的事了。如果能有面包、猪油吃，我们就非常高兴。”
就在德军挣扎向前推进的时候，俄军集结了大量军队，并开始反击。在俄军的不断打击下，德军的左翼逐渐被迫后撤，最后其朝向从向东变得向北，部队似乎也到了支离破碎的边缘。
10月17日，德军看出一个问题，如果不撤退，就有可能被消灭。第九集团军在6天里后撤了60英里（约95公里）。虽然躲开了俄国人了，但德军也损失了4万人。这次战役，德国人最终有10万人伤亡，其中3.6万人战死，奥地利人有4.5万人战死。俄国人从烂泥中把大炮拖出来，尼古拉大公爵开始重新集结湿漉漉的部队，要求部队恢复前进。
就在德国人开始从华沙撤退的时候，约翰·弗伦奇爵士开始向佛兰德斯的东部调动部队。几乎同时，法金汉在相邻的地区向西发动攻击。双方在相遇前几小时，谁都不知道会遇见对方。双方的指挥官都想占领更多的地盘：弗伦奇的目标是途经根特（Ghent）占领布鲁塞尔，而法金汉想占领比利时西部的地区和该地区的港口。双方都意识到，只要不断前进，就有可能找到机会包围对手；双方都盼望实现这个愿望。荣耀似乎就在地平线上。
几乎就在眨眼之间，双方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一支英法联军在向根特强行推进中，遭遇法金汉主力部队，被迫后撤。德国人想砸碎比利时人在伊瑟河的防线，但受到阻击而不能前进。从此，开始了一个月的屠杀，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伊普尔战役。
德军与比利时残部相遇，双方展开激战，战斗之惨烈难以形容，就如同梦魇中的地狱一般。由于佛兰德斯低地是涝地而无法挖堑壕，比利时军队伤亡惨重；德军过河时，不仅受到步兵的射击，而且开进运河里的英国海军战舰把大量炮弹倾泻向德军；冬天渐渐逼近，双方士兵都不仅处于湿漉漉状态，也处于几乎被冻僵的状态，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严重。
比利时国王艾伯特不断鼓励士兵。他是一个好战士，有勇气的年轻人。他有明确的动机：福煦曾严厉地警告他，如果不能坚守住比利时剩余的国土，他在战后将无法保留王位。于是，这位国王命令没有战斗任务的军官站在他划出的线后，无论谁敢后撤，就枪毙谁。
连续几天的德军炮火屠杀了三分之一的比利时人，基本消灭了比利时人的抵抗能力。国王艾伯特打出最后的王牌，他命令打开水闸泄海水淹德军。此时的德军正处于兴奋状态，越来越多的德国兵跨越伊瑟河，胜利似乎就在眼前，无法理解眼见的现实。早晨，水深淹没足踝。德国人以为这是连日降雨的结果，继续猛击比利时军队。午夜，水深淹没膝盖，而且水面还在上升。德军不得不放弃继续攻击的愿望，而且还连夜艰难地把部队撤退到干燥的地段。很快，一条5英里宽、水深淹没胸脯的湖泊将德军与比利时军队分隔开来，双方的战斗平息下来。后来，跨越伊瑟河作战的德军部队被转移到伊普尔附近作战。那里的战斗异常惨烈，士兵们徒手相搏，战场是环绕伊普尔东面、南面、北面的山脊上的村庄。德军的目标是占领那条山脊，攻破协约国的战线，最后包围伊普尔。
山脊上有一个村庄叫韦茨哈特（Wytschaete），自堤防打开后，这个村庄里的战斗就非常激烈。一支来自巴伐利亚的部队想攻占这个村庄，但失败了，上尉霍夫曼受伤严重，躺在德军阵地和法军阵地之间。霍夫曼的一名部下跑出自己的掩体，在敌人的炮火下将霍夫曼抢救到安全地带。这次救援应该算是失败了，因为上尉死了。但是，那名救助者几年后在他的一本臭名昭著的书里宣称，他能毫发无损地活着回来，是命运暗示他在未来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人。那场战斗结束后，他被授予勇敢者的称号。在阿道夫·希特勒完成他的英勇行为之后几天，德皇威廉把一枚铁十字二级勋章别在他的军装上。
德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同比利时人的战斗。但是，当英国远征军和福煦发动进攻时，却很快被德国人击败。然而，此处的战场没有堤防可供开启，无法将敌对双方分隔开来，借以终止双方的痛苦。战斗没日没夜地进行，双方轮流发动攻击，随着伤亡不断增加，连变成排，作战单位的剩余士兵被乱七八糟地揉合在一起。军官死亡率非常高，有的年轻的中尉眨眼之间便变成营长或团长。
雨继续下，夜晚越来越冷，士兵躺在地面睡觉，因为只要挖洞水就冒出来，战斗仍然进行着。战场是平原，但点缀着村庄，一片一片的树林像贴在大地上的补丁，河流、运河、灌木篱墙向四面八方延展而去。这样的战场比较适合防守，而不是攻击，骑兵难有用武之地（无论在何种战场，机关枪都让骑兵失去胜利的希望）。英军在人数上总是处于劣势，人数有时少得难以取胜，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坚守阵地，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英军有一种在布尔战争中总结出的骑兵战术帮了大忙，这种战术让骑兵跳下战马，像步兵一样战斗。不过，最终拯救英国人的是步枪手的准确性和速度，类似于英国人在蒙斯和勒卡托时的情况。被英国步枪手撂倒的人实在太多，德国人都以为他们面对的是机关枪，而不是步枪。
大战在1914年后半期出现了几次残酷的血腥屠杀，伊普尔是其中最令人痛苦的绞肉机，英国人破坏力极强的好枪法是原因之一，而德国人把没有经验的后备人员丢进战场是另一个原因。数千刚从学校招聘来的年轻学生，有的才只有16岁，在同样没有战场经验的后备役军士和军官的带领下，形成大规模编队，走进英国远征军的射程。那是人肉构造出的墙——根据英国士兵回忆，他们手挽着手，高唱着歌前进，戴着兄弟会的帽子，拿着鲜花——瞎子的子弹也许都射不偏。他们被成片地扫倒。他们曾经成功地击退敌人，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毫无目的地闲逛，直到敌人发动反击。在伊普尔北面不远，有一个巨型的集体墓穴，数千战死的年轻人被埋葬在这里。墓穴前竖立着一尊雕塑，雕塑中一对父母悲痛地跪着。这尊雕塑作者的孩子，就被掩埋在这座集体墓穴中。
佛兰德斯给交战双方带来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一次恐怖跟着一次恐怖。一天傍晚，经过一整天的炮火攻击和步兵交火，一支德军后备役部队以极大的代价将英国人赶出了一个叫博凯（Bixshoote）的村庄。后来，上级传下命令让他们退出阵地休息。由于没有经验，在援兵到来前，他们集合完毕后便撤出了阵地。看到这种情况，英国人迅速赶到，再次抢下阵地。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德军不断企图夺回被放弃的阵地，但都被英国人击退，伤亡情况比第一次夺下阵地时要惨重得多。
英军的伤亡情况也非常令人震惊。当苏格兰第二高地轻步兵营被迫退出战场时，来法国参战的1000多名士兵只剩下30人。英国远征军正走向灭绝。英军战线上的某些地段的英国人非常少，观察到这个现象的德国人竟然聪明反被聪明误。德国人推断，如此明显的弱点很显然是英军的诱骗伎俩，因为在这些弱点背后一定有英国或法国的后备部队。所以，德军没有发动对那些英军薄弱环节的攻击。实际上，英军此时已经没有后备部队了。
10月30日，德国人和英国人又不知为了什么再次同时发动攻击，双方激烈格斗，伤亡十分严重，双方都感到难以支撑下去。第二天，德国人继续攻击。这一次故事发生在一个叫赫吕费尔德（Gheluvelt）的村庄，德军一个后备役部队突破英军的防御线。此时，在他们和伊普尔之间已经没有其他军队了，但是，在遭受巨大损失之后的突然胜利，让他们不敢相信其真实性。就在他们等待上级命令的时候，一名英军陆军准将发现附近仅有7名军官和伍斯特第二团残余的357名士兵，他命令这群人重新拿回赫吕费尔德。为了抵达赫吕费尔德，这群人需要跑过1000码（约915米）的开阔地带，有100人在这个开阔地带被杀死。当幸存者接近村边时，他们跑入一个小树林，整理好刺刀，发动攻击。深陷困惑和恐惧中的1200名德国兵，看到这一小群衣衫褴褛的英国兵后，把他们误认为是一个大部队的前锋，于是四散逃命去了。这些伍斯特人，堵住了一个通向伊普尔的漏洞。
那天晚上，法金汉决定停止进攻。其实，他不知道英国远征军正处于崩溃的临界点——英军已经无后备兵力可调遣、弹药几乎消耗殆尽、忍耐力已经到达极限。尽管他仍然认为有突破的可能，但希望组织起更多接受过训练、有经验的部队，然后再继续发动进攻。
11月初，佛兰德斯和波兰的局势表面较安静，但实际上战争每天都在扩大，并改变着形态。第一支加拿大部队此时抵达英格兰，准备跨越英吉利海峡与英国远征军联合。一个印度军团来到佛兰德斯，其中包括勇猛的廓尔喀族人组成的作战部队。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黑人部队也抵达前线。在东线，兴登堡被任命为对俄作战的总司令，鲁登道夫继续做他的参谋长，霍夫曼也跟随着他俩。当奥斯曼帝国将加入同盟国阵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柏林和维也纳就好像得到天上掉下的馅饼。
11月刚过了1周，东线和西线又开始升温。大公爵尼古拉尼命令两个集团军越过波兰向西里西亚进发，其他几个集团军则向西南进发，目标是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法金汉已经做好再次占领伊普尔的准备。德皇仍旧在德军总部，德皇露面最让法金汉头痛，这点法金汉与毛奇的感觉一致。德皇威廉不停地询问胜利的消息，他这么心切的动机就是想穿上最华丽的制服，到被占领的城市里阅兵。他失望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急躁的青少年，什么忙都帮不上。
在佛兰德斯战役暂时平息的期间，鲁登道夫赶紧拜访了法金汉。像往常那样，在霍夫曼的帮助下，鲁登道夫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等待实施。也像往常那样，他的这个计划不仅要阻止俄军进入波兰，而且要围歼俄军。他建议引诱俄军大胆冒进，超过其铁路供应线的终点，俄军最终会因短缺给养而失去前进的动力。然后，德军从北面袭击，攻击其两侧和背后，切断其与华沙的联系。但是，这个计划需要更多的军队。鲁登道夫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增援兵力。法金汉拒绝了；他已经集结完毕足够的兵力发动对佛兰德斯的新一轮攻击，德皇正像猎狗一样追着他。鲁登道夫带着狂怒离开。从此，另一场战争在德军参谋们之中展开，法金汉是一边，兴登堡、鲁登道夫领导的团队是另一边，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东线与西线，哪个才是德国最佳的希望所在。
虽然兴登堡、鲁登道夫、霍夫曼共同提出的计划由于兵力需求过高而被否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将第九集团军用火车运回东普鲁士，这支军队在华沙几乎被俄国人消灭。然后，再将第九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合并，形成一支超大军队，布阵于70英里（约113公里）长的战线上。这支军队等待着跨过波兰后从西面而来的俄国人。就像计划安排的那样，俄军由于其自身的规模巨大和给养困难，遇到难以前进的问题，德军这时才把由两个集团军合并成的大铁锤砸向俄国人。在敌我交战处，德军实际上能获得局部兵力优势，俄国人将被制伏。经过四天的艰苦战斗，俄军开始撤退。德军追击，不断打击退却中的俄国人。
法金汉再次攻击佛兰德斯，这次他使用更有经验的部队，战线也压缩变窄了。不过，他取得的并不是胜利，而是在伊普尔周围山脊上展开的一系列难言胜败的战斗。战斗中，德军的炮火不断轰击山脊上被用来当作观察哨所的古老建筑，古老的镇子逐渐被摧毁了。士兵们在村庄与森林之间穿梭，在运河与沼泽之间来往，麻木于炮火之中，双方发射的榴霰弹和高性能炸弹像下雨一样倾泻向每一个可能是目标的地点，他们带着刺刀冲锋，不断地被击退，然后接着再反攻。德军总参谋部写的一份战报描绘了战斗的特征：
敌人把每一间房屋、每一片森林、每一段墙壁都变成可顽抗的据点，每个据点都需要我们以巨大的代价发动猛烈攻击才能拿下。即使第一线的堡垒被拿下后，又会有第二线紧接之后；敌人表现出极大的技巧充分利用地形使攻击者处于不利地位。伊普尔的东部和西南部比北部更复杂，那里有浓密的树篱、铁丝篱笆、宽宽的堤坝。大大小小的树林到处都是，而且林中还生有浓密矮树，通行困难，侦察也困难。我们只能沿着马路走，而敌人的机关枪猛扫马路。由于有预备性的炮火攻击，大部分村庄在步兵抵达前就被毁坏了，但是敌人绝望地争夺只砖片瓦，直到不得不放弃。在几条还值得用战斗夺取的街道上，每次夺取都演化为一次完整的战斗。无法用语言形容德国军队在这些场合的勇猛顽强。
当然，英军和法军在保护那些石头和砖头所表现出来的勇敢，也是无法评价的，甚至都无法理解。伊普尔附近村庄的控制权多次易手，简单地了解一下控制权易手的情况，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村庄连一块完整的石头都没有了。10月23日，隆巴德赛德（Lombartzyde）被德国人攻占。一天后，法国人又抢了回来。10月28日，被德国人再次夺回。11月4日，法国人和英国人再次占领。11月7日，德国人再次夺回。后来又有两次易手，最终才长久地被德国人占领。
德国人逐渐地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地占领越来越多的地盘，后来紧紧地控制了伊普尔的突出阵地，法国人和英国人占领了伊普尔东部的半圆形地区。但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多次进攻未能有突破。有几次，一些法国将军和英国将军建议撤退，福煦总是坚决反对。他在战前写道，只要不承认失败，那就不是失败。此时，在英国人的大力帮助下，他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11月11日，德国人进攻的强度达到顶峰，德皇威廉的儿子埃特尔·弗里德里希（Eitel Fredrich）率领德国最精锐的第一警卫团把英国人从楠伯斯臣（Nonnebosschen）赶走。几天前发生的赫吕费尔德故事再次上演。占领了楠伯斯臣，德军本可以像入无人之境直捣伊普尔。然而，一群衣衫褴褛的英国兵（不是战斗人员，而是火夫、司机、参谋等有能力拿起步枪的人）再次从附近发动一次似乎毫无希望的反击。德国人再一次误认为，这次反击表明神秘失踪的协约国后备部队终于采取行动了，于是德国部队撤退了。这实际上是德国人最后一次有可能突破协约国防线的机会。
11月20日，战斗继续，双方进攻甚多，但进攻效果越来越不好，天下着雨，气温寒冷，几乎疯狂的士兵们因饥饿而渴望休息。像凶猛狮子一般的基钦纳也惊叫道：“这不是战争！”不论它是什么，但是它终于停止了，因为雨变成雪、软泥变成硬块——任何想法都无法实现。双方都宣布胜利。协约国一方认为，他们守住了伊普尔，防止了德国人占领海港。德国人认为，他们成功地防止了敌人突破，而且占领了许多重要据点，协约国已经无法发动新的进攻。
当冬天降临，佛兰德斯不得不停战时，英国人伤亡了5万人，相当于英国远征军人数的一半。法国在伊普尔的损失超过5万人，德国有至少10万伤亡。英国的《伯克氏贵族人名录》（Burke's Peerage）不得不推迟最后一版的发行，阵亡情况是：66个世袭贵族、95个世袭贵族的儿子、16个从男爵、82个从男爵的儿子、6个骑士。
俄国人途经波兰继续后撤，德国人则追击。一开始，俄国人想撤退到一块开阔的低地沼泽之后，但是德军将他们驱赶走。后来，俄国人想进入罗兹（Lodz）这座城市抵抗。12月6日，德军再次将俄军驱赶走。在罗兹市，俄国人伤亡了9万人，德国伤亡了3.5万人。德军追击到罗兹市东面30英里（约48公里）的地方才停下脚步，这时德军已经俘虏了16万俄国人。寒冷的冬天阻止了德国人，俄国的冬天能杀人。“只有一半人有棉衣，”一名英国记者看到在俄军反击中俘获的德国人后说，“那些棉衣由很薄的假冒品制成，就好像要穿着纸抵御俄国的寒风似的。俄国的战俘营都在西伯利亚，试着幻想一下大量的战俘。但是，德国兵是满足的，因为这下他们能睡觉了。从战壕里走出的人最需要的就是睡觉。他的日日夜夜都是处于连续不断的惊恐之中。他的大脑被加农炮折磨着，神经被不规则的爆炸磨损着，思维是乱的……但是，一个士兵被俘后，他感觉自己已经没有阻止敌人进攻的责任了。虽然他已经战败，不过却能安宁地睡觉了。”
双方寻找营地驻扎下来，在冻土上凑合地修建起简陋的防御工事。德国人在1914年最后的战役里伤亡人数达到10万，而俄国伤亡人数达到惊人的53万。然而，德国人应该对他们的成功感到泄气，因为其价值有限。冬天到来后，俄军有120个师在前线，每个师有12个营。德国和奥地利合并在一起，只能集结起60个师，每个师有8个营。
12月对康拉德和他的军队来说，是一场昂贵的戏剧，一次短暂的荣耀之后，却以羞辱结束。一开始，一个俄国集团军向喀尔巴阡山脉进发，占据了通向匈牙利的山口。这支军队是俄国第八集团军，其指挥官是俄国军事天才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Alexei Brusilov）。在他的带领下，第八集团军准备向布达佩斯（Budapest）进发，去征服哈布斯堡王朝的本土。此时，康拉德发现第八集团军与其在右侧的友军之间有间隙，于是马上集结了一支攻击部队，在12月3日那天钻进那个间隙。这个战术非常有效，俄军被打败了。在4天的时间里，康拉德驱赶俄军后撤40英里（约65公里）。尽管俄军巨大后援部队上来后，在12月10日阻止了康拉德的攻势，但是这次胜利是非常重要的。这次胜利破坏了俄国人想跨越喀尔巴阡山脉的企图。它还导致俄国无法执行准备从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ow）进攻德国的新计划。如果再考虑到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11月底取得的胜利，俄国人此时已经深陷远离柏林、布达佩斯、维也纳的寒冷沼泽地之中。
然而，就在1914年结束之际，康拉德亲手败坏了已经取得的胜利荣耀，他发动自大战开始以来对塞尔维亚的第三次入侵。这次袭击，开始的时候像前两次袭击一样看上去很有希望，奥地利人迅速占领塞尔维亚的领土，甚至首都贝尔格莱德。然而，就在贝尔格莱德被占领后仅一天，局势发生戏剧性改变，有大髭须的塞尔维亚国王彼得，手拿步枪，向士兵们宣布，从此解除士兵们必须为国王和祖国而战的誓言，但是他自己将一个人走向前线去抗争。这个姿态把拥有爱国心的人都统一起来。反击开始了，组织人是拉多米尔·普特尼克将军，他就是那个在大战开始时去奥地利旅游被奥地利军队捉住后又被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以中世纪的礼仪送回塞尔维亚境内的老战士，这次反击有20万塞尔维亚军队参加，包围了纵深过度的奥地利军队。奥地利士兵几天都没有吃东西，在冬天里穿着夏天的军装，毫无战斗力，顷刻间战败溃退回奥地利境内。奥地利军队的伤亡极其严重：2.8万人战死，12万人负伤，7.6万人被俘。塞尔维亚也受到重创，2.2万人战死，9.2万人负伤，9000人被俘或失踪，剩下的士兵受到痢疾和霍乱的严重侵袭。
在未来的战争岁月中，奥匈帝国除了只能做德国的附庸外，再也无法承担更大的责任了，再也无法赢得一次真正属于自己的大胜利了。大战此时刚刚开始，奥匈帝国就几乎消耗光了军队。大战还有四年要打，可是维也纳20万最好的军队消失了，其中有许多非常有经验的军官和未受任命的士官。至此，奥匈帝国有大约50万人负伤，18万战俘在俄国人手中。
年关将近，各处还有战斗。即使在伊普尔，西线的战事并未完全平息。霞飞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就命令攻击。他把这叫作“小口慢吃”，但法军伤亡也很多。到3月时，法国人的伤亡人数又多了10万。
人们开始习惯于使用“世界大战”这个词。自8月以来，世界各地开始有海战出现，有些海战极具戏剧性，但重要性却不十分高。在非洲，警察和欧洲侨民武装为谋取利益发生流血冲突，原住民也被牵扯进来。在远东，日本自己动手夺取分散在各国的德国领地。
中东被拖入世界大战之中。土耳其成为同盟国的新成员，土耳其驻扎在叙利亚的军队奉命进入波斯。在忍气吞声地看着欧洲人蚕食自己破碎的帝国多年之后，君士坦丁堡政府渴望收回一些失去的领土。
土耳其的举动首先惊动了英国。俄国建议在伊斯坦布尔展示一下武力能阻吓土耳其入侵波斯，伦敦感觉这个建议有吸引力。于是英国派遣一艘战舰前往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这是一条细细的海峡，将地中海北部与君士坦丁堡、黑海、俄国联结在一起。
战舰到达后，开始向守护达达尼尔海峡最外围的堡垒开炮。只用了半小时，堡垒就被击毁，失去了保卫通向君士坦丁航道的作用。
英国战舰在行动中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安静地离开。整个事情进展非常顺利。海军大臣丘吉尔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到了也可以轻取君士坦丁的时候？
在佛兰德斯，虽然发生过那么多残暴屠杀，但是，却在1914年年终的时候爆发出一种奇怪的、自发的兄弟情谊。圣诞早晨，在伊普尔英军阵地的对面，德国士兵开始唱圣诞节颂歌，还摆出常青树。英国人也开始唱。放下武器的德国兵开始小心翼翼地出现在防御工事上。一些英国兵也同样做了。一步一步地，他们汇集到阵地中间的无人地带，相互交换食物和香烟，还踢了一场足球。
这就是1914年的圣诞停火，在几个地点发生，持续了几天。将军们听说后愤怒了，马上采取措施不许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第十三章 寻找新战场
我只会爱和恨，我恨法金汉将军。
——埃里希·鲁登道夫
1915年的开端让人感到似曾相识，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充满了致命的暴力。在元旦那一天，一艘德国潜艇在英吉利海峡发射出的鱼雷，钻入英国无畏号（Formidable）战列舰的船体，546名英国船员阵亡。在欧洲大陆，法国发动全线进攻，或者说想发动全线进攻，佛兰德斯、阿尔贡、阿尔萨斯、凡尔登等地都燃起战火。在盛产香槟酒的凡尔登西部，战斗异常血腥。在东线令人胆寒的冬天里，寒冷每天晚上夺走数百名睡梦中士兵的生命。俄军慢慢地迫使奥匈帝国的军队后撤到喀尔巴阡山脉山口，那里是加利西亚平原和奥匈领土分界线。欧洲以外，在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脉，俄军的进攻和恶劣的气候正在摧毁着既缺乏指挥又缺乏武器的土耳其军队。在亚洲、南太平洋、南大西洋这些难以想象会有战争爆发的地方，也爆发了流血冲突。
诸交战国都因准备不足而陷入僵局之中，各国既感到悲哀而又无奈。在1914年最后的5个月中，德国伤亡人数有80万，其中10万人阵亡。法国和奥地利的伤亡人数在100万左右，俄军的伤亡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来法国作战的英国人有一半人伤亡。巨大的伤亡数字使所有交战国都变得麻木不仁。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一块教堂纪念碑上，记录了在8月至12月间战死的教区居民名单，一共有80人。
然而，所有这些杀戮并没有换回胜利，这应该是所有噩耗中最大的噩耗。每一个国家都在重建受到重创的军队，扩充兵力，然后再把军队送往前线。没有人比法国的霞飞和英国的弗伦奇更乐观，他俩仍然坚信胜利就在眼前，只需让战士们再多做一两次流血牺牲，胜利就能实现。另一些人，比如德国的法金汉和英国的基钦纳，他们预见到未来将是一场漫长的恐怖肉搏。然而，无论是乐观的或是悲观的，内心都有一个重要问题要回答：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对这个问题，除了法国和奥匈帝国之外，大多数国家内部都出现深层次的意见不合。在巴黎，有个事实正支配着法国人的思维，那就是德国霸占了大片法国领土。德国占领着法国14%的工业生产基地、67%的钢铁生产、90%的铁矿、40%的糖厂，还占领着相当大份额的煤、羊毛、化学生产能力。这个事实让法国人很容易地形成一个共同伟大目标：把德国人赶出去，摧毁他们，烧死他们，使用任何可能的办法攻破他们的防御线，把他们扔回莱茵河对岸。在法国，只有一个人的意见受到尊重，他就是被称为“老爸”的霞飞。在其他国家，没有谁能拥有如此高的地位。在决定法国的战略方面，霞飞自大战开始就拥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权力。有许多法国人怀疑给予霞飞如此高权力是否明智，也有人在法军不断退却时呼吁撤换霞飞，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平息了怀疑者。也许，怀疑者的内心还留有疑问。究竟马恩河胜利是谁的功劳？马恩河胜利的长远影响是什么？但是，霞飞取得了马恩河战役的总司令头衔，这提高了他的威信，对他的质疑消散了。不过，在遭受如此大的损失之后，霞飞还有空间去忍耐更多的损失，这点的确令人震惊。他仍然坚信，大战持续的时间将会相当的短，结局将会非常辉煌。他下决心按照自己的判断指挥作战。
维也纳政府内部也缺少不同意见，这很像法国，但有一点不同，维也纳对战争的期待没有法国那么高。绝望使奥匈帝国内部产生一致性。大战以来，奥匈帝国的损失比较严重，这个二元帝国只有俄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难以恢复被重创的军队。奥匈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在陆军元帅康拉德发动的加利西亚战役和塞尔维亚战役中消耗殆尽，剩余部队的士气大受挫折，越来越难以维持帝国内部非德意志人口的热情。奥匈帝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塞尔维亚还没有被击败，俄国继续在进攻，意大利有可能加入敌对的协约国一方，所以，奥匈帝国只能保留一个最高目标：想办法不让俄国翻越喀尔巴阡山脉。为了这个目标，奥匈帝国肯定需要德国的帮助。没有德国的帮助，奥地利人已经没有能力独立地实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了。
康拉德与敌人交战很少犹豫，他宣布冬季进攻计划，目标是把俄国人赶出喀尔巴阡山脉，并解救被围困的普热梅希尔（Przemysl）要塞。他希望利用武力说服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不要加入协约国同盟（这几个国家渴望分享战争果实，但不能肯定哪一方能获胜），他请求德国提供4个师大约6万人。他这样就能和自己的盟友同舟共济了。德军高层认为，如果德国不提供帮助，康拉德就没有能力打败俄国人。然而，即使德国同意给予帮助，谁也没有信心康拉德能取得成功。可是，他的计划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如果他什么都不做，等着俄国人来进攻，那样的结果将是灾难。法金汉手中有4个新组建的军，大约有10万兵力，武器装备良好，指挥官和军士都很有经验。不久，德军内部爆发争执，争执的核心是应该在哪个战场如何使用这几个新组建的军。
德国如何处理奥地利？鲁登道夫告诉法金汉，问题是德国前途未卜。其实，奥地利问题仅是德国面临的难题之一。德军不仅需要在西线上对付实力迅速增长的法军和英军，而且还需要对付东线的巨型“压路机”俄国。虽然俄国已经遭受巨大损失，但其实力仍然大大超过德国和奥地利的总和，有迹象表明，俄军正在准备恢复攻势。德国目前没有好办法去对付这些危险，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合理分配现有资源。没有人知道是西线能取胜，还是东线能取胜。已经没有人考虑如何在西线和东线同时取胜的情况了。未来应该如何行动，政府领导与军队指挥官之间有不同意见，意见的差异是实质性的，这导致整个德国的战争安排处于瘫痪状态。
法金汉，这位英俊的容克贵族位居要职，此时是德军总参谋长，兼战争大臣，似乎拥有决定德国战略的权力。他有自己的未来计划。德军在1914年的损失使他感到惊恐，他称德军是一台已经“破损了的机器”。他判断德国已经没有机会打败所有的敌人。有必要考虑在东线或西线用谈判的手段获取和平。在西线，如果没有英国的默许，他觉得根本无法和平谈判，原因是英吉利海峡使得英国很难被征服，折中的办法只能是用武力拆散英法同盟。在东线，俄国军队规模巨大，德国无法在有限时间内打败俄国。法金汉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东线要狠狠惩罚俄国人，使之接受停火协议；在西线，要集中力量打败法国。他曾把法国描述成英国人手中的剑。“如果我们能让俄国人接受谈判条款，”他说，“我们就有了压服法国和英国的手段，那时的和平谈判将对我们有利。”
法金汉不愿向东线输送更多的兵力，因为那样会减少西线可用之兵。他也不愿用削弱东普鲁士的办法去补充康拉德的兵力。这就使得他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意见不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看到了击败俄国人的机会；由于鲁登道夫和马克斯·霍夫曼是东线的大脑，所以鲁登道夫的态度就更坚决一些。因此，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鄙视法金汉，这有可能是因为战略观点不同，也可能是因为嫉妒，或许这两种原因都有。法金汉占据着德军中两个最高的职位，他拥有指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权力，其他德军高级指挥官都必须听从他的指挥，但是，由于德军伊普尔战役损失过重，法金汉的可信性大打折扣。坦南堡大捷和马祖里湖的胜利，为兴登堡在公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接近霞飞在法国公众中拥有的地位。兴登堡不打算用自己的声誉支持法金汉。在鲁登道夫不断刺激下，兴登堡利用一切机会削弱法金汉，他公开扬言法金汉不适合占据如此高的职位，鼓励自己在皇室、政府内部的追随者去说法金汉的坏话。法金汉则给予兴登堡以类似的回击。
俄国人所面对的形势本来应该较简单一些。像法国和英国一样，俄国只有一个敌人需要打败。但是，俄国人却有内部分歧，所以形势反而变得不确定。俄军总参谋长是沙皇的堂兄大公爵尼古拉，他身高足有6英尺6英寸（约2米），瘦得像一根柱子，极具军事指挥才能。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计划利用自己手中的巨大兵力入侵德国，结束东线的战争。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却不牢固。他蔑视修道士拉斯普廷（Rasputin）。有一次，他曾警告拉斯普廷，如果拉斯普廷胆敢访问俄军总部，就会被绞死。这也许就是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不信任大公爵尼古拉的一部分原因。皇后亚历山德拉认为尼古拉觊觎皇位。尽管俄国在1915年的最高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将德国置于临死前的混乱之中，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却还没有确定。俄军总参谋部的一些强势成员要求直接攻击德国的心脏地带。另一些人则想先穿越喀尔巴阡山脉，干掉奥匈帝国，演出一幕消灭德国的前奏。大公爵尼古拉由于缺少沙皇的指导，难以化解总参谋部内部的分歧，形不成最终决议。他倾向于让所有人都满意。
土耳其人参战了，这个新情况让所有交战国都感到意外，大家都认为这个变化实属多余。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的时候是一个腐败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很懦弱，根本无法与欧洲强国竞争，甚至没有资格成为任何一个欧洲强国的伙伴。无论与哪个国家结盟参战后，奥斯曼帝国都很有可能会损失更多的领土。青年土耳其党在1908年夺取了君士坦丁堡的控制权。此后爆发了巴尔干战争，虽然国家有损失，但这个党却紧抓住政权不放。后来，欧洲出现八月危机，青年土耳其党认为这是一次天赐的良机。所以才会突然出现欧洲人都在想与土耳其结盟的新情况。这个变化让人感到既惊奇又突然。
几年之前，更确切地说是几代人之前，欧洲强国就不愿与君士坦丁堡建立正式的关系。土耳其是“欧洲病夫”，处于缓慢的崩溃消亡之中。欧洲各强国在争夺土耳其的遗产的过程中，因为相互嫉妒而难以达成一致，从而才使土耳其有机会苟延残喘，暂时逃避灭亡的命运。俄国想占有君士坦丁堡，英国和法国坚决不容忍俄国的野心，宣称宁愿打仗也不能让俄国的贪心得逞。但是，做土耳其的同盟国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必须为土耳其担责任，而土耳其能给予的回报却很少。一旦做了土耳其的盟国，即使有机会，也不敢肆无忌惮地攫取土耳其的领土。所以，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从土耳其分裂出去，英国夺得埃及、塞浦路斯，法国获得阿尔及利亚，希腊抢下了克里特岛，奥匈帝国吸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土耳其的领土不断被瓜分。土耳其的统治者很显然生活在不可逆转的恐惧和羞辱之中。
有两个欧洲强国与土耳其有最密切的关系，其一是英国，它是土耳其的主要保护者，防备着俄国的扩张入侵，其二是德国，它对中东的经济利益越来越感兴趣，甚至建设了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普鲁士早在1822年就开始被邀请去培训土耳其军队。奥托·李曼·冯·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将军作为德国特使刚到达君士坦丁堡，就被任命为土耳其军事检察官，实际上就是总参谋长。为了平衡需要，青年土耳其党又邀请英国负责改造土耳其海军。土耳其海军向英格兰订购了两艘无畏级战舰，价格高达1100万英镑，这笔钱对这个因巴尔干战争而濒临金融倒闭的帝国来说代价巨大。这次军购受到土耳其公众的大力欢迎，大部分买战舰的钱是靠发行公债筹集的。
大战爆发意味着土耳其有机会结束其孤立状态。当然，条件是土耳其必须自己先有意愿。究竟土耳其将投入交战双方的哪一方的怀抱，这点在大战开始时并不明确。也许，土耳其不应该拥抱任何一方。后来，由于英国在战舰问题上办了一件错事，再加上德国的威逼利诱，土耳其才做出选择。当1914年夏季的危机达到顶峰时，一组土耳其航海人员正好在英国，准备接收第一艘无畏级战舰。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就在这一天，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宣布英国征用土耳其的两艘战舰。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可以保证两艘最先进的战舰不落入敌人的手里。然而，这件事本可以被处理得更小心一些。如果英国政府正在与土耳其政府谈判，这两艘战舰可以作为谈判条件归还给土耳其，作为给土耳其青年党人同意与英国建立同盟的回报。丘吉尔的决定导致君士坦丁堡暴怒不已。8月初，在离大战爆发只有几小时的时候，土耳其政府提出与德国建立正式同盟的建议。
实际上，柏林早就准备好供签署同盟协议所需的文本，恨不能马上发往君士坦丁堡。德国的同盟协议草案要求土耳其向所有德国正在参战的战场投人兵力。青年土耳其党人没有想到德国有如此高的要求，找了个借口没有签字。同时，他们开始暗中与俄国谈判是否有可能建立类似的同盟协议。此时，俄国的自信心很高，相信协约国的兵力能战胜同盟国，所以断然拒绝了土耳其。俄国人认为，可怜的土耳其人正在利用同盟来阻止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
德国人对土耳其人故意拖延不满，于是派遣两艘高速大型战舰与英国和法国舰队藏猫猫，偷偷进入了地中海。8月10日，德国两艘战舰向阿尔及利亚海岸开炮后，受到敌军舰的尾随追击，它们逃窜到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要求允许进入海峡。土耳其青年党的主导人物恩维尔·帕夏，这位只有34岁的土耳其战争大臣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德国顾问坚决要求他允许德国战舰进入海峡。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要求他拒绝。他试图拖延，但德国人强迫他立刻做出决定，他退让了。土耳其人让两艘德国战舰开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北面。追击德国的军舰被阻止了。达达尼尔海峡关闭了，运输35万吨出口货物的俄国船队突然无法从黑海抵达地中海。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还是没有做出最后决断。德国决定将开进达达尼尔海峡的两艘军舰送给土耳其（虽然这两艘军舰有了土耳其名字，但全体舰员都是德国人，继续接受德国命令），土耳其政府拒绝评论。结盟的事一直拖延到9月还没有结论。为了促使土耳其陷入危机，两艘德国军舰行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这两艘德国军舰悬挂着土耳其的旗帜，向俄国的费奥多西亚、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开炮射击。不仅俄国人吃惊，连土耳其青年党也非常吃惊，赶忙向彼得堡方面解释攻击是德国人的行为，土耳其愿意保持中立。俄国方面回复说，土耳其可以用驱逐德国人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清白。土耳其无力做到这一点。11月30日，由于土耳其没有在限定的时间前回答协约国的最后通牒，俄国向土耳其宣战。英国和法国几天后也向土耳其宣战。
虽然土耳其与同盟国建立同盟关系对协约国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一些英国领导人认为土耳其带来了一些新机会。由于不像俄国和法国那样易于受到入侵的威胁，英国从来不愿限制自己的战场范围。1915年初，从英国海外殖民地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调回的常规军队回到欧洲战场，约翰·弗伦奇爵士手下的兵力已经达到30万人。基钦纳在英国本土招募的数十万新兵正在接受军训。如何使用这些新兵力成为一个问题。许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和内阁成员都有自己明确的答案，但是，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
弗伦奇并没有被伊普尔的巨大损失吓到，他和霞飞仍然坚信德国的防线能被打破，他渴望证明这一点。一连串人为夸张的德军伤亡报告助长了他认为德军正趋向于崩溃的判断。协约国的宣传工作者把西线每一次战斗都描绘成德军机械的自杀式攻击，而实际上德军的伤亡水平要明显地低于协约国。伦敦的作战部主任给出了一份报告，说明德国在几个月内将人力耗尽（这个虚构的故事流传了很长时间。1915年6月前，另一位作战部主任预测，如果英国继续打击德国，德国将在6个月内被打败，大战结束）弗伦奇与霞飞一样想发动进攻，但他不想在霞飞的指挥下作战，甚至不想与霞飞并肩作战。他不断要求独立行动。然而，他俩有一个基本共同点：所有英国士兵都应该被派往西线，越早越好。
1月初，弗伦奇回到伦敦参加英国战争委员会召开的会议，这是一个新的战争计划机构，成员有阿斯奎斯、基钦纳、丘吉尔、格雷、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弗伦奇提出一个新进攻方案，要求沿着海岸前进，收复被德军占领的比利时港口。丘吉尔支持这个方案，他认为这个方案能把中立的荷兰带入协约国阵营，能把更多的德军吸引到西线，为英军在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登陆做准备。一开始，委员会反对弗伦奇的方案。大多数成员认为该方案太冒险，收益不大，与霞飞的愿望相去甚远。霞飞希望英军不要沿海岸进攻，而是把重点还放在伊普尔。几天后，弗伦奇的方案又回到委员会的讨论中，大家不是想批准这个方案，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讨论的可能性。阿斯奎斯对这个方案不友好。基钦纳绝对地反对。基钦纳的真实想法是不能公开的，他希望把英国的部队先保留在国内，直到法国和德国消耗殆尽。然后，英国可以派遣大规模的新部队跨越英吉利海峡，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在法国境内的德军，可以被视为堡垒，用进攻的办法推不动。”基钦纳告诉弗伦奇。“英国的防线，”他补充道，“可以被当作投资保留着，而同时必须另选战场作战。”
新战场在哪里？基钦纳、丘吉尔等人整天梦想着另选战场作战。英国远征军有几个师的兵力被消灭，巨大的损失使人痛苦，这几个人开始寻找一个让人感到痛苦较小的地方开战。俄国大公爵尼古拉给基钦纳发来电报表示鼓励，并建议在中东展示一下武力，阻止土耳其在波斯和高加索的野心。他建议在叙利亚开辟战场；把土耳其从北面调动过来，帮助俄军减轻在东线的压力。他还建议在波罗的海登陆；俄国海军正在建造一个由600艘机动驳船组成的舰队（彼得堡并不知晓这件事），可以派遣这支船队在德国的波美拉尼亚海岸登陆。他的第三个建议比在波罗的海登陆建议的风险要小，就是让协约国军队在希腊西北面的萨洛尼卡（Salonika）登陆。希腊还没有参战（还有几个中立国，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在做说服工作），英国战争委员会希望把协约国的军队投入南巴尔干地区能赢得希腊的支持，甚至还能赢得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意大利的支持。派遣一支军队从萨洛尼卡向北运动，能起到支持塞尔维亚的作用。塞尔维亚的力量加强后，能进攻奥匈帝国。基钦纳喜欢这个想法，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也同样喜欢。作为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并不是军事计划的核心人物，但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有十足意志力的人。
最后，达达尼尔海峡也是一个可选目标，英国军舰在1914年底曾发动短暂的攻击，证明其无力防御。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将给所有同盟国带来困难。丘吉尔给英国在东地中海的舰队发电报询问是否能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一直进攻到君士坦丁堡。英国舰队司令回复说：“如果能增加军舰的数量，扩大作战规模，目标可以实现。”丘吉尔满意了，他指示舰队司令提交一份详细的计划。
于是，达达尼尔海峡就成为那个另选的战场。
新年才过了一周，霞飞在香巴尼（Champagne）和阿图瓦（Artois）地区发动的攻势便不得不停止了。1月8日，德军发动进攻，法军的进攻被迫停止，法军在3周的时间里只前进了500码（约457米），这次进攻法军又多伤亡了数万人，这个结果令法军目瞪口呆。在香巴尼战场，法军的进攻造成9万人的伤亡。霞飞还是不打算放弃，不仅在2月份想要进攻，还想要在3月份继续进攻，他总是认为法军已经处于突破德军防线的边缘。英国战争委员会开始对西线担忧起来，委员们怀疑霞飞是否能兑现承诺。
虽然德国人成功地阻止了法国人无休止的捶打，但是还是在战略方面有分歧。德国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使拥有不同战略思维的人坐在一起讨论不同的战略取向。作为德国军事首领的德皇，极少召集手下人开会讨论分歧，于是分歧便在德军最高统帅部里滋生腐烂。没有清晰的政策形成机制，却只有以卑鄙的手段陷害和无休止的争吵。那些想集中兵力打赢西线的人用小孩子惯用的伎俩削弱和诋毁持不同意见的同事（例如，法金汉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名字从东线大捷战报中删除）。“东线人”不仅以类似的方式反击，还耍阴谋设法让德皇撤法金汉的职。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德皇自己不发挥领导作用，也不许别人发挥领导作用。所以，危机不可避免。德军最高统帅所经历的危机不是一次，而是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发出的一系列危机。
法金汉的战略极为含糊。他希望赢得西线的胜利，同时也希望俄国人能坐下来谈判。他先拒绝帮助康拉德发动冬季攻势，后来又拒绝将自己新成立的但尚未分配的部队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东线使用，于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宣布将自己的第九集团军的三个半师调遣去支持康拉德。在任何军队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做法都可以被认为是在违背军令。按照普鲁士军队的传统和标准，这也是令人震惊的举动。法金汉向德皇抗议。兴登堡也向德皇递交自己的抗议书，谋求德皇的支持。双方为争夺德军战略控制权混战在一起。
法金汉采取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反击兴登堡，但他彻底激怒了对手。他利用自己既是总参谋长又是战争大臣的身份做出一项安排，他宣布兴登堡调往康拉德的部队被任命为新南方集团军。这个新集团军由亚历山大·冯·林辛根将军（General Alexander von Linsingen）领导，此人是法金汉的亲信，林辛根不向兴登堡报告，而是向法金汉报告。鲁登道夫被任命为林辛根的参谋长。法金汉用这个安排分裂了大战以来唯一取得胜利的德国集团军，削弱了集团军领导的权力。
拒绝执行命令行不通，鲁登道夫准备去南面。出发前，他与兴登堡一起草拟一份给德皇的电报，在兴登堡的要求下签字。“我已经与我的参谋长形成密切的关系，”电报说，“他变成我的真正助手和朋友，不能被别人取代，我对他有最彻底的信任。陛下从战争史中知道，这种密切的关系对部队的正常运作有多么重要。”在近乎直接批评法金汉的行为后，电报最后说到鲁登道夫的新工作安排“虽然新但其行动范围较小，与将军的实际能力不符”。电报以卑下的语气结尾：“我冒昧地请求我的同志在南方的任务走上正轨后能迅速回到我的身边。”
电报发出，鲁登道夫走了。几小时后，他就与南方集团军的林辛根、奥匈帝国的康拉德坐在一起讨论兵出喀尔巴阡山脉的最终安排。鲁登道夫是个足智多谋的战略家，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即使卷入了最恶毒的政治争斗中，他不得不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与竞争对手进行对抗，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能保持自己的个性。他在参谋部内部组建了一个极有天赋的破译小组，由于这个小组的工作，他才得以及时知道了俄国大公爵尼古拉的作战计划。康拉德曾预言俄军将穿越喀尔巴阡山脉发动攻击，他的这个预言是正确的，但破译的电报表明俄军还有更多的计划。俄军计划在东普鲁士同时采取行动，还将派部队通过柏林攻击德国的中心地带。鲁登道夫的应对策略与他在1914年面临优势明显的敌人时所采取的策略一模一样。与其让敌人采取主动，不如让自己主动出击。与过去一样，他不仅看到阻止俄军的机会，而且看到如何协调北面和南面的战斗把俄军打瘫痪的机会。
法金汉在完成对东线德军重组之后，参加了东线战役计划会。1月11日，他在波兰的布雷斯劳（Breslau）与康拉德、林辛根、鲁登道夫见面。气氛虽算不上热忱，但可以称得上守礼仪。法金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其余三人，他认为，在隆冬季节的山区攻击兵力优于自己的敌人，这个计划几乎接近疯狂。康拉德冰冷地回答，他了解这个山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第二天，法金汉到了波兰的波兹南（Posen），他与兴登堡、鲁登道夫、霍夫曼这三位原坦南堡战役老团队成员见面。这本是一次较为私密的见面，但气氛很不愉快；几个月来被压抑的情感迸发出来。据人们回忆，兴登堡和两位助手公开表达了对自己的上级指挥官法金汉的蔑视。当着法金汉的面，兴登堡说自己对手下人没有信心，准备辞职。法金汉离开后，鲁登道夫、霍夫曼劝兴登堡再给德皇发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没有了丝毫的卑下之情。它要求撤换法金汉，把新成立的四个军团调遣到东线来，让鲁登道夫回到兴登堡手下。最后，兴登堡以明确准备辞职做威胁。
显然是摊牌。德皇被兴登堡的放肆所激怒，他认为鲁登道夫是一个“因包藏着野心而蠢蠢欲动”的人，并宣布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投入军事法庭。平时最不愿干预军事的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感到惊骇，他告诉德皇自己的看法，惩罚坦南堡的英雄不可想象，被解职的应该是法金汉。整个德国皇室都被牵扯进这场争斗。法金汉曾警告大战的长期性，许多人因此而反对他。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向人们保证大战不应该是长期的，许多人因此而支持他俩。在反对法金汉的敌人中，有许多人很有影响力。德皇的妻子、皇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Empress Augusta Victoria）是反对法金汉的积极分子。皇太子威廉也反对法金汉。毛奇在贝特曼–霍尔威格的鼓励下，甚至盼望法金汉垮台后他能东山再起，所以也开始说法金汉应该下台。但是，法金汉此时还拥有最重要的支持：德皇威廉的支持。德皇做出最终裁决，他宣布法金汉保留总参谋长一职，放弃战争大臣一职。双方争夺的军团被调遣往东线，德皇说东线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场”。鲁登道夫在完成南部的工作后，立刻回到兴登堡手下。
德皇的决定，并没有消除多少分歧，却产生更多的损害。法金汉的权威被不可逆转地削弱了：他受到下级的挑战，下级的要求都获得满足。撤销法金汉战争大臣的职务很可能是一个大错误：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管理者，不仅使德军处于较好的应战状态，也使德国经济处于可长期应战状态。德皇也受到损害：他做军事总指挥的名声本来就不好，这下就更差了。德皇威廉的心理脆弱性越来越明显。为了能逃避计划战争和指挥战争的烦琐，他竟然能花几小时砍木头玩。由于难以入睡，他依靠阅读畅销小说消磨时光。最后，他不得不乞求兴登堡接受新安排，不要辞职。
困惑似乎难以穷尽。有人建议法金汉离开军队，去顶替贝特曼–霍尔威格任首相。法金汉拒绝了，因为他害怕鲁登道夫从此控制军队。他俩本应通过合作使德国逃脱毁灭的结局。但是，他俩合作的前景非常不好。“我只会爱和恨，我恨法金汉将军。”鲁登道夫宣称。即使是那个性格比鲁登道夫更加稳重的霍夫曼，在自己助手前也称法金汉是“祖国的邪恶天使”。
内讧似乎应该结束了，因为此时又到了用真枪实弹打仗的时候了。1月23日，康拉德开始进攻，由41个师组成的德奥联合军队，开始向由42个师组成的俄国军队发动攻击，这次攻击的目的是把俄军赶出喀尔巴阡山脉，收复加利西亚，解救地处波兰的普热梅希尔。最后一个目标是奥地利人的战略目标，但同时也是具有象征性的目标。普热梅希尔是奥匈帝国最坚固的堡垒，它是维也纳控制加利西亚地区和管制波兰、乌克兰人口的中心。俄国人在1914年包围它，有15万军民受困其中，缺乏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为了防止该城军民绝望投降，康拉德不顾一切地想突破俄军的包围。
战役从一开始就陷入迟滞。困难并非源自俄军，而是源自冬天的山区。部队除了要战斗，还必须翻越雪山。双方互有胜负，奥地利人失败多一些。一支奥地利部队占领了琴斯托霍瓦（Czernorwitz），并俘虏了6万俄国人，但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损失了8.9万人。早晨起来，经常发现露营点里有被冻死的士兵。然而，康拉德却生活在远离战场异常舒服的总部，总部的将军们带着妻子住在别墅里。
在康拉德发动攻击后5天，鲁登道夫回到兴登堡的手下，在北面发动进攻。他引进了一种新武器：毒气。德军打开1.8万筒二甲苯基溴化物，这是一种催泪毒气，依靠风力能飘到俄军阵地，使士兵失去防御能力但不置人于死地。但是，德国人不知道这种毒气在结冰的温度下变得效果很差，俄军甚至都没有感觉到，俄军也没有通报英、法曾遇到毒气攻击一事。一开始，德军的步兵攻势有收获，但很快就遇到俄军的顽强抵抗。鲁登道夫敏感地叫停攻击，因为目的已经达到。他就是想使俄军处于交战状态，而同时完成在东北前线的重要准备工作。双方交战还是相当激烈的。俄军派出11个师的兵力打反击，夺回了鲁登道夫进攻时获得的阵地。俄军为了夺得这些重要性不大的阵地，在三天的时间里伤亡了4万人。德军的伤亡轻微，他们采取一边打一边有序撤退的战术，在撤退中用炮火轰击俄军密集阵形。
在长达一个月的战斗中，康拉德几乎没有实现自己在战役开始时设立的目标，未能解开普热梅希尔之围。俄军很快开始反击，逼退奥匈、德国的军队，但寒冷的冬天阻止了俄军的进攻，就像寒冷的冬天破坏康拉德的计划一样。在北面，鲁登道夫刚刚开始动手。他命令德国第十集团军在马祖里湖的北面集结，德国第八集团军在南面集结。2月5日，他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一个彻底包围该地区所有俄军并加以歼灭的计划。这是一个极为野心勃勃的计划，这个计划之所以可行，还需要感谢俄国大公爵尼古拉，他无法弥合自己手下北面的将军与南面的将军之间的矛盾，失去正常调动军队的能力。俄军此时有大约100个师布置在东线，还有一些部队正向东线靠拢。康拉德进攻失败表明，俄军在加利西亚有非常强大的防御力量。然而，同盟国此时在东线只有83个师，一半是奥匈军队，这些军队的可靠性是一个问题。大公爵尼古拉至少可以在北面集中兵力，用兵力优势压倒兴登堡、鲁登道夫。但是，这就需要俄军从南面抽调军队去北面作战。大公爵尼古拉不想这么做，也做不到。
正当鲁登道夫准备出击时，大雪降临，足足下了两天，雪深5英尺（约1.5米），温度竟然低到零下40摄氏度。德军开始四处发动攻击。俄军惊慌失措，防守力全无，德军不断传送捷报，令人难以置信。就在这个时候，冬天让战场变成地狱。2月14日，冰雪突然解冻，冰变成冰水，冻结的大地变成烂泥。在雪地里，德军需要18匹马运送一门大炮。解冻后，大炮陷入烂泥中，连马都动弹不得，就不用说移动大炮了。雪水和汗水湿透了士兵，夜晚来临，他们的衣服板结成冰。就像在喀尔巴阡山脉战场一样，被冻死的士兵不比被枪杀的士兵要少。战斗演化成一场障碍赛跑，德国士兵异常痛苦地挣扎着包围俄军，俄国士兵异常痛苦地挣扎着逃跑，丢弃一列一列火车的军需品。
2月18日，战斗激烈程度达到顶点。德军的一个军奋力穿越覆盖着厚厚雪层的奥古斯图夫（Augustow）大森林，把俄军的一个军包围起来。被包围的俄军以英雄的气概坚守了三天，从而给俄军的其他部队撤退提供了机会，最后被围俄军投降。第二天，撤退的俄军组织起反攻，虽然没有夺回失地，但阻止了德军的进一步进攻。
德国的宣传机构把奥古斯图夫捧为伟大的胜利，又一次坦南堡人的成就。鲁登道夫宣称他俘虏了10万俄军，并缴获300门大炮。尽管俄国方面的统计是伤亡5.6万人、损失185门大炮，但是这次胜利确实是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胜利。俄国人被迫撤退70英里（约112公里）。另一个重要意义是挫败了大公爵尼古拉的计划，他曾计划在春天发动东北方面的进攻，他的这个计划彻底失败了，几乎无法恢复。兴登堡再次成为德国的英雄。柏林的报纸把他说成是一个天才，一个无敌的人，一个上帝般的人物。
俄军在经历了这次战役后，并没有像鲁登道夫所说的那样被消灭。德军前进了70英里（约112公里）是一次胜利，但是与巨大的东线战场相比微不足道。兴登堡坦白地说：“我们在战略上失败了。”然而，同盟军在南面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胜利。2月17日，康拉德再次发动攻击，结果仍然是惨败。冬季战役结束时，奥地利的伤亡人数在1914年的100万基础上又增加了80万。为了解救普热梅希尔之围，康拉德损失了比受困人数多6倍的生命。截至4月，即使算上刚招募的新兵，奥地利也只有50万兵力供使用了。与对阵的俄军相比，这个数目小得可怜。
除了士兵的生命损失外，双方几乎什么都没有获得。法金汉把康拉德的冬季战役和第二次马祖里湖战役看作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他认为，这两个冒险行动证明冬季作战的愚蠢，也证明了想打败俄国的难度。他的警告都是合理的。他由此认为自己在西线的战略肯定正确。他的自信是可以理解的。
背景：死亡机器
为什么大战没有在1914年结束？又为什么一直拖延到1918年才结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业技术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大战开始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工业技术进步的速度让人感到眼花缭乱，许多领域都有加速发展：冶金学、化学、高精度大规模生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武器技术有了巨大的发展。反过来，战争又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参战国不仅是世界上的军事巨人，而且是工业领袖。新发明层出不穷；无论哪一方生产出一种毁灭性武器都有可能破坏双方的武器平衡，另一方立刻寻找方法谋求新的平衡。
那些在萨拉热窝事件后参加大战的士兵，不理解手中武器的潜力，不知道在学校里学到的战术知识早就过时。实际上，打破战争僵局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发现如何使用工业革命提供的力量，二是发明像机关枪和潜艇那样的新武器。
20世纪，世界有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还实现了登月旅行。即便如此，人类的武器发展仍是一部缓慢的历史，回忆这部历史需要追溯遥远的过去。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人类开始生产铁器，此后才有杀伤力较强的剑（此前，武器大概就是棍棒一类的东西）。公元7世纪的时候，骑马的人才有了马镫和马嚼子。到了9世纪之后，中国的焊锅匠发现将一定配比的硝石、木炭、硫黄混合在一起能制成火药，火药遇到火焰发生爆炸。到了公元13世纪，火药才被蒙古入侵者带入欧洲，人类学会有效利用火药的过程非常缓慢。第一支步枪刚出现的时候，它不如弓箭射得远，连发的速度也比弓箭慢，甚至准确性和杀伤力都劣于弓箭。之所以要把步枪当作弓箭的替代品保留下来，主要是因为射击步枪需要的力气要小一些、每个人都能用，而且学习步枪射击只需几天而不是像学习弓箭那样需要几年。拿破仑的加农炮发射出实心的铁球，他的做法与几个世纪以前欧洲的炮手发射大石头块没有本质区别。有膛线的大炮在美国内战时才出现，这种巨型大炮的射程和准确性都相当高，可以使矗立了数千年历史的堡垒顷刻间化为灰烬。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武器发展变快。机器和模具的出现，使人们可以大量生产完全一样的部件。这其实就有了制造火车、现代枪械、内燃机的基础。这些技术为全面战争提供了条件。化学工业问世了，化学工业的先驱们发现了许多进一步改变战争面貌的新物质。他们发现，将棉花浸泡硝酸后烘干，能产生一种无烟的火药，其爆炸力是中国人的火药配方的3倍，而且更清洁。将硝化甘油与有吸附能力的泥土混合能形成炸药。一些为和平目的合成出的气体，人吸入后能丧命。
自1914年大战爆发，战争的特征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式的大炮使用水压机构吸收后坐力，这种大炮不必每次发射完再重新定位。被填入大炮里的炮弹，由推进物、弹头、时间控制器组成，并被放入一个圆柱体中，能较容易地搬运。大炮可以将炮弹像下雨一样倾泻到敌人头上，速度更快，更准确，距离更远，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样的武器，人类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大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武器，它在1914年至1918年之间杀的人，比其他所有武器杀的人都要多。
另一种新武器机关枪使西线的战事陷入持久僵局。美国人海勒姆·马克沁（Hiram Maxim）在1884年发明机关枪，他的主要成就是利用无烟炸药产生的后坐力弹出空弹壳，重新装载新子弹，然后再次射击，这种方式可以无限循环下去。马克沁机关枪能在每分钟射出600发子弹。这个简单、有力的装置在提供水冷却的条件下，能以恒定的速度连续射击几小时。机关枪使步兵进攻变成大规模自杀，但它的重量大，不适合进攻（大战早期被用于进攻，但需要3至6人搬运），是防守的最佳武器。
大战中士兵使用的步枪也比从前的武器有了很大的改善，其性能令人感到惊讶。各国生产的步枪非常类似：德国的毛瑟枪、法国的勒贝尔、英国的埃菲尔德、奥地利的曼利夏、意大利的曼利夏一卡尔卡诺都是4英尺（约1.2米）长，重量不到10磅（约4.5千克），都有枪栓，子弹盒能装5至10发金属子弹，都能连续射中几百码远的靶心。一个训练有素的步兵排能射出一挺机关枪一样猛烈的火力。
虽然有一些新发明看上去粗糙，但很有实战意义。带刺铁丝网，最早被美国人用来防止牲畜逃跑而设计，在大战中找到重要应用。在西线，每一条壕沟都用带刺铁丝网保护起来。除非准备发动步兵攻击时拆除，带刺铁丝网就是陷阱，能网缠住敌人，然后用枪将敌人在短距离内射杀。
各国煤矿工人和地铁建筑者使用的地下通道技术也被引入战场，成为一种新的战斗形式，各方有数千人在对方的脚下挖地道，以便发动偷袭或炸毁地面上的敌人、武器、堡垒。有时，挖地道不小心能与敌人的地道相遇，还有时是故意挖穿敌人的地道。其结果是双方在地下发生战斗，地下的战斗相当丑陋、恐怖、神秘，完全不像天空飞机格斗那样可供观赏、浪漫、引人敬佩。
迫击炮的地位最卑微。它是一种小型的榴弹炮，能把炮弹投向高空然后几乎垂直落向目标，大战前人们并不重视它。德国人有一种被称为“小型投掷器”的迫击炮，其他国家的军队较少有，英国则没有。迫击炮在西线的阵地战中很有效果——高弧形飞行的炮弹能直接钻入敌人的战壕——于是英国人开始设计使用。1915年，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斯托克司（Frederick Stokes）设计出一种先进的、可供大量生产的迫击炮，它的显著特征是泪珠状炮弹有供平衡用的直尾翅。这种迫击炮马上成为英军的必备武器。
有些新武器效果不佳，但非常恐怖。德国在1915年首先使用毒气，随后交战双方开始使用，数千人被杀，另有数千人残废。随着战争推移，毒气的杀伤力不断被改进，氯气被光气取代，光气被芥子气取代，但是毒气并没有对战争进程发挥决定性作用。其缺点明显，就连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没有使用。火焰喷射器的情况类似，这种武器在1914年引入，很快成为标准武器。它有两个罐，一个放着有压力的气体，另一个放着易燃的油，有压气体能把被点燃的油吹出40码（约36米）远，形成长长的火苗，它在战场上看上去可怕，但实际效果不佳。在战壕搏斗中，它几乎没用，而且对自己人也有危险。如果子弹打穿它的两个罐，火焰喷射器的使用者自己将陷于火海，他会无助地向四个方向喷射火焰，他的同伴有可能受到伤害。
有这么多的新武器，许多旧武器自然会被取代。刺刀本是步兵的标志，却在大战中变成过时的浪漫符号。步兵在冲锋前要上刺刀，退出战斗时也上刺刀。上刺刀是因为军队的规章制度，是一种军人的仪式。步枪可以连续射击，手持步枪的士兵在与敌人肉搏时喜欢先用枪射击而不是端刺刀冲锋。士兵们也很喜欢掷手榴弹。如果遇到最野蛮的肉搏，步兵喜欢用自制的棍棒，或者是有锋利切削刃的挖战壕工具，甚至是包皮铅头棍棒、指节铜环。从整体看，大战中被刺刀杀伤的人数非常少。
骑兵消失了，这个变化最具戏剧性。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骑兵在进攻中具有核心地位。骑兵能给敌人决定性的打击，从中世纪到19世纪都是欧洲战争中的主力军。1914年大战开始时，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有骑兵，俄国有100万骑兵，大部分俄国骑兵来自哥萨克。但是，骑兵的作用自美国内战时就明显开始衰落了。在西线战场，骑兵一开始就变成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累赘，非常难伺候，运输也很困难，遇到现代枪炮时毫无取胜的希望。
最令人感到震惊的莫过于英军总参谋部对骑兵的迷恋。德国和法国都在减少骑兵的数目，但英军拒绝减少骑兵。直到大战结束，道格拉斯·黑格还保留着一个顽固的信念，骑兵是实现步兵突破的关键，只要条件适合，他的骑兵一定能与机关枪匹敌。不过，他的信念一直都没有机会实现。
第十四章 达达尼尔海峡
攻击土耳其对德国人有利，实现了德国引诱土耳其参战的企图。
——约翰·弗伦奇爵士
1915年2月，第二十九步兵师是英军最重要的部队，这不是因为这个师是英国正规部队中最后一个依然完整无损的师，而是因为这个师此时仍然留在英格兰，还没有确定去哪个战场，从而成为可被调遣的对象。英国的战略方向的决策过程，就好像是一个史诗般的拔河比赛，而英国第二十九步兵师的去向就变成战略方向的标志，它将会作为奖品留给获胜的那一方。
争执的起因是约翰·弗伦奇，虽然他手下的军队越来越多，但他仍然觉得不够。他断定英国远征军消灭与自己对阵的德军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他迫切需要更多的兵力。他想要第二十九步兵师，而且是希望立刻到手，他看不出有什么被拒绝的理由。霞飞支持弗伦奇，他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支持弗伦奇，但只在两件事上与弗伦奇有不同意见：他不同意英军在西线部署兵力的方式；他不同意西线战事应该由弗伦奇做决定。
调遣英国部队的权力，弗伦奇没有，基钦纳却有。西线就好像是部绞肉机，基钦纳在送什么样的部队去西线这个问题上表现出非常狭隘的思路。那些由国民卫队组成的国土部队，他认为是三流军队，随意派遣。从遥远殖民地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来的部队，他也同样比较随意派遣。他严格加以保护的部队是那些在大战开始的时候由自愿报名参战人员组成的未经训练的新部队。当然，第二十九步兵师也受到他的特别保护。大战已经有6个月，一个由职业士兵组成的完整无缺的步兵师是一份珍贵的财产。比那些在蒙斯战役、勒卡托战役、伊普尔战役、埃纳河战役受到摧残的部队更珍贵。
如果英国想在西欧以外的其他地方开辟新战场，第二十九步兵师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寻找新战场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新战场似乎已经被选出：萨洛尼卡（Salonika），一座希腊海港城市，地处爱琴海的北岸，达达尼尔海峡西面，是希腊和土耳其的分界点。1月份才成立的英国战争委员会推荐把萨洛尼卡作为新的战场。萨洛尼卡是一个进入巴尔干地区的好落脚点，军队在此登陆后可以威胁土耳其和奥匈帝国。许多人热烈支持这个选择，戴维·劳合·乔治对这个选择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虽然希腊政府的官方态度是保持中立，但暗示不会对萨洛尼卡登陆不友好。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有更多人支持于萨洛尼卡登陆。2月初，一位德国陆军中校率领5000名土耳其士兵跨越西奈沙漠（Sinai Desert），占领英国控制的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后来被击退。但是，这个令人震惊的行动威胁到了英国与印度的联系。看来越来越有必要采取某种行动，借以响应大公爵尼古拉在中东地区展示武力的诉求。在萨洛尼卡登陆，与英国希望更有效地使用兵力的愿望非常吻合，英军在萨洛尼卡所能获得的战果显然要比在佛兰德斯多。
2月初，劳合·乔治来到巴黎，参加一个财政方面的会议。他希望法国人能关注萨洛尼卡远征一事。霞飞不同意远征，理由是没有兵力，这个理由不令人意外。但是，法国战争部长亚历克斯·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比较感兴趣。几天后，有消息说保加利亚已经接受了德国的一大笔贷款，很可能要加入同盟国阵营。英国战争委员会里的不同意见弥合了：批准萨洛尼卡登陆建议。这个建议的最有力支持者是基钦纳，他命令第二十九师前往爱琴海上的利姆诺斯岛（Lemnos）。希腊政府同意让英国使用这个岛。一旦条件成熟，英军可以从这个岛迅速前往萨洛尼卡。
约翰·弗伦奇爵士听说了这个新部署后，他宣布由于没有第二十九师，他无法履行早前给予霞飞的承诺。弗伦奇原来计划接手霞飞在伊普尔附近的一段防御线，并在霞飞的新攻势中发动辅助性的攻击。此事让霞飞也不高兴。他联合弗伦奇一起抗议，他俩联手给伦敦施加了巨大压力，基钦纳只好放弃第二十九师的新部署，将这个师留在英格兰。在埃及受过训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替代第二十九师被派遣到利姆诺斯岛。
许多支持萨洛尼卡登陆的英国领导人也偏爱从海上入侵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计划。把这两个行动合并起来一起做，好像更合乎道理。由于英国海军本身的优势，加上法国海军也把力量集中在地中海，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就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同时完成两个行动是可能的。同时执行这两个行动并不会导致资源分散。萨洛尼卡登陆主要是陆军行动；舰船的作用是摆渡和后勤。相反，达达尼尔海峡行动则主要是海军作战。由于英国和法国有许多大型战舰，所以能比较容易组织起一支拥有世界上最大战舰的英法联合舰队，这支舰队可以北上猛冲到君士坦丁堡。丘吉尔非常支持达达尼尔海峡行动，他的激情来自英国海军东地中海舰队指挥官提交的一份报告。代理舰队司令萨克维尔·卡登（Sackville Carden）说，如果舰队配有足够的扫雷艇，他能在3天内拿下君士坦丁堡，而且不需要大量援兵。
要做的事不多，只需集结已经在地中海的军舰，然后投入战斗。2月19日，卡登率领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行驶到海峡入口，开始向海峡堡垒开炮轰击。舰队包括：12艘英国战列舰、4艘法国战列舰；14艘英国驱逐舰、6艘法国驱逐舰（较小型的战舰，没有装甲，但速度快、火力强）；几艘巡洋舰（介于战列舰和驱逐舰之间）；35艘从北海征用来的拖网渔船，用于扫雷艇，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安排。大多数战列舰都非常陈旧了，快到退役期了，但都装有重型大炮，具有巨大的破坏力。英国皇家海军的皇冠明珠“伊丽莎白女王号”也在其中，这艘战列舰是英国当时最先进的超无畏级战舰，刚下水试航，碰巧在地中海巡航，于是接受命令参加达达尼尔海峡行动。
制胜的关键是：舰队必须迅速发动攻击，清除土耳其人留下的水雷，用大炮摧毁海峡两侧高地上的炮火据点，进入马尔马拉海的开阔水域，最后抵达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及其德国顾问早就料到将会受到这样的进攻。但是，土耳其人的防御能力薄弱，这十分不幸；海峡两岸的高地上只有大约100门大炮，部队也不多，难以阻止登陆的敌军。德国方面估计，如果能击沉10艘军舰，就能阻止英、法的进攻。土耳其政府比较悲观，正准备放弃君士坦丁堡，逃往内陆。
正常情况下，很难说服英国海军指挥官用战舰和船员去冒险。卡登的第一次袭击并没有尽全力挑战土耳其人的防御。他是一个谨慎的人，没有指挥大型舰队的经验。也许就是因为这两点，他没有命令舰队进入2.5英里（约4公里）宽的海峡入口，甚至都没敢靠近。他只是命令舰队在3英里（约5公里）外用炮火轰击海峡堡垒。太阳落山后，他命令停止炮轰。他的副舰队司令约翰·德罗贝克（John de Robeck）要求继续轰击，但被拒绝。卡登原想第二天再攻击，但是第二天极坏的天气妨碍了视线。舰队只好在海上等待。此时，土耳其防御部队判断，马上会有一次重大的入侵行动发生，急忙加固防御据点。
2月25日，在约翰·德罗贝克的指挥下，英、法舰队再次发动攻击，卡登很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而未能参加。海峡的防御堡垒受到炮火猛轰，舰队派遣到岸上的袭击部队几乎没有受到阻力。所有外围堡垒在24小时内失去抵抗力，堡垒守卫不是被消灭就是逃跑了。有几艘大型军舰开进达达尼尔海峡，但不敢深入。如果再向北航行，海峡的宽度只有1英里（约1.6公里），岸上有虎视眈眈的堡垒矗立着，十分危险。此外，在海峡水下有许多水雷，这对军舰的威胁更大。
清除水雷成为海军最头疼的事。临时扫雷艇上的平民船员遇到炮火袭击时拒绝前进。派去替代平民船员的海军船员既缺少操纵民用拖捞船的经验，也缺少操纵复杂的扫雷工具的经验。一个由7艘扫雷艇组成的小型舰队冒险进入海峡，土耳其人立刻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其中一艘被击沉，其余吓得逃跑了。问题不止于此。英国人和法国人缺少航空侦察，土耳其的榴弹炮从沿着海峡的山脊后面发射，军舰上的大炮射线较平根本轰击不到土耳其的榴弹炮。德罗贝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前进太不慎重。他在这一点上与卡登的意见相同。他命令舰队撤退了，军事行动开始出现拖延，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看到敌舰撤退，立刻恢复修建防御工事的工作。由于丘吉尔远离战场，无法理解战场的情况，只是不断发电报催促卡登前进。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对俄国人是有利的，但是俄国人却不介入，这个现象成为一段趣闻。俄军有大量军队，就在不远的北面看着（包括俄国黑海舰队），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最终目标是君士坦丁堡，沙皇馋涎这座城市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俄国外交大臣赛奇·萨索诺夫对这次海军行动很不积极，其原因与他在8月份反对同土耳其结盟的理由完全一样。如果土耳其成为俄国的盟友，俄国就等于被禁止攫取君士坦丁堡，也不能去抢夺奥斯曼帝国的其他领土。如果英国和法国获得君士坦丁堡，他们不可能把到手的财产交给俄国。如果君士坦丁堡不能为俄国独占，那么谁都不能占有它。“我非常不喜欢让我们的盟友占有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想法，”萨索诺夫后来说，“当我们的盟友最终决定实施加里波利远征时……我难以掩饰这个消息给我带来的痛苦。”
还有更坏的消息等着俄国人。3月1日，协议国取得重大成就，那个鼓励英国和法国派遣军队进入萨洛尼卡和利姆诺斯的希腊政府，决定向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提供3个师的兵力，换句话说，希腊政府放弃中立政策。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有可能跟着希腊的样子改变政策，期望在打败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后能获得一份战利品。在达达尼尔海峡实施步兵登陆的好处变得明显：清除土耳其的堡垒后，军舰的安全有了保障。霞飞和弗伦奇没有理由反对。
但是，萨索诺夫不许希腊介入。对俄国人来说，英法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已经够糟糕的了；再让希腊这个潜在的巴尔干地区的挑战者介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俄国政府坚决说不。在给雅典的一份电报中，萨索诺夫宣称：“在任何条件下，我们都不许希腊参加同盟国对君士坦丁堡的行动。”爱德华·格雷爵士试图缓解紧张，答应俄国战后君士坦丁堡和周围的领土归俄国所有。但是，格雷的行动太晚了。俄国拒绝希腊介入的消息传开了，雅典处于混乱之中。希腊修改了原计划——如果保加利亚参加达达尼尔海峡战斗，希腊才愿意参战。希腊人害怕，如果自己大量军队去爱琴海的对面，保加利亚有可能发动对希腊的攻击。巴尔干人本性善变，就是与众不同。由于很难把保加利亚拉入协约国，最后与希腊人的谈判不欢而散。
这个变故的后果相当严重。在当时的情况下，希腊3个师的兵力是无价之宝，正如土耳其军队编撰的达达尼尔战役历史中说的那样：“希腊参战将使登陆半岛成功的希望加大，利用地面部队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相对容易。”后来，希腊政府因此事垮台。新政府对德国友好，希腊国王喜欢德国，因为王后是德皇威廉的妹妹。
就在政治局势变得复杂、卡登因天气问题止步不前的时候，英国领导人中出现分歧。极力主张攻击达达尼尔海峡的丘吉尔，要求卡登和德罗贝克继续前进。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开始表示怀疑，此人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标志性人物，类似于基钦纳在陆军中的地位。大战开始时，他本来已经退休，但被召回，他与丘吉尔一直是亲密的同盟。他最偏爱的方案是在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登陆，这个方案是当时大家认为风险最高的一个。他把达达尼尔海峡看作自己方案的竞争者，坚决反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他判断，没有数千地面部队的支持，攻击达达尼尔海峡不能成功。自此，他与丘吉尔开始相互背离。
约翰·弗伦奇爵士趁机扬言不派兵去西线将是一个令人永生后悔的错误。他说：“攻击土耳其对德国人有利，实现了德国引诱土耳其参战的企图，德国希望敌人从胜负决胜点抽走部队，这个胜负决胜点就是德国本土。”
丘吉尔认为，达达尼尔海峡不需要陆军参与战斗，所以与弗伦奇并没有冲突，继续开导卡登为了胜利不要害怕损失。“不可避免的损失必须接受。”他在电报中宣称，“敌人已经疲惫不堪，变得焦虑。时间最珍贵。”基钦纳坚决支持丘吉尔，针对当时的局势说：“英国已经开始夺取海峡的计划，绝不能放弃努力。”（尽管劳合·乔治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但他给出一个很好的评论，继续打一场无法获得胜利的战斗，从来就不是一个好想法。）
基钦纳再次决定派遣第二十九师去爱琴海执行任务。但是，这次任务不是在萨洛尼卡，而是在达达尼尔海峡。第二十九师将与从埃及调遣过来的新西兰、澳大利亚部队组成一支新的远征军队。这支军队的司令官是基钦纳的老朋友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他是一位62岁、身材瘦长的老兵，曾在印度和布尔战争中服役，日俄战争期间曾做过观察员，有在战场不怕死的美名。他立刻离开英格兰，不过，他手上没有任何具体命令，也没有与作战任务吻合的参谋人员。他需要先乘坐火车快速奔向地中海，接着乘坐快艇，争取在几天后抵达爱琴海。当他到达爱琴海后，他需要认真判断当地的形势，再决定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法国人为达达尼尔海峡行动新集结了一个步兵师，向爱琴海进发。霞飞对此很不高兴。本来这次行动被认为是纯海军的行动，而此时已经有8万步兵牵扯进来。在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慷慨诱惑下，萨索诺夫的担忧消失了，俄国人也决定派遣一支部队参加战斗。俄国为参战开出了一个不小的条件——要等到英国人和法国人攻入马尔马拉海之后，俄国人才动手。
卡登和德罗贝克继续准备进攻。在海峡入口清除水雷的工作有进展。天气好转，进攻的日子临近，只有几天的时间了。然而，卡登身体不适，不能吃，不能睡。3月13日，他突然宣布辞职，因为无法继续工作。德罗贝克努力劝说卡登留下，如果卡登放弃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指挥官职务，就意味着他的军事生涯将结束。卡登没有被说服。一名医生给卡登做了检查，宣称他的精神处于崩溃状态，劝他立刻回家，德罗贝克获得舰队指挥权。
3月8日，在海峡内部一片已经被英国扫雷艇清除过水雷的水域，发生了一件德罗贝克和他的舰队成员意想不到的事。一艘名叫“努斯雷特”的土耳其布雷艇逃过几艘驱逐舰的监视，偷偷钻进已经被清除了水雷的水域，沿着一条与岸边平行的线上布下20枚水雷。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溜掉了。水雷安静地在水下等待着。
3月10日，就在基钦纳派遣第二十九步兵师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的当天，约翰·弗伦奇在比利时一个名叫新沙佩勒（Neuve Chapelle）的村庄发动自西线陷入僵局后的第一次进攻。也许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仅仅是巧合。弗伦奇之所以发动这次攻击，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要证明英国的剩余兵力应该放在西线才是正确的，而不应该派遣到遥远的地中海。有一种说法认为，基钦纳决定派遣第二十九步兵师远离欧洲，就是为了避免未来被迫派遣这支部队去西线的佛兰德斯。这个说法确有几分道理。
就在弗伦奇不断要求将第二十九步兵师分配给英国远征军的时候，霞飞也在不断要求英国人负担起在伊普尔北面的一段防御线。他的要求是合理的，英军和法军不断换防使前线成为一个混乱的拼图，一块是英军阵地，相邻的是一块法军阵地，接着又是一块英军阵地，这种状况给后勤保障带来诸多问题。此外，霞飞希望能有更多法国军队参加他正在策划的在阿图瓦、香巴尼发动的攻势。2月中旬，当基钦纳决定将第二十九步兵师分配到别处时，弗伦奇采取报复措施，宣布他因此将不派兵支持霞飞的新进攻计划，于是霞飞只能凭借自己的兵力发动新进攻，这使得霞飞不得不停止一部分需要英国协调才能完成的进攻计划。霞飞开始向伦敦和法国政府抱怨此事。
弗伦奇和道格拉斯·黑格都害怕一件事，如果霞飞真的自己想办法完成进攻任务，英国远征军等于自愿从此后只做支持性工作。他俩希望英国远征军能扮演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他俩要求英国人获得胜利，于是他俩便能彻底地分享胜利的荣耀。实际上，黑格有一个有可能取得成功的计划——利用一场凶猛程度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弹幕轰击清扫阵地，然后再进行步兵推进。他之所以选择新沙佩勒，是因为德军正在抽调部队去较困难的东线，新沙佩勒抽走的部队较多。他的目标是占领奥柏岭（Aubers Ridge），一条狭长的山脊，离新沙佩勒有1英里（约1.6公里）远，此地对里尔有威胁作用，而且还能切断德军在安特卫普与阿尔萨斯-洛林之间的武器弹药运输线。
弗伦奇同意黑格的作战计划。他希望行动越快越好，因为他害怕政客们把英国远征军拆分，并分给霞飞一部分，结果是英国远征军失去独立作战能力。攻击的日子初步定在3月10日，这个日子其实不合适，浸泡在水中的春季田野，对步兵进攻很不利，最早不应该早于4月。英军要求霞飞在同一天对阿拉斯发动牵制性的攻击，但霞飞拖到3月7日才给予报复性的回答，他说由于英国人没有能接手临近海岸的防御线，使得他没有足够的兵力提供帮助。不过，英军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发动进攻。
除了天气，黑格挑选的战场条件不错。他选择了德军战线突出的部分作为目标，这个突出部分能受到三面的打击。把守阵地的德军士兵只有1400人，机关枪仅有10多挺，附近有几挺后备机关枪。地面很湿，战壕难挖，德军士兵都暴露在地面上，用沙袋做掩护，根本抵御不住大炮的轰击。黑格有4万士兵可投入战斗，许多是印度殖民地士兵。为英军清除前进道路的炮火异常猛烈，其猛烈强度直到1917年之后才被超过：每5码（约4.6米）远就有一门野战炮，每19码（约17米）远就有一门重型大炮。
7点30分，所有的大炮开火，35分钟的轰击将德军的防线和其后地带变成地狱，几乎没有活着的东西。炮火停止后，英国士兵上了刺刀，开始冲锋。这些英国兵都很有经验，知道前方有危险，所以都很谨慎，但英军的中锋竟然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除了弹幕轰击的外围，几乎所有的敌人都被消灭了。第二道防线也无人把守，英国士兵发现阵地不像有人把守了数月的样子。当英国人穿越被抛弃的新沙佩勒，到达德国人的下一条防线时，发现这一条防线也是空旷无人。仅用了一个半小时，英军就完成了全天的任务。眼前的田野，无人把守。黑格彻底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在整个大战期间只有3次如此完美地突破德军的防线。在附近的德军后备部队大约有1000人，需要12小时后才能赶到。胜利的大门为英国人大开。
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开端，最终还是被浪费了，原因有几个：一是时间错误，二是部队管理混乱，三是军官无能。有一次，鲁登道夫惊叫道：“英国士兵打仗就像狮子。”马克斯·霍夫曼回答说：“却被一群猴子指挥着。”这个说法能解释英军的失败。黑格把攻击的宽度限定在2000码（约1830米）以内。这个限制是没有必要的，原因之一是英军本来就知道德军的防线非常薄弱，原因之二是突破口太窄难以让大部队有效通过。骑兵指挥官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提出了疑问，黑格不予理会，因为他觉得艾伦比从来不知道如何指挥大部队作战。后来，艾伦比在阿拉伯沙漠赢得极高的声誉。另一个困难情况是，在德军战线的北端有一处400码（约365米）宽的区域，并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炮火轰击，发动步兵进攻时这个区域内的德军完好无缺。负责轰击这个区域的大炮一直到3月9日晚上才运到，不能参加第二天早上的进攻（地基要建造，电话线要安装），也没有人将轰击任务转交给其他列炮。于是，就出现一种非常严重的后果：有一小股德军士兵逃过英军的炮火轰击，他们能用机关枪扫射进攻的英军部队的前锋和向南的侧翼。这股机关枪火力虽然无法阻止主要的进攻势头，但是它迫使进攻一方的军官需要先停止主攻，转而解决这股机关枪火力问题。
接下来出现一系列迟延，成功实施突破的中间部分的迟延最严重，指挥进攻的上校请求继续前进，但没有答复。在他的后面，有数万人的部队和支持人员挤在一起不能动弹，突破口太窄了，既无法动窝，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与此同时，德军的小型作战单元开始从四面八方抵达战场，虽然人数不多，但带来了机关枪和轻型野战炮，形成新的防御线。英国人的进攻到下午时才正式恢复，但机会已经流逝走了。
黑格命令继续进攻。第二天，也就是3月11日，仍然命令继续进攻。这些进攻都失利了，德军每小时都在变得更加强大，并且开始反击。当黑格最终放弃的时候，他的战果只有新沙佩勒的废墟。清点伤亡人数，英军损失1.6万人，德军损失8600人。就像往常一样，这些伤亡人数都是抽象的数字，遮蔽了生命损失的巨大悲剧。一名参加过新沙佩勒战役的老兵在他的回忆录中提供了那巨大悲剧中的一小段。“我受了伤，被送到伤亡清理站。”骑兵瓦特·贝克雷德说，“我旁边伤员的双臂被包扎起来。我比他伤得轻，只是右臂被包扎起来。他试着点燃烟斗，但点不燃。于是我帮助他点。在点烟斗的光亮中，我意识到，即使给他点燃烟斗，他也没有办法抽烟，他的整个下巴都被炸掉了。最后，我抽烟，他闻味。他是我见到过的最可怜的家伙。”
双方都有经验可以总结。德军的信心增强了，即使敌人的兵力有优势，德军也能守住阵地，法金汉不像以往那样坚决不从西线抽调兵力给东线。然而，英国人却总结出了一个错误经验，弗伦奇和黑格断定新沙佩勒的失败是因为大炮弹幕轰击的时间不够。所以，他们要求以后进攻前的轰炸至少一天。
3月12日，黑格停止了进攻。就在这一天，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离开伦敦，去接管还未成立的地中海远征军（基钦纳曾称之为君士坦丁堡远征军，汉密尔顿认为这个名字不祥）。他赶到北爱琴海的时间很及时，离舰队司令德罗贝克发动3月18日进攻的时间只早了几小时，所以他有机会看到最激烈的战斗。
德罗贝克那天早晨带着一支令人敬畏的舰队进入海峡：16艘战列舰中，有4艘法国的，余下的均来自英国，大部分较老，但各个都是体态巨大、装备着重武器、装甲厚实。在舰队最前头并排航行的是4艘战列舰，其中之一是德罗贝克的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它有12门大炮，炮弹的直径有15英寸（约38厘米）］。在4艘前锋之后1英里（约1.6公里），是4艘并肩航行的法国战舰，由法国舰队司令指挥，渴望作战，乐于接受英国人的指挥。另有4艘战列舰守护着这两组战列舰的侧翼，余下的都在海峡外等待。
能击穿战列舰铁甲的重型大炮，土耳其有几门，但位置在北面10英里（约16公里）外一个叫纳罗斯（Narrows）的地方，那个地方的航道宽度只有1英里（约1.6公里）。如果能把那些土耳其人的重型大炮打哑，并且清除纳罗斯航道水下的水雷，德罗贝克肯定能抵达马尔马拉海。
英法舰队进入海峡，战列舰上的大炮已经能轰击到纳罗斯，德罗贝克命令“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其姐妹舰航行到此停下来。此时，英法的舰队处于土耳其的重型大炮的射程之外，虽说能被一些轻型的炮轰击到，但损害不大。整整半小时，4艘战列舰把炸弹倾泻到纳罗斯的土耳其人的炮位上，英军可以肯定土耳其人的炮位严重受损，但不能肯定是否能彻底摧毁。德罗贝克命令开始第二个阶段的作战，指示4艘法国军舰超越自己，向海峡深处驶去。法国指挥官曾要求拥有进攻前锋的荣誉，德罗贝克此举显示出一种礼貌。法国军舰航行到德罗贝克的北面后，开始向土耳其人的阵地炮击，同时也遭受到土耳其人的炮击。战斗进行了两小时后，土耳其方面炮火的频率在减少，准确性在降低，德罗贝克命令法国军舰向南后撤，让还没有交战的军舰上前开始作战。至此，战斗进展是顺利的。
法国军舰向右舷做U形转弯，排成一线向背后航行。突然，第二艘名叫“布维号”（Bouvet）的军舰爆炸，并以极快的速度下沉，两分钟后海面上就不见影了，带走了舰上全部600名船员。没有人真正地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有一个普遍接受的看法，有可能是土耳其人的炮弹击穿其船体内部的弹药库，也有可能是一艘敌人的潜艇已经进入海峡。这是一起孤立的灾难，战斗总体进展是好的。剩下的3艘法国军舰完成后撤，6艘还未参战的英国军舰取代法国军舰的位置。这6艘英国军舰比法国军舰向北航行更远，继续炮轰两小时。傍晚，来自纳罗斯的炮火基本结束了。德罗贝克命令进入下一个作战阶段，让扫雷艇开始行动。
英军用拉网用拖网渔船改造成的扫雷艇受到榴弹炮的沉重打击，转头逃跑了。几分钟后，轰击土耳其人已经长达一个下午的“不屈号”（Inflexible）战列舰，右舷明显倾侧，此时舰上的设施遭受较严重破坏，位置接近“布维号”下沉时的地点。舰长打旗语表示被水雷击中，开始后撤出海峡。又是几分钟后，“不可抵抗号”遭遇相同的命运，由于受损严重，德罗贝克命令一艘驱逐舰去拯救船员。看到战场如此混乱，德罗贝克命令战列舰撤退，让驱逐舰再次进入海峡，拖“不可抵抗号”到安全海域，如果拖不成功，就击沉它，不许落入土耳其人手里。又一艘英国战列舰被击中沉没了。
这突如其来的命运之变，给英国带来巨大损失，两艘战列舰沉没，另有两艘严重负伤，但还没有到报废的地步。德罗贝克非常沮丧，觉得他会因损失巨大而被免职。事实恰恰相反，丘吉尔告诉他有4艘战列舰和1艘替代法国“布维号”的军舰正赶来参战。扫雷艇的问题也迅速得到解决：拉网渔船被驱逐舰取代，驱逐舰较适合扫雷设备。德罗贝克的信心恢复了，发电报回英国报告自己渴望回到海峡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在伦敦，丘吉尔很高兴。即使是心存疑虑的费希尔，也暂时被德罗贝克的信心所感化，变得高兴起来。
但是，人们的意向开始渐渐地发生改变。有机会目睹实际战况的汉密尔顿将军，按照基钦纳的指示发回了自己的报告。他的报告并不乐观。“我最不愿意现在就得出一个结论，用战舰征服达达尼尔海峡已经变得不像过去那样有可能，”他报告说，“不过，如果让步兵参战，其作用将不应该像过去预想的那样是辅助性的。”换句话说，步兵很可能变成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大规模的步兵参战。汉密尔顿认为必须派一支部队登陆，他说：“必须深思熟虑地策划一次军事行动，尽全力实施，才有可能为海军打开一条通道。”基钦纳同意了，于是宣布了他对战役下一阶段的看法，他的看法中包含了“必须深思熟虑地策划一次军事行动”这一行字。因而，参加英军下一个阶段作战的不止是战舰。
3月22日，德罗贝克在损失4艘战舰后的第4天，他的思路变得比较接近汉密尔顿的思路了。他向伦敦报告说，他自己现在也怀疑仅用他的战舰能控制海峡，他的报告使海军和陆军的参谋人员出现意见分歧。但是，没有建议停止行动。行动的回报实在是太诱人了：如果能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那么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将加入协约国阵营。
英国军事战略争论的核心人物还是丘吉尔，他坚决要求恢复海上攻击。他草拟了一份给德罗贝克的电报，电报要求德罗贝克一有机会就必须将舰队带回达达尼尔海峡。他把电文给几个高级海军上将审阅，包括费希尔在内的许多人都拒绝签注。这几个人告诉丘吉尔，伦敦不可能坚持实施一个连负责该舰队的司令官都不支持的行动计划，这样的举动不可以想象。丘吉尔再次试着让德罗贝克改变主意，但德罗贝克无法改变主意，因为他的参谋人员正在争论不休。首相觉得丘吉尔是正确的，但无法让费希尔和其他高级海军将领收回成命。最后，丘吉尔不得不接受自己的意见被打败的事实。
如果德罗贝克立刻返回海峡，他完全有可能成功。德罗贝克没有返回，这让土耳其人和德国人相当吃惊，他们正希望德罗贝克赶快走。虽然土耳其人的大部分炮火还能工作，布置在纳罗斯的那几门遭严重破坏的重型大炮也被修理好，但是弹药的库存低到危险的程度（英国人知道这个事实），而且补给非常困难。在整个海峡战区，土耳其人只有不到30枚穿甲弹。水雷也用尽了。君士坦丁堡的官僚们正向城外搬家，政府正准备逃跑。
的确，土耳其人没有准备好如何应付一次武装登陆，不过，英国人和法国人却没有为登陆做任何准备。伊恩·汉密尔顿正在等待他的大部队到来，那些已经抵达的部队还没有准备好进行一场巨大、复杂、两栖的战斗。用来做英国人军事基地的岛屿利姆诺斯岛，缺少足够的淡水供大部队饮用。汉密尔顿决定先把运兵舰引向埃及，在那里卸下士兵，然而再以合适的方式重新运载士兵到目的地。他需要确定在哪里登陆，何时开始登陆。
从某个角度看，汉密尔顿有富余时间做准备。东线的局势渐渐稳定，俄国人不像从前那样急于减轻压力。第二次马祖里湖战役已经结束几周了，俄军在此次战役中所受的伤痛早就缓释。在南方，俄国人在3月底穿越了喀尔巴阡山脉，并发动进攻。3月22日，被围了194天的普热梅希尔终于陷落了。对城内忍饥受饿的人们来说，这次围城战役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但是，人们感到最难以忍受的是守城军官的作为，他们与自己的情妇在整个磨难中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甚至依靠食用秘密储藏的食物都长肥了。在投诚的前几小时，奥地利军官将剩余的食物炸毁了。“第一个弹药堆存处爆炸发出可怕的隆隆声，大地震动了，窗户的玻璃都被震掉了，”一名来到普热梅希尔抢救家庭住房的波兰妇女写道，“烟尘从烟筒和壁炉里喷发出来，墙壁、房顶上的灰泥大块地掉下来。第二声爆炸很快就又来了。天明的时候，整个城市在燃烧，就像一个冒着烟的大弹坑，粉红的火焰从坑低向上烧，早晨的雾飘浮其上。这是一幅令人震惊的恶毒图画。整个世界史恐怕没有与此类似的时刻。昨夜，无数的人死于神经痉挛，他们身上既没有伤也没有病。当太阳爬上天空的时候，一切都静止了。士兵在他们的掩体里跪下祈祷……我们屋子的地板上躺着一具尸体，他好像死于恐惧。我想处理一下尸体，但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他们让我自己处理。我说服了一名工人去军队医院询问如何处理……军人告诉他明天再说，有太多的尸体等待处理，满街都是，等着收集在一起。”
俄国人在普热梅希尔俘虏了12万人，9个将军，数百门大炮，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陷入阵阵呜咽之中。普热梅希尔投降释放出了俄军3个军的兵力，他们能参加春季攻势了，春季攻势因此而变得有希望。
俄国人仍然不能将累积的谷物从黑海运输到地中海，换回急需的现款。英国和法国也不能通过黑海将供给运输到黑海的俄国港口。如果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能胜利，这个运输问题便能永久性地解决。
海军暂停攻击达达尼尔海峡和登陆部队的迟延，给了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巨大的实惠。土耳其军队仍然装备不良，部队驻扎十分分散，但是土耳其人慢慢地整合起一个新防御线，这个防御线，加上一些运气，足够打败汉密尔顿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
背景：海战
达达尼尔海战显示了英国的海军力量，但这绝非英国海军在大战中的首次显示。丘吉尔在冲突刚起的时候，就表现出好斗的本性，率领英国皇家海军勇敢地控制了世界上所有航道，不许同盟国的舰船使用。到了1915年的时候，大家都看清了大战的长期性，也看清了海军的重要性。
如果大战是一个短期战争，施利芬计划成功了，俄国随即也被打败，那么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也许不如其弱小的陆军有作用。但是，西线成为僵局，交战国都拼命想从世界上其他地方获得资源。粮食成了大问题，只有少数国家能自给自足，英国这个岛屿国家是这几个少数之一。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不进口原料的情况下继续维持战争机器正常运转。
截至1914年，英国享有海上霸权已经有100年了。英国海军精力异常充沛地维持着帝国的完整。伦敦政府沿袭着一个强大的海军政策，无论多么高的代价，英国的海军实力都要超过世界任何两个国家海军实力之和。
这个海军政策没有给英国带来负担，也没有给其他欧洲强国带来太大的问题。自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于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摧毁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军力量后，没有任何国家敢挑战英国的海军霸权。但是，情况在1890年发生改变。当时，德国已经是欧洲大陆上的强国，年轻的德皇威廉渴望把德国建设成为一个世界强国。野心勃勃的德国海军上将阿尔佛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告诉德皇威廉，德国的贸易和海外殖民地需要第一流的海军。从20世纪初开始，柏林花费巨款建造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战舰。
德国的做法意义深远。在德皇开始他的大造军舰计划之前，英国和德国根本没有什么本质冲突。英国虽然有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和最强大的战舰，但是英国陆军弱小分散，不垂涎欧洲大陆。相比之下，德国的殖民地较少，除了弱小的海岸防御力量外没有海军实力。英国和德国都集中精力对付法国，因为法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西班牙联合在一起才推翻了拿破仑）。同时，法国在北美、加勒比海、非洲、中东与英国竞争。
普法战争后，德国统一，成为欧洲主导力量。即便如此，英国也没有太多担心。英国和德国继续视对方是天然的同盟和老朋友。姻亲又使这种亲密关系更加牢固，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嫁给了第一代德皇的王储儿子。1890年，俄国和法国建立同盟关系。在这种局势下，英国不再认为德国有可能破坏欧洲的均势。
但是，当德皇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开始打造与英国的战舰同样强大的战舰时，他俩正在破坏英国安全的基础。在伦敦的眼里，德国不再是朋友，如果向最好的情况想，是一个竞争者；如果向最坏的情况想，是一个危险。（德皇既不希望如此，也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看到大英帝国被自己的祖母、舅舅、表兄统治，德皇威廉既嫉妒又羡慕，他幻想着英国能把德国在世界舞台上看作一个平等的伙伴，两个国家互利双赢，包括统治本国的国民和殖民地居民。）
德国海军诞生于1898年，立法机构拨款立刻建造7艘最先进的战列舰，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再建造14艘。这么大的造舰计划引发非常昂贵的军备竞赛。英国可以依靠税收支付造船的费用，德国却不能，因为德国为了与俄国和法国竞争已经花费巨额军费保证陆军具有竞争力。德国为建设海军必须借债（德意志帝国国会反对，但海军的预算他们管不了）。德国在1900年、1906年、1908年、1912年分别提出海军建设法案，每一次的数额都比前一次要大。德国的海军预算在1898年只有陆军的五分之一。而到了1911年，海军的预算竟然达到陆军的一半，而此时德国陆军的规模增大了许多、武器比以前更昂贵。
