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隋唐五代史》 作者：史仲文/胡晓林 内容简介： 本书分五大阶段--隋朝兴亡、唐朝兴盛、极盛转衰、由衰而亡以及五代十国--叙述了此间380　年的治乱演变之迹，考察了当时政治制度的设置与变革、施政方略的确定与实行。在此基础上，对于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记述或分析，力求将人物、事变与制度、施政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的盛衰变化。叙述中，对于学术界长期探讨、争论的某些问题，还作了一点新的解释，或提出新的疑问，以期加深研讨，形成共识。边疆的和战、海外的交往，都分阶段辟有专节叙述，表现出隋唐五代时期的华夏民族在当时人类发展史中的影响与地位。 　　一、隋唐五代政治概述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发展大致呈现为五个阶段。隋朝兴亡，是一个独立阶段。唐朝历时290　年，明显地表现为三个阶段，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由衰至亡。五代十国时期，又为另外一个阶段。隋朝在北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设官确立三省六部制、建立郡县两级制，刑法制定《开皇律》以及选官创建科举制、军事完善府兵制和推行各项经济措施，加之营建东京、开通大运河，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给唐朝的强盛打下基础。 　　隋炀帝的暴政造成隋亡唐兴，更为唐太宗君臣提供了取鉴求治的经验教训。在重新调整了君臣、君民关系，确定了政治基本方针之后，唐将隋朝行之有效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切实贯彻和推行，出现了"贞观之治"。最高统治集团内新旧势力又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较量，经过武周改制，唐代社会进入了"开元全盛"时期。 　　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终于导致了长达8　年的"安史之乱"。随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唐宪宗重振皇权、削弱藩镇，出现短暂的"中兴"。然而，在纷繁的矛盾中，藩镇连兵可使朝廷流亡，宦官弄权能够废立皇帝，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 　　自唐懿宗起，"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唐政权步入了名存实亡的绝境。各地节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取代。 　　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中原相继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后晋又引来辽兵南下。后周世宗思求致治，功志未就而逝。环绕中原另有前蜀、吴、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北汉等十国先后割据。除相互吞灭外，最终都归于北宋政权。 　　中国全史分卷《隋唐五代史》 　　 　　目录 　　第041卷　隋唐五代政治史 　　第042卷　隋唐五代经济史 　　第043卷　隋唐五代军事史 　　第044卷　隋唐五代思想史 　　第045卷　隋唐五代宗教史 　　第046卷　隋唐五代习俗史 　　第047卷　隋唐五代科技史 　　第048卷　隋唐五代教育史 　　第049卷　隋唐五代文学史 　　第050卷　隋唐五代艺术史 ---------------------------- 《中国全史》　041/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政治史 　　本卷提要 　　本书分五大阶段--隋朝兴亡、唐朝兴盛、极盛转衰、由衰而亡以及五代十国--叙述了此间380　年的治乱演变之迹，考察了当时政治制度的设置与变革、施政方略的确定与实行。在此基础上，对于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记述或分析，力求将人物、事变与制度、施政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的盛衰变化。叙述中，对于学术界长期探讨、争论的某些问题，还作了一点新的解释，或提出新的疑问，以期加深研讨，形成共识。边疆的和战、海外的交往，都分阶段辟有专节叙述，表现出隋唐五代时期的华夏民族在当时人类发展史中的影响与地位。 　　一、隋唐五代政治概述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发展大致呈现为五个阶段。隋朝兴亡，是一个独立阶段。唐朝历时290　年，明显地表现为三个阶段，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由衰至亡。五代十国时期，又为另外一个阶段。隋朝在北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设官确立三省六部制、建立郡县两级制，刑法制定《开皇律》以及选官创建科举制、军事完善府兵制和推行各项经济措施，加之营建东京、开通大运河，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给唐朝的强盛打下基础。 　　隋炀帝的暴政造成隋亡唐兴，更为唐太宗君臣提供了取鉴求治的经验教训。在重新调整了君臣、君民关系，确定了政治基本方针之后，唐将隋朝行之有效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切实贯彻和推行，出现了"贞观之治"。最高统治集团内新旧势力又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较量，经过武周改制，唐代社会进入了"开元全盛"时期。 　　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终于导致了长达8　年的"安史之乱"。随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唐宪宗重振皇权、削弱藩镇，出现短暂的"中兴"。然而，在纷繁的矛盾中，藩镇连兵可使朝廷流亡，宦官弄权能够废立皇帝，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 　　自唐懿宗起，"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唐政权步入了名存实亡的绝境。各地节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取代。 　　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中原相继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后晋又引来辽兵南下。后周世宗思求致治，功志未就而逝。环绕中原另有前蜀、吴、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北汉等十国先后割据。除相互吞灭外，最终都归于北宋政权。 　　二、隋朝兴亡（一）文帝兴隋公元581　年，北周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隋王杨坚废掉周静帝，登上皇位，改国号为隋，年号为开皇，仍以长安为都，建立了隋朝。史书多称隋朝的第一个皇帝为文帝，又称为高祖。 　　1。杨坚代周杨坚（公元541-604　年），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人。父亲杨忠曾辅助宇文泰建立政权，受封为十二大将军之一，后升柱国，晋爵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又将女儿许配周宣帝为皇后，因而地位显赫。可惜周宣帝无道，"刑政苛酷，群心崩骇"1。恰好宣帝早亡，年仅8　岁的儿子即位为周静帝。杨坚趁机"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革除周宣帝所行苛政。为避免北周宗室诸王"生变"，杨坚找借口将赵王、陈王、越王、代王、滕王等宇文氏宗亲都召到京城，以便控制。然而，一些手握重兵的北周地方军政长官，眼见杨坚要取代北周政权，便起兵发难。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青州（今山东益都）总管尉迟勤伯侄二人统兵数十万，北结突厥，南联陈国，与杨坚对抗。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相继起兵。赵王等"五王"也"阴谋滋甚"，"伏甲以宴"，使杨坚几乎遭"刺杀"。杨坚一面分兵三路，出击地方起兵；一面陆续灭除北周宗室诸王。几个月后，反对派的势力被消灭，年幼的周静帝只能完全听任其外祖父的摆布了。大象二年（公元580　年），杨坚自称隋王，准备演出"禅让"的把戏。第二年二月，便出现了本节开头所写的那种情景。 　　2。改革制度隋文帝即位后，在政治制度方面多所厘定，为后代沿袭。 　　（1）重定官制文帝代周之后，立即废弃北周推行的六官之制，转而初步确立起三省六部制的格局。 　　中央设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主管全国政令的核心机构。尚书省置令1　人，左、右仆射（yè　，音叶）各1　人，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每曹设尚书1　人，六曹尚书分统三十六侍郎。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以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刑、民、工三部事。 　　五省之外，有御史台、都水台以及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还有国子、将作二寺（监）。 　　职事官之外，又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共11　等勋1　①《隋书》卷1《高祖纪上》。 　　官；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共7　等散官，作为荣誉称号，授给有功劳的文武官。 　　地方设官，最初沿袭北齐、北周的州、郡、县三级制，开皇三年废除郡这一级，实行州、县两级制。州分上上至下下，共9　等。以刺史为一州之长，以长史、司马为辅佐。县亦分9　等，以令为长，另有丞、尉、正为辅佐官。汉、魏以来，州郡县等地方长官都是自选僚佐、属官，北魏、北齐开始改由吏部选派。隋文帝定制：所有"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①。 　　武官设置，由军事卷叙述。 　　（2）初兴科举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旧弊，在北周时逐渐被认识，开始注重"才干"。隋文帝即位后，彻底废弃旧制。开皇七年定制，每州每岁贡士3　人。州、县保举贡士的标准是文章华美，特别优美者州可保举应秀才科，受特别考试。开皇十八年下诏，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②。这是"正史"上明确记载的以科举士，显示出科举制度的形成。史书记载，大都称隋炀帝始建进士科。但《旧唐书·房玄龄传》却写着房玄龄18　岁"本州举进士"，以此推算，以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　年）已开进士科。 　　（3）修订刑律隋朝代周之后，文帝即命高颎、杨素等主持修定新律。裴政是主要修定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沿革轻重，务取平允。新律废除历代枭首、轘裂（车裂）等酷刑，除谋叛以上罪一概不用灭族之刑。死刑，分绞、斩2等。流刑，分1000　里、1500　里、2000　里3　等。徒刑，分1　年至3　年共5　等。杖刑，分50　至100　共5　等。笞刑，分10　至50　共5　等。废除前代审讯酷法，责打不得超过200，枷杖大小也都有规定。民有枉屈，可依次上告，直至朝廷。开皇三年，因刑部所奏每岁断狱数多达上万件，文帝认为刑律还是太严，又命苏威、牛弘等再次修订，删去死罪81　条、流罪154　条、徒杖等罪1000多条，仅留500　条，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廐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12　卷。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开皇律》。实施3　年后，下令诸州长史以下、行参军以上官员，"并令习律，集京之日，试其通不"。同时，废除妻、儿连坐之法。开皇十二年下诏，各州死罪囚，"悉移大理（寺）案覆"，十五年又规定："死罪者，三奏而后决。"①新定刑律，较之秦汉刑律有很大改进。 　　然而，在以权代法的社会里，法律条文与法律使用有很大出入。文帝本人在朝廷上就曾律外杀戮官员，还允许长官对下属"于律外斟酌决杖"。结果，造成"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②的混乱局面。 　　3。统一南北 　　①　《隋书》卷28《百官志下》。 　　②　《隋书》卷2《高祖纪下》。 　　①　《隋书》卷25《刑法志》。 　　②　《隋书》卷25《刑法志》。 　　文帝代周建隋，控制的仅仅是大半个中国。当时，江陵尚有后梁，江南更有南朝的陈国。陈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都，统治着长江以南的大片地域，西达两湖、两广，与隋对峙。 　　后梁是南朝梁武帝嫡长孙萧詧投靠北周后，在江陵建立的一个附庸政权。萧詧死后，传位萧岿。开皇二年，文帝纳萧岿之女为晋王杨广妃，即后来炀帝萧后。萧岿死，萧综立。七年，萧综入长安朝见，萧岩趁机驱后梁文武官及10　余万百姓投奔江南，文帝立即废掉后梁。紧接着，就准备渡江灭陈。南朝更替，到了陈后主陈叔宝时，已经腐朽不堪，君昏臣乱，民吏共愤，注定要灭亡！文帝一登基，便有灭陈的打算。开皇元年三月，以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以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今安徽合肥）。九月，以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兴兵伐陈，命尚书左仆射高颎节度诸军。恰逢陈宣帝死，陈遣使求和，隋以"礼不伐丧"为借口班师。实际是灭陈时机不成熟，北方突厥大举南侵，形成对隋的更大威胁。文帝很快便确定了先破突厥、再灭陈国的战略方针。 　　在对付突厥的同时，采纳了高颎的献策，对陈乃不断小股骚扰，因以"废其农时，焚其粮储"，同时麻痹其军心，最终造成"财力俱尽，陈人益敝"①的状况。崔仲方提出"声东击西"的军事部署方案：长江上游"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下游各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陈必然在上游"令精兵赴援"，隋军在下游"即须择便横渡"②。 　　经数年准备，在击破突厥南侵之后，开皇八年三月下诏伐陈。文帝的诏书列举了陈后主20　条罪状，抄录成30　万份散发江南，造成舆论攻势。十月，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总成灭陈之政令。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总共八路兵马，统兵总管90　员，军兵51　万多人，皆受晋王杨广节度。左、右仆射高颎、王韶分别为晋王元帅长史、司马，参决军中一切事务。 　　面对如此攻势，陈后主君臣仍以"王气在此"，"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不加防备，还是"奏伎、纵酒、诗赋不辍"①。开皇九年大年初一，陈后主君臣尚在睡梦中，贺若弼、韩擒虎已趁守军酒醉偷渡过江。20　天后，隋军攻入建康皇宫，陈后主与贵妃张丽华等藏在景阳殿外的枯井中，被隋军兵士用绳子拉上来投降了。长江中、下游的陈军，听说建康城破、后主投降，纷纷解甲归顺。至此，对峙了近300　年的南北政局，归于一统。 　　陈亡以后，江南旧习依然。隋委派地方官的制度，遭到顽固抵制。一时间，自长江南岸至泉州，再到岭南，士族和土豪相继起兵。有的称天子，置官署；有的称大都督，领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②文帝派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兵征讨。先平江南，再定闽越，最后会同高凉冼夫人安抚岭南。大约两个月，到开皇十年年底，陈旧境全部平定，隋的制度才渐次得以推行，统一形势日趋稳定。 　　①　《隋书》卷41《高颎传》。 　　②　《隋书》卷60《崔仲方传》。 　　①　《资治通鉴》卷176　长城公祯明二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177　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4。勤劳思政唐朝初年，对隋文帝的评价普遍认为他是一位"勤劳思政"的"励精之主"③。史书这样记载：文帝"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④（1）躬勤节俭在历代帝王中，隋文帝是以勤于政事、务存节俭著称的。 　　勤于政事，除了坐朝处理军政大事，从早到晚，不知疲倦之外，文帝更经常下到社会当中，路遇上书奏事之人，即驻马"亲自临问"。有时派人到各地暗中采听民情，了解吏治得失。史称："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引起饥荒。文帝派左右之人出宫，看视百姓所食。带回来的都是些豆渣、杂糠，文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决定亲自带领关中饥民"就食于洛阳"，取消御膳中的酒肉之设。第二年东拜泰山，路上与就食洛阳的饥民相遇，命左右随行不准驱赶，饥民与文帝的侍卫"参厕"而行。遇有扶老携幼者，文帝还给让路，"引马避之，慰勉而去"。在道路艰险处，见有负重者，则"令左右扶助之"。到达齐州（今山东济南），文帝仍以民情为念，立即"亲问疾苦"①。 　　与勤政并行，文帝一生都十分简朴。早在北周辅政时，便提倡节俭，积久成习。"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huàn　 　　huó，洗过）之衣。"②一次，文帝配止痢药需用胡粉1　两，找遍整个后宫竟没找到。还有一次，要找一件织成的衣领，后宫也没有。上行下效，文帝在位的24　年间，整个社会形成了节俭的风尚。一般士人，便装多用布帛，饰带不过铜铁骨角之类，很少有人穿绫罗绸缎，更没有佩金带玉的了。独孤皇后尚简，但性尤妒忌，这也促成文帝"傍无私宠"。独孤皇后卒，文帝也仅宣华、容华二贵妃而已。 　　（2）奖惩严明文帝本人躬勤节俭，使其在吏治方面尤其注重奖良惩贪。 　　岐州刺史梁彦光多年有惠政，"奏课连最，为天下第一"。开皇二年，文帝驾临岐州（今陕西凤翔），知其能干，下诏褒奖。梁彦光后来调任数州，都能够"以德化人"，使得"吏民感悦"①。 　　县令之中，房恭懿为政在京畿各县称"最"，文帝召至卧榻前，"访以理人之术"，认为很有才干，便破格提拔为州司马。所到之处，"有异绩"，"政为天下之最"，文帝又破格提升他为州刺史。同时，对各州官员表彰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令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Xiào，受启发）也。"②直至　文帝后期，仍然很注意县令的政绩。临颍令刘旷，史书记载称其为"不知何许人也"，但其"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文帝闻知③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④　《隋书》卷2《高祖纪下》。 　　①　上引均见《隋书》卷21《高祖纪下》。 　　②　《资治通鉴》卷180　文帝仁寿四年七月。 　　①　《隋文》卷73《梁彦光传》。 　　②　《隋文》卷73《房恭懿传》。 　　则召见他，认为"若不殊奖，何以为劝"③，下优诏破格提拔为莒州刺史。另一方面，对于贪残不法的官吏，惩处尤其严厉，甚而过于杀戮。一次，文帝命身边侍臣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此人所到之处，都接受地方官馈赠的"小物"或鹦鹉、麖皮、马鞭之类，文帝"闻而大怒"，"亲自临决"。后来，他甚至暗中派人给地方官送贿赂，一有受贿，立即处死，决不宽容。就是亲生儿子，也因贪残被文帝惩处了好几个。秦王杨俊，文帝第三子，官至并州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初有政绩，大加奖励。后来渐渐奢侈，违犯规定，"出钱求息，民吏苦之"。再后更加放肆，"盛治宫室，穷极侈丽"。文帝发现后，免其官，勒令"就第"，即禁闭起来。太子杨勇，也因自身好色奢侈才被文帝疏远，加之独孤后、杨素、杨广等串通一气，最后遭废黜。5。周边关系文帝在位期间，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主要是抗击突厥，进攻高丽，以保证境内安定。 　　（1）抗击突厥北周末，突厥沙钵略可汗（hán　，音寒）立，兵力最强。另有菴罗为第二可汗，与阿波可汗、达头可汗、贪汗可汗并称四可汗。沙钵略弟处罗侯，不得可汗名号，与沙钵略不睦。 　　文帝即位后，不再像北周那样重赂突厥。沙钵略妻是北周赵王之女千金公主，要沙钵略为宇文家族报仇。沙钵略与前北齐营州（今辽宁朝阳）刺史高宝宁合兵攻陷临榆镇（今山海关）。开皇二年五月，高宝宁引突厥入犯平州（今河北卢龙），沙钵略联合四可汗尽起突厥兵40　万进犯长城。年底，纵兵深入，武威、天水、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等郡，人畜被掠一空。 　　昔日，长孙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时，与处罗侯秘密结盟，并察看了山川地形，了解到突厥各部强弱实情。这时，长孙晟向文帝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①的策略。具体做法是：西面联络达头、阿波，使沙钵略分兵防其右部；东面联络处罗侯和奚、契丹等，使沙钵略分兵防其左部。突厥可汗之间，彼此猜疑，趁衅出击，定可一举而功成。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分派使臣往东、西两处"远交"势力较弱的达头、阿波、处罗侯以及奚、契丹，使其内附，造成沙钵略与各可汗间的猜疑。开皇三年四月，命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兵八路出塞抗击突厥。杨爽大破沙钵略军，窦荣定击败阿波军。长孙晟劝阿波归附，沙钵略袭取阿波居地，阿波逃归达头，与达头合兵攻沙钵略。贪汗与河波友善，被沙钵略夺其众而废黜，也逃归达头。突厥内部相互攻杀，都派使入隋请和求援。文帝仍然施行"离强合弱"之策，一概拒绝，任其自然残杀。 　　沙钵略屡为隋军所败，开皇四年九月遣使求和，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氏，为文帝义女。文帝封千金为大义公主，遣使致书沙钵略允其以"翁婿"之亲相认。此后，阿波势力渐强，东与沙钵略接境，西有龟兹、铁勒、疏勒等地，因号西突厥，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五年七月，沙钵略为达头、阿波所困，③　《隋文》卷73《刘旷传》。 　　①　《隋书》卷51《长孙览附晟传》。 　　又怕契丹夹击，向隋求援。文帝已然掌握突厥内部力量的消长，命晋王杨广出兵相援，击败阿波。沙钵略归顺隋室，称"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表示"永为藩附"①。 　　沙钵略死后，其弟处罗侯立，称莫何可汗。文帝命长孙晟赐其旗鼓，西击阿波，阿波被擒。莫何死，沙钵略子雍虞闾立，号都蓝可汗。沙钵略另一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文帝依然"远交"，许突利娶隋安义公主为妻，故意赐予优厚，以离间都蓝。都蓝果然被激怒，与达头合兵袭突利。长孙晟设计挟持突利到长安归降，文帝封其为启民可汗，命高颎、杨素率兵大败达头、都蓝。启民招收旧部，居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南）。都蓝被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屡为隋军所败。仁寿三年（公元603　年），步迦所部大乱，铁勒、仆骨等部归附启民。步迦逃奔吐谷（yù，音玉）浑，启民成为东突厥可汗，完全依附隋朝，北部边疆基本安宁。 　　（2）进攻高丽文帝即位，高丽王高汤遣使朝贡，授为大将军，辽东郡公。开皇二年正月、十一月，两次遣使贡方物。三年正月、四月、五月，不断遣使来朝。平陈之后，高汤担心隋攻高丽，便"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文帝以其"专怀不信，恒自猜疑"，赐玺书责其"诚节未尽"①。不久，高汤病卒，其子高元继立，文帝准其请，特封为高丽王。十八年春，高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入犯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将其击退。文帝大为恼怒，命汉王杨谅、宜阳公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带领水陆军兵30　万，分两路进攻高丽。陆路遇大水，粮草不继，军中发生疾病；水路遇大风，船舰飘没。史称，死亡兵士十之八九。此间，正值隋与突厥达头、都蓝决胜之际，文帝趁高丽王遣使谢罪，宣布罢兵。百济王闻知隋军将征高丽，急忙遣使请为隋军向导。文帝既已罢兵，告其使者，高丽"服罪"，不可再伐。高丽王知道此事后，兴兵侵扰百济。隋在辽东一带，则基本安定无事。 　　①　《资治通鉴》卷176　长城公至德三年七月。 　　①　《隋书》卷81《高丽传》。 　　（二）隋之强盛仁寿四年（公元604　年）七月，文帝逝于岐州（今陕西凤翔北）的仁寿宫大宝殿，次子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大业，隋朝进入一个新的统治年代。 　　1。杨广夺位杨广（公元569-618　年），又名英，文帝次子，生母独孤皇后。自幼敏慧，深受父母宠爱。开皇元年，立为晋王。20　岁时，节度八路兵马，指挥灭陈。不久，转为扬州总管，每年一次入朝觐见父皇、母后。 　　杨广长兄杨勇为皇太子，参决军国大政。可惜杨勇多内宠，昭训云氏专擅东宫内政，深为独孤后不满。杨广每次入觐，都在母后面前"弥自矫饰"，独孤后越发称赞杨广。当其"知皇后意移，始构夺宗之计"。派心腹暗示越国公杨素，转述皇后的意思。"皇后遂遗（杨）素金，始有废立之意。"①开皇二十年，突厥犯塞，晋王杨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杨素为长史，杨广趁机"卑躬以交"。在独孤皇后和重臣杨素的支持下，文帝终于废黜杨勇，立杨广为皇太子。此时，反对废长立幼的元勋高颎已被文帝罢免，正由杨素接替其尚书左仆射之职。文帝改年号为仁寿，每年避暑仁寿宫，朝政遂为杨广、杨素等把持。 　　杨广为皇太子不到4　年，文帝就一病不起，"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仁寿四年七月，文帝已经"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了，杨广与杨素却在传递宫内外的消息。所写字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手中，文帝开始懊悔。随即又见宠妃宣华夫人陈氏神色慌乱，忙问其故，说"太子无礼"相逼。文帝悔恨交加，说"畜生何足付大事"！急命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拟诏召回杨勇，杨素立即与杨广合谋，"矫诏执（柳）述、（元）岩，系大理狱"，派东宫兵士把守宫门，妃嫔及宫人都"出就别室"。不久，文帝即亡，宫内外"颇有异论"②。 　　文帝死后8　天才发丧，太子杨广宣布即皇帝位。同时，矫诏赐故太子杨勇死，追封房陵王。接着，汉王杨谅以其父、兄死得不明不白，起兵问罪。杨广派杨素讨平，杨谅除名为民，幽禁而死。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杨广开始了他的统治。 　　2。公共工程炀帝即位后，倾全国之力兴办了两大公共工程，一是营建东京，二是开凿运河，给中华文明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营建东京文帝开皇二年，曾命高颎等在长安旧城东南建造新都，取名大兴城。第二年春初具规模，即迁都入大兴城，成为唐代长安城的前身。 　　炀帝大业元年三月，下诏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 　　①　《隋书》卷45《房陵王勇传》。 　　②　上引均见《资治通鉴》卷180　文帝仁寿四年七月。 　　建东京（今河南洛阳）。上年平息汉王杨谅起兵后，炀帝就宣布了准备新建洛阳的意图："洛邑自古之都"，"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地理位置重要；而长安地处关中，与大河以东相距"悬远"，遇有战事，"兵不赴急"，更何况"南服（指南朝故地）遐远，东夏（指北齐旧土）殷大"，如今平息了汉王，"因机顺动，今也其时"①，正是时机。从大业元年三月始，每月役使民工约200　万人，营建洛阳新城。同时，建造新城内的显仁宫和西苑。新城在旧城以西约18　里。 　　经过1　年左右的艰苦施工，到大业二年正月，东京新城竣工。最北为宫城，是皇宫所在。宫城以南为皇城，是官衙所在的行政区。皇城之外为外郭城，即大城或称罗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住处，其间洛水横贯，北有36　坊，南有96　坊，另有东、南、北3　市。宫城、皇城、大城都有城墙，俨然3　个相联系的建筑群。营建之初，即迁来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随后，又陆续命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都京户，六千余家"；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①。这种迁徙，既削弱了当地的豪族势力，又增进了洛阳的繁荣。 　　东京的营建，不如西京大兴城，只有炀帝君臣来此小住时，才似"国都"。然而，洛阳在战略上和经济上却是一座相当重要的城市。大业五年，改东京为东都。 　　（2）开通运河为了便于联系和控制关东与江南广大地区，炀帝尽快地建成了全国的水路交通系统。 　　文帝开皇四年开广通渠（又名富民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到潼关入河，主要解决的是关中运输。炀帝开通大运河，成为联络全国的水系。大运河的开凿，分三期工程，前后6　个年头，但实际用工时间仅6　个月左右。 　　下诏营建东京的同时，开始一期工程，征调河南诸郡民工上百万，开凿通济渠。自洛阳新城西苑，引榖、洛二水达于黄河；又自板渚引黄河水，疏通荣泽至大梁（今河南开封）以东的旧有水道，经泗水入淮，到达山阳（今江苏淮安）。又征淮南民工10　余万疏通邗沟故道，从山阳引淮经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达于长江。整个一期工程，自大业元年三月下诏动工，至八月炀帝下江都（今江苏扬州），仅仅费时4　个月。开通之后，水面宽40　步，渠旁皆修有御道，种上柳树。自东京至江都，沿渠2000　余里，建离宫40　余所。 　　二期工程为永济渠，大业四年正月动工，征河北诸郡男女民工上百万，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至涿郡（今河北涿州），约2000　里，可通龙舟，后称"御河"。 　　三期工程为江南河，大业六年年底开通，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余杭），长800　余里，宽10　余丈，可通龙舟，沿途有驿宫、草顿。三期工程完成之后，南自余杭，中经江都、洛阳，北达涿郡，南北联成一气。再加上文帝时开通的广通渠，水路运输可达关中。大运河的开通，很长时期都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沿岸的不少城市，后来都发展为繁荣的都会或人文、物资荟萃的地方。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①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历来的史书多指责炀帝"虐用民力"，以至"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如果仅就某一单项工程集中动用民工多达百万之数，似乎过分。但以文帝时所定丁男"每岁二十日役"计算炀帝建东京、开运河，包括挖长堑、筑长城、造宫苑等等，全部用工数并不为过。 　　3。复兴文教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仁寿元年（601　年）夏，借口设学多而未精，"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①针对上述情况，大业元年秋，炀帝下诏强调："君民建国，教学为先"，"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即恢复文帝前期的"儒雅之盛"。不论在家、在学，只要"学行优敏，堪膺时务"者，"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②。州、县之学，相继恢复。数年间，"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①三年改官制，以国子学为国子监，主管全国教学之政令，统国子学、太学等。先前以国子祭酒为长官，而今又增置国子司业为副长官。同时，增置国子丞3　人，主持日常教学事务。大业八年以后，炀帝渐渐步文帝后尘，戎马不息，空有建学之名了。 　　比起文帝，炀帝更较重视艺文。早年间，炀帝即喜好读书著述。开皇十年为扬州总管后，置王府学士达百人，命其修撰。称帝后，修撰一直未停。前后长达20　余年，"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②这些著述虽已失传，但炀帝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与贡献却应引起注意。 　　由于喜好读书，因而重视图书的管理和整理。大业三年改官制时，对于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不断充实力量，到十一年增至117　人，以先前王府学士补充。当时，在西京嘉则殿有书37　万卷，炀帝命秘书省认真整理，得"正御本"37000　余卷，藏于东都修文殿。又命秘书省抄写50　份副本，分上、中、下三品，分别收藏在西京、东都的宫、省、官府。这部分图书，后来成为唐初整理全国藏书的基础。 　　4。改定制度大业三年（607　年）四月，炀帝对隋朝建立20　多年来的政治制度，又进行了一番改定。 　　（1）重定官制这次改动，废除三师、特进官，分割门下省、太仆寺的部分职掌，另外成立殿内省。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与秘书、殿内，共称五省。增置谒者台、司隶台，与御史台合称三台。分太府寺部分职掌，成立少府监，改原先的内侍省为长秋监，改国子学为国子监，连同已改的将作监、都水监，总为五监。尚书省六曹，各增侍郎1　人，为尚书副职。诸曹侍郎改郎，员外郎（又 　　①　《隋书》卷75《儒林传》序。 　　②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①　《隋书》卷75《褚辉传》。 　　②　《资治通鉴》卷182　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 　　称曹郎、承务郎）改定为2　人。这一结构，一直沿袭至清。 　　殿内省统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6　局的格局，也为唐、宋因袭。 　　文帝时的11　等勋官、7　等散官，都罢掉。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禄、左光禄、右光禄、金紫光禄、银青光禄、正议、通议、朝请、朝散等9　大夫，建节、奋武、宣惠、绥德、怀仁、守义、奉诚、立信等8　尉，作为散职。先前的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的九等爵，仅保留王、公、侯三等。 　　地方建制，改州为郡，为郡、县两级。郡置太守，京兆（西京所在）、河南（东京所在）则置尹。郡分上、中、下3　等，罢长史、司马，以赞务1人为郡守的副职。县仍置令，以所管政务是否繁忙和地处冲要情况，分为数等。 　　（2）推进科举在强调"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的诏命中，炀帝已经提到"课试"生徒以"进士者"。改官制的同时，又下诏"选贤与能"，认为"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命五品以上文武职事官"宜依令十科举人"。所谓"十科"，即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擢升。"①五年六月，又下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4　科举人。这都是要求地方贡举，称乡贡。 　　隋朝时间短促，国子学、州县学又兴废不断，因而由生徒考试入选者颇少，大都由乡贡而入仕。秀才科，在当时等为最高。《隋书·文学传》中，刘臻、崔儦是隋以前"举秀才"的，文帝时"举秀才"的有王贞、杜正玄、杜正藏，炀帝时"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者有杜正伦。整个隋朝，"举秀才止十余人"①。明经科，起于隋。文帝时，有韦云起"明经举，授符玺直长"②。炀帝时，孔颖达"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③。进士科，《北史·杜铨传》叙其族孙之孙，称杜正藏兄弟大业中"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这是炀帝时开进士科的最早记载。 　　（3）改修刑律文帝晚年，用法益峻，喜怒无常。炀帝针对文帝"禁网深刻"的情况，又敕令改修律令。 　　大业二年十月，下诏改修《开皇律》。牛弘、刘炫等于第二年四月改成，共500　条，分为18　篇：名例、卫宫、违制、请求、户、婚、擅兴、告劾、贼、盗、斗、捕亡、仓库、厩牧、关市、杂、诈伪、断狱。颁行全国，称为《大业律》。比较《开皇律》，五刑之内，降从轻者约200　余条；枷杖决罚讯囚之制，也轻于旧律。文帝时规定，官吏犯罪，子弟不得为宿卫近侍之官；有叛逆罪者，家口籍没。炀帝"诏革前制"，强调"罪不及嗣"，"犯罪被戮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①　《旧唐书》卷70《杜正伦传》。 　　②　《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 　　③　《旧唐书》卷73《孔颖达传》。 　　之门，期以下亲，仍令合仕，听预宿卫近侍之官。"①"久厌严刻"的百姓，一时间颇"喜于宽政"。 　　炀帝晚年，也走文帝的老路，更立严刑，甚至恢复轘裂、枭首等酷刑，终至"天下大溃"。 　　5。经略四方炀帝即位后就打算"通西域，经略四方"，因而命裴矩主持西域与隋沿边商贸之事。裴矩深知炀帝"方勤远略"，便在与西域商贾交往中了解"其国俗山川险易"，撰写了《西域图记》3　卷，记述西域44　国概貌。序文末尾写道："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②"混一戎夏"，"表威化之远"两句，可谓正中炀帝下怀，炀帝便将经略四方、打通西域之事"咸以委之"。（1）打通西域东突厥启民可汗已然臣服隋朝，炀帝趁机宣扬声威，使远近畏服。大业三年（607　年），"出塞耀兵"，启民奉诏召集所部及奚、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到炀帝大帐朝见。炀帝为"夸示"，先命宇文恺作大帐，帐下可坐数千人。启民等见状，进一步表示愿为"臣民"，并请求"变改衣服，一如华夏"。炀帝心中暗喜，但以"碛北未静，犹须征战"，要其"但存心恭顺，何必变服"③。启民病死后，其子始毕可汗继立，与隋仍然保持这种关系。十一年八月，中原动乱，始毕入犯，围炀帝于雁门郡（今山西代县）。九月解围，但不再朝隋。 　　西突厥阿波之后为泥利，泥利可汗被铁勒击败死，泥撅处罗可汗继立。 　　炀帝即位时，处罗正与铁勒屡相攻战，势力衰减。七年炀帝西巡，召处罗不至，其酋长射匮遣使求婚。裴矩建议用计离间，以分裂其国。炀帝许以射匮为大可汗，发兵攻处罗，然后允婚。射匮立即兴兵，大败处罗。炀帝又以"殊礼"接纳处罗。处罗、射匮相互牵制，西突厥不复为隋之边患。 　　自文帝开皇三年大败吐谷浑以来，朝贡不止。文帝晚年，吐谷浑内乱。 　　大业四年，裴矩暗示铁勒出兵攻击吐谷浑，大败之。吐谷浑主伏允遣使请降求救，炀帝派出两路兵马追击，伏允遁逃。次年三月，炀帝亲临西平郡（今青海乐都），四面围击吐谷浑。隋军伤亡颇重，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左光禄大夫梁默等战死。至六月，攻破吐谷浑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伏允率残部数千骑投奔党项。 　　攻破吐谷浑，炀帝进驻张掖，命裴矩引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与西域27　国来张掖朝会，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至此，炀帝得到西域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4000里，南北2000　里的大片疆土，设置了西海（治所在今青海湖西岸）、河源（治所在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治所在今新疆若羌）、且末（治所在今新疆且末）4　郡。郡下设县、镇、戍，迁徙轻罪犯来充实这些郡、县。在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防御吐谷浑残部，保障通西域之路。 　　①　《隋书》卷25《刑法志》。 　　②　《隋书》卷67《裴矩传》。 　　③　《资治通鉴》卷180　炀帝大业三年七月。 　　裴矩《西域图记》序文中特别提到，自敦煌至于西海（今地中海），共有三条通路。北路从伊吾（今新疆哈密），经铁勒、西突厥可汗庭向西，为天山北路。中路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经焉耆、龟兹（qiūCí，音丘词，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市疏勒），越葱岭而西北，为天山南路的北道。南路从鄯善（今新疆若羌），经于阗（今新疆和田南）、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喝槃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越葱岭而西南，为天山南路的南道。中路与南路，即著名的"丝绸之路"。炀帝对西域的经略，确立了华夏大地自公元7　世纪起，以敦煌为咽喉之地，伊吾、高昌、鄯善为三大门户，沟通欧亚大陆交通的基本格局，这是应予足够评价的。 　　（2）经略东南大业三年三月，因海师何蛮等人每年春秋二季"天清风静，东望依希"，炀帝便命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海师何蛮同行，到达流求（今台湾岛）。由于语言不通，带了1　人回来。第二年，又命朱宽前往"慰抚"，"流求不从，（朱）宽取其布甲而还"。当炀帝完全开通西域之后，六年正月便派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又作张镇周）率兵从义安（今广东潮州）渡海出击。二月到达，流求人初以为商旅，纷纷来贸易。当其发现是来征战的军伍，流求国王渴剌兜立即派兵迎战，多次被张镇州击败。渴剌兜亲自迎战，终被陈稜战败斩杀。隋军"虎男女数千而归"，献于朝堂①。 　　对东南亚地区，炀帝一面"志求珍异"，一面"威振殊俗"。大业元年正月，群臣多言"林邑多奇宝"，刘方又新定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炀帝便命刘方为行军总管，经略林邑（今越南南部）。大军水陆并进，林邑国王梵志据险死守，又用象军抵御，终为隋军击败。四月，梵志弃城入海，隋军刻石纪功而还。四年三月，"募能通绝域者"。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应募请出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南部），炀帝命其带丝绸等5000　段，以赐其王。十月，常骏等到达，受到热烈欢迎。赤土国王表示："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①随后，赤土王遣其子那邪迦随常骏入朝贡方物。六年，常骏带那邪迦在弘农（今河南灵宝）谒见炀帝，炀帝赐以官位及物品。（3）疆域之盛炀帝经略四方，至大业五年，共置郡190、县1255，民户为890　余万，疆域西至且末郡（治所在今新疆且末），北到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南），东达辽东郡（治所在今辽宁沈阳北），南抵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荣市一带）。史称"隋氏之盛，极于此矣。"②十一年正月初一，大宴群臣，"遣使朝贡"者有：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20　余国③。终隋之世，以此最为盛况空前了。 　　①　详见《隋书》卷81《流求国传》、卷64《陈稜传》。 　　①　《隋书》卷82　卷《赤土传》。 　　②　《资治通鉴》卷181　炀帝大业五年六月。 　　③　《隋书》卷4《炀帝纪下》。疑断句有误，姑从之。 　　（三）隋室乱亡隋朝到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可谓鼎盛。持续不到二、三年，社会积弊便陆续暴露出来。 　　1。逞欲无厌炀帝执政14　年，第一大弊政是"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④。他凭借着社会安定积累起来的民力和财富，穷极侈靡，主要表现在游玩和夸示上。 　　大业元年开通济渠的同时，命人往江南采伐木材，建造龙舟、楼船等。 　　八月，下江都（今江苏扬州）。炀帝乘4　层龙舟，最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的两层有房室120　间，下面一层为内侍们住处。皇后乘翔螭舟，规模较龙舟小些，仍为4　层，金玉装饰。另有"水殿"9　艘，皆高3　层，设浮景。以朱鸟、白虎等命名的大船数千艘，为后宫妃嫔、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外邦使者等分乘。挽船的民工多至8　万人。又有平乘、青龙等名号的船数千艘，乘载十二卫甲士及兵器帐幕。整个船队，前后200　余里，两岸还有骑兵护卫。所过州、县，500　里以内"皆令献食，极水陆珍奇"。吃不完，"将发之际，多弃埋之"①。 　　大业三年二次出游。五月发河北10　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今山西太原）。六月猎于连谷，至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御北楼观鱼于河套，宴群臣。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河套一段，八月入楼烦关（今山西宁武境内），至太原。又上太行山，开直路90　里。九月游济源（今河南济源），返回洛阳。 　　四年第三次出游，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一带）。四月置楼烦郡（治所在今山西静乐），起汾阳宫。七月发丁男20　万筑长城。八月赴北岳恒山祭祠。第四次出游向西，时在大业五年。四月猎于陇西，继而渡河至西平郡（今青海乐都），陈兵讲武。五月猎于拔延山，围场2000　里。六月至张掖，亲临观风行殿，盛陈文物，设鱼龙鳗宴，招待高昌王、伊吾吐屯设。 　　第五次出游为二下江都，时在大业六年三、四月，住至第二年年初。 　　七年二月第六次巡游，自江都乘龙舟入通济渠，达于涿郡（今河北涿州），准备用兵高丽。以后的3　年，主要在督促对高丽的征战上。 　　十一年五月第七次巡游，至太原，避暑汾阳宫。八月至雁门郡（今山西代县），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30　多天，整天抱着幼子啼哭，不知所为。 　　一年以后第八次出游，三下江都，就再也没能够生还。 　　巡游的种种耗费，已经无法统计。下面，仅举几件"夸示"的实例，以见其侈靡之费。 　　大业三年北巡，命宇文恺造观风行殿，由"六合板"组合而成，上面可容侍卫数百人，下面有轮轴，能够移动。又作行城，周围2000　步，以"六合板"等木板为骨架，以布帛等为外面的装饰。巡幸五原时，"行宫设六合板城"，高36　尺，上加女墙，总计42　尺，开南北门。这种"观风行殿"、"行④　《隋书》卷4《炀帝纪下》"史臣曰"。 　　①　《资治通鉴》卷180　炀帝大业元年八月。 　　城"、"行宫"，在西游张掖时，也曾带去，或另行制作。此外，还有"六合殿、千人帐，载以枪车"。用兵高丽时，也曾"夜中设六合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高丽旦忽见，谓之为神焉。"①六年正月初一，已有自称"弥勒佛"的数十人冲入东都皇城，夺取卫士兵仗。正月十五，仍然尽集各国酋长及使者，在皇城外端门街盛陈百戏。演奏乐舞者多达18000　人，声响传于数十里之外。灯光照耀如白昼，从黄昏到天明。整个演出活动，一直持续到正月底。各国商贾都希望到东都的东市进行贸易，炀帝下令东市家家整饰店面，广积珍货，商人要衣饰华美，卖菜也得用龙须席铺地，再摆菜蔬。外邦商客经过酒食店，店主须得盛情邀入，醉饱出门，不取分文，并要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外商中也有明白人，指着用绸帛缠饰的树问："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①一句话，问得国人无颜对答。 　　2。用兵高丽炀帝的第二大弊政，是三次对高丽用兵。其结果，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隋浪潮。 　　文帝开皇十八年用兵高丽，失利退回。著名学者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警世，可惜"莫有悟者"②。 　　大业三年，炀帝北巡，在启民可汗处见到有高丽使者，便命其带话给高丽王高元，要其效法启民"举国从化"，如若不朝贡，将率兵东巡。随即，课天下富人买军马，一匹贵至10　万钱。又派员检查兵器，务求精新，检查不认真的，立即斩首。到大业七年二月，炀帝乘龙舟自江都直达涿郡，下诏征高丽，调集天下兵员，在涿郡集中。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造船300　艘，官吏监工严急，民工昼夜泡在水里，腰身以下腐烂生蛆，死去十之三四。河南、淮南、江南造军用车5　万辆，送高阳以供军士载衣甲帐幕。运送军需及粮食的民工，经常有数十万人往返于路途，昼夜不断。山东负担最重，民工死亡过半，田地荒芜，米价腾贵。加之官吏贪残，百姓多无生路，于是纷纷聚众起义。 　　八年正月，各路应调兵士全部聚集涿郡。炀帝分左、右各十二军，向平壤进发。总计军士113　万多人，号称200　万，运送军需的民工更多出一倍。炀帝规定，"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结果多次贻误战机，陆路一城未能攻下。其中，有九路兵马渡过鸭绿水，距平壤30　余里，却被击退。30　万之众，仅一路兵马未败，退回辽东时只剩2700　人。海路到达平壤附近，也被击败而回。 　　初次用兵高丽，遭此惨败，炀帝不仅不醒悟，反而下诏再征天下兵员，并招募勇士号为骁果。第二年四月，再踏征途。大军渡辽进攻辽东（今辽宁辽阳）时，改事事奏闻待命为"听以便宜从事"，领兵官有了一定的主动权。但高丽守军拼死拒守，双方死伤惨重。正当此时，隋朝后院起火，礼部尚书 　　①　《隋书》卷12《礼仪志七》。 　　①　《资治通鉴》卷181　炀帝大业六年正月。 　　②　《隋书》卷75《刘炫传》。 　　杨玄感在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南）督运军粮，倒戈指向东都洛阳。炀帝闻讯后，连夜退兵。军用物质，全部遗弃。杨玄感虽然很快就兵败自杀了，但在达官中却开了起兵反隋的先例。炀帝因此大开杀戒，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①株连被杀者多达3　万人，流放6000　余人。杨玄感开仓赈济，凡领取粮米者尽行活埋于洛阳城南。从此，官、民纷纷相聚起义，政府军已经征讨不过来了，直至隋室彻底灭亡。 　　平息了杨玄感起兵，炀帝仍不悔悟，以为经过屠戮，又可以为所欲为地第三次用兵高丽了。大业十年二月，诏百官议东征，一连好几天都没人敢说话。当时形势已乱，再征天下兵员，各郡都留而不发，或是兵丁在路途中不断逃亡，因而兵力不似前两次强盛。七月，炀帝到达辽西怀远镇，却未敢渡辽东进。海路经毕奢城（今辽宁金州），直取平壤。高丽久战，困惫不堪，高元遣使求和。炀帝心理得以平衡，下令撤军，回到东都。当要求高元来长安朝见时，高元不来，炀帝又命将整装，打算第四次东征，可时局已经不允许他为所欲为了。后来，魏征评论炀帝用兵高丽，成为千古定论："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①3。除谏掩过炀帝的两大弊政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又是与他"恃才矜己，傲恨明德"，"除谏官以掩其过"②的政治品德紧紧扣在一起的。 　　炀帝拒谏饰非，在历代帝王中是很有名的。他曾经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③这就是说，炀帝企图通过虞世南让群臣知道，位望已经显达的人还想用谏诤来沽名钓誉，更加不能容忍；至于地位低下的人，虽然可以宽恕，但终不让其有出头之日！炀帝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大业三年北巡启民可汗部，为向突厥"夸示"，命宇文恺造大帐外，又调集天下散乐演奏。开国元勋高颎此时正主管太常寺，认为散乐"久废"，重加征集是"弃本逐末"，炀帝很不高兴。同时，高颎以炀帝待启民"恩礼过厚"，担心突厥"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先后同几位大臣议起此事，包括渡江灭陈的名将贺若弼。炀帝知道后，立即以"谤讪朝政"为名，"下诏诛之，诸子徙边"④。贺若弼亦被诛，另一大臣苏威"坐与相连，免官"。高颎、苏威、贺若弼等，是隋朝历史上仅见的几位名臣，竟因谏止炀帝"夸示"突厥而遭杀戮或罢免，谁还敢再议论朝政，只能任凭炀帝为所欲为了。 　　十二年三下江都之前，右候卫大将军赵才以"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 　　①　《隋书》卷67《裴蕴传》。 　　①　《隋书》卷81《东夷传》"史臣曰"。 　　②　《隋书》卷4《炀帝纪下》"史臣曰"。 　　③　《资治通鉴》卷182　炀帝大业九年八月。 　　④　《隋书》卷41《高颎传》。 　　贼蜂起，禁令不行"，劝谏炀帝"还京师，安兆庶"①。炀帝大怒，将其拘禁起来。朝臣多不愿南下，却都不敢再说什么。一个六品散官上疏"极谏"，炀帝也不因其官卑而宽恕了，当场杖杀于朝堂。启程那天，又一个九品散官在洛阳城正南的建国门上表谏止南行，炀帝更加怒气冲天，就地斩首。 　　到了江都，面对动乱的时局，炀帝更有两样忌讳：一是"恶闻贼盗"，二是"讳人言反"。因此，各地告急求救的文书，无人敢据实以奏。"故出师攻讨，多不克捷。"②炀帝被杀前夕，已有宫人发现禁军策反，报信给萧后，萧后令其"奏之"，炀帝听罢不信，反而大发雷霆，认为这不是宫人"所宜言"，将其斩首。其他宫人回禀萧后，萧后无可奈何地说："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③从此，再无人说什么了，炀帝的死期也就到了。4。普天共讨自用兵高丽，开始动荡的社会渐渐形成两大反隋阵营，一是以民众为主的聚义，一是以官宦为主的割据。 　　（1）民众聚义大业七年，炀帝大举用兵高丽的前夕，山东百姓不堪其苦，首先打出反隋义旗。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聚众起义，避役民众纷纷投奔。刘霸道、孙安祖、张金称、高士达等陆续聚众举义。窦建德注意招贤纳士，远近来归附者尤多。 　　第二次用兵高丽，民众厌战，聚义规模越来越大，起义地域不断扩展。 　　山东的平原、济北、济阴、北海诸郡，西北的灵武，江南的余杭、吴郡等，聚众多者达10　余万，少者亦数万。 　　杨玄感起兵后，民众举义遍及大河南北，直至江淮、岭南、关中。局部地区起义，转向全国范围的起义。大业十三年初，各地义军已汇合成三支骨干队伍，一是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在中原抵御着隋朝的主力；二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打击了隋朝在河北的主力；三是杜伏威、辅公祐领导的江淮义军，牵制着隋朝在江淮的力量，打破炀帝保据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迷梦。 　　（2）官军割据自大业十二年起，各地官宦也趁机起兵反隋，各霸一方，试图夺取天下。最先，罗艺据有涿郡及附近各郡，自称幽州总管。 　　大业十三年，称兵割据者有：梁师都据朔方，北连突厥，称梁帝；刘武周据代北，北连突厥，称帝设官；薛举据陇西，自称秦帝；李轨据河西五郡，自称河西大凉王；萧铣据巴陵，都江陵，南至岭表，拥兵40　万，称梁帝；李渊据太原，攻占西京长安，坐镇关中，另立炀帝长孙杨侑为帝，以炀帝为太上皇，改年号为义宁，史称杨侑为隋恭帝。 　　①　《资治通鉴》卷183　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 　　②　《隋书》卷41《苏威传》。 　　③　《隋书》卷36《炀帝萧皇后传》。 　　（3）丧身灭国大业十三年，即义宁元年（公元617　年），炀帝的势力只剩江都、东都两个据点。义宁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禁军将领，煽动骁果卫士入宫。前面已经叙及，消息报知炀帝，炀帝竟然不信。 　　其实，他也知道大势将去，对着镜子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因而，"引满沈醉"，"荒淫益甚"。当其被禁军兵士看押起来时，竟问道："我何罪至此？"回答是："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炀帝无奈，承认"我实负百姓"。但又不甘心，说："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回答说："溥天同怨，何止一人！"①这段对话，可谓炀帝后半生的总结。随即，被军士缢杀。东都留守、越王杨侗闻讯后，在洛阳称帝，改年号为皇泰。 　　隋朝早已是名存而实亡了，炀帝的"丧身"正是其"国灭"的标志。接下来，便是李渊兴唐的兼并战争了。 　　①　《资治通鉴》卷185　高祖武德元年三月。 　　三、唐朝兴盛经过短暂的隋朝，新建起的唐帝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少有的繁荣昌盛、灿烂辉煌的朝代。唐朝从兴起到灭亡，历时290　年，明显地表现为由兴而盛（公元618-741　年）、极盛转衰（公元742-859　年）、衰而至亡（公元860-907　年）三个阶段。自本章始，依次分三章叙述。 　　（一）李渊兴唐公元618　年，隋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相国、唐王李渊在长安新城太极殿（隋大兴殿）即皇帝位，国号唐，年号武德，宣布唐朝开国，是为唐高祖。早在7　日前，隋恭帝即已下诏退位，"改事唐朝"。 　　唐朝的兴建，表面形式与隋相似，但在实际上却经历了相当艰难的征战旅程。 　　1。晋阳起兵唐之兴起，始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 　　李渊（公元566-635　年），祖父李虎是西魏最高军事长官"八柱国"之一，官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北周追封唐国公。父李晒，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继承唐国公封爵。李渊7　岁时，继承了唐国公封爵。隋文帝独孤皇后，是李渊的从祖母。李渊在隋朝，历任谯、陇、岐等州刺史，荥阳、楼烦等郡太守，以及殿内少监、卫尉少卿。 　　隋炀帝大业九年（公元613　年），李渊为卫尉少卿，正逢第二次用兵高丽，奉命督运于怀远镇。途经涿郡，曾与宇文士及"夜中密论时事"①，即取天下之事。杨玄感起兵反隋后，李渊调任弘化郡（今甘肃庆阳）留守，兼知关右十三郡军事。十一年四月，改任山西、河东黜陟讨捕大使（亦作抚慰大使），副使夏侯端劝其起兵，李渊"深然其言"。十二年底，李渊以右骁卫将军为太原留守。太原乃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草可支10　年，因此李渊"私喜此行"。一面留长子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一面带次子世民到太原，"密招豪友"。兄弟二人"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②。晋阳地方官吏、豪绅，如晋阳令刘文静、鹰扬府司马许世绪以及崔善为、唐俭、武士彟等，都以李渊有"四方之志"，纷纷劝其起兵。 　　如果说此前李渊只有反隋的意向而无实际行动，那么自大业十三年五月便由暗集力量转为公开起兵。 　　这一年三、四月，刘武周起兵反隋，并引突厥进逼太原。李渊借机命次子李世民、晋阳令刘文静及亲信长孙顺德、刘弘基分头募集兵员，10　多天内便募得1　万人。负责监视李渊的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发现李渊"有异志"，便打算诱骗李渊到晋祠祈雨，暗下毒手。晋阳乡长刘世龙探知消息，密报李渊。李渊与世民、刘文静决定先发制人，使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发王威、高君雅暗中引突厥犯境，将其二人囚禁。过了两天，突厥数万人马果然骚扰晋 　　①　《旧唐书》卷63《宇文士及传》。 　　②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 　　阳，李渊一面"勒兵为备"，一面"开诸城门"，突厥不敢贸然进攻。李渊便名正言顺地将王威、高君雅斩首，公开打出反隋的义旗。 　　2。攻取长安晋阳起兵之后，李渊、世民父子的目标十分明确：乘虚入关，攻取长安，号令天下，新建皇朝。 　　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传檄文于河东各郡，号称"义兵"。西河郡（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从，李渊命大郎建成、二郎世民率众攻取，往返9　日，首战告捷。当天，即定入关之策。随后，建置大将军府，分左、右三军。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军统军，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军统军，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大将军府司马，长孙顺德、窦琮、刘弘基等分为左、右统军。七月，以四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李渊亲率建成、世民并甲士3　万誓师后，挥兵南下，指向关中。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兵霍邑（今山西霍县），以精兵2　万阻挡。时逢阴雨连绵，粮草不继，李渊下令退兵，李世民"切谏乃止"。八月，建成、世民以骑兵力挫隋军，宋老生被斩杀，攻占霍邑。数日之内，连下临汾郡、绛郡，进抵龙门。隋骁卫大将军屈突通镇守河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断绝津梁，阻隔关中。裴寂主张"先克河东，然后西上"，世民则认为兵贵神速，宜早入关。李渊"两从之，留诸将围河东，自引军而西。"①李渊父子带领主力渡过黄河，命建成、刘文静等以数万人屯守永丰仓和潼关，以防东来之隋军；命世民率刘弘基等数万人定渭北诸县。李渊之女平阳公主，此时也带领精兵1　万多人与世民"会于渭北"，并与其夫柴绍"各置幕府，俱围京城，营中号曰'娘子军'。"①世民在渭北"收纳英俊，以备僚列"。 　　刘弘基等南渡渭水，屯兵长安故城之后，世民引兵向西，驻扎在秦阿房宫旧址，拥兵13　万。李渊命建成率精兵进驻长乐宫。 　　此刻，隋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卫文升、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丞骨仪正尊奉代王杨侑据城坚守。李渊来到长安城东，集20　万大军合围，多次遣使到城下照会卫文升等人，表示"尊隋之意"，都无回答。 　　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建成所部首先登上城头，长安城迅速被攻占。李渊"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数日后，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年号为义宁。李渊自长乐宫入长安城，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改武德殿为丞相府，独揽军国机务。半年之后，也即晋阳起兵整整一年，隋恭帝退位，李渊登基，宣告唐朝建立，时为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五月甲子日。六月，以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数日后，立建成为皇太子，以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3。削平割据 　　①　《资治通鉴》卷184　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①　《旧唐书》卷58《柴绍附平阳公主传》。 　　刚刚建起的唐朝，仅据关中一隅，面对的是各路义军和割据势力。李渊父子以关中为依托，确定了先固根本、再取关东的战略总方针。自攻取长安，至讨平山东，经过7　年的征战，定陇右、复代北、围洛阳、战虎牢、决洛水、下荆襄、战江淮、平山东，才完成统一大业，建立起巩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 　　李渊父子攻占长安后，在金城（今甘肃兰州）称秦帝的薛举便以10　万之众进逼渭水，直接威胁着李渊势力的发展，世民率兵将其击退。李渊称帝后，薛举立即亲自带兵直逼岐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刚刚受封秦王的世民，奉命率八总管迎战。薛举又以其子薛仁杲进围宁州（今甘肃宁县），打算直取长安。薛举突然病死，薛仁杲继立，屯兵折墌城（今甘肃泾川东北）。秦王采取"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①的策略，与薛仁杲相持了60　多天。薛部粮尽，军心不稳，唐军于浅水原一战决胜，薛仁杲投降，陇右平定。数月后，刘武周采纳其大将宋金刚的建议，"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武德二年四月，宋金刚率2　万精兵入犯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②。太原是李渊父子的发祥地，又是军事重镇，故命齐王元吉为留守。齐王抵挡不住刘武周、宋金刚的攻势，高祖命裴寂督军增援，也被打得全军覆没。刘武周进逼太原，齐王携家连夜逃回长安。高祖叹道："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③宋金刚又连续攻陷浍州（今山西翼城）、晋州（今山西临汾）等地，据守蒲坂（今山西永济北）的隋将王行本与之呼应。于是，河东大片土地尽为刘武周所有。高祖无奈，手敕"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秦王立即上表，以为"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请"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①十一月，秦王率兵自龙门乘坚冰渡过黄河，进驻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在浍州的宋金刚对阵。唐军仍然"深壁高垒，以挫其锋"，并命李仲文坚守浩州（今山西汾阳），切断对方的运粮通道。两军相持了5　个月，宋金刚援绝粮尽，被迫北撤。秦王开始出击，有时昼夜行军200　里，一日八战，穷追不舍。介休一战，彻底击败宋金刚。刘武周闻讯，率百余骑弃太原北走突厥。秦王进驻晋阳，并、汾旧地迅速收复。 　　正当唐军经营关中、代北之际，中原局势发生着急遽变化。 　　先前，有4　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在逐鹿中原。他们是：李密的瓦岗军、窦建德的河北义军以及隋朝旧部王世充、宇文化及。武德元年九月，宇文化及缢杀隋炀帝后北上，在魏县（今河北魏县、大名间）称帝，国号许。武德二年四月，王世充在洛阳称帝，国号郑。瓦岗军先后被宇文化及、王世充重创，于武德元年十月经魏征劝说归唐，唯有徐世勣尚控制着东至海、南至江、西至汝州（今河南临汝）、北至魏郡（今河南安阳）的广大地区。后经魏征劝降，徐世勣亦归唐，被赐李姓。为避秦王名讳，去"世"字，称李勣。这时，窦建德也建号大夏，正向西进。武德二年闰二月，攻杀宇文化及。九月，攻占已经归唐的相州、黎阳，俘李神通、李勣、魏征以及高祖妹同安长公主等。 　　①　《旧唐书》卷55《薛举附仁杲传》。 　　②　《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 　　③　《资治通鉴》卷187　高祖武德二年九月。 　　①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王世充趁机发展势力，夺得唐在河南的部分地盘。 　　陇右巩固、汾晋平定之后，武德三年七月，高祖命秦王率大军出关东向。这时，中原地区只剩王世充、窦建德两支劲旅了。 　　唐军东向，首当其冲的是王世充的郑军。秦王首战告捷，占领了进围洛阳的要道慈涧（今河南新安东），并迅速完成对洛阳的合围，使王世充完全处于孤立挨打的地位。王世充多次提出"息兵讲好"，秦王都严辞拒绝。河南各郡、县相继为唐所有，洛阳完全成为一座孤城。但郑军实力尚强，拼死拒守。到第二年二月，攻守双方仍然呈胶着状。唐军部分将士久战思归，连总管刘弘基都建议班师。高祖以洛阳守备坚固，久攻不下，也密令秦王退兵。可秦王以为："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①坚持围攻，决不撤兵。三月，洛阳严重缺粮，眼看就要被攻破。当此紧要关头，窦建德接受了王世充的求援，率10　万大军攻陷荥阳，到达成皋（今河南汜水）东原，要唐军退回潼关，复修前好。 　　原来，武德三年初，窦建德俘李神通、同安长公主、李勣等人后，高祖曾"遣使与之连和"，窦建德遣还同安长公主等。趁着唐、郑相争的机会，窦建德在河北、山东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此刻，眼见王世充要遭灭顶之祸，颇感"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决定发兵相救，并以为"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然后再以"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②。 　　面对两面夹击，秦王分析了唐军内部的两种基本主张，采纳了郭孝恪、薛收的意见，一面命齐王统兵继续围攻洛阳，一面亲领3000　余精骑赶赴虎牢，与窦建德周旋。五月，秦王计败夏军，俘窦建德。虎牢一战，不仅击溃河北劲旅，也决定了洛阳的命运。当窦建德被押至城下时，王世充知道大势不可挽回，开城投降。 　　自武德三年七月唐军出关，至四年五月占领洛阳，前后10　个月。围洛阳，8　个月；战虎牢，两个月。结果，"一举两克"，唐军取得决胜中原的辉煌战绩。 　　窦建德兵败身亡不到一月，刘黑闼在漳南（今山东武城东北）起兵反唐，半年之内尽复窦建德旧地，兖州徐圆朗举兵响应，战火再起。武德五年正月，刘黑闼自称东汉王，以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为都。三月，唐军决洺水以灌刘黑闼。两个月后，复引突厥重返山东。高祖派齐王东讨失利，又命太子出征。太子建成依魏征建议，改用招抚，放还俘虏，安定民心。结果，刘黑闼失去支持，于六年正月被杀。 　　其它割据势力，或彼此吞没，或内乱降唐。唐军以征讨而削平的尚有3地：江陵萧铣，自武德二年高祖命赵郡王李孝恭、行军总管李靖"规取"，至武德四年十月唐军压境，举荆襄之地而降，两湖至岭南归唐。 　　江淮辅公祐，自杜伏威入长安后，于武德六年八月在丹阳（今江苏南京）称宋王反唐。高祖命李孝恭、李靖征讨，至七年三月俘获辅公祐，江淮平定。武德七年五月，李勣讨平徐圆朗。 　　至此，唐朝削平割据的征战宣告结束，社会逐渐转趋安定。 　　①　《资治通鉴》卷188　高祖武德四年二月。 　　②　《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 　　（二）完备制度高祖即位之初，所行制度大都因循隋朝。随着征战的渐渐结束，各项制度都不断有所更改。自太宗至玄宗，逐步完备底定。这一阶段的政治制度，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模式。 　　1。中枢决策大一统帝国的兴盛，使得中央集权制得以充分发展。决策系统以皇帝为中心，由宰相、中书省和门下省共同组成。 　　（1）皇帝制度军国大事，皆由皇帝最后决定，以诏敕下达有关部门。诏敕的形式共7种：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敕（手诏）、敕旨、论事敕书、敕牒。其中，册书、制书最为隆重、重要，发敕（手诏）最为常用。诏敕若涉军国大事，必须用皇帝之玺。隋朝以来，便有皇帝八玺制度。八玺名为"神宝"、"受命宝"、"皇帝行宝"、"皇帝之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之宝"、"天子信宝"，分别用于不同场合。八玺由门下省符宝郎掌管，须经皇帝批准，当面启用。 　　辅助诏敕而行，另有符节制度。当时，有铜鱼符、传符、随身鱼符、木契、旌节等。使用与掌管，都有严格规定。所有符节都分左、右两半，左半由门下省符宝郎掌管，右半由各有关部门执事官掌管。有事用左符传命，左右符合，方可施行。 　　当时，皇帝的至高无上之权是受到一定制约的。中书省"掌军国之政令"，负责拟定诏敕。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如觉不妥，有权封还中书省。就是说，皇帝的旨意必须经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审覆画可，才能颁于尚书省施行。不经这样的程序，就是违制，可以不承认。这一制度，太宗时执行得最有成效，因而失误少。 　　围绕皇帝制度，皇储制度也较前代完备。皇太子所居东宫，建置了一套体系完备的职官系统，俨然一个"小朝廷"。 　　此外，围绕皇帝的礼仪制度、舆服制度、陵寝制度、后宫制度、宗室制度，也都进一步发展起来，达到前所未有的完备程度。 　　（2）宰相制度隋朝尚书、内史、门下三省长官虽然"共执朝政"，但被正式称为"宰相"者唯左、右仆射，而三省的运转轴心在尚书都省。这就是所谓"参议国之大事"的三公，"坐于尚书都省。朝之众务，总归于台阁。"①而到唐初，则以三省长官为"真宰相"，因而称"其制定于唐"②。三省名称，已固定为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三省长官分别为左、右仆射各1　人，侍中2　人，中书令2　人。三省长官，"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③实际上，政事堂主要是协调中书、门下两省关系，即中书出令、门下封驳，争论不决，则先在政事堂议定，然后再奏闻。 　　①　《隋书》卷28《百官志下》。 　　②　《文献通考》卷49《职官考三·宰相》。 　　③　李华：《中书政事堂记》，《全唐文》卷316。 　　武则天当政时，政事堂成为宰相议决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机构。宰相在政事堂议政，实行轮流"秉笔"之制。秉笔宰相称"执政事笔"，即首席宰相，主持政事堂会议，总其记录。有诏敕签发，需宰相同署名者，除特别重大之事，可由秉笔宰相代署。光宅元年（公元684　年），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便将政事堂由门下省移到中书省。从此，决策重心由门下省转至中书省。但此时的宰相仍是兼职宰相，即"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④。三省长官，在政事堂议政是宰相，回到三省则是各部门长官。 　　到玄宗时，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正堂为宰相议政和办公之所，后院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分曹以主众务"，为处理各项事务的秘书机构。至此，政事堂制度进一步完备，成为宰相决策和日常办公的重要权力机构，宰相也不再回本部门主持工作了。鉴于仆射为从二品，侍中、中书令为正三品，"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与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①。但因其本官品位稍低，实际只是副相。太宗晚年，又有"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即"同侍中、中书令"官品，可进出政事堂。至中宗时，虽为仆射，但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则不得参议朝政，不能入政事堂。"同中书门下三品"（简称"同三品"）逐渐成为固定职衔，取代"参知政事"一类名号为副相。高宗、武则天时期，又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以（同）平章（事）为名。"②玄宗以后，"同三品"又为"同平章事"所取代，成为副相的一种固定名称。 　　（3）决策程序自隋入唐，三省分工明确。中书、门下两省，是中央决策系统的两个关键部门。两省均在皇城之北，合称"北省"，以别于在皇城内的"南省"--尚书省。 　　高祖武德三年（620　年），改内史（内书）省为中书省。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一度改名西台、凤阁、紫微省，随即又恢复为中书省。置中书令2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西台右相、内史、紫微令、右相，被尊称为"令公"。中书令为正宰相，后来在政事堂办公，中书侍郎便成为本省实际长官。中书侍郎，置2　人，正四品上，曾随省名改称西台侍郎、凤阁侍郎、紫微侍郎。中书舍人，置6　人，正五品上，亦随省名改称，具体负责本省的中心工作。其中1　人为"知制诰"，专门负责起草诏敕，列席政事堂会议。6　人分别联系尚书省六部，协助宰相处理有关奏章。 　　门下省自隋炀帝改官制，逐渐摆脱宫廷杂务，至唐初已完全成为专司封驳、参决政事的重要决策部门。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一度改名东台、鸾台、黄门省，不久即复为门下省。武德三年，改纳言为侍中，置2　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东台左相、纳言、黄门监、左相。侍中为正宰相，玄宗以后不再任命，门下侍郎始终为门下省实际长官。门下侍郎，置2　人，正四品上，不任命侍中以后升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东台侍郎、鸾台侍郎、黄门④　《通典》卷23《职官五·吏部尚书》。 　　①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 　　②　《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侍郎。给事中，置4　人，正五品上，直接负责本省中心工作，审定诸司奏抄，"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①总括起来，唐朝这一阶段的决策程序大致如下：无论是"朝参"时皇帝与宰相议政，还是皇帝本人提出议题，都要先经政事堂会议商议决定，再由中书省知制诰拟就诏敕，送门下省审覆，如无不当，然后呈奏皇帝批准。诸司奏章，也得先经政事堂五房提出处理意见，政事堂会议议决后，再送中书、门下两省走程序。 　　2。行政体系（1）中央体制这一阶段，中央行政体制是典型的尚书省六部与诸寺、监上下相系，协同运行的机制。尚书省与诸寺、监之间的职掌，是从隋朝逐渐开始分工明确起来的。尚书省是中央行政管理的中枢，掌政令；诸寺、监是中央事务机关，承受尚书省政令，分别负责某具体方面的事务。这就是唐太宗所说："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①。 　　尚书省在高宗、武则天时，曾改称中台、文昌台、都台，别称南省。名义上以尚书令为长官，但极少授受，故以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左、右仆射，各置1　人，正二品，"总判省事"。 　　尚书省总办公厅称尚书都省，又称都司、都台、都堂，以左、右丞为长官，各置1　人。左丞正四品上，"通判都省事"，分管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右丞正四品下，分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又有左、右司郎中各1　人，从五品上；左、右司员外郎各1　人，从六品上，"掌副"左、右丞所管诸司之事。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员外郎，都在尚书都省办公。 　　尚书省统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各置1　人，正三品；各部次官为侍郎，各置2　人，正四品下（吏部侍郎为正四品上）。六部各领四司，每司各置郎中1　人，从五品上；员外郎1　人，从六品上，掌管本司事。吏部、户部、兵部司，有时各置郎中、员外郎2　人。六部二十四司主各项政令，具体分工是：吏部，掌官吏铨选、考课、封爵、勋赏，分领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 　　户部，掌天下田户、度用、钱帛、仓贮，分领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 　　礼部，掌礼仪、贡举、祭享、朝贡，分领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兵部，掌武官选授、疆域版图、车乘传驿、戎器仪仗，分领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 　　刑部，掌天下刑律、官奴役隶、经费审计、门禁关津，分领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 　　工部，掌土木营造、屯田职田、山泽苑囿、舟楫河渠，分领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 　　①　《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 　　①　《旧唐书》卷70《戴胄传》。 　　尚书省之外，负责行政事务的机构为九寺、五监以及秘书、殿中二省。 　　九寺长官称卿，各置1　人，除太常卿为正三品，其余皆为从三品。次官称少卿，各置2　人，除太常少卿为正四品上，余皆为从四品上。各寺皆置丞，"掌判寺事"，2-6　人不等，除太常丞为从五品上，余皆从六品上。大理寺之外，其它八寺皆领"署"一级机构，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置令、丞为正、副长官。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 　　五监，即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其中，国子、少府、将作三监设置稳定，军器、都水二监废置不常。国子监，掌教育训导之事，置祭酒1　人为长官，从三品；司业2　人为副长官，从四品下。少府监，掌手工技巧之事，置监1　人、少监2　人，为正、副长官。将作监，掌土木营建之事，定置监1　人、少监2　人。少府、将作二监，都有"署"一级下属机构。 　　秘书省、殿中省长官称监，从三品；次官少监，从四品上，以丞"掌判省事"。下属机构称局，类似寺领署。秘书省，掌天下经籍图书，撰修碑志、祝祭之文以及天文历法。殿中省，掌舆乘服御之事，为天子衣食住行服务。直至玄宗前期，尚书省始终处于行政管理的中心地位，中书门下发出的诏敕皆由尚书省转发诸寺、监，或根据诏敕制定具体政令交发有关部门施行。诸寺、监呈皇帝的表章，也交尚书省转中书门下奏闻，批复后仍由尚书省下达有关寺、监执行。尚书省的政令有两种，一是根据诏敕制定的具体施政方案，称"施行制敕"，主要用于军国大事；一是用于日常政务的程式，称"省符"，即所谓"大事则听制敕，小事则俟省符"①。大体来讲，六部与寺、监存在相对稳定的政令承受关系，如户部对口太府寺、司农寺，礼部对口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秘书省，等等。 　　（2）地方体制隋朝的两级地方行政体制，到唐太宗时又开始朝着道、州、县三级制演变。边疆地区，在隋朝都督、都护制中又增加了羁縻府州制的内容。 　　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分天下为十道，作为监察区划，不设专职官员，不定期遣使分道巡察。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　年），增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1　人，京畿、都畿二道以御史中丞领使职，其余各道一般以其大州刺史或大都督府长史兼领，职责为监察官。其后，逐渐干预地方政务。 　　州，按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又按其地位轻重分为京、辅、雄、望、紧若干等。京州为京都或陪都所在地，后改称府。辅州以下，主要是为限定官员转迁次序而设。太宗贞观十三年（639　年）统计，有358　州。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有328　州。长官为刺史，上州从三品，中州正四品上，下州正四品下。以别驾、长史、司马协助刺史理事。京州为雍州、洛州，玄宗开元元年分别改为京兆府、河南府，长官为尹，以少尹为副。 　　县，京城诸县为京县，京郊诸县为畿县，其它地区按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中下、下四等。为官吏转迁，又分赤、畿、望、紧若干等。贞观十三年，有1551　县。开元二十八年，增至1573　县。长官为令，京县正五品上，畿县正六品下，其它县自从六品至从七品。设丞1-2　人，为令之副。 　　①　《唐六典》卷23《将作监》。 　　高宗至玄宗期间，边疆地区陆续设置了安西、安北、单于、安东、安南、北庭都护府，统管归附的各族部，有大都护府、上都护府之分。大都护府设大都护1　人，由亲王遥领，副大都护、副都护各2　人，实际主持府事。上都护府设都护1　人、副都护2　人。 　　都护府统领归附的各族部，主要通过羁縻州来实现。太宗平定突厥后，西北部族内附，便在其地列置羁縻州，大者为都督府，小者为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不交纳贡赋，但必须为"边州都督、都护所领"①。 　　3。监察制度以官吏监督和言官谏诤为主要内容的监察制度，自太宗至玄宗前期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在当时的政治领域中起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1）监察机构隋炀帝改官制，以御史台、司隶台、谒者台共掌监察。唐朝废谒者台、司隶台，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后仍复为御史台。玄宗初年，以保留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称东都留台，亦称东台或留台。 　　御史台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置1　人，从三品；副长官为御史中丞，置2　人，正五品上。下属有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分别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的办公处所。 　　御史大夫、御史中丞除了主持本部门公务，另有三项职掌。其一，与刑部尚书、大理卿组成三司，联合审理案件。其二，奉帝命审查囚徒。其三，受理御史奏弹之事。鉴于御史大夫不常置，御史中丞久而久之便成为实际长官。一人在京城负责御史台事务，一人在东都负责留台事务。 　　三院御史，侍御史主弹奏，殿中侍御史主殿廷秩序，监察御史主巡察。 　　御史台纠察内外官员，职任颇重。为防其恣意专横，又有尚书左、右丞对御史台进行监督的规定："御史有纠劾不当，兼得弹之。"①殿中侍御史中有2　人分知东、西推，监督太仓、左藏库出纳。同时，尚书省刑部还有比部司，为专门的财政监察、审计部门。 　　武则天时，增创了知匦制度，成为御史台之外的另一条监察渠道。垂拱二年（公元686　年），命铸铜匦，分东、南、西、北，接纳四方投书。设知匦使1　人，以谏官掌领其职，接受投诉；设理匦使1　人，以御史中丞或侍御史1　人充任，处理投诉。 　　（2）言官制度唐太宗兼听纳谏，推进了言官谏诤制度的发展。 　　在决策的中书、门下两省，设置专司规谏讽谕的职官，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均分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谏官两省对置，更有利于减少决策的失误。散骑常侍，左、右各置2　人，正三品，多安置元老旧臣，规讽过失者少，侍从顾问者多。谏议大夫和补阙、拾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言官、谏职。 　　①　《新唐书》卷43　下《地理志七下》。 　　①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 　　谏议大夫，左、右各置2　人，正五品上，是最重要的谏官。魏征、褚遂良等，都任过此职，再逐步进至宰相。 　　补阙、拾遗，武则天时始置，左、右皆各2　人，分别为从七品上、从八品上。 　　谏官言事，一是廷争，二是上封。廷争，即在朝廷上当面直言皇帝过失。太宗时，"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对于军国大事有所谏议。上封，即书面指陈为政得失。玄宗曾下敕令："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状进来，所有门司不得有停滞。"①谏官言事，一是对皇帝规谏，一是指斥宰相过失。每逢廷议，"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②4。刑律法制太宗至玄宗前期逐步确立起的刑律法制，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是一个高峰，奠定了宋、元、明、清各代刑法制度的基础。 　　（1）唐律疏议自高祖即位，至玄宗前期，有过多次较大的立法活动。 　　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根据隋朝开皇律、令制五十三条格。随即命尚书左仆射裴寂等撰定《武德律》，大略以《开皇律》为准。 　　太宗继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主持重修律令。贞观十一年，修成《贞观律》500　条，分12　卷（篇）。"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蠧，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①同时，又编《贞观令》30　卷、《贞观式》20　卷、《贞观格》18　卷。唐代刑书中的律、令、格、式4　种形式，自此开始齐备。律是刑事法规，令是国家制度法规，格是国家机关行政法规，式是国家机关公文程式。 　　高宗时，又令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等以《贞观律》为本进行修定，仍为500　条，12　卷，称《永徽律》。同时，修成永徽令、格、式。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又诏以律文为经，对500　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释，并设问答，辨析疑义，补充疏漏。这些解释文字称"疏"，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总计30　卷。第二年颁行天下，"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②。疏与律合而为一，称《永徽律疏》。 　　武则天垂拱元年，颁行过垂拱律、格、式。 　　玄宗时，对《永徽律疏》多次修改，成为后世所称的《唐律疏议》，留传至今。同时，修成《大唐六典》30　卷，记录国家机构职掌及其活动，为中国最早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 　　《唐律疏议》30　卷，分12　篇502　条。名例篇57　条，是总纲，内容为五刑、八议、十恶。卫禁篇33　条，为警卫宫廷、守卫关津的条规。职制篇59条，是官吏违法失职的惩罚条规。户婚篇46　条，是户籍、田宅、赋役、婚姻、家庭方面的条规。厩库篇28　条，为牲畜、饲养、仓库管理方面的条规。擅兴 　　①　《唐会要》卷55《谏议大夫》。 　　②　《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①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②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篇24　条，是征集兵士、大兴土木方面的条规。贼盗篇54　条，为维护统治政权、个人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条规。斗讼篇60　条，是斗殴伤人的处罚条规。诈伪篇27　条，是对欺诈伪造的惩罚条规。杂律篇62　条，为不能归入前面九篇的形形色色犯罪，如奸情、契约、借贷等民事纠纷。捕亡篇18　条，处罚逃犯、惩治追捕逃犯不力的条规。断狱篇34　条，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的条规及处罚条例。 　　唐律不仅继承、发展了前代律法，大大地丰富了刑事立法的内容，而且十分重视经济立法和民事立法，制定了众多调整经济关系和民事关系的专门条规，成为一部颇具代表性的完备的古代法典。 　　（2）诉讼审判以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以大理寺为中央审判机关，以御史台实行对执法的监督，这一司法体制自隋至唐逐步完善、健全。地方州、县虽然也建立起相应的法曹、司法等建制，但基本是与行政机关合一的，由刺史、县令亲掌司法行政与审判。 　　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徒刑以下案件归京兆府），以及刑部转来的地方死刑案件。刑部掌全国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认为判决不当则改判，或驳令重审。重要案件，须送中书门下详覆，门下省的给事中可援引律条进行裁正。死刑必须奏报皇帝批准。御史台的监督，大案要案则由御史中丞、刑部尚书、大理卿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府州案件，有时由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大理司直（或大理评事）共同前往审理，称"三司使"；自诉冤枉和疑难案件，由皇帝命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御史台御史组成"小三司"共同审理。 　　各级审判机关的权限，规定十分明确。地方"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复审讫"①。死刑必须皇帝最后裁定，有时还要命中书、门下及尚书、卿、监共议，然后再由皇帝裁决。除恶逆以上和奴婢杀主，一次复奏即可执行外，其它死刑均须决前"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三复奏"①。5。科举制度隋朝始兴科举，秀才、明经、进士等科初具规模。到了唐代，大大地发展起来，成为一项比较完善的选举人才的制度。 　　（1）取士科目《新唐书·选举制上》概括唐代取士之法，分"岁举"、"制举"两种情况。岁举，"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天子自诏，"以待非常之才"，叫做"制举"。 　　岁举是"常选"，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少数年份因天灾歉收、兵变动乱等原因暂停。岁举各科中，以进士、明经两科规模最大。进士科自高宗以后，越来越受应试者的垂青。"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 　　①　《唐律疏议》卷30《断狱》。 　　①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②应试人多，考中极少，因而当时将进士登科比作"登龙门"。明经科以熟读经书为主，考试较进士科为易，录取也不似进士科严格，因而在当时也有很多报考者。进士、明经两科之外，其余10　科多不受人重视，往往无人报考，以至时开时停。本来，秀才科等最高，隋炀帝时尤其如此。可到唐太宗时，"有举而不第者"，于是停举。玄宗时，一度恢复，"应者多落"，因而废绝。其他科目，多为中唐以后所开科目，既不为人们重视，录取又颇滥，不时停其科。孝廉举，本是沿袭下来的一个科目，也在"岁举"之列。唐太宗曾亲试孝廉，却不合格，以后也未能发展起来。岁举中，另有武举一科，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每年准明经、进士例举送。 　　制举是"制诏举人，不有常科"，随皇帝临时所需列定科目。如太宗贞观十一年四月，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①。又如玄宗开元九年以"边境未清，统边须将"，下诏有可以运筹决胜、斩将搴旗，或足拟万人之敌、堪为一堡之雄者，各听自举，玄宗亲试。 　　（2）士子来源前面谈到，唐代取士大致分岁举与制举两种情况。岁举应试者，一是由学馆出身的生徒，二是由州郡贡举的举人。 　　由学馆出身应试者，为数最多。当时，国子监所统，有国子学、太学、广文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以《新唐书·选举志上》的统计，在学生徒2280　人。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还有不少官宦子弟为学生，其教学、考试，"如国子制"。东、西两京所设馆、学之外，地方也都设学，京都学生80　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60　人，下都督府、中州各50　人，下州40　人，京县50　人，上县40　人，中县、中下县各35　人，下县20　人。玄宗以前，对学馆出身十分重视，"进士不由两监（按：东、西两京国子监）者，深以为耻"②。玄宗时，还曾下敕，"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送举"③。礼部考试，也是"先两监而后乡贡"。 　　不由学馆而举者，称为乡贡。唐代的乡贡，不同于前代，不由州郡长或大中正推举，而是想应举之人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参加考试，然后到尚书省"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再由户部"集阅"，进行统考。唐代以乡贡入京考试之人谓"举人"，不同于明清称乡试录取后之人为举人。唐代所谓"举人"，只是可由此而应进士试，当时又称为"举进士"。乡贡，每年仲冬，随各州进贡品而入贡举人。每岁随物上贡举人，都以京兆府（西京长安所在州）为最多。玄宗后期，"禄者以京兆、同（州）、华（州）为荣，而不入学"①，乡贡逐渐受重视。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膏梁之族挤入乡贡，学馆读书视为鄙事。 　　②　王定保：《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 　　①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 　　②　《唐摭言》卷1《两监》。 　　③　《文献通考》卷29《举士》。 　　①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 　　（3）中试授官岁举各科出身虽各不同，但考试时间和考场主考人是相同的。主考官初为吏部考功员外郎，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侍郎充任，一直沿袭下来。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然后放榜。 　　各科考试，规定明确。择其秀才、明经、进士等科，转录如下：秀才科，试方略策5　道，以文理通粗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4　等，为及第。 　　明经科，先帖文，然后口试，经书问大义10　条，答时务策3　道，亦为4等。 　　进士科，试时务策5　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4、帖过4以上为乙第。 　　这种常科及第后，只是获得了出身，即有了做官的资格，并不是立即就可以做官，还得有一定的选限方可赴集而试。玄宗开元三年（715　年）六月的一道诏书说得很明白："明经、进士擢第者，每年委州长官访察行业修谨、书判可观者，三选听集。"①经过吏部试判，中者才授官。 　　秀才等为最高，授官时品阶也高于其他科。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八品上；中上等，从八品下。 　　明经科，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从九品下。 　　进士科，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 　　制举则与岁举不同，登科后便可授官，但也有等第之分。如太极元年（712年），玄宗即位后制举，韩休、赵冬曦应贤良方正科，对策并为乙第；张九龄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 　　①　《册府元龟》卷635《考课一》。 　　（三）贞观之治随着削平割据势力的战争节节获胜，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经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改元贞观。太宗君臣"共理天下"，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贞观之治。 　　1。太宗其人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　年），高祖李渊次子，生于"武功之别馆"，即李氏家族的旧宅之一，位于武功南18　里，南临渭水。 　　世民生母窦氏，是隋神武公窦毅的女儿，"文有雅体。又善书（法），与高祖书相杂，人不辨也。"①隋炀帝大业九年（公元613　年），45　岁便去世了。世民孩提时多受母亲教诲，窦氏也最喜欢世民。高祖称帝后，世民每侍宴宫中，"思太穆皇后（窦氏）早终，或歔欷流涕"②，怀念之情常常见于言表。 　　世民兄弟22　人，窦氏所生4　人，依次为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夭折，故晋阳起兵时只有建成、世民、元吉3　人参与其谋。 　　起名世民，也有一个说法。4　岁那年，在岐州有个书生自称善相面，说此子"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以为名"③。隋炀帝大业九年，李渊为世民娶了长孙氏为妻。其父长孙晟，是隋右骁卫将军，曾献破突厥之策。长孙晟病故后，长孙氏与兄长长孙无忌由舅父高士廉收养。高姓是渤海著名大族，从魏至隋，俱为显官。高士廉颇涉文史，才望素高。长孙氏"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④，与世民尚武，喜好迥然。长孙氏与世民的婚姻关系，又将渤海士族高姓牵联进来。 　　世民初露锋芒是在16　岁那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四月，李渊携家至河东赴任。八月，炀帝北巡，被突厥始毕可汗围于雁门郡（今山西代县）。世民应募入伍勤王，隶于屯卫将军云定兴。他提出"多齎旗鼓为疑兵"的策略，迷惑始毕。东都及诸郡救援赶到，突厥解围北去。 　　第二年，李渊为太原留守，只带世民赴任。在征讨历山飞魏刀儿的别将甄翟儿时，于西河郡永安县雀鼠谷打了一场遭遇战。甄翟儿以2　万之众围李渊5000　兵，世民轻骑突围，救李渊脱险。 　　雁门郡解围，雀鼠谷披靡，史书虽有夸大，但确不失为世民疆场征战的风格。 　　在太原的半年多，世民进一步显露出"安天下之志"。晋阳令刘文静提出"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的设想，世民深以为"正合吾意"，暗中加紧部署。到大业十三年，18　周岁的世民已经"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 　　①　《新唐书》卷76《太穆窦皇后传》。 　　②　《资治通鉴》卷190　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 　　③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④　《旧唐书》卷51《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心。"①起兵入关、削平割据之后，他又面临着一场新的厮杀。 　　2。蹀血禁门从晋阳起兵到削平割据，李世民都起着重要作用，战功显赫。特别是在削平割据的多年征战中，秦王更是屡建奇功。早在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太子建成便"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太子詹事李纲"屡谏不听"②。 　　武德四年决胜中原，一举两克，俘窦建德、降王世充后，高祖以自古以来的官号"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给秦王"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③天策上将府置官署，"掌国之征讨"，设长史、司马各1　人，从事中郎2　人，军谘祭酒2　人，典签4　人，主簿2　人，录事2　人，记室参军事2　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事各2　人，参军事6　人。"掌国之征讨"，表明这是当时最高军事征战机构；设立官署，实际是秦王的军事决策集团。随着"海内渐平"，秦王"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著名的"十八学士"是：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这实际上是一个以房玄龄、杜如晦为首的政治决策集团。大约在武德五年前后，秦王府成为一个人才济济、文武具备、实力雄厚、"中外归心"的强大政治势力。"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①，是当时朝臣中人所共知的事实。 　　以太子建成为首的东宫集团，这时也深感受到严重威胁。武德五年十一月，刘黑闼二次起兵，太子中允王珪、太子洗（xiǎn，音显）马魏征以为"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而太子"仅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便建议太子"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②太子采纳此议，立即请战。高祖准奏，以太子统兵东讨，陕东道大行台、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太子节制，得以全权处理军政要务。齐王元吉随同太子一道东征，大约在此时被拉拢。 　　处于太子与秦王的明争暗斗之间，齐王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地位。跟随秦王，将永无出头之日。投靠太子，在他看来更有利于自己："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③东宫与齐府"连谋"后，齐王多次劝太子除掉秦王。武德七年，太子私下招募长安恶少2000　余人，"畜为宫甲，分屯（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齐府也"募壮士，多匿罪人"，以亡命之徒来扩充私人武装。同时，太子、齐王"又外结小人，内连嬖幸"。朝中大臣、高祖最宠信的宰相裴寂公开支持太子集团，高祖宠妃张婕妤、尹德妃完全倒向太子一边。太子东宫、秦王府、齐王府三大集团势力渐渐呈现2∶1　的局势，东宫、齐府联合外廷、后宫"共倾世民"，以致秦王发出"我当此日，不为兄 　　①　《资治通鉴》卷183　恭帝义宁元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7　高祖武德二年九月。 　　③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①　《资治通鉴》卷190　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 　　②　《资治通鉴》卷190　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 　　③　《旧唐书》卷64《巢王元吉传》。 　　弟所容"①的感叹！ 　　武德九年，暗斗转向明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太子、齐王一方，与后宫"日夜谮诉"秦王，欲高祖"密杀"或降罪秦王。秦王一方，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则"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太子、齐王以秦府"智略之士"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房玄龄、杜如晦，便在高祖面前"谮而逐之"。局势进一步恶化，长孙无忌与舅父高士廉、秦府将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恰逢突厥数万骑兵入塞侵边，太子趁机提议齐王替代秦王督诸军北征。齐王进一步要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秦叔宝一同出征，想借机把秦府精兵转到自己手中，然后谋杀秦王。 　　这一阴谋，很快被太子率更丞王晊知道，并秘密告诉了秦王。秦王急召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商议，又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在玄武门伏兵截杀建成、元吉。前一天，秦王密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高祖愕然，决定"明当鞫问"。第二天，六月四日，高祖召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大臣在太极宫"泛舟"等候3　个儿子到来，而秦王正率领尉迟敬德等9　人伏兵玄武门内。玄武门是宫城北门，为内廷警卫驻扎重地，出入内宫的必经之路。此时，太子、齐王得到张婕妤关于秦王向高祖密告的情报，齐王主张"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太子以为"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这天值班宫门的将领是常何，本为太子亲信，十分放心。谁想，常何早已将秦王等人引入玄武门内埋伏好了。当两人行至临湖殿方觉有变，掉转马头欲回宫、府，秦王已策马迎面而来，齐王仓皇张弓，连射3　箭，皆未射中。秦王一箭，首先射杀太子。尉迟敬德带领70　骑赶到，射中齐王坐骑，秦王纵马追赶，兄弟两人在地上厮打。尉迟敬德赶到，射死齐王。这时，宫、府精兵正在拼死攻打玄武门，守卫宫门将士多有死伤。当尉迟敬德手持太子、齐王人头赶到，"宫、府兵遂溃"，血战才算告一段落。 　　秦王派尉迟敬德到海池舟中面见高祖，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①高祖见事已至此，为尽快平息变乱，"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军心始才安定。 　　六月七日，立世民为太子，并下诏："自今军国庶政，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不几天，高祖手诏"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了要提早退位的意愿。八月，高祖传位于太子，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正月，改年号贞观，历史进入"贞观之治"的年代。 　　3。以静求治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后，开始执政，当即"令百官各上封事备陈安人理国之要。"②正式即位后，"安人理国"更是首当其冲的要务。 　　（1）确定国策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十月，太宗君臣进行了一场辩论，终于确定下 　　①　《贞观政要》卷5《忠义》。 　　①　上引均见《资治通鉴》卷191　高祖武德九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以静求治"的基本国策。 　　大乱之后，能否实现大治？不仅群臣异论，就是太宗本人也信心不足，发出"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唯有魏征信心十足，说："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则以为，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浇薄，所以秦朝专用刑律，汉朝杂以霸道，不是不想教化，实在是想教化而不能。魏征反驳，引用了历代乱后致"太平"的事例，说"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①太宗最终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制定出"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基本方针。经太宗君臣"力行不倦"，数年之后"天下大宁，远戎宾服"。太宗回忆说："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②由此，足以显见当初那场争论对实现"贞观之治"是何等的重要！ 　　其实，太宗一即位就提出了"为国之道，安静为务"的方针。当时，突厥颉利可汗兵临渭水之北，太宗智退颉利，订立"便桥之盟"。然后对大臣们说："我所以不战者，即位日浅，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一与虏战，必有死伤"，"结怨于我，为患不细"③。这时，太宗的"安静"主要指避免征战。经过"理政得失"的讨论，"安静"又被赋予新的含义，即"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紧接着，强调"君依于国，国依于民。"④贞观初年，太宗接二连三地申明："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人君简静乃可致耳"①。"简静"是为"不夺农时"，不夺农时是为"存百姓"。围绕"存百姓"这一宗旨，以"简静"为施政方针，太宗君臣"夙夜孜孜"，终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 　　（2）去奢省费这主要表现在戒兴宫室、禁止王公奢靡诸方面。 　　太宗即位后，所住宫殿还是隋朝建造，已然破旧。原打算建造一殿，"材木已具"，但一想起秦始皇营造宫室而亡的教训，便不准备兴建了。当时太宗患有"气疾"，不宜居住潮湿，因而公卿奏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说："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虽然大臣们请求再三，太宗"竟不许"。四年，又对大臣们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②。贞观前期，太宗基本上没有大肆兴修土木工程。十一年洛阳大水，冲毁百姓房屋，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供百姓整修居室。 　　太宗两次释放宫女，一次在即位之初，放还宫女3000　余人；一次在贞观二年，又放还宫女数千。释放宫女，一是"省费"，二是"息人"，即令其婚配，生男育女，增加人口。 　　禁断王公奢靡，自贞观元年便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 　　①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②　《贞观政要》卷5《诚信》。 　　③　《旧唐书》卷194　上《突厥传上》。 　　④　《资治通鉴》卷192　高祖武德九年十一月。 　　①　《贞观政要》卷1《君道》、卷8《务农》。 　　②　《贞观政要》卷6《俭约》。 　　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限制王公贵戚过分奢侈。十一年，针对勋戚之家"以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的情况，专门下了一道《戒厚葬诏》，违者"随状科罪"③。由于太宗的提倡和限制，贞观年间"风俗简朴，衣无绵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①。 　　（3）轻徭薄赋轻徭薄赋，为的是"使民衣食有余"。已经颁行的均田令和租庸调法，太宗继位后切实地加以推行和落实。 　　贞观初，长孙顺德拜泽州刺史，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②十一年河南暴雨成灾，太宗下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③。就整个贞观年间的情况看，推行和落实均田令的重点在宽乡，奖励垦荒。贞观元年，"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④同时，考课地方官，也以"安置客口"、"善相劝勉"者为最。直至十八年，太宗在灵口（今陕西临潼零口）见丁男受田30　亩，达不到田令规定的100　亩，"夜分而寝，忧其不给"，下诏州府"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⑤。 　　"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不在薄赋，而在轻徭，这主要是汲取隋炀帝"徭役无时，干戈不戢"的教训而确定的。除去前面所说为了去奢省费，在限制役使民力方面，太宗还用法律加以约束。《唐律》中明确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⑥一面去奢省费，一面促进生产，使民衣食有余。其核心是与民休息，不违农时，所体现的正是以静求治的施政总方针。贞观五年年底，太宗君臣把与民休息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还用养病来作生动的比喻，说："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①经历了隋末丧乱而创建的政权，犹如久病初愈，尤其需要悉心护养，才能康复强盛起来。（4）实现"大治" 　　在"以静求治"的决策下，太宗君臣孜孜以求，推行均田、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去奢省费，"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 　　京畿地区，首先恢复和发展。贞观三、四年，关中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关东广大地区，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②的荒凉景象。 　　到贞观六、七年风调雨顺，"频致丰稔"，关东普遍恢复和发展起来，一改昔日凋残破乱的面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③　详见《唐大诏令集》卷80。 　　①　《贞观政要》卷6《俭约》。 　　②　《旧唐书》卷58《长孙顺德传》。 　　③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 　　④　《旧唐书》卷191《崔善为传》。 　　⑤　《册府元龟》卷105《惠民》。 　　⑥　《唐律疏议》卷16《擅兴律》。 　　①　《资治通鉴》卷193　太宗贞观五年十二月。 　　②　刘肃：《大唐新语》卷13《郊禅》。 　　此皆古昔未有也。"③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都是丰年。德宗时，宰相杜佑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治）。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④这些记载，虽然不免夸张，但"外户数月不闭"反映的是社会安定，米价不断下跌表明农业持续发展，"使民衣食有余"的目标大体实现了。因此，人口增长比较迅速。高祖在位时，全国不满200　万户。贞观末年（公元649年），全国民户近380　万，23　年间净增180　万。 　　4。任贤纳谏"贞观之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太宗的任贤纳谏分不开的。因而，任贤与纳谏便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 　　（1）任贤致治在确定"以静求治"基本国策的同时，太宗又提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问题，把"致治"与"得人"联系起来。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太宗颇感自己"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而所委任的官吏"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①，再次强调"得人"与"治乱"的关系。到晚年，太宗总结实现"大治"的三条经验中，第二条便是"进善人，共成政道"②。这表明，太宗始终把"得人"视为"致治"的关键，因而多次要求宰相放下"细碎务"，专门"求访贤哲"。 　　"得人"关系"治乱"，太宗择官时特别强调："任官惟贤才"。所谓"贤才"，魏征有过解释："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③"才行俱兼"，也就是才德兼备。在总体上，太宗始终遵循着这一衡量、选拔人才的基本准则。不论至亲、勋旧，还是"微贱"、"昔仇"，只要"才行俱兼"，就及时任用。相反，如果"才行不至"，即使亲贵，也不虚授。国舅长孙无忌既是至亲，又是元勋，七年，太宗封其为司空，有人以为这有"私亲之诮"，太宗立即表示："朕之授官，必择才行"，长孙无忌"雅有武略"，"功绩才望，允称具瞻，故授此官"，"盖是取其才行"①。魏征出身"微贱"，又曾劝太子建成早谋秦王世民，可谓太宗"昔日仇敌"，但其"雅有经国之才"，太宗任以"枢要之职"，所陈要事太宗无不"欣然纳受"②。而太宗从叔父李神通，既是宗室亲王，又有当初响应举义之功，武德九年计功行赏时被排除在一等功臣之外，位居房玄龄、杜如晦之后，因而"不服"。太宗当面指出：义旗初起，"叔父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后来"（窦）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既无将才，又无军③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④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①　《贞观政要》卷3《择官》。 　　②　《新唐书》卷105《褚遂良传》。 　　③　《贞观政要》卷3《择官》。 　　①　《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 　　②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功，"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③。李神通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位列房、杜之后。不久，"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才的房、杜擢升为宰相。 　　至于"有德无才"或"才优行薄"之人，太宗大体做到知其善恶，舍短取长，但终不重用。特别是"才优行薄"者，即使再有资历，也不重用，许敬宗就是明显的例子。许敬宗"善属文"，早年与魏征同为李密幕僚，后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太宗用兵高丽，命其马前草拟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但直至太宗去世，前后30　多年，"位不过列曹尹"而已。相反，马周、刘洎等是太宗即位后才入朝为官的，不过六七年，皆为宰相。以"文学宏奥"而论，马周、刘洎比不过许敬宗，但太宗对他们的作用却"相殊"，完全是由于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④。 　　为了保证"广任贤良"，太宗特别注意杜绝谗邪。