于是，德国从一个几乎没有海军传统的国家，变成为一个有异常优秀的海军国家，其军舰的品质和船员的素质都能与英国相媲美。但是，伦敦并不认输，在过去已经花费的基础上，继续为海军花更多的钱。人称“水手”的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为应对德国人的挑战，对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激进的改革，将英国皇家海军提高了一个档次。费希尔是英国第一任海军大臣，为人很有才气，做事很主动，长得很像亚洲人。感谢他的努力，英国海军最具革命性的庞然大物“无畏号”战列舰在1906年下水，它重达21845吨，比当时英国正在服役的战列舰要重4倍，它的外壳是11英寸（约28厘米）铁甲，携带10门口径达12英寸（约30厘米）的大炮，能把炮弹发射到10英里（约16公里）远的地方，虽说它的体形巨大，但它的速度高达21节（约39公里/小时）。后来，德国也建造自己的无畏级战列舰，而英国则继续建造更多、更大的战列舰，新的战列舰有15英寸（约38厘米）的大炮。这场军备竞赛，德国根本无法获胜，但是德国选择继续军备竞赛。
大战开始时，德国有15艘无畏级战列舰，每艘战列舰都配有一间供德皇专用的奢华住舱，正在建造的有5艘。英国有29艘无畏级战列舰，正在建造的有13艘。法国贡献出10艘法国最重的军舰，平衡被打破了，协约国拥有绝对优势。双方都不愿在残酷的海战中拿最好的战舰去冒险。德国不愿冒险，是因为自己武器不如人。英国不愿冒险，是因为舰队的毁灭意味着国家的毁灭。所以，大战第一个月里的海战规模都不大，没有无畏级战列舰参加。
但是，规模不大的海战代价却高。德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公海舰队还不够大，而英国人则意识到虽然能围堵德国舰队但难以消灭它。8月28日，在北海的黑尔戈兰湾（Helgoland Bight）爆发大战以来第一次海战。德国有3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被击沉。9月3日，荷兰北面，1艘德国潜艇击沉3艘老型号的英国巡洋舰，1300名船员丧命大海。11月1日，德国海军上将马克西米利安·冯·施佩（Maximilian von Spee）率领的5艘巡洋舰在智利海岸打败英国皇家海军的南美编队，击沉2艘英国巡洋舰，另一艘巡洋舰严重受伤。1911年已经退休的费希尔被丘吉尔召回，取代当时在位的英国海军大臣路易斯·巴腾堡（Louis Battenberg），巴腾堡具有德国祖先，疯狂的英国反德势力逼迫他下台（他的家族立刻改名为蒙巴顿）。费希尔上台立刻组织了一支特遣舰队去南美，舰队有2艘战列巡洋舰（比无畏级战列舰稍小），3艘装甲巡洋舰（再小一些），2艘轻型巡洋舰。费希尔命令舰队司令弗雷德里克·斯特迪（Frederick Sturdee）不把施佩和他的舰队消灭掉不要回国。12月8日，施佩袭击了福克兰群岛（英阿争议领土，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斯坦利港（Port Stanley）。他发现斯特迪已经在那里，正在等候加煤，这让他惊慌失措，马上逃跑，斯特迪立刻追击。德国军舰航速较慢，英国人追上后大打出手，除一艘幸免外其余全部被击沉。施佩连同他的旗舰和两个儿子一起沉入了海底。
这个月的月底，德国的战列巡洋舰向英格兰东海岸开炮，造成平民伤亡。1月份，英国和德国舰队在北海的多格滩（Dogger Bank）相遇，双方都没有军舰被击沉。外围海战从此结束，英国人对能成功把德国人堵在海港内感到满意，德皇威廉接受提尔皮茨的抗议不愿再送他的舰队出海交战。
英国海军实施了海上禁运，使大部分德国港口不能进口货物。阿斯奎斯违背国际法，宣布整个北海海域是战区，不仅德国船只而且中立国的船只都必须靠岸，接受检查，不许运送任何货物（包括食品、药物）到同盟国的港口。即使中立港也处于禁运状态，大多数德国商船被扣留在港内。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利用海洋的控制权，将部队和供给运输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从印度、非洲、澳大利亚、加拿大、中东到欧洲，从欧洲到地中海。
柏林开始反击，启用了一种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武器，这种新武器有希望能在英法控制的海上生存下来。2月4日，尽管德国人只有不到20艘潜艇（英国和法国都比德国拥有更多的潜艇，费希尔在他任海军大臣的第一期内便坚持增加潜艇数量），但是德国宣布英国和爱尔兰环绕水域为战区，包括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都将是战争游戏中的平等对象。
就像毒气和机关枪，如同飞机和坦克，潜艇是战争中的新生事物，双方需要时间来适应。德国首先对商船发动攻击。这其实并不奇怪，当时海上已经没有德国商船可供英国和法国的潜艇去攻击。一开始，德国人遵守传统的“俘虏规则”，按照这个规则，海军舰船需要在攻击前说明身份（潜艇要浮出水面），等待乘客和船员转移到救生艇上后，才能发射鱼雷攻击。这种方式对体积小、脆弱、航速慢、上浮慢的潜艇来说异常危险。为了对付潜艇，英国海军在商船上安装大炮，
或者把军舰假冒成商船，德国潜艇按传统规则行动，几乎等于自杀。德国海军很快放弃传统规则。
德国潜艇击沉数十万吨的英国货船，自己在此过程中也损失惨重。德国潜艇的损失没有换来实际价值。德国潜艇发动攻击的最高峰时期只阻止了4％的英国货物流量，却招致英国和美国的凶猛反击。由于害怕美国出兵参战，德国外交部试图说服德皇相信，潜艇的胜利换来的是危险。大多数德国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要求潜艇继续攻击。
5月1日，德国驻美国纽约领事馆在报纸上打广告，告诉读者乘坐“路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航行有危险，这是一艘英国卡纳德航运公司的大型、高速邮轮，来往于大西洋两岸。很少有人知道这艘邮轮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准巡洋舰”，英国政府资助建造了这艘邮轮，船上安装有隐蔽的大炮，可以肯定船上货物中有美国生产的枪炮子弹。
5月7日，“路西塔尼亚号”航行到爱尔兰附近快接近旅程的终点时，一艘德国巡航潜艇发现了它，向它发射鱼雷。20分钟后，它在发生两声大爆炸后沉没了，第二声爆炸被认为是德国潜艇所发射的第二枚鱼雷引发，这枚鱼雷被批评为完全没有必要发射，因为那时该邮轮已经遭受致命创伤。不过，后来发现第二声爆炸是由于船上的煤仓发生煤尘爆炸所致。船上1200名旅客和船员淹死，其中有124名美国人。美国人义愤填膺。德国外交官再次警告必须停止潜艇攻击。6月5日，柏林决定停止用鱼雷攻击有旅客的船只。
第十五章 再战伊普尔
在德国占领的法国和比利时大约19500平方英里（约50505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中，我们已经收复了8平方英里（约20平方公里）。
——温斯顿·丘吉尔
3月走，4月来，协约国的领袖们有理由对东线的进展感到满意。虽然深陷寒冬和物资短缺之中，俄国人在加利西亚和喀尔巴阡山脉对奥匈帝国的攻势却进展不错，其中包括对普热梅希尔的围攻（鲁登道夫曾用羡慕的语言描绘俄国士兵手中只拿着刺刀向高地猛冲，展示出崇高的“蔑视死亡”之精神境界）。俄国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官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既有军事才能，又野心勃勃，在占领了喀尔巴阡山脉顶峰后，又开始向多瑙河谷进发。在俄国人控制下，加利西亚局势稳定，俄国沙皇本人也视察了刚被征服的城市伦贝格（Lemberg，即乌克兰的利沃夫），他进入过去只有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才有权使用的套间睡觉。俄军在春季或初夏翻越喀尔巴阡山脉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奥地利人自知难以阻止俄国人，所以感到非常害怕。俄国人则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没有必要牺牲一份丰厚的战利品去吸引意大利参战。此外，俄国人在高加索地区与土耳其人的战斗也相当成功，给人一种感觉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似乎不再有必要，如果不让俄国人涉足君士坦丁堡，他们甚至不愿参加达达尼尔海峡战役。
另一方面，康拉德意识到自己的军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渴望再次获得德国的帮助。法金汉有些犹豫，无法答应，局势越来越折磨他的心智。他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英国和法国继续在西线发动攻击，而他认为西线才是决定胜负之地。此外，意大利也让他感到局势复杂。截至1914年8月，意大利还算是德国、奥匈、意大利三国同盟的成员，但是，意大利正把自己放在拍卖台上，等待出价最高的人。
在1914年7月的危机中，德国和奥匈帝国虽然与意大利有形式上的同盟关系，但并不给予信任，所以意大利实际上被排除在外。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安东尼奥·狄·圣朱利亚诺（Antonio di San Giuliano）并不介意这一点，因为他根本就不想牵涉其中。他认为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行为是攻击性的，具有挑衅的味道。他还指责德国和奥地利不与意大利协商而违背同盟条款。他认为，由于德国和奥地利行为不轨，所以意大利没有义务参战。
10月，圣朱利亚诺逝世，意大利总理安东尼奥·萨兰德拉（Antonio Salandra）兼任外交部长，他后来成为一名法西斯分子。他认为意大利的中立是可以谋取报偿的东西，应该把中立当作一件可出售的财产，谁给的价高就卖给谁。他抬价有术，宣称意大利有100万立刻能上战场的军队，这引来激烈的竞价买卖。协约国和同盟国觉得意大利挑选的那一方很有可能赢得大战的胜利。从这个春天的情况看，协约国大有取胜的希望，如果再能增加100万反对同盟国的兵力，同盟国肯定垮台。
英国给意大利的条件十分宽厚，因为英国没有割让领土的必要。法国也处于类似于英国的有利地位上。所有承诺能给予意大利的领土（海港城市的里雅斯特、阿尔卑斯山南面的大片土地、爱琴海上的岛屿、巴尔干的部分土地、某些亚洲土地、某些非洲土地）都可以在战争结束后从奥匈帝国的领土或者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切割下来。俄国人态度不积极。由于有自信心能打败奥地利，俄国人不愿承诺给予意大利任何本该属于自己的战利品，俄国人希望战后主宰巴尔干地区及其东面的广大地区。为了赢得俄国人支持，爱德华·格雷承诺把君士坦丁堡和一些奥斯曼帝国土地分给俄国，这一承诺实际上违反了英国一贯的中东政策。
同盟国的讨价还价能力非常有限：意大利想要的土地，都是维也纳已经占据的或垂涎的。德国仅希望意大利保持中立。虽然德国的目标不高，但宁愿付出大价钱。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甚至建议把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划分给奥匈帝国，借以诱导奥匈帝国向意大利妥协。柏林后来闭口不谈这一建议，因为西里西亚是腓德烈大帝所有劫掠中最重要的战利品。
阴谋是没有穷尽的。在维也纳，绝望中的康拉德和贝希托尔德提出新建议，请意大利做仲裁协商东线停止协议。给意大利的回报是蒂罗尔（Tyrol）的南部地区，属于奥匈帝国在阿尔卑斯山的领土。俄国将获得加利西亚的一部分、君士坦丁堡、从达达尼尔海峡到黑海的航路。这个建议公然背叛了土耳其，德国很可能也会视其为一种背叛，但是康拉德和贝希托尔德似乎并不在乎。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听说了这个建议后，立刻将贝希托尔德解职。从而，大战刚一年，对大战爆发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就离开了历史舞台。
对安东尼奥·萨兰德拉来说，讨价还价的游戏他只有赢没有输。他显然能从协约国获得较多的好处。决定时间不能拖延得太久。如果俄国人突破喀尔巴阡山脉，意大利的市场价值将直线下滑。
与此同时，法军总参谋部开始注意圣米耶勒突出部（St. Mihiel salient），这个地方在凡尔登的南面，德军防线在此地突出伸入法军防线。攻击计划有传统风格：法军将攻击圣米耶勒的两侧，一种结果是吃掉德军突出部分，另一种结果是把德国人赶走。这个计划将使法军的防线变直、变短，并减少凡尔登地区的防御弱点。如果这个计划完全成功，法军将占领来自梅斯（Metz）的铁路，此时梅斯仍然在德军手中。德军在丢失这条铁路后，很可能会被迫后撤。像过去的所有计划一样，这个计划的目标很诱人，但存在的唯一问题仍然是计划不可行。
4月5日，法军开始进攻。在大约50英里（约80公里）宽的战场上，14个法国师在360门重型火炮的掩护下向德军阵地发动进攻（火炮有一半是法军的）。天气很坏，地面泥泞，雾、雨、雪妨碍了视野。法军的保密工作做得松散，有些军官在巴黎的咖啡厅、前线附近的咖啡厅之中谈论这次战役，德国人事先就知晓法国人的这次进攻。尽管德军士兵大多是后备役人员，但德国工兵自秋天占领圣米耶勒后就开始大力修建防御工事，突出部分的阵地上有许多门火炮。战斗很快便嬗变为典型的西线僵局：在德军机关枪和火炮的摧残下，突出阵地北面的瓦伏尔平原上出现一次又一次法国人血腥的、毫无战果的进攻。霞飞最后不得不让这次战役在默默无闻中结束了，后世称之为瓦伏尔战役（Battle of Woever），法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6.2万人。但是，这位无情的法军总司令确信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立刻命令参谋人员制订新的进攻计划，新计划规模更大，分两路进攻，一路在圣米耶勒以北，另一路在阿图瓦以西。欧洲战场陷入短暂的平静之中。俄国也由于士兵疲惫、供应短缺而感到必须暂停喀尔巴阡山脉的进攻。
协约国对战场出现的平静感到不舒服。霞飞要求英国人发动一次进攻，使比利时的德军处于繁忙状态。约翰·弗伦奇像往常一样渴望向伦敦证明他应该拥有更多的军队，情愿给予霞飞帮助。此时，法金汉无法漠视警告东线已处于危险之中的刺耳的音调，继续从比利时和法国前线抽调兵力去东线。他自然希望法国和英国不知道他的兵力调动情况。为此，他发动一系列的牵制性的进攻。在这些牵制性的进攻中，在伊普尔展开的战斗最重要，也是一系列牵制战的开始，而法国恰巧也计划在此地发动主动攻击。
这次战役，被称为第二次伊普尔战役，给战争史里增添了新的恐怖成分，可以被写成长篇小说来描绘，而其序言部分就已经令人惊骇不已。英国矿工在连续3周的时间里利用一种凭借人的脚力挖掘隧道的工具“抛土机”，挖掘出一条从英国阵地延伸到德国阵地的地下隧道。英国人的目标是“第60号高地”，这是一个能俯视整个战场的小山。德军自秋天夺取这座小山后，就把它建成一个供观察炮火效果的关键据点。在“第60号高地”地下（命名来自它的高度是60米，它是建造铁路时堆积起的土山），英国挖掘者铲出一个地下暗室，装满炸药。4月17日下午7点钟，暗室中的炸药被引爆，山头被炸飞，守卫的德国士兵、武器、碉堡都瞬间消失了。此后，英军发动步兵进攻，以伤亡7人的代价夺回了爆炸后的剩余阵地。大约有1000名德国士兵丧命，也许只有100人活了下来。英军“第60号高地”的胜利，带来的不是舒服，而是危险。德军的火力此时便能从三个方面向英军射击。占领这座小山后，英军并没能阻止德军运输最恐怖的迫击炮到前线，德军继续为实施法金汉的新攻势做准备，并进行攻击前的试验工作。
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于4月22日下午开始。德国步兵在发动进攻前，进行了48小时的猛烈炮轰，这样的炮轰后来成为典型的步兵进攻的导言。然而，当炮轰声寂静下来后，出现在战场上的不是手拿步枪的步兵士兵，而是6000罐氯气被打开盖子，总共有168吨氯气被释放出来，这种比空气稍重的气体，借着傍晚的微风飘向法军阵地。德军之所以选择氯气，一是因为氯气比较好获得，德国的化学工业生产全世界85%的氯气。另一原因是氯气的杀伤力强：它能使肺失去吸收氧气的能力，受害者被自己分泌出的液体溺死，过程缓慢，而且极度痛苦。法国方面没有人知道这种气体是什么。远看，是白色的雾气。待飘近时，变成黄绿色。其效果明显，令人感到恐惧。每个人都尽全力逃命。顷刻间，法军有一条4英里（约6.5公里）宽的战线被清空。在德军阵地和伊普尔小城之间实际上已经空无一人。为了占领伊普尔，德军不知耗费了多少条性命。仅在几分钟之内，德军在不损失一人的情况下取得了彻底的突破，其彻底的程度要高于英军在5周前在新沙佩勒取得的胜利。
毒气本不应该如此令法军震惊。法军师长费里将军（General Ferry）几周前曾从俘虏那里了解到德军计划用氯气。他通知了法军和英军最高指挥，并建议派飞机侦察发现俘虏所描述的毒气罐的位置，然后用大炮将其摧毁。法军领导层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而只是警告费里将军不应该直接与英军交流，任何报告都应该通过正常渠道。战役结束后，虽然费里提前通知了一个重要情报，但还是被解职了。
这种新武器令德国人也非常吃惊。德军在东线曾使用过毒气，但是毒气在冬天没有效果，俄国人甚至不愿通报给盟友。与东线所用的毒气不同，这次使用的化学物质有剧毒，德国人视其为一次试验，只把它当作作战的辅助性手段，借以警告法国和英国，在西线德国仍然是强大的。由于大量军队被调往东线，德国也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利用这次机会向伊普尔推进。尽管毒气保护装置早已开发出来，但没有装备部队。
德军的前锋看到一幕令人惊奇的场景：5000名敌人的士兵背躺在地上，拼命呼吸，被憋闷得处于极大的痛苦中，场景十分恐怖。德军只前进了2英里（约3公里）后，就不敢再前进了。后来，德军指挥官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但机会早就被大量涌入的英国部队、法国部队、殖民地部队填补上了。从此，各国军队都有毒气，也都准备防御毒气。虽然双方都大量使用毒气，但是毒气此后再没有能大规模杀伤对手，从而无法决定战争的胜负。即使在伊普尔战场上，英军和法军只花费了几小时的时间就理解了他们所面对的东西，并找到了应对方案。首先，有人注意到士兵军装的黄铜扣子变成了绿色。从这个现象可推断出那雾气是氯气，因而就有了防御方案：在衣服上撒尿，然后通过有尿的衣服呼吸（或者是袜子），士兵可以使毒气在进入肺部前失去作用。所以，氯气刚被使用，临时防毒面罩就出现了。
第二次伊普尔战役的恐怖不止是毒气和阵地肉搏。加拿大军士布瑞登亲身体会到恐怖的味道。刚开战几小时，他的部队被指派去加强自1914年底以后就没有使用过的一处阵地。“下午6点30分出发，经过圣朱利安去备用战壕，抵达备用掩体，”他在日记中写道，“都是老鼠洞！该死的掩体！到达用木棍和沙包做成的战壕，这就是备用战壕，都腐烂了。根本不是战壕，就是几堆土。发现德国兵的脚从地下突起。尼泊尔士兵实际上是用人体当作沙包。我们旁边的小河里有两具尸体，可能是去年11月死的。一个面部朝下，身子是行军的姿态，行军包在背上。他死了。四周都是恶臭味。水老鼠在一具腐烂的尸体上建窝。看了看带刺的铁丝网。大约凌晨1点，回到掩体，发现着火了。必须行军去圣朱利安，进入一间没有屋顶的房屋，附近没有一间房屋有屋顶。发现我们的袋子和食物被偷了。饿极了。我的烟斗丢了，今天真没有运气。早晨4点睡觉。”
第二次伊普尔战役进入第二天，战场变成典型的西线屠宰场。由于德国不必发动攻击去抢占阵地，所以像往常一样处于防守状态，英军和法军发动一次又一次无法实现既定目标的攻击。
4月24日晚上，贺瑞斯·史密斯–多林来到法兰契的总部，这位从大战一开始就担任英军高级将领的老战士，拥有一种稳重性格和勇气，他要求弗伦奇取消第二天早晨的进攻计划。弗伦奇拒绝了他，进攻按计划进行，结果就如同史密斯–多林所预料的那样：数千英国士兵、加拿大士兵、印度士兵伤亡。一支刚抵达的印度部队在穿越一个开阔地带时几乎被消灭光；有几名印度兵终于成功跨越开阔地抵达德军阵地前沿，但立刻就被毒气杀死。在旁边，一个刚从非洲被法国人运输到欧洲的由塞内加尔人组成的步兵团，接受命令接替印度人，遭遇毒气攻击，陷入混乱。他们撒腿就向回跑，开枪杀死命令他们止步的军官，一直杀气腾腾地跑回到后勤部队所在地。一支英国骑兵部队被派遣去控制狂暴的局面。第二天，史密斯–多林给英国远征军总部发电报，请求总参谋长罗伯逊向弗伦奇解释如此攻击希望渺茫。他同时建议撤退到伊普尔城附近，通过缩短防御线来加强防御力。总部的回复异常简短。他又发了另一份电报说，如果需要他提交辞呈，辞呈已经准备好了。史密斯–多林很快被遣送回家。
弗伦奇曾得到福煦的保证，霞飞即将派遣援兵。于是弗伦奇就天天发动进攻，伤亡名单每天都在变长。到了5月1日，福煦却突然说法军不派援兵了。实际上，法军正向相反的方向运动，霞飞正在把法军抽调走。霞飞为了展开一次独立的进攻正在把法军调往南方。弗伦奇终于放弃了。他命令部队后撤3英里，后撤到史密斯–多林指出的位置上。史密斯–多林因为给出了一个正确的建议而被解职。
战斗持续着。5月底，由于德军的弹药出现短缺，第二次伊普尔战役才算结束了。德军伤亡了4万人，英军伤亡了6万人。“伊普尔这个屠宰人的深坑毫无利润可赚。”丘吉尔如此称呼这次将挖地道和毒气这两种新手段引入战争的战役。引入毒气，德国人进一步损坏了自己在世界中的形象，美国人更加厌恶德国。理性看，用毒气杀人，与用子弹和刺刀刺穿入体区别不大，也与用炮弹把人炸成碎片区别不大，这些杀人办法并无道德上的差距。然而，在人类感知世界的较深层次上，人类感知到了战争又向恐怖走近了一步，这一步使人类更加野蛮。这不是人类第一次变得野蛮，也不会是人类野蛮的最后一步，但是，德国人此时看上去最野蛮。
背景：穴居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数百万来自欧洲最先进国家的国民，在地下洞穴里连续生活了4年时间，这不能不算是世界上最离奇的事了。发生在西线的这件离奇之事，历史上从前没有过，估计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有人把西线想象成两个长长的堑壕，并排着从北海一直延续到瑞士。这是个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西线的实际结构要复杂多了。双方都投入巨大人力，每英里平均有5000人工作，他们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修建精密的防御系统，通常纵深能达数英里，形成蜿蜒曲折的堡垒迷宫。
虽然英、法、德所用的建造方法略有不同，但防御体系基本的结构类似。第一条战线是真正的前线，这是一条6英尺深、6英尺宽（约1.8米深、1.8米宽）的堑壕，堑壕内驻扎着大量的士兵。其背后1英里（约1.6公里）远处，是一条向前线提供支援的堑壕，有大量士兵集结于此。再向后走，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外，是后备堑壕。除了轻型火炮外，所有大炮都要在这条后备线之外，除非敌人的进攻非常成功，一般敌人打不到这条后备线。
其实，上述描绘也不能算完整。佛兰德斯的地下水丰富，几乎不能挖掘堑壕，于是就用沙袋构筑成沙袋墙做防御。在瑞士山区，由于到处是陡峭的山峦，难以修筑连续的防线。德军的前线包括三条平行的堑壕，第一条是岗哨线，第二条是主力线，第三条是后备线。在这些横向的堑壕之间，还有垂直的连接堑壕，30英尺（约9米）厚的带刺的铁丝网起到防护堑壕的作用，随着战斗越来越激烈，到处布满了机关枪扫射网。这些堑壕像狗的后腿那样弯弯曲曲，所以，敌人即使进入战壕，其火力也会受到限制。
在堑壕迷宫之中的生活是单调的：那是一种沉闷的无聊，但常常被纯粹的恐怖打破。伙食很差：运送到前线的面包是一周前生产出的；如果有肉吃也是吃罐头；烹调过度的蔬菜永远是凉的。每天都有酒：法国人喝红酒（一开始给半公升，后来给一公升），德国人喝白兰地，英国人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喝朗姆酒。厕所是6英尺（约1.8米）深的坑，一般在堑壕的端头处，难以用言语描绘其污秽程度，由于上厕所的人多，厕所像吸铁石一样把敌人的炮火吸引过来。痢疾非常流行，士兵们喜欢用大桶、食品罐或附近的弹坑排泄。
纪律很严，有时近乎武断。英国军官广泛使用《战场处罚条例一号条例》。被判断有轻度违反罪的士兵可以受到鞭笞处罚，或者手脚分开像老鹰展翅一样被绑在大车轮上，每天绑两小时，持续最长能达3个月，受罚地点常常处于敌人射击范围内。受罚的环境带来的伤害常常更严重。
堑壕脚病十分流行。这是一种真菌感染疾病，病因是士兵的脚长期处于寒冷和潮湿之中。这种病能导致坏疽，最严重能导致截肢。有2万英国士兵在大战的第一个冬天里感染这种疾病。后来，有人发现每天擦鲸鱼油能防止此病，从此，许多士兵爬回后备堑壕擦脚，这种现象成为战场一景，这些士兵也常常因此被指责为装病。
堑壕嘴病也有流行。这是一种咀嚼口香糖产生的病，导致牙齿脱落。
天气转暖后，堑壕热病暴发，这种病由虱子的排泄物引发。先是皮肤刺痛，然后发展为类似流行感冒类的疾病。这种病不致命，但能同时让数千人失去战斗力。
虱子到处都是，咬人后留下红色痕迹。许多人喜欢花费数小时寻找虱子，然后用指甲捏死，或用蜡烛烧死。花这么多时间找虱子不值得，因为虱子的卵已经留存在人体的缝隙里，几小时后便能孵化出新虱子。
老鼠带来更严重的威胁。一对老鼠在一年里能生产出800只小老鼠。战场有各种垃圾和腐烂的人体，就是老鼠的天堂。士兵们写家信常提及老鼠，大如猫的老鼠，吃死人眼珠的老鼠。老鼠咬破睡觉士兵的口袋，偷吃士兵的食物。
还有更恶劣的情形：冲天的恶臭、下雨天找不到干地方躺下睡觉、似乎永远也停不下来的炮火。历史学家注意到参加大战的士兵大多数来自产业工人和农场农民，他们的忍耐力强，能容忍辛苦劳动、较差的待遇、恶劣的生活环境。即使是那些喜欢把士兵看作战争工具的将军们，也能理解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人能容忍这样的生活。
终于有了士兵轮换机制。士兵在前线驻留大约一周后，可以后撤到支援线，接着后撤到后备线，最后回到后方。即使在后方，生活条件也很原始。炮火还是不断呼啸着，渴望展示自己勤奋精神的军官发布各种指令操练和训斥已经疲惫不堪、精神紧张的士兵。
正常情况下，士兵有权休假——每4个月休假1周。几乎没有几个士兵能真正去休假。即使去休假，拥塞的铁路和较低的交通优先级也使士兵回不了家。休假归队的士兵常患有性病，英国远征军每1000名士兵中有80个患者（德军有较高的性病患病率，法军稍低一些）。
战壕文化出现了。这种文化有自己的层次、语言、礼节。许多担架队员都是有良知的反战人士，他们救助伤员的勇气获得大家的钦佩。信使（阿道夫·希特勒是信使，他获得两枚铁十字勋章）总是在炮火下奔跑着送信，并在自己的部队行动前做侦察工作。
这种环境对狙击兵非常理想，狙击兵成为职业精英。开始出现狙击兵学校。一般两个狙击兵构成一对，一个射击，另一个观察，狙击步枪很强大，配有远视镜。反狙击的狙击兵接着也出现了，但这个兵种不太受炮兵欢迎。一旦狙击兵位置被敌人发现，敌人的炮火就会轰击过来。
双方阵地之间是“无人区”（源自中世纪的英格兰，表示有争议的地区）。无人区里布满弹坑、残骸、尸体，一般纵深有半英里，但有时只有几码。白天进入无人区，意味着死亡，但晚上则出现生机。袭击队傍晚出门，早晨回巢，他们查看敌人的动向，抓敌人到后方去问话，有时就为了杀几个敌人。对喜欢冒险的士兵来说，这变成一项运动。
如果受伤，但没有伤筋动骨，这种伤最令人羡慕。英国士兵称之为“回家疗伤”；德国士兵称之为“回家的枪伤”。老兵们尊敬阵地对面的对手，有时是一种依恋之情。毕竟，对手们也在忍受相同的痛苦，维持这种情绪需要勇气。为了运回死者或伤兵，双方实施短暂的停火，有些地段形成“你活我也活”的态度，尽量不使局面恶化。巴伐利亚人是有名的好心肠的汉子。当他们就要被普鲁士部队替代时，他们警告阵地对面的人未来将会更困难。
德国人叫英军“托米斯”。英国人先叫德军“富瑞资”，后来叫“杰瑞”。称德国人“汉”的人常常是英国国内的爱国者，前线的人不愿与他们为伍。
军官是士兵发泄不满的目标。许多低级的军官，仅是刚出校门的十来岁的青年，但竟然配有私人侍者。他们住得相对较舒适，有从国内带来的较好的食品和奢侈品，轻便手杖是他们手中最重的东西。最令士兵蔑视的是参谋人员，他们有部队在后方为他们安排住处，很少受到炮火袭击。
士兵的生活与军官截然不同。无论士兵去哪里，或许是去行军，或许是去无人区，他们都扛着10磅（约4.5千克）重的步枪、至少150发子弹、饮水瓶、外衣、毯子、堑壕挖掘工具、没有军官命令不能吃的每天食物定量、便携式汽化煤油炉、一个乱七八糟的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放着杯子、餐具、袜子、内裤、刮胡刀、牙膏、绷带、书。
第十六章 加里波利之战
我没让你进攻。我让你去死。
——穆斯塔法·凯末尔
达达尼尔海峡一直被看作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从严格意义上讲，许多有关这个海峡的资料都是传说。在人类历史破晓之前，少女赫勒带着金羊毛逃跑，淹死在达达尼尔海峡，所以近代之前达达尼尔海峡也叫“赫勒斯滂”。在希腊传说中，利安得在夜里泅渡达达尼尔海峡去看他的情人海洛，就淹死在海峡里。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们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去抢夺金羊毛。自19世纪，人们普遍接受特洛伊城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亚洲一侧这个说法，城市旧址附近有一土墩，被认为埋着阿喀琉斯的遗骨。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80年带来军队跨越达达尼尔海峡征服希腊。一个半世纪以后，亚历山大大帝从相反的方向跨越达达尼尔海峡。英国诗人拜伦也曾游泳跨越达达尼尔海峡，他就是想做一件想象中最浪漫的事。
达达尼尔海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它处于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一条水路的南端，这条水路把爱琴海或者说地中海的广阔天地与黑海相连，而黑海不仅联系着巴尔干地区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而且还联系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俄国统治的民族（乌克兰、格鲁吉亚）。从达达尼尔海峡的南端或者说爱琴海一边进入海峡，在深水航线上行驶45英里（约72公里）后抵达水域宽阔的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它有170英里（约275公里）长，宽达50英里（约80公里），其东北角上坐落着伊斯坦布尔（Istanbul）——希腊时代叫拜占庭（Byzantium），从基督时代起叫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座城市在古代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坐落在另一条水路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的入口处，沿着这条20英里（约32公里）长的水路能航行到巨大的黑海。今天，站在高处观望博斯普鲁斯海峡通向黑海的峡口，能看见一串长得没有尽头的大大小小货船，来往在东欧与世界各地之间，运送着石油、谷物等各种商品。看到这幅景象，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俄国沙皇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垂涎这条水路，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坚信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这条水路便能赢得大战了。
达达尼尔海峡的地理非常奇特。巴尔干向南突出，在爱琴海形成一个长度达50英里（约80公里）名叫加里波利的半岛，这个贫瘠的半岛布满险峻的山峦。半岛的东岸与土耳其亚洲部分平行，两者之间只有一条几英里宽的窄缝，这条窄缝就是达达尼尔海峡，海峡的两岸是高高的山脊。从这些山脊上的高峰远望，达达尼尔海峡全景尽收眼底：向西和南能看到爱琴海，向东能看到达达尼尔海峡全程和土耳其一侧的起伏山峰，在没有轰炸机的时代，谁能把大炮运送到这些高峰上，谁就能控制所看到的一切。英、法在确实感觉到舰船无法突破狭窄海峡之后，决定实施登陆作战。登陆作战的任务是很显然的：夺取加里波利的制高点，从而控制其下方的一切。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将会有一系列的后续战果：君士坦丁堡陷落，通往俄国的水路打通，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
3月18日，就在德罗贝克的战舰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而遇到水雷的时候，土耳其只有一个师的兵力把守整个半岛，这个师装备不佳、准备不充分、战斗部署唐突。不过，土耳其人很走运，在新近被任命为爱琴海司令官伊恩·汉密尔顿的领导下，英军并没有准备好在有敌情的海滩登陆。英军混乱不堪；炮兵官兵竟与他们的大炮和弹药不在同一条船上。在把人员和装备运过地中海后，人员和装备都必须先下船，然后重新组织。3月22日，汉密尔顿率领他的特遣部队离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同一天，幸运再次降临土耳其，主持君士坦丁堡政府工作的恩维尔·帕夏明智地放弃了做军事伟人的欲望（他早先曾经指挥高加索战役，战役结果非常糟糕）。他组建起一支新的达达尼尔防御部队，自动放弃指挥权，任命德国派驻君士坦丁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奥托·李曼·冯·桑德斯担当其指挥官。桑德斯认为，英军没有发动海军进攻的原因是正在准备登陆战。他在查看土耳其人的防御状况之后仰天长叹道：“但愿英国人能给我8天的时间！”实际上，英国人给了他整整4周的时间。他充分利用英国人给他的分分秒秒，调遣部队，修建堡垒，甚至改善半岛上的破旧道路。随着亚历山大港集结的英军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紧张。由于汉密尔顿的军队规模太大，而埃及人对间谍太不警惕，英军的行动完全无法保守秘密。
直到4月25日，攻击舰队才从南面的地平线出现，向加里波利驶来。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面对武装敌人的两栖登陆行动。攻击舰队包括：200艘运输船、18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29艘驱逐舰、8艘潜艇。运输船上有2.7万名英国士兵，其中包括在英国本土引发争执的最精锐的第二十九师；运输船上还有3万名澳新军团士兵和1.6万名法国士兵。德罗贝克用战舰上的大炮支持登陆部队，登陆部队自己也携带着大量的炮火。伦敦和巴黎都把这次加里波利远征视为最高优先级的军事行动，提供给参战部队的装备都是最好的，但只有两个例外：缺少手榴弹和战壕迫击炮。很快，战场的实际情况证明，在与土耳其人进行的山地作战中，缺少这两件武器带来严重的后果。
此时，桑德斯有6个土耳其师在半岛上，大约是8.4万人。但是，半岛上有100英里（约160公里）长的海岸线要守护，许多地段无法行走，所以他只能猜测敌人将从何处登陆。随着战场情况逐渐明了，他的猜测有多处错误，后果非常严重。汉密尔顿决定兵分三路。法军在加里波利亚洲海岸南端的库姆·卡莱（Kum Kale）登陆，这是一次临时的、牵制性的登陆。桑德斯正确地猜出了这个登陆点，他在离库姆·卡莱不远的地方布置了两个师的兵力，由于此地处于战舰火力范围之内，容易受到攻击。他无法知道汉密尔顿没有打算让库姆·卡莱发挥实质性作用；基钦纳命令汉密尔顿不许在海峡的东岸建立长期据点。
英军在赫勒海角的海滩上有五处登陆点。这出乎桑德斯的意料。桑德斯认为，入侵者的目标应该是马尔马拉海，所以最有可能选择离此目标最近的地方登陆，这样登陆才合乎道理。他判断汉密尔顿很有可能把他的大部分军队送往半岛北部海峡最窄处的布莱（Bulair）。如果在那里登陆成功，几乎就等于到了马尔马拉海，而且还能切断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部队与在北面的军事基地的联系。他在布莱布置了两个师的兵力，并把指挥部设置在那里。
澳新军团的规模最大登陆点选在加里波利半岛的爱琴海岸不到布莱一半的地方。这是一片可视性良好的海滩，其后是一块平坦地带叫格巴土丘（Gaba Tepe）的地方。飞行侦察没有发现土耳其军队，也没有任何后备部队。所以，桑德斯有三分之一的兵力错误地布置在半岛与入侵者登陆相对的一边，另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太靠北面了。剩余的三分之一的兵力的一半，是一个建置不全的师，被派往赫勒海角，这个不完整的土耳其师将承担阻止整个英国登陆部队的任务。最后的六分之一兵力，由桑德斯手下的最后一个师构成，被派往半岛的中部，可以随时向半岛上任何地点运动。有一支土耳其部队离澳新军团登陆点最近，但也需要一天行军才能赶到，这支部队由一名性格怪异的年轻陆军中校指挥，他那时不被统治奥斯曼帝国的小集团所喜爱和信任，处于不被重用的状态，此人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后来被尊称为“土耳其国父”。
登陆本应该是一次胜利。英军在赫勒海角登陆时，兵力远超过土耳其兵力，是6:1的关系，在5个登陆点中，只有两处遇到凶猛抵抗。在其中的一个登陆点，最初上岸的700名士兵被机关枪扫倒；最后，只有400名士兵活下来。在另一处登陆点，第二十九师登陆受阻，他们遇到铁丝网障碍，还遭受到猛烈的炮火打击，但他们最终控制了登陆点。此后，他们坐下来休息，原地等待上级命令。在其余3个未遇到抵抗的登陆点上，也发生了类似的荒谬事情。英军本可以轻松地向内陆进发，占领面前的制高点，甚至有时间可以迂回到土耳其守卫的背后发动攻击。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上岸后应该做什么，于是他们在登陆地点等待，毫无目标地等待。
在3个登陆未受到抵抗的英国部队中，有一支部队在悠闲了一整天后，才在夜晚与赶来的土耳其部队相遇，双方战斗了一夜，英国人击退了土耳其人。早晨，这支英国部队感到自己所处地位不佳，回到登陆船上，开船走了。同时，与他们作战的土耳其人也感到受够了罪，也撤退了。此时，赫勒海角的土耳其部队有一半人伤亡，活着没有受伤的只有1000人左右。如果英国人此时发动进攻，定能以优势兵力横扫半岛。但是，上级没有下命令，这支部队没有向内陆进军。相反，英国人守着海滩不动，等着兵力薄弱的土耳其人发动攻击。此时，汉密尔顿坐在“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上，完全不知道海滩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发不出命令。截至第二天，法国人已经从库姆·卡莱上船，向赫勒海角出发。这个行动太迟了。桑德斯发现在北面不会有登陆部队，于是迅速调集驻扎在布莱的部队南下。
澳新军团的登陆是一场不同性质的灾难。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登陆后，发现抵抗力量不强，但登陆点的地理条件与情报不符。面前不是想象中的平坦海滩，而是悬崖峭壁山谷，土耳其人枪手藏在附近的山峰上射击。“从我们左手边的高高山峰上子弹像下雨一般倾泻下来，情况令人感到焦急。”一名澳大利亚下士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名士兵在我侧面卧倒，咧着嘴笑着。我小声地告诉他：‘你遇到最激烈的战斗了。’我告诉他敌人的方向，他放了几枪。这时，我听见令人嫌恶的子弹射入物体的沉闷的声响。我惊骇地看着他。子弹捣碎了他的脸后钻进喉咙，使他说不出话来，他的双眼恐怖地凝视着，极大的痛苦驱使他的身体蠕动着。我除了能为他祈祷外什么也做不了。他非常痛苦，两条逐渐僵硬的腿缠绕在一起。我看到他的面颊渐渐变得惨白，呼吸渐渐停止了。他挣扎了20分钟后才死去。”
实际情况后来才清楚，澳新军团的登陆点不是原定目标登陆点格巴土丘。由于错误判断潮流，他们的实际登陆点比原登陆点向北移了整整1英里（约1.6公里）。新的登陆点的地理条件非常恶劣，就连土耳其人也不知道如何穿越。1.2万名澳新军团士兵在不到12小时的时间里全部登陆，先头部队开始向面前的山峰推进。不久，他们获得最佳的战利品：站在山峰上能俯视爱琴海，向东能监视达达尼尔海峡。如果他们再配上大炮，就能控制陆地和海水的所有目标。
就在澳新军团开始巩固战果的同时，穆斯塔法·凯末尔带着他的衣着褴褛的步兵营赶到了。他一手拿着罗盘，另一手拿着地图，在听到敌人登陆的消息后便强行军向登陆点疾奔。一看到敌人的部队，他立刻带领他的士兵占领山顶。他命令士兵卧倒，步枪上膛，传话让后面的部队迅速跟进。双方为朱努克山（Chunuk Bair）和萨瑞山（Sari Bair）展开了史诗般的战斗，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战况令人感到异常绝望，都是近距离短兵相接，士兵进行了肉搏，双方不断投入新兵力，发动一轮接着一轮的新进攻。凯末尔命令士兵发动一次新进攻，士兵都感到这次进攻之后恐怕难以活着回来，他迸发出一句话：“我没让你进攻。我让你去死。我们死后，其他部队和其他指挥官将继续进攻。”这句话是凯末尔传奇的核心。
土耳其人以极高的代价逐渐迫使澳新军团后撤，退回到登陆地点。那天晚上，澳新军团登陆作战指挥官没有意识到土耳其军队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向上级报告登陆失败，请求登船离岸。
汉密尔顿在一阵极度痛苦之后，回复要求澳新军团必须坚守阵地，而且必须“挖、挖、挖”。
3天后，1.9万英国士兵对赫勒海角发动进攻，短暂占领过能俯览半岛的制高点。之后，他们被迫撤退，遭受了3000人的伤亡损失。5月26日，2.5万英国和法国士兵发动新的进攻，在遭受三分之一伤亡的损失的情况下，被迫撤退。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拥挤在后来被称为澳新军团小海湾的地方，前进不得，后退也不得。加里波利变成比失败还要恶劣的东西：一个像西线僵局一样的牢牢死锁的僵局。
就像欧洲战场一样，双方在击败敌人的无效反攻之后，往往发动同样无效的进攻。就像欧洲战场一样，士兵们的内心既害怕对方又敬重对方，既痛恨对方又羡慕对方。一名澳大利亚人记录了一次土耳其人的进攻：“他们从战壕里跳出来，发动了两次大型的进攻，每次都像潮水一样。这些土耳其人看上去相当高大，身体棒极了。他们向我们冲过来，高喊着‘阿拉’，吹着喇叭，吹着口哨，大声叫喊，就像学校的学生一样。他们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最佳射击距离。这时传来射击的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射击，数百人在我们的战壕前倒下。”一名下士记录了澳新湾的战斗，他并不十分羡慕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经常发动夜间进攻，他们端着刺刀冲锋，战斗热情不高，伤亡十分严重。他们冲锋时口中喊着‘阿拉’。我们总是等着距离只有20步的时候再开枪。几次群射后，我们跳出战壕用刺刀杀死来不及逃跑的土耳其人。我运气不好，从来没有捉住一个活的。”
截至5月8日，英军和法军的伤亡达到2万人。后备部队已经用光，炮弹的库存也相当低了。不仅加里波利处于绝望之中，伦敦也弥漫着悲观情绪。汉密尔顿给基钦纳发电报说：“如果再给我两个师的兵力，我们能努力向前，实现胜利的愿望。否则，我们将陷入战壕战。”不是每个人都像汉密尔顿那样乐观。费希尔有不同的意见：“该死的达达尼尔海峡，那地方是我们的坟墓。”
背景：巨大的炮弹耗费量
在人们的记忆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机关枪的战争。最典型的战场画面非常恐怖，不怕死的步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顽强地爬出战壕，然后像麦秆一样被成片地扫倒，扫倒他们的武器是机关枪，机关枪射手能以令人钦佩的每秒钟10发子弹的工业化速度向战士索要生命。这个画面并不虚幻。从1914年的夏天到1918年的秋天，这个画面不断地重复出现。机关枪是战场上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是导致大量进攻不幸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让将军们最头痛的难题。
但是，大炮才是真正统治战场的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炮杀死的人比轻武器和空袭杀死的人要多，比其他任何武器杀死的人都要多，这种情况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在大战的后期，大炮的优势被充分发挥，机关枪失去作用。没有大炮，步兵既不能在进攻中取胜，也无法在防守中不败。即使一支军队不理解机关枪的重要性，或者错误地使用了机关枪，这支军队仍然有生存的机会。但是，如果不会使用大炮，则是致命的错误。从大战一开始，双方对大炮的需求就是巨大的，而对炮弹的需求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那些不能提供足够炮弹的帝国，马上处于摇摇欲坠之中。
欧洲强国的军队在布尔战争、日俄战争、波罗的海战争之中，手持最先进的步枪，利用后膛装填炮弹的加农炮相互攻击，预示出未来战争的场景。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一旦战争爆发，对炮弹的需求量到底能有多大。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欧洲各强国花费巨资制造大炮（在重型大炮的基础上，德国开战时有5000门较轻型的野战炮、1.2万门野战榴弹炮），而且为大战储备了被他们自己认为是巨量的炮弹。然而，炮弹供应枯竭的速度令各国感到困惑。西线和东线在1915年都陷入僵局，交战国都发现不仅缺少炮弹，而且极度缺少炮弹的生产能力。战争对炮弹的需求和对生产能力的需求，大得难以确定上限。
1914年7月底，法国人那时认为自己手上的炮弹存量够用3个月，但是，开战6周后，法军就不得不对每个炮位实行炮弹定量配给。马恩河一战，几乎消耗光了法国所有的炮弹。英国人判断自己的炮弹存量够用6个月，然而，开战才3个月，炮弹就用光了。俄国曾经骄傲地声称，俄军有足够的炮弹，因为平均每门大炮有1000发炮弹的库存，没有过多久，俄国同样变得很为难，因为每门炮每隔几天就需要炮击1000次。
最初，大公爵尼古拉告诉彼得堡政府，他每个月需要250万发炮弹。后来，他又提高到每个月350万发炮弹。俄国工业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求。所以，俄国开始向海外购买。开始的时候，俄国向英国购买炮弹（尽管英国无法满足英军的需求，但还是接受了来自俄国的炮弹订单，特别喜欢俄国人给的预付款）。后来，俄国也向美国购买炮弹。1915年初，俄国实际上已经破产，无法支付炮弹的款项，英国政府由于害怕东线彻底垮台，于是勉强同意提供每月2500万镑的信用额度供俄国人使用。俄国的采购体系中充满系统漏洞，存在系统性的腐败，大量奸商拿走了不少钱。俄国订购的许多炮弹根本没有供货，已经供货的也堆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少数几个俄国还能卸货的港口，但处于闲置无用的状态。
虽然炮弹短缺是较普遍现象，但是不同交战国的短缺性质不一样。奥地利炮弹供应的灾难性问题是大炮的种类太多，奥地利仍然在使用许多旧型号的炮弹，而这些型号的炮弹早就被其他国家的军队在现代化和标准化过程中淘汰。不过，即使最现代化的军队也有炮弹种类过多的问题。所有国家在大战爆发前都把生产优先级给予榴霰弹，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炮弹，能在空中爆炸，向一个很大的区域发散射出致命的小铅球。大战之初的几个月表明，榴霰弹对消除带刺铁丝网有效果，但是无法破坏碉堡和杀伤碉堡内的人。只有含有黄色炸药和硝酸甘油这样的高爆破性的炮弹才有效果。这类炮弹的生产较复杂，成本也较高，但是其消耗量呈指数增长的趋势。
法国和德国改善炮弹供应情况最快。在巴黎，一名年轻有为的社会主义政治家艾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被任命为法国战争部里主管武器的副部长，他立刻着手改革。他组织了35万有经验的产业工人投入生产，后来提高到50万人。他解除了这些工人服兵役的义务，指派他们到军需品工厂和矿山工作。他从政府和私人企业里召集了数万妇女，这项措施开启了妇女解放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社会。到战争结束时，妇女占有了英国和法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工作岗位。罪犯和逃犯也被分配工作。于是，法国的炮弹生产量很快就能满足军队的需求量了，其改进速度令人吃惊。
在大战爆发的第一年里，德国的炮弹供应状况特别危险。毛奇在战前坚决要求发展工业生产能力，以便能适应战争对弹药的高度需要，他是欧洲战争策划人员中唯一提出此意见的人。德国的工业能力为弹药的扩大生产提供了基础，但是还远远不够。德国在马恩河战役中的炮弹用量超过了普法战争；第一次伊普尔战役进一步消耗了炮弹的供应；英国实施的海上禁运使德国短缺各种原材料。
法金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动用手中的权力聘用极有活力的年轻犹太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拉特瑙充分利用德国的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产能，取得了奇迹般的成绩。黑色火药的主要成分之一樟脑，本来需要从日本进口，德国的化学工业很快发明新办法，能从普通的松节油中提取。氮，原来需要从进口的智利海鸟粪中提取，后来从空气中提取就行了。德国以前需要从美国进口棉花，提取丙酮，用以制造硝化甘油，后来发现可以用木头取代美国棉花。德国和法国一样，允许有技能的工人不服兵役，也允许妇女进入工厂做工。到1915年夏天，德国每月能生产400万发炮弹，这个产量刚好能满足德军需要。
一些研究炮弹供需问题的历史学家，找到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论据证明1914年和1915年炮弹危机事实上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严重，至少不像将军们声称的那样严重。在许多战役中，特别是由于天气原因使道路变得泥泞时，问题往往不是没有炮弹，而是如何将炮弹运送到需要的炮位上。在1914年的塞尔维亚战役中，奥地利人的马拉大车在4天的艰苦行进中只走了12英里（约31公里）。此外，炮手常常肆意挥霍炮弹，远远看见几个敌人，便急切地开炮轰击。俄国人浪费炮弹供应的现象比较特殊，大量储存在堡垒中的炮弹没有发挥实际军事作用，却落入德国人之手。
双方的将军都善于把自己战绩不佳归咎于炮弹短缺。在俄国，战争大臣苏克霍姆利诺夫（Sukhomlinov）一旦发现有利用炮弹供应问题削弱他的政治地位的将军，便立刻停止向他们供应炮弹。第一次伊普尔战役结束后，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向一名记者抱怨说，如果他手中有足够多的炮弹，他的士兵就能不受阻碍地走过德军的防线。
后来，虽然黑格获得足够的炮弹供应，但他的进攻还是失败了。这让人很怀疑他原来的抱怨。但是，黑格之后还有别的英国远征军高官公开抱怨炮弹供应问题。1915年中旬，英军炮弹供应问题严重，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被迫下台，从而导致英国政府大改组。
第十七章 转变态度
最后的胜利属于还有活人的那一方。
——亨利·菲利浦·贝当
4月底，德国人将零碎的部队凑集在一起，组成一支新的东线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为了组织起新集团军，德军进行了机构重组，每个师原有12营，重组后变成只有9个营。为了弥补人力的减少，每个师都多配备了机关枪。第十一集团军的指挥权给了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这个人面相凶恶，是坦南堡战役的主要人物。法金汉重用他，是因为他对兴登堡、鲁登道夫不友好。
法金汉所面临的问题与伦敦当初所面临的问题类似：如何使用这支新集团军？绝对不可能留给兴登堡。派遣去西线也不可能，德皇威廉反对这个想法。尽管德皇的影响力在下降，但是他仍然是战争的最高指挥，拥有制定战略的权力。西线一直都没有令人期待的战果，所以德皇威廉觉得只有在东线才能决出战争的胜负。
法金汉必须在东线做点什么，但他非常不愿在兴登堡担任指挥官的北部战区发动进攻。利用简单的排除法，他的注意力瞄上东南部战区，奥地利人在这个地区遇到巨大的困难。虽然法金汉有许多非常强悍的政敌，但他此时有了一个新盟友——皇储威廉王子。皇储威廉有比较强的个人能力，此时已经锻炼成为一个老练的指挥官，他建议法金汉不仅要消除人们的怀疑情绪，而且还要准备发动法金汉期待已久的西线攻势。皇子的想法虽说简单，但十分合理。德国的基本目标不是彻底打败俄国，这个目标不现实，俄国有巨大的人力，而且东线战场太广阔。实际上，德国的基本目标是沉重打击俄国，使得德国在1916年有机会把精力转向西线。
康拉德从维也纳发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法金汉的注意，在报告中，康拉德提出一个突破俄军防线的机会，虽然俄军防线暂时处于安宁状态下，但是，如果在加利西亚的戈尔利采（Gorlice）和塔尔努夫（Tarnow）之间发动进攻，就能打乱俄国恢复其喀尔巴阡山脉攻势的既定计划。然而，康拉德此时极度缺乏部队和炮弹，所以他告诉德国人他需要至少4个德国师的援兵。虽然法金汉一直对东线缺少热情，但他给康拉德的回答令人大吃一惊。法金汉告诉康拉德，援兵不是4个师，而是4个军，是康拉德原始要求的两倍，这4个军都来自马肯森新组建的部队。康拉德在形式上仍然对整个战役负责，但被要求必须答应一个条件——没有法金汉的同意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法金汉不在，必须获得马肯森的同意。马肯森和已经在南部战区与康拉德合作的亚历山大·冯·林辛根将军一起向法金汉报告，而不是向德军北部战区的两位战争大功臣报告。
为了不引起俄国人的注意，马肯森要求部队行动要保守秘密，部队花了10天抵达预定位置，在离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30英里（约48公里）处埋伏下来。法金汉本人亲自来到东线指挥战斗部署，兴登堡、鲁登道夫成为局外人。为了不让他俩直接参与即将来临的战役，法金汉要求他俩展开一次牵制性的进攻，将尽可能多的俄国人从加利西亚引走。鲁登道夫对牵制性的进攻不感兴趣，只想着征服，他拿法金汉的要求当作理由，派遣大量骑兵去俄国人控制的波罗的海北部海岸一个叫作库尔兰（Courland）的地方，这个地方非常偏远，此时战火还从未涉及过。这个行动没有产生法金汉所要求的调动俄国的效果，因为俄国人不重视那个地方所以不愿做出强烈反应。
5月2日，南部战区的进攻开始。在这次进攻中，康拉德及其部队只能扮演配角。首先是猛烈的弹幕轰击，战斗进展非常顺利，完全不像西线的任何战斗。在4小时里，德奥联军的1500门大炮，向俄国第三集团军把守的28英里（约45公里）宽的战线一共发射了70万发炮弹、榴霰弹、毒气弹。这支俄国军队虽然缺少大炮和步枪，却有强大的防御工事。把守阵地的5个半师有大约6万名俄国士兵，由于参与喀尔巴阡山脉冬季的战役，部队消耗严重，而且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个明显劣势比缺少枪炮还要严重。炮击结束后，马肯森的10个师和康拉德的8个师发动进攻，俄国第三集团军溃退。不到24小时，俄军被迫后撤到戈尔利采之后。马肯森和康拉德在48小时里前进了80英里（约130公里），塔尔努夫在战役开始后的第5天陷落。仅一周时间，有14万俄国士兵被俘，200门大炮被缴获。后来，有两个俄国集团军前来救援，但是救援行动因缺少协调而充当了德国大炮的牺牲品。第三集团军指挥官拉德科·迪米特里耶夫（RadkoDimitriev）将军乞求同意他把部队通过加利西亚撤退到圣河一线，因为他的部队此时还能做这件事。这样的撤退将放弃俄国普热梅希尔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大公爵尼古拉不能接受放弃他所赢得的东西，拒绝了迪米特里耶夫的乞求，并命令其坚守阵地。其实，在德军的猛烈炮火下，坚守阵地已经不可能。
冬天结束了，各地的战斗都在升温。在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战役开始后一周，霞飞和弗伦奇在伊普尔的南面阿图瓦地区（此处的战斗从来没有彻底停止过）发动一次巨大的攻势，他俩期望获得伟大的战绩——霞飞说：“在3个月内结束大战。”德军防线逐渐变薄、变弱的事实已经不是秘密。考虑到德军的状况，霞飞和弗伦奇有信心，期盼已久的伟大突破就在眼前。
5月9日，血腥、混乱的第二次阿图瓦战役爆发。炮轰只持续了46分钟（由于缺少炮弹而不得不缩短），黑格手下新成立的英国第一集团军的3个军向只有两个团兵力把守的两段防线发动攻击。德国人修筑了几条并排的防御工线，掩体上用木头加固，木头上再覆盖装满泥土的沙袋，这种掩体能抵御炸弹的轰击。英国发射的炮弹中只有8%是炸弹，而榴霰弹的投放量也明显不足，就连战壕前带刺铁丝网都未能摧毁。
弹幕轰击之后，德国守军丝毫无损，他们的机关枪的位置极佳，能直接扫射英军进攻士兵的侧翼。英军进攻的目标是奥博岭（Aubers Ridge），它的位置处于德军第一道防线之后。如果英军占领这道山脊，就沿着山脊向东南运动，然后与法军会合一处。根据计划，法军此后要向兰斯挺进。兰斯地处杜埃平原（Douai plain），附近有被摧毁的比利时纳慕尔堡垒，最后则是霞飞希望的最终胜利。
英军第一天的伤亡人数就达到11600人，包括450多名军官。由于几乎没有攻下任何敌人阵地，英军停止进攻。这次停止是暂时的，随后在5月16日、18日又有三个师的兵力被投入进攻，英国又增添了1.7万人伤亡，还是没有攻下任何敌人阵地。
最初，法军的进攻有较大的进展，部分原因是法军在步兵进攻前有6天的炮轰。1200门大炮向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第六集团军倾泻了70万发炮弹。在步兵发起攻击前4小时，炮手发射出足够多的炮弹使每一码的距离内有18次爆炸；法军的大部分大炮是75毫米野战炮，炮弹轨迹较低，不适合轰击战壕，但累积效应有很大的破坏力。法军的两翼受到德军机关枪的扫射，但中心部队很快向敌人阵地前进了3英里（约5公里）。连续三天，法军的中心部队继续前进，占领了德军的三道防线。
此后，大雨倾盆，大地变成一块巨大的黏泥，部队难以前进。最后，法军进攻所获得的胜利演变成严重的损失，让人感叹也许还不如像英军那样一开始就遇到阻力。法军的进攻没有获得突破，只是压迫德军战线产生一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弯曲。法军最终发现德军的最后防线是炮兵阵地前的机关枪网。像往常一样，战斗持续着，法军和英军的进攻被德军的反攻压制，伤亡不断上升，几乎没有战果可言，直到最后一线希望消散。当战役在6月18日结束时，法军损失了10万多人，而德军不到5万。
霞飞仍然没有被吓到。他又开始制订新作战计划，秋天继续在阿图瓦发动攻击，而且要同时在香巴尼展开一次更大的进攻，借以彻底覆没德军的反扑能力。如果仅从兵力大小看，霞飞的计划是合理的：截至初夏，英国和法国在西线的兵力超过德国50万人。约翰·弗伦奇与霞飞一样充满信心，渴望发动更多的进攻。
但是，阿图瓦战役的代价至高，震撼了那些无法漠视现实的人。虽然霞飞向法国人保证德国人的损失异常巨大，但是法国人的生命像急流一般流逝走的事实震动了整个法国。巴黎政府处于深深的不安之中，霞飞手下的将军们更加如此，变得难以驾驭，微贱的法国兵开始表现出不愿继续参加自杀式的无效进攻。霞飞还是法国的拯救者，但是他脚下的大地却不如往昔那样坚实。
与此同时，亨利·菲利浦·贝当的声望却在快速上升，他在不到一年前还只是上校官阶，正在准备回乡下退休。是他领导下的军团取得了阿图瓦战役早期的所有战果，他的先头部队抵达了维米岭（Vimy Ridge）的顶峰，但后来被及时赶到的德国后备部队击退。贝当作事讲究先进行艰苦的准备工作，然后再求高效执行。虽然他在这次战役中的成功是有限的、临时的，但是他的工作特点是他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他是一个纪律严明的人，但是他又是法军高级将领中最关心士兵生活条件的指挥官，他愿意与士兵一起分担危险（当他的部队受到轰炸时，他会不畏危险地投入战斗）。他在和平时期由于蔑视“攻势邪教”而仕途受损，但他的智慧随着大战的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在严酷的战斗中，他变成职业军人的模板和判断力的标准。无论如何，他指挥的部队取得真正的战果，所以他在阿图瓦战役后立刻被提升为法国第二集团军指挥官。
像往常一样，贝当在为第二次阿图瓦战役所做的总结报告中，直言不讳地宣布大战不会因为打几次伟大的、光彩夺目的胜仗而结束。他说这场大战是消耗战，需要把伤亡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最后的胜利属于还有活人的那一方。”他说。实际上，他的想法更接近法金汉，而不是霞飞、弗伦奇、黑格。他在构想如何结合炮兵和步兵作战方面比自己的法国同事更具有现代意识，接近德国人的思考。他说，大炮夺取敌人的阵地，步兵的任务是占领已经被大炮征服了的阵地。
伦敦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基钦纳，这位被视为与霞飞一样有影响力的英国标志性人物，此时也被面前这种可怕的新式战争搞得相当困惑，比霞飞更愿意承认目前没有什么好的应对之策。在私下场合，他正逐渐失去过去特有的刚强自信，这种自信过去一直是他公众形象中最核心的成分之一。他对加里波利战役已经失去了信心，那里的战况很糟，英法在加里波利登陆后受困于海滩上，土耳其夏天传染的痢疾和苍蝇引发的瘟疫严重侵袭士兵的健康。但是，他有一个判断，此时让汉密尔顿撤退有可能再损失数万名士兵的生命。他坚信英国必将胜利（他害怕战败的后果，因为埃及的穆斯林将受到鼓励而起来反抗）。所以，他准备以最大的代价去获得胜利。5月初，协约国内部讨论是否使用地中海的协约国舰队强攻达达尼尔海峡，但是“歌利亚号”战列舰在达达尼尔海峡被击沉后这项计划被搁置。达达尼尔特遣舰队的皇冠——巨大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已经撤退到安全水域。3天后，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在听说丘吉尔还在向达达尼尔海峡派遣更多的战舰后，辞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他在给当时的反对党英国保守党一封情绪激动的信中，称丘吉尔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在信中，他还警告说：“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正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国家灾难！”5月25日，德国潜艇抵达爱琴海，用水雷击沉“胜利号”战列舰。一天后，又击沉“宏伟号”，随后剩下的6艘英国战列舰从达达尼尔海峡水域撤走。至此，英军已经没有能力利用海军力量攻击海峡了。
基钦纳仍然对西线的前途心存疑虑，但他越来越不敢表露疑虑。他是因为有巨大的个人威望才被任命为英国战争大臣的，但他的威望已经严重枯萎了，至少在那些内阁成员的眼里是如此，他手中的权力正在消失。基钦纳最适合做总督，去管理帝国的边远属地，不适合妥协和协调政党间的平衡，他的政治技巧自大战开始一直没见改善。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诡秘、专制、不愿合作、不愿分权。“我感到反感，”他在实际尝到英国内阁政治的滋味后说，“因为我必须向23个我几乎不认识的绅士透露军事秘密。”到1915年春天的时候，许多大臣都非常不喜欢他，怨恨他，甚至英国保守党也有同感。
5月中旬，第二次阿图瓦战役的流血达到高潮，黑格的奥博岭进攻变成一场灾难，基钦纳取消了一项向西线增兵的计划。约翰·弗伦奇在听说有3个师的兵力被送往加里波利后，几乎被气疯了，发电报责难基钦纳，电报宣称他的炮弹库存太低，如果不立刻供应炮弹，就不能恢复进攻。基钦纳给出了答复，答复令弗伦奇大吃一惊。基钦纳命令弗伦奇交出2万发炮弹并运送到加里波利。这表明英国远征军内部有人打小报告。也许是过度气愤的缘故，弗伦奇并没有注意到电报承诺被调走的炮弹24小时内将会得到补充，怨恨的他决定向基钦纳宣战。他决定向自己的老朋友查尔斯·雷平顿（Charles Repington）寻求帮助，查尔斯是他的前战友，现任伦敦《泰晤士报》军事记者。他告诉查尔斯，英国进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炮弹，而缺少炮弹是基钦纳的错误所致。几天后，伦敦的报纸上出现一系列指责基钦纳的文章，这些文章产生了耸人听闻的效果。加上费希尔的辞职，让人感觉到伦敦政府处于混乱之中。当两名被派遣去解释弗伦奇的抱怨的参谋官抵达伦敦时，局势变得更糟糕。这两名参谋官发现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和劳合·乔治是最耐心的听众。最近，劳合·乔治越来越坦率地批评基钦纳垄断英国军事的决策权。
劳合·乔治一直是英国政坛最耀眼的明星，此时正逐渐成为具有主导性作用的人物。他在拜访首相阿斯奎斯时警告说，如果不尽快采取有效行动改善军备生产，他将揭露更多政府管理失误的丑闻。阿斯奎斯最善于保护自己，迅速做出反应。英国政府解体了，于是有了新一届的联合内阁，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战时联合内阁。阿斯奎斯保留其职位，保守党成为内阁重要力量，劳合·乔治变成还留在内阁的自由党阁员的领袖。英国议会通过军需品法案，建立军需部，从而将基钦纳手中控制军备的权力拿走。首相开始命令基钦纳定期对已经完成的工作和未来工作计划提交详细报告，这实际上剥夺了基钦纳喜欢的秘密运作的自由。后来，决定战争策略的权力也从基钦纳手中移交给皇家总参谋长，这是对基钦纳最后的羞辱。
劳合·乔治成为新的军需大臣，他立刻采取迅捷的行动。他宣布不许武器工业的工人罢工，急剧地增加重型大炮和炮弹的产量。为了解决交战国所面临的问题，他采取行动控制武器制造商牟取暴利的行为。
弗伦奇发动新闻战役，希望除掉基钦纳。但是基钦纳熬过了这一关，只是权力被削减了一些。唯一被毁掉的政治家是弗伦奇喜欢并崇拜的温斯顿·丘吉尔。保守党有老账要与丘吉尔算，十年前，丘吉尔抛弃保守党加入自由党。保守党加入联合内阁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许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一职。阿斯奎斯绝不会为了保护他人而舍弃自己，所以丘吉尔出局了。他含泪离开海军部，感觉职业生涯就此结束。
基钦纳保住了头衔，他仍然有权决定志愿者部队的去向，这些志愿者此时已经受训完毕，可以上战场了。虽然他本来不认为增兵西线能取得更多战果，但是，由于他的地位被削弱了，他最终只好同意把大部分志愿者部队送往西线。他仍然向加里波利投入兵力，虽然在加里波利取得胜利非常困难，但是他必须立刻在那里取得战果。事实上，汉密尔顿告诉基钦纳，英军为了控制半岛需要多少兵力。基钦纳则根据汉密尔顿的需要派遣部队去加里波利。
英国和法国的春季攻势也影响了法金汉，其受影响程度明显不及阿斯奎斯、劳合·乔治、丘吉尔所受到的大。他明白第二次阿图瓦战役是侥幸脱险——如果自己所需要的后备部队没有碰巧离顶峰不远，贝当就将成功占领顶峰了。毫无疑问，协约国几个月后将会再次发动进攻。这个预感使他对德国在西线的劣势感到焦虑，他急于把部队从东线调回西线，更加不愿答应鲁登道夫一直在鼓吹的拿破仑式的大计划。他害怕自己像拿破仑在1812年那样因过度深人俄国腹地而毁灭，这种恐惧像鬼魂一样缠绕着他。恐惧中的他无法与兴登堡、鲁登道夫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
西线在整个夏天都比较安静——这是一种相对的“安静”，每天只有数百人在各种小型战斗中丧生。一名叫杰克·麦肯哲的士兵在7月3日给苏格兰的妻子写信，形容了貌似平静的前线。“我们替换第四营来这里，为了占领这里的战壕，我们损失了许多人，这些战壕就是一个大停尸所，有些地方极度恶臭。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战壕挖深，然后修复破损的部分。四周到处是尸体，德国人占领这些战壕整整一个冬天，他们的损失很严重。必须把德国人的尸体埋在战壕里，到处是人的大腿、胳膊，我们需要适当地掩埋这些残破肢体。我们后面的地上躺着许多喀麦隆人、德国人，他们是在5月17日被打死的。我们晚上出去把他们埋了，这是一份极讨厌的工作，尸体都分解了，但是任务必须完成。”麦肯哲（1916年战死）感谢妻子用邮件寄来的食品和衣服，对最近寄来的短裤都是白色的感到遗憾。最后，他说：“十分感谢寄来的东西，都很不错。”
与西线相反，东线的夏天是一场漫长的危机。5月10日，俄国第三集团军在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战役中损失惨重，最终获准退却到圣河（San River），然后在那里站住脚。德国人迅猛追击，于5月16日再次攻破俄军的新防线（第三集团军的装备很差，俄国人把在年初攻占普热梅希尔缴获的大量军需品卖给当地的商人）。德国人很快跨越圣河，不过此后的攻势开始减弱，主要原因是道路条件恶劣供应跟不上。俄国人发动一次针对康拉德的反击，开始时是成功的，俘虏了大量康拉德的士兵。但是，这个成功比不上德国人的胜利。俄国人的反攻仅一个星期后就停止了。俄国政府曾经表示愿意先向加里波利派兵，此时宣布无法兑现这个承诺。俄军此时正在东南面处于混乱的撤退之中，波兰的俄军也受到威胁，俄军仅在5月份里就损失了40万人（10个月总共损失了大约400万人）。在南面，由于俄军撤退的速度不够快，差点就被德军追杀。
彼得堡政府由于害怕未来的灾难性后果，重新燃起吸引意大利参战的兴趣。意大利总理萨兰德拉打算把赌注押在同盟国失败上，他判断此时是获得协约国最大让步的最佳时刻，于是将意大利变成参与签署伦敦协定的一方。为了回报他承诺意大利能在30天后参战，他获得了几乎所有他想要的东西。然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意大利国内的有影响力的团体反对战争，其中包括天主教会和社会主义分子，他们几乎什么都不同意。当他们听说萨兰德拉所做的交易后，马上进行抗议，意大利政府垮台。萨兰德拉所做的交易似乎随他而去。但是，意大利国内发生了一次典型的法西斯式政变，预示着墨索里尼时代的来临。5月23日，意大利向奥匈宣战。意大利政府并没有向德国宣战，愚蠢地认为避免与德国宣战将减少麻烦。
德军最高领导层认为在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之间发动攻势大获凯旋，但这个结论也引发进一步的争论。法金汉希望马肯森的部队抵达圣河后便停止，但是康拉德说服马肯森继续前进。康拉德一听说意大利宣战的消息，马上要求对意大利北部平原发动攻击。法金汉想要征服塞尔维亚——德国非常需要一条从巴尔干到土耳其的陆路通道。6月3日，包括德皇在内的所有德军主要人物都在德军总部开会。法金汉警告英军的援兵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抵达欧洲大陆，他说如今是调遣4个师的兵力去西线的时候了。康拉德敦促大家考虑他的入侵意大利的计划，没有人严肃地考虑他的计划。鲁登道夫展示他的最新大计划：从北部出发（他指挥的地区）包围整个俄军。法金汉进行了争辩，他认为德军没有足够兵力完成如此大的军事行动。鲁登道夫说，任何规模较小的军事行动都不能有长久的战果——只能击退俄军，而不能消灭俄军的战争能力。
德皇再次选择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中庸之策。马肯森部队将获得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增援（他俩一定会异常激愤）。获得增援的马肯森部队与奥匈的部队一起恢复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的进攻。剩下的奥匈军队将向南挺进，不对意大利发动攻击，而是准备防御意大利的进攻。
两周后，马肯森采取行动，行动又是惊人的成功。德军在6月22日占领莱姆堡（Lemberg），接着跨越德涅斯特河（Dniester River），俄军后撤回到布格河（Bug River）。俄国人被彻底赶出加利西亚，放弃了自开战以来夺取的所有地盘，俄军很可能已经失去了防御能力。在遥远北面的库尔兰，鲁登道夫的牵制性行动开始威胁到俄国波罗的海的城市。俄国人感觉到库尔兰战役的危险，害怕德军有可能进一步威胁彼得堡。沙皇访问了大公爵尼古拉的总部，大公爵汇报了他的军队所遭受的所有灾难，悲恸欲绝。“可怜的尼古拉，是在我的私人房间里告诉我这些情况的，他哭泣起来，询问我是否想取代他，”沙皇给他妻子的信里写道，沙皇很有可能是在想让她不要对大公爵过于敌对，“他不断感谢我能来，因为这样他能获得我给予的支持。”莫斯科爆发暴乱。有德国人名字的房屋和企业被洗劫，并被摧毁，但愤怒不只限于德国人。红场出现大规模游行，暴乱的人群提出要求：废除沙皇、把德裔的沙皇皇后送入女修道院、吊死拉斯普廷。罗曼诺夫王朝分崩离析的过程开始了。
即使现在德国将军们也不能在战略上达成一致。东线的领导在6月底开了一次会。鲁登道夫带来了新的计划，新计划比上一次被拒绝的计划还要野心勃勃。这个计划是霍夫曼的构想，鲁登道夫与他手下的四位司令官整整争论了一夜，最后四位负责执行的司令官都同意了后，鲁登道夫才接受该计划。新计划要求北方的德军向东运动，切断关键铁路线，然后向南回转，包围波兰境内的俄军。被包围的俄军要么投降，要么被歼灭。这个计划赢得了鲁登道夫的心，他变得非常积极。他命令霍夫曼在北部总部等待德皇批准计划的电话。这个电话比预期的时间晚了几小时，狂怒的鲁登道夫在电话里告诉霍夫曼一个坏消息，法金汉再次拒绝了新计划，德皇支持提出的一个较保守的进攻计划。
法金汉没有提出新的作战计划，而是建议停战并与俄国人开始和谈。虽然德皇不愿讨论这个方案，但同意法金汉的一个说法。法金汉说：“俄国人能退回他们巨大的国土上，我们却不能永远在追歼他们。”于是出现一个折中方案，这个方案包含三路进攻，虽说不如鲁登道夫的计划宏大，但有一个大目标：迫使俄国人退出波兰。
俄国控制下的波兰，像一个朝南的楔子陷入东普鲁士和哈布斯堡之间，有三面暴露在外。7月12日，新战役开始，一个德国集团军从南面向华沙的东面进发，另一个集团军攻击华沙的西面，马肯森朝着卢布林（Lublin）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向北移动。俄国驻波兰的司令官感到形势不妙，建议撤退，但是大公爵尼古拉不同意，他反对的理由非常类似当初他反对第三集团军撤退的理由。他的理由是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一些在彼得堡（为了擦除德意志精神的污垢，此时改名叫彼得格勒）的人害怕俄国失去波兰后将失去为获取君士坦丁堡的筹码，因而英国和法国有可能取得加里波利的胜利。他们也害怕意大利得势，如果俄国继续后退，而意大利打败奥匈帝国（很有希望），那么意大利将进入巴尔干。俄国人在波兰修建了强大的堡垒，花巨资更新了大炮，补充了足够的弹药和各种军需品，条件比其他战场要强许多；大公爵尼古拉坚信俄军能坚守，忽略了列日和纳慕尔的教训。
德军向波兰进军在开始的时候速度较慢。重点不是步兵进攻，而是大规模的炮火轰击，每天都发射数万发炮弹，给予俄国以毁灭性的打击。进攻的速度逐渐加快。俄军抛弃了一座又一座的城池，华沙处于危机之中，这座城市被俄国人占领已经有100年了。市民和农夫向四处逃命，抛弃所有财产，几乎无处藏身。“他们处于绝望之中，痛苦地抗争着，”一名俄国士兵写道，“晚上8点，我再次行军。我们上路了。天很黑。什么声音那么嘈杂？上帝，前面的路上发生了什么？路被车堵死了，到处是小孩子、生活用品。牛在吼，狗在吠。穷人们正在逃跑，上帝都不知他们要去哪里，反正是为了逃避战乱。但是，老马拉不动重物；四处充满了马嘶、人喊。我们不忍心穿越而去。这是一幅伤心的景象，我们从泥里拉出一辆又一辆的推车，让人们走上大路，走上桥，走过纳雷夫河。我同情他们，特别是小孩，坐在车里，睡在妈妈的怀里。他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我想起了我的家庭，我感到伤心，泪水流过我的脸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德国人在东线的战果都是巨大的。俄军的抵抗力量破碎了。但是，兴登堡、鲁登道夫、霍夫曼轻视所获得的一切。德军仅仅是迫使俄军后撤。俄军并没有被消灭。
法国人和英国人十分担忧。必须有大动作才能逆转战局——俄国已经临近进行单独和谈的边缘。霞飞和弗伦奇相信有一件事能达到目的——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秋季攻势，要大得足以抵消东线的失败。另一些人认为，加里波利必须有一个胜利的结局。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两个目标都必须达到，基钦纳持这个观点。
背景：大屠杀
在君士坦丁堡，许多青年土耳其党人满怀希望地投入到大战之中，他们希望夺回失去的土地，向宿敌复仇（首先是俄国），复兴帝国的荣耀，然而这些希望很快变成恐惧。1914年12月，恩维尔·帕夏亲自带领军队入侵高加索，目的是将俄国人赶出这个大部分居民是穆斯林的地区，但战果很糟糕，有大约10万土耳其人阵亡。接着，协约国攻击加里波利，土耳其人意识到君士坦丁堡正受到威胁。大战已经6个月了，那个由苏莱曼大帝及其祖先建立的伟大帝国陷入崩溃的危险之中。
土耳其遭受欧洲人的羞辱已经有一个世纪了，自1912年土耳其被从巴尔干半岛驱赶出后，灾难就接踵而至，使土耳其人的领导层更趋颓废。在大战爆发前的一代人中，有许多民族主义土耳其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分子不断地宣传一个主张，只有排除异己才能救奥斯曼帝国，即清除非穆斯林元素。到1915年春天的时候，这个主张变成国家政策。土耳其政府开始20世纪第一次真正的大屠杀，在近代世界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灭绝整个民族。灭绝目标是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在失去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希腊、黑山、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后，亚美尼亚成为帝国内唯一信奉基督教的民族。
亚美尼亚人一直都不顺利。在古代，亚美尼亚是罗马帝国东部边界上最强大的独立帝国。公元4世纪的时候，亚美尼亚成为第一个正式把基督教作为官方宗教的帝国。在14和15世纪的时候，土耳其人向北开拓，加上拜占庭帝国坍塌，亚美尼亚像其他巴尔干基督教王国一样变成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民族。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由于俄国人开始向南开拓，亚美尼亚深陷于土耳其人与俄国人的争斗之中。到了19世纪，亚美尼亚被分裂，有150万人在土耳其人管辖之下，另有100万人生活在被俄国人吞并的土地上。
奥斯曼帝国和俄国在亚美尼亚的国土上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夺，亚美尼亚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这种分裂给亚美尼亚人带来巨大灾难。俄国为自己的扩展寻找理由，声称自己是被土耳其人压迫的基督徒的捍卫者和解放者。一直对非穆斯林民族采取野蛮管理的土耳其人做出反应，决定把亚美尼亚视为有敌意的异族人。土耳其人将亚美尼亚人的税负提高到让人破产的水平，并鼓励库尔德人用武力从亚美尼亚人那里夺取利益。这些政策自然引发亚美尼亚出现极端分子要求自治，这反过来又导致土耳其人进一步镇压。
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君士坦丁堡当局以残暴的手段对付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国际社会谴责这一行径，美国红十字协会把救助重点也放在亚美尼亚人身上。君士坦丁堡认为这是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人起来反抗，土耳其政府实施野蛮镇压，即使以奥斯曼帝国的标准看也显过度。数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许多人被赶出家园，许多乡镇被夷为平地。
在1908年上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有一些人想把奥斯曼帝国变成一个多文化的联合体，尊重不同宗教、民族的权利。然而，这些人受到排挤，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控制了政府，他们把亚美尼亚人视为仇恨的对象。在一次针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变失败后，亚美尼亚人成为替罪羊。在亚达那，有1.5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包括大量耸人听闻的强奸妇女、伤害人体、毁坏财产事件。
巴尔干战事致使许多穆斯林进入土耳其，许多人被送到亚美尼亚（基督徒没有法定权利，是库尔德人首领的附庸），这些迁入的穆斯林被赋予一种奇怪的特许权，他们可以拿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以杀死任何妨碍他们的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有10万亚美尼亚人加入奥斯曼帝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很自然，亚美尼亚人的忠诚变成一个大问题，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在俄国一侧的亚美尼亚人参加沙皇的军队，他们鼓励对面的同族兄弟反抗那个完全不值得效忠的政体。1914年12月，一个由俄国人指挥的亚美尼亚师跨过边境杀死了12万非亚美尼亚人（大多数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
至此，青年土耳其党人找到了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屠杀亚美尼亚人的理由。最初，他们的行动是无害的，亚美尼亚人被缴械，被分配去做苦力，让这些亚美尼亚士兵在疲惫和饥俄中死去。在消灭了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亚美尼亚人后，他们派军队进入一直是亚美尼亚人生活的平原地带。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他们把年龄在12岁以上的男性亚美尼亚人汇集在一起枪杀，或大量砍死。妇女被强奸并致残。没有被杀的亚美尼亚人被变卖成奴隶。数万人被带向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沙漠逃遁。在路上，许多人因暴晒、饥饿、疲惫而死亡，还有许多人被库尔德护卫杀死。这样的屠杀程序遍布整个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数千罪犯被释放出来组织成死亡小组，任务就是看见亚美尼亚人就杀，重点是杀那些有可能成为反抗领袖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宗教人士、政治领导人。土耳其官员拿走最好的劫掠来的财物；死亡小组和暴民拿走剩余之物。
截至1915年，大约有5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而且屠杀还在继续。1916年，向叙利亚迁徙亚美尼亚人的过程中有屠杀发生。稍后，俄军撤出高加索后，原来受俄军保护的亚美尼亚人成为土耳其人的劫掠对象。最后一次震撼人的屠杀发生在1922年，新一届的土耳其政府占领了士麦那，放火焚烧这座城市，系统地屠杀数万名亚美尼亚、希腊居民。
屠杀凶手竟没有受到惩罚。在大战后的几年里，美国发现与其纠正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所犯的过错，还不如与中东的穆斯林谈论丰厚的石油条款。一名美国专员在伊斯坦布尔说：“亚美尼亚人就像犹太人；他们没有民族精神，缺少道德特征。”他的这番话集中反映了美国对待大屠杀的态度。
后继的土耳其政府在21世纪继续否认大屠杀的存在，并且起诉任何敢于涉及这个话题的土耳其人。
第十八章 加里波利大撤退
或许俄国需要一个替罪羊才能得救，我就是那个受害者。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
8月9日，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出现在加里波利东方的天空上的时候，英国第三十二旅的士兵正蹲伏在提基堆岭（Tekke Tepe Ridge）顶峰下准备出击，占领这个顶峰后便能控制整个加里波利半岛。这个旅的士兵虽然受过很好的训练，但缺少实战经验，都是大战开始时自愿入伍的。50小时之前，他们刚在加里波利登陆。这是一支非常疲惫的部队，一整夜都在翻越顽石陡峭的山峰。伟大的胜利近在咫尺，来自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士兵试图攻占这个制高点已经有3个月了。前一天下午的航空侦察发现，这个顶峰无人把守。还有一个极好的消息，在他们背后，3英里（约5公里）远的苏弗拉湾（Suvla Bay）的海滩上，有2万刚登陆装备精良的英国兵。这些兵力足够拿下这个山岭，一旦山岭到手，便能解救自7月份就深陷旁边海滩上的澳新兵团，还能切断土耳其军队增援半岛地势较低部分的通道，与赫勒海角的英军、法军一起压垮土耳其军队。
随着黎明前的黑暗退成灰色，周围的景物依稀可见，出发的命令下达了。士兵们手握步枪，默默地向顶峰进发。爬着爬着，突然，他们的头顶天际轮廓线上闪现出不知从何处钻出来的人影，人影的背景是光亮的天空，人影轮廓十分清晰。很快，那些人影变成挥舞着刺刀并开枪射击的土耳其人，他们就像狂泻的洪流一样冲下来。英军此时已经无法进行防御；没有逃跑的英国人被冲倒，然后被杀死。土耳其人继续追杀剩余的英国人，一直追到海滩。英国人不知道，其实追杀他们的土耳其人也刚刚抵达。这些土耳其人经过36小时强行军后才抵达顶峰，穆斯塔法·凯末尔命令他们立刻投人战斗，而凯末尔本人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澳新湾进行拼死的决斗。所以，这些土耳其人只是提早了几分钟从山顶向下发动进攻。
8月6日，有4个师的兵力在苏弗拉湾登陆，增援加里波利战役。在之前的5月份，基钦纳询问加里波利战况，汉密尔顿提出必须增兵才能打破僵局。这4个师的兵力，就是基钦纳为此目的派遣的。在伦敦，人们对是否应该送4个师的兵力有分歧，随着自由党政府垮台，新一届联合政府上台，意见分歧变得更大。后来，基钦纳威胁说，如果不派遣4个师的兵力，他就辞职，反对派才变得宽厚起来。从那个时刻起，局势发展似乎要求英军在欧洲和加里波利必须取得胜利。英军在赫勒海角和澳新湾发动一次接着一次的进攻，希望取得突破，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土耳其人已经可以独立地发动反攻，滩头阵地变成有多种疾病流行、散发着臭味的深渊。
在欧洲战场，实际战况表明意大利并没有准备好，部队装备不佳，士兵训练不足，指挥官无能。所以，意大利军队既不能取得协约国所希望的战场效果，也不能让同盟国害怕。意军总司令路易吉·卡多尔纳（Luigi Cadorna）率领60万大军进入伊松佐河（Isonzo River）北面介于维也纳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之间的地带，意大利的兵力大大超过奥地利守军。意军在6月份发动攻击，损失1.5万人。7月再次发动攻击，又损失4.2万人。意军的攻击毫无战果可言。在年底前，意军又发动了两次攻击，还是没有攻占任何有价值的土地，损失11.6万人。
意大利人失利，俄国人受挫，东线令人沮丧。这些局势的新发展引起巴尔干半岛诸国的关注。保加利亚似乎想加入同盟国；罗马尼亚和希腊不倾向加入协约国。8月4日，俄军退出华沙，英国和法国害怕俄国放弃努力，几乎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霞飞正在计划一次新的进攻，但必须等到秋天，而且英国有可能无法提供助攻。虽然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协约国似乎除了加里波利以外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发动进攻扭转战局的了。
英军为8月6日的袭击提供了最好的条件，诸如充足的兵力、良好的武器，海军、空军支援，等等。袭击的主要任务是夜晚在苏弗拉湾登陆，这次精心策划的登陆行动震惊了土耳其防御部队。德国指挥官桑德斯事先知道要有一次新的进攻即将到来，但不知道在何处。行动开始的时候，汉密尔顿命令已经在赫勒海角登陆的3.5万英军和已经在澳新湾登陆的5.7万澳新军团先发动攻击，将土耳其人牵制住。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汉密尔顿下命令不许海军在登陆前炮轰苏弗拉湾。
让大量毫无作战经验的士兵，在没有月光的夜晚登上一片生疏的海滩，行动的困难性可想而知，但这次登陆却顺利得超乎人们的想象。8月7日早晨，有大约2万名士兵登陆成功，几乎没有遇到阻力，部队没有伤亡。登陆部队向内陆运动2英里（约3公里），设立好防御周界。大量的弹药和军用品在海滩上堆积起来。在苏弗拉湾和提基堆岭之间只有大约1500名土耳其人，他们手里只有步枪。这实际上就是选择此地登陆的关键原因。这些土耳其守军遇到攻击后逃窜，许多人丢下武器。最近的增援点需要至少一天的路程。剩下的工作就是派遣一定的兵力行军几英里，占领提基堆岭，建立起几个防御点。这几英里的路非常崎岖，到处是加里波利特有的顽石和密布的沟壑，但是，部队却有可能在当天中午前抵达。
登陆的第一天，登陆部队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十分混乱，军官们没有给予士兵清晰的命令。此时，汉密尔顿在几英里外的利姆诺斯岛上他的总部里。登陆行动的指挥官是61岁的中将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爵士（Sir Frederick Stopford），汉密尔顿点名要他，基钦纳亲自批准，才把他从西线调遣来，但他从来没有指挥过战斗。他非常满意登陆行动的进展，认为在大炮运到岸上之前没有什么好做，于是停留在位于军舰上的他的总部里。
8月8日，在早晨快结束的时候，汉密尔顿发现斯托普福德还是没有采取行动占领制高点，急得几乎快疯了，决定亲自去苏弗拉湾。由于没有船供他使用登陆，他等了很长时间。等到他抵达岸上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一名高级军官告诉他一个荒谬的消息，说此时已经没有可派遣向内陆进发的部队，需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行。汉密尔顿的空中侦察员告诉他一个新情况，虽然提基堆岭目前无人把守，但一支土耳其部队正在从北麓攀登。汉密尔顿坚持第二天行动太晚了，这时第三十二旅突然变得能向内陆进发了。但是，攀爬山岭的行动必须在黑暗中进行了。由于地形复杂，这个旅在行动中迷失了几次方向，花费了7小时才抵达提基堆岭主峰之下，将近黎明时分，正准备做最后攀登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部队赶到，英军失败了。
提基堆岭战斗之后两天，在澳新湾、赫勒海角两地爆发激战（凯末尔再次拯救土耳其，桑德斯任命凯末尔为该地区部队的指挥官）。又过了一天，凯末尔在朱努克山发动进攻，希望把澳新兵团驱赶走，他此时仍然不曾睡觉，为了还能在战场上奔走指挥战斗，他让一名医生跟着他随时提供刺激药品，在战斗中，他的腕关节被子弹射穿。这是最后的关键时刻，如果澳新军团能守住朱努克山，提基堆岭的失败还能被补偿。但是，澳新军团被赶跑了，第二次对加里波利的进攻实际上已经结束。倒霉的斯托普福德在8月12日、15日、21日发动多次进攻，最后一次进攻的规模是在整个加里波利战役中最大的。在这次进攻中，英国第二十九师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个师自4月份以来就肩负着英国的厚望。这些蹩脚的进攻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战果，英军成功地将苏弗拉湾与澳新湾连接在一起。但是，英军没有能夺取被土耳其占据的制高点。双方进入僵持阶段。汉密尔顿给伦敦发电报报告苏弗拉湾的失败，并声称他需要9.5万兵力才能获得战场主动。他在8月份的伤亡人数高达5.5万人，仅在苏弗拉湾就伤亡了8000人。
当汉密尔顿令人失望的电报传到目的地时，基钦纳正好在法国参加一系列重要会议中的最后一场，这一系列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决定西线的战略。7月6日，法国北部海港城市加来，西线战略会议在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人不仅有军界高级将领，还有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和法国战争部长米勒兰（Millerand）。这次会议不仅暴露出长期存在战略优先级分歧，而且还清晰地显示出有分歧的领域正在增加。霞飞介绍了他的秋季攻势。基钦纳以近乎嘲笑的方式反对该方案。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也表示反对，贝尔福是英国前任首相，不久前接替丘吉尔成为英国海军大臣。第二天，基钦纳和文官们离开会议现场。霞飞和弗伦奇在尚蒂伊（Chantilly）见面，私下同意不顾政治家们的反对继续秋季战役的准备工作。7月17日，又开了一个较大型的会议，许多英国和法国将军们参加，黑格在会上提出反对意见。黑格研究了霞飞、福煦、弗伦奇让他发动进攻的地区，他表示不愿在那里发动攻击，因为那个地区太开阔、太暴露。此外，他认为自己的炮火也不够充足。霞飞不改初衷。
8月中旬，基钦纳回到法国，不仅是为了最终确定秋季攻势的细节，而且为了讨论如何应对东线日益增长的危机。华沙陷落后整个波兰落入德国人之手，而且德国人继续在东线进攻，这表明俄军正处于崩溃之中。俄军撤退不仅引发令人吃惊的混乱，也引发大量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
在俄国，犹太人被限制在波兰东部犹太人生活区里已经有几代人的时间了，他们不许从事农业和知识性产业。1914年底，俄国人声称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而把50万犹太人驱逐出家门，让他们体验一下欧洲中部冬天的温柔和慈悲。1915年1月，又有8万居住在波兰、立陶宛、库尔兰的犹太人被沙皇的哥萨克骑兵赶到街上，哥萨克人不许犹太人用小推车将自己的财产带走。
尼古拉·努什克维奇将军（Nikolai Yanushkevich）指挥俄军撤出波兰，他是俄国战争大臣弗拉基米尔·苏克霍姆利诺夫的亲信，苏克霍姆利诺夫以腐败著称，是沙皇的大红人。努什克维奇是在大战开始后不久被任命为大公爵尼古拉的总参谋长的，大公爵尼古拉当时并不同意，但沙皇强迫大公爵尼古拉同意。努什克维奇在所有战区采取“焦土政策”，将所有犹太人和异教徒驱赶走。粮仓被摧毁；机器被搬上大车运走。有400万头牲畜被毫无理由地屠宰，导致俄国出现肉食短缺问题，甚至延续到战后。难民深受饥饿、霍乱、斑疹、伤寒侵袭。死亡的人数至今不明。
东线战争的规模大得令人吃惊。德军在占领华沙后不久，又占领了拥有众多堡垒的城市新格鲁吉耶夫斯克（Novo Georgievsk），俘虏9万俄国士兵、30名俄国将军，缴获700门大炮。几天后，德军攻克同等重要的城市科夫罗（Kovno），缴获1300门大炮。至此，德军已经俘虏了70多万俄国士兵，奥地利手中的俘虏规模与德国相当，德军、奥军继续向东挺进。俄军总参谋部对如此多的士兵投降感到惊慌，颁布严刑峻法。投降的士兵家属不能获得政府补贴，而投降士兵本人战后将会被送到西伯利亚。
东线的战报传到西线，英军中最接近法军最高指挥层的亨利·威尔逊将军开始利用这些战报为他的法国朋友谋求好处。威尔逊为人专横，喜欢操纵他人。他警告伦敦当局说，如果不全力支持法国的下一次攻势，霞飞和米勒兰将倒台，这将导致法国想单独与德国进行和谈。基钦纳果然转变态度，告诉汉密尔顿不要希望加里波利能获得更多的军队。基钦纳还给英国远征军发出清晰的秋季进攻的命令。他说：“英国必须最大限度地支持霞飞的攻势。即使我们将遭受沉重损失，我们仍然要提供支持。”基钦纳说这番话背后的考虑是惊人的。他即使在私下场合也不曾说新攻势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的目标不是要取得战场上的胜利，而是把协约国捆绑在一起。8月底，基钦纳的恐惧略有缓解，因为沙皇尼古拉解除了大公爵尼古拉俄军总司令一职。沙皇的新任命让大臣们感到惊骇，他自己将担任俄军总司令一职。沙皇尼古拉以温柔的方式将自己的堂兄革职，他在革职信中写道：“担任总司令一职是上帝赋予他的为国家服务的责任，与军队一起分享困难和辛苦保护俄国不受敌人的冲击。”大公爵尼古拉在听到被革职的消息时表达得十分简练：“赞美上帝！皇帝把我从一份我不适合做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
沙皇尼古拉自告奋勇担任俄军总司令，这展示出他的本质特征：有勇气，无私，但极度愚蠢。那个夏天，他曾做出过几个重要决定，亲自担任俄军总司令的决定，很有可能是这几个决定中最糟糕的一个。6月底，他最终决定勇敢地面对无能的战争大臣苏克霍姆利诺夫。苏克霍姆利诺夫有个不能饶恕的弱点，他为了讨好女人竟可以置战场最紧急的情况于不顾（炮兵司令找他要炮弹，理由是如果没有炮弹俄国就不得不和谈，苏克霍姆利诺夫说：“闭嘴，见鬼去吧！”）他任命有能力、精力充沛的阿列克谢·波利瓦诺夫（Alexei Polivanov）为新的战争大臣。获得任命后，波利瓦诺夫立刻着手改革，他彻底改善了供应体系，建立起一些专业委员会管理军需品、食品、燃料、运输、难民，开始与俄国立法机构杜马进行建设性交流。沙皇尼古拉还任命了其他几个新人，都获得好评。但是，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不喜欢，她认为解决俄国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让沙皇尼古拉变得更加独裁，不能容忍改革和自由。“你将为俄国历史和自己的皇位写下光辉的一页。”她写信给自己的丈夫，要求他不要理会一些大臣的建议，这些大臣规劝沙皇不宜担任总司令一职。她内心有一个乖戾的想法，这些大臣不仅怀疑沙皇做决定的智力，并且怀疑沙皇作为独裁者的权威。她认为这些人都是皇位的敌人，应该被免职。
亚历山德拉的记忆力特别好，她从来不忘别人的过错，很容易恨上一个人。她从来没有忘记大公爵尼古拉所犯的一次过错。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公爵尼古拉不同意在俄国建立军事独裁，这使得沙皇不得不同意建立宪法和国民议会，从而削弱了俄国的独裁统治。由于大公爵尼古拉支持这两个措施，所以他就成为沙皇皇位的敌人。至少亚历山德拉有这样想法。亚历山德拉也许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大公爵的做法实际上是救了俄国。
沙皇尼古拉知道做俄军总司令的后果，如果俄国军队遭遇不幸，他将受到别人的直接指责。“或许俄国需要一个替罪羊才能得救，”他向法国大使帕雷奥洛格解释自己的行为时说，“我就是那个受害者。这是上帝的意志。”不过，尼古拉并不理解他的做法引发的一个新问题，由于他自己常常不在首都，人们就更加相信俄国实际上被亚历山德拉及其挚爱拉斯普廷所控制。尽管如此，英国和法国欢迎俄军总司令的变更，因为这表明尼古拉将更加专注于战争。英国人和法国人非常高兴沙皇任命有经验、有能力的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Mikhail Alexeyev）将军为总参谋长。德国人也欢迎俄国的人事变动。德国人非常尊重大公爵尼古拉的个人能力，为什么德国人会有这样的判断，这问题很难回答。
像往常一样，东线的胜利没有给德国人带来多少真正的安慰。9月中旬，俄军在放弃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后，接着又放弃了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最后退入普里皮亚特沼泽地（Pripet Marshes），这片地图上未标明的沼泽既遥远又危险。法金汉不同意跟随俄军进入这片沼泽，命令东线各部队停止进攻。他开始从东线调走几个军到西线，同时说服保加利亚参加征服塞尔维亚的战役。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不理睬法金汉的命令；他俩后来解释说是因为错误理解了法金汉的意思。
8月31日，康拉德命令手下混乱不堪的军队发动一场新进攻，目标是包围俄军25个师，他希望再打败俄军，并驱赶他们进入乌克兰。他显然是想复制德国人的胜利，然而他的计划不过是一种周期性的幻觉而已。这次行动开局良好，但结局很坏。一个奥地利集团军占领了卢斯克（Lutsk），一支躲藏在沼泽地草丛中的俄国军队突然向这个奥地利集团军的侧翼发动攻击。从此，这个奥地利集团军遭受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最后，法金汉不得不派遣两个准备攻击塞尔维亚的德国师前往救助康拉德。康拉德在9月份一共损失了30万兵力。与此同时，鲁登道夫继续他的库尔兰战役，占领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a）。虽然战场离彼得格勒还有几百英里远，但彼得格勒却处于恐慌之中，许多人准备逃跑。占领维尔纽斯的代价极高，有5.5万德军士兵阵亡，鲁登道夫放弃占领俄国城市里加的计划，转而集中精力休整部队、治理被占领的土地。
马克斯·霍夫曼，这个毫无疑问最有才气的将军，此时变得非常沮丧。他除了不断谴责法金汉没有支持东线的决定，还开始评判鲁登道夫。他指责鲁登道夫对维尔纽斯的攻击过于直接，造成伤亡太大。他对兴登堡也有一番看法，他认为兴登堡是一个被动的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不值得受重视。“总之，兴登堡不再对军事感兴趣，”霍夫曼回忆这段时间时写道，“他就知道打猎，早晚各来5分钟时间，看一看进展。他不再对军事有一点儿兴趣。”鲁登道夫的一名参谋曾吐露说：“兴登堡已经变成一个丑角。”这位年老的英雄花费大量的时间给自己画肖像并给自己的妻子写信。
在鲁登道夫与法金汉之间，1915年的胜利未能冷却他俩的相互仇恨。他俩在考那斯举行的庆功会上见面了，法金汉利用这次机会对鲁登道夫交叉射击。
“你现在相信我的计划的正确性了吧？”法金汉质问鲁登道夫。
“恰恰相反。”鲁登道夫回答。俄国还没有投降。俄国还没有和谈。现在不应该自满。有人听到法金汉说，战争结束后要在军事法庭上控告鲁登道夫。
9月25日，霞飞发动秋季攻势，西线爆发新一轮的腥风血雨。这是一场巨大的风暴：霞飞在3个不同的地点同时发动进攻。第二次香巴尼战役的战场在凡尔登西面，前线有36英里（约58公里）长，自东向西展开，27个法国师向7个德国师发动攻击，法军的后面是900门重炮和1600门轻型野战炮，这些大炮是霞飞从附近的防御堡垒中抽调来的。第三次阿图瓦战役由费迪南德·福煦指挥，17个法国师向只有2个德国师把守的南北向阵地发动攻击。在稍北一点的卢斯（Loos），英军拥有绝对优势兵力：6个英国师对阵1个德国师。英军这次进攻，比春季发动的进攻规模要大。进攻的目标是努瓦永的德军突出阵地（Noyon salient），从而切断连接德军战线两端的铁路线，迫使德军全线撤退。
然而，德国人早在春季就已经显示出巨大的防御能力，他们能抵御兵力超过自己的敌人。整个夏天，虽然敌人炮火轰击不断，他们仍然暗中修建新的防线，这些新防线都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外，并配有垂直的战壕和地道将这些新防线连接起来。德军配有重炮，技术娴熟。德国人还学会了如何合理地安排机关枪的位置，使那些逃脱大炮轰击的进攻者处于机关枪的射程内。知道了这些情况，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英国方面对秋季攻势缺少乐观态度。虽然基钦纳不相信秋季攻势能成功，但他坚持英国必须全面参与，驱动他的动机有可能是害怕拒绝合作的后果，他知道人们正在谈论将所有协约国军队置于一人之下的方案，他担心如果自己不支持秋季攻势，自己有可能会失去那个职位。约翰·弗伦奇一直渴望进攻，但此时变得小心谨慎。他警告说，如果不给他增加三分之一的兵力，他难以取胜。他还指出，他的士兵将要进攻的阵地由于缺少炮火掩护，因而十分危险。但是，他也有一些政治方面的考虑，所以不愿过于强烈地反对秋季攻势：他相信，只要有霞飞和福煦的支持，他就不会被英国政府剥夺指挥权，他的前途仍然依赖于法国方面的支持。亨利·罗林森将军指挥一个英军军团打前锋，他在战前预言说：“我们的损失将惨重，不会走很远。”法国将军贝当指挥香巴尼战役，对整个攻势抱有类似的怀疑态度。
黑格是唯一持有乐观态度的指挥官，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他当初反对霞飞的计划。他当时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他看到英国远征军只有117门重炮，而进攻却有5英里（约8公里）宽，他的每英里大炮数目比霞飞计划放在香巴尼前线的每英里大炮数要少一半，他像弗伦奇一样感到自己缺少炮火掩护。他后来态度有转变，是因为他被允许在进攻前释放氯气。他幻想着自己能在一个高塔上看着他的部队冲过德军防线的情景，这个念头鼓舞了他。
黑格高昂的精神因英王乔治五世来访而遭受短暂的挫折。英王来到英国远征军总部，从一名英军将军那里借了一匹马骑。英军舍伍德森林人团的一名下士记录下士兵们那天排列好等待检阅的情况：“国王骑马走过前三排（或许是四排），然后跨过马路去检阅另一边，国王与军官们不断交谈。上级给我们下达了指令，在检阅结束的时候，我们脱帽举到刺刀尖的高度，然后挥舞和欢呼。所以，我们山呼‘万岁’。就在这个时候，国王的马暴跳起来，国王摔下马来。他似乎在地上打滑，但我们此时再次山呼‘万岁’。这个场面很丢脸，我们看见许多高官都从马上跳下来去帮助国王。最后，国王在帮助下站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下匆忙地骑着马跑了。”
法军在发动步兵进攻前，足足进行了4个昼夜的大炮轰击。这样的大炮轰击有一个优点，能摧毁德军的第一条防线和守卫部队。不过，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让德军知道有大的进攻要来了。步兵攻击的那个早晨，战斗进展得很顺利，英国发动进攻的地段出现问题，风向不合适，黑格不敢决定是否释放毒气。黑格的士兵蜷缩在战壕中。有人回忆道：“有人在哭，有人在祈祷。”士兵们一边等待命令，一边喝朗姆酒，他们喝干了手中所有的酒。大约早晨5点50分，风向似乎变得合适了，黑格发出命令，然后爬上高塔。突然，风向又变了。毒气反向飘往英国士兵。毒气散尽后，没有被毒倒的英军士兵开始发动进攻。像北面和东面的法国士兵一样，英国士兵的进攻进展很快。
此后，各地的战斗接连出现失误，而且失误的方式新鲜得离奇古怪。在香巴尼战场，法国人越过被炮火摧毁的德军第一道防线，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快速度提前抵达德军第二道防线。当法军士兵刚进入德军第二道防线的战壕，法军炮击的炮弹正好落在法军士兵的头上。没被自家炮弹炸死的法军士兵为活命赶快逃跑。当法军再次组织起进攻时，机会早已消失。德军的后备部队赶到，并带来机关枪，很快地占领法军放弃的阵地。德军增援部队中有法金汉从东线急速调来的两个军。法金汉本人也在场，他看到眼前的局面正是他所担忧的兵力短缺问题，于是他立刻采取行动恢复德军的防御线。稍早，当法军发动猛烈攻击时，他抵达德国第三集团军总部，不料竟发现其参谋长正准备下命令撤退。法金汉当场解除那参谋长的职务，命令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坚守阵地，等待他盼望即将到达的增援部队。
阿图瓦的战况也出现类似情况。法军首先取得极好的战绩，在一年的时间里第二次占领了维米岭顶峰，可是受阻于德军的第二道防线，最后被德军击退。霞飞一直认为，取得香巴尼的胜利是关键，而阿图瓦的重要性不高，于是他开始玩起阴谋诡计。此时，英军正在卢斯发动进攻，目的是策应法军在阿图瓦的战斗。霞飞要求英军继续在卢斯的进攻，但是他暗中却让法军停止在阿图瓦的进攻，因为他判断法军在阿图瓦难以取得任何战果。所以，他一方面停止了阿图瓦的进攻，而另一方面却假装向英国表示法军正继续在阿图瓦作战。然而，即使是在单独作战，英军的表现仍然是很好的。像法军一样，英军顺利通过了被炮火研磨成粉的德军第一道防线。与法军不同，虽然英军攻破了德军第二道防线，但伤亡惨重。前方的战场已经没有敌人，如果后备部队能跟随上来，长期渴望的攻入德军腹地的愿望就能实现。但是，弗伦奇把英国远征军的后备部队安排在背后10英里（约16公里）远的地方，而黑格违背军事常规没有从自己的部队中留出一部分做后备部队。调动后备部队上前线花费了几小时；当后备部队到达时，德军已经弥补了防御线的漏洞，机关枪又开始了扫射。当英军再次发动进攻时，结果是一次对英军最不公平的大屠杀：仅在数小时内就有7861名士兵和385名军官伤亡。在英军最后撤退的时候，德军停止了射击，让英军安静地离去。一名德国人在写这段历史时说：“德国机关枪手因看到布满战场的尸体而感到恶心。”
一名英国士兵写道：“从战场上回来我一天都失魂落魄。我不敢相信眼睛看到的情景。如果你能想象一群羊躺在田里睡觉，英国士兵的尸体就密到那个程度。有些人还活着，他们呻吟着，要水喝，拉我们的腿。一个肌肉发达的家伙抱住我的双膝。‘水，水！’他哭叫着。我记得我水壶里还剩下一点水，于是准备把我的水壶的软木塞打开，后面的人立刻推我：‘快走，快走，我们再不走就落入两军阵地之间的无人地带了。’同情不得不服从于纪律，所以我走开了。”
霞飞继续在香巴尼猛攻，一直猛攻到11月份还不住手，后来贝当开始不执行他的命令。最后，第二次香巴尼战役法军的伤亡人数是14.3万人，德军伤亡人数是8.5万人（包括2万战俘）。英军在卢斯和阿图瓦的进攻中损失6.1万人（2名将军、28名营级军官），德军5.6万人，法军4.8万人。法国再一次被打晕了。然而，霞飞在告诉巴黎报界时说，总体上看，他的损失不如德国人多，所以他的战役胜利了。实际上，德军的兵力远不如协约国，但给协约国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还保住了自己的阵地。在秋季攻势过程中，德国人用事实说明，协约国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派遣到加里波利或其他战场。霞飞和弗伦奇一直想说明这一点，但他俩的说服工作做得不如德国人好。对那些了解实际战况的人来说，霞飞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但是他熬过了这一关。
约翰·弗伦奇没有能熬过这一关。在卢斯战役还在进行之中，黑格就开始向众多身居要职的朋友抱怨弗伦奇。黑格说自己没有取胜是因为弗伦奇的无能。“只要附近再有一个师的后备兵力，”他后来声称，“我们就能走过敌人的阵地。”实际上，黑格自己也有失误——自己不准备后备部队，这是他在卢斯战役中犯的错误之一。但是，弗伦奇在拼命为自己做辩护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愚蠢地伪造战役中所发布命令的记录。黑格知道了这件事后，通报给英王乔治，英王乔治命令首相干预此事。阿斯奎斯给弗伦奇一个辞职的机会，他屈服于不可抗拒的力量，同意辞职。黑格从而获得自大战开始以来就不断争取的职位，几乎没有人对黑格获得任命感到吃惊。弗伦奇回到英格兰，被授予伊普尔子爵。
就在西线的战斗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东线疲惫不堪的士兵停顿下来准备过冬，人们的注意力回到巴尔干和爱琴海，具有关联性的事件接连发生，频率很高。还在夏天的时候，保加利亚是双方竞价争抢的对象，很像早先意大利被拉进战争的过程。保加利亚政府与意大利政府很相似，主要考虑哪一方能帮助自己从邻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其在9月初的态度是参加轴心国一方。在西线秋季攻势前，德国和保加利亚有较明显的意图，要一起去攻击塞尔维亚。加里波利登陆失利后，塞尔维亚的陷落将危及协约国在欧洲东南角落最后的一个小落脚点。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拼命想把保加利亚拉回来，提出了许多优惠条件。由于塞尔维亚是英国的同盟，格雷无法像德国那样能把塞尔维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夺取的土地还给保加利亚。此时局势严峻，如果不能保护塞尔维亚，俄国人将进一步陷入士气低落的状态，希腊和罗马尼亚也有可能随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要保护塞尔维亚，就等于要派兵去塞尔维亚。由于俄国被赶出加利西亚，去塞尔维亚只有一条道路：通过希腊中北部港市萨洛尼卡，它曾经是爱琴海进攻计划中攻击达达尼尔海峡方案之外的另一个选项。
9月底，法国有几个师的兵力开赴萨洛尼卡，其中有一个师是从加里波利战场撤退下来的。指挥法军的是莫里斯·萨瑞尔（Maurice Sarrail）将军，他刚从西线被替换下来，但他利用有力的政治关系迫使法国政府为他在别的战场寻找一个职位。英国不愿法国独占巴尔干，命令第十师从苏弗拉湾赶赴萨洛尼卡。此时还有希望说服俄国派兵前往，但是俄国外交大臣萨索诺夫在10月3日宣布俄国不可能出兵，他的解释难以反驳，因为是赤裸裸的客观事实：俄国以每个月23.5万人的速度损失兵力；大战开始前储备的职业军队都消耗殆尽；许多集团军都受到重创。
10月5日，萨瑞尔带领几个法国师、英国师在萨洛尼卡登陆。两天后，马肯森带领德国部队和奥匈部队从北面进入塞尔维亚。又过了两天，两个保加利亚集团军从东面进入塞尔维亚，其中的一个集团军向马肯森方向挤压塞尔维亚军队，另一个切断连接萨洛尼卡和塞尔维亚的铁路线。萨瑞尔在前进中发现自己被阻断。塞尔维亚军队陷入从两个方向挤压过来拥有明显兵力优势之敌人的包围，决定向大海中退却。大量平民跟随军队退却；整个国家处于逃跑之中。大量疲惫不堪、缺少食品、缺少日用品的人群希望跨越阿尔巴尼亚的雪山，一些阿尔巴尼亚部落向他们发动攻击，渴望清算多年恩怨老债。“我记得周围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名塞尔维亚军官米洛拉德·马科维奇（Milorad Markovic）在回忆录中写道，“马和人坠入山崖；阿尔巴尼亚人发动攻击；抓女人和小孩。一名医生不给一名负伤的军官敷药；士兵推开受伤的同志或军官。私人物品被抛弃；饥饿；抓着马尾巴涉水过河；老人、妇女、小孩爬岩石；路上看见快死的人；路边有一个被打碎的人脑壳；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尸体，被抢劫过，剥光了衣服，被砍得血肉模糊；士兵、警察、平民、妇女、囚犯。瓦拉斯塔的表兄，光着身子穿外套大衣，戴着手铐，发抖，发着狂。士兵们像鬼怪，极瘦，惨白，疲惫，深陷的眼睛，头发和胡子很长，衣服成碎布，几乎裸体，光着脚。像鬼一样地向人要面包，用木棍当拐杖，脚面有伤，摇晃着走。混乱；女人穿着军服；绝望的母亲太疲惫而走不动了。”马科维奇活下来，后来生了一个名叫米里亚娜的女儿。这个女孩后来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结婚，此人是塞尔维亚的强人。90年后，他因引发新一轮巴尔干暴行而被投入战争罪法庭。
塞尔维亚在这场灾难中损失了20万士兵。有15万士兵抵达亚得里亚海岸，只有一半人还能继续服兵役，英国军舰将他们转移到科孚岛（Corfu）上的一个凄凉的兵营中。
遭遇了许多不幸之后，萨瑞尔还是没能阻止德国人征服塞尔维亚，这些失败导致法国政府垮台。总理维维安尼被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取代。战争部长米勒兰被约瑟夫·加利埃尼取代，他是霞飞一年前拯救法国时的幕后英雄。霞飞曾是加利埃尼的下属，是加利埃尼推荐他成为法国的总司令的，而他竟在马恩河战役前后因为嫉妒加利埃尼而弃之不理。批评霞飞的人越来越多，都希望加利埃尼能解除霞飞的职务。加利埃尼再次为霞飞辩护并保护他。
10月11日，基钦纳给汉密尔顿打电报，询问如果从加里波利海滩撤退将会有多少伤亡。汉密尔顿给出答复，他说大约有一半的还留在半岛上的英国、法国士兵将会伤亡。汉密尔顿被解除了职务，他在大战中的角色就此完结。格雷答应把塞浦路斯给希腊，条件是希腊加入协约国。希腊政府被加里波利、塞尔维亚的悲惨事件所吓坏，拒绝了格雷的建议。
11月中旬，基钦纳抵达加里波利，他做了一次简短的巡视，最后总结说应该撤出半岛。他回到伦敦后，发现阿斯奎斯利用他离开伦敦的机会进一步削减了他的权力。阿斯奎斯重组了战争策略委员会，成员数目被减少为5人，基钦纳不在其中。曾做过军士的威廉·罗伯逊将军被从法国召回，成为皇家总参谋长、战争委员会作战总顾问，政府对战争的指令通过他传递到英国远征军。基钦纳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向阿斯奎斯提出辞职，阿斯奎斯拒绝了。基钦纳仍然有做挂名首脑的价值，可供宣传战争之用的符号。
温斯顿·丘吉尔也没能进入战争委员会。他自从被解除海军大臣职务以来，除了一个名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的官位外，没有具有实权的职务。他既生气又痛苦，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参加西线军队做了一名少校（他希望成为一个旅的将军）。他绝不是一般的战场军官，去法国时带着仆人，带着自己的马夫和牡马，行李多得像一座小山，一个自带加热器的澡盆。有一辆豪华轿车接送他，住在城堡的豪华套间里。然而，他在新年1月份的实战中证明自己是一名有能力的营指挥官。
年底前还有一出好戏要演：必须从加里波利撤退，但不能有大伤亡，否则政治上不能支持。11月23日，战争委员会批准了由汉密尔顿的继任者提出的撤军计划。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这次不光彩的撤退却变成协约国自马恩河战役以来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军事行动。每天晚上，皇家海军以恒定的、秘密的方式把海滩上的士兵在夜幕的掩蔽下分批撤出，竟没有让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察觉到。撤退的时间越长，留下的部队兵力就越显薄弱，就越容易被消灭。1916年1月7日，留在赫勒海角的协约国士兵只有1.9万人了，李曼·冯·桑德斯将军发动了一次进攻。
加里波利惨败竟以最奇怪的方式结束。面对英军的步枪和机关枪，土耳其士兵在战役开始以来第一次拒绝发动进攻。即使受到军官们的威胁，或者受到军官们的猛推、掌击，土耳其士兵就是不前进。也许，原因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在场；他的健康崩溃了，在12月份离开了战场。也许，土耳其人是受够了。“我21岁了，”一名土耳其中尉在1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头发变灰了。我的胡子变白了。我的脸起了皱纹。我的身体在腐烂。我不能再忍受这份艰苦，不想被剥夺得更多。”
这次兵变后36小时，最后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安全地回到海上。这次战役夺走了8.7万土耳其人的生命（土耳其官方数字，一般认为此数目太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一共死亡了4.6万人（被杀、因伤而亡、因病而亡）。双方总伤亡人数大约是50万。
1915年终于结束了。
第十九章 凡尔登：准备
法军将失血而亡。
——埃里希·冯·法金汉
泥泞寒冷的雪天持续了一个星期。接着是3个连续的晴天，这3天的最后一天是2月21日，早晨7点稍后，位于巴黎150英里（约240公里）外的一段8英里（约13公里）长的德军防线上喷发出猛烈的炮火，其猛烈程度是世界从未领略过的。大约有1200门大炮，突然向默兹河（Meuse River）东岸的法国阵地发动猛烈轰击，大战初期用于摧毁比利时堡垒的那30门重型迫击炮也在其中，还有能发射2000磅（约907千克）重炮弹的海军重炮。在整个上午和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大炮发射了10万发炸弹、榴霰弹、毒气弹——每小时向每英里倾泻12500发炮弹。法军的空战侦察机报告说看不清德军的炮位：在德军阵地后面的森林里耸立起巨大的火焰高墙直插云天。法军占领的森林被炸成树桩，到处是弹坑，泉水从弹坑喷涌而出。双方的观察员都认为森林里的士兵无法生存。“成千上万的炮弹在天上四处纷飞，有的吹着口哨，有的怒吼，有的呻吟，但它们加在一起组成一曲地狱里的怒号。”一名法国军官在派遣手下人去修理被毁坏的电话线后写道，“不时有空投鱼雷（aerial torpedo）飞过头顶，发出的声音就像巨大的摩托车。轰的一声巨响，一枚大型炮弹在离我们观察哨所很近的地方爆炸，炸断了电话线，炸坏了电池，通信都断了。这场炮弹雨，大得超乎想象，逃跑恐怕不可能了；战争里从来没有像这样的轰炸。我派去干活的那个人似乎被爆炸包围着，他躲在被炸出的蜂巢般的弹坑里；最后，他到达爆炸稍弱一些的地方，修理好电缆，躲在一个弹坑里等待炮弹风暴过去，因为现在跑回来简直就是疯了。”
午后，“炮弹雨”突然停止了，它结束得异常突然，就如同它开始时一样突然。德军的远距离重炮开始向纵深进行探索性轰炸，短距离的大炮都平息下来。法国士兵认为危险已经过去，弹幕轰炸之后的步兵进攻就要开始，然而他们中了德国人的诡计。法国士兵从掩体里走出来，把头露出地面检查受损情况，瞭望即将到来的步兵进攻。德军的观察哨看到他们后，指引炮火轰击有法国人出现的地点。德国人的炮击又持续了几小时。
下午4点45分，太阳已经落下地平线，弹幕轰击再次停止。德国士兵这次真的出现了，他们从地洞里爬出来，向法军阵地走去。德国人的进攻与以往有惊人的不同，首先是时序改变了，原先步兵总是在早晨发动进攻；其次是进攻相当有节制，不像以往的杂乱进攻。9个师的兵力向前进攻，不过好像是在试探什么，不是一窝蜂式拥挤在一起，而是分成小群，分散在7公里的战线上，德国士兵尽可能地利用周围的丘陵保护自己，给他们的任务不是要打垮法军，而是去寻找法军，看一看法军第一道防御线在何处，查一查法军的防御能力还残留下多少。一旦遇到抵抗，德军立刻停止前进。待他们向后撤出后，迫击炮恢复轰击，像打高球那样把迫击炮弹投掷向法军士兵出现的地方。
德军前锋线上的军官报告说，不必停止前进，因为法军防守部队基本上被消灭了，即使没有被消灭，也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于是，德军的迫击炮再次停止轰击。从德国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要求攻击部队大胆进攻，尽量多占领阵地。但是，命令太迟了：太阳下山了，最后一缕阳光消失了。德国人躲藏起来过夜，大部分法军防线，此时的防御状态极差，这是大战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不过，法国人与德国人一样躲藏起来过夜。德军的远程大炮继续轰击着，阵阵的小雪降落到被摧毁的阵地上。这个长长的冬夜给了法国人一个缓解危险的机会：法军重新集合被打得晕头转向的部队，加固堑壕，把自己的大炮运上前线来。
凡尔登战役开始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时间最长、最残酷的战役。这场战役之所以要打，是因为西线1915年底的局势所迫。进入大战的第二个冬天，双方喜忧参半。协约国的领导人回顾了过去一年的感受，觉得有许多令人失望的地方，其中有些应该算是灾难。塞尔维亚崩溃了，其军队基本上被消灭了。俄国失去了波兰、加利西亚。仅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战役中，就有15万人被杀，68万人受伤，90万人被俘。埃里希·冯·法金汉告诉德皇威廉俄国的处境时说：“受到如此打击的俄国已经非常虚弱，在未来可预测的时期俄国已经不是危险。”
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法军一直处于攻击状态，但几乎没有战果，而且代价极高。仅在香巴尼和阿图瓦这两个地区，就有33.5万法国人被杀（还有许多人被列为失踪而不是死亡，其实是他们的尸体在混乱中遗失了）。自大战开始至今，法国伤亡总数已经有200万。大约20万英国人战死，这个数目是英国远征军最初派出人数的2倍，而总伤亡人数达到55万。
意大利参战本来被认为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但实际上只产生了另一个僵局。在远东的高加索地区，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和里海之间发生冲突，双方伤亡极大，但毫无战略意义。
然而，巴黎和伦敦仍然保持一种乐观态度，彼得堡对前途也有相当的乐观。协约国在西线的兵力优势明显，并且有扩大的趋势。意大利虽然没有在南方取得突破，但带来数十万兵力。即使意大利军队不能取得任何战役性胜利，但他们能牵制原本计划送到其他战场上的奥匈军队。俄军的管理有所改善，新领导层既诚实又有能力（后来证明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受重创的军队正在重建之中。英军参战时规模不大，后来伤亡很大，名声不佳，但其规模却增长得较快。
到1916年初，英国大约有100万军队在欧洲大陆，而且每月都增加10万人。德国人当初打了一个战争赌注，他们认为只要德国入侵比利时就可以在英国全面参战前把法国打败。如今，每当有一个营的英国新兵到达欧洲大陆，就是增加了一份德国人打赌失败的代价。英国和法国从殖民地抽调出军队来欧洲也增加了兵力。德国和奥地利没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利用，也不能依靠海洋运输兵力。伦敦打赢战争的决心非常大，1916年1月，英国下院通过《兵役法》。这部法在英国并不受欢迎，即使在政府内部也有不同意见（阿斯奎斯拒绝对其表示个人意见），下院之所以能通过，主要靠劳合·乔治像钢铁般的意志的推动。这部法在英国第一次引人强迫征募士兵，保证有数百万新兵能参加英国远征军，借以克服人伍人数下降的趋势。协约国炮弹供应危机也受到控制。
英军、法军总参谋部的人员认为协约国的兵力实际优势比统计数字还要大。不断有情报说，德军浪费兵力的速度惊人，无法持续，很快枯竭。然而，德军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德军比英军、法军更仔细地节省兵力，其伤亡在1915年仅是敌人的一半。霞飞和黑格非常喜欢听自己参谋人员的美好愿望，他俩相信1916年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找到能打得德国人无力还手的最佳进攻方式。答案很明显：继续进攻，消灭德国人，直到德军的防线崩溃。有待回答的问题是何时、何地发动进攻，但两位指挥官并不担心。他俩给1916年的攻势定下了基调，就是要在所有可能进攻的地方发动进攻。如果所有部队能同时发动进攻，德军就无法在阵地之间转移兵力应付进攻的顺次。很难想象，在如此的攻势下，德军能躲避崩溃的命运。
协约国的兵力正在增加，柏林显然知道这个事实。所以，东线胜利没有给德国人多少快慰，打退霞飞的进攻也没有带来多少快慰。他们知道留给德国结束战争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道理不难理解，无论防御如何精良，防御意味着消耗和失败。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实力，截至1916年初，德军在西线有94个师，外加26个后备师，而协约国是91个师，外加90个后备师。德国必须在还有实力的情况下打一次胜仗。然而，德国无法确定如何打这一仗，法金汉支持西线，兴登堡、鲁登道夫支持东线，双方一直处于令人厌倦的争执之中。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中，德国人感到有两个因素比较确定：在未来几个月里，俄国的实力将会严重削弱；法国肯定会进攻，法国人的进攻往往不计代价、不顾胜负。
双方面临的最大战略问题在1915年底前都有了答案。12月6日，霞飞在自己地处尚蒂伊的豪华河岸城堡总部里，主持协约国军事首脑会议，英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甚至日本都有代表参加。参加大会的将军们一致同意针对德国的战略，德国已经虚弱到致命的程度，一次联合攻击就能彻底击败德国，所有交战国在每个战场都发动进攻。他们还同意在夏天之前不发动这次宏大的战役。似乎匆忙开战的意义不大，在半年时间里协约国能聚集起具有决定性优势的大炮和弹药。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可以培训新兵，俄国也能从重创中恢复过来。
12月底，霞飞和黑格再一次会面，勾勒出西线进攻计划的概貌。霞飞想把进攻放在法国境内巴黎的北面，阵地跨过索姆河。黑格偏向于把战场放在更北面的比利时，这样能夺回靠海的港口，这些港口极具战略价值。霞飞的索姆河计划几乎没有什么战略意义——只是逼退德军的防御线，多杀一些德国士兵。尽管如此，霞飞的计划胜出，因为他打算完成计划的大部分工作。40个法国师将参与战斗，而英国只提供25个师。65个师的进攻应该是难以阻挡的，特别是考虑到有俄国人同时将在东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意大利也将发动对奥地利的进攻。
就在协约国的司令官们微调进攻计划的同时，他们的德国同行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计划。性格内向、喜欢神秘的法金汉，在12月份的前半个月里像往常一样孤独地整理自己的思路。除了西线之外，没有哪里能给予德国所需要的大结局，这是他最后的结论。他相信俄国军队的状态不佳，虽说没有到完全被推翻的地步，但是其攻击能力受到严重破坏，他判断俄国很可能接近革命和崩溃的边缘（他在此处表现出一种敏锐的洞察力），所以把德国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如此一个虚弱的敌人身上并不明智。鲁登道夫应该会猛烈地反对这个观点。但是，鲁登道夫此时正在东线的北部忙于清理事务，他最近刚夺取了一块大小如同法国的土地，不会有人向他通风报信，也不会有人征求他的意见。
法金汉相信，只有诱导英国退出战争，战争才能结束。他巧妙地利用德皇威廉对英国的不满情绪，早在1915年秋天时就宣称英国不仅是德国的敌人，而且是妄想毁灭德国的撒旦。“英国正在赌一场消耗战，”他写道，“我们至今还没有打碎英国想利用消耗战制伏德国的念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驱散英国人的那个幻觉。”
但是，德国无法直接攻击英国而给予伤害。将英国带人谈判的唯一办法就是证明持续的战争毫无意义。法金汉有两个办法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是利用潜艇战攻击商船，导致英国这个岛屿国家饥馑。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个他担任总参谋长期间的决定。他的政治诡辩能力极强，比鲁登道夫要强许多。德国潜艇击沉卢西塔尼亚邮轮后，他与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站在一起要求停止第一次潜艇战役。此后，他的悲观情绪加深，特别是当德军没有能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削弱俄国人志气时，他就停止做任何努力了。当海军上将提尔皮茨向他保证实力大增的德国潜艇舰队能在两个月内消灭英国的战争能力（另一些海军将领认为需要四个月或六个月），他发现不能抵抗的期待。“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进一步使用我们最有希望的武器，”他宣称，“我们需要无情地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打击英格兰及其基地。”他安慰害怕美国介入的贝特曼道：“美国进行干预的意志并不坚决。”这个观点听上去似曾相识，那些决定入侵比利时的将军们也是用类似的思维判断英国是不会出兵干预的。
在全面审视了局势后，法金汉认定，另一个办法就是将英国的盟友法国挤出战场。像法国的贝当一样，他相信1914年令人失望的战果说明了一件事，用传统的突破和包围手段难以取得胜利。由于有铁路网，军队可以快速移动，防御线的破绽能很快被修复，想通过巨大的围攻消灭敌人在工业社会里已经不可能，他理解了这个道理，霞飞和黑格却不理解。唯一可能的选择是打破法国的战争意愿。他手中的一组法国和德国之间伤亡人数对比的数据帮助他下定决心，他手中的这组数据比协约国将军们的要准确。“法国已经接近军事行动的终结点，”他告诉德皇，“如果法国民众能了解到军事胜利毫无可能，他们肯定会崩溃，于是英国人手中最好的武器就被敲掉了。”他的梦想不是在战场上直接战胜法国，也不是挥兵进入巴黎的凯旋门。他想集中精力使法国绝望，然后使英国也绝望。这些希望构成了他的凡尔登战略的基础。
法金汉观察到霞飞有个特点，霞飞为追求狭窄的目标往往不惜任何代价，法金汉决定利用霞飞的这个特点。法金汉为法国人设计了一个圈套，他计划攻击一些法军不得不救的阵地，同时命令德军的大炮控制这些阵地，引诱法国人进入德国人的杀人机器中。法金汉说：“法军将失血而亡。”
法金汉轻松地找到了放置杀人机器的地方。凡尔登是一座隐蔽在一群堡垒中的小城市，自从大战爆发就在发挥阻止德军进攻的作用，成为伸入德军防线的前锋。不过，1914年之后，凡尔登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法国人已经不再需要这类只有大撤退时才需要的据点，即使撤出凡尔登，也不会产生任何危害。但是，凡尔登是德国和法国争夺的焦点已经有多年。除了巴黎之外，地图上的任何地方，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都不会比凡尔登更重要。凡尔登最符合法金汉的需要。
凡尔登的价值还不止于此，至少在说服德皇时有特殊价值。凡尔登对面驻扎着德国第五集团军，其指挥官是德国皇储威廉。执行法金汉计划的责任放在皇子身上，皇子的成功是霍亨索伦皇室成员亲自凯旋的荣耀。
12月，法金汉花了几天的工夫与皇储威廉和第五集团军的参谋长施密特·冯·斯多夫瓦茨拉夫（Schmidt von Knobelsdorf）讨论作战计划。法金汉赢得他俩的支持，但并不顺利，原因是法金汉没有把战役的确切目标说得十分清楚（是要占领凡尔登吗？或者是吸引法军防守凡尔登而将其消灭），这为未来播下了一粒相互不理解的种子，这粒种子将产生悲惨的结果。此后，法金汉去波茨坦见德皇威廉，威廉批准了他的所有计划。战役准备立刻开始，秘密程度极高。德军能在霞飞发动进攻之前发动凡尔登战役，着实让法国人吃了一惊。
法国人当然不知道法金汉的计划。但是，法金汉也不知道法国人的一个动向，就在法金汉制订他的进攻计划时，凡尔登变成法国政治争论的中心，不仅法军参与进来，就连法国政府的最高官员也参与进来。争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大战开始的战场形势，德军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了列日和纳慕尔的堡垒，霞飞看到这个情况后，开始对堡垒军事价值失去信心。1914年底之前，德军企图从阿尔萨斯、洛林向西推进，霞飞命令放弃凡尔登。在这个地区的法军指挥官是莫里斯·萨瑞尔，他没有理会霞飞的命令，成功地阻止了企图包围他的德军，他就是那个后来带领多国部队受困于萨洛尼卡的将军。这个成功没有给霞飞留下什么印象，霞飞从1915年开始把凡尔登的大炮和士兵转移到他在别处的进攻之中。8月，年老的海尔将军（General Herr）被任命为这个地区的地方长官，他警告说凡尔登的防御力量太薄弱，需要加强。但是，他的前任就是因为提出同样的抱怨而被解职的。这次，海尔将军没有被解职，但他没有获得所需的帮助。
海尔并不孤单。许多在巴黎和战场上的将领都抱有与海尔类似的观点。年纪已有60多岁但官阶较低仅为中校的埃米尔·德利扬（Emile Driant）就是其中的一名较有影响力、较勇敢的人。大战前30年，德利扬事业刚刚起步，他是性格怪异的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将军的侍从武官（也是女婿）。性格既狂暴又极度滑稽的布朗热有一个不幸的人生，他曾经是法国的战争部长，利用1880年法国处于恐慌之中的机会几乎就要建立起一个类似于拿破仑式的独裁政权，但因没有抓住危机中的机会而失败，最后在自己情人的坟墓前自杀身亡。德利扬与布朗热的这层关系给他带来麻烦，后来他又加入一个自称是布朗热主义者的右翼好战派别，这就更使得他成为法国军界怀疑的目标，当时法国军界由反对皇权、反对教权的共和党人控制。他50岁时还只是一个少校，毫无提升的希望。他离开了军界，转入政治和写作。他被推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大战开始后他还保留这个职位），写了几本畅销书，呼吁恢复国家锐气，与德国打仗不可避免，要准备打仗。他迫切要求加强法国东部的防御线，出版了一篇有关堡垒战的论文。
或许是因为他的年纪的缘故，也或许是因为他的出身背景的问题，德利扬只获得了一个卑微的参谋职位。他的新位置恰巧就在凡尔登大本营中心。凡尔登在1915年基本上没有战事，所以丝毫未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他转移出大本营，开始指挥两个步兵营，阵地位置在一块名叫考斯（Bois des Caures）的林地，对面就是德军阵地。
德利扬知道德军迟早会发动进攻，他的职业感觉告诉他这块阵地根本没有准备好。与他的上级军官的做法不同，他不满足于仅仅是向上级抱怨，而是要求看到有实质变化。他在8月里与国民大会的成员交流。“在未来大规模的进攻中我们的前线将会被蹂躏，”他在写给大会主席的信中说，“第二道防线的防御力不够，我们没有尽到修建防御线的职责：没有足够的人来修建，也没有足够的带刺铁丝网。”他引起了加利埃尼将军的注意，加利埃尼就是那个马恩河战役中的无名英雄、现任战争部长。虽然加利埃尼身体不佳，但精神矍铄，他这次对战争的进展感到烦闷，越来越怀疑霞飞的战略。他在12月16日写的日记比较好地反映了他的受挫感。“早晨，内阁部长，讨论霞飞和战壕。担忧德国的下次进攻。有些地段的堡垒没有准备。事情很严重。必须为凡尔登多做点儿事。”
加利埃尼在获悉德利扬的警告后迅速做出反应，派遣一个检查组去凡尔登。检查组的检查报告支持德利扬的警告，加利埃尼将报告传给霞飞，要求做出回答。霞飞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习惯，他把政府的询问都看作干预，并且非常善于不给予回答。这次，他的回答既傲慢又带着轻蔑的愤怒。“我认为你们不能用政府的名义表示害怕。”他告诉加利埃尼。他还宣称有3个或者4个防御点的建筑工作已经完成，或者即将完成。这完全是谎言，霞飞后来垮台与这个谎言有关。在1915年底，他在政治上十分强大，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地欺骗政府，并攻击任何敢于挑战自己的人。他要求查处是谁在给加利埃尼信息。他说：“我不能允许下属士兵不按照已经建立的军事渠道向政府倾诉对我的不满。军官服务于前线，政治家穿西装。我早就知道这件事。”他原本有几种办法对付德利扬：除名、转移、送上军事法庭，但他都没有用，很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加利埃尼有许多政治关系，不愿与他交恶罢了。
这样的争执，往往是不了了之，但是，此次不同。后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凡尔登对面德军正在加紧活动，在柏林活动的协约国间谍也报告说，即将有一次德军的进攻。德国铁路运输量剧烈增加，德国飞机也不让法国侦察机靠近。最后，霞飞无法再抗拒压力。1月24日，他派曾经担任过某集团军司令官的参谋长诺埃尔·爱德华·卡斯特劳（Noёl éouard de Castelnau）去检查。这位老将军是普法战争的老兵，有3个儿子已经牺牲。卡斯特劳对实际情况感到震惊。他命令马上对默兹河东岸的防御线进行加固。海尔将军已经把部队集中在西岸，卡斯特劳命令从其他地方调遣援兵。有两个师的增援兵力要到2月12日后才能赶到——这个日子，就是法金汉选定发动进攻的日子。
双方开展了一场盲目的竞争，谁都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法国人认为局势紧急，不仅总统普恩加来视察了凡尔登，霞飞也去了凡尔登，并视察了几个外围堡垒，他此举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误。在资源允许的条件下，法国做尽可能多的准备工作，增加大炮数量，增加兵力部署。在默兹河东岸，德国人集结了15万人、800门大炮，而海尔此时只有3.5万人。虽然海尔有900门大炮，但一半以上是轻型野战炮，而且许多门大炮都是没有速射点火装置的老炮。德军最先发动攻击的地方，就是德利扬率领1.3万人把守的考斯林地。此时德利扬正领着法国士兵匆忙地在用水泥加固堡垒。
与此同时，德国人正花费巨大努力把战争准备做好。利用凡尔登地区多山、林木丛生、阴霾的冬日等有利因素，德国人掩盖了未来进攻的目的、时间、地点，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功。德国人在德方控制的瓦伏尔平原至凡尔登东面的山脚下铺设了至少5条铁路。从12月底至2月初的7周时间里，1.3万列火车运载着大量的货物到凡尔登：250万发炮弹、挖土机、建筑机械、各种用于进攻的东西、支撑30万军队过冬的物品。大炮被安置于树林里，覆盖着伪装，这样能躲避最近才被引入战争的空中侦察。在法军防线对面，挖掘建造出许多用钢筋水泥构成的地下室，每个能容纳500名士兵。在凡尔登地区上空，集中了150架飞机，这种飞机的密度在其他任何战场上是看不见的，德军伪装难以穿透，有几天的能见度很好，但是法军的飞行员还是未能发现德军的动向。
2月份的第二周，德军准备好了一次可以改变战争进程的进攻。但是，有一件缺失的东西：所有参战的德国部队都应该对如何合理使用集结起来的军力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法金汉模棱两可的奇怪计划带来一些糟糕的战术问题：德军的目标不是占领凡尔登，而是将法军吸引到大炮的射程内，用将军们的语言，这叫“让法国人失血成白色”。战役开始时，他的目标是把大量的大炮聚集在凡尔登北面的山上轰击，迫使法军想办法赶走这些大炮，当法军真这么干时，再用大炮把法国人炸成碎片。核心的想法是最大限度杀伤法国人，让德国步兵尽可能地远离战斗。这是一个值得赞扬的计划。但是，其模棱两可的特点造成法金汉第一天的战斗目标非常有限：只攻击4至5英里（约6.5至8公里）的纵深、等待一天战斗快结束时派步兵上场、只在默兹河东岸推进。
这样的战斗有许多问题，但最明显、最严重的问题是：法军默兹河西岸的炮火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并可以自由地向河对岸轰击。皇储和他的总参谋长施密特·冯·斯多夫瓦茨拉夫不同意法金汉的这种打法，坚持德军有足够的兵力在默兹河两岸发动进攻。他俩的见解获得见多识广的第五军军长汉斯·冯·茨韦尔（Hans von Zwehl）的支持，他在战前曾三次参加凡尔登作战演练。每次演练的结果都表明，只在东岸进攻必定失败。皇储、斯多夫瓦茨拉夫、茨韦尔甚至搬出了著名法国将军德里维埃（De Riviere），德里维埃曾在1880年指挥扩修凡尔登防御堡垒系统。工程完成时，德里维埃给出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总结，凡尔登还是存在一个可以攻破的弱点：默兹河西岸。法金汉没有被说服。他坚持初期的步兵进攻要非常有限，用于最后夺取胜利的后备部队要放在后方，皇储手下的后备部队由他自己控制。
法金汉直截了当地说他没有足够的军队发动默兹河两岸的进攻。他当时手下有30万大军，大家都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义。法金汉给出了一种解释，英军、法军有可能在战线的其他地段发动反击，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后备部队准备着。他的下属提出一个正确的论据，英军、法军目前都没有准备好任何进攻，法金汉再次阻止他们争辩。法金汉的下属们有一件事不知道，而法金汉也没有对下属们讲，那就是法金汉其实根本不在乎凡尔登是否被德军攻占。他最有可能偏向不去占领凡尔登，至少不能是迅速地攻占。他害怕迅速攻占凡尔登后，法军将撤退或者停战，从而破坏他的计划。人们都有一个疑问，难道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可能性，即使他在战役开始就占领凡尔登，法国人也肯定会攻击他和他的炮兵？相反，不占领凡尔登，法国人处于防守，法金汉希望战斗不断继续，于是德军就必须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放弃了一次闪电般的打击，而处于被动地位。
法金汉最后发出的命令是：“向凡尔登方向攻击。”这是艺术家的语言，但很容易误导别人。皇储、斯多夫瓦茨拉夫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个命令解释为要求占领凡尔登。然而，法金汉的本意，其实就是让德军向凡尔登方向前进。
所有人都期待2月12日发动进攻。晚上，开始下雪，早晨时分大雪还在下。可见性为零，这意味着炮火变成瞎子，于是一切暂停。恶劣天气条件持续了一周，到了2月19日天气才转晴。第二天更好，不仅有太阳而且温暖，泥泞的道路开始变干。至此，德军发动突袭的成分没有了，法军知道德军进攻在即，法国人知道德军最后可能的进攻地点。那天晚上，德利扬像往常一样在离他的两个营的士兵掩体不远的一间小房子里睡下。2月21日黎明，他起床，取下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和一封给妻子的信，交给侍从，他出发去前线。当德军炮火轰击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前线了。一整天，他和士兵们一起忍受着德军炮火的轰击。炮火过后，清点幸存者，德利扬还活着。德军步兵发动攻击，但人数不占绝对优势，法国兵守住了阵地。黑夜降临的时候，德利扬的两个营的兵力，7个陆军中尉都负伤了，大约有100人还能战斗，但他们仍然控制着阵地。
背景：难以愈合的旧伤
在恺撒征服高卢2000年之后，凡尔登再次爆发一场大战，如果恺撒在天之灵知道了这件事，他肯定不会感到奇怪。罗马人对凡尔登这个地方很熟悉，因为凡尔登是军事要地。实际上，罗马人当年称凡尔登是“坚实的堡垒”。如同其罗马名字所示，罗马人将凡尔登当作帝国向外扩张道路上的军事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罗马人去征服未被征服的部落，当野蛮游牧部落来抢劫时，凡尔登便是避难所。
在罗马时代之前，凡尔登就是重要据点了。凡尔登的重要性，源自它在默兹河上的位置，它的上游源头是北面的阿尔卑斯山脉，蜿蜒流向比利时和荷兰，最后注入北海。地理学者肯定能判断出凡尔登的重要性：即使是铜器时代的旅行者都知道在凡尔登跨越默兹河非常容易，长长的默兹河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如此方便的过河点。在古代，凡尔登就是连接莱茵河、法国中部、巴黎（河中的两个小岛）的关联点。在西欧的大地上穷兵黩武的武士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来到凡尔登。
所以，凡尔登的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甚至匈奴帝国国王阿提拉（Attila）也曾洗劫过凡尔登，并烧毁了该城。843年，查理曼大帝的几个孙子发生争执，他们就是在凡尔登这个地方瓜分法兰克帝国的。他们在此达成了《凡尔登条约》，规定法兰克帝国分裂为三个帝国。西面的叫西法兰克，几个世纪后演化成法国。东面的部分就是德国（逐渐地分裂为众多的小国）。这两者之间是一个地形狭长的条状帝国，叫洛泰尔尼亚（Lotharingia，洛林的词源），分给不走运的孙子洛泰尔（Lothair）作为他的领地。洛泰尔尼亚，从今天的荷兰的南部开始，经过古老的王国阿尔萨亚（后来的阿尔萨斯），一直绵延到罗马。它后来变成西法兰克和德国交战的战场，很快从历史中消失了。
根据这段历史，可以不夸张地说，不仅法国和德国，就连这两个国家近1200年争夺默兹河和莱茵河之间领土的历史，都源自凡尔登。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凡尔登属于西面的王国。923年，法国变得虚弱，神圣罗马帝国夺取了凡尔登。德国占据凡尔登及其附近的阿尔萨斯、洛林足有600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应该能解决文化归属问题。但是，16世纪的时候国家的实力对比发生改变。法国变成了一个以巴黎为中心的集权国家，越来越强大。可是，神圣罗马帝国却变得支离破碎而难以保护自己。法国的亨利二世夺取了凡尔登。17世纪的时候，路易十四的重臣红衣主教黎塞留带领法国人夺取了阿尔萨斯、洛林，将法国的国境线向东推至莱茵河。
太阳之王路易十四麾下有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SebastienLe Prestre de Vauban），人称世上最伟大的军事工程师。沃邦在莱茵河西岸修建了一系列的堡垒，他把凡尔登当作北面的落脚点。凡尔登原来仅有一个堡垒，他建造了一个堡垒群，堡垒群分布在林木茂盛的山峦间，有崎岖的山路相连，凡尔登镇位于堡垒群的中心，就好像一只大碗中的李子。如果不是大炮技术有了飞速发展，沃邦的杰作根本无法被摧毁，无人能攻取凡尔登。
历史上每次战争都有军队去凡尔登。在“三十年战争”中，它抵御住围攻。1792年，东欧的君主们与大革命后的法国开战，它落入普鲁士人之手。法国很快又将其夺回。但是，德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从拿破仑手中把凡尔登、阿尔萨斯、洛林夺回来。
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凡尔登是法国东部所有堡垒中最后一个陷落的。德国按照停战协议将凡尔登归还给法国，但扣下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主要部分——总共大约有5000平方英里（约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此，恢复这两块土地就是法国的梦想，土地损失带来的伤痛是如此剧烈，以至于法国失去了与德国媾和的任何可能性。在法国协和广场，竖立着斯特拉斯堡市的雕像，它代表着法国失去土地，它上面永久地悬挂着黑纱。
法国的边界向西移动后，在凡尔登与德国之间就没有了屏障。于是，凡尔登成为法国第一道防御线。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法国人扩展、加固了凡尔登和其南面的一串堡垒城市（图勒、埃皮纳勒、贝尔福）。施利芬看到这一进展后得出结论，进攻法国唯一可行的路线是通过比利时。
大战前几年，杜沃蒙（Douaumont）、沃克斯（Vaux）这两处凡尔登最大的堡垒上都覆盖着防护壳，当时最重型的大炮也不能将其摧毁。在大战爆发的时候，凡尔登这个词代表着一个10英里（约16公里）宽的军事区，这个军事区被默兹河一分为二，其中包括12个主要堡垒、8个较小型的据点、40处挺着炮口的多面堡。
凡尔登在大战最初的几周里发挥了至关紧要的保护作用。它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当法军从马恩河撤退后，凡尔登抵御德军维持法国防御线不破，这其实也就是设计凡尔登的目的。1914年10月，凡尔登几乎孤零零地伸入德军防线。1915年初，德军想占领凡尔登，但失败了。从此，凡尔登所在的战场平息下来，霞飞则开始削减凡尔登的火力。最终，80%的大炮被转移到其他战场。兵力被削减到相当低的水平，每位在场的军官都暗自吃惊。
截至大战开始的时候，阿尔萨斯、洛林曾被法国人占据，后来又被德国人夺回，其归属难以确定。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大部分说德语，文化也偏向德国，即使在今天，该地区用德语的地方也比用法语的要多。但是，人心归属混杂。这两个地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属于法国，留在法国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对共和政体有同情心，不受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普法战争后，柏林直接控制这两个地区，而不像其他德国州一样拥有自治权。人们不喜欢普鲁士人，因为他们看上去像入侵者。另外，大多数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是天主教徒，大战前的法国政府比较好战、比较反天主教职者（当时法国的偏见很强大，即使是高级法军军官也被人怀疑），许多人因此对法国存有戒心。
普鲁士人的做法似乎就是在故意把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推向法国的怀抱。1913年，一名普鲁士中尉侮辱察贝恩镇的居民，用剑刺伤一名抗议的平民，但柏林方面既没有给予纪律处分，也没有道歉。反柏林的情绪高涨，当地官员的过度反应使局势恶化。1914年8月，人们因为蔑视德国军事当局而没有给予德国总动员令以积极响应。
德国总动员进展平稳，但在整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只有8000名自愿者，在1.6万被征入伍者中有四分之一生活在海外，他们被命令入伍。许多入伍者的忠诚度不高。当他们知道有极多的人被送往东线时，他们很生气。有7000名阿尔萨斯、洛林居民偷越边境加入了法军。
最后，有3.8万名阿尔萨斯、洛林居民加入了德国军队。他们开小差率很高，每万人中有80人逃跑，而德军的正常情况是每万人只有1人逃跑。德军高层越来越不信任阿尔萨斯、洛林居民入伍者，甚至粗暴地对待他们，这些士兵的离心倾向严重。但德国政府的战后计划被公众所知后，修复相互信任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德国政府不打算给阿尔萨斯、洛林自治州的地位，而是给予惩罚：阿尔萨斯划给巴伐利亚，洛林划给普鲁士。
所以，在法国将阿尔萨斯、洛林抢夺回去前，德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丢弃该地区。
第二十章 凡尔登：战役展开
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只需打得再稍微重一点儿，法军就会崩溃。
——匿名法国士兵
许多人认为，大战之所以如此漫长而且极具破坏性，是因为有一种人类难以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在干预，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是很容易找到的。凡尔登战役就是最好的例子，从它的持续时间、损失、残忍、荒谬等方面看，它就是一个微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场战役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法金汉曾认为德国必须在1916年初发动进攻，他的这种想法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他并非必须在凡尔登发动进攻，西线就有其他地点供他选择。如果让鲁登道夫做选择，他肯定会选择东线，而且能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
即使选择进攻凡尔登是正确的，法金汉的战术也会招致大量的质疑。法金汉的战术迫使德军放弃了利用大炮轰击夺取凡尔登防御中心的机会。法军在2月21日中午的时候，已经无力抵抗，德军却给了法军重整旗鼓的时间。
对法国来说，没有固守凡尔登的必要。从整体看，法军的战线在1916年初是很牢固的。历史学家认为，舍弃凡尔登是明智的选择，法军应该退却到南部山区中，迫使德军满足于一个只有符号意义而几乎没有战略价值的胜利。但是命运好像早就注定了。守卫凡尔登的人坚决不愿放弃凡尔登，甚至不愿考虑退却有可能带来的战略优势。所以，一切按照命运的安排进行。
第二天，德军以大炮轰击开始，其震撼程度不亚于2月21日。法军士兵只能躲藏在还能找到的掩体或窟窿中，祈祷不被炮火炸飞或被瓦砾活埋。德军这次是在早晨结束后发动步兵进攻的，人数相当多。他们发现法军阵地被摧毁的程度比前一天下午还要严重，由于进攻提前，所以又多出几小时的进攻时间。
面对这些严酷考验，法军士兵的勇敢令人难以置信。在第一天的战斗中，他们用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守住阵地；面对德军的新式武器火焰喷射器，他们用枪托和石头回击，法军基本上守住了阵地。此时，法军竟然能想办法在德军的炮击结束前发动小规模反击，不过，这些反击都比较分散，相互的协调性也不好。法军的这些表现，还是要归因于法国的进攻哲学，这种哲学就是要尽可能地发动进攻，尽可能地立刻夺回失去的阵地。如此疯狂的进攻迷惑了德国人，延缓了德军的进攻，但法军却陷入法金汉专门为法军设计的屠杀陷阱。
德军派遣一个师的兵力去考斯林地，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坚守在那里的埃米尔·德利扬的残余部队。在第一天的炮击中，估计有8万发炮弹落在那片宽500码（约457米））、长1000码（约915米）的狭小区域上。在第二天的炮击中，又有比第一天还要多出几千发的炮弹尖叫着落下来。德里昂损失了许多士兵，大部分掩体已经不能分辨，德军包围了他。他冷静地焚烧了文件，命令撤退，他在撤退中被枪杀。根据随行人员的说法，子弹击中了他的前额。
第二天结束时，德军再次迫使法军后撤，但德军的胜利算不上奇迹。德军的伤亡符合法金汉的预期：在第一个月的战斗中，两个前锋师一共上报了2000人阵亡或失踪。相反，法军的阵亡人数，在前5天里就超过2.3万人，其中有2万人是“失踪”，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变成俘虏，也可能被炮火掩埋了。防守一方的伤亡比进攻一方伤亡要大得多，这是一个少见的情况，这个情况对西线来说更是极度少见。在前两周里，有五分之三的法军参战士兵伤亡。
第三天，双方士兵的处境都很悲惨，前一天夜里天气非常寒冷，数百名伤员被冻死，尸体散布在战场上，战场随后平静下来。法国士兵继续表现出宁死不屈的精神，坚决不投降或者后撤，从后方来的增援部队到了，增援大炮也到了，法军士兵受到了鼓舞，士气高涨。德军再次进攻，收获不大。局势好像再次滑向过去熟悉的僵持状态。
2月24日，第四天，战况突然发生改变，法军战线开始崩溃。法军在这一天遭遇一系列的灾难，第一个灾难发生在黎明前。此前，德军一直从默兹河东岸向萨莫尼厄（Samogneux）发动进攻，这个地方在考斯林地东南4英里（约6.5公里）的地方。2月23日晚，一组法国士兵在萨莫尼厄外围被德军击败，于是逃离了萨莫尼厄城。他们对每一个遇到的人说，萨莫尼厄城已经落入德军之手。这是个错误信息。实际上，该城还在法军手里，但附近的法军指挥官向上级报告，萨莫尼厄城陷落了。有一位将军命令反击，但另有一位将军命令炮火轰击。
午夜，法军开始轰击，炮弹落在还留在萨莫尼厄城里的法国守军和赶去营救的法军头上。早晨4点钟，德军占领了萨莫尼厄城。
德军持续炮轰。黎明时分，步兵恢复了进攻，很快突破卡斯特劳新构建的防线，这条防线是他在1月份未来凡尔登的时候修建的，它是德军进攻道路上的强大障碍，被攻破后，法军防线似乎处于解体之中。德军攻破法军的第二道防线，法国人逃跑了。这一天，德军夺取的法军阵地比前三天加起来还多。德军向前推进了3英里半（约5. 5公里），在杜沃蒙、沃克斯的巨型堡垒前面停下脚步，这两个堡垒是法军在默兹河东岸上最坚固的据点。法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到达，但秩序混乱，由于没有集中管理和协调，增援部队被简单地派遣往似乎情况不妙的地方。增援部队增长很快，但实际战果不大。一名法军急救车司机看到眼前的情况后说：“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只需打得再稍微重一点，法军就会崩溃。”
法国当时在凡尔登地区的负责人是弗尔南多·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General Fernand de Langle de Cary），他给霞飞打电话要求撤退到瓦伏尔平原，这块平原由微微有些坡度的农田组成，在凡尔登东面几英里处。这建议很令人吃惊，因为德军从来没有进攻过瓦伏尔平原。退入瓦伏尔平原，法军将失去对圣米耶勒的威胁作用，圣米耶勒在凡尔登南面，德军占据着一块巨大突入法军战线的阵地。同时，退入瓦伏尔平原，也意味着法军放弃默兹河东岸的全部阵地。然而，霞飞的回答异乎寻常地镇定，他为人镇定的名声从此昭然。他让德卡里自作主张，然后继续埋头吃自己的晚餐。德卡里撤退了。他的部队刚离开，德军便从北面扑过来填补空白。这是法军滑向崩溃的又一步。
霞飞吃完晚餐后不久，卡斯特劳来了，他告诉霞飞战局正在恶化，并建议调遣亨利·菲利浦·贝当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救援凡尔登西岸，这支军队目前在诺曼底的诺阿耶（Noailles of Normandy）。霞飞表示同意，然后回房休息了。晚上11点钟，刚收到后备部队的告急报告，卡斯特劳再次敲霞飞的房门。霞飞的副官感到吃惊，提醒卡斯特劳不应该打扰休息中的总司令，卡斯特劳掠过副官不予理睬。从梦中醒来的霞飞神情冷漠地听着最新战况。听完报告，霞飞仍然认为凡尔登受到的攻击并不是什么严重的威胁，他的情报官员向他保证目前的攻击是一个大规模德军攻势牵制性的前奏。卡斯特劳要求霞飞给他权力允许他自由决定应该做的事，霞飞再次同意。霞飞回到床上再睡，卡斯特劳驱车走了。
在诺阿耶，另有一出好戏上演。卡斯特劳要求第二集团军前来增援凡尔登的电报发到了贝当的总部，但是贝当不在总部。他离开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去处。副官伯纳德·德瑟瑞涅（Bernard de Serrigny）非常了解他的长官，连夜驱车奔向巴黎。他们到达时已经是夜里3点钟，整个巴黎都沉浸在睡意之中。德瑟瑞涅让汽车驶往北火车站旅馆。在北火车站旅馆，他叫醒夜班经理。经理不承认贝当将军在此，但副官不信。于是，他们开始搜索旅馆顶上几层，搜索结果证明副官是正确的。在一间客房门外，有一双黄色的皮军靴，这是贝当的军靴。在贝当的军靴旁边，有一双秀丽的女士拖鞋，这证实了副官的怀疑。
副官敲门，开门的是穿着睡衣的贝当。德瑟瑞涅向贝当介绍情况，然后把一封要求他早晨8点去尚蒂伊见霞飞的电报给贝当看。从贝当背后的黑屋子里传出女人的哭泣声。贝当的冷静与霞飞一模一样，他让德瑟瑞涅找一个房间休息，早晨7点钟在大厅见面。4小时后，贝当和德瑟瑞涅向尚蒂伊飞奔。
与此同时，卡斯特劳抵达凡尔登。太阳刚升起，在耀眼阳光下的冰雪上，德军开始第五天的进攻。法国人那天的秩序混乱，士气低落，如果德军打击力量足够大，法军肯定会被击溃。皇储和斯多夫瓦茨拉夫看到这个机会，渴望抓住这个机会，但他们后备部队不足。法金汉拥有控制后备部队的权力，他拒绝调遣后备部队。这是法金汉第二次浪费占领凡尔登的机会。他仍旧执行自己的原计划，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卡斯特劳一整天都在奔波之中，整顿各处战场秩序，暗中清点损失。他发现杜沃蒙堡垒已经落入德军之手，这个堡垒是凡尔登防御体系的中心，如果防守得当，它本是不可攻破的。这本不应该发生的事，现在发生了，卡斯特劳感到一阵眩晕。
这是一个离奇的故事。德军把一年半之前攻克比利时堡垒用的巨型榴弹炮搬来攻击凡尔登，但攻击失败了。凡尔登的防御工事在最近一次修缮中增加了一层额外的加固水泥和松散的石头、泥土，新的圆屋顶有很好的震动吸收能力，任何炮弹都难以穿透。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德军大炮轰击后，堡垒仍然完好，堡垒里的士兵虽然被震得惊慌失措，但没有受伤。
此时堡垒里只有60人。大部分守军和能移动的大炮在几个月前就被运走了。2月25日，在德军破坏力极强的炮击下，剩下的士兵尽可能地龟缩在堡垒的底部。3个德军小分队从3个方向接近堡垒，没有遇到任何阻力。3个小分队都分别找到不同的无人把守的堡垒人口。进入堡垒后，他们漫步在空荡的房间和走廊里，无人阻拦。3个小分队中有一名孤独的军士，他满怀狐疑地在堡垒里搜索，发现一个内部餐厅，狼吞虎咽几个煮熟的鸡蛋，最后，德军士兵以几乎是偶然的方式俘虏了被吓得目瞪口呆的守卫堡垒的法军士兵，从而占领了堡垒。德军的增援部队比法军先抵达堡垒，于是凡尔登具有支柱作用的堡垒就这样在没有开一枪的情况下落入德军之手。
尽管发生了如此多的灾难，卡斯特劳仍决定坚守凡尔登。他坚决遵守法军的作战教条：如果没有机会进攻，法军就必须坚守阵地。于是他做了法金汉希望他做的事：坚守凡尔登。
与此同时，德军也不是事事顺利。德军在斯潘库尔村（Spincourt）的弹药库发生大爆炸，当时在场的人都被炸成碎片，所以确切原因已经无法追溯。45万发炮弹在大爆炸中顷刻间消失，几乎撕碎了天空，德军的弹药马上出现短缺。此外，由于法金汉决定不攻击默兹河西岸，法军的远程大炮仍然能有步骤地摧毁德军的榴弹炮。
下午3点30分，卡斯特劳打电话告诉霞飞，他决定坚守阵地，继续战斗。他同时宣布了另一项决定：凡尔登地区的高级将领，不仅要求贝当指挥西岸的作战，而且要求他指挥整个凡尔登地区的作战。贝当这一天相当辛苦，他跟高深莫测的霞飞进行了一次正式会晤，接着花费很长的时间在寒冷的冬天赶路，到达凡尔登时已经是午夜了，他好像患了重感冒。卡斯特劳向他介绍了情况，给了他一份手写的命令，要求他不惜任何代价保住默兹河东岸的阵地。然后，卡斯特劳离开了。贝当在椅子上睡了几小时，房间里没有暖气，他醒来后发现自己发烧了。请来医生，匆忙检查之后，医生宣布贝当患了肺炎。贝当的身体状况非常虚弱，有生命危险，因为当时还没有抗生素，而他已经有60岁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宣布自己无法继续完成任务。然而，他命令严格保守他患病的秘密。他把手下的人员组织起来，成为自己的眼、耳、声音，这样他就不必离开自己的病房。在下一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虽然他的安危未定，但是他仍然在病床上发号施令，重组了凡尔登的防御力量。
任命贝当负责凡尔登防御，其实就是把凡尔登的安危放在整个法国军队里唯一能组织起有效防御的人手中，他同时也懂得如何保护士兵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他过去是个步兵，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他渐渐地成为一个炮兵科学的专家。此时此地，法国士兵身上背负着难以容忍的压力，但是，他坚决不随意浪费士兵的生命，而且愿意与士兵们同冒危险，他是法国最理解士兵的人。他是一个领袖，法国士兵响应他的命令。在如此危急时刻任命贝当，就是在最合适的时刻，派遣一个最合适的人，去最适合于他的战场。
从上任的第一天起，虽然贝当虚弱得连走路都感到困难，但他立刻着手重新将兵力和大炮运往被霞飞抛弃的据点。他不许法军向易守难攻的阵地发动攻击，即使是去攻击被德军占领的杜沃蒙堡垒也不许。他实施一种叫“恐慌线”的制度，一旦德军突破法军防线，法军士兵可以后撤足够的距离，以便组织起有力的抵抗。他不仅控制凡尔登地区的大炮，而且控制该地区的供应。当德军进攻部队通过山之间的隘谷时，为了最大限度地摧毁德军，大炮的位置重新设定，火力加以协调。贝当扭转了局势。此时，发动进攻的德军，不仅要面对猛烈还击的法国步兵，而且要面对火力集中的法军轰击。法国士兵立刻意识到战场局势的变化，士气迅速高涨。
贝当认为凡尔登最大的弱点是供应线薄弱，他默默地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1914年，德军向东面的进攻与向南面的进攻使凡尔登暴露出来，成为深入德军防线的突出部分，这使得凡尔登只有一条道路通向后方：一条穿越古老山城巴勒迪克（Bar-le-Duc）的公路。通过这条公路，可以向凡尔登运来士兵、大炮、弹药、粮食。这条公路在1915年被加宽，但也仅够两辆大卡车并排行驶。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以如此窄的公路，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为一支像贝当所领导的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提供给养的事例。
贝当的参谋们只能找到700辆大卡车。全法国都在寻找能用的大卡车，最终找到3500辆大卡车，这些大卡车需要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都要川流不息地运输。在战斗的高潮阶段，每14秒钟就有一辆大卡车到达凡尔登。遇到抛锚的大卡车，立刻就推入路旁的壕沟里，无论何时，都有1.5万人维护这条道路，使之畅通无阻。卸下货物后，大卡车再装满士兵回巴勒迪克，这些士兵不仅是伤兵，还有被无休止的轰炸吓得惊慌失措有待精神恢复的士兵。贝当有计划地轮换士兵：他命令连续不断地将部队运入或运出战场，使得战场上总是有新到达的士兵，已经在战场上的士兵也有期盼之中的回家日子，避免他们产生一上战场就意味着死亡的心理负担。法国的总兵力有125个师，有四分之三的兵力到过凡尔登，所以，凡尔登不是一次简单的战役，它是一场全法国的战争。法国政治家、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把这条通往巴勒迪克的道路称为“神圣的道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贝当采取的措施有效，再加上德军的后备部队匮乏，战役的性质发生改变。2月27日，德军激战一天竟毫无进展，这是战役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仅48小时前，德军似乎就要夺下凡尔登。德皇威廉在他儿子的总部等待了几天，希望胜利进入凡尔登，然而，他的希望破灭了，他放弃等待，离开了凡尔登。
2月28日，冰雪开始解冻，融化的冰和雪把泥土变成烂泥，通往巴勒迪克的公路变得难以通行。法军增派数千人用岩石碎片、金属废料、各种可能找到的硬物填埋泥泞的道路，使得大卡车能继续行走。在2月24日至3月6日之间，将2.5万吨供应品、19万士兵运进凡尔登。
解冻对德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德军的道路被法军的大炮严重破坏，逐渐泥泞的道路变成沼泽，根本无法运输大炮和炮弹。德军前线上的榴弹炮因缺乏炮弹而受到威胁。德军前线步兵部队受到法军弹幕轰击，不过，其强度不如一周前德军弹幕轰击法军的猛烈。法军的炮火来自默兹河西岸的一条长长山梁，名叫勒莫特奥姆（Le Mort Homme），这个名字用了几个世纪了，有“死人”的意思。德军每天都要为法金汉不愿进攻默兹河西岸的决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在此关键时刻，德军有一招可以给予法军以致命一击，用大炮轰击通往巴勒迪克的公路，斩断法军的生命线。这条公路此时的状况异常拥堵，已经临近其运输极限，道路条件不断恶化。为了打凡尔登战役，法金汉把远程海军大炮送往凡尔登，通往巴勒迪克的道路在其射程之内。德军在凡尔登地区战役的这个阶段还拥有制空权，用炸弹猛轰、用机枪扫射能使这条道路陷入混乱。但是，德军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此事至今还是一个谜。即使德军自己无运输兵力进入凡尔登，却继续让法军不断运送士兵和武器进入凡尔登。
2月29日，德国皇储、斯多夫瓦茨拉夫、法金汉开会讨论一个大问题：这次进攻已经变得毫无战果，是否应该继续进攻？如果停止，可以罗列许多说辞，比如，德国的伤亡以大战的标准衡量并不严重。夺取杜沃蒙堡垒这件事可以满足宣传目的。参加会议的将军们内心深处都知道停止进攻的道理：延长无法取胜的进攻，终究难以取胜。
然而，皇储似乎沉浸在幻想之中，如果2月21日的进攻按照他的想法展开，而不是法金汉的想法，这次进攻肯定会取得截然不同的战果。他和斯多夫瓦茨拉夫声称，如果有3个条件满足，他们偏向于继续进攻。进攻必须包括默兹河西岸的山梁，特别是要包括勒莫特奥姆附近的炮位。法金汉控制的后备部队要释放出来加以利用。最后，扩大后的进攻作战不能是开放式的，要有明确的目标。皇储认为，如果德军的伤亡与法军一样多的时候，就应该停止进攻作战。法金汉同意了。他的目标与过去一样：“不是打败法国，是要消灭法国。”
所以，德国人在一周的时间里放弃了两次夺取凡尔登的机会，并排除了一个低代价退出的机会。
背景：像死人一样活着
截至1916年底，战争伤亡削弱了英军、法军、德军的实力。不仅如此，一种被英国人称为“炮弹休克”的新疾病也在吞噬着军队的实力。患这种病的西线士兵，最开始只有几千人，后来竟达到数万人，他们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行为变得木讷、怪异。
炮弹休克病状首先出现于1914年，最初人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双方医生都遇到一些具有奇怪病症的患者：昏睡、颤抖、半瘫痪、失去视觉、失去听觉、失去语言能力。1914年12月，英国医生给出一份报告，英国远征军中有3%至4%的士兵表现出这种奇怪的症状，军官的患病率可以高达10%。德军医生的记录更加严重，在大战的第一年，有1.2万人患此病。
几乎没有人同情这种病的患者。职业军官把士兵分成四类：健康、有病、受伤、懦夫。军官们把精神紧张、精神错乱的士兵放入第四类中，并命令这类士兵归队，对不听从命令的则给予惩罚。但是，不服从命令的士兵实在太多了，多得无法把他们送往前线当枪手，多得无法继续漠视他们的存在。英国估计在1916年一共送回国2.4万这样的病人。
军队医生认同将军们的说法：这不是疾病，是装病，治疗办法就是惩罚。不同意这样做的人会受到歧视。不过，一些参与战争动员的医生开始寻找医学解释。一些人提出理论解释这种病。早期，有一个理论认为，士兵的神经系统被炸弹产生的震动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破坏，这个理论当时很流行。所以，将军们开始谈论“炮弹休克”，医学诊断中也开始使用这个病名。
逐渐地，人们发现这个词不符合实际情况。许多患者没有遭遇到炸弹爆炸的冲击，至少发病前没有遭遇到炸弹爆炸的冲击。此外，患者也没有外伤。1916年，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出现了。一名年轻的英国精神病医师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仔细研究了患者后，认为“选用炮弹休克这个词是异常荒谬的”。他说，这种病与炮弹爆炸无关，与神经也无关。这种病与战壕战有关，人类的心智无法忍受战壕的生存条件。士兵出现精神分裂现象，因为他们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无依无靠（遭遇大炮轰击的时候，士兵的勇敢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因为他们不相信将军要求士兵打仗的动机。勇气不足的士兵，在长期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有可能崩溃。一些患者恢复得很好，重新回到战场，而且表现出英雄气概。
迈尔斯对战壕战和精神崩溃之间关系的分析，后来被称为癔病，患者在陷入忧愁时，表现出狂躁和神经衰弱症。这种病在大战初期比较多发，后来，僵局被打破后，部队开始运动，发病率随即减少。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虽然英国远征军当时每30个士兵中有一个军官，但六分之一的患者是军官。官阶低的军官都在前线，身上的责任比士兵要大，遭遇敌人炮火的机会也多。
经过反复试验，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如果能及时治疗患者，患者就能很快恢复。与其送患者去医院，不如在战场临时伤员处理点。有许多种治疗方法可用，譬如：催眠、电击、谈心疗法……有些方法确有疗效。有时，治疗与惩罚看不出区别。遇到患者不能说话，可以施加电击，直到他大叫疼痛，医生随后宣布患者恢复正常。治疗的关键不是治愈疾病，也不是去分析其患病原因，而是让士兵能重新回到战场。英国人区分两类患者：一类是那些在炮火中确实精神崩溃的，另一类是在炮火下没有陷入精神崩溃的。只有第一类人才有资格挂上战场伤员的袖标，也只有这类人才能获得残疾补偿。医生很难判断缺少战斗的意愿是否合理。少数几个胆大的医生指出，如果执行某个命令的结果只能是去死，那么士兵拒绝执行这个命令是合理的。比如，命令要求士兵在密集得像毯子一样的炮火中爬出掩体，其结果只能是死亡。提出这样建议的医生很可能会被军队辞退。如果提出异议的不是医生而是军官，他也将被革职，或许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炮弹休克”引发的问题是巨大的。这个领域里数据比较稀少——非常缺少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患这种病的数据，由于东线的战斗比较流动，他们的发病率可能不高。不过，大战结束时，德国有20万记录在案的“炮弹休克”病例。英国有8万病例，而仅在1916年后半年，就有1.6万病例，这些病例都属于第一类伤员，换句话说，他们的不忠诚倾向不明显。英国有12万人获得伤残抚恤金，其中15%的伤残抚恤金获得者是因为精神病问题。1922年，大战已经过去4年，仍然有6000名英国老兵留在精神病院里。
第二十一章 凡尔登大挪移
凡尔登是默兹河上的磨坊，碾碎了我们士兵的身心。
——德国皇储威廉
在3月6日之前的一周里，双方都用大炮乱轰对方，步兵进攻和反攻的规模都很有限，鲜见战果；从3月6日开始，德军重新开始发动旨在打破僵局的进攻。为了满足皇储提出的继续凡尔登战役的条件，德军投入了更多的兵力（法金汉调来一个后备军），进攻目标包括多个法军阵地。德军不仅攻击默兹河东岸的林木茂盛的峻峭山岭，而且还攻击默兹河西岸。德军在默兹河西岸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勒莫特奥姆，法军布置在这座山峰上的大炮能跨过默兹河打击德军目标。战斗性质主要是炮战。与2月21日类似，德军企图用炮火先把敌人消灭掉。像往常一样，许多人还没看见敌人，就被炸死了。
但是，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改变。法军加速从巴勒迪克向凡尔登地区增送20万兵力，法军的远程大炮集中火力摧毁德军的榴弹炮。贝当判断德军即将攻击默兹河西岸，已经在那里新近布置了4个师的兵力，大约有6万人，还有5.5万人做后备。尽管他的肺炎还没有痊愈，但已经开始四处走动指挥各种作战准备。
如果允许贝当自己做决定，他一定会决定撤出凡尔登。撤离凡尔登，法军不会损失任何有战略意义的东西，这点他很清楚。他宁愿让德军处于较困难的地位。但是，他知道总统普恩加来反对撤出凡尔登，普恩加来为了维护全法国的士气，要求坚守凡尔登，如果他提出与普恩加来不同的策略，普恩加来很可能会免除他的职务。局势对贝当有利，因为法金汉的计划已经失去其原有的内在一致性。动荡的局势正勾引起德军急迫想进攻的欲望，而且德军变得不顾代价，德军不仅继续像过去一样用大炮进攻，也发动步兵进攻。德军变得比法军更盲目、更缺少大局观。
德军向创痕累累的默兹河东岸投入大量的步兵发动进攻，法军的防御力有所加强，炮火的杀伤力也还很大，德军的伤亡严重，德军的进攻步伐出现停顿，难以前进。德军在默兹河西岸的进攻也很快陷入停顿。但是，德军的左翼，紧靠着默兹河，却有不同的表现，进展顺利，有实质性战果，占领一系列法军村庄，在4英里（约6.5公里）宽的战线上连续攻破两道法军防线，俘虏了数千法军士兵。该地区的法军指挥官感到局势紧张，有崩溃的危险，他警告手下的士兵，他将用大炮和机关枪射杀后退的人。
凡尔登战役开始陷入僵局。3月7日，德军在默兹河西岸的进攻接近一片名叫科必瑟（Bois Des Corbeaux）的森林，此地是通向勒莫特奥姆的几条道路之一。德军的炮火消灭了大部分守军，赶走了幸存者，德军占领了这块林地。第二天早晨，法军发动异常勇敢的反击，本来应该是一次伤亡惨重的灾难，但法军无与伦比的大胆吓坏了德国人，把德国人赶跑了。第二天，德军猛烈炮击，德军的炮弹炸断了指挥法军反击上校的双腿，他曾挥舞着木棍指挥法军战斗，德军占领阵地。这一次，德军守住了阵地。但是，这次胜利仅是一场出征前的短暂愉快而已。为了守住这块阵地，德军不得不忍受法军的炮火压制，感到筋疲力尽。勒莫特奥姆峰及其附近的山峰都在法国人的手中，在战壕中的步枪手的引导下，法军的大炮和机关枪像发了疯一样向德军倾泻怒火。德军没能前进半步。
德国皇储在默兹河两侧同时发动进攻的计划，实施得很不顺利，与法金汉只在单侧进攻的恶劣结果类似。如果法国人有可能失血而死，德国人则有类似的下场。战斗的规模巨大，损耗惊人，就像戏剧一样充满突变，整个世界都感到难以置信。凡尔登在法国人心目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法军必须坚守凡尔登阵地，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凡尔登，法金汉原先并不在乎是否能攻占，此时则拼命想攻占。他正深深陷入自己为法国人设计的屠杀陷阱。
凡尔登的战火，复燃了东线战事的余烬。1915年底，在一次协约国高级指挥员作战计划会议上，俄国人抱怨同盟国之间不能相救的现象，当德军把俄军从波兰连根拔起的时候，协约国成员竟没有人出手相救。沙皇派遣自己的新任总参谋长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亲自参加尚蒂伊会议，要求建立协约国成员之间必须相救的协议——无论何时某个战场受到威胁，其他战场就必须发动进攻，以便缓释压力。凡尔登战役刚爆发几天，法国就提醒彼得堡政府应该遵守协议。俄国人的反应令人感动，他们准备在任何时候前来营救法国，俄国人的热情与英国人的尖酸刻薄形成明显差异，英国人的态度常常使英法关系受损。不过，如果是俄国人在请求帮助，很难想象霞飞和黑格将如何反应。
实际上，只是沙皇一个人热衷营救法国。凡尔登开战的第三天，俄军总参谋部在沙皇的指挥部开会，俄军指挥官认为俄军还没有准备好发动一场新的攻击，如果此时发动攻击，有可能破坏未来真正有机会成功的攻击。他们还指出，融雪期就要到了，山洪引发每年一度的“断路期”，在此期间部队和大炮都无法移动。沙皇最终还是做出选择。他不仅决定发动攻击，而且要在融雪期到来前进行。唯一待定的问题是在何处向德军发动攻击。
俄国人似乎手中有多个好目标可供选择。失去波兰后，俄国战线急剧缩短，每英里的战线上可供布置的兵力增多。在北方，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指挥的战区有兵力18万人，而对阵的俄军有兵力30万人。俄国人在中部的兵力优势更大：70万俄军对阵36万德军。在南面，战线向东延展至巴尔干半岛，双方的兵力势均力敌，双方各有50万人。然而，对阵的敌人是奥匈军队，不是德军，所以局势并不严峻。俄国军官的素质令人担忧，但士兵的状况令人更担心，大部分俄军士兵是未完成军训的新兵，武器装备少得可怜。按照德、法、英的标准，规模巨大的俄军几乎可以算是处于令人遗憾的混乱之中。战争大臣阿列克谢·波利瓦诺夫正在改善军训和供应，他已经取得一些鼓舞人心的进展。大公爵尼古拉在1月份发动高加索攻势，仅在一周的时间里就打败了驻守在科尔萨科夫（Koprukov）的土耳其军队。2月16日，大公爵尼古拉的部队占领埃尔祖鲁姆（Erzurum），这座城市是奥斯曼帝国北部最重要的要塞。显然，俄军是有能力打胜仗的。
俄军发动攻击的战场终于确定下来，位置在西北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附近的那拉奇湖（Lake Naroch），进攻部队包括俄军的北方集团军和中部集团军，有10个军大约20个师的兵力参战，俄军的兵力远远超过德军，具有决定性的优势。指挥这些俄军部队的是两名俄国最有声望的将军，阿列克谢·埃弗特（Alexei Evert）和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Alexei Kuropatkin）。
在发动进攻前，俄军出现一系列的延误事件，延误给予德军备战的时间。俄军于3月18日正式发动攻击。令人讨厌的解冻提早了几天，地上的烂泥深达膝盖，但是，俄军对胜利充满信心。在俄军中，阿列克谢·埃弗特和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指挥的部队有最好的武器装备。俄军的进攻开始于凡尔登式的炮击，在8小时里向德国第十集团军的阵地炮击了3万发3英寸（约7.5厘米）炮弹、9000发重型榴弹。接着，步兵进攻开始了，在12英里宽的战线上，4个军的俄军兵力向只有五分之一大小的德军发动冲锋，在很短的时间里攻破德军的两道防线。但是，仅一周之后，俄军的进攻便停顿下来，在被攻破的德军两道防线之后，俄军无法攻占德军占据的高地。
俄军失败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天气恶劣和缺少空中侦察造成俄军大炮处于盲目炮击的状态，大量弹幕轰击倾泻到没有德国部队的地区。即使大炮能向步兵提供支持，其效果也不佳。大地上的雪一会儿融化，一会儿又冻结，步兵运动非常困难。军队的素质也有差异，俄军低，德军高。68岁的库罗帕特金是俄国独裁政治的典型产物，他长期占有明显不合适的重要职位，竟无人敢怀疑。他是俄国宫廷里的红人，曾在1898年至1904年期间担任战争大臣，指挥日俄战争中的所有俄国地面部队。由于俄军在沈阳惨败，他被解职。但是，他利用关系重新获得高官。他在大战中的指挥表现极为笨拙，但在1915年还是被任命为北部集团军的司令官。此时，在那拉奇湖战场，他未能向谨慎的埃弗特提供必要的帮助而致使俄军惨遭失败，就像当年莱宁坎普在坦南堡战役中未能向萨姆索诺夫提供必要帮助一样。埃弗特的部队在很深的融雪中向德军阵地冲锋，德军则躲藏在鲁登道夫一冬天都在修建的防御工事中屠杀阵地前的俄国士兵。1.2万名还穿着薄衣的俄国士兵，尽管没有死在德军的枪口下，却在寒冷的晚上被冻死。此时大战已经进行了一年半。俄军的进攻很快结束了，由于德军伤亡不大，所以几乎没有影响凡尔登的战局。德军虽说兵力不如俄军多，但并不需要从别的战场增援。
与此同时，约瑟夫·加利埃尼，这位有可能是法国军队中最好的领袖，一位公认的优秀人物，离开了人间。1914年，他曾以局外人的身份介入马恩河战役，帮助法军获得胜利。1916年2月，他在担任法国战争部长期间，尽全力保卫凡尔登。然而，他因病于3月份辞去自己的职务。工作使得他疲惫不堪，医生告诉他手术前需要恢复体力，要求他休假6个月，他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他希望能尽快重新工作（他非常讨厌政治，表示身体恢复后坚决不愿意再担任内阁成员，愿意做任何其他工作）。但是，医生的建议是正确的：他没能熬过手术这一关，于3月27日逝世。他死的时候地位卑微，公众都不知道他为大战做出的贡献。1921年，法国追认他为元帅。
在1916年离开历史舞台的人物不止加利埃尼。各式各样的人物就像接受检阅一样，有人走出世界大战这个阅兵场，就有新人走入这个阅兵场。许多将军、海军上将、政府领袖从权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又有许多新面孔取代他们爬上权力的巅峰。法国的领导层从4月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野心勃勃的罗伯特·尼韦勒（Robert Nivelle）是一个范例，他在1914年时还只是一个上校，由于他成功地打败德军进攻巴黎的最后一次进攻，因而名声大振。他是“攻势邪教”的忠实信徒，在马恩河战役里跟随霞飞征战一年半，逐渐成为霞飞的亲信，像贝当一样迅速崛起。他到凡尔登战场报到后，被任命为军长，镇守默兹河东岸。东岸的战况当时并不激烈。德军正集中精力攻取默兹河西岸，投入大量的钢铁和肉体拼命想把法国人赶出勒莫特奥姆。“你必须经受过战斗的煎熬才能真正理解战斗，”一名当时坚守在一个阻碍德军上山的堡垒中的法国随军牧师写道，“我们好像生活在蒸汽锤下……落下的锤子打击着你空荡的胃。那真是沉重的打击。每次爆炸都能把我们砸倒。几小时后，我们每个人都变得目瞪口呆。”他记录了伤员无人照顾的令人痛心的情景：“躺在地上，饥饿难忍，被口渴逼得想喝自己的尿。”
贝当的炮兵也遭受可怕的损失，但是进攻者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地向前爬行，是消耗战中最原始、野蛮的那种。贝当轮换部队的做法使法国士兵比德国士兵更容易忍受噩梦般残忍的战斗，法军防御再次变得坚固，但是德军攻击给法军防御线带来的压力仍旧沉重。
双方损失都在增长：截至3月底，法军伤亡8.9万人，德军伤亡8.1万人。不过，尼韦勒不顾贝当的反对想继续进攻，在遭受一次又一次惨重失败后，他对法军的损失置若罔闻，心情十分愉快。同他一起来凡尔登的查尔斯·曼京（Charles Mangin）将军给予他热情支持，曼京此时指挥精锐的法军第五师，因为从来不关心士兵伤亡而被士兵称为“屠夫”。这两个好战之徒赢得霞飞的赞许。相反，贝当则让霞飞不悦。霞飞对贝当失去了耐心，他觉得贝当为人太固执，不愿进攻，喜欢防守，不停地阻止尼韦勒、曼京发动的进攻。贝当认为，他自己之所以能抵御德军对默兹河西岸的冲击，纯属运气的原因，他宁愿让德国人在不懈的进攻中遭受重创。但是，霞飞总是将违背自己意愿的军官迅速解职。
4月8日，霞飞给贝当发电报，催促贝当“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发动一次勇猛、强大的攻击”。霞飞发出这道指令时完全漠视了一个事实，仅在一天前，德军对默兹河东岸的法国守军发动猛烈进攻，法军被迫后撤。在当时的条件下，进攻毫无意义，第二天爆发的惨烈战斗提供了最直接的证词：德军同时向默兹河两岸再次发动震撼人心的巨大攻击。攻击的强度与2月21日的攻击类似；步兵进攻前，德军的炮击整整消耗了7列火车的炮弹。由于贝当在默兹河西岸集中的大量炮火，所以法军在默兹河西岸的阵地没有崩溃。紧接着，天开始下雨，一连下了12天的雨，战场变成沼泽，法军得救了。
德军这次失败的后果十分严重。皇储威廉做出一个结论，整个战役失败了，如此继续下去已经不可能产生弥补损失的战果（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凡尔登是默兹河上的磨坊，碾碎了我们士兵的身心。”）。这次失败，加深了德军总参谋部内部的分歧，导致德军指挥层发生改变。不过，贝当的地位是安全的。虽然霞飞仍旧认为贝当是不求进攻的防守派，但是贝当已经是法国公众心目中拯救凡尔登的英雄了。霞飞此时无法解雇贝当，于是便提升贝当的官职。霞飞将集团军中心的司令官德朗格勒·德卡里解职，此人毫无成绩可言，贝当的第二集团军在其麾下。贝当成为德朗格勒·德卡里的继任者。霞飞把第二集团军给了尼韦勒。尼韦勒上任后，立刻中止了贝当的部队轮换制度。这个制度对法军士气的贡献是无量的，因为他保证前线部队在敌人炮火下的时间不超过一周。但是，霞飞很高兴地看到轮换制度被终止，他一直认为这个制度没有必要，它给索姆河战役的策划工作带来不必要的复杂性。
德军的大炮和法军的大炮在默兹河西岸相互对轰，德国人缓慢前进。4月21日，为了争夺勒莫特奥姆的山峰，战斗中出现肉搏。
在这段时间里，世界各地的战场上的战斗都非常激烈，但是战果不多：4月23日，都柏林爆发复活节起义，英国军队花费一周时间才将其镇压下去；俄国人和土耳其人继续在高加索和黑海战斗；在柏林，有鉴于德国海军的潜艇舰队越来越大，是否应该限制潜艇作战的争论在德国政府内部再次爆发。
在遥远的南大西洋上，探险者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Sir Ernest Shackleton）和他的同伴在南极地带外围与大浮冰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恐怖搏斗后，抵达南乔治亚岛上的捕鲸点。他在1914年大战爆发初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请告诉我，”他问第一个走近他的人，“大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大战还没有结束，”那人说，“几百万人被杀。欧洲疯了。世界疯了。”
那拉奇湖战役之后，东线陷入平静之中。不过，在表面平静之下，还是有重要的变化。在尼韦勒到任凡尔登的那天，沙皇尼古拉专横地撤去了战争大臣阿列克谢·波利瓦诺夫的职务，在任几个月，这位战争大臣取得奇迹般的成绩。波利瓦诺夫勇敢地冲洗俄国战争管理体制中的腐败和平庸，修复俄国军队在1915年遭受的破坏。他被撤职不是因为那拉奇湖战役的失败，而是因为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痛恨他，一直想赶走他。俄国皇室内部有一个小圈子极为蔑视波利瓦诺夫这位改革者；原因之一是他愿意与俄国立法机构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国内出现血腥的政局混乱，沙皇被迫建立这个立法机构；原因之二是他在1915年试图说服沙皇不担任俄军总司令一职。在亚历山德拉狭隘的心胸中，波利瓦诺夫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敌人，因为他威胁到她为自己的儿子竭尽全力保护的独裁政权，她害怕波利瓦诺夫的程度接近病态。波利瓦诺夫听说，战争部交出4辆跑得最快的汽车给拉斯普廷，因为拉斯普廷想驾驶快车摆脱警察的纠缠。
波利瓦诺夫想干预这件事，却因此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波利瓦诺夫很不光彩地离开办公室，没有人出面表示感谢。尼古拉二世当时不在军队总部，俄国政府实际上处于神秘的拉斯普廷的控制之下。“我能睡好觉了。”在亚历山德拉听到波利瓦诺夫离开的消息后，她这样告诉丈夫自己的感受。
新任战争大臣的是俄国东南战区的司令官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他当时仍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这个新任命，把最关键的职位，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了俄国最有才华的战场指挥员。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说不清楚，也许就像俗话说的，一只瞎眼猪在瞎忙一阵后也能找到橡子。布鲁西洛夫出身于俄国军事贵族（他父亲是将军），在大战开始时有精彩的表现，带领部队把奥匈军队赶出加利西亚，使俄国重回喀尔巴阡山脉的通道。1915年5月，德军发动对喀尔巴阡山脉攻击，他带领俄军化解了德军的攻势，防止了一次比坦南堡更大的灾难。他指挥了200英里（约320公里）的大撤退，在撤退中，他每夜组织反击，袭击前进中的德军，破坏德军的前进步伐，防止俄军被德军包围。他获得任命后，就有了一个彻底改变东线战局的机会，他将迅速抓住这个机会。
在布鲁西洛夫获得任命后几天，霞飞便要求俄国人做一些比那拉奇湖战役溃逃更有帮助的事，沙皇的参谋人员和前线指挥官聚集在一起讨论下一步的计划。布鲁西洛夫是第一次参加如此威严的会议，他感到新鲜，但是，他表现出更新鲜的一面，他是参加会议的将军中唯一愿意发动新攻势的人。于是，他主导了会议的进程，他提议展开一次联合进攻，将他手下的四个集团军和他北面的埃弗特、库罗帕特金指挥的军队统一起来。他说，这样可以把德国人牢牢地固定在整个战线上，于是德国人便无法调动部队去支援危险最大的地段。埃弗特、库罗帕特金不同意，他俩在平常就是较为谨慎的人，在那拉奇湖战役的惨败中受惊，不愿再冒险。沙皇的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批评了他俩，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是俄军战略家，自1914年起就是布鲁西洛夫的上级，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阿列克谢耶夫命令，各前线指挥官必须准备在7月发动一次联合进攻。他警告布鲁西洛夫，进攻开始后不要期望有援兵（布鲁西洛夫的兵力要少于对阵的德军）。布鲁西洛夫回到自己的总部，开始着手战前准备。埃弗特、库罗帕特金实际上什么战前准备都没有做。
4月28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终于在那拉奇湖发动一次反攻，为了这次反攻，他俩足足等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德军需要等待大地变得坚实起来。德国人的反攻非常成功，与俄军当时的惨败形成鲜明对比。德军在一天的时间里夺回俄国人在3月份时花费一周的时间才取得的成绩。德军之所以能较轻松地夺回失去的阵地，是因为借助了一项由快退休的炮兵指挥官乔治·布鲁赫米勒（Georg Bruchmuller）中校发明的新炮兵战法。这种新战法，英国人称之为“爬行弹幕法”，后来英国人也采用了这种战法。这种新战法舍弃了持续数天的弹幕炮击的做法，而改用一种时间短、强度惊人的炮击取代，它就像一堵保护墙，在步兵向敌人阵地推进前扫过敌人阵地，起到步兵保护墙的作用。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不给防守者时间在炮击保护墙之后准备迎战步兵进攻，而给予进攻者一种前面有保护罩的感觉。这种新战法意味着彻底放弃西线双方都在使用的炮兵战术，最终成为战争史上最重要的战术创新。鲁登道夫的战略家马克斯·霍夫曼非常欣赏乔治·布鲁赫米勒卓越的才华，给这种新战法取了一个绰号“米勒突破法”。
俄军在两次那拉奇湖战役中总共伤亡了10万人，这还不包括被冻死的1.2万人，德军的伤亡是2万人。但是，伤亡数据并不是这两次战役的重要性所在。那拉奇湖改变了东线的战争进程，战役的结果告诉埃弗特、库罗帕特金一个真理，未来的战场胜负，不取决于俄军能调遣多少人、多少门大炮、多少发炮弹。
背景：飞机和陆舰
航空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大战开始前11年，怀特兄弟在小鹰镇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飞翔；军用航空也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意大利人在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攫取利比亚时，曾使用过9架原始的飞机。
但是，大战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改变着航空。1911年，一名英国将军曾说：“航空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昂贵时尚。”大战开始后，仅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航空就变成各国军械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大战产生了坦克，不过，如果西线没有陷入僵局的话，坦克也许会出世得晚一些。
1916年，首次出现以飞机为武器的空军，坦克也在这一年首次出现，它用来对付战壕、机关枪、铁丝网。
有人曾声称，欧洲军事领导人在大战前的10年里完全对飞机的潜力视而不见，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当时，怀疑的人确实很多，有的人还持有异常荒谬的观点。当时担任巴黎战争学院司令官的费迪南德·福煦说：“飞机是一项好运动，但对战争没用。”1909年，路易斯．布莱里奥驾着自己设计的飞机跨越英吉利海峡，几名英国将军立刻意识到他们的岛国从此变得不如以前安全。当法国人在每年的军事演习中使用飞机的时候，德国人知道德国的航空业太幼嫩，产品落后于法国，必须追赶法国，而且行动要快。
在大战前，法国是航空界的领袖（飞机的发明人怀特兄弟是美国人，但美国不是航空界的领袖）。虽然法国和德国在大战开始时各自都有200架飞机，但是法国飞机的质量较优越。英国当时只有不到100架飞机，英国远征军带着44架飞机去欧洲大陆作战。俄国有大量飞机，但俄国的飞机都有赖于外国进口。虽然简陋的飞机数目不多，但是其实用价值立刻显现。法国曾用飞机证实德国第一集团军偏离向巴黎进军的方向，这个发现为马恩河战役奠定了基础。几周后，英国人开始用飞机指引大炮的轰击。西线陷入僵局后，骑兵变得毫无用途，但是空中侦察变得必不可少。航空照相术在1915年已经达到相当尖端的地步。
空战出现了，因为双方都想击落对方的飞机。法国和德国的飞行员（都是征募入伍的司机）驾驶着飞机，坐在飞机上的乘客用步枪或猎枪互相对射。有人在时速为100英里（约160公里）的莫拉纳–索尔尼埃（Morane Saulnier）飞机的头部安装上一支霍奇基斯（Hotchkiss）轻机关枪，这个想法产生了当时最好的战斗机。接着又出现另一种发明：为了防止飞行员犯把自己的飞机击落这样不光彩的错误，人们在飞机螺旋桨叶片后面装上钢板。有了如此装备的飞机，法国人开始大量击落敌人的飞机。此前，德国人把大部分航空预算花费在比空气轻的齐帕林飞艇上。法国的进步迫使德国拼命追赶。从此，开始了一场交互跃进的航空技术竞赛。由于航空技术还处于发展初期，航空技术进步非常快。正如英国航空界的前驱索普威思（Sopwith）说：“我们基本上只需6到8周时间就能构想、设计、试飞一款新飞机。”
由荷兰工程师安东尼·福克（Anthony Fokker）设计的德国双翼飞机是一次技术飞跃（有上、下两个主翼的飞机）。这款1915年推出的飞机从许多方面看都像是莫拉纳–索尔尼埃的复制品。但是，福克在这款飞机上装配了“射击协调器”，这个装置使飞机上的两挺机关枪射出的子弹穿越螺旋桨而不损伤其螺旋桨叶片，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它把飞行和攻击结合起来。在这款飞机的帮助下，德国在1915年底有了制空权。德国人在凡尔登上空建立起一个无法穿越的巨大的保护伞，使得法国无法知道正在进行之中的战争准备。这款飞机也有弱点，它需要半小时才能爬到1万英尺（约30000米）的高空，其最高时速只有87英里（约140公里）。
法国人和英国人后来推出3款新飞机才重新获得领先地位：纽波特双翼、斯帕德双翼、索普威思三翼飞机。索普威思三翼飞机具有奇迹般的爬升能力，其机动性能极佳。协约国为准备发动索姆河攻势而制造了数百架飞机。德国则在1916年秋季之前制造出更多、更强大的飞机。竞争从此延续下去。
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击落敌机五架以上者）变成浪漫的象征，比如，“红男爵”，被描绘成一个骑着会飞战马的骑士。但是，空战比骑士精神要复杂多了。在大战只有一个月的时候，德军从齐帕林飞艇上向安特卫普投放炸弹。1915年，齐帕林飞艇袭击英格兰南部，次数之多成为家常便饭，每次伤亡数百人。随着飞机的发展进步，飞机变得更加专业化：侦察机、战斗机、低空扫射机。容易受到攻击的齐帕林飞艇，后来被轰炸机取代，战争则变得更加恐怖。1916年2月，德国轰炸机第一次击沉一艘英国轮船。1916年7月，法国人空袭卡尔斯鲁厄市，不小心炸毁一个马戏场，杀死154名儿童。
与飞机不同，坦克是横空出世。大战开始时，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叫坦克；当时有一些朦胧的原始设想，如果没有温斯顿·丘吉尔的努力，大战结束前就不会有坦克。早在1914年，一种安装了武器的装甲车在战场上有良好的表现（如果不需要机动性，这种车就失去作用），温斯顿·丘吉尔要求英国海军部的海军设计师看看是否能把这种装甲车改装成“战壕翻越机”。改装工作没有成功，因为轮子无法跨越战壕。1915年1月，丘吉尔坚信人的肉体无法与大炮和机关枪竞争，于是决定另辟蹊径。他在一个军事工程师的帮助下，给首相阿斯奎斯写了一个备忘录，建议发展一种新式武器：它是一种蒸汽驱动的拖拉机；有一个能容纳士兵和机关枪的防弹装甲掩体；能较容易地跨越战壕。阿斯奎斯把这项建议转给了基钦纳。基钦纳对这个想法并不热情，但命令开始设计工作。一个月后，丘吉尔因对英国战争部的工作进展不满意，而把这个项目安排在自己皇家海军的预算内。当他被解除海军大臣的职务时，已经有18艘“陆舰”正在建造之中。