他总结实现"大治" 　　的第三条经验便是："斥远群小，不受谗言"。当时，太宗君臣除了经常论说"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还定下一条规矩：谗人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一次，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数职"，想动摇二人的相权。太宗对主管选官的吏部尚书戴胄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同时指出：陈师合"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于是，以谗人之罪罪之，"流陈师合于岭外"①。还有一次，有人告魏征谋反，太宗说："魏征，昔吾之仇，只以忠于所事"，如今提拔任用，"何乃妄生谗构？"②连问都不问魏征，便将诬告之人斩首！谋反罪是要斩首的，诬告魏征"谋反"，以谗人之罪罪之，所以诬告者被斩首。这一有力措施，确保了"贤能"人尽其才，共成治道。 　　当实现"大治"之后，太宗说道："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③。从贞观年间决策集团的构成来看，确实体现了广任贤才，共成治道的特点。最高决策集团的成员，大致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秦王府的"亲故"，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二是来自太子东宫的"昔仇"，如魏征、王珪等；三是起于"寒微"的"贤才"，如马周、刘洎、戴胄等；四是高祖时的"遗老"，如萧瑀、封德彝等。太宗依重秦王府"亲故"，大胆信用"昔仇"和"寒微"，联合高祖"遗老"，加速了"大治"的进程。再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看，也是新旧、官民、士庶、夷汉同时并用。后代对于"贞观之治"的评论，都非常看重任贤致治这一点。《旧唐书》中，"史臣"再三强调：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终平泰阶，谅由斯道"①。"所谓猛将谋臣，知机识变。有唐之盛，斯实赖焉。"②（2）纳谏共治纳谏与任贤，是关系治乱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太宗不只一次对大臣们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③　《旧唐书》卷60《淮安王神通传》。 　　④　《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史臣曰"。 　　①　《贞观政要》卷6《杜谗邪》。 　　②　《贞观政要》卷6《杜谗邪》。 　　③　《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①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史臣曰"。 　　②　《旧唐书》卷68"史臣曰"。 　　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③这里，既把"纳忠谏"、"进直言"提到关系治乱安危的高度，又将二者视为君明、臣贤的标准，只有明君与贤臣"合契"，才能保其国、全其家。因此，贞观初年太宗"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④为了确保"臣进直言"，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得闻政事，有所开说。"⑤同时，三令五申，要求中书省、门下省"坚守直道"，"勿上下雷同"，甚至批评中书、门下"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⑥。再就是实行重赏，鼓励直谏。太宗刚即位，有个叫元律师的人被判死罪，大理少卿孙伏伽进谏：此人"法不至死，无容滥加酷罚"。太宗认为很对，便赐给兰陵公主园，值钱百万。有人认为，孙伏伽所谏极平常，赏赐却太丰厚。太宗说："我即位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⑦贞观元年，为简点中男入军之事，敕文连下三、四次，魏征执奏不可，以至太宗发怒，再出敕旨，魏征仍然坚持不可，掌管签发诏敕大权的黄门侍郎王珪"不肯署敕"。太宗召二人质问，魏征"正色"对答，并指出太宗即位以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①太宗最终停止简点中男入军，赐魏征金瓮一口，赐王珪绢50　匹。总的来说，贞观年间，切谏有功者，太宗通常都要给予物质鼓励。上述措施，概括起来，就是魏征后来所总结："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②特别要提出的是，为了导人使谏，太宗十分注意自己的态度。一是放下君王的架子，不假"辞色"，"接群臣辞色愈温"；二是"恣其陈述"，言者无罪。他常对大臣说："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③君明臣贤，在太宗"导人以谏"的鼓励下，朝廷上下，谠言直谏，成为一时之风尚。新、旧《唐书》列传中，直谏的记载比比皆是。著名的有薛收谏猎，太宗赐金40　锭；温彦博谏长安令杨纂失察，罪不当死；虞世南谏田猎、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谏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马周谏大安宫宜崇奉、宗庙宜亲祀、乐工王长通等不宜赐官，太宗购大宅值200　万以赐马周；王珪谏出庐江王瑗姬、谏祖孝孙不宜令教女乐；姚思廉谏幸九成宫，太宗赐帛50　匹；高季辅指陈时政得失，太宗赐钟乳1　两；张玄素谏修洛阳宫，太宗赐帛20　匹；褚遂良谏宠魏王泰太过、谏告成东岳即罢封禅；张行成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宜以东西为限，太宗赐马1　匹、钱10　万、衣1　袭；刘洎力谏不宜与群臣论难，恐致阻进言之路，等等。④在众多的直谏者中，最杰出的当首推魏征。自太宗即位，至魏征去世，前后17　年间，陈谏200　余事。太宗将魏征比作"可以明得失"的一面镜子，经常对大臣们说："贞观之后，尽心于③　《贞观政要》卷3《君臣鉴戒》。 　　④　《贞观政要》卷2《求谏》。 　　⑤　《唐会要》卷55《谏议大夫》。 　　⑥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⑦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①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②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③　《贞观政要》卷2《求谏》。 　　④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 　　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征而已。"①与朝廷上下直谏成风相呼应，太宗纳谏之风影响到后宫。长孙皇后往往在太宗一时不能接受臣下直谏时，努力进行规劝，起到调节作用。一次太宗罢朝回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忙问要杀谁，太宗说："魏征每廷辱我。"长孙皇后急忙退入内室换了一身朝服出来，郑重地向太宗表示祝贺："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②太宗转怒为喜，杀魏征的念头也烟消云散了。 　　总之，从认识到实践，贞观君臣确实是"协力同心，极言无隐，共相匡辅，共成治道"的。 　　5。严守律法前面一节已经介绍过唐前期的刑律及司法程序，这里着重叙述体现"贞观之治"的另一个侧面--太宗君臣自觉"守法"和严格执法。 　　（1）自觉守法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有一个叫李好德的人患有疯病，"言涉妖妄"，诏令下狱。张蕴古认为此人疯颠有征，不应治罪。太宗已经准备宽赦，张蕴古即向李好德通风报信，并与之"博戏"，被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发现，太宗大怒，令斩张蕴古于东市。过后，太宗深以为悔，对房玄龄说："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遂即决之，岂是道理"。于是下诏："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①从此，死刑必经五覆奏便成为制度。用制度来制约自己的威权，确保皇帝能够恪守律令，换句话说，以法制约皇权，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在处决张蕴古之际，大臣"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记取这一教训，太宗还要求大臣经常提醒他自觉守法。如对大理少卿戴胄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②贞观十一年，太宗以近来执法偏严，问大理卿刘德威。刘德威回答说："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懈决的办法是："陛下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太宗悦而从之，"由是断狱平允"③。魏征更是直言进谏，强调"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指出太宗"作法贵其宽平"，而"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结果是"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这种"任心弃法"，必然"取怨于人"。太宗手诏称魏征所言，"皆切至之意"④。 　　在实践中，太宗能够经常注意诏敕与律令是否相违，以减少皇权对法律的干预。贞观四年，当他发现所颁诏敕与律令相违时，便要求各主管部门"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必须执奏"，再作定夺。同时强调："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六年，又检查自己说："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 　　①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②　《魏郑公谏续录》卷下。 　　①　《贞观政要》卷8《刑法》。 　　②　《贞观政要》卷5《公平》。 　　③　《资治通鉴》卷194　太宗贞观十一年正月。 　　④　《魏郑公文集》卷1《理狱听谏疏》。 　　再次要求大臣不要"以为小事，遂不执言"，指出"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⑤尽量避免以言代法，反复强调臣下不得盲目执行"有乖于律令"的诏敕圣旨，作为一个皇帝，能够"守法"到如此程度，在历史上实属凤毛鳞角！ 　　太宗带头守法，并常常要求臣下奉公守法。一是"虑公等不尊法式，致有冤滞"；二是虑其"徇私贪污"，"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因此，他告诫臣下："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①君臣共相"守法"，出现了全社会"法平政成"的局面，即所谓"太平之基，率由兹道"②。 　　（2）严格执法太宗不单自觉"守法"，同时也不徇私情，严格执法。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谋反。太宗姐长广公主之子、洋州刺史赵节，也"预其反谋"，按律当诛。长广公主的丈夫、中书令杨师道奉诏与长孙无忌等共同审理承乾谋反案，杨师道私下为赵节求情，太宗立即将杨师道由宰相罢为吏部尚书，停止其审理此案。长广公主见丈夫救不了自己的儿子，便亲自出面，"以首击地，泣谢子罪"。太宗"亦拜泣"，但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③赵节与其他主谋，"皆伏诛"。罢免姐夫、斩杀外甥，在人情与法律面前，太宗表现出的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关于"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④思想的一个典型实证。 　　太宗严格执法，带动了一批"多所弹纠，不避权要"的执法官吏。戴胄、高季辅、薛仁方等，都是史册中所记载的佼佼者。以戴胄为例，贞观元年的一天，长孙无忌作为国舅被召入宫，忘记解下佩刀。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是监门校尉失职，罪当死，长孙无忌也应罚铜20　斤，太宗同意了。时为大理少卿的戴胄认为，校尉与长孙无忌"同为误"，按律条规定："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据此，罚铜"未为得衷"。封德彝"执议如初"，戴胄坚持"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怎么可以"同为误"而"生死顿殊"呢？于是，免校尉之死。戴胄既没有因长孙无忌是国舅而阿谀，也没有因封德彝是宰相就屈从，而是坚持按律法行事。史称其"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太宗称其"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①薛仁方勘问蜀王妃之父，也是一件特殊案例。贞观七年，太宗第三子、蜀王恪的岳父杨誉，依仗权势争夺官婢，触犯律条。都官郎中薛仁方的职权之一，就是审理有关奴婢的一切案件。因此，依法将杨誉"留身勘问"，即拘留审查，尚未定罪。杨誉的儿子为千牛卫府的卫官，是皇帝的侍卫武士，便在殿廷上告薛仁方非法拘留其父，并造谣说薛仁方"以国戚之故，横生枝节"。太宗听信一面之词，下令杖薛仁方100，撤其职务。魏征立即阻止道：⑤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①　《贞观政要》卷6《贪鄙》。 　　②　《旧唐书》卷185　上《良吏传》序。 　　③　《资治通鉴》卷197　太宗贞观十七年四月。 　　④　《旧唐书》卷70《戴胄传》。 　　①　《旧唐书》卷70《戴胄传》。 　　"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特别指出："世家贵戚，旧号难治"，"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②太宗深感"响者不思"，取消了撤薛仁方职的原议。正是贞观君臣严以执法，"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才使得"官吏多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③这正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也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6。渐不克终太宗在位23　年，比较明显的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大约到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前后，便如魏征所言，"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①。 　　贞观初期，太宗经常对大臣们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贞观六年起，态度即有所变化。九年，虽然不忘"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但却沾沾于自己的"武胜于古"、"文过于古"、"怀远胜古"的功业，以为"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②已经不是孜孜以求致治，而是想靠功业保其"慎终"了。十一、十二年，魏征连连上疏提醒太宗："功业虽盛，终不如往初。"十三年，特别写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告戒太宗。上疏中系统地列举了太宗"渐不克终"的十大表现，切望太宗"思而改之"，避免"亏一篑之功"。太宗的"渐不克终"，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的变化上。 　　一是由清静简约到骄奢纵欲。贞观初年，厉行节俭，禁止营建宫殿，甚至表示要"抑情损欲，克己自励"。但当经济恢复、社会安定之后，便下诏修复洛阳宫，被张玄素谏止。过了一年，刚修建成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又下令修复洛阳宫，戴胄进谏，虽赞扬其直言，实际并未接纳。不久，即动工修建。至贞观八年，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民"，反被加以"谤讪"之罪。虽然如此，但这时太宗在谏诤面前尚能有所克制。而十一年营建飞山宫，为杜谏者之口，竟说什么"若不为此，不便我身"。到十五年，为营造之事简直近于蛮横无理了。这年年底的一天，宰相房玄龄等在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北门（宫门）近何营缮"。太宗知道了，对房玄龄发脾气："君但知南牙（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①到晚年，土木之工更加连绵不断，太宗贤妃徐惠上疏指出："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工力之费。"②仅玉华宫的兴建，虽令俭约，但备设太子宫、各司官衙，苞山络野，所费已经要用"亿"来计算了。 　　营建宫室如此频繁，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徭役负担。贞观十一年时，已②　《魏郑公谏录》卷2《谏解薛仁方官加杖》。 　　③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①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②　《贞观政要》卷10《慎终》。 　　①　《资治通鉴》卷196　太宗贞观十五年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51《贤妃徐氏传》。 　　经出现了"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③的情况。可太宗竟说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样的话，一反贞观初年"必须先存百姓"、"治国犹如养病"的认识和做法。 　　贞观十八年以后，越发好大喜功，不断用兵高丽，"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第一次东征，大部分船舰由江西数州所造。第二次东征，则征发江南、剑南12　州制造。蜀人苦造船之役，许以"船庸"代役，而一艘大船的造价相当于2236　匹绢的价格。加之地方官吏催逼"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剑南所属雅州、邛州、眉州的獠民起而反抗。太宗一面急调陇右、陕中府兵2　万前去镇压，一面被迫取消剑南的"船庸"，改由官府支付，征东之事作罢。这差不多是在走隋炀帝的老路了，当初"唯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④的话早被他抛到了脑后！ 　　"渐不克终"的第二表现，是由任贤举善到随心好恶的转变。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中，如果说1、2、5、7、9、10　等条主要指的是太宗由简约到奢纵的变化，那么4、6、8　等条则主要指的是太宗在用人方面"渐不克终"的情况。这中间，包括由"亲爱君子，疏斥小人"到"近昵小人，疏远君子"的变化，从"求贤若渴，信而任之"到"由心好恶，疑而远之"的变化，以及"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向"恩礼不加，忠款莫申"的转变①。贞观初年，当有人劝太宗用"阳怒"来试探群臣，"执理不屈者"是直臣，"畏威顺旨者"是佞臣时，太宗表示以"至诚治天下"，对前代帝王"以权谲小数"接纳臣下深"耻之"，所以不予采纳。可到后来，对于贞观名臣疑心越来越重。十七年初，魏征去世时太宗悲痛自己失去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对这位已逝的大臣却"疑其阿党"，竟然下令推倒亲为其作碑文的墓碑，停止已经许衡山公主配魏征长子的婚嫁。十九年东征高丽，命侍中刘洎与高士廉、马周等辅皇太子监国。当太宗因病返还途中，竟听信褚遂良的"诬奏"，"乃赐（刘）洎自尽"。②杀戒一开，接二连三。副相张亮曾"频谏"太宗停征高丽，当有人告其"有异志"时，大臣中也有言其"反形未具，明其无罪"者，太宗根本不听，竟斩张亮于市。事后，他本人也承认张亮"反形未具"，"至今追悔"③。最后的二、三年间，就连太宗的"亲故"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也都越来越谨小慎微了。一次，太宗让元勋们"攻朕得失"，长孙无忌作为国舅也只是称"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④至于房玄龄，张亮被斩之后不久，也因"微谴归第"。虽然史书未载是什么过错，但一个"微"字可以表明是很小很小的过失，正应了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中所说"诘其细过"，"一朝疑而远之"。如此的君臣关系，还谈什么"上下同心"，只能是"人思苟免，莫能尽力"了。 　　"渐不克终"的再一个表现，即是"从谏如流"向"不欲人谏"转变。 　　③　《旧唐书》卷74《马周传》。 　　④　《贞观政要》卷10《行幸》。 　　①　《贞观政要》卷10《慎终》。 　　②　《旧唐书》卷74《刘洎传》。 　　③　《旧唐书》卷69《张亮传》。 　　④　《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 　　以谏诤著称的魏征，对于太宗的这一转变感受可以说最为深切。贞观六年，魏征已经发现苗头，指出太宗由贞观之初的"从谏如流"变为"谏者颇忤"，到八年时已是"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①十一年，魏征连上《论时政疏》4　篇，还特作1　篇《理狱听谏疏》，指出太宗"喜闻顺旨之说"而"不悦逆耳之言"。十三年的论太宗"十渐不克终"，已经发展到"虑人致谏"而"意在杜谏者之口"了，以至于"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十七年魏征去世后，骨鲠直谏者已自不多了。十九年刘洎赐死之后，再没有直言无隐、触犯"龙鳞"的谏诤之臣了。长孙无忌的"顺旨不暇"，褚遂良的歌颂"陛下盛德不可胜载"，标志着"贞观之治"的时代即将结束。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五月，嗜服丹药以求长生的太宗皇帝，中毒至死。53　岁的"贞观之治"开创者，连同他的业迹一起成为了过去。 　　①　《资治通鉴》卷194　太宗贞观八年十二月。 　　（四）武周改制唐太宗在位期间，久久陷于废立太子的烦恼之中。最终，废掉长子承乾、贬黜四子魏王泰，在外戚、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的情势下，太宗立了连自己都认为"懦，恐不能守社稷"①的九子李治为皇太子。接着，他又为这个未来的朝廷作了精心的安排，形成以"元舅"长孙无忌为主要支柱的最高决策核心。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五月，太宗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以为只要这两个人"尽诚辅佐"，便可以"永保宗社"②。同年六月，皇太子李治即帝位，是为高宗。 　　然而，太宗、长孙无忌费尽心机的种种安排，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发展，相反，演变出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结果。1。永徽之政高宗即位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改年号为永徽，共6　年，即公元650-655年。 　　（1）贞观遗风高宗自即位始，长孙无忌便"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高宗）无不嘉纳。"③太宗贞观年间的政策，大体沿袭下来。 　　太宗遗诏"辽东行事并停"，高宗立即宣布"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永徽元年（公元650　年），立妃王氏为皇后，效法太宗"日引刺史十人入閤，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④当年，太宗亲撰《帝范》12　篇以赐太子，高宗此时尽其所能努力实践。 　　例如，《帝范》中有《戒盈》、《崇俭》两篇，高宗即位后很注意力行。叔父滕王元婴"颇骄纵逸游"，"以弹弹人"、"以雪埋人"，恣意取乐，高宗赐书告诫这位叔父。滕王不听，又"数犯宪章"，高宗竟削减这位叔父"邑户及亲事帐内之半，于滁州安置"①，以示惩劝。再如，《帝范》中有《纳谏》一篇，高宗也极力仿效。左武侯属吏卢文操跳墙盗窃左藏库财物，高宗以其职司纠察，却自为盗，罪当死。谏议大夫萧钧以为，卢文操其罪难饶，但法不至死，若处以极刑，天卞必然会说"陛下重货轻法，任喜怒杀人。"高宗最终免去卢文操死刑，并对周围的侍臣称赞萧钧为"真谏议也"②。总之，在太宗《帝范》的训导下，在元老重臣们的辅佐下，高宗大抵因循着太宗后期的遗训："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③后来，睿宗时的一位监察御史韩琬，将太宗与高宗即位之初的政治实施情况作了一番系统比较："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污窳；吏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 　　①　《资治通鉴》卷197　太宗贞观十七年十一月。 　　②　《旧唐书》卷801《褚遂良传》。 　　③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二年闰九月。 　　④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水徽元年正月。 　　①　《旧唐书》卷64《滕王元婴传》。 　　②　《新唐书》卷101《萧瑀附钧传》。 　　③　《资治通鉴》卷198　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正月。 　　轻而不犯，赏虽薄而劝；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学校不厉而勤，道佛不惩而戒；土木质弗厚，裨贩弗蚩。"④此中，虽不免夸大之辞，但"永徽之治"作为"贞观之治"的延续，确也是事实。因而，司马光概括道："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遗风。"⑤（2）元舅弄权永徽之政的另一个方面，过去谈论较少，这就是长孙无忌要巩固既得权益。 　　太宗晚年，健在的开国元勋已经不多。长孙无忌的双重身份使其威权日隆，大有左右朝政之势，以至太宗在决定立太子问题上都得遵从他的意愿。为巩固既得权益，扶植一个懦弱而便于控制的外甥当皇帝，当然会更有利于自己操纵权柄，这就是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的真实意图。太宗虽然看出李治的懦弱性格，对他并不很放心，因此特意为其留下一部《帝范》。然而，书中却"无一言及此以警策之"①。结果，仅仅永徽的6　年间，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便露出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 　　吴王恪，太宗第三子，杨妃所生，高宗的兄长，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一度打算立为太子。长孙无忌"固争，以为不可"。太宗甚至质问长孙无忌，是不是因为吴王恪不是你的亲外甥？虽然太宗遵从长孙意愿立晋王为太子，但吴王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高宗即位后，元舅辅政，"深所忌嫉"吴王恪。永徽三、四年之交，长孙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遂因事诛（吴王）恪，海内冤之。"②懦弱的高宗，对此一言不发。倒是吴王恪理解同父异母的弟弟，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③，以提醒高宗。紧接着，长孙与褚遂良又诬陷17　岁就追随太宗征战、屡建功勋的江夏王李道宗"与房遗爱交给"，将其配流象州，江夏王病死路途。历来史家对此愤愤不平，写道："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④在元舅与"顾命大臣"的包围和控挟之下，素称懦弱的高宗既然不能总决朝政，便移情于后宫。可后宫也是矛盾重重，王皇后不能生养，萧淑妃所生素节几岁时便能诵古诗赋500　余言，深为高宗所喜爱，萧淑妃也因此受宠。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的后宫矛盾，也逾越宫墙反映到朝堂上，自然是依元舅及遗臣的意图办。王皇后的舅舅柳奭时为中书令，劝皇后立后宫刘氏所生陈王忠为皇太子，一以巩固皇后地位，二则可断萧淑妃将来当皇太后的路。王皇后便让柳奭走长孙的门路，于是长孙与褚遂良等一起出面，"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①在后宫，想宠爱萧淑妃、喜爱萧妃所生素节，也要受到皇后、元舅的干涉，高宗只得寄情于当年太宗的才人武氏。结果，引出了太宗、长孙等根本想象不到的局面。这一变化，正是发端于元舅弄权的"永徽之治"期间。 　　（3）皇后废立④　《全唐文》卷304《上睿宗论时政疏》。 　　⑤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8　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正月胡三省注。 　　②　《旧唐书》卷76《吴王恪传》。 　　③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四年二月。 　　④　《旧唐书》卷60"史臣曰"。 　　①　《旧唐书》卷86《燕王忠传》。 　　太宗才人武氏，即后来的女皇武则天（公元624-705　年），正是在"永徽之治"的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 　　太宗去世后，才人武氏随同其他宫人一道被安置在长安城中的感业寺，削发为尼，陪伴"青灯古佛"。先前，高宗被立为太子之后，"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晚年，常不住长安，太子便与这位仅比他大4　岁的才人发生了暧昧关系。永徽元年（公元650　年）五月，太宗去世周年，高宗到感业寺行香，见到已经削发的昔日情人，"武氏泣，上亦泣"，双双落泪。"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纳）之后宫，欲以间（萧）淑妃之宠。"武氏被王皇后作为抵消萧淑妃恩宠的工具，最迟不过永徽二年便被召入宫中。"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②。昭仪，正二品，位列九嫔之首，仅次于正一品的淑妃、德妃、贤妃。 　　正当长孙无忌等谋立太子忠，冤杀吴王恪、江夏王道宗，"窃弄威权" 　　之际，高宗对后宫王皇后、萧淑妃"更相谮诉"、争风吃醋也越来越烦恼，因而"不信后、淑妃之语，独信昭仪"。武昭仪利用后、妃之间的矛盾，"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①高宗总共12　个子女，最后的4　男2　女都是武氏生养，足见其独占帷房和专宠的情况了。 　　然而，要以武昭仪取代王皇后，懦弱的高宗说什么也下不了决心。永徽五年初，武昭仪以惨痛的代价，亲手葬送了刚刚出生不久的亲生女儿，使高宗误以为是王皇后所为，"由是有废立之志"。首先是将王皇后的舅舅柳奭罢相，接着便是高宗与武昭仪一道去走"元舅"的门路，幻想得到支持。在种种厚赏、封其子官爵之后，高宗以王皇后无子、武昭仪已生子，欲行废立。可长孙"元舅"置若罔闻，"对以他语，竟不顺旨"。武昭仪又让其生母杨氏到长孙府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高宗"畏大臣不从"，主要是"畏"元舅"不从"。果然，长孙无忌"不顺旨"，事情就难办。 　　武昭仪明白这一点之后，就不再指望元老望族的支持，而在长孙集团以外寻求声援。第一步，敕禁王皇后母魏国夫人"不得入宫"，切断王皇后交通外廷的联系；再贬王皇后舅舅柳奭为州刺史，使已然失宠的王皇后更加弧立。进而，在长孙集团对立面"潜布腹心"。中书舍人李义府正为长孙无忌贬黜，叩閤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立即破格提升为中书侍郎。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等，皆成为武昭仪的心腹。长孙集团的举动，有了对立面的监视，很快便能够传入宫中。 　　永徽六年九月，长时间看"元舅"脸色行事的高宗不再像先前那样"懦弱"，执意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褚遂良"以死争之"，高宗"大怒"，不再管他是什么"顾命大臣"，命人立即将其带出去。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纷纷上疏"濒死固谏"，高宗"皆不纳"。随后，战功卓著的元老李勣一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得到这一暗示和支持，废立皇后之意"遂决"①。三两天之内，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十月中旬，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数日后，立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举行册立皇后大②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五年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五年十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六年九月。 　　典，由司空李勣主持。同时，在肃仪门举行百官朝拜新皇后的仪式。朝皇后，自此始。 　　永徽之政，自元年正月立王皇后始，以六年十一月朝拜武皇后终，历史将步入一个大的变革时期。 　　2。二圣决政文武百官朝拜武皇后的第二年正月，废太子忠为梁王，立武皇后所生长子弘为皇太子，改年号为显庆。自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正月，至弘道元年（公元683　年）十二月高宗病逝，高宗、武后共决朝政，当时称为"二圣"。（1）尽贬遗旧武则天虽然争得了皇后的位置，但她深知贬一个褚遂良并没有改变长孙无忌控制朝政的格局，这批元老遗臣仍然具有随时可以再行废立皇后的实力。而素称懦弱的高宗做了皇帝以后，眼见"顾命大臣"弄权却无能为力，也想要摆脱"元舅"等的挟制。这样，在皇后与元舅的政争中，高宗倾斜到皇后一边。失去对外甥皇帝的控制，长孙无忌的彻底失败也就注定了。 　　显庆二年，反对立武皇后的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分别被贬振州（今海南三亚一带）、台州（今浙江临海）为刺史，"终身不听朝觐"。同时，以李义府为中书令、许敬宗为侍中。褚遂良再贬爱州（今越南清化），王皇后舅舅柳奭从荣州贬往象州（今广西象州一带）。四年，许敬宗采用了当年长孙无忌以"房遗爱谋反"牵连吴王恪的手法，通过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朋党事"，牵连上长孙无忌，"懦弱"的高宗仍然是只听一面之辞，下诏削去长孙无忌太尉之职及封邑，带扬州都督衔安置黔州（今四川彭水），按一品供给。接着，再株连褚遂良、柳奭、韩瑗、于志宁、高履行等。褚遂良已死，追削官爵。 　　长孙无忌被贬两个月，即显庆四年六月，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氏族志》是太宗时所修，虽然说是"欲崇重今朝冠冕"，"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①，但仍然承袭着"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的遗习，除了皇族、外戚，依然维持旧的门阀等第。此时，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已然被摧垮，门阀政治残存也要随之而终结，修改《氏族志》成为势在必行。许敬宗等以先前的《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于是，以礼部郎中孔志约等参与修订，除了"以后族为第一等"外，"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②。这一修订，彻底打破原先姓谱的框框，结束了用官府颁布姓族等第来维系旧日门阀制度的历史。 　　七月，许敬宗奉旨覆按长孙无忌一事，遣袁公瑜赴黔州逼令长孙无忌自缢。柳奭被杀于象州。韩瑗虽死，开棺验尸。此外，长孙氏、柳氏被贬者13人，于氏被贬者9　人。以武皇后为代表的寒族势力，击败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门阀关陇集团，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捩点"，"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①。 　　显庆五年冬，当这一个年号即将结束时，武皇后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 　　①　《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②　《资治通鉴》卷200　高宗显庆四年六月。 　　①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　年第1　期。"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②（2）更为文治高宗摆脱了"元舅"、遗臣的控制，却又出现了皇后与皇帝权力相当的情况。史称："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③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改百官名，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六部、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俱以义训更其名。三年，右相（中书令）李义府仍然主管选拔官吏，"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序失次，人多怨。。（dú，音独）"，"帝颇知其罪失，从容诫义府"，"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问高宗"谁向陛下道此？"高宗说："我言如是，何须问我从所得！"李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④。由这件事确实可以看出，武皇后的势力已经膨胀到"帝不能堪"的程度。麟德元年（公元664　年），武皇后引方士入宫"行厌胜"之术，高宗知道后"大怒，将废为庶人"。西台侍郎（中书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官仪附合说："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⑤高宗命其起草废后诏书。皇后在高宗身边的亲信立刻跑去报信，武后赶到时废后诏书正拿在皇帝手中。一番申诉，懦弱的高宗心又软了下来，"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上官仪成了替罪羔羊。事过以后，帝、后之间取得谅解，弥合了夫妻关系中的裂痕，确如史书所说："待之如初"，出现了"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的新的平衡与和谐，因而"中外谓之'二圣'"①。 　　武皇后垂帘参政，不少史书称"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天子拱手而已"。这中间有多少属于推测且不评论，但《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有一句话确是大实话："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除了编纂上千卷的各类书籍外，主要是大兴科举，广聚寒门文士。 　　首先是科举科目的明显变化："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 　　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②同时，数量也显著增多。太宗贞观年间，进士总共205　人，最多一年24　人。而高宗自麟德元年至弘道元年，进士绝不少于293　人，最多一年79　人③。进士科考试，也转而以文词为主。德宗时的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总结唐前期的科举时，看到这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④唐代文坛空前繁盛，显然是武皇后这一"更为太平文治事"的直接结果。 　　在大兴科举的同时，麟德以后高宗与武皇后还创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广②　《资治通鉴》卷200　高宗显庆五年十月。 　　③　《新唐书》卷105《上官仪传》。 　　④　《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 　　⑤　《新唐书》卷105《上官仪传》。 　　①　《资治通鉴》卷201　高宗麟德元年十二月。 　　②　《唐摭言》卷1《述进士上篇》。 　　③　据徐松《登科记考》统计。 　　④　《通典》卷15《历代制下》注引。 　　选官吏的制度。乾封元年（公元666　年）初，"二圣"率文武百官及内外命妇登泰山行封禅礼后，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此前，入三品都是以恩旧特拜，入五品则需考绩叙进，散阶从五品也要奏取进止。"乾封以后，始有泛阶入五品、三品"。①泛阶一开，五品、三品高官再也没有从前那么尊贵了，整个官僚队伍中补充进来大批的"寒门"之士，改变着先前的高门勋贵结构。上元二年（公元675　年），为了便于岭南、黔中选拔人才，又创设"南选"之制，以选补使深入其地，选补地方官。 　　在广召文士的变革中，为人瞩目的是"北门学士"之设。大约在武后垂帘参政之后，便以"广召文词之士入禁中修撰"为名，召入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楚客、周思茂、胡楚宾等。"朝廷疑议及百司表疏，皆密令万顷等参决，以分宰相之权"。②因其特许由宫城北门即玄武门出入禁中，故时人谓之"北门学士"。这批人或以文藻知名，或出身进士，入宫的最初数年确实修撰了一批署名武则天著的书卷，如《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少阳正范》等，多是规范太子及臣民行为的说教，作为对先前颁布的《唐律》的补充。涉及文艺科技的《乐书》、《兆人本业记》等，久已失传。但武皇后对他们的要求绝不仅此而已，主要是使其"分宰相之权"。范履冰、周思茂"在禁中最蒙亲遇，至于政事损益，多参预焉。"③特别是刘祎之，"则天临朝，甚见亲委"，"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速敏，皆可立待。"④这批经武皇后亲自选拔的文士，刘祎之、范履冰官至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入宰相班子；元万顷至凤阁（中书）侍郎，周思茂至麟台（秘书）少监，一直到武则天称帝之前才换掉。 　　（3）天后建言在"二圣"的平衡与和谐中，武皇后的政治实力逐步增长。上元元年（公元674　年）八月，在尊高祖为神尧皇帝、窦皇后为太穆神皇后，太宗为文武圣皇帝、长孙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的同时，高宗皇帝称天皇、武皇后称天后。被尊为天后4　个月，武则天为进一步施展影响和发展实力，上书天皇高宗，"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①显然，这是一份涉及时政，包括经济、军事、社会、任官等内容的施政纲领。高宗"皆下诏略施行之"，天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参决"军国大政之中。因此，史册中有引天后"忧天下至矣"，"不爱身而受百姓"②等自白者。 　　如果说乾封元年封泰山是凭借着连年丰收，"米斗五钱，豆、麦不列市"的经济形势，那么其后却是连年灾荒。总章二年（公元669　年），海水泛滥淹没2　县，漂泊民房6800　余，溺杀9070　余人、牛500　余，损田4150　顷。同 　　①　《通典》卷34《文散官》注。 　　②　《旧唐书》卷190　中《元万顷传》。 　　③　《旧唐书》卷190　中《周思茂传》。 　　④　《旧唐书》卷87《刘祎之传》。 　　①　《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 　　②　《资治通鉴》卷203　则天后光宅元年十二月《考异》。 　　年七月，剑南19　州大旱，百姓乏绝达36　万余户；冀州暴雨毁屋14390　余、毁田4496　顷。三年，天下40　余州旱、霜、虫灾，"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建言"中的一、二、四、五条，正是为的解决饥荒等问题。直至永隆二年（公元681　年），天后仍"著七破间裙"，"务遵节俭"①。"息兵"，更是针对东征高丽、新罗，西拒吐蕃，罢安西四镇，连年用兵、四方应付的局面。六、七、十二条，说的是纳谏、杜谗、任贤。十、十一条，意在笼络官僚队伍。习《老子》，显然是表示尊奉李唐先祖的意向。"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意在提高女性地位。 　　天后的"建言十二事"，使其声望又有新的提高。上元三年，"高宗以风诊欲逊位"，即打算退位，"令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令郝处俊竭力反对，中书侍郎李义琰附和郝处俊，逊位之事遂止。但从郝处俊的语言中透露出，高宗是"欲躬自传位于天后"②。不管高宗出于何种想法，这都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讯号，即皇位不由皇太子继承，而打算由天后接替。于是，宫廷中又接连演出一系列的废立事件。 　　上元二年四月，皇太子李弘突然死于洛州合壁宫绮云殿，成为一桩疑案。一个多月后，李贤被立为皇太子。调露二年（公元680　年）八月，又废太子李贤为庶人，幽于别所。同时，立李哲（显）为皇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病终，遗诏："皇太子即位于枢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可决者，取天后处分。"③继位不足两个月，中宗李哲被废黜，改以李旦为皇帝，即睿宗，"皇太后仍临朝称制"。武则天亲生的4　个儿子，就这样依次死的死、贬的贬、废的废，真正开始了"圣衷独断"的"则天朝"。 　　3。武周革命从嗣圣元年（公元684　年）二月废中宗、立睿宗起，到天授元年（公元690　年）九月改唐为周，历史又经过了16　个风风雨雨的年代。 　　（1）平息叛乱太后临朝称制，废黜中宗、追杀李贤，改东都为神都、改三省及诸司官称，朝野议论纷纷，比为西汉初年日后"贻祸于汉朝"。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已故司空李勣之孙徐敬业冒名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扬州起兵，称上将，以匡复中宗为名，并由骆宾王写成著名的《讨武氏檄》，散发各州、县，大造反对武则天的舆论。接着，楚州（今江苏淮安）司马李崇福率所部山阳、盐城、安宜三县响应。楚州属县盯眙虽不顺从，但很快就被徐敬业派兵攻占，打通了从苏北直趋洛阳的水路。扬州，作为控制东南的重镇和运河的枢纽，被徐敬业起兵占据，对于刚刚临朝称制的武则天来说，显然是迎头一击。同时，内史（中书令）裴炎在朝堂又以吕后之祸影射武则天，劝其还政于皇帝。面对朝野的反对势力，武则天采取了决断的措施：一面以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率兵30　万从洛阳沿运河汴水东南而下，讨伐徐敬业；一面"收（裴）炎下狱"，以谋反罪将其斩首。前后44天，扬、楚、润三州俱平，10　余万叛军烟消云散。第二年正月，以铲除朝野 　　①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②　《旧唐书》卷84《郝处俊传》。《新唐书》卷115《郝处俊传》同。 　　③　《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反叛，改年号为垂拱。 　　4　年后，太后加尊号"圣母神皇"，又激起一次更大的宗室起兵事件。 　　垂拱四年（公元688　年），太后的侄子武承嗣指使人在白石上凿刻"圣母临人，永昌帝业"8　个字，派唐同泰奉表进献，谎称得于洛水，是一件天降祥瑞。五月，下诏亲拜洛水，接受"宝图"，告谢上天，群臣朝贺，并命诸州都督、刺史及李唐宗室、外戚于十二月拜洛前10　日毕集神都。7　日后，太后加尊号"圣母神皇"，称"陛下"。六月，作象征权力的"神皇三玺"。这一系列举动，李唐宗室认为是"太后潜谋革命，稍除宗室"。高祖十一子韩王元嘉、十四子霍王元轨、十九子鲁王灵夔、太宗八子越王贞等，"内自不安，密有匡复之志"。诸王散布"神皇欲大享之际，使人告密，尽收宗室，诛之无遗。"越王贞之子琅琊王冲"又诈为皇帝玺书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琅琊王冲命其博州长史萧德综等募兵，"分告韩、霍、鲁、赵及贝州刺史纪王慎，令各起兵共趋神都。"①太后以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兵讨伐，前后仅7　日，琅琊王冲即兵败被杀。越王贞为响应儿子，在豫州起兵，太后命左豹韬卫大将军鞠崇裕为中军大总管，率兵10　万征伐，越王贞兵败自杀，前后仅半月余。博州、豫州平定之后，太后用酷吏周兴审讯诸王，自杀的自杀，伏诛的伏诛。史称："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②十二月，太后神皇按预定计划"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薄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③实际上，这是太后神皇击败李唐宗室后的一次盛大庆典。同时，明堂建成，顶端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强烈地显示出"以凤压龙"的意识。从圣母神皇向大周皇帝迈进，只剩下时间安排了。 　　（2）任用酷吏在武装平息公开起兵的反对派势力的同时，武则天以"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任用了一批酷吏，"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①。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三月的一份诏书中，开列的酷吏有丘神勣、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27　人。来俊臣、万国俊等专门编写了一本《告密罗织经》，"屠覆宗枝朝贵，以作威势"。他们"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欲诬陷一人，即数处别告，皆是事状不异，以惑上下"。索元礼等又特制十号大枷，名以"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又有"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胁签爪，悬发薰耳，卧邻秽溺，曾不聊生，号为'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②刑讯酷法，"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凰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 　　①　《资治通鉴》卷204　则天后垂拱四年七月、八月。 　　②　《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 　　③　《资治通鉴》卷204　则天后垂拱四年十二月。 　　①　《旧唐书》卷186　上《酷吏传》序。 　　②　《旧唐书》卷186　上《来俊臣传》、《索元礼传》。 　　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箍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③告密、罗织、酷刑，使得当时公卿"多因入朝，默遭掩袭"，因而每每入朝都要先与家人诀别："不知重相见不？" 　　自高宗病逝、太后追杀废太子李贤，至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　年）处死来俊臣，14　年间酷吏经办的主要政治案件近50　例。这中间，又可以天授元年（公元690　年）改唐为周略作分界线。前7　年太后临朝称制，任用酷吏主要针对李唐宗室和勋贵大臣中的反对派，大有斩尽杀绝之势；后7　年女皇以周代唐，任用酷吏主要是为防范可能出现的种种颠覆活动。 　　前7　年，能够同太后争夺皇权和皇位的对手，自然是唐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的皇子。因此，太后借助酷吏之手，将他们一批批杀掉。附和三代皇子的大臣，也一并铲除。待到改唐为周、女皇登基时，三代皇子中只剩下女皇自己亲生的两个小儿子--李显、李旦，而且李显流放在外，李旦虽有皇帝之名，却被软禁于"别殿"。24　名宰相中，除寿终3　人外，被杀、被贬者17　人。其余4　人，武承嗣、武攸宁是太后的本家侄子，另2　人（邢文伟、岑长倩）1　年后也陆续被杀。对此，宋代学者有一较客观的评述：太后"稍图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阴忍鸷害，肆斩杀怖天下。内纵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数十人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惮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骾臣将相骈颈就铁，血丹狴户，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奁具坐重帷，而国命移矣。"①应当注意的是，太后任用酷吏只以其为"爪吻"，从不委以朝政。27　员酷吏中，除傅游艺1　人外，即使丘神勣、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也从未授以相职。同时，太后还特意保护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等一批执法平恕的良吏，作为酷吏的对立面。徐有功官为司刑丞（大理丞），主管刑狱，"酷吏所诬构者，有功皆为直之，前后所活数十百家。""太后虽好杀，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当时，在"被告者"中间流传这样一句话："遇来（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有功）、杜（景俭）必生。"②尽管酷吏们对狄仁杰、徐有功、李日知等恨之入骨，屡屡诬陷，以至下狱用刑，太后都亲自干预，不许加害。 　　女皇登基后7　年，政局日趋稳定，虽然仍以酷吏不断打击"反逆"者，但已出现一些新的气象。 　　（3）兴周代唐拜洛受图之后11　个月，即永昌元年（公元689　年）十一月，太后便着手改制代唐的准备了。首先，改用周历，以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历正月为一月。同时，改造照、天、地、日、月、星、君、臣、人、载、年、正12　个新字。太后自名"曌"（ 　　hào，即照），改诏为制。载初元年（公元690　年）二月，太后又兴殿试，亲自策试贡士，成为科举史上一创举。七月，神都洛阳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4　卷，上表进献，说"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①"阎浮提"是释家对人世的称呼。经过一系列舆论准备，圣母神皇进而成为圣神皇帝了。③　《资治通鉴》卷203　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 　　①　《新唐书》卷76《则天皇后传》。 　　②　《资治通鉴》卷204　则天后天授元年七月。 　　①　《资治通鉴》卷204　则天后天授元年七月。 　　这年九月九日（壬午），67　岁的圣母神皇武曌宣布以唐为周，改元天授。天授元年九月九日（公元690　年10　月16　日），被称为武周革命日。接着，群臣上尊号，称大周女皇为"圣神皇帝"，李唐皇帝降为皇嗣，赐姓武氏，皇太子降为皇孙。随即，追赠武氏先祖，以其生父武士彟为太祖孝明高皇帝，生母为太祖孝明高皇后。封异母兄元爽子承嗣为魏王、元庆子三思为梁王，堂侄懿宗等10　余人为郡王，诸姑姊皆为长公主。 　　女皇革唐命之后，仍然十分注意选拔人才。天授二年（公元691　年）十月，下制令百官自举。长寿元年（公元692　年）一月，女皇引见巡抚使所荐举的人才，分别试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制度，自此始。史称：女皇"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②司马光的这一概括，既指出女皇用人之道的得失，又高度评价了其用人的成就。 　　在"英贤竞为之用"的同时，女皇开始逐步整治酷吏。仅天授二年一月，丘神勣、周兴、索元礼先后以罪死。对付周兴，更是以酷治酷。来俊臣向周兴请教用火瓮逼供的方法后，立即如法泡制，"请君入瓮"，周兴不用推问便叩头伏罪。索元礼"残酷尤甚"，女皇"杀之以慰人望"①。长寿元年，监察御史严善思奉女皇命，"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右补阙朱敬则上疏请"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女皇"善之，赐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指责酷吏"皆相矜以虐"，请"缓刑用仁"，女皇"颇采其言，制狱稍衰"。②二年二月，酷吏万国俊诈称岭南流人谋反，矫制赐自尽，一朝杀300　余人；又有酷吏刘光业等5　人分道验按流人，争相杀人，刘光业一路杀700　人，王德寿一路杀500　人，少者也不下100　人。女皇"颇知其滥"，下制六道流人并家属皆任其还乡里，"（崔）国俊等亦相继死，或得罪流窜"。直至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　年）六月，来俊臣欲罗织诸武及太平公主、皇嗣等与南北牙禁军"同反"，借此以"盗国权"，被告发后下狱，处以极刑。来俊臣党徒，全部流放岭南。酷吏时代，随之告终。"士民皆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皆背始贴席矣。'"③十月，一向反对酷吏和用法平恕的狄仁杰、杜景俭被委任鸾台侍郎（门下侍郎）、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狄仁杰、杜景俭拜相，显示出女皇政治由酷吏横行向贤臣当国的重大转变。娄师德举荐狄仁杰，狄仁杰"以举贤为意"，所引拔者桓彦范、敬晖、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特别是三番两次地推荐张柬之，称其为"真宰相才"，都已成为佳话。①至于社会安定，人户繁衍，经济发展以及解决逃户的政策等，都将在经济卷详述。 　　边防方面，女皇委任娄师德"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连年丰收，可使西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②。自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②　《资治通鉴》卷205　则天后长寿元年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04　则天后天授二年一月。 　　②　《资治通鉴》卷205　则天后长寿元年八月。 　　③　《资治通鉴》卷206　则天后神功元年六月。 　　①　详见《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卷93《娄师德传》。 　　②　《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 　　吐蕃攻陷龟兹，唐廷罢置安西四镇，西北边境屡遭吐蕃侵扰。女皇长寿元年（公元692　年），以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兵反击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女皇大喜，对侍臣们说："今既尽复于旧，边境自然无事。"③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　年）契丹兴兵侵扰河北，圣历元年（公元698　年）突厥深入定、赵，掠杀吏民。女皇以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知元帅事，并亲自送行。唐军先后数次击退入侵之兵，河北遂安。 　　4。女皇晚年由酷吏横行转向贤臣当国，标志着女皇政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复立庐陵女皇改制代唐之后，必然要在储君问题上遇到无法回避的麻烦。传位亲生儿子，等于李唐皇朝复辟，武周政权一世而亡。要想保存武周皇朝，就得传位武姓侄子，可将来怎么可能侄子作了天子而给姑母立宗庙呢！这个麻烦，困扰了女皇多年，也引出不少喋血惨案。天授二年（公元691　年），女皇登基刚刚一年，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受指使上表，请立武承嗣为太子，宰相岑长倩、格辅元以为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奏请切责上书者。由于"大忤诸武意"，结果被来俊臣诬以谋反，"皆坐诛"。凤阁（中书）侍郎李昭德则假借圣命杖责王庆之，宣称："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①然后，杖杀之。可是，女皇的举棋不定，等于助长着武承嗣、武三思等武姓子侄们的欲念，以至与酷吏联手陷害李姓宗亲。长寿三年（公元693　年）一月，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坐私谒皇嗣腰斩于市"。接着，便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来俊臣严刑拷问皇嗣左右之人，"不胜毒楚，皆欲自诬"。幸有太常工人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不反"，才使皇嗣幸免。这一段时间，酷吏来俊臣贬而复用，女皇堂侄武懿宗推鞫制狱被称作"周兴、来俊臣之亚"，多少都与储君之争联系在一起。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　年）前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皆得幸于太后"，武承嗣、武三思等都"候易之门庭，争执鞭辔"，诸武的权势受到抑制。而边境形势也与朝中储君之争紧紧联系在一起。契丹李尽忠、孙万荣起兵营州，攻陷幽、冀、赵数州，抄掠河北，打着"还我庐陵王、相王"的旗号，表示拥护皇嗣。圣历元年（公元698　年），突厥默啜可汗拒绝前去迎娶其女的淮阳王武延秀（武承嗣之子），说："我世受李氏恩，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闻李氏惟两儿在，我将兵辅立之。"②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武承嗣、武三思更迫不急待地"营求为太子"，用"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作理由，多次指使亲信游说女皇。女皇仍然犹豫不决，狄仁杰进言道："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又劝召还被废黜的庐陵王李显。另两名宰相王方庆、王及善也这样相劝于女皇。吉顼更通过张易之兄弟向女皇进言。圣历元年三月，庐陵王秘密回到神都洛阳。九月，皇嗣李旦请逊位于庐陵王，③　《旧唐书》卷93《王孝杰传》。 　　①　《资治通鉴》卷205　则天后天授二年十月。 　　②　《唐会要》卷94《北突厥》。 　　女皇复立庐陵王为皇太子。先前，为讨击突厥，"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①黜啜可汗闻知此讯，退还漠北。第二年，又以皇嗣李旦为相王。 　　此后，诸武气焰进一步受到抑制，言路放宽，先前的冤狱大多得到昭雪。例如，大足元年（公元701　年），苏安恒上疏请女皇"禅位东宫，自怡圣体。"早在14　年前，刘祎之就因讲了类似的话而被视为叛逆，下狱致死。如今，女皇不仅没有加罪苏安恒，还召见了他，赐食后慰谕而遣之。第二年，苏安恒又上疏，说女皇"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再次要女皇"高揖机务，自括圣躬"②。尽管言辞激烈，女皇仍未加罪。平冤昭雪，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八月下敕，不再追查扬州及豫州、博州起兵事件的余党。十一月，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来）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正月初一，女皇大赦天下："自文明以来得罪者，非扬、豫、博三州及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③所有这一切举措，预示着女皇最终将"还政"于唐。 　　（2）宠信二张女皇自临朝称制以来，先后有男宠僧怀义、御医沈南璆等。万岁通天二年，女皇的女儿太平公主又将"年少，美姿容，善音律"的张昌宗荐给她的皇帝母亲。张昌宗又把他的哥哥张易之拉进宫闱。兄弟两人深受宠幸，诸武也都尊称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时称"二张"。圣历二年，置控鹤监，以张易之主其事，张昌宗、吉顼、田归道、李迥秀、薛稷、员半千等皆为控鹤监内供奉。久视元年（公元700　年），改控鹤监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女皇"欲掩其迹"，命"二张"与文学之士在内殿修撰《三教珠英》，"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文士之外，崔融、苏味道、王绍宗、郑愔、杨再思、韦承庆、崔神庆、房融等朝臣也先后依附于"二张"。 　　女皇年事已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显然包含着对李唐宗亲和武氏子侄两个方面的不信任，试图建立起一个以"二张"为核心的亲信势力，如同当年的"北门学士"那样。因此，"二张"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以致武三思等都要"每折节事之"。一时间，朝臣与"二张"的矛盾激化起来。长安三年，宰相兼洛州长史魏元忠屡挫张氏亲近，称"二张"得势是"小人得在君侧"，女皇十分不悦。恰巧女皇身体不爽，"二张"担心女皇晏驾后会被魏元忠所诛，便密谋诬陷魏元忠说过"主上老矣，吾属当挟太子而令天下"。这自然是女皇最敏感的问题，下魏元忠诏狱。命太子、相王及诸宰相审理，反复不决。宰相朱敬则以及宋璟、张说、张廷珪等大臣都为魏元忠辩护，女皇虽然觉察到魏元忠被诬，但仍"以昌宗之故，特贬授端州高要尉。"①长安四年，朝臣又两次群起而攻"二张"。女皇4　次下制鞫审"二张"，又4　次赦免，甚至不听"易之兄弟谋反"的种种议论，表明她确实打算另建一支亲信势力，以平衡李、武两大势力的矛盾，从而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然而，宠信"二张"过了头，女皇差不多将自己完全置身于朝臣的对立面上，埋下了难以挽回的深刻危机。 　　①　上引均见《资治通鉴》卷206　则天后圣历元年。 　　②　《旧唐书》卷187　上《苏安恒传》。 　　③　《资治通鉴》卷207　中宗神龙元年正月。 　　①　《旧唐书》卷92《魏元忠传》。 　　（3）政变退位先前狄仁杰称为有"真宰相才"的张柬之，又经姚元之（后改名崇）荐举，长安四年被女皇任命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进入宰相班子。张柬之拜相后，便积极着手"匡复之事"。朝臣与"二张"矛盾的加剧，大大缩短了实现"匡复"的进程，很快就形成一个以诛"二张"为借口的政变集团。 　　这个集团中，张柬之是主谋，姚元之是重要幕后人。另一名宰相崔玄。。兼太子右庶子，显然代表着东宫。袁怒己时为相王府司马，代表着相王府。桓彦范为司刑少卿，张柬之以宰相兼秋官（刑部）侍郎，是司法系统的代表。敬晖以中台右丞（尚书右丞）兼羽林将军，桓彦范也被张柬之用为羽林将军，部分禁军的指挥权在握。经过短短两个多月的密谋准备，女皇的2　子1　女，即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左右羽林将军杨元琰、李湛等，都在诛灭"二张"的号召下集合到一起了。 　　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崔玄。。、敬晖、桓彦范、袁怒己发动政变，顺利通过玄武门，突入宫中，抓住"二张"，当场斩首。接着，杀其亲党，流贬依附"二张"的宰相韦承庆、房融以及崔神庆、李峤、宋之问、杜审言等数十人。第二天，女皇颁下《命皇太子监国制》。第三天，女皇传位于皇太子。第四天，皇太子李显即帝位，是为中宗。第五天，女皇已退位为皇太后，徙居上阳宫。第六天，中宗带领百官给已经退位的女皇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后因张柬之、崔玄。。、敬晖、桓彦范、袁怒己5　人同时封王，史称这次宫闱政变为"五王政变"。 　　二月初一，中宗再次带领百官到上阳宫问候皇太后起居。此后，每10日探望一次。十一月壬寅，虚岁　82　岁的武则天崩于上阳宫仙居殿。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①神龙二年正月，中宗护送武则天灵柩回长安。五月，举行安葬仪式，与高宗合葬乾陵，并在陵前竖起无字碑，任后人评说其功过是非。 　　①　《资治通鉴》卷208　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 　　（五）开元全盛自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正月女皇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再度称帝，至先天二年（公元713　年）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整整8　年半的时间，皇帝换了4　人，在位多则5　年有余，少则不足20　天。不少人蠢蠢欲动，觊觎皇帝宝座，蹀血不断，祸变再三。 　　唐玄宗李隆基一踏上政治舞台，便处在政争的漩涡之中。从皇室庶子到太子监国，再由太子监国到登基称帝，8　年多的政治实践造就他成为"一代英主"，迎来了唐代历史上又一个更为繁荣昌盛的治世--开元盛世。 　　1。玄宗出世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762　年），又称为"孝明皇帝"、"明皇"、"唐明皇"。 　　李隆基的降生，正当社会变革的时代。高宗病逝东都之后，武则天先立三子李显为中宗，不到两个月又改立小儿子李旦为睿宗，但"政事决于太后"。睿宗虽以刘氏为皇后，不到半年又册封"姿容婉顺，动循礼则"的孺人窦氏为德妃。过了一年，垂拱元年（公元685　年）八月初五，德妃生下一男，取名隆基。 　　在此之前，隆基已有两个哥哥。大哥名成器，刘氏未立后时所生。二哥成义，掖廷宫人柳氏所生。此后，还有3　个弟弟。隆范，崔孺人所生。隆业，王德妃所生。隆悌，宫女所生，晚出早亡。大哥成器已立为皇太子，垂拱三年又封成义为恒王、隆基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兄弟5　人，"尝号五王，同开邸第"。隆基排行居三，被亲切地呼为"三郎"。5　人之中，隆基"生而聪明睿哲"，深受祖母武则天喜爱。 　　不想，几年后老祖母竟然登基称帝，改周代唐，降皇帝李旦为皇嗣，以皇太子成器及隆基诸皇子为皇孙，改"李"姓为"武"姓。父皇被降为皇嗣，隆基兄弟便不能再住皇宫了。天授二年（公元691　年），陆续"出J　"，"开府置官属"。每月朔（初一）、望（十五）前往朝堂拜见女皇祖母时，隆基的车骑都很"严整"、威风。禁卫宫廷的金吾将军武懿宗是女皇的叔伯侄子，每每"欲折"隆基之威。一次，惹怒了年仅7　岁的小隆基，责骂武懿宗说："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①女皇听说后，"特加宠异"。但不久，更大的灾祸便降临隆基全家。 　　长寿二年正月（公元692　年12　月），长兄成器生母刘氏与隆基生母窦氏朝见婆婆武则天，因被宫人"诬谮""厌蛊咒诅"而"同时遇害"，连尸骨都不知弄到什么地方。史书只记道："梓宫秘密，莫知所在。"②父亲的皇嗣地位摇摇欲坠，哪还敢吱声。隆基兄弟5　人一律降为郡王，成器为寿春郡王、成义为衡阳郡王、隆基为临淄郡王、隆范为巴陵郡王、隆业为中山郡王（后改彭城郡王），皆"入J　"，实即"幽闭宫中"，不得任意外出。年不及9岁的隆基，"幼失所恃，为窦姨鞠养"①。太常工人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不 　　①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②　《旧唐书》卷51《昭成皇后窦氏传》。 　　①　《旧唐书》卷52《张皇后传》。 　　反"之后，李旦从此"止于宫中朝谒，不出外朝"，"公卿以下皆不得见"②。李旦、隆基父子，实际都被幽闭宫中。 　　过了5　年多，女皇的三子李显被立为皇太子，皇嗣李旦于圣历二年（公元699　年）正月复为相王。这年十月，太子、相王诸子复"出J　"，结束了长达6　年的幽闭生活。隆基兄弟5　人，在东都积善坊相王府侧"分院同居"，称为"五王子宅"。伯父为皇太子、父亲为相王，行动又有了自由，15　岁的隆基真是如鱼得水一般欢快！ 　　大足元年（公元701　年）十月，在神都洛阳住了将近20　年的女皇带领太子、相王、宗室子弟及文武百官西入关中，回到京师长安，并改年号为长安。17　岁的隆基，初次来到西京，被赐宅兴庆坊，在京城东隅。隆基兄弟列第分院，称为"五王宅"。此间，隆基历任右卫郎将、尚辇奉御等职。两年后，又随女皇祖母倾朝东来神都。 　　隆基21　岁那年，即神龙元年，在社会呼唤"复李氏社稷"的潮流中，女皇传位于中宗李显。二月，复国号为唐，礼仪制度皆如高宗在位时旧制，复"神都"为东都。隆基生父李旦加号"安国相王"，隆基姑母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隆基迁卫尉少卿。 　　2。宫闱平乱中宗是在"复李氏社稷"的社会呼声下复位的，可他却没有"尽依贞观、永徽故事"，反而容忍"行则天故事"，结果导演出了一幕幕的宫廷蹀血事变。 　　（1）铲除诸韦中宗复位后，韦氏亦复立为皇后。韦氏因长期与中宗同被"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因而中宗发誓："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韦氏"再为皇后，遂于朝政"①。 　　女皇时代参决百司奏章的上官婉儿，被封为婕妤，仍然"专掌制命"。 　　上官将情夫武三思推荐给韦后，促成三思与韦后的奸情。武氏宗亲借助韦后，势力复振。至神龙二年七月，谋诛"二张"、劝女皇传位中宗的敬晖、张柬之等，俱被武三思等"构诬"至贬死。"三思威权日盛，军国政事，多所参综"，"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法"。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皆武三思私党，"递相引致，干黩时政"。又有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仆丞李悛，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等，"常为其耳目"，时人呼之为"三思五狗"②。 　　安乐公主是中宗与韦后在患难中所生，倍受宠爱。此时，安乐公主早已嫁武三思次子崇训，韦、武两家又成了儿女亲家。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开府置官，"皆出屠贩，纳赀售官"，"侯王柄臣多出其门"③。甚至伪造诏敕，掩住文字，让中宗"署可"。发展到后来，竟然要求中宗立她为皇太女。其夫武崇训，已是从三品的左卫将军。 　　②　《资治通鉴》卷205　则天后长寿二年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08　中宗神龙元年二月。 　　②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附三思传》。 　　③　《旧唐书》卷83《安乐公主传》。 　　韦后、安乐公主为实现一己私利，与武氏宗亲联手，"复修则天之政"。神龙三年二月，中宗竟又颁敕，令天下不得再言"中兴"，表示要承袭武周，不改其政。 　　中宗有4　个儿子。长子重润系韦后所生，武则天时被诬陷曹杖杀。次子重福乃后宫所生，中宗复位后被韦后"所谮"，贬为员外刺史，不许视事。三子重俊亦后宫所生，中宗复位的第二年秋被立为皇太子。四子重茂也是后宫所生，下面另叙。三子重俊被立为皇太子，深为武三思等忌恨。三思子崇训教安乐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韦氏所生，常呼之为奴"，并不时劝公主"请废重俊为王，自立为皇太女"①。太子重俊"不胜忿恨"，与朝野反武三思的势力汇合一起，得到一定的同情与支持。 　　神龙三年七月，太子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矫制"率羽林千骑兵300　余，攻入武三思、武崇训府宅，杀其父子及亲党十数人。然而，他们事先既无预谋，得手后又盲无目的，当斩关突入宫中，在玄武门下遇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所率百余人阻挡时，便"孤疑，按兵不战"，"冀上（中宗）问以杀三思之意"②，结果失利。李多祚被倒戈的羽林千骑兵斩杀，太子重俊逃往终南山为左右所杀。 　　这一回合虽然尽诛武氏余孽，却牵连到相王。韦后对相王诸子顿生戒心，出隆基为潞州别驾、隆范为陇州别驾、隆业为陈州别驾。 　　从此，韦后、安乐公主更加肆无忌惮。景龙二年（公元708　年）二月，韦后亲党散布皇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现，说是"天意以为顺天皇后宜为国母"。安乐公主不仅没从丈夫武崇训被杀引出教训，反倒与长宁公主、皇后妹郕国夫人、上官婉儿及其母沛国夫人、尚宫柴氏、贺娄氏等"树用亲党，广纳货赂，别降墨敕斜封授官"，"又引女巫赵氏出入禁中，封为陇西夫人"③。武崇训被杀后，安乐公主又另嫁武三思的叔伯侄子武延秀。"延秀既恃恩，放纵无所忌惮"，连公主府的属官都看出"延秀有不臣之心"①。 　　隆基自京师来到潞州（今山西长治），潜识英豪，暗结亲党。作为州的副长官，1　年半的时间，隆基并无什么特殊的政绩，但其政治抱负则由这里发端。 　　朝廷方面，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确实"可谓贵矣，可谓宠矣！权侔人主，威震天下"，"言正者获戾，行殊者见疑"，使"海内寒心，实将莫救"，"怙侈灭德，神怒人弃"②。景龙四年四、五月，连续有人上奏"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虽然惨遭杀戮，但韦后亲党也感到"忧惧"。于是，韦后、安乐公主母女"合谋"进毒。六月初，中宗被毒死，韦后秘不发丧，亲总朝政。一是伪造"遗制"，立四子重茂为皇太子，皇后临朝摄政。二是命从父兄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三是安插亲党，"台阁要司，皆以韦氏子弟领之，广聚党徒，中外连结。"一切部署停当，才让16　岁的太子重茂即帝位，是为殇帝，又称少帝。 　　①　《旧唐书》卷86《愍节太子重俊传》。 　　②　《旧唐书》卷109《李多祚传》。 　　③　《旧唐书》卷51《韦庶人传》。 　　①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附延秀传》。 　　②　《旧唐书》卷77《柳亨附柳泽传》。 　　几天后，宗楚客秘密上书，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③。 　　与此同时，一个歼灭韦后亲党的计划也酝酿成熟。 　　初怀抱负的临淄郡王隆基，景龙三年冬自潞州返回京师。在长安的半年时间，"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④"万骑"是宫廷禁军，隶属左右羽林军。把目光盯住这支禁卫力量，正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结果，万骑帅长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都被拉了过来。他如"风云玄感"的刘幽求，宫苑总监钟绍京等，都成为隆基依靠的骨干。争取太平公主的支持，更显见隆基的政治策略。太平公主是中宗、相王的亲妹妹，韦后等虽然"用事禁中，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惮之。"①隆基准确把握了姑母的政治态度，"乃与太平公主谋之，公主喜，以子崇简从。"②景龙四年六月二十夜，临淄王隆基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以及刘幽求、折冲麻嗣宗、宫苑总监钟绍京、万骑帅长葛福顺、王仙凫、陈玄礼等，突入宫禁。二更时分，斩屯卫玄武门的韦后从子播、族弟璇等。三更刚过，左、右万骑在葛福顺、王仙凫率领下已会合于凌烟阁前，隆基即由玄武门勒兵攻入太极殿。韦后被飞骑军士斩首，安乐公主被万骑军士斩首。武延秀逃了出来，也被军士杀死。其时，上官婉儿已由婕妤进为昭容，闻知事变，带领宫人迎接隆基，被斩于旗下。禁卫宫中的诸韦和韦后亲信，全部斩首。第二天，紧闭宫门和长安城门，分派万骑搜捕诸韦亲党，先后斩除韦温、宗楚客、宗晋卿等。诸韦门宗强盛，在城南杜曲镇聚族而居。崔日用率兵至杜曲，尽诛诸韦。 　　诛灭韦后亲党，将临淄王隆基一下子推向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这一"拨乱反正"之举虽然为其登上皇帝宝座奠定了基础，但接下来还有整整3　年的艰难历程，才打通实现"开元之治"的道路。 　　（2）诛灭"太平" 　　铲除韦氏的当天，少帝重茂以临淄王隆基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万骑，并迎相王入辅少帝。3　天后，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让位于相王。隆基生父再复帝位，为睿宗。平王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大哥成器、二哥成义分别为左、右卫大将军，四弟隆范、五弟隆业分别为左、右羽林大将军。数日后，以平王隆基有大功，立为皇太子。七月，改年号为景云。中宗、睿宗是亲兄弟，睿宗是以"皇太弟"的身份继承皇位的，又成为动乱的借口。 　　先前被韦后发往均州的次子重福，已决定调任集州刺史。有个叫张灵均的人对重福说："大王地居嫡长，自合继为天子。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①重福在张灵均、郑愔等人鼓动下，顿生觊觎之心，派家臣王道先赴东都"潜募勇敢之士"。重福到达后，王道便带领所募亡命之徒直取左、右屯营兵，并裹胁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但因洛州司马崔日知先已略闻风声，左、右屯营不为所动。东都留守又出兵搜逼，重福投河自尽。一次小小的谋夺帝位的兵变，很快就平息了。 　　③　上引均见《资治通鉴》卷209　睿宗景云元年。 　　④　《新唐书》卷121《王毛仲传》。 　　①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附太平公主传》。 　　②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①　《旧唐书》卷86《庶人重福传》。 　　然而，帝位之争，在宫闱之中却久久未息。 　　隆基被立为皇太子后，睿宗立即召拜姚元之、宋璟入朝为相。姚、宋二相"协心革中宗弊政"，当时普遍认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②太子隆基的姑母太平公主，在"诛二张，灭韦氏"的政争中都起过重要的决定作用，因而睿宗常常与这唯一一位亲妹妹"图议大政"。太平公主若是未入朝，睿宗便命宰相到公主府去请示。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问是否"与太平议"，然后再可否。结果是："公主所欲，上（睿宗）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①。睿宗的这种"归妹怙权"，与太子隆基、姚宋二相的"革中宗弊政、复贞观之风"显然势不两立！于是，太平公主开始散布流言："太子非长，不当立。"刚刚被立为皇太子3　个多月，隆基就又面临着姑母的挑战了。 　　景云二年（公元711　年）正月，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引（韦）安石预其事"，韦安石反而劝谏睿宗"无信谗言以致惑"。暗中拉拢不成，太平公主竟乘辇亲自到通中书省的必经之路光范门，公开要宰相们"易置东宫"。众皆失色，唯宋璟当面抗争，使公主无言对答。在姚元之、宋璟、张说、郭元振以及韦安石等的支持下，经过一系列努力，睿宗采纳了姚、宋的三点建议：其一，将睿宗长子成器、高宗长孙守礼两个容易被利用来在太子问题上作文章的人物调离京师。其二，将掌握左、右羽林军的两个弟弟调任太子左、右卫率，巩固东宫的实力。其三，将太平公主及其丈夫武攸暨安置于蒲州（今山西永济）。紧接着，宣布太子监国。至此，太平公主"怙权"受到一定遏制，太子隆基初次挫败姑母的废黜阴谋。 　　当太平公主探知三点建议出自姚、宋密谋，便大加责难太子。太子隆基对姑母的权势尚存惧心，赶忙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上奏表示：姚、宋"离间骨肉，请加罪黜"。经过商议，贬姚为申州刺史、宋为楚州刺史。两天后，成器、守礼调任刺史之命也取消了。然而，太平公主仍然安置蒲州，隆范、隆业两兄弟仍然为左、右卫率"以事太子"。睿宗的这一平衡姑侄权势之争的做法，不仅没有使矛盾缓和，反倒愈演愈烈。"素怀淡泊"的睿宗，面对亲妹妹与亲儿子的激烈争夺，束手无策。在安置公主蒲州后不到两个月，睿宗召集三品以上大臣商议，"欲传位太子，何如？"谁也不知如何回答。几天后，睿宗下制："政事皆取皇太子处分。"①这更加惹起太平公主的反对，以至逼得太子隆基不得不表示"让位"于大哥成器，请召回姑母。睿宗仍然在亲儿子与亲妹妹之间搞平衡：为维护儿子太子的地位，"不许"让位；为袒护妹妹的利益，"许"其返还京师。 　　太平公主自蒲州回到长安，更加紧了营私、结党、排除异己的活动，再度出现"归妹怙权"的局面。窦怀贞、崔湜、岑羲等，陆续被提升为相。窦怀贞为侍中后，"每退朝，必诣太平公主第。"崔湜"私侍"公主，公主欲引以为相，睿宗不用，"公主涕泣以请，乃从之"。而支持太子隆基的韦安石、郭元振、张说等，则一并罢去相职，史称"皆太平公主之志也"②。延和元年（公元712　年）七月，西边天空出现彗星，太平公主及其党趁②　《资治通鉴》卷209　睿宗景云元年七月。 　　①　《资治通鉴》卷209　睿宗景云元年六月。 　　①　《册府元龟》卷259《监国》。 　　②　《资治通鉴》卷210　睿宗景云二年十月。 　　机唆使"术人"向睿宗报告："据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灾，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东宫矣。"③试图以此挑拨睿宗与太子之间的关系，制造太子想要篡夺皇位的流言。不料睿宗早有此意，立即表示："传德避灾，吾意决矣。"太平一党弄巧成拙，急忙"力谏不可"。睿宗以中宗为例，告诫太平公主，并下制令太子隆基即皇帝位。太平公主阻止不了"传位"，便劝睿宗"虽传位，犹宜自总大政"，企图架空小皇帝。睿宗又是折衷之道，达成妥协。一面断然传位，一面又对太子说："朕虽传位，岂忘国家！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八月，太子隆基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随即，改年号为"先天"。 　　玄宗继位，丝毫没有能够改变太平公主的"怙权"。相反，倒是"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以至"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①。交待一句，当时"宰相有七"不错，当以"四出其门"较为确切。他们是：窦怀贞、崔湜、岑羲、萧至忠。此外，依附太平公主的还有：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鹰福、鸿胪卿唐晙，以及西明寺僧慧范等。其中，薛稷是东宫属官，却倒向太平公主一边。新兴王李晋，也是"甚有威名"的。尤其是禁军将领"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谒公主。"②宫人元氏，也为崔湜收买，在玄宗服用的"赤箭粉"中放毒药，欲置玄宗于死地。决胜的时刻终于逼近了。 　　先天二年（公元713　年）七月，太平公主一党密谋"废立"，决定：初四，由常元楷、李慈率羽林军突入玄宗议政的武德殿，窦怀贞、萧至忠、岑羲以宰相身份在南衙举兵响应。宰相魏知古得知这一密谋，"预奏其兆"。玄宗立即会知隆范、隆业两个弟弟以及宰相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决定抢先动手。在此之前，荆州长史崔日用入朝奏事，已经向玄宗提出"先定北军，后收逆党"的宫闱战的具体策略。初三这天，玄宗与王毛仲等取闲厩马及卫兵300　余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常元楷、李慈，当即斩首，实现了"先定北军"这一计划。"次收逆党"也很顺利，在朝堂、内客省分别捉拿了宰相萧至忠、岑羲与李猷、贾鹰福，皆斩之。窦怀贞闻变外逃，自缢而死，追戮其尸。七月四日，太上皇颁布诏命："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①太平公主逃入山寺，过了3　天又回来，赐死于家。"穷治公主枝党"，一直延续到年底。 　　十一月，玄宗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初一，改年号为"开元"。从此，唐朝才进入"开元之治"的新时期。 　　3。贤臣当国经过8　年半的再三祸变，不仅全社会"想望太平"，玄宗更是"求治甚切"。骊山讲武立威的同时，玄宗召见了先前外贬的姚元之，"谘以政事"。③　《旧唐书》卷　8《玄宗纪上》。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玄宗开元元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附太平公主传》。 　　①　《旧唐书》卷7《睿宗纪》。 　　姚元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使玄宗"心益开，听之亹亹（wěi，音伟）忘倦。"②姚元之提出了所谓"十事要"以说玄宗：其一，政先仁义；其二，不求边功；其三，中官（宦官）不预公事；其四，国亲不任台、省官；其五，行法近密佞幸之徒；其六，除租庸赋税之外苛取；其七，止绝建造寺观宫殿；其八，对臣下接之以礼；其九，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其十，书两汉外戚危乱朝政永为殷鉴③。玄宗皆纳之，作为施政大纲。大政方针确定后，任用贤能方面新的特色，成为"开元之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1）注意宰辅《明皇杂录》卷上记道："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十一月李林甫兼中书令之前，玄宗始终是注意宰相的选拔与任用的。 　　姚元之提出"十事要"后，立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元年（公元713　年）十二月改年号后，即以姚元之兼紫微令（中书令改称），为首相。为避"开元"这一尊号，姚元之复名崇，遂称姚崇。10　余日后，又以卢怀慎为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即副相。姚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①，因而当时多认为他是"救时之相"。卢怀慎为官"忠清直道"，中宗后期多次上疏"陈时政得失"，如今与姚崇同时为相，"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当时人称其"伴食宰相"②。一个"救时之相"，一个"伴食宰相"，司马光通过对开元最初几年朝政的考察，得出结论："（姚）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③。 　　开元四年十一月，卢怀慎病危，上表举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称其"并明时重器，圣代良臣"。十二月，姚崇任满3　年，亦举荐宋璟接替首相之职。闰十二月，玄宗以宋璟兼黄门监（侍中改称），紫微（中书）侍郎苏颋同平章事。这更是一对"同心戮力"的宰相。宋璟素以刚正著称，前面所叙顶撞太平公主"易置太子"便是突出一例。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才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史称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④何以得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颋的默契配合。苏颋"少有俊少，思如涌泉"，中宗时文诰多出其手，玄宗仍以其"掌文诰"。苏颋与宋璟同知政事的3　年中，"璟刚正，多所裁断，颋皆顺从其美；若上（玄宗）前承旨、敷奏及应对，则颋为之助，相得甚悦。"⑤宋璟、苏颋的这种默契配合，比之姚崇、卢怀慎的"同心戮力"可谓更进一步了。 　　到开元八年正月，接替宋璟、苏颋的也是一对刚柔相济的"良相"，即张嘉贞、源乾曜。他两人虽然不如前面两任政绩卓著，但相比后来，"寅亮帝道，弼谐王政，恐一物之乖所，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②　《大唐新语》卷1《匡赞》。 　　③　参见《新唐书》卷124《姚崇传》。 　　①　《大唐新语》卷1《匡赞》。 　　②　《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 　　③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三年"臣光曰"。 　　④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四年闰十二月。 　　⑤　《旧唐书》卷88《苏瓌附苏颋传》。 　　未尝有乏"①，也是有足称道的。 　　自开元十一年正月贬张嘉贞、用张说兼中书令以来，10　余年间，几乎每届宰相之间都有不和的情况。先是张说与张嘉贞"不平"，继而是张说与源乾曜"不相平"。张说罢相后，李元紘、杜暹先后为同平章事，共知政事。但李、杜"多所异同，情遂不叶，至有相执奏者"②。接下来，侍中裴光庭与中书令萧嵩"同位数年，情颇不协"，"争权不协"③。裴光庭死后，韩休为同平章事，"守正不阿，（萧）嵩渐恶之"，两人常常"争论于上（玄宗）前"④。开元二十一年底，玄宗将萧、韩两人一齐罢免，改任裴耀卿、张九龄并同平章事。第二年五月，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大体恢复了开元初年宰相"同心戮力"的状况。 　　玄宗"注意于宰辅"，开元前期的10　余年，宰相"同心戮力"，奠定了太平之基。开元中期的10　余年，宰相基本不和，但玄宗尚能处置得当，大体是3　年左右一换班，既不许争斗不休，形成朋党；又不偏袒某一方，出现专权。从而，保证了朝政安定，实现治平。 　　（2）出入常均重视地方治理，玄宗也有其独特之处。 　　诛灭太平公主数日后，玄宗即下敕："自今已后，都督、刺史每欲赴任，皆引面辞。朕当亲与畴咨，用观方略"。⑤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对治理地方"方略"的高度重视。开元二十四年，仍然念念不忘地方吏治，下敕称："诸刺史、县令，与朕共治，情寄尤切"①。因此，《新唐书·刑法志》这样概括开元前期、中期的地方治理情况："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 　　玄宗亲选太守、县令，贯彻并推行了一项"出入常均"的措施。开元二年正月下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②这里的一"出"一"入"，实即京官与地方官的交流，并要形成制度。六年，再颁敕"于京官中简择历任有善政者补署"刺史。八年又敕："诸司清望官阙，先于牧守内精择。都督、刺史等要人，兼向京官简授。其台郎下除改，亦于上佐、县令中通取。"③十二年，在《重牧宰资望敕》中重申："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④制敕接二连三地颁发，京官陆续被择选出京。李濬，在玄宗尚为太子时，被选为太子中允。开元初，出为麟州刺史，政有能名。又授润州、虢州、潞州刺史，"所历皆以诚信待物，称为良吏。"⑤开元十二年山东旱灾， 　　①　《贞观政要》序。 　　②　《旧唐书》卷98《李元紘传》。 　　③　《旧唐书》卷99《萧嵩传》、卷84《裴行俭附光庭传》。 　　④　《资治通鉴》卷213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三月、十月。 　　⑤　《唐会要》卷69《都督刺史以下杂录》。 　　①　《唐会要》卷81《勋》。 　　②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二年正月。 　　③　《唐会要》卷68《刺史上》。 　　④　《全唐文》卷35。 　　⑤　《旧唐书》卷185　下《李濬传》。 　　玄宗命台阁名臣以补刺史，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崔沔、礼部侍郎韩休等5　人出为刺史。十三年，玄宗"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11　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饯于洛滨，供张甚盛"，玄宗还"自书十韵诗赐之"①。大批京官被选为刺史，不仅加强了对地方的治理，也起着改变"轻外官"观念的作用。在"出"的同时，玄宗更注意"入"，选调政绩卓著的地方官为京官。 　　前面叙述过的宰相姚崇、宋璟、张嘉贞、源乾曜、杜暹、萧嵩、裴耀卿等，都是从地方官直接拜相的。"诸司清望官"包括三省副贰，也多优先从刺史中"精择"。《旧唐书·良吏传下》中，开元前期、中期的不少地方大员，都因"政术有闻"而"入"朝为官。倪若水为汴州刺史，"政尚清静，人吏安之"，又上表谏止宦官奉旨江南采集禽鸟，玄宗手诏称其"守节弥固，骨鲠忠烈"，入拜户部侍郎。姜师度历任陕州刺史、河中尹、同州刺史，以疏决水道、设置盐屯、引水种稻为己任，"公私大收其利"，入为将作大匠。崔隐甫初为洛阳令，"理有威名"，历华州刺史、太原尹，"人吏刊石颂其美政"，开元十四年入为御史大夫，"在职强正，无所回避"，玄宗也谓其"海内咸云称职，甚副朕之所委"。地方官入朝，较京官体察民情，可使下情上达，决策比较符合实际。 　　开元前期、中期，京官出为刺史，经过几年，再"精择"入朝为三省副贰及"诸司清望官"，这种情况比较普遍。由内而外，再由外入内，上下交流，出入常均，使得京官与地方官的素质得到提高，有力地推动着"开元之治"的实现。 　　注意宰辅、出入常均，是玄宗任贤致治的两个突出特点。后世的宰臣、史臣都很追慕开元盛世的"多士盈庭"，称赞道："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②。 　　在叙及开元前期、中期"贤臣当国"之时，还要提到的是玄宗的求谏纳言。 　　前面姚元之所上"十事要"的第九要便是纳谏诤，玄宗回答："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两个多月后，果然"行之"，下制"求直谏昌言、弘益理政者。"当时，不单朝官、外官，就是平民百姓，也多有上书陈时政、直言切谏的。开元五年，玄宗在东都召见僧一行，"访以安国抚人之道，言皆切直，无有所隐。"永穆公主出嫁，"敕有司优厚发遣，依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直言相谏，以为"太平骄僭，竟以得罪，不应引以为例。"这样一提醒，使得玄宗"遽追敕不行，但依常礼。"①道士叶法善也常"以理国之法，数奏昌言"，玄宗往往于"听政之暇，屡询至道"②。和尚、道士尚且如此，内外臣僚更不例外。同时，根据宋璟建言，恢复了太宗时的谏官议政制度，使得中枢决策在博采的基础上更符合实际，减少失误。 　　玄宗前期、中期的求谏容纳，虽然常常与太宗的求谏纳谏相提并论，但玄宗关于谏诤的思想则远不如太宗。太宗的求谏纳谏明确贯穿着"君臣同心，共成治道"的思想，而玄宗则缺乏这样的认识。在具体做法上，如导人使谏、 　　①　《资治通鉴》卷212　玄宗开元十二年六月、十三年二月。 　　②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史臣曰"。 　　①　《旧唐书》卷191《一行传》。 　　②　《旧唐书》卷191《叶法善传》。 　　反对盲目顺旨、区别直谏与讪谤等方面，玄宗也都去太宗较远。由此不难明白，为什么开元年间没有产生出魏征那样的典型。 　　4。抑欲而昌玄宗即位后半年多，即先天二年（公元713　年）三月，晋陵县（今江苏常州）一个从九品的县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提出："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玄宗"览而善之"①。当时，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对付太平公主，玄宗仅于夏收之际停修大明宫，敕以农务方勤，罢之以待农闲。翦灭太平公主一党后，立即在行动上遵循曾祖父"太宗抑欲而昌"的做法，抑情损欲，刻厉节俭，屡禁奢靡，以求"返朴还淳，家给人足"。 　　（1）销毁服玩韦后乱政、"太平"怙权的那些年，达官贵戚竞相浮华，以致奢靡成风。安乐公主命人织成百鸟毛裙两件，自己一件，韦后一件，计价百万。这两件毛裙，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下为一色，影中为一色，仿佛百鸟并见裙中。自安乐公主作成此裙，百官之家多仿效，致使"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②至于太平公主，除遍占京畿"膏腴"田园，"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掖。侍儿披罗绮，常数百人，苍头监妪，必盈千数。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③就是玄宗即位后的第一个上元节，太平公主尚"依太上皇之势"弄权之际，长安仍"夜开门燃百千灯"，凡4　日。二月，又追作去年"大酺"，上皇、玄宗父子并王公贵戚登楼临观"百司酺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左拾遗严挺之上疏陈"四不可"，劝谏玄宗"以天下心为心，深戒安危之理"④。 　　开元二年七月，当大政初定之后，玄宗便针对"风俗奢靡"的社会流弊，断然采取了三项措施：其一，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二，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其三，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锦绣。3　天后，又对百官的服、用作出规定。同时，罢两京织锦坊，禁采珠玉、织锦绣，违者杖一百、受雇工匠减一等杖八十。司马光把这一举措看得很重要，称赞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①。"始欲为治"与"能自刻厉节俭"，被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也是为了对照玄宗"晚节犹以奢败"。但在当政之初，玄宗针对往昔弊政造成的"互相夸尚，浸成风俗"，提出"返朴还淳，家给人足"②，确实成为移风易俗，实现"大治"的重要内容。（2）罢遣宫女销毁服玩一个月后，玄宗命有关部门准备车牛，在内朝正殿南面的侧门崇明门将后宫用不着的多余宫女遣送回家。为此，还专门下了一道敕旨，表示"往缘太平公主取人入宫，朕以事虽顺从，未能拒抑"。如今人颇喧哗，"以为朕求声色，选备掖庭"，使其醒悟："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玄宗开元元年三月。 　　②　《旧唐书》卷37《五行志》。 　　③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附太平公主传》。 　　④　《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 　　①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二年七月。 　　②　《册府元龟》卷56《节俭》。 　　自修，改而更张，损之可也。"③显然，这是出于平息舆论，表示不求"声色"。但玄宗的"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自修"这两句话，不仅表达了他的损情抑欲，更见其知过自省之所在。 　　（3）诏禁厚葬过了一个月，又颁下一道《禁厚葬制》。厚葬，既无益于死者，又有损于生业。然而，"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弊。"修筑坟墓还不算，还要"别造田园，名为下帐，又有冥器（随葬器物）等物，皆竞骄侈。"为改变这种风习，特地"申明"丧葬的"约束"：冥器等物，规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令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在这些具体规定之外，还特别明确了违背规定的惩罚措施："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①（4）自上而始一年之中，接二连三地采取断然措施，目的都很明确，是要针对开元之前种种弊政造成的奢靡之风。由此，确实看到玄宗"求治甚切"的心情。"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在这鲜明的对比中，玄宗选择了"抑欲而昌"的明智做法。 　　可贵的是，玄宗深知"文质之风，自上而始"②，首先从自己做起，从宰相做起。 　　前面僧一行谏永穆公主出嫁宜依常礼，是玄宗从自身做起的一例。开元七年，王皇后生父王皎去世，皇后的孪生兄弟、国舅王守一要仿效睿宗窦皇后生父窦孝谌墓葬"故事"，筑高坟大塚。宋璟、苏颋二相"请一依礼式"，更何况开元二年又新颁《禁厚葬制》，玄宗同意了。第二天，王守一仍然请依窦孝谌"故事"，玄宗又"准依旧例"。宋璟、苏颋、再上言玄宗，以为"高坟乃昔贤所诫，厚葬实君子所非"，既已作为制度，"不因人以摇动，不变法以爱憎"。玄宗急忙改过，对宋璟等表示："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纲纪，至于妻子，情岂有私？"③"自上而始"，开元年间的宰相中，不少人都以"清俭"著称。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痁谒告"，每遇大事，玄宗即"令（源）乾曜就寺问崇"④。姚崇临终前留下遗嘱，告诫子孙"各守其分"，还特别"属以薄葬"①。王夫之更有高见，认为"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乂安。"②开元君臣从自身做起，自上而始，使得奢靡风俗基本得到抑制，逐渐形成"返朴还淳"的气象。"开元之治"的实现，可以说正是以"返朴还淳"为其起点的。 　　③　《唐会要元》卷3《出宫人》。 　　①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②　《册府元龟》卷56《节俭》。 　　③　《旧唐书》卷96《宋璟传》。 　　④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四年十一月。 　　①　《旧唐书》卷96《姚崇传》。 　　②　《读通鉴论》卷22《玄宗三》。 　　5。完善法制承袭贞观法制的宽仁慎刑原则，继续完善法制建设，是"开元之治"的又一重要方面。 　　（1）宽仁为本先天二年（公元713　年）十月，姚元之上"十事要"，第一要便是："自垂拱已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请圣政先仁义，可乎？"玄宗表示："朕深心有望于公也。"③这是为了改变武周时代"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的弊政。 　　先天二年八月，首先宣布："凡有刑人，国家常法。自今已后，辄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残害之罪。"④这不仅是对酷吏苛刑、滥刑的禁断，而且具有立法的意义。因此，开元年间基本上废除了"屠割骨肉"的酷刑，大体是按照"国家常法"施以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的。十二年四月，因杖刑过重而致人殒毙，又新颁敕命："今后抵罪人合杖，敕杖并从宽，决杖六十"⑤。杖刑从一百减为六十，定为常式。 　　为了确保禁断苛刑，开元初年的另一措施便是罢黜"身在"的酷吏。在"穷治"太平公主"枝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清查尚在的酷吏及其子弟。二年二月，下敕，以涪州刺史周利贞等13　人"皆为酷吏"，比周兴、来俊臣等"事迹稍轻"，一律"放归草泽，终身勿齿"。至十三年三月，仍然不忘酷吏的危害。当御史大夫程行谌奏武周时代酷吏23　人"残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状尤重，子孙不许与官"，玄宗立即采纳并颁敕：其"身在者，宜长流岭南；身没，子孙亦不许仕。"①在对酷吏实行"终身勿齿"的同时，玄宗"思徐有功用法平直"②，以其子徐■为恭陵令。表彰徐有功，显然是要官吏"用法平直"。开元年间，涌现了一批执法清严的官吏。李杰，为河南尹，"勤于听理，每有诉列，虽衢路当食，无废处断，由是官无留事，人吏爱之。"③李朝隐，更是"素称清正，断狱亦甚当事"。开元十年迁大理卿，武强令裴景仙"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逃走"，玄宗命抓获"集众杀之"。李朝隐"执奏"，以其"乞赃，犯不至死"。玄宗不许，李朝隐坚持再奏，强调"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④。玄宗最终准奏，杖裴景仙一百，流放岭南。这既表现出李朝隐的刚正，又体现了"宽仁为本"的原则。宋璟为相时，"刑罚清省"；罢相后处理"作乱"案件，仍然贯彻宽仁的原则。开元十年八月，京城长安发生左领军兵曹权楚璧"作乱"事件，权梁山自号"光帝"，西京留守王志愔惊恐至死。玄宗自东都洛阳派河南尹王怡前往处理。王怡治狱"连逮甚众，久之不决"。玄宗以宋璟为西京留守，宋璟来到长安，"止诛同谋数人，余皆奏③　《开元升平源》，下引不再注。 　　④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⑤　《唐会要》卷40《君上慎恤》。 　　①　《唐会要》卷41《酷吏》。 　　②　《资治通鉴》卷　211　玄宗开元二年闰二月。 　　③　《旧唐书》卷100《李杰传》。 　　④　《旧唐书》卷100《李朝隐传》。 　　原之"①，事情很快便解决了。 　　史书称道："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②。这一概括，是言之有据的。 　　（2）行罚先亲严以执法在很大程度上标识着"励精求治"的决心，而其难又难在如何对待皇亲国戚、宠幸近密的违法行径上。所以，姚元之上"十事要"的第五事便是："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网者，皆以宠免，臣请行法，可乎？"玄宗的决心也很大："朕切齿久矣！"开元前期，君臣们大体做到了法不阿亲。 　　开元二年正月，玄宗同父异母弟薛王业的舅父王仙童，即睿宗王德妃的兄弟，侵暴百姓，被御史弹劾。薛王业向玄宗求情，即命紫微、黄门（即中书、门下）复核。宰相姚崇、卢怀慎共同奏道："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玄宗听从了姚、卢二相的意见，处罚了王仙童，"由是贵戚束手。"③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与御史大夫李杰有过节。开元四年正月的一天，长孙昕约同妹夫杨仙玉在里巷伺机殴打李杰。李杰上表陈诉，大臣被打，实为辱国。玄宗大怒，令斩长孙昕、杨仙玉等。散骑常侍马怀素以为正月不宜行刑，累表陈请。玄宗改斩刑为朝堂杖毙，以谢百官，表示："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④同时，以敕书慰问李杰，说："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训导，使凌犯衣冠，虽置以极刑，未足谢罪。卿宜以刚肠疾恶，勿以凶人介意。"①处置长孙昕等，既显示出玄宗"行罚先亲后疏"的法制思想，又表明了他"励精求治"的决心。 　　（3）刊定法典《唐律疏议》颁行之后，大体相沿使用。而随着社会变动和各项制度变革，令、格、式则有待继续完善。 　　开元年间，多次删修格式律令。三年正月，颁《开元格》10　卷。七年三月，颁《开元后格》10　卷、《开元令》30　卷、《开元式》20　卷。十九年，颁《格后长行敕》6　卷。二十五年九月，颁《开元新格》10　卷、《格式律令事类》40　卷。二十六年，完成《大唐六典》30　卷。其中，开元二十五年的刊定，是一次最全面的修订，"总七千四百八十条，其千三百四条于事非要，并删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条随文损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条仍旧不改。"②总成《律》12　卷、《律疏》30　卷、《令》30　卷、《式》20　卷、《新格》10　卷、《事类》40　卷。《事类》40　卷，"以类相从"，将格、式、律、令处理同一类事务的条款编在一起，虽说是"便于省览"，实则在古代法制史上是一项创新。 　　鉴于法典日趋完善，至开元二十五年，全年断死刑仅58　人，大理狱院一 　　①　《资治通鉴》卷212　玄宗开元十年八月。 　　②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③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二年正月。 　　④　《旧唐书》卷100《李杰传》。 　　①　《资治通鉴》卷　211　玄宗开元四年正月。 　　②　《通典》卷　165《刑制下》。 　　片冷落。史称李林甫、牛仙客"二人皆谨守格式，百官迁除，各有常度"③。《大唐六典》30　卷，虽然像是唐代官制沿革，但其"以令式分入六司" 　　④，因而又具有行政法典的意义。 　　6。开元之盛经过玄宗君臣"同心戮力"的治理，终于使唐代社会达到鼎盛，出现了"开元全盛"的景象。 　　当时的一个吏部员外郎以为："国朝故事，莫盛于开元、天宝之际。" 　　为此，他这样记述了当时的盛况："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①言词之中，虽不无粉饰夸大，但对照开元年间的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仍不失为一篇实录。玄宗的经济思想及开元年间的经济措施、经济发展，都在经济卷详述。军事，亦有专篇。如果说当时人旨在记述当时的盛况，那么当"盛世"过后，史家便着眼于"盛世"的来之不易了。中唐以下，朝野无不向往昔日的"开元全盛"，评说不乏典册。然而，结合史实作出系统总结的，还应当说是《旧唐书·玄宗纪下》后面那一段唐代"史臣曰"："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侥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赐酺赏而放哇淫，惧其荒也；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年逾三纪，可谓太平。"典刑、礼乐、慈俭、轨仪，杜奸、戒奢、明教、惧荒、厚俗、明军法、校吏能，日闻献纳、志在升平，等等，都是对实现"天下大治"的经验总结。"开元握图，永鉴前车"，正是中唐以来评说其"全盛"的根本目的！ 　　"开元全盛"掩盖着的另一面，也是不允许忘记的。且不说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照，就是《兵车行》中"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等句，已足以教人们如何认识"全盛"了。 　　③　《资治通鉴》卷214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 　　④　《直斋书录解题》卷6《唐六典》。 　　①　郑棨：《开元传信记》。 ●　　（六）周边关系唐代前期，从太宗至玄宗的130　年间，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开放时期，被视为是当时"世界历史演进的重心"①。谈唐代的兴盛，必不可免要谈唐政权与周边的种种关系。 　　唐朝本土，太宗时分为十道，玄宗时分为十五道。本土之外，与周边关系大体有两种基本情况：一是内附关系，二是朝聘或"朝贡"关系。内附各政权，唐廷在其地设都督府或州，以其首领为都督或刺史，子孙世袭，在其管辖范围内有自主权，有朝贡和出兵助战等义务。这种府或州，统称羁縻州，受唐廷诸道都督府或都护府统领。而仅有朝聘或"朝贡"关系的各政权，与唐政权则无隶属关系，即使某些接受唐廷封号的，也不表示臣属关系。 　　关于羁縻州的情况，可以视为唐代边疆变化的一项重要标志。《新唐书·地理志七下》专篇记录"开置之目，以见其盛"："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羁縻州地域如此广大，部族如此繁多，但经济文化则偏于落后。其内附，除了被击败，大都希望得到唐廷的保护，并从经济、文化交流中受益。唐廷接受内附，则主要是为"表威化之远"，声扬国威。因羁縻州"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对唐廷实际利益影响不大。但国力盛衰，却又由此体现出来。兴盛之时，羁縻州先后来归；中衰以后，羁縻州纷纷脱离。 　　以下，分别叙述边疆和战及唐与海外联系。 　　1。边疆和战隋、唐与秦、汉在边疆问题上的最大相似之处就是，北方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骚扰、抢掠以及威胁着中原政权的存在；同时，它又控制着西域各个政权，阻隔东西交往的通道。唐代前期的边疆形势可以概括为：击灭突厥，开通西域，中国既安，远人自服。 　　（1）北灭突厥隋末丧乱，东、西突厥乘机复振，一跃而为雄据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夏的强大军事集团。当时的割据者，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突厥控制的势力范围，"东尽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李渊兴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①始毕可汗因此"益骄踞"，李渊"每优容之"，多所厚赐。武德三年处罗可汗助秦王攻刘武周，途经并州，"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颉利可汗承其父兄之业，对唐延更为"言辞悖傲，求请无厌"，"有凭陵中 　　①　详见罗香林：《唐代文化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　年6　月版。 　　①　《通典》卷197《突厥上》。 　　国之志"②。武德四年，率万余骑攻雁门。五年，南下汾州，攻围并州。七年，颉利、突利叔侄二可汗"举国入寇"。八年，颉利集兵10　余万饱掠朔州后，攻袭太原，守将张瑾全军覆没。九年，太宗刚即位，颉利又以20　万精骑直逼关中。前锋攻破武功，京师戒严。太宗以疑兵计化险为夷，迫颉利于渭水便桥"刑白马设盟"而退兵。 　　渭桥之盟回来，太宗以前代君王"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使之"唯弓兵马，庶使汝等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经太宗"教射"和"亲自临试"，"士卒皆为精锐"③。同时，开始征点丁男为府兵，扩大兵源，推行军功政策。 　　突厥内部，却向相反的方面转化。颉利"纵欲肆情，穷凶极暴"，是"主昏于上"。别部薛延陀、回纥等"自立君长，将图反噬"，是"众叛于下"。突利被疑，由是怨憾，是"兵挫将败"。"塞北霜旱，粮糇乏绝"，可以攻取。"颉利疏其突厥，亲委诸胡"，胡人翻复，内必生变。汉人被虏，保据山险，王师既出，必然响应④。这正是战略反击的有利条件。 　　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十一月，太宗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计6　总管，10　余万兵，分道出击突厥。第二年正月，李靖出奇制胜，定襄大捷，颉利逃窜。李勣在白道截击，降其部众5　万余。颉利欲施缓兵计，遣使谢罪求和，太宗将计就计。李靖等心领太宗意图，"督兵疾进"，出其不意，大破颉利。李勣又断其漠北退路，颉利西逃吐谷浑，途中为大同道行军副总管生擒，时值贞观四年三月。颉利俘献京师，薛延陀、回纥、仆固等部"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①，太宗成为"西北诸蕃"的最高首领。接着，分颉利故地为6　州，置定襄、云中二都督府。太宗以颉利族人思摩统领其地，后为薛延陀所迫，思摩又还归唐廷。二十一年灭薛延陀后，于其地置六都督府、七州。次年，黠戛斯酋长入朝，以其地置坚昆都督府。高宗时，先后置单于、安北二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统管碛口以南突厥诸部，安北都护府统管碛口以北诸蕃，北至安加拉河、叶尼塞河汇流处。 　　武则天时，颉利"疏属"骨咄禄自立为可汗。至其弟默啜可汗，又恢复昔日盛况。玄宗初年，默啜在内乱中被杀。天宝初，东突厥彻底灭亡，其地尽为回纥据有。 　　（2）打通西域隋末唐初，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霸有西域"，西域诸国王悉授（以）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②为打通东西方交往之路，唐与西突厥在西域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夺。 　　高祖时，吐谷浑再起，其王伏允复据南疆与青海。贞观八年，伏允拘留唐鸿胪丞赵德楷，太宗遣使"十余返，竟无悛心"③。九年五月，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等行军总管及突厥、契苾之众，屡②　《旧唐书》卷194　上《突厥传上》。 　　③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④　详见《旧唐书》卷68《张公瑾传》。 　　①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 　　②　《旧唐书》卷194　下《突厥传下》。 　　③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 　　破吐谷浑，伏允兵败自杀。其部众立伏允嫡子慕容顺为可汗，归附唐廷。数月后，慕容顺被部下所杀，子诺曷钵立，唐封以河源郡王。十四年，太宗以弘化公主嫁诺曷钵。至高宗时，吐谷浑被吐蕃吞灭。 　　降服吐谷浑后，河西走廊打通。进而，便是开启"西域三门户"之一的高昌。高昌地处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唐初，高昌王麹伯雅卒，子文泰立，遣使告哀。贞观四年，唐破东突厥，伊吾（今新疆哈密）归附，麹文泰亲王长安朝见太宗。其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途经高昌"①，唐与西域的这条交往之路基本畅通。可是，随着吐谷浑与西突厥的崛起，通道受阻。特别是麹文泰臣服西突厥后，"商胡被其遏绝贡献"，"西域使欲来者，文泰悉拘留之"②。贞观十三年底，以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统兵平定高昌。第二年，麹文泰惊惧而死，子智盛继立。唐军攻破其城，麹智盛出降，高昌国灭。以其地为西州，又另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③平定高昌，为唐打击西突厥在西域的势力奠定了基础。其先，高昌与西突厥屡攻焉耆，夺其城，掠其民。唐平高昌，焉耆请为声援。高昌既灭，西突厥竭力笼络焉耆，结成姻亲，相为唇齿，共拒唐廷。贞观十八年，安西都护郭孝恪请准讨击，夜袭王庭，俘获焉耆王突骑支。 　　焉耆往西，即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击灭东突厥后，龟兹虽然对唐"岁贡不绝，然臣于西突厥"。郭孝恪讨击焉耆，"龟兹遣兵援助。"贞观二十二年底，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兵征讨。第二年（公元648　年）底，攻占龟兹，生擒其王诃黎布失毕。龟兹相那利"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余人，来袭孝恪"①。