丘吉尔被解职后，项目进展异常缓慢。已经被解职的丘吉尔向海军大臣的继任者解释了这个项目的潜力，这个项目才得以继续。1916年1月，名字叫“母亲”的第一个原型陆舰可以接受测试了。它确实看上去就像一个母亲，30英尺（约9米）长，8英尺（约2.5米）宽，8英尺（约2.5米）高。机组成员有8人，2挺机关枪，2门能发射6磅（约2.7千克）重炮弹的加农炮。它的自重有28吨，在最理想的条件下的速度是每小时4英里（约6.5公里）。它不靠轮子运动，而是像毛毛虫一样运动，借以跨越战壕、碾压带刺铁丝网。
从生产线上下来的第一台这种新车辆，被以最高秘密级别隐藏起来。战争部的官员们认为隐藏在防水油布下的奇怪东西容易引发人们的好奇，于是谎称是准备运往俄国的特殊移动式水箱——坦克。这就是坦克名字的由来。其他供选择的名字还有：陆舰（显得有些太准确了）、储水池、水塔。
1916年夏天，当丘吉尔听说英国运送了49辆坦克去法国参加索姆河战役时，他感到惊骇。他认为，这种新武器应该事先不让德国人知道，应在英国制造出足够量的坦克后，再送上战场取得决定性突破。他先向劳合·乔治诉求，后来又向首相诉求。阿斯奎斯同意应该推迟坦克参战。后来，阿斯奎斯向黑格提出延后坦克参战的建议，但被黑格婉言拒绝了。
第二十二章 大旋涡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我与全国人民共同分享。
——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
截至4月底，法军在凡尔登战役中的伤亡人数达到13.3万人，而德军的伤亡人数是12万人。凡尔登的屠杀继续着。大部分进攻是德国人发动的，主要是为了抢占勒莫特奥姆的山坡，德军曾一度占领顶峰，后来又失守了。德军把马克斯·冯·加尔维茨（Max von Gallwitz）将军调来指挥对默兹河西岸的进攻，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炮兵指挥官，曾经参加过征服塞尔维亚的战斗。他勘察了地形后指出必须占领勒莫特奥姆，但先决条件是先要把附近的304高地上的法军掩护炮火清除掉。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在仅1英里（约1.6公里）长的战线上集中了500多门重炮，德军从来没有集中过如此高的炮火密度，5月3日，炮击开始。作战想法与过去一样，先用大炮轰跑法国人，让德国步兵进攻时没有阻力。这个办法像往常一样效果不理想。
加尔维茨的炮击持续了整整两天。数千法国士兵被炸成碎片，许多人被活埋，水和食物无法输送到掩体中的幸存者手中。但是，法国守军没有被消灭，活下来的士兵没有跑（法国守军之所以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坚守阵地，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背后有拿着枪的军官，如果他们企图逃跑，军官们就开枪射杀）。
德国人最终占领了304高地，高地有1万具腐烂的法国士兵尸体（占领高地的德国士兵获得双份烟草借以摆脱尸体腐烂的气味），他们花了3天的时间经过激烈搏斗才拿下这座高地，这座高地是凡尔登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占领了它，就是向控制默兹河西岸又近了一步，但代价非常高。在德军面前摆着一个更大的困难，勒莫特奥姆峰仍然未被征服，峰顶的大炮还在轰鸣。德军士兵接到命令，要求继续向勒莫特奥姆进攻。
5月8日，德军还没有来得及庆祝夺取304高地的胜利，便发生了一件异常可怕的事，杜沃蒙堡垒爆炸了。堡垒里的人，没有人能活下来解释所发生的惨剧。此前，有许多人抱怨堡垒的管理问题，弹药的运进、运出均有处理不当的地方。根据对灾难现场的分析，德军给出了一个解释，一组驻扎在杜沃蒙堡垒里的巴伐利亚士兵打开一个手榴弹，想取出极少量炸药热咖啡，热咖啡的火引燃储藏室里的手榴弹，接着引燃了火焰喷射器的燃料罐，接着引燃了炮弹库。无论原因如何，有650名德国士兵被炸死。有几个藏身于堡垒底层的德国士兵活着跑出来，他们的脸被烟火熏黑，立刻被外面的德国士兵枪杀，因为谁都不知道堡垒内发生的事，以为法国从非洲殖民地调遣来的部队占领了堡垒。
5月13日，德国第五集团军的参谋们在德国皇储的总部讨论攻击默兹河东岸遇到的诸多问题，与会人员的情绪不高，因为问题很多，坏天气是一个问题，尼韦勒和曼京连续不断发动的不求胜利但求破坏的进攻是另一个问题，至今未能消灭勒莫特奥姆顶峰上的法军炮火也是一个问题。此时，皇储已经决定放弃凡尔登，要求法金汉和德皇不仅不要再发动攻击，而且要放弃整个战役。皇储和斯多夫瓦茨拉夫之间出现了意见不一。斯多夫瓦茨拉夫，在战前是皇储的战术老师，自1914年8月起一直是皇储的参谋长和导师，此时仍然相信德军能占领凡尔登。斯多夫瓦茨拉夫和法金汉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俩估计法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20多万人（与德军类似，法军对德军的伤亡估计也不正确）。
渐渐地，斯多夫瓦茨拉夫感到德军不能再发动更多的进攻了，他让步了，于是他与皇储之间的不一致消失了。事实上，他答应做一件事，如果有一天与法金汉见面，他将努力说服法金汉结束凡尔登战役。不过，他后来的行为，没有人能解释。在抵达法金汉的总部后，他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他告诉法金汉，勒莫特奥姆的法军炮火马上就能被消灭，对默兹河东岸的攻击能安全地再次展开。获得法金汉的支持并不难，他此时已经把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凡尔登战役联系在一起。他当然还记得一件事，毛奇垮台后，皇储、加尔维茨等悲观分子反对他取代毛奇担任德军总司令一职。皇储后来知道斯多夫瓦茨拉夫背叛了自己，但无计可施。虽然他已经是德国皇位的继承人，但是德皇威廉始终看不起他。经过了一年半的努力，他此时已经成了一个有能力、严肃认真的指挥官，而且还能充满信心地勇敢对抗拥有铁一般意志的斯多夫瓦茨拉夫，然而，他的父亲还是同他保持着距离。
大屠杀再次开始了。实际上，大屠杀的速度加快了，原因是法金汉鼓励斯多夫瓦茨拉夫尽早夺取凡尔登，他俩发现，霞飞和英国人显然正在索姆河一线进行作战准备，所以德军必须在索姆河开战前拿下凡尔登。皇储只能抱怨道：“如果总部下命令，我不能违背，但我不想对此事负责。”
德国的军事盟友康拉德颠覆了德国乐观主义者的希望。康拉德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不断看到新兴的意大利王国蚕食奥匈帝国北面的领土，这使他感到异常痛苦，内心滋生出针对意大利人的病态的仇恨和轻蔑（他骂意大利人“意大利狗”）。自从1915年底，他就缠着法金汉要求德国帮助他在阿尔卑斯山南面发动进攻，目标是消灭意大利的作战能力，恢复维也纳在意大利北部平原曾经拥有的土地。由于德军此时在各个战场上都没有兵力优势，而且法金汉的重点是凡尔登，康拉德的要求被断然拒绝。法金汉指出，虽然征服意大利给维也纳带去快乐，但是对赢得大战帮助不大。他用完全没有必要的粗暴方式对待康拉德。法金汉是一个外表冷漠的人，即使在容克贵族内部，他也没有朋友，他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康拉德。他不向康拉德透露任何机密，这严重破坏了他俩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机会。凡尔登战役给奥地利人带来的震惊比给法国人带去的震惊还要多。虽然法金汉秘而不宣的风格不是针对康拉德一个人（法金汉以安全为由在幕后准备凡尔登战役准备，就连凡尔登西面和南面的集团军司令官也不知道战役的确切情况），但是奥地利人感觉受到深深的羞辱。康拉德决定独自发动意大利战役，而且不告诉德国人他的作战计划。
康拉德没有选择伊松佐作为进攻目标，双方在伊松佐已经打了四场仗，大部分意大利军队都聚集在那里。康拉德的作战计划把战场放在更靠西面的特伦蒂诺（Trentino）地区中加尔达湖（Lake of Garda）的东北面。他派遣了自己手中最后的十几个师的兵力去意大利北部边境的过境通道处集结。从这些过境通道出发，奥地利军队能突然袭击意大利伦巴底地区的农村和城市，康拉德认为这些农村和城市本应属于维也纳。一旦突袭成功，奥地利军队可转向从背后攻击聚集在伊松佐的意大利军队。此刻，康拉德闻到了凯旋的气味，他曾经闻到类似的气味，日后还有机会闻到。康拉德从加利西亚抽调了6个师的兵力来特伦蒂诺作战，他觉得加利西亚不会有危险。1915年底，俄国人在加利西亚曾遭受沉重打击（那些打败俄国人的德军部队，后来被法金汉抽调去凡尔登了），所以俄军在该地的兵力不如在东线的其他地区那样有兵力优势。如果康拉德知道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被任命为俄国东南战区司令官，他也许会变得慎重一些。哈布斯堡大公正式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这位大公是康拉德的上级，负责对意大利作战。
康拉德不断要求他的军队做超越其能力的任务。有些历史学家称他是军事战略天才，他也许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但他确实不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即使没有兵力优势，但为了摧毁敌人，他也会命令他的军队先去与敌人作战。他的每次战役都有一个固定模式。战役的开始永远令人激动不已，如果德国人不前来救助，战役的结局肯定是一场灾难。截至1916年初，由于奥匈帝国军队的伤亡巨大（仅在1915年伤亡就达到200万人，包括77万俘虏），奥匈帝国已经无法单独地打一场仗了。也许，这点能解释为什么康拉德渴望入侵意大利。他有可能已经丧失与较强大的俄军作战的信心。
特伦蒂诺战役的负责人康拉德并没有把自己的指挥部放在特伦蒂诺，或者附近的什么地方，以便接近集结的作战部队，他甚至都没有去访问过战场。他留在西里西亚，在战场北面600英里（约965公里）远的地方，他与新结婚的妻子享受着与战前一样的贵族生活方式。为了获得完美的与世隔绝，他只允许自己的作战指令单向流向战场，他的作战指令异常详细，规定某个师应该做什么，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但是，他不接受任何来自战场的询问和建议。他每天在地图上画出每个师必须实现的目标，其他的他都不感兴趣。如果他的指令要求部队翻越一座积雪很深的山峰，而部队发现有另一条路只需走下山路，然后通过一段峡谷，最后也能达到目标，他会坚持部队必须按照原计划行动。没有讨论的余地，没有宽容的余地。奥地利诸部队在特伦蒂诺集结完毕，组成一个新的集团军，新集团军的参谋长要求到西里西亚与康拉德交换意见，康拉德拒绝了他的要求。
康拉德要求他的进攻计划在4月份实施，但他毫不考虑现实条件。4月份还是很冷的，他的部队和军需品都无法以如此快的速度到达预定地点，数百人被冻死，或者死于雪崩。最后，奥地利人在5月15日发动进攻，大约有15万兵力。阻挡奥地利军队的意大利军队有17万人，击退他们不难。康拉德的战役模式再次复现，奥地利人在三周内战果累累，在很宽的战线上向南横扫。截至5月底，他们俘虏4000人，缴获380门大炮。此前，霞飞总是在急迫地请求沙皇帮助，沙皇对霞飞的请求已经习以为常；现在，沙皇不得不认真考虑意大利国王提出的救助请求。
沙皇尼古拉很关注意大利的请求，原因不仅是凡尔登，也不仅是为了阻止奥地利入侵意大利。此时的战场局势，似乎异常偏爱同盟国。在巴黎的北面，德军为了瓦解法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准备之中的夏季攻势，发动了一次进攻，这次进攻迫使英国撤出为攻占维米岭所盘踞的阵地，维米岭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占据了维米岭就能控制阿图瓦以西的平原地带，德军的这次进攻使霞飞大吃一惊。法军曾为夺得这些阵地付出了巨大牺牲，法国人在3月份把这些阵地交给英国人时，一直认为这些阵地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此时，英军丢失这些阵地，黑格感到羞辱，但是他无力组织起反攻，因为他的部队都在集中精力准备索姆河战役。
5月22日，“屠夫”曼京信心十足地发动对杜沃蒙堡垒的攻击，企图重新夺回这个能使他实现自己荣耀梦想的堡垒。战斗异常激烈，已经不像正常的战斗，而就像是精神病患者间的争斗。“伤员也拒绝离开战场，”一名法军参谋官回忆说，“士兵们就像被魔鬼霸占着，一直战斗到因失血过多而昏迷。一名前线外科医生告诉我，在南面的一个多面堡前，有200名法军士兵战死，一半以上的人负伤。他救治的伤员似乎都处于癫狂状态。他们大声叫喊着战斗口号，眼晴里喷射着怒火，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好像不怕疼痛。有一段时间，因敌人炮火轰击无法运来军需品，麻醉剂用光了。那些被迫切除手臂、大腿的士兵，连一声呻吟都没有。手术后，他们也满不在乎。他们要香烟抽，问战斗进展情况。”
曼京在步兵攻击前进行了5天的炮击，300门重炮把1000吨炮弹倾泻到一块以堡垒为中心不足0.65平方公里的地区，炮轰后，法军攻入堡垒的内室。德军进行了重组，经过几天地狱般近距离的肉搏之后，法军被赶出堡垒。这是法军一次彻底的失败，代价极高，有5500人战死，其中包括130名军官，1.2万人受伤，1000人被德军俘虏。曼京被解职。“你在完成自己的职责，我不能谴责你。”贝当委屈地告诉曼京，“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是原先的你了。”与此同时，附近也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程度类似的战斗，德军正在逼近勒莫特奥姆。
此时，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仍然是沙皇的总参谋长，他本是波利瓦诺夫改革的支持者，波利瓦诺夫倒台并未殃及他的地位（他能熬过这一关，很可能是他远离阴谋的中心彼得堡），他开始询问各战区的司令官何时能发动攻击。埃弗特说他无法进行任何准备工作，他这样说没有人感到意外。布鲁西洛夫的回答让阿列克谢耶夫吃了一惊，他说战役准备已经完成，四个集团军可以出发。各方商议后决定，布鲁西洛夫在6月发动进攻。在布鲁西洛夫右边的埃弗特在大家的劝说下同意在6月13日发动进攻，他将派遣比布鲁西洛夫的军队更大的军队参战。尽管他手下有100万兵力，俄军大炮的三分之二归他管理，但是他还是犹豫不决。
5月26日，在贝当的要求下，霞飞与黑格见面商讨提前发动原定于8月中旬才开始的索姆河战役。黑格不愿意提前。霞飞告诉黑格，再等2个半月，法国有可能不存在了。黑格这才同意了。
5月31日，英国大舰队的无畏级战舰与德国的公海舰队相遇爆发海战，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德国海军指挥官制订了一个计划，引诱英国战列巡洋舰向南航行，驶出英国无畏级战列舰的保护圈，进入北海的一个埋伏海域，德国海军在一天前向那个海域派遣了一支巨大舰队：16艘无畏级战列舰、6艘老式战列舰、5艘战列巡洋舰、11艘轻型巡洋舰、61艘驱逐舰。但是，德国海军指挥官哪里知道，英国人破译了他的无线电报。英国海军派遣了150艘战舰，保证以绝对优势攻击德国舰队。
这次海战在丹麦的日德兰半岛（Jutland Peninsula）爆发，它是历史上最大的海战之一，其规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被超过。当时的战况非常复杂、混乱，双方舰队一会儿分离，一会儿又汇合，不断改变方向，这些舰队活动形成了五个不同的阶段，双方都犯有严重错误，但又都有明智之举。德国损失1艘战列舰、1艘战列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5艘驱逐舰。德国海军的人员伤亡高达2500人。这次海战后，德国舰队撤回船籍港，从此不再出征。
英国海军的损失更严重：3艘战列巡洋舰、3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英国海军人员的伤亡竟达6.2万人。从技术上看，双方打成平局；从战略上看，战略布局没有改变。英国海军在武器和策略上逊色于德国海军。海战后，英国公众被告知这是一次英国海军的伟大胜利，英国舰队指挥官约翰·杰利科（John Jellicoe）被捧为英雄。但是，英国海军部还是比较了解实际情况的。
与此同时，德国人终于占领了勒莫特奥姆，消除了从那个方位的炮火威胁。根据斯多夫瓦茨拉夫的计划，德国人可以在默兹河西岸进入防守状态，而在东岸发动最猛烈的攻击，然后攻入凡尔登。截至6月1日，虽然德军的主要进攻部队还在集结之中，但是进行试探性攻击的部队已经攻占了接近沃克斯堡垒的最后一段道路。这座堡垒比杜沃蒙要小，但具有同样可怕的杀伤力，它是德军进攻凡尔登道路上的最后一个堡垒。占领凡尔登似乎近在咫尺。
对协约国的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奥地利军队翻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进入开阔的平原地区。他们似乎是要包围面前正在撤退的意大利军队。在佛兰德斯，德军占领了一处叫蒙特索尔（Mont Sorel）的高地，离已经是断垣残壁的伊普尔城只有2英里半（约4公里）的路程。
6月4日，战局开始向协约国偏转。布鲁西洛夫命令大炮开火。布鲁西洛夫的战役准备不仅具有想象力，也具有攻击力，其核心就是要在相当宽的战线上给奥地利军队以突然打击，让奥地利军队无法有效地做出反应。他利用空中和地面侦察发现奥地利军队的弱点，这在俄军中是没有先例的。此外，他为了迷惑奥地利军队，他在自己战线后面的大地上涂抹出虚拟的战壕。他的弹幕炮击只持续了一天，目标不是消灭奥地利军队的防御能力，而是破坏奥地利军队的炮火，并摧毁带刺铁丝网。这两个目标都达到了。6月5日，他命令步兵发动攻击，奥地利军队在俄国的攻击下处于混乱之中。他的战线长达250英里（约400公里），面对如此大范围的进攻，奥地利军队被打晕了。布鲁西洛夫有一个明确的作战理念，只有在所有地点发动攻击，他才能发现敌人弱点，他把后备部队安排得很靠前，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立刻调动后备部队上前猛攻被发现的敌人弱点。他置当时的正统军事原则不顾，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他短暂的炮击；即使阿列克谢耶夫提出要求，他也拒绝集结兵力于较窄的战线；他敢于向兵力与自己相当的敌人发动攻击。他取得了难以令人置信的巨大胜利。奥匈帝国的第四集团军在他的打击下解体了，有一半多的士兵约7.1万人被杀。其他的奥匈帝国军队也遭受类似的损失。3天后，布鲁西洛夫发现自己手中的俘虏多达30万人。第一周结束时，奥匈帝国军队伤亡总数超过一半。
残留的部队（大多数是斯拉夫人，奥地利人被送去进攻意大利）逃向喀尔巴阡山脉。他们已经不能重建一条新防线，因为他们的后备部队被安置在阿尔卑斯山以南，也因为他们的高级指挥员不见了。这些高级指挥员，此时正在遥远的特申城哈布斯堡家族的城堡里与康拉德开晚会。
6月4日，这个全体奥地利人最不幸的日子，也是奥匈帝国军队总司令的生日，这位总司令的头衔虽说很高，但他实际上就好像不存在一样。他就是弗雷德里克大公，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子，几位哈布斯堡家族担任军队各高级荣誉职位的大公之一。在他的生日这一天，安排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康拉德满怀信心，他相信征服意大利的日子正在迫近，这次胜利将给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许多值得庆贺的东西，于是他不仅带着自己的参谋人员来参加庆祝会，还带着来自加利西亚的将军们。欢宴还在进行中，俄军在他们南面战场突然变得活动起来的消息传到他们中间。康拉德沉着地安慰着所有在场人员，告诉他们不必担忧。
不久，康拉德又听到其他消息。生日庆祝会后两天，意大利总司令卡多尔纳将军从他的第五次伊松佐进攻中（短暂、不成功）抽调军队反击从特伦蒂诺过来的奥地利军队。他的这次行动成功了，康拉德的意大利战役只能停止。在加利西亚，布鲁西洛夫从两侧粉碎奥地利军队，并开始包围其中心。缺少兵力，是他面临的最大困难。有许多次他需要增援部队，这些部队应该由西北面的埃弗特提供，但埃弗特既不愿发动进攻，也不愿派遣部队增援。6月13日是埃弗特承诺发动进攻的日子，但他还是什么都没有做。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马克斯·霍夫曼后来写道，如果埃弗特发动进攻，“那将导致奥匈军队彻底失败”。因为与埃弗特对阵的德军处于无战事的状态，所以可以自由地把部队送到南面对付布鲁西洛夫。
即使没有埃弗特的帮助，奥匈帝国的彻底失败也不可避免。康拉德终于清醒了，他坐着火车匆忙赶赴柏林，乞求法金汉帮助。法金汉对康拉德比平时更加冷漠，不做任何承诺。不过，德国的南方集团军还留在加利西亚，发动对俄军的攻击，攻击点是布鲁西洛夫最纵深的部队。由于布鲁西洛夫的部队早已精疲力竭，同时补给像往常一样跟不上，布鲁西洛夫只能停止攻击，重组部队。
布鲁西洛夫的战绩是巨大的。他消灭了两个奥匈集团军，重伤其余，给维也纳军队摇摇欲坠的士气一次沉重打击。他的俘虏成群，其中有数千军官，缴获了数百门大炮和机关枪。他所占领的阵地与巨大的东线战场相比也许不算大，但他打乱了敌人的阵营，创造了更多进攻的机会。他挽回了俄国对盟友的承诺。虽说是卡多尔纳将军阻止了奥匈军队突击意大利，但是布鲁西洛夫使得奥地利军队无法去增援特伦蒂诺。
布鲁西洛夫对俄国的另一巨大贡献是恢复了沙皇军队的士气。“今天，这座城市处于真正的战争大旋涡之中，”一名英国记者在报道布鲁西洛夫的部队进入卢斯克城时写道，“从仅几英里远的地方不断传来重型炮火的咆哮，从白天到晚上一直不停息。街上整天都是运输大炮、弹药箱的嘈杂声，运输车队一边开赴战场，另一边运回空弹药箱，伤员混杂其中，他们乘坐在各式各样的车辆上，从前线飞奔送信的人以惊人的速度开着摩托车在车流里乱穿。天气干燥、炎热，几英里外士兵和车辆掀起的尘烟肉眼可见。这个景象与当年俄军从华沙撤退时类似，但是今天在卢斯克城是俄罗斯人在进攻；不同的是他们对胜利的高度期待和高昂的士气。”
布鲁西洛夫所做的最大贡献，很有可能是突然把法金汉推入严重的兵力短缺之中。德军此时正处于攻击凡尔登的关键时刻。法金汉在知道协约国正准备发动索姆河战役的消息后，他计划发动一次防御性攻击。由于布鲁西洛夫的胜利，法金汉不得不放弃他的计划。法金汉是蔑视康拉德的，他也不愿花费自己珍贵的资源从康拉德自己点燃的火中取栗子给康拉德。但是，法金汉现在别无选择，他最终从西线抽调18个师的兵力增援东线。
布鲁西洛夫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遇。他胜利的代价极高：他损失了30万人；巨大的弹药消耗；各种军需品已经耗尽。布鲁西洛夫几乎得不到补充，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如他的敌人，甚至不如奥匈军队。此时的俄国战争部，掌控于一个不愿打仗、已经接近领养老金退休年纪的老将军手中，他的唯一资质就是他对罗曼诺夫家族无可争议的效忠。俄国战争部几乎起不到管理战争的作用，其作用只是向奸商们提供暴利。从现实的角度看，俄国的崩溃和后来的革命有两个直接原因：其一，彼得格勒没有能向布鲁西洛夫提供补充；其二，埃弗特不向布鲁西洛夫提供帮助。鲁登道夫帮助俄国减轻了灾难，他拒绝从德国北方基地向法金汉的凡尔登提供援兵，也拒绝向康拉德的加利西亚提供援兵。他有一个争辩理由，他的兵力不如对阵的俄军，他正提防着俄国可能的进攻。
凡尔登、索姆河、加利西亚、意大利这四处战场是相互关联的，因而战局出现互锁的现象，整个世界战局都变得紧张起来。针对卡多尔纳将军处理特伦蒂诺战役的方式，意大利国内出现争议，意大利政府因此而垮台。自大战开始以来，法国议会第一次秘密开会，反对派提出对霞飞战争策略的质疑。
整个6月给人一种可怕的印象，而且有时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一艘开往俄国的巡洋舰在苏格兰海岸撞上地雷，基钦纳爵士在事故中丧命，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英国。永远让人吃惊的康拉德又向法金汉提出新建议，虽然他手中已经没有什么完整的军队了，但他希望发动一个大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战役，从而可以包围、歼灭布鲁西洛夫的集团军。德国人不仅不理睬他，甚至嘲笑他；他的奥地利同事也开始有意识地轻视他。英国人就好像觉得战场还不够多似的，又在奥斯曼帝国南端沙漠中策划了一起阿拉伯人的叛变。萨洛尼卡的法国将军萨瑞尔准备带着他的军队向北进入巴尔干地区。
沃克斯堡垒是德军攻占凡尔登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由于它的存在，默兹河东岸通向凡尔登的道路被鲜血染红，在经历数日的残酷战斗后，守卫堡垒的法军终于投降了。防守堡垒的法军士兵异常英勇，法军指挥官之所以决定投降，是因为他不忍心看到士兵被渴死，德国皇储把自己的剑赠予在战斗中失去了剑的法国指挥官，借以表达皇储本人的敬意。被俘的法军少校雷纳尔也回赠对年轻的霍亨索伦皇子威廉的好感，说威廉“不像我们的漫画家画的那样是一只猴子”。沃克斯堡垒陷落后，德军通往凡尔登的前方就剩下一个较小的苏维堡垒（Fort Souville）。自从4月份，斯多夫瓦茨拉夫就渴望进行最后的冲锋，德军此时离最后的冲锋又近了一步。
法金汉剩下的最后一支后备部队出动了：3万兵力被调到离目标3英里（约6.5公里）的地方，如果能拿下这个目标，德军离凡尔登法军大本营就只不过2英里半（约4公里）了。斯多夫瓦茨拉夫有信心取得胜利，他邀请德皇来到前线督战。6月22日是预留给弹幕轰击的日子，这次弹幕轰击像往常一样野蛮，而且还增加了一种新毒气——光气，这种毒气能杀死所有活着的动物，甚至植物和昆虫也不能幸免。“我们的头嗡嗡作响，我们受够了，”一名法军中尉有机会写下德军攻击开始时的情况，“我和我的传令兵安琪挤进一个洞穴，用包裹的碎片掩护洞口。我们感到麻木、晕眩，谁都不敢说话，心脏在猛跳，等待能摧毁一切的炮弹。周围不断出现伤员。这些可怜的人不知道何处可去，他们来找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我们能做什么呢？浓烟像云一样翻滚，人无法呼吸。到处是死人。在我们脚边，血流成河，伤员呻吟着；有两个受伤较重的奄奄一息。其中一个伤员是机关枪手，失去了双目，一只眼睛挂在眼窝外，另一只被撕掉了，一条腿也没有了。另一个伤员被炸伤了，一只胳膊没有了，肚子上有一个可怕的大伤口。他们呻吟着，忍受着伤口的剧痛，其中的一个乞求我：‘中尉，别让我死。中尉，我难受，帮帮我。’另一个也许受伤更重一些，快要死了，哀求我杀了他，他说：‘中尉，如果你不想下手，把手枪给我。’我们忍受着眼前的恐怖和可怕，与此同时，大炮继续折磨着我们，炮弹掀起的泥土飞溅到我们身上。伤员的呻吟和哀求持续了几小时，一直到晚上6点。他们在我们面前死了，没有人能帮助他们。”
6月23日，早晨5点钟，德军步兵发动进攻，突破了法军的中心防线。贝当获得这个消息后，觉得数百门大炮有可能落入德军之手，他决定放弃默兹河东岸。法军开始在凡尔登的街头挖战壕、设路障。
但是，德军的代价也是惨重的，由于攻击面较窄，两侧都受到法军炮火的大力杀伤，天上有空中扫射。德军前锋部队离凡尔登前面最后一道山梁的顶点只有1200码（约1100米），但是他们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像这样恐怖的战斗持续了两天后，德军不得不放弃。失败的原因就是缺少兵力。几天前，像雪片一样的电报涌向法金汉，详细报告东南战场的紧迫局面，法金汉别无选择，从凡尔登抽调军队乘火车去加利西亚。也许，只要法金汉多留一个师的兵力投入攻击苏维堡垒的战斗，结局将大不相同。布鲁西洛夫的战绩之一，就是拿走了法金汉手中的最后一个师。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法军几乎没有能力坚守阵地。在最危急的时刻，霞飞把为索姆河战役留存的4个师派往凡尔登，这个决定反映了他对局势的判断。各个战场都充满了恐慌，部队调动就像疯狂一般。康拉德曾命令将意大利战场的8个师的兵力调往加利西亚。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亲自跑到黑格的总部，乞求他立刻发动索姆河战役。不知道他使用什么样的有说服力的乞求，黑格下午就开始炮轰德军阵地。当贝当电话告诉霞飞他正从默兹河东岸撤出大炮时，霞飞告诉贝当索姆河战役立刻开始，命令他不许后退。贝当服从了命令，但是霞飞不知道以多么神奇的速度拿走了压在贝当身上的压力。
即使法国人失去凡尔登，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也并不高；即使德国人夺取了凡尔登，德国人也没有赢得多少。凡尔登是一条死路。法金汉继续转移部队和大炮去东线。
对法国人来说，凡尔登战役这场噩梦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是，另一场截然不同的噩梦刚开始，那就是索姆河战役。
背景：德国的犹太人
德国犹太人有漫长的历史，但当大战进行到一半时发生了巨变。德国犹太人在1916年之前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不懈追求的历史：他们希望被德国人接受；希望能融入德国社会；希望官方和民间能承认犹太人是像基督徒一样的好公民，从而获得公平的待遇。1916年之后，许多犹太人放弃了这样的希望。
在大战中，有10万德国犹太人参军。但是，大战给德国犹太人带来的变化，远不及德国政府改变对待犹太军人态度带来的变化大。具体说，德国战争部在10月份进行人口普查，统计每个军队单位有多少犹太人，有多少犹太人被征召，有多少犹太人退伍，有多少犹太人不合格。
这次人口普查，使犹太人社会感到震惊。所有的犹太人都在问：为什么？大战开始时，许多犹太自愿者在积极报名参军，有钱的犹太人买下了数百万马克的国债，犹太工业家和科学家为提高德国的战争实力做出巨大贡献。为什么挑选犹太人进行调查？许多犹太人的回答是：犹太人对德国的忠诚毫无价值，希望德国人给予信任是愚蠢的。
我们可以说，德国在大战开始的时候充满了反犹太主义文化。但是，这种说法解释不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区别。那时整个西方世界充满了反犹太主义，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抱有一个公开的偏见：犹太人与众不同，犹太人给社会带来问题。德国并不是反犹太主义最盛行的国家。俄国最盛行反犹太主义，俄国禁止犹太人成为国民，把犹太人视为安全威胁，在大战开始后给予犹太人不公道的待遇。法国对待犹太人比俄国稍好一些。相比之下，英国是宽容犹太人的模范。但是，总体上看，各国都歧视犹太人，只是歧视程度有所不同。在大战期间，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暴行。
德国政府的虚伪导致德国犹太人的情况特别复杂。早在1812年，拿破仑战争的高潮期，普鲁士国王就颁布解放法令，给予犹太人公民待遇。这个法令在比较小的范围里获得实施。犹太人不允许担任军官，不允许担任政府官员，不允许担任法官。德国人有一个理由，基督国家的基督公民不应该接受犹太人的命令。
1869年，处于统一战争期间的德国颁布一项法律，规定政府任命与宗教无关。表明上看，这个法律意味着，犹太人能从事任何职业，合格的犹太人能参军。实际上，这个法律毫无效力。无论犹太人申请什么职位，总有理由选择别人。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犹太人的状况更差，排斥犹太人成为非官方的政策。
普鲁士的犹太问题最具典型意义，因为容克贵族认为国家是他们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容克，他肯定是一个局外人。在19世纪最后10年中，柏林发生许多迫害运动，占德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天主教徒受到迫害，追求民主的社会民主党人受到迫害，波兰人受到迫害。毫无疑问，普鲁士也迫害犹太人。所有这些社会人群被有计划地排除在外。一个上进的年轻人，就因为他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亲戚，他几乎就不可能有任何获得提升的机会。
犹太人在他们能从事的领域里都非常成功：手工艺、工业、银行、科学、新闻、艺术。每一代犹太人都比前一代更繁荣。在普鲁士，每万人中有500个犹太学生进入大学；与犹太人相比，这个数字在新教徒中是58人，在天主教中是33人。有一些犹太人成为富人，还有人变得非常杰出。但是，他们的成功招来麻烦。当经济出现下滑或在国际上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犹太人便变成社会的替罪羊。
从1885年至1914年间，没有一个犹太人获得普鲁士军队任命（情况在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有所不同，他们有一支不同的军队）。问题就是出在容克贵族的心态上。在大战前的军备竞赛中，德国大幅扩张军队建制，让每个军官职位都由有地产的贵族来担任是不可能的，德国没有那么多有地产的贵族。必须允许其他人来担任。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才开始勉强允许中产阶级的后代担任军官职位，但是有附加条件，这些人的家庭背景必须受人尊敬，都是无懈可击的路德教徒。但是，犹太人此时仍然不被接受。在犹太人申请军队职位的时候，虽然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其他指标都明显优于其他人，法律也说宗教因素不在考虑之内，但是，他们仍然年年被拒绝。
这种排除犹太人在位的方式成为德国犹太人的特殊问题，特别是那些已经赢得社会普遍承认的人。后来，犹太人放弃参加正规部队，转而申请参加后备役部队。普鲁士的后备役军人有非常好的声望。他们有机会进入社会中最好的阶层，能成为高级公务员。更重要的是，成为后备役军人，就意味着被社会接受了。
犹太人的领袖们，曾经抱怨过，申诉过，利用各种影响力希望改变现状。议会中自由派人士支持犹太人，议会也曾讨论过犹太人的问题。但是，历届战争大臣拒绝承认问题。当有公然歧视犹太人的案例出现时，战争大臣则命令调查（简单询问地方军官是否违反法律），调查结果永远是犹太候选人不合格。
德皇威廉在大战前曾称犹太人是“我国的祸根”。1914年8月，他改变了说法。他宣布德国进入一个新历史阶段，所有德国人必须联合起来保卫国家不受敌人侵犯。此时，德国有60万犹太人，占德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些犹太人毫无例外地参加战争。甚至连犹太人复国运动者也认为战争能解放波兰的犹太人，并教训一下俄国人。犹太领袖们说，这是一个等待已久的时刻。有理由对未来抱有信心。犹太人终于能担任军官了，尽管官职从来不超过上尉。
德国的保守分子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新历史阶段不满。为了实现只有德意志人的德国统一，他们总是想把那些非德意志人排除在外。他们警告说，大战引发的变化将使德国变成一个非德意志国家。在大战初期，德国不许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出书，不许他们公开表述，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压制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受到鼓舞。但是，这个新历史阶段的寿命很短。随着战争越拖越长，生存变得越发困难，胜利的希望也逐渐凋谢，德国人开始寻找替罪羊。他们说，资本主义是德国困境的罪魁祸首，而所有的资本家都是犹太人。他们还说，社会主义是罪魁祸首，而犹太人都是社会主义分子。他们说，犹太奸商吸干了德国的血液，犹太自由分子用民主思想污染德国青年，那些自私自利的犹太人正在把德国变成波兰犹太人的避难所。
犹太人的幻想破灭了，不仅后方的犹太人感觉如此，前方的犹太人也有类似感觉。这些在前方打仗的犹太人，带着为德国牺牲的愿望参加大战，盼望能融化长期阻止他们融入德国的障碍。他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人士兵和非犹太士兵之间有一条不能逾越的文化鸿沟。他们还发现，犹太兵永远无法成为德国兵。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战争大臣阿道夫·维尔德·冯·霍恩博恩（Adolf Wild von Hohenborn）下令开始针对犹太人的人口普查。这个人口普查是秘密进行的，但所有犹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犹太人掀起反抗的浪潮。德国军队出现大量误读的现象，比如，接受人口普查询问的军官立刻把犹太人送到前线。霍恩博恩的原始动机，并不是恶意的，最后却演化为恶意的，这实在是具有一种特殊的讽刺意义。当时，德国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抱怨，认为犹太人故意逃避，利用众所周知的诡计避免完成分内之事。这个反犹太人大合唱，愈演愈烈，有许多官员都加入进去，德皇本人也加入进去了。霍恩博恩原意是想用人口普查的客观数据回应这种调门不断升高的反犹太人大合唱，告诉人们事实是什么。人口普查的事实证明反犹太人是错误的：犹太人比他们应该做的还要多。当调查发现公布于世的时候，霍恩博恩已经不是战争大臣了。他的继任者为了平息人们的狂热情绪，以相对晦涩的语言说：“比较犹太士兵在战争中的行为是否符合公民标准，不是我的前任调查的动机，这两者不能联系起来看待。”
但是，德国政府高层没有人出来表示歉意，没有人出来感谢正在战斗和死去的犹太士兵。伤害已经形成。犹太士兵继续完成他们的职责，有1.2万犹太士兵战死。犹太人在1914年燃起的梦想已经死去了。犹太人害怕那就是德国战后的样子。
德国公民犹太信仰中央协会办的报纸说：“大战一旦过去，等待犹太人的将是另一场战争。当大战的武器放下后，犹太人的战争风暴并未结束。”此前，这份报纸一直鼓吹犹太人应该彻底融入德国社会。
第二十三章 索姆河战役
我们只需开枪，装弹，再开枪，再装弹。他们成百地倒下。我们不需要瞄准，朝着他们就射。
——德国机关枪手
如果可以纯粹依靠兵力优势和炮火优势赢得西线的战争，索姆河战役就应该是西线的最后一仗。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兵力优势远远超过德国人。英法的炮火也比德国人的猛烈，有制空权，英国兵和法国兵拥有现代工业经济所能提供的所有手段。
索姆河战役是1915年底提出的，当时英、法、俄、意决定在欧洲战场所有前线发动一系列进攻，索姆河战役是其中之一。但是，索姆河战役的展开却是个漫长的过程。整个1916年上半年都用来准备大量的武器弹药、运送基钦纳在1914年征募的新兵到欧洲战场、修建阵地工事（新道路、新铁路、新通信线路），因为英法只有这样做准备，才有机会彻底制伏敌人，将僵局迅速转化为全面彻底的胜利。
根据原计划，索姆河战役担任主攻的是法军，霞飞的40个师充当主力，英国起辅助作用。但是，1916年上半年发生了许多战场剧变——先是凡尔登战役，后来是那拉奇湖战役，最后是康拉德进攻意大利、布鲁西洛夫攻打加利西亚。这些剧变改变了各国的兵力部署。凡尔登战事越拖越长，绝大部分法国部队都遭受到了法金汉设计的屠杀机器的摧残。随着被德军重创的部队变得越来越多，霞飞逐渐发现已经无力集结起他曾承诺的兵力的一半。那拉奇湖战役导致俄军中部战区、北部战区的指挥官处于意志崩溃状态；康拉德的特伦蒂诺战役使得意大利无法开展夏季攻势；布鲁西洛夫的进攻使俄军南部战区处于无力再战的状态。
只有英军处于完好状态。在协约国的所有指挥官中，唯有黑格感觉到还没有打仗似的。虽说黑格在这段时间没有打仗，但他并没有闲着。他在1916年上半年做了两件事：其一，他准备在佛兰德斯发动攻击，他计划与皇家海军一起夺取比利时的海峡港口；其二，他准备参加霞飞策划的索姆河战役（他原来不愿意参加）。被称为“基钦纳军”的英国部队抵达欧洲大陆，他们轮流着做两件事，其一是在安静的前线巡逻，其二是在模拟敌人战壕上进行攻击训练。6月，黑格在索姆河前线已经有50万兵力。运来许多新火炮，炮弹堆积得像山一样高，有些炮弹来自美国，还有一些炮弹由劳合·乔治的军需部制造。与大炮和炮弹一起运来的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战争的配套设备。电话线有700英里（约1125公里）长，为了防止德国人破坏电话线全都埋进了地下。120英里（约195公里）长的输水管向部队供水。由185架飞机组成的10个空军中队也组建好了，不仅用来对付德国新型福克战机（其性能有突变），还用于为英国炮兵做空中侦察。隧道掘进机用来在德军战线地下挖洞，安放炸药。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施工的效率之高出乎人们的预料。黑格是所有这些作战准备工作的总负责人。
黑格还需要负责制订进攻计划。然而，计划工作最容易产生矛盾。黑格在夏季来临时有18个师在索姆河前线，其中的三分之二用于组成一个新的第四集团军，由自大战开始就参战的亨利·罗林森将军指挥。罗林森出身步兵，是索姆河前线将领中唯一出身不是骑兵的人，他与黑格在如何打索姆河这一场战役上有极为不同的看法。黑格想要来个突破战。他相信自己的大炮不仅能削弱还能摧毁德军防线。他还相信英国步兵能在几乎不受阻碍的情况下突破德军防线，在步兵清除了前进道路后，数万英国骑兵就能冲人开阔的田野，向北偏转，将德军的整个防御体系打乱。
罗林森与黑格不同，他实际上很像法金汉。罗林森总结了西线一年半的僵局，结论是西线突破不可能，企图突破只能带来没有必要的痛苦损失。他选择消耗战，就是要少征服土地（索姆河前线实际上没有战略地位重要的目标），尽可能多地杀伤德国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偏向采用“咬住不放（bite and hold）”策略，这个策略其实就是法金汉发动凡尔登战役的初衷。这个策略需要为每次进攻设定非常有限的目标，只需占领能引发敌人发动反攻的阵地即可，然后用炮火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罗林森与黑格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仗都打起来了，他俩仍然不清楚这个战役要干什么、怎么干。
虽说第四集团军的士兵渴望参加战斗，但是对战争的了解程度不多，因为他们刚结束为期18个月的训练。黑格不觉得他们缺少战斗经验有什么不妥。在这方面，他有些像凡尔登战役开始时的法金汉。黑格手中有1500门大炮，在18英里（约30公里）长的英国远征军的战线上，每17码（约15米）就有一门大炮。英军和法军加起来共有大炮：轻型1655门、中型933门、重型393门。德军有大炮：轻型454门、中型372门、重型18门。黑格的自信心很高，他相信，在英国步兵爬出战壕之前，英军的猛烈炮火就能把德国防线打得瘫痪。他的这种自信自上而下传递着。“你们不用拿步枪，拄着拐杖就行了，”一名下级军官告诉他的士兵，“当你们到达赛普韦（村庄名，第一天的攻击目标）的时候，你们肯定会发现那里的德国人都死了。连一只活老鼠都没有。”
进攻计划详细到每一分钟。按照计划，战斗打响一小时后，各部队应该占领的地点有规定，到一天战斗结束时，各部队应该占领的地点也有规定。由于凡尔登的紧急情况，黑格不得不削减做计划的时间，但是他还是找到足够的时间细化计划到他所希望的程度。他根本没有考虑机关枪对战役进程的影响，也没有考虑骑兵如何对付机关枪，他把机关枪简单地说成是一种“被过高估计的武器”。6月24日，当法国总理白里安来乞求他的帮助时，黑格已经基本准备就绪，于是他下令炮兵进行弹幕轰击。
在索姆河北岸，驻扎着费迪南德·福煦的军团，隶属于法军北方集团军，福煦的南面毗邻罗林森的英国部队，其他5个法国军团沿着索姆河向北并列展开。法军的大炮比英军强大，特别是重型大炮，这种武器在大战开始的时候法国是比较缺乏的。法国人的任务是保持攻击姿态，使德国无法调动后备部队去阻止罗林森的进攻。
在即将发动攻击的英法军队的对面，是有严重战斗减员的德国第二集团军，指挥官是弗里茨·冯·比洛（Fritz von Below）将军，他一共有7个师防守整个战线，5个在河的北岸，2个在南岸。由于兵力较少，所有部队都上了前线，这是一种危险的布置，但是比洛别无选择，因为英、法的兵力优势太大了。与法军对阵的德国防线特别薄弱，这是法金汉的意思，他相信凡尔登已经让法军无法在凡尔登之外任何地方发动进攻，因而命令比洛在法军对面布置较少部队。但是，德军把准备工作进行得极好，这都是法金汉的功劳，他命令德军不仅要挖战壕，而且还要做许多额外的工作。德军的防御工事是工程杰作，据点之间相互保护，被敌人攻克的地点，能立刻被隔离开，从而变得孤立无援。在前沿战壕的后面、地下30英尺（约9米）的深处，德国人建造出了一座地下城市，有一长串用钢筋水泥加固的暗室和走廊。在这座人造蜂窝里，有电灯，有自来水，有通风设备，除了最猛烈的炮火轰击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带来损害。在地面上，有一条大约5英里深的防御带，由三道战壕组成（有些地段有更多条战壕），虽然黑格的弹幕轰击逐渐地将这些地面防御工事击碎，但是这条防御带在战斗中仍然还能发挥作用。
按照黑格的作战计划，弹幕轰击需要进行5天。但是，从6月26日，天开始下雨，一直持续到6月28日，所以进攻时间只好顺延2天等待湿地变干。由于害怕弹药库存过低，弹幕轰击的强度有所降低。不过，弹幕轰击震撼力还是明显的。7月1日，在步兵站起来准备出击时，已经有150万发炮弹倾泻到德军防线上，仅在步兵进攻的早晨就炮击了20万发炮弹。平均每一平方码的土地落下1吨的弹药，其摧毁士气的效果与过去四个月凡尔登双方曾经历过的一样。“我能活到明天吗？”比洛的一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这惊人的恐怖？这地狱的交响乐已经持续了五天五夜。人的脑袋就像疯了一样；舌头顶住上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无法睡觉。与外界的联络都切断了。家里没有消息传来，我们也送不出消息给亲人。他们肯定很焦急。还要熬多长时间？”
英国兵和法国兵很高兴，因为他们想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活着逃出这炮火的地狱。的确，德国人受到了伤害，而且损失非常严重，大约7000人死于炮火之下，许多大炮被摧毁。对那些生存下来的德国兵来说，曾经安全的地下城市变成恐怖的城市，他们只能畏缩在黑暗中等死，连埋葬身边死尸的勇气都没有。有大约1万德国士兵活下来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面对英军阵地。不知何故，这些士兵还保持着理智，用潜望镜观察对面阵地的动静。他们的大炮也是隐蔽着的。几周前，德国炮手已经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壕及其可能的进攻路线放入射程之中。炮手们也进入地下，他们的大炮隐蔽在树林里，覆盖着伪装。一声不发的德国大炮似乎表明它们已经被摧毁。
进攻开始了，这是一场无法令人不吃惊的战斗。战场很开阔，到处是蜿蜒起伏的农田。虽然四处都有树林点缀，但是双方前沿阵地却没有，视线非常开阔，没有障碍。6月30日下午，被挑选出来引领进攻的英国部队集聚在他们守候的村庄外，开始向阵地前沿走来。道路上都是英国兵，德国的观察哨看到了他们。大队的骑兵也跟上来了。不需要拿破仑的智慧，普通人也能看出这些现象背后的意义。这个夜晚对德国人来说特别痛苦，他们知道伟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北欧仲夏的夜晚很短，在7月的皮卡第（Picardy），早晨5点钟天就朦胧发白了。这个地区黎明有雾。黑格本可以在刚有晨曦时就开始进攻；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他的部队就可以跨越阵地之间的无人区而不被发现。但是，法国人要求晚一些开始，黑格同意了。早晨6点25分，像往常一样，早晨的休战状态结束了，炮击开始。英军建立如此的常规，就是为了吸引德军养成一种思维习惯相信7月1日就跟往昔日子一样。但是，考虑到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德国人很可能不会按英国人的方式推理。
7点20分，步兵进攻前10分钟，英国人引爆德军霍索恩岭（Hawthorne Ridge）多面堡地下埋设的炸药。“我所站的地方发出巨大的震动，”一名进行远距离观察的英国士兵报告，“摇摆，倾斜……然后，大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泥土被掀起到100英尺（约30米）的高空。泥土越升越高，与下落的泥土摩擦发出恐怖的咆哮，爆炸地点出现一座烟尘山。”虽然此次可怕的爆炸造成很大的杀伤，但是其效果是有限的，难以弥补的是它实际在给德军传递警告的损失。然后，德国人开始向英国人送信号，一个冰冷的信号。那些被认为已经成为哑炮的德国大炮突然开火，准确地落在英军士兵等待出击的战壕上面。显然，德国人还活着，他们的大炮还在，那些大炮为了获得最大轰击效果而布置得井然有序。7点28分，又有10个英国人埋下的地下炸弹爆炸，但都要比霍索恩岭那个大爆炸小一些。两分钟之后，汽笛鸣响，2万英国士兵爬上地面，向德军阵地走去，他们觉得自己只不过是走向敌人的泥土墓地。
也就在此时，英军的炮火停止轰击德军前沿阵地，这明显有别于从前，一般英军在7点45分停止轰击。此后，英军的炮火转移向较远的目标。本来应该是爬行式的弹幕轰击，让步兵紧随其后，但是，由于管理不当，弹幕轰击移动的速度过快。大部分英军炮弹落在德军背后。炮火轰击方式的改变给德军另一种警告。当德军士兵看到、听到、感觉到弹幕轰击离开自己，他们马上爬出藏身的暗室，进入岗位，把机关枪拿出来准备好。
回到地面，德军吃惊地发现英军的地面弹幕轰击效果也异常有限。德军的带刺铁丝网和木桩几乎都在原处，这点最难以解释。这些没有被摧毁的带刺铁丝网，像往昔一样为德军提供难以穿越的保护屏障。
英军的进攻部队被告知，一旦发现带刺铁丝网被炸开的开口，马上向开口处聚集，所以铁丝网的开口处成为英军的死亡陷阱。仗打到这个时候，英国人奇妙炮击中隐藏的问题才暴露出来。大量炮弹没有爆炸，有人估计有三分之一的炮弹是哑弹，但至少应该有几万发哑弹。在爆炸的炮弹中，榴霰弹居多，炸弹较少，而且这些炸弹的威力较小，无法穿透德军的掩体。导火索也暴露出缺陷。产生这些问题有一部分原因是劳合·乔治造成的，他要求英国工厂匆忙生产，匆忙生产导致质量控制失效，为了增加产量，工厂雇用大量没有技能的工人。另一个原因是黑格造成的，他决定把许多重型大炮留在佛兰德斯，希望有一天能发动对海岸线的进攻。然而，使这些不幸变成灾难的根本原因是英军的高级将领，尽管前线观察员不断警告德军的铁丝网还没有被摧毁，他们仍不听警告。
英国兵出发时并不了解这些情况。他们热情高涨，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对面前的敌人无知。此外，他们都喝了比平时配给量要多的朗姆酒（有些部队能喝多少就给多少），朗姆酒使英国兵感到安全、稳定、迟钝。为了进一步激励士兵，士兵们被告知，军士可以枪毙任何胆敢不前进的人。这样的做法，当时很流行，效果也不错，但从来没有被写入军规。此外，没有一个军官会笨到把有关俘虏的命令也写在纸上。一些参加索姆河战役的部队把处置俘虏的命令制定得毫无歧义：没有俘虏营可用，德国俘虏必须跟着攻击部队一起向前走。
德国人对眼前的景象感到吃惊。英国人没有急行军，也没有利用地面物体闪避，只是肩并肩地前进。他们不跑，只是慢慢地走，就像在做军事列队训练。他们手拿着步枪和刺刀，就好像从古代走出来一样。如果这还不算荒谬，那就听一听给他们的进攻命令：以整齐的行向前进。这是罗林森的主意。他认为自己的部队经验不足，不能以其他方式前进。“进攻要像波浪，”他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要近，这样才能给他们信心。”如果德国人已经被炮火消灭了，这种前进方式还算合理。每一行的行进速度都是每两分钟走100码（约90米）。行动的准确性以秒计算，这样才能与“徐进弹幕轰击”配合。然而，英军的“徐进弹幕轰击”并没有按原计划执行。
根据英军那天的详细计划，士兵不许在离敌人20码（约18米）以外开始奔跑。实际上，奔跑也是不可能的：第一拨的士兵每人负重有70磅（约32公斤）的武器、弹药、工具，带着这么重的东西爬出战壕都非常困难。最后一拨的士兵负重仍然不少，他们的任务是巩固前面士兵占领的阵地，所以携带着巩固阵地用的武器装备，有木板、带刺铁丝网、棍子、机关枪。如果命令他们奔跑，他们跑不动，特别是大地被炮弹炸得到处都是障碍。一个幸存者回忆道：“幻想一下你肩上背着带刺铁丝网卷在炮火下奔跑。”
有些地段的“无人区”深达几英里，另一些地段只有几百码。有些地段的地面向德军阵地倾斜，大部分地面是向着德军阵地的坡地，但所有地段上的英军进攻部队都好像是射击场上的靶子。大部分进攻单位的前进道路上都遇到未破损的铁丝网，一旦因为有铁丝网而无法前进，他们只有寻找铁丝网的裂口，然后所有人从裂口挤过去。所以，英军的前进队形，或者说遇到铁丝网的部分队形，就会出现大堆士兵阻塞现象，几乎是一种停滞现象。
德国人只需用机关枪对准这些人肉堆，把他们成行地扫倒。“我们吃惊地看着他们行进，”一名德国机关枪手说，“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现象……我们只需开枪、装弹，再开枪、再装弹。他们成百地倒下。我们不需要瞄准，朝着他们就射。”
“步兵端着刺刀向前冲，”另一名德国士兵记得，“战场的叫喊声大得难以形容。英国人在冲锋的时候大声喊着口令，发出欢笑声，他们的声音压过了步枪、机关枪的连续射击声，压过了大炮的轰鸣声，压过了炸弹的爆炸声。他们的声音中混杂着负伤者的呻吟和叹息，混杂着乞求帮助的哭喊，混杂着死亡前的尖叫声。英国步兵的攻击一次又一次地被德军的防御击退，就像海浪撞上岩石，只能被弹回。这次战斗表现出双方那种无与伦比的勇敢、勇气、斗牛犬般的顽固。”
第一天的进攻浪潮由6.6万人组成，只有少数几个人接近德国人的防线。一半以上的人伤亡，包括四分之三的军官。有几个部队确实有进展：第三十四师占领20英亩（约8.1万平方米）土地，但损失了四分之三的兵力。在博蒙–哈默尔（Beaumont Hamel），纽芬兰营向英军炸出的霍索恩岭大弹坑冲锋，90%的士兵在45分钟内被射倒。受伤的士兵退回自己的防线，造成后续冲锋部队处于混乱之中。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更多的士兵加入冲锋之中。
到第一天战斗结束的时候，英军只实现了作战计划中第一小时的目标。几乎没有人能走得更远。原计划战斗开始后第一小时必须要占领5个村庄，但这5个村庄都没有被占领。英军中路和左路基本没有取得任何战果。3个准备参战的骑兵师，到天黑时分还没有动弹过。英军有6万人受伤，2万人战死。这是英国战史上最糟糕的一天（英军在滑铁卢战役伤亡8400人，一代人之后的诺曼底登陆，英军伤亡2万人）。德军第一天伤亡8000人，2000人被俘，均不是被罗林森的部队所抓获。
在屠杀最惨烈的中心地带，德军炮手在炮击之中发现自己开始不愿意继续开炮。他们停止炮击，默默地看着英国人带着自己的伤员离开战场。后来，当有些没有能离开的英国伤员开始射击后，德军才恢复炮击。
有两个出乎意料的胜利。在索姆河的南岸，福煦的“铁军”是一支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他们原始任务是防守，但后来取得那种黑格期待中的突破性胜利。这支法国部队撕开德军的防御线，占领了几个村庄，只损失了2000人。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该地段的德军没有后备部队，原因之二是法军的“徐进弹幕轰击”比较有效果。但是，其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法国步兵拥有那种伟大的战史学家西里尔·福尔斯（Cyril Falls）说的“速度、冲锋、战术思想”三种素质。
福煦及其将军没有犯英国人的错误。法国兵在进攻时，可以不带任何与战斗无关的东西。他们在战场上可以跑动，并且上级鼓励他们跑动。他们进攻不走直线，可以随意地走，以一个排为单位运动，从一个弹坑飞奔到另一个弹坑，包围德军的机关枪，而不是面对机关枪进行猛烈正面攻击。然而，福煦没能充分利用获得的优势，继续向北进攻。索姆河和湿软的河岸阻止了福煦。
索姆河北岸的法军，利用同样的战术收获了类似的战果。法军前进保护了最南面的由瓦尔特·康格里夫（Walter Congreve）将军指挥的英国部队的侧翼，帮助这支英国部队向前推进了2000码（约1830米）而到达一个叫蒙托邦（Montauban）的村落。与英国其他部队相比，这个战果可谓惊人。然而，接下来的情况令人沮丧。在蒙托邦后面的战场是一片开阔的、没有屏障的庄稼地。罗林森为了能坚持他制定的“咬住不放”策略，告诉他手下的指挥官“在完成下一个阶段作战准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向前推进”。康格里夫报告胜利，要求允许他继续前进，但没有获得答复。他右边的法军也无法继续前进，害怕单独前进导致自己的侧翼暴露在外。康格里夫的胜利，为黑格的骑兵打通了一条攻击德国人背后的通道。然而，黑格和罗林森有不同的作战思路，这个好机会那天下午之后就消失了。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索姆河战役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此时，凡尔登也处于僵局之中。同样，意大利是僵局，东线也是僵局。
背景：辞旧迎新
奥匈帝国的皇帝患了感冒，体温忽高忽低。1916年11月，弗朗茨·约瑟夫已经86岁了，离他69年加冕礼只剩下几周时间。在欧洲的君主中，只有路易十四的在位期比他的长。
他是个思维狭隘的人，喜欢回忆往昔，有些呆板（他拒绝用电话和汽车），但他在许多方面都算得上是个简朴善良的人。他一生所做的，就是坚守他那位意志坚强的母亲给他定下的规矩。睡前，他要跪下祈祷。早晨一起床，他再次跪下。他盲目地供奉着那些他视为自己义务的东西，从来不考虑他如此的真诚供奉到底能有多少好处。即使年老、咳嗽、高烧折磨着他，他还是在凌晨3点30分醒来，在太阳升起前坐在自己书桌前。除了几次短暂的中断外，他会一直工作到晚上，挣扎着管理自己的帝国，这个由他的祖先开创的帝国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此时正在逐渐坍塌。
厄运的阴云笼罩着曾经快乐得有些放荡的维也纳。弗朗茨·约瑟夫宏伟的美泉宫（Schonbrunn），连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光彩，渐渐地变得阴暗、忧郁。帝国的首相最近被一名社会主义分子刺杀。
病情越来越重，但老人家仍然拒绝休息。累了，他把头贴在桌面上，钢笔落到地板上。过了一会儿，他恢复精神，再次开始处理文书，或者接受下一个官方访客。最后，人们不得不违背他的意愿，把他送到床上去休息。“我仍然有工作要做，”他抱怨道，“明早3点30分叫醒我。”那天晚上，他做了最后的礼拜式。他失去了知觉，安静地死了。
他的死应该算是1916年死去的人中最从容的一个；他不必再看到大战给世界带来的悲惨，他是绝对不会感到愉快的。基钦纳在6月份过世，他的死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他是溺水而死的，他死的时候还担任着英国战争大臣，但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失败的战争大臣。他异常独裁的工作方式完全不适合做内阁成员，保留他的内阁职位是因为他在公众中有英雄的声望。由于伦敦没有人需要他，所以他才能自由地接受俄国沙皇的邀请去访问俄国。他因乘坐的战舰沉没而淹死，他的死具有勇士之死的味道，他应该比较喜欢这种死法。如果他不死，他的未来肯定会与奥地利皇帝一样充满了失望。
12月29日，有一个奇异的人物死去了。那天晚上，修道士拉斯普廷拜访了俄国亲王费利克斯·尤苏波夫（Felix Yusupov），尤苏波夫是沙皇侄女艾瑞娜的丈夫，他继承的遗产比罗曼诺夫家族的还要丰厚。这位年轻的贵族过着相当堕落的生活，追求各式各样的性满足。早在1915年，他就觉得拉斯普廷正威胁着现行的政治体制，而他的家族是这个政治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这个念头缠绕着他，他感到不堪重负。所以，他下决心杀死拉斯普廷。他慢慢地聚集起一个小同谋组织，其中有年轻的大公爵德米特里·罗曼诺夫（Dmitri Romanov），此人是沙皇的表兄。
虽然有许多种说法，但据称吸引拉斯普廷夜晚去王宫的原因是尤苏波夫暗示美丽的艾瑞娜将在王宫侍候他。这个说法能解释为什么那个按世俗标准略显污秽的修道士到达王宫时，身穿着丝绸上衣，靴子打磨得发亮，散发着浓重的香水味。有一种说法是，他到达后，有人给他大量酒喝，他还吃了许多糖果，那酒和那糖果都加入了氰化钾。也有其他说法，负责下毒的人由于太紧张而把烹饪用的粉末当作毒药用了。下毒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那天晚上，给拉斯普廷吃喝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使他处于迷糊状态。拉斯普廷听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音乐，又跳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舞蹈，他不仅没有死的样子，反而建议去彼得堡的妓院逛一逛。
尤苏波夫说旁边一间屋里有一个镶着钻石的十字架，拉斯普廷很感兴趣，起身要去看，尤苏波夫拔出左轮枪，向拉斯普廷背部开枪。拉斯普廷倒在地板上，好像是死了。
尤苏波夫和藏在楼上的同伙怀着不安的心情相互祝贺。过了一会儿，拉斯普廷睁开了眼睛。又过了一会儿，他扑向尤苏波夫。亲王挣脱后跑上楼梯，拉斯普廷紧追其后。尤苏波夫逃入房间，把门锁上。拉斯普廷只好离开王宫。在他走向大门时，尤苏波夫的同伙用手枪向他射击。头两枪打空了，后一枪把他撂倒。枪手走近再射，子弹这次好像射入拉斯普廷的脑袋。尤苏波夫拿着高尔夫球棒跑出王宫，几记重击后，拉斯普廷倒在雪中，又好像死了。尤苏波夫用窗帘把拉斯普廷的身体包裹起来，再用绳索子绑住，丢进大门外冰冷的运河中。后来，警察把他的尸体吊出水面，发现绑住拉斯普廷的绳索已经被解开了。尸体解剖说他是溺死。这说明，他被丢进水里时还活着，而且没有停止抗争。
拉斯普廷的神秘不可理喻。毫无疑问，他是个极度卑贱的人，但他确实有一些奇异的能力。比如，他在死前几天写的一封信，充分展示出他奇异的能力。这是一封给“俄国人、沙皇、俄国母亲、孩子、俄国土地”的信。在信中，他预言自己活不过新年，而写信时离新年只有几天了。他在信中提出警告。“俄国土地的沙皇，”他写道，“如果你听到为格里高利的死撞响的钟，你必须了解如此情况：如果是你的亲戚杀死了我，那么在你的家人和亲戚之中没有一个能活过两年的。俄国人民将杀死他们。”
拉斯普廷被谋杀的消息传开后，有人公开庆祝。虽然尤苏波夫和他的同谋拒绝承认涉嫌此案，但他俩被称为英雄。拉斯普廷掩埋在罗曼诺夫家族的公园内，他的葬礼秘密举行，只有不多的人参加，但是，沙皇、皇后、孩子都参加了。如果拉斯普廷早死几年，俄国的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无人可知。他死的时候，已经无法改变一切。
与此同时，在经过一次难以形容的复杂的争执后，英国各政党分裂为一团毫无联系的碎片，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首相职务被别人取代了。导致阿斯奎斯下台的原因，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两年的战争经历把他锻炼成一名既有技巧又慎重的领导人，他最初领导一届自由党政府，后来又领导新一届的联合政府），导致阿斯奎斯下台的是劳合·乔治，因为劳合·乔治想拥有更大的管理战争的权力。阿斯奎斯无法满足劳合·乔治的欲望，因为阿斯奎斯不想成为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最终难免要摊牌。然而，就在此时，阿斯奎斯的儿子在索姆河战役中战死，这个消息打击了他，他工作时难以集中精力，（“我过去取得的自尊和我未来的自尊，其实都是为了我的儿子，”阿斯奎斯在听到儿子战死的消息后写道，“现在我失去了一切。”）不久，阿斯奎斯工作出现失误，劳合·乔治赶走了阿斯奎斯。
新首相的经历异常奇特，大西洋西岸的人常说他是“只有美国才能有这样的人”！他出身非常卑微，很小即是孤儿，被威尔士的鞋匠舅舅抚养，最初的职业是法律职员，挣扎着才进入律师业，娶了一个农夫的女儿，在27岁时赢得议会选举。他是个有煽动性的改革家，一个主张渐进立法的领袖，一个工人和农民的领袖。他在自由党内的地位上升得很快。1908年，他45岁时，成为财政大臣。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自己树立为反对军费、反对海外用兵、偏爱国内计划的标志。他的这些主张使他蒙受政治损失，因此他意识到不能偏离保守党的政策太远。
1914年7月，有几位自由党内阁成员极力阻止英国滑向战争，劳合·乔治是其中之一。德国入侵比利时后，英国公众的态度迅速转变，他也机敏地跟随公众改变自己的态度。从此，他不仅支持英国参战，而且还极力鼓动英国全面投入战争。他拒绝任何没有最终胜利的和谈，他的这种坚定态度曾引发巨大争议。他是英国《征兵法》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在1915年炮弹供应危机中放弃财政大臣一职，建立了军需部，并担负起管理军需部的责任。
1916年夏天，基钦纳被淹死了。为了获得战争大臣这个职位，劳合·乔治不择手段：如果有必要，他就恐吓他人；如果机会合适，他就欺骗他人。他很快就变得比基钦纳更有权力和效率。年末，他被提升为首相。由于他担任了英国首相，英国就有了一种安全保证，即使大战是一场长期战争，英国也能有一个有力的政治领袖。但是，这也导致英国政府的领导层经常与皇家总参谋长罗伯逊、英国远征军司令官黑格这两位英国主要将领发生争执。
第二十四章 筋疲力尽
一些聪明人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当作了无用的牺牲品，他们有这种想法毫不奇怪。
——澳大利亚官方索姆河战役历史
1916年下半年，激烈的战斗接连发生，这是因为上半年集聚起来的军事力量蔓延以前没有战事的地区所致，但是这些战斗的结果很糟，令人感到绝望。索姆河战役，在经历了第一天的恐怖后，第二天的战斗规模明显变小，不过，这种变化显然是临时性的。7月2日，黑格意识到损失的严重程度，只派遣3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这大约是一天前派出兵力的五分之一。有一点很奇怪，黑格没有派兵去扩大康格里夫在蒙托邦的突破口，康格里夫本人也再次受到限制。大部分前线的战斗都限于令人生厌的夜晚袭击，目的是进入阵地前的无人区寻找尸体堆中的幸存者。在博蒙-哈默尔战场，死伤人数实在太大，有些德国兵在夜晚溜出战壕，默默地帮助英国救援小组挽救伤员。
7月2日，埃弗特将军终于在东线北面的巴拉诺维奇（Baranovitchi）发动进攻，这次进攻是他几周前向布鲁西洛夫承诺的。埃弗特有上千门大炮，每门大炮在步兵进攻前炮击了1000次，他调动了至少26个师的兵力攻击2个奥地利师及8个德国后备师。结果是一场灾难，灾难规模类似于那拉奇湖战役。其中的一个奥地利师在俄国的打击下瓦解，但另一个守住了阵地，后来，德国人前来增援，德奥联军在只损失1.6万人的情况下，给俄军造成8万人伤亡。从此，俄军在北面没有任何能力发动进攻了。
沙皇的军事指挥部把最高进攻优先级赐给布鲁西洛夫，这是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事。所有可调动的部队都被派往布鲁西洛夫的战场。在巴拉诺维奇的战斗结束前，布鲁西洛夫就恢复了他的进攻，并且很快就取得极好的胜利。仗打了4天，他俘虏了4万人，缴获了330门大炮。此时，他的兵力已经以2:1的比例超过对面敌人的兵力，于是他开始向北调动部队去进攻奥匈帝国在科韦利（Kovel）的要塞。
7月10日，斯多夫瓦茨拉夫为了荣耀做最后一搏，他东拼西凑起三个师的兵力，对凡尔登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有少数德军士兵爬上了苏维堡垒的顶部，并挥舞起旗帜。但是，斯多夫瓦茨拉夫已经没有后备部队跟进，法军的大炮响了，德军被驱散。攻击迅速被中止，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仁慈。这次攻击是德国人在凡尔登的最后一次痉挛。不过，双方此后仍然互有杀戮。由于涌现出大量抱怨之声，德皇开始倾听他儿子的意见，斯多夫瓦茨拉夫在战争中的角色被迫改变，德皇把他调到东线做军长。来自索姆河战场和东南战场的求救请求不断折磨着法金汉，他决定向这两个战场增兵。
与此同时，英军在索姆河继续用炮火猛烈打击德军的防御线。一名被俘的德国兵向英国记者描绘了在猛烈的英军弹幕轰击下的经历，德国兵不得不轮流蜷缩在过度拥挤的碉堡内，各种补给也运不到前线。“那些出去的人被杀死，或者负伤，”他说，“有些人的脑袋被炸掉，有些人的双腿被炸断，还有些人的双臂被炸断。我们轮流进入洞内，那些出去的人知道死亡就在外面等着他们，而且可能性非常大。最后，有些负伤的人回到洞里，其中有的伤得很重，所以我们躺在血水里。”
亨利·罗林森计划发动一次新的索姆河进攻，他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勉强获得黑格的同意。他计划在午夜派遣4个师的兵力跨过双方阵地前的无人区（有人保护他们的侧翼），部队暂停前进，等待黎明的微光，当第一缕黎明的微光出现后，英军将发动猛烈炮击，但时间只有5分钟，然后步兵发动进攻。法国人考虑到部队在开阔地带被敌人察觉的可能性极高，拒绝加入。这个进攻计划在7月14日实施，结果是一次彻底的胜利，至少开始时如此。防守的德军只有4个营的兵力，英军迅速打垮德军的第一道防线，部分打垮第二道防线。在这次进攻中，英国骑兵终于参加战斗（自1914年以来第一次），但是由于骑兵的位置离前线太远，他们需要9小时才能抵达突破口。当骑兵到达时，德军的后备部队已经把漏洞给堵住了。德军的机关枪把英国骑兵打得人仰马翻，德军在那天的战斗结束前再次恢复对第二道防线的控制。然而，德军是侥幸脱险。此时，黑格已经放弃力求先取得突破口然后再扩大突破口的计划，不过，他从最后一次进攻中看出德军的兵力开始枯竭。他决定把索姆河战役打成一场持续的消耗战。他的参谋向他夸大德军的损失，他听了后很受鼓舞，于是批准了罗林森在本月稍晚时间发动一次新进攻的计划。
欧洲的战事继续着，新的进攻一次接着一次，就好像血海里的潮汐一样。在凡尔登，尼韦勒力压对有“屠夫”之称的曼京的排挤，将他再次提拔为军长，曼京在罗林森发动7月14日进攻的第二天，派遣一个师的兵力去攻占一个名叫富鲁瑞（Fleury）的村庄。这次战斗彻底失败了，法军损失许多士兵，由于失败过于惨重，贝当不得不加以干预。贝当命令不许再发动进攻，除非他亲自批准，并且明确指出他绝对不会批准一个准备不足的行动计划。曼京和他的上司尼韦勒开始策划一个甚至更大的进攻计划，他俩希望这个计划能被贝当批准。
7月23日，罗林森再次发动他的攻击。参战部队是澳新军团，有许多士兵来自加里波利，他们按照预定目标占领了波济耶尔岭（Pozieres Ridge）。在遭受新一轮巨大损失后，占据波济耶尔岭成为唯一战果，战斗随后又徒劳无益地拖延了两个月。“大部分澳大利亚士兵都是乐观主义者，许多人不愿吐露委屈，他们甚至把委屈深深埋藏。然而，一些聪明人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当作了无用的牺牲品，他们有这种想法毫不奇怪。”澳大利亚官方战史后来评论道。
尼古拉·尤登尼奇（Nikolai Yudenich）是一位与布鲁西洛夫一样具有很高的军事才能的将军，曾在高加索地区打过一系列胜仗。他在7月25日发现有大量土耳其人从两个方向正向他靠拢。于是他发动对土耳其第三集团军的猛攻，这支土耳其军队马上溃败，伤亡人数达到1.7万人，被俘人数也有1.7万人，同时还有数千土耳其士兵逃逸。他随后迎战继续向他压过来的土耳其第二集团军，其中包括加里波利的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所指挥的军队。
7月底，布鲁西洛夫继续攻打交通枢纽科韦利，此举能进一步消损奥匈军队的实力。但是，他的速度被迫放缓，原因是一些老问题：运输能力不足、缺乏补给、缺少后援部队。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新问题，德军从西线调遣来的大量部队陆续抵达。这是一个致命的危险，但是布鲁西洛夫却能以此为荣，因为是他逼迫德国向东线调兵的。3个月前，德军在西线有125个师，而在东线只有47个师。但是，自从德军为了应付布鲁西洛夫在东线制造危机局势开始向东线调兵以来，西线和东线的兵力对比逐渐发生改变。到了8月份，德军在西线留下119个师，东线增至64个师。数10万本来可以在凡尔登战役改变战局的德国部队，被迫来到加利西亚作战。
西线的战局并非像人们12月在尚蒂伊所做的设想那样发展。但是，根据8月份的情况看，霞飞制定的目标似乎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德军的总兵力已经居于劣势。在凡尔登和索姆河，德军都处于守势。在东南战场上，德军与奥匈的联合军队处于守势。奥地利人在意大利也处于守势（8月6日，第六次伊松佐战役开始，打了12天的仗，奥地利有10万人伤亡）。奥斯曼帝国处于危难之中，尤登尼奇的高加索战役和阿拉伯人的沙漠革命折磨着土耳其人。为了描绘一个更完整的大战局势，还需要提及另一动向，法国将军萨瑞尔正向萨洛尼卡的北面调兵遣将，他准备调动25万兵力，包括23个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塞尔维亚组成的步兵师。协约国有足够理由相信一点，只要继续向德国施压，德国很有可能像奥匈帝国一样走向崩溃。黑格有一个信念，德国人已经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和武器维持他们的防御线不受损伤。也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念，他才不断在索姆河敲打德军。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两件事，致使局势发生逆转。布鲁西洛夫给维也纳带来巨大的威胁，这迫使维也纳把所有的军队都置于德国的统一指挥之下。康拉德大声叫喊抗议，但此时已经无人关心康拉德的想法；毫无疑问，如果反对康拉德的人能在后续人选上达成一致，康拉德恐怕早已被解职了。整个东线都置于兴登堡的指挥下，其实也就是置于鲁登道夫的指挥下，他很快就能从波罗的海的消耗战中摆脱孤立。当他获得东南战区的指挥权后，立刻不再强调他的部队是不能调往别处的说法，将他储备的东北部战区的部队调出。几百列火车的士兵、大炮、补给开始涌入加利西亚。随着这些德国部队进入各自的位置，布鲁西洛夫希望重新展开攻势的机会迅速消失了。
就在此刻，罗马尼亚决定投入协约国的怀抱，此前，罗马尼亚一直在犹豫，犹豫的时间足有几个月。虽然罗马尼亚王室是德国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信奉天主教的分支，但是罗马尼亚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协约国。布鲁西洛夫的胜利促成罗马尼亚的决定，特别是布鲁西洛夫占领了布科维纳（Bukovina），这块地方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省，与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地区毗邻。虽说特兰西瓦尼亚对别人来说重要性并不太大，但是对罗马尼亚人来说却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不仅因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混杂人口中有许多罗马尼亚人，还因为这块土地被奥地利人在1868年劫掠走，所以罗马尼亚人渴望吞并它。罗马尼亚人害怕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俄国人将永久占有它。
8月17日，罗马尼亚签署了一个秘密协定，按照这个协定，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协约国承诺归还特兰西瓦尼亚。协约国还答应将动用萨瑞尔从萨洛尼卡带出的军队保护罗马尼亚不受邻居保加利亚的攻击（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渴望弥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不过，就在那天发生了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一支主要由保加利亚构成的部队，在德国将军马肯森指挥下，攻击了驻扎在希腊的一个名叫弗洛里纳（Florina）村庄里的萨瑞尔的军队。萨瑞尔被迫后撤，后撤行动长达三周时间。然而，罗马尼亚人的骰子已经投下。
8月27日，罗马尼亚宣战，宣战那天的晚上，罗马尼亚派遣23个师大约有40万军队通过罗马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之间的穿山隧道。隧道那边，只有3.1万奥匈士兵。从这点看，特兰西瓦尼亚战役没有任何悬念，肯定是一次迅速、顺利的征服行动。
协约国获得50多万罗马尼亚军队，表面看像是大战期间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但它实际上变成最徒有其名的胜利之一。是否接纳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本身就是一件有争议的事，英国的劳合·乔治和俄国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就持反对态度。阿列克谢耶夫提出警告，罗马尼亚军队虽然人多但无用。他还提出警告，罗马尼亚中立时，有几百英里长的战线俄国不必派兵防守，但是，罗马尼亚停止保持中立后俄国将不得不派兵防守。沙皇没有理睬阿列克谢耶夫。相反，他听任鲍里斯·施蒂默尔（Boris Sturmer）的意见。施蒂默尔是个胆小鬼，一个阴谋家，一个不称职的马屁精，沙皇竟在2月份把他提拔为首相（这个决定震动朝野，包括彼得格勒保守派），7月份，萨索诺夫被解职后，施蒂默尔又获得外交大臣的额外任命。施蒂默尔对外交事务并无经验，每个人都瞧不起他，他告诉沙皇尼古拉，罗马尼亚在横扫特兰西瓦尼亚后，将进攻匈牙利。那天，他轻松地说服了沙皇。
罗马尼亚宣布加入协约国，似乎是德国的灾难；对法金汉来说，不是似乎，而是一场真正性的灾难。他曾向德皇威廉保证，罗马尼亚即使最终想参战，也很难在9月前进行，因为罗马尼亚需要等待秋收之后。罗马尼亚的宣战使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突然发现解除法金汉职位的机会，他一直想解除法金汉的职位，因为他不同意法金汉进行的不加限制的潜艇战。兴登堡给了法金汉最后一击，在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的刺激下，他威胁如果不让他做德军总司令他就要辞职。对战局非常失望的德皇威廉，由于无法在政治上压倒兴登堡，只好顺从了兴登堡的意志。8月29日，德皇威廉邀请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来波茨坦面谈。法金汉明白这是一个信号，于是提出辞呈，辞呈没有经过讨论就被接受了。此后，法金汉曾试图挽救自己，他警告德皇威廉，任命兴登堡为总司令就意味着断送德皇指挥军队和国家的能力。此时，兴登堡已经变成公众崇拜符号，而其军事重要性不大，实际篡夺德皇权力的人，不是兴登堡，而是鲁登道夫。德皇威廉，不仅怨恨兴登堡，也蔑视鲁登道夫，他把鲁登道夫看作一个无赖暴发户。但是，德皇威廉别无选择。第二天，兴登堡接受法金汉的工作。法金汉原本希望离职后做一份军队工作，但是实际给他的任命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不久之后，他又获得一项具体任务，就是去征服罗马尼亚，这很可能是鲁登道夫在与他开玩笑，或者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报复。
鲁登道夫被明确授予与兴登堡共同指挥德国军队的权力，但是他不再满足于只做德军总参谋长，他授予自己德军后勤将军的头衔。然后，他与兴登堡一道乘火车去了凡尔登。他简略地看了凡尔登战场，战场的景象让他感到惊骇（整个地区变成枯萎的废弃地，一名法国飞行员把他看到的景象描绘成“潮湿的巨大癞蛤蟆皮”），他做出正式决断，德军将不再发动进攻。
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军队的表现令人感到毫无希望。阿列克谢耶夫曾表示对罗马尼亚军队的失望，罗马尼亚军队的实际表现更加没有希望。罗马尼亚军队缺失训练，没有组织，装备不足，许多师竟没有一挺机关枪。一些怪异的高级军官发布命令，只允许官阶在少校之上的人穿便装。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军队的兵力远远超过对手，本应该能把奥地利人赶走。但是，他们以令人感到极为头痛的慢速前进，为的是等待俄国援兵，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俄国援兵。阿列克谢耶夫对整个事情感到厌恶，坚信罗马尼亚人是不能被保护的，不愿向特兰西瓦尼亚已有的小部队上追加兵力。
罗马尼亚人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怯懦行动为德国人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此外，凡尔登和索姆河比较平静（英国、法国没有准备好下一次的进攻），这个形势也同样为德国人提供了宝贵的时间。马肯森在成功阻止萨瑞尔后，开始把保加利亚人组成的兵力向希腊北面移动，仅在9月份内，就有1500车厢的士兵和装备被迅速地运过匈牙利。就在此时，罗马尼亚战争准备工作不足的问题才充分暴露出来，罗马尼亚军队就像在演一出粗俗的闹剧。马肯森派遣一个小部队进行佯攻，佯攻的目标是威胁罗马尼亚人在多瑙河边特图凯的堡垒。堡垒卫戍部队的兵力要远远超过马肯森的佯攻部队，堡垒的指挥官大胆宣称道：“这里是我们的凡尔登。”一天后，马肯森的部队发动攻击，80%的罗马尼亚守军在几乎没有战斗的情况下投降。没有投降的士兵也逃跑了，于是3个罗马尼亚师的兵力就如此蒸发了。马肯森跨越多瑙河进入黑海边的多布罗加省。马肯森在当地受到欢迎：罗马尼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占领多布罗加省，当地大部分居民是保加利亚人。
无论在何处，罗马尼亚部队一遇到敌人，便马上溃退。有一些罗马尼亚部队由于过于仓促和混乱，竟向自己的同盟军俄国驻多布罗加省的部队投降，俄国感到非常不高兴。阿列克谢耶夫命令当地的俄军指挥官组织起联合防御线，那个指挥官回答说，让罗马尼亚人变得有纪律的努力，就如同让猴子跳米奴哀小步舞。希腊此时也被卷入协约国（临时性的，由于复杂的难以述说的政治阴谋造成的结果），希腊军队也走进战场。但是，希腊军队与罗马尼亚军队一样，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战斗。有一个军团在没有开一枪的情况下，全部向马肯森投降，他们高兴地乘火车去西里西亚，在那里，他们将进驻一个临时军营，安全地躲过大战。面对这种危机，罗马尼亚军队的指挥官从西面调来军队，其结果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兵力被减弱。
9月中旬，法金汉抵达特兰西瓦尼亚，开始担任新成立的德国第九集团军的指挥官，这个集团军集结了许多从各处调拨来的部队。不让他指挥一个军区，而只让他指挥一个集团军，这是对他的侮辱，就是要考验他的能力。所以，他上任的第二天就指挥部队向通向罗马尼亚的穿山隧道进发。与此同时，法国战场和高加索战场都出现新一轮的震撼。9月15日，8个师的英军在索姆河发动进攻，坦克在这次进攻中首次露面。当时，在法国战场上有60辆新坦克；32辆能参加战斗，只有9辆起到暂时把德军战线向后推的作用（最终，这次进攻是一次失败）。丘吉尔曾希望保守这种新武器的秘密，暗中大量生产，直到能装配出足够让敌人大吃一惊的数量，坦克初次参加的结果让他极度苦闷。“我可怜的‘陆舰’以渺小的方式被永久地展示出来了，”他写道，“坦克的概念还算是个胜利。”黑格坚持不愿拖延使用坦克，他不觉得这次进攻失败令人沮丧。他告诉战争办公室，他想尽快拥有1000辆坦克。自此，法国和德国都开展各自的生产坦克的计划。
在高加索，尤登尼奇和凯末尔都属于同一类型的人，性格坚决，个人能力强，他俩相互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攻克城镇，占领城镇，然后再放弃。在希腊，萨瑞尔停止后撤，发动一次针对保加利亚人的反击，再次向北推进。
在此期间，有3个战役打得特别没有意义。意大利开始第7次伊松佐战役，这次战役与前面几次一样，只持续了几天，产生大量伤亡，没有任何战果。沙皇尼古拉给布鲁西洛夫的前线派遣来他的皇家卫队，这支精英部队一般由他亲自指挥（然而，他此次没有跟来），他要求这支部队参加对科韦利的进攻。此时，科韦利已经由德军把守。皇家卫队有14万人，有俄国最好的步兵和骑兵，其兵力超过德国守军，而且大炮和炮弹充足。皇家卫队司令官，是由沙皇亲手挑选的，是一位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公爵。然而，他忽略了布鲁西洛夫的进攻经验，认为堂堂的皇家卫队不值得采取侧翼进攻，他派皇家卫队的士兵冒着德军的炮火正面强攻。战场情况对俄军不利，士兵不仅需要通过齐腰深的水前进，而且还有德军飞机在天上用机枪扫射。这位大公爵指挥官不顾战场的情况，连续发动17次进攻，次次都以俄军被大屠杀结束。战前，没有人向布鲁西洛夫请教。战斗中，布鲁西洛夫除了阅读战报外，只能暗自悲痛。当进攻被迫叫停后，皇家卫队伤亡了5.5万人。当这个灾难性的消息传到俄国国内时，民众的愤怒和怨恨迸发出来。虽然相关的将军被斩首，但是损失已经不可挽回。
在凡尔登，战场相对平静，当然这是按照凡尔登的标准而言。只有一件事是个例外，9月4日发生了一次与不久前德军控制下的杜沃蒙堡垒爆炸一样神秘的灾难事件。尼韦勒把一段1400英尺（约430米）长的铁路隧道用作军营、通信中心、库房、医疗中心、难民营。不知何故，用骡子运输火箭时起火了。火势蔓延到存储手榴弹的仓库，接着引燃了隧道里的燃料库。大火烧了3天都没有得到控制，有500名士兵失踪或死亡。法国兵也寻找各种抱怨的理由。
9月25日，英军在索姆河开始新一轮的强行推进。黑格再次使用了坦克，只有30%的坦克抵达双方阵地前的无人带，其余都瘫痪在路上，英国兵像往常一样在付出极高代价后才占领一个名叫蒂耶普瓦尔（Thiepval）的村庄，这个地方自7月1日起就是主要目标，经过两天的激战后才落入英国人之手。此后，秋天的雨季开始了，天气坏得让英军无法继续推进。
与此同时，法金汉正在扫荡特兰西瓦尼亚。9月底，他在赫曼施塔特给予罗马尼亚军队以沉重打击（从名字上可看出，特兰西瓦尼亚的德国裔居民占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渴望向法金汉提供情报和其他支持）。罗马尼亚军队退回到所谓的特兰西瓦尼亚的阿尔卑斯山之后，在穿山隧道处站住脚，准备与德军做对抗。从多瑙河方向又有20万罗马尼亚军队前来增援。罗马尼亚军队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兵力占优势，二是他们处在高地，周围有高山保护，所以他们似乎可以高枕无忧。法金汉必须穿过他们的防线，迅速与马肯森的部队会合。能实现这个目标，法金汉的全盘计划才有可能成功。但是，冬天开始逼向高原，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在降雪到来前把罗马尼亚军从穿山隧道处赶走，否则他的强行推进将变成僵局。
10月初，持续了3天的第8次伊松佐战役结束，除了伤亡严重外，毫无战果可言。与此同时，法国正在准备在凡尔登发动新进攻。贝当对新的进攻计划表示满意，因而这次新进攻好像不会再是一次浪费生命。10月19日，他允许尼韦勒动用650门大炮（其中有些攻坚炮比德国的大贝莎榴弹炮还要大）轰击德军阵地，一共耗费1.5万吨炮弹。战况与2月份时相反：法军4天连续炮火轰击，德军士兵在间歇性的冻雨中蜷缩着，看着自己的防御线被炸成碎片。10月22日，尼韦勒玩了一个诡计。他命令大炮突然停止轰击，德军本以为法军会像往常一样发动步兵进攻，突然，前线的数千法国士兵按事先安排改成一起欢呼。德军感到完全被愚弄了，揭开一直伪装的大炮，向法军阵地轰击起来，然而，此举暴露了德军大炮的位置。尼韦勒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尼韦勒没有发动步兵进攻，而是命令大炮再轰击一天半。德军原有158个重型炮组，其中68个被法军的炮火摧毁。剩下的大炮，由于经历一年的过度使用，也失去了准确性。法国的新式大炮渐渐地把杜沃蒙堡垒炸碎，堡垒内部起火燃烧。德国防守撤了下去，不再防守杜沃蒙堡垒。
曼京又开始指挥法军进攻。当法军在10月24日早晨发动攻击时，隐藏在薄雾中的法军士兵，在被弹幕轰击保护下前进，他们为战斗做了充分准备（法军在后方建造了一个与杜沃蒙堡垒类似的模型，然后让士兵模仿进攻练习，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贝当的要求）。这次进攻是一次全面的胜利。法军在一天的时间里夺回了默兹河东岸的阵地，德国为了占领这些阵地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伤亡数万人。法军重新占领杜沃蒙堡垒激起全法国的庆祝。9天后，法军又重新占领沃克斯堡垒（这个堡垒也是被德军放弃的，不是法军通过战斗夺取的），法国相信法军在凡尔登赢得了一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尼韦勒在一夜之间成为国家的新英雄，大家都觉得他有改变潮流的秘方。几乎没有人愿意注意一个客观事实，德国人还是占领着默兹河西岸，德军的大炮能阻止东岸法军的进一步进攻。也没有人愿意认真考虑另一个客观事实，德军正在缓慢地、有序地放弃土地。法军占领的小山，都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并不算真正的突破。但是，尼韦勒和曼京渴望再次发动攻击。
黑格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意大利人同样没有完成工作，他们在11月1日开始第9次伊松佐战役，这场战役把1916年的双方伤亡总数提高到14万人）。11月13日，在已经被鲜血浸湿的博蒙-哈默尔，英军利用隧道掘进机挖了一条地下通道直达一个德军多面堡的下面，引爆了埋设好的地雷，接着又有7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占领了该多面堡，并俘虏了1200名德国兵。这场战斗一直持续了6天。11月18日，一场大风雪来袭，战斗终止。索姆河战役也终止了。英军的最后一击，显得有些荒谬。英军指挥官命令部队把战线从刚刚占领的一个山岭推进到山脚下。为了守住这条新防线，数千英国兵在寒冷、泥泞的战壕中，忍受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度过了一个悲惨的冬天。
英军在索姆河战役的伤亡达到50万人，法军是20万人。英国和法国原先估计德军的伤亡是65万人，这一数字历史学家也接受，但是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德国官方的索姆河战役伤亡人数是23.7万人，这个数字与奥地利官方的历史学家数字一致。英国和法国谎报伤亡人数是十分明显的，这可以从公布的西线1916年伤亡报表中窥见一斑：英国，15万人；法国，26万人；德国，14.3万人。
无论正确的伤亡数目到底是多少，许多基钦纳组建起来的部队都有严重减员。但是，英国士兵却变得老练了。德国的损失，虽说不如其敌人的损失那样奇异，但是实际上不应该有如此之高。究其原因，德军在索姆河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官弗里茨·冯·比洛是根源，他曾威胁把那些允许士兵后撤的军官都送上军事法庭，他后来还发动数百次无效的反击。最终，法金汉要负责。“战争的首要原则，”他在命令中说道，“必须是寸土不让；如果失去，必须马上发动反击夺回，即使这时就剩最后一个人，他也要去夺回阵地。”鲁登道夫在第一次视察凡尔登后，命令放弃这个原则，开始引入较灵活的低代价战术。
考虑到大雪一来，整个冬天将无法动弹，所以，法金汉在大雪到来前命令部队强行通过4个穿山隧道。罗马尼亚人此时弹药已经用光，无法抵抗。马肯森从已经被他彻底征服的多布罗加（Dobrujia）出发，向法金汉靠拢。罗马尼亚指挥官把他的军队分成两个部分，同时与马肯森和法金汉作战，防止他俩合拢。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但是超越了罗马尼亚军队的能力。如果俄军能提供支持，也许有成功的希望，而阿列克谢耶夫此时已经变得宽厚些了。他考虑到罗马尼亚的崩溃将威胁俄国，于是他不得不去做他一开始就害怕罗马尼亚参战将迫使他必须做的事。他告诉布鲁西洛夫把战线向东和向南扩展200英里。这个举动能防范德军侵入俄国，但是它分散了布鲁西洛夫的兵力，导致布鲁西洛夫无法继续发动进攻。阿列克谢耶夫企图从东面将部队送入多布罗加，但多布罗加战场缺少铁路，他的动作太晚了。与此同时，萨瑞尔企图再次从南面赶来救助。他曾占领塞尔维亚南部的城市莫纳斯提尔，这提高了人们对他的期待，但是他的推进从此停滞。
12月初，法金汉和马肯森会合了，共同发动了阿尔杰什（Arges）战役，摧毁了罗马尼亚军队。自从罗马尼亚宣战以来，有20万罗马尼亚人被杀或负伤（实际上一半死亡是由于疾病造成的），15万人被俘。那些能跑的罗马尼亚人，向北逃入俄国。德国、保加利亚、奥地利（外加土耳其人派遣来的阿拉伯部队）一共伤亡了6万人。12月6日，他们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大游行庆祝胜利。阿列克谢耶夫派来攻击马肯森的军队，除了只能阻止马肯森从多布罗加沿黑海海岸向北进军，已经无法做更多的事。
罗马尼亚战役的真实战果，既不是敌人的伤亡人数，也不是胜利者的政治宣传。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同盟国从罗马尼亚运走200万吨的谷物、100万吨的石油、20万吨的木材、10万头家畜。所以，罗马尼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在供养德国去打仗。
几乎所有的战斗都结束了，剩下的是最早启动的凡尔登战役。12月13日，约瑟夫·霞飞脚下的政治坚冰融化了。维护他的人再也无法抵御人们质疑的压力，人们质疑他的领导能力，特别是，人们质疑他为什么没有组织好凡尔登的防御。这位马恩河的英雄、受尊敬的巴黎拯救者被调到战争内阁担任一个挂名顾问。为了安抚他的支持者，也为了防止他和他的支持者抵制和抗议，他获得了法国陆军大元帅的名誉。接替他做法军总司令的人，不是他有能力的副手卡斯特劳（他拥有太多的贵族色彩，天主教的色彩也很浓，共和党主导的法国政府无法接受他），也不是实际战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福煦（他也是天主教徒，一个教会的在俗人员，他有一个兄弟是耶稣会神父），也不是有极高能力、极高敏锐力的贝当（他有一种蔑视政治家和同行将军们的习惯，政府与军队都无法包容他）。新总司令是法国的新恋人罗伯特·尼韦勒，他自封为战争天才，因为他认为自己把凡尔登从一场悲剧转化为一个法国的胜利。
尼韦勒升官后的第二天，他的得力干将曼京发动凡尔登战役的最后一次进攻。这次进攻很成功，至少曼京这么看。有1200名德国人被俘，115门大炮被缴获。但是，这次进攻缺少战略意义。第三天，德国人进行了一次反击，夺回失去的阵地。法军这时才真正停止战斗，自德军停止进攻以来，法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4.7万人。
凡尔登战役终于结束了。几个月以来，凡尔登战役变成符号之争。没有人愿意问一问为什么法军要发动攻击，或者为什么德国人必须防守。德国皇储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提出了德国方面的理由。凡尔登洒下太多德国人的鲜血，简单地离开凡尔登战场，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将引发国内的动荡，他写道。而法国人最终为之战斗的不过是荣耀——不是法国的荣耀，而是曼京的荣耀。
虽然1916年最后一次进攻缺少任何真正的意义，却为来年的战争带来一个不吉祥的象征。这个象征，被许多人忽略了。法国士兵再一次拿自己的血肉之躯对抗机关枪，向德军的战壕冲过去，他们又在像绵羊一样咩咩哀怨了。那哀怨的声音在四周回荡。咩，咩，那是即将被处死的人悲惨的控诉之声。未来将会有战斗，还会有阵地的得失，但战士们的哀怨声才是未来的真正象征。
第二十五章 甘蓝和潜艇
我只能劝陛下听取军事顾问的建议。
——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
1916年的冬天到了，同盟国最渴望迅速结束大战。与一年前相比，同盟国此时面对着异常严峻的军事形势：奥匈帝国的军队已经崩溃，难以恢复元气；德军在凡尔登和索姆河被拖累得精疲力竭；艰难抵御布鲁西洛夫的进攻；奥斯曼帝国在北面和南面被打得一败涂地。国内的情况更糟糕。德国和奥地利出现衰败的迹象，许多城市陷入匮乏和绝望之中。不夸张地说，同盟国的儿童正在忍饥挨饿。
早在1916年10月，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就谋求美国总统介入大战，充当交战各方的调停者。这个计划后来证明行不通，伍德罗·威尔逊此时正身陷一场不知输赢的选举之中。此后，贝特曼给欧洲的中立国发去外交照会，宣称德国准备谈判。他虽没有提及任何让步，但也没有限制条件，他以相当威严的口气给德国最近的胜利做了注释，比如，德国征服了罗马尼亚。只有罗马教皇表示支持德国，而各协约国在几天内都拒绝了德国的提议。俄国的杜马通过一份决议，声明只有“在战胜德国的军事力量之后”，和平才有可能。沙皇在给他的士兵的一封信中，以非常轻蔑的口吻把贝特曼的提议定性为“德国绝望的证据”。在伦敦，劳合·乔治说，英国“与其相信不可靠的诺言，不如相信可靠的军力”。协约国的领袖指出贝特曼的提议没有涉及比利时问题，这个问题对英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英国难以容忍德国永久控制比利时带来的安全威胁。贝特曼也意识到不涉及比利时问题将降低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德国领导层内部的分歧迫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那些重要得难以忽视的德国将军和海军上将坚持比利时必须依附德国，甚至变成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鲁登道夫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他说：“比利时在战后必须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依附德国。”
威尔逊总统再次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他的竞选口号是：“他是个能让我们远离战争的人。”当选后，他渴望成为世界和平的调解人。他发出一个外交照会，建议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为了形成讨论的基础，他请交战国说明战争的理由——解释为了获得什么而继续打仗。德国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国家。德国表示支持采取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澄清自己的清白，表示不仅愿意谈判而且愿意参加创造一个新的国际体系防止战争。然而，柏林并未说明如何处理比利时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贝特曼不敢多说，因为公开鲁登道夫的强硬态度肯定会妨碍任何可能的谈判。
贝特曼的含蓄于事无补。协约国认为德国的立场只是一个空洞的姿势，因而拒绝接受德国的提议，继续要求德国撤出比利时和法国。1月10日，协约国领袖加强了他们回复的力量，抱怨威尔逊暗中把“两个交战集团置于等同的地位”，他们认为，德国及其同盟实际上要对战争负全责。他们提出一系列要求，首先必须恢复比利时、塞尔维亚、黑山的原状态，此外，同盟国还要对战争进行赔偿。以同盟国的视角看，最具有威胁性的要求是“重组欧洲”。协约国的重组欧洲意味着，不仅阿尔萨斯、洛林要归还法国，而且要肢解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
接着，双方开始相互揭丑，双方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机会就此消失了。我们无法知道协约国其实不愿考虑军事胜利之外的选项，或者就是企图使开始谈判的基点最有利。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怕说出一些令敌人和本国国民解释为懦弱的话，双方阵营中强硬派决心赢得战争。比如，劳合·乔治知道自己的首相地位取决于保守党的支持，如果自己表现出想与德国折中的态度，保守党将造反。另外，协约国不仅蔑视贝特曼的外交照会，而且蔑视威尔逊的外交照会，协约国的蔑视态度使德国的保守派有了正当的理由反对进一步谋求和平的努力。
德国除了军事手段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这个观点越来越不证自明。但是，德国军事斗争的前途是黯淡的。几周前，鲁登道夫掌控了德军的最高指挥权，他此时已经对西线的战事有了判断。他在东线奋战了两年，因而对战场僵局有不同的看法。他不喜欢眼前西线的一切。“我们的处境极度困难，似乎没有出路，”他后来写道，“我们无法进攻，我们也不能梦想面前的敌人将崩溃。如果战争长时间持续，德国的失败不可避免。”德国受到攻击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协约国在1917年将发动东线和西线进攻。鲁登道夫认为，法金汉为了坚守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阵地，让太多德国人牺牲了生命。无论如何，如果德国保持防御地位，德国肯定无法维持长久，赢得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鲁登道夫看出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找到代价较低的防御方式，二是把战场推向敌占区。德军总参谋部派出最好的参谋研究寻找新防御方式。为了能找到对德国有利的新战场，长期困扰德国的潜艇战之争再次浮现。
截至1917年，欧洲的民众都受到大战的影响，而海上封锁使德国民众和奥匈民众所受苦难程度特别高。从大战开始到结束，法国人的生活受影响最小，生活质量比敌人和盟友都要高。法国政府从来没有严格控制食品生产和流通，原因很简单，法国不必施加控制：法国在战争期间的消费实际上呈上升趋势。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有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有利条件，一方面，运输货物的船只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法国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的港口，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为了抑制人们对战争的不满情绪，把食品进口置于最高优先级作为手段之一。缺少煤是法国唯一涉及范围比较大的问题，原因是德国占领了法国产煤地区，但是，即使这个问题，后来也有所改善。法国也存在一些问题。从1914年起，法国征召四分之一的农民入伍，军队征用数千匹马，并把民用铁路变成军用铁路。但是，法国能较好地管理这些问题。到1917年的时候，法国人还有充足的黄油供应，价格也与大战开始时一样便宜。相反，在德国和奥地利，无论多么高的价格也买不到黄油，只有孕妇和婴儿才有极少的牛奶配额供应。
英国的情况较差。大战前，英国60%的卡路里消费需要进口，但是并非所有事情都令人绝望。英国建立了统一的食品管理机构，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特别是劳合·乔治担任首相后，食品管理变得更有力，所以，英国能对食品供需体系的所有方面都施加控制。然而，1916年仍然出现了食品短缺（那年的收成不好，外加德国的潜艇破坏），劳合·乔治在1917年初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业生产。英国一开始试图推行资源配额制度，施行结果证明无效，于是实施强制性的措施控制短缺原材料的分配。营养水平下降的结果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肺结核死亡率上升了25%，婴儿死亡率也上升了。卫生保健水平也变差了：数百名医生跟随英国远征军离开英国去欧洲大陆，英国国内许多病人和伤员得不到救治。
美国向英国和法国出口大量农产品，美国农业因此而越发兴隆；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农业生产。然而，由于需求大增，美国国内粮食的价格也大涨。不过，有一件事荒谬难解，虽然大战给美国带来富裕、繁荣的市场，但是几个东部城市在1916年至1917年冬天出现粮食抢劫骚乱。
沙皇俄国在许多方面都遭受了失败，糟糕的粮食管理仅是其中一例。俄国有足够的粮食供养其人口，在大战期间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几百万吨的剩余谷物滞留在黑海的港口，准备输送到国外，但无法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另外，俄国在粮食配送上越来越失败，无法把粮食运送进城市里，俄国城市里有大量的难民，包括几百万被俄军在1915年从波兰赶出来的犹太人。大部分铁路运输能力被军队占用，剩余的运输能力处于混乱之中。在大城市中，粮食价格的增幅远远快于工资的增长。彼得堡的婴儿死亡率在1914年和1915年成倍增长。1917年，妇女每天要在工厂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要花费40小时排队为孩子们购买食物。城市里爆发骚乱和罢工——在1917年1月至2月间，有67. 6万工人参加彼得堡大罢工。1916年，军队被派遣去镇压骚乱，但军队拒绝行动。截至1917年，俄国首都只有供几天消费的粮食储备，这座城市成为一个随时可被点燃的火药桶。
在东线的敌对阵营中，虽然德国和奥地利情况不如俄国那样已经接近爆炸的边缘，但是形势仍然是很严峻的，而且问题不仅出现在城市中心。虽然这两个帝国都存在管理欠缺问题，但主要问题是实实在在的物资短缺问题，长时间缺少生活必需品，而且从1917年开始呈蔓延趋势。谁也没有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战争，更不用提打几年的仗了，大战刚进行了几个月，这两个帝国就出现了食物短缺现象。1914年10月，维也纳杀了1万匹马。第二年的春天，德国农夫拒绝执行不给牲口喂粮食的政府禁令，于是柏林的官僚命令屠宰所有公猪。900万头牲畜被杀，其结果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先是猪肉价格大跌，然后是剧烈上扬，而且是持久地居高不下，已经没有足够的供应了。
有几个因素使协约国发动的海上封锁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粗糙，无法进行有效的中央控制，甚至帝国各部分之间都无法协作；巴伐利亚不允许货物输送到德国的其他部分，匈牙利把剩余农产品卖到德国，而不与奥地利共享。战前，德国每年必须进口200万吨硝酸盐、磷酸盐肥料，必须有600万吨谷物做饲料，必须有100万季节性的农业工人。当这些生产要素减少了后，农业生产率开始下降；谷物的产量在1914年至1917年间下降了一半。军队的需求必须优先满足，这个需求的数量巨大，而且缺少弹性，德军每周的需求量是：1700万磅（约7700吨）的肉，6000万磅（约2.7万吨）的面包，1.3亿磅（约5.9万吨）的马铃薯。1915年5月，维也纳爆发第一次食品骚乱，柏林则在5个月后出现。柏林的食品价格在大战第一年里增长了130%，两年后增长了600%。即使是产业工人，他们工资的增长也难以跟上价格上扬的步伐。从1914年至1917年，军工厂的工人工资增长了78%（妇女的工资要低许多），非军工厂的工人工资增长了52%。牟取暴利的行为非常普遍，社会上出现新的百万富翁，他们的暴富招致公众的怨恨。
由于大雨、过早的霜冻、缺少肥料、缺少人工，1916年的收获季节变成一次灾难般的失败，大饥荒蔓延各地。由于极度缺少肉食和牛奶，所以马铃薯变成一种必不可少的食品。但是，德国的马铃薯产量下降了一半，奥匈下降得更多。上千人每天只能排队喝汤。纺织品用纸和植物的纤维制成，鞋用纸盒木头制成，咖啡用树皮制成。数万赤贫的战争寡妇带着孩子们，要排上几天的队领取可怜的定量。德国成年人的食谱非常可怜，有一种奇异的黑色“战争面包”，里头几乎没有谷物，没有肉的腊肠，每周配给三磅马铃薯和一个鸡蛋。为了生存，德国人越来越依赖一种平时人类不爱吃的蔬菜，粗陋的甘蓝。
农作物歉收之后是1916年至1917年漫长、寒冷的冬天，历史上称为“甘蓝之冬”。柏林一家主要医院的内科医师主任报告8万儿童在1916年死于饥饿。在奥地利，一个家庭只允许烧热一个房间，这导致冻伤流行和管道爆裂。在维也纳的街道上，人们用狗拉车，后来，狗拉车也没有了，因为人们把狗吃掉了。匈牙利原来农业产量较高，后来，人们因缺粮而吃马和狗。德国因缺少燃料而关闭学校。大战前，估计每个成人每天平均要摄入3400卡路里；大战期间，下降到1200卡路里。妇女肺病死亡率从每10万妇女14人增加到23人。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患佝偻病、骨畸形、关节畸形的人普遍增多。
“坐在黑暗中最可怕，”一名德国妇女写下了经济封锁时的生活，“下午4点钟天就黑了，早晨8点天才亮。甚至孩子们也睡不着觉。必须尽力哄他们，他们因饥饿而变得烦躁、忧郁。他们上床后，我们在寒冷中发抖，一半是因为饥饿，一半是没有衣服取暖，我们只能不断地想，不停地想。”一名当时还是学生的德国人回忆道：“因为没有肉吃，每个人都想养兔子。我们被带出课堂去帮助农民。我们喜欢这样，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就上不了课了。所有的老师都去当兵了，农村的生活变得很阴沉。很多人都在说：‘战争打得时间太长了。’有些人变得很坦率直言。人们感到战争时间长，德国取胜的希望不大，因为德国国内的条件变得非常困难。”
甚至在征服了罗马尼亚后，所获得的战利品也非常有限，可供德国和奥地利消费用的谷物仅仅增加了6%。在德国、奥地利，曾经较富裕的城市人拿着珠宝、真羊毛织物、真棉织物到农村换取任何还能找到的食物。在维也纳，大约有1万名妇女依靠卖淫维生。政府不断增加每周工作时间，挣不到足够钱养家的工人开始不断罢工，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暴力。妇女成群暴动抢劫商店和政府的粮食仓库。
就在这样一个阴暗的背景下，德国的领导人在1917年1月9日召开了一个关于潜艇战的会议，这个会议给不同意见一个摊牌的机会。当然，德皇威廉参加了会议，他还是帝国的最高战争领袖，但是他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对自己缺少信心。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参加了会议，他俩刚从西线视察回来，他俩视察后的结论是维持西线僵局对德国最有利。参加会议的还有海军的领袖，其中有最著名的海军总参谋长亨宁·冯·霍尔岑多夫（Henning von Holtzendorff），他充满热情地坚持潜艇战是唯一能迫使英国屈服的办法。最后到场的是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他直到会议开始前的最后一个时刻才被邀请。
由于美国施压，德国自1915年9月就停止了无限制的潜艇作战，德国的潜艇舰队也处于停滞状态。贝特曼坚持要对潜艇战进行限制，虽然德皇支持贝特曼，但是，大多数德军陆军将领和海军上将都愤怒地反对贝特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军们对潜艇战所做的估计，也随着时间而发生着改变。1915年初，海军上将们要求取消潜艇战限制，他们说这样做能在6个星期内使英国处于动乱之中。如今，虽然德国潜艇舰队的规模扩大了许多，但霍尔岑多夫却说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制伏英国。贝特曼对此感到惊骇，因为他仍然相信霍尔岑多夫的建议将导致美国参战，他畏惧美国参战的后果。德皇询问霍尔岑多夫的意见。“作为一个军官，我想告诉陛下，”这位海军上将回答道，“没有一个美国人会在欧洲大陆登陆。”
大家都知道鲁登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两周前，他给贝特曼发电报表示潜艇战是“唯一能使战争尽快结束的办法”。他还说：“军事局势不允许我们拖延。”尽管德皇威廉有贝特曼类似的恐惧，但统治者再有权力也难以阻止手下军官的要求。实际上，整个德国都在叫嚷取消潜艇战限制。德国工业界、军队、大多数民众都在忍受英国海上封锁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他们不仅视潜艇战合乎道德和法律，而且认为在现实中是绝对必要的。德国议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反对限制潜艇战，贝特曼几乎是孤身一人在坚持限制潜艇战。
争执迅速得到解决。贝特曼以守本分的态度重新说明自己反对无限制潜艇战的理由。然后，他撤销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我没有能力批评军事专家的判断，他们断定战争无法在陆地上决出胜负，”他后来写道，“考虑到这个事实，也考虑到军事总部宣布已经准备好与美国作战的危险，我只能劝陛下听取军事顾问的建议。”贝特曼屈从后，德皇就失去了继续阻止无限制潜艇战的基础。他移开了最后一个阻止无限制潜艇战的障碍——其实也是美国参战的最后障碍。德国历史致命的一页翻过去了。然而，还有比翻过一页历史书更致命的后果，控制德国政策的权力，已经从德皇及其文官政府的手中，转移到类似于鲁登道夫那样的军人手中。
从德国人的角度看，1月9日的决定是一场根本性的悲剧，这个决定有几个假设条件存在严重错误。霍尔岑多夫错误地评估了潜艇的效果，错误地评估了美国的军事潜力；他的评估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鲁登道夫则错误地评估了俄国还有能力在东线发动进攻。如果潜艇战的决定能再拖延几个月，俄国崩溃的事实将使发动潜艇战变得没有必要。德国使华盛顿感到气愤的主要原因将消失。
既然做出了决定，就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为了证明继续打仗将使英国像德国一样处于挨饿状态，德国似乎必须在1917年的收获季节到来前切断英国的进口渠道。这就意味着8月1日是行动的截止日期，按照霍尔岑多夫行动需要6个月的估计，无限制潜艇战必须在2月1日开始。这些估计听上去有道理，因为估计的方法很简单。但是，基于这些估计推导出的结论简直就是一厢情愿。霍尔岑多夫估计，德国潜艇能在2月份到5月份之间的每个月中击沉60万吨货物运输，在其后的每个月中击沉40万吨货物运输。他相信这么大规模的损失将使中立国家失去向英国运输货物的信心，而英国继续维持战争的能力将就此消失。
霍尔岑多夫的预测在短期内是相当准确的。1月份，即使在允许美国商船通过而不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德国潜艇仍击沉大量船只，总共30万吨货物。取消潜艇攻击的限制于2月1日生效，那个月有50万吨货物被击沉，被击沉的一半以上是英国船只。其后几个月的情况是：3月份59.3万吨，4月份88.1万吨，5月份59.6万吨，6月份68.7万吨。
德国公众对开始潜艇战役感到欣喜，期盼这次战役能取得成功。但是，潜艇战役根本无法成功。英国人的生活变得比从前困难，但是其困难程度远低于德国和奥地利。英国的进口变缓，但是并没有停止。英国人和美国人把许多在大战开始时扣押的世界各地港口中的德国商船投入使用。随着英国人和美国人击沉德国潜艇的技术也越来越熟练，同时躲避德国潜艇攻击的技术也越来越熟练，德国潜艇明显无法产生霍尔岑多夫承诺的回报。最后，事实并不像霍尔岑多夫所说的那样，美国参战绝非是一件不重要的事。
虽然霍尔岑多夫犯下如此大的错误，但是仍保住了职位。尽管鲁登道夫曾用手中所有可能的政治手段支持霍尔岑多夫，但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而且还成为德国事实上的独裁者。只有贝特曼被清洗掉了。
背景：消耗未来
在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催促下，德国议会在1916年批准了《辅助兵役法》，这部法律使全面战争概念提高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按照这部法律，德国17岁到60岁之间的男性都由政府任意使用。战争部可以将没有上战场的男子派往兵工厂，或进行农业生产，或坐办公室。一旦被分配了工作，他在不经批准的情况下就不能擅自离开。不服从的人有可能蹲几年监狱，并被罚款。
同时，由于这部法律肯定会产生大量便宜劳动力，于是政府大量增加订购军品。黑色火药生产定额翻倍，达到每月1.2万吨，轻型炮弹的生产定额也翻倍，达到每月3000箱。机关枪的生产增长了3倍到每月7000挺。步枪的生产提高到每月12.5万支。
这部兵役法的执行情况没有像鲁登道夫希望的那样好。他曾经建议将妇女纳入这部法律的适用范畴，特别要包括没有孩子的战争寡妇，他抱怨说这些寡妇闲混日子。他建议关闭学校和大学。他提这些建议时往往不考虑现实状况，比如，当时失业的妇女人数已经大大超越工作机会，再比如，当时所有健康的适龄男子都已经穿上军装了。实际上，德国议会批准的是一个有删节的文本。然而，即使是删节版，该法律中的条款也难以执行。最后，德国的官僚机构害怕这部法律，工人和工会痛恨它，它变得毫无效果，很快被抛弃了。
新生产定额经常做不到。但是，大战进入第3年后，交战国都在提高生产定额。他们把所有人、生产能力、几代人在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财富都投入到相互毁灭的努力中。大战时间越长，他们投入的越多。各国的实力都有所下降，壮年男子越来越少，而重要的矿产品更少，但是各国奋战到底的决心却变得越来越强劲。几乎任何看似有道理的手段都可以使用，不必顾忌会被指责走极端。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基本问题：所需的钱从哪里来？交战双方究竟如何负担巨大、漫长的战争呢（德国、奥匈、土耳其、保加利亚是交战一方；另一方由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等国组成）？
简单地说，答案是所有国家都无法负担。所有的国家连想都不愿去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屠杀之一，规模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进程，在这进程之中，所有的大国，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从繁荣的堡垒转变成贫困和债务的污水池。大战是走向毁灭之路，财政崩溃是众多毁灭的症状之一。
战争的发展趋势并非无法预见。19世纪，技术进步加速，各国军费大幅增长。未来的全面战争代价如何？这是欧洲各国政府最想知道的大问题。1898年，一个名叫伊凡·布洛克（Ivan Bloch）的俄国人写了一部长达6卷的研究著作《未来战争》，他在这部书中断言大国之间的战争意味着“不是打仗，而是饥荒；不是杀人，而是让国家倒闭、社会组织崩溃”。他预言这类战争持续时间不会长，因为交战国在财力上无法支持。12年后，英国人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大幻觉》，他在这本书中预言，即使是战争的赢家也不可能从战争中获利。安吉尔说：“军事力量，根本无法帮助社会和经济，也无法帮助发动战争的国家变得繁荣。”这个警告似乎可信：当安吉尔的书出版发行时，所有的强国正每年花费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扩充陆军和海军。各国在大战前的4年和平期间一直在增加军费开支，大部分增加军费开支所需的钱要靠借贷。只有英国能平衡其财政预算，因为英国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而且军队规模也比其他国家要小。
没有人能预见到工业化国家有能力连续打几年的仗，即使挥霍尽国家财富也不会垮台。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尔·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个非常机敏的人，但他也是在有了一年的战争经历后，才理解到全面战争不会导致全面的经济崩溃。他在1915年9月写道：“只要一个国家还有人和货品可供政府用钞票购买，如果人们愿意用钞票买东西，他们花钞票所带来的消费增量马上就会被价格上扬所阻止。”他的结论是：国家不会因害怕倒闭而停止打仗。只有等到国家的人力枯竭、自然资源耗尽、战斗意志消失后，国家才会停止战争。大战的发展历程完全证明了他的话正确。
大战开始后，交战国都抛弃有节制发行货币的伪装。早在1914年10月，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劝告战争办公室，不需要每次想买什么都先来找他批准。各国的情况基本一样：各国政府都不担心花钱多，而是担心军事领袖是否在做所有应该做的事去战胜敌人（这意味着买一切可以买的东西）。制定财政预算不再重要。
欧洲强国发现自己不仅无法偿付账单，也无法偿付借贷利息。截至1917年，德国政府的支出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76%；在大战前，这个数字仅为18%。税收只能负担8%的政府支出。同一年，英国的军费开支是国民生产总值的70%，税收是支出的四分之一。由于法国借贷沉重，其军事预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
各国维持信用的策略各有不同，但非常复杂难以描绘。欠发达的俄国和奥匈帝国遇到的问题特别严重。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解决方案就是向较有钱的同盟借贷。俄国从1914年10月就开始向盟友借贷。俄国最终欠英国5.68亿英镑，欠法国35亿法郎，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巨大的数目，约合十几亿美元。德国认为有必要对奥匈帝国慷慨一些，后来对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也很慷慨。大战开始时，俄国政府放弃对酒业实施国家垄断，借以做出节俭、爱国、牺牲的姿态，但是其财政状况因此而更恶化。并且，这个举措的正面效果不佳，反面效果却不少：彼得堡的税收减少了四分之一、诱发出一个巨大的伏特加酒黑市、推高了通货膨胀。
没有一个国家企图通过增加税收来平衡支出、削减赤字。有时也采取提高税收的办法，但是，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吸收流向工人的工资降低通货膨胀，二是为信贷市场提供足够的资金。有时对暴利行业施加新税收，但目的不是增加收入而是赢得公众民心（社会各处都有公众受损而大亨收获壮观利润的情况发生）。税收实际上在减少，而不是增多。各国政府都试图限制工人获得较多的工资去购买越来越短缺的商品，同时帮助有钱人保持财产以备战后重建之用。
同盟国的财政状况首先出现恶化情况，实际上，从大战第一天起，同盟国就不仅失去了商业船队，还失去了海外投资和国际信用资源。所以，这些国家必须通过国内金融机构贷款和发行债券进行国内借款。轴心国的国内借款取得惊人的成功。德国一年发行两次战争债券。德国三分之二的战争花费依靠这种方法负担。
英国和法国比德国具有更大的能力把海外投资取回国内，因为海上封锁使得只有英国和法国能从美国购买和借贷。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英国和法国的财富也在自然的衰竭过程中。纽约和华盛顿开始怀疑英国和法国债务的风险。1916年11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警告属下银行不要购买外国国库债券，这里外国暗指英国和法国。英国的反应接近于恐慌，竟然用不向美国下订单的方式报复美国，并且要求法国采取类似的行动。截至1917年4月，英国每周在美国花费7500万美元，其美国账户透支3.58亿美元，而此时英国的还债能力是4.09亿美元的有价证券和8700万黄金。简单地说，英国此时离破产只有几周时间。
然而，这也是美国的危机。美国制造商和农场主已经过度依赖协约国的生意，美国的银行拥有太多的协约国债务。一旦英国和法国出现金融崩溃（先不用关心英国和法国彻底战败），美国经济将陷入灾难。美国想救协约国的原因不只是痛恨德国潜艇，从实际的商业利益看，美国不参战的危险实在太大了。
有人估计大战最终耗费了2080亿美元——那时一个有技术的工人一天的工资只有几美元。英国最后的账单是438亿美元，法国是282亿美元，德国是470亿美元。三者的结果其实一样。所有交战国的财富都大幅缩水。
大战的最终后果可以用“蚀本”这个词来描述，这个词的意思是从一个国家撤回资本投资。所有的欧洲强国都停止为真正的经济增长投资，而是把钱丢进熊熊燃烧着的战争大锅炉中。英国在1914年前是财富和商业的模范，战后则浸泡在债务中，其民用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欧洲在大战开始时位居世界经济和金融结构的巅峰，而欧洲大战结束后则变成一堆残骸。伊凡·布洛克曾认为世界各国没有能力负担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战争，他在这一点上错了。但是，他对大战后果的预见，是绝对正确的。
第二十六章 新计划
这个计划是为盖罗尔施泰因公爵夫人的军队制定的。
——路易斯·利奥泰
2月24日，法国城市阿拉斯（Arras）附近，英军发现一件异常奇怪的事，对面的德军阵地正在遭受炮火的轰击，炮火来自德军的炮兵阵地。英军派出的侦察小组发现一件更加奇怪的事：战壕里看不见德军士兵，德军的战壕被遗弃了。德军很明显是在用炮火摧毁阵地上剩下的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最非凡、最大胆、最不可思议的战术动作开始了。西线战斗已经打了两年半，双方绝望地紧贴在一起恐怕失去每一码贫瘠的土地，可如今德国人却突然后撤了。德军撤退的规模在一开始时并不清晰，比如，在阿拉斯的德军防线只是移动了很小的一个距离，所以当地的英军认为眼前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德军在进行小规模调整。但是，几周后，德国在从阿拉斯到圣康坦（St. Quentin）之间70英里（约113公里）的战线上后撤了20英里（约32公里）。德军安静地、自发地放弃了从法国人手中夺来的大约1000平方英里（约2600平方公里）的法国领土。这是一块浸透着德国人鲜血的土地。这是一块法金汉在位时命令德军士兵不惜生命必须坚守的阵地。
这次撤退是鲁登道夫的决定，它充满了危险。如果英军和法军对正在撤退之中还没有抵达新防御线的德军发动攻击的话，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这次撤退任务的艰巨性令人难以置信；鲁登道夫的计划不仅是撤退，而且要建立一个比被放弃的防线更加强固的新防线。37万人（德国后备役、德国平民、俄国俘虏）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建筑新防线，他们挖掘战壕，深造可用于隐藏人和武器的地下室，建造钢筋水泥堡垒，竖起巨大的六角形带锋利刃的铁丝网路障。在东面，有17万工人组装好所需的材料，然后输送给建筑防线的人员。这个建筑项目使用1200列火车，运送了钢铁、水泥等众多建筑材料。除了阿拉斯迷惑人的炮击外，大部分工作是秘密进行的。
这次撤退行动的代号是“阿贝利希”（Alberich），取自德国神话中的矮子国国王。这条新防线，协约国称之为“兴登堡防线”。建筑这个新防线的决定，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取代法金汉成为德军联合司令官后做出的。这个决定再次展示出鲁登道夫的大局观念。他在视察了凡尔登和索姆河前线后形成一个结论：德军已经无法发动进攻，太多的德国人力被浪费掉了，当前的防御方针必须扔弃。
“决定撤退非常痛苦，”鲁登道夫后来写道，“这意味着承认自己软弱，提高敌人的士气，打击自己的士气。但是，从军事角度看，必须撤退，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柏林没有巨大的影响力，做出撤退的决定是不可能的。他俩是东线的征服者，人们把他们视为拯救者，在文职政府里没有人敢与他们对抗，就连德皇也不敢与他们对抗。在一系列的危机中，他们总是能按自己的意图来处理危机，如果依靠其他手段无法获得别人认同，他们就以辞职相威胁。1916年底，鲁登道夫要求动员全体平民参战，他的要求并没有完全被满足，但他获得大部分他想要的。那些还没有为军工服务的产业，都被迫为军工生产。军队也进行了重组：鲁登道夫在1916年秋季创立了31个新步兵师，在1917年1月又创立了13个新步兵师；他的主要办法是缩小现有步兵师规模，装备更多的机关枪和大炮。1899年出生的男孩被提前拉入军队。军训报告说，这些男孩的营养不良状况异常惊人。
如果撤退能成功，其带来的好处将是实质性的。新战线从阿拉斯向南延伸，通过苏瓦松（Soissons）和舍曼代达姆（Chemin des Dames，法文原意是“贵妇小径”，因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女儿们喜欢这里的一条由绳索修成的路），形成一个90英里（约145公里）长的大凸出阵地，战略要地努瓦永（Noyon）也被包括其中，从努瓦永到巴黎行军只需几天的工夫。兴登堡防线比原先的防线短了25英里（约40公里），释放出13个师的兵力、50个重型大炮组（大约是一个集团军的军力）。这些兵力可以派遣到其他战场。这次撤退包含了至关紧要的考虑，因为德军的兵力自1916年变得十分困难。1917年初，德军在西线有250万人，分成大约134个步兵师。对面的协约国有400万人，分成大约175个步兵师（由于英国远征军继续扩张，到年底时还有实质性增长）。德军兵力处于劣势的危险逐月增加。
鲁登道夫利用建立新防线这个机会，在崭新的工事上形成一种新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新计划中，已经没有传统的防御线。按照当时的规矩，防御线都是连续的。鲁登道夫的新防线由大量覆盖着伪装的小型钢筋水泥碉堡组成，这些碉堡像棋盘整齐排列，能相互支援，碉堡内有机关枪小组把守。只要条件允许，碉堡都修筑在向上的山坡上，这样碉堡里的守军能向下观察，攻击敌人。碉堡的周围还放置着很高的锋利铁丝网，铁丝网的布局引导进攻者进入较窄的致命通道中，这种布局在索姆河战役中出现过，但当时是偶然形成的。碉堡中的士兵，不必像过去阵地上的士兵那样坚守阵地直至战死，他们只要有效地削弱进攻者的攻势后就可以退却。那种命令士兵用血肉之躯组成不可移动的阵地的残忍老教条已经被废弃了。新防线的用意就是要做到灵活防守、少消耗人的生命。
新防御体系中第一道真正的防御线离后方相当的远，大约在碉堡群后1英里（约1.6公里）的地方，这样敌人的迫击炮和轻型炮火就轰击不到了。第二道防御线再往后1英里（约1.6公里）远，后备部队所处的地方比第二道防御线还要接近后方，这样敌人的大多数炮火就难以造成威胁。一旦前方出现机会，后备部队可以随着发动反攻。于是，新防御体系很有弹性，其设计目标是把敌人吸引进几英里深的屠杀带，此时的后备部队已经全无传统后备的含义，而是一支打击力量，一旦发动进攻的敌人出现力量衰竭的情况，后备部队马上出动最大限度地攻击敌人的弱点。
这就是鲁登道夫为西线制订的1917年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有许多优点，但是存在一个短期风险——协约国有可能在德军撤退中发动进攻。这个风险很大，所以鲁登道夫也有些迟疑，最后还是命运干预才催促鲁登道夫下定决心。
2月初，德国人截取了一份从意大利外交部给彼得堡的电报，解码后才知道这是一份重要电报。这份电报给了德国人一个坏消息，不过这个坏消息并非意料之外：英国人和法国人准备在西线发动进攻。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攻，比索姆河战役还要大，有100多个步兵师参战。但是，这份电报也告诉德国人一个好消息，一个确实很好的消息，这次大进攻不会在4月份之前展开，这给德国人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德国人不仅能完成建筑新防御工事的任务，还能完成调兵遣将的任务。德国人甚至有时间培训士兵如何使用新的防御体系。2月4日，鲁登道夫命令开始撤退，大规模的撤退行动实际上是5天后才真正开始。
兴登堡战线成形后，人们发现“战壕战”这个词太粗陋，难以与可怕的兴登堡战线相配。兴登堡战线以战壕开始，但是战壕里没有士兵把守。战壕有10英尺（约3米）深，12英尺（约3. 5米）宽，是坦克的陷阱，是步兵可怕的障碍。战壕后，大约有5行带刺的铁丝网，每行铁丝网都有5英尺（约1.5米）厚，两个人那么高，行间距有20码（约18米）。其后是碉堡，每个碉堡中有两挺机关枪。在碉堡之后，就是第一道防线，它给予进攻之敌火力打击，这道防线比碉堡要危险多了，因为它由地下的蜂窝状的暗室、暗道组成，上面覆盖着7码（约6.5米）厚的泥土，大炮也难以将其摧毁。再往后，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不到的向后倾斜的山坡上有两排大炮。至此，防御战的水平被提高到一个新层次。这样的防线几乎没有弱点。这个设计表现出鲁登道夫的惊人之处，他有宏大的抱负，充沛的精力，隐藏着巨大的野心。这个设计还反映出他的特征，他胆敢让整个德意志帝国服从他的意志。
英国、法国把进攻拖延到4月，直接为德国实现其新防线提供了条件。
协约国1917年的战争计划的策划过程与1916年的策划过程类似：在霞飞尚蒂伊的城堡中汇集大量协约国军队的高层指挥官，这些将军们渴望恢复攻势干掉德国人。这次会议于11月15日召开，英国、法国、俄国没有花费多少力气就同意同时展开进攻。他们还同意进攻从5月份开始，这样风雪不会影响东线的作战，意大利军队也容易跨越阿尔卑斯山。法国将军罗伯特·尼韦勒此时已经是巴黎的公众人物，凡尔登战役最后阶段的英雄，他提出舍曼代达姆进攻计划，时间是2月份，但他的计划被众人搁置在一边。
这次战争策划会议又重复了前一次会议的失败，究竟英国军队应该在何处发动进攻，指挥官们没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像过去一样，黑格想在佛兰德斯发动攻击，地点就在伊普尔老战场，目标还是夺取比利时的海港（皇家海军的心爱目标，具有不可争辩的战略价值）。霞飞再一次要求英国的重心向南移，接近或者就在索姆河老战场。霞飞的意见再一次胜出，原因还是法国承诺提供大部分进攻的兵力。不过，会议还是存在一些细节争执，这些细节将会拖到未来才做决定。将军们基本上对会议结果满意，即使是黑格也感到乐观。当时还担任战争大臣的劳合·乔治到达尚蒂伊的时候，讨论已经接近尾声，会议已经形成决定。劳合·乔治已经嬗变成英国最坚决的好战者，拥护不惜任何代价获得战争胜利。但是，他此时对西线的伤亡情况感到惊骇，他认为这么高的伤亡不仅不必要而且不值得，他非常不满意。当他发现军界人士没有能力提出任何有别于过去打仗方式的新建议时，他变得狂怒不已。他认为这些人还是在紧紧地抱着“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的遗产”。然而，此时此刻，他无可作为。
在年终前的6周时间里，局势发生惊人的变化。劳合·乔治成为英国的首相。霞飞倒下了，罗伯特·尼韦勒取而代之。突然，尚蒂伊会议的决定不再有重要意义了。
2月5日，协约国领袖在新年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罗马开会。黑格和尼韦勒都没有参加。他俩正在分别准备下一次的进攻计划，黑格仍然寄希望于佛兰德斯，尼韦勒则集中精力攻击舍曼代达姆，不愿让佛兰德斯来分神。劳合·乔治想利用这次会议减少西线战场的血腥程度。皇家总参谋长罗伯逊将军陪同劳合·乔治一起来到罗马。劳合·乔治在会上提议1917年应该优先在意大利发动打击，目标是消灭剩余的奥匈军队，逼迫维也纳退出战争。这个提议使罗伯逊将军感到吃惊和生气。这个建议原先由意大利军队的总司令路易吉·卡多尔纳提出，确实有一定的战略价值。劳合·乔治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就是要让新一轮的索姆河攻势、伊普尔攻势在短期内变为不可能。从时间上看，意大利战役比尼韦勒计划的攻势要早。尼韦勒想在舍曼代达姆发动攻势，并要求英军在阿拉斯提前发动一次佯攻。意大利战役则不同，主要依靠意大利步兵，英国和法国只需贡献大量的炮火就行了。
卡多尔纳发现英国将军极力反对他的计划，于是他变卦了。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对意大利人的计划也不热情，这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尼韦勒绝不会同意。不久前，白里安刚努力免去霞飞的职务，如果他漠视他自己委任的法军新总司令的意愿，他在法国政府中的地位肯定就难保了。虽然劳合·乔治最近刚升官，但他暂时还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他虽已经是首相，但没有几个有权力的朋友。许多自由党的阁员都对他不满，因为是他勾结他人促成阿斯奎斯的倒台，而保守党也一直认为有理由把他视为敌人，许多人认为他的政府只能掌权几个月。至此，劳合·乔治希望发动意大利战役的企图失败了，没有人支持他。离开罗马的时候，他有挫败感，满腹牢骚。
回国途中，劳合·乔治在巴黎停留了一下。在巴黎，尼韦勒去迎接他。尼韦勒毕恭毕敬地向他敬了一个姿势漂亮、略带奉承的举手礼。尼韦勒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他之所以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崛起，一方面是因为他胆大妄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交政治朋友的能力。此时，尼韦勒正用花言巧语哄着劳合·乔治开心，因为他早已听惯了英国将军对他的侮辱之词（黑格背后叫他“杂种狗”）。尼韦勒与来自威尔士的劳合·乔治之间有一些特殊的缘分。尼韦勒，不信天主教，是新教徒，而且他从来不隐藏自己对同胞中天主教徒的蔑视。他的这个特点很吸引法国的共和党人，英国人现在也受到吸引。他操着一口没有口音的英语（他的母亲出生在英国），法军高级将领中就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才。尼韦勒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他脑壳的形状很让劳合·乔治满意，劳合·乔治信奉颅相学，这门学问是一门伪科学，其核心想法是人脑壳的形状能透露他的性格和命运。劳合·乔治研究了尼韦勒脑壳的形状，从中看见了胜利的影子。
尼韦勒解释了他的舍曼代达姆计划。进攻将分多路展开，进攻目标是兰斯附近的德国防线，他极有信心地宣布，这次进攻将在24或48小时内结束大战。法军承担主要进攻任务（劳合·乔治对此高兴），英军则起辅助进攻的作用。这次进攻将沿用在凡尔登战役后期曾创造出辉煌战绩的战术（劳合·乔治并不知道该战术的成功是因为德军放弃凡尔登，而且当时的作战规模也相当小）。对德国的致命打击，由一支突击部队完成（尼韦勒称之为大规模机动部队），该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共27个师的兵力。尼韦勒极力保证说，这次进攻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次凡尔登惨剧或者索姆河惨剧。他给出一个承诺，如果不知何故不可能的事发生了，两天的进攻没见胜利，他将停止进攻。
尼韦勒说服了劳合·乔治。劳合·乔治邀请尼韦勒去伦敦与英国战时内阁在1月15日开会。尼韦勒再次证明他有一种无法抵御的能力，他说服了因遭受1916年至1917年失败而狐疑不决的英国战时内阁。唯一的困难是确定时间。尼韦勒希望越快越好，最好2月份就开始。黑格则建议在5月份开始，原因是他的佛兰德斯计划被拒绝了。最后双方折中：尼韦勒的进攻被批准在4月1日展开，这个日期被记入史册。两周后，鲁登道夫获悉这个日期，于是他下命令将兴登堡防线投入使用。
协约国的领袖于2月26日在法国北部港市加来开会，会议要求黑格在4月份之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全力配合尼韦勒。从黑格在会议结束后写的几封信中可以看出，劳合·乔治曾断然拒绝了法国人提出的一项建议。“法国人提出一个烂计划，让英国人听命于法军总司令，”黑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感谢上帝，劳合·乔治也认为不妥。”不过，这件事值得做一些解释。黑格在战后曾宣称，劳合·乔治曾建议把英国远征军置于尼韦勒的指挥之下。但是，黑格、罗伯逊等其他英国将军拒不同意，并威胁辞职或上军事法庭，劳合·乔治不得不撤销自己的建议。虽然进攻地点不是佛兰德斯，而是在阿拉斯，但黑格仍然控制所有战术问题。他被授予一种特殊权力，如果与尼韦勒意见不合，他可以直接向伦敦申诉。离开加来时，他获得一项更进一步的保证，如果尼韦勒的计划不能获得快速突破，就将被停止，英国远征军将能自由地恢复准备佛兰德斯的进攻。
尼韦勒信心十足。他把自己的指挥部搬进一座属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豪华城堡。他甚至把自己的酒窖也搬进城堡。他像大元帅那样做出各种任命，其中包括在凡尔登战役中跟随着自己的嫡系（“屠夫”曼京也在其中）。他不喜欢的人只能靠边站。福煦被流放到处于休眠状态的瑞士战场。
贝当、卡斯特劳等人变成无人理睬。除了尼韦勒外，别人都不重要。此时的尼韦勒，因为高傲而正处于极度的孤立状态，他继续为他几周后就要开始的拿破仑式的打击进行着各种安排。
就在此时，冒出一个严重问题：几个法国最有资历的指挥官确信尼韦勒的计划没有成功的希望。也许可以把黑格及其手下将军的不积极态度视为酸腐的葡萄而抛弃，但是贝当、福煦、弗兰谢·德斯佩雷都争辩说尼韦勒计划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去迎接一场灾难，甚至阿尔弗雷·米歇勒（Alfred Micheler）将军也有同感（他被任命为尼韦勒大规模机动部队的指挥官）。没有人听这些法国将军的话：劳合·乔治不听，法国总统不听，法国总理也不听。
1916年底，加利埃尼的门生、法国最聪明的殖民地军人路易斯·利奥泰（Louis Lyautey）被从摩洛哥召回，做一次短暂的战争部长视察。当他了解到尼韦勒正在着手进行的计划时，这位法国未来的陆军大元帅表示怀疑，他大声叫道：“这个计划是为盖罗尔施泰因公爵夫人的军队制定的。”盖罗尔施泰因，是滑稽歌剧中虚构出来的国家。但是，还是没有人听取他的意见。3月份，保罗·潘勒维（Paul Painleve）成为战争部长（白里安政府垮台了，原因是利奥泰拒绝与其他政府官员分享军事秘密），他使劲想说服尼韦勒将进攻规模减小、降低期望、削减风险。在能做决策的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劝告。
背景：情感和理智
1917年，士气成为关键的问题，不仅前方的士气重要，后方的士气也很重要。随着牺牲的士兵和平民越来越多，社会感到难以负担。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的热情都很高，可是如今已经没有人还能保持热情，因为人们感到为战争而牺牲生命和忍饥挨饿换不来任何有价值的结果。士兵要求回家；如果不能，他们要求知道为什么。父母要求自己的儿子回家；如果不能，他们要求知道儿子为什么而死。所有人都要求归还自己失去的美好生活。
面对这样的情况，各国政府都采取多种手段应付。各国政府都加大了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力度。各国政府都更加强调宣传工作，鼓励那些虽然不满现实但还没有开始反对政府的人提高其对政府的忠诚度。自1914年8月开战以来，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地改进其控制、操纵信息的能力，使之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先进、覆盖越来越大的范围。这种努力逐渐变成政府必不可少的功能。
宣传做得越成功，战争就越不容易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好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人类和德意志。”英国作家卢迪亚·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宣称。柏林的作家也用类似的语言评论英国。各国的宣传都在说，这场战争无法用政治办法解决，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必须采取以恶制恶的手段，人类的生存和文明在这场战斗中处于危险之中。相信了这样的宣传后，没有人相信这场战争能依靠妥协的办法换来和平。
欧洲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使欧洲各国政府有能力控制舆论，也使欧洲各国有能力打一场世界大战。在所有交战国中，特别是最发达的交战国中，工业化把数百万传统的农业人口带入高速发展的城市。于是，为了使劳动大军有文化，就有了教育城市人口的需要，这需要大幅削减了报纸的成本。社会上出现大量有阅读需要的公众，也就出现了吸引公众的新办法。伦敦在1914年的时候有16家报纸，最大的一家每天能卖出100万份报纸。德国有4000种报纸，这些报纸中的一半是日报，订阅量惊人。
报纸的读者并不一定获得最高质量的信息，但是他们获得的信息是他们的祖辈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现代生活的压力和机会使读者出现政治倾向。人们理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自己有关，他们开始形成不同的政治观点，越来越感到自己有权表达自己的想法。随着战争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比从前更黑暗、更艰苦，政府感到必须花费更大力气说服他们忍耐。
宣传战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大战之初，爱国主义的狂潮不可避免地横扫各国的民众，人们听到和读到的尽是些鼓舞人心的消息：自己国家伟大的军队马上就要取得胜利，自己国家参战有高尚的理由，敌人的丑恶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几乎没有必要，因为许多报纸的老板就跟疯了一样。只有极少数报纸老板持有怀疑态度，并找到合适的途径表达出来。曼彻斯特的《卫报》是少数中的特例，这份报纸说：“英国参加一场危险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使英国损失所有我们感到骄傲的东西，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将一无所获。”后来，这样的少数派也消失了。
英国公众面对大战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大战前的20年里，德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并且崛起为一个海军强国，德国的进步激起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竭尽全力地叫喊。那个时代也有一个类似当今的鲁珀特·默多克式的人物——阿尔弗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他的贵族名字更有名，叫诺斯克里夫男爵）。他拥有几家报纸，定位于不同的公众群。他在自己所拥有的报纸上警告读者德国的威胁。有许多与他竞争的报纸反对他，其中的一个抱怨道：“一种不以事实为基础的反德国心态。”大战爆发后，记者不许接近前线，诺斯克里夫和他的竞争对手都没有抱怨必须依赖官方的信息来源去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他们看不出抱怨的理由。许多人认为他们有责任不告诉公众事实，但是必须保持公众的士气高涨。
1914年8月，英国建立出版局（由温斯顿·丘吉尔建立，他总是以最广泛的眼光看待自己可能的责任），其任务就是决定什么可以出版发行，什么不可以出版发行。此后不久，英国通过一部法律《王国防卫法案》，它规定出版发行“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对敌人有用的”任何东西是非法的。与此同时，英国建立秘密战争宣传局，其任务是帮助外交部向中立国示好。在英国国内，宣传机制相对简单。国内宣传不突出操纵国内舆论的任务，而把工作重点放在防止公开一些有损英国人胜利信心的信息，或者防止公布有损英国远征军形象的信息。由于公众中没有多少人质疑战争的动机，所以国内的宣传相对简单。
大战之初，法国政府把管理战争新闻的任务留给霞飞和他的参谋们。这个简单的新闻体系在大战的前半程效果不错，就如英国一般，其原因也很简单：报纸满足于从军方获得信息，公众之中很少有人愿意质疑或抱怨。德国进入大战的时候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新闻宣传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针对德国国内，而是瞄准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当英国切掉了德国与西半球的电缆联系后，德国宣传攻势被削弱了。从大战一开始，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没有有效的体系塑造本国民众的意见。随着战争不断拖延，德国有许多问题呈现恶化的趋势，舆论控制问题也是其中之一，但舆论控制问题的恶化趋势部分原因与德国社会的一些独有特征有关。容克精英既不喜欢也害怕城市大众，除了只想获得他们的默许和服从之外，其他一概不想要。容克精英不允许公众的意见有影响力。
在大战的头两年里，这3个国家的新闻审查制度虽说严格，但也比较容易维持（取缔不与政府合作的出版物），主要目标是向人民保证战争肯定能打赢，同时把敌人描绘成魔鬼的化身。他们使用的方法很直观，让我们当代人觉得有些滑稽。德国的新闻都有一个固定情节，把德国描绘成正在与一群魔鬼搏斗，这群魔鬼正肆无忌惮地想用阴谋毁灭德国。英国和法国采取本质相同的剧本，剧本的内容是英法为了保护文明正在与企图统治世界的匈奴后裔做斗争；甚至协约国报纸上暴行类的新闻与轴心国的同类新闻有对应关系。英法的新闻报道说德国人为了使法国青年永远不能当兵竟砍去他们的双手，还说德国人强奸幼女、用刺刀挑婴儿。德国公众被告知，俄国人在东普鲁士的湖里下毒药，并切除俘虏的肢体，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挖出俘虏的眼睛。撒谎就如同流行病，许多报纸把俄国压迫犹太人的老照片找了出来，借以证明德国人正在掠夺比利时。即使了解事实的官员也不能免于患撒谎流行病。劳合·乔治在担任首相之前就对公众说：“德国的新哲学就是要毁灭基督教。”
当战争进入第3年后，新闻审查制度又发生改变，而且是向更坏的方向发展。由于罢工和抗议在英国出现蔓延的趋势，英国政府十分警觉，开始把和平主义者和有良知的反对者作为谴责的对象。如果和平主义领导人（许多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以前比较沉默）胆敢在工人集会时讲演，英国政府就逮捕他们。随着工人越来越处于不安的状态（英国军需品生产在1917年5月曾陷入暂时停顿之中），英、法、德都试图掩盖真正的原因：生活成本上扬，在恶劣条件下长时间工作，缺乏食物。在这3个国家中，罢工是叛国罪，政府增加力度迫使公众顺从。
1917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合·乔治自2月份建立信息部，对公众所能获得的信息加紧控制。4个月后，他建立国家战争目标委员会，让前任首相阿斯奎斯担任其主席。这个具有古怪名字的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不是去制定英国的战争目标（英国有意将战争目标变得相当模糊，避免内部政治分歧公开），也不是回应德国的宣传，而是消除国内的不满情绪。英国政府为这个委员会分配了前所未有的24万英镑活动经费，工作重点放在用德国暴行的可怕故事（一般是编造出的）笼罩住工人骚动的新闻。这个委员会的目标就是要说服工人们相信，与野蛮的敌人谈判不可能有和平。
法国在外交部下建立了一个主管宣传的机构，但它的目标是国内民众。它也把主要精力放在报道德国人的暴行上，放在宣传这场大战是为了保护正义和自由而进行的一次十字军东征上，放在描述这场斗争的精神实质上。鲁登道夫使出类似的招数回应，他发起一个名叫“爱国教育”的活动。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提醒越来越气馁的德国民众一个无法躲避的事实，为了拯救文明就必须战斗。鲁登道夫说：“在实际政治事件出现之前，必须进行良好的宣传工作。它应该像一个领跑者一样去塑造公众的意见，而又不留下任何操纵的痕迹。在政治任务变成行动之前，人们必须相信其必要性和道德动力。”鲁登道夫正在演化成一个彻底的现代意义上的将军，一个创新者，一个不仅知道战场战术而且知道如何使用公共关系的军人。
所有宣传的后果都是可悲的。宣传家们使战争的赌注超过理智的限度，他们迫使失败的一方感到自己遭受到可怕的、无法补偿的、不公正的待遇。同时，赢得战争的一方几乎无法理智地对待被自己打败的种群。
第二十七章 革命和干涉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但是必须有人去做。如果我不做，没有人会去做。
——埃里希·鲁登道夫
尼韦勒发动进攻前的6周，发生了两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真正改变世界的大事。第一件事是统治俄国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消亡了，第二件事是美国参战。
像许多历史上的伟大剧变一样，罗曼诺夫王朝寿终正寝既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意外。从军事角度看，俄国的处境在1917年初似乎展示出微弱的希望。虽然布鲁西洛夫的进攻代价很高，却是大战期间最光彩夺目的胜利之一，俄军的指挥官从这次胜利中获取新的信心。冬天来了，俄军在冬天里有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奥匈帝国已经不具有危险性，英国和法国还开始向东线提供援助，援助包括大量武器装备，其中大炮和炮弹居多，还包括各种军需品。德国由于扩张过度而力量变得薄弱，不再像从前那样可怕了。丘吉尔在大战后写道，只要俄国能从1917年开始保持其战线完整无损，俄国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俄军将领则认为俄军能获得更多的战果。当霞飞首次提出1917年的进攻将在多个战场同时展开时，俄军将领毫无犹豫地想加入。霞飞倒台后，尼韦勒接班，他提出舍曼代达姆计划，这个计划成为协约国1917年西线作战计划。俄国人说，一旦尼韦勒发动进攻，俄国将派出70个师的兵力助阵。这些俄国部队将带着数以万计的机关枪和大炮。这些数字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甚至埃弗特将军也表示愿意参战，此人1916年因为胆怯而使德国人逃过一劫。
这些战局发展非常有利，但俄国国内却陷入混乱，有利的战局化为乌有。
1916年至1917年冬天格外艰苦，雪下得异常深，温度非常低，俄国有1000多列火车的蒸汽机车头因冻结而爆炸。俄国的铁路系统一直令人失望，此时更是变得步履维艰。俄国的整体情况基本处于可控状态，但是食品和燃料难以运输进大城市，速度慢得就像水珠滴流。彼得堡不仅是俄国的首都，也是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与内陆的距离很远，这座大城市遇到的问题特别严重。年初的时候，由于缺少能源，许多工厂都停工了。工人们无事可做，在街上闲逛，又冷又饿，既惊恐也愤怒。面包房有面发，但没有办法加热烤炉，所以烘烤不出面包；妇女们排几小时的队也领不到配额食品，无奈只好劫掠。驻扎在彼得堡的数万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些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这些新兵对前途深感迷惑，一些煽动者向他们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呼吁进行革命，从而结束战争。
绝大部分俄国人要求变革，他们强烈要求成立一个部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肩负起原先是沙皇和内阁的责任。但是，人们的希望落空了，几乎整个社会都在期待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很显然，这场变革肯定能推翻现行政权，甚至俄国有特权的阶层也暴露出对沙皇和皇后的敌意。英国总参谋部的高级成员亨利·威尔逊将军在那段时间访问了俄国，他报告道：“无论是军官、商人还是妇女，每个人都谈论弄死他们。”年轻的民主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面对俄国杜马谈及废止沙皇时说：“如果其他方法不行，就应该用恐怖主义的方法。”杜马成员一起欢呼，并答应为他提供袒护。报纸在报道他的讲话时做了删节，但他的言辞却传遍首都，大家拍手喝彩。2月23日，杜马主席在结束了与沙皇的会晤后说道，他认为他俩之间没有必要再进行会晤，因为革命就要来临。沙皇尼古拉躲藏起来，不做回应。民政机关判断一场起义在所难免，警察开始配置机关枪。
沙皇尼古拉感到既疲倦又孤独，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失去采取行动的能力。他很可能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在内心做好迎接的准备。他在整个冬天都住在彼得堡附近的皇村，与皇后亚历山德拉和孩子隔离开来。除了皇后外，所有接近他的人都乞求他任命一个新内阁，但他没有行动。对他有影响力的皇后劝他保持独立，采取残忍的手段。他离家去军队总部后，皇后给他写信说：“你要坚强，俄国人民需要你坚强。每次遇到困难，你总是表现出爱和宽容，现在，你要让他们感到你的力量，这其实也是他们正在要求的。最近，许多人告诉我，俄国需要皮鞭。这非常奇怪，但是斯拉夫人的本性如此。”然而，沙皇对皇后的诉求也无动于衷。接近他的人都说他变得疏远、超然，好像对现实漠不关心。他总是耐心地听被别人不断重复的诉求，神情茫然地微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亚历山大·普罗托波波夫（Alexander Protopopov），是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都信任的官员，他是一个笨得让人感到滑稽的人物，他把操办降神会这件事看得比自己内部大臣的职责（包括向城市提供给养）还要重要，为了帮助亚历山德拉与已故的拉斯普廷取得联系，他举办数次降神会。普罗托波波夫是一个奇异的宫廷骗子：他会跪在亚历山德拉面前声称他看见耶稣就站在她的背后。
3月7日，星期三，尼古拉突然宣布第二天将去杜马，并且声明有意愿任命一个新内阁，他的这一举动让有理智的政府官员燃起希望。然而，那天晚上，他又宣布他必须立刻去军队总部，不能去杜马了，他在短时间内食言。几小时内，他离开首都。他的离开有两个可能性。其一是迫于妻子的坚决要求。亚历山德拉认为，如果尼古拉顺从杜马意愿，那他就软弱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其二是尼古拉为了躲避亚历山德拉的不断骚扰。东线的战事处于冬眠期，他去军队总部其实无事可做。这说明他去军队总部就是为了躲避所有令他烦躁的东西。他也许处于沮丧状态，或者已经决定听天由命。他一走，局势开始发生剧烈变化。
星期二，街上的示威游行像往常一样变成骚乱和抢劫。哥萨克骑兵部队被派去恢复街上的秩序，沙皇习惯于派遣骑兵控制不守规矩的群众或持不同意见的群众。这次派去的哥萨克骑兵，主要由年轻没有经验的新兵组成，军训只完成了一半；他们年长的弟兄们，如果没有战死，此时也滞留在东线战场上。这些哥萨克士兵没有像往常那样带着鞭子去制伏聚集在一起的人群。相反，他们并未攻击抗议人群，而是加入到大部分人是妇女组成的人群之中，向人群表示自己不会带来危险。
星期五，聚集的人群更多，骚乱更加暴力。一些在首都活动的极左翼组织的领导人，在遭受了几年之久的残忍镇压后，此时突然变得大胆起来，呼吁进行大罢工。
星期六，抗议人群和哥萨克士兵都出动了。哥萨克士兵接到命令向抗议人群开火，但是他们把枪口对准了警察。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具有震动性的事件，哥萨克士兵对当前政体的忠诚结束了，俄国内阁处于恐慌之中。阁员们给沙皇发电报请求辞职，要求沙皇返回彼得堡，立刻组建新政府。沙皇的回电与此时的局势毫不相关，显得异常荒谬，他在电报中说：“在此与德国和奥地利开战的困难时期，我命令发生在首都的骚乱明天结束。”
沙皇电报中提到的“明天”到了，3月11日，星期日，街上实际上较平静，行人很少。尼古拉离开首都前，给了他的新任首相一份他签了字的命令，要求解散杜马。他还给这位忠诚但无能的彼得堡老官僚一条指示，如果有必要，可以保留文件不予公开。这位老官僚就在这个时候把沙皇解散杜马的命令给了议员们，议员们立刻投票同意不予理睬。于是，议员们实际上成了革命者。
星期一，数万士兵加入抗议活动。有许多士兵干脆开小差。还有一些士兵与平民一起发动新的骚乱。首都的巨大武器库受到攻击，武器库被占领，武器遭到劫掠。数千支步枪流散到城市的四处，流入革命者手中。秘密警察的法院和办公室被焚毁。监狱被攻破，犯人获得自由，有的逃跑，有的加入革命。
3月13日，星期二，沙皇尼古拉终于离开军队总部，乘坐火车回彼得堡，旅程长达500英里（约800公里）。他的行程很慢，原因是他命令火车走曲线避免影响开往前线的部队和军需品，这个举动本意很善良，但实属愚蠢。越靠近首都，就越能看见更多混乱的征兆。最后，前方的报告说暴力事件频发，无法进一步前进，这列皇家火车在离目的地还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火车停在一个名叫普斯科夫（Pskov）的乡下小镇，尼古拉和随行人员躲避在一个铁路站场里。
有些军队高级指挥官给沙皇发来电报，要求他必须交出皇位，身在高加索的大公爵尼古拉是发电报的高级军官之一。沙皇似乎不感到惊奇，他只关心妻子和孩子，他们此时已经成为囚犯，驻守皇村的4万禁卫部队也起义了。他的5个孩子都患了麻疹，这种病在1917年并不是一个小病。沙皇皇后此时已经无法与沙皇取得联系，她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很快，她恢复理智，把精力投入照顾女儿们和12岁的儿子中，安排饭食，保证两个住在地下室仍然效忠的哥萨克士兵有温暖的寝室住。与前几年疯狂的自我毁灭不同，她此时展示出力量和镇静，努力帮助她的家庭度过生活留给他们的最后几个月时光。
3月15日，出现了两个俄国政府。一个是杜马推出的政府，这个政府由36岁的司法部长克伦斯基担任领导。另一个是由士兵和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政府。这两个政府在同一栋建筑内设立运作中心，尽管处于相互竞争之中，但都同意沙皇必须退位。沙皇的内阁成员并没有与杜马作对，竟然可怜地要求杜马把他们逮捕起来从而保护自身安全。几个来自彼得堡的代表，前去会见尼古拉，争取获得他同意退位的签字。代表团刚见到沙皇的时候，沙皇一开始是同意在退位书上签字的，但他后来又变卦了。代表团要求他把皇位移交给儿子，他说自己可以退位，但坚决不把沙皇之位移交给儿子。他知道身体虚弱的儿子亚历克西斯由于有血友病而难活得长久，到时候将会有陌生人来接管皇位。尼古拉坚决不同意这样的结局。
于是，皇位移交给尼古拉的弟弟迈克尔。迈克尔是一个软弱的人，罗曼诺夫家族把他视为一个败家子，因为他曾秘密与一个离过两次婚并育有一子的平民妇女结婚。这位新沙皇就是迈克尔二世，他此时感到革命和骚乱会危及自己的生命，立刻宣布退位。他声称有意愿在未来恢复皇位，条件是必须给他一个人民选出的议会。至此，罗曼诺夫王朝终于结束了。杜马的临时政府宣布将大战进行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前任沙皇尼古拉此时表现得极为大度，毫无保留地支持临时政府。他在军队的告别书中说：“无论是谁，如果他现在梦想和平，或者乞求获得和平……他就是祖国的叛徒。”
世界各国很快知道俄国帝制终结的消息。这个消息让伦敦和巴黎很高兴。美国政府中那些渴望参战的人也非常高兴。英国和法国从一开始就感到与独裁的俄国建立同盟关系令人困窘，因为英国和法国希望把这次战争描绘成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斗争，与俄国同盟使得解释战场战争性质的工作变得非常复杂。现在，俄国显然将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比原先的沙皇俄国更愿意参加大战。协约国内部变得更纯洁了。
在俄国，有许多人认为俄国帝制终结是一场悲剧，还有更多的人因此而欢呼雀跃。“天堂里的上帝，这是奇迹的奇迹，事情发展太快了，”一名在医院工作的士兵在日记中写道，“欢乐和焦虑使我无法工作。我向所有怀疑者解释这些变化是好事，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上帝啊，沙皇尼古拉及其独裁政府不存在了，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打倒社会渣滓，打倒一切旧的、邪恶的、讨厌的东西。这是新俄国的黎明，真是令人高兴和快活！……警察被抓起来了，他们的武器被没收了。上帝，请世界永远如此。”
沙皇退位的时间，比德国宣布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时间晚了6个星期。这个剧变马上证明了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决策的错误，德国的政治体系随即发生坍塌，其严重程度几乎与俄国政体改变的程度相当。德国的政治体制把几乎全部权力赋予极少数精英分子，而这些精英分子与整个德国社会脱节，他们即使在大战前无法制定出适合整个德国社会的政策。然而，即使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德国的帝国制度下很少能出这样的人才），德国的体制也会在极度封闭的情况下运作，缺少合适的机制去适应环境，缺少自我调整机制。俾斯麦之后，德国的领导层失去能与俾斯麦匹敌的力量和才智，同时又没有其他阶层的人才可以吸收利用，所以，德国在战争的压力下，其往日的独立自主变成一种可怜的孤立，而不再是强大。德国政治在1917年的状况是：文官政府无法控制军队，也无法与军队的指挥官竞争，整个德国不仅表现为政治和外交上的无能，也表现为对自己无能的无知。于是，德国产生了由埃里希·鲁登道夫一个人领导的独裁统治，他的上台不是什么人的宏大构想，更多的是众人的默认，尽管他是一个德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将军之一，但是缺乏政治智慧、经验、技巧。
鲁登道夫的独裁统治很快就给德国带来灾难，灾难的严重程度足以抵消他的军事成就。第一个灾难发生在10月。这次灾难的根源是因为鲁登道夫本人总是迷恋于不惜任何代价去强化德国战争机器，他的这种迷恋其实就是一种被称为“战争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一个战争社会主义式的社会中，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份资源都必须投入到战争中去。德国缺乏人力资源，不仅军队缺乏士兵，国内经济生产也缺乏工人。在鲁登道夫拥有最高权力之前，就有数千比利时工人被迫转移到德国工厂做工。德国资本家需要更多的工人，鲁登道夫决定满足资本家的需要，他的这个决定在他去西线视察的时候就做出了。他设置了转移20万人的限额。首相贝特曼和其他政府官员都反对，甚至德军驻比利时的指挥官也反对，指出鲁登道夫的计划很可能不能带来更多的工业产出，反而变成一场政治上的惨败。当时，协约国正在不知疲倦地把德国描绘成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
鲁登道夫对这些反对意见置之不理。10月底，对战争没有直接贡献的比利时工业被关闭，大规模的充军运动开始。在3个月内，有6万多名比利时人被用牛车运输到德国，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健康条件不好，运输条件也非常恶劣。最后，就像反对意见所说的那样，整个充军运动毫无实际效果，德国不得不放弃。但是，截至此时，德国的国际声誉已经被严重损害。自从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后，美国公众憎恶德国，这次充军运动彻底关闭了美国公众改善对德国态度的机会。
不久之后，鲁登道夫又犯下第二个大错误。11月初，德国决定从1915年驱逐俄国人所获得的土地中拿出一块土地，建立波兰王国。鲁登道夫不是这个计划的始作俑者，由别人提出这个想法，他抓住这个想法后强力推行，而且是不顾首相贝特曼和其他政府官员的反对。从这点看，建立波兰王国与比利时充军运动非常类似。德国此举有深刻动机，波兰人被俄国占领，处于分裂状态已经长达几代人，波兰王国是德国人送给波兰人的礼物，德国期望波兰人能感激德国人，从而使波兰人渴望与同盟国一起战斗。这个计划的提出者为了吸引鲁登道夫接受建议，声称能立刻征募5个师的波兰新兵与俄国打仗，也许最终能征募到100万人。此时，不顾一切想征募新兵的鲁登道夫，无法听进比他更了解波兰人心理状态的人士的意见，猛扑向那幻想中的波兰兵源。
这个计划注定要失败。长期的沙皇统治使波兰农民痛恨服兵役。德国承诺的“王国”是一个十分含糊的概念，太虚假，难以吸引任何人为德国打仗卖命。这个王国大战结束后才建立，国王并不是斯拉夫人，而是一个德国人。此外，王国的领土只是原俄国统治下波兰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被德国和奥地利吞并。还有一些土地本不是波兰人的传统领土，而是从俄国剥离而出的。王国的军队处于德国的指挥之下，德国不许王国在不经德国同意的情况下与别的国家建立条约。
这样的安排极为荒谬，其结果一望而知。整个波兰只有几千人应召人伍，组成了几个营的兵力，没有上一次战场，在大战结束前就解散了。这个事件虽然有趣，但它却有灾难性后果。1916年的夏天和秋天，首相贝特曼向彼得堡发送多个试探性的建议，探讨单独签署和平协议。俄国的回应较含糊，沙皇尼古拉没有兴趣，但还没有给予彻底的回绝。鲍里斯·施蒂默尔在这段时间里担任彼得堡政府的首相和外交大臣（虽然他多次被控告反英拥德，但竟然能担任两个高级职务。俄国皇室中一直有拥护德国的派别，大战都进行了两年了，这个派别还存在）。俄国人的自信心在失去波兰后受到打击，陷入忧伤之中。彼得堡政府一直把波兰视为俄国在欧洲的安全需要，失去波兰深深地威胁到了俄国人的安全感。德国宣布建立波兰王国，就等于宣布波兰再也不能成为俄国的一部分。于是，德国就失去了与沙皇俄国建立单独和平条约的可能性，而德国当时迫切需要与俄国停火。德国的举动引发俄国各界的不满，使得俄国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决定继续与德国打仗。从长远来看，德国削弱了俄国临时政府的力量，实际上变成了为布尔什维克上台铺路，那样的结局给俄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要比给德国带来的多。鲁登道夫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值得为鲁登道夫说一句公道话，他曾介入外交事务，闯入政治领域，甚至干预工业管理，他这样做的动机似乎不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而是为了打赢战争，他对德国统治体系的惯性和无能感到异常失望。他曾对皇储威廉悲痛地说：“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但是必须有人去做。如果我不做，没有人会去做。”
德国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在1917年前3个月中没有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最初的事件是德国决定恢复无限制的潜艇战，在这件事之后，德国又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实践证明这些错误的后果非常严重。最严重的后果是美国向德国宣战，假如当时领导德国的政府是一个更有能力的政府，这个严重后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亚瑟·齐默曼（Arthur Zimmermann）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他接替戈特利布·冯·贾高成为外交大臣，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因为感觉贾高太倾向于支持贝特曼而将贾高解职。齐默曼并非毫无经验之辈，也非自私自利之徒；大战前，他拒绝担任外交大臣一职，因为他不想与德国议会打交道，不愿应付伴随外交大臣一职而来的漫长令人头痛的工作。他很有魅力，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包括美国驻柏林大使，这位美国大使本不喜欢德国，也不喜欢德国人。但是，齐默曼恰巧是那种过度自信的人，他能把一种自己本无任何有用经验的专业，当作自己最熟悉的专业来看待。大战爆发前几年，他从远东回德国，需要坐火车跨越美国大陆，他在旧金山和纽约停留了几天。后来，他把自己当作美国问题专家，许多从来没有跨越过大西洋的德国人相信他的说法。这些德国人宁愿忽视德国驻美国大使发回的警告电报。约翰·冯·伯恩斯托夫伯爵（Count Johann Heinrich von Bernstorff）担任德国驻美国大使已经8年，他知道曾经爆发内战的美国绝非可以随便嘲弄的国家。
从德国决定取消潜艇战限制的时间算起，直到向公众披露这个决定，这其中有几周的时间，齐默曼想方设法寻找德国的优势。他设计了一套方案，希望争取到墨西哥和日本作为德国的新盟友，其实这两个国家根本不可能与德国结盟。同时，他希望使美国陷入北美洲的纷争之中。于是，他给德国驻墨西哥的大使发电报：
我们将在2月1日展开无限制潜艇战。无论美国是否保持中立，我们都将开始。如果局势不顺利，我们计划把墨西哥变成同盟，同盟的基础是：同时并肩打仗，同时享受和平，真正的财政支持。我们认为墨西哥希望夺回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具体的协议由你制定。
当我们肯定与美国开战后，我们通知总统。我们建议总统应该主动邀请日本跟进，同时在日本和德国间进行协调。
请总统注意一个事实，我们的无限制潜艇战有可能迫使英国在几个月内乞求和平。
——齐默曼
齐默曼原来想把这一计划通过潜艇送过大西洋。但是，计划的潜艇航行被取消了，他改为用密码电报发给华盛顿的伯恩斯托夫，让他转交给墨西哥大使。德国的跨大西洋电报联系在大战之初就被英国海军监听，齐默曼使用了一条英国拥有的供美国总统威尔逊与德国进行可能的和平谈判专用的电报线。齐默曼像德国政府中所有人一样，不知道英国海军已经能破译德国的电报，不知道所有柏林送出的越洋电报都被英国海军破译。所以，英国皇家海军与伯恩斯托夫几乎同时看到了齐默曼电报的内容。当英国情报头目看到还没有完整破译的电报时，他立刻意识到德国人给了协约国一个具有极大威力的宣传武器。不过，他认为自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让美国人知道齐默曼电报的内容，而同时不让德国人知道德国密码已经被破译？他决定把电报锁进保险柜，甚至不上报英国政府。这封电报要在那里隐藏五周的时间，它是一颗有待引爆的炸弹。
1月22日，此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不仅不知道齐默曼电报，也不知道德国恢复潜艇战，他在议会发表演讲时谈到海洋自由的神圣性质，谈到他构想出的能消除未来战争的国际联盟，谈到他所希望的以没有胜负区别结束大战实现和平的主张。英国和法国曾希望威尔逊能明确表示只有粉碎德国后世界才有可能有和平。现在，威尔逊拒绝做类似表态，英国和法国既蔑视他又痛恨他。德国大使伯恩斯托夫连续向柏林发电报，乞求他的政府回应威尔逊的和平条件，延缓宣布潜艇战，给威尔逊足够的时间召集一个国际会议。即使威尔逊没有能办成这件事，伯恩斯托夫认为德国所展示出的合作愿望也能赢得美国人的好评。然而，他的意见没有人理睬。不久之后，德国海军上将们说已经没有时间改变既定计划，第一艘潜艇已经出海，无法召回了。
1月31日，郁闷的伯恩斯托夫按照指令，向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宣布德国将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并为此表示歉意，然后退下。他此时早已预见到结局，开始做返回德国的准备工作。
2月2日，威尔逊与内阁开会，他发现内阁成员一致支持美国参战。威尔逊回应说他还是希望美国不参战，只做一个和平调解人。那天，美国班轮“休萨托尼克号”被德国潜艇击沉，没有人员伤亡。
2月3日，美国中止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并把伯恩斯托夫的护照归还给他，让他离境。记者们把伯恩斯托夫堵住，他说：“我这辈子再不做政治了。”
局势在接下来的3周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参议院领袖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呼吁美国参战，威尔逊总统在美国是否参战问题上保持沉默。美国东部海港被装满货物的船只塞满而水泄不通，船主害怕命令他们出海。通往这些港口的铁路线也开始淤塞，无法卸下运往欧洲的大量货物。农民、制造商、工人、运输商、工会、大公司都因为成本上扬而开始尖叫起来，容易腐烂的货物开始腐烂，销售下降，工作机会消失。所有人都在等待白宫的决定。显然，德国的潜艇战也没能说服威尔逊总统参战，这让许多人感到震惊，而同时也让另一些人感到高兴。公众也没有对是否参战形成统一意见。美国东部支持参战的人多，其他地区反对参战的人多，还有几百万的人犹豫不决。
2月23日，英国情报部门找到一种方法掩盖获取齐默曼电报内容方式的办法（假装在一艘截获的船上发现一份拷贝），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把这份电报拷贝交给美国驻伦敦大使。随后，电报拷贝被转交给美国国务卿兰辛，他一直支持美国参战，他高兴地把电报拷贝呈送给威尔逊。
总统狂怒不已。兰辛劝说他先把电报保密，等待获得最大披露效果的时机。
2月26日，威尔逊再次向议会发表演说，他这次要求议会批准给美国商船装备海军炮火。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由于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反战进步人士罗伯特·拉福莱特策划了一起阻挠议事活动，参议院无法进行投票。参议院和各地的支持战争的派别沸腾起来，他们骂拉福莱特及其同盟是叛徒，骂威尔逊是懦夫。
2月28日晚上，获得了威尔逊的批准，兰辛把齐默曼的电报交给新闻界。第二天早上，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各大报纸的头号标题均是齐默曼电报，整个美国震动了。这个新闻只有一个瑕疵：因太具有震撼性而让人不敢相信。反战人士谴责这是一条伪造新闻，一个英国捏造出的谎言。许多美国人更相信反战人士的谴责，而不愿相信德国外交大臣能做出这样的事。
美国民众争论了几天后，还是齐默曼自己出来为协约国解了围。齐默曼是德国官员中最喜欢与新闻界交流的人，面对记者的质询，他愉快地承认电报是真的。当然是他发出去的。为什么不发呢？他天真地问。显然，他就是想在美国宣战时才使用这封电报。
3月7日，总统深深地把自己隔离起来，不与任何人见面会谈。3月12日，他再次露面，发布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武装美国商船，从旁路绕过拉福莱特的阻挠。此后，他再次隐退。全世界都屏住呼吸等待。3月18日，3艘美国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两天后，威尔逊召集内阁会议，再次询问阁员们的意见。阁员们对他说参战。
4月2日，威尔逊对议会发表演讲，他告诉议会战争不可避免，原因是必须“给民主一个安全的世界”。他的这个宣誓值得永远记忆。
众议院批准了《战争法案》，373票支持，50票反对。
4月4日，参议院批准同一法案，82票支持，6票反对。
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
背景：哥萨克人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能去欧洲大陆参加大战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仅是一种冒险，不仅能给民主一个安全的世界，而且还能向旧大陆展示新大陆的优越。
旧大陆毕竟老了：疲惫、愚昧、腐败。相反，新大陆的人既自由又勇敢。协约国在两年的时间里竟不能打败邪恶的势力，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旧大陆的堕落，现在是美国人向英国人和法国人展示如何结束战争的时候了。
如果美国人想在欧洲寻找与自己有相似形象的种群，就是那种粗犷、各个都是牛仔一样的个人主义者、拥有为独立而战的历史的种群，他们只能在欧洲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找到。与美国西部传说中的英雄最相近的族群是生活在俄国大草原上的哥萨克人，这个说法极具讽刺意义，因为哥萨克人是俄国沙皇压迫人民的最淋漓尽致的代表。
当彼得堡处于分崩离析之中的时候，被派遣去街上恢复秩序的人是哥萨克骑兵，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有哥萨克人，俄国人早已习惯于此。实际上，多半是哥萨克人在故意制造冲突。他们是沙皇高压政治的实施者，是鞭打农民和犹太人的行凶者，是罗曼诺夫王朝摧毁目标的大头棒。
哥萨克曾经是专制代名词。对那些不太了解俄国历史的人来说，哥萨克能唤起他们的想象：步枪和马刀，靴子和马鞍，髭须杀手和宽大粗糙的帽子。1613年，哥萨克人帮助罗曼诺夫家族登上皇位，并征服了西伯利亚。1812年，哥萨克人从背后袭击了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部分俄国骑兵是哥萨克人。
托洛茨基（Trotsky）称哥萨克人是“古老的征服者和惩罚者”。但是，这个说法只说对了一半。托尔斯泰在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哥萨克人中间，他说哥萨克人的本质是“热爱自由”。
哥萨克人不像欧洲的任何民族——他们与俄罗斯人截然不同，但也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明显不像容克一样的德国贵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哥萨克人的领土像是一个能烧熔任何东西的热罐子，向一切勇敢者或者说足够绝望的人开放。没有比美国西部提着枪的强盗更贴切做哥萨克人的比拟了。
15世纪，甚至可以说16世纪之前，根本没有哥萨克人。蒙古人成吉思汗强行闯入中欧，控制着从匈牙利一直到中国北方广袤的大草原，哥萨克人此时才出现。蒙古人的扩张停止后，分裂为几个部分，拥有俄国南部和乌克兰地区的民族叫鞑靼人。这些喜欢打仗的游牧民依靠抢劫生存，不断袭击以莫斯科为中心向北延伸的俄罗斯人领土。他们不仅抢财宝，而且抢俘虏，然后把俘虏运到奥斯曼帝国的市场上叫卖。对俄罗斯人来说，鞑靼人代表恐怖，鞑靼人控制的土地是野蛮的黑色深渊。
16世纪，沙皇在巩固对俄罗斯公国控制的过程中，把农民的地位降低为农奴，农奴是地主的财产，地位与奴隶相去不远。农民们自然不高兴。然而，他们的出路只有三条：服从、去死、逃跑。除了向南去鞑靼人的地盘，别无他途。那些逃跑的人，肯定都是俄罗斯农民中最大胆、最富于挑战性、喜欢依靠自己的人。离开莫斯科的控制后，这些俄罗斯农民与鞑靼人战斗，逐渐地向鞑靼人学习，逐步支配鞑靼人，最终与鞑靼人合并在一起。一种新的人种现象产生了：这些人由难驯服的信奉东正教的基督徒骑马武士组成，他们是斯拉夫人和东亚人融合的结果，他们依靠手中的剑生存，不接受任何人的统治。
早期的哥萨克人（名字的渊源神秘难以寻踪，很可能是漫步者和自由民的组合）创造出一个奇妙的社会。与周围的族群不同，哥萨克人异常民主。即使是妇女也有明显的自由。族群的成员都有选举权，选举出的哥萨克首领只担任1年，所以权力不会集中在一个人手里。任何人只要宣布名义上接受东正教，就可以加入哥萨克社会，逃跑的奴隶可以，鞑靼游牧人可以，俄罗斯人也可以。种族不重要，人种也不重要，财产共享，没有世袭精英。
随着哥萨克人的数目增多，力量增大，哥萨克人变成一支令人不安的潜在威胁，同时也成为潜在的同盟对象。沙皇很高兴让哥萨克人充当介于俄国和南部、东部传统敌人之间的缓冲。后来，沙皇想把哥萨克人的地位从盟友变成臣民，这自然导致冲突。哥萨克人拒绝发誓效忠沙皇，这引来争执，但是莫斯科允许哥萨克人占领他们征服到的土地（西伯利亚就是一例），条件是征服的土地在形式上变成俄国的一部分。于是，哥萨克人占领了大量的土地。哥萨克人与沙皇的矛盾关系一直都存在，但是这种矛盾关系在俄国最后一个王朝的第一个皇室成员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时期表现得最简单、最疼痛。经历了几年的混乱之后，哥萨克人帮助米哈伊尔登上俄国皇位。后来，米哈伊尔派遣一个代表去哥萨克人占据的土地上要求屈服，那个不幸的使节被放进麻布袋，丢进了顿河。
17世纪和18世纪，俄国发动多次对哥萨克人的战争，哥萨克人也不断发动起义。哥萨克人的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被吸收进俄国，哥萨克人的一些特征也逐渐消失。哥萨克人的首领需要由沙皇任命。一些最强大的哥萨克家族拥有大量土地，成为拥有土地的大贵族，成为俄国模式的翻版。甚至农奴也被引入哥萨克的领地。然而，老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每个哥萨克男人是独立武士的传统就没有消亡。不过，哥萨克人付出的代价也极高。哥萨克年轻人要为沙皇服兵役20年，后来变成30年。每个哥萨克人要自带马匹和武器，这对普通哥萨克家庭来说是个沉重负担。哥萨克人有另一个令人感到悲哀之处，他们蔑视外人，于是沙皇利用这点把哥萨克人转变成镇压工具，甚至是种族大屠杀。在1648年至1649年的一次大屠杀中，哥萨克人杀死了30万犹太人，这个罪行只不过是哥萨克人浸泡着鲜血的罪行史中的一个。每一个哥萨克士兵都获得了奖赏，在结束数十年的兵役后，沙皇赐予了土地。
然而，哥萨克人不愿永远做杀人的机器。在1905年至1906年革命期间，哥萨克骑兵团举行兵变，不愿充当踩灭农民和工人革命烈火的角色，哥萨克人与罗曼诺夫王朝之间的默契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沙皇后来解散了不忠诚的骑兵团，危机才被化解。当大战在10年后到来时，哥萨克人再次准备好出击。这次，哥萨克人被全体动员，所有年轻男人和中年男人全部上战场，这导致极大的家庭问题。哥萨克人组成了俄国骑兵一半的兵力，俄军总参谋部非常愿意派遣哥萨克骑兵去迎战德国人的机关枪，哥萨克人在战争中比大多数俄国人遭遇到更多的灾难。1917年，当哥萨克士兵再次被召集去镇压起义时，他们已经是忍无可忍了。他们站在革命者一边，让革命的烈火继续燃烧。
沙皇尼古拉和他的帝国有许多死亡的征兆，但哥萨克叛变这件事是最清晰不过的死亡征兆。
第二十八章 尼韦勒的进攻
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叫怯懦。
——阿尔弗雷·米歇勒将军
1917年的前3个月，欧洲各战场没有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这实在让人惊讶。不过，仍然有数以百计的士兵被杀，但都不是在大型进攻中发生的，士兵们的死就像是预先设定的日常程序似的，每天双方无意识的胡乱炮击和枪击杀死许多人。士兵们每天晚上都要在前沿阵地走动，许多人被对方杀死，这样的血腥事件由于发生得太频繁而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
4月6日，巴黎附近贡比涅森林里，法国政治领袖和军事指挥官聚集在总统普恩加来的铁路卧铺车厢内。会议的议题是正在迫近的进攻，按照尼韦勒将军的说法，这次进攻将结束大战。然而，会议的目的不是完成进攻的计划工作，而是决定是否展开这次进攻。在反对的人中有阿尔弗雷·米歇勒将军，他是凡尔登战役的老兵，尼韦勒委任他指挥一个集团军去攻击舍曼代达姆。新任战争部长保罗·潘勒维（Paul Painleve）也反对，他自上任的第二天就在劝说尼韦勒回心转意，尽管还没有成功，但仍然在努力着。4月之前，他一直在乞求尼韦勒不要发动进攻，他向尼韦勒保证即使不发动进攻也不会有人低估尼韦勒的价值，因为德国已经撤退到兴登堡防线了。只有法国总统普恩加来有权做最后决断。
不进攻的理由占有绝对优势。美国肯定要参战，美国参战生效的日子就在贡比涅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这意味着法国可以让疲惫不堪的法军休息，等待美军的到达。尼古拉二世倒台后，俄国将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俄国人的士气将会恢复到从前水平。另外，法国在1917年将有机会恢复体力。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德军已经撤退到兴登堡防线，潘勒维和其他人不断地指出，德军的这一举动实际上使尼韦勒进攻计划的假设失去了合理性。德军的防线变短了，防御力加强了，许多尼韦勒计划攻击的地点，德军已经主动放弃了。德军撤出的地区变成一片荒野；鲁登道夫在撤退时采用了当年俄军撤出波兰时采用的焦土政策。德军破坏了被放弃的大小约为1000平方英里（约2600平方公里）地区的每一座建筑物、每一棵树、每一段铁路、每一个十字路口。协约国只能缓慢地接管德军遗留下的荒芜。如果发动进攻，英军和法军只能攻击兴登堡防线的两端，英军由黑格指挥，地点在西面的阿拉斯附近，而大部分法军在几英里外的东面。英、法难以相互直接支持。
法军进攻的焦点是舍曼代达姆，这是个令人感到恐怖的目标。德军的防线安排在一条树木繁茂的山脊之上，山脊脚下是埃纳河（Aisne River），由东向西流淌。法军防线后的公路和铁路，其走向很不合适，不是朝着前线，而是横向的。尽管困难很大，尼韦勒还是建议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从而制伏德军。当霞飞第一次提出1917年进攻计划的时候，他建议在60英里（约95公里）宽的战线上发动攻击。尼韦勒认为，凡尔登战役最后一个阶段证明成功的战术，也适用于更大规模的战役，所以，他把战线宽度增加到100英里（约160公里）。与此同时，德军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战斗，增加了舍曼代达姆的兵力，从原先的9个师扩大到38个师。尼韦勒低估了德军的力量，他甚至说，德军越多，他就有机会消灭更多的德军。
黑格心存怀疑，但他的怀疑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劳合·乔治不仅蔑视黑格，而且还盲目信任尼韦勒及其计划。一些法军中最有经验的将军也心存怀疑。但是，自从尼韦勒被提拔为法军总司令后，这些将军的意见马上变得不重要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很容易被说成是一种卑鄙的嫉妒。潘勒维认定灾难即将来临，要求辞去内阁职务，但被拒绝了。现在，他来到贡比涅，做最后一次努力。尼韦勒再次不理睬他的意见。尼韦勒说，如果不许他发动进攻，他就辞职。普恩加来考虑到，如果尼韦勒辞职，那就意味着他领导下的另一届政府又垮台了，他希望这次进攻能帮助俄国人和意大利人重整旗鼓，在受到新总司令的绝对信心的鼓舞下，他告诉尼韦勒可以进攻，从而结束了有关是否进攻的争执。
进攻于4月9日开始，有4个军的兵力同时进攻，3个来自英国，1个来自法国，地点在索姆河老战场的北面。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把德军在舍曼代达姆的后备部队引来救援，但是这次进攻又不仅仅是一次佯攻，还有其他目标。其一就是希望黑格的部队能突破德军防线，然后向东移动，与尼韦勒的进攻会合。一旦两军会合，他们就能合力把皇储威廉的集团军连根拔起，赶出法国。像索姆河一样，英国的准备工作规模很大，也非常细致。英军运来206列火车的碎石料铺设英军防线后的道路，花费几天的时间准备了2800门加农炮和重型榴弹炮，每12码（约11米）的距离就有1门大炮。
黑格手下的加拿大部队战斗准备做得特别好，战斗演习也做得特别好。发动进攻的那个早晨，他们顺着阿拉斯下面像蜂窝一样密布的地下沟堑前进到离德军防线仅有150码（约137米）远的地方，德军竟然未发觉。他们冒出地面开始冲锋时，前进的速度与“徐进弹幕炮击”也配合得很好。德军此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舍曼代达姆的法军身上，完全没有想到英军发动如此大的进攻。在几小时内，受惊的德军基本上被赶出了维米岭，维米岭的地位很重要，控制着阿拉斯东面的广大农村。此后，由于有大风雨和德军的后备部队增援，英军前进的步伐减慢。
一名英国炮兵写道：“我们向前进，道路条件很差。运输弹药和军需品的工作需要在齐膝的黄褐色烂泥中进行。马匹的肚皮都挨着泥了。晚上，我们把马匹系在大车旁的尖木桩上，第二天早晨，这些马匹能深陷到肢关节处。我们不得不杀死许多匹马。食物定量很少，我们需要吃甘蓝。我钻进法国人的掩体，这些掩体是法国人在1917年用过的。我拿了一些法国人两年前留下的食物，全发霉了，但我还是吃了，没有什么不良感觉。我们获得一些较幸运的军士昨天抛出的杂物中夹杂的面包皮，把外面的黑泥刮掉，然后吃掉了。一个人需要靠两片饼干熬过一天的四分之三时间。”
黑格的进攻持续了几周时间，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尼韦勒，部分原因是第一天的胜利使他相信突破的机会就在眼前（他在所有进攻中都有这样的感觉）。协约国的伤亡并不严重，这当然是跟索姆河战役的伤亡相比较。但是，黑格一直坚持进攻到5月中旬，伤亡率此时攀升到每天4000人。他还试图把骑兵送入战场，但英国骑兵能上战场时，德军也准备好了。德军的大炮和机关枪大规模地屠杀英国骑兵和他们的马匹。
从战略角度看，阿拉斯之战胜负难断。黑格有理由说自己胜利了：维米岭是一个有价值的战利品，德军被迫从战线各处抽调数万部队前来增援，英军进攻的前3天战果令人兴奋，一共俘虏了1.4万德军士兵，缴获了180门大炮。英军在不同的地段前进了不等的距离，基本上在3至6英里（约5至9.5公里）之间，对西线来说，这算是重大进展了。然而，英军没有取得实质突破，没有能与尼韦勒会合。当英军结束进攻时，德军伤亡18万人，英军伤亡15万人。在伦敦，劳合·乔治对新战果感到厌恶，因为这一仗消耗如此多的士兵却获得如此少的战果。
鲁登道夫对战果感到惊慌。4月9日是他的52岁生日，为了表示庆祝，参谋人员为他准备了一个晚会，此时，阿拉斯战报送到了，他拿着战报回到僻静之处独自研究起来。表面看，战斗结果表明他的新防御体系失败了，比如，英军取得的初步胜利，特别是德军失去了维米岭。他后来回忆道：“我曾经有信心迎接敌人的进攻，现在则感到沮丧。难道这就是我们过去半年努力和艰辛的结果？”然而，细致研究发现，德军第六军的司令官使用新防御体系时犯了错误。路德维希·冯·法肯豪森（Ludwig von Falkenhausen）将军没有按指令执行。相反，他继续使用双方西线老兵在过去两年半中熟悉的战法。他试图用人海战术和连续战线阻止加拿大人的进攻。按照新指令，他应该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加拿大人攻占阵地前后撤。他把德军第二条战线和第三条战线安排过于靠近前沿阵地，它们与第一条战线一样被英军的炮火打碎，接着被步兵进攻蹂躏。他的后备部队离前线有15英里远，危机来临时，这么远的后备部队只能是远水救不了近渴。
然而，那些执行了新防御指令的地段都有满意的战果。进攻者被引诱进一个屠杀地带，德军的大炮和机关枪就像用耙子耙地一样大量杀伤进攻者，然后发动反攻。德军的损失被控制在允许范围内。情况搞清楚后，法肯豪森立刻被解职。德军迅速加倍努力保证新防御体系能在法军发动舍曼代达姆进攻时发挥作用。
4月16日，早晨6点，尼韦勒发动进攻。从开始至结束，这次战斗就是新旧两种战法之间的对抗。一方面是最传统进攻，持续一周的大规模大炮轰击，大规模的步兵向视线之中的目标艰难行进；另一方面是德军的新防御体系。战斗很快演变成潘勒维和其他人所害怕发生的情况。尼韦勒把他和曼京夺取杜沃蒙和沃克斯的战术当作这次战役的核心想法。然而，这次战役的规模比夺取杜沃蒙和沃克斯的战斗要大得多，事实证明他犯了错误（尼韦勒没有考虑一个具体情况，德军当时已经准备放弃破损严重的堡垒，后撤到更坚固阵地上）。在许多地段上，法军士兵需要首先渡过埃纳河，然后攀爬陡峭的有浓密林木的山坡，山坡上密布着参差不齐的沟壑，当然还有德国人的铁丝网。整个山坡上布满德军的机关枪碉堡，这些碉堡掩埋得很好，也有钢筋水泥保护，法军的炮火轰击不能摧毁它们，当法军士兵进攻时，德军的火力倾泻到他们头上。德军的第一道防线在越过山顶后山背后的山坡上，因此法军的大部分炮弹飞过他们的头顶而没能伤及他们。德军的后备部队离前线足够远，使尼韦勒的大炮够不着他们，但是又没有远到无法快速进入战场。
从纯兵力角度看，优势完全在法国一方。尼韦勒有3个集团军一共53个师，大约120万人，这三个集团军都投入最初的进攻之中。但是，其中有27个师被用为“大规模机动”作战，一旦有突破口，这些部队就要冲上去扩大战果。为了应付这种进攻，德军在舍曼代达姆附近安排了21个师，另有27个师用作反击力量。德军自1914年就占领着这道山脊，知道它的每一寸土地，有两年半的时间根据需要修建防御工事。德军的指挥官是皇储威廉，他和参谋官们都熟悉尼韦勒在凡尔登的进攻招数，他们有一个冬天的调整时间适应尼韦勒的战术。此外，德军占据着制高点。
法军派出120辆新坦克，结果毫无战果。德军制定新的战术规则，每一个炮位必须有一门炮对进入视野的坦克予以轰击。这个战术的破坏性极强：第一天就有52辆法军的坦克被炸成碎片，另有28辆被炸坏。剩下的坦克，如果没有陷入德国人挖的壕沟，也陷于泥沼之中了。
天气对德国人有利。法军发动进攻前的夜里就开始下雨，然后变成雨夹雪，这几乎是一种在当时的季节不可能的天气情况。在许多地方，法军没能够靠近目标。在有些地方，法军以英雄般的气概付出巨大牺牲前进了2.5英里（约4公里）。一名法军坦克军官写下自己看到的进攻：“一场暴风雪横扫我们的阵地。我们第一批伤员从前线下来了，他们来自第八十三步兵团。我们围住他们，他们告诉我们敌人的阵地很坚固，敌军拼命抵抗。有一个营确实抵达科尔尼耶山顶，这也许是我们见到过最勇敢的行动，但是该营士兵大批被杀，也没有能够抵挡住德军的反攻。一个胳膊吊起、额头有带血绷带的伤员坐车驶过我们的时候大声叫道：‘德国兵仍然把守着格锐森林，我们用手榴弹攻击他们。’
“一个没有了钢盔的中尉，穿着破烂的军装，胸部受伤，缓慢向我们走来。
“‘你们坦克应该跟着我们。我们看到完好无损的铁丝网。如果情况不是那样，我们就能向前走远了，不必在铁丝网前面厮杀。’
“‘我们走不动，’一名拿步枪拐杖的活泼下士叫道，‘有太多吼叫的机关枪，我们没有办法对付。’
“‘德国兵知道我们要在此地发动攻击，’那个中尉继续说，‘他们的战壕塞满了兵。’”
法军向前推进的距离由德军大防御体系决定。中午时分，德军从后面调动后备部队和轻型炮向前移动。当时已经遭受猛击的法军处于疲惫之中，又一次遭受打击，不得不后撤到早晨的出发点。一天战斗结束后，法军平均向前推进了1公里（尼韦勒估计第一天法军能前进10公里）。法军的规模机动部队没有机会出动。索姆河战役的战况再次出现。
第二天，尼韦勒再次发动进攻，分两路以钳形之势出击。一支部队向东北方向运动，谋求与另一支发动进攻的法军部队合拢。战斗结果是彻底失败，法军的进攻力量先被德军防御体系吸收，然后德军发力将法军逼退。曼京指挥钳形攻势的另一支，向西北方向推进，取得了进展，占领了几座重要性不大的村庄，但是，曼京无情的进取心也无法阻止法军的败落，最后也被赶回出发点。法军被打乱了。尼韦勒不断做计划，取消计划，再计划，他的大规模机动计划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等待中的法军士兵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准备去死的紧张后，变得身心交瘁。
战争部长潘勒维在4月19日再次干预，试图阻止尼韦勒继续进攻。尼韦勒为了使计划获得批准而答应，如果在48小时内没有突破战果，他就停止进攻。潘勒维拒绝这个要求。第二天，尼韦勒发现他的前线部队处于崩溃的边缘，士气和弹药都处于危险的低点，懊恼的他决定暂缓进攻。稍后，4月21日，出现一场新变化。曼京的前锋部队是来自非洲的精英部队，士兵们高喊：“和平！结束战争！让那些对战争应该负责的人死去吧！”军官们感到震惊、窘迫。其他部队的士兵一起酗酒，拒绝上前线。
4月25日，大量谣言涌现巴黎，谣言中的法军伤亡比实际伤亡数大了许多。总统普恩加来命令停止在舍曼代达姆的进攻，从而羞辱了法军总司令。尼韦勒则以极不光彩的方式回应。他谴责曼京进攻失败，撤销了曼京第六集团军司令一职。然后，他开始谴责米歇勒。米歇勒从一开始就认为尼韦勒的进攻毫无希望，并且不顺服尼韦勒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尼韦勒的指责，愤怒的米歇勒以蔑视的口吻予以毁灭性的回击。“我从来没有停止警告你，你竟敢让我对失败担责任？”他质问道，“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叫怯懦。”
进攻终于停止了，法军的伤亡人数达到27万，其中包括10万人阵亡。德军的伤亡总数是16.3万人。双方都难以负担如此大的伤亡。这次进攻毁了尼韦勒，主要原因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承诺太多做不到的事。4月28日，潘勒维提拔贝当为法军总参谋长，要求尼韦勒辞去法军总司令一职。尼韦勒又有惊人之举，他拒绝辞职。相反，他继续大肆谴责别人。后来，贝当被任命为法军总司令后，他仍然拒绝辞职，他以自我羞辱之举结束自己的一切。此时，贝当面临一个截然不同的危机——法国士兵的兵变四处蔓延，法国似乎无法继续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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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局此时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交战国不仅处于困境中，而且面临崩溃的危险。奥斯曼帝国正在分崩离析。虽然土耳其士兵艰苦奋战，但长期缺少必需品和后援，终于在1916年让俄国人把高加索抢走了。1917年3月，英军在埃及之外展开进攻，夺取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巴格达，这座城市是奥斯曼帝国最珍贵的财宝之一。土耳其人继续参战的唯一理由是：如果德国战败，奥斯曼帝国肯定随之灭亡。
俄国临时政府也面临严重问题。尽管英国和法国在财政和物资上慷慨支持俄国，但是俄国越来越难以保证其军队的完整，越来越难以控制国内的局势。4月11日，全俄苏维埃大会投票支持继续参加大战，但是，呼吁停止战争，要求交战双方进行不涉及领土吞并和战争赔偿的谈判。4月15日，数万俄国士兵从战壕中冒出来，与昔日的敌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举行了一场毫无准备、具有反战色彩的复活节庆祝活动。第二天，列宁从他长期流放地瑞士回到彼得格勒，这是鲁登道夫的计谋，他为了煽动俄国陷入内乱之中，亲自批准让列宁坐火车从瑞士出发，沿途经过法兰克福、柏林、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抵达彼得格勒后，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考虑到公众的反战情绪，开始操纵他的跟随者采取反战姿态。俄国人曾经承诺在5月1日发动进攻，为了支持尼韦勒的进攻，已经集结了大量军队。然而，俄军的进攻无法展开，士兵们变得难以控制，铁路也没有足够的煤驱动火车。5月2日，克伦斯基成为临时政府首脑。他试图解决军队的问题，但是无论他做什么情况都向坏的方向发展。他颁布命令，解除43岁以上男人的兵役，本来就接近瘫痪的俄国铁路系统又涌入大量的急于回家的中年退伍老兵。他废除逃兵的死刑，马上就有100万士兵把枪丢在地上。许多人回家的动机是为了当大土地贵族分配土地时能获得一块土地，还有许多人就是厌恶了战争。