唐军反击获胜，共破其大城5　所。 　　龟兹既定，西域震骇，各部族首领乘机摆脱西突厥控制，服属唐廷，贡使往返，商贾不绝。这段时间，正值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莫贺咄所杀，内乱不已。唐朝逐步打通天山南路向西的通道，亦即裴矩《西域图记》中所说"中道"。 　　西突厥内乱，西域诸国先受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节度，后又多附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射匮可汗击败咄陆，归顺唐廷。太宗晚年，阿史那贺鲁率部内附，置瑶池都督府。太宗去世，阿史那贺鲁吞并射匮。高宗初年，贺鲁自立为沙钵罗可汗，总有西域诸郡，"数侵扰西蕃诸部，又进寇庭州"。显庆二年（公元657　年），高宗命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等4　将分南北两路讨击贺鲁，在伊丽水（今伊黎河）、碎叶水（今伊黎河西南楚河）一带，彻底击败西突厥，俘获贺鲁，"分其种落，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其所役属诸国，皆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②第二年五月，将安西都护府由高昌移至龟兹，仍以高昌旧地为西州。安西都护府下统　4　镇，焉耆、龟兹、于 　　①　《旧唐书》卷198《高昌传》。 　　②　《旧唐书》卷198《高昌传》。 　　③　《资治通览》卷195　太宗贞观十四年九月。 　　①　《旧唐书》卷198《龟兹传》。 　　②　《旧唐书》卷194　下《突厥传下》。 　　阗（今新疆和田）、疏勒，称"安西四镇"。安西与昆陵、濛池都护府的设置，保障了天山南、北路的畅通。 　　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吐蕃进犯西域，"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唐廷被迫"罢安西四镇"，"吐谷浑全国尽没"于吐蕃①。唐朝通往西亚之路，复又受到威胁。西突厥余部乘机骚扰，东突厥余部默啜可汗也一度深入西域地界。到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　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之众，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乃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发兵以镇守之。"万岁通天元年（公元　696年），吐蕃又"清去安西四镇兵，仍索分十姓之地，（武）则天竟不许之。"②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为加强对西域广大地区的统管，武则天又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镇）置北庭都护府。 　　至此，安西都护府领天山南路"四镇"及葱岭以西、阿姆河以南16　都督府，西达波斯都督府（今伊朗东部边境的扎博勒）。北庭都护府领天山北路昆陵、濛池二都护府，昆陵都护府统西突厥五咄陆部23　都督府，濛池都护府统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西尽咸海西岸。在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统管之下，西域大体稳定下来，"丝绸之道"的畅通得以保证。此外，在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一带，又有"昭武九姓"，高宗时即置康居都督府以统之。 　　（3）和亲吐蕃吐蕃（bō，音波）　源出西羌，很早就活动在西藏高原一带。六、七世纪之交，农、牧业都有发展。"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王称赞普，相称大论、小论。"用刑严峻，小罪剜眼鼻，或皮鞭鞭之，但随喜怒而无常科。囚人于地牢，深数丈，二三年方出之。""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③当时，西藏高原上有三股势力。西部是羊同，以畜牧为业。中部和北部是苏毗，以射猎和畜牧为主，也兼营农业。西南部是吐蕃，其赞普居跋布川（今西藏琼结）。7　世纪初，吐蕃朗日论赞吞并了苏毗。其子松赞干布又击灭羊同，统一了西藏高原，定都逻些城（今拉萨市）。 　　松赞干布，公元629-650　年在位，此间，吐蕃创制了文字，又制订了成文法典《十善法律》。唐太宗贞观八年，吐蕃"始遣使朝贡"，太宗差行人冯德遐前往抚慰。松赞干布向唐求婚，太宗未许。松赞干布以为吐谷浑"相离间"，便发兵进攻吐谷浑，尽占其地，屯兵20　万于松州（今四川松潘）西境。十二年，太宗以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统3　总管5　万步骑大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松赞干布退兵谢罪，因复请婚，太宗应允。十四年，吐蕃相禄东赞进献黄金、珍玩以为请婚之礼，太宗许以文成公主妻松赞干布。第二年正月，命江夏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境内鄂陵湖和扎陵湖）迎接，"见道宗，尽子婿礼"。唐蕃和亲以后，其"酋豪子弟，请入国（子）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①文成公主入吐蕃，带去蔬菜种子、精巧的手工艺品、药物等，如文成公主答 　　①　《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②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上》。 　　③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上》。 　　①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上》。 　　尼泊尔公主时所说，"世间诸工巧，妆饰与烹饪，耕稼纺织等"②。高宗初年，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又"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③松赞干布卒后，赞普年幼，委政禄东赞。禄东赞死，其次子钦陵等"专其国"。唐蕃之间，为争夺西域发生了多次战争。高宗时，吐蕃大败唐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于大非川（今青海湖西），尽没吐谷浑。既而，唐工部尚书刘审礼与吐蕃战于青海，兵败而死。"安西四镇"为吐蕃控制20　余年，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　年）才又归唐。 　　中宗时，唐蕃通好，以所养雍王之女为金城公主，嫁吐蕃赞普尺带珠丹。景龙四年（公元710　年）正月，中宗亲送公主至始平（今陕西兴平），由左骁卫大将军杨矩护送入吐蕃。金城公主又带去锦缯数万、杂伎诸工以及龟兹乐舞。睿宗至玄宗前期，唐蕃间西域之争时有发生。如开元二年秋，吐蕃10万之众进犯临洮军及兰州、渭州，掠监牧羊马而去，唐以摄左羽林将军薛讷等截击。十五年春，吐蕃又大举进犯甘州、瓜州。十七年，唐朔方节度使王祎大破吐蕃，拔其石堡城。吐蕃频遣使请和，玄宗令忠王友皇甫惟明、内侍张元方出使吐蕃。十八年冬，吐蕃赞普遣其重臣名悉猎入朝上表，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于是，唐蕃"仍于赤岭各竖分界之碑，约以更不相侵。"①二十四年以后，吐蕃又西攻勃律，毁分界之碑。二十九年，金城公主卒，吐蕃40　万入犯陇右，夺石堡城，进至河源军（今青海西宁）。 　　（4）六诏归一唐初，云南地区"群蛮"聚居，名号繁多。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置姚州都督府（今云南姚安北），统管羁縻州　13　州。太宗时，置戎州都督府（今四川宜宾西南），统管羁縻州30　余州。 　　当时，在石城（今云南曲靖西）以西滇池周围居住着西爨，又称"白蛮"。由曲、靖州（今云南昭通一带）往南至步头（今云南建水）居住着东爨，又称"乌蛮"。白蛮的经济、文化，较乌蛮发达一些。 　　在洱海周围，居住着所谓的"河蛮"，又形成一个中心。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击败松外蛮，松州（今四川松潘）边外诸蛮70　部、10　余万户相继归附。梁建方遣奇兵出巂州（今四川西昌），突然出现在西洱河（今洱海），酋长杨盛大惊，与各部首领请归附。"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敛、松外首领蒙羽皆入朝，授官秩。"①高宗初年，西洱河大首领杨栋附、显和蛮大首领王罗祁、郎昆黎盘四州大首领王伽冲等率部内附，入贡方物。其后，吐蕃屡攻西洱河诸蛮，西洱河皆臣吐蕃。玄宗开元元年，河蛮首领入朝，授以刺史。 　　正当"群蛮"逐渐发展之际，在西洱河周围形成六股势力，因其称呼王为"诏"，遂自号"六诏"。六诏名称及居地分别是："蒙巂诏，居阳瓜州（今云南大理市西南一带）；越析诏，居越析州（今云南宾川）；浪穹诏，居浪穹州（今云南洱源）；邆赕诏，居邆备州（今云南洱海西北一带）；施浪诏，居舍利州（今云南洱海东北一带）；蒙舍诏，居蒙舍州（今云南巍山②　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五章。 　　③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上》。 　　①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上》。 　　①　《新唐书》卷222　下《两爨蛮传》。 　　一带）。蒙舍诏在最南，故称"南诏"。六诏之中，蒙巂、越析二诏势力较强，蒙舍诏（南诏）则较弱。 　　蒙舍诏之王姓蒙，父子以名相属。始祖舍龙，舍龙生龙独逻，又名细奴逻。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细奴逻遣其子逻盛入朝，高宗授细奴逻为巍州刺史。第二年，蒙巂诏蒙敛、和舍等作乱，唐廷命姚州道总管进讨。咸亨（公元670-674　年）间，唐廷以西爨酋长王仁求讨平蒙敛，蒙巂诏北迁样备（今云南漾濞一带），蒙舍诏（南诏）兼有阳瓜州之地。武则天时，逻盛入朝，其妻生盛逻皮，逻盛喜曰："吾且有子，死于唐地足矣。"②武则天赐其锦袍金带以归。玄宗初年，逻盛卒，盛逻皮继立。盛逻皮子皮逻阁，玄宗封以台登郡王。开元十六年，皮逻阁继立。为扩充势力，皮畹阁开始攻灭西洱河诸蛮。二十五年，战胜河蛮，攻取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县）。第二年，玄宗赐皮逻阁名归义，进爵云南王。皮逻阁乘机请"合六诏为一诏"，玄宗以五诏"持两端，宜其残破"。当时，正是唐蕃争夺茂州（今四川茂县）之西安戎城的激战时刻，助南诏攻五诏，无疑会牵制吐蕃。玄宗派遣中使王承训、御史严正诲赴皮逻阁军，先灭越析，次灭三浪（浪穹、邆赕、施浪），再灭蒙巂，建立了以西洱河地区为中心的南诏政权。二十七年，皮逻阁迁其都城至太和城。 　　在建立南诏政权的过程中，皮逻阁逐渐完备了各项主要制度。设官，羽仪长8　人，兵、客、户、刑、工、会六曹曹长各1　人，大将军12　人，清平官6　人，地方分设8　节度使。"凡丁壮皆为战卒"，"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①玄宗天宝以后，南诏与吐蕃成为唐政权西南边境的两股强大政治势力。 　　（5）渤海兴起唐朝东北边境，居住着奚、契丹、室韦、靺鞨等族。 　　奚，聚居滦河上游，西接突厥，东邻契丹，分为5　部，每部酋长1　人，称俟斤。逐水草，以畜牧为主。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率部内附，置饶乐都督府，以其大酋长可度者兼领，以其5　部为5　州。武则天时，契丹反唐，奚与契丹"递为表里，号曰'两蕃'"②，唐廷也常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 　　契丹，居外辽河上游，西接奚，东邻高丽，南至营州（今辽宁朝阳），北为室韦，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君长大贺氏，分为8　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①突厥强盛时，长期受东突厥控制。太宗贞观初，其君长摩会率部内附。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又请内属，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兼领。武则天时，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内兄孙万荣，俱为营州都督赵文翙侵侮，起兵杀赵文翙，占据营州，唐廷连派大将多次征讨，都被打败。不久，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由于奚与突厥的袭击，孙万荣以轻骑败走被杀。玄宗初年，复置松漠都督府，以李失活兼领，所统8　部因其旧帅为刺史。其后，又通姻好。开元后期，契丹使臣入朝贡方物，②　《旧唐书》卷197《南诏蛮传》。 　　①　《蛮书》卷9、《南诏野史》卷上。 　　②　《旧唐书》卷199　下《奚传》。 　　①　《旧唐书》卷199　下《契丹传》。 　　不为宰相所礼，因而起兵抄掠边境。唐玄宗以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进行防御经略。开元二十三年，以契丹知兵马中郎李过折代理松漠都督。 　　室韦，居黑龙江上游及额尔吉讷河一带，西邻突厥，东接黑水靺鞨，南为契丹，北至大海，分20　余部，互不统属，首领号"莫贺弗"。高祖时，曾向唐廷贡方物。太宗贞观初年，以东突厥被击灭，遣使贡丰貂。中宗时，请助唐攻讨突厥。玄宗时，入朝10　次。在室韦居住的广大地区，唐廷还设置了室韦都督府，以统管其地。 　　靺鞨，分粟末、黑水两部，西接室韦、契丹，东至于海，南为高丽，北抵室韦、北海。黑水靺鞨居北，粟末靺鞨在南。隋末，有酋帅突地稽率部内属。唐高祖仍以其地置燕州，以突地稽为总管。其子李谨行，高宗时曾于青海破吐蕃，封燕国公。玄宗时，黑水部全盛，分为16　部。开元十三年，在黑水靺鞨置黑水军，次年又以其最大部落为黑水都督府（今伯力），其余各部为属州，均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唐廷"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②十六年，赐其都督姓名为李献诚，授以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唐政权在黑龙江流域建起了较为完整的行政、军事机构，势力范围远及黑龙江入海口和库页岛。 　　渤海，本靺鞨粟末部，先附高丽。高丽亡后，其首领大祚荣据东牟山，筑城居之（今吉林敦化），自立为振国王，通使于突厥。其"地方二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①。中宗时，始通使往来。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以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置都督府（今吉林敦化），命大祚荣兼都督。至此，始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开元七年，大祚荣卒，嫡子大武艺继位，承袭封号。大武艺一面拓展疆土，一面派遣学生到长安入太学，学习唐朝的文化、制度。二十六年，大武艺病卒，子钦茂继立，遣使入朝"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②肃宗时，发展成"海东盛国"，这是后话。 　　2。海外联系唐朝前期国势的富强，使得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玄宗时达到顶点。 　　（l）海东关系唐朝与海东的关系，主要是与朝鲜半岛、日本的关系。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上是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世为仇敌，数相侵伐"。高祖时，以其三国"俱为藩附，务在和睦"③，分别遣使通好。太宗贞观十六年，高丽西部大人（酋长）泉盖苏文杀高丽王高建武，立高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相当于唐朝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专擅其政。同时，联络百济，合攻新罗。新罗求助于唐廷，太宗遣使劝谕高丽，令勿攻新罗，泉盖苏文不听，太宗乘机发兵。十八年，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船500　艘，载甲兵4　万余，自莱州渡海趋平壤；以太子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6　万及西北胡兵趋辽东。第二年二月，太宗率②　《旧唐书》卷199　下《靺鞨传》。 　　①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元年二月。 　　②　《册府元龟》卷999《请求》。 　　③　《旧唐书》卷199　上《新罗传》。 　　诸军自洛阳出发，"亲征辽东"。唐军陆路连破辽东、白岩、盖牟数城（今辽宁沈阳、抚顺一带），海路攻占卑沙城（今辽宁金州），耀兵于鸭绿水。但当进军安市城（今辽宁辽阳）时，高丽拼死固守，终不能克。九月，太宗"以辽东仓储无几，士卒寒冻，乃诏班师。"①在此同时，百济乘机袭取新罗20　余城。其后数年，与唐中断往来。高宗时，百济与高丽、靺鞨又夺新罗城池，新罗向唐乞援。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水陆10　万之众渡海，与新罗合兵攻破百济，以其故地原有5　部，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因其酋长为都督、刺史。不久，百济旧将起兵抗唐，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恢复大部故地。唐廷留镇百济的将军刘仁愿、刘仁轨坚守熊津城（今韩国公州）。百济引日本救兵以拒唐军。刘仁愿、刘仁轨击败百济、日本联兵，尽占百济之地。新罗渐次据有百济，唐与新罗联合，对高丽造成南北夹击之势。 　　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　年），高丽泉盖苏文死，其子男生代立为莫离支。男生、男建、男产兄弟"各树朋党，以相攻击"。男生被逐，其子献诚向唐廷求援。高丽内乱，为唐朝攻取造成极好机会。年底，即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众出击高丽。总章元年（公元668　年）九月，攻占平壤。年底，分高丽5　部为9　都督府、42　州，总隶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镇守平壤。 　　新罗与唐朝，大体保持友好往来关系。高丽亡后，新罗王金法敏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接受唐朝制度、文化极为广泛，如设官有宰相、侍中、司农卿、太府令，都城平壤仿长安分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等。文化典籍、佛教、佛经，传播更多。开元二十五年，玄宗选邢é出使新罗时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①仅此即可见新罗文化的发达，亦可知唐朝文物制度对新罗的影响。 　　日本，曾派出遣隋使4　次，隋朝遣使日本1　次。隋炀帝时，遣隋留学生高向玄理等，直至唐初才回日本。唐朝前期，日本所派"遣唐使"（日本派遣出使唐朝的使者）不少于10　次，每次都有留学生、学问僧同来唐朝，如玄宗开元二十年多治比广成一行竟多达594　人。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在高向玄理等留学生的协助下进行的。所颁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制简直就是受唐朝的直接影响，其后形成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官制系统也大体依照唐制而成。 　　人员往来，形成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其朝臣真人（相当唐朝户部尚书）粟田来唐，武则天宴于麟德殿。玄宗初年，粟田再次来唐，"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副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②朝衡又作晁衡，留唐朝京师数十年，与诗人王维、李白交往颇深，王维、李白都有诗作赠别晁衡。唐朝赴日最有名的僧人就是鉴真和尚，6　次东渡，终于成功，对日本的建筑、医学、艺术都作出重要贡献。 　　（2）南亚交往 　　①　《旧唐书》卷　199　上《高丽传》。 　　①　《旧唐书》卷199　上《新罗传》。 　　②　《旧唐书》卷199　上《日本传》。朝衡，本名阿倍仲麻吕。 　　唐朝的南方和西南方，当时主要有林邑（今越南南方）、婆利（今马来西亚）、真腊（今柬埔寨、老挝）、骠国（今缅甸）、泥婆罗（今尼泊尔）以及天竺等国，"贞观、开元之盛，来朝者多也"①。 　　其时，天竺分为五天竺，即中天竺、东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唐高祖时，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玄奘《大唐西域记》称为戒日王）征服其余四天竺，"威声远振，刑政甚肃"。太宗贞观十年，唐僧玄奘到中天竺取梵本经论650　余部，受到尸罗逸多隆重的奖励。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聘，太宗厚礼回报。二十二年，王玄策出使天竺，尸罗逸多卒，发生内乱，叛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发兵攻击王玄策，掠夺诸国贡物。王玄策逃往吐蕃，吐蕃、泥婆罗出兵8000　余，从王玄策击败阿罗那顺。此刻，玄奘早已回到长安，开始翻译经论，并将其取经经历和各地风土人情撰成《大唐西域记》12　卷。 　　其后，五天竺诸王朝贡不断。玄宗之世，遣使次数更多。开元八年，南天竺王尸利那罗僧伽请以战象及兵马助唐攻大食、吐蕃，玄宗"甚嘉之，名军为怀德军"②。 　　（3）中亚之争唐朝西部边境与波斯（今伊朗）接壤，太宗时波斯被大食击败，波斯王于贞观二十一年遣使来唐，请求援助。高宗龙朔元年（661　年），波斯王卑路斯"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唐因其地置波斯都督府，以卑路斯为都督。然其地"渐为大食所侵"①，仅部众犹存，继续与唐廷保持来往。 　　大食，即哈里发或伊斯兰帝国，穆罕默德建立。唐太宗初年，穆罕默德攻取麦加，统一阿拉伯半岛。随后，东灭波斯，向中亚发展，高宗永徽二年，哈里发遣使东来，唐与大食开始正式交往。龙朔三年（公元663　年），大食击破波斯、拂菻。玄宗以前，大食攻占阿姆河、锡尔河流域，"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开元初，太食又遣使来朝，"唯平立不拜"②。西域诸国，如安国、康国、俱蜜、吐火罗、石国纷纷上表，请求唐廷发兵征讨大食，救其苦难。其时，大食、吐蕃共立阿了达为王，攻拔汗那，拔汗那兵败奔安西求救。监察御史张孝嵩率兵万余出龟兹西数千里，大破阿了达，唐之声威复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③唐与大食在争夺西域的过程中，促进了东西方的种种交往。 　　拂菻，又称大秦，即东罗马，东南与波斯接壤，隋炀帝欲通拂菻而不能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朝，献方物，太宗以玺书答慰，回赠绫绮。大食强盛后，渐陵其国，臣属大食。高宗、武则天时，遣使来朝。玄宗开元七年，又两次来朝。唐与东罗马的交往，当确信无疑。 　　①　《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传》"史臣曰"。 　　②　《旧唐书》卷198《天竺传》。 　　①　《旧唐书》卷198《波斯传》。 　　②　《旧唐书》卷198《大食传》。 　　③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三年十一月。 　　四、极盛转衰唐代社会由治转乱的明显标志，无疑是安史之乱。同时，整个天宝（公元742-756　年）间经济持续发展，人户、耕地、仓储、百工、钱币以及治安等，都达到或显示着唐朝的鼎盛。然而，唯独开元后期以来的朝政与上述盛况形成强烈的反差，鲜明地暴露出"气盛而微"的衰象，导致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莫大遗憾。 　　（一）天宝危机当了20　多年太平皇帝的玄宗，自开元二十四（公元736　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①由此，潜伏下深刻的社会危机。在随后的20　年间，玄宗沿着奢欲和怠政两个方面自己将自己推向了绝路。 　　1。人君德消通常都以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玄宗罢张九龄、裴耀卿相职，命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作为由治趋乱的分界，即所谓"治乱固已分矣"②。这留在后面叙述。让我们先看看玄宗本人的一些重要变化。（1）天子家事开元二十四年前后，玄宗被接二连三的"天子家事"所烦恼。随心所欲的结果，导致了始料不及的惨局。 　　此时，武惠妃宠幸倾后宫。二十三年，先为惠妃亲生女咸宜公主选驸马杨洄，大办婚礼。接着，又为惠妃亲生子寿王册妃、纳娶杨玉环。先前，玄宗宠幸赵丽妃，以其子为皇太子。此时，寿王最受"钟爱"。废立太子之争，必然公开化。尽管张九龄一再强调"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并列举了历代废立造成的大乱、流血乃至失天下，都无济于事。二十五年四月，玄宗竟偏信杨洄的一面之词，废太子兄弟3　人为庶人，随即赐死。后代史家评论此事说："明皇一日杀三庶人，昏蔽甚矣。"①年底，武惠妃死。进入开元二十六年，玄宗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呢？立何人为太子，"犹豫岁余不决。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②被玄宗称为"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的高力士，确实"揣知"皇上心意，说出"推长而立，谁敢复争"的话来，坚定了玄宗立第三子忠王玙（后改名亨）为皇太子的决心，解决了"天子家事"中的一大难事。 　　然而，自武惠妃逝去，"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按：天宝六载以前称温泉宫），内外命妇，熠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澹荡其间。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③因此，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 　　②　《新唐书》卷宗165《崔群传》。 　　①　《新唐书》卷222　中"赞曰"。 　　②　《资治通鉴》卷214　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五月。 　　③　陈鸿：《长恨歌传》。 　　二十六年冬、二十七年冬到骊山，都只逗留半月左右。二十八年正月，仅小住8　天。还是"老奴"最能"揣知"圣上的心意，"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①如果说这一年十月玄宗在骊山18　天是与杨太真初次幽会，那么二十九年十月至十一月便是杨太真正式随玄宗避寒温泉宫了。史称："不期岁，恩礼如惠妃"，"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②天子家的两件大事都得到满意的解决，陶醉于盛世、喜庆之中的玄宗下诏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二月，玄宗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尚书左、右丞相复为仆射，东都为东京，北都为西京，州为郡，刺史为太守。天宝三载正月初一，改"年"为"载"。天宝的最初3　年间，明皇与太真"娘子"4　次幸骊山温泉宫，每次都在30　天以上，因此"史言帝耽乐而忘返"③。天宝四载八月，玄宗60　周岁生日（千秋节）第二天，正式宣布"太真"妃号为"贵妃"。贵妃仅次于皇后，而当时未立皇后，玄宗设此封号是要使杨贵妃统领后宫。 　　（2）荒怠政事开元二十四年冬，玄宗自东都回到西京，从此"不复东幸"。用李林甫的话说，"知上厌巡幸"。如果说玄宗"怠于政事"自此始，那么经过数年"家事"烦恼的天子，刚刚寻求得一位精神上的寄托，沉溺在新的欢乐之中，还有多少心思会放在勤政上！天宝三载，明皇与太真"娘子"的恋情正在如胶如漆之际，便从容地对高力士说出："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①尽管高力士强调"天下大柄，不可假人"，玄宗仍然听不进去，足见其倦怠、厌政之深！ 　　李、杨恋情的升华，必然助长明皇思慕由人间美景进入天仙胜境，"天长地久"地"世世为夫妇"。天宝元年十月，造长生殿，名为集灵台。开元十三年改集仙殿为集贤殿，表明其信"贤"不信"仙"。此时，重建集灵台，表明颇信神仙。四载正月，玄宗竟对宰相说，在宫中筑坛祈福，"俄飞升天，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于是，太子、诸王、宰相纷纷上表祝贺。到天宝九载前后，时人以明皇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②所有这一切，都是二人同享："昨夜上皇新受箓，太真含笑入帘来。"③"唐之君诞妄而臣侫谀"，已经不再是什么"怠于政事"，简直就是昏庸荒政了。 　　（3）奢靡成风荒怠政事、思慕长生，与之相伴的绝不会是刻厉节俭，只能是崇尚奢靡，即所谓"心荡而益奢"。 　　开元末年，贵臣贪权，饰巧求媚，提出将赋税与贡献区分开，即"赋税当委于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于天子，以奉私求。"实际上，这是在教 　　①　《新唐书》卷5《玄宗纪》。 　　②　《太平御览》卷141《杨贵妃》。 　　③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二年十月胡三省注。 　　①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九载十月。 　　③　张祜：《集灵台二首》，《全唐诗》卷511。 　　天子如何侵吞天下"贡赋"中"贡"的部分，任其挥霍。玄宗竟然"悦之"，新建琼林、大盈二库，收藏天下之贡。后来，陆贽一针见血地指出："荡心侈欲，萌柢于兹。"④天宝四载，随着太真"娘子"获得贵妃的地位，杨氏远近亲属顺着裙边成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暴发户。其兄杨铦为殿中少监，从兄杨锜尚武惠妃女太华公主，为驸马都尉，"贵妃三姊，皆赐第京师，宠贵赫然。"由于"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玄宗又不想总是从国库中支取，户口色役使王鉷"探知上指"，便私下把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转入大盈内库，"以供宫中宴赐"。王鉷蒙骗玄宗说："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以鉷为能富国，益厚遇之"，提拔为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实际上，王鉷是"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①到天宝七载，玄宗又以贵妃的3　个姐姐"皆有才色"，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史称："三姊与铦、锜五家，凡有请托，府县承迎，峻于制敕；四方赂遗，辐凑其门，惟恐居后，朝夕如市。""上所赐与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②当时，天下赋调之正数钱物，皆归于太府寺左藏署。八载二月，玄宗率百官"观左藏"。由于"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这样一种表象，更使玄宗以为"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③李林甫、杨国忠、杨氏五家、高力士等，是当时"贵宠之家"的代表，也是穷奢极欲的典型。 　　半个多世纪以后，当唐明皇的子孙回顾这一盛世的殷富时，便发现："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④玄宗晚年造成的奢靡成风、物务多废的恶果，给后来的唐代官民的印象是无法抹掉的！ 　　早在开元中期，人们便以关中大风震电，蓝田山推裂百余步影射"人君德消政易"①。作为民谣，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开元中期的政治状况，也是民心的一种表达，认为皇帝一天不如一天了。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的事实，恰恰证明着"人君德消政易"。 　　2。宰相误国玄宗自开元末年"渐肆奢欲，怠于政事"，给宰相专权造成了可乘之机。先是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②，后是杨国忠取而代之，以聚④　《旧唐书》卷139《陆贽传》。 　　①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四载八月、十月。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七载十一月。 　　③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八载二月。 　　④　《旧唐书》卷16《穆宗纪》。 　　①　《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十一载十一月。 　　敛而"终成其乱"③。 　　（1）委政林甫李林甫出身宗室，曾祖父是李渊的从父弟。以辈份而论，李林甫当是玄宗的远房叔叔。开元二十二年五月，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入宰相班子。但当时张九龄为中书令、裴耀卿为侍中，李林甫还不是主要执政者。面对玄宗"渐肆奢靡，怠于政事"，张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而李林甫却"巧伺上意"，并"日思所以中伤"张九龄。两年多的时间，"林甫日夜短九龄"。于是，玄宗"积前事，以耀卿、九龄为阿党"，并罢政事④。自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始，李林甫为中书令（后改称右相）整整16　年，至其病卒。 　　李林甫取代张九龄之后，便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他对谏官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补阙（谏官）杜琎上书，第二天就被出为地方县令。谏官议政之制被破坏，"自是谏诤路绝矣"。不过，此时的李林甫还谈不上"自专大权"。天宝三载，他见户部尚书裴宽为玄宗"所重"，恐其拜相，只能暗中指使刑部尚书裴敦复"以五百金赂女官杨太真之姊，使言于上（玄宗）"①，才将裴宽排挤出京。这时的李林甫，对于功业才望超过自己的人，还只能是"百计去之"。 　　当皇上与太真"娘子"久住骊山"耽乐而忘返"，"悉以政事委林甫" 　　之后，他才得"自专大权"。就是说，玄宗的"欲高居无为"助长了宰相弄权。先前，自姚崇始，中书令大体上是三五年一更换。玄宗委政李林甫后，这一更换制度被彻底破坏。 　　李林甫专权，当以天宝四载始起大狱为标志。这一年，为铲除"不附己者"，开始制造冤狱。吉温，素称"惨酷"。罗希奭，"为吏深刻"。李林甫得此二人大喜，"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②随即，韦坚、杜有邻、王忠嗣等冤案接连发生，左相（侍中）李适之自求散官，罢政事。同平章事陈希烈更是"唯诺"而已，"凡政事一决于林甫"。制度规定，宰相午后六刻乃出，李林甫改为午前"巳时即还第，军国机务皆决于私家。"③为了"耽宠固权"，李林甫更想出"杜出将入相之源"的诡计。他声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应当多以"蕃人"专任大将。这些人多不识文字，不能为相，便可以解除他人"出将入相"之忧了。可是，他却没料到，安禄山起兵正是"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①。（2）权假国忠接替李林甫为右相（中书令）的杨国忠，原名钊，与杨贵妃是从祖兄妹关系。经诸杨"引之见上，得随供奉官出入禁中"。玄宗赏识他的"强明"，称其为"好度支郎"。借助诸杨的影响，被用为王鉷的判官。 　　天宝六载，李林甫屡起大狱，别置推事院，以杨钊为御史，与酷吏吉温、③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七载六月。 　　④　《资治通鉴》卷214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四载六月。 　　③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五载四月。 　　①　《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 　　罗希奭共同制造冤狱，"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一年当中，杨国忠以聚敛骤迁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15　余使职。七载六月，又升为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至九载，为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玄宗赐名国忠。吉温以其"恩遇浸深"，便为其"画代林甫执政之策"。从此，杨国忠开始翦除李林甫的心腹，以谋取宰相大权。 　　十一载四月，杨国忠借王鉷弟王銲与邢縡利用龙武万骑作乱之事大作文章，断言王鉷必定"预谋"。玄宗以其"不应同逆"，李林甫"亦为之辩解"，左相（侍中）陈希烈"极言鉷大逆当诛"。王鉷赐自尽，杨国忠兼京兆尹，加御史大夫及京畿、关内采访等使，"凡王鉷所绾使务，悉归国忠。"②更进一步，又"穷竟邢縡狱，令引林甫交私鉷、銲与阿布思事状"，陈希烈等则"附会国忠，证成其状，上由是疏薄林甫。"③自此，杨国忠与李林甫成为死敌。当南诏大举犯边之际，李林甫乘机"奏遣"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赴镇所，试图将其挤出京师。杨国忠辞行时哭诉"必为林甫所害，贵妃亦为之请"，玄宗竟许以"屈指待卿，还当入相"。不久，李林甫病卒，杨国忠即为右相（中书令），兼文部（吏部）尚书，领40　余使职。 　　为"收人望"，杨国忠建议"文部选人，无问贤不肖"。于是，"国忠凡所施置，皆曲徇人所欲，故颇得众誉。"①然其居相位后，"妬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则有过于李林甫。史称杨国忠"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②当其忌左相陈希烈时，陈希烈便"累表辞位"。他见京兆尹李岘"不附己"，便借"灾沴归咎"，贬其为长沙太守。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文雅有盛名，杨国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赃污事，下御史接问。"凡此种种，引起高力士的担忧，对玄宗说："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玄宗听罢，"默然"无语③。 　　杨国忠"终成其乱"，有两点不同于李林甫。肃宗时的宰相房琯说出一点："往杨国忠聚敛，产怨天下。"④宋代学者苏轼更有一段系统论述："（宇文）融既死，而言利者争进。韦坚、杨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杨国忠而聚敛极矣。故天宝之乱，海内分裂，不可复合。"⑤"聚敛极矣"，走向反面，导致"天宝之乱"，这是杨国忠甚于李林甫的一个方面。 　　杨国忠"终成其乱"的另一不可推卸的罪责是：千方百计欲"以激怒（安）禄山，幸其动摇，内以取信于上"。天宝年间，安禄山恩宠日渐加深，又握有兵权，"（杨）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上不之信。"杨国忠或指使门客刺探安禄山"阴事"，或"围捕其宅"，或贬其安插在京官中的耳目，使得"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当玄宗欲以皇太子监国，自己领兵亲征之时，杨国忠担心太子将置诸杨于死地，指使杨氏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土请命，其事乃止。"待到哥舒翰奉敕镇守潼关，以"利在守险，不利出攻。"杨国忠担心哥舒翰"持兵未决，虑②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十一载四月、五月。 　　③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①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十一载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③　《资治通鉴》卷217　玄宗天宝十三载九月。 　　④　《新唐书》卷139《房琯传》。 　　⑤　《栾城后集》卷11《历代论五》。 　　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致使"王师奔败，哥舒受擒，败国丧师"。所有这一切都被载入史册，故称"皆国忠之误惑也"①。 　　3。天下势偏开元中期以来，明皇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1）边将日重节度使的设置，见于睿宗之时。玄宗开元年间，陆续设置了河西、陇右、幽州、剑南、朔方、太原以北（河东）、安西、北庭等节度使。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为这一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故节度使地位颇重。 　　自唐兴以来，军事统帅都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四夷之将，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然而，时至开元中后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②早在开元四年，刚刚拜相的宋璟就注意到边将邀功的问题。史称：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竟生侥幸，痛抑其赏"③。可是，宋璟罢相后，边将久任、遥领、兼统的情况都变得越来越普遍。 　　至天宝元年正月，适应"吞并四方"的需要，玄宗分平卢别为节度，共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它们是：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治龟兹城，兵2.4　万；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治北庭都护府，兵　2　万；河西节度使，断隔吐蕃、突厥，治凉州，兵　7.3　万；朔方节度使，捍御突厥，治灵州，兵6.47　万；河东节度使，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治太原府，兵5.5　万；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治幽州，兵9.14　万；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兵3.75　万；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治鄯州，兵7.5　万；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治益州，兵3.9　万；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静夷、獠，治广州，兵1.54　万。这样的部署，不仅造成"公私劳费，民始困苦"，而且出现"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的情况。再加以李林甫提出边将"用寒畯胡人"，"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始禄山倾覆天下"①。 　　（2）宠信禄山安禄山，柳城（今辽宁朝阳）混血胡人。开元二十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为捉生将，认作养子。二十四年，为平卢讨击使，讨击奚、契丹，贪功兵败，按军法当斩。张守珪惜其骁勇，执送东都候旨。宰相张九龄坚持依军法，并奏道："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②玄宗仅免其官。张守珪死后，安禄山凭着行贿送礼、献"忠"取媚两条，步步高升。二十八年，为平卢军兵马使。二十九年，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蕃（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天宝元年，为平卢节度使。二 　　①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六载十二月。 　　③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四年闰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六载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 　　年正月，首次入朝向玄宗献"忠"心，说："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虫）食臣心"①。三载三月，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巡视河北后"称禄山公直"，宰相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宽"皆顺旨称其美"。三人深受玄宗信任，"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 　　天宝六载正月，安禄山以范阳、平卢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大约从这时起，常令其将刘骆谷留京师，刺探朝廷动静。史称"安禄山潜蓄异志"，"凶逆之萌，常在心矣"。然其"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岁献俘虏、奇珍异兽不绝于路，向玄宗再次表白腹中"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玄宗命诸杨与其叙兄弟，安禄山更"请为贵妃儿"。玄宗"以为信然，益爱之"②。七载六月，赐其铁券，享有赦免死罪的特权，称其镇守北疆犹如"万里长城"。九载，赐爵东平郡王，唐朝边将封王自此始。十载二月，求兼河东节度使。从此，安禄山便握有平卢节度使（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兵3.75　万人，范阳节度使（治所在今北京西南）兵9.14　万人，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兵5.5万人，计约20　万人，占十镇之兵的40％，"禄山恃此，日增骄恣。尝以曩时不拜肃宗（太子亨）之嫌，虑玄宗年高，国中事变，遂包藏祸心，将生逆节。"③20　万镇兵之外，安禄山又收养奚、契丹骁勇善战的壮士近万人，畜战马数万匹，军需、珍宝不计其数，以高尚、严庄、张通儒与将军孙孝哲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崔乾祐、田承嗣等为将领。值此"将生逆节"之际，朝中正是李林甫、杨国忠"为仇敌"之时。天宝十二载，杨国忠使人劝说安禄山，让其诬告李林甫与突厥降将阿布思谋反。此时李林甫已死，安禄山趁机打击阿布思。当阿布思为回纥攻破后，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 　　史称："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及杨国忠为相，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①杨国忠没有能力控制安禄山，便只能"屡言禄山有反状"。可安禄山已然是"恩宠日深"，不单出入宫掖不禁，就是与贵妃对食"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杨国忠只得"厚结"哥舒翰，"共排安禄山"。哥舒翰已为陇右节度使，杨国忠又奏以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赐爵西平郡王。至此，安禄山兼统三镇，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兼统二镇，封西平郡王，当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而杨国忠又兼领剑南节度使。以三镇对三镇，兵力相当。只可惜"承平日久，未尝习兵"，加之权力倾轧，将相的心思全用在了"争宠固位"上。久已荒政的皇上，"依违"其间，既"权假宰相"，又"益信禄山为忠"。结果，杨国忠"数以事激"安禄山，"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安禄山则"决意遽反"，以"将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借口，起兵范阳，酿成大乱。 　　①　《安禄山事迹》卷上。 　　②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六载正月。 　　③　《安禄山事迹》卷上。 　　①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十二载五月。 　　（二）藩镇起伏安禄山起兵直指两京，是玄宗天宝年间潜伏的种种危机的总爆发。战乱过后，皇权低落，盛世不复再来。藩镇自河北、山东扩展到河南、江淮，此起彼伏，形成割据局面，影响及于唐亡。 　　1。安史之乱自玄宗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范阳起兵，中经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 　　史思明再起范阳，至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结束战乱，前后7　年又3个月，史称"安史之乱"。 　　（1）禄山构乱天宝十四载七月，安禄山打算派遣兵将潜入京师，上表献马3000　匹，每匹牵马夫2　人，以蕃将22　人部送，车300　辆，每辆车夫3　人。河南尹达奚珣疑其有变，上奏提醒玄宗。"于是上稍悟，始有疑禄山之意。"然而，竟无丝毫戒备。十一月，皇上与贵妃、诸杨依惯例避寒华清宫，安禄山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15　万，号称20　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南下直趋两京。"兵起之后，列郡开甲仗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①所过郡县，望风瓦解。北京（太原）副留守被劫持，陈留、荣阳等郡连连失陷。朝廷仓促应战，命高仙芝、封常清相继东讨，又以哥舒翰守潼关。高仙芝、封常清相次败绩，洛阳失守，安禄山军逼潼关。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由代北入河北，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据兵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②安禄山西攻潼关，受到来自背后的威胁。 　　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不久，颜杲卿兵败，河北复为安禄山部将占据。其后，河北反复拉锯。六月，由于杨国忠猜疑哥舒翰，促其引兵出关，为安禄山将崔乾祐所败。潼关失守，京师无险可据，玄宗在杨国忠、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的怂恿下，仓慌出走剑南。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北），禁军统领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及韩国、秦国夫人。"军士围驿，请"陛下割恩"将贵妃"正法"。玄宗无奈，"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①安禄山宠将孙孝哲带兵进入长安后，"大索三日，民间财赀尽掠之，府县因株根牵连，勾剥苛急，百姓愈骚。"②七月，太子亨灵武即皇帝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八月，玄宗逊位，称太上皇。九月，以广平王俶（后改名豫）为天下兵马元帅。至德二载（公元757　年）正月，正当郭子仪、李光弼等奉命收复东、西两京之际，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等所杀。唐军乘机反攻，又借来回纥兵助援，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退保邺郡（今河南安阳），史思明奉表以所部13　郡、 　　①　《安禄山事迹》卷中。 　　②　《资治通鉴》卷217　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18　肃宗至德元载六月。 　　②　《新唐书》卷225　上《安禄山传》。 　　兵8　万投降，肃宗以其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河北复为朝廷所有。十二月，太上皇还京。 　　（2）思明再起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李光弼以史思明"终当叛乱"，筹划除灭之策。事泄，史思明据魏州（今河北大名），与安庆绪相呼应。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步骑20　余万攻讨安庆绪，史思明发范阳兵13　万以救邺郡。由于官军各路兵马互不统属，九节度之师溃散。史思明既败官军，屯驻邺郡，杀安庆绪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安庆绪先前所据有的州县及兵众，至此尽归史思明。二年四月，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九月，史思明入洛阳，城空，无所得，但以其为叛军的中心据点。十月，河阳一战，李光弼军大败史思明。上元元年（公元760　年）九月，肃宗下诏：郭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由于宦官鱼朝恩从中作梗，事竟不能行。二年二月，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邙山，官军败绩，河阳、怀州再陷。三月，史思明被其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洛阳即皇帝位，改元显圣，密使人至范阳杀其异母弟史朝清及不附己者。其部自相攻杀，数月范阳方定。 　　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四月，太上皇、肃宗相继晏驾，宦官李辅国引太子豫即皇帝位，为代宗。十月，以长子适（kuò　，音扩）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进讨史朝义。史朝义兵败北逃，"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①此间，出现军士废立节度使的情况。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裨将李怀玉等推侯希逸为使。河东军乱，杀节度使邓景山。 　　宝应二年正月，史朝义逃至范阳。其部薛嵩、张志忠、田承嗣、李怀仙相继归顺朝廷。史朝义欲投奚、契丹，被李怀仙追杀，传首京师。长达7　年又3　个月的"安史之乱"，至此平定。 　　2。割据形成史朝义传首京师，虽然标志着"安史之乱"的结束，但其遗留的祸乱却又从此而起。 　　（1）仆固之叛在长年征战当中，皇室对统兵将帅多所猜忌。自用宦官观军容以来，郭子仪、李光弼作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屡屡遭到用事宦官的排挤。在决胜史朝义的最后征讨中，仆固怀恩作为诸军节度行营副统帅"为人构陷，愤怨殊深"，便企图借助史朝义余部实力，达到拥兵固宠的目的。 　　代宗宝应元年十一月，在穷追史朝义的进军中，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4　州降，恒阳节度使张志忠以赵、恒、深、定、易5　州降，仆固怀恩受降后都保留了他们的职位。数日后，朝廷下制："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①半个多月后，朝廷以张志忠为成德军节度使，仍然统领恒、赵、深、定、易5　州，赐姓李，名宝臣。李宝臣以王武俊为先锋兵马 　　①　《资治通鉴》卷222　肃宗宝应元年十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2　肃宗宝应元年十一月。 　　使。 　　第二年闰正月，史朝义已经传首京师，河北诸州皆归朝廷。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方面"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于是，以薛嵩为相、卫、邢、名、贝、磁6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5　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史称："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制矣。"②藩镇雄据一方，又称方镇。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 　　吐蕃乘机步步深入，尽占河西、陇右之地。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七月，仆固怀恩以"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而为人构陷，愤怨殊深"，引回纥、吐蕃10　万兵马入犯关中，京师震骇。朝廷以仆固怀恩所领将士多为郭子仪朔方军旧部，遂诏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大使，出镇奉天（今陕西乾县），仆固怀恩引兵退去。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数十万众分道入犯关中，吐蕃趋奉天、党项趋同州（今陕西大荔）、吐谷浑等趋盩厔（今陕西周至），回纥继吐蕃之后，仆固怀恩又以朔方兵继其后。途中，仆固怀恩暴卒，大将范志诚统其众。郭子仪奉命进驻泾阳（今陕西泾州），回纥受盟而还，吐蕃夜遁。 　　仆固怀恩卒后，代宗们亦有所悟，竟发出"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①的"悯然"之叹。 　　（2）魏博抗命在朝廷对付仆固之叛和抗击吐蕃入犯的同时，仆固怀恩欲借以为"党援"的河北四镇乘机不断壮大实力。代宗在位期间，以田承嗣最为跋扈。 　　田承嗣，卢龙人，安、史的嫡系与死党。前面已叙，归唐后被仆固怀恩奏留为魏博防御史。宝应二年六月，又升为魏博节度使。在魏博，田承嗣尽举管辖围范内的户口，强壮者入籍为兵，仅留老弱从事耕种，数年间拥兵10万。同时，又从中精选骁健者万人为卫兵，称为"牙兵"。广德二年正月，田承嗣奏准以其所统辖的兵马名为"天雄军"。 　　其先，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来瑱被宦官程元振诬陷赐死，其属右兵马使梁崇义被推举为帅，朝廷无力征讨，以梁崇义为节度留后。永泰元年五月，平卢节度使侯希逸镇淄青，好游猎，营塔寺，不得人心。军士推李怀玉为帅，赶走侯希逸。七月，朝廷以李怀玉为知留后，并赐名正己。至此，割据局面初步形成："承（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①大历三年（公元768　年）六月，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朱泚、泚弟滔共杀节度使李怀仙，朱希彩自称留后。朝廷密诏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遣将讨伐，不胜，遂以朱希彩为卢龙节度使。七年，朱希彩残虐将卒被杀，牙兵推朱泚为留后，朝廷遂以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八年，昭义（相卫）②　《资治通鉴》卷222　代宗广德元年闰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3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3　代宗永泰元年七月。 　　节度使薛嵩死，弟薛崿为留后。其年九月，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谓之"四圣堂"。十月，加同平章事。九年三月，又以皇女永乐公主许其子田华。"上意欲固结其心，而承嗣益骄慢。" 　　大历十年正月，田承嗣诱昭义将吏作乱，兵马使裴志清赶走留后薛崿，率其众归田承嗣。田承嗣乘机袭取相、卫、邢、洺4　州，独占昭义管辖之地。成德、淄青素来就被魏博所轻视，李宝臣、李正己上表请求讨伐田承嗣。朝廷亦"欲因其隙"，于四月下令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前临魏博。八月，田承嗣"以诸道兵四合，部将多叛而惧"，"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朝廷竟准其所请，暂停围攻。田承嗣以此为缓兵计，先挑拨成德、平卢两军，避免魏博被切断；再拉拢李正己，解除南顾之忧；又利诱李宝臣"密图范阳"，转袭朱滔，瓦解北线攻势。十一年二月，以其两次上表请入朝，下诏赦罪，恢复官爵，其余部众一概不究。不久，汴宋留后卒，都虞候李灵曜以田承嗣为援，自为留后，欲效河北诸镇。朝廷下诏讨伐，田承嗣却遣其子田悦救援。田悦兵败而归，李灵曜被押送京师斩首。代宗复命征讨田承嗣，诸道相互观望，朝廷"亦无如之何"，悉复田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至代宗大历十二年底，平卢节度使李正己由先前控制10　州扩大为控制15　州，拥兵10　万，雄据东方；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据7　州，拥兵5　万；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据7　州，拥兵5　万；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据6　州，拥兵2　万。各镇"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①3。方镇连兵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卒，太子适（kuò　，音扩）即位为德宗。德宗初年，欲革前弊，锐意削平藩镇，展开了一场新的殊死较量。 　　（1）四镇称王德宗即位前，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卒，以其侄田悦为留后。同时，淮西左厢都虞候李希烈赶走节度使李忠臣，诏以李希烈为淮西留后。德宗即位，又以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 　　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卒，子李惟岳自为留后。当初，成德李宝臣、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承嗣、山南东道梁崇义商定，要子孙世袭。因此，田承嗣卒，李宝臣力争以田悦继嗣，朝廷依准。如今李宝臣卒，田悦多次为李惟岳请继袭。朝中也有人以为："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德宗想革除旧弊，说："贼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②坚决不许。田悦、李正己各派使者与李惟岳"潜谋勒兵拒命"，于是成德、淄青、魏博、山南东道"遥相应助"，连兵与朝廷较量，出现了所谓的"四镇之乱"。二年五月，田悦派遣兵将首先抢攻邢、磁二州及临洺，欲消除成德、魏 　　①　《资治通鉴》卷225　代宗大历十二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26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 　　博两镇结合部位的威胁，六月，李正己派兵扼守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切断江淮、江汉粮道。德宗决意平藩"已乱"，先与吐蕃、回纥通和，使边疆暂时安定，从西京抽调防秋（防吐蕃秋季入犯）兵1.2　万人赴关东。同时调集朔方、关中、太原，西至蜀汉，南尽江、淮、闽、越诸道兵，试图一举粉碎四镇的连兵抗命。七月，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于临洺大破田悦，德宗又命幽州留后朱滔讨李惟岳。恰逢李正己卒，其子李纳擅领军务，与李惟岳派兵救援田悦。八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连败梁崇义，攻入襄阳，梁崇义传首京师。三年正月，朱滔大败李惟岳，成德兵马使王武俊杀李惟岳，传首京师。其时，马燧等再破田悦，田悦退守魏州。河北略定，李纳势孤力单，朝廷以为天下不日可平。李惟岳被杀，德宗轻率下诏三分成德镇。朱滔、王武俊以分割成德镇不是论战功行事，对朝廷生怨。被困魏州的田悦闻讯乘机相与联络，说：朝廷"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三镇连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则他日永无患矣！"①朱滔、王武俊以其所说为是，发兵救援。三年四月，德宗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东讨田悦，以拒朱滔、王武俊。六月，官军大败，朱滔、王武俊与田悦会师魏州。十一月，四镇结盟，朱滔为盟主，自立为冀王，称孤，田悦立为魏王、王武俊立为赵王、李纳立为齐王，均称寡人。 　　（2）朝廷蒙难四镇连兵称王未已，又有节镇镇帅加入到割据阵营中，兵变称帝，攻占京城长安，朝廷再度西逃。 　　先前，淮南节度使李希烈斩获梁崇义，攻占山南东道治所襄阳后，据为己地。朝廷另派节度使接管，李希烈不满而去。德宗加李希烈同平章事，改任淮宁节度使兼平卢、淄青、兗郓、登莱、齐州节度使，使讨李纳。四镇称王之时，李希烈正率部移镇许州，彼此"交通"，共袭汴州，使东南转运不敢沿汴渠、蔡水西上，建中三年十二月，朱滔、王武俊等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第二年正月，"四王"各遣使上表李希烈，称臣劝进。八月，李希烈以3　万兵围襄城（今河南襄城）。淮西招讨使李勉为救襄城，遣将乘虚直捣李希烈巢穴许州（今河南许昌）。德宗命中使指责李勉违诏，撤兵中遭伏击而败，襄城更加危机。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征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固原一带）诸道兵以救援襄城，节度使姚令言率兵5000　途经京城长安。军士冒雨，一无所赐，京兆犒师，粗米咸菜，众怒而哗变，攻入长安城中。德宗与太子、诸王、公主从宫苑北门仓惶出走，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将共推前任泾原节度使、被夺兵权留住长安私第的朱泚为主，朱泚趁机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这一事　件，史称"泾原之变"。与此同时，李希烈攻占襄城。朱泚自将军兵围逼奉天经月，邠宁留后韩游瓌（guī，音瑰）、京畿渭北节度使浑瑊拒兵血战。十一月，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昼夜兼程赶到奉天救援。奉命东讨田悦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此时也回师向西，击退朱泚，使其退守长安，奉天解围，宰相卢杞等忌其战功，阻止德宗召见李怀光，又命其引军东取长安。李怀光顿兵不进，上表揭露宰相卢杞、宦官翟文秀等罪恶，德宗贬卢杞等为远州司马，杀翟文秀。兴元元年（公元784　年）正月，德宗下诏"罪己"赦天下。王武俊、田悦、李纳见赦令，皆去王号，上表谢罪。 　　①　《资治通鉴》卷227　德宗建中三年二月。 　　然而，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反倒称起皇帝来了，号国大楚，改元"武成"。此间，李怀光心生异志，与朱泚通谋，想吞并李晟统领的神策军。事泄，李怀光据兵向西，德宗逃离奉天，又欲奔蜀。李晟一面激励将士，一面上表德宗，请留驻梁州（今陕西汉中）"以系亿兆之心"。四月，韩游瓌、浑瑊在奉天会合，与李晟东西呼应。五月，李晟、浑瑊大败朱泚、李怀光，朱泚逃奔泾州，李怀光逃奔河中，朝廷收复京师。六月，朱泚被部将斩杀，传首行在。七月，德宗一行返回长安。 　　贞元元年（公元785　年），马燧、浑瑊合兵屡败李怀光，进抵河中（今山西永济）。八月，河中守将纷纷投降，李怀光不知所为，自缢而死。至此，唯有李希烈尚据淮西抗命。 　　贞元二年初，李希烈部将连续进犯襄州、郑州，均被击退。四月，淮西大将陈仙奇毒死李希烈，杀其亲眷，举众归顺朝廷，授为淮西节度使。 　　由讨伐四镇之乱，引出李希烈、朱泚、李怀光的更大兵祸。虽然战火平息，但藩镇世袭和自立统帅也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二年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也只能承认。此后，终德宗之世，藩镇自为留后、藩镇间的彼此攻战，不绝于史。而朝廷竟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①。德宗末，宪宗初，"天下方镇四十八"，"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②。 　　①　杜牧：《守论》序，《樊川文集》卷5。 　　②　《资治通鉴》卷237　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 　　（三）宫廷变动自安禄山构乱至"四王"、"二帝"连兵被平息，"大唐天子"由玄宗经肃宗、代宗过渡到德宗。整整半个世纪，宫廷变动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或明或暗地影响着后来的政局。 　　1。三帝更替肃宗、代宗、德宗虽然都是以皇太子的正式身份继承帝位的，但其继承方式却各自不同。 　　（1）父子分道肃宗李亨，玄宗第三子，开元二十六年立为太子。李林甫、杨国忠多次"潜谋不利"，以致"几危者数四"。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太子亨委曲求全地渡过了18　个春秋。 　　马嵬驿兵变，改变了太子亨的处境。尽管说太子是兵变主谋的证据并不充分，但太子参与密谋又是确凿无疑的："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所谓"太子未决"，至多可以解释为"未下决心"，但绝不是想"制止"。兵变之后，何去何从？父老遮道请留："若殿下（太子）与至尊（玄宗）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①玄宗执意入蜀，给太子脱离父皇控制提供了一个"为百姓主"的极好机会。李辅国"乃献策请分兵北如朔方，以图兴复。"②李辅国又"密启"太子妃张良娣，张良娣"赞其谋，遂定计北趣灵武。"③太子的两个儿子，建宁王倓、广平王俶，也积极鼓动太子留下来。从此，玄宗与太子亨分道扬镳。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　年）七月甲子，玄宗到达普安郡（今四川剑阁）。3　日后，颁布制命：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同时，又以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为方面统帅，共讨安禄山。孰不知，就在玄宗到达普安的那天，太子亨已经抵达灵武3　天，宣布即皇帝位，是为肃宗。其时，文武官员不满30　人，以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改元至德，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一个月后，肃宗的使者到达成都。玄宗出于无奈，不得不宣布"让"位，成为唐朝历史上的第三位太上皇。 　　（2）后宫弄权肃宗即位后，采纳李泌建议，以长子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至德二载，广平王俶、郭子仪统兵收复两京。乾元元年，张良娣已由淑妃进为皇后，李辅国依附皇后，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朝野。其时，广平王俶已由楚王进封为成王。张皇后亲生子兴王佋只有几岁，便欲立为皇嗣，肃宗则以"成王长，且有功"立长子为皇太子，改名豫。 　　乾元二年（公元759　年）前后，"张皇后与李辅国相表里，横于禁中，干豫朝政，请托无穷，上（肃宗）颇不悦，而无如之何。"①对于太子豫，"（皇） 　　①　上引均见《资治通鉴》卷218　肃宗至德元载六月。 　　②　《册府元龟》卷668《翊佐》。 　　③　《新唐书》卷77《肃宗废后张氏传》。 　　①　《资治通鉴》卷221　肃宗乾元二年二月。 　　后犹欲危之，然以子佋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无患。"②待到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张皇后与李辅国之间出现矛盾。四月，张皇后乘肃宗"寝疾弥留"之际，以李辅国"久典禁军，四方诏令，皆出其口"，矫诏召太子入宫，"谋诛辅国"。太子豫以"圣躬不康，当出外徐图之。"张皇后"知太子难与共事"，便召肃宗次子越王系谋。越王系与内谒者监段恒俊选宦官有勇力者200　余人，授甲于长生殿。射生内侍程元振知其谋，密告李辅国，李辅国以兵护太子藏于飞龙厩，深夜突入宫禁，搜捕越王及其同谋，"幽皇后于别殿"，"皇后、越王俱为辅国所害"①。同时，肃宗驾崩，太子豫于肃宗灵柩前即皇帝位，为代宗。 　　（3）大历恢复代宗即位之时，正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决胜之际。宝应元年四月，以长子奉节王适（kuò　，音扩）为天下兵马元帅，讨史朝义。十月，长子适已由鲁王进为雍王，仍为天下兵马元帅。 　　代宗在东宫时，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继位后，"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十月壬戌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②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又削去宦官程元振的官爵，放归田里。二年正月，立长子雍王适为皇太子。 　　二年三月，代宗以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疏浚汴水。"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世推漕运之能者，晏为首，后来者皆遵其法度云。"③大历五年（公元770　年）二月，诏定京兆府户税："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税，上田亩五升，下田三升。"又"悉以度支之务委于宰相。"④十三年正月，敕毁白渠支流碾硙以灌农田，升平公主请留其二硙。代宗说："吾欲以利苍生，汝识吾意，当为众先。"⑤公主当天即令人毁之。经济问题当在经济卷详述，这里略略提及，旨在表明代宗大历年间已开始注意恢复生产，并出现一些将成为趋势的新情况。 　　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始有病"，以皇太子监国。当月，代宗崩，遗诏以郭子仪摄冢宰，主持葬礼，太子适即皇帝位，是为德宗。 　　2。德宗朝政德宗李适（公元742-805　年），在位25　年，改元3　次，依次为建中、兴元、贞元。"贞元"者，欲追贞观、开元之治也。史称："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①（1）初革积弊德宗即位，便着手革除肃、代以来的积弊。 　　首先是戒奢省费。大历十四年闰五月，诏罢四方贡献，又罢梨园使及乐②　《新唐书》卷77《肃宗废后张氏传》。 　　①　《旧唐书》卷115《越王系传》。 　　②　《资治通鉴》卷222　肃宗宝应元年十月。 　　③　《资治通鉴》卷223　代宗广德二年三月。 　　④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⑤　《资治通鉴》卷225　代宗大历十三年正月。 　　①　《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史臣曰"。 　　工300　余人。泽州刺史上《庆云图》，德宗下诏："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卿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无得上献。"②先前各国所献驯象、豹之类，统统放归山林。出宫女数百人。七月，毁元载、马璘等宰辅、将帅宅第，以绝天宝末年以来贵戚宅第"穷极奢丽"之风。年底，诏以天下财赋皆归左藏国库，改变玄宗后期至代宗"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而入于大盈内库的积弊。 　　在戒奢省费的同时，德宗更注意"天下钱谷"，以充国用。大历十四年闰五月，以刘晏判度支，总领天下财赋，掌江南、山南、江淮、岭南以及关内、河东、剑南各道利权。刘晏虽然"变通有无，曲尽其妙"，但"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而其理财"以爱（养）民为先"，故"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财赋岁入便随着人户增长而不断增加，"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①。 　　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正月，德宗始用杨炎议，作两税法，详见本史经济卷。然而，诏以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盐铁、转运等使，却几度反复。罢刘晏盐铁、转运等使，"天下钱谷，无所总领"。复置使职，"餽运之务，悉委于（杜）佑"。罢杜佑利权，"出纳无所统"，又引起混乱，复以刘晏门生包佶、崔纵分领汴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总度支大要。贞元二年（公元786　年）年初，又罢水陆运使，以诸道租赋悉委观察使、刺史遣官部送京师。不到两个月，关中仓廪竭，禁军喧哗。恰逢浙江东西道节度使、平章事、江淮转运使韩湿运米3　万斛至陕，六军皆呼万岁。秋后，江淮粮米陆续运抵关中。年底，以韩滉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作为执掌国用大权的诸使之职，至此方成定制，不再逆转。因使职拜相，或以相领使，自德宗以下，遂成惯例（唯敬宗一朝例外）。韩滉兼充诸使，此职则由文臣充任转而为镇帅兼领了。 　　（2）削弱相权鉴于玄宗后期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的弊端，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　年）十月便令宰相轮流执政事笔，轮流承旨，10　日一更换。肃宗在位的7　年间，主要是张皇后与李辅国弄权，未出现宰相专权的情况。 　　代宗在位的17　年间，元载以谋诛宦官鱼朝恩，"自谓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②元载专权，主要是杜绝谏官论事，排斥异己（如颜真卿、李泌等）。当代宗知其所为后，渐收其权，于大历十二年诛之。 　　德宗一朝，进一步限制相权，助长了内廷势力的发展。 　　初年，杨炎独任大权，以复恩仇为事，诬陷刘晏致死，天下冤之。继而，卢杞陷杨炎致死。及至泾原兵变，朝廷西出奉天、梁州。德宗"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必与（陆）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上行止必与之俱。"①陆贽，自德宗即位，便召为翰林学士，数问得失。因此，史称："贞元之政，多参决于内署。"②李泌的时罢时用，也表露了德宗多听信顾问②　《资治通鉴》卷225　代宗大历十四年闰五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6　德宗建中元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224　代宗大历五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0　德宗兴元元年三月。 　　②　《旧唐书》卷158《韦贯之附绶传》。 　　之臣，而不信任宰臣。 　　贞元二年，以刘滋、崔造、齐映同平章事，但令其分判尚书省六部之事：齐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刘滋判吏、礼部，崔造判户、工部。宰相仅行六部长官之权，而失中枢决策之职。后李泌拜相，德宗又以军旅、吏礼、刑法分委宰相李泌、张延赏、柳浑。李泌奏道："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强调"宰相之职，不可分也。"③九年，陆贽、贾耽、赵憬、卢迈同平章事，诏改秉笔10　日一轮换为1　日一轮换。十二年，干脆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皆皇帝自选用，中书省只走文书程序而已。结果，德宗所取信的裴延龄、李实、渠牟等，"权倾宰相，趋附盈门"。实际上，仍然是不信外廷信内廷。 　　（3）依重宦官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直至中宗之世，仍然是"权未假于内官"。玄宗的发迹，与内官高力士密不可分，因而崇重宫禁。高力士以其"谨密"、"倾心奉上"，特承恩顾。天宝十三载，玄宗置内侍监2　人，正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艺对任之，打破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旧制。但高力士"谨慎无大过"，"巧密，人悦之"，没有擅权乱政之举。 　　李辅国扈从肃宗灵武即帝位，被擢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以心腹委之。 　　"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府县按鞫，三司制狱，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宰相李揆，"位居台辅，见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①代宗即位，以其有定策之功，尊为"尚父"，加司空、中书令。 　　程元振亦有辅定代宗之功，挤掉李辅国，接替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之职。 　　史称："是时元振之权，甚于辅国，军中呼为'十郎'。"②襄阳节度使、同平章事来瑱，肃宗灵武即位时第一任宰相裴冕，都因与程元振小有过节，程元振便诬来瑱以罪，竟遭诛杀；又发属吏赃私，外贬裴冕。"二人既被诬陷，天下方镇皆解体，元振犹以骄豪自处"，勋爵加至骠骑大将军，封邠国公。此二人虽守三公、封王爵、干预国政，但尚未全握兵权。 　　代宗时，宦官掌枢密，宦官监领禁军，到后来都逐渐演变成制度。 　　永泰年间，宦官董秀掌枢密。至大历十二年，始终以董秀"宣传诏旨于中书门下"③。董秀被诛，乔献德接任。宪宗时，正式定名为枢密使。再后，便是"宰相、枢密，共参国政。"④宦官监领诸军，当自肃宗乾元元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使讨安庆绪，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为发端。代宗广德元年底，吐蕃入犯京畿，诸道兵将皆忌程元振弄权陷害，征召不集。鱼朝恩带领禁军迎奉，深受宠异，改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典神策军。鱼朝恩虽然"恃勋自伐，靡所忌惮"，甚至妬郭子仪功高，屡行离间，但仍然不能够任情与夺，由己废立。鱼朝恩被诛以后，内官不复典兵。德宗即位之初，以李光弼属吏白志贞"小心勤恪"，引为腹心，由司农卿调用为神策军使。白志贞纳豪民赂，补③　《资治通鉴》卷232　德宗贞元三年六月。 　　①　《旧唐书》卷184　李辅国传）。 　　②　《旧唐书》卷184《程元振传》。 　　③　《册府元龟》卷665《恩宠》。 　　④　《资治通鉴》卷250　懿宗咸通二年二月。 　　为军士，多不在军，仅以名籍领取给养。泾原之变，德宗急召禁军，白志贞无兵保驾，唯有早年在东宫时的两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大小宦官百余人左右从行。白志贞贬官后，左、右神策军，悉委窦文场等主之。 　　兴元元年（公元784　年）十月，德宗"颇忌宿将握兵多者，稍稍罢之"，遂以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后王希迁罢，以霍仙鸣监右厢。"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夺矣。"①贞元二年九月，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四年，置左、右神威军，与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号曰十军。"神策军尤盛，多戍西京，散屯畿甸，禁卫皇室。八年，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才勇之士，窦文场恶之，以其妻党犯卫禁而治其罪，贬柏良器为右领军。史言："自是宦官始专军政，为宦官挟兵权以胁天子张本。"②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帅禁军，乃以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右神威军使张尚进为右神策中护军，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策中护军。""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③禁军戍卫，禀赐优厚，诸将多请遥隶神策军，称行营，皆统于护军中尉，其军多至15　万人。十七年以后，杨志廉、孙荣义分别以左、右神策中尉副使之职接替左、右神策护军中尉，效法窦、霍，怙宠骄恣。依附者众，宦官之势益盛。故史言宦官"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①宦官专掌禁军，自德宗一朝成为常制，终唐之世不变。 　　宦官威权日盛，带给社会的一大危害便是宫市强买。 　　先前，宫中购买市间物品，命官吏主持，按值讨价。自贞元十三年前后，"屡有中官于京城市肆强买人间，率用直百钱物，买人数千钱物，仍索脚价，及进奉门户，谓之宫市。"②中官（宦官）购物，"不持文牒，口含敕命"，"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另派数百人于市中查望，白取其物，不还本价，称之为"白望"。常常是"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③徐州刺史张建封入觐京师，具奏宫市之害。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希宦官之旨"，奏以京师游手无业者数千万家，"仰宫市取给"。德宗竟信其言，凡言宫市者皆不听用。十四年，京兆尹吴凑再奏宫市之弊，宦官以其为右金吾都知赵洽、田秀岩之谋，二人坐流天德军服役。 　　如果说自肃宗起，皇帝都有宦官参预拥立，那么经德宗一朝宦官威权的膨胀，其后不单能够拥立皇帝，而且可以废黜君王了。 　　①　《资治通鉴》卷231　德宗兴元元年十月。 　　②　《资治通鉴》卷234　德宗贞元八年十二月。 　　③　《旧唐书》卷184《窦文场、霍仙鸣传》。 　　①　《旧唐书》卷184《宦官列传》序。 　　②　《唐会要》卷86《市》。 　　③　《旧唐书》卷140《张建封传》。 　　（四）元和中兴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　年）正月，德宗病疾而崩，太子李诵继位，即顺宗。 　　顺宗以病体登基，在位8　个月，是一个过渡性的帝王。其间，韦执谊为同平章事，王伾为翰林学士，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兼充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主持朝政。史家称：顺宗"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①七月，顺宗以"积疾未复"，权令皇太子李纯监国，以杜黄裳为门下侍郎、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八月，顺宗以"疾恙无瘳"，令皇太子即皇帝位，自称太上皇，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皇太子李纯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宪宗。顺宗"革德宗末年之乱政"，被称为"永贞革新"。 　　宪宗即位的第二年，改元"元和"，历史进入一个"中兴"的时代。 　　1。政归宰辅唐代的一位史家在记述和评论宪宗一朝政事时写道："上自藩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②军国枢机归于宰相，确实是宪宗朝政的一大新气象，也是使"唐室中兴"的一大重要因素。 　　（1）股肱良臣元和元年（公元806　年）二月，宪宗与宰相论帝王为政之道。杜黄裳对答说："帝王之务，在于修己简易，择贤委任"。"为人主之体固不可代下司职，但择人委任，责其成效，赏罚必信，谁不尽心。"他特别强调："人主常势，患在不能推诚；人臣之弊，患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诈，礼貌或亏，欲求致理，自然难致。"①宪宗深以为然，表示"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能为理（治）哉！"四月，策试制举之士，元稹、独孤郁、白居易、萧俛、沈传师等才智之士被启用。元稹上疏论谏官职能，奏请恢复百官以次进对、正衙奏事等制度。宪宗"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二年正月，杜黄裳出镇河中，以武元衡为门下侍郎、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李吉甫（公元758-814　年），字弘宪。拜相后，以"宰相之职，宜选擢贤俊"，而裴垍久在礼部、考功二司，多识"今之才杰"，使其举荐。裴垍所举30　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有得人之称。"②三年九月，李吉甫密荐裴垍代己为相，自图出镇淮南。"在扬州，每有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皆密疏论列。"六年正月，裴垍病免后，李吉甫复入朝知政事。九年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请袭父位，李吉甫以淮西四境无援，宜因时取之，"颇叶上旨，始为经度淮西之谋。"③其间，七年，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5《顺宗》。 　　②　《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史臣蒋系曰"。 　　①　《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②　《旧唐书》卷148《裴垍传》。 　　③　《旧唐书》卷148《李吉甫传》。 　　李吉甫与李绛共相。五月的一天，宪宗与宰相们在延英殿"论治道"。"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宪宗挽留说："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治）之要，殊不知倦也。"④李吉甫暴病卒后，吴元济纵兵侵掠及于东都都畿，宪宗"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十年六月，刺客袭杀武元衡，伤及裴度。有请罢裴度官以安方镇之心者，宪宗大怒道："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裴度亦以平定方镇为己任，宪宗则以"大计属之"。史言："时群盗干纪，变起都城，朝野恐骇。及（裴）度命相制下，人情始安，以为必能殄寇。自是诛贼之计，日闻献替，用军愈急。"裴度拜相后，诸司公事，咸取中书门下处分，"延接奇士，共为筹画"，"天下贤俊，得以效计议于丞相"①。 　　总之，宪宗所用宰相，大多可谓"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尤其是"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延英议政漏下方退"的"君臣共成治道"的局面，为开元末年以来直至唐亡极其罕见。故史言"我有宰衡，耀德观兵。元和之政，闻于颂声。" 　　（2）强化皇权元和君臣共理"军国枢机"，旨在耀武伸威，中兴唐室。翦削藩镇之乱，下面专叙。这里，着重其强化皇权的一些主要措施。 　　李吉甫拜相前后，多次提出隔离方镇与其属郡关系的建言。元和元年九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见本道使，罢诸道岁终巡勾以绝苛敛"。二年拜相后，以"常病方镇强恣"，又从容向宪宗进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宪宗深然之，"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针对藩镇"终身不易地"，容易形成地方上的盘根错节关系，"吉甫为相岁余，凡易三十六镇"②。 　　宪宗君臣能够耀武伸威，与其整顿财政更有直接关系。 　　元和二年，李吉甫奏上《元和国计簿》。统计资料证明："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其中，"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①如此状况，财赋所出仍然在于江淮。为此，转运之职，日重其选。元年四月，杜佑请解财赋之职，仍举李巽自代，为度支、盐铁转运使。史言："自榷管之兴，唯刘晏得其术，而（李）巽次之。然初年之利，类（刘）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则三倍于晏矣。"②四年，李巽又荐程异"晓达钱谷"，复为扬子巡院留后，累迁淮南等五道两税使。程异"厉己竭节，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时淮西用兵，国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调征赋，且讽有土者以饶羡入贡，至则不剥下，不浚财，经费以赢，人颇便之。"因此，专领盐铁转运使。十三年，以程异为同平章事，依前充使。当程异"知西北边军政不理，建议置巡边使"，"请自行，④　《资治通鉴》卷238　宪宗元和七年五月。 　　①　《旧唐书》卷170《裴度传》。 　　②　《新唐书》卷146《李栖筠附吉甫传》。 　　①　《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②　《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 　　议未决，无疾而卒"。虽然出于习惯势力，"以（程）异起钱谷吏，一旦位冠百僚，人情大为不可"，但"（程）异性廉约，殁宫第，家无余财，人士多之。"③在依重江淮赋税的同时，裴垍提出的财赋改革方案对于重振皇权更具重要意义。 　　先前旧制，天下百姓所输赋税一分为三：一曰上供，上交朝廷；二曰送使，送交节镇；三曰留州，留于府州。德宗初定两税法时，实物值钱而钱不值钱。后来由于钱币短缺，变成实物不值钱而钱币越来越贵重。按照当初所定两税税钱，百姓交纳的赋税"已倍其初征"。这仅仅是从实物与钱币的关系方面而言，实际情况更有甚者。"其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于人。"就是说，留州、送使的两部分，地方官吏根本不按照尚书都省规定的价格进行征收，而是尽量压价压等，"重赋于人"。元和三年裴垍拜相后，提出："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然后征于支郡。"①裴垍的方案有两个要点：一是防止地方"重赋于人"，要求留州、送使部分必须"依省估"。另一要点是部分地剥夺节镇"自专税赋"的权力，"以其所莅（在）之郡租赋自给"。这样，"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不仅使朝廷赋税收入增加，"江淮稍息肩"，而且与李吉甫所建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相呼应，从两个方面削弱藩镇实力，以强化中央皇权。 　　2。翦除藩镇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至宪宗即位，藩镇抗命出现扩大趋势。其中，实力最强、对朝廷威胁最大的是成德、魏博、淄青、淮西四镇。 　　（1）初定三镇宪宗刚一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病卒，节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元和元年正月，刘辟又求兼三川节度使，朝廷不许，遂起兵围东川。公卿多以"蜀险固难取"，宰相杜黄裳则主张用兵："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治）也。"同时，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建议宪宗"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刘）辟必可擒。"时为翰林学士的李吉甫"亦劝上讨蜀"，宪宗"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②。正月出兵，九月高崇文长驱直入成都，骁将高霞寓擒获刘辟。西川平定，高崇文"槛刘辟送京师"，"并族党诛之"。 　　上年八月，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宰相杜黄裳以韩全义出征无功，骄横不逊，直令致仕。元和元年三月，以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勒兵拒命。朝廷调河东、天德军合击之，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杨惠琳，传首京师。 　　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亦不自安，虽求入朝，实无行意，一拖再拖。宰相武元衡对宪宗说："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③　《旧唐书》卷135《程异传》。 　　①　《旧唐书》卷148《裴垍传》。 　　②　《资治通鉴》卷237　宪宗元和元年正月。 　　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①于是下诏征李锜入朝，李锜"诈穷，遂谋反"。二年十月，以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削李锜官爵及属籍。又以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三面合兵讨李锜。李锜所属兵马使张子良等3　人、牙将裴行立同谋为内应，擒拿李锜，械送京师，镇海遂平。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言，以李锜家财赐浙西百姓，代当年租赋。 　　夏绥、西川、镇海三镇平定，极大地增强了宪宗君臣削平藩镇的信心和决心。 　　（2）方略之争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长子）卒，其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三镇平定，"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宰相裴垍以为不可，久议未决。翰林学士李绛以为："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自不安，阴相党助"；若兴师四面攻讨，彼等必将"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因此，也主张："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②七月，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承嗣孙）、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或"有疾"，或"病甚"，宪宗再次提出发兵讨成德的问题，认为刘济、田季安"若其物故（死去），岂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时当平！"李绛等人则认为："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特别强调："臣愿舍恒冀难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谋。"①然而，宪宗讨平成德之心过于急切，不纳李绛等人先易后难的平藩方略。四年十月，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在谏官、御史的极言论谏下，宪宗仅削去吐突承瓘四道兵马使，改处置为宣慰，命恒州四面方镇各进兵招讨。十一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卒，部将吴少阳自为留后。宪宗"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讨吴少阳"，于五年三月承认吴少阳为淮西留后。自四年十月下制招讨成德王承宗，至五年七月王承宗遣使"乞输贡赋，请官吏，许其自新"，朝廷"以师久无功"，下诏复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前后历时10　个月，发兵20　余万，所费700　余万缗，损兵折将，一无所获。九月，吐突承瓘自行营回京，裴垍、李绛以"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他日复有败军之将，何以处之？"请惩处之。宪宗罢吐突承瓘中尉之职，降为军器使。六年正月，以吴少阳为节度使。 　　七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卒。夫人元氏召诸将立其子田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又以田怀谏年幼，召牙内兵马使田兴为步射都知兵马使。宪宗与宰相议魏博事，李吉甫请兴兵讨之，李绛以为不必用兵，魏博当自归朝廷。经二相反复辩论，宪宗决计"不用兵"。魏博以"朝命久不至，军中不安"。而田怀谏幼弱，军政决于家僮，众皆愤怒，推举田兴为留后。十月，朝廷政先遣中使宣劳的惯例，直接降"白麻"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田兴"感恩流涕，士众无不鼓舞。"李绛以"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归命圣朝"，建议"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使四邻劝慕"。十一 　　①　《资治通鉴》卷237　宪宗元和二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237　宪宗元和四年四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8　宪宗元和四年七月。 　　月，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150　万缗犒赏军士，减免所辖6　州百姓赋役1　年。田兴奏乞节度副使于朝廷，又奏所部缺官90　员，"行朝廷法令，输赋税"。郓、蔡、恒三镇游说田兴，不听。八年正月，赐田兴名弘正。魏博就这样"悉心奉朝廷，变两河藩镇故事"，成为元和年间抚平方镇的一个特例。 　　（3）讨平淮西元和九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匿丧，以病闻，自领军务"。宰相李吉甫也对宪宗说："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①十月，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招讨吴元济，以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监其军，以吕元膺为东都留守。十年三月，田弘正遣其子田布将兵助严绶讨吴元济。吴元济求救于恒、郓二镇，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吴元济，宪宗不准。李师道派大将将兵趋寿春（今安徽寿县），声言助官军，实为支援吴元济。为策应淮西，李师道使人募东都恶少数百，攻入河阴转运院，烧钱帛30　余万缗匹，谷3　万余斛，造成人心恐慌。群臣多请罢兵，宪宗遣御史中丞裴度赴行营察看用兵形势。裴度回京，言淮西必可取，又推荐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 　　十年六月，李师道派刺客刺杀了力主征讨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并刺伤刚刚"言淮西必可取"的裴度。然而，暗杀并未能阻止朝廷征讨的决心。宪宗以裴度为相，裴度强调："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①用兵之事，宪宗悉以委之裴度。裴度改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以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专事攻战；以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调5　州之赋以供军饷。 　　此间，朝廷误以刺杀武元衡是成德王承宗指使，下诏数其罪恶，绝其朝贡。而王承宗又纵兵四掠，魏博、卢龙、横海、义武四镇屡上表请讨王承宗。十一年正月，削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讨。宰相张弘靖、韦贯之以为"两役并兴，恐国力所不支"，都主张"先取吴元济，后讨（王）承宗"。朝廷两面作战，陷入被动。六月，高霞寓兵败铁城（今河南遂平西南），仅以身免，中外惊骇。宰相入见，多劝宪宗罢兵。宪宗决心不变，说："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②于是，独用裴度之言。年底，以李愬（李晟子）为唐、随、邓节度使。十二年五月，罢河北行营，停止对成德用兵，乃"并力先取淮西"。 　　李愬到达唐州（今河南泌阳），安抚军心，查明敌情，重用降将，麻痹对方，瓦解敌军士气，鼓舞官兵斗志。元和十二年上半年，先后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外围的一些要点，与郾城李光颜的主力相联。闰五月，盐铁转运副使程异自江淮督办财赋而来，得供军钱185　万缗。六月，吴元济以其部下多叛，兵势日蹙，上表谢罪，愿束身归朝。宪宗许其不死，但吴元济被其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挟制，不能出境。 　　七月，朝廷再次议讨淮西之事。宰相李逢吉等皆以"师老财竭，意欲罢 　　①　《资治通鉴》卷239　宪宗元和九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9　宪宗元和十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239　宪宗元和十一年六月。 　　兵"，唯有裴度表示"请自往督战"。宪宗立即命裴度兼彰义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八月，裴度至郾城，以"诸道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悉奏去之，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多有功。"①其时，淮西精兵皆在郾城以南的洄曲和四周边境，防守节镇首府蔡州的都是老弱兵将。九、十月间，议定"乘虚直抵其城"的计划，由李愬密报裴度获准。十月辛未夜，李愬以精骑突将9000　分为前、中、后三军，自将中军，顶风冒雪奇袭蔡州。鸡鸣雪止，蔡州城破，擒吴元济。此时，董重质正拥精兵万人据洄曲，李愬厚抚其家室，遣其子前去招降，董重质单骑降于李愬，李光颜军进占洄曲。申州、光州及诸镇兵2　万余人相继来降，淮西遂平。淮西既平，淄青李师道、成德王承宗皆忧惧，上表纳质，复献属州。十三年七月，以李师道"顽愚反复"，诏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十四年二月，平卢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及其2　子，传首于魏博田弘正军营。田弘正公告天下，淄青12　州皆平。十五年，成德王承宗卒，弟王承元继，归顺朝廷。"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贡供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② 　　①　《资治通鉴》卷240　宪宗元和十二年八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1　宪宗元和十四年二月。 　　（五）政局反复淮西平定，河北"尽遵朝廷约束"，使得宪宗渐浸"骄侈"。求长生而好神仙，迎佛骨而贬名士（韩愈）。将相再遭冷遇，宦官更得宠信。元和十五年（公元820　年）正月，宪宗暴崩。自此，政局反复不定，内廷宦官擅权，外廷朋党相争，地方藩镇起伏。"大唐帝国"在如此纷繁的权利"内耗"之下，一天天地更加衰落了。 　　1。皇帝废立自宪宗暴崩，穆、敬、文、武、宣及其后的懿、僖、昭八帝，都是经宦官拥立而继位的，足以显示出内廷宦官擅权的程度。 　　（1）弑杀拥立宪宗在平定藩镇进程中，虽然迫于宰相、谏官的"极言"而罢吐突承瓘左神策中尉之职，但不久又复其为左神策中尉。同时，还将宦官承受表奏，出纳帝命的职掌制度化："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其职掌"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①枢密使渐渐从皇帝与宰臣间重要桥梁的地位，转而与宰臣共参国政。因此，两枢密使与两军中尉，成为势倾朝野的权贵，被称作"四贵"。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暴崩。当时的说法是，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但其党"讳之"，故云"上服金丹，药发"，外人不知究竟②。先前，宪宗以长子宁为皇太子。但太子早逝，吐突承瓘曾欲谋立宪宗次子沣王恽，而宪宗却立三子遂王恒为皇太子。此时，宦官中出现争执，吐突承瓘仍然拥立沣王，中尉梁守谦与王守澄、马进潭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瓘及沣王恽。闰正月，太子恒即皇帝位，为穆宗，第二年正月改元长庆。 　　长庆二年（公元822　年）冬，穆宗与宦官击马球，因惊吓而得"风疾"。从此"人不闻上起居"，"独宦者十余人侍侧"。十二月，诏立长子、景王湛为皇太子。穆宗在位4　年，知枢密王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四年正月，穆宗病危，命太子监国。宦官欲请郭太后（郭子仪孙女、郭暧之女）临朝称制，太后撕裂制书说："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①当晚，穆宗崩于寝殿。数日后，太子港即皇帝位，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第二年正月改元宝历。 　　敬宗在位3　年，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宝历二年（公元826　年）十二月，与宦官刘克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饮。酒酣，苏佐明等弑敬宗。刘克明等矫旨，以宪宗第六子绛王悟权勾当军国事，想趁此"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穆宗次子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尽斩刘克明一伙，绛王悟亦为乱兵所杀。江王涵即皇帝位，为文宗，更名昂，第二年二月改元大和（亦作太和）。（2）甘露之变文宗在位13　年，二改年号：大和（公元827-835　年）、开成（公元836 　　①　《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总序、《文献通考》卷58《枢密院》。②　参见《资治通鉴》卷241　宪宗元和十五年正月《考异》。 　　①　《资治通鉴》卷243　穆宁长庆四年正月。 　　-840　年）。即位之初，每以太宗孜孜政道，尤勤于政理。"帝以累世变起禁闱，尤侧目于中官，欲尽除之"，然"制御无术，几致颠危"②。 　　大和二年（公元828　年）三月，文宗亲策制举，贤良方正刘蕡对策，极言宦官之祸："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希望文宗能够"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③。考官见刘蕡策，皆叹服，但畏宦官而不敢录取。 　　四年，文宗以宦官势力强盛，弑杀宪宗、敬宗的宦党尚有在身边者，尤其是神策中尉王守澄，招权纳贿而不能制之，密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言，宋申锡主张"渐去其威权"。文宗以宋申锡"沈厚忠谨，可倚以事"，便擢为同平章事。五年，文宗又与宋申锡"谋诛宦官"，宋申锡引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以密旨晓谕之。王璠泄其谋，王守澄、郑注知之，使人诬宋申锡谋立文宗弟漳王，被贬而卒。其后，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郑注又引李仲言（后改名训）见王守澄，荐于文宗。 　　宋申锡贬死后，宦官愈益专横。文宗"外虽包容，内不能堪"。李训、郑注揣知其意，多次以"微言"打动文宗。文宗以其可与谋大事，二人亦以"诛宦官为己任"。当初，拥立文宗，宦官、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也有功，而王守澄抑之。李训、郑注为分王守澄之权，于九年五月以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九月，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十月，李训、郑注请除王守澄，遣中使就其第赐酖杀之。 　　王守澄死后，李训、郑注欲尽诛宦党。郑注赴凤翔召募壮土，李训在朝中聚集力量。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早朝，金吾大将军韩约奏称其衙中石榴树上降有甘露，欲诱引宦官到金吾卫衙围而诛之。当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带领诸宦者前去视看时，发现有变，急拥文宗还宫，出左、右神策兵闭宫门、索诸司、捕朝官。"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余人"，"诸司印及图籍、惟幕、器皿俱尽。"预谋的李训、郑注和宰相王涯、舒元舆、贾。。以及王璠、郭行余、罗立言、韩约、李孝本等十余家，"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①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甘露之变"。 　　（3）矫旨另立开成四年（公元839　年），因上一年太子永卒，复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五年正月，文宗病危，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引宰相杨嗣复、李珏至禁中，欲奉皇太子监国。两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矫诏立穆宗第五子颍王瀍（chán　，音蝉）为　皇太弟，以太子成美年幼，复封陈王。文宗崩，仇士良说皇太弟赐杨贤妃、皇弟安王溶、陈王成美死。皇太弟瀍即皇帝位，为武宗，第二年正月改元会昌。 　　会昌元年（公元841　年）三月，武宗利用仇士良与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的矛盾，趁机将两枢密除掉。三年六月，仇士良深知武宗颇"忌恶"自己，便以老病求致仕。其党送归私第，仇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②　《旧唐书》卷17　下《文宗纪下》"史巨曰"。 　　③　《资治通鉴》卷243　文宗太和二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45　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 　　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①这番话从反面告诉了为君者，当何以作为！ 　　会昌五年秋冬以来，武宗服方士金丹，已觉有疾，但秘其事。六年正月，疾久未平，不能视朝。三月，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下诏以皇子冲幼，立宪宗第十三子光王怡为皇太叔，更名忱，令权勾当军国政事。武宗崩，皇太叔即帝位，为宣宗，第二年正月改元大中。 　　追溯一下宪宗之后五帝的世袭，穆宗为宪宗第三子，敬宗、文宗、武宗分别为穆宗的长子、次子、第五子、宣宗乃宪宗第十三子，亦敬、文、武之叔。 　　2。朋党之争在内廷操纵废立、大干国政的同时，贯穿穆、敬、文、武、宣五朝外廷、影响朝政的另一要事，便是朋党之争。贯穿这五朝的党争，大多称其为"牛李党争"，以牛僧孺、李德裕分为两党的代表人物。不过，这种说法并不确切。 　　（1）记载纷纭关于"牛李党争"，不少记载都以宪宗元和三年四月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李德裕父、宰相李吉甫恶其直言，泣诉于宪宗，遂贬考策官杨于陵，牛僧孺等久不能升迁为起因。《资治通鉴》基本上作如是观。唐宋时的一部专书《元和朋党录》，记牛李朋党始末，更是"自牛僧孺试贤良"始。①《旧唐书·宪宗纪上》、《唐会要·制科举》关于此事的记载，均不涉及李吉甫，只称"权幸恶之"、"权幸或恶其诋己"。再从3　人对策唯一保留至今的皇甫湜《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看，其议论锋芒所指是宦官专权，而非指李吉甫。其论策最激切的文字："岂可使之（宦官）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呼？此壮夫义士所以寒心销志，泣愤而不能已也！②皇甫湜还建言"日延宰相与论义理"，以去"汉末之祸"。"汉末之祸"，亦即宦官专权。 　　关于考策官杨于陵被贬，其墓志铭这样记道："会考制举人，奖直言策为第一，中贵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为岭南节度使。"③所谓"中贵人大怒"，与皇甫湜对策的基本内容正相对应。前面提到的《旧唐书》、《唐会要》所云"权幸"，似亦可由此而知其所指，乃宫中之"权幸"--宦官。 　　总之，有关此次制科的记载多所歧异，应当审慎对待。 　　接下来，便是穆宗长庆元年三、四月间的科试案。两《唐书·李宗闵传》、《资治通鉴》等，都以李宗闵涉请托罢为外官，与当时为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元稹、李绅据实以奏直接相关，因此认为："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此次科试，主考官钱徽也受到牵连，接替钱徽进行复试的是王起。《旧 　　①　《资治通鉴》卷247　武宗会昌三年六月。 　　①　《郡斋读书前志》（袁本）卷2　上《杂史类》。 　　②　《全唐文》卷685。 　　③　李翱：《唐故赠司空杨公墓志铭》，《全唐文》卷639。 　　唐书》中有此2　人传记，但都只提到元稹、李绅，尤其是元稹对科试攻击最力。其他相关者如段文昌、杨汝士传，也未提及李德裕。两《唐书·李德裕传》根本未涉此次科试之事，显示此事与李德裕原本无关。 　　以上两起科考事件，姑且不论史书记载的歧异，就以通常的说法，事涉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也只能证明牛僧孺、李宗闵与李德裕成见甚深，尚不能说"各分朋党，互相倾轧"。而接下来的事实，却是裴度与李逢吉党之争。（2）逢吉排度自讨吴元济，宪宗以军务悉委裴度，李逢吉便"虑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恶。"长庆二年三月，李逢吉由山南东道入为兵部尚书。不久，谮元稹、裴度罢相，李逢吉拜同平章事。"自是寖以恩泽结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谤言，百端中伤裴度。""属时君荒淫，政出群小，而度竟逐外藩。"①与此同时，李德裕、牛僧孺皆有入相之声望，"逢吉欲引僧孺，惧（李）绅与德裕禁中沮之，（二年）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寻引僧孺同平章事。"②穆宗在位时，李逢吉"内结知枢密王守澄，势倾朝野。"敬宗即位后，"李逢吉用事，所亲厚者张又新、李仲言（后改名训）、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及拾遗张权舆、程昔范，又有从而附丽之者，时人恶逢吉者，目之为八关、十六子。"①宝历元年（公元825　年），昭义节度使刘悟卒，其子从谏谋袭其位，仆射李绛以泽潞内地，不可许，而"宰相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赂，曲为奏请。"②据《资治通鉴》记载，自宝历元年年底，"言事者多称裴度贤，不宜弃之藩镇，上（敬宗）遣使至兴元劳问度，密示以还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党大惧。"二年正月，"裴度自兴元入朝，李逢吉之党百计毁之。""上虽年少，悉察其诬谤，待度益厚。"二月，复以裴度为司空、同平章事。十一月，出李逢吉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此后，李逢吉不再执政。 　　文宗即位之初，以裴度、韦处厚为相，"励精求治，去奢从俭"，欲革"两朝之弊"。大和元年四月，"贬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李续为涪州刺史，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张又新为汀州刺史，李逢吉党也。"③时至大和三年八、九月，党争开始出现变化。八月，"征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会吏部侍郎李宗闵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闵同平章事。"九月，"以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李宗闵恶其逼己，故出之。"④李宗闵秉政之后，"屡荐僧孺有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还，守兵部尚书、同平章事。"⑤李宗闵"引僧孺协力，罢（裴）度政事。二怨相济，凡德裕所善，悉逐之。于是二人权震天下，党人牢不可破矣。"①就以上史实而言，穆宗、敬宗时的党争，主要表现在李逢吉排斥裴度上。 　　①　《旧唐书》卷167《李逢吉传》。 　　②　《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①　《资治通鉴》卷243　穆宗长庆三年九月、四年四月。 　　②　《旧唐书》卷161《刘悟传》。 　　③　《旧唐书》卷17　卷上《文宗纪上》。 　　④　《资治通鉴》卷244　文宗太和三年八月、九月。 　　