奥匈帝国已经极度虚弱，几乎就是一个空壳，愤怒的柏林政府几乎不想再帮助这个帝国维持下去。新皇帝卡尔一世还不到30岁，为人虔诚、诚恳，是一个有教养的理想主义者，在继承家族的皇位前，从来没有受过任何政治方面的培训，也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他真心地希望能保持帝国的完整，希望能把他的人民从未来的屠杀中解救出来。3月，他着手做一件自大战开始以来最唐·吉诃德式的计划。他的妻子有两个弟弟，西斯特王子和赛维尔王子，他俩早前在比利时军队里充当担架手。卡尔一世任命这兄弟俩为自己的特使去跟协约国进行和平谈判。他的用意很好，却非常幼稚，他竟幼稚到忘记告诉德国他的想法。德国最终知道了这件事，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德国认为卡尔犯了严重的罪过，他的行动无异于为了救自己而切断连接着德国的缆绳让德国独自漂流（卡尔似乎没有计划这样做）。后来，巴黎的报纸披露了他计划中的细节（卡尔承诺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分给法国，德国对此感到惊骇），卡尔变得惊慌失措，谴责报道是恶意编造。法国人此时认为他不仅是一个笨蛋而且是一个骗子。
卡尔一世的努力注定失败。开始的时候，他的建议引发了一些兴趣，伦敦的兴趣较浓，但是，谈判后来发现不分拆奥匈帝国就谈判不出和平。俄国、意大利、罗马尼亚都曾获得承诺可以瓜分一块卡尔的遗产。英国和法国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去履行过去做出的承诺。卡尔的主动出击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无能政体临终前最后的叹息而已。
如果把德国看作一座比土耳其帝国、俄国、奥匈帝国更坚固的宝塔，那么这座宝塔的基础开始出现严重的裂缝。德国处于饥饿之中，每个人面粉定量在4月中继续下调，成百上千的工厂工人开始罢工。随着物价继续上扬，数万矿山工人、钢铁工人和军需品生产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涨工资，要求改善伙食。在这些动乱之后的深层原因是人们对无休止战争的厌倦和人们对悲惨战争的痛恨。德国的政党是公民意见的气压计，虽然他们在制定政策中没有发言权，但他们开始争论如何结束战争和如何利用战争的经验进行体制改革。3月，德国议会建立了一个特殊委员会，研究德国宪法改革问题。4月，德国社会主义分子响应俄国同志的号召，要求实现没有吞并和赔偿的和平。
不仅鲁登道夫和德军高层指挥官诅咒这类的想法，德国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也表示反对。这些团体包括：普鲁士容克贵族、德国工业资本家、保守派、中偏右的政党，这些团体反对一切需要他们交出手中已有权力的改革。这些团体在公众中并不缺少支持，他们不费什么力气就能说服德国普通公民接受他们的一个观点，停战协议必须赔偿德国在战争中的损失，停战协议还必须增加德国的安全保证，比如，允许德国吞并比利时的列日。在德国，疯狂的战争宣传不允许有和平谈判，其他交战国也有类似情况。战争宣传灌输给德国公众几个信念：协约国引发战争，企图毁灭德国；协约国因从事战争而违反了国际法；协约国军队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对那些相信这些宣传的人来说，他们绝不相信德国能接受一个不对侵略者进行惩罚的和平协议，他们要求德国有权再次发动攻击。
贝特曼–霍尔威格头脑比较冷静。他常改变主意，喜欢搞折中，他的朋友和敌人都被他激怒了，但他有一个不变的信念，德国唯一的希望就是和平谈判。他认为德国应该进行宪法改革，或者说是要民主化，只有民主化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士气。他在4月份公开支持取消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在这种选举制度下，所有政治权利都归属于有财产的阶层。贝特曼知道，战争使这些安排变得难以维持，因为人民再也不愿容忍那些有财产的阶层。然而，他的改革建议非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却增加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敌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变得更加肯定他是一个披着官僚外衣的激进分子，必须把他清除掉。德皇是一个喜欢闲聊的人，说话越来越没有确定性，他基本上同意贝特曼的观点。由于他坚持不替换贝特曼，保守派越来越蔑视他的存在，他变成了一个边缘人物。
法国遇到的问题比德国要严重多了，相比之下，德国的问题几乎是琐碎的小事。尼韦勒进攻失败后，法军内部出现公开叛变，涉及叛变的人数之多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这些人拒绝执行命令，侮辱甚至杀伤军官，有的还逃跑了。部队拥挤在巴黎周围，秩序极度混乱。法国有关兵变的档案到2017年才能开封，但是根据目前知道的情况判断，法国共和国在兵变最高峰期险些崩溃。在兵变发生后6周里，西线的法军一半部队处于瘫痪状态，一名军官称之为“一种极端怀疑倾向，一支没有信念的军队”。法国政府的说法较委婉，把兵变描绘成一个“集体无纪律”问题。
除了极少数例外，法军兵变的本质不是革命的冲动，其目标不是推翻政府，也不是停止战争。实际上，士兵在做自发的罢工，士兵用这种方式表明不愿继续生活在难以容忍的条件下，拒绝无目的的死亡。所以，法军兵变的危险性是可以有效地平息的，方法是采取实际措施尽量使士兵们理解困苦的合理性，尽量降低困苦的程度使士兵们能容忍。与俄国不同，法国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改革。法国的有利条件是：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物资、足够的钱、能力较强的政府。
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德国对法军兵变一无所知，也就无法利用这次兵变危机。如果德军能在兵变处于高峰期时反动攻击，德军便能轻松地攻入巴黎。在德国发力前，贝当开始履行法军总司令官的职责。贝当给协约国带来福气。
贝当一上台立刻采取有力的措施，就像他1916年在凡尔登一样。他表现出精准的判断力，一方面，他不进行过度镇压，避免刺激士兵萌生更强烈的抵抗情绪；另一方面，他不允许部队陷入更严重的无意识状态。首先，他重新整肃纪律。数千兵变魁首被逮捕，接受审讯。大约5000人被判死刑，但实际上只有数百人被执行死刑（真实数目有待档案开封）。许多人被送进监狱，还有许多人被送到法国殖民地。那些回到军队的士兵发现他们必须遵守纪律还有传统的军纪，未见任何折中妥协。
同时，贝当开始着手解决触发兵变的错误。他说：“不要忘记，那些兵变者与我们一起在战壕里已经忍受了3年，他们是我们的士兵。”他答应满足士兵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好一些的食物、从前线退下后能有好一些的居住条件、申请休假要公平、停止既浪费大量生命又毫无意义的进攻。后来，他都兑现了这些承诺。贝当本人在危机期间亲自访问了90个师，站在汽车上向士兵们喊话，耐心聆听问题和抱怨，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他是一个真正关心法国士兵生活的将军，这个名声给了他巨大的优势。
贝当扭转了危机。在危机最紧急的时候，5月底6月初，每天都有十几次的骚乱。有人开始谈论政治革命，迫使战争结束。但是，到7月中旬时，兵变行为基本消失了。贝当言行如一：不仅数万士兵离开战场去度假，而且沿路上获得优惠待遇，帮助他们尽快回到家中。不仅修建供前线退下士兵休息的设施，而且把这些设施设置在远离敌方大炮轰击的地方。贝当无法立刻兑现绝不再发动疯狂浪费士兵生命的进攻的诺言，但是他努力告诉士兵进攻的理由，士兵们似乎开始信任他。
即使兵变危机过去了，法军的状态也未恢复到正常水平，还是无法展开大型进攻。德军在经历了阿拉斯和舍曼代达姆战役后，也处于较虚弱的状态；大部分俄国军队处于分裂状态；奥地利、土耳其、意大利只能在各自的阵地虚弱地摇摆。各国都面临崩溃的危险，但危险程度各不相同，有的是可能，有的似乎就在眼前。
英国的情况与其他交战国都不相同，似乎离灾难还有一段距离。德国的潜艇战正处于高潮期，给英国带来极大困难，仅在4月份就有84万吨货物被击沉，潜艇战的策划人员认为，每月必须再多击沉三分之一的货物才能制伏英国。但是，英国似乎找到了解决方案。5月初，一支从直布罗陀出发，由驱逐舰护航的商船队，安全抵达英格兰。英国海军上将们一直不愿为商船护航，这需要队列中的舰船都以最慢的速度航行，因为这违反他们的直觉。但是，劳合·乔治一看到初步的护航结果，坚决要求继续护航，他决不许德国潜艇有机会实现其目的。英国经历的动荡，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劳资方面的。工人们罢工，他们要求涨工资，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社会主义分子抗议，他们要求和平。但是，这些动荡与发生在俄国、奥地利、德国的动荡截然不同。英国远征军在阿拉斯遭受严重损失，但比法国遭受的损失要小多了。
英国和英国军队似乎很有福气。
但是，那福气马上就要消失了。
背景：战争和诗歌
人们常说，历史剧变改变一切。这句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是千真万确的。大战确实改变了一切：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永久地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大战就像是一个黑洞，使得大战后的世界与大战前的世界隔离开来。
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在他杰出的研究著作《幻想中的战争》中写道：“1914年至1918年间的事件给现代英国历史带来最重要、非常广泛的文化变异。”为了理解这种变异的本质，只需要观察战争期间的文学，观察文学如何奇异地停止，接着好像死去一般，然后又重新开始，文学的新起点此时已经出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平面上。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在英国如此，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发生着。
战争开始后，人们的写作欲望随之爆发。那个时代没有广播和电视，诗歌对数百万计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在1914年8月期间，每家报纸每天都能收到数百首诗歌投稿。这些诗歌大都出自非职业作者之手，但主题都非常高尚：伟大的十字军出征、伟大的理想、战死的勇士的英雄主义。如果诗歌作者提交的作品没有表现出战争的高尚之处，报社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刊登，这种情况在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俄国都一样。
许多文学界的名人参与到为战争而写作之中，其中英国作家有：詹姆士·巴里（James Barrie）、阿诺德·本涅特班尼特（Arnold Bennett）、罗伯特·布里季（Robert Bridges）、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亨利·莱特·哈葛德（H. Rider Haggard）、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约翰·梅斯菲尔（John Masefield）、亚瑟·皮尼洛（Arthur Pinero）、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阿斯奎斯政府邀请这些作家用笔告诉整个国家为什么要打仗，以及为什么要光荣地拥抱面前的死亡。协约国报纸上有关德国兵在比利时暴行的文章刺痛了德国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他们一起签名发表了祖国正义理想宣言。有100多位著名人物签字的宣言上写着：致文明世界。托马斯·曼恩（Thomas Mann），这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在这群兴高采烈的作家中，他写道：“这是一次净化运动，是一次解放，它给我们以巨大的希望。德意志的灵魂，本质上就是与和平主义的文明理念相对立的。看看今天社会的腐败，难道和平不就是其中原因之一吗？”
在这充满了爱国情绪的语言洪流中出现了一些侧流。小说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从大战开始就表现出绝望的情绪，他是美国人，把英国看作自己的家。大战还没结束，他就死了。死前，他加入了英国籍。他称大战为“血腥的黑色深渊”。他认为大战让一切失去意义，他所热爱的欧洲和欧洲文明将毁灭于这场战争，他自己的作品也将在战争中毁灭。与亨利·詹姆士相对立的是像曼恩那样的作家，这些作家把战争写成一种上帝的赐予，是一种能烧掉衰败文化中腐烂部分的净化之火。
年轻的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把战争看作英勇的、美丽的、有净化力的。他陷入对战死沙场的沉思之中，发现那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如果我战死了，请你这样记住我：
外国旷野的偏僻角落
是我永恒的英格兰。那里
富饶的泥土下掩埋一粒更富饶的尘埃；
那尘埃生长在英格兰，英格兰给了他灵感，
一生只有一次把鲜花送给漫步中的爱人，
他有英格兰的身体，呼吸着英国的空气，
家乡的河水冲洗着他，祖国的阳光赐予他幸福。
他那颗心在思考，所有邪恶都逃窜，
在那永恒的思维中，他守恒着
英格兰给予的感情；
爱人的音容笑貌；梦想着和她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知心朋友的大笑；在英国的天空下，
人们的温存和内心安宁。
这样的艺术实在是有点儿甜蜜过度，但是英国读者在1914年都跟莎士比亚一样。布鲁克写完这首诗几个月后死了。他是在加里波利兵舰上被带着传染性疾病的蚊子叮咬患血液中毒症后死亡。他的“外国旷野的偏僻角落”是爱琴海上的斯科勒斯岛。
虽然战争拖延着分不出胜负，但是诗歌里高尚的情怀却丝毫没有减弱。不过，诗歌中的内容也越来越变成空话，像是在卸载疲惫的、与现实无关的陈词滥调，诗歌变成没有意义的韵文。出版物上开始出现一些根本不可信、根本不表达战壕里士兵的感受，甚至连士兵家人的感情也根本没有的作品。越来越多的文学人士变得沉默，就好像在承认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那些还继续维持大战开始时心态的作者开始遭遇前线士兵的怨恨。一名叫罗兰·莱顿（Roland Leighton）的步兵军官，接到未婚妻寄来的布鲁克的诗集，他回信的口气完全出乎未婚妻的意料。
“有人认为战争是光荣的黄金，有人喜欢宣讲训词来祈求光荣、赞美、勇猛、爱国，这些人确实称得上热心肠，但是他们的信仰是异常空洞的，”他写道，“让他看看浸透着鲜血的一叠叠破布盖着的半个脑壳、胫骨、肋骨，或者看看那具旁边的骨架，骨架的姿势还是停留在跌倒时的半蜷缩的样子，用一只手臂支撑着身体，这姿势很完美，但是却没有了头颅，那骨架仍然披着褴褛的衣服；让他意识到那伟大和光荣的事业是如何从青春、快乐、生命之中提炼出一大堆恶臭的腐败物的。谁在场、听说了、看到了这些，他才有资格说胜利可以弥补所有的死亡。”
莱顿很快也死了。他在即将回家度假娶妻前几个小时，死在阵地上（他的未婚妻维拉·布瑞顿后来写了一本书《青春的遗嘱》，此后多次印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之作）。
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力处于瘫痪状态，原因是已经形成的、公认的描绘现实的手法——比如，浪漫的勇士做出令人惊奇的壮举，又比如，荣誉、义务、光荣——不能符合西线的现实，每一个试图使两者符合的努力只能产生垃圾一样的作品。文字死了，因为文字变得虚伪、不稳定。类似的情况在视觉艺术、小说、戏剧中也有发生；画家、小说家、剧本作家是严肃的，似乎不知道如何继续创作。不太严肃的作者继续把大战描绘成中世纪马上枪术比赛，但是，他们创作出的一切都是生下来就已死的作品，与现实毫无相关的作品，甚至是卑鄙的作品。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参加一个音乐会后写道：“爱国情绪是如此令人厌恶，让我几乎呕吐。”
但是，慢慢地，痛苦的心灵开始寻觅缓释的途径。最终，新的声音出现了，出现了实事求是的新诗歌和新绘画——新作品对丑陋的事物给予新的丑陋描述。新作品只能出自那些去过战场的人。德国艺术家奥托·迪克斯（Otto Dix）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曾在1914年成为志愿兵，他希望战争能给他带来伟大的经历。他曾参加过香巴尼战役、索姆河战役，也同俄国人打过仗，这些经历改变了他和他的艺术，而且是一种深深的、永久的改变。“虱子、老鼠、带刺铁丝网、跳蚤、炮弹、炸弹、地下窑洞、尸体、血、酒、田鼠、大炮、污秽、子弹、迫击炮、火、钢：战争是这些东西，”他写道，“魔鬼把它们制造出来。”他活了下来。他将余生都用于在画布上描绘自己的恐怖和幻灭。许多人印刷出版了类似的作品——诗人最先开始，后来小说家也参加进来。有些人至今还很知名，比如，英国的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齐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德国的埃里希·玛丽·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法国的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是一名年轻的教师，从来没有读过大学，1915年入伍，负伤三次后被诊断为炮弹休克症，被送到苏格兰的一家医院。他在那里碰见萨松。萨松的官阶是上尉，来自一个有地产的贵族家庭，曾因为作战英勇而被授勋，后来，他宣布不想再打仗了，英军并没有把他送上军事法庭，而是送他进了医院。欧文把自己写的早期作品给萨松看。萨松认为欧文的作品显得太常规了，要求他写出他实际经历过的和实际感受到的。下面是欧文最著名的作品：
弯腰再弯腰，就像麻袋片下的老乞丐，
迈着八字步，就像女巫在咳嗽，嘴里的淤血封不住我们的诅咒，
突然遇见鬼魂般的闪光，我们转身就跑，
向着我们的掩体开始漫长的跋涉。
堕入梦乡但脚不能停。丢了靴子的人无数
只能瘸脚走，靴中尽是血。人人跛足；人人如夜游；
疲劳得失去知觉；连耳边的呵斥都听不见
累趴下的人快逃，5.9英寸（约15厘米）炮弹砸在身后。
毒气！毒气！快，兄弟们！一阵疯狂乱找，
终于及时戴上笨重的毒气帽；
但有人在呼喊中跌倒
仿佛陷入大火中的呼喊，落入石灰浆中的挣扎。
透过毒气帽的模糊的绿色厚镜片
我看到他在绿色的海洋里就要被淹死
就像在梦中，我绝望地看到，
他向我冲来，摇晃着，咬咽着，窒息着。
如果你能在令我感到压抑的梦中跟随着
那辆丢放他尸体的马车，
看着他翻着白眼的脸
那张吊死鬼般的脸，就像恶魔在忏悔；
如果你能听见，每次马车摇晃出的流血
低声咕噜着从被泡沫毁坏的肺中流出
那是人见人厌的毒瘤，就像呕吐出的食物那样酸苦
使天真无邪充满了恶毒，忍受着永恒的疼痛
我的朋友，你应该不会充满激情地告诉
那些燃烧着荣耀欲火的孩子们，
那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光荣。
为祖国而死是一件光荣的事。欧文中尉的诗在大战结束前无人知晓。后来，批评家们发现他的诗符合主流意见。欧文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好消息——在大战结束前一周，他率领一个排的士兵跨越比利时的一条运河，被流弹击毙。通知他死讯的电报发给他的父母，当教堂的大钟为停战而鸣响时，那份电报刚好被送到他父母的门前。
第二十九章 没有枪炮的战争
为了幻想而死是很可笑的。
——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
俄国在3月爆发了革命，英法在阿拉斯和舍曼代达姆的进攻也失利了，这两件大事之后，彼得堡和伦敦都爆发了权力斗争。对德国来说，这两件大事并非是灾难，德国在这点上与协约国不同。但是，德国在这段时间内也爆发了类似于协约国的权力斗争。与此同时，巴黎气氛低沉，领导层陷入混乱，毫无作为。
俄国面临的危险最大。沙皇被废黜，大臣被逮捕，相互仇恨的派别争夺临时政府的控制权，这些剧变留给俄国人几个基本政治学问题有待解决。谁来统治俄国？如何统治？俄国需要确定政府的形式。俄国需要拯救正在分崩离析的经济。此时，俄国正走向战败，而且也没有确定的机制解决这些问题。1917年上半年，俄国内部要求继续打仗的力量是坚实的。克伦斯基解释说，俄国的革命是因为有谣言说罗曼诺夫政府有可能单独进行停战和谈，所以人民才起来反抗。克伦斯基和俄军总参谋部仍然在策划进行一次夏季进攻。俄国曾在1916年底参加尚蒂伊的会议时承诺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但进攻计划因俄国陷入混乱而停止。正在策划之中的夏季进攻是一次规模适中的进攻。然而，俄国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一个国家最需要的是军队和产业工人的忠诚，但俄国军队和工人却越来越不给予支持。春季，俄军每个月有3.5万士兵开小差。国内的混乱到近乎危险的程度，有许多次陷入无政府状态。新近由士兵、海员、工人成立的苏维埃从内心深处怀疑克伦斯基的作为。此时，列宁开始主持共产党的工作，他在组织反抗活动时表现得越来越大胆。
德国所面临的问题较简单：谁来发号施令？竞争双方的实力异乎寻常地不对等。竞争的一方由德国所有居支配地位的反动派组成，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一切改革。与他们相对抗的只有一个人，此人就是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德皇则在这两对立面之间飘忽不定。他的想法常常与贝特曼–霍尔威格的想法接近（1917年复活节，他支持首相的选举制改革建议），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正消失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巨大权力的阴影之中。这两位将军谴责贝特曼所做的一切。他俩指责首相失去了对国内政治的控制，致使德国议会的忠诚度下降。首相谋求和谈，致使德国看上去软弱，鼓励协约国继续奋战。柏林爆发了罢工，也被说成是首相的错。
这种对峙局面持续了几个月。在4月23日的一个会议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要求批准一个战争目标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宣布德国计划吞并大部分巴尔干半岛、一部分比利时领土、一部分法国领土。贝特曼没有站出来反对。一周后，他在为该备忘录写的一个注释中却给出另一种意见，他认为该备忘录毫无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德国有能力命令协约国接受这些条件。以当时德国面临的战局判断，这几乎不可能。他写道：“我也签署了那份草案，因为人为了幻想而死是很可笑的。”他的模糊态度在5月15日的一次议会讲演中变得非常明显，他说自己与将军们的战争目标保持“完全一致”，但又说准备与俄国达成一个“基于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协议。这个说法使他不战自败。一方面，鲁登道夫加深了对他的敌意。另一方面，他让德国议会中可能支持他的议员感到迷惑。有些议员知道潜艇战正在走向失败的结局，这些议员希望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贝特曼本来可以利用这些议员做基础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有两个动力源。一个是他们战场上得来的功勋——从坦南堡战役大捷开始，战场胜利的记录把他们推到半神半人地位。另一个动力源是他俩获得德国社会中最富有、最有影响力、最保守的社会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认为，只有取得战争胜利才能改变德国大众要求进行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倾向。这个反对改革的联盟虽然并不稳定，但是强大有力。但是，当他们要求解除贝特曼的职位时，德皇威廉表现出惊人的抵抗力。他预言新的首相肯定是鲁登道夫的工具，那就意味着俾斯麦所创立的政治体系将寿终正寝。然而，压力是巨大的。甚至威廉的妻子和皇储威廉都在逼迫他任命新的首相。将军们还没有用尽手中的筹码。与贝特曼和德皇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有能力采取实际行动去获得。
在英国，政府首脑和总参谋部之间也有矛盾，但与德国的情况几乎没有相似的地方。英国的政治制度比德国的政治制度要完善，英国军方想要挑战政府的政策几乎不能想象，在整个战争期间也未曾出现过。英国人争夺的只是英国远征军的控制权，但是，由于参与争夺的人心胸狭窄而变得相当激烈。劳合·乔治对大战如何进行总是有自己的看法，被提升为首相后，他有权不服从任何人。黑格和皇家参谋总长罗伯逊与他唱反调。他们争斗的焦点是英国远征军1917年夏季的行动计划。此时的英国远征军，在奋战了两年半后，已经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劳合·乔治领导下的政府在刚上台的时候非常虚弱，而现在拥有了坚实的公众支持，不过，他却一直对将军们的战术和战略保留着一种蔑视的怀疑。阿拉斯和舍曼代达姆失利，改变了他倾向于让军事专家做军事决定的态度。他认为没有理由在美国军队大规模到达前再发动新的进攻。他不断催促意大利发动进攻，同时劝法国和俄国恢复元气，要求美国把潜力转化为战斗力。将军们显然不同意他的观点。
如果没有强大的信念驱使劳合·乔治，他是不会把美国军队能在5月份抵达欧洲战场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的。华盛顿宣战后，美国是否会在原先只给钱、物、船的基础上再多做些贡献，没有人知道。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宣布，美国议会不允许美国士兵去欧洲。威尔逊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批驳这种错误说法。但是，美国总统手中的兵权实在太小。美国军队在1916年获得授权扩军之前，正规军只有13万人，这个规模几乎排不到世界前20名。美军没有坦克，几乎没有飞机，虽然美国人发明了机关枪，但是美军只有少量的机关枪。美国人特别不喜欢扩军，这个偏好可以从一个美国法律条款中反映出来，这条法律规定美军总参谋部不得超过55人，驻扎在华盛顿的参谋官不得超过29人。
美国军队当时没有师的建制，最大的单位是团。美军第一师是在匆忙中组织起来的，为的是能马上派遣到法国，表明美国对宣战的严肃态度。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General John J. Pershing）是指挥官，这位严厉的西点军校生，曾参加印度战争。他的部队行军通过巴黎的街道时，狂喜的巴黎人夹道欢迎。但是，由于部队规模太小，又没有受过战斗训练，难以取得实际战场效果，并且美国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派往法国了。
为西线培养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极为困难。自美国内战以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大的军事需求，到1917年中旬，年龄在21至31岁的美国男性（后来提高到45岁）都必须注册登记。美军建立了32个培训营，每个培训营占地8000至1.2万英亩（约325至485平方公里），营内有1.5万栋建筑，可以容纳4万人。建造这些培训营只花费了60天。几乎所有参加过正规军的军士都被召回，并获得新任命。美国东海岸到处都是培训营，有的培训大炮技术，有的培训烤面包的技术。协约国则派遣战场老兵跨越大西洋来教导没有经验的美国教员如何教更没有经验的应召入伍的士兵，为的是教给他们现代战争的艺术。法国教员擅长炮兵、联络、战术、堡垒，而英国教员擅长机关枪、刺刀、榴弹炮、狙击、毒气。为了管理这么大规模的扩军，美军必须以高速度扩张和重组战争部和总参谋部，其速度必须要快于建设培训营的速度。
潘兴到达法国后不久，提交了年内的兵力需求报告，虽然美军扩军计划野心勃勃，但是还是不能满足潘兴的兵力要求。他在报告中写道：“现代战争中完整、平衡、独立的最小作战单元是一支有100万人的军队，这点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未来的计划考虑到……应该是三倍于这个最小单元的军队，即至少300万人。”
黑格对美军所取得的进展一点都不感兴趣，他的注意力没有放在一年之后的美国人身上，而是放在如何在1917年内对佛兰德斯发动一次进攻，他相信自己的军队有能力在伊普尔突破德国防线。皇家海军支持他的想法，皇家海军的指挥官看到，比利时海岸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利品，必须立刻夺取，皇家海军可以利用其海上的炮火支持陆军作战。自1915年，海军部就在琢磨制订一份两栖进攻计划。1917年春天，皇家海军和陆军合作开始建造供步兵和坦克登陆使用的浮动巨型码头。黑格力求抓住浮现出来的机会。他和参谋们一起制订了一个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方面要进行两栖登陆，另一方面要发动针对伊普尔凸出部的进攻，争取动摇德军在比利时的地位。黑格相信，从两个方向挤压德军，德军不得不放弃海岸线。由于德军在比利时没有周旋的余地，很可能会被彻底地赶出比利时。这时，德军侧翼就会暴露，德军也许会从兴登堡防线后撤。英国人至少能夺得奥斯坦德港（Ostend）、泽布勒赫港（Zeebrugge）、勃兰肯布尔格港（Blankenberge），于是德国的小型潜艇无法再利用这些港口进入英吉利海峡。这样的战果能极大地加大英国在未来谈判桌上的地位。
两栖作战是黑格计划新增的部分。他进攻伊普尔的计划比较传统：首先，以压倒性的炮火轰击，然后是不可抵挡的步兵进攻，步兵取得突破后，由骑兵扩大战果。听到这个计划，劳合·乔治很不满意。整个计划似乎在故意惹他生气，他认为这个计划命中注定要失败，不仅又要扔掉数千条生命，而且还消耗英国剩余的兵力，这些兵力是英国从1914年以来好不容易才培养起来的新部队。从海上登陆是一个新想法，但是，只有地面战获得重大突破后，才有可能成功。为了使劳合·乔治安静下来，黑格给登陆战定下一个条件。只有英军在占领德军防线内7英里（约11公里）处的鲁莱斯后，才算取得突破，两栖部队才被允许登陆作战。劳合·乔治没有被说动。他肯定英军难以攻取罗斯勒。黑格和罗伯逊认为，只有专横的首相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
天气在战争中永远是一个重要因素，对那些计划在比利时西部作战的人来说，天气就更具有特殊意义。佛兰德斯的地势异常平坦，几乎没有明显的障碍，农舍稀疏地散布在农田里，远远能望见沉寂的村庄，偶尔能看到像贴在大地上的补丁一样的树林。今天，有旅游者想在伊普尔找到当年的战场，他们很难找到那些因为大战而变成不朽的山名和岭名；当时的战场已经变得与桌布上的皱纹一样平淡无奇。佛兰德斯是北欧沿海平原地势出奇低的地区，低得简直就是大海的一部分，此地的居民在几个世纪里修建排水沟、运河、水坝把海水挡住，以便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即使是今天，此地也跟大河入海口似的到处都是水。干旱季节，只需挖几锹土，就能挖出水。夏末是雨季，大雨滂沱，整个地区变成一片泥泞。土壤也很特别，水饱和后，就变成深不可测的烂泥塘，非常难以对付。
有人提醒过黑格，以佛兰德斯的常规衡量，1915年和1916年的夏季是异常干燥的。但是，黑格的参谋官查阅了自1830年以来的天气记录，发现了一个规律，佛兰德斯的天气在8月初随着印度季风的到来将发生突变。伦敦《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是一位退休中校，他警告罗伯逊夏末在低洼的荷兰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危险。“你可以在山区和沙漠打仗。但是，没有人能在烂泥里打仗，因为有水与你为敌，”他继续说，“你很有可能被限制在作战范围很窄的高地，这对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不利。”
“有水与你为敌”这句话，应该是指比利时人在1914年打开水坝放水淹了伊瑟河东岸阻止德军突破这件事。这句话警告德国人在危机中有可能做类似的事。它还提醒注意另一个危险：无论德国人是否打开水坝，沉重的炮火轰击都有可能破坏这个地区脆弱的排水体系，不可避免地导致洪水泛滥。黑格并没有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但是他也没有调整作战计划。趁着佛兰德斯还在干燥季节，他迫不及待地反动进攻了。阿拉斯战役刚结束，他就开始在伊普尔做战役准备。在没有获得劳合·乔治批准的条件下，他仍然命令开始进攻；他甚至没有听进贝当的劝告（他没有把贝当的劝告通知劳合·乔治），贝当认为他的计划没有成功的机会。
黑格希望在突出阵地的边缘建立起一个新据点，它位于一个高地之上，一旦英军加强对它的控制，就能利用它输送兵力，从而获得一个撬动德军防线的支点。他手下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官给他一个贵重礼物。赫伯特·普卢默将军（General Herbert Plumer）是一个有梨状体形的小矮人，白胡子竖立着就像卡通人物毕林普上校，他是第二集团军的司令官，他把守英军战线在伊普尔凸出部分的南部已经有两年的历史，这两年的战斗十分惨烈，他手下士兵的伤亡占英军总伤亡的四分之一。1915年，普卢默开始启动一个挖地道计划，目标是对面的德军战线，他在1916年把这项工作扩展为大战期间最宏大的布雷作战。英军挖了20条隧道，有的几乎长达1英里（约1600米），深达100英尺（约30米），挖这么深是为了避开德军的探测，隧道里有电动抽水机，这些隧道一直延伸到梅西讷岭（Messines Ridge）的底下，梅西讷岭上有德军永久性的炮兵观察哨，这个哨所有非常独特的观察该地区的视角。其中的一个隧道被德国人发现和摧毁了。但是，余下的19条终于完成，装满了炸药，没有被敌人察觉。
炮火轰击从7月7日凌晨3点10分开始，炮火轰击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普卢默在每7码的距离就安排一门大炮），而后地雷被引爆。19处地雷几乎同时爆炸，把整个山岭都炸飞了。伦敦都能感受到爆炸产生的震动，劳合·乔治在他的唐宁街官邸彻夜加班工作时，也听到了微弱的隆隆声。一名领导机关枪小组的中尉回忆道：“听到第一声沉闷的隆隆声，我回头对身后的人大叫道：‘快，看看去。’一秒钟还没有等到，便传来令人恐怖的咆哮，整个地球似乎都在晃动。冲击力十分可怕，我和几个人被重重地推倒。好像过了几分钟之后，大地才安静下来，而实际上爆炸只是几秒钟的事。火焰非常高，我看见火焰的外围有大得如同房屋一样的泥土块落向地面。小块的泥土在我们的四周落下。我看见一个人随着一大块泥土被抛掷到火焰的外面。显然是可怜的德国兵。场面很可怕，跟地狱一样。”一名坦克兵有机会走近爆炸点观察，他写道：“我们爬出坦克，走近爆炸形成的弹坑。你不会见过如此大的弹坑，你也根本不会相信这是爆炸造成的。我看见大约150名德国兵躺在地上死了，四处都是，有的人的姿势像是在扔手榴弹，有的人的姿势像是用肩扛着枪。地雷把他们都杀死了。我们站在那里看了足有五分钟。是地雷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在离开爆炸现场的路上，我们面面相觑，爆炸现场的惨烈景象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了。那些死去的人眼睛都是睁着的。”
普卢默步兵占领了一串深达70英尺（约21米）的大弹坑，这些大弹坑就好像是原来的山岭张开的大嘴。这是一个奇迹般的胜利，英军在没有损失一人的情况下，在几分钟内实现战斗目标，但是这次胜利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英军在向前推进了2英里（约3公里）后，就停止努力了。黑格在英军占领了山岭后，随即命令部队停止进攻，他之所以对这次爆破战感兴趣，是因为他正在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需要这次爆破的战果，现在离他发动大规模进攻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命令停止的理由并非是微不足道：他不想让第二集团军跑得太远，以至于脱离炮火的掩护范围，而且他需要让第二集团军立刻挖战壕准备迎接德军的反攻。然而，确实存在几小时的时间，英军可以深深侵入德军防线，这个机会没有被利用。梅西讷岭战役的最重要的战果，是普卢默品味到有限进攻的甜头。
伦敦还是没有批准黑格的大规模进攻计划。梅西讷岭的胜利（英军仍然受困于伊普尔的凸出阵地上）仍然没有消除劳合·乔治的怀疑。劳合·乔治在7月19日召集黑格与新成立的战争政策委员会开会，让他详细解释进攻计划。罗伯逊也参加了会议。他这个人与劳合·乔治很相似，作风类似于美国人，喜欢四处活动。他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如果把他放进一个世纪以前的那个等级制度相当严格的英国进行评判，他就显得更加不平凡。他是1860年生人，家庭背景卑微，17岁参军。（他母亲在听到他入伍的消息后，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不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感到羞愧，我宁愿埋葬你，而不愿看到你穿红色外套。”）他的官阶在10年服役中稳步上升，从军队里最年轻的军士长，一直到最老的中尉。他在印度服役期间，学会了许多种语言，包括旁遮普语、北印度语、普什图语、波斯语、乌尔都语。他在波尔战争中表现突出。回到英格兰后，他成为一个具有改革意识的军事训练权威，同时也是德国军事专家。他是英国人中唯一的从士兵爬到陆军大元帅的人（这个官阶在他退休后才授予他，此外还授予他男爵爵位）。在他的全部职业生涯中，他从来不愿意改换林肯郡的口音，就是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出身之地。从大战初期以来，他就坚持必须取得西线的胜利（反对其他战争方案，比如，他反对过展开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自从他担任皇家总参谋长以来，他一直是黑格最重要的支持者。劳合·乔治因此而怀疑他。
伦敦会议开了3天，自始至终都在争论。黑格展示了他的计划，解释了他期望实现的伟大目标。劳合·乔治拼命质疑黑格，他想知道为什么将军们相信这次佛兰德斯进攻会有别于从前而取得成功，伤亡会有多大，如何处置敌人，如何计划失败，其结果将如何。他明确表示不满意所获得的回答。皇家海军被召来参加会议，他们支持英国远征军的意见，这点没有人感到意外。海军上将杰利科声称，英国如果不占领比利时海岸的港口，就最多熬不过一年的时间。这位在日德兰海战中使皇家海军蒙羞的英雄人物，他的话让劳合·乔治感到吃惊。劳合·乔治和其他人都感觉杰利科的警告牵强附会（此时，只有数目很少的德国潜艇位于佛兰德斯港口），但是，由于他的警告纯属推测，谁也无法证明他是错的。劳合·乔治的多管闲事，冒犯了英国远征军的代表和皇家海军的代表，他们都失去了耐心。军人们认为面前的这个威尔士男子，既缺乏军事知识又缺乏战争经验，那张有皱纹的脸不仅愚蠢而且令人讨厌。
最后，首相屈从了，但他的心并未屈从。使他让步的原因是政治现实，而不是军事现实。谈论来谈论去，再三考虑，他知道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人站在他这一边，此人就是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他也怀疑黑格和罗伯逊的计划是否真实。但是，与贝特曼–霍尔威格几个月前在做出抉择前所说的话类似，他补充说，委员会无法“否决陆军和海军的战略”。劳合·乔治理解自己的处境，如果没有广泛的两党支持，他反对黑格和罗伯逊军事命令的行为将在英国国会下院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此外，他必须考虑接受黑格的一个承诺。黑格承诺说，如果他的计划不能成功，他会马上停止。这个承诺与尼韦勒的承诺非常类似，当有人质疑舍曼代达姆进攻时，尼韦勒曾做出类似承诺。可以在伤亡损失程度还没有超过容忍程度时，停止继续伤亡。最后，劳合·乔治不情愿地、充满愤恨地告诉黑格可以继续因等待最后批准而暂停下来的战役准备工作。
所以，将军们在这次会议中获得有条件的胜利。从更高的层次看，这件事展示了英国政治系统的优势。黑格和罗伯逊离开会议时所带走的东西，不是对战略的控制权，而只是被允许准备开始一次新的攻势。做出允许决定的是文官政府，文官政府决不能被剥夺。所有的讨论都是在首相的坚持下进行的，首相有最后发言权。每个人都知道，并且接受这种安排，如果发生不愉快的事例，最终权力把握在劳合·乔治和他的委员会手中。
德意志帝国的宪法应该与英国的宪法类似。德国首相应该有控制权，而实际上俾斯麦在位时就具有这种控制权（尽管德皇能随时把他解职）。由于德国政府的领导人没有权力保障（这点不同于英国，英国的政府领导人由立法机构选出），在漫长的全面战争产生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侵扰下，德国的管理权最终滑出德国首相之手。于是，德国的政府系统停止运转了。最后，德国不得不临时任命一个新首相。这个新首相可以是全体德国人都信任的人，但是兴登堡没有兴趣做首相。所以，首相一职就落在鲁登道夫身上，他想当首相，又似乎有能力让兴登堡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没有人选举鲁登道夫做首相，即使德皇威廉也非常不喜欢他。于是，战争使德国陷入一个真正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德国在此之前其实从来没有陷入过军事独裁统治。
与此同时，俄国的权力机构挣扎着维持东线各部分之间的完整性，取得了一些明显但有限的成果。在俄国对面的德军中，有一个新近伤愈归队的年轻人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获得新的任命，他多年后成为希特勒的死党。他在给父母的信中用讽刺的口吻写道：“昨天，我们看到一场激烈战斗。不过，战斗是在俄国人之间进行。一名俄国军官过来向我们认输。他的德语很完美。他生在巴登，但入了俄国籍。他告诉我们俄国防线那边到处都在战斗。军官们互相对射，士兵们也互相对射。他认为这太荒谬了。他觉得他的俄国同胞都错了。我们邀请他与我们一起吃饭，他表示感谢。他吃了许多，喝了大量的茶，然而离开了。昨天，从俄国方面传来大量的噪声，他们在战壕中互相争斗。他们的步兵也相互攻击。这个情况真让人着迷！”
7月1日，克伦斯基不顾俄军的混乱状态，一味为了讨好英国和法国，竟然发动进攻。虽然这次进攻因无法集结足够的军队而实际上不如沙皇所承诺的那么大，但是在30英里（约48公里）长的战线上布置了20万人和1300门大炮。俄国人能采取主动，这给人们带来乐观情绪。布鲁西洛夫将军是进攻总指挥，他是俄军1916年伟大战役的主要负责人，现在则是俄军总司令。战斗在加利西亚展开，布鲁西洛夫以前在此地曾取得过胜利，驻扎在此地的俄军与驻扎在北部的俄军相比，有较好的秩序，士气也较高。他们获得同盟最好的大炮和飞机，而且敌人的一半是奥地利人。
进攻在开始的时候非常令人振奋，炮火轰击基本上摧毁了敌人的正面阵地。步兵进攻横扫敌人阵地。但是，这只不过是虚幻而已。俄军不知道东线德军也采用了鲁登道夫的新防御体系，甚至奥地利人也在德国人的指导下进行新防御。对手的反击完全超过了俄军能抵御的强度，或者说情愿去抵御的强度。俄军士兵不是简单的后撤，而是就地放弃战斗，拒绝接受任何命令。那些企图恢复秩序的军官被杀死。7月8日，俄军第八集团军基本上不复存在。10天后，布鲁西洛夫被解除职务，他此前一直疑虑是否应该发动进攻，后来是克伦斯基命令他必须发动进攻。到7月9日，德国转守为攻，驱赶面前的乌合之众。德军的指挥官是马克斯·霍夫曼，他是鲁登道夫在坦南堡战役中的战略家，现在是东线的总参谋长。无论德军在何处进攻，俄国士兵都四处逃窜。奥地利加入后，俄国士兵一样四处逃窜。
实际上，此时东线战事已经结束了。俄军伤亡人数是1.7万人，这个数目与前三年相比不值一提，但是，如果考虑到俄军处于大崩溃之中，以伤亡数目讨论输赢已经毫无意义。后来，德军在北面发动进攻，非常轻松地获得胜利，战斗像是在完成一道手续似的。俄国这次真的完了，这也是俄国临时政府的完结。未来属于布尔什维克。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这次东线大捷，彻底解决了柏林领导权的问题。7月6日，天主教中心党党首，一个名叫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的温和君主制主义者，他进行了一次震动整个德国的讲演。他利用从梵蒂冈获得的信息，用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德国的潜艇战失败了。他要求改革，包括给予德国议会更多的管理国家的权力，还包括放弃占领的土地以便获得和平协商的机会。发表这次讲演的时间非常特别，正好是德国权力争夺最激烈的时候，保守派被激怒了。德国议会中的兼并主义者对贝特曼发动猛烈攻击。面对这次新的解除贝特曼职务的要求，德皇继续支持贝特曼。
7月12日，危机达到顶峰，德国受到一次更严重的惊吓。一封从德军总部发出的电报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将辞职，并且还有其他总参谋部成员的辞呈随后将到。辞职的原因是他们无法与贝特曼合作。这是很显然的讹诈。在英国和法国，如果将军以如此高的手腕提出辞呈，辞呈会被不加评论立刻接受。德皇威廉表示愤怒，但他无能为力，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他的回应是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来柏林见他。贝特曼辞职了。
时间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幸的因素。欧亨尼奥·巴切利（Eugenio Pacelli）阁下带着罗马教皇本笃十五世（Pope Benedict XV）的建议访问首相，本笃十五世希望通过调停结束战争。欧亨尼奥·巴切利阁下后来成为未来的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巴切利向首相解释，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举动是柏林必须公开宣布对待比利时的态度。梵蒂冈和其他所有人都清楚，除非德国显示出恢复比利时战前状态的意愿，否则根本没有和平可谈。傲慢的德皇曾一直坚持为保证德国的安全必须吞并一部分比利时国土，他此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个目标不现实。贝特曼的回应鼓舞人心，他告诉巴切利（自然没有与军方商量），德国可以给予比利时自治待遇，如果英国和法国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甚至谈及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德国议会中的多数派越来越表现出自由倾向，如果他们有机会，肯定会支持贝特曼。但是，贝特曼辞职后，这个机会消失了。罗马教皇的建议无果而终。
寻找新首相的工作很困难（不同的派别提出他们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又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拒绝），最后首相的人选定为一个身份卑微的官僚格奥尔格·米凯利斯（Georg Michaelis）。这件事反映了德国政治衰落的程度，德皇威廉不仅没有见过米凯利斯，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米凯利斯这个人不仅缺乏经验、判断力，而且也缺乏人格的力量，鲁登道夫本想讨好他，最后也对他感到失望。鲁登道夫是一个复杂、性格矛盾的人，尽管他总是想按自己的意思办事，但是实际上并不想成为独裁者（他嘲笑提议他做首相）。他发现自己需要负责所有的事，但是没有一个能负责的人能帮助他照顾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事务。他和他的代理（包括倒霉的米凯利斯）从来就没能将德国议会置于控制之下，这点几乎不值得一谈。德国议会大多数成员在7月19日通过一个激怒保守派的决议。“议会努力使人民获得相互理解的和平、长久的和解，”决议声称，“用武力夺取土地与这样的和平相矛盾，利用政治、经济、财政手段进行压迫也与这样的和平相矛盾。”德国政府内部实际上也在打仗。
法国的情况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共和国永远在跟自己打仗。大战前就是如此，比如，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原因，具有和平主义倾向的卡约就能成为总理。后来，一届跟着一届政府垮台，有一届政府只掌管法国一天的时间。但是，在这些表面混乱的背后，法国的政治机器能产生一致的政治、军事、外交决策，法国这部机器一直正常运转。霞飞之后，法国政府重新获得控制军事战略的权威。法国政府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法军高层领导人中出现共和派和天主教派的隔阂，天主教派的人从来不被信任，比如福煦，于是，法军没能成为一个足够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
1917年夏天的法国，最需要一个能有效运转国家的总理，他应该像英国的劳合·乔治那样有意志力、有政治手腕。他应该是法国的主人。
法国在黑暗中等待这样的总理已经许久了，这位总理即将出现。
背景：老虎出山
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是法国政治圈和新闻圈内的杰出人物，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喜欢制造麻烦，具有破坏性，人们恨他、怕他、崇拜他。他在1917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如此。自1914年大战爆发以来，法国政府已经换了四届，这四届政府都把他排除在外（这是克里孟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他总是让体制内的人感到局促不安），但他代表社会的一股势力。
如今，轮到克里孟梭上场了。法国此时陷入疲惫和困惑之中，非常渴望有新的领袖。许多尝试领导法国的人都失败了，如今只剩下克里孟梭了。人们亲切地称他是“老虎”。老虎自大战以来一直对总统普恩加来进行打击，普恩加来对老虎充满了疑虑，但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能不去计较老虎的恶毒，请老虎出面组织起一届新政府。克里孟梭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拒绝政府的邀请成为政府的一员，此时却立即接受了普恩加来的邀情。此后，一切都发生改变，法国找到了自己的劳合·乔治。
克里孟梭在1917年时已经76岁了，也就是说他在普法战争时是30岁，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像火山一样充满了能量。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进行两个半小时的写作和阅读，接着与健美操教练一起锻炼半小时，然后去自己的办公室。在大战期间，他一直是法国参议院的议员。由于他参与参议院的军事和外交委员会的工作，所以他知道法国管理战争的方式和各种幕后交易，他利用自己的报纸批评现状。大战开始的时候，他报纸的名字叫《自由人》。大战才持续两个月，当时的法国政府便被他犀利的批评所伤害，命令他的报纸停业。一天后，他推出一份替代报纸，名字叫《镣铐禁锢的人》，这份报纸也被禁止发行。报纸再次发行后，他变得较慎重了一些，但是照旧充满批评精神。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提出尖锐的质疑。他曾说：“讲真话是危险，不讲话也是危险，我在内心痛苦地平衡着这两者。”他的文章鞭挞维维安尼政府、白里安政府、里博政府、潘勒维政府。他的文章也嘲笑将军们。克里孟梭不比劳合·乔治更顺从军事专家们的特殊专长。他只欣赏两个人，福煦和贝当，但不顺从他们。法国兵喜欢他的报纸，他的报纸在军队中每期能卖10万份。
法国政界认为他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人，官员们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总统普恩加来在大战开始时曾说：“只要战争还有胜利的希望，他就会在所有的事情上乱搅和。有一天，我会说：‘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失败了，你一个人去挽救所有的事情吧。’”普恩加来的这句话，很有可能是大战中最具预言性的话。事实上，尽管克里孟梭与许多人结怨成为敌人，也不管这些人有多么恨他，但谁也无法质疑他的爱国之心，无法否认他的能力，无法抹杀他对德国的恨，无法不敬佩他打算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战争的决心。
克里孟梭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凡的人，他的经历使他更加非凡。他的父亲是乡下的医生，因批评法兰西第二帝国而被投入监狱，克里孟梭以父亲为榜样塑造自己：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反对君主制者、反教权主义者，一个怀疑、蔑视整个法国政治制度的人。他修完医学课程后，去了美国，到达美国时遭遇美国内战，在美国待了四年。他靠教书生活，并在一家法语报社当记者，与一个19岁的美国姑娘玛丽·普卢默结婚，新娘是他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的学生（克里孟梭一生只结过一次婚，有三个孩子，但结婚7年后两人因感情不和分手了）。
克里孟梭回到法国，留在巴黎。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被俘，他此时已经是左翼政治派别中的杰出人物，被任命为蒙马特尔市长。此后，他成为议院议员，创建一个激进刊物，并为该刊物写作，提倡把教会从国家行政管理中分离出去，为矿工、工业工人争取权利。在他的许多追求之中，其中有一个使他与社会主义分子让·饶勒斯之间出现严重分歧，难成盟友，他的这个追求就是要做好战争准备。他把丢失阿尔萨斯和洛林看作一次不能容忍的羞辱，法德之间重新开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期待之中的事，是一种恢复世界正常秩序的事。他写道：“一个人只有故意假装瞎子才看不出德国的权力欲，欧洲每天都在德国的欲望中战栗，德国已经把铲除法国作为既定的国策。”
克里孟梭因为反对政府而获得荣誉，他曾领导议会中的一个反对派别长达几年之久。在他的眼里，法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最受尊敬，但实际上是进步和正义的敌人。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法军的领导层明知那名犹太上尉是清白的，仍然判他终身监禁，克里孟梭带领反对派联盟突破保守派的权力垄断，将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权置于共和党人的控制之下。他多次拒绝政府的部长任命。1906年，由于众多的派别相互敌对，导致政府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克里孟梭一改常态同意亲自担任内务部长。在他担任内务部长职务期间，法国矿工举行罢工，他派军队和警察镇压，他的这个举动令人吃惊，不过保守派却对此举感到喜悦。尽管他继续提倡8小时工作制、成立工会的权力、工伤保险、老年保险、累进所得税，但是社会主义分子认为他难以成为同路人。然而，他出乎人们意料的强硬作风赢得大量中间派的支持。同年，他成为总理。他的政府在台上维持了三年的时间，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他在任期内强化了与俄国的同盟关系（他视这种关系是法国生存的必需，但他蔑视沙皇的政体），同时秘密地为法国与英国同盟奠定基础。
大战已经进行了几年，战争的代价不断爬升，胜利变得越来越渺茫，立法机构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坚信可以通过谈判获得和平，领导人是约瑟夫·卡约，如果他的妻子没有选择买枪开枪杀人，他本来有可能在1914年成为总理。另一个阵营坚信不打败德国就不会有和平，这个阵营里的人都跟着老虎之后排列站队。
法国议会两极分化极为严重，根本无法形成任何可能的联合，没有联合，法国就难以像过去一样应付面临的困难。战争部长潘勒维在1917年9月成为总理，接替只在台上维持了6个月的里博政府。但是，只维持了几个星期，潘勒维的政府也变得摇摇欲坠。社会主义分子对突然的食物短缺感到愤慨，保守派哀泣法军的状态和战争的局势，布尔什维克在11月夺取彼得堡政权震惊了所有人。潘勒维既没有经验也没有技巧来对付这种局面，只能放弃总理一职。普恩加来作为总统，必须找到一个能重新组织起政府的人。他只有两个选择：卡约或克里孟梭。如果选择卡约，就意味着与德国人搞妥协。相反，克里孟梭代表把全面战争进行到底。普恩加来已经有了再明显不过的选择。
克里孟梭做新总理有许多优势。他了解美国，说英语，是法英同盟的守护神。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保守派认为他还能带来另一个好上加好的优势，克里孟梭在第一届总理任期中用行动证明他不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掌权不必顾虑布尔什维克会侵蚀法国，他将尽全力维持秩序。他变成了统治集团的老虎，从上任的那天起，他就像老虎一样行动，甚至比他过去行为更像老虎。他全面主持政府工作，他的内阁成员都是一些虽有能力但无名气的人，于是这些人便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利基础挑战他的权威。他自己亲自担任战争部长。他以直白的方式告诉将军们，军事上只有他才有最后发言权。他查禁那些反对政府政策的出版物，这是对他自己历史的一种讽刺。他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监狱。多年后，克里孟梭自己透露，他曾控告卡约不忠诚，而且把他也投入牢笼里。他拥抱社会精英——银行家、制造商、资本家——那些他一生都在辱骂的人。他压制有关任何限制或没收战争暴利的言论，就如同他压制为和平而妥协的言论一样。有钱的阶层能帮助他赢得战争，所以他们就是克里孟梭的朋友。任何怀疑他的人都是敌人。
克里孟梭政府做决定相当简单。无论什么事，如果有助取得胜利，那就需要去做。无论什么事，如果使取得胜利变得更困难，那就随时住手不干。与战争无关的事，肯定是一件不重要的事。
“国内政策？”当有人质疑他的计划时，克里孟梭声称道，“我在打仗！外交政策？我在打仗！”
第三十章 帕斯尚尔战役
血和泥，泥和血。这些人想不出什么更好的。
——戴维·劳合·乔治
当英军在伊普尔开始炮击德军的时候，7月正好刚过了一半，这次炮击是黑格期待已久的宏大进攻的序幕。从炮火强度和轰击的持续时间看，这次炮击比德国在凡尔登战役初始阶段的炮击要猛烈，也比一年以前的索姆河战役要猛烈。在15英里长的战线上，挤满了3000门大炮，其密度是索姆河战役的两倍，在一天一夜的暴风骤雨式的轰击中，向对面的德军阵地泻下大量的炸弹、榴霰弹、毒气弹。截至7月31日，英军总共炮击400万发，其中有10万发毒气弹，而英军在索姆河战役的准备阶段只轰击了100万发。这些炮弹总重达到6.5万吨，在英军步兵进攻前就给德国第四集团军造成3万人的伤亡。
被英军炮火轰击的大地，本来就因密布的弹坑和碎石而呈现荒凉的景象，现在则又被彻底翻腾了几遍，把活人埋入地下，把死人挖掘出来。炮轰的过程中，该地区的排水系统被破坏了，这不再是微不足道的附带效应。如果雨季来临（佛兰德斯的雨季肯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到来），雨水将无处可去。
此时，黑格的处境与尼韦勒较早时的处境类似：他拒绝听取任何人的质疑（福煦称黑格的计划是“无用的、幻想的、危险的”），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的目标就是发动步兵和坦克进攻，在第一天内把德国人逼退至少3英里（约5公里）。他计划在第8天的时候，把德国人逼退至少15英里（约24公里）。一旦英军占领铁路枢纽鲁莱斯（Roulers），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坦克师将在德军防线后面的海港登陆。位置在伊瑟河（Yser River）入海口的英国第四集团军，在皇家海军的舰艇大炮的掩护下向东移动，前去接应登陆部队。德国人到时候会因兵力不足而形不成新的防线，最终被迫撤离海岸线。
黑格的这个计划，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德国人知道了黑格的企图。黑格除了掩盖两栖登陆的秘密外，似乎消极地听任英军的军事秘密外泄。为了严格保守两栖登陆的计划，在英吉利海峡北岸泰晤士河入海口进行训练的士兵不许写家信。德军通过空中侦察和环绕伊普尔低矮山岭上的观察哨所，能清楚地看到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军队和武器装备的集结。德军随即采取反制措施。就在英国人忙于备战时，德军从其他战场调遣14个师的兵力来到伊普尔，其中4个师来自东线。梅西讷岭大爆破后一周，鲁登道夫派佛里茨·洛斯伯格（Fritz von Lossberg）来伊普尔做德国第四集团军的总参谋长，此人是德军新灵活纵深防御的原始策划人。洛斯伯格有50多天做准备，他一来就提高了德军指挥官的信心。“我能平静地对待未来的进攻，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后备部队，他们所受到的训练与前线的士兵一样好。”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在日记中写道。
德军在7月10日发动一次先发制人式的袭击，目标是伊瑟河上的一个桥头堡，这个桥头堡可供英军作为出发点，向东与登陆部队会合。此外，这次袭击迫使大部分英军退回伊瑟河西岸，在这个过程中德军又发现一个隧道，英军计划在发起总攻前利用这个隧道去炸毁德军关键据点。这个隧道的发现证实英军在海岸线上正在策划一个大的行动。德军占领了伊瑟河东岸的一些高地（相对于佛兰德斯地势而言），这使得英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双方战役准备的规模异常巨大，不过，在工业化时代实现如此大的规模的全面战争并非难事。比如，洛斯伯格为了修筑他的第一道防线，他需要大量水泥来建筑碉堡和为反击部队准备的地下掩体，这些建筑工作似乎对沙砾有无穷无尽的需要。于是德国人在荷兰购买沙砾，用川流不息的火车通过比利时运输到前线。
尽管黑格的成败系于气候的好坏，但他的热情很高。不过，他所准备的其实与自马恩河战役以来协约国的将军们所做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劳合·乔治认为黑格不会成功。丘吉尔也认为黑格不会成功。劳合·乔治在7月份任命丘吉尔为军需大臣。尽管保守党坚持要求不许丘吉尔进入关键的政府战争委员会，但是丘吉尔毫无犹豫地表达自己对战争政策的观点。贝当甚至比福煦更相信黑格不会成功。但是，黑格十分自信，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手中握有大量的战争资源的原因。此外，他对法国人有难以掩饰的轻蔑，所以他感到尼韦勒失败的地方就应该是他能成功的地方。然而，西线的进攻至今为止都变成了没有意义的流血牺牲，这为怀疑黑格的人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天气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佛兰德斯的天气一直很干燥，但是很有可能要变天。黑格决定不再浪费时间。随着无雨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黑格计划中的日程并没有按照计划依序出现，紧张情绪越绷越紧。黑格做出了一个让年老的高级将军们十分失望的决定，他任命自己最年轻仅47岁的集团军司令官休伯特·高夫（Hubert Gough）负责战役的主攻。黑格挑选高夫，是因为他胆子大，因为他渴望战斗，因为他与黑格一样都是骑兵出身。高夫是一个草率的军事指挥官，他周围的参谋人员都以傲慢著称，但都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在伊普尔，有能力管理数目巨大的人和物比发动冲锋还要重要，黑格的困难逐步显现。高夫在7月7日报告说他的准备工作没有按时完成，并说他怀疑位置在左翼的法军是否能及时准备好。他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黑格（他应该记得拿破仑对将军们说的话——“除了时间之外，其余都可以向我要”）明确拒绝了。两位将军6天后再次见面，高夫再次要求拖延。他说还需要5天的时间。黑格给了他3天，战役开始时间从7月25日修改到7月28日。7月17日，英军继续炮击，但是出现了大雾，准备工作受阻，不得不再次推延3天。黑格知道，每推延一天，雨季的危险就多一天，给人的痛苦就多一份，他非常焦急。
劳合·乔治和战争政策委员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这次进攻有可能变成一次惨败，另一方面，阻止这次进攻有可能演化成一场政治危险，这种境地似乎导致了决策层的瘫痪。弹幕轰击已经持续了5天，他们仍然没有批准黑格的进攻计划。最后，他们在7月20日不得不做出抉择，终于给予黑格发动进攻的自由。不过，他们十分吝啬，不仅要求黑格在战斗不能很快成功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停止进攻，而且要求他明确定义战斗目标。黑格被激怒了。但是，黑格表达愤怒后，又收到另一条通知，这条通知说委员会给予他“全心支持”。自此，一切都开始快速运转起来。从7月22日起，炮轰的强度加大了。7月26日，700架英国和法国飞机升空，清除了天上的德国飞机。两天后，最后一个阶段的炮击开始，此次弹幕炮击的目的在于清除德军的炮位，然而英军的炮位损失也很严重。双方的炮击由于大雾而提前结束，因为大雾使双方都无法发现敌人的目标。大雾天仍然在持续。英军开始向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的地带进发，不过大地此时仍然是干燥的。前两周里，有几场小雨，但危害不大。
7月31日凌晨3点50分，进攻终于开始，参加进攻的有17师的协约国士兵，另有17个师的协约国士兵在背后等待。在战线北面一端，有两个法国师保护高夫的侧翼。在另一端是普卢默的第二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目标的难度适当：占领几个据点，守住梅西讷岭，使之成为支持高夫进攻的支点。高夫指挥的10个师是发动冲击的公羊，目标是迫使德国撤退，为后续部队开辟战场。他在大约7英里（约11公里）长的战线上有2.3万门大炮，每6码（约5.5米）就有一门大炮。高夫的部队、普卢默的部队、法国部队加在一起，大约一共有50万人。
德军的前线防守部队严阵以待，机关枪密布得如同大黄蜂蜂巢，排列整齐得如同棋盘。他们之后是德军第四集团军的20个师，他们被分成4组：9个师靠近前线，后面跟着6个师，他们后面还有2个师，最后3个师在更远的后方。无论英军和法军在何处撕开一个缺口，德军后备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上前填补缺口。
黑格计划中的某些部分被准确实现。高夫侧翼的部队进展良好，部队在遇到较小阻力的情况下达到目标。即使在中路，前锋部队也找到办法攻破德军的第一条地带（第一道防线本该如此退让），进入第二道。在有些地段，部队前进了2英里（约3公里），而另有一些地段只前进了半英里。英军最后几小时的狂乱的炮击打散了德军，有6000德国人被俘。下午刚到，一场小雨淋洒在战场上，英军的前锋已经脱离英军炮火的保护，突出暴露在德军安置在北面和南面的高地上的野战炮攻击范围内。这些德军野战炮本应已经被摧毁，但是由于大雾遮掩而逃过一劫。英军遭受严重损失，被迫后退。高夫的进攻部队有52辆坦克，其中22辆在前进中损坏，19辆在德军炮火的攻击下退出战斗。到下午快结束时，英军的进攻停顿下来，小雨变成大雨。黑格此时也许并不知道英国伤亡高达2.3万人，他把这次战斗与索姆河第一天的战斗进行比较，然后向伦敦报告说：“非常令人满意，对这么大的战役来说，伤亡应该算是轻的。”
同一天，本笃十五世（Pope Benedict XV）给协约国的政府和同盟国的政府发去了信件，表示愿意出面协调和平谈判，只要不涉领土纠纷就行。像以前一样，教皇的条件是柏林必须答应放弃比利时。德国再次证明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年轻的外交大臣理查德·冯·库尔曼（Richard von Kuhlmann）决定不理睬梵蒂冈的新建议，直接与伦敦对话。他希望与英国达成一项秘密的排他协议，以德国撤出比利时为条件，要求英国停止与德国为敌。但是，德国新首相米凯利斯把这个有潜力的好想法给破坏了。他顺从了鲁登道夫的意志，鲁登道夫坚持德国不仅要实际控制大部分比利时国土，还要占领法国隆维-布里埃的铁矿和煤矿，还要获得非洲的一大片土地。与此同时，还有几个笨拙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比如，奥地利和法国以多种方式多次进行谈判，但是毫无结果，因为双方的决策人都决心让和平协议先满足自己的意志。米凯利斯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令人失望，他与贝特曼–霍尔威格一样成为德国议会仇恨的对象，三个月后不得不辞职。
8月2日，黑格恢复进攻，但天降大雨形成洪流。由于佛兰德斯的排水系统被毁坏，每一个弹坑都充满了水，大地变成沼泽，沼泽深度无人能用脚触到底。坦克难以运动，飞机不能飞翔，德军的大炮夺去更多英国士兵的生命。黑格继续努力向前。又过了两天，大雨继续下着，英军和法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6.8万，他最终命令停止进攻，等待天停止下雨，大地变得干燥。
对部队来说，停止战斗并不是解脱。一名英国军官记录下整天躲在从德国人手里夺下的掩体中的经历。“里面只有5英尺（约1.5米）高，可是水就有2英尺（约0.6米）深。令人讨厌的水，水里尽是垃圾，有旧罐头，甚至有人的大便。当炮弹在附近爆炸时，臭味越发散发出来，十分强烈。我们幸运地找到德国人建筑的一个水泥架子，高出地面2英尺（约0.6米）。我们4个军官和其他6个人在水泥架子上过了一夜。根本没有地方躺下，也没有房间可供站立，我们基本上是蹲伏着。碉堡外是一个大炮弹坑，里面都是水，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走一块10英寸（约25厘米）厚的木板。水坑里有一具德国兵的尸体，估计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气候发生变化时，那尸体一会儿浮起来，一会儿又沉下去。炮弹坑里有许多尸体和伤员，伤员哭喊着要求帮助，但是哭喊声渐渐地衰弱下去。”
8月10日，黑格终于等来一次重新发动进攻的机会，进攻目标是占领或驱赶走德国人的轻型炮火。这又是一场有限但代价高昂的胜利。战斗刚结束，黑格又开始策划在8月14日继续进攻。但是，天又下雨了，致使黑格决定先拖延一天，后来又决定拖延两天。当战斗重新开始时，战斗结果又恢复了往昔的样子：伤亡很大，几乎没有战果。黑格坚决不放弃，他有足够的理由不放弃，他给伦敦的承诺也迫使他不能放弃。与过去不同，他决定改变进攻方向。
至此，伊普尔第三次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在三周半的时间里，黑格的部队前进了2英里（约3公里），这大约就是他原计划中第一天目标的一半。两栖登陆作战还没开始，正等着占领鲁莱斯。随着局势逐渐变得明朗，英军无法占领鲁莱斯，两栖登陆作战部队随后悄悄地解散了。双方都在撤换伤亡过大的部队，德军换了27个师，英军换了14个师。在伦敦，劳合·乔治抱怨道：“血和泥，泥和血。这些人想不出什么更好的。”
进攻的重点从高夫的身上，转移到第二集团军的普卢默身上。普卢默在伊普尔已经有两年了，士兵对他都很忠诚，这是因为他像贝当一样关心士兵的福利，不愿浪费士兵的生命。他的士兵都有较高的士气，渴望战斗。与高夫和黑格不同，普卢默非常注意研究德军的新防御体系。他设计了一种反攻战术，这种新战术很可能来自梅西讷岭战役的经验。黑格批准了他的战术，要求他在3周内准备好。与此同时，黑格被召回伦敦，与劳合·乔治和战争政策委员会开会。会议还是像以前那样令人感到沉闷。黑格坚持不击溃德军不住手。罗伯逊继续支持黑格。会议结束，黑格回到法国，他的权力丝毫没有被削弱。这使得英国首相感到异常不愉快。
此刻，黑格低估了自己的实力。普卢默其实已经找到打破德军防御体系的办法，其关键就是要削弱德军的优势，扩大其弱势。像大多数伟大的作战计划一样，普卢默的作战计划既有一种简洁的优雅，又充分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首先，普卢默降低了对战果的要求，一般只要求前进不超过1英里（约1.6公里），考虑到当时德军防线的厚度和强度，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实际的。其次，虽然协约国自1914年开始就谋求突破德军防线，但实际上仅是一种幻想，即使希望前进几英里也是不可能的，原因是德军反攻能力提高了。普卢默及其参谋们总结出一个被别人忽视的作战原则：英国发动进攻的时候要用巧劲，前进的距离要比较小，小到德军懒得发动反击，这样才能逐渐地智取德军的防御体系。把一系列如此的进攻累积在一起，就能迫使德军后撤，从而丧失防御能力，英军的运动战最终能消耗尽德军的兵力，使得德军难以生存。
普卢默将军是个精明的人，从来不靠小聪明取胜。他利用9月的前3周时间集结了大量炮火，其强度甚至超过7月和8月的炮火。英国人有福气，天气帮了大忙，这3周内天气突然停止下雨。经过周密的准备工作，英军安置在前线的大炮每5码（约4.5米）距离就有一门。德国人将遭受5拨炮火轰击，每一拨炮击针对一个杀伤地带，每个地带的深度有200码（约180米）。第一个地带全部是榴霰弹，第二个地带是炸弹，第三个是间接机关枪射击（“间接”指的是机关枪射手，由于看不见目标，于是向天上射击，让子弹从天上落向敌人头上）。最后两个地带多为炸弹炮击。任何一处德军阵地，会依次成为某一种英军炮火轰击地带，英军的炮火就像一阵几分钟变化一次特征的暴风雨一样，覆盖着从前沿阵地向后面半英里远的地域。普卢默的炮兵部队在步兵进攻前，一共炮击350万次。
普卢默的行动有比较好的隐蔽性，早前他占领地势较高的梅西讷岭，德军设置在岭上的观察哨所被消灭，此外，他的部队跟随着高夫的部队的侧翼向前推进也具有一定的隐蔽性。9月20日，他发动进攻，步兵紧跟着“徐进弹幕炮击”前进，那些没有被炮击杀伤，也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德国兵没有进行多少抵抗就投降了。进攻部队达到预定目标后，立刻停止前进，匆忙地建筑防御工事。德军的主力此时正在后面等待英军前来袭击。等到德军主力发现英军当天的任务完成不再前进时，此时天色已晚，德军没有时间无法发动有效的反击了。整个战斗既快速又干净，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得彻底的胜利。不过，德军大炮在英军进攻时猛烈轰击，英军的伤亡也非常大，约有2万人。尽管有如此大的伤亡，但是这次战斗清楚地向双方表明战争游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场战斗被称为曼因路（Menin Road）之战，战斗结束后，德国人感到害怕，而英军指挥官则得意扬扬。
英军在这次进攻中不仅占领了德军的阵地，而且还占领了一些德军的设施——碉堡和掩体等德军新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破坏了德军的防御体系，增加了德军的弱点。普卢默看清了这种情况，迅速在9月26日再次炮击德军阵地，发动步兵进攻，这次战斗被编年史称为保利根伍德战役（Battle of Polygon Wood）。当时的天气很晴朗，数十架英国和法国飞机低空飞行，用机关枪扫射德国守军，并向德军阵地丢下炸弹。在又一次可怕的弹幕轰击之后，步兵在4英里（约6.5公里）宽的战线上按计划只前进了半英里，这使得德军主力只能无助地观望而无法发动反击。德军又丢失一批据点。如果再出现如此战况几次，德军将失去不少的防御阵地。
绝望的德军放弃新的防御体系，重新拾起老的防御战术，安排大量部队组成强大的防线阻止进攻者轻易夺取战果。普卢默再次调整炮火，准备下一次打击。命运似乎对他很照顾：气象学记录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干燥的9月份。
10月3日，一场细雨落下。第二天早晨雨还在下，可是，英军还是冒雨展开，后来被人们称为布鲁克森战役（Battle of Brookseinde）。这一天是德国人的灾难，比9月20日和26日还要惨烈。前线的德国部队只有几天的时间修建临时防御工事，普卢默的弹幕轰击大量屠杀德国部队。由于德国将军们太渴望消灭英国进攻者，把后备部队安置得太靠近前线，因此也没能逃脱普卢默为他们安排的地狱般的炮击。英国部队只前进了700码（约640米）就停止了，这令德国人发狂。在这次战斗中，德军伤亡3万人，英军伤亡2.5万人。如此高伤亡率，英国人感到痛苦，但是德国人无法维持这么大的伤亡。传统战术无法避免类似的伤亡再次发生。
坐镇德军总部的鲁登道夫对来自佛兰德斯的战败感到惊慌，开始想方设法发动进攻，希望从伊普尔吸引走英军的兵力。他想不出什么可能方案。德军此时缺乏足够的兵力，贝当继续在凡尔登发动进攻，其他几个战场的法国部队也恢复了令人信赖的战斗状态。鲁登道夫命令第六集团军切换回新防御体系。这样做至少能使大部分德国部队避开英军的大炮轰击。除此之外，德军毫无伎俩可施，只能希望获得解脱。鲁登道夫在回忆这段时间时说：“西线的战斗变得非常严峻，代价极高，德国部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严重的局势。我感到压力很大。西线的局势似乎影响我们在其他战场执行既定计划。我们的消耗量是如此之大，引发严重的疑虑，没有人曾预见到这样的局势。”
德国人的解脱从天而降。那场从10月3日开始的小雨，转变为连绵雨，几天后转变为倾盆大雨，大雨不停地下着。佛兰德斯变成一个巨大的浅水湖，每个弹坑和低洼地都装满了水。此时结束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应该说正是时候，英军将领在10月7日开会时，普卢默和高夫都偏向立刻结束战斗。黑格不予理睬。此时，普卢默的部队已处境不利，如果在来临的冬天中不付出异常的艰辛，根本不可能守住它。一种解决方案是撤退回地势较高、较干燥的地带，这个方案对黑格极为不利，黑格为获得目前的战果付出极大的代价，劳合·乔治肯定会做出反应。黑格宣布，唯一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就是继续推进，占领帕斯尚尔岭（Passchendaele Ridge），这是一条像蛇一样弯曲的山岭，梅西讷岭是其一部分。事实上，所有的英国部队都处于破破烂烂的状态，来自英联邦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的部队将发挥主要作用。
帕斯尚尔战役的第一次进攻于10月9日展开，地点是在激情谷，天下着雨，作战条件困难得难以展开战斗。水淹没了地面上几乎所有的东西，水的下面是泥，泥深得不见底。几乎找不到落脚点，难以移动大炮，安置好的大炮也发生晃动，人行走困难。大型炮被淹没看不见踪影。轻型铁轨也被淹没。运输炮弹的唯一办法是用骡子运送包裹，但是许多骡子被淹死了。大炮轰击后，炮弹不爆炸就消失，因为烂泥太软而无法触发导火索。不知何故，位于中路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取得进展，但是，原先只受到一个方向的机关枪射击，而他们的新位置暴露在三个方向的机关枪射击之下。最后，他们挣扎着退回了出发点。伤员无法带回，都淹没在烂泥中了。
一名在战场上负责侦察的澳大利亚军官说：“斜坡上布满了死尸，有德国人的，也有我们的。我钻进一个碉堡，发现大量死尸。出来后，我又小心进入下一个碉堡，发现有50个来自曼彻斯特的英国兵还活着。我从来没有见过受损如此严重的部队，士气非常低落。他们在碉堡后面蜷缩着，处于极度的疲惫和恐惧之中。德国人一整天都在射杀他们，已经有57人被杀，死去的和即将死去的堆放在一起。伤员很多，没人照顾，极度虚弱，他们呻吟着，抱怨着……有的伤员已经待在那里四天了。”那军官继续侦察，他发现另一掩体，里面有“24个伤员，2具德国兵尸体，外面有6具德国兵尸体，尸体处于不同程度的腐败。恶臭难忍……天亮了，我的周围20码（约18米）内有40具死尸，整个峡谷里到处都是死尸”。
加拿大人被挑选为主攻，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阿瑟·柯里（Arthur Currie）有顾虑。他预测占领帕斯尚尔将给他带来1.6万人的损失，但他并没有拒绝执行命令。他率领部队在10月26日发动进攻，遭受惨重伤亡，但也造成德军同等严重的伤亡。他的进攻在还没有攻下帕斯尚尔岭的情况下被迫停止了。加拿大部队4天后再次发动进攻，结果一样。除了其他的磨难外，士兵们在帕斯尚尔战役中缺少饮用水。运水和运炮弹一样困难，四处都是沼泽，沼泽布满了废物和死尸，有人的，也有动物的。
欧洲另一战场此时正燃烧着烈火，意大利前线的流血规模自1915年开战以来，突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意大利军队的总司令路易吉·卡多尔纳又发动了两次伊松佐战役，一次在5月，另一次在8月，他在这两次战役中损失了28万人。奥地利军队在两次战役中也遭受了骇人听闻的损失。双方都在寻找同盟的帮助。凶暴的卡多尔纳，简直就是穿着制服的野兽，他虔诚执行一种残忍的惩罚制度，对那些战果令他不满意的部队，每10个人中，他要枪杀1个。此时，他害怕俄国崩溃后奥匈军队可以全力对付意大利，于是向英国和法国求援。但是，英法除了继续输送炮火外，不愿派兵增援。奥匈帝国年轻的皇帝卡尔在听到他的参谋（此时康拉德已经被降级）说奥地利人难以抵御卡多尔纳的进攻后，向鲁登道夫求救。被拒绝后，他转而向德皇威廉求救，德皇威廉答应干预。德军派遣了一名将军前去意大利前线进行评估，评估报告说奥地利人确实处于能力的极限状态，于是鲁登道夫在犹豫之后还是创建了德国第十四集团军，这支军队的士兵、大炮、飞机都来自波罗的海诸国、罗马尼亚、阿尔萨斯、洛林。他让老将奥托·冯·比洛做这支军队的司令官，军队向南运动，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用最小的代价把意大利的局势稳定住。
这个决策的结果就是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也就是第12次伊松佐战役，德奥联军于10月24日向意大利军队发动进攻，很快发展成为一次意义深远的胜利。德奥联军共有兵力33个师，迎战对面的41个意大利师，在第一天中向前推进了10英里（约16公里），意大利军队后撤，卡多尔纳企图重组进攻，但后撤很快演变成慌张地逃跑，数十万意大利军队投降。比洛命令部队进攻时不要超过塔利亚门托河（Tagliamento River），这条河在伊松佐河的西面，向南流入亚得里亚海。但是，比洛的部队很快达到预定目标，继续追击敌人。罗马政府垮台，卡多尔纳被解雇，意大利军队不断逃窜，直到皮亚韦河（Piave River）边才止步，此时他们已经离塔利亚门托河20英里（约32公里）远，意军停下脚步在那里构筑新的防御线。有两个条件对意大利人有利，一是德国人因疲惫而停止追击，二是冬天的降雨到了。比洛在70天内前进了80英里（约130公里），把南部前线缩短了200英里（约320公里），这是极为关键的战果。意大利军队在向皮亚韦河撤退中，伤亡了总共有32万人，包括26.5万俘虏，为了防守皮亚韦河，意大利军队又损失14万人。从战术角度看，卡波雷托战役是一次非常壮观的胜利，南部前线的战争似乎因此而结束。但是，战争实际上还在继续。这次战役引发罗马政府和意大利军队进行大改组，更有能力的领袖上台。粗暴虐待士兵破坏意大利军队士气的行为被中止了。重组后的意大利军队继续威胁同盟国。
直到11月6日，没有多少作战经验的加拿大部队才基本上把德国人赶出帕斯尚尔岭，战斗如同噩梦似的难以忍受，黑格随后宣布胜利。正如柯里预测的那样，加拿大部队伤亡了1.6万人。最后的进攻4天后展开，加拿大人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结束。在3个月余1周的时间里，协约国军队前进了4.5英里（约7公里），占领了一些阵地，黑格称之为对1918年的战争能起到极好作用的起点，但是另一些较冷静的将军认为这些阵地毫无价值。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法国大约一共伤亡了25万人，德国的伤亡情况类似。德军投入了118个师，许多师都消耗光了。英军此时比德军拥有更多兵力，投入了43个师，法国投入了6个师。这次战役使双方都感到筋疲力尽，英国远征军的受损状况几乎与法军在舍曼代达姆战役结束时的状况一样。
然而，黑格并不满意。11月20日，他在阿拉斯老战场附近的康布雷发动进攻。他派出19个师的兵力和大量坦克，进攻目标是兴登堡战线上一段防守较弱的地段。与卡波雷托战役类似，进攻者在开始时取得巨大胜利，但是与卡波雷托战役不同的是战役的结局，英军的初始胜利寿命很短，德军很快将战局翻转。英军在初始进攻中投入216辆新式马克四型坦克，71辆坦克中途出现机械故障，65辆被敌人炮火击毁，43辆沉没。然后，有几辆像公牛一样冲破德军防线，吓得德军士兵逃跑了。但是，黑格把康布雷之战看作展示之战，是一次年终前的士气强化注射行动。黑格没有计划后续动作，他在初步胜利后也没有命令做任何后续动作。向前推进了的英军发现三面受敌，这几乎成了形成较窄突破口后的祸源。德军的20个师在11月30日发动反攻，把失地夺了回去。
一名参加了康布雷战役的德军中尉留下了他与同志们如何对付黑格坦克的记录。“当坦克突破第一道防线时，我们以为我们不得不向柏林撤退了。”他写道，“我记得一辆叫土狼的坦克，前进了很远的距离，突然在离我的小防空洞1000码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部队里的男孩子发现将手榴弹投入坦克顶部的孔道能阻止坦克前进。这个消息传开后，男孩子们意识到坦克有盲点，坦克的机关枪无法扫射到坦克周围所有的地方，这些盲点对摧毁坦克非常关键。
“我感到震惊，并且为坦克里面的家伙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无路可逃。一旦有人占据坦克的顶端，坦克必死无疑，可怜的家伙不能逃脱。坦克的燃料开始燃烧，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后，在我们的前后只能看见烧完的坦克。跟着坦克进攻的步兵还是需要面对机关枪的扫射。坦克进攻时，英军的炮火需要停止，而我们的机关枪还能充分射击，这能产生很好的防御效果。
“后来，进攻停滞下来，我等待几个团的骑兵横扫过来，把我们赶回柏林。但是，这没有出现，我们感到惊奇。当有新的部队上来，齐心协力守住被坦克攻破的地段时，情况平静下来，我们重新组织起来，此后，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坦克攻破德军防线的切入点。几天后，我们进行反攻。第一天没有成功，第二天也没有成功，到第三天时才终于成功了。”
这又是一次毫无战果的英军进攻。然而，这次进攻并非没有意义。双方的将军们看到了新坦克，如果使用合适，还是有可能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的，康布雷战役预示着未来的战争。
这也是1917年的结束。在西线，有22.6万英国人丧命，13.6万法国人丧命，12.1万德国人丧命。僵局仍然在继续着。
阿拉斯战役、尼韦勒进攻、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康布雷战役使得法军和英军失去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里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同时，英军和法军摧毁了德国人对他们的新防御体系的信心。
这两个现实情况将影响到来年的战局。搏斗将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刻。
第三十一章 走向破产
我们挖一个洞，自然有人钻。
——埃里希·鲁登道夫
大战的第四个冬天到了，欧洲好像是个正在消亡中的文明。俄国在大战前被称为欧洲国家中最有光明前途的国家，此时已经陷入崩溃之中。沙皇尼古拉及其妻子、子女都被关进监狱，克伦斯基的民主政府消失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接管了俄国这个巨大的残骸。俄国人民陷入贫困之中，既缺安全又缺安定，大多数人厌恶战争，不愿继续打仗。列宁则因势利导，尽全力给予人民和平。
其他交战国家情况要稍好一些，但遇到的困难也很多。虽然法国和英国能够从新大陆获取各种有用资源而不会陷入物质匮乏的痛苦之中，但是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也开始厌倦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悲伤。人民也感到疲惫，但疲惫程度很难估计，原因是政府为打胜仗不惜代价地压榨人民，生活变得暗淡。所谓的“民主”政府不允许公民拥有不愿意打仗的自由，不允许与政治宣传不一致的信息出现，除了千篇一律的说教外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不会改变，而且似乎会更严重。
德国深受经济封锁的折磨，打破经济封锁的希望也不大，德国似乎要步俄国革命的后尘。奥匈帝国的情况比德国还要严重，生活极度困难，营养不良症四处蔓延，即将来临的冬天很可能是既没有取暖也没有照明，没有足够的食品保持健康，甚至性命不保。人们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得要死。生活变成一场悲剧，变得难以生活，即使是最基本的生活品，也难以获得。有可能发生叛乱，因为人们开始反对战争，反对那些还想打仗的人。
冬天来临，主要的军事行动将处于停滞状态。不过，将军们却再次开始制订来年的进攻计划。双方都感到来年的作战计划很难制订。人们很难再相信新的伟大计划有机会成功，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推翻了将军们的承诺，西线的每一次进攻，从德军发动入侵到帕斯尚尔战役，次次都以失败告终。交战双方的军队都处于很糟糕的状态。
虽然俄国并未投降或者和谈，东线和西线同时开战的局势却没有了。美国军队必须集聚起足够的兵力，并予以充分训练，这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在此之间，英法只能独自与德国打仗。当然，协约国一方还有意大利军队。但是，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战役之后很难再有大作为。
意大利在战争中的损失，无法与英国和法国的损失相比拟。截止到1917年，英国和法国的伤亡总数达到了300万；平均每个月伤亡4万人。贝当将军预测他在1918年为进行西线的战事需要102万兵力，然而他只能获得这个数目的85%（实际上，他只获得75%）。在贝当的管理下，法军基本上从1917年的兵变中恢复过来。从6月至7月，法军已经击退100多次德军的进攻，在凡尔登和舍曼代达姆发动了数次成功的进攻，攻占了德军阵地，俘虏了德国兵。然而，总理克里孟梭和他的首席军事顾问福煦轻视贝当的成绩。他们认为贝当谨慎过度，觉得贝当打仗的条件太多。
英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能从诸殖民地汲取人力，具有较多的人力资源，在大战以来“只”损失了200万人，似乎应该比法国的处境要好一些。但是，英国实际上不如法国，至少在将军们眼中是如此。严格地讲，英国的问题并不是缺少士兵。更恰当地说，英国的问题是首相劳合·乔治拒绝给英国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黑格足够的兵力，不让他继续打索姆河和帕斯尚尔那样的战役。劳合·乔治坚持把45万随时能上战场的军队留在英国本土，也不许既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战场武器的工人组织跨越英吉利海峡。黑格非常缺少补充兵员，他为了避免解散整个师的建制，不得不把每个旅的建制从4个营减成3个营。这就使得英国再次投入激烈战斗时陷入难以解决的组织混乱。
在满足国民和军队物质需要方面，英国和法国则完全没有危险。美国冲破了德国潜艇在大西洋的阻拦，把大量的产品运送到欧洲。凡是协约国需要的，包括钱在内的所有东西，美国都大方地给予。自从劳合·乔治在1915年3月成为军需大臣后，在两年时间里，英国的军需品生产增长了3000%。后来，温斯顿·丘吉尔主持军需品生产，军需品的产量又增长了4倍。温斯顿·丘吉尔之所以又能出来工作，是因为调查加里波利灾难的委员会判定温斯顿·丘吉尔没有过错。到1917年后期，每个月有25万吨炮弹运送过英吉利海峡，而这个数量只是运送给英国远征军在法国北部海岸基地的总货运量的三分之一。协约国的大问题是管理问题。大战都进行了3年了，还是缺乏有效的机制协调英国和法国的作战安排。
1917年11月，卡波雷托战役后不久，协约国的领袖在意大利的拉帕洛（Rapallo）开会，会议同意创立一个具有宏大名字的机构——盟军内部最高战争委员会（Inter-Allied Supreme War Council）。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包括了各国政府首脑和各国总参谋部的代表。美国是后来才加入的。劳合·乔治欢迎建立这个委员会，因为它可以用来平衡自己的军事参谋——黑格和罗伯逊。劳合·乔治从他未担任首相一职前就认为黑格不适合做英国远征军的司令官。他一直想撤换黑格，但次次努力都没成功。
实践证明最高战争委员会是有价值的，但主要是在行政管理方面，它能特别有效地协调各国不同的物资运输系统，在分配军需品方面很有效果，在分配人力资源方面又有一定的效果。劳合·乔治的最大愿望就是阻止黑格再次发动佛兰德斯攻势，最高战争委员会在1917年底前就满足了他的愿望。12月，最高战争委员会在凡尔赛举行第二次会议，委员会决定1918年不再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在指挥作战方面，这个委员会是没有用途的。黑格和贝当都不愿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一个国际机构，也不愿与之合作。1918年初，英王乔治五世意识到黑格很有势力，有许多高层的支持者，于是提升他为陆军大元帅。几乎同时，发生了一件意义相反的事，劳合·乔治委派南非将军扬·史末资（Jan Smuts）去欧洲大陆秘密寻找一个黑格的替代者，候选人包括赫伯特·普卢默、亨利·罗林森。
同盟国没有类似的协调问题；德国已经没有具有实质意义的盟友需要协调。北方战场上的土耳其，因俄国崩溃而获救。但是，土耳其因过分扩张而精疲力竭。土耳其的威胁来自南方，英国从埃及向东扩张是一个威胁，英国支持阿拉伯人反叛是另一个威胁。此时，法金汉在中东。奥托·李曼·冯·桑德斯也在中东，他曾是加里波利战役的指挥官。他们在中东的任务是帮助土耳其人，但是他们既缺军队也缺物资，所以难以使局势有实质性的改变。保加利亚在这个时候比较安全，但无法向巴尔干地区提供帮助。保加利亚的内部处于混乱之中，反对派指责现政权将保加利亚带入同盟国阵营。
奥匈帝国如今仅是一具空壳。1917年，维也纳征召16万合格的男人加入已经被打得破烂的军队，这些新兵实际上都是1900年出生的男孩子。这次征兵后，剩下的人力资源只有受伤的老兵和释放回的战俘（1918年从俄国回来40万战俘）可以上战场了。奥地利人缺乏煤、铁、枪、弹药、食品、饲料。数万匹用来运送大炮的马死于缺乏草料。马铃薯是奥地利人最主要的食物，1917年的收获，到第二年春季就消耗光了。步枪的月产量从1917年3月的11.3万支下降到1918年2月的9000支。重型炮弹的产量，在1917年秋天是每月40万发，而到1918年秋天则下降至三分之一。绷带用纸制成，因为没有棉花。纸质的内衣发送给士兵。士兵的生活和平民的生活一样，都变成一种低层次的生存竞争。
奥匈军队总参谋部在11月进行的一次战略评估中被迫做出一个结论，奥匈军队在1918年无力再发动进攻。此时，奥匈军队仍然有44个师的兵力布置在十分平静的与俄国接壤的前线，还有37个师在意大利作战，但是军队的士兵和装备异常衰竭，一个师往往只有5000至8000人，根本不能称作师。军队里流行开小差，不开小差的士兵越来越显示出反叛的倾向（特别是那些被释放的俘虏），生活在农村的人正在回返到中世纪的野蛮之中。逃跑的士兵组织成匪帮抢劫居民。
此时，康拉德已经不担任总参谋长一职，正在意大利前线指挥一个集团军。他肯定是没有接受过去3年的失败教训，仍然喜欢发动超越自己实力的宏大战役。他正计划从阿尔卑斯山的蒂罗尔人地区向南前进，进入威尼斯北部的平原，目的是惩罚令他蔑视的意大利人。这个计划有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奥地利按照这个计划能在德国夺取最终胜利前率先占领一大片土地。他很快便去维也纳叫卖这个计划。他的上司想尽办法不理睬他。
在这样的局势下，德国孤立无援。即使如此，德国还没有落到希望渺茫的地步。尽管去年的伤亡惨重，缺少各种必需品，但是东线战事结束使柏林把全部军事威力投入西线战事。虽然德军实力已经不如2年或3年前，但是德军所遭受的损失并不比英军和法军遭受的损失更严重。与敌军相比，德军的装备是恶劣的，前线士兵一周只能吃到3到4次定量肉食，汽车和马车的轮胎也不是橡胶的，但德军在另一些方面拥有重要的优势。
德军最明显的优势要算在比利时和法国建立的防线。除了那些地理条件使敌人完全不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段，防线上所有地段的防御工事都比1914年有明显改善。这些防御工事规模巨大，结构非常复杂精密，由纵深达10英里（约16公里）的碉堡群组成，碉堡之间相互支持，内有机关枪把守，渠状战壕可组织步兵和坦克，有大量防炮火的掩体，大量聚集在一起的带刺铁丝网起保护作用。数万名劳工自僵局开始时便参与修建防御工事，他们之中有战俘和从被占领土地上抓来的平民。如果从东线搬来增援兵力，这些工事就是无法攻取的障碍。
1917年下半年，德军引入一种新的进攻系统，借以补充防御能力，这种被称为“胡蒂尔方法”的新进攻系统最初在东北前线使用，后来推广到卡波雷托和康布雷，由鲁登道夫的表兄奥斯卡·冯·胡蒂尔（Oskar von Hutier）发明，利用这种方法极有希望打破西线的僵局。在这种方法中，突击小分队由6个至8个经过特殊训练的士兵组成，他们的任务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利用地形偷偷溜过强大的据点（不是停下来摧毁这些据点），目的是以最快的速度深入敌人阵地。那些强大的敌军据点由第二拨带着重型武器的大部队消灭。德军曾在中等规模的进攻中使用过这个战术，如果在较大规模的进攻中使用这种战术，应该会有较好的效果。
德军最高指挥层面临的问题是：是应该像1915年那样进攻，还是像1917年那样防守？这个决定应该由鲁登道夫做出，而他一直倾向于发动进攻。普卢默在1917年末的伊普尔战役中采用有限攻击的战术取得了较好的战果，这对鲁登道夫的决策有影响。但是，真正影响鲁登道夫的决策的因素是美军参战。每月都有数千人的美国军队抵达法国（到1918年中旬，美国军队将有25万人抵达法国）。尽管美国兵都在受训，但很快美国军队将会达到压倒性优势。虽然美国兵没有经验，但是他们吃得饱，精力旺盛，有最好的武器。由于还未遭受到流血伤亡，他们有一种天真般的勇敢。这种勇敢，英、法、德的士兵已经没有了。
按照鲁登道夫的估计，美军只有到1918年中旬才能带来威胁，到那时敌我对峙的天平才会发生决定性的翻转。如果德国想在西线取得战争的胜利，只能在1918年上半年的时间。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德军各部队都收到一篇题目叫《战壕攻击战》的论述文章，解释了胡蒂尔战术和使用方法。一些被挑选出来的军官从前线撤回，参加一个为期8天的培训课程，不过这门课程很快延长到4周时间。德军把东线最好的部队和一些资质较差的部队里抽调出的35岁以下的士兵，用火车运回德国，让他们进行休整，提供培训。德军的目标是建立42个精英机动师，他们是德国最好的士兵，这些年轻的勇士能熟练使用手榴弹、轻型机关枪、火焰喷射器、战壕迫击炮，并接受过新攻击战术的培训。这些士兵处于防御状态已经有几年时间了，知道依靠防御无法胜利，特别是在经历了帕斯尚尔战役的折磨后，他们期望发动进攻。鲁登道夫说：“他们对进攻着迷了。俄国崩溃后，期望进攻是他们的一种自慰。”德国国内也发生类似的情况。德国人不仅想结束战争，而且想获得伟大的胜利。德国的政治宣传说，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是以德国完胜告终。
还有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是在何处发动进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确定目标——是攻击英国，还是打败法国？为了探究答案，鲁登道夫在11月11日与皇储威廉的总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Friedrich von der Schulenburg）、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总参谋长赫尔曼·冯·库尔（Herman von Kuhl）一起开会。这两个人都是有经验的指挥官（库尔曾是克卢克1914年进攻巴黎时的总参谋长），他们都有各自的主见。德舒伦堡希望对凡尔登凸出部的两翼发动进攻，这个主意猛一听荒谬，但实际上很有道理，因为法军急剧减少了在凡尔登地区的兵力。他看到了一个动摇法军在凡尔登地区防线的机会，利用这个机会把法军驱赶到巴黎。库尔奋力争取在佛兰德斯发动进攻，他争辩说那里是唯一能夺取战略目标的地方。如果英军的防线被刺破，他们只能是背水而战，结果是要么被德军歼灭，要么逃窜回英格兰。鲁登道夫也提出几个方案，要求特别注意英、法会合点圣康坦（St. Quentin）。他指出发动进攻的3个必备条件：俄国和意大利不再是威胁；进攻的时间要尽可能地早，最迟3月，如果可能要放在2月；如果进攻开始，即使打击的是法国人，但目标必须是打败英国人。英国远征军在大战开始时只是一支很小的军队，现在则变成协约国中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如果英国能在年中被打败，美国人就不重要了。
15天后，3个俄国士兵举着白旗走向德军在遥远北方库尔兰的防线，这一举动使滞留在人们心中相信东线还有可能再次回到战争状态的担忧消散了。这3个俄国兵说他们是基里连科（Kirilenko）将军派遣来的，布尔什维克最近刚任命基里连科为总参谋长。他们的任务是传达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和平谈判意愿。几天后，德国和俄国的代表齐聚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德国代表中有马克斯·霍夫曼、德国外交大臣理查德·冯·库尔曼（他是亚瑟·齐默曼的继任者）。
试探性的和平建议此时逐个出笼，一般是以秘密的方式提出，纠缠着各种动机，双方的领袖公开表示愿意公平地进行和平谈判。协约国希望与维也纳进行单独的和平谈判，这对德国人在东线的利益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德国利用中间人试探着协约国诸国的意向。从一开始就视大战为疯狂之举的教皇继续寻找一个各方接受的停火条件，这让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愤怒不已。在这些众多的声明和积极的姿态之中，有的真诚，有的带着轻蔑的不信任，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有时让人感到愉快，有时让人感到悲哀。但是，和平的希望不大。
战场上的僵局仍然在继续，和平的唯一机会是维持现状。此时，只有俄国和奥匈帝国愿意拥抱这个想法，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战败了。柏林、伦敦、巴黎、罗马还是认为胜利是有可能的，从长远看，决出胜负很有可能，谁都不愿满足于获得劣势。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国家都不能满足于劣势。所有的国家都告诉自己的人民，这场战争是善与恶的对决，如果此时与敌人妥协，根本无法向人民解释。
德国领导人对战争目标有各自的看法，其分歧程度比协约国领导人之间的分歧要大。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然希望赢得战争，所以他们对不是由柏林支配的和平谈判不感兴趣。相反，格奥尔格·冯·赫特林（Georg von Hurtling）伯爵说他希望自己成为历史上的“和解首相”，11月1日米凯利斯辞职后，他续任首相一职，他是一位年迈的巴伐利亚天主教徒，过去是哲学教授。但是，他的和解条件要求德国获得卢森堡和列日，也许还应该包括拥有富饶煤和铁矿藏的隆维–布里埃盆地（Longwy-Briey basin）。在这点上，他获得理查德·冯·库尔曼的支持。库尔曼追求与多方进行谈判，谈判时富有激情而且有独创性，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认为他变成有待处理的问题之一。但是，赫特林其实不想结束战争；他的目的是想使协约国中一个成员国放弃打仗，从而让德国将军们腾出手打败其余协约国成员。
虽然库尔曼引发的灾难不如齐默曼引发的大，但他努力的结果并不多。劳合·乔治稳坐英国首相的职位，克里孟梭在巴黎拥有完全的控制，分裂这两个国家几乎不可能。这两位政治家认识到欧洲已经无法回到大战前的状态。俄国在1914年是法国最重要的盟友，此时已经不复存在。战后的俄国将是一个破碎、衰弱的国家，很有可能成为德国的附庸，所以，只有把德国打败，才能避免这个结局。对英、法来说，这场大战变得越来越像是一场赢家通吃的战争。
对鲁登道夫来说，这场大战就是一场赢家通吃的战争。12月27日，他再次与德舒伦堡和库尔开会（这件事展示出鲁登道夫的权力之大，他可以不请示两位王位继承人而直接与他们的下级德舒伦堡和库尔讨论重要的问题，也不必请示兴登堡、德皇、政府官员）。德舒伦堡继续要求在凡尔登发动进攻，库尔仍然偏爱佛兰德斯。鲁登道夫未能做出决断，于是命令前线各集团军的参谋部制订所有可能的进攻计划：进攻之地不仅包括凡尔登、佛兰德斯、圣康坦、阿拉斯、香巴尼，也包括不可能穿越的斯特拉斯堡西部的孚日山脉。他害怕如果在凡尔登发动进攻，英国则会在佛兰德斯给予回应，从而逆转局势。他同意库尔的意见，攻击佛兰德斯在战略上最理想。但是，他害怕佛兰德斯在年初的时候由于泥泞而变得危险。他还是对圣康坦感兴趣，对德舒伦堡和库尔的提议却不感兴趣。库尔曾在给他发过的一个备忘录中说，虽然突破圣康坦防线较容易，但是要想扩大战果必须打败英军，同时还必须阻止法军前来增援。库尔认为德军无法满足如此多的要求。鲁登道夫的作战主任格奥尔格·魏采尔少校（Georg Wetzell）也表达了他对圣康坦的担忧，他认为选择圣康坦作为目标太野心勃勃，不如佛兰德斯和凡尔登。在这类问题上允许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并非不健康；这反映出鲁登道夫在本质上愿意听取他信任的军事助手的意见（这与他对待文官的意见不同）。他希望在10周或12周后发动进攻，但他至今还未决定发动进攻的地点。这表明他缺少战略的明确性。
东线传来新的好消息：圣诞节前，德国和俄国同意30天停火，以便推进和平谈判，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利昂·托洛茨基也来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主持谈判代表团工作。但是，这个好的趋势被后方的坏消息抵消了。奥地利削减面包和面粉的定量，引发了1月14日全国性的大罢工。75万工人走出工厂大门，仅在维也纳就有数万罢工工人，他们不仅要食物，而且要和平。后来，骚乱蔓延至奥匈在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和德国在基尔的海军基地，政府部门将抗议领袖逮捕，并将他们征召进军队。德国人不满程度之高，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之广，可以从一件事上看出。1月27日，工人理事会的执行委员会号召全国大罢工，100万工人第二天走出工厂大门。大部分罢工者是军需品生产工人，这让军事权威无法容忍。罢工者语言所暴露出的政治倾向性使军事权威感到不能容忍，甚至感到深深的惊扰。工人理事会受到德国议会中的盟友们的影响，呼吁“迅速进行没有土地吞并和补偿条件的和平，和平的基础应该是人民的自决”。罢工演化为一周的街头暴力，有数人被杀，罢工没有自行平息，而是被军队镇压。有4万罢工者、支持者、家属成员被逮捕。大量的罢工领导者被充军，并告知被派往前线，具体人数在3500至6000之间。在德国保守派和中间派看来，鲁登道夫维护了法律和秩序。这件事增添了鲁登道夫的感受，他判断国内局势已经不稳定到了有危险的地步，所以必须在城市的暴民变得不可统治、国家的意志被破坏之前赢得战争。
让鲁登道夫担忧的事还有许多。2月11日，德国议会中的自由派发表一份声明，要求对英国发动一次非军事的政治攻势，其核心是“要毫不含糊地宣布比利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份声明是针对劳合·乔治在1月份的一次讲话的非官方响应（官方的响应是拒绝接受），劳合·乔治在讲话中表示愿意接受谈判调停。实际上，劳合·乔治也没有期待德国做出响应，他讲话的目的不是要使谈判开始进行，而是向英国工会组织说明继续进行战争的责任在柏林一方。鲁登道夫认为这件事从头到尾毫无疑义，他的看法没有错误。他对德国的前途很有信心，他相信只要不允许国内的反对派使他偏离驶向未来胜利的轨道，德国最终能成为比利时的主人。
1月21日，鲁登道夫去了一趟西线，在前线他宣布了战斗命令。发动进攻的位置是圣康坦，地处老索姆河战场上的皮卡第地区，是英军和法军的交接点。此地并不是他最想进攻的地方，他本希望再靠北一些。但是，如果进入佛兰德斯，就需要等待大地变得足够干燥，避免德国人再次陷入另一个帕斯尚尔。圣康坦没有这个危险。这次进攻的代号是“圣·米夏埃尔”。圣·米夏埃尔，是传说中手持利剑赐福给德国的天使。根据鲁登道夫的计划，这次进攻将迫使黑格的后备部队向南移动，成为未来在佛兰德斯发动的另外战役的目标，这个未来战役的代号是“圣乔治一”、“圣乔治二”。
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对米夏埃尔计划（代号中“圣”字很快就被人们丢弃了）感到迷惑。他是一位聪明、机智的集团军司令官，母亲是英国斯图亚特王室成员。他问这个计划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挖一个洞，自然有人钻。”鲁登道夫回答，“我们在俄国时就是这样做的。”许多还能平静思考的战略家，都不会对这样的回答感到满意。
魏采尔曾在讨论问题时提出一种谨慎的观点。他建议，如果执行米夏埃尔计划，必须严格限制其作战目标。如果德军成功突破英军防线，将军们应该能包容英军从佛兰德斯调来后备部队产生的威胁。不应该像索姆河战役那样，将进攻推进到双方纠缠在一起的废墟之中，也应该避免再次采取向兴登堡防线撤退时采取的焦土政策。
鲁登道夫没有理睬魏采尔的建议。
背景：德皇威廉二世
德皇威廉二世，确实没有做过什么刺激大战爆发的事（他的最大罪过是没有能够抑制奥地利的原始冲动。当他看到危险后，他曾试图逆转大战的发展进程）。然而，如果没有他，世界大战也许就不会发生。
要想理解这个说法，必须回顾他的一生。从他成为德国皇帝开始至大战爆发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不曾取得过任何成绩。德国在此时期从经济到艺术都处于旺盛发展之中，但德国的成功并不是他的功劳。然而，整个欧洲却生活在他那黑暗人格的阴影之中。他视德国的强大邻国为异己，致使德国变得孤立。他纵容自己的野心和恐惧，最终把欧洲强国拖入深渊。
威廉学院的托马斯·科赫特（Thomas Kohut）写了一本书《威廉二世与德国》，他在书中对威廉二世做了极具穿透性的精神分析，分析的结果是这位德国皇帝的人格是“分裂的”。分裂的人格使他变成一个异常复杂、危险、不稳定、具有内在破损的公众人物。他有时招人喜欢，但常常令人讨厌；喜欢四处咆哮，虚张声势，但他内心极度缺少安全感；非常聪明，但为人肤浅，缺少反思能力，给人一种言行不一致的感觉。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不依靠行动而是依靠性格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人物之一”。
德皇威廉的复杂性很可能源于他的血统。他父亲是现代德意志帝国第一代皇帝的儿子，母亲是伟大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所以他传承着两个令人敬畏但截然不同的传统。当他出生的时候，按照现代的民主标准，虽然英国当时不算民主国家，但却是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大部分政治权利归议会所有，英王正逐渐变成有名无实的领袖。另外，当他还是一名小孩子的时候，霍亨索伦家族创造了普鲁士帝国，这是一个独裁政权，几乎所有的权力归皇帝所有。英格兰是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是最伟大帝国的中心，它拥有几代人依靠强权建立起的种种自信。与英国不同，德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分裂和软弱之后，只是世界舞台上的新角色。德国就像一个畸形发展的青少年，对自己新近获得的力量感到极度的自豪，但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对如何与别人交往也没有信心。自卑感致使德国总是对一些小事充满愤恨，有时甚至对幻想出的小事反应过度。
父母影响了小威廉的性格。维多利亚公主（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与普鲁士皇储腓特烈王子是一对有魅力、聪明、有美好愿望的夫妻，他俩相互恩爱，也疼爱自己的孩子。虽然拥有如此多的优势，但他俩的生活与事业却充满了悲剧。维多利亚公主的小名叫维姬，她意志坚强，有主见，由父母亲手抚养，父亲艾伯特亲王给予她许多特别的关爱，她非常崇拜父亲。艾伯特亲王出生于一个德意志王室贵族家庭，他认为英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是人类成就的顶峰。当十几岁的维姬去做腓特烈的新娘时，她为自己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用英国做榜样去启蒙德国，改变落后的德国及其封建的政治制度。她毫不掩饰对自己新家的蔑视，这使得不仅容克贵族不信任她，就连她的德国表兄们也不信任她。
腓特烈王子是个悲剧人物，尽管他在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中发挥突出作用，但他竟成为大男子主义盛行的柏林官僚界蔑视的对象，原因是他不仅接受妻子的所有意见和愿望，也允许妻子发挥全面的支配作用。他的父亲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对他失去了信心，首相俾斯麦也对他失去了信心，俾斯麦把他看作他妻子危险思想的工具。这对夫妻的第一个儿子威廉，从少年就被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他的母亲拼命让他成为另一个艾伯特亲王，一个拥有德国血统的英国绅士，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改革家。但是，他周围的环境也下定决心让他成为像武士一样的普鲁士王位合格继承人，他的爷爷德意志帝国皇帝也有此愿望。霍亨索伦王室希望他能展示出正常的王室姿态，他必须痛恨一切沾染上自由主义腐败思想的东西，即使是类似于民主分权的东西也一样。
小威廉的困难处境，因他的身体残疾而变得难上加难。他出生时因可怕的臀位分娩而险些丧命，左肩的肌肉、腱、神经几乎败坏。手和手臂瘫痪了，上体和脖子受到严重影响，这使得他幼年时几乎不能正常走路，头也不能长时间直立。他一辈子都不能自己穿衣服，或自己切割食物。很有可能他因出生时缺氧而遭受微弱程度的脑损伤，但这个说法难以获得证明。
霍亨索伦家族和王室非常担忧小威廉的畸形。畸形对他母亲来说是噩梦。公主为生产出这样一个有缺陷的王位继承人而烦恼。她生小威廉时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生孩子给她带来无法掩饰的恐惧。在给远在英格兰的母亲写信时，她写道：“如果这孩子没有畸形，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孩子。”也许是无意，但她确实在小威廉的体内植入他不应该承担的罪状。霍亨索伦家族的核心小圈子印证了这个说法。小威廉的一位伟大的叔叔严厉地说：“只有一只胳膊的人不应该是普鲁士国王。”
小威廉的母亲拼命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正常人。他接受了几年的治疗，这些治疗的用意是好的，但几乎与折磨没有区别。他那松弛的左臂经常要与一只刚被杀死的野兔子的尸体绑在一起，以便能吸收野兔子的温暖之气。为了刺激肌肉生长，他需要接受电击。他每天要被绑在柱子上使头部直立一小时，以便能克服变得僵硬的肌肉和腱。最终，他脖子上的腱被切割下来，借以修正畸形的姿态和脸部表情。
小威廉不能骑马，这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继承人难以想象的缺陷。所以，他被迫骑马，摔下来，再骑，再摔，他即使哭泣也无济于事。经历了几周的苦恼和羞辱后，他终于成了一名技巧高、自信心强的骑手，他在整个统治时期都维持这样的骑术。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没有人表扬他。他的早期教育都被置于铁一般的纪律之下：他的教育被委托给督促人海泽·欣茨佩特（Herr Hinzpeter），此人待人冷淡、疏远，他非常喜欢斯巴达人的强化训练方法，而且相信赞扬声只能使人堕落。所以，小威廉渴望受到赞扬，希望听到别人说他符合标准，但他一直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表扬。然而，他在渴望赞扬之中养成了另一种掩饰自卑的习惯，当有别人不赞扬他时，他或者装作有自信的样子，或者用愤怒反击。
弗洛伊德学派的人会争辩说小威廉肯定要反抗他的母亲，反抗母亲的焦虑，反抗母亲想把他塑造成她父亲的努力，因为他需要获得建立自己身份的机会（她总是对他的学习成绩不满）。毫无疑问，他反抗母亲了。当他逐渐长大成人，他与父母分裂了，走向一条令父母吃惊的道路：他朝着自己的爷爷德意志皇帝走去，朝着俾斯麦走去，朝着反动的容克贵族的价值观走去，朝着他远在英格兰的外祖母说的“可怕的普鲁士傲慢和野心”走去。当他接受一个德军精英团的委任时，他说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家。他娶了一个根本不像他母亲的德国女孩为妻，这位妻子沉闷，从来不发问，很快就为他生了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对儿子们不感兴趣，异常溺爱那个女儿。他的爷爷却越来越赞同他的举动，开始派遣他从事外交任务，这些外交任务本应该是给予他父亲的，他的父亲因此而感到冤屈，家庭分裂为两个不同的阵营。
1888年，所有这些历史因素汇集起来锻造出一个独特的男人——威廉的爷爷和患癌症的父亲都死去了的时候，他在27岁时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国家的主人、至高无上的大军阀。威廉二世，年轻好胜，有强烈的自我扩张欲，常暴露出难以掩盖的不安全感。他的这些特点与他统治初期时的德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在看到年轻的皇帝穿着辉煌的军服进行戏剧性的自我展示的时候阿谀奉承他的原因。他非常着迷于新闻界对他的关注程度，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一个早期的现代的公众形象，算是一个较早的有能力对付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公共关系的成功实践者。然而，他不能长期维持自己的地位。威廉的心理素质太脆弱，难以维持需要长期艰苦努力创造出来的形象和特征。为了证明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他在继位两年后将极有势力的俾斯麦撤职。他不断干预他无知识也无技巧进行管理的国内事务和外交事务。“皇帝是一个气球，”俾斯麦曾说，“如果你不抓牢系着他的绳索，他就会飞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威廉不能容忍手下人不阿谀奉承，俾斯麦被赶走后，没有人再握有那条绳索，于是威廉很快失去控制。在大战前的10年和平期中，不断有丑闻和奇异的政治、外交挫败发生。他曾遭遇过几次精神崩溃，第一次非常有趣，他因自己的一个亲密朋友暴露出同性恋丑闻而陷入精神崩溃。每次精神崩溃都要比上一次更沮丧、更空虚、更夸张，更不像一个真正的统治者。
在他和他母亲的祖国之间，就好像有一条黑色的线，传递着他与英国之间既巨大又复杂的关系。对成功统治英国的外祖母、舅舅、表兄，他崇拜他们，喜爱他们，恳求他们能给予令他满意的对待，但是他也嫉妒他们，怨恨他们。他建设了一支极度昂贵的舰队，希望英国因此而需要德国的友谊。他说：“除非我们在海上强大得能成为对英国有价值的同盟，否则英国根本就不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但局势的发展完全与他希望的相反，英国感到德国是一个威胁，并与俄国结盟，甚至和英国自己的宿敌法国结盟的时候，威廉愤怒了，他以非常缺乏领悟力的方式抱怨英国的背叛。
他在本质上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愚蠢的人，不过，他却成功说服世界自己是个危险的魔鬼。1914年，他勉强能管理政府，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指挥德国巨大的军事机器。1918年，他仅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德国真正的领袖对他没有信心。1918年的秋天到了，他的故事也进入了尾声。
第三十二章 纠缠不清的结盟
我厌恶了这充满死亡的生活。
——威廉·罗伯逊将军
自从英法决定来年不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后，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猜测德国人未来的企图。他们需要判断德国人将在何处发动进攻，用何战术应对，如何部署部队。
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很困难。可能性太多了，难以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到1917年底，西线仍然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战线，从比利时的海岸下行至法国的皮卡第，随后向西去凡尔登，然后再向南到达瑞士。离英吉利海峡18英里（约29公里）远处有13个师的比利时军队把守，不过，比这些比利时军队更有力的防御来自1914年打开海堤后形成的浅水湖。浅水湖使得西线的最北端不易发动进攻，所以处于休战状态。西线的南端有长达150英里（约240公里）的地段也同样很难被攻占，那里有许多障碍，有孚日山脉上险峻的松树林、默兹河高耸的河岸、法国修建的一系列坚固堡垒。
西线剩下的几百英里都是潜在的战场。可供德国人发动进攻的地方很多，从英军防线的起点一条名叫卡佛伯克（Coverbeeck）的溪流开始，一直到凡尔登的南部。佛兰德斯、皮卡第、香巴尼、阿尔贡、德军在圣米耶勒的巨大突出部分，都有可能是战场。德军正向西线调遣大量的军队，这说明德军不仅有可能发动新进攻，而且这次新进攻的规模将会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虽然劳合·乔治在派遣新部队去欧洲大陆上表现得吝啬，但黑格指挥的军队规模巨大。他有57个师，分别来自英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外加2个士气不高的葡萄牙师，这2个葡萄牙师是葡萄牙政府为了表示对英格兰的友谊而派遣来的。这些部队防守着从佛兰德斯沿着一条贯通南北的防线，一直延伸到索姆河。英军这条长长的战线的对面就是德国人，但英军并没有花费全力去修筑工事。黑格像盟友法国人那样把精力集中在进攻上，所以他把自己的阵地更多地看作发动进攻的出发点，而不大愿意构筑安全的堡垒。他不仅漠视他的前线尚未准备好这一事实，也漠视后防线在许多地段还相当初级的现状，仍然鼓励下属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思考。前线存在这么多问题，不能都归咎于劳合·乔治。虽然劳合·乔治不给黑格增加步兵，却向欧洲大陆输送了大约10万劳工。可是在1917年底的时候，只有1700名劳工为英军防御工事工作。甚至到了次年3月份，鲁登道夫的进攻即将到来，在英军前线工作的劳工也只有2700人。
黑格的兵力部署也存在问题。在帕斯尚尔战役中，英军从伊普尔的突出阵地向西北推进。这次推进算成功了，但有明显的不足，英军前进到介于伊普尔和大海之间的口袋之中。黑格在口袋里和附近集结了自己最强大的大部队，然而该地区难以进行大部队调动。他这样做部分原因是想保护通往英格兰提供英国远征军生命线的海港。他这样做是有自己的理由的，他认为1917年底以极大代价占领的阵地可是来年发动进攻的理想出发点。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他才公开反对劳合·乔治。
英军还存在另一个防御方法问题。除了有经验的普卢默外，其余将军都遵循老的防御方法，他们在离德军战线最近的地方集结大量兵力。他们也把第二条战线安排得离前线太近，无法避开德军的炮火。
劳合·乔治继续与将军们发生争执。年初的时候，首相逼迫黑格撤换了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情报部门负责人、工兵负责人、医护负责人。黑格显得生气。这些新人都不是他喜欢的骑兵兄弟，这是对他的羞辱，而且他好像也接近被取代的边缘。然而，这些新人确实比老人要强（黑格的原情报负责人因不顾事实过度乐观而被嘲笑和斥责），所以这些新人最终对黑格有帮助。在此基础上，劳合·乔治又一次冒犯黑格，他任命亨利·威尔逊为最高战争委员会中的军事代表，此人常批评黑格，是黑格的竞争对手，有迷人的外表但内心十分歹毒。
法国人的军营显得比较和谐，至少在英军和法军之间如此。贝当此时指挥着一个集团军群，与从皮卡第至凡尔登的德军对垒，但他越来越受到孤立。在法军中，似乎只有他看出了德国新进攻战术的潜在意义，他知道法军需要新的办法迎战德军的新进攻战术。他在1月8日公布第四条军令，目的就是提出一套应战措施，但他手下的指挥官们以冷漠的态度接受他的军令，或者表示公然蔑视。克里孟梭是一个比较了解贝当的人，他知道贝当在凡尔登的战绩和处理兵变的方式，但此时却清楚看出贝当已经没有信心赢得战争。这使他很担忧，也促使他拒绝了贝当想在1918年发动阿尔萨斯进攻的计划。贝当战略意图很明确：占领一块法国人觊觎已久的土地，以便在未来可能的和平谈判中有谈判的筹码。这样的战略意图不能令克里孟梭满意。这位法国总理把注意力从贝当转移到福煦，他不仅需要福煦来鼓舞部队的斗志，还需要福煦的军事才能。不过，他没有让福煦去接替贝当的职务，而是命令他处于后备状态。他相信协约国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军事领袖，福煦是他心目中的人选，他要保证福煦能获得那个职位。
所以，虽然贝当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他仍然担任法军总司令一职。他的第四号军令指出法军急需改进。他研究了普卢默和鲁登道夫在佛兰德斯对阵时的经验，也研究了德军在康布雷反击的经验，他在这些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要建立灵活的前线。这等于是一场法国军事战术思想中的革命，它抛弃了旧思路，实际上，德军早就抛弃了不惜任何代价坚守每一寸土地的战场原则。对法军的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来说，贝当的想法简直就是异端邪说。有些军官还站出来抗议。贝当并没有因此而撤销军令，一些反对的军官联合起来抵制贝当的军令。他们只需向福煦求助就足够了，福煦从来没有停止对“攻势邪教”的追求，克里孟梭也对福煦的信条不陌生。
虽然贝当缺少上上下下的支持，但他还是必须为可能的德军进攻做准备。他手中有99个师，其中60个布置在长长的战线上，其余用作后备部队（有4个超正常编制的美国师大约10万多美国兵此时已经抵达法国，但是潘恩认为美国军队还没有准备好作战，他也不愿把指挥权交给英国人和法国人）。
贝当手中的军队似乎规模巨大，但是这些军队需要把守大量的领土、抵御德军从东线调遣来的大量军队。贝当防线的最北端只有四个后备师的兵力，这点兵力难以保证安全。他希望能有多一些的后备部队，于是他在1917年底请求黑格将英军的防线向南延长55英里（约90公里），把圣康坦囊括在英军防守下。黑格对这类请求没有兴趣，这给贝当增加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贝当还有另一个更大问题——法军在皮卡第缺乏后备兵力。后来，鲁登道夫就是因此而挑选这个地区发动进攻的。1月24日，英、法、美的高级将领齐聚贡比涅来讨论如何解决贝当的这两个问题。当有人提出让黑格和贝当分别出兵建立一支共同后备部队时，他俩都急忙回避这个问题。他俩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要求各管各的军队，并坚持说没有富余的部队可供做实验之用。这次会议无果而终。
最高战争委员会在6天之后开会，劳合·乔治、克里孟梭与将军们一起开会。会议开了4天，会上有争吵。劳合·乔治做最后一次要求，希望把重点移出西线，他企图说服其他人把进攻土耳其作为1918年的目标。这个想法有道理，土耳其军队此时已经瘫痪，将土耳其赶出战场能使奥匈的侧翼暴露在外，也使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及其周边岛陷入麻烦之中。但是，其他人不感兴趣。克里孟梭表示反对；他只对如何把德国赶出法国领土感兴趣。此时，罗伯逊表示支持克里孟梭，而不支持自己的首相劳合·乔治，罗伯逊立刻成为劳合·乔治黑名单中的头一名，这个黑名单从不写在纸上，上面的人都因被劳合·乔治讨厌而有待清除。
可以肯定，后备部队问题还会再次浮现。根据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之间已经达成的协议，劳合·乔治提议建立一个具有执行权的委员会，并让福煦出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建立统一的后备部队。劳合·乔治把这个举措看作束缚黑格的另一个手段，而克里孟梭认为这是将福煦置于贝当和黑格之上的第一步。像往常一样，贝当和黑格不想受制于任何新建议。由于他俩无法阻止建立新委员会，也无法干预任命福煦为他俩的上司，他俩只能说这些举措既不必要也没有意义。他俩之间有一个协议，如果一方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应该派遣最多6个师的兵力前去增援。这个协议对他俩来说足够了。
由于黑格已经不再希望发动佛兰德斯进攻，于是同意延长自己的右翼向南25英里（约40公里）。虽然这只是贝当要求的一半，但是黑格的这一举动使贝当抽出4个师或6个师的兵力用于后备部队。福煦不满足于此，继续要求英、法、意抽调30个师的兵力建立统一后备部队，如果福煦不坚持，统一的后备部队就只有纸面意义。黑格曾在去年11月份派遣5个师去意大利，此时只有8个后备师，声称宁愿辞职也不服从。
在英国阵营中，亨利·威尔逊与威廉·罗伯逊之间出现冲突。威尔逊，会法语，崇拜法国，是法军总参谋部喜欢的英国人（他是一名激进的北爱尔兰人，大战结束后在爱尔兰被刺杀）。大战前，他是伦敦派往法国召集两军的参谋人员进行秘密战争策划的代理人，他在这次秘密策划活动中萌发对福煦的崇拜，有些不理解他的人称他是福煦的宠物狗。他毫无掩饰对黑格和罗伯逊的蔑视，劳合·乔治因此而喜欢他。由于威尔逊被任命为最高战争委员会中的英军代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威尔逊到底应该向皇家总参谋长罗伯逊汇报，还是向代表政府的劳合·乔治汇报？威尔逊想向首相汇报。罗伯逊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威尔逊是军队的代表，必须向他直接汇报，然后通过正常汇报渠道通知政府。劳合·乔治已经对罗伯逊坚持战争的输赢要在西线决出的观点感到厌倦，也对他坚定支持黑格感到厌倦，认为此次冲突是一个摆脱罗伯逊的好机会。于是，劳合·乔治支持威尔逊。罗伯逊为了表明自己忠实于原则而不是权力，提出他自己要么担任皇家总参谋长，要么成为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成员，但条件必须是后者向前者汇报。劳合·乔治拒绝了罗伯逊的建议，罗伯逊随即辞职。
劳合·乔治继续羞辱对方，他任命威尔逊接替罗伯逊为皇家总参谋长。（这份工作一开始让普卢默做，但普卢默拒绝了，原因很可能是普卢默对罗伯逊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愤慨。）于是，整个过程好像是一场大阴谋。威尔逊给这出闹剧增添了一个结尾，他任命一名易受他控制的年轻将军为最高战争委员会的代表。罗伯逊被遣送回国，任务是管理英国国内的军队。至此，一位英国最有才华的将军从此失去了为大战服务的机会。罗伯逊本人反倒没有多少遗憾，他给黑格写信说：“我厌恶了这充满死亡的生活。”
黑格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向南延长战线：命令右翼的指挥官休伯特·高夫将其部队向南展开，覆盖额外的25英里（约40公里）战线。这种办法有一个优点，黑格的左翼将不受拖累，黑格仍然认为德军会在自己的左翼发动进攻。这个判断并不愚蠢。黑格与鲁登道夫有类似的判断，英军邻接海岸的部分是比较难以防守的，如果失去法国东北部的海港城镇意味着无法挽回的损失。黑格没有预见到的情况是鲁登道夫将因天气问题选择其他地点发动进攻。高夫很快报告了他发现的问题，由于他的防线过于薄弱，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他接收的法国阵地处于准备不足的状态，许多地方没有后方防线。
高夫的第五集团军是英国远征军中最小的，此时被迫利用14个师的兵力防守52英里（约85公里）长的战线。他北面的两个集团军各有16个师，一起防守61英里（约100公里）长的战线。高夫开始抱怨，要求增加兵力，也要求增加劳工来改善工事。但是，他没有获得响应。黑格有自己的判断：德军很可能不会在右翼发动进攻；一旦德军来袭，高夫有足够的空间向东北撤退，让南面的法军填补空缺。黑格此时不知贝当已经收到指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法军不是去救英军，而是退守巴黎。
此时，德国人也因意见不合、前途不测而陷入混乱之中。米夏埃尔计划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鲁登道夫决定在3月21日开始进攻，这是可能发动进攻最早的日子，但是，将军们和政治家们却忙于争论如何结束东线战争，结束的条件是什么。这引发鲁登道夫与马克斯·霍夫曼之间的分裂，霍夫曼或许算是德军中最聪明的人，有可能是德军中最有前途的将军，新近被提升为少将军阶。元旦，霍夫曼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现场回到国内参加德皇的枢密院会议，外交大臣库尔曼邀请他吃午餐，德皇威廉也加入他们一起吃。德皇问霍夫曼对德国应该如何作为战胜国要求战争损失赔偿的看法。霍夫曼记得鲁登道夫曾要求军官在不征求他的意见之前不能与德皇交谈的禁令，于是他想避免回答。在德皇的坚持下，他服从了，毕竟每一名德国军官都曾宣誓效忠德皇。由于他的观点与鲁登道夫的想法完全不同，他解释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东线长期控制大量领土意义不大。虽说调整与波兰的边界有军事意义，但是吸收大量非德意志人口只能带来冲突。
午餐后，霍夫曼给鲁登道夫打电话，想解释一下刚发生的情况。他没有找到鲁登道夫：鲁登道夫正在路上，他要赶来参加德皇的枢密院会议第二天的会议。会议开始后，德皇发表大段讲演指责对俄国有太多领土要求是一种失策。由于德皇明显缺少进行这类判断的能力，他骄傲地宣布他在这件事情上获得一位其个人能力不容置疑的将军的拥护，这位将军就是马克斯·霍夫曼。鲁登道夫当时的样子就像患中风似的。他很快把霍夫曼解职了。
鲁登道夫在处理东线问题上缺少远见，他只能看到俄国已经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他把这点看作德国主宰柏林以东世界的机会。但是，他没有看到这样做的危险，剥光俄国的领土正好告诉协约国其他成员和平谈判无法结束战争。协约国会更加相信德国的目标就是要毁灭敌手，主宰欧洲。这些担忧对鲁登道夫来说毫无意义。他就是要毁灭欧洲的敌人，不惜任何手段。霍夫曼反对他，库尔曼反对他，首相赫特林也反对他，库尔曼和赫特林都要求他保持克制。库尔曼有一个特别的见解，如果满足了鲁登道夫的欲望，德国和俄国将永远都是敌人。他希望建立一种战后友谊的基础，这种基础不应该因为俄国被严重地削弱而不存在了。他希望德国能表现出宽大的姿态，鼓励英国进行和平谈判。
德皇的枢密院会议后一周，伍德罗·威尔逊在美国议会发表讲演时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它们是美国理想主义的最高战争目标：所有民族自决，公开盟约，公开签署，还有许多在实践中无法实现的目标。有一点很清楚，美国总统在准备这份讲演稿前没有与盟友商量，这很符合他的性格。美国的盟友对美国总统的某些话表示满意（呼吁恢复比利时独立、建议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奥匈占据意大利的土地要归还），但是他们对他的另一些话感到吃惊和困惑，不打算严肃对待。当柏林听到这番讲演后，鲁登道夫的位置得到加强。未来的和平使者威尔逊表示类似于比利时这样的困难问题，甚至类似于阿尔萨斯和洛林这样的问题，不应该是谈判内容，他的这个说法为鲁登道夫坚持战争必须进行到底的论断提供了新弹药。
善变的德皇威廉又一次改变了主意，第二次德皇的枢密院会议于2月13日召开，鲁登道夫像往常一样好斗，迫切要求不仅爱沙尼亚、芬兰、乌克兰应该从俄国分割出去，而且德国应该继续东进，直到推翻布尔什维克。德皇比鲁登道夫走得更远。他建议把原属于罗曼诺夫王朝的领土分割成四个部分：被截去部分领土的俄国本土、乌克兰、西伯利亚、东南联合体。持有怀疑态度的霍夫曼、库尔曼、赫特林不仅无力抗争，甚至几乎说不出话来。
这次会议后，俄国人对德国人提出的条件感到震惊。托洛茨基无助地举起了双手，告诉德国人他绝不会同意德国的要求，他将要求列宁采取“不战、不和”的政策，这就意味着俄国不与德国继续打仗，但是也不同意德国的条件。当谈判破裂后，德军迅速组织起50个师的兵力布置在东线上。尽管德军最好的部队和装备都在法国，却在5天里前进了150英里（约240公里），俄国人感到希望渺茫。土耳其人在未受阻拦的情况下，穿越高加索山脉占领阿塞拜疆的巴库。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在3月1日落入德国人之手。狂怒的托洛茨基说，俄国应该再次加入协约国，重新开战。列宁害怕自己的首都彼得堡陷落，使羽翼未丰的新政权毁于一旦，将政府迁移到莫斯科，并表示不同意重新开战。
3月3日，托洛茨基没有参加的俄国代表团签署了历史上最具惩罚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协议。俄国放弃（不是直接给德国，而是德国建立的愧儡政权）库尔兰、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利沃尼亚、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按照协议要求，俄国损失了5500万人口，这相当于原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俄国还损失了三分之一的铁路和农田，一半的工业，四分之三的铁矿，十分之一的煤矿。俄国人同意将剩下的士兵都复员。
俄国代表团把这份协议视为一个可恶的笑话。代表团团长拒绝阅读他需要签署的协议文本，认为其内容毫无意义。无论谁统治俄国，都不会接受这样的协议，因为这是高压政治的产物，毫无合法性。这个协议完全与俾斯麦的做法背道而驰，俾斯麦曾在19世纪打败奥匈帝国，但不夺取任何领土，为的是不使已经被羞辱的敌人产生更多的怨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协议绝对不可能给俄国和德国之间带来和解，两国绝对没有真正的和平。
即使从短期看，协议给德国带来的不幸甚至要大于给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放弃一些领土，但是这些领土是他们无力把守的。德国人则获得巨大的债务。德国在西线的战事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枪、火车，然而，德国为了统治这些摇摇欲坠的、难以管理的、注定有凶险结局的新东方领土，需要至少150万军队。德国必须派遣军队去征服芬兰、罗马尼亚、敖德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德国在这些遥远的地区的胜负与大战的胜负毫无关系。在乌克兰一处就吸收了40万德国士兵和25万奥匈士兵。收获是什么？什么收获都没有。乌克兰本来应该是饥饿的轴心国人口的粮库，但是，派遣去占领乌克兰的军队每天要消耗30辆铁轨货车厢的粮食。从乌克兰运输出来的谷物最终到达德国和奥地利时，其数量只有期待的十分之一。那里的局势持续恶化，其中有德国自身的问题，也包括原主权国俄国爆发的动乱。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协议也对德国的主要对手产生影响，这从另一个方面给这个协议投下阴影。如果德国不被彻底打败，德国就会像对待俄国那样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对待其他国家，这是给其他国家的一个严厉教训。那些诸如劳合·乔治、克里孟梭等最想决战到底的领袖，宣布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正确。西线对峙双方的和谈派都失去了影响力。
能让鲁登道夫担忧的事情并不多。他觉得已经取得了一次彻底的大胜利，这次胜利是一次改变历史的胜利，胜利的满足感使他感到一种像冬天晒太阳般的愉快。他在西线正在集结一支力量惊人的军队——有191个师的兵力，大约350万人——这支军队已经接受了新进攻战术的培训，渴望上战场。
他计划在几天后将举起手中的大铁锤，发动大战历史上一系列最沉重的打击，希望就此打倒敌人。如果他能赢得最后胜利，德国将是东方和西方的主人。
背景：阿拉伯的劳伦斯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场截然不同的战争正在西奈沙漠的边缘展开，战场在苏伊士的东面、巴勒斯坦的西面，交战双方是英国和土耳其（但实际上是阿拉伯人上战场牺牲）。即使这场战争在最激烈的时候，它的规模与欧洲的战事相比，都应该算是一场小型战争。如果从合适的距离观察这次战场，它似乎给人一种奇妙的异国情调。
与欧洲战场相比，这里比较容易出英雄。在欧洲战场的战壕里，大规模的炮轰和机关枪扫射把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做英雄的候选者提前埋入了地下。沙漠之战则不同，人们戴着包头巾，骑着骆驼进入战场。任何英国绅士都能做到这些。有了这般的可能性，于是出现了大战历史上最浪漫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说，贝都因人叫他“El Aurens”。
故事开始于1916年9月，埃及首都开罗。英国外交官罗纳德·斯托斯（Ronald Storrs）准备去红海东面的汉志（Hejaz）地区。斯托斯想与圣城麦加的阿拉伯酋长谢里夫·侯赛因及其追随者建立联系，此前，英国人曾开导并贿赂了这位酋长，劝他起来反叛对抗奥斯曼帝国，英国为此做出一些庄严的承诺（但英国并未履行这些承诺）。后来，侯赛因真的起来反叛了，土耳其人予以回击。一支由德国军官指挥的土耳其军队在2月和8月进攻了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自北向南流过西奈沙漠西面，是英国与印度、远东保持联络的咽喉。虽然土耳其人后来被击退，但仍然威胁要消灭由侯赛因的部落勇士组成的小军队，并计划占领麦加。
年轻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此时刚获得中尉官阶不久，他要求做斯托斯的随从。他那时的年纪只有二十几岁，是一名没有作战经验坐办公室的情报官，供职于新成立的阿拉伯局，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制定英国的阿拉伯政策。劳伦斯对他的上级说，他想收集阿拉伯军队的信息，希望能发现有能力、可靠的阿拉伯领袖。他的上级同意了；显然，他在开罗办公室并不太受欢迎，没有人“焦虑地想把他留下”。
他的故事是人与环境完美匹配的典型。劳伦斯出身于一个姓谢坡曼的准男爵家庭，他是家中五个男孩子之一。他与家里的女家庭教师一起私奔了，为这桩丑闻他不得不改名换姓。不过，他此时已经对阿拉伯世界有相当多的了解。他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对中世纪的军事堡垒非常着迷。在他还是一名大学肄业生时，曾周游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研究十字军东征时建造的堡垒。他的研究成果以书的形式发表，获得最高的学术荣誉，并获得一笔旅游奖学金。从1911年至1914年，劳伦斯从事考古学挖掘工作，这项工作使他获得了更广博的有关阿拉伯人语言、文化方面的知识。
大战开始时，劳伦斯在英格兰，他进入伦敦战争办公室工作，任务是绘制地图。1914年底，他获得一个去开罗工作的机会。他的长相非常不像后来在电影里（电影的名字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扮演他的彼得·奥图尔（劳伦斯比较矮，有一个突出的下巴），不过他的智力非凡，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他常常盘问战俘、分析从间谍处获取的信息、绘制地图。1915年，他的两个兄弟死在西线战场，这改变了他对西线战事规模的估计。
劳伦斯的背景影响他在正规军队里的前途，他的某些特殊爱好也限制他的前途（他有性受虐狂者的爱好），但是，跟随斯托斯去执行任务使他的弱势变成优势。他没有随同任务小组成员回开罗，而是深入阿拉伯沙漠之中，他屁股下骑着骆驼，身上穿着阿拉伯服装（在那种独特气候条件下最合理的服装）。他在麦地那城的南部遇到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王子。他俩很快紧密联结。劳伦斯回到开罗后，对上级说阿拉伯人的反叛有可能严重地削弱土耳其人从叙利亚一直向南的势力，费萨尔可以做领袖，可以给予他钱和武器。劳伦斯被再次送回到沙漠之中，成为英国与阿拉伯人的联系人，负责履行英国的承诺。
这位行为古怪的知识分子出人意料地变成一位勇气十足的游击战士、精明的军事战略家、绝对聪明的战术家、鼓舞阿拉伯人斗志的领袖。在获得费萨尔的信任之后，他开辟了一块虽然规模微小但意义重大的战场。这是一场他创造的战争，土耳其人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常处于应接不暇状态，从而策应了英国正规军队，使之安全地从开罗出发，征服了西奈、巴勒斯坦、叙利亚。当时，保加利亚崩溃，君士坦丁堡成为巴尔干半岛之外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英军进入叙利亚后，土耳其基本上失去继续打仗的能力。至此，年轻的劳伦斯被提升为中校，获得英国最高荣誉勋章——优异服务勋章。
劳伦斯的策略是派遣小部队钻入敌人内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迅速逃跑。他亲自带领部队实施自己的袭击计划，他们跨越能热死人的高温天气和没有一滴水的荒凉之地，炸毁桥梁和铁路，然后消失在沙漠之中，他的战术令土耳其人吃惊不已。他参与过无数次枪战，多次负伤。有一次在执行间谍任务时，他竟然被土耳其人抓住，土耳其人不知道他是谁，把他痛打一顿后放走了。在此期间，土耳其人好像对他进行了性侵犯，后来，他常常避免谈及这件事，但却曾有几次暗示过自己的遭遇。沙漠中的战争是野蛮的，双方都实施过暴行。此间，劳伦斯的所作所为使他成为国际英雄（一名美国记者洛厄尔·托马斯让全世界知道了他的英勇行为），但是，他的英勇行为也使他的身体和精神疲惫不堪，心理也受到损害。
战争的创伤继续扩大，对劳伦斯来说，英国的欺骗行径给他以重创。英国和法国秘密签署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根据这份协定，奥斯曼帝国的南部将被分割成两部分。英国将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伊拉克）和地中海沿岸的海港，协定还承诺把黎巴嫩和叙利亚给法国。阿拉伯半岛被以自治的名义分割成欧洲人统治的势力范围。
赛克斯-皮科特协定与英国过去给阿拉伯人的承诺不一致：从半岛的最南端到黎巴嫩、叙利亚，阿拉伯人的领土被分割出来做自治区域。劳伦斯把大部分真实情况告诉了费萨尔，劝他尽量在大战结束前多占领土地，增加未来谈判的筹码。他的处境相当困难，虽然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公布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的细节，阿拉伯人增加了对他的信任，但他的困境仍然存在。在大马士革落入协约国之手后，这表明他当初给阿拉伯人的保证不会兑现，于是他没有等待大战结束就离开阿拉伯土地返回伦敦。
他战后的生活就像他的战争生活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但方式有所不同。他拒绝了给他的骑士爵位，拒绝接受陆军准将的军阶，后来索性辞去军职。他去了凡尔赛和平会议现场，戴着阿拉伯头巾，穿着阿拉伯长袍，努力为阿拉伯人进行无效的游说。后来，殖民地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授予他高级学术职位和高官。他参加了皇家空军，军阶是下士，自称名字叫罗斯。新闻界发现了他的秘密，把他的故事曝光，引发轰动，他随后被解雇。他在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帮助下，成为皇家坦克公司的下士，他这次使用的名字叫肖。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仍然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写了几本今天很少有人认为是经典的书，并且与当时文学界和政治界重要人物维持着友好关系。他在1935年从皇家空军退役，移居到乡下的小别墅中生活，他死于一场摩托车车祸，他的死因是个永恒的秘密。
第三十三章 米夏埃尔计划
不应该僵硬地执行预先制订的计划。
——德国步兵手册
3月21日，星期二，早晨，大雾弥漫，鲁登道夫的大铁锤向英军阵地砸了下去，那铁锤落在哪里，哪里就被砸得粉碎。这是一个折磨人的时刻，欧洲的命运千钧悬于一发，形势紧张得令人感到窒息。
德军打击的规模大得惊人。德军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建立巨大的弹药库，集结69个师的兵力，在阿拉斯北面至圣康坦南面之间安置6400门大炮，但如此大规模的准备并没有影响德军保守秘密。黑格和贝当在3月初时就知道德军将发动进攻，因为德国的大规模部队调动无法掩盖，而这些调动肯定都有特殊目的。但是，由于鲁登道夫在整个冬天里都没有确定下来在何处发动进攻，所以他要求德军部队准备在任何地段发动进攻，所有德军战线上所有地段都有部队调动，谁也不可能知道这些部队调动中的哪一次是真的。大炮在3月11日之后才被安置到位。进攻部队在发动进攻前5天才进入阵地，而且都是夜间行军。3月初，鲁登道夫把指挥部移到比利时东南的斯帕（Spa）。3月19日，他再次移动指挥部到法国的阿韦纳（Avesnes）。
在去年11月，鲁登道夫在西线有150个师的兵力。到3月中旬的时候，有190个师的兵力，总共300万人，有许多部队正在向西线集结。经历了几年的战争残杀，德军仍然有不少精华，鲁登道夫将这些精华收集起来，投入这次作战。他在冬天对军队进行了培训。他努力的结果就是3月21日黎明前浓雾中的情景：44个突击师的年轻士兵处于最佳作战状态，手中握着德国工业制造出的最佳便携武器。许多士兵都是东线的老兵，有打运动战的经验，而且习惯于打胜仗。他们的信心充足。战前，士兵们被告知这是一场结束战争的战役，他们渴望梦想成真。
许多进攻的德国士兵不用步枪，把步枪斜挂在背后。他们根据新的作战指令分成小组，向前冲锋。他们需要尽量利用可能找到的掩护物，夺路追赶保护他们前进的“徐进弹幕炮击”的步伐。遇见敌人时，可以用力投掷手榴弹，也可以卧倒用随身携带的轻型机关枪射击，但无论如何都要尽快恢复冲锋。他们用带颜色的照明弹表示成功或受阻，也可要求炮火支持或停止炮火。他们不必关注侧翼是否暴露在外，也不必关注身后是否有敌人。前进的步伐由前进最快的人确定，不再需要维持一条连续的战线。当他们前进已经远到离开了炮火保护后，军官或军士自行决定下一步应该如何做。获取胜利依赖士兵们表现出主动、大胆、灵活，需要有能力适应战场的实际情况。这次战斗的主要原则是将过去的旧战场原则弃之不用。“第一天的任务是必须摧毁敌人的炮火，”德军新颁布的小册子说，“第二天的任务取决于前线的实际战果；不应该僵硬地执行预先制订的计划……后备部队应该用于进攻有进展的地方，而不是出现僵持的地方。”
冲锋部队之后跟着“战斗部队”，这些部队带着较重型的机关枪、火焰喷射器、野战炮、工程机械。战斗部队有两个任务：消灭冲锋部队留下来的据点；迅速拼凑其防线防止敌人的反扑。他们之后是第三梯队部队，驻扎在兴登堡防线上，如果前方发生灾难变故，战斗部队可以撤退到这道防线上。再往后是后备部队，他们要时刻准备去有需要的地方。
战局异常紧张，如果德军的冲锋部队无法在突破敌人的防线之后仍然保持战斗力，德军所有的计划都将落空，那将会产生另一个类似于凡尔登、索姆河、帕斯尚尔的僵局。为了保证冲锋部队能成功，德国人有一个新武器要展示给英国人看。这个新武器其实是一个人：格奥尔格·布鲁赫米勒（Georg Bruchmuller），在大炮主宰战争的时代里，他是真正的天才，此时已经到退休年纪（大战期间一直都没有被提升），霍夫曼因他在东线取得的惊人战绩而给了他一个绰号“突破米勒”。弹幕炮击，英军和德军都曾大量使用，英军常常试着发动时间长达几周的弹幕炮击，希望在步兵进攻前便消灭敌人，但都失败了，德军则从来没有沉迷于如此长时间的弹幕炮击，而布鲁赫米勒是双方第一个彻底领会到这种战术的无效性的人。规模巨大的弹幕炮击告诉敌人步兵进攻即将来临，并且说出了进攻地点。当弹幕炮击持续几天后，防守的一方可以借机调整战术，他们可以把掩体挖得更深，也可以撤退到炮火轰击不到的后方。所以，弹幕炮击给敌人的破坏力不够大，不足以决定战役的胜负。
布鲁赫米勒提出一套新的炮击方案，其复杂和精密程度就如同21世纪国庆节的宏大烟火典礼。新弹幕炮火轰击只持续几小时，而不是几天，但仍然能震撼敌人，炮火要在敌人前线和后方目标之间进行一遍接着一遍的轰击，所用炮弹包括炸弹、榴霰弹、毒气弹。如果新方案执行得当，能产生一种整体震撼作用，因为大炮都没有预先固定好的目标。相反，每门大炮在搬运到前线之前都要对准一个范围内的目标。之后，再悄悄地锁定到目标上，锁定时还需要根据天气参数进行数学计算。布鲁赫米勒的弹幕炮击的结尾是向敌人阵地目标倾泻下像洪水一般的高效炸弹，目的是在突击部队出现前将残存的敌人震得处于休克之中。对第一线之后地区的炮击，将大量使用毒气弹，目的是避免炸坏地面不利步兵前进。他曾与胡蒂尔在东北战场并肩作战，在他的方法帮助下，德军才有可能快速征服俄国人的防线。一个月后，这个方法在卡波雷托取得类似的战绩。鲁登道夫把布鲁赫米勒调来西线。布鲁赫米勒有可能是整个德军在1918年伟大战役中最有价值的人。
布鲁赫米勒的炮击战术是可以被制伏的，德军在1917年伊普尔战役中的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这要求放弃坚守强大的固定前线的防守概念，只留下一些机关枪做掩蔽，然后把大部分部队转移到德军炮火射程范围之外。贝当理解这点，但他不是鲁登道夫的目标。那些即将被米夏埃尔计划打击的英军将领，根本不理解这一点。
这些英军将军中有亨利·霍恩（Henry Horne），他指挥第一集团军，在战场的北面防守阿拉斯；朱利安·宾（Julian Byng），指挥第三集团军，位置在霍恩的南面；休伯特·高夫（Hubert Gough）指挥第五集团军，位置在宾的右面，以圣康坦为作战中心。这三人一共统领55个师的兵力，兵力大部分集中在北面，高夫的战线最长、最薄弱，大部分地段是从法国人手中接管过来的。宾和高夫有三分之一的兵力放在前线，余下的后备部队都部署在2英里或3英里远的后方。黑格的主力后备部队离前线有15英里远，距离太远而难以迅速采取行动。
进入3月份以后，黑格相信英国远征军将是德军的进攻目标。但是，他认为德军将在佛兰德斯发动主攻。由于英军在佛兰德斯有较强的兵力部署，所以他的信心十足。他在日记中写道：“恐怕敌人会发现我们的前沿是如此的强固，所以他们绝对不敢轻举妄动，否则肯定伤亡惨重。”公平地说，情报部门给黑格的报告有时包含着可悲的错误，有时相互矛盾导致迷惑。3月21日，他的情报部门提交的一份报告说：“有许多明显的迹象表明，敌人将进攻第三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的前线，目标是切割掉康布雷突出阵地，并把我们的后备部队引过来。”这份报告简直就是一字不漏地描述了鲁登道夫的计划。后来，还有一份报告证实了德军进攻计划的原因。但是，英军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应对，这很可能是有其他情报描绘其他可能性。3月16日，黑格根据情报做出判断，德军没有在从康布雷至巴帕姆的南部战线集结兵力。尽管这份情报提供的事实是正确的，但它提供的结论是危险的，根据它的结论，英军没有理由害怕德军在康布雷至巴帕姆的南面发动进攻。德国进攻部队在3月16日之前确实还没有抵达目的地，但是有47个师的兵力正在向目的地运动，几夜的行军就能抵达前线。
每天都有新的迹象表明有大战事要发生，而且很快。德军在3月11日改变了电报密码，这肯定是行动前的信号。
在3月20日之前，德军在霍恩和宾对面长达9.5英里（约15公里）的前线上布置了14个师的兵力和2200门大炮。这是德军的前锋部队，指挥官是奥托·冯·比洛（Otto von Below），卡波雷托的胜利者，他的目标是突破霍恩的防线，向西推进至阿拉斯，然后向右回转。这个从后面包围英军的动作威胁性很大，迫使黑格调遣他的后备部队前来阻止比洛的道路，削弱英军在佛兰德斯的兵力，从而达到米夏埃尔计划的最初目标。
比洛的左翼是德国第二集团军，指挥官是格奥尔格·冯·德马维茨（Georg von der Marwitz），他曾指挥1917年的康布雷反击，还曾任担任把俄军成功清除出加利西亚的那个集团军的总参谋长。他的部队要与比洛部队步调一致地前进，扩大被撕开的英军战线。德马维茨的部队的南面是胡蒂尔，他刚从东线调来。胡蒂尔的任务不多，主要是向其他德军部队提供一个支撑点，他有21个师的兵力，2600门大炮，足够阻挡从南面来的法军。胡蒂尔的炮兵部队由布鲁赫米勒亲自指挥。比洛、德马维茨、胡蒂尔的部队加在一起有100万人，称得上是一支能产生雪崩效果的大部队。
在3月21日凌晨2点钟的时候，浓雾覆盖了大地，能见度只有几码远，皮卡第在3月的凌晨常有这样的浓雾。接近5点钟的时候，由于不能肯定风向是否适合投放毒气弹，德军有一些犹豫不决，又过了一会儿，炮击开始了。在森斯和奥伊斯河之间40英里（约65公里）长的前线，6473门大炮倾泻出火焰、钢铁、毒气。按照布鲁赫米勒交响乐般错综复杂的计划，重型加农炮、轻型加农炮、榴弹炮交替更换着弹药的类型和发射角度。早晨8点15分，德军大炮进行最后震撼性的轰击，所有的大炮都以最大的限度将炮弹倾泻到防守者的前沿阵地。炮弹连续落下难以区分前后，这样的炮击持续了80分钟，最后5分钟是高潮，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接着是5分钟令人感到惊奇的突然沉寂，德军在这段时间里为执行下一个任务而调整大炮，下一个任务是弹幕炮击，其目的是掩护冲锋部队冲出战壕，在弹幕炮击的引导下向西发动攻击。浓雾还没有散去。浓雾对德军是一个问题，士兵根本看不清前进的方向，非常容易丧失方向感。但是，浓雾对逃脱了弹幕炮击的英军士兵来说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英军士兵只能向意外发现的进攻者开火，浓雾让他们看不清前沿阵地。
英军溃退了，原因有几个，浓雾是其一，震撼灵魂的炮火是其二，德军冲锋部队跟随弹幕炮击前进的速度之快是其三。德军很快侵占第一条防线，许多英军士兵被杀，或被俘，或逃跑。在战线的中心，朱利安·宾的部队倔强地坚守着福莱奎尔斯（Flesquieres）突出部，这个地方是英军在去年康布雷战役中夺取的突入德军战线阵地。此时，高夫的部队已经后撤，这个突出阵地有被德军切割掉的危险。高夫的部队不仅撤出第一条防线，而且后撤过第二条防线，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找到可以防守的阵地。一名年轻的德军突击队员在家信中写道：“我们用火焰喷射器攻击英国人的防空洞，浓烟驱赶英国兵出来，我们抓住第一批战俘。他们吓得发抖。我们向前推进，没有遇到阻力。我们越过第二个防空洞，到达铁路线。英国人在斜坡上挖出一个战地邮局，在它前面有一些波纹铁皮建成的小屋。这些小屋是他们的厨房、餐厅等。我们立刻袭击了厨房。英国人在厨房里还有的东西让我感到惊奇。炉子还有亮光，熏肉咝咝作响，一块牛排放在桌子上……我们的背包都装满了。每个人拿了一份英国人的野战口粮。第二个小屋是餐厅，我们发现大量的英国香烟。每个人都抽了烟……在村子的进口，我们发现一个机关枪隐匿处。我们想把机关枪搬走，但前面有太多的带刺铁丝网，有可能伤着许多人。天气还是烟雾弥漫，我们的炮火不能提供帮助，于是放弃了，继续向前走。”
由于高夫的部队努力保持一条连续的战线，所以部队后撤必然使得战线越拉越长。到那天结束时，战线又延长5英里（约8公里），这是一个令人极其苦恼的事实。至此，胡蒂尔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高夫的所有阵地，包括高夫的炮兵阵地。为了保护部队，高夫命令部队趁着天黑后撤10英里（约16公里），转移到他身后可以利用的自然屏障索姆河一线，索姆河在此地段沿南北向缓慢流过，与克柔仔运河（Crozat Canal）相连。
德军缴获了数百门高夫的大炮，取得了自西线开战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好战绩：突破了敌人的战线，进行到一块无人把守的地区。但是，这样的战绩只是在战线的南面取得，鲁登道夫不仅没有这样的计划，也没有这样的需要。那天晚上，他在考虑下一步计划时意识到战局比较复杂，难以形成清晰的胜利或失败的判断。尽管有些部队战绩辉煌，但是他们的战绩都是计划外的。按照计划，处在德军的右翼的比洛应该深深地刺穿英军防线，然后朝着阿拉斯猛刺过去，这个战况没有出现。德军右翼的雾较淡，雾气蒸发得也较快，右翼炮击效果不如布鲁赫米勒所负责之处的炮击效果要好，右翼步兵在攻击英军第二条防线时陷入僵持状态。
中路的德马维茨战绩较好，但好的程度有限。所有的好戏都发生在左翼，胡蒂尔和布鲁赫米勒亲自到场实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战术，以极高的效率取得战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鲁登道夫只有数目有限的后备部队。如何使用这些突击士兵，使之发挥最大效能，是他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如果按照原计划执行，他就需要增援比洛，力求在右翼突破。类似的决定，黑格或法金汉都曾做出过，历史上还有更多的人也曾做出过。这类指挥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企图通过增加兵力的办法实现转败为胜。如果鲁登道夫增援比洛，他就成了这类指挥官中的一员。鲁登道夫决定采取不同的对策。他调遣6个最好的师去增援胡蒂尔，没有给比洛援兵。这个决定与德军的新战术保持一致，就是要扩大胜利，而不援助失败。然而，这个决定同时暴露出鲁登道夫缺乏进攻重点的致命问题。如果胡蒂尔继续前进，他的部队将如同进入一块索姆河战役产生的废墟之地，也如同进入一块德军在后撤向兴登堡战线时采取焦土政策产生的废墟之地。在废墟中行军，士兵的体力会很快消耗得精疲力竭，德军将陷入难以前进的状态，这也许还算是最好的情况。鲁登道夫的作战部主任，曾极力要求他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没有人在此时此刻站出来说明继续让胡蒂尔前进的目的何在，甚至鲁登道夫也没有给予说明。比洛、德马维茨从一开始就有清晰的任务，但胡蒂尔却没有相对清晰的目标。他的惊人进展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胡蒂尔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什么？他占领的阵地有什么实际价值？他面前有待被占领的大片土地有什么实际价值？德军无法回答这一系列问题，这种形势暴露了米夏埃尔计划在第一天右翼失利后正在失去其内在的目的性。“我们把敌人防线撕了一个洞，”鲁登道夫在面对别人的质疑时说，“其他的事情顺其自然。”现在，虽然所获得的洞不是他原先想要的洞，但还是一个洞，于是他的下一步就是想跳进洞中去。无论他的最终决定如何，他的决定已经称不上是什么战略了。驱动他的更像是不可抵御的信仰之力——盲目地希望有某件好事将以某种不知道的方式出现。
星期五早晨，三个德国集团军恢复进攻。这次没有惊奇，因为双方都处于新位置上，浓雾再次出现，炮手的视力受到影响，布鲁赫米勒的弹幕炮击也难以展开。比洛部队与朱利安·宾派出的增援部队遭遇，比洛前进受阻。德马维茨企图在福莱奎尔斯突出部两侧推进，鲁登道夫本来希望战斗的第一天就能攻取这个突出阵地，但英军至今还牢牢控制着它。德军的所有进展仍然来自左翼，胡蒂尔继续前进，德国兵能跑多快前进的速度就有多快。由于高夫的部队没有炸毁桥梁，德军跨过了索姆河和克柔仔运河，高夫继续后撤。
高夫寻找新立足点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希望渺茫。军事警察用枪阻止逃跑中的士兵迫使他们寻找任何可以防御的地形，或者把他们组织在一起展开防御。军官站在背后，握着手枪，要求士兵们各就各位。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失去效果，部队又开始撤退。黑格向贝当求援，要求给予帮助。当贝当接到黑格的求援信时，贝当派出的7个师的救援兵力已经在路上了。贝当派出的兵力，比他曾承诺给的援兵还要多一个师。
在3月22日的黄昏，德军在西线取得了从来没有过的好战绩：大规模进攻在第二天仍然能有进展。德军的进展仍然在左翼。鲁登道夫的计划已经无法控制实际战况。他想适应实际战况，但困难越来越大。德军的供应系统是针对北面取得突破而设计的，对胡蒂尔的进展毫无准备。胡蒂尔的部队深陷条件恶劣的战场，在快速追击两天后感到疲惫，一些类似于饮用水的生活必需品开始短缺。法、英的后备部队开始截断胡蒂尔的供应线。
3月23日，星期六，凌晨，英军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不仅胡蒂尔的部队，就连德马维茨的前锋部队，离出发点也已经有15英里（约24公里）远。高夫的部队已经支离破碎，形不成战斗力。从战役一开始就跟随高夫的8个师，现在处于蹒跚而行中。胡蒂尔的部队已经抵达索姆河西，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地吞并着土地。解体中的高夫部队的左翼失去了与宾的右翼的联络，宾的侧翼暴露在外，他必须加长防御线。黑格要求贝当再增加20个师的救援兵力。贝当答复不可能——他正等待着德军在香巴尼发动进攻。不过，他又多派遣了6个师的兵力。这批救援兵力是在原先7个师的基础上追加的，原来那7个师已经到达战场，但找不到高夫正在逃跑的部队，却与德军遭遇。贝当作了比他承诺要多得多的事。他的行动是相当无私的，因为德军确实正在准备进攻香巴尼，他说得很正确。然而，黑格却不满意，反而怨恨贝当。
第三天，德军前锋部队有机会夺得一个极好的战略要地——圣康坦之西的亚眠。这个地方的重要性看一看今天的地图就知道了，该地区所有的公路、铁路都要通过亚眠，它就好像一只大轮子的轴心。1918年的亚眠与今天类似，是一个交通枢纽，英国的运输地段在此地结束，法国的运输地段从此地开始。这座城镇对英国和法国都很重要，对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很重要。当时，亚眠的防御力量非常薄弱，如果鲁登道夫命令占领亚眠，他就能彻底将两个盟友分开，分别加以歼灭。
然而，鲁登道夫却放弃了这个敌军无力防守的重大目标，他指挥德军向三个方向前进，每个方向的潜力都不大。比洛的部队再次陷入沼泽，获得后备部队支援后，被告知向北运动。德马维茨向西推进，行进路线不是去阿拉斯，也不是亚眠，而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地方。胡蒂尔受命向南面努瓦永前进，这是通往巴黎的方向。
鲁登道夫也许认为他能利用一次高明的打击同时击败英、法两个敌人，他的打击计划包括分隔和包围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加起来能同时打败他右边的英国人和左边的法国人。有理由认为这就是鲁登道夫的想法，因为没有其他的解释同样可信，但是实现这个想法超越了德军的实力。这使人想起康拉德的打法，他的作战计划在理论上很有才气，但都是为了获取顷刻间的荣耀而发动的不顾实际情形的猛冲。鲁登道夫在3月24日所发出的命令，是他陷入精神崩溃的早期征兆，他此时在大战的压力下已经生活了4年，疏远了马克斯·霍夫曼的高明智慧，疏远了他的参谋官和前线指挥官。
同一天，巴黎市中心发生一个爆炸。人们在天上寻找敌人的飞机，没有找到。接着又发生了几次爆炸。最后，爆炸的秘密原因被披露出来：是德军大炮所为。爆炸是由一种被命名叫“德皇威廉”能发射8英寸（约20厘米）的炮弹的巨型加农炮发射出来的，发射地点是德军新近占领的离巴黎有75英里（约120公里）远的地区。这种大炮自3月初次登场到8月之间一共向巴黎发射了283轮炮弹，杀死一些平民，毁坏了一些财产，这些炮弹的落点是随机的，绝对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德皇威廉这天异常兴奋，他乘坐着私人列车到处跑，向听力所及之范围内的所有人宣布德国胜利了，他还命令学校停课庆祝。他在晚餐喝了香槟酒。“如果英国代表来请求和平，”他宣称，“他们必须按照德国的习惯向皇帝下跪。”这句话揭示出他做白日梦时特有的孩子气。
还是在3月23日那天，一名年轻的德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被击中，坠毁在英军防线内——他是鲁登道夫第二个以这种方式死亡的继子。
3月24日，星期日，早晨，守卫福莱奎尔斯突出部的6个营指挥官一致认为，考虑到处境越来越恶劣，如果不撤退，可能的结果就是被消灭。他们下令撤退，英军的中路失去了一个支撑点。整个英军的战线开始后撤，德军则四处进军。即使比洛的部队也有缓慢进展。胡蒂尔的部队还是没有遇到阻力，但部队的状况逐渐恶化。疲惫的部队随处劫掠，任意酗酒，饥饿的德国兵偶遇英军抛弃的大量库存。虽然他们不像德国国内平民那样缺少营养，但也常常吃不好，他们惊奇地发现敌人有大量的食物、酒、质地优良的毛织品和棉布品，这些东西德国早就没有了。他们被告知协约国与德国一样缺乏物资。他们所看到的与所听到的不一致。
至此，鲁登道夫手下的进攻部队开始展露出其最大的弱点：他们已经无力追击已经被打败的英军。德军剩余的骑兵留在东线，那里的战场开阔，比西线更适合于骑兵作战。鲁登道夫手中既没有坦克也没有装甲车可供利用。由于德国没有橡胶，汽车轮子都是钢制的，所有的路面都被钢轮子破坏。胡蒂尔的部队走得有多么快，进展就有多么快，但他的士兵已经一边行军一边战斗了4天。星期日，他们没有实现目标，少走了8英里（约13公里）。在北面，虽然德军占领了巴帕姆（Bapaume），但未能达到目标。
然而，黑格和贝当并未因此而获得丝毫安慰。德军不仅继续前进，而且在英军和法军之间楔入。他俩之间的关系很紧张，黑格一点都不感谢贝当派遣20万兵力救援他的事。他理解维系英军和法国关系的重要性。他曾说：“我军能在法国存在，依赖英军和法军团结一致。”但是，他不知何故总是认为贝当应该为此事负责任。这两位将军在星期日晚上见面，黑格了解到一个新情况，如果德军继续进攻，法军计划向南后撤。黑格的反应混杂着愤怒和恐慌。他谴责贝当，但贝当在此事上别无选择，给贝当下命令的是法国内阁，要求他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巴黎，可以不顾及其余目标。贝当给政府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政府出面让英军尽量靠近南面，避免自己为维系两军之间的联系而不得不过度出击。
这次危机使黑格突然改变了对协约国军事最高领导权的看法。黑格知道，协约国军事最高领导人的任命肯定是福煦莫属，他估计福煦很可能比贝当要更愿意向北进攻而不是后撤，所以，他在那天晚上给劳合·乔治发电报，要求重新考虑任命一位协约国军事最高领导人。碰巧几小时以前，克里孟梭在福煦的催促下给伦敦发了一份电报提建议，建议与黑格类似。劳合·乔治派遣战争大臣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去法国处理这件事。
星期一，鲁登道夫如梦方醒，意识到亚眠的重要性。法、英的后备部队大量涌入前线，比洛再次遇阻，他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但是，如果能攻占亚眠，整个战役对德国人来说就变得有意义了。鲁登道夫命令德马维茨将左翼与胡蒂尔会合，向亚眠移动，占领这座城市。与此同时，法国铁道部长乞求福煦“救救亚眠，否则一切都完了，亚眠是一切交通的中心”。福煦、贝当、克里孟梭在贡比涅开会，讨论如何同时兼顾一方面向黑格提供救助而在另一方面又能防守巴黎。黑格此时正在离贡比涅不远的杜朗开会，高夫由于有棘手问题没有来，他手下其余指挥官都参加了。克里孟梭表示愿意参加他们第二天的会议，英国人立刻答应了。
3月26日，德军离亚眠只有16英里（约25公里），而且仍然在前进。法国领导人抵达杜朗，来的都是令人敬畏的人物：总统普恩加来、克里孟梭、贝当、福煦。福煦高兴地听说总理决定转守为攻。黑格及其手下的将军与法国人握手表示欢迎，从伦敦来的新任皇家总参谋长的威尔逊和战争大臣米尔纳也参加了会面。黑格首次表示愿意合作。在回答克里孟梭的问题时，黑格宣布他决心死守亚眠，不愿向北撤退。米尔纳把话题转到他们聚拢在一起开会的真正主题上。他建议任命福煦为“亚眠地区”的协约国军事“协调员”。除了贝当外，其余法国人都热情支持。黑格是所有人中唯一表示反对的，他坚持福煦的新职位要比米尔纳提议的职称拥有更多的权力。他的动机很明显。福煦的新职位将带来更全面、更系统的后备部队共享，在目前的局势下，英国人肯定能获得好处。福煦的职位相应做了调整，福煦的责任将覆盖整个西线。黑格在这一天写的日记揭示出他的思考，他写道：“我认为福煦应该控制贝当。”
提升福煦，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含蓄的方式批评贝当，批评他应对德军进攻不当，这是不公平的、没有必要的。截至3月26日，德军的进攻实际上已经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是贝当从自己的防线和后备部队中抽调了大约24个师的兵力集结在胡蒂尔和德马维茨前进的路线上。随着更多的法军士兵抵达，局势将出现翻转，福煦只是坐享其成——福煦其实没有真正做什么，而是任命的时间合适。但是，福煦的新任命是重要的。这是向着统一指挥迈进了一步。
福煦获得任命后，他马上就开始抱怨给他的任务是去打一场已经失败的战役。其实，他几乎完全说错了。米夏埃尔进攻计划正在失去力量和连贯性，战局随着时间推移对德军越来越不利，德军变得盲目，几乎是按随机的次序攻击防守一方。胡蒂尔疲惫不堪的部队继续追击，他们面对着的是高夫剩余的部队，他们进军的速度似乎快得难以令人置信，但英军其实并没有计划抵抗。
3月26日，胡蒂尔的部队前进了9英里（约14公里），第二天又走了10英里（约16公里）。这场战役变成了一场滑稽戏，英军撤退得有多么快，德军就前进得有多么快。英军停下来休息，德军也停下，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德军把大部分炮火留在后方，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短缺。军官们无法阻止士兵们趁机劫掠。一名德军上尉记录下所见所闻：“今天，我们的步兵在艾伯特附近停下。没有人知道出了什么事。空中侦察说在艾伯特和亚眠之间没有敌人。敌人的炮火只是在遥远的地方轰击。我们的道路是畅通的。我跳上一辆车，命令去看看前方部队停止前进的原因……当我一靠近前面的镇子，立刻发现奇怪的事情。我看见一些陌生的人，不像是士兵，正向后跑……这些人赶着一队一队的牛群；另一些人腋下夹着母鸡，还有人拿着成箱的信纸。有人手拿着酒的，也有人边走边喝的。有人把有绘画的丝绸窗帘从其窗帘杆撕下来，当作一件有用的战利品拖曳在背后。有人拿着信纸和彩色笔记本，他们最喜欢洗劫文具店。有人穿着滑稽演员的服装。有人戴着高帽子。有人摇摇摆摆。有人几乎走不动……进入镇子，我看见街上流淌着酒。从酒窖走出一名第二海军陆战师的中尉，样子显得无助和绝望。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必须命令部队马上前进。’他表情严肃，用力地说：‘我用不流血的办法根本不能把他们弄出这酒窖。’”
除了亚眠外，四处的英军都在退却。一支英军部队在亚眠迷路了，登上了城东的高地，发现高地上早有法军和英军后备部队在守候，并欢迎他们的到来。大家合并一处，准备抵抗。德军在他们的对面停下，等候后面的大炮运到。
虽然米夏埃尔进攻计划的意义已经归结为亚眠的命运，但比洛的集团军在3月28日再一次发动对阿拉斯的进攻。比洛的兵力不足，那天没有雾，由于宾将军已经把大部分部队撤出阵地，德军的炮火落在空旷的战壕上。德军进攻的伤亡很大，鲁登道夫决定不再试探。德军在亚眠之外已经没有机会了。
亚眠的防守在不久前还很薄弱，现在则有了坚固的防御能力，而且每天都在加强。鲁登道夫从比洛的部队中抽调9个师的兵力增援德马维茨的进攻部队，但是这次增援太迟了。贝当从香巴尼调出法国第五集团军抵达亚眠战场。这是贝当调集来的第三个法国集团军进入英军领地，彻底解决了亚眠兵力短缺问题。德军很快变得无论在何处都难以发动进攻，双方开始挖掘战壕，恢复战壕对峙。截至4月5日，米夏埃尔进攻计划在经历了16天后，实际上结束了。高夫成为替罪羊，被送回英国，英国官方也从不正式评估他在战役中所提出的建议。黑格本来也应该被解职，但劳合·乔治还没有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替代人选。
德军占领了1200平方英里（约3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俘虏了9万人，缴获1000门大炮，大量的军需品。此外，德军还造成英军伤亡16万人，法军伤亡6万人。但是，德军的伤亡人数也高达16万，他们均属于德军的精英部队。7万德国人被俘。德军占领的土地价值不高，或者毫无价值。没有一处具有战略地位。德军的战线被拉长了50英里（约80公里），还有能力防守战线的部队急剧减少了。德国人向前占领了一大块突出阵地后，身后则留下西线最好的防御工事不用。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挖地修建防御工事，新阵地缺少支撑体系，各种条件都异常恶劣。
鲁登道夫促使德国的敌人做出巨大的调整，这些调整在未来几个月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精力充沛的福煦初步掌握了统一指挥权，而且美国人也被迫投入更多的力量。在米夏埃尔进攻计划之前，潘兴保存着大量兵力，而且士兵数量不断增长，令人十分嫉妒，他集中精力培训部队，使之能在1919年参战。德军发动米夏埃尔攻势，改变了潘兴的判断。“盟军现在非常虚弱，我们必须今年给予帮助，”他在要求华盛顿加快向法国出兵时说，“明年有可能太晚了。我怀疑他们是否能坚持到1919年。我们必须在今年帮助他们。”潘兴在3月28日时并不知道紧急情况即将受到控制，急忙去见福煦，正式请求按照福煦的意愿使用美国军队。从那天起，美国人开始打仗了。
背景：鲁登道夫
对埃里希·鲁登道夫来说，事态从来没有像1918年这样坏，或者说，从来没有像1918年这样有如此多的坏事。坏事越堆越多，他显得越来越脆弱。
他这个人有一种永远不满足的工作欲。但是，同事们近来发现他时常不做任何解释便悄悄离开德军总部。一名医务人员在撰写回忆鲁登道夫的书中写道，有人偶尔听到他在哭泣。
为鲁登道夫工作的军官开始担忧他的状况，怀疑他是否还能继续工作。他们小心翼翼地安排精神病医生来给鲁登道夫看病，这位精神病医生是鲁登道夫认识的霍赫海姆博士。
霍赫海姆博士来的那天，大家都胆战心惊，想知道他会如何劝说鲁登道夫，竞相猜测鲁登道夫可能的反应。鲁登道夫是一个僵硬、冷漠的人，毫无幽默感，善于严格地控制各种感情，不过，他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也会发脾气。人们估计，到时候肯定是一场令人不快的难堪。但是，结果却非常出乎人们的意料。看来鲁登道夫需要更深入的精神治疗。
像很多人预言的那样，鲁登道夫对有人打断他的工作感到不耐烦。不过，他同意见一见医生。“我以诚挚的心情、急切的语调、温暖的词汇告诉他，我内心有一个极大的悲哀，因为我注意到他多年来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件事——他自己的精神，”霍赫海姆博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过度的疲劳。没有娱乐，没有欢快，吃饭狼吞虎咽，不给自己喘息时间，不笑，不看自然界，不看艺术，既不听森林的沙沙作响，也不溅泼小溪中的流水。”
鲁登道夫坐着一言不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终于说：“你说的都对。我这样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应该做什么呢？”
霍赫海姆博士极力劝导鲁登道夫从阿韦纳的狭窄营房转移到比利时的斯帕，那里有比较舒适的住处。他推荐鲁登道夫多散步、多做深呼吸、改变工作程序，多休息、多睡觉。鲁登道夫认真地遵循这些要求，有时甚至急迫地改变自己。好的生活习惯使他的痛苦减轻了。
鲁登道夫和霍赫海姆博士经常见面交谈。这位精神病医生的最终诊断是：“这个男人极端孤独。”
极端孤独：这就是鲁登道夫生活的主旋律。他在孤独中已经生活了45年。一次意外使他突然找到摆脱孤独的出口。然而，孤独现在再次把他包围起来。他的这种心态可以从他最近说的一句话中反映出来。在霍赫海姆博士给他看病之前不久，传来一条让他心碎的消息，他听完这条消息后说：“这场战争没有给我留下什么。”
鲁登道夫出生于一个受人尊敬但家境一般的家庭（他母亲有贵族血统，但后来成为穷人），家中有六个孩子，他排行老三。儿时他有三个特点。他有洁癖，从来不玩有可能弄脏鞋子的游戏。他是一个既勤勉又有天赋的学生，数学特别好。他不会交朋友。他的父亲是骑兵上尉，是他父亲拉着他进入军队的。他进军校的入学考试成绩特别优异，不仅被批准入学，而且被安排和比他高两个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他的各项成绩都异常突出，只是体育不好。他的体态不优雅，这是他有别于其他同学的另一个地方。由于他年龄较小，加之极度的谨慎（他对冒险和事故一点兴趣都没有，而其他学生和年轻的军官出于本性都喜欢），所以他总是一个局外人。他是一个苦工，一个书呆子，但极有天赋。
服役后，按照惯例新兵要进行岗位轮换，鲁登道夫在每个岗位都异常出色。他二十几岁时被选送到战争学院学习，这是一项荣誉，只留给最有希望的年轻军官。学院的指挥官发现了他的能力和成绩，给予他学院所能给予的最高奖励：未来在德军总参谋部的任职机会。他40岁的时候才来到柏林，官阶是少校，与神话般的人物德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元帅阿尔佛雷德·冯·施利芬一起工作，他曾称施利芬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施利芬退休后，他被提升为中校，成为小毛奇的红人。他帮助小毛奇把施利芬以压倒性优势包围法军的秘密计划转化为德国的国策。
他此时仍然孤独。
有一天晚上，鲁登道夫像往常一样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后走路回家，在路上，他发现有一个女人站立在雨中等待着，他此时已经44岁，早就打算保持永久独身了。他把自己的伞与她分享，那女人感激地接受了。她就是玛格丽特·佩尔内特，这个美丽、可爱的女人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维持着一个不愉快的婚姻。不知何故，他俩相爱了，相爱对像鲁登道夫这样封闭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等到佩尔内特与丈夫离婚，他俩立刻结婚。
新家庭给了鲁登道夫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生活。他非常愉快，孩子们都崇拜他。他仍然坚持严格的作息制度，早晨7点前必须出门上班，进餐必须一分钟不差。但是，他生活多了一个新空间，多了一种新联系，由于他的速成家庭，他拥有了一种更宽阔、更愉快的体验。种种迹象表明他与妻子之间的感情是亲密的、幸福的。他的事业兴旺发达。他成为毛奇手下计划部门里有影响力的人物。他预感到大战即将来临，于是在大力扩军，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也招致许多人的反对（说他扩军力度太大）。1911年，他晋升为上校官阶。1913年，他成为杜塞尔多夫团的指挥官。不到一年，他成为一星将军，成为一个旅的指挥官。大战一爆发，他立刻被提升为二星将军，并被任命为正在准备入侵法国的德国第二集团军的总参谋长。为了能接手这个新职位，他退出了列日攻坚特种部队，那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夺取比利时人堡垒的计划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的杰作。列日攻坚成功使他第一次品尝到荣耀的滋味。他获得德国最高军事荣誉，并且与兴登堡一起被委派去东线指挥作战。
鲁登道夫的继子都以他为榜样选择军人职业，渴望参加战争。大儿子弗朗茨是一个有希望的年轻人，几乎与鲁登道夫一样有天赋，并且在朋友当中非常受欢迎。他在1914年被手榴弹炸伤，获得铁十字胸章，军方认为他不再适合作战。他开始申请成为飞行员，也许是因为鲁登道夫的帮助，最后才获得批准。几个弟弟学着哥哥的样子都成了飞行员，在东线参加战斗任务。在一次飞机坠毁事故中，弗朗茨遭受脑震荡和髋关节骨折的打击。恢复健康后，他立刻回到战场。1917年9月，他的飞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被击落而阵亡。鲁登道夫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赶回柏林，把噩耗告诉妻子。他感到悲痛，也许还有一种负罪感，毕竟是他帮助弗朗茨成为飞行员的。玛格丽特的心都碎了。
鲁登道夫与他年龄最小的继子感情最亲密，他俩有相同的名字。1918年3月，有人给鲁登道夫一个口信，只有十几岁的小埃里希在英军防区内被击落，生死不详。不久，德军发动米夏埃尔攻势进入法国领土，鲁登道夫获悉德军发现一座新坟墓。坟墓上用英文写着：“这里埋着两个德国飞行员。”他赶到坟墓现场，命令挖出尸体，其中的一个确实是小埃里希。小埃里希的尸体被临时埋在阿韦纳，因为有计划将其运回柏林。
这就是鲁登道夫悄悄从德军总部消失后要去的地方：他要坐在小埃里希坟墓前冥想。这也就是那名军医说的“偶尔有人听到他在哭泣”的地方。
一切都变了。玛格丽特的精神崩溃了，从此萎靡不振，忧伤和恐惧缠绕着她。就像鲁登道夫自己说的那样，他感到战争夺走了他的一切。
第三十四章 绝对复杂的游戏
我们已经陷入绝境，只要我们还坚信正义，每个人就必须战斗到最后。
——道格拉斯·黑格
鲁登道夫命令胡蒂尔从远道奔袭亚眠，这个举动使德军已经偏离原先的米夏埃尔计划，耗尽了德军为战役下一个阶段所准备的资源。90个师的兵力被投入战场，许多师打到后来只剩下几千人。这样大规模的伤亡，加之有一个巨大的突出部分需要把守，造成鲁登道夫手中只有11个完整的师可以用来发动对佛兰德斯的进攻，这个兵力只是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原计划中的目标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年初的时候，鲁登道夫梦想能在年中结束战争，但这个梦想此时已经失去了实现的条件。
也许，是进行外交努力的时候了。德国在未来的讨价还价中未必处于劣势。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协定标记德国在东线的胜利。西线的米夏埃尔攻势至少展示了德国的实力。德国可以在谈判中放弃一些占领的土地，很可能仍然可以带着战利品结束战争。即使德国放弃所有占领的土地，大战也能证明德国的实力，因为几个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也只能与德国打成平手。没有人能否定德国的世界强国地位。
法国此时达到一种临界点，法国已经无力弥补战场耗损。虽然法国还有适龄男子，但法军已经征募不到合格的新兵。英国的情况也不佳。1918年春天，劳合·乔治的政府放弃不送18岁以下男孩上前线的承诺，并且考虑从爱尔兰征兵。除非打败德国，否则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都对和平没有兴趣。和谈的机会是有的，但德国必须放弃生硬、粗暴的态度，必须放弃比利时，必须推翻极其残酷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协定，否则协约国的强硬派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公众渴望和平，这给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施加很大的压力。虽然和谈有可能失败，但和谈并非绝对不可能。
德国的政府高层之中有许多人希望和平谈判，甚至一些有影响力的军界人士也希望和平谈判。1918年初，马克斯·霍夫曼同意在西线用武力决定胜负，随着米夏埃尔攻势除了获得缺少战略价值的土地外没有什么战果，他觉得需要改变策略。他后来在给军队高层的信中说，面对事实“无法占领亚眠，换言之，无法取得突破……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已经不可能……有责任告诉政府目前到了应该进行谈判的时候了”。
鲁登道夫看不到自己有这样的责任。用长期为他服务的参谋人员的说法，他是一个把“所有政治问题都看作军事问题”的人。他曾经用武力解决了东欧的政治问题。虽然米夏埃尔攻势战绩不佳，但他仍然希望继续用武力解决西线问题。米夏埃尔攻势之后，他是否还保持完整的理智，这个问题并不清楚。不过，他不仅喜欢取胜，而且整个思维都被胜利的念头占据着。他变得不愿接受理智性的建议，不愿对现实予以考虑。
速度仍然是鲁登道夫计划的核心。美军在法国的兵力迅速增加。如果美军发动进攻，或者英、法发动进攻，德国将无法维持主动。鲁登道夫曾计划在圣乔治攻势的第一期中进攻佛兰德斯，如果执行圣乔治攻势的第一期计划已经不现实，他同意削减米夏埃尔攻势第二期的规模，但仍然坚持必须发动进攻。进攻攻势毕竟削弱了英军的实力。英军为了阻止德军的进攻而减少了在北方的后备部队。鲁登道夫在3月底结束米夏埃尔攻势前向佛兰德斯调集兵力和炮火。战役准备工作做得很匆忙，规模也比原计划削减了许多，鲁登道夫的参谋人员给这次战役起了一个具有嘲弄意味的名字“乔其纱”。乔其纱攻势是鲁登道夫战略决战一个薄弱的替代品，但是它朝着战略决战又近了一步。
就在米夏埃尔攻势蹒跚着接近尾声而乔其纱攻势已经开始之际，劳合·乔治于4月3日来到法国，参加与其他协约国领导人的会议，美国也派来会议代表，大家一致同意扩大福煦的职权。福煦将拥有为确保西线战略方向所需要的所有必备的权力。黑格此时对这个安排已经失去兴趣。由于法军接手了一部分他的防线，而且英军也在不断从埃及和伊拉克抽调来新兵力，所以他不再需要别人给予战略指导。黑格的负面态度却激励起劳合·乔治的热情。4月14日，福煦被授予一个新职位——协约国军队的“大将军”，黑格的气愤达到顶峰，而此时也就是劳合·乔治最心满意足的时候。在这一天，如果用不易混淆的词汇形容，那个法国人变成了黑格的上司。
乔其纱攻势（也称为利斯河战役，或第四次伊普尔战役）于4月9日开始，德军9个师的兵力在11英里（约18公里）宽的战线上发动进攻，德军行动谨慎。凌晨发动进攻时有浓雾，这点很像米夏埃尔攻势当初的情况。在德军突击部队行动前，布鲁赫米勒再次进行了5小时具有摧毁性强度的炮击，德军最初的进展顺利，令英军大吃一惊。黑格的情报专家观察到德军将炮火向北面调动，于是猜测德军有可能在维米岭发动进攻，但事实证明这个猜测是错误的。两个葡萄牙步兵师遭遇最激烈的弹幕炮击，两个师是葡萄牙政府为了向英格兰表示友好而捐助的。这两个师因为有两个大问题而士气低落，首先是士兵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参战，其次是这两个师第二天早晨将换防回家。当布鲁赫米勒的炮火落在他们头上时，他们四散逃跑了。德军的突击部队前进了3.5英里（约5.5公里），傍晚时分才遇到阻力，此后才出现严重伤亡。这一天是鲁登道夫的53岁生日，德皇来到德军总部。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庆祝德军最近的胜利，赞美鲁登道夫的辉煌战绩，授予鲁登道夫一尊他自己的雕像。
乔其纱攻势的目标是夺取阿兹布鲁克（Hazebrouck），它是铁路中转站，如果德军能成功占领此地，德军就破坏了英国的供应线，并保护德军手中的海港。此地的防御部队是霍恩的英国第一集团军，这支部队已经坚守了两天。但是，到了第二天的夜里，德军在他的防线上撕开一个长约30英里（约48公里）的大洞。黑格一方面向法军求援，另一方面派遣赫伯特·普卢默的英国第二集团军前来救援，这支军队刚刚从意大利回来，他们在卡波雷托阻止了德军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胜负难分。4月11日，黑格发布一条命令，士兵们嘲笑这条命令，但伦敦却大加赞赏。黑格在命令中说：“每个岗位必须坚守到最后一个人。不许撤退。我们已经陷入绝境，只要我们还坚信正义，每个人就必须战斗到最后。”他的这番话有极好的戏剧效果，对伦敦的宣传战有利，但是内容空洞无物。许多士兵嘲笑他的话。坚守岗位的要求应该受到严厉谴责，普卢默的部队深受其害。虽然黑格说英国远征军已经陷入绝境，但他知道可以利用后门逃脱，他并非不愿使用后门。就在黑格发布命令的当天，他还在同威尔逊将军讨论如何利用英吉利海峡的海港帮助他的军队逃离法国。
4月12日，鲁登道夫增派更多的兵力发动进攻。这次进攻抵达离阿兹布鲁克5英里（约8公里）的地方，但进攻强度逐渐减弱。第二天，德军寻找英军的薄弱环节进攻，英军在伊普尔突出阵地的北侧成为德军的进攻目标，此地的守军是普卢默的部队。为了防止德军攻破自己的防线，也为了集中兵力，普卢默没有遵循黑格在4月11日发布的命令，要求自己的部队向后撤，放弃了黑格在1917年用25万死伤的代价换来的阵地。劳合·乔治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一阵愉快。他感到自己对帕斯尚尔战役的批评是正确的。他说：“帕斯尚尔的进攻是一场噩梦，放弃噩梦的结果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鼓舞。”他说得没错。普卢默的撤退，缩短了防线，防御力加强，使德军无法突破。他用行动向他的士兵证明，他不愿为了保持英雄的姿态，而毫无意义地损失士兵的生命。
在接下来漫长的两周里，普卢默不断后撤，放弃了许多阵地，但大量杀伤敌人，这种打法减轻了自身压力，使自己的防线不被攻破。法国增援部队赶到了，福煦命令贝当调遣手下的步兵和没有骑马的骑兵来救助英军，但此举使贝当的防线变得比德军发动迈克尔攻势时还要薄弱。德国人注意到法军的行动。鲁登道夫命令在香巴尼的皇储威廉准备进攻，皇储的部队此时与贝当对阵。战争游戏变得难以想象的复杂。
与此同时，鲁登道夫从乔其纱攻势中获得的可用来炫耀的资本不多，甚至比他从米夏埃尔攻势获得的还要少。乔其纱攻势不仅导致严重的德军伤亡，而且所占领的缺少战略价值的阵地变成了德军的薄弱环节。鲁登道夫告诉德皇，他能在1918年结束战争。但是，他同时小心地告诉德皇，战争很有可能是“一场巨大的决斗，开始于一个地方，然后又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非常耗费时间”，但德国有可能获胜。在做了许多无用功后，他需要占领一个重要的地方。德军目前离亚眠不远，离阿兹布鲁克不远，离凯默尔山（Monet Kemmel）和德凯特山（Mont des Cats）也不远，夺取这些地方能使德军控制伊普尔和周围的地区。夺取其中任何一个都是极好的战利品。鲁登道夫并不是在这些可能的目标中选择一个，他像在米夏埃尔攻势中的做法一样，命令向所有目标发动进攻。
4月24日，德马维茨的第二集团军的9个师发动向亚眠方向的进攻。这次进攻使用的是坦克，德军此前极少使用坦克，此次使用了德国大型A7V型坦克，机组有18名乘员。德军坦克先把英军击溃了，但英军较灵活的轻型坦克出动，又把德军击溃。德军在白天以极高的代价取得进展，但到了晚上，澳大利亚部队和法国部队发动反击将德军赶回出发点。鲁登道夫放弃了亚眠。米夏埃尔攻势的前沿此时再次稳定下来，此后再也没有爆发新战斗。
第二天，在乔其纱攻势的前沿突出阵地，福煦命令曾在凯默尔山解救英军的法军部队发动进攻（佛兰德斯只有低矮的山梁），但遭遇布鲁赫米勒弹幕炮击的打击和紧跟其后的步兵的攻击。活下来的法国兵溃退，有些士兵想抵抗，但很快被德军制伏。“穿着灰蓝军装的士兵从一半被掩埋了的防空洞口跳出来，试图把身后的机关枪拖出来，”一名进攻者记录道，“他们刚到枪位上，我们前锋上的人丢手榴弹把还没有来得及使用的机关枪摧毁。其余守兵不再敢防守；这时，大量的炮火掠过他们，德军的突击部队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些人只好举手投降。经常有穿灰蓝军装的士兵从地下爬出来，身上粘着泥土，眼神迷惑。”
截至早上10点，德军占领了高地。他们不仅占领了凯默尔山，而且赶走了防守的士兵，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一个大缺口。德凯特山是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就展现在德军面前。但是，鲁登道夫已经对出乎意料的胜利变得异常警惕，他害怕这些胜利把德军拖入毫无价值的地区，于是他命令德军占领凯默尔山后停止进攻，原地待命。德军在原地等到了一整天，浪费了已经落入他们之手1918年最好的机会。当晚，英军后备部队从后方及时赶到把缺口补上。随后，又有更多的部队赶来，使德军无法恢复进攻。德军又犯了一次类似于未能及时进攻亚眠的错误。德军在该地区的集团军总参谋长库尔将军后来说，如果德军能占领德凯特山，英军则陷入背部受敌状态，不仅会被迫放弃伊普尔，而且会放弃伊瑟河沿岸的阵地。如果发动这次进攻，大部分鲁登道夫想在佛兰德斯实现的目标都能得以实现。但是，他指挥下的德军再次没有了目标，并被禁止行动。
鲁登道夫又进行了一次努力。4月29日，利斯河谷，他派遣第四集团军及其后备部队发动对卡塞尔（Cassel）的进攻，占领此地便可遥望敦刻尔克海港。战斗异常血腥，德国人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乔其纱攻势因这次失败而终止。
鲁登道夫的处境比他发动米夏埃尔攻势之前还要差。他仍然认为有可能在佛兰德斯消灭英国远征军，并且认为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但乔其纱攻势把英、法的后备军队吸引回北方，他必须再次想办法将这些后备部队引走，才能在佛兰德斯发动一次新的致命打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进攻香巴尼附近的兰斯，法军因后备部队调动，在此地形成一个兵力较薄弱的部分。他派遣布鲁赫米勒的炮兵和所有剩余的步兵师乘坐火车去迈克尔攻势的东部战场，皇储威廉在很久之前就准备在那里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但是，鲁登道夫此时已经没有年初时那么充足的兵力。自米夏埃尔攻势开始以来，他的伤亡高达35万人，西线战场每十个德国士兵就有一个伤亡。有5万精英士兵被杀，德国已经没有兵源补充同等质量的士兵。有100多个师参加战斗，所有的精英师均在其中，大多数师损失严重。鲁登道夫在他的《战争文集》中写道：“明显感觉到匮乏和平时期培养的军官。他们一直是国家道德力量的储备。”他是在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的“匮乏”，实际上是表示灭绝的意思。
幸存下来的部队士气消沉，因为痛苦的折磨没有换来希望中的胜利。尽管英军和法军的伤亡情况也很可怕，但美国军队大规模到达法国：3月份8万人，4月份11.8万人，5月份24.5万人。虽然美军此时还未取得战果，但一些训练较好的部队已经成为福煦的后备部队，时刻准备着上战场。
训练美国士兵能上战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1916年的时候，美军的规模比英军在索姆河战役的伤亡人数还要小，比法军或德军在凡尔登的伤亡人数也要小。美军非常缺乏高级军官，美国宣战后，所有的美国步兵师都由志愿兵和征召入伍的新兵组成，每个师有2.7万人，比欧洲军队中的常规师大2倍，美军这样做是为了节省所需军官的数量。
美国战争部在派遣美军第一师匆忙奔赴法国后，把其余部队留在国内培训。随着大量美国士兵跨越大西洋，如何部署美军便成了一个争论话题。协约国的指挥官都希望把美军吸收入自己的部队之中，其中英国表示出最强烈的愿望。潘兴断然拒绝了他们，这位以沉默自信的美军指挥官与欧洲人想象中的美国人截然不同。他明确地告诉欧洲人，美国远征军必须在完成准备工作后才投入战斗。美军是一支自治军队，在英军和法军之外独立作战。首先，他需要给即将上前线的美军更多的培训。