⑤　《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 　　①　《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 　　文宗大和三、四年，党争开始由李逢吉排斥裴度转向李宗闵、牛僧孺排斥李德裕了。李德裕为裴度所器重，欲荐为相。牛僧孺因李逢吉、李宗闵所援引，与李宗闵结党。由此，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裴度与李逢吉之争的继续。 　　（3）牛李党争牛僧孺虽然早就对李德裕有成见，但牛、李两人第一次正面冲突，并影响其后两人的进退，是大和五年九月关于如何处置吐蕃维州降将的争执。其时，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率其部投奔成都。任西川节度使不到1　年的李德裕派兵据其城，具奏其状。"下尚书省议，众状请如德裕之策。"独牛孺僧以为"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文宗"遂诏西川不纳维州降将"②。李德裕即以其城及悉怛谋等尽归吐蕃，吐蕃诛之于边境，极其惨酷。史言：自此二人"大不平，遂成宿憾。"③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表现出严重分歧。 　　在对待藩镇问题上。幽州兵乱，副兵马使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自为留后。牛僧孺以为"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就连比较偏袒牛党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批评说："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下之道哉！"①六年年底，文宗了解到处理维州降将产生了"以快戎心，绝归降之义" 　　的后果，便出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又因李德裕在蜀"以政绩闻"，召为兵部尚书。七年二月，李德裕以兵部尚书拜相。接着，文宗与李德裕、李宗闵专门就"朝廷有朋党乎"，展开过几次讨论，《新唐书·李宗闵传》有较详记述。李德裕以为"今中朝半为党人"，"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党与破矣。"文宗说："众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濣为党魁。"李德裕请出为刺史，"帝然之"。李宗闵为杨虞卿辨护，说"德裕居外久，其知党人不如臣之详。"但又不得不承认"虞卿日见宾客于第，世号行中书，故臣未尝与美官。"李德裕进一步质问："给事中非美官云何？"李宗闵无言以对。六月，李宗闵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大和八年九月，"王守澄、李仲言（即李训）、郑注皆恶李德裕，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与德裕不相悦，引宗闵以敌之。"十月，李宗闵入朝为相，出李德裕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德裕请留京师，改为兵部尚书。李宗闵借口"制命已行，不宜自便"，遂以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木兼平章事。为此，文宗大为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②九年，李训、郑注用事，贬李德裕后，又相继贬路隋、李宗闵及李宗闵党杨虞卿、李汉、萧澣等。九月，文宗下诏"再申朝典"，欲"扫清朋附之徒，匡饬贞廉之俗"，"应与宗闵、德裕或新或故及门生旧吏等，除今日已前放黜之外，一切不问。"③开成五年（公元840　年），武宗即位，召李德裕入朝。九月，以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即陈"理政之要"：其一，"辨邪正"。"正②　《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 　　③　李珏：《故丞相牛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720。 　　①　《资治通鉴》卷244　文宗太和五年正月、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5　文宗太和八年十月、十一月。 　　③　《旧唐书》卷17　下《文宗纪下》。 　　人一心事君，无待于助。邪人必更为党，以相蔽欺。"其二，"君臣无猜"。"一委辅相，故贤者得尽心。""政去宰相，则不治矣。"其三，"政在中书"。"辅相率三考（三年）辄去"，"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①整个会昌年间，李德裕对待牛僧孺、李宗闵，基本上是以其在边事、藩镇问题中的失职、"相与交结"而加贬黜的，不见德裕"构陷"二人的任何记载。 　　宣宗一即位，因"素恶李德裕之专"，便出其为荆南节度使，仍兼同平章事。随后，以白敏中为相，解李德裕平章事，为东都留守。史称："初，李德裕执政，引白敏中为翰林学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势，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党李咸讼德裕罪，德裕由是自东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②时在大中元年（公元847　年）二月。六月，进牛僧孺为太子少师，擢令狐綯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十二月，再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二年初，白敏中等兴覆勘"吴湘狱"案，"使（魏铏）诬引德裕，虽痛楚掠，终不从，竟贬死岭外。"③结果，李德裕再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不久，牛僧孺卒于洛阳。第二年年底，李德裕卒于崖州。 　　3。节镇生变宪宗之后，藩镇再起。穆宗至宣宗，朝廷对藩镇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了。只是武宗时平定泽潞，略使朝廷"纪律再张，声名复振。" 　　（1）方镇再起穆宗即位之初，承宪宗余威，调动了河北节镇镇帅。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卒，以魏博田弘正代，又以王承宗弟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自义成徙为昭义节度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 　　长庆元年正月，卢龙节度使刘总弃官为僧，朝廷以张弘靖代之。七月，卢龙军乱，囚张弘靖，推朱克融为留后。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杀节度使田弘正，自为留后，朝廷起复田弘正子布为魏博节度使。八月，诏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诸军各出兵临成德境，若王庭凑执迷不悟，宜即进讨。王庭凑围深州。十二月，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杜叔良讨王庭凑，兵败脱身还营。执政以"兵久无功，府藏空竭"，请赦朱克融，专讨王庭凑，遂以朱克融为平卢节度使。二年正月，魏博牙将史宪诚杀田布，自为留后，朝廷即以其为魏博节度使。"宪诚虽喜得旄钺，外奉朝廷，然内实与幽、镇连结。"王庭凑围深州，官军三面救援，皆因乏粮不能进。二月，深州告急，朝廷不得已，遂以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军中将士官爵皆复其旧。"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复取。"①三镇自立节帅，被称之"河朔旧事"、"河北故事"，为抗命者所仿效。 　　昭义节度使刘悟，亦效"河北三镇"，招聚不逞之徒，浸骄不逊。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　年）八月，刘悟暴卒，子从谏谋以刘悟遗表求知留后。朝廷议者多以昭义为内镇，与河朔异，不可许为留后。左仆射李绛上疏，以 　　①　《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 　　②　《资治通鉴》卷248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 　　③　《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 　　①　《资治通鉴》卷242　穆宗长庆二年正月、二月。 　　为"兵机尚速"，"伏望速赐裁断"，"决无即授从谏之理"。但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绛等谋。"②十二月，以刘从谏为昭义留后。二年四月，刘从谏为昭义节度使。 　　敬宗宝历二年，还有两起节镇生变之事。一是横海节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领留后，重赂邻道，以求承继。二是幽州军乱，杀朱克融及其子，都知兵马使李载义权知留后。 　　文宗大和元年五月，以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调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 　　"朝廷犹虑河南、北节度使构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宪诚同平章事。丁丑，加卢龙李载义、平卢康志睦、成德王庭凑检校官。"①但李同捷仍不受诏，并遣其子弟以女妓、珍玩重赂河北诸镇。王庭凑为李同捷求节钺不成，乃助之为乱。朝廷命武宁节度使王智兴与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等各帅本军征讨。三年四月，李同捷被斩，传首京师，沧景（横海）一镇平定。 　　七年正月，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从谏以忠义自任，入朝，欲请他镇。既至，见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请托，心轻朝廷，故归而益骄。"七月，刚刚拜相不久的李德裕"请徙刘从谏于宣武，因拔出上党，不使与山东连结，上（文宗）以为未可。"②同年，杜牧以河朔割据，朝廷姑息，连连著文论攻守之策，以为"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③至武宗即位，河北三镇情况是：魏博治所魏州（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何重顺；成德治所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王元逵；幽州（今北京西南），节度使张仲武。其时，昭义治所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从谏，领泽州（今山西晋城）及邢、洛等州，故又称"泽潞"。 　　（2）平定泽潞"甘露之变"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多次上表言仇士良罪恶，请"清君侧"。仇士良亦以刘从谏"窥伺朝廷"，谮于文、武二宗。"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邻境皆潜为之备。"会昌三年四月，刘从谏疾病，对妻裴氏说："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我死，他人主此军，则吾家无炊火矣！"①于是，与幕僚"谋效河北诸镇"，以弟之子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 　　刘从谏卒，刘稹秘不发丧，逼监军崔士康奏称刘从谏疾病，请命其侄刘稹为留后，武宗君臣展开一番辩论。 　　宰相与谏官多以"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留后。" 　　宰相李德裕独持异议，认为："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 　　②　《资治通鉴》卷243　敬宗宝历元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43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4　文宗太和七年正月、七月。 　　③　参见《樊川文集》卷5《罪言》《战论》《守论》。 　　①　《资治通鉴》卷247　武宗会昌三年四月。 　　武宗问道："卿以何术制之？果可克否？" 　　李德裕回答："（刘）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成德）、魏（魏博）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②武宗即命李德裕草诏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新赐何重顺之名），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王元逵、何弘敬得诏，"悚息听命"。五月，以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东、河阳、武宁等镇兵合力攻讨，刘稹求降皆不接受。鉴于以往用兵，诸道出境皆仰仗度支供给军饷，取一县一栅据以为功，迁延时日，李德裕请赐诸军诏，令王元逵取刑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必攻取县邑。 　　会昌四年八月，成德、魏博奏邢、洺、磁3　州降。潞州闻讯，大为恐慌，刘稹被杀，传首京师，新命卢钧为昭义节度使，将泽州划隶河阳节度使，泽潞平定。 　　正当官军进讨泽潞之际，太原横水戍兵入城作乱，推都将杨弁为留后，与刘稹约为兄弟。武宗以刘稹未平，又起一乱，遣中使往太原宣慰。中使受杨弁赂，欲保之。李德裕以为杨弁"决不可恕"，请令起榆社军，并命王元逵兵自土门入，会于太原。河东监军吕义忠即召本道兵，诛杨弁。 　　用兵泽潞，李德裕大改德宗以来之弊。历年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为诏下军前，宰相多不预闻；二为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为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尽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军势稍却，辄先自走，阵从而溃。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定：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同时，号令只自中书省出，且简要，将帅得以施其谋略。因此，所向皆有战功。 　　自兴兵以来，河北三镇每遣使至京师，李德裕常常面谕之："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并让其"归语"各镇："与其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荣乎！"同时，对比了李载义"为国家尽忠平沧景"与杨志诚"遣大将通敕使马求官"的"福"与"祸"。鉴于李德裕经常"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镇不敢有异志。"①终宣宗之世，再无大的战事。 　　②　《资治通鉴》卷247　武宗会昌三年四月。 　　①　《资治通鉴》卷248　武宗会昌四年八月。 　　（六）边疆伸缩自玄宗天宝年间起，唐朝与周边各政权的关系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1。海东盛国玄宗开元末，渤海王大武艺卒后，由其子钦茂继立。至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渤海始为国，钦茂为国王。其后半个世纪，与唐朝虽然遣使、朝贡不断，但国君变换频繁。 　　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　年），大仁秀立为渤海国王。下年，改年建兴。"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②五京是，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中京显德府（今吉林敦化）、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兴）、西京鸭渌府（今朝鲜慈城一带）。其困境，北至怀远府（今黑龙江同江），东达于海，为安边府（今俄罗斯奥耳加），南尽泥河（今朝鲜龙兴江），西抵扶余。鉴于大祚荣、大武艺时代"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其国中设官大抵如中华之制，其文化多受中原影响。因此，宣宗时诗人温庭筠曾有《送渤海王子归国》的佳句流传："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③迄至懿宗之世，遣使、朝贡不绝。 　　顺便提一下朝鲜半岛、日本与唐朝的关系。 　　朝鲜半岛仍然是新罗政权，与唐朝一直保持着遣使、朝贡的关系，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唐朝与日本的友好往来，更是不绝于史册。据统计，自肃宗至昭宗的一个多世纪中，日本遣唐使的派遣共有8　次。其中，迎入唐使1　次、送唐客使2　次。遣唐使的派遣不如前期，一是唐朝"渐渐衰颓"，二是"凡可汲取的唐朝文化已大致汲取，日本文化即将萌芽"①。 　　2。唐蕃战和玄宗开元末，吐蕃入犯渐渐由虏掠人畜财物转而为攻占疆土，唐政权专以陇右、剑南两节度使防御吐蕃。双方连年争战，互有胜负。 　　安史之乱起，陇右、剑南两节度之精兵内调，边防空虚，"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②。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吐蕃入大震关，长驱直入，直逼京师。代宗出逃陕州，吐蕃入长安，拥立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③郭子仪设疑兵，吓退吐蕃，代宗还京。但从此，唐失河西、陇右，凤翔以西、邠州（今陕西彬县）以北为吐蕃出没之境，京畿时时受到威胁。同年年底，吐蕃又攻占剑南道松、维、保等州（今四川松潘、理县一带）。代宗在位的②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③　《全唐诗》卷583。 　　①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75　页。②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 　　③　《资治通鉴》卷223　代宗广德元年十月。 　　十七、八年间，唐、蕃和、战交错。凤翔、泾州（今陕西泾川北）、邠州、渭北等地均设节度使，驻重兵以备吐蕃。 　　"德宗即位，先内靖方镇，顾岁与虏确"。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两次遣韦伦出使吐蕃，"欲以德绥怀之"①。四年，唐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大相尚结赞于清水（今甘肃清水）会盟，承认吐蕃所占州县为其属地，重新划定疆界。贞元二年（公元786　年），吐蕃败盟，尚结赞大举进攻长安以西数镇，又陷盐州（今陕西定边）、夏州（今陕西横山西北）。尚结赞以为，"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若"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使用诡计"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马）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②。德宗几乎中计，然最终未让尚结赞得逞。三年，以李泌为相，李晟、马燧、柳浑等仍然共执国政，李泌提出"结回纥、大食、云南（南诏）与共图吐蕃"的策略。从此，唐与吐蕃的关系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贞元四年，唐许婚回纥，回纥遂与吐蕃绝交，愿为唐击吐蕃。西川节度使韦皋结好南诏，使"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③六年，吐蕃趁回鹘内乱，攻占唐之北庭，安西由是路绝，不知存亡，仅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犹为唐守。其后，吐蕃之势渐衰，内乱不已，正如贞元九年南诏王致韦皋帛书所说："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弟兄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④德宗后期、宪宗年间，吐蕃虽然不时至边境骚扰、虏掠，但多被击退。 　　尤其是韦皋在蜀21　年，"服南诏，摧吐蕃"，使唐之西、南边疆大体无事。而大食王诃伦却"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①陇右一带，往往是唐、蕃相互拉锯。元和末，吐蕃"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遣使求和、朝贡不断。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　年），唐蕃会盟。盟文规定："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结援。"②唐以大理卿刘元鼎为西蕃会盟使，赴吐蕃就盟。二年，结盟。三年，竖立盟碑，迄今仍完好地保存于拉萨大昭寺前。 　　武宗以后，吐蕃内乱，彼此攻杀。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　年）二月，吐蕃所控秦、原、安乐3　州及石门等7　关归唐，唐以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诸镇接应。随后，沙州（今甘肃敦煌西）民众首领张义潮率众举义，唐人响应，吐蕃守将逃走，以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五年冬，张义潮发兵略定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10　州，遣其兄义泽奉沙、瓜等11　州地图入朝，"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③。唐朝于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年冬，吐蕃酋长尚延心率河、渭2　州降唐。终唐之世，陇右东道大抵为张义潮及其继承人所控制，吐蕃也一分为四而衰落下去。 　　①　《新唐书》卷216　下《吐蕃传下》。 　　②　《资治通鉴》卷232　德宗贞元三年六月。 　　③　《资治通鉴》卷233　德宗贞元四年十月。 　　④　《新唐书》卷222　上《南诏传上》。 　　①　《唐会要》卷100《大食》。 　　②　《旧唐书》卷196　下《吐蕃传》。 　　③　《资治通鉴》卷249　宣宗大中五年十月。 　　3。回纥兴亡回纥是一个游牧部落，唐初时分为9　部：药逻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耶勿，号称九姓回纥。 　　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　年），回纥首领吐迷度与唐军联合击灭薛延陀，以其12　部归唐。翌年，唐以吐迷度为瀚海都督，吐迷度又自称可汗。回纥所控之地，太宗置以6　府7　州，总隶于燕然都护府。其后，回纥助唐击西突厥，收复北庭。东突厥复起，一度大败九姓回纥。开元年间，回纥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断安西诸国入长安路，玄宗命郭知运讨逐"①。 　　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　年），骨力裴罗击破拔悉蜜、葛逻禄2　部，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入朝，册为怀仁可汗。"于是怀仁南据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旧统药逻葛等九姓，其后又并拔悉蜜、葛逻禄，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战则以二客部为先。""斥地愈广，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②。怀仁可汗卒，其子继立，号葛勒可汗。 　　安史乱起，两京失陷。肃宗遣故邠王男承宷使于回纥，以修好征兵。及至其牙，可汗以女嫁于承宷，遣首领来朝，请和亲，封回纥公主为毗伽公主。至德二载（公元757　年）九月，回纥遣其太子叶护领其将帝德等率精兵4000，助唐收复西京。当初，肃宗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相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③长安收复，回纥欲如约。广平王俶（后来的代宗）拜于叶护马前，使西京幸免于虏掠。但东京洛阳收复后，回纥"直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④。肃宗封叶护为忠义王，每岁送绢2　万匹。乾元元年七月，肃宗以幼女为宁国公主，许配回纥可汗。 　　代宗即位后，又向回纥借兵助讨史朝义。其时，葛勒可汗卒，子登里可汗继立。登里可汗态度骄横，有辱唐天下兵马元帅、雍王适（后来的德宗）及其随员。唐军收复洛阳，回纥再度纵掠，火焚圣善寺、白马寺，伤死万人，火焰累旬不灭。明年，仆固怀恩叛唐，引回纥、吐蕃数万之众进逼长安。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亲赴回纥军营，说服登里之弟、合胡禄都督药罗葛，合力击退吐蕃。作为对回纥的报答，"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①如此"和市"，弄得唐朝府库空虚，马价直至宪宗时才一次偿还积欠绢180　万匹。 　　德宗即位后，因曾为登里可汗所辱，怨恨回纥。登里亦欲举国南下，再行虏掠。宰相顿莫贺这干劝止，登里不听。顿莫贺这干乘人之心厌战，击杀登里及其亲信、鼓动兴兵犯唐的九姓胡2000　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贞元三年，在李泌"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策略劝说下，德宗许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求和，且允亲，以咸安公主妻回纥可汗。第二年，回纥请改为回鹘，加回鹘可汗为长寿天亲可汗，遣使送咸安公主聘于回鹘。 　　①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②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三载八月、四载正月。 　　③　《资治通鉴》卷220　肃宗至德二载九月。 　　④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①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从此，回鹘不时助唐以击吐蕃，回鹘与唐朝相安无事。不过，回鹘自身也渐渐在内乱中削弱。 　　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　年）黠戛斯以10　万之众攻破回鹘城，烧荡殆尽，回鹘散奔西北。南下的一支，至武宗末年被唐击败。 　　4。南诏盛衰玄宗天宝七载底，云南王皮逻阁卒，子阁罗凤继立。自此，南诏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附吐蕃反唐、附唐反吐蕃、独自扩张。 　　天宝年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卞忿少方略"，其属姚州太守张虔陀好色贪婪。南诏王谒见都督，按照习惯都要带着妻室。九载，阎罗凤途经云南，张虔陀不仅勒索贿赂，还要污辱同来的女眷，阁罗凤不应。张虔陀一面派人辱骂，一面向朝廷告其罪状。阁罗凤由是忿怨，发兵攻云南，杀张虔陀，取羁縻州32　州。明年，鲜于仲通率兵8　万击南诏，阁罗凤请和，"如不听，则归命吐蕃，恐云南非唐有。"鲜于仲通自恃兵多，进军西洱河（今洱河），被南诏击败，死6　万余。阁罗凤"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称"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①。阁罗凤自立国号为大蒙。此时，杨国忠以剑南节度使当国，又调天下兵10　万，使剑南留后李宓出击南诏，进攻大和城（今云南下关），几乎全军覆没，死者十之七八。 　　安史乱起，吐蕃乘隙命南诏攻唐，阁罗凤因以夺取巂州会同军（今四川会理），进据清溪关（今四川甘洛、石棉间）。当此之时，唐朝自顾不暇，吐蕃向河西、陇右扩展，南诏得以自我完善，完成立国规模，建起一套中央、地方官制和军事征战系统。代宗末，阁罗凤卒，其子先已死，遂立其孙异牟寻。南诏、吐蕃合兵，分三路进攻剑南，欲取成都。德宗派遣大将李晟、曲环将兵万人，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联军，收复被吐蕃攻占的维州、茂州（今四川茂汶及茂汶以西一带）。"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产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南诏、吐蕃间出现隔膜，"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徒居之。"②吐蕃不再称其为"兄弟之国"，改封南诏为日东王。同时，"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异）牟寻益厌苦之。"先前唐之西泸令郑回，在阁罗凤攻占巂州（今四川西昌）时被虏入云南，此时为南诏清平官，深得信任。郑回劝异牟寻说："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①恰好李泌也劝德宗联诏抗蕃，唐朝以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唐与南诏的关系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贞元九年夏，异牟寻遣使三路到达成都，上表请弃吐蕃归唐。第二年，德宗以袁滋为册南诏使，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银窠金印，文为"贞元册南诏印"，正式称南诏。袁滋一行至曲州（今云南昭通），曾摩崖刻石以纪其事，刻石碑文尚存。其后，异牟寻即发兵袭击吐蕃，复取昆明城，又破施、顺诸蛮，并虏其王。吐蕃多次出兵分击南诏、剑南，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抵御，至使吐蕃无功而回。十七年，韦皋将兵2　万分9　路攻吐蕃，异牟寻与韦 　　①　《新唐书》卷222　上《南诏传上》。 　　②　《资治通鉴》卷226　代宗大历十四年十月。 　　①　《旧唐书》卷197《南诏蛮传》。 　　皋合兵进围维州。第二年初，吐蕃大相论莽热将兵10　万解维州之围，南诏生擒论莽热，"虏获尤多"。 　　宪宗元和三年，异牟寻卒。其后，弄栋节度使、王爵蒙嵯巅势力膨胀，操纵拥立南诏王的大权。自蒙嵯巅始，南诏开始向外扩张。 　　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　年），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昏瞆无能，边境防御松弛，蒙嵯巅倾全部武力攻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②随后，又攻掠骠国（今缅甸境）。西南边境，战事不断。宣、懿时，蒙酋龙立，自称皇帝，改国为大礼。勇将段宗牓杀摄政蒙嵯巅，南诏政权转入段氏手中。咸通元年（公元860　年），安南引南诏兵3　万，乘虚攻入安南（今越南河内）。其后，又连连攻入安南。七年，安南都护高骈大破南诏。懿宗命安南、邕州（今广西南宁）、西川各保疆界，不得进攻南诏。十年，南诏入犯西川。十一年，围攻成都。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　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方驱南诏过大渡河，收复所失州县。广明元年（公元880　年），宰相卢携、豆卢琢对南诏的扩张有过一个简要的概括："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弊疲，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厉，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①唐朝走向衰亡，南诏也在内乱中灭国。 　　②　《新唐书》卷222　中《南诏传下》。 　　①　《资治通鉴》卷253　僖宗广明元年六月。 　　五、唐室乱亡唐朝的皇位自宣宗传至懿宗，就开始进入日益崩溃的年代。不到半个世纪，祸乱越发不可收拾，唐皇室从名存实亡终至彻底乱亡。 　　（一）时局动荡懿宗即位伊始，社会出现全面动荡。君臣愈益骄奢贪残，各地起义连绵不断。 　　1。君奢民苦司马光在分析懿宗、僖宗两朝的时局时简要地说道："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①下面，分别叙述。 　　（1）懿宗骄佚大中十三年（公元859　年）八月，宣宗饵药疽发于背，宰相不能够相见。宣宗密以所爱第三子夔王滋嘱托枢密使王归长等3　人，使其拥立为帝。左军中尉王宗实与王归长等素不同心，被出为淮南监军。当其入寝殿面辞宣宗时，皇帝已然崩世。王宗实怒斥王归长，责以矫诏，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宣宗长子、郓王漼，立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并杀掉王归长等。太子漼即帝位，为懿宗，第二年正月改元咸通。 　　懿宗在位14　年，骄奢无度，淫乐不悛，史言"李氏之亡，于兹决矣。" 　　懿宗颇喜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珍馐）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其游幸更是奢费，"曲江、昆明、灞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计。"①同昌公主深受懿宗宠爱，出嫁右拾遗韦保衡，极尽奢靡，"赐钱五百万贯，仍罄内府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栊户牗，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又有"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龙罽、凤褥"等侈丽之物②。 　　懿宗信佛，在唐朝的皇帝中也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史称："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咸通三年（公元862　年）四月，设置戒坛，大度僧尼。十四年三月，遣使至凤翔法门寺迎取佛骨。群臣劝谏者甚众，以至有人用宪宗迎佛骨而驾崩的事实来劝阻，懿宗竟然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于是，"广造浮图、宝帐、香■、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尽夜不绝。"四月，"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 　　①　《资治通鉴》卷252　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0　懿宗咸通七年十二月。 　　②　苏鹗：《杜阳杂编》卷下。 　　之时不及远矣。"①骄奢与滥刑，在懿宗身上犹如孪生。咸通十一年，同昌公主病卒。懿宗因为爱女之死，迁怒于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一连杀医官20　余人，收捕他们的亲属300　多，囚于京兆府的狱中。宰相刘瞻、京兆尹温璋极力劝谏，懿宗大怒，叱出朝堂。随即，贬刘瞻为荆南节度使，贬温璋为振州司马。温璋感叹道："生不逢时，死何足惜！"仰药自杀。同昌公主的丈夫、宰相韦保衡又诬陷刘瞻与医官"通谋"，误投毒药药死公主，懿宗再贬刘瞻为康州刺史。宰相路岩与刘瞻"不协"，趁机再利用懿宗的余怒，翻阅《十道图》，以罐州离长安上万里，再贬刘瞻为驩州司户。 　　懿宗宠信的几名宰相，也都是当时的巨富，以致贿赂公行，奢靡成风。 　　路岩自咸通五年拜相，在相位8　年。一次，至德令陈蟠叟上书召对，奏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懿宗问边咸是谁，陈蟠叟回答说："路岩亲吏"。懿宗十分恼怒，怒的不是边咸、路岩，竟是陈蟠叟，将其贬流②。路岩亲吏的家产便可供军响2　年，路岩的财产就可想而知了。陈蟠叟上书遭贬逐，更加助长了宰臣们的贪暴。《南部新书》甲卷记有当时的一段民谣，专门形容宰相的贪婪："曹确、杨收、徐商、路岩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确确无余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路）几时休。" 　　地方官吏的贪残，往往引起民众的怨怒。陕州刺史崔荛"自恃清贵，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诉旱，荛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乃答之，吏民结怨。既而为军人所逐，饥渴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溺饮之。"①咸通八年"怀州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榜禁之，民众，相与作乱，逐仁规，仁规逃慝村舍。"②刺史如此，县令也竞相仿效。杜荀鹤有《再经胡城县》诗以记其实："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③从军的戍卒，对其上司的贪婪早已怨恨无比。定边节度使李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④。 　　整个懿宗一朝，上至皇帝，下至县衙，真可谓无官不贪，无官不残，确实已经到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地步！ 　　（2）僖宗昏庸懿宗迎佛骨至京师不到3　个月，便病危不能省事。两军中尉刘行深、韩文约拥立懿宗少子普王俨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崩，太子即位，年仅12　岁，为僖宗，第二年改元乾符。 　　宦官田令孜先前是普王府小马坊使，有宠于普王俨。如今普王成了皇帝，立即擢升田令孜为知枢密。乾符二年（公元875　年）正月，又以其为神策中尉。僖宗年幼，在位15　年，政事一概委以田令孜，呼为"阿父"。田令孜即纳贿除官，不复关白；又钳口杜谏，肆意挥霍。 　　自委政"阿父"，田令孜一面引诱僖宗专事游戏，一面专权擅杀朝臣。 　　僖宗在田令孜的引诱下，善骑射、剑槊、法算，于音律、蒱博无所不精， 　　①　《资治通鉴》卷252　懿宗咸通十四年三月、四月。 　　②　详见《资治通鉴》卷251　懿宗咸通十年十月。 　　①　《旧唐书》卷117《崔宁附崔荛传》。 　　②　《资治通鉴》卷250　懿宗咸通八年七月。 　　③　《全唐诗》卷693。 　　④　《资治通鉴》卷251　懿宗咸通十年十月。 　　又好蹴鞠、斗鸡，尤其擅长击球。他常对优伶石野猪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①广明元年（公元880　年）二月，左拾遗侯昌业以黄巢进占广州、潭州，沙陀寇代北、逼晋阳，而皇帝不亲政事，专务游戏，田令孜专权无上，社稷将危，上疏极谏。僖宗盛怒，召侯昌业至内侍省，赐死。十二月，黄巢自洛阳突入潼关。田令孜唯恐天子责已，便归罪于宰相卢携，昏庸的僖宗贬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卢携无处申诉，仰药而死。 　　黄巢攻占长安，僖宗逃往西川。在成都仍然"日夕专与宦官同处"，议论天下大事，待朝臣"殊薄"。左拾遗孟昭图以车驾出京，南司朝官皆莫之知，致使宰相以下官员多所丧生，而北司却独得安全，上疏强调"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若"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则"收复之期，尚劳宸虑"。奏疏被田令孜扣压，贬孟昭图为嘉州司户，秘密派人于途中将孟昭图沉入蟇颐津，"闻者气塞而莫敢言"②。 　　当初，黄巢攻占长安后，宦官曹知慤（què，音确）召集壮士据守嵯峨山（在今陕西三原西北），多次夜入京城袭击黄巢军营。朝廷以其有胆略，嘉而擢升为内常侍，成了内侍省的副长官。田令孜十分不高兴，便矫诏使邠守节度使王行瑜袭杀曹知慤的壮士营。"令孜益骄横，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断。上（僖宗）患其专，时语左右而流涕。"③光启元年（公元885　年），僖宗君臣回到京师。为控制河东辖境内的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专利，田令孜竟然挑拨节度使之间的争斗，致使僖宗再度出京西逃。 　　从此，天下大势便成为这样一种状况：一是大大小小的割据者逐渐开始混战，朝廷对于强者的军事行为一概承认。右补阙常濬的一则上疏，足以表明这一点："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骈首并足，致天下纷纷若此，犹未之寤，岂可不念骆谷之艰危，复怀西顾之计乎？"①二是南街北司都分别借助节镇的实力相互排斥，节镇也利用南衙北司的争斗扩大自身的势力。结果，南街北司的冲突变成节镇间的军事征战。节镇间的角逐与南衙北司的争夺交织一起，整个局势越来越加复杂。 　　懿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有一篇《直谏书》，概述了当时"国破民苦"的实际，转录于下："国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 　　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 　　"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 　　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 　　①　《资治通鉴》卷253　僖宗广明元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4　僖宗中和元年七月。 　　③　《资治通鉴》卷256　僖宗中和四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6　僖宗光启元年七月。 　　下不理，何以归哉！""国有九破"，表明朝廷再难以维持正常统治；"民有八苦"，说明百姓已难于继续生存下去。 　　2。民众起义懿、僖骄奢、昏庸造成的"国破民苦"，导致了连绵不断的民众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贪婪残暴的各级官吏，彻底地动摇了唐朝政治统治的基础，加速了这一腐朽政权的崩溃。 　　（1）浙东起事懿宗刚一继位，就遇上浙东地区民众的起义。 　　大中十三年十二月（公元860　年1　月），以裘甫为首的浙东民众攻占象山，多次击败朝廷的征讨。当时浙东兵力薄弱，"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民众起义很快就发展起来。懿宗咸通元年正月，浙东观察使郑■德派兵征讨，被裘甫击败。义军乘胜攻下剡县（今浙江嵊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分其部众为32　队。远近聚众起义的百姓，纷纷来归，众至3　万。于是，"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连续攻克上虞、余姚、慈溪、奉化、宁海等县。 　　义军将领刘暀提议急取越州（今浙江绍兴），拒守浙江，"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同时"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供赋之地，尽入于我矣。"而王辂则主张"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①裘甫采纳了后一主张，未能使义军继续壮大。咸通元年三月，懿宗调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王式也看到义军可能对朝廷形成威胁，以为朝廷用度"尽仰江、淮，若阻绝不通，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①于是，发忠武、义成、淮南三道镇兵合击裘甫义军。至六月，裘甫军被围剡县，双方激烈交锋，3　天中83　次拼杀，妇女"亦乘城，摘砾以中人"。最终，裘甫、刘暀等被擒遭杀害，整个起义历时7　个月。 　　（2）戍卒兵变浙东民众起事不到10　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历时更长的桂林戍卒兵变。 　　早在咸通四年，南诏攻占安南之后，朝廷敕徐、泗两镇募兵2000　赴援，分800　人戍守桂林，约定3　年为期，派兵来替代。可是时至咸通九年，戍守桂林的兵卒已满6　年，多次请求代还，徐泗观察使崔彦曾、都押牙尹勘等却以府库空虚，派兵替代戍守桂林的兵卒，费用颇大，要这些戍卒再留1　年。七月"戍卒家人飞书桂林，戍卒怒，牙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杀都头王仲甫，立粮料判官厐勋为都将。群伍突入监军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两县"，一路指向家乡徐州②。 　　②　《全唐文》卷804。 　　①　《资治通鉴》卷250　懿宗咸通元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0　懿宗咸通元年三月。 　　②　《旧唐书》卷177《崔慎由附彦曾传》。 　　崔彦曾命都虞候元密率兵3000　迎击厐勋，又命宿州、泗州出兵截击东进的戍卒，结果都被打败。厐勋等乘胜攻占宿州，"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来取之，一日之中，四远云集"，兵众至数千。待到围攻徐州时，"众六、七千，鼓噪动地，民居在城外者，贼皆慰抚，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不移时，克罗城。彦曾退保子城，民助贼攻之，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城陷。"③起义戍卒囚禁崔彦曾，杀尹勘等，队伍发展至万余人。朝廷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行营都招讨使，王晏权、戴可师为北、南面招讨使，大发诸道兵征讨。康承训奏请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带领本部随军助战，懿宗诏许之。年底，厐勋所率起义兵众相继攻占滁州、和州，控制了南至寿州、庐州，北达沂、海、沭阳、下蔡、乌江、巢县等地。尤其是占据了都梁城（今江苏盱眙北），控制住淮水入江之口，切断了江淮转运通道，对朝廷构成极大的威胁。起义兵所向，百姓纷纷响应，"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鉏首而锐之，执以应募"①。因此，军势迅速扩展，兵众多至20　万余人。十年四月，厐勋杀崔彦曾，自称"天册将军、大会明王"。 　　然而，自都梁城杀官军北面招讨使戴可师后，厐勋便"自谓无敌于天下"，虽有将领周重规劝："自古骄满奢逸，得而复失，成而复败，多矣，况未得未成而为之者乎！"但厐勋已经听不进去，"与（厐）勋同举兵于桂林者尤骄暴"，到后来连厐勋也"不能制"②。厐勋军久围泗州，数月不能攻克。自十年二月，官军调整了部署，四面进击厐勋所占之地，接连获胜，逼近徐州。厐勋采纳部下建议，引兵西攻宋州、亳州，以牵掣官军兵力。八月，当厐勋率部西行之后，其宿州守将张玄稔投归官军，并引兵围攻徐州，诱降留守兵将，许佶、厐举直等被杀。厐勋西攻宋州不克，转攻亳州，打算折回徐州，但被沙陀骑兵追击，苦战于蕲县境内，终因寡不敌众被杀。 　　这起因戍卒久不能轮代而爆发的起义，前后历时1　年又2　个月，波及桂、湘、皖、苏、豫等广大地区。1　年之后，厐勋余众"犹相聚闾里"，"散居兖、郓、青、齐之间"。直至僖宗乾符元年年底，其余部仍有行动，"州县不能禁，敕兖、郓等道出兵讨之"①。此时，王仙芝、黄巢发动的另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起义，已经开始。 　　（3）黄巢转战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聚众数千人，在长垣起事，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第二年六月，黄巢聚众响应，在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起义。 　　王仙芝、黄巢曾经"共贩私盐"，为对抗苛重的盐法，组织武装押送，因而最具备起义的条件，一旦与民众的聚义相结合，必然成为义军的核心和首领。 　　王仙芝起事的第二年夏，攻占濮州、曹州。当黄巢聚众响应之后，"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②朝廷以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统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5　镇兵5000③　《资治通鉴》卷251　懿宗咸通九年十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1　懿宗咸通九年十一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1　懿宗咸通九年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2　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2　僖宗乾符二年六月。 　　人征讨。三年七月，起义军兵败忻州之后，便转入河南，攻占郏城、汝州，东都震惊。关东各州县皆各自守，不敢出战，起义军行动自如。攻破郢、复2　州后，又攻申、光、庐、寿、舒、通等州，淮南告急，朝廷再度面临漕运阻断的威胁。然而，当此乘胜进军之时，起义军中出现严重分歧。蘄州刺史裴偓在起义军兵临城下之际，迎王仙芝、黄巢入城，为王仙芝向朝廷请得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王仙芝准备接受归降。黄巢大怒，责骂王仙芝："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而去，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并因此"殴仙芝，伤首。其众喧论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分其众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黄巢，分道而去。"③乾符四年，王仙芝连续攻破鄂州、安州、随州，仍然不忘归降朝廷。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诱降王仙芝，王仙芝派尚君长等去联络。宋威乘机于途中将尚君长劫去，奏称战场上生擒。僖宗分辨不清是降是俘，下令斩尚君长等。王仙芝非但降唐不成，反而折去几员将领。随后，接连被招讨副使曾元裕击败。五年二月，曾元裕追击到黄梅，杀王仙芝。 　　蘄州分裂之后，黄巢率所部北上，攻破郓州，杀天平军节度使。其后，一度与王仙芝合围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乾符五年，王仙芝兵败被杀后，尚让率余部归黄巢。尚让是尚君长之弟，在王仙芝余部中尚有影响，推黄巢为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黄巢改年号为王霸，设置官署。起义军攻破沂、濮2　州后，官军大举征讨。黄巢求降不成，转攻河南宋、汴等州。此时，王仙芝余部王重隐正在江西一带活动，攻破洪州。黄巢入江西，与王重隐相呼应，一举攻下虔、吉、饶、信等州。王仙芝的另一支余部曹师雄攻浙西，朝廷以高骈为镇海节度使，抵御曹师雄。黄巢又转攻浙东，"刊山开道七百里"，打通了仙霞岭山路，突入福建，攻占福州。乾符六年初，高骈遣将分路进攻黄巢，黄巢转向岭南，直指广州。途中，曾致书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要其代为向朝廷请授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二人担心黄巢来攻，向朝廷恳请，但未获准。黄巢又直接上表求为广州节度使，朝臣多以为"南海有市舶之利"，若被起义军所有，则"国藏渐当废竭"①，只授予黄巢东宫率府率之职。黄巢大骂朝中宰臣，九月攻占广州，大杀朝廷命官及各类教徒。不久，岭南发生瘴疫，黄巢军士减员十之三四。其部将劝之北上，以图大事。于是，发布露布，自号"义军都统"，宣告即将入关，揭露朝廷罪恶，包括宦官专权、朝臣宦官勾结，官吏贪婪、贿赂公行，政治腐败、科举不公等丑闻。同时，"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①。起义军自广州出发，攻取桂林，乘竹筏沿湘江直取潭州（今湖南长沙）。尚让一部，乘胜进攻江陵。两军合兵攻取襄阳，在荆门受重创，转而沿江东向。广明元年三月，朝廷以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集合各镇兵7　万，入江西迎击起义军。黄巢以诈降计，乘虚大破高骈淮南兵，进占宣城，声势愈盛，号称有兵众60万人。七月，起义军自采石渡过长江。九月，渡淮，分路进攻河南各州。起义军"所至吏民逃溃"，"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②。十一月，顺利进军东都洛阳，东都留守刘允章迎起义军入城。田令孜使左右神策军协助齐克让固守潼关，起义军以尚让、林言为前锋，由一条被称为"禁谷"的小路 　　①　详见《旧唐书》卷178《郑畋传》。 　　①　《新唐书》卷225　下《黄巢传》。 　　②　《资治通鉴》卷253　僖宗广明元年九月。 　　突入关内，前后夹击潼关，官军大败。十一月，起义军进入长安，僖宗由田令孜率500　名神策兵护卫西经骆谷，投奔兴元（今陕西汉中东）。 　　黄巢入长安后，"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随即入宫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先前朝廷中三品以上官员停其职，四品以下继续留任，组成一个起义军与朝廷官相混合的新政权。尚让、赵璋、崔璆、杨希古为宰相，孟楷、盖洪知左右军事，朱温、季逵等为诸卫将军游奕使，皮日休为翰林学士。起义军渡淮之后，虽然一路无阻，取得长安，但所过重要地方如东都等，未留兵镇守，数十万人全部进入长安，等于自投罗网，置身于官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中和元年（公元881　年）正月，僖宗自兴元到达成都。三月，以凤翔节度使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传檄天下，合兵攻打长安。起义军的势力范围，东不出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西不过兴元，占地既小，粮饷不足，长安一度被官军攻掠。为摆脱被动局面，黄巢命其部将"自力"攻取州县，所取州县可据为己有。于是，将领大多以所拥部众，自立门户，起义军分裂成若干支独立的势力，黄巢的号令渐渐失掉作用。二年正月，朝廷以宰相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伺机攻夺长安。朱温被黄巢命为同州刺史，朱温"自力"攻取后据为己有。当河东节度使王重荣大军压境时，朱温多次求援，黄巢无兵可救同州。朱温"见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举州投降。随即，华州也降于官军。朱温被朝廷用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调转枪头征讨起义军。 　　不久，南面行营都监杨复光计召沙陀酋长李克用，以其为雁门节度使，率兵4　万从晋北到河中。三年二月，李克用联合河中、易定、忠武等镇兵，击败尚让所率15　万起义军，进逼长安。黄巢率残部自蓝田经武关东入河南，夺得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归降。黄巢又移兵围陈州（今河南淮阳东南），相持300　天，失去向其他各地发展的时机，又给官军充分调兵遣将的机会。中和四年三月，李克用会合许、汴、徐、兑4　州之军于陈州，黄巢退走兖州，尚让率所部降于感化军节度使时溥。六月，尚让追击黄巢，黄巢部众丧失殆尽，退至泰山东南狼虎谷。外甥林言时为侍卫军长，杀黄巢兄弟、妻、子，取首级欲向时溥请功，途中被沙陀兵截夺，杀林言并取其首级，与黄巢等首级一并献给时溥。一场历时10　年、声势震撼唐朝政权的起义，至此宣告失败。大规模起义虽然终结，唐朝统治也从此分崩离析，仅仅剩下长安一隅作为小朝廷的容身之地了。 　　（二）唐室名存在对起义军征战的过程中，各种割据势力借机得以发展。起义失败后，剩下的便是强大的割据者围绕长安小朝廷的激烈争夺了。 　　1。朝局变动安史乱后，朝廷财赋仰供于江淮地区。黄巢转战，使得这些地区渐为方镇所据，"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①。首先为争夺财赋来源，宦官与方镇间引发出新的战乱，招致朝局的变动。 　　（1）节镇干政黄巢被杀之后，僖宗于光启元年（公元885　年）三月回到长安。此前，安邑、解县两盐池的税利，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专有。此时，神策中尉田令孜要收其税利以供军需，自兼两池榷盐使。王重荣再三争辩，田令孜便调王重荣为泰宁节使。王重荣自以有收复京师之功，却为田令孜所排挤，拒绝调任，并上表历数田令孜十大罪状。田令孜联络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王重荣对抗。 　　当年十月，田令孜命朱玫、李昌符攻河中。王重荣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引兵相救。双方会兵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李克用上表请诛田令孜及朱玫、李昌符，僖宗下诏和解，不听。十二月，李克用大败朱玫、李昌符，进逼京城，田令孜奉僖宗出走凤翔。光启二年二月，李克用军还河中，与王重荣上表请僖宗还京、诛田令孜。田令孜引神策军入宫，胁迫僖宗到宝鸡。"时令孜弄权，再致播迁，天下共忿疾之。"①朱玫、李昌符"亦耻为之用"，转而与李克用、王重荣和好。大部分朝官都憎恨田令孜，不愿到宝鸡，要夺僖宗还京。邠宁、凤翔两镇发兵追赶，田令孜带领僖宗及宰相孔纬、杜让能等逃往兴元。朱玫、李昌符另立肃宗玄孙、襄王煴为帝。李克用、王重荣等都反对朱玫立李煴。田令孜深知为天下所难容，让出左神策中尉之职给杨复恭，自为西川监军，到成都依附同母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 　　杨复恭传檄关中，得朱玫首级者，赏以静难节度使之职。朱玫部将王行瑜与神策都将李茂贞数战俱败，倒戈回京杀朱玫。李煴投奔河中，被王重荣杀掉，传首于兴元行在。文德元年（公元888　年）二月，僖宗才又回到京城长安。 　　僖宗还京不到一月，便一病不起。观军容使杨复恭请立皇弟寿王杰，当天下诏，以寿王杰为皇太弟。右军中尉刘季述派兵迎入皇太弟。僖宗崩，皇太弟即帝位，改名敏，为昭宗。第二年正月，改元龙纪。不久，改名晔。杨复恭拥立昭宗后，效法田令孜，养勇士多人为义子，分掌兵权，号称"外宅郎君"。又养宦官600　人为义子，作诸道监军。昭宗"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体大臣，梦想贤豪"②。 　　此时，朱全忠在河南已形成为一支强大势力，奏请朝廷讨伐李克用。昭宗命三省、御史台四品以上共议，十之六七以为不可。宰相张濬、孔纬"欲 　　①　《旧唐书》卷19　下《僖宗纪》。 　　①　《资治通鉴》卷256　僖宗光启二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7　僖宗文德元年三月。 　　倚外势以挤杨复恭"，力主用兵。大顺元年（公元890　年）五月，下诏削夺李克用官爵、属籍，以张濬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使，孙揆为副使，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发兵5　万征讨李克用。结果，副使孙揆被李克用伏兵所擒，以锯锯死，张濬兵败依镇国节度使韩建。第二年，恢复李克用官爵，加中书令衔。 　　借用方镇之力诛除宦官不成，昭宗便直接与杨复恭展开较量。大顺二年八月，出杨复恭为凤翔监军，杨复恭不肯就任，称疾致仕。十月，昭宗发兵攻杨复恭私宅，宰相刘崇望鼓励禁军军士猛烈攻击，杨复恭带领义子杨守信等逃往兴元，与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等起兵抗拒朝廷。 　　景福元年（公元892　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静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等上表，以讨杨复恭为名，请以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朝议以为李茂贞得山南西道，势力过大，不可允许。李茂贞、王行瑜发兵攻兴元，坚求招讨使之职。昭宗无奈，只得允准。八月，李茂贞攻占兴元，杨复恭等逃往阆州。二年，昭宗欲夺李茂贞凤翔节度使，只使其专任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李茂贞上书揭露朝政，言辞不逊。昭宗不顾朝议，决心发兵攻凤翔，以首相杜让能等画军事，以宗室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宰相崔昭纬欲排杜让能，便暗中联络李茂贞、王行瑜，告知朝中动静。结果，李嗣周在进军凤翔的途中被李茂贞截击，新招募的3　万禁军溃散，李茂贞乘机进逼京师。崔昭纬教李茂贞坚决请杀杜让能，昭宗借机杀西门君遂等3　个宦官首领，使宦官势力遭到一次重大打击。杜让能被杀后，李茂贞、王行瑜开始左右朝政。景福二年十月，李茂贞以凤翔兼领山南西道、武定、天雄四镇节度使，据有15　州之地，成为关中最强大的藩镇。十一月，以王行瑜为太师，号"尚父"，赐铁券。明年七月，李茂贞攻下阆州。八月，杨复恭一行被韩建擒获斩首。 　　（2）相权争夺在节镇干预下，宦官势力削弱后，朝廷内部的冲突又围绕相权的争夺展开。 　　乾宁元年（公元894　年）六月，昭宗以李谿（Xī，音溪）为同平章事。 　　崔昭纬担心李谿分权，指使其党在朝班上出面阻止。第二年二月，复以李谿为同平章事。崔昭纬使人告知王行瑜，李谿亦欲效杜让能对李茂贞用兵。王行瑜、李茂贞逼迫昭宗罢去李谿相职。时逢护国（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卒，其子王珂、王珙争为留后。王珂是李克用之婿，有李克用支持。王珙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有三镇援助。昭宗允李克用之奏，以王珂为护国留后。本来王行瑜求为尚书令，不能得，就十分抱怨朝廷。如今为王珙请护国留后，又不能得。二年五月，王行瑜、李茂贞、韩建各将精骑数千人入朝，奏称"南、北司互有朋党，堕紊朝政"，杀李谿和另一致仕宰相韦昭度。昭宗允准所请，以王珙为护国节度使。三镇进而又谋废昭宗，另立皇帝。李克用闻讯后举兵讨三镇，李茂贞党想劫昭宗至凤翔，王行瑜党欲劫昭宗到邠州，双方联络宦官彼此攻杀，昭宗出京逃入终南山。七月，当李克用兵至同州，三镇与崔昭纬皆畏惧退缩，昭宗乘机用宗室薛王李知柔为相，兼京兆尹、判度支，充盐铁转运使。又以李克用为招讨使，专力讨伐王行瑜。十一月，攻克邠州，王行瑜伏诛。年底，封李克用为晋王，令归晋阳。这一次冲突，使昭宗得以罢黜崔昭纬（次年赐死），宗室得以任用。 　　然而，另一场新的争夺接踵而来。乾宁三年，朱全忠荐张濬为相，李克用奏称"濬朝为相，臣则夕至阙庭"，昭宗只得下诏和解。自终南山回京后，昭宗于神策军外，另置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军，选补数万人，分由宗室诸王统领。覃王嗣周、延王戒丕等又自募麾下数千人，试图改变宦官独掌禁军的局面。李茂贞借口朝廷欲对凤翔用兵，率军进逼京师。覃王嗣周与战，官军败绩。昭宗出京欲奔晋阳依李克用，途中听从韩建劝阻，到华州为韩建所控挟。李茂贞入京大肆抢掠，宫宇坊市毁坏殆尽。七月，昭宗在华州（今陕西华县）罢崔昭纬党、宰相崔胤。崔胤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上书力赞崔胤。九月，复以崔胤为相。自此，崔胤、朱全忠结合一气，相为表里。 　　四年正月，韩建逼昭宗解散诸王所统全部禁军，拘禁掌兵和出使的诸王，又禁绝昭宗亲信入宫。八月，韩建与知枢密刘季述合谋，围十六王宅，杀诸王11　人。光化元年（公元898　年），韩建、李茂贞怕朱全忠来夺昭宗，便送其还京。这一回合，昭宗所依靠的禁军及宗室诸王，全部丧失。宰相崔胤成为朱全忠在朝中的代理人，朱全忠本人则由宣武、宣义两节度使再兼天平节度使。 　　昭宗罢黜崔胤不成，便又转而谋诛宦官。光化三年夏，昭宗以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专横，与崔胤谋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结藩镇以相倾夺。"宰相王搏恐招致祸乱，以为"其势未可猝除，宜俟多难渐平"①。崔胤谮王搏为宋道弼辈"外应"，昭宗开始怀疑王搏。崔胤罢相之时，又以为王搏排挤自己，致书朱全忠，使其上表论崔胤不可罢。昭宗不得已，复崔胤为相，贬王搏崖州司户，流宋道弼驩州、景务修爱州，皆赐自尽。史言："由是（崔）胤专制朝政，势震中外，宦官皆侧目，不胜其愤。"②（3）诛尽宦官相权的膨胀，引起宦官的恐惧。崔胤背后有朱全忠，宦官不敢妄为，便对昭宗下手。三年十一月，两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两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乘昭宗酒醉，率禁兵千人入宫，囚禁昭宗。矫诏令太子裕即皇帝位，改名缜。天平副使李振劝朱全忠道：宦竖"囚废天子，公不能讨，何以复令诸侯！且幼主位定，则天下之权尽归宦官矣"①。朱全忠立即遣亲吏蒋玄晖到京城，与崔胤谋事。崔胤联络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右军都将董彦弼、周承诲，于天复元年（公元901　年）正月，尽诛两中尉、两枢密使，迎昭宗复位。昭宗赐三神策军将姓李，皆以节度使兼平章事留京宿卫，时人称之为"三使相"。崔胤更加受到宠信，朱全忠封东平王，李茂贞封岐王。 　　崔胤与另一名宰相陆扆以为"祸乱之兴，皆由中官典兵"，请分主左、右神策军。三神策军将不同意改隶南司，昭宗复以宦官韩全诲、张彦弘为两军中尉，以袁易简、周敬容为两枢密使。此间，朱全忠又夺得河中镇，为四镇节度使。李茂贞入朝，韩全诲深与相结。崔胤益厚朱全忠，而与李茂贞为仇敌。"四人各为表里。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②天复元年十一月，韩全诲抢先将昭宗劫持到凤翔，依节度使李茂贞。崔胤引朱全忠入关，兵临凤翔。三年正月，李茂贞困守孤城，毫无出路，请诛韩全诲等，与朱全忠和解，奉昭宗还京。昭宗甚喜，立即收斩韩全 　　①　《资治通鉴》卷262　昭宗光化三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262　昭宗光化三年六月。 　　①　《资治通鉴》卷262　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20　上《昭宗纪》。 　　诲等"四贵"及宦官16　人。朱全忠、崔胤入凤翔，又捕杀宦官70　余人，并密令京兆府捕杀90　余宦官。昭宗还京后，崔胤请悉罢内诸司使，其事务尽归省、寺，召还诸道监军。于是，大诛宦官，只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除河东监军张承业等少数人得到节度使保护，其余监军全部被杀。崔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尽握朝廷军政大权。朱全忠赐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进爵位为梁王。 　　2。天下瓜分伴着僖宗、昭宗朝局的变动，藩镇割据之势日益扩大。彼此间相互兼并，逐渐形成若干强大的方镇，唐朝被瓜分而亡。 　　（1）方镇格局黄巢起义失败后，方镇基本分布是："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①先前的河北三镇，差不多完全脱离中朝，此刻亦不时介入各镇间的争斗。经过僖宗、昭宗之际藩镇间的混战，形成相对稳定的割据格局。先前的河北三镇，魏博镇为罗绍威所据，镇冀（成德）镇为王镕所据，卢龙（幽州）镇为刘仁恭所据。关内第一大镇--凤翔镇，为李茂贞所据。另有八镇，后来演变为五代十国前期的局面。它们是：宣武镇（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北），朱全忠所据；河东镇（治所在今山西太原），李克用所据；西川镇（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王建所据；淮南镇（治所在今江苏扬州），杨行密所据；镇海镇（治所在今浙江杭州），钱鏐（liú，音琉）所据；武威军（治所在今福建福州），王审知所据；武安军（治所在今湖南长沙），马殷所据；清海军（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刘隐所据。 　　下面，依次简述朱全忠、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钱鏐、王审知、马殷、刘隐等8　个主要割据者的发展概况。 　　朱全忠背叛黄巢起义军后，为宣武节度使，又加任东北面行营都招讨使，堵截义军东退之路。他以招讨使的名义，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自僖宗文德元年（公元888　年）正月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讨灭秦宗权，至昭宗末年（公元904　年），朱全忠共据有宣武、宣义、天平、护国（河中）、天雄（魏博）、武顺（成德）、佑国（京兆）、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定、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21　镇。其中，天雄、武顺是附属镇，武定是王建属地。其余各镇，都是朱全忠以武力夺得的。 　　李克用是沙陀酋长朱邪赤心之子，朱邪赤心因征讨庞勋起义有功，被任命为大同军节度使，赐姓李，名国昌。黄巢攻占长安后，僖宗以李克用为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中和二年（公元882　年），宦官杨复光以墨敕召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将沙陀兵1.7　万人向长安进发，至河中时已有4　万人。三年，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僖宗以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四年，黄巢退入河南，欲攻汴州，朱全忠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击走黄巢，进入汴州，遭朱全忠袭击，几乎丧命。从此，李克用与朱全忠结成深仇，两人之间发生 　　①　《旧唐书》卷19　下《僖宗纪》。 　　一连串恶战。朱全忠利用朝官反对宦官，李克用则利用宦官反对朝官，都想达到控制朝廷的目的。两人之间的争夺，加剧着朝中南、北司的冲突。昭宗景福二年，成德附属李克用。乾宁元年，李克用灭幽州镇，以刘仁恭为节度使。二年，封为晋王，永占河东地区。其后，魏博、成德、义武相继转而归附朱全忠。天复二年，朱全忠两次围晋阳，李克用采纳儿子李存勗的建言，"遵养时晦，以待其衰"的策略，"设险固境，训兵务农"。 　　王建，于黄巢攻占长安、僖宗出逃至蜀之后，归田令孜为养子，拜诸卫将军，为"随驾五都"都将之一。光启二年田令孜投奔同母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杨复恭贬斥田令孜之党，调王建离禁军，出为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王建召募溪洞酋长，得众8000，沿嘉陵江袭取阆州，自称阆州防御史。第二年，王建得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之助，进击陈敬瑄，掠西川所属12　州。文德元年，昭宗即位后，以韦昭度兼充西川节度使，欲借王建驱赶陈敬瑄。王建利用韦昭度的号名，攻取西川各州。大顺二年，王建独攻成都，得为西川节度使。至乾宁四年，攻破梓州，夺东川，尽据蜀地。天复二年，乘朱全忠久围李茂贞之机，王建攻占兴元，据有山南西道。三年，攻荆南得夔、忠、万及施州，昭宗封王建为蜀王。天祐三年（公元906　年），又取荆南归州。至此，王建北有兴元（今陕西汉中），东据三峡，成为巴蜀地区的割据者。杨行密，本名行愍，于黄巢转战之际为庐州牙将，屡有战功。中和三年杀都将，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庐州刺史被迫让位，朝廷命杨行密为庐州刺史。自僖宗光启三年，杨行密与秦彦（宣歙观察使）、毕师铎（高骈部将）、孙儒（秦宗权部将）争夺扬州长达6　年，至昭宗景福元年，杨行密据扬州，被命为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杨行密既据淮南，"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①杨行密又从淮南兵中精选尤勇健者5000　人，厚其禀赐，以皂衣（黑衣）蒙甲，号"黑云都"，专门用于冲锋陷阵。乾宁四年，朱全忠部朱瑾，河东骁将史俨、李承嗣投淮南，杨行密得河东、兖、郓兵，加之善水战的淮南兵，军势大振。天复二年，以杨行密为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讨朱全忠。天祐二年杨行密卒，子渥继为淮南节度使。翌年，兼得江西之地。杨渥所据，北起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南尽虔州（今江西赣州），东达于常州，西抵鄂州（今湖北武汉），阻隔着北方势力进入江南。 　　钱鏐，于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　年）王仙芝余部曹师雄攻浙西时，为董昌所部石镜都知兵马使。中和元年，董昌为杭州刺史，以钱鏐为都指挥使。明年，浙东观察使刘汉宏两次遣兵谋取浙西，都被钱鏐击退。光启二年，钱鏐凿山开道攻取越州，董昌自杭州徙镇越州，以钱鏐知杭州事。三年，镇海军逐节度使周宝，拥薛朗为留后。钱鏐遣将讨薛朗，于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　年）攻取苏州。景福二年，以钱鏐为镇海节度使，治杭州，有兵十三都。乾宁二年，董昌在越州称帝，钱鏐乘机出兵征讨。第二年，破越州，擒董昌，传首京师。朝廷以钱鏐为镇海、威胜（镇东）两军节度使，跨有浙东、浙西。天复二年，进爵为越王。天祐元年，更封为吴王。 　　王审知，王潮之弟。僖宗光启二年，王潮为泉州刺史，"招怀离乱，均赋缮兵"。昭宗大顺二年，福建观察使陈岩病危，遣使以书召王潮，欲授以军政。王潮未至而陈岩卒，陈岩妻弟都将范晔自为留后。景福元年，王潮以 　　①　《资治通鉴》卷259　昭宗景福元年八月。 　　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第二年，攻占福州，以王潮为福建观察使。境内割地称雄的"群盗二十余辈皆降溃"，王氏自此据有福建全境。乾宁四年，王潮卒，王审知继为威武节度使。 　　马殷，秦宗权部孙儒军中战将。孙儒与杨行密争夺淮南被杀后，刘建锋、马殷等逃往洪州，在江西聚众数万。昭宗乾宁元年，刘建锋、马殷引兵入潭州（今湖南长沙）。第二年，以刘建锋为武安节度使，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三年，武安军乱，杀刘建锋，推马殷为留后。马殷以潭、邵2　州之力，陆续攻取湖南管内7　州，至光化二年尽有湖南之地。第二年，马殷攻取桂、宜、岩、柳、象5　州，桂管之地并入湖南。 　　刘隐，封州刺史刘谦之子。昭宗乾宁元年，刘谦卒，刘隐继任。三年，清海节度使薛王李知柔赴任，行至湖南，广州牙将据境拒之。刘隐兵袭广州叛将，迎李知柔入广州，李知柔以刘隐为行军司马。天复元年，清海节度使徐彦若卒，遗表荐行军司马刘隐权留后，刘隐始得岭南。天祐元年底，以刘隐为清海节度使，治广州。 　　（2）朱梁代唐昭宗天复三年，方镇分割唐朝天下殆尽，朝中宦官被彻底诛除。新的争夺，便在有"回天再造"之功的梁王朱全忠与权相崔胤之间展开。争夺的结果，朱全忠以梁代唐。 　　崔胤以司空、门下侍部、同平章事、领三司兼判六军十二卫事之后，"专权自恣，天子动静皆禀之。朝臣从上幸凤翔者，凡贬逐三十余人，刑赏系其爱憎，中外畏之"。在这同时，梁王朱全忠"留步骑万人于故两军，以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以汴将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充街使。于是全忠之党布列遍于禁卫及京辅。"①崔胤感到朱全忠"有篡夺之志"，与之"外虽亲厚，私心渐异"，便借口"六军"名存实亡，侍卫单薄，奏请每军募步兵4　将，每将250　人，骑兵1　将100　人，共计6600　人。昭宗允准，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进行招募。朱全忠明知这是针对自己的，却不动声色，"阴使麾下壮士应募以察其变"。崔胤与郑元规"缮治兵仗，日夜不息"。 　　恰巧此间，朱全忠留在京师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的朱友伦坠马暴卒，朱全忠怀疑是崔胤故意制造的阴谋，立即遣其兄子朱友谅代典宿卫。这时，李茂贞等又多次出兵进逼京畿，朱全忠恐其再劫持天子西去凤翔，于是决计迎车驾迁都洛阳。 　　天复四年正月，朱全忠密表昭宗，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并其党郑元规等，皆请诛除。昭宗下诏贬崔胤、郑元规，并罪之，以裴枢、独孤损、柳璨等为相。朱全忠密令朱友谅围崔胤私宅，杀崔胤及郑元规等。次日，朱全忠引兵屯河中。又数日，使裴枢促百官奉昭宗东迁洛阳。车驾离长安，朱全忠以张延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昭宗至陕州（今河南陕县）后，秘密遣使以御札、绢诏告难于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河东李克用，令其纠帅藩镇救驾。四月，昭宗入洛阳，改元天祐，左右随从悉被杀，尽换朱全忠之人职掌使令。六、七月间，李茂贞、李克用、王建、杨行密等移檄往来，合兵共讨朱全忠。朱全忠引兵自大梁（今河南开封）西讨李 　　①　《资治通鉴》卷264　昭宗天复三年二月。 　　茂贞等，"以帝有英气，恐变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谋禅代。"①天祐元年八月，朱全忠遣判官李振至洛阳，与枢密使蒋玄晖、左右龙武统军密谋。蒋玄晖选龙武牙官史太等百余人突入宫中，趁昭宗酒醉弑杀之，矫诏称昭仪李渐荣、夫人裴贞一弑逆，宜立辉王祚为皇太子，更名柷（ 　　hù，音祝），监军国事。又矫何皇后令，太子于柩前即位，为昭宣帝，又称哀帝，时年13　岁。第二年二月，朱全忠又使蒋玄晖邀昭宗9　个儿子，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缢杀之，投尸池中。六月，朱全忠杀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及朝士30　余人，投尸入河。 　　二年年底，朱全忠急于要唐昭宣帝禅让，密使蒋玄晖、柳璨等谋划。蒋、柳仍将按惯例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朱全忠怒其"稽缓"，又疑其"欲延唐祚"，杀蒋玄晖、柳璨。既而，又诬蒋玄晖私侍昭宗何皇后，朱全忠密令杀害何皇后。三年，朱全忠又以多半年时间平息魏博牙军之乱。天祐四年正月，唐昭宣帝下诏，以二月禅位于梁王朱全忠。四月，梁王更名晃，御金祥殿，受百官称臣，即皇帝位，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废唐昭宣帝为济阴王，第二年二月酖杀之，唐朝的最后一点残余也不复存在了。 　　①　《资治通鉴》卷265　昭宗天祐元年七月。 　　六、五代十国自公元907　年朱晃（全忠）代唐，至公元960　年赵匡胤建宋，中原大地出现了梁、唐、晋、汉、周等5　个前后衔接的政权，史称五代。为了有别于历史上曾经建立过的同名朝代，史家多在这几个政权名称前加一个"后"字。大致与五代并存，另有前蜀、吴、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后蜀、南唐、北汉等10　个主要政权，史称十国，至公元979　年宋灭北汉方告结束。在此同时，契丹（辽）日渐强盛，不断南下侵优。 　　（一）五代更替占据中原地区的五代政权，虽然名为五代，实却八姓。前后53　年间，更换了14　个皇帝。下面，依次叙述。 　　1。梁唐兴衰开平元年（公元907　年）四月，朱晃受唐昭宣帝禅让，即皇帝位，为后梁太祖。后梁以汴州为开封府，称东都；以故东都洛阳为西都，废故西京。三年正月，迁都洛阳，以大梁为东都。 　　（1）梁祖革弊大多数史书，或以朱温背叛黄巢起义军，或以朱晃残暴荒淫，对其人基本持完全否定态度。其实，朱晃称帝建立后梁政权后，是革除了不少唐朝后期积弊的。 　　唐朝自宪宗设枢密使以来，两枢密使掌出纳帝命，逐渐与宰相共执朝政，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梁太祖登基后第一件大事，便是设置崇政院，以夺枢密院之权。命早年宣武镇掌书记、时为太府卿的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①一个月后，诏废枢密院，其职事皆入于崇政院，以敬翔为院使。二年十一月，又选有政术、文学者2　人，为崇政院直学士。自崇政院取代枢密院，宦官不复预闻朝政。后来，吴越王钱鏐上表，以唐末诛宦官，有25　人逃入其境，皆非刘季述、韩全诲之党，请予录用。梁太祖回答："此属吾知其无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于彼，谕以此意。"②如此坚决革除宦官之弊，是后梁创建之初的一个新的气象。 　　厉耕薄赋，是后梁政权又一较显著的特点。先看《资治通鉴》中的两则记载。开平三年正月，梁祖"以用度稍充，初给百官全俸。"自唐僖宗以来，百官俸料仅存其额而无其实，至此才恢复发给全俸，表明后梁之初经济状况略有好转。另一则记载，四年四月宋州节度使衡王友谅献"瑞麦"，一茎三穗。梁祖却说："丰年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为！"不仅不信什么"瑞麦"，还处罚了掩盖灾情、以献瑞邀功的地方官。县令罢职除名，衡王友谅受到"诘责"后调离宋州。显然，梁祖是十分关注农耕丰歉的。因此，《旧 　　①　《资治通鉴》卷266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267　后梁太祖开平四年七月。 　　五代史·食货志》这样记载："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后，以夷门一镇（即宣武镇），外严烽候，内辟汙莱（即开荒田），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園可恋故也。"朱梁轻赋，在五代前期、中期是很突出的，甚至被认为"有国有家者之龟鉴"①。 　　正因为后梁政权有此政治、经济基础，虽然河东晋王李克用、凤翔岐王李茂贞、淮南吴王杨渥、蜀王王建仍然尊奉唐昭宗年号，但其余各镇皆禀奉后梁年号，称臣奉贡。王建、杨渥移檄诸道，"欲与岐王、晋王会兵兴复唐室"，竟"无应者"。 　　（2）两国争战天祐五年（公元908　年）正月，河东晋王李克用病卒，子存勗继立。李克用弟克宁欲夺位，举河东之地附于梁，李存勗与监军张承业诛李克宁。李存勗继嗣晋王后，"命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伸冤滥，禁奸盗，境内大治。"②同时，加紧"训练士卒"，练就一支"精整"的队伍。此后，晋王李存勗便成为后梁政权的劲敌。围绕河北三镇的争夺，梁、晋之间展开多次大战，都是梁兵溃败。乾化二年（公元912　年），梁祖叹道："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更昌炽如此！"以至哽咽道："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③面对劲敌，梁祖竟"纵意声色"。诸子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其长子早卒，次子（义子）博王友文妇王氏色美，深为梁祖宠爱。梁祖病危，命王氏召友文付以后事。三子郢王友珪妇张氏"亦朝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珪。朱友珪率牙兵夜入宫禁，弑梁祖，矫旨杀友文。朱友珪继帝位，群情不服。乾化三年二月，四子均王友贞以禁兵杀友珪，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即皇帝位，更名瑱，为梁末帝。 　　后梁宫廷内乱，更使晋王李存勗得以扩展实力，一举攻破幽州，又夺得天雄镇（即魏博镇）。贞明二年（公元916　年）二月，梁、晋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决战，梁步卒7　万"杀溺殆尽"，末帝叹道："吾事去矣！" 　　战场上惨败，宫廷中腐败。末帝专任赵岩及德妃兄弟张汉鼎、张汉杰，"参预谋议，每出兵必使之监护。"赵岩等"依势弄权，卖官鬻爵，离间将相。敬翔、李振虽为执政，所言多不用。"后梁"政事日紊，以至于亡。"①贞明三年以后，晋王李存勗开始进攻后梁的腹心之地河南。双方在杨刘（今山东东阿北）、德胜（今河南清丰、濮阳一带）两处黄河口岸反复拉锯。龙德元年（公元921　年），成德镇杀节度使王镕，推张文礼为留后。张文礼引契丹以拒晋，契丹主耶律阿保机率兵长驱南下。二年，晋王李存勗大破契丹兵，十月攻取镇州，兼领成德节度使。至此，河北三镇跋扈局面告终。晋王李存勗先后夺得河北三镇，至唐天祐二十年，共据有河东、魏博、易定、镇冀四大镇。四月，李存勗于魏州即皇帝位，国号大唐，史称后唐，为后唐庄宗。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以魏州为兴唐府，建东京，又于太 　　①　洪迈：《容斋三笔》卷10《朱梁轻赋》。 　　②　《资治通鉴》卷266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268　后梁太祖乾化二年闰年月。 　　①　《资治通鉴》卷269　后梁均王贞明元年十月。 　　原府建西京。其时，后唐据有13　节度、50　州。 　　其年十月，后唐庄宗留兵固守杨刘渡口，自率精兵自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长驱奇袭汴州。大梁城破，梁末帝自杀，后梁亡，一姓三主，16　年。（3）后唐盛衰后唐庄宗在位3　年，一反后梁之政，并迁都洛阳。唐末散亡各镇宦官，一并召回，给赡优厚，委之事任。内诸司使自诛除宦官以来，皆以士人充任。庄宗又"复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怒。"①被宦官包围了的庄宗，又听信其主意，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供赋入外府，充军国经费，方镇贡献入内府，充皇帝宴游及赏赐近臣。其结果是，外府经常"虚竭无余"而内府财富堆积如山。军士犒赏微薄，甚至衣食不足，"始怨恨，有离心"。庄宗自幼"善音律"，称帝后"伶人多有宠"，常自傅粉墨，与优伶"共戏于庭"。于是，"诸伶出入宫禁，诲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其尤蠹政害人者，景进为之首。"②庄宗朝政，简言之："信伶、宦之谗，颇疏忌宿将。"《旧五代史·食货志》在肯定了"朱梁轻赋"之后，紧接着又尖刻地"斥詈"了庄宗的作为："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同光四年（公元926　年）四月，伶人、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以所部兵突入宫中，弑庄宗。 　　其时，李克用养子李嗣源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有威名，百官拥立为帝，是为后唐明宗，改元天成。明宗本胡人，无姓，名邈佶烈。 　　明宗在位8　年，天成、长兴各4　年。自监国之初，即革除庄宗弊政。先以租庸使孔谦有"奸佞侵刻、穷困军民之罪"斩首，废除孔谦所立苛敛之法。紧接着，罢诸道监军使，命诸道尽杀之。即位之后，精简后宫，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除。明宗还效法朱梁，设置端明殿学士，以备应对。经常与大臣语及"年谷屡登、百姓赡足"，在五代的帝王中后唐明宗最值得提出来。天成二年、四年，连连丰收，明宗问宰相冯道："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冯道以"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唸了唐懿宗时诗人聂夷中的《咏田家》诗，说："农于四人（民）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明宗"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①及至明宗病卒，史家称其"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成小康。"②长兴四年（公元933　年）十二月，明宗第三子、宋王从厚继立，为闵帝，第二年正月改元应顺。然其"有致治之志，却不知其要"，在位仅4　个月，便被明宗养子、潞王从珂（本姓王）取代。李从珂即位，是为废帝，改元清泰。废帝在位2　年，于清泰三年（公元936　年）十一月被契丹所立后晋皇帝石敬塘所取代，自焚身死。后唐，历三姓四主，共14　年。 　　2。辽兵南下 　　①　《资治通鉴》卷273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272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76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278　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十一月。 　　五代之中，后晋与契丹（辽）的关系最为特殊，可谓兴于契丹，亡于契丹。而契丹借助于后晋，得以向中原进扰。 　　（1）契丹之兴唐朝末年，契丹逐渐发展起来。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被尊为天皇王。 　　唐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骄侈贪暴，"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①幽州人韩延徽亡入契丹，为阿保机谋主，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廓，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产，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韩）延徽有助焉。"②后梁代唐，耶律阿保机乘机率众30　万进犯云州（今山西大同）。晋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与阿保机连和，约为兄弟，共击后梁。不久，阿保机又遣使与后梁通好。末帝贞明二、三年，阿保机接连率众30　万入犯云州、幽州，都被晋王李存勗所部击退。后唐庄宗之世，契丹向东面经营，攻渤海国，拔夫余城，更其名为东丹国。明宗即位不几月，阿保机卒于夫余城，述律后权决军国事。天显二年（公元927　年）十一月，述律后立次子耶律德光为天皇王。天皇王尊述律后为太后，国事咸取决太后，以韩延徽为政事令。四年，耶律德光两次入犯云州，征战的矛头逐渐指向中原地区。后唐长兴三年，明宗以契丹"浸逼北边"，命朝议择帅臣镇河东，久议不决。时有明宗婿、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兼六军诸卫副使石敬塘两次表示愿赴河东，权枢密直学士李崧也以为非石敬塘不可。于是，明宗以石敬塘为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加兼侍中。自此，石敬塘便以河东倚契丹之援，开始谋划夺取中原。 　　（2）割让幽云石敬塘到达晋阳，以部将刘知远、周瓌为都押衙，委以心腹。军事委刘知远，财政委周瓌。 　　后唐顺应元年（公元934　年）四月，潞王李从珂举兵赶走闵帝。石敬塘自河东入朝，经卫州，见闵帝身边仅有50　骑自随，将相、侍卫、府库、法物等"四者"皆无，只是"俛首长叹"。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责备说："公明宗爱婿，富贵相与共之，忧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计于公，冀图兴复，乃以此四者为辞，是直欲附贼卖天子耳！"①石敬塘亲将陈晖、刘知远尽杀闵帝左右及从骑，放闵帝只身一人而去。闵帝被卫州刺史缢杀，石敬塘入京都洛阳。 　　李从珂初即帝位，虽"猜忌敬塘"，仍然以其为河东节度使而未留于京师。石敬塘既还河东，"阴为自全之计"。其妻为明宗女，时为晋国长公主，公主生母曹太后尚健在。"敬塘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谋，事无巨细皆知之。"在宾客面前，石敬塘常常伪装"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②虽然如此，废帝仍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将兵屯代州，名为协助北御契丹，实则"以分石敬塘之权"。石敬塘则"托言以助军资"， 　　①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 　　②　《资治通鉴》卷269　后梁均王贞明二年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79　后唐潞王清泰元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279　后唐潞王清泰二年六月。 　　加紧收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运往河东，"人皆知其有异志"。清泰三年（公元936　年）正月，晋国长公主为废帝上寿毕，辞归晋阳，废帝借着酒意说出了心中所想："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③朝臣吕琦等以为"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主张与契丹和亲，使河东"无能为"。废帝初亦同意，而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则认为不当，"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反对"安危托妇人"，废帝"意遂变"，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 　　清泰三年五月，废帝纳薛文遇议，调石敬塘为天平节度使，移镇郓州。 　　同时，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催促石敬塘赴郓州。都押衙刘知远认为，河东"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掌书记桑维翰更以"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①于是，石敬塘决意抗命，废帝削夺其官爵，以张敬达兼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将兵讨伐。七月，石敬塘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耶律德光，并请以父礼事之，事成之后，割让卢龙及雁门以北诸州。契丹复书，许以仲秋倾国赴援。九月，耶律德光将5　万骑赴晋阳，大败后唐兵将。十一月，耶律德光作册书，命石敬塘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石敬塘割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涿（今河北涿州）、莫（今河北任丘境）、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境）、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蔚（今河北蔚县）共16　州给契丹，每岁输帛30　万匹。后唐废帝自焚，石敬塘入洛阳。 　　（3）辽灭后晋石敬塘被契丹立为大晋皇帝，史称后晋高祖。敕命法制，皆遵后唐明宗旧制。 　　鉴于后晋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加之战火连年，府库空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枢密使桑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②天福二年（公元937　年）四月，晋祖纳桑维翰之议，"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迁都汴州（今河南开封）。其年，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庶官皆仿中原之制，参用中原士人，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兼政事令。自此，会同元年（公元937　年），追耶律阿保机为辽太祖，耶律德光为辽太宗。 　　第二年八月，晋祖上尊号于辽太宗及律述太后，以冯道、刘昫为册礼使。晋祖奉表称臣，谓辽太宗为"父皇帝"。其后，辽太宗屡止晋祖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辽既得幽州，以其为南京。十月，辽遣使奉宝册，加晋祖尊号"英武明义皇帝"。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于称臣辽国，见其使者必加谩骂，或潜杀之。天福六年六月，抓住辽使拽刺，遣骑掠幽州南境，上表"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愿自备十万众，与晋共击契丹"。桑维翰等则认为，"（安）重荣恃勇轻敌"，"非国家之利，不可听也。"劝晋祖"训农习战，③　《资治通鉴》卷280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正月、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0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281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正月。 　　养兵息民，俟国内无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①晋祖在位6　年左右，大体如此。 　　天福七年六月，晋祖病殂。冯道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奉高祖兄子齐王重贵即皇帝位，是为晋出帝，又称晋少帝。七月，出帝以景延广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 　　景延广执政，一反称臣于辽。出帝向辽太宗告哀，景延广坚持"称孙而不称臣"，辽太宗大怒。辽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称帝，劝辽出兵击晋。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遣密使诱辽太宗入寇，也想当皇帝。开运元年（公元944　年），辽太宗遣赵延寿将兵5　万为先锋，自率兵10　万次澶州（今河南清丰一带）。晋出帝与辽太宗对阵，两军苦战，自午至暮，契丹退败，掠沧、德、深、冀州而去。第二年，晋、辽再战，辽军大败，辽太宗仅乘一骆驼北逃，晋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重威等却放弃追击。三年十月，出帝以杜威为元帅，将兵伐辽。杜威屡请增兵，禁军皆隶其麾下，京城宿卫空虚。十一月，辽兵大举南下。十二月，奉国都指挥使王清战死，后晋士气大衰，杜威等正、副统帅以兵降辽。辽兵直入大梁，出帝奉上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①后晋一姓二主，10　年即亡。 　　3。汉周禅代辽太宗灭晋进入中原，却立足不稳，带着遗憾退了回去。中原地区，又接连建起汉、周两代政权。 　　（1）辽主三失辽灭后晋，中原无主。大同元年（公元947　年）正月，辽太宗进入大梁（今河南开封），以晋出帝为负义侯，置于黄龙府（今辽宁朝阳）。晋之大臣及藩镇，大都称臣于辽，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斩辽使以秦、阶、成3　州归前蜀。 　　辽兵30　万人于中原，辽又无军饷廪食之制，"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辽太宗又要判三司刘昫"营办"对辽兵的"优赐"。当时府库空竭，刘昫"请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②河南、山东民众纷纷起而抗击辽兵，"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辽将刘愿为保义节度副使，民多苦其暴虐，都头王晏与壮士杀刘愿和辽之监军。辽太宗遣赵■使晋州，括率钱帛，征督甚急，民众率相共杀赵■。尤其是澶州王琼起义，对辽太宗的震动颇大。辽澶州节度使耶律朗五，性贪残，吏民苦之。王琼、张乙"得千余人，沿河而上，中夜窃发，自南城杀守将，绝浮航，入北城，朗五据牙城以拒之。数日，会契丹救至，琼败死焉。契丹主初闻其变，惧甚，由是大河之南无久留之意。"①其时，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已在晋阳称帝，诏罢诸道为辽 　　①　《资治通鉴》卷282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六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5　后晋齐王开运三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86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 　　①　《旧五代史》卷99《汉高祖纪上》。 　　括率钱帛。 　　其年三月，辽太宗自大梁动身北还。后晋文武诸司、诸军吏卒从者皆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尽载府库之实以行。四月，当辽太宗北渡黄河后叹道："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②及至栾城，病卒于杀胡林。其国人剖其腹，"实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羓"（肉干儿）。 　　（2）汉复中原刘知远作为石敬塘的心腹之将，早在后唐清泰三年就不同意桑维翰"以父礼"事契丹的主张，认为"许以土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可石敬塘当皇帝心切，不予听信，竟割幽、云16　州给契丹，酿成辽兵南下灭晋之祸。 　　天福七年晋祖病危之际，曾有旨召刘知远入朝辅政。待出帝即位后，不再提起此事，反而信用景延广、杜（重）威等。刘知远颇怨出帝，仅守河东而已。开运元年，辽兵两次入犯，出帝诏刘知远出击，刘知远都顿兵不进。刘知远"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刘知远亲将郭威劝道："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③从此，刘知远便广募士卒，招纳吐谷浑酋长，得吐谷浑财畜。"由是河东富强冠诸镇，步骑至五万人。"出帝与辽结怨，刘知远"知其必危，而未尝论谏"。辽兵屡深入，刘知远"初无邀遮、入援之志。及闻契丹入汴，知远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①当其闻知出帝北迁黄龙府，声言欲出兵迎归晋阳。军士纷纷表示"宜先正位号，然后出师"，郭威与都押衙杨邠劝其"乘此际取之"，刘知远遂即皇帝位。但不忍改国号，又恶出帝年号，仍重称晋祖年号天福，时为天福十二年（公元947　年）二月。刘知远为赏将士，欲出民财，夫人李氏"请悉出宫中所有以劳军，虽复不厚，人无怨言"，中外大悦。三月，辽太宗北撤。五月，刘知远以其弟崇为北京（太原）留守，驾移洛阳。六月，入大梁，后晋旧臣、藩镇相继来归，始改国号为汉，史称刘知远为后汉高祖。以汴州为东京，仍称天福年。其间，辽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无暇南顾。 　　汉祖在位1　年即病卒，以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为顾命大臣，立皇子周王承祐为帝，为后汉隐帝，时在乾祐元年（公元948　年）二月。 　　隐帝登基之初便有河中、永兴、凤翔三镇抗命，即以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令诸军皆受其节度。直至二年年底，三镇平定。三年四月，以郭威为邺都（今河北大名）留守、天德军节度使，枢密使如故。自隐帝即位以来，几位顾命大臣杨邠总机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卫，王章掌财政，国家粗安。只可惜隐帝"左右嬖幸浸用事，太后亲戚亦干预朝政"，加之隐帝"年益壮，厌为大臣所制"，苏逢吉又与史弘肇"有隙"，屡以言语激太后弟李业。三年十一月，隐帝与李业谋诛杨邠、史弘肇、王章。得手后，又密令郭威部将杀郭威。郭威留养子、外甥柴荣镇邺都，自将大军直逼京城。隐帝遣将抵御，又自出劳军，为乱兵所弑。后汉，一姓二主，历时4　年。汉太后下诰，以侍中郭威监国。 　　②　《资治通鉴》卷286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四月。 　　③　《资治通鉴》卷284　后晋齐王开运元年八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6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 　　乾祐四年正月，汉太后下诰，授监国郭威以符宝，即皇帝位。郭威以国号为周，改元广顺，是为后周太祖。后周政权，是五代中最后一个政权。（二）后周改革广顺元年（公元951　年）正月，后周太祖刚一即位，便诏罢四方贡献珍美食物，诏文武百官上益国利民之术。他对宰相王峻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接着又下诏："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百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①三年正月，罢户部营田务，解除租牛课税，使"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民既得为永业，始敢葺屋植木，获地利数倍。周祖表示："利在于民，犹在国也。"②然而，周祖在位仅3　年就病殂了。其养子、外甥、晋王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周世宗原本姓柴，故又多称其人为柴荣。在太祖革弊的基础上，世宗进行了更大范围的革新。 　　1。思求致治周世宗处在历史由乱而治的转折关头，是历史大舞台上的角。他的革新、求治，成为后来的统一的基础和出发点。 　　（1）世宗其人周世宗柴荣（公元921-959　年），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生父柴守礼。幼年时，寄住姑父郭威家。郭威无子，家道沦落，见柴荣"谨厚"，便将料理家中之事交他掌管。柴荣"悉心经度，资用获济"，郭威因而很喜欢他，收为养子。这段时间，柴荣曾随大商人颉跌氏"往江陵贩卖茶货"①。天福十二年（公元947　年），郭威助刘知远称帝，受封枢密副使，柴荣始授左监门卫将军。乾祐三年（公元950　年），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柴荣改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入冬，隐帝杀顾命大臣，郭威入朝平难，留柴荣镇邺都。 　　郭威称帝后，作为皇子，柴荣授任镇宁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清丰），封太原郡侯。史称：柴荣"在镇，为政清肃，盗不犯境"。此时，他便注意革除弊政。各地方在正税之外，还要交纳羊毛、红花、紫草等特产，而这类负担都落在贫困人家头上，柴荣多次奏请赦免。 　　周祖在位的3　年，柴荣还目睹并领受了宰相王峻、王殷的跋扈，以至后来说："太祖养成王峻、王殷之恶，致君臣之分不终"②。显德元年（公元954　年）正月，周祖病危，加柴荣侍中之职，判内外兵马事，掌握兵权，人心才稍稍安定。10　余日后，周祖病殂，柴荣登基称帝。 　　（2）高平决战周世宗刚一即位，便面临着北汉与辽联兵的进攻。 　　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后改名旻）是汉祖刘知远的弟弟，郭威起兵代汉，刘崇便在晋阳称帝，仍用后汉乾祐年号，史称北汉。刘崇为恢复后汉政权，效法石敬塘求援于辽，认辽世宗为叔父，自称"侄皇帝"。此刻，正逢后周 　　①　《资治通鉴》卷290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291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正月。 　　①　《旧五代史》卷119《周世宗纪六》引《五代史补》。 　　②　《资治通鉴》卷294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六月。 　　国丧，人心不稳，刘崇以为有机可乘，便"谋大举入寇，遣使请兵"于辽。辽遣其政事令杨衮带领1　万余骑相助，于周显德元年二月与刘崇3　万人马一路南下，进逼潞州（今山西长治）。 　　周世宗欲自将兵抵御，群臣都以为新君即位，不宜轻动。宰相冯道极力阻止，唯有刚刚拜相的王溥"独赞成之"。三月，后周与北汉两军主力会战于高平。大战开始不久，后周右军主将怯阵败逃。周世宗"跃马入阵，引五十人直冲（刘）崇之牙帐"，禁军将士拼力死战。北汉左军主将被杀，其阵势大乱。当晚，后周后军主力赶到，世宗不给刘崇喘息之机，猛攻猛追，杀北汉枢密副使，刘崇只带百余骑残兵逃回晋阳。 　　高平会战，不仅关系后周存亡，也是历史由乱而治的转机。"刘崇方挟契丹以入，周师溃，周国亡"；"周主决志亲征，而后已溃之右军，不足以摇众志"；身立血战之功，"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契丹不战而奔，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因此，王夫之高度评价道："高平之战，则治乱之枢机"①。 　　（3）惩革骄将战胜之后，周世宗了解到，右军主将溃败南逃，一路"剽掠辎重"，并造谣辽兵大至，后周大败投降，甚至阻止后军前进。世宗派去命其停止后退的"近臣及亲军校"，多被杀害。为整肃军纪，世宗很想斩右军主将，但右军主将樊爱能、何徽分为侍卫司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又是周太祖的托孤重臣，因而犹豫不决。禁军统帅、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一席话，使世宗下定决心。张永德说："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于是，樊爱能、何徽等　70　余人，全部斩首示众。从此，"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①五代以来，"兵骄逐帅，帅强叛上"的局面，开始出现转机。 　　回到京城，世宗大张旗鼓地整顿军伍。五代以来的军伍有三大弊端：其一，老少各半，强懦不分，"盖徇人情，不能选练"，以至"临敌有指使不前者"。其二，"百户农夫，未能赡一军士"，养兵越多则"虚费"越大。其三，"骁勇之士，多为外诸侯所占"，有内轻外重之势。高平战胜归来，世宗"慨然有惩革之意"，首先着手整顿禁卫军兵。命诸将一一点选马军、步军士卒，老弱怯懦者裁汰，强壮精锐者升在上军。同时，"召募天下豪杰，不以草泽为阻"，世宗"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为殿前诸班"，为皇帝的侍卫亲军②。经过整顿和训练，"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③高平大捷，整军又见成效，极大地增强了世宗进行统一事业的信念。史书多称："世宗自克高平，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④思求"致治"，成为世宗即位后的主题。 　　2。任贤惩贪 　　①　《读通鉴论》卷30《五代下》18。 　　①　《资治通鉴》卷291　后周太祖显德元年三月。 　　②　《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③　《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④　《册府元龟》卷104《访问》。 　　高平之战前后的实际，使世宗深感欲求"致治"、"混一天下"，决不能依靠那些"浮沉取容"的所谓"元老"，必须广招贤能，启用后进，改变"羸老者居多"、"惟徇人情"的用人制度。 　　（1）选贤任能显德元年三月，正当亲征北汉之议未决的时刻，世宗下诏求贤，凡"怀才抱器，出众起群"者，不论"屈迹于末位"，还是"养素于衡门"，都需尽行搜罗。对于"隐遁不士或卑官下仕"之中"有文武干略灼见可称"者，所在地方或部门必须"具名以闻"。整军之后，仍然不忘搜求贤才。四年十月，又兴制举，天下各色人物，不限前资、现任职官，即使"黄衣草泽"，一样允许应诏。 　　除了要求各级官员举荐贤能之外，世宗还许人"上表自举"。显德二年，"草泽赵守微投匦上书，指陈治道。帝览之，宣召顾问"，"以其文义小有可观，翌日乃授右拾遗"①。四年，又有段宏等数人"诣匦言事"，世宗命知制诰扈蒙试以时务策，再经枢密副使王朴复试，赐段宏同三传出身。史称"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书、下位言事者，多不次进用。"②世宗命相用将，有两件颇受后世称道。一是魏仁浦没有科举的资历，以当时的习惯势力，不能够用为宰相。世宗说得很干脆："古人为宰相者，岂尽由科第耶！"③不顾反对，"决意"升任魏仁浦为相。二是辽卢台军使兼榷盐制置使张藏英，率内外亲属及所部兵众上千人、牛马万数、舟船几百，渡海降于后周。太祖"颇疑之"，仅给赏赐不加任用。世宗即位后，以张藏英为德州刺史，还召至京师"询以备边之策"。世宗"悉从"其议，以其为缘边招收都指挥使。经数月，募兵数千，训为精骑。日后，辽之轻骑多次扰边，都被张藏英所部兵勇殊死击退。终世宗之世，张藏英成为河北一带御辽名将①。 　　（2）求言听纳在选贤任能的同时，世宗一再下《求言诏》、《求直言诏》，"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药"。显德二年《求言诏》要求：内外文武臣僚，"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②不久，世宗又对宰相们说："朕每思致治之术，未得其要，寝食不忘。"因命翰林学士承旨等20　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1　篇、《平边策》1　篇，将亲加观览。比部郎中王朴献上《平边策》1　篇，从内政、攻取两个方面论述了达到"致治"的基本方略，保留在《旧五代史·王朴传》等史籍中。史称"王朴之谋，理势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③世宗以王朴"有谋能断"，颇重其气识，累迁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枢密副使、枢密使。王朴是周世宗由求言而任贤最具典型性的一例，此外还有个窦俨。窦俨 　　①　《册府元龟》卷68《求贤》。 　　②　王禹偁：《东都事略》卷30《张昭传》。 　　③　《宋史》卷249《魏仁浦传》。 　　①　详见《宋史》卷271《张藏英传》。 　　②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③　《读通鉴论》卷30《五代下》20。 　　以"世宗方切于治道"，多次上疏，"世宗多见听纳"。窦俨以为"历代致理，六纲为首"，即明礼、崇乐、■政、正刑、劝农、经武。世宗确实认识到"六纲"的重要，并在短短的几年间都分别取得一定成效。如恢复农桑，均定田租（详见经济卷）。又如颁行《大周刑统》，使"民不陷刑，吏知所守"。再如考正雅乐，修订《钦天历》等等。 　　（3）惩治腐败网罗人才、求言任贤，是实现"致治"的基础。同时，世宗还清醒地看到，澄清吏治、惩治腐败，也是"治"乱的重要环节。 　　世宗的求贤诏大都强调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才能胜任者，虽"姻族近亲，亦无妨嫌"；二是被荐举者"授官之日，各署举主姓名"，如任职后"贪浊不任，懦弱不理"，就要酌其轻重"连坐举主"①。举贤之中，不忘惩治贪滥。世宗在位6　年，有过5　次科举考试，因"滥进"而罢免主考、重行复试的事情就发生过两次。一次在显德二年，16　名及第进士"勾落"12　人。一次在显德五年，15　名新进士"退落"7　人。主考官皆"放罪"贬职，"以戒当官"②。 　　惩治贪官污吏，即使功臣也不对其手软。韩伦早年以军功累迁徐州下邳镇将兼守御指挥使，其子令坤因高平之战有功，升任马军都指挥使，韩伦又因子功升陈州行军司马。告归后仍"以不法干郡政，私沽求市利"，敲诈百姓财物，弄得"公私患之"。显德四年，有百姓进京告发，世宗遣使调查，韩伦谎称来使调其上殿面君，借以恐吓百姓。来使奏明世宗，世宗"遽命追劾，尽得其实"，下诏夺其官爵，流韩伦于海岛。张顺参加高平之战，也在有功之列，升任登州防御使。不几年，调楚州，"隐落"（吞没）榷税钱50万、官丝绵2000　两。显德五年事发，世宗仅免其一刀之苦，还是赐其死罪。周世宗选任贤能、澄清吏治的政绩，历史家几乎有着共识：世宗驾驭群臣，"有过则面质责之，服则赦之，有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各尽其能，人无不畏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无前。"③3。以治伐乱在致力政治改革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同时，周世宗适时地着手"以治伐乱、混一天下"的大业。 　　（1）攻取秦凤早在辽军大举南下灭晋之后，后晋雄武节度使以秦、阶、成3　州（今甘肃秦安、武都、成县）归于后蜀。不久，凤州（今陕西凤县）也为后蜀攻占。世宗显德二年，中原地区日渐恢复，而后蜀"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甘、陕一带百姓"怨蜀之苛政"，多次到大梁"乞举兵收复旧地"①。周世宗认为，这是一个"以治伐乱"的好机会，便决定攻取秦、凤4　州。经宰相王溥举荐，以向训、王景率军进取秦州。五月初，进占秦州境内黄牛等8　寨。其后数月，进展不大，粮饷间断，宰相中有"固请"罢兵者。世宗认为"无 　　①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②　详见《五代会要》卷22《进士》。 　　①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功退军，亦大国取弱之道"②，坚决不许。七月，加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向训兼行营兵马都监，使拼力攻取。闰九月，秦、阶、成3　州相继归降。十一月，攻占凤州。 　　攻取秦、凤成功，世宗以治伐乱的信心大增，开始着手经营征战南唐。 　　（2）三征淮南前面叙及，世宗接纳王朴《平边策》。王朴的"攻取"目标，首先指向南唐。南唐是当时仅次于后周的一个较强的割据政权，自海上"勾诱"辽军、"结并寇（北汉）"，欲对后周构成南北呼应之势。 　　就力量对比而言，南唐中主李璟"喜人佞己，由是谄谀之臣多进用，政事日乱。"①加之吞灭闽、楚，连年用兵，弄得"父征子饷（父出征子运饷），下夺农时"，"国用遂为一空"②。相反，后周经过恢复，已经"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万之甲兵，农战交修，士卒乐用"，"兵不告疲，民有余力"③。以治伐乱，如箭在弦上。 　　显德二年十一月，世宗以宰相李榖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准备征伐之事。三年正月，世宗自京城出发，亲征淮南。前后半个月，完成对南唐江北重镇寿州（今安徽寿县）的合围，世宗亲临城下。三月，南唐在江北州城半数以上归后周据有。至五月，唯寿州仍然未下，世宗还京，留兵紧围寿州。一征淮南未下寿州，世宗眼见南唐"水军锐敏，周人无以敌"。回京之后，便积极创建水军，制造战舰。"数月之后，纵横出没，殆胜唐兵。"④四年二月，世宗再踏征程。当后周水军突入淮水，南唐守军大惊。三月，世宗乘夜渡淮，兵临寿州城下，全身披挂指挥作战。在水、陆两军攻击下，半个月后，寿州开城投降。世宗下令开仓赈济，减免寿州夏秋两税，使聚集山林的百姓回乡复业。新占地区逐步安定，世宗于四月中回到京城。 　　当年十月，三征淮南。世宗率亲军多次穷追猛打，彻底摧毁南唐水军，尽烧其战舰。五年三月，南唐遣使求和，愿尽献江北之地，划江为界。世宗原本"止取江北"，因而议和成功。南唐江北14　州、60　县、22　万民户，尽归后周。世宗达到"胜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而足以息乱"①的目的。四月，班师回朝。 　　（3）收复三关世宗三征淮南之际，辽兵"乘虚入寇"。 　　经过一年时间的准备，显德六年四月，世宗又一次率兵亲征。自沧州直趋辽境，其宁州（今天津静海南）刺史举城降。10　日后，其益津关降。世宗率侍卫亲军500　人，深入敌后，辽之守将多所归降。仅仅1　个月时间，后周便收复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得宁、莫（今河北任丘）、瀛（今河北河间）3　州17　县及2　万民户。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以南，全部被后周控制。其年五月，正当议取幽州之际，世宗一病不起。六月，病殂，遗诏四子梁王宗训继，仅7　岁，为恭帝。 　　②　《册府元龟》卷123《征讨》。 　　①　《资治通鉴》卷292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十月。 　　②　马令：《南唐书》卷3《嗣主书》、卷21《陈觉传》。 　　③　《旧五代史》卷116《周世宗纪三》。 　　④　《资治通鉴》卷293　后周世宗显德四年二月。 　　①　《读通鉴论》卷30《五代下》25。 　　七年（960　年）正月，辽与北汉乘机南下，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率兵北征。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后周经二姓三主，9　年而亡，五代随之告终。（三）十国兴亡十国之中，除了北汉之外，都在江南。唐朝末年，杨行密据淮南，阻止中原战乱波及长江流域，南方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呈现上升趋势。现以其兴亡情况，分述如下。 　　1。前后两蜀十国中，有两个蜀国前后相接，故称前蜀、后蜀。 　　（1）王氏前蜀朱晃以梁代唐后，蜀王王建仍然奉行唐昭宗"天复"年号。当其移檄诸道，欲会兵"兴复唐室"而无"应者"之后，便继朱晃之后第一个称帝，国号大蜀，都成都，史称前蜀高祖。于是，"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①唐末的不少弊政，也同时被带入蜀中，诸如信任宦官、收养义子等等。及至王建晚年，改以宦官充任枢密使，出现宦官用事。 　　光天元年（公元918　年）六月，王建殂，幼子衍继立，史称前蜀后主。 　　王建留给王衍的辅政班子是：内枢密使宋光嗣（宦官）、兼中书令王宗弼（养子）等。王衍继位后，又以宋光嗣判六军诸卫事。史称：后主"不亲政事，内外迁除皆出宗弼。宗弼纳贿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希合，帝宠任之，国由是衰。"②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　年），庄宗遣使入蜀，知蜀中实情，"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尚"，"大兵一临，瓦解土崩"。三年九月，后唐庄宗遣魏王继岌、使相郭崇韬将兵伐蜀。十一月，前蜀后主出降，后唐大军入成都。王氏父子据蜀，一姓二主，共35　年。 　　（2）孟氏后蜀后唐亡前蜀的同时，庄宗以其北都留守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同光四年正月，孟知祥至成都。其时，"蜀中群盗犹未息，知祥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安集流散，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③四月，庄宗遭弑，明宗继立，改元天成。"知祥乃训练兵甲，阴有王蜀之志。"明宗以石敬塘伐蜀，师出无功而罢。长兴三年（公元932　年），东川节度使董璋谋袭成都兵败，孟知祥乘势又据东川。四年，后唐明宗以孟知祥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封蜀王。应顺元年（公元934　年）正月，孟知祥借后唐闵帝新立之机，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高祖。 　　数月后，后蜀高祖病殂，三子昶继位，为后蜀后主，不改元，仍称明德元年。后主在位31　年，"初袭位，颇勤政事"，至广政十年（公元947　年）复据秦、凤、阶、成4　州，恢复前蜀时的版图。"中岁稍稍以侈靡为乐"，其后"至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坐致沦丧"①。广政二十八年正月，北宋大军至成都，后主请降。孟氏据蜀，一姓二主，共40　年。 　　①　《资治通鉴》卷266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九月。 　　②　《十国春秋》卷37《前蜀后主本纪》。 　　③　《资治通鉴》卷274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三月。 　　①　《十国春秋》卷49《后蜀后主本纪》。 　　2。南唐代吴十国之中，另有两个前后替代的政权--吴与南唐。 　　（1）吴据淮南朱梁代唐，唐淮南节度使、弘农郡王杨渥新得江西之地，仍称唐昭宗"天祐"年号。杨渥与蜀王王建移檄诸道，欲会兵"兴复唐室"而无"应者"。时左牙指挥使张颢、右牙指挥使徐温专制军政，弘农王杨渥欲去之而不能。张颢遣其党纪祥等弑杀杨渥，诈云暴殂。徐温复攻张颢，杀之。淮南将吏共推杨渥弟隆演（又名渭）为节度使，杨隆演以徐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军府事咸取决之。徐温以金陵形胜，战舰所聚，乃自以淮南行军副使领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留广陵（今江苏扬州）。天祐七年（公元910　年）二月，杨隆演嗣吴王。九年，徐温以徐知诰为升州刺史。徐知诰在升州，"独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倾家赀无所爱"②，一改武夫治州县、不恤民事的积弊。十五年，徐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吴之庶政决焉。"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于是士民翕然归心，虽宿将悍夫无不悦服。"①十六年四月，吴王杨隆演即吴国王位，改元武义。一年后，杨隆演殂，弟溥即吴国王位。其时，徐温权略过于徐知诰。顺义七年（公元927　年）十月，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徐温卒。十一月，吴王杨溥即皇帝位，为吴睿帝，改元乾贞，都江都（今江苏扬州）。徐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始专国政。太和三年（公元931　年），徐知诰镇金陵，总录朝政。天祚三年（公元937　年）十月，徐知诰废杨溥为"让皇帝"。杨氏据淮南，一姓四主，前后46　年。（2）南唐盛衰吴天祚三年，徐知诰更名诰，十月称帝，国号唐，是为南唐烈祖，改元升元，都金陵。皇子景通更名璟，为诸道副元帅、判六军诸卫事，封吴王。时为五代后晋天福二年。升元三年（公元939　年）正月，烈祖恢复李姓，更名昪（biàn，音变）。史称"唐主勤于听政，以夜继日"。"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②。又"变更旧法"，删定律条。南唐烈祖在位5　年余，"著令外戚不以辅政，中官不得预事"，"息兵以养民，得贤以辟土，盖实有君德焉。"③升元七年二月，烈祖殂于丹药。三月，太子璟继位，为南唐元宗，改元保大。南唐乘闽、楚两国内乱，先后发兵吞灭，成为十国之中最强盛者。"景（璟）僭号之后，属中原多事，北土乱离，雄据一方，行余一纪。其地东暨衢、婺（今浙江衢县、金华），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①然则"一纪"之后，到保大十三年（公元955　年）；南唐的"自固偷安"迷梦被后周世宗"以治伐乱"之势打破。元宗中兴元年（公元958　年），南唐尽失江北之地，称臣于后周。北宋代周，仍称臣纳贡。建隆二年（公元961　年），南唐主李②　《资治通鉴》卷268　后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 　　①　《十国春秋》卷2《吴高祖世家》。 　　②　《资治通鉴》卷282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十一月。 　　③　《十国春秋》卷15《南唐烈祖本纪》。 　　①　《旧五代史》卷134《李景传》。 　　璟病殂，六子煜继嗣，为南唐后主，多称"李后主"。至乙亥岁，即北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　年），宋军拔金陵。南唐经一姓三主，前后38　年而亡。3。闽楚灭国上面已叙及，十国中有两国是被南唐吞灭的，这就是闽与楚。 　　（1）闽传七主朱晃以梁代唐之后，唐威武军节度使（治福州）王审知转而奉梁正朔，称臣进贡，梁祖加王审知兼侍中。开平三年（公元909　年）四月，梁祖以王审知为闽王。吴王杨隆演遣使修好，其使"倔慢"，闽王王审知斩之，上表梁祖，与吴绝交。"王虽遽有一方，府舍卑陋，未常葺居，恒常蹑麻屦，宽刑薄赋，公私富贵，境内以安。岁自海道登、莱入贡于汴，没溺者什四五。"②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底，闽王王审知殂。长子延翰继立后，自称大闽国王。天成元年（公元926　年）底，王审知养子延禀举兵杀延翰，立王审知次子延钧。三年，后唐明宗以威武节度使王延钧为闽王。四年，闽王王延钧在福州即皇帝位，国号大闽，改元龙启，更名璘，为闽惠宗。"帝以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由是境内差安。"①在位9　年，于永和元年（公元935　年）十月遭皇城卫士害，长子继鹏继位，为康宗，更名昶。通文四年（公元939　年）闰七月，王审知少子延羲杀康宗，改元永隆，更名羲。虽称藩于后晋，然其国置官皆如天子之制。永隆三年（公元941　年）十月，自称大闽皇帝，是为景宗。"景宗肆为酗虐，延政数贻书劝谏，景宗怒，举兵相攻，兄弟遂成仇敌。"永隆五年初，"延政以建州（今福建建瓯）开国，自立为帝，国号大殷，改永隆五年为天德元年。"②第二年，闽帝景宗被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所杀，殷天德帝王延政遣兵讨朱文进。朱文进传首建州，殷改国号为闽。天德三年（公元945　年），南唐数败闽军。八月，闽天德帝王延政降于南唐。王氏据闽，一姓七主，前后52　年。 　　（2）楚丧湘桂唐武安节度使马殷因有劝进之功，梁祖以其为楚王，治潭州（今湖南长沙）。岁贡茶25　万斤，得与中原自由通商，汴、襄、唐等州置邸贸茶，"岁收数十万，国用遂足。"又与岭南10　余战，取其6　州。"土地既广，息民礼士，湖南遂安。"③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以楚王马殷为楚国王。八月，楚王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制。后唐长兴元年十一月，马殷病殂，次子希声继为武安等军节度使，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三年七月，马希声卒，孪生弟希范继为武安军节度使。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正月，封马希范为楚王。马希范"骄僭性生，怙侈灭义"，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公元947　年）卒后，"马子离群，祸有由始"。其弟希广继为楚王，希广兄希萼因"废长立少"而怒，兴兵争国，于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公元950　年）攻入潭州，杀希广，自立为楚王。四年，节度副使马希崇又被作乱将吏立为楚王。希萼、②　《十国春秋》卷90《闽太祖世家》。 　　①　《十国春秋》卷91《闽惠宗本纪》。 　　②　《十国春秋》卷92《闽天德帝本纪》。 　　③　《十国春秋》卷67《楚武穆王世家》。 　　希崇双双称臣于南唐，欲引南唐为援，南唐乘机吞灭楚国。马氏据湘桂，一姓六主，前后55　年。 　　4。吴越南平在吴（后是南唐）的东、西方，另有两国--吴越、南平。 　　（1）钱塘富庶正当唐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鏐遣子讨温州获胜之际，朱晃在大梁称帝。镇海节度判官罗隐劝钱鏐举兵讨梁，"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①。钱鏐虽不用其言，却"心甚义之"。不久，梁祖以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鏐为吴越王，使其牵制淮南杨渥。吴越王"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②末帝贞明五年（公元919　年），吴徐温与钱鏐讲和，两国息兵。龙德三年（公元923　年）二月，末帝册钱鏐为吴越国王，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三月，钱鏐病殂，子元礵继立。钱鏐遗言："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③"以小事大"，始终是吴越的国策，因而钱氏据浙，为时最久。钱元瓘之后，其子弘佐、弘倧先后继立。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公元947　年）底，内牙统军胡进思等废弘倧，立其弟弘俶。北宋仁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　年），钱（弘）俶降宋。一姓五主，共85　年。 　　（2）江陵一隅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以权知荆南留后高季昌为节度使。荆南旧领8州，此时只江陵一地。"城邑残毁，户口凋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复业。"末帝乾化三年（公元913　年），赐高季昌爵勃海王。"造战舰五百艘，治城堑，缮器械，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吴、蜀，朝廷浸不能制。"①后唐庄宗即位后，高季昌改名季兴。同光二年（公元924　年）三月，进封高季兴南平王。前、后蜀交替之际，屡求被蜀夺去的夔、忠、万等州，终不能得，遂称藩于吴。乾贞二年（公元928　年）底，高季兴病殂，其子从诲袭位，吴睿帝以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天成四年，高从诲上表求内附后唐，明宗以其为荆南节度使，遂绝吴。其后，又复其为勃海王，改封南平王。荆南地狭兵弱，介于吴、楚为小国，而南汉、闽、楚皆奉中原，岁时贡奉，多经荆南。高氏父子"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诸道移书责诮，或发兵加讨，即复还之，面无愧色。""故诸国贱之，皆目为'高赖子'，又曰'高无赖'。"②后汉隐帝乾祐元年（948　年）底，高从诲病殂，子保融继。入宋以后，又经高保勗、高继冲，于宋太祖建隆四年纳地归降，一姓五主，前后56　年。 　　5。汉分南北十国中有两国国号为汉，一在南，一在北，故分称南汉、北汉。 　　①　《资治通鉴》卷266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267　后梁太祖开平四年八月。 　　③　《十国春秋》卷78《吴越武肃王世家下》。 　　①　《资治通鉴》卷266　后粱均王乾化三年九月。 　　②　《十国春秋》卷101《荆南文献王世家》。 　　（1）南汉性奢唐清海军节度使（治广州）刘隐以劝进之功，开平元年五月，梁祖加刘隐兼侍中，封大彭王。二年，为清海、宁海等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后又进封南平王，改封南海王。岭南离中原最远，当时中朝士人多来避难。唐世名臣贬谪南方，子孙往往流离不返。刘隐"辟置幕府，待以宾客，后卒用此数人致治云"。乾化元年三月，刘隐病殂，弟岩（又名陟）继。"岩多延中国人士于幕府，出为刺史，由是刺史无武人。"①末帝贞明三年七月，刘岩在番禺（今广东广州）即皇帝位，国号大越，改元乾亨，以广州为兴王府。四年十一月，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后刘岩改名（yǎn　音眼），史称南汉高祖。大有十五年（公元942　年）四月，刘病殂，三子秦王弘度继位，更名玢，为殇帝。十六年三月，其弟晋王弘■杀殇帝，即皇帝位，更名晟，为中宗。乾和十六年（公元958　年）八月，中宗长子鋹（chǎ　ng，音厂）袭位，称后主。南汉一姓五主，都"性好奢侈"，"又用刑残酷，果于杀戮。"史言"自刘之后，专任宦官，谓百官为门外人，传至于鋹而国亡矣。"②时在大宝十四年（公元971　年），前后历66　年。 　　（2）北汉附辽前面在叙五代后周代汉时，已经提到后汉高祖同母弟刘崇以郭威建立后周，便在晋阳称帝，仍用乾祐年号，时为乾祐四年（公元　951　年）正月。为复后汉"沦亡"之仇，北汉刘崇使其子承钧致书辽世宗，表示"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辽世宗册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更名旻，刘旻自称"侄皇帝"，以辽世宗为"叔天授皇帝"。 　　高平决战败于后周，刘旻"忧愤成疾"，半年后卒，称北汉世祖。次子承钧监国，奉表告哀于辽。辽穆宗呼之"儿皇帝"，册为天子，更名钧，为睿宗。 　　北宋代周之后，北汉又经少主继恩（本姓薛氏）、英武帝继元（本姓何氏），均受辽册封，至广运六年（公元979　年）宋太宗亲临太原城下而降，前后28　年。 　　在五代十国之外，10　世纪上半叶还有岐王李茂贞据凤翔，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据幽州（刘守光一度称大燕皇帝），李仁福据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陕西横山一带）。岐、燕归入后唐，李仁福仍为定难军节度使，封朔方王。李仁福卒后，子彝超继为节度使。彝超弟彝殷再袭位，后周封西平王，入宋追赠夏王，为西夏始祖。 　　周边政权，除辽与中原争战较多，西边吐蕃、回鹘，西南大理、西北党项、海东高丽等大多独自发展。 　　①　《十国春秋》卷58《南汉烈祖世家》、《高祖本纪》。 　　②　《资治通鉴》卷283　后晋高祖天福七年四月胡三省注。 　　七、结　语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治转乱、极盛而衰，再由乱向治的一个典型时期。 　　隋朝短促，一治一乱，对照鲜明。 　　唐朝从军功走向文治，出现全盛。天子荒怠，皇权削弱，盛极转衰。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成为加速唐亡的两大毒瘤。 　　五代切除宦官弄权这一毒瘤，后周整军至宋初"杯酒释兵权"解决了骄将跋扈的问题，重新出现统一。然而，北方民族与中原政权的矛盾争斗，则成为此后数百年政治兴衰史的一大主题。 ◆◆◆ 《中国全史》　042/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经济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起于隋建国的公元581　年，止于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局面结束的公元960　年，历经隋（公元581-618　年）、唐（公元618-907　年）和五代十国（公元907-960　年）三个时期，约计380　年。这一历史阶段，上承三国、两晋、南北朝，下启宋、元、明、清，既有结束了长期割据、分裂，使中国重新获得统一的隋、唐两朝，也有再次出现军阀割据，外族侵扰，国家分裂，各军阀集团称王建国的五代十国；既有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势力最强的盛唐王朝，也有屡遭外族侵略和军阀混战之苦，人民生活十分悲惨的各个分裂小国。由分裂到统一，又由统一到分裂，是这个历史阶段演变的现状。这一历史现状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这集中反映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从总体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或者为摧毁旧的经济基础，保护、促进新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服务，或者为维护旧经济基础的死亡，并阻碍新经济基础的产生和发展服务。本书力图从隋唐五代的经济发展变化中，阐述旧的经济基础的被摧毁，和新的经济基础的产生、发展，以使读者从根本上了解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汲收这一历史阶段的优秀历史遗产。 　　一、隋唐五代经济概述隋唐五代经济史，向读者介绍的是自公元581　年隋朝建国，到公元960年五代十国封建割据结束为止的一段历史，约380　年。这近380　年的历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来叙述。 　　（1）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后的经济大发展阶段（公元581年隋朝建立至618　年隋亡） 　　公元581　年，杨坚代北周宇文阐为帝，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杨坚即隋文帝。杨坚称帝后，励精图治，实行改革，较快地巩固和壮大了隋朝政权，为南北统一奠定了基础。公元587　年，隋灭掉建都江都的小国后梁，扫清了向江南进军的障碍。第二年春，杨坚命杨广、杨俊、杨素等，领兵50　余万伐陈，仅仅4　个月，就消灭了腐朽的陈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270　多年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的第二次全国大统一。 　　隋统一全国后，人民不再受战乱之苦，民族关系也有所改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物资丰富、社会比较繁荣的景象，成为中国历史上比较富饶的封建王朝。但是，在出现社会初步繁荣之后，统治者被冲昏了头脑，特别是骄横自大，喜功好战的炀帝杨广为帝后，挥霍无度，滥用民力，刑罚苛暴，穷兵黩武，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导致了隋朝的灭亡。使隋朝成为仅仅存在了38　年的短命王朝。 　　（2）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逐渐达到空前繁荣的唐前期经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至公元741　年） 　　公元618　年春，隋炀帝被杀死。五月，李渊废傀儡皇帝杨侑（炀帝之孙），自立为帝，国号为唐，改元武德，仍建都长安。李渊是为唐高祖。唐朝建立后，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为帝后，接受了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励精图治，在经济、政治、军制、法律、教育等方面，都进行了继承和革新，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促进了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在唐太宗统治的22　年、武则天参与朝政和直接统治的近半个世纪、以及唐玄宗统治前期的25　年间，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空前统一和昌盛的大唐王朝，使之成为中国封建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当时，唐王朝是世界上版图最大、势力最强、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那时，唐的统治势力北达蒙古国及俄罗斯的一部分，西到中亚，东南至海。而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开元年间"，更是达到了唐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3）由兴盛走向衰败的中晚唐经济（公元742　年至907　年唐亡） 　　唐玄宗统治初期（开元年间），他勤于政事，改革弊政，任用贤相，整顿吏治，注意节俭，减轻赋役，打击豪强，抑制贵族，取得了明显效果，因而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繁荣，使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但是，他也由此而居功自傲，拒纳铮谏，纵情享乐。特别是纳杨太真为贵妃后，更沉湎于声色游乐之中，不理朝政。他统治的后期，先后任"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杨贵妃族兄杨国忠为相，使得已经腐败的朝政更加昏暗和混乱。其结果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竞相占田，兼并农民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农民无田逃亡或因耕田过少而生活困难；再加上封建王朝为了维持奢侈荒淫的生活，巧立名目，增加赋役，使得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加之当时唐朝在军事上也一再失利，如安禄山败于契丹，高仙芝远征怛逻斯（今江布尔）为大食（今阿拉伯）所败，鲜于仲通和李宓两次败于南诏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怨声载道，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趋表面化，唐朝的国力日衰，政治也更加腐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公元755　年，爆发了安史之乱。 　　历时8　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盛衰转变的枢纽。它使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已不复存在，土地兼并严重，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国家所有的土地日益减少，国家力量逐渐削弱。这种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唐王朝全部的政治、经济生活，使大唐帝国明显地进入了衰落时期。 　　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的统治更加无力。在国内，安史余部仍然拥兵割据，"河朔三镇"的节度使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都是安史旧将。他们"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2，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父子相传，或部将拥立，朝廷只能给予承认，而不能另行任命，否则就兵戎相见。内地许多节度使也仿效河朔，终于形成"天下尽裂于方镇"②的数十个节度使拥兵割据的局面，使唐后期的政局紊乱，社会动荡不安，在边疆，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患不断。而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王朝中央已经失去防御外患的能力。 　　在外患频仍和藩镇割据的情况下，广大人民深受外族侵扰和军阀混战之苦，再加上苛重的赋役、残酷的剥削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起义向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寻求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的出路。公元859　年，浙东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斗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此后，唐王朝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他们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斗争。公元875　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爆发。这次起义历时10　年左右，终于失败，但唐王朝也元气大伤，苟延残喘20　余年后，于公元907　年灭亡，结束了唐朝历时290　年的统治。 　　（4）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北方经济（公元907　年至960　年） 　　公元907　年，朱全忠（即朱温）迫唐昭宣帝让位，受禅称帝，改国号大梁，年号开平，建都开封，史称后梁，朱全忠即梁太祖。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是指自公元907　年至960　年的54　年内，在黄河流域相继出现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十国，是指差不多和五代同时，在南方建立的九个割据政权和山西中部的北汉。在南方的是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后蜀。 　　五代十国的创建者，大都是唐末的节度使。因此，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扩大，也是当时中国走向新统一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所处的地区不同，统治者执行的政策不同，经济状况也大不相同。大体说来，五代所处的中国北方（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由于大小战争接连不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为战争屠杀，使大批劳动者死亡；社会动乱，劳动人民也无法安心生产；加之统治者要维持战争，就要尽量搜括，赋役繁重。而梁、唐、晋、汉四朝君主，又都严刑乱杀。再加上暴政之下，自然灾害也危害严重。所以，一向为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已经变成了比较落后的地区，使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转移到长江流域的中国南方。从局部而言，2　①《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 　　②　《新唐书·兵志》。 　　广大劳动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劳动生产，一旦战争稍停，就尽力使残破的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在后梁、后唐时期，洛阳一带的经济状况就比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　年）有所好转。而经过郭威、郭荣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后周时期，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更加明显。 　　在中国南方，由于所受战祸较少（有的地方甚至几十年间没有战事），所以经济没有或者很少受到破坏，自隋、唐以来，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加之北方战乱时，人民大量南迁，既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使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得以在南方传播，给南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南方经济发展超过了北方，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例如，岭南的广州，吴越的杭州，吴和南唐的金陵，前后蜀的成都，闽的福州、泉州，湖南长沙，江苏扬州、苏州，浙江的湖州、越州等，当时都是著名的经济、政治中心，和繁盛的商业城市。另如，南方的水利灌溉发达，推动了农业发展，仓粮充实。经济作物日益增多，尤以茶树、桑树的种植最为普遍。棉花的种植，木棉的裁种等，在一些地区也有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手工业也有所发展。制茶、缫丝、丝织、制瓷、制盐、造船、矿冶等业都比较发达。为各地发展经济联系，互通有无提供了条件。这种经济联系不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也要求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碍，这就为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 　　公元960　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公元979　年，宋太祖率军亲征，消灭北汉，唐末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终于结束。中国封建经济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二、隋朝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剥削的加强（一）隋文帝发展经济的措施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为了稳固统治，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中央确立三省六部制，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改革府兵制，完成"兵农合一"；建立科举制度，完善官吏的铨选；减省酷刑律令等等。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隋军攻灭江南的陈朝，完成了南北统一。在经济领域，隋文帝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其主要内容：1。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隋文帝即位后，于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颁布"开皇新令"，决定继续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六十为老。"①并规定：丁男中男每人授给露田80　亩（隋1　亩约合今1.13　市亩②），丁女授给40　亩，男子另给永业田（相当于北魏的桑田）20　亩；奴婢授田依照普通农民；牛一头授田60　亩，限4　头。露田在民年老或身死后必须归还国家，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对于贵族、官吏，规定自亲王以下至都督均授给永业田，自100　顷到40　亩不等，作为世业。开皇十四年（公元594　年），又规定京官自一品至九品给予5　顷至1　顷的职分田，"每品以五十亩为差"①；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各级官府还给公廨田，以所收地租充作办公费之用。灭陈后，均田制也推行到江南。 　　隋代均田制在实行过程中，与前代一样，仍然存在着农民普遍受田不足的问题，在一些人多地少的地区，每丁才受田20　亩，至于老少就更少了②。究其原因，主要是官僚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使农民无田可受或受田后又遭官僚地主掠夺。另外，国家授给农民的土地主要是无主荒地或由政府直接掌握的官田，但是国家并不是将所有的官田荒地都拿出来分配，其中相当一部分要用作政府屯田或赐给贵族官吏，因而使均田制不能彻底施行。 　　但是由于均田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及其势力的发展，因而有利于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加强。同时，这种制度的确使原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对推动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改定赋役，减轻农民负担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隋代还沿袭了北朝以来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租调力役制度。"开皇新令"规定："丁男一床（指一夫一妇），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 　　①　《隋书·食货志》。 　　②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544-　546　页表列数字计算。隋尺度采用开皇尺。 　　①　《隋书·食货志》。 　　②　参见《隋书·杨素传》。 　　①关于力役则"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②。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令酌量减轻赋役，"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为每岁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布亦当减为二丈五尺，史文漏载）。"③开皇十年（公元590　年），又令"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④同年六月，又规定"人年五十，免役收庸"⑤，即50　岁以上的丁男可免除徭役，但须纳绢代役，称做"庸"。另外还有一些临时性减免，如灭陈后，隋文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⑥。开皇十二年（公元592　年），又因"库藏皆满"，隋文帝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⑦与南北朝相比，隋初的赋役比较轻，比那时较轻的北齐、北周还要轻些。隋文帝之所以采取这种"轻税入官"的措施，一是为了争取民心，使广大农民安心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为了使封建国家掌握到更多的纳税农民，将他们从地方士族豪强荫蔽下，转归到封建政府手中，以达到既可充实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又可抑制地方士族豪强势力的目的，从而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和促进中央集权的加强。 　　3。检括人口，充实财政汉末以来，由于士族强盛，大量庇护人口为私属，严重影响封建国家赋役的征发。隋初，河北、山东一带农民隐漏户口，投依士族豪强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为了防止农民脱漏户口和隐瞒年龄，逃避赋役，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为了抑制地方士族豪强兼并人口，扩充势力，隋文帝实行了严格的整理户籍的措施，并首先在河北、山东一带进行检括人口。这次行动在有的州检括出成千上万的隐漏农民。于是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隋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索貌阅"，即"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并规定：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流配远方；大功（堂兄弟）以下皆另立户籍，以防隐匿。结果，一共检出44.3　万丁，有160.15　万人口被新编入户籍。接着，宰相高颎奏行输籍法（即输籍定样），即由朝廷根据贫富规定上下户等的样式，规定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出查，令百姓五党或三党（隋因袭北魏以来的三长制。隋之三长，在畿内为保长、闾正和族正，畿外为保长、里正和党长）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①，重新规定应纳税额，写成定簿。通过"大索貌阅"和实行输籍法，大量隐漏逃亡农民被俭括出来，成为国家的编户，增加了纳税户口，保证了隋王朝的财政收入，同时打击了地方士族豪强的势力。 　　4。大力兴修水利工程隋初，封建统治者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视水利灌溉事业的 　　①　《隋书·食货志》。 　　②　《隋书·食货志》。 　　③　《隋书·食货志》。 　　④　《隋书·食货志》。 　　⑤　《隋书·食货志》。 　　⑥　《隋书·食货志》。 　　⑦　《隋书·食货志》。 　　①　《隋书·食货志》。 　　建设。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隋文帝派李询开渠引杜阳水，灌溉三畤原农田，"民赖其利"①。开皇四年（公元584　年）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漕运300　里，一部分用于溉田。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官吏也在各地积极兴修水利，如怀州刺史卢贲，决沁水东注，修成"利民渠"和"温润渠"，"以溉舄卤"②。寿州总管长史赵轨修复芍陂，灌田5　千余顷。蒲州刺史杨尚希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衮州刺史薛胄兴修"薛公丰衮渠"，将衮州城附近大泽积水西注，使陂泽尽为良田，同时又能"通转运，利尽淮海"③。其他一些地方还有水利工程建设，有些军屯垦殖的地区亦有不少开渠引水溉田的水利工程。这些都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 　　5。官仓、义仓的设置隋文帝为了解决积粮防灾和朝廷用度问题，设置了许多官仓和义仓。 　　官仓由官方设立和掌握，积储粮帛等物，供朝廷使用。官仓始建于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当时，京都长安仓库空虚，关中所产粮食不够京城消费，由外地漕运又有砥柱（今河南陕县三门峡）天险，极为困难。于是隋文帝下令，在卫州置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大伾山北），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县）置广通仓，广储粮食，逐次转运，供应京师和受灾地区。 　　除官仓之外，还有一种义仓。义仓也称社仓，是民间自置的公共粮仓。 　　它的设置，起源于开皇五年（公元585　年）。当时，隋文帝采纳度支尚书长孙平的建议，令地方设置义仓，作为救灾之用。数年后，又令各州百姓及屯田军人，在收获季节，按贫富各出粮谷若干（最多不过一石），就地造仓储存。平时委托社司（即乡官）管理，不使腐坏，遇有灾害时，开仓自赈。义仓的设置，对百姓确有好处，特别是设在乡间的义仓，不受州官控制，有灾时开仓较为方便。但到开皇十五年（公元595　年），官府借口小仓管理不善，将义仓收归州管理。第二年，朝廷又规定农民按户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交纳一石、七斗、四斗的义仓粮，从而改变了义仓的农民防灾自救的性质，成为加在农民身上的一种负担。 　　隋朝由于国家统一，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很快，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储存在仓窖中的粟帛，数量惊人。据史载，到开皇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①，库藏之多，前所未有。 　　6。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南北朝时期，钱币、度量衡制极为混乱。以钱币为例，到隋初，关中流通北周的永通万国、五行大布和五铢钱三种；关东有北齐所制的常平钱；河西诸郡甚至用西域的金银钱。当时，不但钱币大小轻重不一，而且各地私铸严重，币质低劣，官禁不住。朝廷法定的钱币只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这种混乱情况，对于商品交换极为不利。隋文帝即位后，力求钱币统一，下令新铸一种"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 　　①　《隋书·李询传》。 　　②　《隋书·卢贲传》。 　　③　《隋书·薛胄传》。 　　①　吴兢：《贞观政要·论贡赋》。 　　四斤二两"②的五铢钱。新的五铢钱流通后，民间私铸之风仍未得禁止。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隋文帝下诏，令"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①当时前代旧钱，如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常平钱仍"用以贸易不止"②。于是开皇四年（公元584　年），隋文帝又下诏，宣布："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③但是"百姓习用既久，尚犹不绝"④。一直到开皇五年（公元585　年）隋文帝再次下诏，"严其制"⑤。之后，才基本上统一了钱币。灭陈后，隋政府陆续在扬州、鄂州、益州等地设炉，依定样铸钱，将五铢钱推广到江南。 　　开皇年间，隋文帝还下令统一了度量衡，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⑥。度量衡制的统一，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隋文帝还提倡俭朴，分给贫苦人家牛、驴，并下令修治道路，设置驿舍或草顿（止宿之处）等等。 　　隋文帝在统一的局面下，采取的上述经济措施，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使几百年来发展迟缓的社会经济，立即走上迅速上升的道路。 　　②　《隋书·食货志》。 　　①　《隋书·食货志》。 　　②　《隋书·食货志》。 　　③　《隋书·食货志》。 　　④　《隋书·食货志》。 　　⑤　《隋书·食货志》。 　　⑥　《隋书·律历志》。 　　（二）隋炀帝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举措继隋文帝杨坚之后为帝的，是其次子隋炀帝杨广。杨广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在他统治期间，隋王朝灭亡，成为历史上短命的封建王朝之一。但是隋炀帝的一些举措，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也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1。改革均田制，取消妇女和奴婢的受田隋文帝时期，由于均田制实行得并不彻底，因此隋炀帝继位后，于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又"诏天下均田"。在此之前，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他还宣布免除妇女、奴婢部曲的课役，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他（她）们的受田。这项改革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妇女不再受田，不再负担租调力役，男子就不会因结婚而增加租税力役负担，这样对于人口的增殖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其次，妇女、奴婢部曲不再受田，使士族豪强不能再以多占人口而多占土地，对于抑制士族豪强的势力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隋炀帝腐败透顶的统治，均田制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而且还日益遭到破坏。史籍中没有关于隋炀帝时期均田情况的记载，说明隋炀帝"诏天下均田"的诏令，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2。营建东都洛阳和规模巨大的仓窖的设置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定都长安。后建筑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于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迁都大兴城。但是大兴城地处关西，远离关东地区，尤其是灭陈后，不能有效地控制广大江南地区。加之，关中物资不足以供应统一后的隋朝中央政府机构及庞大的驻军所需，从其它地区调运，路程远，漕运困难。而洛阳地处中原地区，交通便利，前代不少王朝，如东周、东汉、北魏、北周都曾定都于此。因此隋炀帝即位后，决定将首都东迁洛阳。即位当年（仁寿四年，公元604　年），他下诏营建东都洛阳，并亲往洛阳。次年（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命尚书令杨素为营建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丁匠200　万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经过10　个月的时间，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洛阳城初步建成。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是宫殿所在处，皇城是文武官衙所在处，外郭城亦称大城或罗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所居处。外郭城周围约25　公里，城内洛水以南有96　坊，以北有36　坊，还有东、南、北三市（即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 　　为了充实洛阳人口，增进经济繁荣，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在营建东都的同时，隋炀帝还下令"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①；又命"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②；还命"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③。 　　东都洛阳建成后，不仅成为隋朝统治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经济重心地。尤其在南北两段运河开通后，洛阳成为两段运河的衔接点，成为南北经济交 　　①　《隋书·炀帝纪上》。 　　②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③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流和物资集中的枢纽。 　　在东都洛阳的营建中，城内和城外附近地方，还建筑了许多规模巨大的粮仓。在宫城东有含嘉仓城；在宫城内右掖的"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④。在巩（今河南巩县）东南原上置洛口仓（亦称兴洛仓），"筑仓城周回二十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⑤。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⑥。在这些仓窖中储存着数目惊人的粟帛，仅洛口仓和回洛仓就可储谷2600　万石。到隋末时，东都的布帛还堆积如山。另外，太原的粮储可支10　年，可见各地的粮仓规模也不小。隋朝的储粮到隋亡几十年后仍未用尽，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①此时唐朝已立国20　年，可见隋朝库藏之多。这种情况，既说明了隋代的苛敛诛求，亦说明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确发展繁荣。 　　3。开通大运河隋文帝时，为了关内漕挽的便利，开皇四年（公元584　年），令宇文恺开通了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达潼关，长300　多里。开皇七年（公元587　年），又沿着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邗沟的旧道，开山阳渎。南起江都（今江苏苏州），北至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江淮。隋文帝利用这条渠道，运兵运粮，为灭陈作准备。第二年隋军南下，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统一了江南。 　　隋炀帝即位后，为了巩固政权和统一的局面，在政治上要进一步控制新统一的东南地区；军事上，在东北部的涿郡（今北京）建立据点，把军需物资运输到北方；在经济上，为了将南粮北运，把江南富庶的物资转运到洛阳地区，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另外，隋炀帝还有一个个人动机，即他怀恋江都（今江苏苏州）的繁华，向往那里的风光，想去巡游享乐。因此，他下令开凿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 　　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工程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100　多万人开凿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洛水、黄河、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十几万人，把山阳渎加以疏通扩大，渠广40　步，渠两旁修筑御道，沿路榆柳夹道。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征发河北100　多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公元610　年），在长江以南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前后用了不到6　年的时间，大运河的全线工程告成。 　　大运河全长四五千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是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它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南北统一起了重大作用。④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⑤　《资治通鉴·隋纪四》。 　　⑥　《资治通鉴·隋纪四》。 　　①　吴兢：《贞观政要·论奢纵》。 　　（三）隋朝经济的发展、繁荣1。人口的增长和垦田面积的扩大隋朝建国时，由于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以及士族豪强地主大量隐占人口，政府掌握的户口只有450　万左右。经过开皇初年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实施，以及政府对户口清查和管理工作的加强，使大批逃户、隐户又成为国家的编户。到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在长江以北隋政府统治区的在籍户口已增至600　多万户。灭陈后，又得江南50　万户，总户数达到700　万户左右①。至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又增加到890　万户，4600　万口①。17　年间增加了29％，平均年增长率为14‰。户口的迅速增加，除了隋政府继续括户，括出许多逃亡人口，以及从地方豪强隐占下夺得许多荫庇人口外，主要是人口的自然增殖。这是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日趋繁荣的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是很突出的。 　　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分不开。反过来，人口增加，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促使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使垦田面积不断扩大。据《通典·田制》载：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垦田面积为1900　余万顷，到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已增至5500　余万顷。20　年间增加了3600多万顷，增长率为190％左右。显然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不够准确，但当时耕地垦田面积的激增，当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从中也反映出农业生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隋朝府库中才积储了数量庞大的粟帛。 　　2。手工业的发达随着农业的发展，隋朝的手工业十分发达。一些手工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 　　但与前代一样，隋朝的手工业生产仍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官府设置专门机构，统管工匠，制造产品。隋朝主管官府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具体管理生产官府所需各项产品的机关是太府寺；负责长安、洛阳皇宫及官廨土木工程的是将作寺（后改称将作监）。隋文帝时，太府寺统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署，掌握着许多重要手工业部门。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隋炀帝从太府寺分置少府监，由少府监统左尚、右尚、内尚、司尚、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后又废铠甲、弓弩二署，并司织、司染为织染署。在一些地方州县和矿产地区，也设有管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机构。 　　在这些官手工业作坊中劳作的主要是官奴婢、刑徒和长期服役的工匠、短期番上的地方工匠。短期番上的工匠须按每年六番，每番两月的规定，轮流到京师或地方州县服役。工匠不仅力役重于均田制下的丁男，而且地位也很低下，缺少人身自由，居住也受限制，如营建东都洛阳时，隋炀帝下令河北诸郡送工艺户三千余家到东都，并规定这些工艺户在建阳门东道、北临洛水的地方集中居住①。隋时工匠状况比奴婢好不了多少。至于官奴婢不仅人身 　　①　《隋书·李德林传》。 　　①　《隋书·地理志》。 　　①　参见《大业杂记》。 　　地位卑下，所受剥削也最残酷，十一岁以上的小孩就得从事繁重的劳役②。隋朝官私手工业的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在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其造船业、造桥业和丝织业都颇发达。 　　隋朝造船业空前发展，造船技术很高。隋文帝为了准备攻陈，命杨素在江南永安督造战船，规模之大，技术水平之高，均为历史所未见。如所造"五牙"战船，船身高达一百多尺，起楼五层，左右前后设置拍竿六支，用来拍击敌船，可容战士800　人③。隋炀帝游江都（今江苏扬州）时所乘的"龙舟"，高45　尺，长200　尺，船上起楼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　房间，皆以金玉装饰④。造这样规模巨大的船，技术要求很高，与当时的世界水平相比，隋朝的造船技术也是头等的。 　　隋的造桥技术也很高。当时的优秀民间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闻名世界的赵州安济桥（在今河北省赵县洨河上）①。大桥是一座桥洞跨度为37.37米，用石材建造的空腔单拱大弧券桥。大弧券两端的拱背上，各有两个小石拱，既可节省石料、减轻桥基的负重，又可使河水在水位高时从小拱中流过，起到分洪缓冲和保护桥身的作用。大桥全长50.82　米，宽9.62　米。由于跨度大，桥洞高仅7.23　米。桥身坡度低平，桥面平直，便于行人车马往来。这座桥不仅设计合理，构造坚固，而且造型优美壮观，刚劲柔和，宛如长虹当空。桥面两侧石栏杆上有欲飞若动的"龙兽之状"的雕刻图案，构思巧妙，神情逼真。这座大桥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是我国桥梁史上的伟大成就，就是现代建筑工程师，见到这座桥也无不交口称奇。公元702年，唐中书令张嘉贞为安济桥作铭文，说优秀工匠李春造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这座桥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跨大弧平的石拱桥，它在中外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300　多年来，虽然经过多次洪水冲击和地震的考验，安济桥至今依然屹立在洨河上。安济桥的成就说明，我国在隋朝时的建桥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欧洲人在1200　年之后，才造成了同类的拱桥。 　　丝织业方面，河北、河南、四川等地，是隋朝纺织业的主要区域。定州（今河北定县）所产绫，相州（今河南安阳）所产绫纹细布，都非常精良，是为贡品。蜀郡（今四川成都）所产绫锦，也很著名。此外，豫章（今江西南昌）出产一种"鸡鸣布"，也很受各地消费者欢迎。该地"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织，亦有夜浣纱而且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①苏州等地的丝织业也很发达，缫丝、织锦、织绢者颇多。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当时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日益增多。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朝廷曾在河北一地，即招募"工艺户"3000　多家②。在当时的能工巧匠中，有的是专为朝廷服务。如，为隋炀帝造观风行殿的宇文恺②　唐代官奴婢的劳役制度："四岁以上为小，十一以上为中，二十以上为丁。丁奴三当二役，中奴、丁婢二当一役，中婢三当一役。"隋代当与此略同。 　　③　参见《资治通鉴·陈纪》。 　　④　参见《资治通鉴·隋纪》。 　　①　赵州安济桥的建桥年代约在大业初年（公元606　年左右），近年又有不迟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　年）的说法。 　　①　《隋书·地理志》。 　　②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和造六合城的何稠等。宇文恺所造的观风行殿，是一座活动的宫殿。可以拆卸，也可以合并，还可以行走，殿下设轮轴，转动自如。这种行殿是一座容纳数百人的大殿，专供皇帝巡行边境时使用。 　　另一个技术精良的能工巧匠何稠造的六合城，是一座周围八里，高十仞（古代八尺或七尺称为一仞）的活动城。是在隋炀帝攻高丽时所造。曾在一夜之间搭成，城上布满甲士，遍插旌旗。第二天高丽人看见之后，非常惊奇，以为是神功。 　　还有一种自动收起锦幔和打开房门的装置，构思奇巧，制作精良。"东都观文殿前面的书室，门外垂着锦幔，上面有两个飞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但当人们走到幔前，脚触动了地上的机括时，飞仙就会冉冉而下，收起锦幔，房门也悄悄地自行打开"③。在1000　多年前的隋朝，这仿佛只有在神话中才会出现的事情。 　　隋朝的制瓷业技艺也很精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随葬品中，已有瓷器，在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李静训墓和大业六年（公元610　年）姬威墓中，都发现了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白瓷瓷器①。在李静训墓中还发现了碧色玻璃瓶从而证明隋朝已能制造玻璃了。 　　此外，雕刻、制茶、制盐、漆器、冶炼铸造等手工业也都有所发展。 　　3。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兴盛隋朝城市的发展，突出体现在西京大兴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这两座举世闻名的伟大都城的营建上。 　　隋文帝建国后，认为建于西汉初年，后被北周沿用的长安城过于狭小，使命宇文恺另建大兴城。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六月开始动工，次年初即告完成。大兴城建在旧长安城东南约7　公里处的渭水南岸，总面积84　平方公里，约为今西安旧城（明、清时建）的7.5　倍。据《隋书·地理志》载：大兴城南北长15　里175　步（据考古勘察，实为16　里125　步，即8651.25　米）②，东西长18　里115　步（实为18　里133　步，即9721　米③）。城东、南、西各开三门，北面开一门。城的北部中心地区为宫城和皇城。宫城为皇室所居处，皇城为官府所在地。宫城、皇城的东、南、西三面，分列106　个居民住区--坊（包括官吏府第、百姓户室及寺观庙宇）。城东、城西各设一市，作为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场所。宫城、皇城、坊、市由有规则的纵横25　条大街分隔开。其中通向城门的6　条主干大街，最宽的达150　米。其他街道一般也都有几十米宽④。各坊四周垒建围墙，大门昼启夜闭；坊内有大街、小巷。为解决城内用水需要，还修筑了若干水渠，分别引浐水、藻河水流经城内。 　　大兴城布局严整对称、规划整齐，同时它明显改变了自西周以来的"面朝背市"的旧的城市营建格局，较多地考虑到居民在交通、用水及商品交易活动的需要，是魏晋时代邺城、洛阳都城的进一步发展。大兴城是古代世界中罕见的巨大都城。日本古代京城的营建，受大兴城影响颇大。 　　③　沈起炜：《隋唐史话》，第18　页。 　　①　参见《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隋唐部分。 　　②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　年第11　期。③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　年第11　期。④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　年第11　期。洛阳城的营建如前所述。 　　隋时，西京长安（大兴城）和东京洛阳，是最大的商业都市。均设有巨大的商品交易场所--市。隋政府对市的管理制定有严密的法令，建立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长安、洛阳5　个市的管理机构叫市署，长官称市令。署下设肆长数十人。在市内从事工商业的人均须向市署登记，取得"市籍"。隋时，长安的东、西两市，分别称都会、利人。洛阳东、南、北三市分别名丰都、大同、通远。这些市一般占地两坊。通远市周围达6　里，丰都市周围有8　里。两京市场规模巨大，商业繁荣。如通远市有20　门，分路入市，市东是漕渠，"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①；丰都市"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②。《资治通鉴》载：隋炀帝曾允许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入丰都市交易，令市内大事排场，"先命整饬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这段记载充分暴露出炀帝的豪侈和作伪，同时也反映出洛阳商业繁荣的一个侧面。 　　隋朝商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其他商业都市的繁荣上。如四川的蜀郡（今四川成都），据《隋书·地理志上》称，为"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江南的宣城（今属安徽）、毗陵（今江苏常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今浙江杭州）、东阳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①。豫章郡（今江西南昌）的贵妇也纷纷"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②。南海（今广东广州）、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胡商贾至者，多取富焉"③。关中的岐州（今陕西翔县），"密迩京圻，古称繁剧，兼以西通河陇，舟车辐凑，内多豪族，外引名商"④。河南的蔡州（今河南汝南），"地接荆郢，商旅殷繁"⑤。 　　在国内商业发展的同时，隋朝的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隋朝对边境少数民族和国外的商业，主要分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两条商路。为了发展和西域、中亚诸国的西北陆路上的贸易，隋炀帝曾派裴矩驻张掖（今甘肃张掖），主持对西域少数民族和外国贸易。裴矩根据"富商大贾，周游经涉"⑥的情况，著作《西域图记》三卷，详尽记述了西域44　国的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丰富内容，并绘有地图。隋朝的海上贸易以南海（今广东广州）、扬州等地为集散地。隋朝中叶以后，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从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到隋亡，南海的赤土（马来半岛）、真腊（高棉）和波 　　①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②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①　《隋书·地理志》。 　　②　《隋书·地理志》。 　　③　《隋书·地理志》。 　　④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⑤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⑥　《隋书·裴矩传》。 　　利（婆罗洲）等国，都和中国有使节往来和贸易活动。从国外运来的犀象、玳瑁、珠玑等，多从广州集散。国内外出者，亦多从此出发，将中国传统的商品，如丝绸、铁器等贩运出境。 　　隋初，通往日本的海上交通未开，中日联系取道朝鲜。开皇二十年（公元600　年）、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日本曾两次遣使来中国。隋炀帝时也曾遣使赴日本。此后，两国相互交往不断，增强了中日之间的友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 　　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和大业六年，隋炀帝曾两次派人航海到流求（今台湾），其目的虽然是扩大统治范围，显示国家强大。但客观上却开通了流求与内地进行经济交流的道路。流求与大陆之间素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隋朝加强了对贸易的管理。在内地都市设立市署，长官为市令，管理商业。沿边地区设立互市监，置监和副监，管理内地和边远地区的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隋炀帝时，还在鸿胪寺下置东夷、西夷、南蛮、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使者之下设"监府"，掌其贡献财货；设"监置"，掌安置其駞（"驼"的异体字）马船车，并纠察非违①。因此，和手工业一样，隋朝的商业虽日益发达，但主要操纵在政府和官僚手中。而且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特权，任意盘剥百姓。 　　如，隋炀帝攻高丽时，常常下令索要物品，官吏得令后，先不宣布索要何物，而是贱价向民众买进，然后再宣布命令，并以贵价卖给民众。这样，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倍。官吏经商，凭特权获利，民间商业受到抑制。到隋朝末年，官逼民反，人民纷纷起义，生产受到影响，商业也随之走向衰落。 　　①　参见《隋书·百官志下》。 　　（四）隋炀帝时封建剥削的加强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他利用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夺得其兄杨勇的太子位。仁寿四年（公元604　年），杨广乘其父病重，杀杨坚及杨勇，登上帝位。 　　杨广即位后，为了满足其骄奢淫佚的生活，极大地加重了对百姓的封建剥削，尤其突出表现在徭役剥削的残酷性上。 　　隋朝徭役的残酷，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　年）营建仁寿宫（在今陕西千阳）时，即已表现出来。该工程由杨素等人负责。由于工程浩大，"役使极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①。到隋炀帝时，更为残酷。营建东都时，每月役使200　万人。据《大业杂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余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皇宫所用梁柱，均采自江南的豫章（今江西南昌）。每根大柱，须二三千人拽拉。其下用铁毂滚动，行不数里就须更换新的，有专人负责准备铁毂，一天不过前进二三十里。一根柱子运到洛阳要花费数十万工。在营建洛阳期间，由于官吏"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①。隋炀帝还在洛阳西郊修建了一座供自己玩赏的大花园--西苑，其周围有200　里。苑内掘人工湖，名积翠池，周围十余里。水中筑方丈瀛洲三山，三山各相距300　步，高出水面十余丈，在山上山下建有回廊和各式楼台殿阁。西苑里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多从南方各地收罗，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隋炀帝下令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10　天之中就役死了十分之五六。次年，又征发20　万人筑长城。 　　开运河时，役死百姓更多。开通济渠时，征发了河南、淮北100　多万人；疏通邗沟时，征发了淮南10　多万人。由于役死丁男太多，故到开永济渠时，丁男不足，就征调妇人。 　　隋炀帝曾三次巡游江都，以满足其游玩享乐的欲望。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他第一次游江都时，仅挽船的民夫就达8　万人。沿途500　里内的百姓，都被迫贡献珍贵食品，吃不完的，就在出发前埋掉。 　　为了炫耀武功，隋炀帝三次发动侵略高丽的战争。为了进行这场战争，他做了长期的准备。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隋炀帝下令大造兵器，并规定制造不合格者判处死刑。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征兵。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在涿郡修建临溯宫，作为自己的行辕，以便亲自指挥战争。同时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限期在东莱（今山东掖县）督造300　艘大船。在官吏的逼迫下，民夫昼夜在水中劳作，以致腰以下腐烂生蛆，死者十分之三四。他还勒令江南、淮南、河南等地的百姓，制造戎车5　万辆，送到河北，以供装载衣甲帐幕之用。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隋炀帝调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转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的米粮等军备物资至涿郡，沿途"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 　　①　《隋书·食货志》。 　　①　《隋书·食货志》。 　　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①。同时还"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②，后牛车征尽，又征发人力推车，车夫60　余万。前后征调的民夫达230　多万人。由于大量劳力参与运输物资和大批死亡，以至"耕稼失时，田畴多荒"③。 　　当一切准备停当，大业八年（公元612　年），隋炀帝发动了第一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出兵113　万余，号称200　万，由他本人亲自节度。结果大败而归，逃回国内的残兵只有2700　人，几乎全军覆没。以后隋炀帝又连续发动了两次进攻高丽的战争，虽勉强迫使高丽求和，但隋朝国力已大大受损，阶级矛盾极其尖锐。 　　就在对高丽的战争期间，大业九年（公元613　年），隋炀帝征发丁男10万人，加筑大兴城。一直到隋亡前二年，他还征集数万人建毗陵宫，又再想建会稽宫和丹阳宫。 　　隋炀帝繁重的徭役和兵役，弄得千百万农民家破人亡，上百万壮丁死于徭役。农民为了躲避徭役和兵役，不惜伤残自己的肢体，称做"福手福足"。在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下，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起义，起义烽火很快就燃遍全国。大业十一年（公元615　年），隋炀帝见北方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下令重新制造在大业九年（公元613　年）杨玄感反隋时烧毁的龙舟和各种船数千艘。于次年七月，顺大运河逃往江都，企图维持半壁河山。 　　在江都，隋炀帝仍然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令王实充为他广选江淮美女进宫。此时他已无力控制全国的局势了，其骁果卫士多关中人，他们怀念家乡，多欲逃散。义宁二年（公元618　年）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和直阁裴虔通等人，利用卫士的不满情绪，推举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勒死了隋炀帝。隋朝统治就此结束。 　　①　《隋书》卷四，《炀帝》下。 　　②　《隋书》卷四，《炀帝》下。 　　③　《隋书》卷四，《炀帝》下。 　　三、唐前期恢复、发展生产的经济措施隋朝末年，正当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时，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夏，隋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他率领军队迅速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在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攻取长安，控制了渭水流域。隋炀帝死后，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号武德，国号唐。到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经过一系列兼并战争，李氏唐朝消灭了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了中国。唐朝初年，由于经历了隋炀帝的暴政和隋末农民战争，社会经济凋敝。 　　以人口为例，到武德晚年，全国户数不过300　万，约当隋盛时900　万户的1／3弱。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黄河下游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①。直到贞观中年，这里（以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为准）的户数登记在官府户籍簿上还不到70　万，约为隋大业初年470　余万的1／7②。面对这样残破的社会经济，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保证租税等财政收入。 　　（一）均田制的继续推行和租庸调法的实行1。均田制的继续推行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四月，唐政府颁布了均田令，其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百姓的受田①丁男（21-59　岁）和18　岁以上的中男（16　岁为中男），各受口分田80　亩，永业田20　亩。永业田可传给子孙，口分田则在民老或身死后交还国家。 　　②老男（60　岁为老）、废疾人②。、笃疾人②。各受口分田40　亩；寡妻妾各受口分田30　亩。如果他（她）是作户主的，再受永业田20　亩。 　　③道士、和尚各给口分田30　亩；女冠、尼姑各给口分田20　亩。 　　④工商业户在宽乡（地多人少）者，给永业田10　亩，口分田40　亩，在狭乡（人多地少）者不给。 　　⑤一般妇女、奴婢和部曲不再受田。 　　⑥狭乡的口分田减半给授。狭乡的人准许在宽乡遥受土地。 　　⑦一般人家3　口以上给1　亩园宅地，6　口则加1　亩；奴婢5　口给1　亩园宅地，10　口则加1　亩。 　　⑧如果土地需要休耕，还可以加倍授给。 　　⑨民户原有土地，计算在已受田之内。 　　（2）关于贵族、官吏的受田①有爵位的贵族，亲王给永业田100　顷，郡王50　顷，国公40　顷，郡公35　顷，县公25　顷，侯14　顷，伯11　顷①，子8　顷，男5　顷。 　　①　《贞观政要·直谏篇》。 　　②　据《隋书·地理志》和《旧唐书·地理志》的有关材料统计。 　　②　笃疾人指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 　　②　笃疾人指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 　　①　《通典》作10　顷。 　　②职事官正一品给永业田60　顷，从一品50　顷，正二品40　顷，从二品35　顷，正三品25　顷，从三品20　顷，正四品14　顷，从四品11　顷②，正五品8顷，从五品5　顷。 　　③散官五品以上与同级职事官所受永业田数相同。 　　④六品以下官吏的永业田，"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③。六品七品职事官2.5　顷，八品九品职事官2　顷。"散官若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④。 　　⑤勋官之永业田亦称勋田，上柱国30　顷，柱国25　顷，上护军20　顷，护军15　顷，上轻车都尉11　顷，轻车都尉7　顷，上骑都尉6　顷，骑都尉4　顷，骁骑尉、飞骑尉各80　亩，云骑尉、武骑尉各60　亩。 　　⑥京内外职事官按照职位的高低还受给职分田，亦称职田，以其地租作为俸禄的一部分。京官一品12　顷，二品10　顷，三品9　顷，四品7　顷，五品6　顷，六品4　顷，七品3.5　顷，八品2.5　顷，九品2　顷，皆给京城百里以内之地。外官诸州都督、都护、亲王府官二品12　顷，三品10　顷，四品8　顷，五品7　顷，六品5　顷，七品4　顷，八品3　顷，九品2.5　顷。镇戍、关津、岳渎官五品8　顷，六品3.5　顷，七品3　顷，八品2.5　顷，九品2　顷。其他如三卫中郎将、上中下府折冲都尉、果毅都尉、长史、别将以及亲王府典军、副典军等，亦各授与数量不同的职分田，最少为80　亩①。职分田属公田，不归私人所有，官员离职时要移交后任。 　　⑦各级官署授给公廨田，亦称公廨园或公廨地，以地租作为办公用费。 　　京官各司：司农司26　顷，殿中省25　顷，少府监22　顷，太常寺20　顷，京兆府、河南省各17　顷，太府寺16　顷，吏部、户部各15　顷，兵部、内侍省各14　顷，中书省、将作监各13　顷，刑部、大理寺各12　顷，尚书省、门下省、太子左春坊各11　顷，工部10　顷，光禄寺、太仆寺、秘书监各9　顷。。。外官各司、大都督府40　顷，中都督府35　顷，下都督府、都护府、上州各30顷，中州20　顷，宫总监、下州各15　顷，上县10　顷，中县8　顷，下县6　顷。其他各级官署亦都有相应的公廨田。最少为1　顷。 　　（3）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唐均田制明确规定禁止土地买卖，并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如："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答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②。但同时又规定了一些例外：①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 　　②百姓搬家，从狭乡迁到宽乡，或卖地以建住宅、邸店、碾硙的，还准许出卖口分田。 　　③官员的永业田、勋田和赐田可以出卖。 　　④买入的田地不能超过应受田限额。狭乡人买田，可依照宽乡的限额。 　　⑤已卖田者，不准再申请授田。 　　唐朝的均田制，与前代相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具有以下一些特点：②　《通典》作10　顷。 　　③　《唐六典·尚书户部》注。 　　④　《通典·食货·田制下》。 　　①　《新唐书·食货志五》。 　　②　《唐律疏议·户婚》。 　　第一、明确取消了奴婢、部曲的受田。这一方面表明奴婢、部曲在农业生产中地位的下降，人数的减少，以及奴隶制残余的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不再授田给他们，也是对士族地主的打击，反映了唐时士族地主势力的进一步衰弱。 　　第二、除寡妻妾以外，一般妇女不再受田。隋时，妇女受露田只有男子的一半，而一夫一妇的租调却为单丁的一倍，不少男子因此而不肯结婚，造成"籍多无妻"①的现象。唐朝一般妇女不再受田，也就不用再负担封建国家的租赋徭役，男子就不会因结婚而增加负担，因而对人口的繁殖与增长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同时，妇女不受田而男子受田，也反映出唐朝封建小生产家长制的发展，从此女子更加依附于男子。 　　第三、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发展。这是封建国家在法律上承认了宗教寺院对土地占有的合法权利，保证僧侣地主的既得利益。 　　第四、各级官吏普遍授给大量的土地，职位愈高受田愈多。唐代均田制中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各朝完备得多，一方面以保证大官僚必为大地主，另一方面更是唐王朝培植新地主的重要手段。由于唐均田制不触动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并使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合法化，因而自然会得到大官僚地主的拥护，使均田制能够顺利地推行。在实际执行中，正是由于均田制的推行，使许多官僚地主占有了更多的土地，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促使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第五、唐代均田制放宽了对受田买卖的限制。北魏的均田制，只允许买卖桑田，以后也仅及于麻田的有余或不足部分；北齐时虽买卖露田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隋沿北魏、北齐制度，只许桑麻田在规定限度内买卖，即得卖其多出部分或买进不足部分，是仅许永业田的超额或缺额部分的买卖，其数量自然极其有限。而唐代均田制中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虽然名义上是为了限制土地买卖，但实际上这些例外很容易就被突破，使土地买卖易于形成和广泛发展。尤其唐代均田制还允许买卖口分田。这是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封建政府第一次允许买卖口分田（露田），也是唐代均田制的一个显著特色，说明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较之前代明显放宽。这也是北魏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在法令上的反映。它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助长了官僚地主、豪商巨贾以及僧侣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势头。同时也为均田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唐代均田制在全国各地都认真贯彻实行了。大体说来，关东地区，因在隋末农民战争中遭受破坏严重，士族豪强受打击沉重，死亡逃散的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的转移到农民手中，大部分成为国家控制的荒田，因而国家比较容易地授给农民规定标准数额的永业田和口分田。江南地区、江淮流域，由于地旷人稀以及战乱给士族豪强的打击，对广大农民一般亦能按规定限额授田，甚至还授给较多一些的田地。至于关中地区，由于基本上未经战乱破坏，官僚地主众多，地狭人稠，因此一般农民多不能按规定得到受田，往往受田不足。全国各地情形不同，即在同一地区亦有差异。不过从总的情况看，唐代均田制是自北魏推行均田制以来，实施情况最好的。因此，均田制的实行，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　《隋书·食货志》2。租庸调法的实行唐代的租庸调法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以受田丁民为征课对象而制定的。它基本上沿用隋制，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又作了一些补充修正，因而较之隋的租调力役制度更加完整严密。 　　唐代租庸调法，如《唐六典·尚书户部》所述如下："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账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祖父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唐朝的这种赋役办法，正如唐人陆贽所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①。所以一般称为租庸调法。而杂徭不是唐代赋役的重要部分，就略而不论。 　　唐代的租庸调较隋代要减轻许多，主要表现在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以及输庸代役的办法上。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反抗封建国家残酷的徭役剥削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唐初"率土荒俭"的实际情况，迫使封建国家不得不减轻农民徭役负担，使其专心生产，发展经济的结果。这一变化，不仅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多少也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 　　租庸调制是唐代前期封建国家的主要税源。这个时期，尤其是唐代初期，因为受田家民有一定的土地收获，缴纳租庸调赋役不会感到负担太重。唐政权亦为了积极恢复农业生产，把大量荒地分配给农民，使之得到耕垦。同时轻赋省役，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其尽力耕作，以保证国家赋役既有可靠的来源，又能增加财政收入。这种税制，对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①　陆贽：《陆宣公集·均节赋税恤百姓》。 　　（二）贞观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唐高祖李渊统治后期，他的几个儿子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激烈。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其次子李世民在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袭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继立为帝，是为唐太宗。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由于亲身经历了隋炀帝的暴政和隋末农民战争，深知隋末农民是在"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已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举行起义的，因而君臣反复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语来警励自己。唐太宗李世民还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①。因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太宗采取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经济措施。 　　贞观初，唐太宗十分重视备荒和救荒。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戴胄建议参照隋朝的社仓制度，在各地设置"义仓"，以备凶年。唐太宗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规定：自王公以下，每亩征税二升；商贾无田者，户分九等，分别纳粟自五石至五斗不等；义仓粮食有灾则用于赈民，无灾则借贷民户作种子。自此以后，州、县普遍设置义仓，专用于备荒，不许杂用。当时，从贞观元年到三年（公元627-629　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旱霜蝗灾害，关中受灾最重，饥馑尤甚，不少农民卖儿鬻女。唐太宗认为这对于他的统治是一种危险，于是一面命令灾区开仓赈济，准许灾民就食他州，一面派遣大臣巡视灾情，并"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②。逃荒的灾民，受到各州县竭力帮助，有的州甚至做到"逐粮户到，递相安养"③，灾民返乡时还赠给粮食、布帛。 　　唐太宗重视均田令的施行。他曾视察灵口的授田情况，得知每丁才受得30　亩，下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宽乡"④，为了增加农业劳动力，唐太宗一面多次颁布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租赋的法令，并用免除几年赋役的办法，招诱逃亡农民归业，一面以强制措施，把长期在外的"浮游"人口，送回原籍生产。洛州地方官曾把许多"浮游"人户，"并遣务农，各令属县。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⑤。其他一些地方也以类似方法强迫逃散人户回乡务农。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唐政府下令在全国"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①。贞观五年（公元631　年）四月，唐太宗派使者携金帛赎回了隋末被北方突厥掳掠去的汉民，得男女8　万人。唐朝大力招抚流亡人口的政策，收到了很大效果，仅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流亡唐境以外的百姓和少数民族就有120　余万内附。唐太宗还注意增加人口，曾下诏奖励婚姻，地方长吏能使百姓婚姻及时、鳏寡减少者，按户口增多进考。 　　唐太宗还注意到不夺农时，以利农业生产的恢复。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二月，正值春耕之时，皇太子将举行"冠礼"，官吏要调动府兵充作仪 　　①　《贞观政要·论杀戒太子诸王》。 　　②　《旧唐书·太宗本纪上》。 　　③　《旧唐书·陈君宾传》。 　　④　《册府元龟·帝王部·惠民》。 　　⑤　《册府元龟·牧守部·劝课》。 　　①　《资治通鉴·唐纪十二》。 　　仗。唐太宗表示反对，下令改在十月举行。 　　此外，唐太宗即位后曾下令释放宫女3000　人，减少宫殿的营筑，停止官吏进奉珍异，禁止贵族官吏的第宅、车服、婚丧过分奢侈。他还并省了许多州县，并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2000　多人精减到600　多人，以紧缩财政开支。上述做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对人民都是有利的，因而促使生产状况迅速好转。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人口都返回乡里。以后又年年丰稔，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由于农民辛勤地进行生产，到贞观后期，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9　年），全国户数已接近380　万户。 　　贞观后期，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渐稳固，唐太宗不能再很好地纳谏，渐渐抛弃了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于是战争和徭役频繁起来，赋税负担又加重了。在一些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 　　（三）武后及唐玄宗发展经济的举措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永徽六年（公元655　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此后，武则天逐渐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并于天授元年（公元690　年）改唐为周，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参与和掌握最高权力达50　年之久。在她当政时期，除在政治上加强统治外，在经济上比较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元元年（公元674　年），高宗根据武则天的建议，诏令全国施行劝农桑、薄赋徭，免除京畿地区徭赋，节省功费力役等12　事。光宅元年（公元684　年），武则天下令奖励农桑，规定凡是做到耕地增加，家有余粮的地方，地方长吏可以得到奖赏；如果户口减少，就要受到处分。武则天比较重视兴修水利，曾在曲沃（今山西侯马）东北、临汾东北、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修有新绛渠、高梁堰、牌湖堤，灌溉田地。另外在九陇（今四川彭县）、巴西（今四川锦阳东）、营丘（今山东昌乐县东南）也兴修了一些引水工程。咸亨三年（公元672　年），还于岐州陈仓县（今陕西宝鸡）东南开渠，引渭水入升原渠，通船筏至长安城。武则天统治的50　年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维护和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统治的发展。国家掌握的户口增长很快，从她被立为皇后前三年（即永徽三年）的380　万户，增加到615　万户（神龙元年，即公元705　年，武则天被迫退位）。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对于后来唐玄宗"开元之治"的封建全盛时代，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但此后8　年的时间中，唐朝政局动荡不安，发生了7　次政变，更换了4　位皇帝。开元元年（公元713　年），唐玄宗即位，杀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才使一连串的宫廷政变告以结束。 　　唐玄宗即位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作宰相，在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入寺逃避徭役的情况，玄宗下令沙汰天下僧尼，迫令1.2　万人还俗，编入国家户籍，并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也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开元三年（公元715　年），唐朝政府规定：封户的租庸调，改由政府统一征收；征收未完时，封主不得向封户催索和出放高利贷；而只能等到征收完毕后，到京城或州治领取。从而缓解了封户严重受害，而失掉生产积极性的问题。 　　开元三年和四年，关东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在姚崇的主持下，朝廷派出专使，督察州县官吏大力捕蝗，并要求他们将本州县捕蝗勤惰的情况上报中央，使蝗灾连岁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大的饥荒。 　　开元四年（公元716　年），宋璟继姚崇为相，坚守姚崇所制订的有利于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的政策。并在防止边将贪功生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对使劳动人民安心生产，也起了积极作用。 　　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唐玄宗任宇文融为劝农使，并准其所奏，置劝农判官29　人，分行全国各道，检括籍外兼并的土地和逃户。唐王朝令逃户在百日内自首，听于所在附籍，并免除他们六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违者则法力不赦。括户工作到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　年）结束，得户80余万，田数与此相等，得钱数百万贯①。人口增加了，耕地面积也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增多了。这个时期，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①　《旧唐书·宇文融传》。 　　四、唐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一）农业生产的兴盛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施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及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及广泛使用，对唐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唐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首先突出表现在耕犁的改进上。唐以前的犁，主要是笨重的长直辕犁，操作时回转困难，耕地费力。唐初，南方出现了一种短而轻便的曲辕犁。这种新型的耕犁当时又叫"江东犁"。据唐人陆龟蒙《耒耜经》载，曲辕犁由铁制的犁镵（又称犁铧）、犁壁和木制的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犁槃等11　个部件组成。同以前的步犁相比较，曲辕犁有三处重大改进：即直辕改成了曲辕，增装了犁评和犁壁。曲辕比直辕灵活，更便于操作。犁评用以控制犁箭，推进犁评使犁箭向下，入地深，拉退犁评使犁箭向上，入地浅，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需要。犁壁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减少耕犁前进的阻力，提高耕地速度。曲辕犁在唐代被广泛使用。贞观中，定州工匠制造耕犁特意寻求弯曲的树木作犁辕，说明该地区已通行曲辕犁。陕西三原发现的贞观时期李寿墓壁画上的牛耕图，以及敦煌壁画上晚唐时的牛耕图，犁辕也都是弯曲的，说明在黄河流域许多地区，都已采用了曲辕犁。由于曲辕犁灵便省力，可由单牛牵引，适合水田耕种，因而在江南地区更是广泛使用。我国古代的耕犁，发展到曲辕犁，已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是唐代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突出标志。 　　其次，当时还出现了铁搭，即四齿耙，以及木■■（lì 　　hái，音历宅）、耖等农具。铁搭是掘地的农具；木■■和耖是在耙田以后，用以"破块滓，溷泥涂"，或"疏通田泥"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就可以形成耕--耙--■■的一套土壤耕作技术。但是，由于耖和木■■相比，其形制比较简单，操作也比较方便，便逐渐代替了木■■，形成了耕--耙--耖的一套耕作技术，它和北方的耕--耙--耱的一套耕作技术，互相比美，且各有千秋。北方的耱，主要是为了土地平整和保墒防旱；南方的耖，则主要是为了熟化土壤。 　　随着农业的发展，灌溉器具也有新的进步。早就有的桔槔（井上汲水工具）和辘轳，唐朝时使用更加普遍，东汉三国时期出现的翻车，唐朝时继续得到推广。唐代在前代创造的基础上，还推广了各式水车。当时在北方旱田地区，有一种"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立井式水车①，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它可以用人力或畜力回转戽水。刘禹锡诗："咿哑转水车"②所指同属这类水车。在长江流域及钱塘江三角洲，水车的使用更为广泛。除以人力、畜力转动的水车外，还出现了一种名为"筒车"的新的灌溉工具。筒车的形状类似纺车，用细竹制成，四周缚以竹筒之类，随水流自行旋转，竹筒在低处舀水，至高处泻水，入渠灌田。杜甫的《春水》诗："接缕垂芳饵，连筒灌水园"中所称的"连筒"，就是指这种竹筒筒车。筒车由于使用自然力， 　　①　《太平广记·邓玄挺》。 　　②　《全唐诗》卷三五七，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之十九。且日夜自转，因而大大节省了人力，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 　　水利事业的发展，是唐代农业的一大成就。唐中央和地方政府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管理水利。中央由尚书省的工部水部郎中主管。各地的水渠和斗门置长一人，专管节水多水，均其灌溉；州县每年派员检查，视经管水利的好坏，田畴的丰歉，予以赏功罚过。唐政府还制定了严密的水利灌溉法规--"水部式"。其中规定："居上游者，不得拥泉而专其腴"①，"凡浇田皆仰预知顷亩，依次取用"②，设置碾硙，不得妨碍农田灌溉。此外，对于斗门的设置，放水的时间，各支渠放水先后及水量的多少，不同季节、麻麦禾粟等各类作物用水的安排，渠道堤堰的防护修理等等，皆有详细规定。"水部式"的颁布施行，是唐代水利灌溉事业进一步提高的表现，它对于减少争水纠纷，合理用水，保障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农田水利事业很发达。在全国各地都兴建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全国的水利建设工程就达264　处，遍及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九道③，如下表④：道　名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所修河渠陂塘堤堰数25 39 16 58 9 16 71 30 5总　计河渠陂塘堤堰工程269其中163　项是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以前修建的。唐代各级地方官吏大都积极开展水利工程建设。这些水利工程，有的是缘古渠旧坡重新疏浚的，有的是因需要而新建的。多数为中小型工程，大的工程可灌田上万顷，小的可灌田数十顷。北方的水利工程以开渠引灌为主，南方则偏重于排水和蓄水，东南地区尤其兴建了大批堤、堰、坡、塘等工程。在沿海地区则多修筑堤防，防捍海潮。唐代农田水利设施的大量修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兴旺。唐代农业发展的另一重要表现，是集约经营程度的提高。唐以前，尤其是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北方的耕作比较粗放。到了唐代，随着国家的长期统一，社会比较安定，农民可以安心从事生产，致使精耕细作的农田越来越多。不少地区的农民在麦子收获以后，继种禾粟等作物，可以二年三熟。南方的农业种植技术，在唐代显得更加进步。这个时期，高产作物水稻的种植面积比前代大大增加，并广泛采取育秧移植的裁培技术，同时还大量栽培早稻，为在同一土地上复种麦子或其他作物创造了条件。因而唐代南方已通行两年三熟制，有的地方可以一年两熟。 　　由于农具的改进，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集约经营程度的提高，唐代农业生产的亩产量较之前代有显著提高。在一些水利条件较好，土壤较肥沃的地区，亩产最高达10　石。如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河东郡龙门县县令长孙恕开凿十石垆渠，"溉田良沃，亩收十石"①，一般亩产量也在二石左 　　①　《刘梦得文集》卷二十八，《高陵令刘君遗受碑》。 　　②　参见敦煌发现的开元时期"水部式"残卷。 　　③　陇右道的水利工程，《新唐书·地理志》失载。 　　④　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 　　①　《新唐书·地理志三》。 　　右，超过两汉一倍②。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唐前期人口的增长情况如下表所示：户口数时间户　数口　数出　处贞观时不足300　万《通典》等永徽三年（　652　年）　380　万《通典》《唐会要》神龙元年（　705　年）　6156141　《唐会要》开元十四年（　726　年）　7069565 41419712　《唐会要》《旧唐书》开元二十年（　732　年）　7861236 45431265　《唐会要》《旧唐书》开元二十四年（　736　年）　8018710　《唐会要》开元二十八年（　740　年）　8412871 　　①　48443609②　48143609①《旧唐书》②《新唐书》天宝元年（　742　年） 　　①　8535763②　8348395 　　①　48909800②　45311272①《旧唐书》②《通典》天宝十三年（　754　年） 　　①　9069154②　9619254②　52880488①《唐会要》②《旧唐书》天宝十四年（　755　年）　8914709 52919309　《通典》唐代的耕地面积比前代扩大。唐人元结称："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①。唐代最高垦田数字是开元十四年（公元726　年）的1440　余万顷②，超过汉代最高垦田数800　余万顷③的约60％，使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兴旺，使各种仓廪秋谷充实丰盈。 　　天宝八年（公元749　年）唐朝仓库存粮总数如下表：仓　别存　粮　数和　籴1139530　石诸色仓12656620　石正　仓42126184　石义　仓63177660　石常平仓4602220　石总存粮123702214　石附　注《通典》卷一二《食货典》《轻重》中说这一年"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与上述总数不符。 　　天宝八年（749　年）应课户每口分担交粮数表：②　参见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变化》，《四川大学学报》1957　年第2　期。 　　①　《元次山集》卷九，《问进士第三》。 　　②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第499、227　页。 　　③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第499、227　页。 　　总　粮　数应课户口数 　　①　每户每口分担数5301044　户96062220　石18.1＋石②（《通典》原载总数）　7662800　口12.5＋石123702214　石5301044　户23.3＋石（各仓相加总和数）　766280O　口16.1＋石附　注①有课口的户称应课户。 　　②唐朝规定，每丁每年交租二石，以上负担显然过重。 　　物资丰富，物价长期稳定。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　年）到天宝年间，长安和洛阳的米价始终保持在每斗15　文到20　文上下，最贱时达13　文；青、齐谷一斗5　文，最贱时3　文；面一斗32　文。绢价也一直保持在一匹200　文左右①。 　　总之，唐前期的农业经济在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兴旺发展，不仅使唐王朝达到了极盛，而且也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之一。 　　①　参见《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 　　（二）官私手工业的发展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手工业的兴盛发达。唐代与前代一样，主要的手工业部门掌握在官府手中。私营手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封建国家的控制。 　　1。官营手工业的兴盛发达官营手工业在唐代的手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唐王朝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庞大的官府手工业生产。中央主管官府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其长官工部尚书、侍郎的职责为，"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②。属下各郎中、员外郎分掌"经营兴造之众务，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工匠之程式，咸经度之"③。直接管理中央官府手工业的有少府监和将作监等。少府监有监一员，少监二员，监掌"百工技巧之事，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之官属，尤其工徒，谨其缮作"①。少监为其副职，"凡天下之服御，百官之仪制，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之"②。因此，少府监主要是负责制造精致的手工艺品和贵族官僚的器用服饰。将作监长官为将作大匠，"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属，以供其职事。凡两京宫殿、宗庙、城郭、诸台省监寺廨宇楼台桥道，谓之内外作，皆委焉"③。少府监和将作监诸作坊生产的手工业品，不在市场上出售。 　　兵器的制作，在唐代前期属少府监的右尚署掌管。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另辟军器监，下设弩坊、甲坊二署专司其事。 　　唐代官营手工业与前代相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分工细，从业人员多。唐代官营手工业的分工很细。如少府监下的织染署，是专掌"供天子、太子、群臣之冠冕"④的机构，共有作坊25　个："凡织纴之作有十：一曰布，二曰绢，三曰絁，四曰纱，五日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十曰褐。组授之作有五：一曰组，二曰绶，三曰绦，四曰绳，五曰缨。线之作有四：一曰，二曰线，三曰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一曰青，二曰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⑤据《唐六典》载，少府监役使的"技能工匠"达19850　人，将作监所属工匠也有15000　人⑥，作坊的规模很大，分工细密。另外，官府在全国各城市和地区，也设有各种作坊，使用着大量的手工工匠。唐代的工匠，按照服役的长短和待遇的差别，分为长上匠、短番匠及"和雇"工匠3　种。长上匠来自奴婢和刑徒，长年服役，地位低下，待遇恶劣，生活非常痛苦。短番匠来自番户、杂户和州县应征的一般工匠，他们按照"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②　《旧唐书·职官志二》。 　　③　《旧唐书·职官志二》。 　　①　《旧唐书·职官志三》。 　　②　《旧唐书·职官志三》。 　　③　《旧唐书·职官志三》。 　　④　《旧唐书·职官志三》。 　　⑤　《唐六典·少府监》。 　　⑥　参见《唐六典·尚书工部》。 　　番皆一月"①，一般工匠"岁役二十日"②的规定轮番服役，服役期间不给任何报酬。和雇工匠为临时雇用的工匠，如永徽五年（公元654　年），唐王朝为修筑京师城郭，曾和雇4　万多工匠③。当时和雇的报酬没有一定的标准，大体"雇者日为绢三尺"④。另外明资匠、巧儿匠也都是"和雇"的工匠，他们的技艺水平较高。武则天时期，少府监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⑤，他们都是"和雇"的。和雇工匠身份虽较为自由，但他们往往被封建官府补为正式工匠（即番匠），而被束缚在官府中。当时，无论哪种工匠的社会地位和处境都是痛苦的，有的没有人身自由及生活保障。 　　（2）手工业分布地区广泛。除长安、洛阳、广州等名城以外，还有扬州（以造船、纺织、皮革和金属用品制造业为中心）；成都（以造纸、纺织、制盐和金银器皿业为中心）；定州（现河北定县，以丝织品为主，进贡丝织品的数量为全国第一）；邢州（现河北邢台，以产名瓷著称）；易州（今河北易县，以制墨著称）；青州（今山东益都，盛产丝织品）；登州（造船业为主）；莱芜（冶炼业为主）；山西太原（铜器制造）；蔚州（今山西灵丘，采铜铸钱）；绛州（制墨）；蒲州（今山西永济，以造纸、采煤为主）；桂林（"桂管布"产地）；湖南、湖北等地，也是重要的手工业品和矿产地区之一。 　　（3）手工业种类较多。有采矿、冶炼、铸造、造船、兵工、织染、刺绣、服装、皮革、木器、雕刻、漆器、瓷器、制盐、制茶、制糖、酿酒、制药、磨面、文具纸张等业。 　　（4）有的生产规模很大，产品质量也高。 　　兹将唐初官营手工业的情况，择要介绍如下：采矿业唐代采矿业有一定的规模，金、银、铜、铁、锡、铅、矾、水银、朱砂等矿，皆有开采。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矿共有180　余处。大约年产铁200余万斤，铜26　万斤，锡5　万余斤，银12000　余两。 　　铸造业唐代金属铸造业不仅种类多，而且生产技术也很进步，能够铸金、银、生铁、熟铁、铅等制品，合铸金银等制品；也能够锻造、磨制、钻孔、刮刻、镀金、镀银。从出土的唐代金银制品即可看出，当时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详见私营手工业"采矿与冶炼业"）。 　　唐代铸造业的规模，以铸钱业为最大。唐玄宗时，全国有炼铜铸钱炉近百个，每炉有丁匠30　人，一年炼铜10　炉，每炉用铜21200　余斤，铸钱3300贯。 　　织染业官私纺织和染业都很发达。国家纺织作坊的产品有布、绢、丝、纱、绫、罗、锦、绮、绸、葛等。仅麻布类就有细白苎布、班布、蕉市、细布、丝布、纻布、弥布、白纻布、竹布、葛布、纻练布、麻赀布、紫苎布、青苎布、楚布等几十种以上①。 　　①　《唐六典·尚书刑部》。 　　②　《通典·食货典·赋税下》。 　　③　参见《旧唐书·高宗纪》。 　　④　《新唐书·百官志一》。 　　⑤　《新唐书·百官志三》。 　　①　《通典·食货六·赋税下》。 　　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些纺织业的重要产区，如北方的定州，每年进贡大量绫锦。有的著名纺织业主家有绫机五百张，为前代所少见。有些产品技术精良，图案美丽，争奇斗艳，令人叹服。如唐中宗时，安乐公主有百鸟毛裙，裙上所织花卉鸟兽细如米粒，在日中各为一色，工巧已极。又如在"丝绸之路"上的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唐代织物。有一件晕■提花锦裙，锦用白、绿、粉、红、茶、褐六色经线织成，再在斜纹晕色彩条地上，用金黄色细纬线织出蒂形小团花，非常美观。同时出土的还有蜡缬绢和蜡缬纱，花纹灵巧生动。有一幅纱在深绿地上黜粉绿的打猎图画，猎手骑马追驰，弯弓、张索，神态生动，背景上又有流云飞鸟、山石树木，等等。这些考古发现，完全证实了当时花色品种之多和织造技术的精巧。 　　当时，丝织品的品种花式之多，仅就绫、锦来说，即可说明。当时的绫锦品种有大张锦、软瑞锦、透背及大■锦、竭凿六破以上锦、长高丽白锦、半臂锦和杂色锦等，绫有独窠文绫、四尺幅及独窠吴绫、独窠司马绫、两窠细绫、瑞绫、白编绫等。还有许多小文字绫、锦。绫锦的花式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以及许多织造差样文字①。上述品种花式，绝大部分是当时诏令禁止织造的，诏令中没有指明而照旧织造的，肯定比这些要多。 　　近些年来，有大量唐代丝织品出土，证实了文献上记载的唐代丝织品品种花式的确是丰富多采。这些织造精巧，提花绚丽，品种花式多样的丝织品，完全是当时劳动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纺织业发达，染色业也得到相应地发展。当时，官营染色业就细分为青、绛、黄、白、皂、紫六作。在染色技术上，唐代已出现了夹缬、﨟缬、绞缬等染色方法。夹缬，也叫夾结，是以两块木板雕刻同样花纹，着色之后，夹帛染色的一种方法。也可同时雕刻多块木板，数次夹帛重染几种颜色。这种方法在隋代已有萌芽，如"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裾，以赐宫女及百僚母妻"①，但并未普及。到唐玄宗时，此方法已"遍于天下"。﨟缬，就是蜡染。染前先在帛上作图样，然后在图样上布以蜜蜡，再浸入染料中，待蜡脱落，花样重现，之后再蒸而加以精制。近些年来，在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朝残幡中，大部分由绞缬绢和蜡缬绢制成。其中宝相花蜡缬绢和联珠对禽纹绢，比以前发现的似乎还要精致。在吐鲁番出土的丝织中，经过整理作为锦、绮、染缬标本的，已达46　件②。绞缬是一种丝织品的染色方法。染色前，先将丝织品用缝、扎等方法加以绞结，保留其底色，再进行染色；染色后，解去缝线或扎线，即可出现几何花纹，颇为美观，为我国民间发明，后传入宫廷，至唐代时，宫廷中已广泛使用。 　　上述染色方法，也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之后的伟大创造，它表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技巧，奠定了我国早期染色业的技术基础。据考古发现，唐代不仅在棉织品、丝织品的染色方面有较高水平，而且也有了较好的毛织技术。 　　造纸文具业唐代造纸业相当发达，产地很广，产品品种很多，质量也达 　　①　参见《唐大诏令》卷一○九，《禁大花绫锦等敕》。 　　①　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裾衬裾条，1956　年商务版。 　　②　参见《文物》1972　年第1　期《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第3　期《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 　　到了较高水平。四川盛产大小黄、白麻货，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宜子十色笺等品种；扬州的六合笺，杭州、婺州、衢州、越州的上细黄白状纸，宣州（安徽宣城）衢州的案纸、次纸，韶州（广东曲江）的竹笺，均州（湖北均县）的大横纸，蒲州的细薄白纸，临川的滑薄，都是全国有名的产品和进贡的名纸，尤其是四川的麻纸，最为出名，当时官府文书，多用麻纸书写。 　　当时，制墨、制笔、制砚技术也有很大进步。潞州（山西长治）、绛州（山西新绛）和易州等地的墨，虢州（河南灵宝）、歙州（安徽歙县）等地的砚，宣州（安徽宣城）、栗木制作的兔毫笔等，都很有名。制作技术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①。歙砚又称"龙尾砚"，在当时即很有名，南唐时，更推崇为文房四宝之一（文房四宝为诸葛化笔，李廷珪墨，澄心堂纸，龙尾歙砚）。 　　制瓷业　制瓷业在我国历史悠久。发展到唐代，技术更加精良。当时，越州（浙江绍兴）、婺州（浙江金华）、邢州（河北邢台）、寿州（安徽寿县）、岳州（湖南岳阳）、鼎州（湖南常德）等地，已是著名的瓷器产地。现在仍然驰名国内外的"唐三彩"，即出现于唐代。"唐三彩"是一种彩釉（多为黄绿蓝三色）陶器，有马、骆驼、双鱼瓶以及人俑等，供贵族玩赏或用作殉葬品。由于这种产品釉彩艳丽，形象生动逼真，在古代工艺品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另外，北方的邢窑和南方的越窑，产品数量可观，质量也属上乘。其产品不仅是我国白瓷和青瓷的首创和奠基之作，并且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造船业　建造船舶用于航运，历朝都有建树，特别是隋朝，造船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造船工匠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朝为了适应漕运和征伐高丽的需要，官府也曾大规模造船。贞观十八年（公元644　年）唐太宗曾命"将作大匠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②。他又曾"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万艘"①。又在四川"伐木造船舰，大者长百尺，其广半之"②。民间自造船只，为数更多。唐初，江南各地，如扬州、常州、杭州、越州、洪州等，都是造船业发达的地方。 　　碾硙（wèi，音位，磨子）业唐时碾米磨粉，有的地方用马牵硙，有水利的地方则利用流水的冲力，推动轮轴转动，带动碾硙。这种手工业在魏、晋、隋时已有，到唐朝更为发达，成为主要手工业之一。不过，碾硙多为大官僚、贵族、地主或富商所有。因为碾硙的购置，需要很大的资本，而河道水力的占用，更要有政治势力，一般百姓没有这些条件。例如，宦官高力士，就在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磨麦三百斛。碾硙的所有者们，霸占河道，筑高堰阻水，必然防碍河道两岸农田灌溉，给百姓造成危害。例如，郑白渠本来灌溉农田四万余顷，到唐高宗时，因水碾大增，只能灌溉农田一万余顷。 　　官营手工业虽然规模大，分工细，技术比较精良。但是，由于它是为官 　　①　以上材料参见《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有藏署令条；《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六和郡县志》；《通典》卷六《赋税下》。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皇帝》中之下。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皇帝》下之上。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皇帝》下之下。 　　府所掌握并为官府服务的，从作坊的原料来源到制成的产品，基本上都不和市场发生联系。因而，这种手工业不但不能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反而排挤和压抑私人手工业的发展。 　　2。私营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唐代的私营手工业，在农业空前发展的基础上，比以前各代都有显著的发展。除众多的农村家庭副业外，还有规模不等的个体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这些作坊大多集中在都市里。