其次，他要决定在何处部署美国远征军。战线的北面是英军的主阵地，美军将不会部署在那里。香巴尼地区是通往巴黎的必经之路，由贝当的法军防守。剩下的是东面，就是凡尔登以南地区。潘兴对这个地区比较满意：如果能在这个地区突破德军防线，占领铁路中心麦茨，德军将严重受损。他在洛林地区的肖蒙（Chaumount）建立自己的总部。美军第一师就在附近接受训练。随着更多美军士兵到达，第二师也集结完毕。美军的士兵住在谷仓里，军官寄居在有空闲卧室的农夫家中。在潘兴的中层军官中有着未来战争的军事巨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
潘兴本人并不十分了解西线的局势，虽然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决策者，但他并不是一位军事天才。他漠视盟友给他的忠告，坚持认为战壕战的纪律是第一要务。他有一股新人常有的勇气，坚持面前的战斗是运动战，就是要突破和冲锋。他忽视机关枪给他的步兵的伤害，视步枪是胜利的关键（他的部队因为他的这个错误认识而伤亡惨重）。
为美国远征军提供给养困难极大，不仅是因为远离美国本土，还因为远离法国的海岸线。美军获得三个港口卸载不断膨胀规模的运输船队。法国人不愿放弃对连接海港和美军战场之间铁路线的控制，但是美国人最终用贿赂获得了法国人的支持。法国人获得300辆美国制造的机车头，而美国人获得几百英里的铁路。
除了数十万美国士兵外，有数百万吨的货物需要从海港运走。潘兴在巴黎建立一个办公室管理物资采购，委任自己的朋友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盖茨·道斯（Charles G. Dawes，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进行管理，并为他新创造了一个职位——陆军准将，美军到大战结束时一共采购了1200万吨物资，比从美国运输来的物资还要多。美军每天需要的物资供应都不一样，管理工作必须高度动态，这个物资采购系统曾经接近瘫痪。管理的难度来自有大量的具体细节需要处理。比如，有一项任务是给美国远征军装电话。这项任务需要铺设2.2万英里（约3.5万公里）长的电话线，另外从法国人那里租用1.2万英里（约1.9万公里）电话线。美国战争部为了响应潘兴的要求，寻找到数百名能说法语的接线员，把他们征募入伍，并送到法国工作。
尽管美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可是许多英国人在5月初的时候几乎不知道美军的存在，甚至连许多法国人也不清楚。在伦敦，劳合·乔治被迫派遣更多的军队去欧洲大陆。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向难控制的公众表示自己绝对不漠视任何停战机会。英国政府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加大征兵范围，计划征召5万矿工和其他工种的工人，这些人以前不符合征兵要求。外交大臣鲍尔弗5月15日在英国下院的一次讲演中宣布，英国准备进行停战谈判。英国的条件只有一个，这个条件符合所有人的期待：德国必须宣布恢复比利时的战前自治状态和中立地位。这给了德国一个机会。但是，像德国首相赫特林、外交大臣库尔曼这些本来可以给予正面回复的人，此时仍然处于鲁登道夫的阴影下，鲁登道夫拒绝任何折中方案。一周以前，德国在5月7日与罗马尼亚签署条约时，再一次显示受鲁登道夫支配的德国政策的本色。德国与罗马尼亚签署布加勒斯特条约，强迫罗马尼亚为附庸国，再次表现出与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时一样的缺乏远见和贪婪。大部分罗马尼亚油田被迫租借给德国99年（维也纳获得24%的份额）。
鲁登道夫此时正在计划发动两个间隔时间很短的进攻：首先是在舍曼代达姆，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西面，在蒙迪迪耶（Montdidier）和努瓦永（Noyon）之间的一条名叫梅子的小河附近，战场离巴黎只有60英里（约95公里）远。在这两次进攻中，处于防守地位的都是贝当的部队。德军的目标是直截了当的：通过威胁法军防线（包括巴黎），迫使福煦（包括黑格）从北面向南面调遣后备部队。最终目标也很明显：为在佛兰德斯发动一次致命打击做准备。
战役准备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布鲁赫米勒的典礼需要输送大量的大炮和弹药。许多步兵师也需要调动，士兵们此时异常疲惫、沮丧。法军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
法军有103个师的兵力驻扎在法国本土（在意大利、萨洛尼卡、中东都有法军驻扎）。在这些兵力中，有45个师的兵力在瓦兹河（Oise）北面。即使其中有些兵力能很快地转移到东南方面，贝当最多有60个师的兵力把守奥伊斯河至凡尔登一线。此时，鲁登道夫有200个师的兵力在西线，其中有一些师曾遭受重创。凡尔登应该是法国除巴黎之外的另一个神圣大本营，此时几乎处于无人把守状态。贝当的部队为准备抵御德军的进攻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是难以判断德军在何处发动进攻。这些困难是贝当参加大战以来最难以应付的。由于他必须与黑格共享兵力，这也扩大了他面临的困难。
贝当还面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包括福煦在内的许多法军将军们都反对贝当的任何决定。这些人仍然相信，打仗就是进攻，而且可以不顾战场具体情况发动进攻。他们还相信，遇见敌人进攻，唯一的应对之策就是坚守阵地直至战死，绝不能后撤。贝当能非常开放地采用各种战术，愿意从过去的经历中总结经验。他们看不惯贝当的这些做法，而且把这些做法看作贝当软弱的象征。贝当曾颁布第4号军规，要求部队保持具有纵深灵活性的防御。后来，贝当再次要求部队执行这个军规，但他的命令再次被忽略了。此时，福煦已经被任命为新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他在5月4日发布一个命令，要求法军指挥员在面对敌人进攻时不许后撤，连临时性的后撤也不许。福煦发布这样的命令，明显是为了削弱了贝当的影响力。
防守舍曼代达姆一线的指挥官是丹尼斯·杜谢恩将军（Denis Duchesne），他是福煦的前任参谋长，在追随福煦的门徒中他的热情最高。他手下的部队主要是法国人，但也有3个英军师，这3个英军师此时正在这块安静的地方休整，因为他们在米夏埃尔攻势中严重受损。杜谢恩鄙视贝当和贝当的军事见解，并学着福煦的样子反抗贝当，他把士兵塞满前线未经认真修筑的战壕中。他的防守阵地，即使包括炮兵阵地，最多也只有5英里（约8公里）纵深。整个阵地在埃纳河北面，所以他是背水一战。他的阵地安排从整体上看很大胆，但潜伏着灾难。
汉密尔顿·戈登将军（Hamilton Gordon）是杜谢恩手下英军的指挥官，他质疑法国将军的安排。高傲的杜谢恩回答道：“我已经说过了。”他的意思是：部队将按照计划驻防，如果受到攻击，绝对不许后退。
德军的战役准备需要运输大量的士兵和大炮，德军奇迹般地保守着秘密，这与过去的米夏埃尔攻势一样。在杜谢恩对面，德军集结了20个师的兵力，每个师都堆积起30万发炮弹。5月26日，英国人在一份报告中说，有迹象表明德军即将发动进攻，杜谢恩并不在乎。他说：“没有迹象表明敌人已经准备好明天在舍曼代达姆发动进攻。”说完，他离开阵地去巴黎与情人见面去了。
几小时之后，5月27日，凌晨1点钟，德军4000门火炮和4000门迫击炮开始了毁灭性的工作。弹幕炮击的炮弹基本上都落在倒霉的英军阵地，这是英军最担忧害怕的事。凌晨4点钟，14个师的德军突击部队在像墙一样坚实的弹幕掩护下发动进攻。德军士兵发现有的防守士兵已经死了，有的被震撼得混乱不堪。他们利用英军和法军之间的缝隙挤过防线。到中午的时候，德军前进了5英里（约8公里），并跨过了埃纳河（英国人和法国人没有炸毁桥梁）。阿道夫·希特勒下士手里仅拿着一支手枪，孤身一人向前冲锋，并俘虏了12个法国士兵。他因此获得一级铁十字胸章，更新了4年前他获得的二级铁十字胸章。
夜幕降临时，德军已经跨过第二条河流韦勒河（Vesle），并且继续前进。然而，由于缺少骑兵和机动车辆，德军再次失去赶上逃跑的法军和英军的机会。为了弥补这一缺失，德军第七集团军指挥官命令部队连夜追赶，事实证明士兵体力无法支撑。当士兵体力耗尽后，德军不得不停止前进，不过，德军此时已经在25英里（约40公里）宽的战线上前进了12英里（约19奋里）。这是一个十分壮观的战绩，比胡蒂尔在迈克尔攻势开始时取得的战绩要好多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德军部队都进展顺利。位置在兰斯城附近的德军左翼遇到实力较强的法军部队，法军的防御安排也较合理，德军的进攻失败了。落后的左翼连累了取得进展的中路和右翼，因为那些部队的侧翼暴露在外。为了支持德军向南运动，鲁登道夫想占领苏瓦松和兰斯这两个铁路中心，苏瓦松在德军突出部分的西面，而兰斯在东面。一支德军部队本来应该在战役的第二天进入苏瓦松，但是，他们奇怪地接到离开的命令，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德军忙于劫掠而失去控制，指挥官害怕纪律崩溃而发出离开的命令。鲁登道夫知道了这件事后，命令该部队退回苏瓦松，并坚守待命。然而，仅有苏瓦松还不够，除非也占领兰斯，否则德军就像进入一个大麻布袋，麻布袋的底部越来越大，而麻布袋口却很窄，留下一条薄弱的供应线。
贝当和福煦对鲁登道夫以如此大的力量攻击舍曼代达姆感到惊奇。5月28日，德军恢复进攻，他俩对鲁登道夫如何能维持如此大的进攻力量和速度感到不解，这可能是因为他俩不知道德军从北面抽调来大量部队。这时候，他俩终于有了一个共识：必须守住兰斯，同时必须守住一块延伸到苏瓦松的高地。这样才有可能防止德军新取得的突出部的入口继续扩大。他俩都不认为巴黎有危险。如果德军进攻巴黎，就必须向西前进。如果德军西进，福煦后备力量中的法军第十集团军正好能进攻德军的侧翼。贝当命令他的一个位置在奥伊斯河北面的集团军向南运动。他同时要求福煦调遣后备部队救援，但被拒绝。克里孟梭不愿把作战决策完全留给将军们，他来到福煦的总部，对福煦拒绝支援贝当感到吃惊。福煦向他做了解释，福煦坚信德军新进攻的目的不是巴黎，而是消耗佛兰德斯的后备力量，于是克里孟梭不再干预。
第二天结束的时候，德军占领了韦勒河南面一块较容易把守的高地。德军取得了鲁登道夫为进攻设定的所有目标。德军占领了大片土地，急需供应线也能跟上。一个熟悉的格局再次出现。在战线的一端，苏瓦松附近，德军的胜利比预期要容易、全面。但是，在战线的一另端，德军占领兰斯的努力失败了。与过去一样，困难的问题是确定下面做什么——应该在取得胜利的地方继续推进吗？或者在已经失败的地方再次发动进攻？或者马上停止所有进攻？德军的情报人员密切注意协约国调动佛兰德斯的后备力量的迹象。感谢福煦，没有德军期待的迹象：协约国的后备力量没有被调动。德军的努力失败了。晚上，德军高级将领在皇储威廉的总部开会，鲁登道夫是德军将领中赞同继续进攻的人。他此时已经失去判断力，在计划目标难以达到的情况下，他调遣本来为佛兰德斯准备的7个师向南运动，继续南面的进攻。他就像一个轮盘赌赌徒，为了捞回损失，向赌局中投入越来越多的筹码。
背景：女性
在各种大战宣传材料中，有一类是女护士的海报，海报中的女护士（永远看上去漂亮、镇静、纯洁）弯腰照顾年轻俊美的战士（平静、活泼，受伤很重但不致命，你看了后不会有不舒适的感觉），战士凝视着护士，面带感激和羡慕。
这类艺术永远充满了幻想。随着大战越来越激烈，艺术幻想越发与事实不符。在1918年的夏天和秋天，有数千名女护士在前线勇敢地为负伤的战士提供医疗服务，但是她们所经历的绝非浪漫。交战双方的伤兵像洪水一般涌入，把战地医院变成恐怖之地。
一名美国护士记录道：“数以百计的伤员像洪流般涌入，场面拥挤混乱，伤员的身体蜷曲着，有的尖叫，有的呻吟，让人感到像是见到了但丁的地狱。”有人的脸没有了，有人的性器官被炸飞了，有人的四肢变成下垂的碎片。
德国人的情况更糟。一名德国护士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照顾300名伤兵，但是已经没有药品供应了！早晨，几个士兵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床垫被套，因为没有材料做敷裹，我们开始撕碎被套做绷带。后来，我们把窗帘取下做绷带。伤员饿了，我们只有干面包。”
伤员中有恶臭坏疽，也有悲惨的炮弹休克病案，也有临死的男孩叫着妈妈。1918年，越来越多高热伤员死于流行性感冒。
至少有1.5万名妇女跟随美国远征军和红十字机构（1914年底前，有1万名美国妇女自愿做协约国的护士）。英军远征军有2.3万名护士，1.5万名护士助理。法军有6.3万名护士，而德军有9.1万名护士。护士们的工作是高尚的，有12万美国护士死在欧洲。有200名护士因为勇敢而被授勋，但这些人只是四年大战影响到的女人中的很小一部分。
大战引发爱国主义的爆发，各交战国都有大量妇女自愿参战。一开始，各国政府都不知道如何应付她们的热情。那时，妇女没有多少权利（1893年，瑞士给予妇女选举权，20年后，瑞士仍然孤单无伴）。良家妇女从来不工作，几乎没有人参与公众生活。让妇女做护士工作比较容易办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仍然沿袭老的习惯。英、法、德出现妇女协会，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妇女均来自社会党中上层阶级。如果工人阶级的妇女加入，她们之中的许多人负担不起制服的费用。
但是，过了不久，数百万的男人上了前线，对妇女的需要大量增加。妇女志愿者开始从事职员、厨师、司机、食堂工人、接线员……随着时间推移，凡是能释放出男人上战场的工作，女人都开始从事。后来，英国有10万名工作妇女，这些妇女都经过仔细筛选，保证她们有合适的背景。对一些只是期待结婚养孩子的年轻妇女来说，参加工作使她们有一种奇妙的毛骨悚然感。一名法国女孩写道：“我的生活第一次变得有意义，在这个世界里变得重要。”
大战开始前，有数百万来自社会底层的女人有工作，大战给她们带来的不只是冒险的经历。士兵的薪水是极少的，给士兵家属的补助无法让她们维持生活（法国给士兵妻子的补助是每天25生丁，母亲和姐妹没有）。大战使许多女人丧失了工作，这极具讽刺意义。大战开始前，85%的法国女工在纺织业从事劳动。大战使大批工厂倒闭，60%的女工失去工作。67%时装业的工作机会没有了。许多法国女工去兵工厂工作，其中毫无疑问有爱国的动机。但是，为了生存也是许多女工的动机之一。其他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
大战带来非常戏剧化的变化。在德国，有500万女人成为劳动力，女工在总劳动力中的比率由35%提高到55%。在英国，女工总数达到150万，75万女人做原先由男人完成的工作，35万女人从事战争相关的工作，25万女人成为农业劳动力。在法国，农业人口比英国和德国多，食物生产越来越多地由女人来完成。为军需品生产服务的女工，由1915年的1.5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8.4万人。法国的铁路系统在大战前雇用了6000名女工，大战结束时工资表上有5.7万女工。法国地铁的女性员工从124人，增加到3000人。
法国和德国不许妇女参军。德国计划在1918年下半年进行改革。英国是领先者，于1917年创立陆军、海军、空军中的女兵部队。女性军官被称为“管理员”，而不给予军阶。未获得委任的军官被称为“女领班”，士兵称为“工作者”。以英国的标准来说，最具创新的举措是允许出身工人阶级的女人参加军队。这使传统人士感到震惊。有人给一家报社投了一份抱怨信，信中说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女兵“不仅使她们自己可笑，更重要的是让英王的制服看上去可笑”。
美国以英国为榜样，并且很快有所超越。早在1917年3月，美国海军征募女性办事员为“女助理”，她们不许参加海战，但拥有正式的男性军阶。1918年夏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征募女性志愿者，仅在纽约就获得2000份回执，最终接受了300人。
在所有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欧洲的女性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截至1918年底，德国有150万士兵阵亡，三分之一士兵已经结婚。寡妇已经成为各国社会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且许多寡妇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她们必须挣扎着抚养孩子。战俘的家庭稍微要好一些。数十万未婚女性根本找不到丈夫。
西欧女性所获得的各种新社会角色，很快就消失了，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女性的选举权运动在1914年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好像已经处于成功的边缘，但战争使之夭折。英国在1918年给予女性投票决定权，但不是所有女性，而是有财产的女性。同年晚些时候，英国采取一项古怪的政策，允许女性运作选举办公室，但拒绝承认女性有权选举。那些为大战服务并付出牺牲的女性希望获得选举权或其他权利，但她们最终发现自己错了。
那些本来绝对不可能改变女性社会地位的地方，却因大战而给女性带来最永久性变化。在大战前的土耳其，女性被限制在家庭院落中不能外出，不仅没有工作机会，也没有受教育机会和社交机会。私下处死道德口碑不好的女性是普遍的习俗。大战使土耳其女性成为办公室的工人、慈善活动的组织者、教师、护士，甚至运送弹药的搬运工。面纱被抛弃了，女子学校的数目多得令人吃惊。后来，农村又恢复到传统方式，但是君士坦丁堡保留了所有发生在女性身上的变化。
俄国革命带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大量的女性进入兵工厂工作，这些工厂的条件比西方的工厂更恶劣。战争使俄国缺乏各种生活资源，从来没有足够的食品和燃料，大量的男人阵亡。长期的工作条件差和生活条件匮乏，使城市中的女性变得异常激进。有大量的女性参加推翻沙皇的起义。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给予女性相同的薪酬和权利成为国家的法律。不久之后，俄国的公民权利再次变得毫无意义，不仅是女性没有公民权利，男性也没有公民权利，这个结果极具讽刺意义。
第三十五章 德军的灾难日
由于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性质，军事指挥官必须具备能管理“大企业”的素质，他必须有很强的建设性和组织能力。
——巴兹尔·利德尔·哈特
5月底的一个早晨，德军士兵占领了马恩河岸，他们此时离巴黎不到50英里（约80公里），这是大战开始三年半以来的第一次。他们极度疲惫，衣衫褴褛，在长达几天向南的大奔袭过程中，有的人由于过度狼吞虎咽敌人剩下的食物而呕吐。无论如何，能再次回到此地就是一次凯旋。从开始攻击舍曼代达姆至今，他们一路压服遇到的敌人，打垮了英、法的7个师，俘虏了5万人，前进了30英里（约48公里）。前方的路相当空旷：正在后撤的敌人很薄弱，没有大炮，找不到一块地方停下来开始打防守战。德国人此时肯定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体力，他们能一直走到埃菲尔铁塔。
大部分德军士兵很可能不知道这次凯旋其实很缥缈。他们在前进中制造出了一个异常巨大的突出部，它应该是大战开始以来最大的突出部，样子就像一个口小肚子大的麻袋。此时，他们就在麻袋里，每走一步，麻袋就变得更深、更宽。但是，麻袋的口并没有变大，而且有变小的危险。如果法国人能守住兰斯，并夺回苏瓦松，麻袋口就被关闭了，那么德军的进攻部队就陷入了包围。
法国及其盟友（在美国加入后，用“盟国”变得比用“协约国”更合适）对德国的弱点也认识不足。德军已经占领了苏瓦松，好像即将攻破兰斯，开始跨越马恩河，似乎势不可当。危机的形势正在发展，它具有灾难的所有特征，恐慌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在战线的东端，圣米耶勒的南面，法国将军卡斯特劳开始制订向西撤退的计划，他想放弃那些已经坚守多时的堡垒。在北面，黑格正在抹去那份回撤英国计划书上的灰尘。平素难以压服的福煦也受到影响。他向克里孟梭提建议，政府此时应该准备转移出巴黎。数以万计的巴黎市民已经逃跑，在去比利牛斯山脉的路上谈论战争的声音不绝于耳。绰号“拼命弗兰基”的路易斯·弗兰谢·德斯佩雷将军，曾在1914年赢得勇敢者的美名，此时命令法军第五集团军放弃兰斯。劳合·乔治来到凡尔赛，同意福煦的请求，准备从英格兰调来更多的军队（兵力非常匮乏；黑格已经解散145个营补充余下的部队）。唯有那个看上去总是过度谨慎的悲观主义者贝当，仍然保持着安然的心态。他感觉德国人已经过分扩张，如果盟国能坚守阵地，德国的毁灭将不可避免。
但是，就在盟国即将崩溃的时候，局势发生逆转。潘兴命令他的两个超大建制的步兵师，前往德军要渡过马恩河的地方蒂耶里堡（Chateau–Thierry），与法军会合迎战德军。这是美国军队参战以来的第一次大型战役，就是这个战役阻止了德军的前进步伐。法军在兰斯的指挥官没有服从德斯佩雷的命令，坚守法军在兰斯的阵地，也成功阻止了德军的进攻。后来，德军重新组织兵力，再次发动对兰斯的进攻，但德军因缺少突击部队和布鲁赫米勒的炮火支持而遭受悲惨的失败。
这次挫败促使鲁登道夫转而执行他计划中的下一步：进攻苏瓦松西面的马茨河。他的目标是尽快满足自己的迫切需要：拓宽德军突出部西面的人口，逼退盟军部队，让他们不能威胁到德军向马恩河运送给养的铁路线。进攻于6月9日展开，胡蒂尔的部队打前锋。由于任务紧急，很难保守秘密。在德军进行作战准备过程中，美军海军陆战队向贝洛森林发动进攻，阻止德军向巴黎前进。美国士兵非常淳朴，肩并肩地向前冲，这样的场面自英军1916年在索姆河惨败以来很少见到，但是美军依靠兵力优势缓慢推进。美军花费了3周时间才占领这片森林。德军在战斗中也损失惨重，损失程度超过鲁登道夫所能负担的限度。
胡蒂尔匆忙展开进攻马茨河的准备工作，准备过程不加任何掩饰，这种不守秘密的方式让法国人怀疑德国人的真实目的是想掩盖在其他地区的秘密进攻。德国逃兵甚至告诉法国人确切的炮击时间和步兵进攻时间。不过，到了德军真的发动进攻的时候，德军还是打败了法军，取得一次彻底胜利。德军胜利的原因不难解释。布鲁赫米勒弹幕炮击再次出现，打前锋的部队曾参加过米夏埃尔攻势，非常有经验，此前一直处于休整状态。法军防守部队的指挥官是福煦的信徒，他忽视贝当颁发的军规，把防守主力布置在前沿阵地附近，被德军的炮火吞没。胡蒂尔的部队那天前进了6英里（约10公里），消灭了法军3个师的兵力，俘虏8000法国人。
6月11日，法军在苏瓦松的反击如同从天而降，查尔斯·曼京是指挥官，他的绰号是“屠夫”，一位好斗得有些狂乱的法国将军。在大战期间，他有时因为作战勇敢而收获荣耀，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因为过度冒进而受到责难，甚至被解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交替地折磨着他。感谢福煦帮助，他此次担任一个军的指挥官，去完成一件他最适合做的工作。在浓雾的掩护下，法军向东猛攻，胡蒂尔的部队此时还没有来得及修筑防御工事，被法军在开阔的田野中打败。法军的进攻使德军震惊，被迫后撤。鲁登道夫下命令，立即停止马茨河战斗。
此后，战场平静了一个月的时间。双方都需要喘一口气，重新集结兵力。德军和法军都在策划新进攻。在这段时间里，西线发生了一件新鲜事：西班牙感冒大流行，在11个月的时间里杀死的人比战争杀死的人还要多。各国军队都受到影响，但德军所受影响较严重，原因是德国人长期生活在营养不良之中。前线有数千德国士兵因病无法执勤，在最严重的时候，每个师有2000人病倒。在这场大流感中，德国有18.6万军人和40万平民死亡。
7月4日，爆发哈梅尔战役（Battle of Hamel），战场的平静被打破了。这次战役非常独特，因为流血不多。战役在亚眠附近爆发，目标是清除德军对该城的威胁。约翰·莫纳什（John Monash）策划和指挥这次战役，英王乔治在4月授予他爵士，提升他为中将军阶，他是第一个担任英国远征军军团指挥官的非英籍人。
莫纳什是大战中最具有魅力的人物，很可能是交战双方最能干的指挥官。他出生于澳大利亚荒凉的内地，父母是普鲁士犹太移民，依靠开店铺维生（他家的姓是普鲁士地名，离鲁登道夫的出生地不远）。他算是白手起家的典范，最初学习工程学，后来学习艺术和法律，最后成为有成就的音乐家和语言学家。他曾创立一家咨询公司指导建设横跨澳大利亚的桥梁和铁路。除了这些成就，他还是规模不大的澳大利亚军队的后备军官，他利用业余时间设计了一种后膛加农炮，他讲授的战术和军事技术课程很受大家欢迎。大战开始后，他被委任为澳大利亚第一旅的指挥官。1915年，他带领部队在加里波利半岛作战，他的旅率先攻占滩头阵地，并坚持到最后。1917年，他帮助普卢默在麦西尼斯岭取得胜利。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中，他的军阶是少将，指挥一个师作战。
澳大利亚有影响的人曾想让莫纳什离开战场，欧洲有影响的人则想办法阻止莫纳什升官。1918年，有人建议授予他三星将军，统领20万澳新军团，这个建议引发争议，他不仅只是一个业余军人，不仅是一个殖民地居民，而且是一个父母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他成功地渡过难关，唯一的原因是每个与他合作过的将军都是他的赞赏者、辩护者，并且英王尊重他。
哈梅尔战役展示出莫纳什的能力。他利用自己的组织天才和管理大型项目的经验，把战场上的各种新式武器都集成起来，包括机关枪、大炮、飞机、坦克。按照莫纳什制订的计划，他的部队只用了93分钟就达到所有目标，俘虏了数千敌人，自己的伤亡轻微，亚眠处于安全地位，同时为盟国进一步进攻留下一条通路。因为这次胜利，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称赞莫纳什是“有可能是所有指挥作战的军官中最有能力的指挥官”。哈特上尉是一战老兵，他把自己的余生都用来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哈特深入地分析了莫纳什的能力，莫纳什抛弃了英、法职业军人老式的草莽习气，在大战的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作战理念，这种理念核心是：由于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性质，军事指挥官必须具备能管理“大企业”的素质，他必须有很强的建设性和组织能力。
哈梅尔战役被称为第一个带有现代意义上的战役。它成为英军作战的模板；每个英国远征军军官都得到一本描述莫纳什战术的小册子。此后，澳新军团有了一个新角色，它常与加拿大人一起组成英国的突击部队。
哈梅尔战役之后11天，发生了一件令人不解的事，皇储威廉手下的49个师再次发动对兰斯的进攻。这应该是鲁登道夫进攻舍曼代达姆的高潮。这次进攻的目标是打通连接马恩河突出部的第二条铁路线，为期待已久的佛兰德斯攻势做准备。按照计划，佛兰德斯攻势5天后展开。贝当耐心地劝说法军第四集团军指挥官采用自己的策略，在兰斯东面设置强大的纵深防御阵地。战斗结果证明了贝当的正确性：德军的进攻没能产生突破。在兰斯西面，福煦的攻势教条还很盛行，尽管德军的进攻毫无突然性，但德军仍然快速突破法军的防线。第二天，德军发现东面进攻受阻导致西面进攻部队的侧翼暴露在危险之中。鲁登道夫命令停止进攻。他动身去图尔奈与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见面。此时已经到了发动佛兰德斯最后进攻的时间了。布鲁赫米勒的大炮已经在开往佛兰德斯的火车上了。
在经历了4个月的斗争和退让之后，德军在佛兰德斯的局势离鲁登道夫期待的状况有距离，但并不十分遥远。黑格大幅度地改善了防御工事，他利用10万劳力修建新的堡垒，铺设数英里的电话线，在附近安排了强大的后备部队——这要感谢福煦，他拒绝把兵力派往马恩河。但是，佛兰德斯是鲁登道夫最后一张牌，他决心打出这张牌。就在他和巴伐利亚王储深入讨论时，他俩接到一条惊人的消息。德军在苏瓦松南面和西面的部队遭受到法军大规模的攻击，正处于后退之中。
法军从舍曼代达姆西面的森林发动攻击，这又是曼京带来的惊人之举。攻击部队中有23个法国师和4个美国师，前面是500辆坦克，攻击自西向东，目标是重新夺取苏瓦松，把德军包围在像麻袋一样的突出部中。早晨9点半，鲁登道夫此时正乘坐列车向南赶，而法军和美军已经突破3条德军防线。美军第一师和第二师是进攻的核心力量，战斗异常激烈。一名战士写道：“机关枪四处咆哮；步枪发出处噼啪噼啪的喧嚣；手榴弹像咳嗽一样吼叫着。连和排都失去了控制，士兵们奋力拼杀，战斗非常激烈，士兵根本无法排队。每个人好像都在单打独斗，毫无规则，防线断断续续，乱糟糟缠在一起，爬过倒伏的大树，沉重地落入德国兵射击掩体坑里。到处有马克西姆重机枪坚守着阵地，但对面有无数的人正想着如何打哑它。无论是军官、军士、士兵，只要他能纠集几个人，就从左面或右面匍匐接近它，从侧翼打哑它。有些机关枪是被身穿黄褐色军服盲目狂奔的士兵打哑的，但总有几个手持上着刺刀步枪的狂热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冲入机关枪据点；此后，据点里爆发出射击声、尖叫声、痛苦声，然后机关枪寂静下来。”
最后，及时赶来的德军后备部队阻止了法军的进攻，德军用野战炮进行近距离平射，摧毁了大部分曼京的坦克。那天的战斗结束时，德军成功地在原防线之后5英里（约8公里）处修筑起一条新防线，但是，有1.5万名德国士兵被俘，损失了400门大炮。虽然德军没有让曼京进入苏瓦松，但是曼京随时可发动致命威胁。如今，德军已经没有希望占领兰斯，苏瓦松也处于危险之中，马恩河的突出部变得难以防守。鲁登道夫别无选择，只能无限期地拖延佛兰德斯攻势。
鲁登道夫派遣一个军的兵力守卫苏瓦松。那天晚些时候，他与德皇威廉见面，他对德皇说德军需要像1914年那样撤出马恩河。德军开始准备将所有部队后撤至苏瓦松以北的安全地带，大炮和军需品也要尽可能地运走，越多越好。
战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德军在3月份的时候比盟国多30万军队，但米夏埃尔攻势改变了力量对比，到7月底的时候，有100万士兵被杀、被俘、负伤，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被训练成为突击部队的精英年轻士兵。英国和法国各损失了50万人，法国像德国一样已经没有能力补充新兵。但是，大量美国士兵抵达法国，大约每个月增加25万人参加战斗。至此，盟国比德国多出20万兵力，双方差距每天都在加大。虽然盟国有较少的步兵师，但这个统计数字的意义不大。许多德军的师都遭受重创。有100多个师被判定为不适合用于进攻了。
鲁登道夫驱使德军向南进攻马恩河所消耗的力量算是白费了。那些奋力跨越过马恩河的德军部队反被盟国军队消灭，其伤亡人数达到可怕的程度，留给他们的问题是能不能在突出部被彻底截断前逃出危险地带。一名德军士兵记录下撤退时的情景：“午夜，离开的时间到了，必须逃脱黎明前的毁灭性炮击。第六连留在后面掩护撤退。我们分组走，第一组出发了，第二组10分钟后出发，在几次步枪齐射后其余部队出发。我们离开被破坏的林中空地，爬过无数矮树丛下的炮弹坑。到处都是沙土丘，步枪插在沙土丘上，钢盔挂在枪托上。那些永远无法离开马恩河的战友被埋在沙土丘下……在部队向罗米吉尼进发的路上，我们的队伍追上了边走边发出咔嗒咔嗒声的炮兵车队，骑手在大雨中弯腰伏在马鞍上，炮手则靠在马拉的两轮车辆上。步兵三五成群地走着，看上去无精打采，他们都是各连的残部，枪吊挂在脖子上，防水油布罩在头上，防水油布被背包拱起，看上去整个队伍就像一队滑稽的骆驼……步兵长队列队行进，在灰蒙蒙的晨曦中走出森林，进入开阔田野，步履平缓……工兵在后面开始爆破。工兵很快从坡上跑下来，他们之后是步兵殿后的警卫兵……只有死去的战友留在那里。”
巨大的佛兰德斯攻势应该是德国为之努力的一切，但是此时仍未发动，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发动了。鲁登道夫本人处于痛苦之中——他变得自我封闭，心烦意乱，易怒，精神徘徊于崩溃的边缘。除了军事问题，还有另一件事折磨着他，他还害怕公众了解了事实真相。现在公众每天都获得德军在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一旦公众了解到他失败的程度是如此之大后，不知道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战斗非常血腥，持续不断，战场异常宏大。在福煦的领导下，盟军在马恩河突出部的周围发动进攻，德军则迅速后撤，突出部的面积迅速减小。7月24日，福煦、黑格、潘兴、贝当一起开会协调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会上有不同意见，但最后达成协议。黑格将攻击亚眠的东面（莫纳什的胜利为此提供了条件），贝当从北面跨越马恩河。潘兴此前一直要求归还他为应付德军进攻而分散在各处的部队，会议决定他将发动针对凡尔登南面圣米耶勒的进攻。各方面进攻的目标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夺取对德军至关重要的铁路线，夺得这些铁路线将极大改善盟国军队运输部队和给养的能力。盟国此时能决定如此大规模的作战计划，这个事实说明盟国开始掌握了主动权，而鲁登道夫只能被动反应。
尽管如此，鲁登道夫第二天还是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绝望地想包围兰斯。这次进攻彻底失败了；德军此时已经失去打击力。尽管敌人从三个方向发动攻击，但德军向苏瓦松撤退的过程很有秩序；德军不时停下来发动反击，不让敌人离自己太近。贝当沿着马恩河攻击退却的德军，但他的部队进展不大，德军后卫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十分顽强。然而，他的攻击引来其他的德军部队，为法军发动新一轮的进攻提供了条件。8月1日，曼京从西面发动夺取苏瓦松的进攻。这次进攻几乎接近凯旋。曼京带领法军部队和美军部队迫使德军在一天中退后了5英里（约8公里），占领了韦勒河南面的高地，从这个高地上他的大炮能瞄准苏瓦松。然而，曼京的攻击来得迟了一些。德军偷偷地转移出了突出部，在突出部的北面形成新的防线。德军放弃了苏瓦松，法军随后没放一枪便进入该城。
这种局面与1914年极为相似，其相似度之高，令人不可思议。德国人再次跨过了马恩河，但无法维持前进的步伐，于是只好匆忙撤退，后撤到埃纳河边建立起新的立足点。但是，1918年8月的德军，已经不是1914年9月的德军。德国的敌人此时比过去更加强大，而德国缺少足够的资源建立防线。鲁登道夫奇怪地拒绝接受这个现实，或者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现实。时间都到了8月2日了，他还对手下的指挥官们谈及发动立刻反击。德军在此时已经不可能发动任何反击了。
现实终于在8月8日暴露出其面目，鲁登道夫把这一天称为德军的灾难之日，这个称呼一直流传下来。灾难开始于英国攻击亚眠的东部。仍然是莫纳什计划、组织、运作了这个战役。他受命将自己指挥的军团和其他一些部队合并创立一支新的集团军，取代高夫指挥下的已经溃不成军的第五集团军。为了不允许德国自马恩河撤退后找到机会重组部队，这次战役组织得很匆忙，但执行得毫无瑕疵。在600辆坦克的掩护下，莫纳什的澳新军团打前锋，把德军打得惊慌失措，向四面八方逃跑。德军的意志和组织都彻底崩溃了。早晨10点半，澳新军团已经前进了6英里（约10公里）；中午，前进了9英里（约15公里）。令人震惊的新情况是德军士兵拒绝听从上级命令，甚至企图停止作战。从后方赶到的增援部队被辱骂为“工贼”、“破坏罢工者”。那天，德军损失了650名军官和2.6万士兵，三分之二的部队投降。这些投降部队的装备精良，士兵们都是自愿的，迫不及待地放下手中的武器。
德军瓦解后，德马维茨成功地控制住局面，他的成功给人们带来的惊讶不亚于德军瓦解给人们带来的惊讶。他调遣后备部队堵住战线上的漏洞，并发动反击迫使英国后撤，最后使英军进攻的收获只有几英里。显然，他的部队不是全部都不想战斗，那些想继续打仗的士兵知道了一个秘密，坦克并非不可战胜。许多坦克在参加战斗一小时或两小时后，便会陷入瘫痪。另一些坦克会在弹坑累累的泥泞阵地上倾覆，或打滑不能前进，其余坦克能被重型机关枪打穿，或被野战炮打散。英军和法国缺少进攻经验也帮助了德军。对德军来说，8月8日是灾难的日子，它表明了德军衰败的程度，但是，它也表明消灭德军将是一个速度慢、代价极高的过程。
8月，整个欧洲处于艰难困苦之中。西线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盟国手中。在福煦的领导下，英军、法军、美军不断发动进攻，或者准备进攻。虽然由于鲁登道夫的错误给德军带来不必要的困难，但是德军最终还是恢复了凝聚力，有效地抵御了敌人的进攻。尽管鲁登道夫的参谋和集团军指挥官都乞求他下命令回撤到兴登堡防线和身后的碉堡中去，但他拒绝下命令，他也许不敢承认自己的战果既毫无价值也无法防守。由于德军坚守的阵地处于劣势，这既增加了德军的伤亡，也给敌人带来了某种便利。
在这段时间里，德国的领导层曾多次开会，大家有了一个共识，德国想取得军事胜利已经不可能，即使鲁登道夫也表示同意。不知何故，却没有人试着启动谈判进程。有一次，德皇威廉指示外交大臣库尔曼去与荷兰女王接触，请她做中间人，但库尔曼没有把这件事做完。他与另外一些人坚信德国有希望通过稳定前线来实现新一轮的僵局，这样德国在谈判中就会有优势。这个希望实际上很愚蠢。此时德军处于低迷状态，许多士兵有反叛倾向，变得不可信赖。这迫使鲁登道夫下令将逃跑者立刻处死，他们的所有财产都要被没收充公。这再次表明德国已经处于绝望之中。过去，德军在用死刑对付懦夫和逃跑者方面，做得比英军和法国更有节制。
虽说西线重要，但并非是德国的所有问题。即使奥匈帝国还有生命和力量的余烬可复燃，那复燃的希望也早就在6月中旬奥匈帝国对阿尔卑斯山蒂罗尔人居住区发动的进攻中熄灭了。康拉德仍然是导致最后灾难的人。他被解除总参谋长一职后成为一名战场指挥员。在5月份，他威逼已经彻底泄气的年轻皇帝卡尔批准了他的计谋。实际上，这位皇帝比康拉德更具有破坏性——他建议把进攻扩展为有两个分支的计划，以双倍的可能性让奥地利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夺取胜利。原计划于5月28日开始进攻，但是，作战实际上不得不拖延，因为奥地利的运输系统和供应系统几乎不能正常工作。6月5日，战斗终于打响了，奥地利成功地将意大利人驱赶过皮亚韦河。鲁登道夫从这个胜利中看到了一个希望，随着奥地利继续前进，美国人有可能被吸引到意大利来。但是，奥地利人遇到英、法的后卫部队，奥地利人的前进步伐突然停止了。第二天，他们被驱赶回出发点，损失了4.6万人。截至6月25日，奥地利人的伤亡是毁灭性的：14.2万人伤亡，其中1. 1万人阵亡，数万人投降。残余部队陷入缺少粮食和弹药的状态。
这次战役之后，没有人相信奥匈军队还有能力进行防御。7月5日，康拉德被解除了指挥官的职位，但从男爵提升为伯爵，提升的原因大概不是因为他对毁灭哈布斯堡王朝所做出的贡献。士兵逃亡有加快的迹象，奥匈军队与阿尔卑斯山的皑皑白雪一道融化了。不久之后，维也纳通知柏林无法继续作战。如果德国不谋求和平，奥地利将独立地谋求和平。当奥地利试图接触盟国的时候，盟国却拒绝了。挽救自己的时间太迟了。
再向东看，愚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成为德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沼泽地。为了维持占领军的象征，也为了从那个遥远的难以管理的东方角落获得谷物，德国人不得不深入乌克兰腹地占领了哈尔科夫。为了运转落后的俄国铁路系统，德国人不得不寻找煤，所以必须进入顿涅茨克盆地，俄国的战时用煤都从那里来。德国人不得不把交通延伸到克里米亚半岛，以便阻止盟国从中东入侵。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在俄国崩溃之后，耗尽全力进入高加索地区，但是他们在其余地区处于瓦解之中，其瓦解速度之快与奥地利人相当。在他们垂死帝国的南疆，此时正处于分裂之中，英国人和阿拉伯军队在策略上占了上风，并在战场上打败了他们。
德国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既不是盟国的什么希望，也不是什么荣耀。德军对巴黎的威胁消除后，克里孟梭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因为法国不再需要换上一个能与德国进行和谈的新政府。但是，由于1918年的战场伤亡过于惨重，英国和法国都处于极度困难之中。英国正准备把50岁的老人拖入军队，而法国开始出现全由40岁以上的男人组成的战斗部队。经济混乱也带来严重后果。伯明翰和考文垂军火厂的工人举行大罢工，无人能阻止，后来劳合·乔治威胁要把他们送入军队，他们才回家。英国的警察在8月举行一天的罢工，抗议通货膨胀吞蚀了他们的工资。此后，又有几个地方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法国的罢工潮更加严重，罢工者既要求经济补偿，也向政府施加压力进行和谈。
对那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来说，英国和法国出现的这些动荡的局面似乎意味着德国在1918年取得了胜利。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德国此时仍然拥有东欧；与3月初的地图相比，德国此时拥有更多的法国土地和佛兰德斯土地。从前线的战况看，德军的败落并不明显，因为德军的残余部队继续顽强地抵御盟国的进攻，不让盟国士兵前进半步，继续杀伤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
当然，德军的损失也异常严重，盟国的无情进攻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也没有时间重组形成足够的防御能力。德军在8月份的伤亡总数达到22.8万人，其中有10.1万人被列为“失踪”，这是对逃跑的一种温和称呼。如果能活着向盟国投降，德国士兵感到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由于德军俘虏群大增，盟国为其修建了围栏。已经在围栏内的德国俘虏欢呼着迎接新俘虏到达。截至9月，德军在西线的兵力下降到125个师，其中47个师被认为还能作战。盟国此时的兵力增加到200个师，新增加的都是美国部队，美国部队比正常建制要大一倍。
德国不可能取得胜利了。这个事实，盟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是清楚的，大多数德军指挥官也是清楚的。德国的唯一前途，如果德国还有前途的话，就是采取外交行动，不能像奥匈帝国那样等到手中没有筹码时才想到要谈判。
背景：萨洛尼卡的园丁
1918年8月，大战已经打了4年，希腊港口城市萨洛尼卡驻扎着一支由法国将军路易斯·弗兰谢·德斯佩雷指挥的庞大的多国部队，这支部队此时进退两难，这种状况与大战的僵局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称性。
早在1914年10月，路易斯·弗兰谢·德斯佩雷就提出在萨洛尼卡建立协约国军事基地的想法，他当时在西线作战，是法军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官，英国盟友们给他取了一个诨号“拼命弗兰基”。这个建议提交给了法国总统普恩加来，他非常感兴趣，让德斯佩雷提交一个详细计划。德斯佩雷后来提交了一个详细计划，他建议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建立一个新战场，这样不仅能保护塞尔维亚，并且还能把别处的德军和奥匈军队吸引过来。就在这个建议正准备接受评审的时候，英国和法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达达尼尔海峡。
这个建议处于睡眠状态足有一年。此后，加里波利战役的协约国失利，俄国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战役中被赶出加利西亚，埃里希·冯·法金汉认为，占领塞尔维亚的时间到了，因为德国需要一条陆路通道直抵君士坦丁堡。面临入侵的危险，塞尔维亚于1918年10月请求救助。巴黎渴望伸手支援。这样不仅能使塞尔维亚保持领土完整，而且还能通过显示武力而赢得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个建议还给法国一个强力介入巴尔干半岛的机会——这个机会在战后将具有极高价值。在英国的领导人中，除了劳合·乔治，其余的人都表示怀疑，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同意派遣一个曾在加里波利战役受重创的步兵师加入法国派出的大部队。
由于路易斯·弗兰谢·德斯佩雷正指挥西线的一个集团军，所以莫里斯·萨瑞尔成为这支远征军的指挥官。萨瑞尔很有能力，是一位喜欢搞政治手腕的军官，但名声不佳。不久前，他被霞飞解职，因为他在阿登高地让德国人钻空子打败了他的第三集团军。萨瑞尔在法军的高级军官中属于非常独特的一个，因为他与国民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关系密切。他依靠批评霞飞管理战争的方式而大出风头。他被解职后，“左派”人士大声疾呼，指责霞飞企图除掉潜在的竞争者。霞飞让萨瑞尔去萨洛尼卡，等于用最简便的手段恢复了他的指挥权，同时又把他赶得远远的。
先头部队在10月5日抵达萨洛尼卡，萨瑞尔立刻命令他们向贝尔格莱德前进。通向贝尔格莱德的道路只有一条铁轨可以利用，部队必须在欧洲最恶劣的道路上行进。保加利亚军队迎战他们。保加利亚最近才参加大战，原因是德国承诺给予大量的土地补偿，不仅归还保加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失去的土地，而且包括更多的其他土地。离塞尔维亚还有100英里（约160公里）远的时候，萨瑞尔收到口信说塞尔维亚已经战败，塞尔维亚军队正通过阿尔巴尼亚向海边逃跑。无可奈何的萨瑞尔放弃了努力，11月底，他带领部队回到出发点。
萨瑞尔开始修建防御工事，把萨洛尼卡变成一个小规模的西线战场，一个固若金汤的大堡垒。英军希望撤离萨洛尼卡。劳合·乔治也萌生了撤退的想法，英国首相阿斯奎斯把萨洛尼卡描绘成一个“危险而易于引发灾难”的地方。但是，法国、俄国、意大利不仅想坚守，而且还想派遣更多的部队。伦敦为了保持盟国和谐而屈从了。
萨瑞尔的东方之军迅速增长。1916年1月，他有16万人。到了3月份，他有30万人。他不仅逐渐吸收了法、英、意、俄的部队，也吸收了在科孚岛完成了休整后的塞尔维亚部队。由于萨瑞尔深陷希腊的政治之中（希腊的政治混乱得难以言表，国王康斯坦丁倾向于归附表兄德皇威廉，而主要政治家们倾向于加入协约国），英国和俄国开始怀疑法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用心。有谣言说萨瑞尔想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十字军王国，他想担任掌权者。
罗马尼亚是另一个复杂因素。自大战初期，交战双方就设法拉拢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提出加入协约国的条件是攻击保加利亚，法国政府命令萨瑞尔接受罗马尼亚的条件。法国非常希望扩大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并且希望通过在巴尔干半岛打仗把进攻凡尔登的德军引开。就在萨瑞尔做进攻准备的时候，保加利亚按照德国进攻罗马尼亚的计划安排向萨瑞尔首先发动进攻。9月，萨瑞尔发动反击（他让塞尔维亚人打头阵，五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伤亡），占领了塞尔维亚城市莫纳斯提尔。此后，他的进攻被迫停止。战场陷入僵局，希腊爆发内战。萨瑞尔积极支持希腊国王的反对派。
1917年，僵局继续维持着。年初，协约国在萨洛尼卡的军队规模达到50万人，在欧洲，人们开始把萨洛尼卡的战事当作笑料。德军将军们说萨洛尼卡是他们最大的收容所。克里孟梭在他自己的报纸上称萨瑞尔的军队是“萨洛尼卡的园丁”，他认为萨瑞尔浪费了本来可以用于凡尔登战役的兵力。然而，萨洛尼卡的生活并不是田园诗。那里潮湿、沼泽多、瘟疫流行，数万士兵遭受致命疟疾的折磨。4年前还是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萨洛尼卡城，此时已经是一个极度肮脏不堪的地方。巴尔干战争的难民拥挤在临时贫民窟中，一些令人厌恶的生意人依靠向好动的协约国士兵提供各种娱乐而变得富有。当地性病流行，一个法国师刚去那里不到一年就发动兵变。
1917年的春天，萨瑞尔发动进攻，但很快失败了。有流言说塞尔维亚军队计划推翻塞尔维亚国王，实现军事独裁。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上校被逮捕，宣告犯有阴谋罪，于6月26日被处决，他也就是那个绰号“神牛”的黑手会头目，三年前曾密谋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就在同一天，希腊国王康斯坦丁被迫退位，流亡瑞士。萨瑞尔扶持的希腊临时政府，结束流亡生活，回到雅典，开始掌握权力。希腊向轴心国宣战。局势异常混乱，许多人蔑视萨瑞尔。
克里孟梭担任法国总理后，他让萨瑞尔退休了。新指挥官是阿道夫·吉约马将军（General Adolphe Guillaumat），他是法国殖民地战争的老兵，西线集团军指挥官，有不以政治做决策出发点的特点。吉约马开始着手准备在1918年进攻保加利亚，但进攻的规模有限，目标适度。与此同时，德军从巴尔干半岛抽调出军队去增援鲁登道夫在西线的进攻。英军在萨洛尼卡的将领此时也变得乐观起来。由于保加利亚孤立无援，受到猛烈攻击时很难坚守阵地。
1918年6月，西线出现危机，吉约马被调回法国，成为巴黎的军事长官（这个任命中包含着克里孟梭和福煦的一些深层思考，他们决心已定，如果法国的局势继续恶化，他们就解雇贝当，让吉约马去取代贝当）。碰巧此时路易斯·弗兰谢·德斯佩雷无事可做。5月，德军突破舍曼代达姆，克里孟梭带着歉意，把德斯佩雷当作替罪羊交给了挑战政府的政客（“我对你并无恶意。”他对德斯佩雷说）。1917年底，在吉约马接受到萨洛尼卡指挥官任命之前，德斯佩雷实际上先获得该任命。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害怕自己天主教信仰和准保皇党人的保守态度会激怒“左翼”分子。他如今受邀接替吉约马，而不是萨瑞尔，他却表示出愿意。
德斯佩雷抵达希腊后，立刻着手扩充吉约马的进攻计划。“我希望看到你们凶猛的气势。”他对那些来迎接他的将军说。在原先的兵力基础上，他又获得使用25万希腊军队的权力，于是他向巴黎发电报，要求允许他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克里孟梭表示赞同。此时，德军在比利时和法国处于守势，大量美军参战，西线不再需要更多的军队，奥地利几乎失去防御能力，东南欧似乎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获利机会。伦敦和罗马也支持德斯佩雷。
9月，这支东方之军向北移动，此举是为了证明萨洛尼卡至今的努力并不是悲惨的浪费。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试探的机会了。
第三十六章 败落的征兆
不不不！……不能这样结束战争！……这是一个致命错误，法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查尔斯·曼京将军
鲁登道夫被迫承认德国无法在西线取得胜利。尽管如此，他却坚持认为他有能力不让盟军取得胜利。他坚信德国在大战结束时，不仅能捞到比利时的一部分土地，而且还能获得法国的隆维-布里埃盆地。福煦对鲁登道夫的顽固感到大为惊异。8月28日，福煦说：“即使是现在，那个男人也有可能逃脱，但条件是他必须下决心抛弃自己的累赘。”
人们很快发现这不过是鲁登道夫的幻想而已。英军已经准备好发动对阿拉斯的进攻，福煦要求美军提供几个师的兵力协助英军。潘兴不同意。潘兴在法国军官中的名声不佳，法国军官经常形容他不老练、不敏感。此时，潘兴正想着把兵力集中在自己的前沿阵地，实现自己的作战目标。福煦对此很愤怒。贝当充当争执的协调人，帮助双方达成一个协议，法军将帮助潘兴发动圣米耶勒的进攻。圣米耶勒的进攻有三个目标：把德军驱赶出那个突出阵地；截断突出阵地后面的铁路线；逼近隆维-布里埃盆地。此时离发动进攻的日子只有5天了。盟国第一次感到有可能在冬天到来前结束大战，于是尽全力加快进攻的步伐。
盟国在阿拉斯的推进，加拿大部队打前锋，结果盟国取得了胜利，加拿大部队突破了所有预定目标。这表明德军的防线非常容易被突破，面对这个局面，鲁登道夫不得不同意后撤到兴登堡防线，他终于屈服了，终于放弃了这一年来的种种收获。然而，他的这个决定太迟了，德军难以进行有秩序的后撤。仅在英军的正面阵地，德军在两周的撤退中损失了11.5万人，大炮损失了470门，遗弃了大量无法弥补的储备。
大战出现了一种新形势，盟军连续对德军实施沉重打击，但德军的抵抗却越来越乏力。虽然澳新军团和加拿大军团的兵力并不很多，却完成了许多次打击任务。在经历了四年的艰苦搏斗后，澳新军团和加拿大军变得非常善战，以至于黑格不断派遣他们充当盟军的破城锤，去打碎德军的防线。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澳、新、加的士兵是最好的战士，是交战双方所有部队中最善战的。究其原因，约翰·莫纳什发挥了很大作用，莫纳什的同事，加拿大人阿瑟·柯里（Arthur Currie）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像莫纳什一样，柯里的出身背景是他有别于其他英国远征军将领的重要原因。他来自英属哥伦比亚，是个农家男孩，想成为律师，但遵循父亲死时的承诺做了教师。后来，他干起了保险业，再后来从事房地产投机。他21岁时加入加拿大卫戍部队炮兵，做普通炮手，这种部队一般在周末活动。他能力强，又和蔼可亲，很快获得提升，25岁时获得委任，一年后成为上尉，33岁时成为中校，指挥一个团。
布尔战争爆发后，柯里渴望参战，但因健康原因而没能参加，他感到异常失望。大战爆发后，他渴望参战。那个时候，委任他当加拿大四个旅之一的旅长与让他充当加拿大士兵之间，并无很大区别。然而，他从此麻烦不断。1914年初，房地产泡沫破裂，他欠下很大一笔债。他借用军费躲避破产，险些被指控为挪用军费罪，在朋友的帮助下，才算熬过这一关。战后，债主们像鬼魂一样缠绕着他。1917年，他寄出1万美元给债主们，并写道：“在过去三年里，我晚上思考的最后一件事和早晨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欠的债。”
尽管如此，柯里仍然是英国远征军中最受尊重的指挥官。1915年4月，在一个名叫圣朱利安的村庄，他的旅果敢地阻止了德军的进攻，从而使英军避免在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遭受灾难。一年后，他指挥的加拿大第一师夺取维米岭，这是一次卓越的胜利，引得亨利·霍恩将军宣布这次战斗是“英军的骄傲和奇迹”。1917年6月，就在英军准备提拔他成为加拿大军团第一位加拿大籍指挥官时，加拿大国内的政客抱怨这个决定没有与他们商量，并提出了其他人选。这些政客鼓动柯里的债主要求全额偿还债务。柯里的提职变成“临时性的”，很可能要被废除。他永远是英国远征军将领中的怪物，而澳大利亚人莫纳什与他相比则有一种一个绅士派头的优雅。柯里的儿子回忆说：“他骂人的本领极高。没有理由，他不发誓。但是，他放纵骂人时，能连续骂几分钟不停。”
有两件事帮助了柯里，并且帮助他获得骑士爵位。第一件是他手下的两个军官借给他6000美元帮助他还债。第二件是没有人敢解雇他，因为他手下的士兵发誓用抗议行动阻止。在大战这样严酷的环境里，截至1918年夏天，他的部队保持着完好的状态，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所有的战役目标，他的部队都实现了，从来没有被赶出过阵地，没有丢失过一支枪。
9月初，最令鲁登道夫头痛的不是加拿大人，也不是澳新军团，而是在凡尔登附近集结的大量美国人。他判断美军将发动进攻，感到有必要暂时忘记一下不惜代价坚守所有阵地的原则，于是发布命令放弃大小约为200平方英里（约520平方公里）、纵深13英里（约21公里）的圣米耶勒突出部。鲁登道夫及时后撤，潘兴很失望，他本来计划于9月7日进攻圣米耶勒，但由于法军大炮难以进入炮位而不得不推延。潘兴不仅希望占领圣米耶勒突出部，而且希望消灭德军守卫部队。他有足够的资源实现自己的目标：100万美国士兵，11万法国士兵，3000门大炮，绝对的制空权，充足的弹药。
美军于9月12日发起进攻，在进行了4小时的弹幕炮击后，步兵开始冲锋，未遇到德军的战壕阻击，却遇到一小股殿后部队，正掩护8个疲惫不堪、建制残缺的德国师撤退。整个突出部仅在一天内就被美军占领。有1.5万德国士兵主动向美军投降，美军缴获了450门大炮。潘兴和参谋们立即开始做新进攻准备，目标是默兹河附近的高地和阿尔贡森林。等待美军的是一个纵深有12英里（约19公里）的防御体系，其坚固程度与兴登堡防线类似。但是，潘兴有82万人可以投入战斗，其中60万美国人。他还有3000门大炮，弹药多得足以让大炮长时间高速炮击而热得炮管熔化。潘兴命令参谋们必须在14天内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完。
德国的世界正在坍塌。虽然德斯佩雷领导下的由塞尔维亚、英国、法国、希腊、意大利组成的东方军团正遭受疟疾和流感的侵袭，但这支部队仍然向保加利亚人和德国人在萨洛尼卡郊区修建的强大战壕阵地发动进攻。防守部队已经成功地坚守阵地几天了，似乎这次进攻萨洛尼卡的努力又将失败。但是，防守萨洛尼卡的保加利亚人和德国人缺少弹药和军需品，因而自信心开始动摇。保加利亚人计划进行一次有限度的撤退，目的是把进攻者引入埋伏圈中。这是一个致命错误：保加利亚人刚离开防御工事，德斯佩雷的飞机便开始发动攻击。保加利亚人的有计划后撤变成一次溃退。此时，保加利亚士兵对毫无结果的漫长战争感到厌恶，对国王决定投靠轴心国也感到不满，于是拒绝继续战斗。德斯佩雷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能对匈牙利内陆发动进攻的战略要地。德军赶来增援，但德国人施救的意愿不强烈。鲁登道夫后来悲叹道：“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响应每一次的呼救。保加利亚人必须为自己做一点事，否则我们也会失败。”9月25日，保加利亚人要求停火；停火要求5天后被接受。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带领一支盟国军队在巴勒斯坦打败了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开始向大马士革撤退。土耳其人无法前来救助保加利亚，因为他们必须先保护君士坦丁堡。于是，巴尔干半岛的战事结束了。
9月28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在位于斯帕的德军总部开会，会上他俩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承认德国不仅失去了巴尔干半岛，而且也失去了这场战争。几天后，兴登堡写下自白，他不得不承认德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在马其顿战场的失败和东线暴露于威胁之下。那些被疾病侵蚀而变得懒散的萨洛尼卡园丁，竟然成为击败德国的功臣。这样的笑话在漫长的大战历史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
在这种形势下，鲁登道夫已经是山穷水尽，他给各集团军指挥官一条充满绝望的信件。他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对他的用词感到舒服），西线绝对不许再有撤退。他再次要求寸土必争，即使没有机会也要争。他告诉参谋们他听到的一个流言，法军内部正在流行肺炎瘟疫。他后来回忆当时听得这条流言时的感觉说：“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然而，这个流言是假的。
英军和法军发动对兴登堡防线的进攻，俘虏数以千计，缴获的大炮数以百计。美军和法军在40英里（约65公里）宽的战线上发动对默兹河和阿尔贡的进攻。战斗从来没有如此的血腥——在8月28日至9月26日之间，英国伤亡高达18万人；美军有2.6万人阵亡，9.5万人负伤。不过，盟国能忍受这样严重的损失，因为令人满意的结果好像就在眼前了。显然，德国难以经得起如此沉重的不断打击而不崩溃。一名英国军士在家信中写道：“我曾经见到过许多战俘，他们之中有的来自索姆河战役、蒙斯战役、麦西尼斯岭战役。他们的表情带着强烈的挑战情绪；他们的眼睛好像在说：‘你们赢了我；但是，我们还有许多人在继续战斗，最终我们要消灭你们。’现在，德国士兵已经变成可怜的乌合之众。疲惫的躯体上的疲惫精神。从他们身上能看出失败的征兆。”
大战的故事结尾，与其说是沙场搏斗，不如说是政治博弈。战场上的战斗继续着，规模仍然宏大，盟国拥有不可否认的优势。在德军剩余军队中，有几个最好的部队继续抵抗，他们抵抗意志之强超乎人们的想象，但是，他们显然是在为一个错误的理想去牺牲自己。此时，盟国在西线有600万人，随着盟国的大炮和坦克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加之莫纳什的战术广泛获得使用，西线开始不需要如此多的士兵。消灭德国人的力量已经不是士兵的身体，而是大炮、坦克、飞机。法军有40%的兵力是在为大炮服务，实际人数大约是100万人。法军在1914年只有300门大炮，而现在则有6000门中型和重型大炮。在9月28、29日这两天里，加拿大人最终突破了兴登堡防线，他们一共发射了94万发炮弹。10月初，每24小时能炮击1.2万吨炮弹。法国的75毫米野战炮每天能发射28万发炮弹。每个德国兵，每时每刻都要生活在布鲁赫米勒发明的弹幕炮击下。
突破德军防线的机会越来越多。例如，10月5日，黑格手下的四个集团军在多个地段突破兴登堡防线。但是，英军的突破并没有演变成德军的溃退。虽然德军缺少食物、弹药，从来没有休假日，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使德军的核心部队停止抗争，他们绝不轻易放弃阵地，而且还沉重地杀伤进攻的盟军士兵，甚至在关键地点发动反击。在有些阵地上，只剩下德军军官和机关枪，但阵地依然岿然不动。实际上，英军、法军、美军的伤亡率比德军要高。
一个美国海军陆战营攻占了香巴尼附近的一座山峰，清扫战场发现部队伤亡率高达90%。一名参加进攻的士兵写下自己的回忆：“经历了几年的战斗，这个地区变得黢黑，树木成为没有树枝的木桩，插在好像被搅拌过的泥土中……大地光秃秃的，像患麻风病似的……茫茫一片大大小小的弹坑，没有一寸土地没被蹂躏过。”虽然美军觉得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德军已经毫无胜利的可能，但是战斗的激烈程度仍然令人毛骨悚然，这个海军陆战营还留下一段生动的战场描述：“榴霰弹像藏红花一样在阵地上爆炸开花，把死人和肢体抛向天空。榴霰弹里的小球和锯齿状的金属片溅洒在地上，就如同一层薄薄的冰雹；当炸弹戳入地面的时候，地面向中心塌陷，接着翻腾起来，摇晃着稳定下来，然后又有炸弹落下来。高效炸弹随着榴霰弹落下，爆炸的地方竖起泥土的喷泉，黑色的浓烟混杂着魔鬼的黄色滚动着。尘土和浓烟形成肮脏的黑暗烟云伴随着人数越来越少的部队，烟云中有红色的闪光和死亡的号叫。左边的寂静山脊突然被机关枪和步枪惊醒，马克西姆重机枪和毛瑟枪射出的镀镍子弹高速飞过来，发出咝咝的叫声，击倒那些没有被炸弹击倒的士兵。随着我们营向前冲锋，身后倒下越来越多的棕色身影。新鲜的血腥味钻进鼻孔。”
秋天的大雨减缓了盟国的攻势。复杂的地理环境增加了进攻的困难。德军剩余的防御工事仍然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美军发动进攻的地段上。还有一个问题是盟国军队的规模太大，部署如此之多的士兵和大炮有困难，提供给养有困难，提供运输有困难。为了解决遗留的问题，潘兴暂停了阿尔贡地区的进攻长达一周的时间。
鲁登道夫在萨洛尼卡失利后，立刻与海军上将保罗·冯·欣策见面，欣策此时取代被迫辞职的库尔曼成为外交大臣。鲁登道夫向欣策承认战败，他此前也曾向兴登堡做出过类似的承认，并且略述了德国所面临的真实困境。欣策吃惊地发现鲁登道夫想在几天的时间里实现停火。让欣策更吃惊的是，鲁登道夫还期待盟国允许他把德军撤回德国境内休整，重新修建防御工事，有权随时恢复进攻。他俩似乎不能平静地交换意见，交谈中，情绪激动的鲁登道夫曾瘫倒在地板上。
欣策的目标是拯救德国和霍亨索伦王朝。为此，欣策先与鲁登道夫商量，双方同意以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为基础实现停火。在这个基础上，欣策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建议。他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从上至下革命”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是改造德国的政治体制，向盟国证明德国的领导层是进步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这个改造过程将由德皇威廉负责实现。然而，这个计划实际上很难称得上是一场革命，因为这个计划所建议的最大变化只是允许德国议会派代表进入内阁。做出这样的改革安排，主要是为了获取鲁登道夫的认同，接着再获取德皇威廉的认同。虽然这个计划带来的变化非常温和，但保守派讨厌这个计划，他们认为这个计划违背了普鲁士和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首相赫特林，虽然他本人不是普鲁士人，却拒绝接受欣策的计划，并宣布辞职。9月27日，德皇威廉签署议会政体宣言，据一名军官说，这位自称是“忽然心碎了的老人”正在尽一切努力抢救自己遗产中的一件东西，按照德皇的说法，这件东西除了他爸爸不反对外，他其余的祖先都认为是一件可憎的事物。德皇的签字提供了一个最充分的证据，说明德国领导人已经对当前的局势感到绝望。但是，德皇此举还有另一个可悲的动机，考虑到灾难即将来临，于是他想让议会中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分子与他一起去分担未来的谴责。
欣策为了证明德皇所签署的宣言不是一句空话，他坚持自己必须与赫特林一起辞职。德皇和鲁登道夫都劝阻他，但他执意辞职。局势迅速变得清晰起来。9月30日，鲁登道夫手下的一名少校参谋，被派去柏林向德国议会通报西线的战况。这名少校所说的事实与德国议会代表（包括公众在内）以前所获得的消息完全矛盾，这给政府和军队的信誉以沉重打击。3天后，有帝国杰出保皇自由派美名的巴登亲王马克斯，接替赫特林为德国首相，受命安排和平谈判。虽然马克斯健康不佳，却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此外，他实际上还是德国政治体制内一位对改革者抱有同情心的人，让他出面就是向盟国证明，柏林已经有了一个能够实现民主的政府。但是，盟国只把他视为德皇威廉的亲戚、巴登王室成员。所以，德国选择马克斯亲王出面被误读了，但是，这个误读并不是马克斯的错误，而是德国的敌人没有看出他与过去的那些德国领袖有什么不同。
马克斯亲王在就职的第一天便签署了欣策草拟的给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照会。这份外交照会要求立刻停火，接受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提出的和平条件。威尔逊马上给予回复，回复的态度是坚定的，但带着几乎是友好的口气，敦促德国切实接受“十四点”，并且愿意撤出所有侵占的领土。马克斯的政府受到鼓舞，暗示同意。此时已经是10月的第二周，盟国军队在西线遭遇短暂阻碍。美军终于清除了阿尔贡地区的德军（一位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年轻旅指挥官表现得异常勇敢，常常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但美军在艰苦、漫长的战斗中遭受沉重伤亡，等待他们的是东面更加坚固的德军防线。鲁登道夫好像抓住了一根新救命稻草。他开始谈论缩短战线的举措，他坚信这样德国就能熬过即将来临的冬天，消耗盟国的兵力，从而榨取对德国有利的条件。
威尔逊在国内遇到压力。美国公众在经历了一年半的媒体宣传和爱国讲演的影响下，已经充满了反对德国的爱国热情，整个国家处于歇斯底里状态。议会议员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精心设计自己的措辞。总统受到严厉批评，批评者认为他回复德国要求的态度过于温和，他领导下的政党在议会两院中只有微弱多数，定于11月5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他的对手共和党有可能获得胜利。所有的事件，所有人，包括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在向他施加压力，迫使他采取更强硬的路线。
10月12日，一名年轻的德国潜艇指挥官发射了两枚鱼雷钻进定期地来往于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汽船“伦斯特号”的船体内。船上470人几乎都死了，死者中有135名妇女和儿童。战争再次复现过去的时刻。就好像是“路西塔尼亚号”又回来了，实际上这次事件的政治后果更严重。所有的盟国都抓住这次机会提高了和平谈判的条件，大战的前途变得更加不确定。威尔逊从国内政治中抽身而出，向柏林送出一个新外交照会。他不仅要求德国必须停止潜艇战，而且完全改变了过去的态度。他指出德国战争精英拥有独裁权力，他们利用独裁威胁整个世界。他宣称有权批准停火协议的不是他本人，也不是各盟国政府，而是前线的指挥官。他用这种说法摆脱了责任。
东线发生了一些事件，使鲁登道夫坚守西线的要求变得毫无意义。匈牙利将自己从奥匈帝国中分裂出去，宣布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皇帝卡尔极力想从帝国的残骸中抢救出什么东西，宣布将帝国转化为联邦，所有的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国家委员会，甚至包括像鲁塞尼亚这样的卑微小民族。然而，没有人理睬他。他的帝国分裂成各自为政的许多部分。残余的军队也分裂了。那些诸如克罗地亚人、捷克人、马札尔人等非奥地利人组成的部队都回家乡了。通往中欧的大路对着弗兰谢·德斯佩雷的东方之军打开了大门。罗马尼亚是德国石油的供应国，没有罗马尼亚的石油，德国将难以继续作战，德斯佩雷的目标就是占领罗马尼亚。
10月17日，德国战争委员会开会，德皇威廉、兴登堡、鲁登道夫都出席了，还包括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鲁登道夫几乎失去理智，他不仅坚持必须坚守阵地（那天晚上传来英军再次突破德军防线的消息），而且他还威胁说只要允许别的将军发表不同意见他就要辞职。他要求继续开展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潜艇战，目的就是为了挑战威尔逊。德皇发现自己与鲁登道夫有共同语言。马克斯亲王不同意。他采取鲁登道夫的技巧，威胁如果德国不接受威尔逊的条件他就辞职。他是那一天的推动力，但是，他把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看得太重了，德国不允许他走得太快。他的第一次努力，就与鲁登道夫产生隔阂。
此时，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仍然是北方集团军的指挥官，他提出一个警告（他没有寄给鲁登道夫，而是寄给了马克斯亲王，他这个举动的意义很大），他说如果再不停火，敌人将入侵德国。威廉·格罗纳将军在大战开始时是德国铁路的头目，后来又做过许多重要工作，他此时与鲁登道夫有不同意见，他发现至少有20万至150万士兵（当时已经无法跟踪调查每一个士兵）失踪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开了小差。
战场继续血流成河——在10月份，法军被杀、负伤、失踪的人数达到13.3万人。不过，进攻的总是盟国军队，德军总是陷入更深重的混乱之中。德军已经没有新兵供补充，几乎没有后备部队。相反，盟国则变得兵力充沛，甚至把澳新兵团从前线撤下。莫纳什的部队已经接近突破点。他此时养成一个把左手放进口袋里的习惯，因为他的左手不停地战栗。
10月22日，弗兰茨·冯·希佩尔（Franz von Hipper）被任命为德国公海舰队的指挥官，他制订了第十九号作战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他的舰队将出海向英国、美国舰队发动自杀式袭击。3艘无畏级战舰的船员听到这个消息后在基尔发动兵变，然后在桅杆上挂起革命的红旗。基尔的卫戍部队也加入起义，起义迅速蔓延，曾令德皇骄傲的舰队从此失去作战能力。
10月23日，准备自两周后参加议会选举的威尔逊给德国发去第三个外交照会，此举令德国异常吃惊。这位美国总统宣称：“如果与美国打交道的仍然是德国的战争操纵者和帝王独裁者，美国则不准备进行和平谈判，而要求德国投降。”威尔逊的苛刻要求促使鲁登道夫向德军各部队发出一个新的指令，兴登堡在这份新指令上签了字。鲁登道夫的指令说：“我们的敌人用虚假的语言欺骗我们，为的是突破我们的防御力。士兵们，威尔逊只能迫使我们把抵抗力发挥到极致。”
鲁登道夫从军队总部前往柏林，目的就是结束马克斯亲王与华盛顿的对话。刚抵达柏林，他就发现人们对他发出的指令感到愤怒。公众此时渴望和平，他的指令引发了公众的愤慨。德国议会的大部分议员也反对他，马克斯亲王也反对他，甚至一些军界人事也反对他。许多战场指挥员表示抗议，鲁登道夫不得不收回他的指令，这是对他的一个新羞辱。有人甚至说，如果德皇导致德国无法获得和平，那么德皇就应该离开。
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都传来灾难性的消息。在意大利，包括3个英国师、2个法国师在内的总共有56个师兵力的盟军部队发动被称为维托里奥-威尼托战役，这次战役的目的是在大战结束前多占领一些土地。奥地利人不但没有抵抗，反而叛变了，有50万人投降，绝望的将军们向的里雅斯特（Trieste）发电报，要求停火。
身在柏林的鲁登道夫，开始谈论调动德国全部力量，实现瓦格纳式的英雄主义搏斗，直至死亡。德国代理首相听到了鲁登道夫激昂的演说，用辛辣的语言回答道：“我就是一名普通公民，我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10月26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秘密会见德皇。鲁登道夫知道无法继续保留自己的职位，于是冷静地提交辞呈。德皇愿意给他一个新机会，去担任集团军指挥官，他拒绝了，并要求解除军籍。德皇同意了。兴登堡也要求解除军籍。德皇只说了三个字：“你留下。”兴登堡鞠躬顺从了。从此，鲁登道夫把兴登堡的顺从看作不可原谅的背叛。
当鲁登道夫辞职的消息在德国电影院里广播出来后，观众们欢呼雀跃。鲁登道夫觉得整个德国对他抱有敌意，于是伪装逃离了德国。后来，他去了瑞典。
10月27日，德国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第四封外交照会。这实际上是一份投降协议书，可怜巴巴地说：“德国期望实现按照总统先生意见勾勒出的和平正义的停火。”换句话说，德国人此时愿意接受美国总统提出的和平条件，但接受的条件是这些和平条件应该与“十四点”建议相匹配。连续9天，威尔逊总统没有给予回答。就在德国等待答复这几天，美国人占领了法国城市色当，切断了德国占据的法国连通南北的铁路线。土耳其和奥地利投降了，甚至巴伐利亚也在单独谋求和平。德国各省会城市都爆发革命。慕尼黑宣布成立共和国，国王逃跑了，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10月28日，盟军的军事指挥官会聚一堂，研究给予德国的和平条件。大家在会上争论得很厉害。黑格开出的和平条件最轻，他只希望德国从比利时、法国退出，并交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贝当的和平条件比较严厉，他要求德国撤出莱茵河以东、阿尔萨斯-洛林以北地区，这意味着德国需要拿出一部分本国领土给盟国。潘兴的条件更严厉，包括了许多别人从来没有提出的惩罚性条件。
局势有了新变化：英国和法国看到美国越来越具有支配力，害怕和平最终被美国人决定，所以希望尽快结束大战。这种恐惧心理并非绝对没有道理，威尔逊曾背着协约国与德国人单独交换意见。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使盟国处于分裂状态。劳合·乔治与威尔逊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这些问题包括战后的贸易规则如何、海洋自由的准则如何、如何处置德国的海外殖民地。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会上提出“十四点”建议，在讨论的时候，文件的复印件还没有送到会场，将军们不知道总统到底提出了什么建议。
11月1日，人们要求德皇威廉退位，但他拒绝了。他计划带领军队回到德国国内镇压各地的起义。格罗纳将军接替鲁登道夫的军需部长一职，他询问西线最有资质的德军将军是否愿意跟随德皇回国镇压百姓。格罗纳心里很清楚前线将军们的回答将是什么。格罗纳是一位又能干又正直的人，后来曾与希特勒作对，两次拯救幼嫩的德国的民主体制。有39位将军给格罗纳做出答复，其中有1人说要去镇压，15人说有可能，23人说不。格罗纳获得这个结果后，告诉兴登堡局势变得不安定，于是德皇威廉决定退位。威廉跨过边境去了荷兰，荷兰女王同意收留他。
11月8日，由天主教中央党的马蒂亚斯·厄兹伯格（Matthias Erzberger）带领的德国代表团抵达盟国在贡比涅的总部。柏林政府此时处境危险，共产主义者有可能发动内战而夺取政权，于是柏林政府指示厄兹伯格去接受盟国开出的任何停战条件。福煦明确指出没有谈判的余地，并提出盟军指挥官同意的停战30天的条件，其中包括德国必须在14天内撤到莱茵河东岸，否定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回撤到1914年8月1日的东部边境线，交出5000门大炮、3000门迫击炮、3万挺机关枪、2000架飞机，放弃德国在非洲的属地。盟国的海上封锁还将继续，这个消息让来自极度缺乏食物国家的代表处于惊慌失措之中。德国有3天的时间做决定，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盟国最终还是允许修改了一些条款：盟国也害怕共产主义分子在德国发动革命，于是减少了必须交出的机关枪数目，借以帮助德国政府维护秩序。厄兹伯格领导的代表团签署了协议。后来，厄兹伯格被刺杀，因为有人认为他背叛了祖国。
大战结束了。停战协议在11月11日的早晨11点钟生效。盟国内部不是每一个人都高兴。当曼京听到停战条件时，他惊叫道：“不不不！我们必须攻入德国的心脏。停战协议应该在那里签署。德国人不会承认他们失败了。不能这样结束战争！……这是一个致命错误，法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背景：命运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很难说停战之后是什么，但肯定不是和平。
死了大约有950万人：同盟国死了400万，协约国比同盟国多死100多万人。各国的死亡人数如下：俄国180万人，法国140万人，土耳其80万人，英国72.3万人，意大利57.8万人，美国11.4万人（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比美国多死两倍人）。
德国死了200万人，奥匈帝国死了100万人。大战整整持续了52个月，德国每小时死55个人，每天死1330人。哈布斯堡帝国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死亡。
这些死亡数目不包括负伤的1500万人，不包括多达900万的战俘，也不包括数百万计死于各种非命的平民。
停战并没有阻止杀戮。欧洲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有太多的问题有待解决，有太多年轻人除了打仗以外不会做任何事，他们无家可归。
俄国很快滑入大规模的内战中，内战持续了几年，死于内战的人数比死于大战的人还要多，美国和欧洲的军队被牵连进来，但共产党最终牢牢掌握了政权。停战生效几周后，柏林爆发类似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革命被血腥镇压了，施暴者不是德国政府，而是由不愿放下武器的复员军人组成的半军事组织“自由军团”。共产党政府曾短时间控制了布达佩斯和慕尼黑。在新成立的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爆发争夺领土的武装冲突。在特兰西瓦尼亚、乌克兰、高加索内部有武装冲突。土耳其和希腊的边境线上也有武装冲突。美国国务卿兰辛在1919年4月写道：“中欧燃烧着无政府主义的烈火。人民看不到希望。”
无人能控制混乱的形势，赢得了战争的士兵们想回家，没有兴趣再打仗。一支驻扎在英国福克斯通的部队在听说要被送往俄国打仗时，他们发动了叛乱。法国海军在黑海的舰员也为了类似的原因发动叛乱。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大战的胜利者们于1919年1月来到巴黎，考虑如何对世界进行重组。有数十个国家被邀请来巴黎参加会议，但是真正的决策权只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这一点从会议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清楚。首先，会议的进程由10人委员会主导，这10人是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的政府领导或外交官。后来，即使这个10人小团体也显得太大，不能保守秘密，10人中的外交官被排除在外。日本只对亚洲和太平洋感兴趣。意大利代表愤恨地离开会议，原因是意大利的领土要求没有获得满足。最终，巴黎会议由3个人主宰：乔治·克里孟梭、劳合·乔治、伍德罗·威尔逊。
列宁领导的莫斯科政府没有参加巴黎会议。盟国非常害怕这个列宁领导的新政权，所以拒绝承认它。此外，盟国那时仍然支持反对列宁的白俄政权。德国没有参加这次巴黎会议，因为被判定为是一个不合法的国家，这违背了历史传统（比如，拿破仑被打败后，法国在维也纳谈判中发挥突出作用）。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似乎对局势也没有什么影响。有的国家消失了，但一夜之间也冒出许多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匈牙利、立陶宛、波兰、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形成的南斯拉夫。另外还有一些即将形成的国家：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中东的黎巴嫩、叙利亚。这些国家只能像局外人一样等待着世界强国决定他们的命运（常常相互发动打斗）。
参加巴黎和会的诸强国暗藏着自己的意图。大战结束，英国已经实现自己的主要目标：比利时，得救了；德国海军的威胁，消除了；在中东，英军取得惊人的战果；俄国垮台了，英国摆脱了一个老竞争对手。劳合·乔治领导的联合政府在12月份举行的大选中获得相当令人满意的胜利，他在巴黎和会上的目标并不多，其一是要保护大英帝国的战利品，其二是要欧洲大陆恢复某种力量均势，其三是要满足公众惩罚德国的欲望。4年的艰辛战争生活和白热化的反德宣传使英国公众渴望报复德国，但是公众的这种态度又必须与英国另一方面的需要相平衡，德国不仅在未来可以成为抵御共产主义俄国的缓冲器，也能成为英国未来的商业伙伴。
克里孟梭有截然不同的想法。虽然德国被打败，但是仍然比法国大，有更多的人口，而且法国还失去了俄国这个具有平衡能力的盟友。克里孟梭希望要么分裂德国，要么永久地摧毁德国的国力，使德国永远不再是一个威胁。克里孟梭的这个愿望其实也是整个法国的愿望。
威尔逊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幻想自己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仲裁人，他觉得自己没有旧大陆人常有的世俗偏见和种种私欲。他来到巴黎不仅渴望终止大战，而且渴望建立国际联盟去终止所有的战争，通过实现“十四点”（他自己后来也逐渐失去兴趣）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安全的民主世界。但是，他与盟国秘密地重新勾画世界版图，这明显与他“十四点”的第一条要求“公开缔结和平条约、公开达成协议”不符。他提倡各民族有自决权，他的这个教条与现实之间存在深深的对立。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在匆忙地吞并各自周边的领土而毫不顾忌当地民众的意愿。美国籍的爱尔兰人对威尔逊拒绝支持爱尔兰脱离英国感到极度愤慨，其他一些民族也有被出卖的感受。
最终，威尔逊为了保持对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力，放弃推动“十四点”。他变得与克里孟梭一样对德国充满了报复心理，并指责那些质疑他的国际联盟理念的美国人是在讨好德国。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是意大利和日本并没有在大战中做出很大贡献（日本几乎没有贡献），却比其他国家在巴黎和会中获利要多。日本离开巴黎和会的时候，不仅表现出不高兴，而且显示出有离异倾向。意大利甚至获得了比1915年伦敦协议更多的领土（尽管威尔逊抱怨美国并没有同意那份协议，不应该受限于它，但最终还是同意了），阿尔卑斯山附近一块有数百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居住的地区划给了意大利。但是，意大利想获得克罗地亚的阜姆，这个要求被拒绝后，意大利的代表异常愤慨，整理行装回罗马了。维也纳控制意大利的时间长达几个世纪。现在，哈布斯堡王朝消失了，奥地利变成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国家，这个地处内陆的贫困国家，由于感到孤立无助而情愿与德国合并。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意大利感到自己第一次变得比较强大，邻居中没有值得害怕的危险国家。意大利看不出必须与英国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需要，也不愿受委屈。其年轻的民主政治被战争时期的权力斗争严重削弱，为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铺平了道路。
日本在大战期间向西方出售工业品和原材料而变得昌盛。德国战败，日本获得德国在北太平洋上的属地，控制了中国的山东省（中国抗议，但无效），继续对亚洲大陆抱有极大的野心。在巴黎和会上，日本霸占的领土获得批准，但日本还要求在国际联盟的盟约中包括一个不允许种族歧视的“平等”条款。日本并没有期望把这个条款定为强制性的；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努力，他们希望欧洲人和美国人能平等地对待自己。威尔逊不愿支持日本（美国排斥亚洲移民，西方国家也将维持对亚洲人的态度），澳大利亚人也基于类似的理由反对日本的请求。被西方拒绝后，日本人决定与西方决裂。此时，日本已经主导亚洲大陆，日本人不愿受制于人，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在追逐新目标之前谋求曾经的盟友的批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很像意大利人。
土耳其人默默地接受了帝国的损失，但法国打破了土耳其人的沉默。法国政府为了强化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要求把爱琴海港口城市士麦那（Smyrna）给予希腊。法国的提议触发君士坦丁堡政府的愤怒，在穆斯塔法·凯末尔这位加里波利英雄的带领下，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崛起，土耳其人发动对希腊的战争，直到占领了士麦那港才住手。在南方，英国和法国对如何分配中东土地有分歧。英国拿走了巴勒斯坦，根据贝尔福宣言，英国允许欧洲的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爆发了起义，被英国镇压了，英国将库尔德人、伊斯兰逊尼派教徒、伊斯兰什叶派教徒扔在一起，建立一个叫伊拉克的新王国。法国被允许占领黎巴嫩和叙利亚。不过，英国对法国获得叙利亚有很强的抵触情绪。
这些事件是未来几代人的祸根。然而，它们又都是另一个大问题下的小问题，这个大问题就是德国。克里孟梭建议分裂德国，在巴伐利亚和莱茵河地区出现分裂分子活动迹象，但是，劳合·乔治不支持克里孟梭。克里孟梭又建议把莱茵河地区变成一个独立的小型国家，这个国家实际上则是法国的傀儡。这个建议也没有获得支持。就在这些争论进行的同时，对德国的海上禁运还在继续着，饥饿和疾病继续折磨德国人，导致大量完全没有必要的死亡，也许死亡人数高达25万，许多死者仅是孩子。未来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此时负责欧洲救济计划，恳求允许他把食品运往德国，但被拒绝了，甚至威尔逊也拒绝了胡佛。那些没有死去的德国人的内心留下深深的仇恨，他们的仇恨并非毫无道理。
复杂问题层出不穷。盟国拒绝履行11月制定的停火协议，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他俩既不喜欢也不尊重威尔逊）高兴地协助美国总统一起抛弃了“十四点”。赔偿问题变成争论的核心。英国和法国希望美国在大战结束后不要提还贷款一事。威尔逊拒绝了。于是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开始把德国的战争赔款当作自己金融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俩要求德国赔偿一笔巨大的款项，德国不仅要赔偿比利时和法国的财产损失，还要赔偿盟国的战争费用，包括给老兵的养老金。赔偿金到底是多少？何时开始赔偿？这类问题变得异常复杂难有一致意见。劳合·乔治担心压迫德国过度，会导致德国倒向共产主义。克里孟梭害怕德国报复，如果德国经济不被抽干的话，德国定会再次苏醒。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希望把德皇威廉推上战争法庭，但是荷兰女王拒绝把德皇交出来，这件事成为当时的一则趣闻。威尔逊原先提倡不求战争胜负的和平，此时则认为德国不值得给予这样的待遇。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孟梭都没有考虑到德国的前途问题。在柏林的帝国政体被铲除之后，各国应该欢迎新的魏玛共和国加入世界大家庭，这本应该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大事。
魏玛政府直到5月才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巴黎。代表团到达巴黎后，被限制在铁丝网后，不许任何人与他们见面。6月7日，德国代表被召集起来与盟国见面，盟国向他们介绍了被称为凡尔赛条约的东西。凡尔赛条约规定：
德国承认大战的所有责任都应该由德国独自承担。
德国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凡尔赛条约中有建立国际联盟的内容）。
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这两个省不许进行公民表决。
德国将交出少量领土给比利时。
法国占领德国煤资源富饶的萨尔地区15年。到期后，归属问题由公民表决结果确定。
盟国占领德国莱茵河西岸15年。
奥地利和德国不许结盟。
苏台德区作为奖励割给捷克斯洛伐克（该地区的主要居民是德意志人）。
德国自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割给新国家波兰，建立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与德国分割开来。
割让德国的上西里西亚地区给波兰。
割让什勒斯威格的北部给丹麦。
德国军队的规模不得超过10万志愿兵，解散总参谋部，解散空军，炸毁所有潜艇，只能留6艘战舰，其余战舰都炸毁。
德国必须赔偿，赔偿额和时间不定。这是克里孟梭的意思。他希望让德国无力赔偿或者不愿赔偿，由于德国不能履行赔偿责任，法国将永久占据莱茵河，被占领地区的居民也许最终会选择成为法国的一部分。
当德国代表团的团长看到条约的内容后，他给出了一个总结性意见：“德国否认这个条约。”
严酷的条约使德国内部相互争斗的派别团结起来。魏玛共和国的官员抱怨德国是在“十四点”的条件下宣布停战的，现在盟国忽略了停战条款，背离威尔逊的理念，这等于是欺骗了德国，背叛了德国。但是，此时的德国人深陷饥饿之中，无法保护自己。面对盟国入侵的威胁，德国别无选择只能签署条约。
就像俄国人接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时的感受一样，德国人感到凡尔赛条约是一种强迫，没有道德义务必须遵守。盟国还做了一件具有破坏性的事，他们只同魏玛共和国政府打交道，将德国军队排除在外。当停火开始的时候，德国军队还占领着大片被征服的领土，德国军队认为懦弱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们都是叛徒，他们在德军的后背发动袭击。德国人没有理由不蔑视新政府。
就在签署凡尔赛条约的时候，几个大战之初出场的重要角色已经死去了。沙皇尼古拉及其妻子和5个孩子，在西伯利亚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了。匈牙利总理伊斯特万·蒂萨，那位在1914年7月曾阻止维也纳进入战争的人，被共产党人刺杀，此时的匈牙利正处于分裂之中。加夫里若·普林希普，那位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刺客，在1918年4月因肺结核病死在监狱里。他除了后悔因不小心杀死了大公的妻子外，心中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其他人也没有多活多久。
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的儿子死于战场，他于1921年死去，当时已经退休。
亨利·威尔逊离开英国军队后成为代表阿尔斯特的议员，他被爱尔兰共和军的枪手杀死在自家门口。
卡尔一世，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后来废除皇位，但他拒绝退位，在流放中患肺炎而亡，只有35岁。
伍德罗·威尔逊，他的国际联盟概念被美国参议院拒绝，于1921年离开白宫，当时身体状况不佳，于1924年死去。
列宁与威尔逊一样在1924年死去，死因是脑溢血。
许多老战士缓慢逝去。
罗伯特·尼韦勒在北非结束职业生涯，后来杳无音信。
威廉·罗伯逊在1919年至1920年之间指挥莱茵河占领军，被授予陆军大元帅军阶，并获得准男爵，后来退休。
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在1924年前一直为布尔什维克工作。
福煦获得法国陆军大元帅军阶，拥有众多荣誉。他像霞飞和法金汉一样自动退出世界舞台。
路易吉·卡多尔纳，虽然遭受卡波雷托战败的耻辱，但墨索里尼恢复了他的名誉，并且在1924年授予他陆军元帅军阶。
弗朗茨·康拉德移居德国，像其他人一样在人生的暮气中投入为自己写回忆录中，他的作品历史价值不高。
道格拉斯·黑格在大战结束后获得伯爵头衔，议会投票给予他10万英镑的礼物。不过，由于他深陷争议之中，劳合·乔治也非常恨他，所以他没能成为皇家总参谋长。他把余生投入为老兵筹集资金的工作中，于1928年死去。
约翰·莫纳什，才华横溢的澳新军团指挥官，在欧洲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监督他的部队撤回国内，并为老兵建立一个培训计划帮助他们在民用经济中找到工作。战后，他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偶像，有一所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
同样才华横溢的加拿大军团指挥官阿瑟·柯里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战后经历。追随他去欧洲的人生阴影，又随着他回到祖国。加拿大的政客们用侮辱人的冷淡迎接他的归来。有一名记者写文章指控他在帕斯尚尔战役中浪费士兵的生命，他随即提出诉讼。后来，原告被判有罪，柯里被一大群高兴的老兵推上一辆马车，游街庆贺。麦吉尔大学聘请他为副校长。此后，他的英名却销声匿迹，十分不可理解。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麦克米兰第一次世界大战辞典》之中，这是一部巨型的辞典，给予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和克罗地亚的安特·特伦比奇相当大的篇幅。柯里也没有被收录在834页的《哈珀军事传记百科全书》之中。
在一战的高级将领中，只有穆斯塔法·凯末尔在战后成为真正的主要角色。他称自己是阿塔图尔克（国父），在1924年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并开始把土耳其变成一个西方化的世俗主义国家。
德皇威廉安静地生活在荷兰的一个小庄园里，不断地在地图上插大头针，借以标志出德军在一次虚幻的新战争中取得的进展。他于1940年死去。
德皇威廉的表兄英王乔治五世，比威廉早死了四年，乔治晚年唯一的麻烦就是他的大儿子王位继承人拒绝断绝与一名离过婚的美国妇女华里丝·辛普森脱离关系，这让他颜面尽失。
乔治·克里孟梭在1917年成为法国总理时，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在所有政府首脑里，他也许拥有最丰富的战后生活。他竞选1920年的法国总统，但失败了。当时法国的政治家们憎恶他在大战的最后一年里实施独断统治，并且垄断和平谈判进程。竞选失败后，他辞去总理职位。此后，他周游世界，去印度打老虎，写书，到美国旅行并警告美国不关心欧洲事务。他88岁时死去。他对德国的痛恨从来没有衰减过。
有些大战中的人物的寿命实在是太长了。1922年，劳合·乔治失去首相的职位，原因是保守党决心不与他合作而独立地掌握政权。他的自由党从此枯萎，而工党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反对党。他待在英国议会中足有20年之久，成为一个没有影响力基础的边缘人物，处境令人感到悲哀。他后来再没有做过官。
埃里希·鲁登道夫被流放到瑞典，回国后，他与德国政治中最黑暗的势力结合在一起。他参与了1920年、1923年推翻魏玛共和国的行动（第二次与阿道夫·希特勒有关联）。他在1925年竞选总统失败。他与妻子玛格丽特离婚。他的第二个妻子在一次邪教礼拜仪式中鼓励他消灭德国的基督徒、犹太人、共济会会员，换言之，包括几乎全部德国人口。此时的鲁登道夫，不仅脱离了任何进步的东西，而且还脱离了纳粹和容克军官。他死于1937年，死去的前几个月，理智似乎又回到他身上，他警告纳粹独裁的危险，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
利昂·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中最有才华、最具活力的人，在列宁死后的数年里，他与约瑟夫·斯大林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最后以他失败告终。1927年，他被驱逐出俄国共产党。1928年，他被驱逐出苏联，并被流放到中亚。斯大林的间谍穷追不舍，他曾去过土耳其、法国、挪威。最后，他抵达墨西哥。4年后，他被谋杀，一把斧子砍入他的后脑勺。
大战结束后，保罗·冯·兴登堡退休了，他此时已经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是一个君主制主义者，看不起新共和国，但是，他仍然同意在1925年竞争总统。由于他在民众的心目中还是英雄，他当选了总统。1932年，他80多岁了，比在大战期间更像一个被动的、有名无实的领袖，但是他还是参加了连任选举，因为德国已经没有别人能与希特勒竞争了。他再次当选。一年后，他的助手们劝他任命希特勒为首相，他的助手们向他保证，一旦希特勒进入政府机构，政府就能容易地控制希特勒。当纳粹党人开始用恐怖手段夺取政府和国家权力的时候，他还活着——如果我们把那叫活着。
亨利·菲利浦·贝当的故事更令人感到忧郁。他在大战开始时的军阶仅是一个上校，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但是，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他被授予法国陆军大元帅称号，是法军的总司令。1918年的他已经60多岁，但尊贵的地位却一个接着一个来找他。不幸的是，1940年，贝当84岁，德国侵入法国，德国人让他组建一个政府。后来，德军占领了三分之二的法国国土，贝当提出停战。他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具有几乎无限的权力，政府所在地是法国城市维希。他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非常难以评价——他曾主持维希政府，但他的理由是如果他不出面，那么纳粹党人会干更多的暴行；他曾利用主持政府工作的机会多次阻止德国占领军的行动。但是，法国解放后，他被法国新政府审判，被判为死刑。他的好友戴高乐把死刑改变为无期徒刑。1951年，他死于法国在大西洋海岸边的监狱中，那年他95岁。
大战中涌现的另一位年轻领导人似乎也活得过于长久了。温斯顿·丘吉尔的事业在凡尔赛条约签署后的10年中繁荣起来。他从1919年至1921年是内阁大臣，从1921年至1922年是殖民地事务部大臣，从1924年至1929年是财政大臣。在此不断迁升的过程中，他离开自由党，回到保守党，但保守党蔑视他，因为他曾脱离过保守党，所以保守党从内心深处不信任他。1929年以后，他陷入一种他称之为“政治荒原”的状态——他不断警告人们纳粹党人正在重整军备，但没有人认真对待他的话。
然而，那应该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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