比较而言，南方手工业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通过南北技艺交流，推动了全国手工业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现将唐代私营手工业的几个主要行业介绍如下：纺织业　纺织业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也是唐代私营手工业的主要部门。这是因为，众多的百姓不仅需要穿衣戴帽，而且要向官府缴纳庸调（绢、布等等）。于是纺纱、织布、缫丝、丝织等，就成了与农业生产粮食一样不可缺少的手工业生产。当时，纺织分为丝织、麻织和棉织。其中以丝织业最有成就，不仅品种繁多，花样丰富，而且织造精巧，色彩艳丽。先是北方各州以织绢见长，从《唐六典》所载全国各地织物的质量来看。一二等贡品皆出自宋州（河南商丘）等地。纺织业中心在今河南、河北地区。这些地区百姓向政府缴纳的庸调，一般都是绫、绢、絁。定州（今河北）每年常贡的细绫、瑞绫和特种花纹的绫，有1500　多匹，较其它州高出约百倍。剑南诸州也产丝织品，益州的锦尤佳。山南、淮南、江南的一些州县，后来丝织业也比较发达。但这些地区和关内、河东、陇右一样，一般民间织品仍以火麻、赀布和苎麻等麻织品为主。因而火麻、赀布列为一、二等者，皆出自宣州、润州、沔州、黄州、舒州、蕲州、狱州、荆州、庐州、和州、晋州、泗州等地。而岭南的桂州（今广西桂林）一带和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则出产棉织品和丝织品。近代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葬中，就发现了大量的唐代丝织物和开元九年（721　年）郧县光同乡贺恩教交纳的庸调布。另外，在敦煌莫高窟等地还出土了兰溪县归德乡吴德，吴国交纳的脚布（租庸脚士所交，用以代替转运粮食力役的布）。这些丝织品和布的出土，证实了文献记载上唐代纺织业的发展。这些品种花式丰富多彩的产品，虽然有的出自官府织造，有的则是民间织造。它说明，当时大规模的民间纺织作坊已经出现，如定州的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①。太守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其中一部分是织花缣文纱的女奴。在民间的纺织业中，有一些能工巧匠，创造出来技艺高超的作品。据在敦煌千佛洞发现唐朝薄绢的人说，这种几乎透明的薄绢，用作千佛洞的绢幡，幡两面都绣有佛画，挂在穹门或到佛堂去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有风时，绢幡尽管摇摆，人们仍然可见画上人物栩栩如生。另外，唐白居易《缭绫篇》所说的缭绫，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所记"人本似无重量"的无花薄纱"轻容"，《太平广记》中所记的"一匹正够四丈，称起来只有半两"的"轻绢"等，可以说都是极为难得的特种手工工艺品。丝织业的发展，其基础是养蚕业。只有养蚕业发展了，丝织业才有充足的原料来源。另外，缫丝、丝织技术的引进、传播与提高，也很重要。 　　唐代中期以前，北方养蚕业比南方发达，缫丝、丝织技术也比较先进， 　　①　《朝野全载》卷三。 　　所以才有江东（唐贞观时十道之一，辖境相当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部分，湖北、四川江南的一部分和贵州东北地区。）节度使薛兼训，让所部军人娶北方善缫丝女子为妻，带回南方，因而使越州（包括会稽、山阴、诸暨、上虞等县）一带，养蚕、缫丝、丝织业得到迅速发展，所产绫纱织物成为全国著名产品的趣事。这一故事载于李肇撰《国史补》，内容是：大历二年（公元767　年），薛兼训任江东节度使。他到任后，看到浙江东部农村养蚕不普遍，丝织技术也比较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想出了一个妙法，那就是由他在军中挑选了一批来自北方的未婚青年，发给他们优厚的财物，密令他们回到北方后，设法选择善于缫丝或丝织的妇女与之结婚，然后带回南方。这个办法果然见效，一、二年之内陆续娶回了数百个缫丝、丝织能手。 　　据《旧唐书》载，天宝二年（公元743　年），韦坚引浐水到望春楼下，积水成广运潭，恭请唐玄宗登楼看新潭。韦坚聚江淮漕船数百艘，船上满载美女及各郡特产。其中有丝织物，但品种不多。以会稽郡为例，只有罗、吴绫、绛纱三种优质产品。到了四五十年以后的贞元年间（公元785-805　年），浙江钱塘江以南，丝织生产的情况就大为改观，除所贡指定的丝织物以后，还特别向朝廷进贡优质新产品"异文吴绫及花鼓歇纱"等多达数十种。 　　从当代征调民间绢绸数量之大可以看出，没有相当雄厚的生产基础是做不到的。此外，从统治者和富商巨贾大量挥霍屯积绢绸织物，以及史载有些织物织造技巧之高超可以说明，当时的养蚕、缫丝、丝织业的确很发达。唐玄宗时，富商王元宝曾对唐玄宗夸富，他说，我可以在终南山上每株树挂绢一匹，山树挂满，我家的绢也用不完。另外当时有个安州人叫彭志筠，偶然来了想坐官的兴致，便自愿献出绢绸三万段资助军费，从而换了一个赐奉议郎（从六品官）的名号。唐玄宗时，"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一身兼职四十多个，广收贿络，金银珍宝等资财无数，仅库存绢帛就多达三千万匹。富商达官如此，唐王朝国库里的绢帛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丝织品外，麻织品、棉织品生产数量也很大。纻（指苎麻纤维织的布）的质量以复州所产为第一等，常州所产为第二等，扬、湖、沔州所产为第三等；苏、越、杭、蕲、庐、衢、饶、洪、婺州，郢州、江州，台、括、抚、睦、歙、虔、吉温州，泉、建、闽、袁等州，也都有出产，但质量则分别列为四至八等。火麻（大麻的俗称）织品则以宣、润、沔州所产为第一等，舒、蕲、黄、岳、荆州所产为第二等，徐、楚、庐、寿州所产为第三等，沣、朗、潭州所产为第四等。赀布则以黄州为第一等，庐、和、晋、泗州为第二等，绛、楚、滁州为第三等，泽、潞、沁州，京兆、太原、汾州、褒、洋、同、岐州，唐、慈、坊、宁州，登、莱、邓州，金、均、合州也都有出产，分别列为四至九等。 　　棉纺业的发展，在唐人陈鸿所撰《东城老父传》中，就曾记载唐玄宗时长安市上即有卖白叠布者，白叠布就是棉布。稍后，由于左拾遗夏侯孜着桂管布衫入朝，引起唐文宗也着桂管布衣服，因而"满朝官员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这种桂管布也是棉布，因其产于岭南桂管一带而得名。它说明，岭南桂管地区当时已有了棉纺业。桂管布的采料可能是木棉。用桂管布制成的衣服厚重，可以御寒，故曾风行一时。 　　当时的丝、棉织品除上述品种外，还有宣州所产丝织地毯，太原所产的毛线织成的毳缕地毯和成都丝织的锦花缛。白居易《新乐府》中的《红线毯》篇说："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这种丝线地毯比太原的毳缕毯柔软，比成都的锦花缛厚暖，更为精美，华贵。但据诗人说，织造一丈这样的地毯，要用丝一千多仞，所以同情百姓的诗人白居易，不禁发出慨叹："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随着丝织业的发展，丝织技术也日益高超。唐中宗时，他的爱女安乐公主成婚时，地方官为了奉迎这个奢侈贪欲的公主，向她呈献了单丝碧罗裙，裙上缕金的花鸟栩栩如生，鸟的大小仅如黍米，而眼、鼻、嘴俱全，精细纤巧，令人叹为观止。其它精美织品，不胜枚举。这些丝织品即为丝织巧手称为织锦巧儿们的杰作，织锦巧儿大多为青年女性。少府监（尚方监）的巧手，多从民间私营作坊选来，一旦选入宫中，便终身为宫廷服务，直到老死。就是散在民间未被选入宫中的能工巧匠，若被官家选定为"贡绫户"也往往终身不得出嫁。这也就是说，唐代那些绚丽多彩的丝绸、丝绣，都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含辛茹苦辛勤劳动的杰作。她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文明，满足了统治者和达官贵胄的贪欲和享受，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向往，而自己却默默地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这就是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在盛世尚且如此，动乱年代的悲惨生活便可想而知。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染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除了适应宫廷和官府需要，官营染业具有相当规模外，在民间，染业也颇发达，因为人们要穿衣服、用布帛，虽然不像皇帝、后妃、各级官吏那样穿用色彩艳丽的服装、布帛、丝绸，但也不能一概本色。由于染业适应百姓生活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染色方法也越来越多，染色技术也不断提高。唐玄宗时，夹缬（也称夹结）染色法已"遍于天下"。夹缬，是以两块木板雕刻同样花纹，着色之后夹帛染色的一种方法。另外，还有﨟缬（就是蜡染）、绞缬等染色方法（详见官营手工业织染业部分），也都是民间发明，之后才传入宫廷的。 　　矿冶与铸造业唐初的矿冶与铸造业，主要由政府直接控制，但允许民间私采，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产量收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实物税。直到后来唐德宗时，才规定天下坑冶尽归盐铁使收税。但是，这也引起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据史书记载，当时分布在陕州（河南陕县）、宣州（安徽宣城）、润州（江苏镇江）、饶州（江西鄱阳）、衢州（浙江衢县）、信州（江西上饶）等地的坑冶，有"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①。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好像这些坑冶都在陕、宣等六州，一说认为，这是那时收税的矿，不曾收税的不在此数之中。但仅此即可看出，那时的采矿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但规模还不够大。所以才出现因为缺铜，以至于豪富人家毁钱铸铜器或佛像的事。唐代铸造业规模最大的是铸钱业，唐玄宗时全国有铸钱炉99　处，每炉一年铸钱3300　贯，用铜21200　多斤。当时的冶炼和铸造器物的技术，也大有进步。唐中宗李显曾"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②，能够制造出这样大而精致美观的衣镜，可见其技术水平之高。我国的历史博物馆中，收藏有许多唐代的金属陈列品，大都造型优美，纹饰精致。有的器物还可能使用了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根据这些器物可以推定，当时使用的金属制品， 　　①　《新唐书·食货志四》。 　　②　《朝野全载》卷三。 　　其冶炼、制造的方法和过程，都已达到了新的水平。可以窥见其冶炼铸造业技术的进步情况。 　　制瓷业　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到唐代，制瓷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作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当时，著名的瓷器产地有，类玉如冰的青瓷产地越州（浙江绍兴），如雪似银的白瓷产地邢州（河北邢台）。这两地有名的越窑和邢窑，分别是我国青瓷和白瓷的最早产地。两窑产品产量质量都很可观，除内销外，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此外，寿州（安徽寿县）、岳州（湖南岳阳）、鼎州（湖南常德）、婺州（浙江金华）和四川、河南等地也都产瓷器。《元和郡县志》记载河南府开元时曾进贡过白瓷；杜甫曾说邛州大邑的白瓷胜过霜雪；饶州浮梁昌南镇（今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从唐初以来，就有假玉器之称。据考古发现。早期景德镇的瓷器青白兼有。特别是在胜梅亭发现的唐代白瓷，经化验证明，瓷胎白度已达到70％，接近于现代细瓷的水平①。在唐代，还出现了著名的"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彩釉（多为黄、绿、蓝三色，故名）陶器，有马、骆驼、双鱼瓶以及人俑等，可供贵族玩赏，有时也用为殉葬品。这种手工艺品色彩艳丽、形象逼真、造型生动，在古代工艺品中享有很高的评价。流传至今，仍然受到中外人士的喜爱。 　　纸张文具业　造纸也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创造和卓越贡献。 　　造纸起源于什么年代，目前尚有争论，姑且不论。但到唐代时，造纸业已经有了很大成就，产地广、产品种类多，质量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皮纸、藤纸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麻纸生产则更加兴旺，发展成为白麻纸、黄麻纸和五色麻纸等多种，以适应不同的用途。即凡是诏令、笺表用白麻纸书写，所以当时宣布诏书称作"宣麻"。官府抄书也用麻纸，写经则用黄麻纸，敦煌石室藏经就大部分是麻纸抄写。唐玄宗时，仅洛阳、长安两地抄写四部库书就达125960　卷，可见麻纸用量之大。另外，新疆出土的唐纸，也大部分是麻纸，可见麻纸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 　　皮纸蒸煮要求高，较树皮价格也较贵。但皮纸坚韧敦厚，具有麻纸所没有的优点，更适用于书写和绘画。唐代冯承素的《兰亭序》摹本和韩晃的《五牛图》用的都是皮纸。皮纸的原料主要是楮皮、桑皮。四川成都所产著名的薛涛笺，就是用当地所产木芙蓉为原料所造的小皮纸。广东罗州（今广东廉江县）还用栈香树（瑞香科沉香属植物）的皮造纸。 　　还有一种藤纸，在唐代达到了全盛时期。藤纸是用青藤的皮为原料造的纸，也用于书写官府文书。藤纸分为白藤纸、青藤纸和黄藤纸等多种。《元和郡县志》载"余杭县由拳山旁有由拳村，出好藤纸"。浙江的杭州和婺州（金华）、江西的信州（上饶）等地，都是唐代藤纸的著名产地。 　　在唐代，广东韶关一带生产一种竹纸。这种纸拉力强度不好，容易破裂，当时还不能用于书写。但因原料资源丰富，所以从宋代起，逐渐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元明清时，竹纸便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还有一种混料纸，即用几种原料混合所造的纸。这样造纸可以收到取长补短的效果。例如，以皮料为主混入少量废旧麻织品的纤维所造的纸，就有既可降低成本，又仍具有皮纸优点的效果。混料造纸起源较早，唐时有所发 　　①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0-　101　页。 　　展，新疆出土的唐高宗李治麟德二年（公元665　年）卜老师借钱契，就是由麻和楮皮两种原料混合造成的纸书写的。 　　唐代纸的加工技术，也是丰富多彩。 　　砑光--纸张经过砑光，可使纸面平滑、有光泽。唐代的书写用纸，一般都经过砑光，唐代诗人皮日休曾对藤纸作过"剡藤光于日"的评价，可见当时的砑光技术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施胶--经过施胶的纸，显得格外莹滑平整，还可以防止洇水，著名的唐代流沙笺，即经过表面施胶。施胶时，先"作败面糊，和以五色，以纸曳过，令沾濡，流离可爱，谓之流沙笺"①。这是用淀粉表面施胶。在唐代，还开始用植物胶代替淀粉作为施胶剂。而国外用植物胶作为施胶剂，大约在九百多年以后的十八世纪。 　　涂蜡--涂蜡可以增加纸的透明度，不仅纸面光滑，具有防水性能，而且便于临摹。唐代就有人说过："宜置宣纸百幅，用蜡涂之，以备摹写"①。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手抄本《刊谬补缺切韵卷》所用的纸，就是经过双面加蜡、砑光的。著名的唐代硬黄纸，曾经用于许多重要著作，例如，现存唐人书法摹本《万岁通天帖》，开元六年的《无上秘要》手写本，用的都是硬黄纸。这种硬黄纸先"染以黄檗"、"再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②而制成的。它质地硬密，呈半透明状，而且防蛀抗水。 　　唐代还生产一种粉蜡笺。传说当时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枯木赋》，智永书写的《千字文》，都是用"粉蜡纸拓"③。粉蜡笺是在纸面上先涂粉，再涂蜡而制成。所涂的粉可以是白色的，也可以是彩色的。在制成的彩色粉蜡笺上，还可以用金粉、银粉拌上胶料后，绘出云龙、花草、山水、如意等图案，制成珍贵的艺术品--泥金银绘彩色粉蜡笺。 　　染色--染色，可以使纸张美观。在西汉时即有把纸染成红色的记载。 　　唐代著名的薛涛笺，就是染色纸中的佼佼者。薛涛原是长安人，因父亲入蜀为官，她随父到了四川。后来，其父病故，她定居于成都，从小就懂诗文、音律。后来，她常与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吟诗，写诗，写诗所用的一种深红小彩笺，是她亲自设计的。这种笺纸，是用芙蓉花的汁，加入芙蓉树皮为原料的纸浆中，制造的彩色纸。由于这种纸为薛涛设计，便被称为薛涛笺。又因薛涛家居成都浣花溪，后人又称薛涛笺为浣花笺。 　　洒金--洒金，是用金（或银）粉洒在用粘结剂绘好的图案上，或者直接用笔蘸上金银粉在纸面上绘出各种图案。这种纸叫金花纸或金花笺。 　　金花纸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用途很广。文人墨客"以金花笺写诗"①，唐玄宗与杨贵妃赏牡丹，曾以金花笺赐李白，要李白当场写诗。在唐代，"凡将相告身用的金花五色绫笺"②和文武官员委任状用的金色五色绫笺，都是这种金花纸。官民订婚时男女双方彼此交换的庚帖（写明本人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的帖子），有条件的也用上面绘有龙凤等吉祥图案 　　①　《文房四谱》。 　　①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②　《宦游纪闻》。 　　③　米芾：《书史》。 　　①　《非烟传》。 　　②　《翰林志》。 　　的金花纸。 　　金花纸是制纸工匠和民间画师共同创造的一种珍贵的工艺品，这种富有艺术风格的精美纸张，也足以显示出我国古代造纸加工的卓越水平。 　　此外，书画用纸对纸张有特殊要求。唐代书画的高度成就，显然与当时的纸张质量提高有一定关系。 　　我国古代手工纸中，以宣纸最出名，一千多年来，它一直受到书画家的赞美和喜爱。而宣纸的出现，至迟在唐代（也很可能在唐代以前），因为唐代宣纸已经是宣州的贡品。私人贮藏宣纸者也大有人在，而且是"置宣纸百幅"。宣纸之所以被夸为"文房四宝中的珍品"，是因为它具有洁白、柔韧、韵墨性能好和吸墨不洇的特点。这是无数造纸工匠，经过一千多年不断努力改进的结果。 　　造纸起源于何时，是个尚有争论的问题。造纸起源于何地，现在也无确证。不过，早期造纸的中心在洛阳还是可以确定的。东汉时，首都在洛阳，洛阳自然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纸张的需要量很大，为了满足需要，洛阳造纸生产的规模比较大，也是可以想象的。除洛阳外，造纸生产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在隋唐时期，造纸主要产地集中于南方。南北统一后，造纸产地迅速扩大。到唐代，江苏的扬州、常州，是生产贡纸的地区之一，所产六合纸称为扬州六合笺，质量比南朝时又有所提高。浙江的杭州、越州（绍兴）、婺州（金华）、衢州，是生产藤纸的中心地区，除剡溪外，余杭由拳村的藤纸质量特别好，全国驰名。杭州、婺州（金华）、衢州，也是全国十一个贡纸地区中进贡藤纸的地区。睦州（浙江淳安县西）、绍兴则是除广东以外生产竹纸的地方。绍兴的竹纸被认为质量优于他处。安徽的宣州（宣城）是宣纸的诞生地，歙州（歙县）、池州（贵池）是楮纸的著名产地。江西的江州（九江）、信州（上饶），湖南的衡州（衡阳）以及四川的益州（成都）都是新兴的造纸地区和贡纸产地。临川（抚州）生产的滑薄纸，全国闻名。衡阳的"王家纸"、"五里纸"，湖北均州的大模纸，四川生产的麻面、屑末、滑白、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等，都是唐代闻名全国的名纸。 　　北方造纸业不如南方发达，但陕西关中地区，也是唐代麻纸的产地。蒲州（山西永济）的"百日油"纸也很有名，说明山西也是北方造纸地区。河北的巨鹿一带，也是纸的产地，而且纸坊规模较大。西藏、云南、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渐掌握了造纸技术，开始发展造纸业。总之，唐代造纸业逐步发展，为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而兴起的造纸业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山西制墨业比较有名，潞州（山西长治）、绛州（山西新绛）和易州的墨最著名。毛笔产地很广，宣州溧水制作的兔毫笔，最为精妙。唐开元中，著名笔匠铁头，制笔"莹管如玉"①，品质极佳。虢州（河南灵宝）、歙县（属安徽）生产的砚，在当时颇负盛名。端溪（广东德庆县）的紫石砚，也为天下人通用。 　　印刷业　唐初已有印刷品。在南朝发现的刻印于公元704-751　年间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足以证明。如果上推到唐太宗时代的公元645-664　年，也是有可能的。署名唐代冯贽的著作《云仙散录》引《僧苑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僧、尼、善男、善女），每岁五 　　①　《酉阳杂俎》卷六。 　　驮无余。"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54　年）回国，在宁德元年（公元664年）去世。这段话如果说的是事实，至少说明雕板印刷发明于公元664　年以前。此后，刻版印历本、佛像大量出售的记载就比较多见了。可见，唐朝印刷业在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发展着。新中国成立后，四川成都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一方，长宽各约一尺，中刻一尊佛像，佛像四周刊印梵语经文，四边印有各种小佛像。由此证明，唐代印刷技术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为北宋印刷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制糖业　用甘蔗榨汁熬糖，唐初已经开始。掌握这种方法开始于公元647年，是唐太宗派人到天竺摩揭它国学来的。如法制糖，色味远胜西域糖。以后制糖法逐渐流传到各地。《元和郡县图志》有蜀州贡沙糖，青州贡糖的记载。史籍又有用甘蔗制糖霜（又名糖冰），用茅草根捣汁熬制洗心糖的记载。制酒业　中国是酿酒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殷商时期的酿酒水平就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最初主要是黄酒，以后又在黄酒的基础上酿造出了白酒。由于酿酒业的发展，酒的品种越来越多，质量也逐步提高，受到上至帝王、下到一般百姓的喜爱，使赐酒成为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酒文化也成为中国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酿酒业已经很发达，并且制造出了浓度较高的蒸馏酒--即烧酒。烧酒之名即始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荔枝楼对酒》诗中："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唐代好酒的诗人、学士闻名于世者最多。李白"斗酒诗百篇"，被誉为"醉圣"，与贺知章、王进、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酒中八仙"，白居易自封为"醉尹"，皮日休名曰"醉士"，王绩则叫"斗酒学士"。他们的不少佳作，都是在酒后创作的。书法家怀素等的佳作，也多是在酒后兴奋时一挥而就的。 　　制茶业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也很久远。但茶字却出现于唐初。唐初陆德明、颜师古等人读"荼"为"茶"音，字形未改。到唐代中期陆羽著《茶经》时，才正式把"荼"字改为"茶"字。 　　陆羽的《茶经》，是我国茶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部茶书。它对茶的起源，茶的产地，采茶的器具，制茶的过程，饮茶的方法，所用的器具等都进行了论述。陆羽之所以能够写出《茶经》，说明在唐代中期以前，产茶、制茶、饮茶已经相当普遍，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茶经》的问世，又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饮茶的发展。到唐朝中后期，茶真正成了举国之饮。 　　唐代的私营手工作坊，大多分布在城市，特别是都城和其它较大的城市里。这些作坊数量很大，种类不同，有纸坊、毡坊、绸坊、染坊、绩坊和金银匠坊等等。它们生产的手工业品主要供统治阶级和富户、巨贾享用，也供给某些一般消费者。但一些精美的奢侈品和珍贵的工艺品，则与一般消费者无缘。手工作坊的主人，有的是师傅，大多与家属、学徒一起劳动；有的则是官僚、地主和富商。此外，还有一些拥有简单工具、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他们一般还与农业保持着联系。至于民间的手工业者，则通常并不脱离农耕。甚至那些从诸州挑选出来的，为官府服役的"材力强壮，技能工巧"的短番匠，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①。 　　总之，手工业的发展，与统治阶级从农业方面取得财物的多少是联系着 　　①　《唐六典·工部郎中员外郎》；《唐大诏令》卷一○八，《停修大明宫诏》。的。唐初，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从农民那里得到的米绢布钱等财物日益增多，便转向手工业者取得消费品和奢侈品，以满足其需要，这就进一步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唐初手工业发展较快，其原因即在于此。 　　由于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行会也随着同业之间竞争的加剧而出现了。 　　唐代手工业行会，是我国手工业行会的开始。但由于缺乏资料，唐代手工业行会的内部情况至今不详。在现代历史学家中，对唐代是否有单独的手工业行会，认识也不一致。据零散记载，仅知每一行业有共同的行规和行业神，有行首、"行老"，同一行业的工人报酬、产品价格有统一的规定，以避免同业之间的竞争。行首、"行老"对内掌管行务，祭神时为主祭；对外则充当该行业的代表。主张唐代有单独的手工业行会的学者认为，行会这种手工业者的封建组织形式，在它的初期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城市手工业的巩固和发展。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行会就愈来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②。 　　②　参见《文物》1959　年第9　期《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 　　（三）商业的繁荣在农业与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唐代的商业也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唐前期商业的繁荣，表现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及交通的空前发达等方面。 　　在唐代，城市有了进一步地发展，它不仅是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而且成为商品交易中心和物资交流的枢纽。当时，长安称西京，洛阳称东京，都是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此外，西南的成都、桂林；南方的广州、交州；西北的兰州、凉州；黄河流域及其北部的开封、太原、定州、滑州；沿海地区的泉州、杭州、扬州、登州，以及荆州、相州、幽州、汴州、宋州等，都是政治中心城市，或者是经济中心城市。一般州县的城市则更多。加上新设的县城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的城市，唐朝城镇总数达到1000　个以上。 　　唐代城市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海外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江、浙、皖、赣等南方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等生产的迅速发展。 　　长安是唐朝的都城，其规模、布局、坊市位置等，在隋朝时即已确立。 　　唐朝时对它的宫阙楼观又进行了扩充加工。在开元唐朝鼎盛时期，长安城也是最繁荣、最热闹的时期。 　　长安城是一座长方形的城市，南北长8651　米，东西长9721　米，周围约36.7　公里。它坐落在终南山和渭河之间的平原上，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个部分。宫城为宫殿区，皇城是中央政府官衙区，与外面的民居商肆完全分开。在外廓城中，有十二条南北大街和十四条东西大街，把全城分割成108坊，每坊广长各300　余步，方方正正。坊主要是住宅区，四周围以高墙，王公勋贵和大小官员的宅第，遍布其间。坊以外还有东西两市，对称地坐落在皇城外的东南和西南。市是手工业和商业聚集的场所。市的四面各开两门，中间遍布商店，正中有市会办公的官衙。市会负责对整个市进行管理。据文献记载，东市有220　个行，它聚集四方财货，是繁盛的商业区。西市与东市大体相同，但人口比东市多，也比东市更为繁华。有绢行、装饰品行、大衣行、秤行、果子铺、鞧辔行、药行、金银行等许多行。在市上经商的除唐人外，还有西域波斯等地的人。胡商经营的葡萄酒，当炉胡姬所跳的胡旋舞，颇受长安人称赞。当时，依照规定，中午时击鼓三百下，表示市场活动开始；日落西山时，鸣钲三百下，商店便闭门停止营业。尽管有这些限制，市场还是很活跃。 　　在东西两市，出售同类货物的店铺称为肆，若干肆集中排列在同一区域里，叫作行；堆放货物的货栈叫作邸，邸为外地客商服务，替他们代办批发交易等事宜。《长安志》载，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①。 　　仅次于长安的全国最大的市是东京洛阳。东京洛阳的市称为南市，有120行，3000　多个肆。唐高宗时，又将临德坊立为北市。 　　除西京、东京外，各州和多数县的治所，也都设市。市由市令掌握钥匙，按时开闭市门。在各州中，广州、扬州等贸易兴盛，同属第一等。扬州被夸 　　①　《长安志》卷八，《东市》。 　　为"十里长街市井连"。福建泉州（今泉州市）也是重要商埠。此外，楚州（今江苏淮安县）、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荆州（今湖北江陵县）、湖州（今浙江宁波市）、益州（今四川成都市）、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等，都是著名的大州市。著名的县市也不少，如富阳（今浙江富阳县）、盐官（今浙江海宁县）、盐亭（今四川盐亭县）等，其商业活动虽比不上州市，但也相当兴旺。在离州县治较远，但交通便利的地点，也因商业活动的需要而自然形成了一些市，这种市称为草市。据资料记载，唐昌县（今四川崇庆县）建德乡草市，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①。《唐会要》载，德州安德县与齐州临邑县接壤处有一灌口草市。唐人诗文和小说中，也多谈到草市。 　　此外，岭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市，许多地方有庙会，都是出售货物的场所，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交易的市场。 　　自城市到乡村这些众多的、大小不等的市的存在，说明唐朝的商业空前兴盛。 　　随着商业的日益发达，出现了早期的商人同业组织--行（háng，音杭）会。史籍记载，长安市有二百二十行，东京南市有一百二十行。这里所谓的行，指的是行业，同一行业往往就有行会的组织。行会有行头，或称行首。一个市的行数越多，说明该市商业越发达。商业行会是商人的组织，有的行会也吸收为商人制造金银器、铁器等的工匠参加，因为他们附属于商人。一些出售自制物品的工匠，也以商人的身份加入某一行会。 　　商业与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发达的商业，必然促进交通的发展；交通的发展，也会推动商业发展。唐朝国内水陆交通畅达，与国外的水路交通也很发达。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商业活动的大动脉。在南方，更是河流纵横，湖泊颇多，交织成为巨大的水道网，把沿岸及内地的许多城市联结起来，构成"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①的态势。此外，唐朝时的海上运输，也已经初具规模。唐太宗起兵攻高丽时，即曾由海上转输粮饷。在平时，也有海上运输。《旧唐书》载，唐玄宗开元年间，"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舟人皆死"②。《旧唐书》、《宋庆传》、《姜师度传》，也都说到唐玄宗暂停海运之事。开元以后，两浙、山东、河北、福建、岭南沿海的海运，更加发达。 　　唐朝交通发达，还表现在通往边疆地区和通往国外的道路上。据史书记载，这些道路主要是：唐朝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有五条干线通向四面八方：一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这是东路；二是自长安经岐州（陕西风翔县）、成都，达西南各地，这是西路；三是自长安经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樊市襄阳城）达长沙、桂林，再南至安南或广州，这是南路；四是自长安经太原，出娘子关至范阳（北京市）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京广线至范阳。这是北路；五是自长安经邠州（陕西邠县）、凉州（甘肃武威县），再西到西域诸国。上列城市都是长安以外的交通枢纽， 　　①　参见陈溪《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 　　①　《旧唐书·崔融传》。 　　②　《旧唐书·王行志》。 　　从这些枢纽可达其它城市，形成一个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在各主要交通线上都设有驿传，每30　里有一驿，驿有旅馆、驿卒及车、船、马、驴等交通工具，以备传递公文和官吏往来、商贾行人租用。酒食丰足、社会安定，远行数千里，无须携带兵器。唐玄宗时全国有驿路达四万多里，共有1643　所驿站（陆驿1297　所，水驿260　所，水陆相兼之驿86　所）①。 　　通往中亚各国的道路有三条，一条是自长安向西，穿过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直达中亚；另一条是从广州出海，越马来半岛、苏门答剌等地至锡兰，再向西入波斯湾抵达中亚；再一条是由锡兰至波斯湾后，沿阿拉伯海岸，到达红海。 　　通往印度南海诸国的道路有四条，一条是越葱岭后，南行经乌浒水至阿富汗境，沿加布里河东下至西印度；另一条是由剑南西川入西藏，南行过雪山经尼泊尔至印度；再一条是由桂林经云南永昌至缅甸，再从缅甸到印度；第四条是海路，由广州或河内出海，经马来半岛，可达印度尼西亚、锡兰或印度。 　　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的道路有四条，一是由幽州过辽西走廊，经辽阳渡鸭绿江至平壤；二是海路，由登州（今山东蓬莱）出海，经辽东半岛抵达朝鲜半岛，由朝鲜半岛至日本；三是从扬州沿长江出海，前往日本；四是由楚州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经朝鲜半岛再至日本。 　　通往回纥的道路则是从中受降城（今内蒙古五丈原）可达。 　　通往大漠南北的道路是从夏州（陕西横山县西）出塞外，经大同、云中等地抵达②。 　　这些通道，大多是商业往来最重要的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是横贯亚洲的"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东起长安安远门（西门），向西穿过河西走廊或经今新疆境内的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在今喀什以西越过葱岭，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南部（今撒马尼汗附近）西行；或经今新疆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在莎车（今莎车县）以西越过葱岭，再经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西行。以上两条西行路线，都在木鹿城（今马里）交会，然后向西经西椟城（今里海东南达姆甘附近）、阿蛮（今哈马丹）、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达罗马各地。通过这条道路，大量中国丝、丝织品和其它商品西运各国，故称丝绸之路或丝路。其它商品以及东西方各种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多通过这条道路。因而，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起到了促进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 　　丝绸之路还有支线，一是沿新疆天山北路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至西域各国；二是由中国南部出海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通过海道西进。 　　唐朝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唐初统一钱币的工作，开始于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废隋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其后，盗铸颇多，高宗时曾一度改铸乾封泉宝，后又准开元通宝流行。武周时，为了统一钱币，曾令百姓依所悬样钱用钱，但仍有盗铸。天宝时，全国有铸钱炉99　座，每年铸钱22　万贯①。这时"用钱稍好"，不过， 　　①　《大唐六典·尚书兵部》。 　　②　参见《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①　《通典·食货典·钱币下》。 　　唐代虽通行用钱，然而绢、布等仍像前代那样当作货币使用。有些官僚豪商，有时也使用罗马、波斯、日本等国的金币或银币。 　　唐朝的度量衡，开始时继承隋制，小斗、大斗（为小斗三斗），小尺、大尺（为小尺的一尺二寸），小秤、大秤（大秤一两为小秤三两）并行。后来唐朝进行了统一，规定公私皆用大制，小制只用于"调钟律，测晷景，会汤药及冠冕"②。大大便利了商业及其它活动。 　　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品种繁多和交换日益频繁。开元时期，不论是为贵族、官僚等享用的铜镜、毡毯、绫锦、锦袍、乐器、金银器、酒类等奢侈品，还是城乡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品，如毛织品、麻织品、丝织品、装饰品、金属制品、木制品、盐、茶、糖、酒、纸、矾、药材、粮食等，都在市场上有频繁的交易，而且物价波动不大。贞观初年，米价三四文钱一斗，到百年以后的开元年间，米价十三文一斗，青、齐等地谷五文一斗。 　　随着商业的发展，资本雄厚的行商坐贾逐渐出现。唐高宗时，长安大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唐玄宗时，他问富商王元宝有多少家财。王元宝回答说："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①。以至唐玄宗说："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②。此外，蜀人宋霸子，京兆人任令方、杨崇义、郭万全等，也都是全国闻名的大富商。他们和官府勾结，或投资于土地，或经营高利贷，具有很大势力和浓厚的封建性。 　　②　《唐六典·太府寺》。 　　①　《太平广记》卷四九五，杂录三，邹凤炽条。 　　②　《太平广记》卷四九五，杂录三，邹凤炽条。 　　（四）中外经济交流的空前发展在天宝年间以前的唐朝，国内统一，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文化繁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是世界上的头等强国，在世界各国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与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往来和商贸活动也非常频繁。 　　当时，唐朝为了加强管理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使"，专门掌管中亚西域诸国，以及西北各族从陆路来华的贸易事宜和海外贸易，诸如验货、定价、抽税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说："［开元］二年，。。时右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使，与波斯说：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新唐书·柳泽传》说："开元中，。。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陛下新即位，固宜。。广示节俭，岂可以怪好示四方哉！"可见，唐玄宗初即位时，在交、广等海上贸易最盛之地已设有市舶使。 　　那时，中亚西域诸国从陆路到河西诸郡进行交易的有40　多个国家。自海上来华的各国贸易船只也很多、很大。如《唐国史补》卷下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当时，东南亚的林邑、真腊、师子、波斯、阿拉伯等国，都到广州等地做生意，故唐朝在广州、扬州等地设立口岸。当时，在广州、扬州等主要口岸，就有"南海舶"、"波斯舶"、"狮国（今锡兰）舶"、"印度舶"、"交趾舶"、"昆仑（可能是非洲诸国）舶"、"西域（多属阿拉伯国家）舶"和"日本舶"等数十种名称。中国出海的海船也很大，有的长20　多丈，体积与抗风能力均超过了大食海舶，能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和波斯湾之间。中国与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络绎不绝，双方交易品的种类繁多，输入品以马匹、毛皮、香料、药材、禽兽、木棉、布匹和其它奢侈品为主；输出品以丝织品、瓷品、茶叶、铜器、铁器、土特产品和杂货为主。那时进行对外经济交流的对象主要是西域、中亚；印度、南海及渤海；朝鲜半岛和日本。 　　西域、中亚的许多国家，很早以来就和中国发生了经济文化关系。唐初，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国的使者往来不绝，彼此经济交流更为广泛。波斯（今伊朗）和大食（阿拉伯）是中亚的主要国家，和唐朝都有密切联系。唐朝的许多城市，都有波斯人作生意。在长安和扬州两地，有波斯人酿造的名酒三勒浆出售。中国的商船也常在波斯湾上的港口停泊。许多商品如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果品、狮子、鸵鸟等动物，石榴、胡桃、胡麻、菠菜等蔬菜和植物，由波斯输入中国，唐朝颇为流行的马球，也是从波斯引进的；中国的丝、纸、大黄、黄连等，也先后输入波斯。 　　中国和大食建立邦交也很早（约在公元651　年），据不完全统计，至公元798　年，大食先后派往中国的使者有36　次之多。大食商人也频繁的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向中国贩运香料、药材、犀象、珠宝、琉璃、火油（石油）、鸦片、豌豆、丁香等。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则深受大食官民的喜爱。 　　中国和印度及其它南海诸国的交往历史，也很久远。 　　一是和吐番的泥婆罗（即尼泊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二是和当时称为骠国的缅甸，经济、文化交往也比较密切。贞元中，缅甸遣使者来唐，此后，两国往来频繁。当时，从缅甸输入中国的商品有白毡、棉布、琉璃器皿等；中国输往缅甸的商品主要有丝、绸、锦、绣及铁器等。在缅甸文学家的诗篇中，曾有"到中国买针去"的记载，可见中缅两国经济上的交往是比较密切中。 　　三是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中国和这几个国家自公元一世纪就有交往。公元636　年，唐名僧玄奘到中天竺取经，公元641　年，天竺著名国王遣使至唐朝聘，两国联系进一步密切。唐代丝、茶、瓷等产品不断输入天竺，天竺的胡椒、棉花、砂糖、香料等也源源输入中国。当时天竺包括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历史上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政治上聘使常有往来，经济上互相交流频繁，对两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唐初和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也有密切的接触，唐代的经济和文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很大。 　　朝鲜半岛有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都曾与中国保持着互相移民和文化使者往来的关系。唐太宗灭突厥后，滋长了侵略野心，曾几次进攻高丽、百济，均以失败而告终。后来，高丽内部分裂，全境被唐占领；百济也因与新罗互相攻击，终于被新罗所灭。新罗与唐虽一向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在新罗一度统一朝鲜半岛后，和唐朝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新罗商人到唐贸易的人数很多，次数也很频繁。登州、莱州、楚州、泗州等地都有新罗商人的足迹。登州城建有新罗馆，文登县东有新罗所，楚州、泗州各有新罗坊。这些馆、所、坊等，都是新罗商人住宿和交易的地方。后来，高丽国重新建立起来，灭新罗国，完成了统一朝鲜半岛的事业。 　　中国与日本，在西汉时已有往来。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日本派使者小野妹子至隋，两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在唐代，中日两国使者往来更加频繁，而且有大批留学生和僧人随同。日本商人也不断地来中国交易，向中国输入大量的黄金和土特产品。中国的远航船也载运着大量的丝织品、香料、家具、瓷器等前往日本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唐代后期商业发达，赴日商船更为经常，仅见于记载的就有几十次。在此期间，日本大规模吸收汉文化，使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大都移植到了日本。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某些生产技术，也都输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化生活、社会习俗以及饮食、服饰、建筑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经济方面，日本仿照唐代"均田"和租庸调制，将土地收归国有，六年或十年实行一次授田，受田者要根据租庸调制向国家负担义务。另如，当时日本新建的都城京都，其宫室、寺院全仿唐式，市容街道几乎完全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名称。 　　总之，在盛唐时期，中国对外经济交流非常广泛而深入。随着经济交流的开展，中国吸收了外来的进步文化，也将自己的优良文化传播到了外国，加强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建立起了正常的邦交和深厚的友谊，促进了亚洲地区和全世界的社会进步与繁荣，对增进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 　　（五）漕运事业的发达唐代漕运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蓬勃发达的历史时期，开创了我国漕运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为唐王朝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由于唐代和隋代一样，政治重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却在东南的江淮地区，因而以大运河为主干的漕运体系的畅通与梗阻，便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兴盛与衰败。一般说来，漕运畅通唐王朝的统一局面就得到维系，江南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充实关中地区，唐王朝走向繁荣；漕运受阻，唐王朝统治便岌岌可危；漕运阻绝，统一局面瓦解，唐王朝走向衰亡。 　　1。唐朝前期对漕运干流的开凿、疏浚和整理唐代没有像隋代那样大规模地开凿运河，而主要是利用隋时遗留下来的运河加以疏浚整理和开凿不太长的新运河。唐前期的主要工程有：疏浚汴渠　汴渠亦称汴水，即隋朝的通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河。汴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河引河水入汴口，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之东引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①。由于汴渠首连黄河，河水所含泥沙量大，故在与黄河相接的汴口（即汴口堰，亦称板渚汴口）常被泥沙淤塞。唐初，每年初春都要征发附近州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以保证漕运畅通。至唐中宗时，由于政治动荡，运河修浚不及时，致使汴口"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②。因此玄宗时，唐政府曾两次大规模疏浚汴渠。第一次，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河南尹李杰调发汴州、郑州丁夫疏通渠道。因"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故"刊石水滨，以纪其绩"③。可见取得的成果不小。第二次，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玄宗命将作大匠范安率领"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④。以后至安史之乱以前汴渠基本上保持了畅通。 　　修浚山阳渎　隋时沿用旧有渠道开凿的山阳渎（亦称邗沟），始自山阳（今江苏淮安）通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入于长江。唐初，由于受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向外推移，长江江面变窄，扬子以南至长江之间已不能行船。漕船须绕道瓜步（今江苏仪征东），溯旧官河始能进入扬子斗门。不但迂回绕远，且舟船时被风涛所损。因此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兼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齐澣开伊娄河，自今扬子桥至瓜洲镇，为邗沟增添了一个新的运口。史载："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收利百亿"，"舟不漂溺"①。李白也称赞道："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②从此，瓜洲一直是长江下游北岸的重要渡口。 　　整修永济渠　唐前期除致力于东南系统运河的开凿、疏浚和整理之外，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汴渠》。 　　②　《旧唐书·李杰传》。 　　③　《旧唐书·李杰传》。 　　④　《唐会要·漕运》。 　　①　《唐会要·漕运》。 　　②　李白：《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 　　对走向东北的永济渠，也进行了一些整治工程。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为增加永济渠水源，在引淇水（原为黄河支流，在今河南北部。东汉建安中，曹操于淇口作堰，遏使其流向东北，注入卫河，此后遂成为卫河支流）入渠处建筑石堰。后由于沧州一带地势低洼，为防止永济渠决口，又于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在沧州清池县西北55　里修筑了二条永济堤③。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在清池县西南30　里又修筑了一条永济北堤④。另外，永徽（公元650-655　年）时，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李灵龟在魏州"开永济渠入于新市"⑤，开凿出一条支渠。开元（公元713-741　年）时，魏州刺史卢晖也凿出一条永济渠，名"西渠"。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贵乡）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⑥。其余与永济渠直接或间接相通的还有：经城（今河北威县）的张甲河，南宫（今河北南宫）的通利渠，堂阳（今河北新河）的堂阳渠，昭庆（今河北隆平）的沣水渠，清池（今河北沧县）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的无棣沟，平昌（今山东德平县）的新河，河间（今河北河间）的长丰渠，渔阳（今河北蓟县）的平卢渠等等，这些渠道丰富了永济渠的水源，有利于漕运事业。 　　开凿丹灞水道　丹水为汉水的支流，灞水是渭水的支流，两水同源于秦岭山脉东段，相距仅十余里。唐中宗时，崔湜建议："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今陕西商县），自商镵山出石门（今陕西蓝田西），抵北蓝田，可通挽事"①。中宗准奏，并以崔湜充使，率役徒数万，开大昌关，凿石劈山，终于开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使江淮物资可通过长江、汉水、丹水、灞水、渭水运往长安。 　　修治褒斜道褒斜道即沟通同出秦岭太白山的褒水和斜水间的陆路通道，系汉武帝时，汉中太守张印主持开凿的。其后该道长期为往来秦岭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由于褒斜道通达富庶的蜀汉地区，又可通往江汉与江淮地区相连接，因此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唐以前，封建统治者多次进行维护和修葺。唐初统治者亦复如此。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②，这是唐代第一次治理褒斜道。其后唐王朝经常利用褒斜栈道和水道运输巴蜀物资以供京师。后来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阻断大运河，江淮等地的物资也通过此处输往关中。 　　整治三门砥柱经大运河漕运北方的江淮物资输送到洛阳后，还得经过800　多里的路程才能到达长安，其间因有三门砥柱之险，船只上驶困难，且常常覆溺。因此，唐政府曾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整治三门砥柱，如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①。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②，但山险路窄，挽夫时常坠入河中身亡。张鷟在《朝野佥载》中愤怒地指出："（于）③　《新唐书·地理志三》。 　　④　《新唐书·地理志三》。 　　⑤　《新唐书·楚王智云传》附《李灵龟传》。 　　⑥　《新唐书·地理志三》。 　　①　《新唐书·崔湜传》。 　　②　《册府元龟·漕运》。 　　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②　《新唐书·食物志三》。 　　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价直。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籴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贯禁父母兄弟妻子牵船。皆令系二鈲于胸。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③。水运困难，只好改为陆运。但陆运费用很高，"每丁支出钱百文，充陕、洛运脚，五十文充营窖等用"④，从洛阳至陕州，运一石米需费1000　文。景云（公元710-711　年）中，唐政府在从洛阳含嘉仓到陕州太原仓的300　里沿途，设8　个递场，雇民牛车运粮。开元（公元713-741　年）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时，8　递场用牛车1800　乘，岁运来250　万石。运量虽有所增加，但一方面牛的损失颇大，另一方面运费仍很昂贵，故不久废弃。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　年），京兆尹裴耀卿主持漕事，又采取褚朗凿山为梁的方法，在三门北山开凿出一条18　里长的山路，以水路相兼的形式，避开三门砥柱的湍险。这条运路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18　里陆运山路，仅用3　年，就因山洪、暴雨的冲击侵蚀而不得不废弃了。此后漕运又恢复了冒行砥柱之险。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的人门之东开凿了一条避开砥柱的人工运河，称开元新河或三门运渠，此后漕运比较畅通，漕运量逐年增长。 　　开凿关中新漕渠　江淮物资运抵陕州太原仓后，再输往京师长安，其间路程也极艰难。渭河因多沙，河道时深时浅，不便漕运。隋文帝时所开的广通渠，至唐初也已不便使用，因而不得不采用陆运，用牛车将漕粮运往长安，但同样运费高、运量少，途中劳苦异常。于是，为了提高关中的漕运能力，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陕郡太守兼水陆运使韦坚"治汉、隋运渠，起斗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①。这样，永丰仓和三门仓的储米和其他物资，都可以用船一直运到长安。天宝三年（公元744　年），"漕山东粟四百万石"②，创造了唐代漕粮的最高纪录。 　　唐王朝在隋代大规模修凿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对漕运水道的开凿、疏浚和整理，使漕运的干流和支流通行无阻，终于创造了盛况空前的唐代漕运。2。蓬勃发达的漕运事业唐初，由于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和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各地漕渠因年久失修而遭废弃，或因战火而遭破坏，加之唐王朝新建，统治者吸取隋亡的教训，减轻了对人民的剥削，因而漕运颇简，年运粮量不过一、二十万石。《新唐书·食货志三》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唐会要·漕运》也说："昔贞观、永徽之际，。。每岁转运，不过二十万石便足。"起初，漕粮的运输采取"接运"的方法，在汴口设武牢仓（今河南荣阳西北），又在巩县东北设洛口仓，江南船不入黄河，黄河船不入洛水，而分别由该河系的船只分段接运。如遇水位跌落，船只不能畅通时，即将粮食储入仓内，以待水涨船通③　张鷟：《朝野佥载·杨务廉》。 　　④　《通典·漕运》。 　　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②　《新唐书·食货志三》。 　　时，再装船西运。到了高宗以后，洛阳以东改为"直运"，每年二月，江南漕船到扬州集中，四月经由淮河进入汴河，六、七月到达汴口。因此时正值黄河涨水，故须等到八、九月黄河水落后，漕船才能转入洛水运达洛阳含嘉仓。这样，一次漕运需时半载。运量虽有所增加，年运量可达100　万石左右。但由于长安官僚机构的扩大以及驻军的增多，漕粮仍不能满足关中所需。因此高宗、武则天，乃至玄宗曾多次"巡幸"东都洛阳。除去政治、军事等原因，以及为了狩猎、游乐等目的外，还包含有东去就食的目的。景龙三年（公元709　年）关中地区遭遇大灾，文武大臣建议中宗迁都洛阳，中宗怒道："岂有逐粮天子耶？"可见漕粮远不够所需。 　　由于漕运量不大，所以唐初尚未设置专管漕运事务的官吏，仅由户部尚书之下的度支和水部郎中兼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遇灾荒或对外发动战争，才临时兼官加"知水运"或"水运"等衔主管漕运事务。如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唐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常卿韦挺"知海运"，崔仁师为副并"知河南水运"，负责向前线输送物资。再如咸亨三年（公元672　年），关中发生饥荒，高宗委任监察御史王师顺以"运职"，负责漕运晋、绛州之仓粟以赈济饥民。但这两次委任，不到一年就撤销了。 　　玄宗时，关中人口进一步增加，粮食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同时国家机构渐趋庞大，官吏人数大为增加，政府开支大。玄宗时，朝官已达17600　多人，较之太宗时的642　人①多出近30　倍。因此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　年），裴耀卿上疏说："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所用便足。。。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①。再有，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府兵制也日趋浸坏，不得不实行完全由国家供给士兵给养的募兵制，从而也进一步增加了唐政府的开支。加之封建统治者骄于乐佚，不知节用，"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入"。因此漕运的压力愈来愈大，唐玄宗君臣积极设法解决漕运问题。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　年），"京师雨水，谷踊贵，玄宗将幸东都"②。临行前，玄宗问漕运事于京兆尹裴耀卿。裴耀卿建议道："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运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③。玄宗同意他的意见，拜其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主持漕运事务。裴耀卿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漕运进行了改革。其主要措施：完善仓储制度　在汴河与黄河交接的河阴县（今河南河阴东）设河阴仓，在河西的河清县（今河南孟县西南）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盐仓（亦称三门仓）④。又改陕州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又扩建了洛阳的含嘉仓和长安的太仓，以备多储粮谷等物资。 　　修路　在三门北山中开凿出18　里山路，以避开砥柱险滩，将集津仓的粮 　　①　《通典·职官》。 　　①　《通典·漕运》。 　　②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③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④　《新唐书·食货志三》。 　　谷通过陆路运往盐仓。 　　改变漕运方法　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即江淮漕船，皆将物资输入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①。然后由官府雇船输往洛阳含嘉仓，再逐级送纳柏崖仓、集津仓。从集津仓到盐仓由车载傍山陆运。之后再以船运，逐级送纳太原仓、永丰仓及长安太仓贮存。 　　裴耀卿对漕运办法的改革，既缩短了运输的时间，提高了运输的效率，又节省了大量运费，"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②，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并且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　年）起，直到天宝（公元742-756　年）中叶，漕粮的年运量都能保持在二百数十万石的水平。由于年漕运量的稳定增加，关中粮食充裕，人民生活安定。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玄宗从洛阳回到长安。从此再未巡幸东都。"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运数十万石"③。裴耀卿的改革，使唐代的漕运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随着漕运事业的发展，唐政府专门设置了水陆发运使（或称水陆运使，或简称运使）一职，掌管漕运事务。玄宗先天（公元712-713　年）中，河东巡察黜步使李杰被任为陕州刺史，兼水陆发运使。"置使自（李）杰始"④。开元初李杰改任河南尹，仍兼水陆运使⑤。以后常以河南尹或诸州刺史兼任。由于分辖的不同，有河南水陆运使、陕州水陆运使、江淮水陆运使、汴东西水陆运使等不同名称。 　　裴耀卿之后，玄宗天宝年间，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进一步改革漕运，他不仅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改变了关中地区漕运的面貌，使年运米量达到了空前的400　万石，而且还将江淮各地的特产大量运入关中，增加关中的财富。韦坚曾于长安城东的广运潭向玄宗展示漕运到关中的江淮物产，有广陵郡的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的京口绫衫缎；晋陵郡的折造官端绫繍；会稽郡的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的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的蕉葛、蚺蛇胆、翡翠；吴郡的三破糯米、方文绫。一共有数十郡的物产①。由此可见由江淮漕运至关中物资之丰富。 　　总之，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　年）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　年）安史之乱以前，这是唐代漕粮数量最多、漕运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漕运畅通，使北方关中的政治重心与江淮经济重心联系紧密。这也是促成"开元盛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②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③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④　《新唐书·李杰传》。 　　⑤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①　参见《旧唐书·韦坚传》。 　　五、唐中叶均田制的破坏和两税法的实行（一）均田制的破坏和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1。均田制的破坏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到唐代中叶，遭到彻底破坏。 　　唐均田制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大土地私有制的迅速膨胀，打破了均田制的原有格局。 　　唐中期实行的均田制，与前期相比，虽然是最为完备的，但是它却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甚至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买卖，这就给土地兼并的发展，大土地私有制的发达，开了方便的途径。同时各级贵族、官僚、地主受得大量永业田，使他们拥有的私有土地数量远远超过一般农民，这也助长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样，均田制的实行，不仅不能根本抑制土地兼并，而且在客观上扶植了封建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随着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兴旺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日益打破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促使土地日益私有化和商品化，导致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迅速加剧，对均田制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唐朝政府虽然多次下诏禁止土地买卖，但均未奏效。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成为兼并的主导力量。《册府元龟·田制》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田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受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他们通过"借荒"、"置牧"、"包佃"等办法，既将封建国家的公田攫为己有，更将农民的耕地吞并过来。另外，由于寺院经济的发达，僧侣地主也是兼并土地，破坏均田制的一支重要力量。唐初时寺院已经是"驱策田产，积聚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①，来掠夺农民。武则天统治时期，寺院经济更加发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②。及至唐代宗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寺观，吏不能制"③。寺院占田逾限，显然也破坏了均田制。在贵族、官僚、地主、富商以及寺院僧侣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农民则成为土地兼并的主要对象，他们日益陷入失去土地、贫困和破产的境地。因此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从根本上打破了均田制原有的格局。 　　其次，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的迅速增殖，使封建国家掌握的公田越来越少，日益枯竭，从而失去了均田制继续推行的物质条件。 　　唐朝建国初期，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0　年）全国户数不满300　万户，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全国户数增至819　余万户。农户增加近两倍，而耕地不可能倍增，加之均田制规定永业田归私人所有，不再交还国家所有，以及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使大量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这样，国家掌握的土地愈来愈少，而人口益众，土地不敷分配的 　　①　《旧唐书·高祖纪》。 　　②　《旧唐书·狄仁杰传》。 　　③　《旧唐书·王缙传》。 　　问题日益严重，使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丧失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再次，封建政府的赋役日趋苛重，也促使了均田制的破坏。 　　早在贞观年间，随着生产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封建剥削就与日俱增，尤其是徭役的征发，原来租庸调法中规定的所谓减免办法，一概成为一纸空文，以致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马周上疏指出："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①。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魏征也上疏说："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②。史载当时河西地区（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河西走廊一带），由于兵役粮运，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③。在所谓"贞观之治"的年代，赋役已经这样苛重，后来更甚。唐高宗时裴守真曾上表称："一夫之耕，才兼数口；一妇之织，不赡一家。赋调所资，军国之急，烦徭细役，并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④。武则天专权时，赋敛益重，为此狄仁杰上疏着重指出："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愧。修筑城池，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①狄仁杰还指出："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②由于剥削的残酷，已导致不少地区农民举行起义。到开元、天宝之际，社会经济发展到顶峰，非常繁荣，而剥削尤为苛重，"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苛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丈为匹者"③。官府任意苛剥农民，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当时，"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杨崇礼，勾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杨）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杨）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由于赋役的繁重，农民无力负担便纷纷逃亡。户籍失实，伪诈甚多，使均田制失去了贯彻执行的依据。 　　为了维护均田制，增加封建国家的财赋收入，扩大徭役的征发，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宇文融建议检括逃户，于是唐玄宗命宇文融充使推勾。宇文融陆续奏置劝农判官29　人分行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同时唐政府颁布法令，规定逃户自首，听于所在附籍，并且可免除6　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括户工作到开元十二年（公元724　年）结束，得户80　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主土地兼并的现状。 　　①　《贞观政要·论奢纵》。 　　②　《贞观政要·论慎终》。 　　③　《贞观政要·议安边》。 　　④　《唐会要·租税上》。 　　①　《旧唐书·狄仁杰传》。 　　②　《旧唐书·狄仁杰传》。 　　③　《通典·食货典·赋税下》。 　　唐统治者为了增加财赋收入，还采用"摊逃"的办法，即将逃亡农民所担负的租调由那些未逃亡的农民来分摊征课，其结果引起更多农民逃亡，造成辗转增多的恶性循环。失掉土地的大量农民，或者沦为大地主的隐匿佃户，或者流散逃亡，或者武装起义，以致天下课户愈益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日蹙。 　　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之后，一切典章制度均无法贯彻实施，均田制亦名存实亡。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与之相适应的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为了解决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改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从而宣告了均田制的最终瓦解。至此，自北魏孝文帝创建均田制以来，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至隋、唐，共约三个世纪之久的均田制，便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均田制完全废止了，而封建大土地私有制与地主庄园经济便日益发展起来。 　　2。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唐代的庄园有各种名称，如田庄、庄田、庄宅、庄院、山庄、田园、田业、别墅、别业、庄、墅、园等等。庄园经济在南北朝时就颇为发达。唐代，随着大土地私有制的迅猛发展，庄园经济也就日趋发达，尤其是中后期，庄园发展尤为兴盛，达到了高峰。唐高宗时，王方翼的"凤泉别业"，"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列植竹木"①，规模就不小。此后，官僚地主侵夺田地，设置庄园者，比比皆是。唐玄宗曾在诏书中指出："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②。可见庄园经济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安史之乱后，均田制既坏，土地兼并再无限制，庄园经济更加发达，故陆贽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①。 　　唐代的庄园，依土地所有者身份的不同，大致分为皇室庄园、官府庄园、官僚地主庄园和寺院庄园等。皇室庄园亦称皇庄，是皇帝和皇室所有土地经营的管理形式，实即把公田的一部分，即国有土地中最肥沃的良田，或最丰美的山林川泽，或是没收罪犯的膏腴良田由皇室直接占有，设内庄宅使、内园使或内宫苑使等来经营管理，多由官宦充任。武后时就设置了庄宅使。高承的《事物纪原·庄宅》载："李吉甫《百司举要》曰：则天分置庄园使。又曰：司农别有园苑庄宅使。冯鉴《续事始》则云玄宗置。"庄宅使即后来的内庄宅使。唐代皇室庄园很多，在全国到处都有。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　年），"内庄宅使奏：州府没入之田，有租万四千余斛"②。唐顺宗即位时（公元805　年）下诏内庄宅使说："（贞元）二十一年十月已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石、匹、束，并宜除免"③。可见皇室庄园占田之多，赢利之丰。皇室庄园的土地或者出租，招佃农耕作收取租谷；或者以官奴婢、流犯、罪徒耕作；或者雇工耕作。如《唐会要》载，严郢奏疏："请以内园植稻明之，其秦地膏腴田，称第一。 　　①　《旧唐书·王方翼传》。 　　②　《册府元龟·田制》。 　　①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 　　②　《唐会要·租税上》。 　　③　《旧唐书·顺宗本纪》。 　　其内园丁皆京兆人，于当处营田，月一替，其易可见。然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内园丁犹僦募不占。"④于此，可见在京城的皇室庄园内雇有"园丁"耕作。 　　官府庄园亦称官庄，为封建政府所掌握的庄园，在司农使和工部屯田郎中下，包括官司的公廨田、职田，以及许多屯田和营田。安史之乱后，这些土地多设置庄园，京内各官庄由庄宅使、宫使、宫苑使等管理，各州县地方官田则由各地方官府直接管理。如长春宫使在唐玄宗时所管的许多田地，在唐敬宗的敕令中就径称为庄宅了。官府庄园土地亦有许多是没收私人庄宅而来。如安史之乱中，唐军收复长安后，唐肃宗下诏说："其近日逆人及隔绝人庄宅，宜即括责，一切官收。"①这些原属私人的庄园，都被收归官有，改为官庄。官府庄园除了少数由官奴婢、吏卒、罪徒等直接耕作外，大多招租给佃农耕种，但实际上多是抑配，即强派农民租种，官府收取定额租谷。如"百司职田，在京畿诸县者，访问本地，多被所由侵隐，抑令贫户佃食蒿荒"②，再如"京百司田，散在畿内诸县，旧制配地出子。岁月已深，佃户至有流亡，官曹多领虚数"③，说明官庄田地多是抑配派租给农民耕种。关于官庄佃户的租额，如元稹所说："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船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加征。既缘差税至重，州县遂逐年抑配百姓租佃。。。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亦是抑配百姓租佃，疲人患苦，无过于是"④。唐政府掌握的屯田和营田面积也很大，如楚州的营田，即《通典》所称之"洪泽屯"，营田使由宰相遥领，其下田官就有几百人，占地面积当不会小⑤。又如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　年），振武的屯田，"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里，岁收粟二十万石"①，占地极广。此外如毕诚在邠宁屯田，年亦收30　万斛。此种事例不在少数。唐玄宗以后，节度使多兼营田使，进行营田或屯田。官僚地主的庄园是贵族、官僚、地主和商人等私有的庄园。这些庄园是建立在官僚地主兼并占有的大量公私田地基础上的。唐代大官僚地主都拥有众多的庄园，如名将郭子仪占地极多，"自黄蜂岭洎河池关（今陕西郿县南），中间百余里，皆故汾阳王私田"②。他在京城还有"城南别墅"。又如良相裴度在洛阳有"午桥别墅"；李德裕在洛阳有"平泉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良田众多。这些名将良臣都如此，一般达官显宦就更不用说了。元载在京师"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③。司空图的"司空庄"，据说"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祐来，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④　《唐会要·疏凿利人》。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收复京师诏》。 　　②　《唐会要·内外官职田》。 　　③　《唐会要·内外官职田》。 　　④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三十八，《同州奏均田》。 　　⑤　参见《旧唐书·薛珏传》。 　　①　《新唐书·食货志》。 　　②　孙樵：《孙樵集》卷四，《兴元新路记》。 　　③　《旧唐书·元载传》。 　　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④唐末宰相韦宙的"江陸别业"也是有名的大庄园，据《太平广记》说："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授岭南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从容奏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矣。'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⑤另外，宋之问的"兰田山庄"、王维的"辋口庄"等也很著名。其他如"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悬欠租课，积五六年，邈因官罢归庄，方欲勘责"⑥。又"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昆陵，恒使傔人李诚来往检视"①。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所设庄园，不仅面积都很大，而且庄园中都建有美丽的庄宅或庄院，亭台楼阁，清泉怪石，点缀其中。他们的庄园往往设置庄吏或别墅吏进行管理，如郑光者，"宣宗之舅，别墅吏颇恣横，为里中患，积岁征租不入"②。唐时，中小官吏、一般地主、工商业主也都有庄园。如河南登封有一士人，"庄园在登封县"；大历（公元766-779年）中，有士人，"庄在渭南"；蜀人母乾昭，"有庄在射洪县，因往庄收刈"③。刘积中"尝于京近具庄居"，太和（公元827-835　年）末，"荆南松滋县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④。这类不太大的庄园，一般由庄主自己管理。母乾昭的庄园，即由其自己管理经营。唐代小地主或士人拥有小庄园也是很普遍的。 　　寺院庄园是僧侣地主所有的庄园。由于唐代均田制规定僧侣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而且僧侣地主还积极参与土地兼并和接受献田，因而他们都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世俗地主一样，僧侣地主在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也都设置了庄园。这些庄园有属于僧侣个人私有的，亦有属于寺院所有的。属于某个寺院所有的庄园，通常称为常住庄田。如宜春郡的齐觉寺，"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⑤，又如新淅县真阳观，"其常住有庄田"⑥。寺院占田数相当多，如少林寺有柏谷庄，占地40　顷⑦。越州阿育王寺有田10　顷，"真陆水膏腴之沃壤"①。陇州大像寺"管庄大小共七所，都管地总伍拾叁顷伍拾陆亩叁角荒熟并柴浪等"②。山东长山县长白山醴泉寺亦有"庄园十五所"③。寺院庄园均设有知庄或知墅的职事僧进行管理经营。如嵩岭菩提寺就有"知庄僧惠沼"④。每年年终，知庄僧或知墅僧须向寺中报告庄园的收入情况。唐时佛道盛行，寺院经济在唐初发展得已颇为可观。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④　《南部新书》辛卷。 　　⑤　《太平广记·韦宙》。 　　⑥　《酉阳杂俎》卷十三。 　　①　《太平广记·李诚》。 　　②　《唐语林·政事下》。 　　③　《太平广记·母乾昭》。 　　④　《酉阳杂俎》卷十五。 　　⑤　《太平广记·上谷》。 　　⑥　《太平广记·真阳观》。 　　⑦　王昶：《金石萃编》卷七十七，《少林寺碑》。 　　①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八，《阿育王寺常住碑》。 　　②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一三，〈重修大像寺记》。 　　③　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 　　④　《太平广记·姚坤》。 　　唐高祖李渊"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⑤，曾下诏说："乃有猴贱之侣，。。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⑥可见其经济势力已是相当发展。以后寺院庄园经济随着佛道教的盛行而日益发展壮大，它不但经营农业生产，还开设邸店、行铺、水硙，经营商业，放高利贷，而且还私庇人口，供己役使。由于寺院占田过多，严重影响唐政府的收入，所以玄宗下令说："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损百姓，宜令本州长官检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⑦然而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寺院庄园经济兼并土地和人口的问题，故寺院庄园经济仍然在继续不断发展，与封建国家争财源和劳动力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及至武宗时，终于演成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全国共毁"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①可见寺院所占庄田之多。 　　庄园经济所经营的项目十分广泛。除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外，还经营手工业生产，从事商业活动等。在农业生产方面，除种植各种农作物外，还栽种各种果树与竹木，以及饲养畜禽和鱼类。庄园中有菜园、茶园、果园等。如王维的辋口庄，有肥美良田，耕种谷物；还有竹林、果园、瓜园、菜围等种植各种作物②。柳谋在江陵的一个中等庄园，也"有宅一区，环之以桑，有僮指三百人，有田五百亩，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③。在手工业方面，主要是纺织及榨油、酿酒等农业产品的加工，如楚州淮阴西庄主说："有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算纳到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④绸绢为庄园所生产。又如元稹"在江夏襄州贾堑有庄，。。庄客输油六、七瓮"⑤；袁继谦的庄上也"输油"给他⑥。可见不少庄园中有榨油点。在商业方面，像开邸店、旅舍、车坊、牛坊，以及出售本庄园生产的粮食、菜蔬、茶、果、纺织品等。 　　由于庄园中有一定程度的分工，进行集约经营，加之庄园经济和市场也有一定的联系，因而安史之乱以后，不仅农业经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工商业在庄园经济发达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 　　庄园的田地，除一小部分由庄园主自己直接经营外，其余大部分都出租给农民耕作。直接由庄园主经营的庄田所使用劳动力，在皇庄、官庄中是由官奴婢、吏卒、刑徒、僮仆或征发来的民夫及雇佣来的工人等充任的。官僚地主富商的私庄亦多用奴婢、僮仆等。寺院庄园则由僧奴、下级僧徒耕作。由于直接经营庄田劳心费力，故各庄园主都愿将大部分土地租给农民，致使唐中后期租佃制大为盛行。耕种庄田的佃农都是失去土地，投附庄园主的破⑤　《旧唐书·高祖本纪》。 　　⑥　《旧唐书·高祖本纪》。 　　⑦　《唐太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敕》。 　　①　《旧唐书·武宗本纪》。 　　②　参见《王右丞集》卷十七，《请施庄为寺表》卷十三，《辋川集并序》。③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四，《送从弟归江陵序》。 　　④　高彦休：《唐阙史·赵江阴政事》。 　　⑤　《酉阳杂俎》卷八。 　　⑥　《太平广记·袁继谦》。 　　产农民，有庄客、庄户、佃户、客户等多种称呼。他们所受剥削沉重，在官庄每亩须交租粟三斗、草三束、脚钱120　文，在私庄则每亩须交一石或五斗。尽管私庄剥削重于官庄，但因私庄客受庄园主隐庇，可免去封建国家的差徭杂役等，故破产农民，很多还是依附于私庄。 　　（二）财赋制度的整理和两税法的实行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法亦随之毁损，加之藩镇割据，唐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大大缩小，造成财政匮乏，"王赋所入无几"①。于是唐政府巧立名目，多方榨取，又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南方袁晁、方清等领导的武装起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缓和阶级矛盾，唐代中叶，封建政府着手对财赋制度进行整理。 　　1。刘晏整顿财赋制度的措施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根据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唐政府在产盐区设置盐院，统购亭户所煮的盐，同时在各州县设置盐官，实行专卖，把每斗盐价由10　文提高到110　文。此举措使唐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 　　乾元三年（公元760　年），刘晏兼任盐铁使，对财赋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整顿：（1）改变盐法，实行自由经营的办法放弃第五琦的官产官销政策，撤消原来非产盐区的州县盐官，只在产盐地区设置盐官，收购亭户所煮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到各地出售。为了保证官盐的运销，刘晏还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设置十三巡院，加强缉私，严禁私盐的运销，以保护贩卖官盐的利益。十三巡院的任务除缉私外还兼负招商推销官盐①。第二，禁止各道对过境商盐船身及商船使用堰埭征取通过税，使盐在离开盐场以后即通行无阻，便利盐的转运，也保持盐价的平稳。第三，在距产盐区较远的地区设置常平盐，当盐供给不上时，减价出售。既可保证盐的流通，稳定社会秩序，又可增加政府财赋。第四，规定盐商如纳绢以代盐利，每绢价1000　提高200，以鼓舞商人购运，同时又为军队将士的春服准备好了材料②。刘晏改革盐法后，唐政府的盐利岁入60　万贯，到代宗大历（公元766-779　年）末年，增加到600　万贯。 　　（2）整顿漕运参阅唐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部分之（五）"漕运事业的发达"。 　　（3）整顿常平西汉以来，统治者为了调剂粮食价格和备荒，在各地建立了一些粮食仓库--常平仓。唐初也在各地设置常平本钱以作收售谷物之用。安史之乱时，常平制度中断。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第五琦奏请"每州置常平仓及库使，自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①。两年后正式设置常平使，由刘晏及第五琦分领天下常平业务，后由刘晏独掌。刘晏对常平制度进行了进一步整顿。他下令在各州常平仓保持三百万斛的存粮，并在诸道设巡院，各置知院官，让他们"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②，以便"丰则贵籴，歉则贱粜"③。此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各 　　①　《旧唐书·杨炎传》。 　　①　《云笈七签》卷一二一。 　　②　《新唐书·食货志》。 　　①　《唐会要·榷酤》。 　　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③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地粮价的稳定，同时也使唐政府获得了大利。 　　此外，刘晏还实行了有利于刺激工商发展的租税措施，以及筹划各地的蠲免和赈济工作，减少了农民的逃亡。 　　刘晏整顿财赋的一系列措施，顺应了当时客观经济发展的趋势，使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为以后两税法的实行也准备了条件。2。两税法的实行两税法来源于唐前期户税和地税的征收。 　　唐朝前期在实行租庸调法的同时，另有户税和地税以为补充税收。 　　户税始于汉代，东汉末曹操平袁绍，定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晋武帝司马炎时发展为户调。唐初，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唐高祖"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①，征收户税。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太宗又下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依为九等"②，把三等中的每等又分为上中下，成为九等。户税与租庸调制不同，首先，它是以资产为本，按人户的资产多少征收，而租庸调是"以丁为本"，即以丁口为课税对象。其次，户税征收钱币，而租调则征收实物，庸也可以折纳实物。再次，户税自王公以下到普通农民都要负担，而租庸调则规定王公、贵戚、品官勋爵及不定居的商贾等都享有一定免除赋役的特权。由于户税从王公以下都要负担，因此富商大贾往往勾结官府，求居下等，以求少交。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　年），唐政府对户税进行整顿，明令按户等交税规定："天下及王公以下，自今以后，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高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余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纳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③这个新规定较天宝年间的户税增加了很多。据《通典·食货典》记，天宝时（此指天宝七载至十四载，即公元748-755　年），八、九等户分别纳税450文、220　文，现增至700　文、500　文，增长了一倍左右，可见户税在唐朝的财政收入上，地位日见重要。 　　地税是沿隋开皇时的社仓发展而来的。唐初以设置义仓为名，规定从王公百官到百姓，按垦田顷亩，每亩交粟二升。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高宗敕曰："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①将地税改为按户征收。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制作的《唐律疏义·厩库》中提到："应输课税，谓租、调、地税之类"，正式出现了"地税"之 　　①　《唐会要·定户等第》。 　　②　《唐会要·定户等第》；参见《旧唐书·太宗纪》。 　　③　《唐会要·租税上》。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名。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敕曰，"天下百姓，并免今年租及地税"②，也提及了地税之名。至玄宗开元初，又恢复亩税二升。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按户等征收，上上户税五石，上中户四石，上下户三石，中上户二石，中中户一石五斗，中下户一石，下上户七斗，下中户五斗，下下户免收③。这时，地税仍以亩征收，至于商贾则因情况特殊，改为按户征收。 　　安史之乱以后，在未受到战争影响特别严重的州郡，地税仍然照旧征收。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规定："一户三丁者，免一丁庸税，地税依旧，凡亩税二升。"④地税的税额，也在增加，大历四年（公元769　年）规定："京兆来秋税，宜分作两等，上下各半，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准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敕，一切每亩税二升。"⑤次年，又规定："京兆府百姓，夏税上田亩六升，下田亩税五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①可见不仅地税每亩税额在不断增加，而且已分夏秋两季来征收。到大历八年（公元773　年），又规定："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以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②自此允许折钱交纳地税。 　　户税和地税，到天宝年间，已占了唐王朝税收的很大部分。据《通典》载：每年地税收入约为1240　余万石，相当于粟米收入的1／2；户税每年平均约200　余万贯，折算后相当年绢布收入的1／3③。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④，大量的自耕农成为地主的佃户，寄住户、寄庄户、客户、逃户和隐户在户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安史之乱前，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中央掌握的户数为8914700　户，人口为52919300　人；至肃宗乾元三年（公元769　年），中央仅控制1933174　户，人口为16990386⑤。这样，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与大量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存在相适应的租庸调制难以为继。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代宗大历年间，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已经逐渐改变为以户税、地税为主。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宰相杨炎奏行两税法。他在奏疏中说："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丁无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②　《唐大诏令集》，《中宗即位赦》。 　　③　参见《通典·食货典》。 　　④　《文献通考·田赋考》。 　　⑤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②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③　参见《通典·赋税下》。 　　④　《唐会要·逃户》。 　　⑤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70　页。 　　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①其内容可归纳为：（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计算出总税额，各州县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本地人户征收；（二）无论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交纳赋税；（三）每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五）两税依户等（三等九级）纳钱，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资产征课1／30（后改为1／10）的税。 　　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同年正式公布了，推行两税法的命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其月，大赦天下，遣黜陟使观风俗，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此外敛者，以枉法论。"②两税法的实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两税法简化了税制，它把当时混乱繁杂的诸多税种税目合并统一起来，减少了纳税项目，集中了纳税时间，简化了纳税手续，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使人民得到了很大的便利。其次，两税法以财产的多少为征税标准，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过去那些免除租庸调的不课户，现在要按地亩纳税，官吏也要按品位高低比户等级纳税，同时，一些浮寄户、客户和不定居的商贾也都要纳税，既增加了纳税人户，也增加了赋税收入。如初行两税时，唐王朝"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计得三百余万"，而"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得"客户百三十余万"①。这2／5　的客户，就是过去为权门豪强所隐占，不负担国家赋税的隐匿人口。因此，唐王朝的纳税编户大增，财政收入也增加了。大历年间经刘晏的整理，天下财政收入为1200　万贯，而盐利占其大半②。在实行两税法这一年，财政收入就增加到"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③。以后每年收入约为3000　万贯，是两税法实施前的两倍多。再次，两税法按资产课税较之租庸调制按人丁课税合理得多。两税法以资产（包括土地）为差，资产多者税重，资产少者税轻，这种按各户的贫富等级课税，符合纳税人负担能力的原则。同时，商人同农民一样都要纳税，也符合负担公平的原则。两税法的实施不以人丁为本，农民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但是在两税法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严重的问题。首先，两税之外仍有种种加征。行两税法后不久，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因诏他州悉如之"④。贞元八年（公元792　年）四月，"剑南四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 　　①　《旧唐书·杨炎传》。 　　②　《唐会要·租税上》。 　　①　《通典·历代盛衰户口》。 　　②　《唐会要·盐铁总叙》。 　　③　《旧唐书·德宗纪上》。 　　④　《旧唐书·食货志下》。 　　之"⑤。这还是见诸法令的加征，此外各地的自行非法苛敛就更多了。因此陆贽指出："大历中非法赋敛，。。既并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并存"①。其次，两税法规定除田亩税部分征粮外，其他征钱。但由于国家支出用布帛处甚多，于是又令百姓折合为布帛交纳。建中年间（公元780-783　年）帛价不断下跌，完税的钱数虽然未变，而百姓的实际负担已经大为增加，正如陆贽所说："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②。由于帛价下跌，人民负担凭空增加了一倍。政府除了折征布帛以外，还征折其他物品，"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糜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③。足见百姓所受损失之大。再次，两税法规定以税代役，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但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封建统治者又把徭役加到了人民头上。最后，两税法的实行，使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在此后30　年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④，正如陆贽所说的："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⑤。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仗势少纳或免纳两税，他们同官府相勾结，照样"广置田产，输税全轻"⑥。有的地主贱买农民土地，仍逼迫农民缴纳赋税。 　　总之，两税法的实行是符合均用制以及租庸调制废坏后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因而它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实施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弊端，因而实行后不久，各种苛敛又重行征收，人民的负担仍然继续加重。⑤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①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 　　②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 　　③　同上书，《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 　　④　李翱：《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 　　⑤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 　　⑥　《文苑英华》卷四二九。 　　六、唐中后期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史载自崤关、函谷关以东到成皋，只剩下千余编户。代宗初即位，郭子仪上疏，称：洛阳"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①。唐邓一带，同样是"荒草千里"，"万室空虚"②。就连没有遭到破坏的江东地区，也出现了大片的"闲田荒壤"③。 　　安史之乱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下来，因战乱逃离家园的农民，又返回故里，回到土地上，投入生产。他们"销遗镞为锄。。，伐蒿莱为场圃，掘腥秽为泉井"④，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北方社会经济一般恢复比较缓慢，南方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一）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发生战乱，总有大量百姓南徙避难。自汉末至南北朝，北方人口不断南迁。安史之乱时也是如此。叛乱平息下去之后，唐政府掌握的户籍数字大为下降，如开元时，总户数为7417185，元和（公元806-820　年）时则仅为2368775　户。其中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都减少很多。如宋州（今河南商丘），元和时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1／20，光州（今河南潢川）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1／30，鄜州（今陕西鄜县）的户数甚至仅及开元时的1／40。而南方一些主要州郡的户数却大为增加。如苏州增加了48％，鄂州增加了100％，洪州增加了64％，饶州增加了228％，吉州增加了19％，襄州增加了194％，郢州增加了93％，唐州增加了89％，衡州增加了33％，广州增加了15％①。其中有不少是从北方迁来的人户，如苏州户口中，自北方迁来的占1／3。人口增长表明劳动力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朝后期，在江南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如在东西道采访使辖境内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约有50　余处，其中润州的练塘能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常州武进县的孟渎，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的西湖，明州鄮州（今浙江宁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数千顷至万顷②。其他还有，如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　年），为了防止海潮，曾在今江苏淮安至南通一带筑堤，长142　里，起了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至于中小型陂塘更是广泛修凿，如宪宗（公元805-820　年在位）时，韦丹在南昌一带开凿陂塘598　所，得田12000　顷①；穆宗（公元821-824　年在位）时，浙东观 　　①　《旧唐书·郭子仪传》。 　　②　《元次山集》卷十，《请省官状》。 　　③　《全唐文》卷四三○，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 　　④　《全唐文》卷六八九，符载：《邓州刺史听壁记》。 　　①　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96-　104　页。 　　②　参见《新唐书·地理志》。 　　①　《韩昌黎集》卷二十五，《韦公墓志铭》。 　　察使元稹"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苗"②。这些兴修的水利，大大地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江南农民还修建了许多堤堰和斗门，辟划了大量的湖田和渚田，扩大了耕地面积。 　　由于土地的垦辟和水利的兴修，江南各地粮食的生产有很大增长。江淮诸州，"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③，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④。因此权德舆说："江淮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⑤唐朝后期，南方很多地方都大量种植茶树。淮南、浙东、浙西、福建、岭南、荆襄、东川、西川都是产茶区。饶州的浮梁县，元和（公元806-820年）时每年茶税达15　余万贯⑥，是最大的商品茶产地。元和时，雅州的严道县（今四川雅安西），"每岁贡茶，为蜀之最"⑦。 　　②　《白香山集》卷六十一，《河南元公墓志铭》。 　　③　《权载之文集》卷四十七，《论江淮水灾上疏》。 　　④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二，《乾符二年南郊赦》。 　　⑤　《新唐书·权德舆传》。 　　⑥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饶州浮桥县》。 　　⑦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雅州严道县》。 　　（二）手工业生产的继续发展唐朝后期，丝织业、造船业、制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和矿冶业等，都继续在发展。 　　丝织业方面，河北定州一带，本是丝织品产量和贡品最多的地方。唐朝后期，南方的丝织业有很大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辇越而衣"①。用以交易回鹘马匹的缣帛，也主要是江淮织造的，江南丝织品的质量，胜过了唐前期居全国之冠的宋、亳②。贞元以后，越州贡品有各种精致的丝织品达数十种③。宣州工匠用丝头线织毯，既软且温，兼有成都锦褥和太原毛毯之长。宣州绫绮，也极为珍贵，可与淮南、两浙相比④。蜀锦的制作，也愈益精丽。造船业方面，刘晏曾于扬子县设10　个造船工场，造出的船每只可载一千石，这是官府所经营的大规模的手工作坊造船业。民间造船业也非常发达，载重可达八、九千石，甚至万石以上。长江一带大船极多，据《唐国史补》载："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架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大船如此之多，造船业的发达，可想而知。广州有一种商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⑤。这种商船很大，便于航海。值得一提的是，这时还发明了脚踏的轮船。《旧唐书·李皋》载："（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疾，若风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 　　纸张文具制造业方面，这时更为发达。《唐国史补》载：当时的名纸，"有越（州）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州）之六合笺，韶（州）之竹笺，蒲（州）之白薄、重抄，临州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与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另外剡溪的玉叶纸，蜀的十色笺，也都非常有名。蜀纸有一种加工的纸笺，名薛涛笺，高似孙认为：蜀纸"至唐而后盛，至薛涛而后精"①。这时出现了不少大规模的造纸作坊。如《三水小牍》载："巨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晒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可见这个纸坊不小，纸的产量相当多。此时，这个时期端州（今广东高要）的紫石砚，已闻名全国②。 　　瓷器业方面，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邢州内邱的白瓷器，数量多而合用，销售范围很广，天下通用③。属于越窑系统的余姚上林湖窑，从晚唐开始进入全盛时期。长沙铜官镇的瓦渣坪窑，能在青釉下烧出褐绿色彩的花纹， 　　①　《吕和叔文集》卷六，《京兆韦府君神道碑》。 　　②　参见《全唐文》卷五三○，顾况《韩公行状》。亳州治谯。 　　③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越州》；白居易：《新乐府·缭绫》。④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宣州》；白居易：《新乐府·红线毯》。⑤　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①　高似孙：《剡录·纸》；参见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 　　②　《唐国史补》。 　　③　《唐国史补》。 　　还可以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画绿彩。可知唐代已应用釉下彩的技法了④。这时白瓷、青瓷的制造技艺都有了很大进步，杜甫赞美白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⑤。陆龟蒙赞美青瓷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⑥。陆羽嗜茶，尤其偏爱青瓷，他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⑦。据现代考古发掘，唐代瓷窑遍布河北、河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各省。烧造的器皿有碗、杯、盘、壶、瓶、罐、尊、钵、唾盂、水盂、砚台、瓷枕、瓷俑等等。除白瓷、青瓷两大瓷系外，还有黑釉、酱釉、黄釉、褐釉等瓷器。 　　制茶业方面，唐朝后期茶叶产地极广，几乎遍于南方。唐代茶分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茶砖）四种。据《唐国史补》纪，当时茶有20　多个品名，"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州有鸠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南方从事制茶业的人数相当多，如安徽的祁山，"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①。这里的种茶、制茶已经专业化。湖州的长城县（今浙江长兴），"贞元（公元785-805　年）以后，每岁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②，这里每年产茶18408　斤，建中（公元780-783　年）以来，每年进贡3600　串③。福建的武夷茶，唐末也逐渐发展起来。 　　制盐业方面，唐中叶以后中央设盐铁使，专管盐的制造和买卖，各地则设巡院、场、监等。当时，蒲州的解县、安邑盐池，通称为两池盐，年产盐万斛。安北都护所属的胡落地，年产盐1.4　万斛，这是较大的盐池。其余盐池，年产数千斛不等。全国共有盐池18　处。唐时有盐井640　口，其中剑南东川就有460　口。泸州（今四川泸州市）的富义盐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①，其年产量可达4　万石以上。唐时海盐产量更大。唐王朝在涟水、湖州、越州及杭州设有4　场，又在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设有10　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②。《新唐书·食货志四》载："吴、越、扬、楚监廪至数千，④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0　页。 　　⑤　《全唐诗》卷二二六，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⑥　《全唐诗》卷六二九，陆龟蒙：《秘色越器》。 　　⑦　陆羽：《茶经》。 　　①　《全唐文》卷八○二；张途：《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 　　③　参见《南部新书》戊卷。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 　　②　《新唐书·食货志四》。 　　积盐二万余石。"从事食盐生产的叫做亭户、池户或灶户。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第五琦将他们编为特殊户籍，专负制盐差徭，免除其他杂役，但身份极不自由，不得随意脱籍。 　　矿冶业方面，江南和岭南的矿藏得到了更多的开采。江西、鄂岳、桂管、岭南诸道境内，都盛产铜、锡。宣州和郴州在元和时每岁各铸钱5　万贯。饶州余干县有银山，产银最多，每年出银10　万余两，唐政府在这里所收银税，每年就有7　千两。郴州义章县（今湖南宜章）的银坑，"所出银至精好，俗谓之■子银，别处莫及"③。五岭以南的连州出白铜，贺州的临贺县（今广西贺县）和冯乘县（今湖南江华西南），都有较大的锡冶。当时的农民，为了补充生活不足，往往深入山林之中，采冶金属矿物。 　　此外，像襄阳的漆器，宣州的笔，扬州的蔗糖，以及许多地方的酿酒业等手工业都有发展。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郴州》。 　　（三）商业进一步繁荣唐朝后期的商业比前期有所发展。长安和洛阳虽然经历了战乱的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华。长江流域的城市较前期发达。扬州当于长江与运河交会处，所谓"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①，是中外富商巨贾的荟萃之所。益州的繁盛稍亚于扬州，当时有"扬一益二"②之说。杭州则为"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③。成都被形容为"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州）不足以侔其其半"④，骎骎乎驾于扬州之上了。荆南各州，在安史之乱后，由于"襄邓百姓、两京衣冠"的南流，"井邑十倍其初"⑤。洪州扼扬、广间交通要冲，鄂州当汉水入江之处，皆为一都之会。在沿海地区，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广州更是"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⑥。北方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商业也繁盛起来，如山西解县，因有盐池之利，也是"官帑委输，商徒繁会，云连里闬，山峙资财"⑦，成为商贾辐凑之地。 　　不但地商业大都市更多更繁荣了，州县设市也日益普遍。另外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兴起了更多的草市。这些草市有的交易繁盛，"富室大户，多居其间"①，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县城。 　　适应商业发展的形势，大中五年（公元851　年），唐政府下令规定：大都督府设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设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还有佐一人，史一人，师一人。另外，"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设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又准户部格式，其市吏壁师之徒，听于当州县供官人市买"②。 　　由于商业的繁荣发展，打破了坊市严格区分的旧制。封建社会前期，城市中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坊"在前代称"里"，唐代有时仍沿袭古称，但多数称"坊"，是居民住宅区。"市"是商业区。"坊"和"市"的周围，都围以围墙或篱笆。居民住宅严禁向街开门。《隋书·令狐熙传》载，汴州商业繁盛，"民有向街开门者"，官府为"禁游食，抑工商"而"杜之"。唐时"坊"和"市"仍分开设置，如前所述长安城、洛阳城的布局。官府规定：出入"坊"、"市"，必须通过坊门或市门。《唐律疏义》载："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③。唐政府还规定，城门、坊门、市门必须日没关闭，俟天明而启。城市里普遍实行夜禁，连燃烛张灯也 　　①　《旧唐书·秦彦传》。 　　②　《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 　　③　《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④　《全唐文》卷七四四，卢求：《成都记序》。 　　⑤　《旧唐书·地理志》。 　　⑥　《韩昌黎集》卷二十一，《送郑尚书序》。 　　⑦　《全唐文》卷八○九，司空图：《解县新城碑》。 　　①　《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赋书》。 　　②　《唐会要·市》。 　　③　《唐律疏义》卷八，《越州镇戍等垣城》。 　　有限制，若有违犯，要受处罚。贞观十年（公元636　年），又行钲鼓制度，规定城门、坊门、市门的启闭要依钲鼓的号令。关于市的开闭规定，"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④。这种坊市制，对整顿市场，发展正常商业，保持物价稳定，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对商业管控过死，也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逐渐突破了市制的约束，在坊间出现了商店。如扬州的"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①。《王居士神丹》记：京师延春坊有卖金银珠玉者②。《北里志·王团儿》记：宣阳坊有彩缬铺；升平坊门旁有胡人鬻饼之铺③。《资治通鉴》也载，长安两市及要闹坊曲皆有商铺买卖④。住宅区的坊曲开店列肆，从事商业经营，说明交易场所已越出市外。 　　随着城乡交换的日趋频繁和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夜市，尤其是南方，更为突出，长安早就有夜市，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曾下令："京夜市，宜令禁断"⑤。估计无法禁断。扬州也有夜市，晚唐诗人王建描写扬州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⑥苏州也有夜市，杜荀鹤诗曰："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⑦。张籍说广州"蛮声喧夜市"⑧。大都会之外，中小城市也有夜市。闾丘晓诗曰："夜火连淮市，春风满客帆"⑨。张籍诗曰："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⑩。另外从白居易诗"灯光穿村市，笙歌上驿楼"（11），以及李商隐"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①的描写来看，乡村市集也有夜间进行贸易的。 　　市制的突破，是唐后期商业发展，城乡市场不断扩大，商品流通日益活跃的结果，它密切了广大农民和市场的联系，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以后两宋商业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唐后期豪商富贾更形活跃人数众多。如扬州是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②，大商人的财产也是多得不可数计。如江陵的郭七郎，"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③。唐末，长安的王酒胡不仅纳钱30　万贯，助修雀门，而且又以10　万贯修缮④　《唐会要·市》。 　　①　《旧唐书·杜亚传》。 　　②　参见《唐阙文》卷下，《王居士神丹》。 　　③　参见《唐阙文》卷下，《北里志·王团儿》。 　　④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一·德宗贞元十一年》。 　　⑤　《唐会要·市》。 　　⑥　王建：《王建诗集》卷九，《夜看扬州市》。 　　⑦　杜荀鹤：《唐风集》卷上，《送人游吴》。 　　⑧　《全唐诗》卷三八四，张籍：《送郑尚书出镇南海》。 　　⑨　《全唐诗》卷一五八，闾丘晓：《夜渡江》。 　　⑩　《全唐诗》卷三八四，张籍：《送南客》。（11）《全唐诗》卷四四七，白居易：《望亭驿酬别周判官》。 　　①　《全唐诗》卷五四一，李商隐：《河阳诗》。 　　②　《太平广记》卷二九○，《吕用之》。 　　③　《太平广记》卷四九九，《郭使君》。 　　安国寺④，足见富商大贾的活跃。 　　唐后期的商人多与官府有联系，如王酒胡曾与僖宗君臣在安国寺中斋食。郭七郎曾输钱数百万，买到横州刺史之职。这个时期，许多商人都用钱买官，如《资治通鉴》载：穆宗时（公元821-824　年在位），"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⑤。而官吏和军将也有很多参加了商业活动。如许多贵族官僚纷纷设置邸店等，以获取丰利。以致玄宗时就曾下令："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⑥。但无法禁止，后来唐政府只好规定贵族官僚的邸店，同百姓一样交税，如宣宗时的敕令："应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科"⑦。地方上的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做生意，《唐会要》载："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①。由于官僚经商极为普遍，因此武宗在赦文中曾说："如闻朝列衣冠，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②。 　　唐朝市场上还活跃着许多少数族商人和外国商人。《资治通鉴》载：长安的回纥和西域商人经常以千数，他们在这里"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③。回纥商人常"驱马市茶"④。扬州和广州是外商云集的地方。刘展之乱时，平卢都知兵马使田神功进军扬州时，曾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⑤。广州的外商更多，据载，黄巢破广州时，杀死外国商人12　万至20　万人⑥。此说法虽夸大荒诞，但却反映广州的外国商人确实很多。此外，新罗、日本商人活动于明州、扬州、楚州等处的，数量也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来，很多都是做珠宝生意。如《太平广记·宝珠》引《广异记》载："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又同书《守船者》引《原化记》载："乃一珠径寸，光耀射目，。。至扬州胡店卖人，获数千缗。"同书《鬻饼胡》载："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同书《萧旷》引《传记》曰："龙女出轻绡一匹，赠（萧）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外国商人来华之众和他们的富有。唐朝诗人在诗中常提到卖酒的"胡姬"可见外国女子在华做经商买卖的也很多。 　　在交易频繁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支付钱币的麻烦，唐后期，各大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具有信用性质的柜坊。柜坊也叫僦柜或寄附铺。商人将钱币存放在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收取一定的柜租。柜坊的出现时间，当在德宗以前。德宗初年，曾向僦柜借1／4　的钱以供军用。初时柜坊代客保管钱物，以后还可收买贵重物品，甚至连奴婢、牲畜都可以寄放。商④　参见尉迟偓《中朝故事》。 　　⑤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八》。 　　⑥　《旧唐书·玄宗纪下》。 　　⑦　《唐全文》卷八十一，宣宗：《禁公主家邑司擅行文牒敕》。 　　①　《唐会要·市》。 　　②　《全唐文》卷七十八，武宗：《会昌五年加尊号后郊天赦》。 　　③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 　　④　《新唐书·陆羽传》。 　　⑤　《旧唐书·邓景山传》。 　　⑥　参见《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 　　人取钱取物，既可凭票据，也可以信物领取。如《太平广记·张老》述："（张老对妻兄韦义方说）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席帽）为信。。。（韦）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席帽是乎？'韦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出青布帏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目验。'令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钱而归。"从这个故事可得知，柜坊也可由其他商店兼营。扬州是豪商富贾云集之处，柜坊相当多。长安也是商业大都会，且为官僚■集荟萃处所，柜坊更多。如大商人窦乂，在长安西市就开设了许多柜坊，《太平广记·窦乂》述："乂西市柜坊，锁钱盈余。"有不少官僚都存钱于柜坊，当时柜坊存官僚钱者不下50　万贯，多则数百万贯。柜坊的出现，使商人既可避免收受大量钱币的烦劳，又比较安全，因而有利于商品交易活动的发展。 　　唐后期，币材（铜）缺乏，货币流通不足，加之实行两税后，大量税收需纳钱，同时一部分钱币流出境外，及民间出现销钱铸器等现象，更加剧了钱币的不足，因此诸道州府往往禁止现钱出境。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　年），商人创立了飞钱制度，以解决货币流通中出现的难题。当时各道在长安都有进奏院，商人们在长安售出商品后，便将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发给票据。商人回到本道，合券取钱。这种办法，一方面解除了商人携带钱币的不便或可能遭遇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免得地方政府不断运钱到京供给进奏院的需要，因双方都感方便，所以飞钱又称便换。除进奏院经营飞钱业务外，诸军、诸使、富商也都参与经营。元和七年（公元812　年），盐铁使王播又"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①。于是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也经营飞钱业务。飞钱制度的产生，是商业发展的产物，它一方面加速了货币流通速度，另一方面又使京城保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流通，对解除通货紧缩，繁荣市场起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唐朝后期的商业，继续发展，并且更趋活跃，为以后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四）高利贷剥削的盛行随着封建商业的发展，唐代高利贷业颇为盛行。其时，高利贷的形式，大体分为三种：（一）质库，亦称收质、纳质，与后世的当铺差不多。贷者先以物送交质柜，质钱以归，以后付息还本，再取回质物。史书上称为"僦柜质钱"。《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三》胡三省注说：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由此可知，柜坊很多就是经营这种高利贷的。许多贵族官僚也都经营质库，放高利贷。（二）质举，这是一种须提供担保物品押拈的高利贷，它与质库不同，抵押品不需交给放债人保管，而是借债人指定以某物作抵押，将来不能偿还借款时，由放债人没收该抵押品作偿。如《唐阙史·赵江阴政事》载：楚州淮阴东邻，"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这是以田契作为抵押品，此种抵押贷款颇为流行，民间田地、宅舍、牛羊以及其他物品等都可以作为贷款抵押品。（三）举贷，亦称举放、出举，这是一种不用抵押品的高利贷。当时也颇为流行。 　　唐时，富商大贾多凭借手中雄厚的商业资本，积极从事高利贷活动。他们苛剥百姓，利息奇重。如现存的一纸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　年）的"举钱"契券：举钱一千，每月纳二百文，计六个月本利并还。有的高利贷者甚至得到"钥匙"的绰号。《太平广记·刘钥匙》述："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箧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这种高利贷者，比强盗不差。富商大贾们不仅"举债"剥削穷人，而且也向达官贵人们放债。尤其唐后期，一般官吏多向商人借利贷，贿赂买官，到任后苛剥农民还债。"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①。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债帅"，他们的借债实际上是由百姓偿还的。 　　此外，外国商人也大肆放债。如《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中说："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②。再如穆宗时（公元821-824　年），"贬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为宣州别驾，甚子贷回纥钱一万一千四百贯不偿，为回纥所诉，故贬甚"①。可见"蕃商"不仅广泛放债，而且还受到唐政府的支持。 　　寺院僧侣承前代习惯，依旧经营高利贷业。如《两京新记》卷三载："化度寺，。。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迦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不胜数；或有举便，亦不作文约，但任至期还送而已。"又如近代在新疆发现的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健儿马令痣举钱契》："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健儿马令痣为急要钱用，交无得处，遂于护国寺僧虔英边举钱壹仟文，其钱每月头分生利口佰文。如虔英自要钱用，即仰马令痣本利并还。如不得，一任虔英牵掣令痣家资牛畜，将充钱直，还有剩不追。恐人无口（信），故立私契，两共平 　　①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 　　②　《全唐文》卷七十二，《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 　　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章，画指为记"②。 　　唐代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以及各级官吏也是重要的高利贷者，《高季辅传》说："公主之家，。。贵勋之家，。。放贷出举，追求什一。"《唐会要·县令》载天宝九年（公元750　年）十二月敕也说："郡县官僚，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再如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颁布的"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中说："如闻朝列衣冠，或代（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③。为了避免贵族、官僚"与人争利"，缓和阶级矛盾，唐政府曾多次明令禁止放债，如《唐令拾遗》载："诸王、公主及宫人，不得遣亲事帐内邑司客部曲等，在市兴贩，及邸店沽卖者、出举。"开元十五年，玄宗也下令："应天下诸州县官，寄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并宜禁断"①。但是这些禁令实际上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 　　除了私人举放的高利贷外，唐政府也经营高利贷。唐初就专设有捉钱令史，从事高利贷业经营活动。据《唐会要》载："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岁满授官"②。唐政府经营的这种高利贷，利率极高，年利率达48000，几乎是100％。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率逐渐降低。如开元时，收赢6／10，会昌时（公元841-846　年），四分收利。利率虽降，但放贷本钱也增加了。如元和（公元806-820　年）后期，秘书省等22　个机构，放高利贷的本钱，就有53952　贯955　文。而对农民的贷款，所收利息可达本钱的四倍五倍，最高甚至达到10　倍以上，农民无法偿还，只好逃亡，官府便令保人或借债人子孙亲友代偿。借债人死亡，也要由子孙偿还，"子孙又尽，移征亲戚旁支；无支族，散诸保人；保人逃死，或所由代纳"③。可见官府高利贷之苛刻。 　　唐政府积极参予高利贷业，更带动了高利贷活动的发展。广大农民在官府、私人的高利贷剥削之下，日趋贫困，难以自拔。如《旧唐书·杜亚传》说："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高利贷加在农民身上的痛苦，更加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总之，唐后期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工商业的发展更为显著，为宋代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土地益趋集中，庄园经济过分发达，造成农民大量破产逃亡；加之两税法的剥削日益沉重，其他苛捐杂税又纷至沓来，高利贷剥削严重，农民无法生存下去，终于导致僖宗乾符元年（公元784　年）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②　《敦煌资料》第一辑，《契约、文书》部分。 　　③　《唐全文》卷七十八，《会昌五年加尊号后郊天赦文》。 　　①　《唐会要·杂录》。 　　②　《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上》。 　　③　《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上》。 　　七、唐中后期的苛捐杂税和漕运事业的衰落（一）唐中后期的苛捐杂税唐代中后期的封建赋役剥削是十分严重的，除了正常的赋役之外，还有许多花样翻新的诸多名目的苛捐杂税，税目多得惊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盐税。唐代盐税之征始于开元十年（公元722　年）。肃宗时开始实行榷盐制度，从此食盐价格猛涨。后经第五琦和刘晏的改革，稳定住了盐价，并增加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刘晏死后，盐法逐渐败坏，盐价急遽上涨，人民买不起盐，怨声载道。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李巽为盐铁转运使，用刘晏旧法，革除积弊，把盐利皆归度支。天下榷盐税茶，共赢665　万缗。初岁收入已达到刘晏的最高水平，以后增加额竟三倍于刘晏时，因而国用充足。但不过两年时间，元和四年（公元809　年），李巽死，此后盐法又乱，直至唐亡。 　　茶税。茶税之征始于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当时户部侍郎赵赞建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①，"茶之有税，肇于此矣"②。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张滂奏立税茶法，于产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在地税吏将茶叶定三等估价，每值10　钱的货收1　钱的税，税率也是1／10，"是岁得缗四十一万"③。穆宗时，盐铁使王播又将茶税提高了50％，并规定"量斤计税"，即按重量计算应税数额。同时，为了减少政府的损失，王播还规定1　斤茶要先加至20　两，其中4　两作"加耗"。从此，唐政府大获其利，举天下山泽之利不过7　万余缗，不能当一县的茶税，可见茶税收入在财政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　年），茶税先付州县，而后入于户部，复又定茶法，茶税渐入税收的正规。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　年），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天下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均征重税。宣宗大中年间（公元847-859　年），盐铁使于悰在每斤茶叶上增税钱5钱，谓之"剩茶钱"。自此以后，斤两又复旧，即1　斤加至20　两。由于茶税愈来愈重，茶价上涨，因此私贩也愈来愈多。为保护政府的财政收入，唐王朝尽力搜捕私贩的茶商，对私贩的处罚规定极严。如宣宗时规定，私鬻三犯皆300　斤者，运茶三犯至500　斤者，茶店主人四犯至4000　斤者，皆处死刑。但仍不能禁绝。大中六年（公元852　年），盐铁转运使裴休为整顿茶税，抑制私贩，曾上奏道："诸道节度、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今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从此通流，更无苛夺。所冀招恤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欲寻究根本，须举纲条"①。宣宗准奏，依照实行。此后，"天下税茶增倍贞元"②，每年获利近百万贯。 　　①　《新唐书·食货志四》。 　　②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③　《唐会要·转运盐铁总叙》。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②　《新唐书·食贷志四》。 　　酒税。唐初无酒税。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禀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③，但第二年又遇饥荒，于是"复禁酤"④，并规定："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⑤至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⑥，开始实行税酒政策。大历六年（公元771　年），又将酤户分为三等，分等纳税。同时允许地方用酒税钱抵充应进奉的布绢之数。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罢酒税。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⑦"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⑧。贞元二年（公元786　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⑨。元和六年（公元811　年），宪宗从京兆府的建议，"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⑩。从此，榷酒钱成为两税的附加税。而有的地方既将榷酒钱分配于两税上征收，又别置洒店酤酒，使人民遭受双重剥削。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　年），根据宰相王涯的建议，又"罢京师榷酤"（11）。此后各地仍有榷酒钱。唐王朝的榷酒收入很大，大和八年（公元834　年），"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六十万余缗，而酿费居三之一"①，其纯利超过百万缗，较茶税之初多一倍半，仅次于榷盐收入。 　　矿税。唐初不对矿冶业征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　年），"初税伊阳（今河南汝阳县）五重山银、锡"②。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③，于是由盐铁使掌管矿冶业。宪宗元和（公元806　年-820　年）初，"天下银冶废（设置、放置）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④，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持其事。但全国矿税收入，不过7万余缗，还不及一县所收的茶税。到宣宗时（公元847-859　年），因收复河湟，须增戎兵衣绢52　万余匹，于是盐铁转运使裴休将山泽之利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并要求"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⑤。当时"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⑥。总之，唐代矿税不大，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少。 　　关市税。唐前期无关税。到肃宗至德三年（公元758　年），东京留守李区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以供国用，因有吞没，遭人反感。德宗时，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⑧　《新唐书·食货志四》。 　　⑨　同上。 　　⑩　同上。（11）同上。食货志四》。 　　①　《新唐书·食货志四》。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户部侍郎赵赞请诸道要津置吏税商贾钱，每贯税20　文，税率为2％。唐后期，内地关卡林立，官府肆意征税，情况极为严重。如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今江苏盱眙县境），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①，对于这种情况，唐王朝也曾诏令禁止，如天复元年（公元901　年），昭宗发布《改元天复敕》，称："途路所先，通商是切。关畿之地，横赋非宜，致物价之益高，自商徒之难济，令盐铁使及两神策军，先有两市杂税，并令停罢。自今以后，畿内军镇，不得擅于要路及市井津渡，妄置率税杂物及牛马猪羊之类，其有违状者，有人纠告，以枉法论之。"②尽管如此，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唐代的市税，即对市内商贾直接征收的商税，在安史之乱，由各道节度使、观察使自行征收，以充军资杂用。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1000　者有税。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　年），唐王朝派御史负责向商贾征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经赵赞奏请，始正式规定商税的税率。二年，增商税为什一。三年，初税商钱，对茶、漆、竹、木等征税。 　　除上述税赋以外，其他杂税也不少，如：借商钱、间架税和除陌钱。德宗时，因对诸道用兵，政府财政不敷，欲谋得五百万贯以济用。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及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于是"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榜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③。但只得200　万贯。于是又根据赵赞的建议，实行间架税及算除陌。所谓间架税，就是以房屋为征课对象的一种财产税，"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并规定"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文"①。除陌钱为对交易所得及公私给付钱物所课的税。原为每一贯的交易额，抽税20　文，现增加为50　文。如果以物易物，要将物折合成钱，再依税率抽取相当的货物作为税收。借商钱、间架税和除陌钱不仅扰民极大，增大了百姓的负担，怨愤满天下，而且多为主持者侵吞，公家所得不及其半。后泾原军至京师，发生叛乱，于丹凤阙下提出：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②，以鼓动百姓响应。可见恶税为害百姓之甚。兴元元年（公元784　年），德宗不得已宣布停罢间架、除陌两税。 　　另外还有青苗钱。青苗钱始征于肃宗时，实际上是田赋的附加税。《册府元龟·邦计部·赋税一》载："乾元（公元758-760　年）以来，属天下用兵，京师百官俸钱减耗，帝即位推恩庶僚，下议公卿，或以税亩有苗者，公私减济，乃分遣宪官税天下地青苗钱，以充百司课料，至是得钱四百九十万贯"。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　年）规定："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②　《唐大诏令集》五，《改元天复敕》。 　　③　《旧唐书·卢杞传》。 　　①　《旧唐书·卢杞传》。 　　②　同上。 　　文"③。青苗钱是额外课征的，本来应征田有青苗者，后来无青苗者也征。有的地方青苗钱赋额相当大，如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虢州（今河南灵宝西）青苗钱竟高至每亩出70　文。后在刺州崔衍的坚持下，德宗才下诏减虢州青苗钱。 　　其余还有：埭程，官府在水流湍急，船路险阻地段设埭（土堤），用牛或人力助船过渡而向客商征收的税；贯率及口算，对商品交易征收的交易税；邸直，政府所设邸店对客商所征收的住宿费；竹綀场税，地方官自行设场，对某些产品征收的过路税等等。 　　唐代还有各种名目的杂项收入，如：进奉。唐代各级地方官吏，特别是节度使、观察史、刺史等经常利用各种名义向皇帝进献财物，以邀宠幸，这就叫做"进奉"，或称"羡余"。如玄宗时，户口色役使王鉷岁进钱百余万，供皇帝私用。德宗兴元（公元784年）以后，进奉之风更加盛行，剑南四川观察史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纬等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①。宪宗时，同样接纳进奉。进奉者及皇帝都认为进奉是额外之财，不会加重百姓负担。但正如李翱所说："今节度观察使之进献，必曰'军府羡余，不取于百姓'。且供军及留州钱各有定额，若非兵士阙数不填及减刻所给，则钱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于百姓，将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贾者，有酿酒而官沽者，其他杂率，巧设名号，是皆夺百姓之利"②。德、宪两朝，节度使及观察使进奉之风，达到高潮。比较突出的人物是宣武节度使韩弘，他初入朝时，就曾"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③。其后进献数字愈来愈大，而且带动下面官吏，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万缗。各地官吏以种种名目进奉，"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进奉，谓之'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上加尊号又进奉，亦谓之'贺礼'"④等等。 　　率贷。率贷之征始于肃宗时。肃宗即位后（公元756　年），面对两京陷没，民物耗弊的残破局面，"遣御史康云间出江淮，陶锐往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①，所收以巨万计。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按率征税商贾，以充军费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1000　以上，均须按率征取，致使商旅无利。 　　和籴。唐初，为了平仰物价，保持物价的稳定，以及供应边疆的军需，政府以相当于时价或略高时价收购农民的剩余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称为和籴。和籴本为出于农民自愿，不带强制性。但是安史之乱后，和籴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变相的赋税，往往根据各户土地面积分派和籴数额，而且它甚于一般赋税。如《新唐书·食货志三》载："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③　《旧唐书·食货志上》。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上》。 　　②　《李文公集》卷九，《疏绝进献》。 　　③　《资治通鉴·唐纪五七》。 　　④　《资治通鉴·唐纪五七》。 　　①　《通典·食货典》。 　　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白居易在《论和籴状》疏中也说："比来和籴事，。。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平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人。"②和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白著。安史之乱后，人户大量逃亡，唐政府财政收入大受影响，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租庸使元载根据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至上元二年（公元761　年）8　年来农民的拖欠及逃亡户的租调，约计其大数，派豪吏为县令在未遭战火严重破坏的江淮一带督征。结果，不管是否拖欠租赋，凡民家有粟帛者一律迫索，少则夺取一半，多则十取八九，这就叫"白著"。对不从者以严刑威逼。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州县也无法控制。 　　折税市草。德宗时，京兆府每年征地税时，附带以秋税折草，每年300万束，以后加征至1000　万束，令百姓自雇车输送入城。然一束之草，连同搬费，约为35　文上下，而度支只给折钱25　文。农民不仅影响春耕，还白白受官府剥削。 　　总之，自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广大农村出现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局面。加之州县多为藩镇所据，唐政府控制的户口大量减少，府库空竭，于是便利用多种形式对百姓进行残酷压榨，正如《新唐书·食货志一》所说："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这种种苛捐杂税的聚敛，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不胜剥削压榨之苦。他们是主要的赋税征课对象，经济力量薄弱，又无权势可以逃避转嫁，倍受税吏催责、勒索、凌辱，不堪忍受，往往"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谷"；"人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敛获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①。大量农民被迫逃亡，统冶者又实行"摊逃"，即将逃户的赋税分摊到未逃户身上，结果引起更多的逃亡，使未逃户负担愈来愈重，形成恶性循环。李渤曾指出："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率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①。杜荀鹤的《山中寡妇》诗真实地反映了唐末苛刻的赋役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诗说："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②这样的苛敛重征，结果导致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当是必然的了。 　　②　《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 　　①　《新唐书·食货志二》。 　　①　《旧唐书·李渤传》。 　　②　《全唐诗》卷六九二，杜荀鹤：《山中寡妇》。 　　（二）唐朝后期漕运的衰落和唐王朝的灭亡1。唐后期对漕运干流的疏浚和整理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物资匮乏，人口减少，此后唐中央政权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主要仰给于江淮，因而漕运江淮粮食和物资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为此唐后期对漕运干流实行了进一步的疏浚和整理。主要工程有：（1）重通汴渠安史之乱使汴渠的疏浚工作中断，结果河、汴之渠，"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③，航行极其艰难。为了漕运江淮物资，代宗时转运使刘晏受命疏浚河渠。刘晏"乃自桉行，浮淮、泗，达于汴，入于河。右循砥柱、硖石，观三门遗迹；至河阴、巩、洛，见宇文恺梁公堰，厮河为通济渠，视李杰新堤，尽得其病利"①。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刘晏发动民工，组织兵丁，淘挖以汴渠为重点的渠中淤泥。在修河过程中，他焦心若形，"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②。终于重新疏浚了汴水，恢复了汴渠的运输能力，"自此每岁运米数十万以济关中"③。"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④。 　　（2）三浚山阳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齐澣开凿新河，改换漕运道路，疏浚山阳渎后，仅22　年的时光，到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　年），伊娄河便淤塞，不能通航了。从此江南漕船驶过长江后，须卸货装车，通过陆运将物资运至扬子，再装船北运，极为不便。于是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　年），淮南节度使杜亚"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夹堤高印，田因得溉灌。疏启道衢，彻壅通堙，人皆悦赖"⑤，终于再次沟通了江北漕路。贞元四年（公元788　年），杜亚又"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来陂田"⑥，并于渠口修"爱敬陂水门"以节水势，改变了高邮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⑦的现象。此为第一次。 　　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　年），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在高邮湖筑堤为塘，灌田数千顷，又修筑富人、固本二塘，不仅保证了山阳渎水力的充足，又增灌溉万顷之田。此为第二次。 　　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　年）因"扬州城内官河水浅，遇旱即滞漕船"①，盐铁转运使王播"奏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③　《新唐书·刘晏传》。 　　①　《新唐书·刘晏传》。 　　②　《旧唐书·刘晏传》。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新唐书·杜亚传》。 　　⑥　《新唐书·地理志五》。 　　⑦　同上。 　　①　《旧唐书·王播传》。 　　河，开凿稍深，舟航易济，所开长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钱，当使方圆自备，而漕运不阻。后政赖之"②。此为第三次。 　　（3）三治江南运河江南运河是东南运河系统中水源最为丰富的一段。它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800　余里。唐后期曾经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治理：第一次，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　年），引西湖水北出杭州余杭门外，入于运河，以丰富水力。在此之前，为防水流走失，已在江南运河南端的钱塘江口建立了一个水闸--长安闸。 　　第二次，代宗永泰时（公元765-766　年）到大历（公元766-779　年） 　　初年浚治练湖，丰富漕河水力。江南运河自常州到丹阳之间的水源主要依靠练湖湖水，而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桥一段是运河水位最浅，航道又极窄的地段，涸水季节水深仅4　尺，根本无法通过漕船。为了保证漕运畅通，代宗时不仅浚治练湖，提高漕河水，而且禁止引湖水灌溉农田。 　　第三次，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常州刺史孟简于武进（今江苏常州）西40　里开孟渎，"引长江水南注通漕"③；又于无锡南5　里开泰伯渎，"东连蠡湖"④，以济漕运。 　　（4）别开丹灞水道中宗时，崔湜开凿的勾通丹灞二水的挽道，后来"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①了。于是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　年），商州刺史李西华在崔湜开凿的基础上，"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今河南陕县），七百余里，。。役功十余万，修桥，道起官舍，。。人不留滞，行者为便"②。 　　（5）两修褒斜道唐后期，藩镇割据，时有阻断大运河的事情发生，江淮物资无法北运，于是唐王朝愈加依重褒斜道输物于关中，同时也更加注重修治褒斜道。较大规模的修治有两次：第一次，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泾原兵变。为了镇压叛军，为官军调集物资，殿中侍御史万俟著受命开金商运道，通过褒斜道漕转粟帛。最后终于平息了这场叛乱。 　　第二次，宣宗大中（公元847-859　年）中，兴元节度使郑涯、封敖，分别"开新路"，"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③。 　　（6）治理灵渠秦始皇时开凿的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条水系。唐后期，为了加强对岭南和安南地区的统治，曾多次治理灵渠。如敬宗宝历（公元825-827年）初年，"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渠漕"④，同时"酾浚旧道，鄣泄有②　同上。 　　③　《新唐书·地理志五》。 　　④　同上。 　　①　《新唐书·崔湜传》。 　　②　《唐会要·道路》。 　　③　参见《新唐书·封敖传》。 　　④　《新唐书·地理志七上》。 　　宣，舟楫利焉"⑤，"自是累加修浚，或谓之埭江"⑥。灵渠的斗门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以后，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桂州刺史鱼孟威又"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⑦，在李渤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治。 　　总之，唐后期，尤其到了晚唐，由于藩镇割据，自擅兵赋，大运河日益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丹灞水道、褒斜道等连接江淮、汉中、巴蜀和关中的水道成为代替东南系统运河的重要运道。 　　2。刘晏对漕运的改革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日益加剧，北方税源减少，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粮食供给愈来愈倚赖南方的接济。如何把江淮物资运往关中，是唐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代宗广德年间（公元763-764　年），身兼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等数职的刘晏，接漕运，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1）改"船头"督运为官府自运以前的漕运办法，是由州县富户充"船头"，征民夫当漕役，无偿强迫劳动。这种办法，不仅效率低，而且往往造成大量民夫逃亡。刘晏改为由官府直接管理，力夫也由征役改为招雇，并抽调一些士兵参加运输，实行有偿劳动。这种以雇佣劳动代替强迫劳役的转运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实行分段接力运输原先的直达运输法，南船直接驶入黄河、渭水，船体和船工都不适应北河水情，是翻船的重要原因，弊病很多。玄宗时，裴耀卿用分段运输法革除了一些弊端。刘晏在分段运输法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改革。他根据江、汴、河、渭的不同水情，分别造船，分段接运，南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建立交接制度。这样，在不同河道行驶相宜的船只，各段的船工熟悉本段河情，便于正确操作，有利于减少翻船损失，提高运行速度。 　　（3）改散装为袋装以前漕运粮食均散装载运，沿途损失较大。刘晏实行分段运送，沿途更须经过多次装卸手续，不但会增加损耗，而且也会加大装卸费用。于是他指令"囊米而载以舟"①，把原来散运的粮米，一律改用麻袋或蒲包盛装。如此，不仅便于装卸交接和检点登记，减少运送成本和损失，而且一旦翻船也便于打捞。 　　（4）改善运输工具和"教漕卒" 　　刘晏根据江、汴、河、渭水势的不同，在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建立了10　个造船场，制造大小不同、能适应各种不同水力和具有特殊结构的各类漕船。如以前"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刘）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⑤　《新唐书·李渤传》。 　　⑥　《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一》。 　　⑦　《新唐书·地理志七上》。 　　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 　　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②。可见漕船的改进可以大大降低运费。另外，刘晏还"调巴、蜀、襄、汉麻■竹筱为绹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③。避免了以往时常断索而"扑杀数十人"的惨剧的发生。为了保证安全运输，刘晏还大力训练各种熟习水势和操船技能的船工水手，取得了很大效果，"未十年，人人习河险"④。提高了漕运效率。（5）沿运河设置警卫，以及武装押送漕运为了保障航运安全，代宗曾下《缘汴河置防援诏》，云："如闻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①。另外，刘晏还把漕船及人员组织起来，并派"部将"负责护航和押送。 　　（6）创立奖励制度如规定："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②。 　　经过上述改革，运河恢复了它联系南北的作用，此后每年至少运粮40万石，多时达110　万石；原来一次漕运需八、九个月时间，现在缩短为40天；费用也大为节省，不但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运费"减钱九十"，由润州（今江苏镇江）至扬州，"斗米费钱十九"，也"减钱十五"③。其余各段运费也都较大幅度地下降。同时还能"不发丁男，不劳郡县"④，减轻了人民负担，史称"盖古未之有也"⑤。改革后，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保证了京师和关中地区的供给，也大大改善了财政。刘晏的改革创造了封建漕运史上的奇迹，"人以为神"⑥。 　　3。唐末漕运的衰落和唐王朝的灭亡刘晏对漕运的改革，虽然恢复了运河的漕运作用，但是无论是唐中央政府也好，还是刘晏本人也好，都不能解决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割据称雄的局面。藩镇枭雄经常阻塞运河交通。如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李正己、田悦、梁崇义、李惟岳等藩镇势力反叛，以重兵集于徐州，并派兵驻屯运河的咽喉之地甬桥（今安徽宿县北）和涡口（今安徽怀远县东北），以阻止江淮运船北上。情急之中，德宗争派威望极高的张万福为濠州刺史。张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舡，淄青兵马（李正己踞有淄、青等15　州）倚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舡维进"①。以后直到李正己死，其部将李洧以徐州归顺朝廷，漕运才重新畅通。但是，这也只能是暂时的，以后运河交通还常被藩镇枭雄切断，致使江淮物资不能大量地输入关中，从而削弱了唐中央政权的经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全唐文》卷四十六，《缘汴河置防援诏》。 　　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③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④　《旧唐书·食货志上》。 　　⑤　《旧唐书·食货志上》。 　　⑥　《新唐书·刘晏传》。 　　①　《旧唐书·张万富传》。 　　济基础。这种局面，到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　年）才有所改变。 　　宪宗即位后，任用裴度、李愬等贤才，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整顿改善漕运。其改善漕运的具体措施有：委派朝廷亲信将领，率重兵驻守运河要冲，保证漕运畅通。徐州南的甬桥及汴州是运河漕运的两个咽喉之地。德宗时，李泌曾建议道："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李正己之子），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封建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②。于是德宗令张封建代替徐州刺史高明应，任徐、泗、濠节度使，保障甬桥的畅通。同时派刘玄佐镇守汴州。但是贞元八年（公元792　年）刘玄佐死，汴州发生兵乱，漕运受阻。直到贞元十六年（公元800　年），韩弘为汴州刺史，杀阻挠漕运的郎将刘锷及其党羽300　人，漕运才通。宪宗即位后，继续命令张封建、韩弘分别镇守徐州和汴，以保证漕运安全。宪宗曾下诏给韩弘，云："朕以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人疲易散，非卿之惠不能安；师众难和，非卿之威不能戢。今众方悦附，人又知归，镇抚之间，事难暂辍。虽恋双阙，积十年而颇劳，然倚长城，舍一曰而不可"①。可见韩弘镇守汴州保证漕运安全，对唐中央政权的重要作用。另外，元和四年（公元809　年），宪宗又令在通济渠要冲，新置宿州（今安徽宿县）城，加强对运河险要地段的管理。 　　选派干练官员充任转运使。宪宗时，李巽、李鄘、卢坦、王播、柳公绰等都曾主持过漕粮任务。尤以李巽漕粮的年运量最高。《旧唐书·食货志下》云："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刘晏）殁，久不登其数，惟（李）巽秉使三载，无升斗之阙焉。"由于有一班干练之臣主持漕运，因而不仅能保证漕运基本畅通，而且使江淮物资源源输入关中地区，巩固了唐中央的经济基础。如元和十二年（公元817　年），唐中央政府对淮西割据势力用兵，宪宗派盐铁转运副使程异"乘驿谕江、淮诸道，俾助军"②。程异"尤通万货盈虚，使驰传江淮，裒财用以给军兴，兵得无乏"③。《旧唐书·李翛传》也说："时宿师于野，馈运不集。浙西重镇，号为殷阜，乃以（李）翛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令设法鸠聚财货。淮西用兵，颇赖其赋。" 　　宪宗在改善漕运的同时，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改革措施，如注意纳谏，改革两税，实行削藩等等，取得了暂短的全国统一的局面，史称"元和中兴"。但是宪宗死后，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　年），汴州发生兵变。不久，徐州也发生兵变，乱兵"至甬桥，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商旅赀货，率十取七八"①，使漕运至关中的物资大为减少。不仅如此，负责漕运的官吏营私舞弊现象严重，也使漕运事业遭至极大破坏，因此文宗大和（公元827～835　年）时，漕运事业走向衰落。其时，"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支。缘河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 　　①　《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与韩弘诏》。 　　②　《册府元龟·济军》。 　　③　《新唐书·王播传》。 　　①　《旧唐书·王智兴传》。 　　奸吏，大紊刘晏之法"②。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戍守桂林的徐州兵因数年不得更替，在庞勋领导下，发动起义，自湘水入长江，经淮南，返回徐州，控制了徐州，并派兵攻陷了南北要冲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③。使江淮物资不能由运河北运关中，"自淮汴至于河潼之交，百敖皆刳，人无所仰视之者"④。唐中央政府财政陷入极其困窘的境地。 　　僖宗时，爆发了震撼唐王朝的王仙芝、黄巢大起义，彻底动摇了唐王朝统治的根基。随后，藩镇割据之势更加严重。藩镇之间"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⑤。随着唐王朝政治统治的崩溃，漕运事业彻底弛坏，运河也因失修、失漕而变为污泽。如《资治通鉴》云："汴水自唐末溃决，自甬桥东南，悉为污泽"⑥。《十国春秋》亦云："运路久梗，葭苇埂塞"⑦。《宋史·武行德传》亦载："先是，唐末杨氏据淮甸，自甬桥东南决汴，汇为污泽。"可见唐末东南系统运河已完全破坏。 　　总之，唐后期政治上的藩镇割据，造成了漕运事业的衰落和崩溃。漕运事业的破坏、运河的断流，阻绝了唐王朝与东南地区的联系，使江淮物资无法北运关中地区，致使唐王朝失去了统治的经济力量，这是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元906　年，唐末农民起义军降将朱温，废哀帝自立，唐王朝统治终于宣告结束。 　　②　《旧唐书·裴休传》。 　　③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七》。 　　④　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二，《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记》。 　　⑤　《旧唐书·僖宗纪》。 　　⑥　《资治通鉴·后周纪三》。 　　⑦　《十国春秋）卷一，《吴太祖世家》。 　　八、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一）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大分裂公元907　年，朱全忠（即朱温）灭唐，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分裂时期。这个大分裂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它的分裂又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盛唐，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当时国际贸易达到空前程度，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旧的土地制度，均田制遭到破坏，庄园制经济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也起了变化。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也都起了变化，因而导致了社会的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大分裂的局面。形成了五代十国分立的形势。 　　首先，我们来说说当时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变化和矛盾是如何激化的。唐末农民起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农民起义反映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农民起义又激化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唐代的地主有三大势力，一为掌握大量土地的皇室贵族；一为士族地主；一为庶族地主。这三种势力在唐末起了根本性变化，庶族势力增长，贵族、士族势力削弱。庶族地主由于经济上的得势在政治上也要求有一席之地，进而争取更大的权力。唐代的朋党之争，王叔文短暂的改革即反映了庶族势力与士族官僚之间的争权。因为庶族出身下层，能反映平民百姓的愿望，所以他们反抗暴政和腐朽的贵族，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都不是士族地主。比如后梁朱全忠（朱温）出身私塾老师，祖父朱信，父亲朱诚都是塾师。朱温父死后他无以为生，曾为萧县刘家地主作佣工放猪。而后唐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后汉的刘知远都是西夷沙陀人。沙陀是西北少数民族，他们迁居中原，逐渐汉化，当然也不是士族阶层。后周的郭威则是个茶商，其他如十国的南唐徐温是个私盐贩子，吴越国钱镠原是地道的农民。可见，五代十国分裂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力量起了变化的结果。新兴势力兴起，旧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双方必然要斗争、分化、分裂、重新改组、重新结合，然后又走向统一，这就是五代十国所以形成的原因。 　　其次，我们说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族关系也起了变化。唐代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周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关系也有了变化。唐初全国统一，国力强盛，对外关系取得巨大成就。中唐以后，国内动乱，外族乘机侵入，北、西、南三边沦陷，朝廷无力恢复，甚至借外族兵力从事内战，以求取胜自保苟安。如沙陀李克用，黄巢起义时被召入关镇压起义军，起义军战败后，他即据有河东，积极参加割据战争。唐初外族以娶唐公主为荣，不惜竭尽财力充聘礼。中唐以后，以公主屈嫁外族，称"和藩"，需要送礼五百万缗才能嫁出去，汉夷力量对比，由此可边疆少数民族势力增长和入侵是造成分裂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五代的统治者们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异族相勾结，或者本身就是异族，无所谓民族气节可言。如后晋、后汉统治者争相割地给契丹族，自称儿皇帝，把今北京、河北、山西一带燕云16　州拱手送给契丹（辽），自此以后，塞外金、元相继以北京（燕京）为首都直到明朝才收回，前后达400　年。在异族支持下，中原自然统一不起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五代十国局面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尤其是长江、珠江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若干个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适当的人力、财力、物力供军阀们利用，因而造成了若干分割独立的小国。唐末北方人避难，多是关中人逃到四川，两淮人逃亡江南，因为那里战祸轻微，所以吸引了大批北方人。除了吴越国钱镠是用乡兵（本乡人）之外，其余各国都招募外乡人当兵，他们之中有些人掌权后又大量吸引原来家乡人投奔他，造成南方人口猛增，生产也很快发展起来，如盐、茶、手工业、纺织业都相应发展，十个小国相对比较稳定。分裂便成定局。 　　上述经济发展的情况只是造成暂时分裂的原因，它同时也蕴含着统一的因素。因为经济发展最终必然要求更大的统一的市场，进而要求政治上的统一。统一是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只能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一页。 　　（二）北方地区经济的破坏五代时，在北方地区战争不断，加之五代的统治者都是大军阀，既无治国之才，又无治国之策，所以北方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少有发展。被破坏的情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产力的直接破坏由于五代时统治者都是方镇军阀，他们为了互争地盘，抢夺政权，就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以作为争夺权力的工具。但军士都是农民，他们要求的是安居乐业，绝不愿意成为战争的工具，所以军士的逃亡成为重要问题。军阀们为了保持足够数量的军队，就想尽办法，限制兵士逃亡。如梁太祖朱全忠采用黥面，即在士兵脸上刻字的办法，使兵士不敢逃亡，逃亡后也容易被认出。用这办法把大批农民束缚于军中。这个办法各地军阀都先后采用，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征集北方15　岁到70　岁男子当兵"并黥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结果当时北京地区农民除少数逃亡者外，都为征用，搞得"闾里为之一空"。又如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在襄阳拦劫商旅，皆黥面，以充军，逼得农民大批逃亡，脱离生产，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脸上刻字的军士不能返乡，他们便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为寇，成为破坏生产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 　　生产力的破坏，还表现在人民遭到大屠杀。五代时，北方户口大减，原因是统治北方的军阀，尤其是带有游牧人野蛮风气的沙陀军阀，心目中只有战争、屠杀、抡掠、搜括，其余一概不知。每次战争军民死伤无算。朱全忠在黄河南北作战30　年，李存勖与梁相争10　年，大小战百余次，军民死伤严重。契丹入寇仅相州城就被屠杀死10　余万人。公元948　年后汉派郭威率兵灭河中、永兴、风翔三镇，这次战争在五代并不是大战，更不是久战，但打扫战场时已有僧人埋了20　万尸体，还有不少未埋的。按此推算，每次战争都要死伤几十万人。军阀们还以杀人为乐。公元893　年，朱全忠在巨野击败米瑄部，俘虏士兵3000　余人。恰巧这时狂风大作，朱全忠兽性大发，竟说这是杀人不足的原因，下令将3000　士兵全部杀死。朱全忠之侄朱友宁攻博昌县不下，俘民众10　余万，合人畜木石筑工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后来城攻破尽屠邑人，清河为之不流，真是惨绝人寰的大凶杀。生产力被破坏的程度可见一斑。战争不但杀人而且毁坏田产，使生产无法进行。朱全忠进攻东方四镇，"人丧十六七"，"人不得耕织，民为俘者十五六"。 　　除了战争凶杀外，还有残酷的刑罚。石敬瑭是五代最凶恶的皇帝，他制定法律，凡偷盗一钱以上，一律处死；盗本家及四邻一概处死；男女不论强奸通奸一概处死。官吏杀人愈多奖赏愈厚。山东郓城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17　个村居民。卫州刺史叶仁鲁捕盗，恰巧十几个村民协助捕盗，也被捉去斩断脚筋，陈列示众。中书侍郎苏蓬吉，奉石敬瑭之令清理囚犯，苏逢吉不问是非一律问斩。有一次太白星白天出现，人民仰观，都指挥使史宏肇对观看的人，一律腰斩。以上例子说明五代时统治者杀害人民破坏生产力之罪恶是多么深重。 　　2。统治者对人民的掠夺加重五代的统治者都是出身流氓兵痞，一旦掌权，横征暴敛，不一而足。后唐庄宗和其妻刘皇后是最大的两个搜刮民财的民贼。为了搜刮民财，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六亲不认。皇后刘氏本魏州成安人，出身甚微，五、六岁时为李克用所得，归晋阳宫，为太后侍者，教吹笙。长成后，"姿色绝众，声伎其所长"，赐于庄宗为侍妾，后庄宗为帝，她为皇后，其父曾来认亲，她耻为穷人女，把亲生父亲在宫门前痛打一顿，赶了出去。进洛阳后，却硬认洛阳首富张全义为父。张全义为保住富贵，献了大批财富认了女儿，以后又时常贡献，保住了荣华富贵。这位皇后可说是"有钱便是父"。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她贪婪极甚，早在魏州时就令人"设法稗贩"，作生意，所得以皇后为名。正位后凡贡奉先入后宫。皇后皇帝争相。。财，听信宦官主意，分天下财富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外府（库），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一部分为内府，方镇贡献者入内府专供皇帝、皇后作为游乐之用，于是"外府常虚竭而无余，而内府山积。"庄宗荒淫而荒唐，他用人只用两部分人，一是庄宗喜欢唱戏，用大批唱戏艺人为大臣，如艺人杨婆儿为郡守刺史，伶人周迎恃宠怙势能依势推荐人任郡守。一是庄宗喜欢贪官，贪官能为其敛财，用孔谦为租庸使，剥削极繁重，税目繁多。公元929　年，户部奏疏中列举的税项有粮食（大小麦、■麦、豌豆等）、正税匹帛钱、鞋钱、地头钱、榷曲钱、蚕盐钱，诸色折科①。除此外还加征秆草每束一文，绢、絁、布、绫、罗、每疋十二文，鞋每双一文，现钱每贯七文、丝、绵、、线、麻每十两加耗半两，粮食每石加耗二斗（称为雀鼠耗）。除了加征以外，中央库还分列加征现钱每贯二文，丝棉等每百两加一两，秆草每二十束加一束，后汉时改为雀鼠耗再加二斗。甚至牛皮也是一种税，周太祖规定每十顷田税为一张牛皮。周以前，牛皮要全数卖给官府，后汉时民间私藏牛皮一寸处死刑。苛捐杂税扰民最厉害的要算盐、曲两项。生产盐每斗折纳白米一斗五升。盐要官卖，按户配食，按田多少纳盐税，一亩五文，民间交纳盐税却往往分不到盐，即使分配到盐，也往往质量恶劣，内含土质，不能食用，于是贩私盐的日多（十国皇帝中不少是私盐贩子出身）。朝廷为了禁止私自贩盐，就施严刑峻法，滥行杀戮。后梁、后唐规定私贩盐一两至一斤者，买卖双方各打60　杖；一斤至三斤者，各杖70；10　斤以上处死。曲就是酒，酒也是专卖。后唐孔循因为人报洛阳一家私造酒，而枉杀其全家。五代时，政策多变，忽而这个专卖，忽而那个民间不许买，更易无常，扰民极甚。农民纳税本来极重，而纳税又有"折纳"、"■配"等名目，即以实物折钱，而辗转相折，实际征收就多出数倍。再加上货币混乱，好钱多被富豪之家贮存，钱币流通量减少，形成钱贵物贱的畸形现象。农民贱卖所有来纳税，其结果是凶年固不免死亡，丰年亦难免流离失所。户口流亡，田园荒芜，日甚一日。 　　为了敛财，各级官吏层层剥削，大小官职都要对皇帝纳"尚书省礼钱"。太师、太尉纳40　千，太傅、太保纳30　千，司徒、司空纳20　千，仆射、尚书纳15　千，员外、郎中纳10　千。藩镇见皇帝要送特重的礼，称为"买宴钱"。除送礼外，官员还要自出办公费。宰相出光省钱（宰相出钱为300　千，潘镇带平章事号者纳500　千），御史出光台钱，国子监生也要出束修钱2　千，及第后再出1　千。这是交给皇帝的。此外，小官还要送给大官，最后当然都要百姓出。五代时对下级官不重视，县官多是由大官府中最无用、昏庸不堪的杂役充当。县官被作为玩笑的材料。这些人来管理百姓，百姓多么悲惨，可 　　①　参见《五代会要》卷二十五《租税》。 　　想而知。 　　3。人为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本是常事，在政治较好的时候，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灾害后果可以减轻一些。五代时，政治最黑暗，自然灾害就更加重了人民痛苦。但更有甚者就是人造自然灾害。据《通鉴纲目》记载，黄河决口历史上有16次，五代竟占九次。据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公元910　年至953年，43　年中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24　次，其中有的竟是统治者故意制造的，如梁、唐对垒，朱全忠为了用黄河水阻止李存勖进攻，前后掘黄河三次决口。公元896　年，黄河水涨，河南滑县危机，朱全忠命人决河堤，分道为二，夹滑州城东流，散漫千里，"为害弥甚"。 　　公元918　年，后梁将谢彦章为阻止李存勖进攻，在杨柳城决黄河堤，大水弥漫，山东、河南曹、濮两州被大水淹没，损失惨重。 　　公元923　年，（后唐同光元年）后梁灭亡前夕，梁将段凝在酸枣（河南延津县）决河堤，曹、濮两州之间及汶阳大水弥漫。后梁企图用黄河灭敌，结果敌未灭而把自己灭掉了。《资治通鉴》记载，黄河自杨柳至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成二支，汇成大泽，涨数百里，又向东北决右堤而出，淹齐、捸、淄诸州一直到海，漂没民田庐不可数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自给食。 　　公元924　年（后唐同光二年），发、汴、渭兵士修酸枣堤，修而复坏。 　　公元932　年（后唐长兴三年）诸州大水，宋、亳、颖诸州尤甚。 　　公元941　年（后晋天福六年）黄河决堤于滑、邢，兖州、濮州皆为水淹，河水宽七十里，水势又南流入沓河及扬州河。 　　公元943、944　年（后晋开运三年四年）黄河多次决口，流入营州、单州、濮州、郓州等地，环梁山合于汶、济，由此形成梁山泊（泺）。黄河不断在人为破坏下决口，使山东、河南、安徽、两淮等地广大地区被淹没，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除了水灾以外还有其他灾害，如旱灾、虫灾、风灾等。公元943　年（晋出帝天福18　年）春夏有旱灾，秋冬有水灾，还有蝗灾。遇蝗灾时，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晋出帝反而因国用不足下令搜括民间谷物，逼民献谷，百姓饿死数十万人，流亡更不可数计。恒、定等州灾情尤其严重，朝廷知道搜括也无用，下令停止。但顺国节度使（治恒州）杜威却奏请照样搜括，结果他搜括了100　万斛谷物，送给朝廷30　万斛，其余70　万斛全部为杜威私自占有。他又加征30　万斛凑够100　万斛，第二年春高价卖给老百姓，得钱200　万缗。他个人横征暴敛得钱200　万缗，老百姓却饿死者不计其数。 　　4。钱滥税苛，商旅困扰，正常贸易停顿，生产严重停滞处于大分裂、大割据下的中国，各地关卡林立，任意截掠商旅，贸易无法正常进行。而货币滥恶，商税苛繁，则尤为商旅之患。 　　钱币之滥表现在经济严重萧条，钱币数量少而质量差，唐末以来，官定以80　文为一"陌"（百），不用足陌（100　文为足陌），因为钱币缺。五代时，80　文也顶不了一陌。造成钱币危机的原因有三，一是富户奸商屯积铜钱，销熔以铸器物，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二是南方各地铅、锡钱、铁钱源源不断流入中原，无法扼制。三是偷铸货币有利可图，人们趋之若鹜，禁止不了。真货币越来越少，假货币越来越多，禁令等于空文。农民手中无钱，备受盘剥，受害最深，因为国家收税要现钱，用粮折钱要打折扣。经济萎缩造成货币短缺，质量恶滥，而货币少，质量劣又加重了经济萎缩。 　　钱币滥恶，固然影响商业发展，而各地关卡林立，商税苛杂，甚至掠夺货物，杀害商旅，为患更甚。梁建国前，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派人押茶计万斤到河南汴京贸易，朱全忠尽夺其茶。割剧一方的藩镇的茶叶尚被掠夺，何况平民百姓？后梁、后唐为了多敛商人钱财，不仅多设关卡，而且故意阻塞道路。后唐同光年间，孔谦（租庸使）奏称，现在商人为了逃避商税，多不走大路而走小路，一方面要严加捉拿，另一方面要阻塞小路、山谷，让他不能通行。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不仅阻碍商业发展，而且阻挡过往百姓。公元926　年（天成之年）皇帝的诏书中也承认，自湖南至汴京茶叶要纳六、七次税，以至商旅不通。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皇室贵族却乘机发财。后唐李嗣昭妻杨氏"善积聚"，设法贩卖，家财百万。庄宗的刘皇后"好兴利聚财"尤其著名。她们不仅不纳税，而且凭特权强买强卖，使买卖成为一种强制掠夺的手段。 　　五代时期北方经济的破坏后果是很严重的。它使北方各国没有实力对抗异族侵入。自五代以后，中国北方门户大开，先是辽、金、元，后又有清长期统治近千年，其中只有明是汉族统治，但也常被外族欺扰，甚至皇帝也被俘去。经过长期共同生息，汉族与少数民族反而融和成一体，造成今后永久统一的基础。 　　（三）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古代从八世纪开始，经济中心即逐渐南移。隋、唐时，朝廷的财政已经主要依靠南方，所以才有隋炀帝修运河之举。唐末农民起义和藩镇之乱，波及南方，也曾出现短期混乱局面，但很快即被少数政治集团割据成九个小国，造成地区性局部统一。这些小国建立后，大多推行保境安民之策，造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因而使南方能在北方战乱频仍时，出现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情况。 　　1。南方经济恢复和发展概况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力的增长唐末五代长期战乱，加上异族入侵，北方人民大批南迁，有隋黄巢起义军南下留居各地的，有避秦宗权等游寇杀掠而逃亡南方的，有避契丹入侵铁骑蹂躏而逃亡南方的，他们分别迁到江浙、闽粤、蜀、楚等地，而闽、粤增加劳动力最多，那时起南方人口一直高过北方。据《旧五代史》不完全记载，南方人口远远多于北方。情况如下：年代（公元）　地　区州县数户　数958　年南唐淮南地区洲14　县60 226574963　年荆　南州3　县17 142300963　年湖　南州14　县66 97388965　年后　蜀州46　县240 534039971　年南　汉州60　县214 170263975　年南　唐州17　县108 655065978　年漳　泉州2　县14 151918978　年吴　越州14　县86 550680合　计2528145　户宋人记载，宋初南方诸国未入宋时，宋户数只有967，353，宋太祖平定南方后户数增加到3，574，257。就是说南方户数占全国户数的70％，南方户口增加当然不全是北方移民，更主要的还是南方经济发展，生活稳定，人口才能迅速增加。人口增加一方面增加了劳动力，可以促进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也只有生产发展，才能养活较多的人口。 　　（2）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外部条件即水肥等；一是内部条件，即人的积极性。是否具备这两个条件，就要依靠正确的政策。南方诸国建国后，都重视水利建设，吴和南唐曾于楚州境内修筑白水塘溉田，又修寿州安丰塘，可灌田万顷。楚于潭州东20　里筑堤储水，号称龟塘，可溉田万顷。又在衡州西修百亩大堰，于辰州西北凿莲花塘以灌农田。闽王王审知在位时，"大浚侯官（福州）西湖，广至40　里，灌溉农田无数"。"又于长乐县建海堤，置斗门十，以御海潮，旱则积水，涝则排水，堤旁尽成良田，连江县东湖方园20　里，溉田43　余顷"①。前蜀邛州节度使张琳，在盾州修通 　　①　《福建通志》卷三十三。 　　济堰，灌田一万五千顷。后蜀山南节度使武漳，修水利灌田千顷，人受其利。就是地处一隅的荆南小国，也在监利县南修堤防水患，又自安运镇北禄麻山南至汶步渊，筑130　里堤，以障襄汉之水。南方诸国兴修水利，最为有名的是修钱塘江堰的吴越王钱镠，钱镠对水利有创造性的发明，他用铁幢、竹笼等建成坚固的塘基，然后再筑成海塘。这项工程至今仍然使用，成为我国工程学上的优秀遗产。钱镠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设置长年专职维修水利的队伍名叫撩浅军。《十国春秋》载，"置都水营以主水利，以主水事，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他还兴修绍兴鉴湖、杭州西湖、武义县长安堰、鄞县东钱湖等。对江南农田水利建功甚巨。水利事业发展促进了农业发展，宋代政治家范仲淹是苏州人，他曾对当时水利情况作过如下描写："江南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民有利。"可见，当时兴修水利对农业发展，确实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除了兴修水利外，要发展农业生产就须推行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正确的政策主要是减少农民负担。南方诸国都很重视这一点。吴国占据江淮地区，杨行密既定江淮，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租税，"其田上上者，每顷税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顷税一贯八百；下等田一顷税一贯五百文。且可折合交绢、绵、。当时绢、、绵便宜，有人说这样不合算，皇帝却认为这是弃小利而致大利，排除众议，毅然推行，推动了江淮之间的农桑发展。吴国农业发展，政府仓库"金帛委积"。杨行密大将秦裴，在武昌推行便民政策，七年当中"积军储20　万"。陶雅在池州推行这个政策，老百姓拥戴他，生儿子多起名叫陶。 　　南唐继承吴国事业，南唐主李升（原名徐知诰，称帝后改姓李）"御众以宽，约身以俭"，减轻农民负担，取消逋租，并且接受谋士宋齐丘建议，租税不收钱改收谷帛，于是江淮间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还实行屯田政策，军队、政府都召徕农民为其佃作。南唐初年，十分富足，所以才有可能东灭福建闽国，西攻湖南楚国，占地30　余州，广数千里，在分裂的诸小国中最富强。 　　吴越国，钱镠子孙嗣位者都按照钱镠的政策，减免赋税，奖励开荒种田，荒地开垦免征，"由是境内无弃田"。为了取信于民，对诸加税的人"命杖之国门，民皆大悦"。《十国春秋》称吴越时开垦田土，修理水利，米一石不过数十文。 　　闽、楚两国政治最为腐败，所以最后为南唐所灭。但这两国最初一段时期中，农业仍有很大发展。闽（福建）在唐亡之际，收容了大批北方逃亡的劳动力。王潮"甫得泉州，便招怀流散，均赋缮兵"①。既定全闽又"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王审知继兄位后，也执行休养生息政策，让农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因为"轻徭薄敛，与民休息"形成了"三十年间，一境宴然"，"公私富实，境内以安"的局面。 　　楚国据湖南，国王马殷用高郁为谋主。因为湖南人不善耘桑养蚕，就采用以帛代钱的办法"未几，民间机杼大盛"，养蚕织帛成风。楚大宗生产是 　　①　《十国春秋》。 　　茶叶，马殷奖励种茶，种甘蔗，后来楚的旧将周行逢代马姓为王统治湖南之地，他也能"躬履俭约，以率群工"。他的女婿来见他求官作，周给以耒耜（种地工具）叫他回去种地，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得的。 　　前蜀、后蜀占有四川富庶之地，农业生产很发达。王建称帝时即下诏劝农，所以史书上说"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省徭赋。。前视刘备，可以无愧"②。因为农业发展，所以蜀国财政收入增加，"仓禀充溢"。后蜀孟昶即位后，仍然采用劝农政策，奖励农业生产，"国内富安，百姓富庶，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史载当时成都城市繁荣"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颂，合筵社会，昼夜相接"。成都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如锦绣，昶（孟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四川经济繁荣可见一斑。 　　（3）手工业的发展五代十国时南方的纺织、制茶、制盐、冶炼、陶瓷手工业都有很大进步。纺织业。吴国素来以丝织品著名，吴国为奖励发展丝织业，又规定以丝织品代钱币纳税，这一措施大大刺激了丝织业的发展。当时南唐宫人创造了一种号称"天水碧"的绿色染色技术，建康（南京）城内染肆之榜多题为"天水碧"，于是"天水碧"成了盛行一时的招牌。可见随着丝织业的发展，染织业也发展了起来。丝织和染织业的发展，都和官方政策鼓励分不开。南唐李升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50　匹，丁垦田八十■者赐钱二万，皆五年不收租税"。 　　吴越也是绫罗绸缎的产区，吴越丝织品质量精美，有许多著名产品。吴越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纺织品有"越绫"、"吴绫"、盘龙凤锦织成红罗殻■、袄衫缎，"锦绮五百连"，吴越异纹绫，金条纱等名目。当时，杭州城内丝织工人很多，有一次徐绾发动叛乱，因徐绾是润州人，当时丝织工人也多是润州人。钱镠长子钱元瑛，怕工人响应徐绾，便宣布工人放假一天不上工，可见当时工人之多及其力量的强大。 　　蜀中自古是织锦盛地，成都素称锦官城。每年三月蜀中有蚕市，市面极为繁荣。前蜀后主王衍，结彩楼山，用缯彩数万段。又作锦障，从宫内伸至街市。每年秋天，成都四十里尽铺锦绣，这也反映了蜀锦的生产繁荣。 　　湖南的丝麻也很出名，如潭州产丝布、葛布、纻布，道州彬州产白纻布，永州产细葛，沣州产龟甲绫、五纹绫、纻练纱、光明纱等。楚国王马希范造宫殿，"地上铺角簟（春夏用）（竹制），秋冬用木棉（绵布）。当时，棉布是一种奢侈品。 　　闽国的丝、棉、麻织品也很发展。从其贡品中即可见一斑。 　　制茶业，是南方主要产品。唐代时茶叶即大量出口日本、朝鲜、大食等国。五代时产茶和制茶技术都有很大发展。 　　江淮素为主要产茶区。杨行密建吴国，以用度不足而作茶叶生意，换取民间布帛。而杨行密与朱全忠交恶，导火线也是因为杨行密派人到汴京贩卖茶万斤，被朱全忠抢夺。江淮茶以阳羡茶为珍品。公元946　年（南唐保大四年）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廷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这种茶用茶的乳汁作片，也可以作妇女化妆修饰之用。据史记载"南唐进建阳茶油花子，大小形制各别，宫嫔缕金于面，皆淡妆以花饼施额上，时号北苑妆"。其花色、②　《蜀梼抚》卷上。 　　香味可以想见。建州属福建，反映了福建茶在质量上超过了江淮。当时茶叶制造规模宏大，南唐境内官焙（茶）38　处，官私制茶场共1336　处之多。其规模之大和产量之多可想而知。 　　吴越国（今浙江）也是产茶区，其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贡品中，有"茶27，000　斤"，"大茶，脂沅茶24，000　斤"，"茶25，000　斤，脂沅茶34，000斤"等记载。而通过贸易销于中原的茶当十倍数十倍于此数。 　　前后蜀也盛产茶叶。公元903　年，唐昭宗从风翔回长安，唐廷财力困难，占据四川的王建就曾贡茶布等10　万以解其急，可见茶叶在四川已是财富的重要部份。蜀中当时茶园甚多，规模也很大。 　　湖南的楚国茶的产量也很大，每年向中原王朝进贡就有25　万斤。"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 　　钢铁金属冶炼加工。南方九国矿藏开发也有发展，吴国（后南唐）有铜、铁、铅矿，宣州盛产铜铁，所开采的大冶矿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大冶矿开采于公元955　年，到现在已开采一千多年，此外，兴国的铜、铁、银，潭州的丹砂（水银）都有一定产量。楚国马希范用丹砂涂壁"凡用数十万斤"，丹砂就是"汞"，水银的原料，衡州、邵州、永州、彬州皆产朱砂（丹砂），衡州，永州皆产水银。邵州还产银，辰州则产铜。南汉国也产金银。国王刘建昭阳殿，"用金为仰阳，银为地面"。刘鋹建万政殿"饰一柱凡用银三千两，以银为殿衣"。说明这些国王的奢侈，也说明当时的金银已有相当的产量。南方诸国献出的贡品中，也有金银，如吴越贡品有"金器500　两"、"白金一万两、铤银5000　两"。闽国的贡品中有白金4000　两，等记载。制盐业。吴国据江淮，以盐茶为主要财源。吴定民田赋，每正苗一斛，加收三斗，官给盐一升，谓之"盐米"。蜀国四川的井盐也是重要财政来源。陵州（今四川仁寿）"岁炼八十万斤"是产量较多的。后周曾一度报废，后又恢复。 　　制瓷业。以越窑（绍兴）、西山窑（温州）、岳州窑（湖南湘阴）、潮州窑（广东潮州埠韩山）、琉璃厂窑（四川华阳）五处和江西景德镇胜梅窑为最。 　　造纸和印刷业。杭州、衡州、宣州、益州等地，从唐以来就是造纸业发达的地方。当时广州特别生产一种谷纸，北方人称为谷桑，是用桑皮造的桑皮纸（今叫牛皮纸）。造纸业引起了印刷业发展，五代时，冯道印九经就是用木板印刷。 　　造船方面。吴越、南唐、南汉都很发达。只要看当时打仗用的战舰之多，就可证明造船技术已发展。南唐与后周作战，用军舰数百艘。南汉与楚国交战，俘虏战舰百艘。史籍记载，当时钱塘江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可见船舶之多。当时广州能生产一种不用铁钉的船，非常结实。 　　其他手工艺如漆器、刺绣等，也有很大发展。 　　（4）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由于南方手工业发达，所以商业也随之发展。由于商业获利巨大，有些官僚便自己经商。吴国徐知谔为润州团练使，"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吴越都城杭州，当时"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成为东南的大都会。吴越不但由海路通青州（今山东）与中原贸易，而且东至新罗（朝鲜）、日本，西至占城、大食（今印度伊朗一带），都有商船往来。 　　闽国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王氏占据福建后，修福州城，为了发展海上贸易，又修复甘棠港。唐代已成海外贸易主要港口的泉州，这时更为繁荣。王审知的侄子王延彬，在泉州50　年，以善于招徕海南商贾，智取宝货，时人称为"招宝郎"。商业发达，商人就要掌权，商人察仲兴官为牙将，并向周世宗提出"设邸"通商。 　　广东南汉国商业更发达。南汉国王刘隐的祖父就是商人，"因商贾南海"才家住广州。所以，他鼓励经商，而且各地商人到广东后，都受到南汉皇室礼遇。岭北商人至南海者，也"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宝之富"①。楚国在湖南，主要是经营茶叶，派人于襄、唐、郢等州直到开封等地，设专门机构经营茶业买卖，获利十倍。又从高郁建议铸铅钱，以十个当铜钱一个，流行境内，商人出境即不能使用，只好换成货物带走。这样，以境内货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马氏朝廷重视商人，"富商大贾，位在列位"，成为大官。可见商人的地位很高。 　　荆南小国，财政收入大部分靠商业税。从东边的吴国到西边蜀国，对来往商旅一方面要收税，一方面还要进行抢掠。他们对周围国家都称臣，靠赏赐；同时也打劫各国过境使节，故人称国王为"高赖子"。五代最后一个皇帝周世宗柴荣，就曾在荆南经商。可见当时商业之盛。 　　前后蜀的商业当时也很发达。王建在成都建三月蚕市，当时人称"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盐也是商业的大宗商品。孟知祥在汉州设置场院，重征盐税，每年可得7　万缗。蜀国的皇室贵族也经商，如徐太后、徐太妃都在通都大邑起店以夺民利。 　　当是，南方贸易比北方发达。而发达的商贸活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市场，废除封建割据对商品贸易的阻碍。所以，当宋朝统一全国的行动开始后，南方诸国基本上并未抵抗（南唐例外），这也是顺应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2。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南方诸国统治者都经历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洗礼，他们都体验了人民力量的伟大。如闽国的王审知原来就是农民，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吴国的杨行密也是农民，后曾"以盗见获"。蜀国王建"世为饼师"，卖大饼出身。南唐李升"世本微贱，又流落而死"；死在何处都不知道。楚国与殷则"少为木工"。这些人出身下层，"知人疾苦"，一旦掌权，自然会减少一些剥削，减轻一些农民负担。另外，这些人掌权还得到新兴地主商人的支持。他们从自己利益出发，要求建立安定的地方环境和对商业发展有利的条件。这些因素决定了南方统治者能执行安民、便民、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 　　其次，五代时南中国战乱比较少，战争破坏就相对少。当时，北方和中原一带连年战争，无日不战。除了战争还有人为灾害，如后梁挖黄河三次，使北方人民大量向南逃亡，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南方统治者也深知战争之危害，如南唐李升"少长军旅"，当士兵出身，深知打仗的危害。他说"兵之为民害深矣"①，这是切身体会之言。所以，南汉约他出兵灭楚，他就不干。因此，他的大臣冯延巳笑他是"田舍翁"，就是说他是乡巴 　　①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①　《资治通鉴·后晋纪三》。 　　佬，没有大志。这些情况，客观上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再次，南方经济的发展，是在隋唐时为南方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白居易在杭州修浚西湖，溉田千顷。王昕在升州句容县修复绛岩湖，溉田万顷。孟简在常州修浚孟渎，溉田四千顷等。都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至于修江南运河便利交通，发展城市，利于贸易等，也都有利南方经济发展。所以，五代十国经济的发展和前一代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3。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局限和向统一发展的必然性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有些发展，但并不证明像有些人认为的，分割有利于竞争，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实际上正是由于分割成小块区域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才盼望全国统一，而且很快地就出现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 　　南方经济当时虽然有发展，但分裂阻碍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却随处可见。一是分割局面造成关卡林立，工商税收苛繁。如前所述，有的为了收商旅税不惜堵塞道路，甚至官方派兵抢劫客商，如朱全忠因为扣押吴国的茶叶引起两国交战。荆南"高赖子"（无赖汉之谓）更是靠抢掠为业，对建立正常经济秩序起着破坏作用。 　　二是南方诸小国都自立为王，其后继者，多是荒淫昏君，只知横征暴敛，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如前蜀王衍荒淫昏騃，喜欢踢球，天天踢球为戏，四周设活动绵幛，一路踢去，从官中踢到街市，他在绵幛中也不知道。后蜀孟昶更荒唐，尿壶都装上珠宝。南汉皇帝非常残忍，以杀人为戏，每见杀人，喜不自胜，颐（两颊）抖动，口流涎，作食肉状。这些祸国殃民的统治者，怎能有利于经济发展？实际上，在他们的横征暴敛、残酷的剥削下，人民生活更加恶化。据史载当时吴越人民"多裸行，或以篾竹系腰"①。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好好生产，所以五代时南方经济的发展只是相对北方而言。总起来说还是限制、阻碍了生产发展的。因此，分割的状态从政治上加强了封建经济自给自足状态，妨碍了经济交流。同时，剥削严重也妨碍了财富的积累和再生产，这是南方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也是在客观上促使人民要求统一，争取统一的根本原因。全国统一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①　《资治通鉴·后晋纪四》。 　　（四）契丹南侵对中原经济的影响及后周二主恢复经济的措施契丹（辽）本是在我国东北辽河流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当时，尚处在氏族社会（原始社会）。契丹分八部，每部有酋长（大人），每三年选一"大人"为八部领导。唐末，耶律（姓）阿保机被选为八部长。当时，中原战乱，汉人多逃亡契丹。阿保机乘机寇边，攻陷城邑，抢夺财物，俘虏汉民，势力渐强。阿保机为长九年，恃强不肯接受新的选举后受七部大人责难，被迫交权，不久后又用计尽杀诸部大人，从此不再受代，逐步向建立统一的政权过渡。阿保机俘虏汉民后，曾建了不少汉城（今河北承德即其一），这些汉城产盐、铁，土地宜耕作，阿保机用幽州安次人（河北安次县）韩延徽为谋主（参谋），兴农垦，定配偶，通商贾，铸钱币，筑城郭街市，造契丹文字，用汉人治汉人，势力日盛。终于由氏族社会一下子飞跃到封建社会。阿保机杀尽其它契丹部落大人，并吞其部落后，北攻女真（金），西取突厥；力强土广，有兵三十万，滋长了南侵中原的野心。公元917　年他发兵围攻幽州（今北京），被李存勖击败。公元926　年（辽天显元年）阿保机死，二子耶律德光即位。此后，契丹贵族集团对中国的武装侵略越来越猖狂。公元926年，李存勖死，其子即位，是为明宗。明宗曾向契丹求和，阿保机留后唐使者，要挟说"若与我大河（黄河）以北，吾不复南侵矣！"遭拒绝后又说，"得真定、幽州亦可"。当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想篡夺后唐政权，勾结契丹，许割燕云16　州于契丹，并约为"父子之国"，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契丹允诺，立石敬瑭为"儿皇帝"，得今河北、山西等广大地区和石敬瑭的大批贡物，但其侵略野心并不满足，仍以北京为中心不断南侵，妄图统治整个中国。 　　契丹南侵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对中国北方及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据《旧五代史》记载，当时，北方的经济情况是：公元942　年（天福七年）七月，十七个州郡有蝗虫；八月，河中、河东、河西、徐、晋、商、汝等州蝗虫为灾。 　　公元943　年（天福八年）河南府上言，逃户凡5387　户，饿死者兼之、时州郡蝗、旱，百姓逃亡，饿死者千万计；河中逃户凡7759　户，时天下饥，人多饿殍；四月，河南，河北，关西诸州旱蝗；五月，贝州奏逃户3700　户；开封府奏，飞蝗大下，遍满山野，草苗木叶，食之皆尽，人多饿死；六月，陕州奏蝗飞入界，伤食五稼及竹木之叶，逃户凡8100　户；六月辛未，遣内外臣僚二十八，分往诸道借粟麦。。民间碓硙泯封之隐其数者，皆毙之，由是人不聊生，物情胥怨；九月，州邵27　皆有蝗虫之灾，饿死103；冬，河南大饥，饿死26000　余口；从这些不完全的记载也可以看到，当时灾情严重，民不聊生，十室九空，军粮无着落。造成这样悲惨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契丹族的频繁入侵。 　　后晋、后汉时，中原经济的破坏达到极点。五代十国时期也是最混乱的一个时期。北方是契丹入侵，南方是闽楚战乱。但是，物极必反，此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南北方的社会经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公元950　年，郭威建立后周，年号广顺，仍都汴梁。郭威出身下层，家境贫寒，自幼当兵，是我国历史第一个黥面（脸上刻字）的天子。他当政后，力图恢复经济，积极改革。其继位者柴荣是茶商出身，善于计算，懂得经济。继续坚持改革，实行了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果。1。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后周太祖即位后，为了恢复生产，他首先奉行节约政策，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①，他把宫内珠宝玉器以及金银缕装床几，饮食之具等数十体，当众砸碎于廷殿，下诏凡过去进贡之宫中衣服、用具、酒，海味、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等百余种，禁止再贡。 　　其次，整顿庄田，奖励耕种，平均赋役。公元953　年（广顺三年），下诏将天下官田万计，全部分给佃户，永远归其私有。并将牛犊等牲畜分给农民，永不收回。还免去租税。佃户拿到官方发给的田产证后"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一年余竟增加新户口三万余。 　　五代时，扰民弊病之一是耕牛收牛租。后周免去牛租，使农民养牛有了积极性，而耕牛增多，才利于耕种。 　　后周世宗柴荣，也是政治头脑清晰的皇帝。他大力招集流亡农民，奖励开荒。当时因为契丹南侵，农民逃亡甚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世宗奖励耕种，田主不在，便招人耕种，三年内户主回来，交还产量的一半；五年内交1／3，过五年后再不回归，土地就归耕种者所有。北方农民被契丹俘虏去者，其田地五年内交还2／3，十年交还1／2，15　年内还1／3。这些政策对被契丹俘去的农民予优待，正符合人民愿望，也鼓励了他们抗拒契丹入侵的意志。对人民收取赋税的办法，采取均定赋的政策，即针对当时社会上豪富之家不纳税或少纳税的现象制定的。世宗在诏书中盛赞唐元稹"均田图"，派艾颖等34　人至诸州检查民租，总计检到2309813　户，定垦田1085834　顷（淮南郡县不在此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刺激了生产积极性。后周均田赋，打击了豪门大户，如后汉宰相窦贞固，入周任司徒，致仕洛阳，"府县以民视之，课税皆不免"，曲阜孔子后代亦不假借"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周世宗还采取了其它几项便民措施：一是规定纳税有固定时间，不能随便随时征收，规定每年夏税6　月1　日起征，秋税10　月1　日起征。二是贩卖牲畜所经过的路上不可设关卡收税，只收一次税。三是限制寺院，因为寺院僧尼都不事生产，当然也不交税，所以"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他下令减少寺院，仅保留寺院2694　所，僧尼61300　人，废寺院30336　座。化消费人口为生产人口，对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是提倡植林，规定上户每年种树百株，依户等递减。这些措施对农民生产起了很好作用。2。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后周建国不足10　年，而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运却成绩斐然。 　　当时，黄河决口是一大患。后梁朱全忠为防御李存勖的进攻，挖开黄河大堤三次，致使河南、山东水灾严重，百姓流离失所，"河自杨刘至于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左堤而出，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淹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流民采菰稗，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一》。 　　捕鱼以给食"①。后唐以来屡治屡坏，水患日烈。后周二个皇帝都重视治河。世宗派宰相李谷亲自赴澶、浑、齐等州观察现场，督察治河，主持工程，"役丁夫六万人，三十日而罢"。这次治河"自山东阳谷至张秋口，筑长堤以御洪水"。但是，这次治河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水患少息，然决河不复故道，离而为赤河"②。公元959　年，黄河又在原武决口，发动二万民工进行治理。经过两次治理，黄河水灾稍弭。虽然到北宋还有决口事，但比以前有所改善。 　　后周世宗又修河北胡芦河，收到御敌（契丹兵）、通漕运、灌溉农田三种效果。辽（契丹）兵自此被阻在胡芦河北。在堤上筑堡垒以为防御工事，把国防与生产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创造。公元958　年，周世宗遣使赴关西（今关中），于雍、耀之间疏泾水以溉稻田。 　　后周世宗还着手修浚已诸塞的运河漕运路线，使大运河重新通航。公元957　年，把汴水打通入五丈河，又东北到达济河，使齐鲁之舟楫可以直通京师（开封）。又在公元958　年南征，发楚州丁壮开灌河以通航运，把江淮水运沟通，数百艘战舰也通过淮河到达长江，使南唐使者陈觉"睹楼船战棹已泊江岸，以为自天而降，愕然大骇"①。公元959　年，"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壮数万浚汴河"，"发渭、毫二州丁夫浚五丈河，使东流于定陶，入于齐，以通青，浑水路"②。"又疏导蔡河，以通陈、颍水运之路，于是汴梁水运四通八达，成为各地商旅货物集散之地。显示北宋繁荣景象的"清明上河图"中所绘汴河水运情况，就有后周世宗柴荣兴修水利，疏通漕运之功劳。3。免去苛捐杂税，以苏民困当时，国家施行的两税法，弊端很多，各地道、州、府、县都于正税外巧立名目，多征财物。以"羡余"为名，将额外多收之百分之十供朝廷，余皆中饱。"羡余"是公开的合法剥削，后周规定原来所进贡的"羡余"物色今后一切停罢，这是很得民心的举措。 　　当时国家除收田赋外，实行盐、酒专卖，对人民私自贩运者"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刑"①。到后汉时，"青盐一石，抽钱一千，盐一斗"，税收之重可见一般。后周减少盐税，青盐一石，减为抽钱八百；白盐一石（担），抽钱五百；对于酒，后周以前是私造私运"涓滴皆死"，一点一滴都不行。后周放开，虽有处罚也不如过去之酷。 　　五代苛税之烈，无如对牛皮之严。五代时，牛皮专卖。后汉规定私卖牛皮一寸处死。因连年作战，牛皮作为战衣、战马不可缺少之物。所需多，生产少，故强迫交纳。后周世宗减少征要，减免三分之二。所有牛与驴皮可以自相买卖，只要不供给敌人即可。这也是一大改革。 　　后周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占领一地即首先减免苛税，以安民心。如收复南唐、后蜀后，先废除其苛税，"取秦、风、成、阶四州，诏四州之民，二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三》。 　　②　《宋史·河渠志一》。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五》。 　　②　《旧五代史，后宗世宗纪》。 　　①　《旧五代史·食货志》。 　　税征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诸色科条，悉罢亡"②。过去这些州规定茶、盐配给，令每户交缣、帛、稻换茶、盐，后周世宗下令全免除。这些都是很得民心的事，为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4。整顿货币，发展工商当时钱币滥恶，货币混乱，私铸黑钱很多。后周禁止私铸，不许个人藏铜，藏5　斤以上者处死。当时个人私藏铜币，致使钱币短缺。严禁的措施，有利于货币流通。 　　为了发展工商业，后周对手工业生产进行了整顿。当时，战争频繁，战争中所用的盔甲、武器、刀枪等军用品，都是手工业产品。过去，是经过各道、州、府逐级交纳办法获得这些物品，于是各州府集结了大量手工业者，生产这些物品，然后把生产的劣质品送京师，交给国家；优质品则留在地方。这样，实际上削弱了中央，侵吞了国家收入。后周改革了这个办法，选精工巧匠到京城开设作坊（手工工厂），发展了官营手工业。 　　对私家丝织品则确定规格，禁止滥造。当时规定絁、、绢、布、绫、罗、绵、绮、纱，每幅必须宽2.5　尺，每匹必须重12　两，纳官、绢必须42　尺长。这对防止粗制滥造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瓷器生产也作了整顿。当时，郑州柴窑生产一种瓷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腻，有细纹，制精色异，为后来诸窑之冠"①。相传当时主管官员请瓷器式，后周世宗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要求以此为标准生产瓷器。 　　5。扩建城市，发展市场后周世宗是商人出身，很重视商业发展。发展商业就必须发展市场，发展城市经济，所以后周很重视城市建设。大梁（今开封）是首都，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要扩建首都又要增加人民负担。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便采取冬闲施工，分期完成的办法。先令主管部门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供搬迁户住），立标志，待到冬末春初农闲时施工，春忙停工。规划整齐，街道宽50步，两旁每5　步植一树，并挖井修盖凉棚。街道宽30　步的，则每三步植一树。这样，有利于城市绿化和清洁卫生。城市发展了，市场贸易也会相应发展。当时，浙淮（江浙）巨商大贾都到汴梁作生意，店铺林立，百货山积，岁入以万计。 　　除了经济改革外，后周也进行了政治改革，以保证经济发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惩治贪污，澄清吏治。如"方城县令陈守愚尅留民户蚕盐1500　斤处斩"①。"供奉官武怀赞盗马价入己，处斩"②。"莱州刺史叶仁鲁贪浊暴虐，滥杀无辜，为民所讼，赐死"③。特别是对大臣、内侍处理特别严。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坐监纳厚取耗余，赐死。有司奏不当死，世宗说"朕知之，欲以惩众耳"。内供奉官（太监）在重修永福殿时，尅扣工人伙食，"立斩之"。②　《册府元龟》卷一六。 　　①　《陶录》卷上。 　　①　《旧五代史·周太祖纪》。 　　②　同上。 　　③　同上。 　　由于皇帝自己励行节俭，以身作则，又严惩贪污官吏，所以政治比较清明。后周还在改革机构，提拔青年方面进行了尝试。如重用李谷、范质、王涛等。后周太祖郭威临终时说，"我有王涛为相，吾无恨矣！"因为善于用人所以能够做到与宰相范质、李谷等君臣合力，革除弊政，发展经济，推动历史前进。 　　后周两个皇帝时间很短，但对中原统一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周存在的十年，是五代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的关键时期。后周太祖和世宗作了很多统一全国的工作。几次亲自率兵北伐，三次亲自南征江南，使南唐乞和，又攻西蜀、南汉，可惜世宗死得早，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他却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为赵匡胤统一全国，建立宋朝奠定了基础。 　　（五）五代时期对周边各族和外国的经济交流秦汉以来，中外、中原和周边各族经济交流逐步发展。秦人、汉人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唐代更盛，两条丝绸之路（一是西北旱路，一是海路）的开通，便利交流和贸易，使商旅云集，交往频繁。一时"唐人"名扬海外，直到现在还是中国人的代称。五代时，国内和周边民族、海外关系处于低潮时期。由于各地割据，道路阻塞，交往困难。但有些地区仍然有一定发展。如西南阻于西蜀不能通于中原，但却加速了海上贸易，通过南汉、闽国向中原交流。 　　1。五代时期对周边各族的经济交流居于我国周边的各民族，在五代时主要是东北的契丹族（现辽宁一带），靺鞨（现黑龙江一带）、室韦、奚，契丹最强，其余臣服。靺鞨曾建勃海国。后来也被契丹灭亡。东北各氏族与内地的贸易交往，主要是毛皮、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因为这些民族还处在游猎畜牧阶段，交易多是兽皮和药材。只有室韦人多工巧，钢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用这些物品和内地贸易。 　　西北的党项诸部，主要交易是马匹等。后唐明宗时，党项人来卖马除按正常马价付给外，还有赏赐。皇帝还亲自接见，因此，"番部羊马，不绝于路"。党项族各部落不统一，因此常互相掠夺。回鹘族分布最广，由河西走廊到天山，再过葱岭，都有他们的活动。有一部分回鹘人，西迁形成维吾尔族。居于河西走廊的回鹘称河西回鹘，汉回杂居，自称是中原皇帝的外甥。与中原贸易，主要是葡萄、西瓜、马匹、香料、药品、衣饰、毛皮、玉石等。史料记载最多的有白毡布1329　段，白貂皮2633　张，玉石最多，"玉价由此倍贱"。 　　西南主要是吐番（现在藏族）族最强，南诏次之，还有云南大理的白族，以及彝、瑶、傣等族。他们和内地交易也很多。五代时前后蜀割断了他们与中原的贸易，他们便向南通过南汉、闽等南方诸国与中原贸易。 　　2。五代时中外经济交流情况五代时，由于割据与战乱，与外国的交往和贸易不如唐朝。但相互之间的交易仍然不断。 　　东北与高丽、新罗（今朝鲜）、日本仍然来往不断。从公元925　年至959年，高丽使者经常来洛阳、汴梁，携来物品有"银香狮子银炉、金装钑镂云星刀剑、马匹、金银鹰绦■、白纻、白毡、头发、人参、香油、银镂剪刀、钳钹、松子等，还有铜50000　斤，紫白水晶各二千颗。后周时铸币需铜，用绢帛数千匹易铜。 　　新罗除与中原交易外，还通过海上与南方诸国来往频繁。公元938　年，高丽、新罗使者到南唐的金陵（南京）。南唐烈祖宴使臣于崇英殿，演奏龟兹乐。高丽新罗与内地交易甚盛。 　　日本曾两次派使者入辽（契丹），又与中原诸国通商。 　　海南诸国（东南亚）通过南汉、闽向内地通商。口岸有广州、泉州、福州、杭州等。当时，南汉国王的兄弟人称"招宝侍郎"，就是靠善于与南海诸国通商而致富。"招来蛮商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吴越通过大食国（哈利发帝国，据今中亚，北非）输入猛火油，也就是石油。南唐输入海外的香料、珠宝。有一次，南唐主招待群臣，设"内香宴"，以待诸将。"凡国外名香以至合燕饮，佩带粉囊凡92　种，皆江南所无也"。还从南海进口龙涎香，吴和南唐还把"猛火油"（石油）从占城转输入到契丹。 　　当时，香料是大宗货物。公元958　年，占城王因德曼派使者甫阿散等来汴梁贡地方产物，有洒衣蔷薇水15　瓶，言出自西域（泛指西方诸国），凡水沾衣，香面不踠，又猛火油84　琉璃瓶。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客商多来自大食、波斯、印度，所带的货物也很多。 　　海外贸易交流的同时，也传播交流了我国与外国的文化，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很多工艺品如铜、银器制造、地毡、毛皮以及农产品西瓜、葡萄等，都成了中国人也能生产的产品。同样，中国的丝绸、茶、瓷器等生产技术也传到了海外诸国。中外交流促进了各界经济发展。 　　总之，五代十国仅有短短的五十三年，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它却是中国古代大分裂大分割的一个时期，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他的分裂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必然的产物，是走向大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阶段。 　　2）五代十国其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最后一个大分裂的时期，也是最短的一次分裂，应该很好的总结。当时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今天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 　　3）后周二帝短短十年取得的成就，所采取的政策，是我国文明史上一个光彩的篇章，也值得好好的借鉴。 　　九、结语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光辉灿烂的一页。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隋唐五代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巨大转折时期。自晋王朝被逼南渡，中原地区原来居住和从边远地区南进到中原的各民族展开争夺华夏大地的战争，连年战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五胡十六国，极混乱纷争的局面。以后由南进的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它原是游牧民族，从原始公社制习惯出发，统一中国北方后，经济上的任务首先是把大量荒地计口授田，施行了均田制。并且积极推行汉化，这一点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北魏政权最后还是被高氏集团建立的北齐，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所代替。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东晋南渡在客观上把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带到南方，而且把大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也带到南方，使南方迅猛的赶上北方，后来终于超过北方。淝水之战，阻住了北方羯族和氐族两个异民族的南下，使南方一直到隋、唐、五代都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使经济发展有一个和平祥和的有利条件。南方经济发展极不统一。虽无大的战争，但却并不统一，政治也不稳定。经过了宋、齐、梁、陈，最后让北方来的继承了北周的隋统一了全国。 　　隋所以能统一中国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是北方高于南方。就以穿的来说，丝绸是北方生产的，南方只是麻、绵布。在北方建的赵州石桥反映了北方建筑水平，南方当时还处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隋书卷24　食货志）。所以决定的因素还在经济。 　　隋朝在战乱中创立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在政治经济上开始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巨大变革。隋的统一全国为唐代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应该一提的是隋朝使大陆与台湾关系进一步密切，隋炀帝派使者二次去台，到唐时把台湾划给岭南节度使管辖。经隋派兵进驻，到唐则完成了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唐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南北经济均有发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经济已逐渐成为中国中央政权的主要支柱，成为经济中心。 　　（二）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新的技术给生产带来突破性变化。如造船、建筑、农田水利、造纸印刷术、瓷器、丝织都有创造性发明并向海外流传。（三）与外国经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非洲、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都有贸易往来，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五代十国时间很短，实际是唐代的继续，经济虽因战乱而受影响，但仍然有很大进步，正因为经济的发展才有全国统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统一起来了。 　　我们把隋、唐、五代经济作了简略的介绍，虽简略，但使我们对祖国古代经济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有个了解，使我们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古老而又不断前进的国家。 　　隋唐五代经济的研究过去著述不多，我们参考了前辈先生如韩国磐等的著作以及最近国人研究的新成果，加上我们自己的多年搜集的资料写出以上心得，供大家参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教育的参考。不足之处，容以后改正。 ◆◆◆ 《中国全史》　043/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军事史 　　本卷提要 　　本书主要讲述了隋唐五代的战争：隋的统一战争（南下灭陈），隋与周边民族突厥、高丽的战争，隋末民众暴动，唐初统一战争，唐朝廷与藩镇的战争，唐末民众暴动，五代末的统一战争，唐与周边民族突厥、吐谷浑、高丽、吐蕃、南诏的战争，并围绕这些战争讲述了双方的战略、战术及其对战争的影响。同时，还简略地介绍了这一时期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 　　一、隋唐五代军事概述隋代经过长期征战，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隋代的统一战争主要是南平陈朝；同时，为了阻遏突厥的侵扰，也用离间之计，乘其内部纷争，发兵北讨，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南下。 　　隋朝末年，炀帝大兴土木，建宫殿、修运河，屡屡南巡，并连连用兵高丽。如此沉重的劳役和兵役使民众无法忍受，社会陷入危机之中，爆发了全国性的民众暴动。其中，河北窦建德，中原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是对隋打击最大的几支武装力量，特别是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消灭了隋军的有生力量，为唐的统一提供了条件。 　　镇守晋阳的李渊、李世民父子见天下大乱，积极谋划起兵。见隋已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时，便在晋阳举兵，趁隋军主力与瓦岗军决战于中原之机，挥兵西进，占据关中。平河西、陇右，经营巴蜀、江淮，巩固了关中根据地后，便倾全力出关，逐鹿中原，先后消灭了窦建德、王世充，平定了刘黑闼，完全控制了黄河流域。同时，在南方，打败了萧铣、辅公祏，招抚了岭南，结束了隋末战乱，重新统一了中国。 　　唐中期，爆发了安史之乱，经过8　年征战，朝廷把叛军压回到了河朔地区。但为此也不得不在河北周围设置藩镇，这些藩镇都拥有重兵，逐渐对朝廷产生了离心力。朝廷为控制藩镇，发动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是德宗平藩，宪宗平藩和武宗平藩。同时，唐朝与周边民族，如突厥、吐谷浑、高丽、吐蕃、南诏进行了战争。 　　唐末，农民的负担日重一日，加之灾荒频仍，使民众无法生存，终于爆发了黄巢领导的民众大暴动。他们转战南北，攻陷了长安，彻底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秩序。此后，各地藩镇纷纷独立，互相吞并，历史又进入到一个割据时代。后周世宗积极致力于统一事业，西攻后蜀、北击北汉、南伐南唐，当统一大业初具规模之时，英年早逝。北宋太祖赵匡胤仍旧执行后周的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终于完成了后周世宗的未竟事业。 　　二、隋初的战争（一）文帝时期的军事形势隋文帝杨坚（公元541～604　年）是北周的外戚。北周静帝即位时年仅6岁。杨坚在御史大夫刘昉等人的支持下，假借皇帝诏书入宫辅政，并都督内外诸军事。他掌握北周政权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付那些手握重兵、驻守于外地的皇室诸王及大将，于是他借千金公主出嫁突厥一事，命令外地诸王回京。诸王遵命回京，但手握重兵的北周大将尉迟迥（驻守于相州）、李慧（驻守于恭州）、尉迟勤（驻守于青州）、司马消难（驻守于郑州）、王谦（驻守于益州）等人却先后起兵反对。 　　尉迟迥是北周的柱国大将军，有平蜀之功，出镇相州，其威望与杨坚不相上下。杨坚也担心他发难，就派其子尉迟惇带着皇帝的诏书去相州命他回京一起处理宣帝丧葬事宜，同时又任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以代之。当尉迟迥得知杨坚当上丞相，控制了北周朝廷后，心中非常不服，同时，也看出了杨坚的司马昭之心，所以也在秘密策划，准备起兵讨伐杨坚。韦孝宽走到半道，就得到尉迟迥将要起兵的确切消息，他赶忙返回长安向杨坚报告。杨坚随后派破六韩裒到相州进行劝导，并秘密拉拢相州总管府的长史晋昶，让他纠集力量，对付尉迟迥。但此事被尉迟知悉，他杀死晋昶和破六韩裒后，集合相州的文武士民，誓师起兵。杨坚在长安得知此战报后，马上任命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率领关中的部队讨伐尉迟迥。青州总管尉迟勤起兵响应其伯父，兵力共有10　万之众。恭州、申州、徐州、东楚州等地也纷纷起兵响应。当时北周的领土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的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的西部，而尉迟迥等人的起兵，使陕西以东的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大片土地出现了骚乱和不稳的苗头，连派去镇压的军将也有受尉迟迥贿赂之嫌。居于长安的北周宗室赵王哲也曾欲设计除掉杨坚，朝廷大臣也在犹豫观望，北方突厥也不断发兵扰边，杨坚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1。平定关东起兵杨坚首先集中力量平定东方的起兵。并州（今太原）是军事要冲，士健马多，驻守于此地的李穆既可入关中击杨坚，又可南下攻打关东的起兵，所以杨坚与尉迟迥都派人到并州竭力争取李穆，李穆决定支持杨坚。其侄子怀州刺史李崇本欲支持尉迟迥，但当他听到李穆支持杨坚的消息后，也依附了杨坚。同时，杨坚又派高颎到前线督战，稳定军心。八月，高颎、韦孝宽在邺中与尉迟迥展开决战，大败尉迟迥。尉迟迥退回邺城，韦孝宽挥军围攻，城破后，尉迟迥自杀。随后，韦孝宽各个击破，平定了关东的起兵。杨坚将邺城拆毁，将其余众从邺城迁到安阳，又从相州辖区中分出两州，以削弱其势力。 　　这次大规模的起兵所以很快就被平定下去，主要是由于他们各自为战，没有建立一种有机的统一指挥的关系，当势力最大的尉迟迥一战而败后，关东整个起事力量也就土崩瓦解了。力量仅次于尉迟迥的司马消难在尉迟氏与韦孝宽决战前夕，投降了陈朝。 　　平定关东后，杨坚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但对内则向北周宗室开刀，杀害了陈王和赵王。年底，他"总百揆"，总揽了一切政务，并进爵为王。第二年（公元581　年）二月，就正式登基，当上了皇帝，国号为隋，是为隋文帝。 　　2。对南方陈朝的经营公元577　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北周武帝于第二年死去时，北齐境内乘机起而叛乱，但很快就被北周驻兵所击溃，到杨坚代北周而建隋，几年间，北方形势已逐渐稳定。当时，隋朝主要的问题是消灭南方的陈以统一中国和阻遏北方突厥的南下侵扰。陈曾在北周灭北齐的过程中，举兵北上，欲复中原。北齐在将亡时曾打算逃入突厥，北周武帝亦曾带兵北上，欲袭突厥，但因其病故而未果。杨坚辅政的几年间，主要是巩固其地位，积极经营篡夺北周帝位之事，对陈和突厥都无暇顾及。当他除掉政治异己，登上皇帝宝座后，陈和突厥的问题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于是派晋王杨广出镇并州，并一度派高颎镇守北方，阻遏突厥南下，并不断派人修建长城。同时，又派贺若弼任吴州总管，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以和州刺史韩擒虎任庐州总管，镇守庐江（今安徽合肥），"有并吞江南之志"，3但在对陈的战略上非常谨慎，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九月，陈将周罗。。攻陷了隋的胡墅（在长江以北，与南京相对的一处小镇），萧摩诃也向江北发动进攻，隋派长孙览、元景山、高颎率军应战。次年二月，隋趁陈朝皇帝死亡之机，进行反击。元景山出江口，郑孝儒率兵4000　攻甑山，陈派陆纶率水军救援，被孝儒击败，陈朝涢口、甑山、沌阳的守军都弃城而逃。陈派人向隋求和，归还了胡墅，隋也撤兵北归。当时长孙览欲趁势灭陈，高颖不同意，虽然口头上说是"礼不伐丧"，不能乘其举丧而进攻，实际上，陈精兵主力皆沿江部署，隋其实根本无力再南下渡江。这有两个证据，第一，陈宣帝死，始兴王叔陵作为顾命大臣图谋反叛，刺伤太子，拥兵占领皇城，而太子叔宝和长沙王叔坚因陈主力都在长江一线防守，朝内军队甚少，惊恐万分，可见，陈在长江防线上部署的兵力十分强大，并有主动出击隋朝的意向；第二，隋文帝对陈也表现出和好恭敬的态度；第三，隋积极准备了六、七年之后，在出兵灭陈前，广泛征求意见，大臣们都积极出谋划策，高颎虽然向隋文帝献平陈之策，但在隋军出发之前，还问薛道衡："今兹大举，江东必克乎？"①可见隋并未把陈看成蕞尔小邦，而是在战略上十分慎重，是在经过长期备战后才决定大举发兵的。 　　有人认为隋未及时举兵灭陈是由于突厥强大，隋的战略是先灭突厥再平江东。事实上，隋的战略要点是平江南，统一中国，对突厥仅是防守，阻遏其南下。隋并未想主动大举出击突厥，只是在突厥内部分裂，彼此相攻时，才乘势北上，打击了突厥的嚣张气焰；突厥也并未因遭到此次打击而臣服于隋。所以隋对突厥和对陈在战略上不存在前后问题，隋并未把出击突厥放到战略考虑中去。 　　3　①《资治通鉴》卷175　太建十三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176　祯明二年十二月。 　　（二）统一战争1。北破突厥（1）对突厥的战略北魏末年，突厥崛起，先后打败了北方的几个少数民族，"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①北齐、北周都争相与之结好，倾府藏以事之，以至于突厥可汗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隋统一北方以后，对突厥的态度自然就不比从前，突厥可汗常常兴兵南下侵扰，隋朝以防为主，屡次大规模地修建长城，派兵于北方屯防②，同时，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还联络奚、霫、契丹等少数民族，对付突厥。 　　突厥沙钵略可汗的从父玷厥达头可汗拥强兵却受沙钵略可汗的控制，对此，他心中非常不满，沙钵略可汗也因其兵强而对之十分猜忌；沙钵略之弟处罗侯虽然势力较弱，但却多方收买人心，各部落的人都很拥戴他，这使沙钵略对他也很忌恨，为此处罗侯惊恐不已，时时防范；阿波可汗本应当大可汗，结果却被沙钵略可汗恃势夺取，心中也很不满，但因势弱而无可奈何。曾出使过突厥的长孙晟对这些情况都了如指掌，公元581　年他向隋文帝上书提出了利用其矛盾，离间分化的策略：今诸夏虽安，戎虏尚梗，兴师致讨，未宜其时，弃于度外，又相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有以攘之。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势弱，曲取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蹻，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乘釁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所谓"兴师致讨，未宜其时"，说明隋王朝还没有力量北上消灭突厥，只能利用其间矛盾"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可见，隋并未把消灭突厥列入其战略计划中。杨坚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元晖出使伊吾（今新疆哈密）结好达头，派长孙晟出使和龙（今辽宁辽阳）、联系奚、霫、契丹等部落，并通过他们作向导，到处罗侯处陈说利害，劝之与隋结好。这样就孤立了沙钵略，削弱了他的力量。 　　（2）北攻突厥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五月，突厥发兵40　万在西起乙弗泊，东至幽州一线上同时南下，除在马邑、兰州受到阻击外，屯守于乙弗泊、临洮、幽州的隋朝防军均被突厥击溃，武威、天水、金城、弘化、延安等地均被洗劫一空。在沙钵略还要进一步南下时，达头可汗率自己所属部落北归，长孙晟游说沙钵略之子梁干，让他骗沙钵略说："铁勒等反，欲袭其牙（突厥王庭）"，沙钵略听到这个消息后，才率兵返回。 　　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隋看到其内部矛盾重重，就乘机组织力量， 　　①　《隋书》卷84《北狄传》。 　　②　参见《隋书》卷1《高祖本纪》。 　　①　《资治通鉴》卷175　太建十三年十二月。 　　先后派兵分道出塞，进行反击：--四月，命杨爽、李充等4　将经马邑出朔州道（两地均在今山西朔县）。十一日，与沙钵略可汗相遇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李充建议利用突厥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加以突袭。于是他率5000　精骑袭击突厥，结果大败突厥，沙钵脱去金甲，从草中逃去。 　　--河间王杨弘率兵出灵州（今宁夏灵武），击破沙钵略的另一部，歼敌数千人。 　　--命夏州总管豆卢勣出夏州（今陕西横山）。 　　--幽州总管阴寿率领步兵、骑兵共10　万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一带），攻打投靠突厥的原北齐将领营州刺史高宝宁。宝宁向突厥求救，但突厥正在抵御隋军，无法救援。宝宁无奈，只得弃城逃入沙碛，隋平定了卢龙各县。宝宁在逃到契丹后为其部下所杀。 　　--五月，泰州总管窦荣定指挥9　总管，率步兵、骑兵3　万多人出凉州（今甘肃武威），与阿波可汗对峙于高越原（今甘肃民勒西北，与内蒙交界一带）。几次交战，阿波都不利。这时被发配在敦煌当戍卒的大将军史万岁到荣定军中请求参战。与阿波再次交战时，荣定派人去对突厥说"士卒何罪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阿波派了1　名骑士挑战，荣定派史万岁应战，结果万岁取对方人头而还，突厥大惊，不敢再战，与隋军盟誓而去。长孙晟当时在荣定军中任偏将，他派人离间阿波说："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遽即奔败，此乃突厥之耻也。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罪归阿波，成其宿计，灭北牙矣（阿波营帐在摄图之北），愿自量度，能御之乎？"①他又对阿波使者说"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计也，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②阿波遂遣使者入朝，与隋讲和。 　　沙钵略平素就很忌惮阿波，他从白道败归后，听说阿波与隋有往来，就急忙率军北上，袭击了阿波的大本营，并杀死了阿波的母亲。阿波北归后，无处可归，只好向西投奔了达头可汗。达头可汗得知沙钵略袭击了阿波的本营，非常气愤，就派阿波率10　万骑兵，回攻沙钵略，连战连捷，恢复了被沙钵略强占的故地，兵势再次大振。贪汗可汗也因与阿波可汗关系要好而被沙钵略剥夺兵权，逃到达头可汗处。沙钵略的从兄单独领有部落，因与沙钵略有矛盾而率众归阿波。他们之间彼此争战不已，都派人到长安与隋请和以求援，隋一概不应。 　　--六月，突厥进犯幽州、总管李崇率3000　人拒战，全军覆没。七月，任命周摇为幽州总管，八月，派尚书仆射高颎出宁州道（今甘肃宁县），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道（今宁夏固县），攻打突厥。 　　这次出兵，主要是以打击沙钵略为主，同时也攻打东边的高宝宁和西边的阿波。长孙晟成功地运用了既定策略，离间了阿波与沙钵略的关系。沙钵略在白道虽遭到打击，并不致命；致命的是在与阿波达头的争斗中受到的重创。隋这次出兵的主要意义也正在这一点，而高颎、虞庆则的出兵主要是为阻击突厥的南下幽州，与前面几路出兵并非同一次有计划的整体行动，可见 　　①　《资治通鉴》卷175　至德元年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175　至德元年五月。 　　隋对突厥的策略自始至终是以防御为主；攻也是为了守；离间分化也是为了使其内部纷争，无暇南下。不能对此作过高的战略评估。 　　开皇四年（公元584　年）二月，突厥达头可汗向隋请降，沙钵略也在屡屡失败后与隋求和。但突厥并未受到致命打击。他在给隋文帝的求和信中，与文帝分庭抗礼，且说"此国羊马皆皇帝之畜，彼之■缯皆此国之物。"①阿波在达头可汗的支持下东讨沙钵略得胜后，力量渐渐强大起来，其势力西边到达金山、龟兹、铁勒、伊吾，西域诸国都望风归附，阿波自号其属地为西突厥，隋朝也派使节与之通好。此时的沙钵略西受到西突厥的威胁，东受到契丹的威胁，不得不向南面的隋王朝求和，请求寄居于白道川。隋答应了他的请求，派晋王杨广率兵前去接应。在隋的支持下，他又西击阿波，大败之，但阿拔国却乘沙钵略内部空虚，劫掠其妻子儿女，隋军击溃了阿拔国，将战利品全部给了沙钵略，沙钵略很高兴，与隋订立盟约，以沙碛为界，"永为藩附"②并派其子库合真到隋作人质。后来沙钵略之子又西讨突厥，擒阿波可汗。直到隋末，突厥内部矛盾重重，彼此攻击，隋一方面利用其矛盾，施行反间之计，拉一打一，使其无暇大规模南下扰边，另一方面也修筑长城，加强防守，积极阻遏其南下。 　　2。南下灭陈（1）平陈策略自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后，灭陈统一中国就成为当时首要的战略目标。但陈以长江为天险，在北方统一后，更是沿江布兵，加强防御。同时，还不断挥兵北上，攻打隋朝。隋对陈的战略格外慎重，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高颎率军南下，初试兵锋。此后，陈将领张子讥欲归附隋朝，但隋以和好为名不予接纳。《资治通鉴》在追述隋初对陈的政策时也说隋"与陈邻好甚笃，每获陈牒（打探消息的人），皆给衣马礼遣之，而高宗（陈宣帝）犹不禁侵掠。"①这一方面说明陈恃长江天堑且力量不容低估，另一方面隋也是以和平为幌子，在暗暗作灭陈的准备。 　　高颎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平陈策略。他认为"江南地寒，回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音掩袭，彼必屯兵守御，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②这一策略大体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骚扰陈朝，削弱其力量；在骚扰的同时，又要在战略上迷惑敌人，使隋军可以顺利渡江，克服长江天堑，解决难以渡江的战略难点。贺若弼、韩擒虎就是具体运用这一策略原则、顺利渡江的。同时，隋也着手制定了一些具体的用兵计划，崔仲方建议在武昌以下的蕲（今湖北蕲春）、和（今安徽和县）、滁（今安徽滁县）、方（今江苏六合）、吴（今江苏扬州）、海（今江苏连云港市）等州加派精 　　①　《资治通鉴》卷176　至德二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176　至德三年七月。 　　①　《资治通鉴》卷176　祯明元年十一月。参《隋书》卷41《高颎传》。 　　②　《资治通鉴》卷176　祯明元年十一月。参《隋书》卷41《高颎传》。 　　兵，暗中经营；在益（今四川成都）、信（今江西上饶）、荆（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阳）、基郢（今湖北钟祥）等州赶造舟楫，作出要在这些地区发兵的样子，将陈的注意力吸引到此处；作为上流的蜀汉二江是水路冲要、兵家必争之地，如果陈要进行水上决战，必须把兵力集中到汉口、峡口（今四川宜昌），在陈溯江而上时，上流诸军即可乘机横渡长江；如果他们按兵不动，上流诸军即可顺流而下。隋文帝听后，就任命他为基州刺史，按计划经营；又命杨素在永安（今湖北新洲）修造大型船舰。这套战略布置是多路并进但又有重点（长江中下游），既适合于长江地理形势，又与陈防守点多面广相一致。 　　（2）双方的战略部署开皇八年（公元588　年）三月，隋下达了讨伐陈的檄文，十月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置江南行省，任命晋王杨广为尚书令，高颎为长史：统领灭陈军事。又任命杨广、杨俊、杨素为行军元帅，兵分8　路，攻打陈朝。杨广率军出六合，杨俊率军出襄阳，杨素出永安，沿三峡而下；荆州刺史杨仁思出江陵（今湖北江陵）、会合杨素东下；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今湖北蕲春），庐江总管韩擒虎出庐江（今安徽合肥），自横江（今安徽和县）渡江，攻打姑苏；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自瓜洲渡江，攻打京口（江苏镇江）。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江苏连云港），从朐山渡海以攻南沙，防其海上逃窜。这次用兵一共动员了51　万军队，90　个总管，杨广出任总指挥。在东接沧海，西到巴蜀的数千里战线上同时进发。 　　杨俊率军屯于汉口，指挥上流的军队，陈朝派周罗。。指挥巴峡沿江各部队进行阻击。杨素率水军下三峡，当行至流头滩（今湖北宜昌市）时，陈朝将军戚昕率水军阻击于狼尾滩（今湖北宜昌市）。杨素怕在白天挥军而下时被敌人知道兵力虚实，所以在晚上指挥水军沿江而下，同时派步兵从南岸袭击戚昕的营寨，派大将刘仁思率骑兵在北岸打败白沙。在天亮时大败戚昕，然后率水军顺江东下。陈朝沿江的部队听到隋军顺流而下时，急忙报告朝廷，但陈的执政大臣施文庆、沈客卿不予理会。 　　此时陈朝的战略布置怎么样呢？他们屯驻在长江中游的水军在前不久被调往下流，中游的兵力空虚。上游的将领正在更换，且被杨素军队所牵制，长江上、中游已没有足以进行阻击隋军的力量。鉴于这种情况，陈护军将军樊颜曾向仆射袁宪建议：京口（今江苏镇江）、采石（今安徽当涂城）是战略要地，必须加派精兵屯防，并要派出200　多艘战船沿江防守，以备不测。袁宪及骠骑将军萧摩诃都赞成此建议，但在提交大臣们商议时却被执政施文庆、沈客卿否决。当隋军沿江而下时，袁宪又重提旧议，但再次遭到否决，他们认为"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①这种军情不过是边将为立军功而故意夸大其辞，故照旧奏乐、饮酒、作诗，不以为意。 　　（3）渡江灭陈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正月初一日，在陈朝皇帝接见群臣时，贺若弼也从广陵率军渡江。在此之前，贺若弼把战船藏起来，只把一些破旧的船只摆在江口，使陈朝军将以为隋军没有好船。同时，又命沿江隋军在每次换防时都要先聚集于广陵，大列战旗，营寨被野，陈军以为隋军要南下，急忙加急防备，过后才知是隋军换防，久而久之，陈军对隋军在广陵的聚集就习以 　　①　《资治通鉴》卷176　祯明二年十二月。 　　为常，不以为意了。所以在贺若弼突然挥军在横江（今安徽和县境内）渡江时，几乎没有遭到陈军的阻击。第二天，防守采石的戍主徐子建将贺氏率军已渡江的战情报告朝廷。初三日，陈朝皇帝陈叔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初四日，任命萧摩诃、樊毅、鲁广达为都督，司马消难、施文庆为大监军，派南豫州刺史樊猛率船队出白下（今江苏江宁），派皋文奏率兵出南豫州（今安徽当涂），阻击贺若弼。初六日，贺若弼攻克京口，俘虏了南徐州刺史黄恪。由于隋军军纪严整，并放还了俘获的6000　多人，于是各地纷纷向贺若弼投降。初七日，韩擒虎攻占了姑苏，生擒樊猛之子樊巡，击退了皋文奏。 　　贺若弼和韩擒虎渡江后，一北一南，分道挺进，沿江陈军纷纷溃逃。贺若弼军攻占战略要冲曲阿，进而攻下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屯军于白土冈之东，杨广派总管杜彦与韩擒虎会合，共2　万人，驻扎于新林，蕲州总管王世积率水军出九江，在蕲口打败陈守将纪瑱。 　　这时，陈朝皇帝力保京城，派陈叔英屯守朝堂，萧摩诃屯守乐游苑，樊毅屯守于耆阇寺，鲁广达屯驻于白土冈，孔范屯于宝田寺，命任忠从吴兴赶回，屯守于朱雀门，在京城的军队共有10　万余人。 　　当贺若弼攻打京口时，萧摩诃请求带兵前去阻击，陈皇帝不许。待贺若弼打到钟山时，萧氏又想乘隋军立足不稳之际出兵袭击，陈皇帝还是不许。直到此时，陈皇帝才召萧摩诃、任忠到内殿商讨军事，任忠说："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兵足食，宜固守台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战；分兵断江路，无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1　万，金翅（船名）300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谓其渡江将士被俘获，自然挫气。。。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自去。待春水既涨，上江周罗。。等众军必沿江赴援，此良策也，"但陈皇帝叔宝说："兵久不决，令人腹烦，可呼萧郎一出击之"①孔范也主张决战，于是在二十日，陈军布下战阵：南边是鲁广达屯于白土冈，北边是萧摩诃，其间依次是任忠、樊毅、孔范，南北相距20　里，首尾不能相顾。 　　贺若弼登山观察陈军的阵势见鲁广达军队难以攻破，就率兵攻打孔范的部队。刚一交锋，孔范就率军败走。陈军也随之溃退，为此陈军全线崩溃，萧摩诃被俘。 　　当时韩擒虎已从新林进军，任忠降隋，守卫朱雀航的蔡征听到韩擒虎率军前来，不战自溃，任忠带领韩擒虎直入朱雀门，城内的文武百官都仓惶出逃。陈皇帝陈叔宝急忙带着两个妃子躲入井中，为隋军所俘。 　　贺若弼乘胜追击至乐游苑，鲁广达率余兵苦战不已，到天黑时力竭被俘。贺氏烧北掖门而入。晋王杨广进入建康，陈朝灭亡。陈亡后，上游的陈军尚未降隋，其水军都督周罗。。和郑州刺史荀法尚坚守江夏。杨俊率领30　总管的水陆十多万军队被阻截在汉口，不能前进，双方对峙了1　个月。荆州刺史陈慧纪派南康刺史吕忠肃屯岐亭，据巫峡，在北岸设置了3　道铁锁，截断了上游的隋军，使其不能东下。杨素、刘仁思率兵攻打，经过40　多次作战，忠肃后退到荆门的延州，杨素才得以除去江中铁锁。随之，杨素派巴蛮1000　余人，乘4　只大船，用船上的拍竿击沉了忠肃的十多只战船，忠肃大败。屯于安蜀城的倍州刺史顾觉也弃城而逃。屯于公安的陈慧纪烧了粮草，引军东下，巴陵以东皆为隋所占。陈慧纪率3　万将士，千余只战船想沿江东下，救援建康， 　　①　《资治通鉴》卷177　开皇九年正月。 　　遭到杨俊的阻击，无法前行。这时隋已平建康，生擒了陈叔宝，杨广让陈叔宝亲笔写信，劝长江上游的诸将降隋，周罗。。等接到此信，方才解散军队降隋，长江上游得以平定。 　　从战略上讲，隋经过六、七年的准备，采用了种种迷惑敌人的措施，才取得突袭渡江的成功。陈在隋的全面打击下，一时应变不力，长江上、下游的军队联系被截断，这是在战略上轻敌所致。当韩擒虎、贺若弼在下游渡江成功，挥军向建康挺进之际，在建康的陈军尚有10　万之众，完全可以凭着地利固守抗击，以待援军，但这时陈求胜心切，急于决战，结果一仗战败而国遂以亡，这在战略上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建康被占后，上游军队又奋战1　个多月，才在降隋的陈后主劝谕下投降，可见陈的军力完全可以与隋抗衡，可惜政治腐朽，导致了一仗败而国亡的结局。 　　三、随末农民战争（一）炀帝时期的军事形势1。北防突厥在文帝时，隋朝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施离间之计，使其自相残杀，并趁机出兵北上，对突厥进行了一次打击。但突厥势力依旧很强大，隋朝的政策还是以防守为主，文帝、炀帝都曾屡次派人大规模修筑长城。炀帝即位后，非常担心突厥的威胁，一方面对启民可汗采取怀柔政策，对启民赏赐甚厚。同时，对突厥东西两面的少数部族予以打击，以解除突厥的左膀右臂。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六月，炀帝到北方边地巡视，耀兵于突厥。七月，修筑从榆林到紫河的长城。四年（公元608　年）三月，再次出塞巡视长城，七月又修筑了榆谷以东的长城。五年（公元609　年）三月，炀帝亲率兵马，攻打吐谷浑，大败之，在其故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并派兵镇守，进一步经营西域，以断突厥右臂。 　　炀帝在大业三年北巡时，曾亲自到了启民可汗的牙帐，在那里他看到有高丽的使者，这引起了炀帝的注意。史书说："启民推诚奉公，不敢隐境外之交"①可见这种"境外之交"为隋所不能容许。高丽与突厥交好，就会对隋造成更大的威胁。在解决西边的问题后，炀帝开始着手征讨高丽，解决东边的问题。 　　2。东讨高丽大业六年（公元610　年）炀帝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次年二月由江都到达涿郡（今北京），部署讨伐高丽事宜。他命幽州总管在东莱海口（今山东掖县）造船300　艘，同时，命令各地部队在涿郡集结，其中有江淮以南水手1　万人，弩手3　万人，岺南排镩手3　万人。五月，命河南、淮南、江南修造5　万辆战车送到高阳（今河北高阳西），供运载衣甲幔幕。征发黄河两岸百姓从军运送军需。八年（公元612　年）正月初二，下令，将集结在涿郡的军队分为左右各12　军，共113　万多人，号称200　万，分道齐发并进，攻向平壤（今朝鲜平壤）。三月十四日，诸军抵达辽水（今辽水），高丽阻水拒守，隋军造了3　座浮桥，在东岸击溃高丽部队，乘胜追击，包围了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辽东城内的高丽军队几次出战均被击溃，固守城池。隋军加紧围攻，但炀帝要求军队的每次行动都需经他同意方可实施，并且在用兵原则上规定军队分成3　路，在进攻时3　路军队要彼此呼应，不许孤军独进。在这种情况下，前方将领几次丧失了攻陷辽东城的战机。六月十一日，炀帝来到前线，责备诸将攻城不利，其时来护儿率水军已深入至浿江（今朝鲜大同江），在距平壤仅60　里处与高丽军队相遇，大败之，乘胜直追至平壤城下。在他攻入平壤的外城时，遇到伏击，大败而退。 　　宇文述、于仲文等9　道兵马，在鸭绿江会合时，高丽派大臣乙支文德到他们军中诈降以观看其军中虚实。于仲文曾受炀帝密令，如遇到高元和文德， 　　①　《隋书》卷84《北狄传》。 　　即可生擒，担任诸军慰抚使的刘士龙却自作主张，命仲文将文德放归，后来身为诸军总帅的于仲文又令诸军渡水追击。文德对隋军实行疲劳战，一交锋就退走，隋军"七战七捷"，追击过萨水，离平壤城仅30　里。这时高丽军队又来诈降，宇文述看到平壤城很坚固，自己率疲弊之军很难攻下，于是就因其诈而退军。在退军过程中，遭到高丽军队的四面攻击，且战且退，七月二十六日退到萨水。当军队刚有一半退过萨水时，高丽军队自后攻击，诸军大溃，一日一夜狂奔450　里，退到鸭绿江。来护儿所率水军听到宇文述等9　军溃败，也只得于七月二十五日下令全军退回。 　　大业九年（公元613　年）三月，炀帝又亲到辽东。四月，率军渡过辽河。二十九日，派宇文述与杨义臣攻向平壤，王仁恭率军出扶余道，当进军至新城（今辽宁抚顺市）时，遭到了数万高丽军队的阻击。仁恭挥精兵1000　大败之，高丽军据城固守。他们用飞楼、橦、云梯，地道等各种方式四面进攻，昼夜不息。高丽军队竭尽全力抗击，20　多天隋军仍未攻克城池，伤亡惨重。同时，来护儿正准备率船队自东莱经海而攻平壤。就在战事万分紧急的当口，负责运送军粮的杨玄感起兵反叛。其时炀帝的情势非常急迫：与高丽军对峙于辽东，北面有突厥的危胁，杨玄感如率军攻打涿郡，那情势将万分危急了。但杨玄感没有采纳李密提到的这个建议，而是退军攻打东都（今河南洛阳），未能攻克，又向西挺进，欲占据关中与炀帝对抗。炀帝一接到玄感叛乱的消息，立刻丢下全部辎重，悄悄后撤，致使高丽军队不敢追逼。同时又命来护儿回军，很快平定了玄感的叛乱。这次高丽之行再次流产。 　　大业十年（公元614　年）二月二十日，炀帝下令征集军队，准备第三次进攻高丽。三月，炀帝到达涿郡。四月，炀帝到达北平郡（今河北卢龙）。七月十七日，炀帝到达怀远镇（今辽宁辽阳市西北），来护儿到达毕奢城（今辽宁旅顺），高丽军队应战，被来护儿击溃，就在来护儿要攻向平壤时，高丽国王很恐惧，二十八日，派人向隋请降，炀帝接受了高丽的投降，下令撤军。 　　在用兵高丽以前，炀帝就大兴土木，修建东都和众多的行宫，在修仁寿宫时，史称"彼役严急，丁夫多死，疲弊颠仆者，推填坑坎，复以土石，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①为了防御突厥，大规模建筑长城。在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先后征发百余万劳力开通济渠，十多万劳力开邢沟。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人开永济渠，使北起涿州，南到余杭的大运河得以贯通。虽然长城在阻止突厥南下骚扰起了很大作用，运河沟通南北，为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当时投入了众多劳动力，官吏又不体恤百姓，史称"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②。为征讨高丽，又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战争，运送军粮的"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谨，谷价踊贵，。。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③全国规模的民众暴动相继发生了。 　　①　《隋书》卷24。 　　②　《通典》卷7。 　　③　《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七年十二月。 　　（二）民众的反隋战争在伐高丽前夕，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劳役最沉重的山东地区，王薄首先拥众据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起事，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为号召，其词云"长白山头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①许多为避征役的百姓纷纷投向他。刘霸道在豆子■（今山东惠民）聚众为"盗"，有众十多万，号"阿舅贼"。孙安祖入高鸡泊（今山东武城）中为"盗"，张金称聚众河曲，高士达聚众于清河境内，"自是所在盗贼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②虽然朝廷命令地方政府予以镇压，但收效甚微。许多有见识的大臣都建议炀帝停止伐辽，减少营造，以便与民休息，这样即可安辑民众，稳定局面。但炀帝一意孤行，致使各地民众暴动的范围、规模逐渐扩大。大业十年、十一年前后，朝廷派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率军镇压，但成效不大。以至于在大业十二年正月，各地朝集使入朝时，竟有20　多个郡为民众暴动所阻而未能到达。在众多的起事中，窦建德、杜伏威、翟让等3　支分占河北、江淮和中原，力量最强，对隋的打击也最大。 　　1。窦建德逐鹿河北在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伐高丽时，窦建德被征入伍，并且当上了200人的小队长。同县的孙安祖也被征入伍，但他妻子刚死，不欲参军，为县令所鞭打，安祖一怒之下杀死县令。窦建德劝他到高鸡泊中聚众谋生。当时在高鸡泊的还有张金称、高士达等人。当地草莽在出来打劫时，一般都不打劫窦建德家，地方政府怀疑窦建德与草莽有关系，所以就派人将窦建德全家抄斩。建德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投奔了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任命窦建德为司兵。后来孙安祖被张金称杀死，建德将安祖所属的几千人收归己有，力量逐渐壮大到近万人。 　　（1）长河之战大业十二年（公元616　年）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人讨伐高士达。士达自以为才略赶不上窦建德，就让建德任军司马，将军权让给了他。建德让士达守卫辎重，自己挑选了7000　精兵抗击郭绚。他向郭绚诈降，表示愿意归服朝廷。郭绚信之，率兵跟随建德到了长河（今山东德州），建德趁机袭击，大败官军，杀死了郭绚。 　　（2）高鸡泊之战在此前不久，同在高鸡泊的张金称由于轻敌而为官军所败，其余众归附了窦建德。镇压张金称的隋将杨义臣乘胜追击，准备攻讨建德。建德对高士达说："历观隋将，善用兵者无如义臣，今灭张金称而来，其锋不可挡。请引兵避之，使其欲战不得，坐费岁月，将士疲倦，然后乘间击之，乃可破也。"①建德的这一策略是较为稳妥的，因为义臣乘胜而来，而义军未经训练，又未 　　①　曾慥：《类说》卷4　引《河洛记·隋大业长白山歌》参《古谣谚》卷85936　页。②　《资治通鉴》卷181　大业七年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183，大业十二年十二月。 　　经过大的战阵，贸然与劲敌对阵，没有必胜把握。但高士达没有听从建德这一建议，而亲率精兵去迎战杨义臣，结果大败身亡。建德率百余骑逃到饶阳（今河北饶阳），乘其无备而攻陷之。杨义臣认为士达已死，建德所率残余不足为虑，也就引兵退去。建德又重归故地，招集亡散，收葬死者，军势复振。他自称将军，礼遇读书人，以饶阳县长宋正本为谋主，又招诱隋的地方官吏，降之者甚众，军队达到十万多人。 　　（3）河间之战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正月，建德在河间乐寿（今河北献县）界内筑坛，自称长乐王，年号丁丑，署置官属，颇有开国气象。七月，隋派薛世雄领兵3　万来讨伐建德，在河间城（今河北河间）南面的七里井扎下营寨。建德挑选数千精兵埋伏在河间南面的水泽中，自己率军退走，声称要逃入高鸡泊中，以此来麻痹官军。世雄以为建德因害怕官军而逃去，就不再谨慎防范。建德乘机亲率280　多名敢死兵士突袭，大败隋军，薛世雄领数百骑逃去。建德再次攻陷河间城，定都于乐寿。黄河以北的郡县纷纷降附建德。此后又吞并了魏刀儿，势力发展到今北京一带。618　年冬天，定国号为夏。随着其势力的壮大并逐渐由东向西推进，在洛阳与东进的唐军相遇了。 　　2。瓦岗军决战中原（1）起事瓦岗，进逼东都瓦岗军的创建者是翟让，他原是东都的法曹，犯了死罪，被狱吏黄君汉放走，逃到瓦岗（今河南滑县境）落草。同乡单雄信，徐世勣招聚人众，随之同去。他们常常出没于荥阳（今河南荣阳）、梁郡（今河南商丘）之间，力量渐渐发展到万人左右。当时在这一带落草的还有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王当仁等人。李密在杨玄感兵败后从雍州逃去，经王伯当的引见，参加了力量最强的翟让部队。他劝说周围的小股归附翟让，由此而深得翟让的敬重和信任。 　　李密劝翟让以经营天下为己任，但屡为翟让所拒。之后，他又向翟让提出了一项具体的战略目标。他说："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众虽多，食无仓廪，唯资野掠，常苦不给，若旷日持久，加以大敌临之，必涣然离散。未若先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后与人争利"①由于这项建议是直接针对解决义军军粮不足的问题而提出的，而且切实可行，所以为翟让所接受。他率军攻取了荥阳所属各县。炀帝派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大业十二年（公元616　年）十二月，张须陀率兵攻打翟让，李密让翟让列阵以待，同时派1000多人埋伏在大海寺北的树林中。由于翟让从前曾屡次败在张氏之手，此次张须陀就十分轻敌。当两军交锋时，翟让再次败退，张须陀挥兵追击。李密率伏兵在后面攻打隋军，须陀兵败，李密与翟让、王伯当对隋军进行包围歼击，张须陀虽突围而出，但为救其部下，几进几出，终于战死。隋又派裴仁基任河南捕讨大使，代领其众，镇守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 　　由于李密在这次反击中立下奇勋，翟让就分给他一部分军队，由他统率，号称"蒲山公营"。他治军严整，每次得到的战利品都分给属下，所以很得人心。 　　①　《资治通鉴》卷183，大业十二年十月。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二月，李密劝翟让趁东都空虚而攻取之，并派人进东都探听虚实。但此事被东都守将发觉，城内开始积极备战，并派人到江都向炀帝报告。李密劝翟让说"今百姓饥谨，洛口仓多积粟，去都（东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豫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之，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吾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谋，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①虽然翟让未能看得这么远，但攻下路口仓，即可解决军粮不足问题，于是欣然同意。初九日，李密、翟让率精兵7000，奇袭兴洛仓（今河南巩县），攻下后开仓散粮，赈济百姓。镇守东都的越王杨侗派刘长恭、房崱率步兵、骑兵共2.5　万人来攻讨李密。李密、翟让挑选勇敢善战之士分作10　队，令4队埋伏在横岭下阻击裴仁基，另6　队在石子河东面结阵。长恭看到李密所部军队甚少，有轻敌之意。翟让先率部与之交锋，在战事不利时，李密率部从东向西横击隋军，隋军在这一击之下，全线溃退，长恭换了衣服才得以乘乱悄悄脱逃，辎重尽为李密、翟让所获。这一仗不仅使瓦岗军巩固了刚刚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时大大挫败了隋军的士气。之后，翟让推李密为首领，称"魏王"，设坛即位，称元年，分官设职。河北、河南、江淮一带的起事义军都纷纷归附，推李密为盟主，众至数十万，势力极盛。不久，裴仁基以虎牢降密。 　　四月，李密派裴仁基、孟让率兵2　万攻占回洛东仓，东都出兵反击，仁基败走，李密率军屯驻于回洛仓，大修营堑，准备攻打东都。东都派段达率兵7　万拒击，两军大战于回洛仓北，隋兵败走。攻占洛口仓，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挠义军的一个最重要的军粮问题，并且军队得以进一步扩大；大败隋军，也使瓦岗军声威大振，这成为瓦岗军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最关健的转折，从此瓦岗军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2）围攻洛阳，拒击宇文在东都取得重大胜利后，柴孝和曾向李密建议："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但李密认为："此诚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从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如此，则大业隳矣"。①后代的史家大多以李密未能听从柴孝和的建议，而使李渊先行入关，以至夺得天下为憾。认为李密若先行入关则天下即为其有。事实上，李密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首先，争夺天下所依靠的首要因素是军事力量，若兵少将弱，即使先据关中也会无所作为。柴孝和援引秦汉据关中而得天下之先例，认为关中为王业之地，得之则可并天下，这是书生之见，关中并非争夺天下的关键地区。②其次，炀帝率兵驻守江都，长安已失去了作为政治中心地区的作用，攻下长安也不会产生很大震动。这与杨玄感时的情势已迥然不同。此时各地对隋廷的离心力已很大，维系隋局面的不再是关中的长安而是江都的 　　①　《资治通鉴》卷183，大业十三年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183，义宁元年五月。 　　②　参见《历史的地理枢纽》（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10　月版。炀帝。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出后，长安、东都纷纷自立为帝，这更说明长安的得失对隋王朝已构不成威胁。第三，李密与翟让之间是有矛盾的。瓦岗首领本为翟让，后翟让避让，推李密为王，翟让许多部将不服，以至于日后发生了公开火并。如果李密入关，翟让留居河南，那么翟让所部也绝对不会再听命于李密，李密充其量也只能占有关中，而不能控制河南，"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正是指此而言。第四，从当时的军事形势上看，李密也不敢贸然入关。其时李渊已起兵太原，向关中进发，如李密入关，势必要与李渊发生对抗，西有李渊，东有王世充，而河南翟让所部又不能为其所控制，这样李密就陷入了两面夹击的险境。李渊起兵太原，要参与中原逐鹿，有两条路，一条是西入关中，一条是南下河南，而河南有翟让、李密、王世充等强敌，关中部队已调到东都，攻打李密①，力量空虚，所以他只有挥兵入关。对李渊来讲，进关中是他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而对李密则不然。并不是说谁先占关中，谁就可以夺取天下。至于泰山道士徐洪客劝李密"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②更是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绝无战略价值。宇文化及杀死炀帝，率兵北归时，兵力多达十万③，王世充、李密听到宇文化及西来，都十分震恐，不得不联合以对付宇文；李密击败宇文后，史称"其士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④以至于被王世充乘机出兵击败。江都力量如此之强，怎么能轻意弃河南已有之战略成果而用兵江都呢？！所以李密也仅"壮其言"欲用其人而已，绝未想到要依此计而行。总之，李密决定留在河南是正确的。如果他与王世充作战时不大意，鹿死谁手，亦遽难定论。 　　炀帝得知东都战败，当年（公元617　年）五月又命庞玉，霍世举率关内兵增援东都。越王侗派段达、庞玉黑夜出兵，布阵于回仓西北，李密、裴仁基出战，大败而归，不得不放弃回洛，退守洛口。庞玉、霍世举驻军于偃师。六月，李密率军与隋军大战于平乐园，重新占据了回洛仓。七月，炀帝派王世充率领江、淮劲旅，王隆率邛黄蛮，河北大使韦霁、河南大使王辩各率所部，一同向东都进发，准备联合攻打李密。九月，李密派徐世勣攻下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境），开仓赈济百姓，又招兵20　多万。当王世充到达东都后，与刘长恭、庞玉会合，世充任诸军总指挥。但在与瓦岗军的交战中屡战屡败，李密乘胜战据了金墉城，修缉城池。不久，率军30　万，列阵于北邙，威逼东都的上春门。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二月，又派房彦藻、郑■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河南郡县。 　　三月，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发动政变，杀死炀帝，率部10　万北归，四月，行至巩洛被李密阻击，不能继续西向，引兵向东都进发。五月，东都得知炀帝被杀后，越王侗称帝。宇文化及的北归，改变了东都的对峙局面：李密怕受到东都和宇文化及的两面夹击，东都也怕宇文氏的进攻，于是双方讲和。东都欲利用李密对付宇文氏，"两贼自斗，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①，以坐收渔人之利。李密也向东都"乞降"，表示愿击宇文氏以赎罪， 　　①　《资治通鉴》卷83，义宁元年五月炀帝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将关内兵援东都。②　《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九月。 　　③　《资治通鉴》卷185，武德元年四月。 　　④　《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185，武德元年六月。 　　欲以此免其后顾之忧。 　　宇文化及将辎重留在滑台（今河南滑县），自己率军北攻黎阳，徐世勣退出黎阳，西保仓城，李密率步骑2　万驻屯于清淇（今河南浚县），宇文占黎阳后，分兵包围了仓城。李密与徐世勣遥相呼应，深沟高垒，不与宇文交战，如宇文攻仓城，李密则率兵攻其后，双方呈对峙局面。 　　李密得知宇文军粮将尽，即与之诈和，宇文大喜，不再限制其军士的吃粮，以为粮尽时李密会资助他。正好李密军中有人逃到宇文处，报告了这一情况，宇文氏大怒，但军粮将尽，于是渡过永济渠、与李密大战于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之下，双方自辰时直打到酉时，宇文化及才退兵。他又到汲郡去求军粮，并派人拷打东郡吏民，要他们供给粮食。为此，留在滑台防守辎重的王轨向李密投降。其他3　员大将也先后投降，宇文败走魏郡（今河北大名），势力大衰。 　　童山之战，李密部队损失也很惨重。力量受到很大削弱，为什么李密不与宇文化及联合而使宇文化及与东都交战呢？当时东都屡为瓦岗所败，情势日下，而宇文化及则拥兵10　万，若李密与宇文氏会合，则宇文氏势必会吞并东都的力量，入占东都。以宇文氏之力，又占有东都之坚城，其情势绝非远道而来、未及休整时之可比，到那时，李密再与之争锋，则难矣！所以，李密才决定乘其远道而来，一举灭之，再回过头来收拾东都。可惜在战后，一方面士马疲倦，伤亡较大，另一方面又因战胜轻敌，而为王世充的突袭成功提供了机会。 　　③战败归唐七月，东都发生政变，王世充掌握朝政。九月率军出城，到达偃师，在通济渠南扎营，架起3　座桥。李密派王伯当守金墉，自己率精兵出偃师，利用邙山阻击世充。在战前李密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应付王世充的对策，裴仁基认为："世充悉众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简精兵三万，傍河西出以逼东都。世充还，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我有余力，彼劳奔命，破之必矣。"魏征也认为：眼下"虽骤胜，而骁将锐卒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未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蔑不胜矣。"李密赞成他们的意见，但单雄信、陈智略、樊文超等人，在刚打败宇文氏之后有轻敌之心，主张决战，他们认为："计世充战卒甚少，屡经摧破，悉已丧瞻。。。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机展其勋效，及其锋而用之，可以得志。"①最终，李密惑于众议，决定决战。他命程知节率军与自己在北邙山上扎营，单雄信在偃师城北扎营。夜里王世充派200　多骑兵悄悄潜入北邙山，埋伏山谷中。第二天，王世充率军前来攻打，李密出军应战，还没有列好战阵，世充就纵兵强攻。埋伏在北邙山的骑兵突袭李密后营，纵火焚烧其庐舍。李密大败，率万余人逃到洛口。世充攻下偃师，整兵向洛口进发。镇守洛口的邴元真向世充投降，李密得知后不作行动，想等世充兵正渡洛水时出兵击之，但由于侦察不力，李密率军前去攻打时，王世充已经全部过河了。李密大将单雄信又在此关键时刻拥兵自守，不随李密进攻。李密一看大势已去，只得率人逃到虎牢。当时王伯当也放弃了金墉城而退守河阳，李密从虎牢赶到河阳。他本想南面以黄河作屏障，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发展，但诸 　　①　《资治通鉴》卷186　武德元年九月。 　　将认为大敌当前，人心涣散，要赶快溃退，不能再坚守于此。李密只得率众西行，投降了唐。 　　李密在战败之时，"欲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②这一战略也是可行的，但因战败而人心涣散，致使李密无法实现这一战略。当初，柴孝和在劝他入关时，他就担心义军会因此而分裂，不幸在战败之后被言中；单雄信在关键时刻，勒兵自守，不听调度，一班将领又缺乏远见，李密所谓："孤所恃者众也，众既不愿，孤道穷矣"，③众心已散，他也回天无力了。 　　李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投身瓦岗后，才使瓦岗军日见起色，摆脱了群盗之性质，而成为一支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武装力量，为灭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关键的战略决策中都未有失误，只可惜在大战之后，有轻敌之心，致使一战而蹶跌不振，为自己的事业划上了句号。 　　3。杜伏威纵横江淮（1）起事江淮杜伏威出身于贫苦家庭，从小就为生活所迫而常"穿窬为盗"，他与辅公祏是刎颈之交，后二人聚众为草莽。大业九年（公元613　年），他们听到王薄在长白山起事的消息后，率众投奔长白山，不久又率部南下，在淮南一带劫掠，自称将军。 　　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颢率兵来讨击伏威，伏威在与之交战时，佯装不敌败走，把隋军引到芦苇中，然后顺风纵火，大败之。此后，伏威又兼并了另一支由赵破阵率领的部伍。从此，他兵势甚盛，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大业十三年（617　年），隋炀帝派陈稜率精兵8000　攻讨伏威，结果大败而归。伏威乘胜攻占高邮、历阳，自称总管，分派诸将四出经略，江、淮间的小股义军也都纷纷归附。宇文化及发动政变，杀死炀帝，准备北归时，任命伏威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后占据丹阳（今江苏南京），"进用人士，大修田械，薄赋敛，除殉葬法，民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①当时在江淮一带活动的还有李子通、沈法兴等。李子通在海陵招集亡散，众至2　万，自称将军。沈法兴在隋大业末年任吴兴郡太守，炀帝被宇文化及杀害后，法兴"自以代居南士，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就以诛宇文化及为名起兵，向江都进军。当走到乌程时，已召兵6　万，攻克了余杭、毗陵，丹阳等地，自称江南道大总管。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自称梁王，定都毗陵，改元延康。当时，杜伏威占据了历阳，陈稜占据着江都，李子通占据着海陵"并握强兵，俱有窥觎江表之志"①，但法兴居中，三面受敌，屡遭挫败。（2）经营江东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九月，李子通率兵围江都，攻打陈稜，陈稜向法兴和伏威求救，并各送子为人质。法兴派其子沈纶将兵数万与伏威一道去②　《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九月。 　　③　《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九月。 　　①　《旧唐书》卷56，《杜伏威传》。 　　①　《旧唐书》卷56《沈法兴传》。 　　救援。伏威驻军于清流，沈纶驻军于扬子，两军相距不过数十里。李子通的属下献计，召募江南人扮成沈纶的军士夜袭伏威，伏威受到夜袭很生气，马上令人去偷袭沈纶，于是2　人彼此猜疑，谁也不敢进军。子通乘机纠集精兵，全力攻打江都，陈稜投奔了伏威。子通进占江都后，率军攻打沈纶，大败之，伏威也引军而退。子通自立为帝，国号吴，改元明政。 　　武德三年（公元620　年）李子通率兵渡江攻打沈法兴，占据了京口，法兴派其部将蒋之超拒击，两军战于庱亭，元超败死。法兴放弃毗陵，逃奔吴郡，丹阳等郡为子通所占。 　　杜伏威派辅公祏率兵数千攻打李子通，公祏渡江攻克了丹阳，进屯于溧水。子通率兵数万拒击。但被公祏击败，加之其军粮已尽，只好放弃江都，退保京口，于是伏威占据了长江以西的地盘，迁都于丹阳。 　　子通在太湖地域已招募军民，袭击了占据吴郡的沈法兴，"尽收法兴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岭东包会稽，西距宣城，皆有之。"①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十一月，杜伏威派王雄诞攻打子通，子通大败，向伏威投降。于是伏威"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②但伏威素无大志，在武德五年（公元672　年）得知唐军平定刘黑闼后，就束身归朝，到长安任职。后来辅公祏又拥兵再起，但其时唐已基本上平定了北方，辅公祏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①　《资治通鉴》卷188　武德三年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56《杜伏威传》。 　　四、隋朝府兵制的变化①（一）恢复旧姓与整顿乡兵1。恢复旧姓在北周宇文泰时期，为了加强控制军队，就利用了鲜卑的血缘关系，让带兵将领改姓鲜卑姓氏，所统军人也跟着其将官改从其姓。杨坚在掌握北周朝政后，就下令"诸改姓者，悉宜复旧"②，恢复了汉族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清除了私兵、部曲的遗痕。事实上，经过北周屡次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改变了六柱国统领系统，官号与实职已经脱节，将帅由皇帝临时加以更换，军士改从其将姓的制度也无法实施下去了。杨坚恢复旧姓的措施，赢得了汉人的支持和同情，并且利用天命、神征等，把这件事与夺取北周天下联系起来，为他的代周在军中铺平了道路。 　　2。整顿乡兵隋灭陈之前，又出现了乡兵。乡兵是以乡里的大族及其笼络、胁持下的宾客、农民组成的，既具乡土色彩，又有宗族色彩。这些乡兵流动于北自淮阴，南至广陵的战争冲要地带，其活动的时间在北周平北齐到隋平陈这段时期。领兵的军将都是地方雄豪。对这些乡兵，隋文帝采取了将乡兵纳入府兵系统，进而逐渐使它由地方部队变为中央直属部队的措施。这些乡兵首领被任命为大都督、仪同、车骑将军、骠骑将军，成了府兵系统中的将帅。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后，将帅中的雄豪，虽在乡里有其势力，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倾向于统一的皇朝。当然，隋初的整顿乡兵仍属局部的短时间的措施，宇文泰时期的乡兵也仍大量存在着，私兵势力的彻底消除，尚有待时日。隋代府兵仍然带有宗族和部曲的色彩，如蒲州还有所谓"宗团骠骑"。①3。军户入籍隋以前的府兵，军士与其家属有单独的军籍，与地方政府无关，他们是世袭的职业军人。军人军户集中居住在军府所在的军坊、乡团，随时调动，居无定处。隋统一中国以后，战争大为减少，不再需要这样一支既有军士，又有其家属及军户的庞大队伍。同时，为了加强政府对民户的控制，有必要将家属、军户纳入政府统一管理。虽然如此，又不能解散军队或大幅度裁减军队。于是在开皇十年（公元590　年），将军人编入民籍，使兵民合一，解决了上述问题。 　　军人编入民户后，"垦田籍帐，一与民同"②，军人可按均田法令分到自己的一份耕地，并可免除租庸调的负担。但军人的资粮需其自己负担，平时 　　①　此章参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②　《隋书》卷1《高祖本纪》。 　　①　参《隋书》卷46《杨尚希传》。 　　②　《隋书》卷1《高祖本纪》。 　　无战事或轮不到自己上番宿卫时，就在家务农，有事则应召出征。府兵是终身兵役，一旦被征入伍，即须到60　岁时才可退伍。兵源也由军户承担改为从民户中简点。 　　（二）卫府制度的形成1。十二卫建置隋开皇中以左右卫府、左右武卫府、左右武候府、左右领左右府、左右监门府、左右领军府等十二府统领禁卫兵，合为十二军。左右卫掌宫掖禁御，督摄仗卫，下有直閤、直寝、直斋、直后等并掌宿卫侍从；又各统亲卫，分置骠骑府、车骑府，以领内军宿卫。左右武卫领外军宿卫、左右武候掌车驾护从、道路营禁。左右领左右府（也叫左右领），掌侍从左右、供御兵仗，有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之属。左右监门掌宫殿门禁及守卫事宜。左右领军掌十二军籍帐、差科、辞讼。另外，还有太子的东宫十率，即左右卫率、左右宗卫率、左右虞候率、左右内率、左右监门率，与十二卫相应而设，但在国家兵制中，它只是一种陪衬，不占重要地位。 　　十二府来源于西魏、北周的禁兵系统和府兵系统，是两种禁卫军队的综合组织。但十二府中仍存在着中外宿卫或内外宿卫的区别。左右卫中的直寝、直斋及亲卫，左右领中的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左右武候分任扈从，主要为内卫。内卫不断扩大，增立名目，开皇十八年（598　年）于左右领之外置备身府，内卫自身及内外卫都彼此牵制。 　　府兵小部分属内卫，大部分属外卫，因内外卫的不同，府兵又分作内军与外军。左右卫所领亲卫、勋卫、翊卫，称为三卫，它们各有骠骑府、车骑府，是为内军。十二府所领其他骠骑府，车骑府为外军，即三卫为内卫，其他外军为外卫。 　　卫府制度的建立，使不同类型的禁卫结合在十二府中，十二府又相互区别、相互统一于禁卫。至此府兵通称为禁卫兵，或称为侍官。 　　2。军将名位与实权十二府各有大将军1　人，将军2　人，十二府大将军直属皇帝，其下直辖各车骑、骠骑府。十二府大将军的地位职责是由柱国大将军、大将军演变而来，骠骑、车骑则由开府、仪同演变而来。但北周的柱国大将军和大将军都是正九命（相当于正一品），而隋十二府大将军则降为正三品。北周的开府、仪同是九命（从一品），到隋的骠骑、车骑分别降为正四品、正五品。北周的柱国大将军、大将军共18　人，隋十二府大将军12　人，加上副职近30　人。北周开府、仪同至多不过百人，隋的骠骑、车骑就增加了很多。这说明军将增加了，地位降低了，权力分散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也就更为有力了。骠骑府的长官为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为之副贰，有时也设置与骠骑府平行的车骑府，车骑即为其长官。隋的骠骑、车骑府分布在京城以及地方上的冲要地带，虽有因地立名的，但主要仍以十二府所属一、二、三、四等数目序号来排列。骠骑、车骑之下，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领兵，其下尚有更低级的如幢主、军主、统军等官职。 　　（三）隋后期的府兵制1。骠骑府改为鹰扬府隋炀帝即位后，对隋的官制进行了改革，府兵制也在变革之列。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是府兵制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大的转折。 　　骠骑府改为鹰扬府，长官称鹰扬郎将，鹰扬副郎将为其副职。后二年鹰扬副郎将又改名为鹰击郎将。他们分别是正五品和从五品，比骠骑将军（正四品）和车骑将军（正五品）又都降低了级别。其下，大都督改为校尉，帅都督改为旅帅，都督改为队正，将军与都督的名号在府兵中不复存在，整个府兵军职的地位又比从前有所降低。原来车骑府单独开府的情况也不再存在。同时，三卫改名三侍，统一设置鹰扬府，三侍为内军鹰扬府，此外为外军鹰扬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置于各地的鹰扬府也逐渐冠以地名。这样，府名前既系以所属之卫，又冠以所在之地，系统更为清晰。 　　2。十六府与十二卫骠骑府改名的同时，成立了十六府，确立了十二卫分领府兵的制度。十六府为左右卫（或称左右翊卫）、左右武卫、左右候卫、左右屯卫（也称左右领军）、左右御卫、左右骁马、左右备身、左右监门，后来也称为十六卫。其中左右备身、左右监门不领府兵，领府兵的为十二卫。十二卫所领府兵，还称为卫士，左右卫所领的府兵名为骁骑，左右武卫所领名熊渠，左右候卫所领名佽飞，左右御卫所领名射声，左右屯卫所领名羽林，左右骁卫所领名豹骑。左右备身、左右监门卫，分别掌侍卫左右和门禁守卫，不领府兵，保留了原来禁军的传统。 　　大业八年（公元612　年），炀帝又募民为骁果，以折冲郎将、果毅郎将领之，分置左右雄武府，以雄武郎将、武勇郎将为正副长官，上隶左右备身府。其组织系统与军将名位完全与鹰扬府相同，骁果是皇帝的亲兵。如果说大业八年前着重于扩充十二卫，则大业八年后就是着重于扩充左右备身府了。 　　总之，府兵制发展到隋末，已经成熟，基本达到了完整化和系统化的阶段。 　　五、唐前期的战争（一）唐建国的军事形势隋炀帝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开通运河，修筑长城，征讨高丽，将民众推向了死亡的边缘，纷纷揭杆而起。在全国范围内的民众暴动下，隋朝的地方政府也表现出对中央的离心倾向，或投降义军，或自树义旗。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守晋阳的李渊，就是其中力量最强的一支。 　　李渊在出镇山西的时候，正是各地民众纷纷暴动，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际。他看到这种局势，暗中招纳豪杰，收买人心，准备应机起兵，逐鹿中原。李渊之子李世民、晋阳离宫的宫监裴寂以及刘文静，是谋划起兵大事的主要人物。大业十二年（公元617　年），李密与王世充对峙于东都，炀帝曾派关中兵出关援东都，炀帝率骁果镇江都，关中空虚，只有几支力量较弱的义军在活动，而且"晋阳士马精强，宫监蓄积巨万"，①除突厥外，没有足以牵制他的力量，举兵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刘武周占据汾阳宫时，李渊以江都悬远为由，借攻讨武周之名，擅自招募军队达万人之多。五月，李渊乘机杀了隋皇室派来监视他的两个副将，为他的起兵扫平了道路。之后，他又向突厥称臣①，解除了后顾之忧。 　　六月，李渊派建成、世民率兵攻打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县）。这次用兵一方面要打通南下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想树立建成、世民在军中的威望。不几日，攻下了西河城，入关中的道路被打通。李渊开仓赈济贫民，招募军队，建大将军府，分为三军，命李建成为左领军都督，统领左三军，李世民为右领军都督，统领右三军、李元吉统领中军，留守太原。 　　他们起兵时，李密已在河南占粮仓、败隋军，声势甚盛；窦建德起事于河北，也屡败隋军。李渊父子要参与中原逐鹿，就必须出山西；出山西有3条路可走：第一条，越太行，进河北，第二是渡黄河，进河南，第三条就是西入关中。但河南、河北都有强敌占据，只有关中力量薄弱，所以，他们在起事后，立刻想到要西进关中，这也是他们在当时唯一可以顺利走通的路。 　　①　《资治通鉴》卷183，义宁元年四月。 　　①　参见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载《寒柳堂集》；《吕思勉读史札记丁帙·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二）统一战争1。进军关中（1）攻占霍邑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七月，李渊起兵晋阳，到达西河郡，经雀鼠谷，到达霍邑西北的贾胡堡。代王杨侑派宋老生将精兵2　万屯驻霍邑（今山西霍县），屈突通屯驻河东，阻击李渊。其时天气不好，每天下雨，李渊无法进兵，军粮也快吃尽。这时，又有传闻说突厥与刘武周要乘虚袭击晋阳。李渊召集将领商讨对策，裴寂等主张回军，认为："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养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①建成、世民不同意，认为要继续进军，世民分析道："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②世民对前途的看法是非常中肯、敏锐的，如果退回太原，则成为割据一方之贼，很难有什么大的发展。要想发展就必须西入关中。双方都提到李密，可见他们很担心李密入关，这样他们势必会遭到两面夹击。但事已至此，不冒险是不行的，所以世民说宋老生可一战而擒，李密也因顾恋仓粟而不会马上入关，这不过是坚定李渊西进之心而已，未必实录。从世民对时局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世民是很有胆魄的。不久，军粮运到，李渊决定继续西进。八月，李渊率骑兵赶到霍邑城东，并派建成、世民率数十骑至城下举鞭指挥，若将围城之状，且诟骂挑战。宋老生见此大怒，率军3　万从城东门、南门分道而出。两军交战，李渊、建成军被打退，在此危急之时，世民与段志玄率骑兵从南原冲了下来，直攻宋老生的背后，隋军大败。傍晚，攻克了霍邑。 　　攻克霍邑是李渊西进关中的第一仗，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仗，其意义不仅仅是振奋了士气，更重要的是打通了西入关中的通道，使出山西，入关中成为可能，在战略决策上，也打消了一部分人欲退回太原的想法，使继续西进成为必然。之后，又乘胜攻克了临汾，绛郡（今山西新绛），直抵黄河边的龙门。 　　（2）进取长安龙门是今山西的河津，是过黄河的一个渡口，在此既可直接渡过黄河，进军关中，又可南下攻打河东（今运城管界）。在这里，又发生了一场争论，薛大鼎劝李渊"请勿攻河东，自龙门直济河，據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但诸将不同意，主张先攻河东。李渊率军围攻河东（今山西蒲州）、隋将屈突通婴城坚守久攻不下，李渊想采纳薛大鼎之议，舍河东而先渡河进取长安，但裴寂不同意，认为，"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攻克河东，然后 　　①　《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七月。 　　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①李世民不同意裴寂先攻河东的建议，认为"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能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守虏耳，不足为虑。"②裴寂的看法代表了河东起事的大部分人的看法，这与在霍邑城下的争论是一脉相承的。他们要求作战要稳妥，必须有河东这一退路，一旦失利，即可退保河东，而李世民则一意进取，攻占长安是其首要目标，因为要图发展就必须出河东入关中，而割据河东，当一个割据一方的土霸王是他所不愿意的。李渊也力求稳妥，于是采纳了他们两派的意见，留下一部分军队围攻河东，自己率大军西入关中，接应河西军。这样，即使入关失利，也不至于被屈突通斩断归路，受到腹背夹击。 　　李渊率军渡河后，守卫永丰仓（今陕西华县境）的李孝常，守卫浦津（今陕西大荔）、中潬（今蒲津西）2　城的靳孝谟投降。李渊派建成、刘文静率军屯驻永丰仓，这样不仅保障了军粮供应，又可守卫潼关阻止关东兵西进；同时派李世民经略渭北以北地区。关中有名望、有地位者都纷纷前来朝见李渊，其中，窦轨投降后，被李渊派去经略渭南地区。 　　屈突通得知李渊进军长安，就率兵数万救援长安，被刘文静阻遏。李渊军抵蒲津，从临晋渡过渭水，到永丰仓慰劳军队，并开仓赈济。又令刘弘基等军西征扶风，南渡渭水，攻占长安旧城，世民也屯军于长安旧城。十月，李渊到长安，扎营于春明门之西北。诸军结集于此，共20　万人，包围了长安城。十一月，攻克长安，约法十二条，废除了隋的苛禁。李渊顺利占领关中，为其日后出关，参与群雄逐鹿提供了地理上的条件，而这对于起事于河东的李渊父子是极为重要的。与此同时，屈突通降，刘文静攻下弘农郡，李渊派李孝恭等经营巴蜀，派郑元寿、马元规攻取南阳（今河南南阳）、荆襄地区，派建成、世民出兵潼关，经略关东，占据了新安、宜阳（今河南宜阳）。关中与巴蜀连成一片，既可巩固关中，又为进一步挥兵江南提供了条件。唐已拥有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力的根据地。 　　其时，李密拒宇文化及、王世充于东都，彼此牵制，无法西进，而李氏占据长安后，陇右的薛举父子，时时派兵东进，谋取长安。所以，西征陇右，巩固关中，成为李氏父子的当务之急。 　　2。巩固关中（1）西征陇右大业末年，陇右"群盗峰起，百姓饥馁"，薛举，仁果父子起事，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七月，薛举于兰州称帝。不久，仁果攻下秦州，薛举迁都于秦州，又攻下扶风，谋取长安。这便与刚刚占据长安的李氏父子相遇了。十二月，世民率军攻打扶风的薛仁果，大破之，并乘胜追击至陇坻（今甘肃陇县西边的陇山）而归。不久，平凉、河池、扶风等郡相继投降李渊。 　　①　《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九月。 　　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五月，李渊称帝于长安。六月，薛举攻打泾州，李渊命李世民为元帅，率八总管兵拒击。七月，薛举进逼宁州定平县的高墌城（今陕西长武县北），大败唐军。八月，薛举派仁果进围宁州，欲乘胜追击，但因薛举病死而停兵。不久，李渊再次任命李世民为元帅，出兵攻打仁果。 　　李世民率军到高墌后，仁果派其将宗罗。。带兵拒击，罗。。屡屡挑战，世民坚壁不战。诸将请战，世民认为"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持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①这样双方对峙了60多天，仁果军粮已尽，以至其部将有率兵来降的。世民见其将士离心，战机已成熟，就派梁实在浅水原扎营诱敌，宗罗。。一看唐军出战，立刻率精兵前来攻打。唐军守险不出，虽营中乏水，但军将又坚守了几天。世民估计敌人已很疲劳，便决定出战。天亮时，派庞玉列阵于浅水原，罗。。率众来攻，庞玉几乎无力抵挡。世民率大军从浅水原北边出其不意，率几十名骑兵，突入敌军阵中，与阵外的军队内外呼应，大败罗。。，并欲乘胜追击，窦轨认为虽然打败了宗罗。。，但仁果仍然占有坚城，不应轻意进击，世民不听，仅率骑兵追击。仁果在城下列阵，唐军一到，仁果部将就有好几人降唐，仁果只得收兵回城拒守。天黑时，唐步军赶到，包围了城池。半夜守城者纷纷下来投降。薛仁果见大势已去，只得出城投降。 　　诸将问世民："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轻骑直造城下，皆以为不可而卒取之，何也？"世民回答说："罗。。所将皆陇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墌虚弱，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①（2）抚慰河西在薛举所据的陇右以西，是河西五郡。隋末，李轨起兵自立为帝。当唐对付薛举时，曾派人到凉州与他联络。河西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特别是胡汉之间矛盾重重。 　　唐平薛氏后，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五月，安兴贵请求到凉州招慰李轨，兴贵之兄修仁时任李轨的户部尚书。他到凉州后，曾劝李轨降唐，但为李轨所拒绝。之后，他与修仁招集诸胡起兵，包围凉州城。李轨率千余人出城拒战，为胡兵所败，退守城池，坐等外援，但其它城池皆已降唐。不久，李轨被俘，河西平定。 　　陇右河西的平定，巩固了关中根据地，为唐全力出关争斗解除了后顾之忧。 　　3。经营关东（1）关东形势正当唐着意西征时，东都的战局也发生了变化，李密打败宇文，王世充乘势又打败李密，李密入关降唐。唐平定陇右，巩固了关中，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与关东豪杰决战，逐鹿问鼎。 　　①　《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十一月。 　　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十月，命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指挥山东诸军。十二月，命秦王世民组建陕东道大行台，全权指挥蒲州、河北（指黄河以北）各总管府兵马。同时派魏征招抚山东的李密旧将徐勣。二年（公元619　年）正月，李世民出镇位于同州朝邑县的长春宫。淮安王神通攻打屯据于魏县的宇文化及，化及抵抗不住，向东退据聊城。这时，窦建德也率部前来攻打化及，唐军得知建德前来，即引军退去。化及被窦建德消灭。 　　王世充于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四月，自立为帝，国号为郑。但他用人不当，御将无方，秦叔宝、程知节、李君羡、罗士信等骁勇之将先后降唐。唐郑之间，不断进行着争夺郡县的拉锯战。此时的窦建德正积极经营，势力大盛。 　　八月，窦建德将士兵10　万进取洺州，淮安王神通率军退保相州。窦建德攻占洺州后，率军直扑相州（今河南安阳），神通率军投奔屯守黎阳（今河北浚县）的徐勣。九月，建德占相州、赵州（今河北赵县）。十月，直扑卫州（今河南汲县）。当建德经过黎阳时，遇到徐勣派出侦察的骑将丘孝刚的攻击，建德一怒之下，攻克黎阳，俘虏了淮安王神通、徐勣之父及魏征等人，徐勣本已逃出，但因其父被俘，数日后归降建德。卫州得知黎阳失陷，也降了建德。建德令徐勣守黎阳，将其父作为人质带在身边。滑州及周围州县，徐圆朗所辖都望风归降，建德迁都于洺州。 　　（2）反击突厥就在唐郑拉锯于东都，建德迅速扩充其势于河北之时，太原方面的形势开始吃紧。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四月，刘武周引突厥南下，突袭榆次，包围并州（今山西太原），攻陷平遥、介州（今山西介休），并击溃了唐援军姜宝谊、李仲文部。唐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攻讨武周，九月在介州又被武周部击溃，大败而归，晋州（今山西临汾）以北大部失陷。 　　刘武周进逼并州，齐王元吉弃城而逃，并州陷落。之后武周部又攻克了晋州、龙门。十月，攻克浍州（今山西冀城），浦坂守将降武周，关中震骇。李渊将关中军都调给世民，令他收复河东。十一月，世民率兵从龙门渡过黄河，屯军于柏壁（今山西新降县西南），阻击武周部将宋金刚。其时，刘武周挟突厥之势，骑兵甚强，唐军无力决战，但他们军粮不足，以虏掠为资。李世民就利用这一点，制定了坚壁清野，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待其粮尽北撤时，再乘机出击的战略。①三年（公元620　年）四月，宋金刚军中粮尽，开始撤退。世民出击，在吕州（今山西霍县）败之，又乘胜追击，一昼夜行军200　多里，两军数十次交锋，直追到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的峡谷），八战八捷，大破金刚，俘斩数万人。唐军在稍事休整后，进击介州。宋金刚率2　万余兵在城西背城列阵，南北长7　里。世民派徐勣正面与之作战，待唐军退却、金刚追击时，世民亲率精兵乘机绕到其阵后攻打，两面夹击，大破金刚。刘武周得知金刚战败，也放弃并州，逃入突厥，唐军收复晋阳。世民留李仲文镇守，自己返回长安。 　　河东是关中的屏障，河东失守，关中就会暴露在刘武周的攻打之下；同时，河东在隋唐是经济发达地区，失去河东，就意味着失去一个重要的资粮 　　①　参《资治通鉴》卷188，武德二年十二月。 　　来源地①。河东的恢复，进一步巩固了关中根据地。 　　4。逐鹿中原（1）围攻洛阳河东方面危机解决后，唐决定与郑结束以往那种小规模的一城一地的拉锯战，准备消灭王世充。王世充得知这一消息后，从所属各州镇中挑选出骁勇之士结集于洛阳，设置4　镇将军，分守4　城。武德三年（公元620　年）七月，世民率军出征王世充。王世充派魏王弘烈镇守襄阳，荆王行本镇守虎牢（今河南汜水县西北），宋王泰镇守怀州（今河南沁阳县），齐王世恽兼管南城（今皇城南门外），楚王世伟镇守宝城（皇城），太子玄应镇守东城（皇城之东），汉王玄恕镇守含嘉城，鲁王道徇镇守矅仪城（东城之东），这些率兵镇守一方的大将都是世充的"宗亲"。他自己率兵3　万，拒击唐军。唐将罗士信率前军包围了慈涧（今河南新安县东），世充率兵3　万前来救援。当世民率兵骑5　万进军慈涧时，世充放弃慈涧，退回洛阳。世民派史万宝从宜阳南下占据龙门（今伊川县西南），刘威德从太行东（今山西济源县）包围河内（今河南沁阳县），王君廓从洛口（今河南巩县东南）去截断世充运送军粮的道路，黄君汉从河阳去攻打回洛城（今河南孟津县东南），世民亲带大军屯于北邙山，连营扎寨，逼向世充。八月，黄君汉派校尉张夜叉率水军袭取回洛城，截断了河阳南桥。世充派太子玄应，大将杨公卿等攻打回洛，未能攻克，就在回洛城西边筑起一座月城，留兵镇守。不久，刘德威攻克了怀州城（今河南沁阳县）的外城。九月，王世充部将显州（今河南沁阳县）总管田瓒率所部25　州降唐。前此不久，邓州（今河南邓县）已降，这样就切断了襄阳与洛阳间的联络。 　　十日，世充大将张镇周投降，罗士信攻陷硖石堡（今河南洛阳县西）、千金堡（今河南洛阳县北）。杨庆以管州（治今河南邓县）降唐。世充太子应玄镇守虎牢，军队驻扎在荥水、汴水之间。当他得知管州降唐时，立刻率部前来夺取，李勣率部阻击。随后，荥州、汴州先后降唐，唐军打通了嵩山之南的通路。玄应见诸州皆降，只得从虎牢撤回洛阳。 　　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二月，世充派太子玄应率兵数千人从虎牢运粮入洛阳。中途受到唐军拦截，玄应大败而归。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回长安，向李渊请求进军包围洛阳。李世民率军移屯青城宫（在东都城西禁苑中），世充乘唐军壁垒未立时，率众2　万从方诸门出兵，拒击唐军，世民派精锐骑兵在北邙山布阵，与敌决战。两军自辰至午，激战不已。后来世充收兵撤退，唐军追至城下，包围了洛阳城。 　　世民四面攻打，昼夜不息，"城中守御甚严，大砲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射五百步"，①洛阳久攻不下，唐将士疲弊思归，世民决议不退兵，在城外掘堑筑垒而围之。 　　（2）与夏决战在唐军进逼洛阳，世充属地逐渐为唐所占，形势日益恶化之际，王世充 　　①　《资治通鉴》卷187，武德二年十月，李世民曾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　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 　　①　《资治通鉴》卷188，武德四年二月。 　　决定派人向河北窦建德求援。从前，他们双方曾为争夺地盘发生过冲突，但建德的中书侍郎刘彬认为，应把握战机，暂弃前嫌，出兵应援，他分析说："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今唐举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怨，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①刘彬对形势的分析可谓切中要害、一箭双雕，而且切实可行。当时唐军势盛，单独由夏或郑都不足以与唐军对抗，只有维持三足鼎立，才可能生存。窦建德采纳了他的建议，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三月，令范愿守曹州，孟海公、徐圆朗率众西救洛阳，水陆并进，以船队运粮，驻军于成皋东边的东原。在唐军围攻洛阳，久攻不下时，将士多疲惫欲归，李渊亦有休兵之意，但世民不同意。此时，面对窦建德的前来，多数人认为"吾兵疲老，世充凭守坚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地而来，锋锐气盛。吾腹背受敌，非完策也"，主张"退兵新安，以承其弊"。②郭孝恪反对撤兵，认为"世充穷蹙，垂将面傅，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薛收也赞同此意见，并进一步分析说"世充深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建德亲帅大众，远来赴援，亦当尽其精锐。若纵之至此，两寇合纵，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朝，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傅矣！"①李世民很赞同他的分析和建议，针对萧瑀等大将的反对意见，明确决断道："世充兵摧仓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拒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日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陪，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②于是他中分麾下，令齐王元吉围守洛阳，他亲率精兵3500　人东进虎牢。到虎牢后，世民带人侦察建德军情，沿途将500　骑分别埋伏道旁，仅带尉迟敬德等4　名将士跟随。在距建德军营3　里处，被对方发现，他们派出5000　余骑兵追击，世民边退边打，把他们引入伏击圈内，大败敌军，斩首300　余级。 　　建德率兵西来，被唐军阻击于武牢近月余，几次交战又都失利，将士思归。四月，唐军又派轻兵拦截了他的军粮。面对这种形势，他召集将士讨论用兵之策、凌敬劝窦建德说"大王悉兵洛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踰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但王世充连连派人向建德求救，促其发兵，请将也恃势轻敌，主张决战，虽然建德夫人曹氏也劝他要听从凌敬的建议"自淦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 　　①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三月。 　　郑围攻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①但建德不予理会，决定率大军与唐作正面交锋。 　　建德计划在唐军马料用尽，放马于河北之际袭击武牢。这一消息为世民所知，五月，世民北渡河，南临广武，故意放马于河边以引诱对方。自己在当夜赶回武牢。第二天，建德果然率全军来攻打武牢，世民坚壁不出，建德布好战阵等了两个时辰，士卒饥疲，都坐下来，又争着去喝水，漫无纪律。建德军队所以会如此，主要是由于建德很轻视唐军。从出军到战略上的决策都犯了轻敌的错误，这次作战，他以为唐战马正在河北岸吃草，唐军无骑兵。孰不知，前日放牧于河北岸的战马已经归队。世民乘建德军散乱之机，率众出战，直扑其阵。而建德这时正在接见群臣，唐骑兵突然杀到，大臣们都向建德奔去，建德命骑兵应战，并命大臣们退开，就在这进退之间，唐军已经到了眼前，建德只得退到东边的山坡。此时，两军恶战，世民率几员大将，卷着唐军战旗突进到建德军阵的后面，然后打开旗帜。建德军以为军阵已溃，于是全军大败，建德也在战乱中被擒。 　　对于窦建德的失败，有人归因于他未能采纳凌敬的意见。对于凌敬的建议，胡三省在注《通鉴》时，就颇有微辞，认为"当是时，洛城危急，秦王定计而坚守之，盖计归而将功，吾恐建德未得到蒲州，洛阳已破矣"。②诚如三省所言凌敬的建议是很好的，但实施起来却有实际困难，如果在建德率军，绕道北上之时，洛阳一旦被攻破，唐军即可全力对付他，建德就会陷入被动。在当时情况下，可以针对世民的布兵案来布兵：中分其部，一部分与唐对峙，备而不战，牵制唐军，使之不能全力攻打洛阳；另一部分绕道北上，击唐军之后，这样也许更为妥当。但建德全军决战的策略，虽无万全，但也并不为错，其最大的错误是在决战时轻敌散慢，使唐军有机可乘，以至溃败被俘。李世民击溃建德后，将建德及其主要将领带到洛阳城下。世充想突围南下，投奔襄阳，但诸将认为建德已败，出城也无法突围，于是，开城投降。（3）平定刘黑闼窦建德的军队被解散以后散归乡里，史书上说他们"暴横为民患，唐官吏以法绳之，或加捶挞"，以至于"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①这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唐平定建德后，对其所属地区实行高压政策，要将其主要部将迁往长安。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七月，其部将高雅贤、王小胡逃到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后，联络其他将领说："王世充以洛阳降唐，其将相大臣段达、单雄信等皆夷灭，吾属至长安，必不免矣"。②于是，推刘黑闼为首领，再次起兵。八月，河南的徐圆朗起兵响应。唐派秦武通等率关中步骑3000　前往攻讨，同时命幽州（今北京）总管罗艺引兵南下，合军击黑闼。 　　九月，淮安王神通率关内兵到达冀州（今河北冀县），与罗艺会师，又征召当地兵共5　万余人与黑闼战于饶阳（今河北饶阳）城南。但被黑闼击溃。黑闼军势为之大振，窦建德以前的将士都争着杀掉唐朝官吏以响应黑闼。十二月，率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镇守黎阳的李勣弃城而退保洺州（今河北 　　①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四月胡注。 　　①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七月。 　　永年县）。黑闼追击李勣，大败之，李勣单身逃走。洺州土豪翻城响应黑闼，之后，又攻下了相（今河南安阳）、黎（今河南汲县）、卫（今河南汲县）等州，"半年之间，尽复建德旧境"①。他又派人与突厥联合，颉利可汗派骑兵助之，唐将秦武通等都逃回长安。武德五年（公元622　年）正月，刘黑闼自称汉王，改元天道，定都洺州，"窦建德时文武悉复本位，其设法行政，悉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②唐又派世民，元吉率兵前往攻讨，五年正月，军到获嘉（今河南修武），收复相州，进军肥乡（今河北肥乡），在洺水之上扎营，幽州总管罗艺率部数万会同世民讨击。黑闼留兵万人让范愿率领镇守洺州，自己率兵拒击罗艺，但却被罗艺所击败。 　　二月，刘黑闼率军还攻洺水。当他行军到列人城时，遭到秦叔宝的拦击。同时，罗艺攻下定州（今河北定县），赵州（今河北赵县南），栾州（今河北赵县），廉州（今河北藁城）后，与李世民会师于洺州。刘黑闼率军猛攻洺水城，世民几次救援都被击退，黑闼攻克了洺水城。三月，李世民与罗艺在洺水之南扎下营寨，并在水北分兵驻守。黑闼几次率兵向世民挑战，同时，还派兵袭击李勣军营，并打退了前往救援的唐军。至此，两军已对峙了近60天。李世民认为黑闼军粮一尽，势必要来攻打，就事先派人在洺水上游堵住水流，命其在两军交战时决水。二十六日，黑闼率兵2　万南渡洺水，逼向唐军。世民率精骑攻其骑兵，并乘胜冲击其步兵，黑闼率兵死战，从中午直到黄昏，黑闼军渐渐不支，其部将劝黑闼悄然离去，投奔突厥。这时，唐军决开洺水，水淹黑闼军。黑闼军大败，山东地区基本平定。 　　刘黑闼逃到突厥后，不断引突厥南下侵扰，七月，又南下，到定州，其故将又起兵应之。唐先后命淮阳王道玄、齐王元吉进兵攻讨，结果大败而归，"山东震骇，。。州县皆叛附于黑闼，旬日间，黑闼尽复故也。"①十月二十七日，黑闼进占洺州。 　　十一月，唐令太子建成率兵讨黑闼，河南、河北各州都受他指挥。建成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将俘虏全部放归，黑闼军食尽，军士有很多逃亡的。有的甚至缚其主将而降唐，黑闼看情况不利，就在一天夜里撤军。当撤到馆陶（今山东馆陶）永济水时，唐军已经逼近，黑闼令军士背水列阵，自己却在桥修好时先渡河而逃，其众遂溃。跟从黑闼的仅有百余人，逃到深州饶阳县（今河北饶阳县），被其所属将生擒降唐。 　　（4）平定江陵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十月，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人起兵反隋，推后梁的后代萧铣为首领。萧铣以复兴后梁为旗号，自称梁公，"起兵五日，远近归附者至数万人"。②他率兵攻占巴陵（今湖北岳阳），自称梁王，改元鸣风。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四月，萧铣称帝，定都江陵（今湖北江陵）。钦州、交趾、始安等郡先后归附，"于是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③二年（公元619　年）九月，萧铣又派陈普环 　　①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十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十月。 　　③　《资治通鉴》卷185，武德元年四月。 　　率水军攻打峡州，想进一步经营巴蜀。唐派李靖、河间王李孝恭先后到峡州经略。他们大造舟舰，教习水战，把巴、蜀各部族酋长的子弟召入军中，量才任职，明为引拔，实作人质。 　　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九月，命孝恭为荆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为长史，率12　个总管，发巴蜀之兵，结集于夔州（今四川奉节），命庐江王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今湖南沅陵）道，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州（今夏口）道，攻讨萧铣。当时江水正在上涨，诸将都请求等水落后再出兵，李靖认为"兵贵神速，今吾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江涨，悠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备，此必成掩；不可失矣"，①孝恭听从了他的建议，按期出兵。十月，萧铣的鄂州（治今汉阳）刺史雷长颖降唐。孝恭率战舰2000艘东下，萧铣以江水上涨而毫不为备，唐军顺利地攻取了荆门、宜都两个据点（在今宜都县西北）。进军至夷陵，又击溃了率数万精兵前来拒击的文士弘，进围江陵城。文士弘招集亡散，再次前来拒战，又被李靖打败，唐军攻下了江陵水城，将俘获的战船推入江中。前来救援的将领看到江中战船散乱地漂下，以为江陵已被唐军攻破，都迟疑不前。萧铣看救兵迟迟不来，派出应战的将领都被击败，于是出城降唐。 　　（5）平定江南杜伏威在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九月，已经向唐朝请降，唐任命他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但这不过是一种名义。唐对江淮并无实质性的控制权。以后，伏威率众东征西伐，占据了大片地方。五年（公元622　年）七月，李世民攻下了占据河南的徐圆朗所属十多座城池后，声震淮泗，杜伏威将兵权交给王雄诞后，束身归朝。 　　与伏威一同起兵的辅公祏在军中甚有威望，伏威因此很猜忌他，就夺了他的兵权，为此他心中很不痛快，便跟左游仙学道。伏威到长安时，把兵权交给了王雄诞。武德六年，左游仙劝公祏再次起兵，他们诈称杜伏威来信，说雄诞有贰心。雄诞为此而称病不再管事，兵权被公祏所夺。公祏又称杜伏威为唐软禁于长安，密令他起兵。不久，公祏称帝于丹阳（今南京），国号宋。唐命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孝恭率水军赶往江州（今江西九江），岺南道大使李靖率军赶往宣州（今安徽宣城县），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亳，齐州总管李勣出淮泗，攻讨公祏。唐军四面齐进，分别攻占公祏所辖州郡。公祏派其将冯慧亮、陈当世率水军3　万屯于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2万屯于青林山（在今安徽当塗县境），并在梁山用铁锁拦断江水，在长江以西修建营垒，拒击唐军，公祏坐镇于丹阳。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三月，孝恭与李靖率水军屯驻于舒州（治今安徽潜山），李勣率步兵1　万渡过淮水，攻下寿阳（今安徽寿县），驻军于硖石（今安徽风台县西南）。两军对峙，诸将主张绕过此防线，直取丹阳，李靖不同意，认为"公祏精兵虽在此水陆二军，然所自将亦不为少，今博望诸栅尚不能拔，公祏保据石头，岂易取哉！进攻丹阳，旬月不下，慧亮蹑吾后，腹背受敌，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战余贼，其心非不欲战，正以公祏立计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师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举可破也！"①孝恭采纳了李靖的意见，先埋伏下精兵，然后派老弱之兵攻打对方营垒，慧亮等出兵反击，唐军佯装不敌而退，对方追击， 　　①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七年三月。 　　结果遭到唐军的伏击，大败而退，李靖率兵乘胜追击，转战百余里，击溃博山、青林两处守军，慧亮，正通逃走。李靖直追至丹阳城下，公祏弃城东逃，想到会稽。但半途即被人杀死，江南平定。 　　5。唐前期的边疆战争（1）抗击东突厥隋末唐初，东突厥强大起来，"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之"。①当时割据称雄于北方的梁师都、刘武周、李轨、薛举等人都向突厥称臣，就是活动于中原的李密也曾与突厥联络。 　　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也派刘文静到突厥，向其称臣。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突厥始毕可汗死，弟处罗可汗立。十一月，处罗可汗死，弟颉利可汗立。这一时期，突厥不断加强对唐王朝的侵扰，始毕可汗曾利用刘武周、宋金刚等一度攻陷并州。处罗可汗又迎炀帝萧皇后及其孙杨政道入突厥，立杨政道为隋帝，把1　万多流落在突厥的汉人拔归他管理。颉利可汗在武德五年（公元622　年）一度围攻并州，进扰汾、潞诸州，虏掠男女5000　余人而去，七年（公元624　年）八月，又从原州（今宁夏固原）大举南侵，有万余骑兵到达豳州（今陕西彬县），离长安不到200　里，唐高祖甚至想放弃长安，向南迁都。九年（公元626　年），李世民刚刚登上帝位，颉利可汗乘唐内部政治不稳之机，又率十万余骑南下，直抵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北面，太宗亲临渭桥，利用疑兵，使突厥不敢深入，结盟而还。 　　贞观初年，东突厥内部矛盾重重。颉利可汗任用汉人，秉掌大权，"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②突厥人对此都很不满。颉利可汗还信任西域胡人而疏远族人，但"胡人贪冒，多反覆，兵革发动"，③加上连年大雪，牲畜大多被冻死。颉利由于天灾而用度不足，就对归附的其它诸部横征暴敛，诸部纷纷脱离颉利的控制，推薛延陁部的夷男为可汗，与唐朝联系。唐朝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当东突厥东边的契丹、奚、霫等族纷纷降唐时，颉利严责镇守在幽州之北的突利可汗；当铁勒诸部独立，颉利又派突利去攻打，但被铁勒诸部打败，颉利为此而拘禁了突利，并处以鞭刑。突利回到原驻地后，就筹划脱离颉利，降附唐朝。代州都督张公瑾所提出征讨突厥的理由，充分说明当时的战略形势。《资治通鉴》卷193　贞观三年八月载："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一也。薛延陁等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三也。塞北霜旱，糇粮乏绝，四也。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胡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深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唐太宗利用突厥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之机，发动对突厥的征讨战争。 　　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十一月，突厥南下侵扰。唐任命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出定襄（今山西平鲁县），华州刺史柴绍为金州道行军总管，出金河（今清水县），灵州大都督 　　①　《旧唐书》卷194　上《突厥传》。 　　②　《资治通鉴》卷192，贞观元年七月。 　　③　《旧唐书》卷194　上《突厥传》。 　　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出营州（今辽宁朝阳），各军都由李靖统一指挥，出击突厥。十二月，突厥可汗降唐。四年（公元630　年）正月，李靖率精骑3000　自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进屯于恶阳岭（今内蒙和林格尔县南），夜袭定襄（今清水河境内），颉利可汗没有料到唐军会突然出击，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于是急忙将其驻地向北迁徙。李靖派人到突厥内部施行离间之计，颉利的心腹康密苏带着隋炀帝的萧皇后及其孙政道降唐。李勣出云中（今大同），在白道（在今归绥县）大败突厥。不久，李靖与李勣会合于白道。其时，颉利退到铁山（今固阳县北），派执失思力到长安拜见太宗，请求讲和。二月，太宗派使者前往接洽，并命李靖率兵接应颉利。颉利虽"外为卑辞，内实犹豫，欲俟草青马肥，亡入漠北。"李靖与李勣商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阻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①于是他们决定在夜里袭击颉利。李靖派苏定方率200　名骑兵为先锋，乘着大雾快速向北挺进。颉利见到唐朝的使者后，非常高兴，放松了对唐军的戒备。当唐军进至距颉利牙帐仅有7　里时，颉利方才发觉，他慌忙乘千里马先逃。李靖率大军到后，击溃了突厥，俘虏男女共十多万人，牲畜数十万头。颉利率万余人想逃到漠北，遭到李勣的阻击，唐军俘获5　万多人。颉利逃到置牙帐于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西北的沙钵罗处后，想与沙钵罗一同逃奔吐谷浑。其时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率兵压境，令沙钵罗执送颉利，颉利闻知，率数骑夜遁，沙钵罗急忙派人追还。三月，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率军包围了沙钵罗的营帐，生擒颉利而归。东突厥灭亡后，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自此，大漠以南，阴山以北尽为唐所控制。这次征战，利用了突厥间的矛盾，在战略上运用了突袭的方法，打得颉利措手不及，慌忙逃窜，终至被擒。 　　（2）平定铁勒东突厥灭亡之后，其北边的铁勒部遂乘机而兴盛，其中薛延部最为强盛。真珠可汗将其兵众分为南北两部，令其2　子拔灼、颉利苾分别统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唐册封突厥的李思摩为俟利苾可汗，令他率降唐的突厥人北归，还其故地，并不许薛延南下侵扰突厥。 　　十五年（公元641　年）太宗东封泰山，真珠可汗想乘太宗东封之机南下击灭突厥。他命其子大度设率领铁勒的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等部兵共30　万，过沙漠，屯兵于白道川（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北），袭击突厥。突厥俟利苾可汗无力抵抗，率其部进入长城，拒守于朔州（今山西朔县）。同时，派人向唐太宗告急。太宗在十一月命营州都督张俭率所部精兵及降唐的奚、霫、契丹压其东境，命兵部尚书李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兵6　万，骑兵1200　屯于朔方（今朔州），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4万，骑兵5000　屯于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将兵1.7　万，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今山西大同），凉州都督李袭譽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出其西。当大度设率骑兵3　万追至长城时，李勣率唐军赶到，大败之。大度设率残兵余众逃到漠北。十六年（公元642　年），唐与薛延陀欲议和亲，但未成功，此后，薛延陀不断南下攻扰突厥。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薛延陀真珠可汗死，其子拔灼自立为多弥可 　　①　《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二月。 　　汗，他乘唐伐高丽之机，又挥兵南下，被击退。 　　二十年，铁勒内部的回纥、仆骨、同罗等部起兵攻打薛延陀多弥可汗。 　　六月，唐以江夏王道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今蒙古哈尔林一带）安抚大使，派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芯何力率凉州兵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将所部兵，分道并进，乘其内乱攻讨薛延陀。薛延陀听到唐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后，诸部大乱，彼此攻打，争着派人向唐求降。多弥也在逃跑时被回纥攻杀。江夏王道宗率军度过沙漠，击溃薛延陀阿波达官。之后道宗与万彻派人招抚铁勒诸部，其酋长都投降了唐朝。 　　薛延陀余众尚有7　万，他们立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居于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脉）之北。唐朝怕他们再对漠北构成威胁，决定派李勣与铁勒九姓联合，共同讨击薛延陀。李勣率军到达郁督军山后，其酋长梯真达官率众来降，咄摩支逃到荒谷中，李勣派萧嗣业前往招抚，咄摩支降。但其部落对降唐一事尚在犹豫，李勣挥兵进击，前后数战，斩数千级，俘虏3　万余人，彻底控制了薛延陀。 　　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　年）十月，回纥酋长婆闰死，其侄比粟毒代领其众，与同罗、仆固侵扰唐朝边疆。唐命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将；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率兵讨伐。二年（公元662　年）三月，郑仁泰在天山（即郁督军山）大败铁勒。铁勒九姓纠合10　万人前来拒击，并选其中数十名骁健者前来挑战，薛仁贵连发3　箭，3　人应声而倒，其众见此纷纷下马请降。仁贵率军至漠北，将其余众击溃而还。三年（公元663　年）正月，郑仁泰再次率军讨伐铁勒余部，全部平定。 　　（3）平定高昌高昌（在今吐鲁番）处在唐朝与西域的交通要道上。贞观初年，高昌王曾到长安进贡。但此后却常常阻遏西域其它小国与唐朝的交往。焉耆与中原的通道本以沙漠一线为主，隋末大乱，此路隔绝，须经高昌到中原。唐初，焉耆王突骑支派人入贡，请求重开碛路，高昌由此而怀恨在心。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派兵袭击焉耆，大掠而去。十三年（公元639　年）高昌又与西突厥一起攻打已归属唐的伊吾。颉利败亡后，部分突厥人逃到高昌，唐命高昌交出这部分突厥人，高昌予以拒绝。其后又与西突厥一起攻打焉耆。高昌已成为唐与西域交往的一大障碍。 　　十三年年底，唐命侯君集、薛万彻率军攻讨高昌。高昌王麴文泰不以为意，认为唐与高昌相距7000　里，其中2000　里是沙漠，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唐军无法远征至此。十四年八月，唐军抵达高昌，文泰忧惧不知所措，得病而死，其子智盛继承王位。 　　唐军经柳谷，攻克田城，进围高昌都城，君集命填堑攻城，飞石雨下。 　　西突厥知唐大军前来，也西走千余里，智盛出城降唐。九月，以高昌故地为西州，列置郡县，留兵镇守。 　　（4）平定吐谷浑贞观初年，吐谷浑可汗伏允屡次侵扰唐朝边疆鄯州、廓州、兰州等地，并且扣押唐朝使者。贞观八年（公元634　年）六月，唐派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率边兵及契苾、党项之众攻讨吐谷浑。十月，段志玄击败吐谷浑，追击800　多里，吐谷浑驱牧马远逃。十一月，吐谷浑又侵扰凉州，唐朝决定大举攻伐吐谷浑。十二月，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命侯君集为碛石道、任城王道宗为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各路兵马受李靖统一指挥，进击吐谷浑。 　　九年（公元635　年）闰四月，任城王道宗在库山（今西宁县西）大败吐谷浑，伏允可汗将牧草烧掉后，逃入沙漠。请将认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认为"曏者段志玄军还，才及鄯州，虏已至其城下。盖虏犹完实，众为之用故也。今一败之后，鼠窜逃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①李靖也同意侯君集的看法，决定把军队分成两部分：李靖、薛万彻、李大亮率一部从北道进击，侯君集、道宗率另一部分从南道进击。二十三日，李靖部将薛孤儿在曼头山（今日月山）大败吐谷浑，俘获杂畜以充军食。二十八日李靖先后在牛心堆（今共和县）、赤水原大败敌军。李大亮又败之于蜀浑山，执失思力败之于合茹川，李靖督诸军经积石山河源，到且末，抵达吐谷浑的最西部。当他们得知伏允在突伦川要投奔于阗时，契苾何力选骁骑千余直奔突伦川，薛万均率军紧随其后。他们袭击了伏允的牙帐，俘获杂畜20　余万，伏允逃走。侯君集、道宗率军入无人之境2000　多里。五月，又在乌海大破伏允，唐军越过星宿川，到达柏海后撤军，与李靖会合。伏允在逃跑途中被属下所杀。 　　（5）平定西突厥西突厥在唐朝初年很强盛，控制着西域各国。但其内部不断发生争斗，彼此攻杀不已。在唐攻打东突厥时，曾与之联合。东突厥被平定以后，薛延陀势力大盛，曾打败西突厥。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攻杀沙钵罗叶护，统一了西突厥，又举兵灭了吐火罗，"自恃强大，遂骄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①派兵侵扰伊州。郭孝恪率兵击溃之。咄陆又派处月、处密两个部族包围天山，再次被孝恪击溃。后乙毗咄陆被其属部击走，各部族请唐更立可汗，唐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可汗向唐求婚，唐许之，命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没、葱岺5　个小国作为聘礼。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部强盛，他们欲乘唐太宗死亡之机，起兵反唐。唐廷急忙派人招抚，才未起事。但不久，贺鲁即拥众西走，并击败了射匮可汗，吞并其众，在双河（今伊宁）和千泉（今吉尔吉斯的塔什干）建立牙帐，自号沙钵罗可汗，胜兵10　万，与逃往吐火罗的乙毗咄陆连兵，控制了西域诸国。当年七月，沙钵罗侵扰庭州，唐派梁建方，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以高德逸、薛孤、吴仁为副将，发秦、成、岐、雍府兵3　万人及回纥5　万骑兵攻讨之。三年正月，梁建方、契苾何力在牢山大破处月部朱邪孤注，建方派高德逸率轻骑追击，生擒孤注。四年（公元653年）乙毗咄陆死，其子颉苾达度设自称真珠叶护，其部逐渐被沙钵罗所吞并。显庆二年（公元657　年）正月，唐命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回纥等兵，从北道讨伐沙钵罗可汗，以太宗时降唐的突厥酋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从南道击安抚突厥旧众。十二月苏定方先在金山（今阿尔泰山）之北攻破了处木昆部， 　　①　《资治通鉴》卷194，贞观九年闰四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6，贞观十六年九月。 　　降其万余帐。当定方进军至曳咥河（今伊犁河）西时，沙钵罗率兵10　万前来拒战。定方命步兵占据南面的高地，手执长■布阵，自己率骑兵占据北面的高地。沙钵罗率骑兵先冲击步兵，但冲了3　次都未能冲散步兵，这时，定方率骑兵猛攻沙钵罗，大败之，杀伤和俘虏数万人。第二天，定方整军再进，胡禄屋等五弩失毕降唐。沙钵罗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五咄陆部落得知沙钵罗战败，也率众投降了南路的阿史那步真。 　　苏定方命萧嗣业、回纥婆闰率胡兵追击沙钵罗，定方与任雅相率新近降唐的突厥人紧随其后。唐军冒雪昼夜兼程，在双河与南道的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的军队会合后长驱直入，沙钵罗措手不及，仓皇逃往石国。"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埸（yì，音易），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①萧嗣业继续追击沙钵罗，苏定方率大军退回。沙钵罗逃到石国西北的苏咄城时，被城主抓获，送给了追击到此的萧嗣业。 　　唐朝将突厥分成两部分，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分别以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为兴昔亡可汗和继往绝可汗，分统其众。三年（公元658　年），将阿史那贺鲁之地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6）用兵高丽唐太宗在平定突厥，高昌以后，就将其战略目标转到了高丽。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高丽内部发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死国王，控制了高丽政局。十七年（公元643　年），新罗派人向唐求救，说受到百济和高丽的联合进攻，阻止了新罗与唐的交往。十八年（公元644　年）唐派使到高丽，命其不得侵扰新罗，但为高丽所拒绝。为此，太宗决定东征高丽。 　　是年七月，命将作大匠阎立德等人到洪州、饶州、江州造船400　艘，以运军粮。随后，命营州都督张俭率营州、幽州两都督府所属军队以及契丹、靺鞨、奚等部族先攻辽东（今辽阳市）作试探性攻击。十一月，太宗命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淮、岭、硖兵4　万，在长安、洛阳召募军士3000，战舰500　艘，从莱州渡海抵平壤。令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6　万及兰州、河州降唐的少数部族军进发辽东，两军会合后再发起攻击。 　　十九年（公元645　年）三月，李勣率军从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出发。 　　四月，在通定渡过辽水，到达玄菟（今兴京），辽东道副大总管道宗率军抵达新城（今沈阳市北），营州都督张俭率胡兵为前锋，渡过辽水，直抵建安城（今营口市东南）。李勣、道宗攻克盖牟城（今沈阳东北）。张亮率水军从东莱渡海突袭毕沙城（今旅顺东北）。五月，李勣进军至辽东城下，太宗也亲自率大军赶往辽东。初八日，高丽派步骑4　万救援辽东，道宗率4000骑兵迎击，李勣率兵助战，大败高丽军。初十日太宗到达辽东城下，层层包围，昼夜攻打，数日后因风纵火，攻克辽东城，进军白岩城（辽东东北）下。六月初，太宗率军攻城之西北，李勣攻其西南，守城军士被迫投降。二十日，进至安市城。二十一日，高丽派延寿、惠真率兵15　万救援安市。临行前，有人为延寿分析双方战情说："举海内之众而来，不可敌也。为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①这可谓是知己知彼，据天时地利，抗击强兵之妙计，但延寿不 　　①　《资治通鉴》卷220　显庆二年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六月。 　　以为意。唐太宗也担心延寿不决战，所以，当延寿进军到距安市40　里处时，太宗便派阿史那社尔率1000　突厥兵前去诱敌。两军交锋，唐军诈以力量不敌而退，高丽军乘胜追击，在安市城东南8　里处依山布阵。太宗命李勣率步骑1.5　万在西边的小山峦上布阵，命长孙无忌率精兵1　万为奇兵，从山北的狭谷中绕到敌军阵后，攻其背后，太宗亲率步骑4000　带着鼓角，卷起战旗登上北山，命各部军队听到鼓角后一起出击。高丽军队只看到太宗在北山上布阵，就整军前来攻打。这时，太宗令打开战旗，鼓角齐鸣。唐军各路兵马一同进击，延寿想分兵抗击，但其战阵已乱，被唐军打得大败。延寿率余众依山自固，唐军将其包围。长孙无忌又截断了他的归路，延寿、惠真不得不以其3.6万多人降唐。 　　唐军围攻安市，久未攻克，李道宗曾向太宗建议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②但未被太宗采纳。高延寿、高惠真兵败降唐后，又向太宗建议："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乌骨城来辱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①唐多数将领赞成此议，认为"张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丽凶惧，并力拔乌骨城，渡鸭绿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②但长孙无忌极力反对，认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儌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③的确，诸将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冒险性，长孙无忌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用兵征伐，很少有万全之策，战情随时变化，战略原则易于制定，具体战机则甚难把握，当年进军关中，太宗力主绕过隋军坚城直扑关中，如今屯兵坚城之下，却坐失良机，所以史家评论说"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胜，独辽东之役，欲以万全制敌，所以无功。"④但一旦出现长孙无忌所担心的那种情况，腹背受敌，则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太宗听从了长孙氏的建议，指挥唐军继续攻安市，安市死守，一次次击退了唐军的进攻。九月，天气变冷，草枯水寒，军队难以久留，而军粮又将尽，太宗不得不解围撤兵。 　　唐对高丽只能速战速决，陈寅恪先生对此曾有精辟的论述："中国东北方冀（河北）辽（辽东半岛）之间，其雨季在旧历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为寒冻之时期。。。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水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餱粮之运输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⑤从上述唐军行军攻打之日即可证实此论。唐太宗屯兵坚城，久攻不下而又不愿冒险出击，以至在九月寒冻之期降临时，不得不无功撤兵。 　　贞观廿一年（公元647　年），太宗再议攻讨高丽。群臣都认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不易克，应派小股武装力量，侵扰其边疆，使他们疲于奔命，无暇②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六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8　贞观十九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198　贞观十九年九月。 　　③　《资治通鉴》卷198　贞观十九年九月。 　　④　《资治通鉴》卷198　贞观十九年九月胡三省注。 　　⑤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劳作，耽误农时。待其人心不稳，即可不攻自破。太宗采纳了这一意见，三月，派牛进达、李海岸率兵万余乘船从莱州渡海进攻高丽，命李勣等率兵3000从新城进攻高丽。李勣渡过辽水，攻破几座城池的外城后退回，牛进达与高丽作战百余次后退回。廿二年（公元648　年）正月，又派薛万彻、裴行方率兵3　万从莱州乘船渡海攻打。六月，太宗认为经过一年多的骚扰，高丽已很疲困，计划第二年发30　万大军一举灭之。七月，命强伟在剑南道修造船只，修好后经长江运到莱州。但不久因太宗病逝而停止出兵。 　　显庆五年（公元660　年），百济恃高丽之势，数侵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兵10　万攻讨百济。八月，苏定方自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百济据熊津江（今锦江）口迎击，被定方击溃。之后，唐军又击溃前来拒战的百济大军，其王与太子北逃。唐军进围其都城，国王次子泰自立为王，率军固守。百济王父子率众降唐，泰也不得不降，百济平。唐留军镇守。 　　龙朔元年（公元661　年）四月，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共35　万之众从水陆分道进击高丽。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值天降大雪，解围撤军。乾封元年（公元666　年）五月，高丽王盖苏文死，他的两个儿子彼此猜忌，互相攻打，长子男生向唐朝求援。六月，唐任命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出兵救援。十二月，任命李勣为辽东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庞同善、契苾何力为副将，水陆诸军及运粮部队都统一受李勣指挥。明年九月，李勣攻克新城，其它16　座城池也在唐军的攻击下纷纷投降。高丽派兵来袭击新城，被薛仁贵击溃，并乘胜攻占南苏、木底、苍岩3　城（在今沈阳、通化、四平一带）。其时，郭待封率水军别道进击平壤。 　　总章元年（公元668　年）二月，李勣攻克扶余城（今四平市），薛仁贵在金山（今四平西南）之捷后也进击于扶余城下，一举克之，扶余川中40余城望风请服。高丽派5　万人来救扶余，被唐军打败，斩获3　万。李勣攻下太行城（今丹东）后，各路军也一同向平壤进发。九月，高丽出降。唐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分其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以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2　万镇抚其地。 　　六、朝廷与藩镇的战争（一）平定安史之乱1。安禄山起兵的背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突厥开始复兴，并相继起兵叛离；与此同时，在今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兴起，并对河西走廊地区和西域及剑南构成了严重威胁，唐无力对突厥和吐蕃实施大规模的征服性打击，于是，不得不在边疆地区驻屯大量兵力，防遏其侵扰，并逐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这一防御体系在玄宗天宝初年最后确立，这便是边疆的10　个节度：安西节度抚宁西域，北庭节度防制突骑驰、坚昆，河西节度隔断吐蕃、突厥，朔方节度捍御突厥，河东节度与朔方相掎角以御突厥，范阳节度镇御奚、契丹，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陇右节度备御吐蕃，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另有岺南五府经略，负责绥静南方各少数部族。 　　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运行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其二是一人而兼任数镇节度使，这就增加了边将谋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安禄山身兼卢龙、范阳、河东3　镇节度使，又向朝廷请求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将官。终于，在天宝十四载（公元755　年）十一月起兵，拉开了长达8　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的序幕。 　　2。安禄山挥军南下（1）东都阻击天宝十四载（公元755　年）十一月初七日，安禄山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海留守平卢，别将高秀岩留守大同（今山西朔县）；又派何千年、高邈率奚骑20　名，声言献射生手，乘驿到太原，乘太原副留守杨光翙出迎之机，劫之而去。禄山亲率所部军队及奚、契丹、室韦、同罗等少数民族的部族共15　万人，号称20　万，以讨杨国忠为名南下，"部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光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间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戳，无敢拒之者"①。 　　太原首先把禄山劫持杨光翙的情况上报到朝廷，随后，东受降城的将领也报告说禄山叛乱，但玄宗还不相信。十三日，各路情报相继报到，玄宗才召集宰相商议对策，并派毕思琛到洛阳，程千里到河东，召募军队，抗击叛军。这时，恰逢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玄宗问以讨伐叛军的方略，常清请即刻派他到洛阳，开府库，募士兵，北渡黄河，平定叛乱。随后，又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王承业为太原尹，并增设河南节度使，阻击叛军南下。继尔，又派高仙芝率军东征。 　　十七日，安禄山到达博陵（今河北定县），派安忠志镇守土门（今河北 　　①　《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 　　井陉县之井陉口），到藁城后，常山郡太守颜杲卿无力抵抗，向禄山伪降，禄山派李钦凑镇守井陉口（今河北井陉县内），以阻击从西而来的唐军。十二月初一日，禄山率军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过黄河，攻克灵昌郡，杀死了新设立的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初八，禄山攻克荥阳（今河南荥阳）后，命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向东都洛阳进发。封常清率军拒击于武虎（今河南汜水县）。由于是刚刚召募组建，未及训练，一战即溃，逃至葵园，常清整众再战，又败。十二日，禄山攻占东都，常清在都亭驿、宣仁门等地连战连败后，向西溃退到陕郡（今三门峡一带），与高仙芝会合。他向高仙芝建议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挡。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拒潼关以拒之"①。于是，两人率兵退到潼关。其时，朝廷向各节镇召集的军队尚未赶到，关中惊恐，但禄山在东京准备称帝，没有及时再派大军进攻潼关，唐军趁此机会才得以稍事休整。（2）唐军对河北的打击当安禄山率军渡过黄河后，颜杲卿就起兵，打击留守于河北的叛军。郭子仪也出兵，打败了禄山镇守于云中（今山西大同）的军队，攻克马邑（今山西朔县），打开了东陉关（今山西雁门关）。颜杲卿率军攻占了井陉关，河北诸郡纷纷响应，有力地牵制了安禄山。天宝十五载（公元756　年）二月，李光弼率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3000　人出井陉，攻克常山。史思明得知常山失守，急忙引军救援，光弼派步兵5000　人从东门出战。时叛军围城不退，光弼派弓箭手1000　人，分作4　队，轮流放箭射击，叛军稍退。又派5000　人在泘沱河列阵，叛军以骑兵来攻，光弼命发箭射击，人马中箭者甚众。此时，光弼等得知叛军的步兵5000　从饶阳赶来，正在逢壁休息，光弼立刻派步骑2000　人去偷袭。史思明闻知其步兵遭到围歼，只得退兵至九门。四月，郭子仪率精兵出井陉至常山，与光弼军会合，十一月，于九门城南大败思明，思明从赵郡逃到博陵。安禄山又增派步骑2　万回援史思明。几天后，唐军又在嘉山向史思明发起攻击，大败之，思明狼狈逃回博陵，唐军围城，河北十多个郡都杀死叛军守将，向唐军投降，幽州和洛阳的交通被截断。在河南的叛军军心也为之动摇。 　　（3）潼关决战封常清、高仙芝退守潼关后，玄宗命人处死封、高2　人，另起用哥舒翰为元帅，率军8　万东讨禄山。双方继续在潼关对峙。但玄宗、杨国忠求胜心切，屡次催促哥舒翰出关出击。哥舒翰为此回报玄宗说："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墮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①郭子仪、李光弼也认为"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②但玄宗不听，强令哥舒翰出兵。哥舒翰不得已，只得于六月初四出关迎敌，初七，两军决战，崔乾祐先于险要处埋伏兵马，而以小股诱官军进击，唐军见叛军人少，挥军进击，当进至隘道时，叛军伏兵齐发，攻打官军。由于道路狭窄，军队 　　①　《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 　　调动不开，被叛军打败。这时，崔乾祐又派精兵绕道从官军后面进击。官军前后遭到打击，首尾不能相顾，乱作一团，纷纷退回关内，残兵仅有8000余人。初九，崔乾祐攻克潼关，哥舒翰也被自己的部将生擒投叛军，被解往洛阳。潼关失守后，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的防军也都弃城而走。唐玄宗得知潼关失守后，于十三日黎明率禁军及贵妃数人逃离长安，十四日，行至马嵬驿时，禁军发动兵变，诛杀杨氏兄妹，太子也脱离玄宗，收拾残余，投奔朔方。 　　安禄山没有料到玄宗会那么快离开长安，崔乾祐攻克潼关后，禄山命其在原地待命，十多天后，才派孙孝哲率兵入长安。叛军兵势为之大盛，"西胁■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①李光弼正在围攻博陵，得到潼关失守的战报后，解围而去，思明追击，为光弼所败。郭子仪与之一同退回井径，河北又重为叛军所占。 　　潼关决战的战略决策是非常错误的。潼关之战，使唐军丢掉了战略对峙、遏制叛军的一次战略机会，是唐军的战略转折点，使平叛战争变得更为艰巨。3。两方对峙（1）肃宗备战灵武安禄山占领长安之后，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既没有追击玄宗，也没有派兵攻打太子在灵武的势力，使唐军有了喘息、休整之机。 　　七月，太子亨到了灵武（今宁夏灵武），即皇帝位，是为肃宗。肃宗以朔方为根据地，招集亡散，徐图恢复。唐大臣、将帅先后到了灵武。郭子仪率兵5　万从河北赶到灵武，大大增加了在灵武的唐军大本营的军事力量。肃宗欲以此为基本力量，图谋东征，收复两京：--八月，肃宗任命李光弼为北都留守，率河东之兵，经营黄河北；--九月，任命太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总统诸将，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长史，经营灵武；--先后任命鲁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高适为准南节度使，以阻遏叛军南下，保卫江淮；--十月，以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山南五道度支使，将江淮财赋运至扶风，保障军需供给；--以豳王守礼之子承宷为敦煌王，与什固怀恩一同到回纥求取援兵，以张军势。 　　（2）李光弼守太原郭子仪率兵5　万赴灵武后，李光弼率剩下的由不满万人组成的团练守卫太原。史思明夺回常山，打通了幽州与河南的通道。至德二载（公元757　年）正月，叛军分4　道进攻太原：史思明自博陵，蔡布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高秀岩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阳，共10　万人。 　　太原的得失对唐军至为重要，如能保住太原，则在反攻时，即可由太原出兵，攻叛军后部，进而威胁其老巢，如果太原失守，就失去一个进入河北的重要据点。太原在日后反攻及德宗用兵河北时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史思明也想在攻取太原后，长驱直入，攻打朔方、河、陇。 　　①　《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 　　李光弼率军在太原城为凿壕自固，作堑数十万。史思明攻太原达一月之久而未能攻克，便挑选骁锐为游兵，想用声东击西的战略，乘唐军疲于应付而克之，但光弼军令严整，虽叛军无所不至，而唐军守备甚严，使叛军声东击西的策略未能得逞。叛军又用梯冲、土山来攻城，光弼就命唐军挖地道迎击，使叛军接近城墙，冲出捕杀。李光弼又制造大礮（用以抛石的器械），发射巨石，打击叛军。虽然如此，而叛军的围城日紧一日，攻城更为猛烈，李光弼就派人向史思明诈降，乘其无备之机，派人打地道攻出城外，两边夹击，俘斩万计。 　　正在这时，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发动政变，杀死禄山，自立为帝。命史思明归守范阳，只留蔡希德继续围攻太原。二月，李光弼率敢死士出击蔡希德，斩首7　万余，希德遁去。 　　（3）唐军坚守运河沿线安禄山南下渡河，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是进攻东都和长安，但由于唐中央财政收入的相当部分是沿运河转运到长安的江淮租庸。在陈留、东都陷落后，唐中央原来的漕运线就完全被切断，只得开辟新的江汉转运线。叛军在西攻潼关、长安的同时，派兵南下，一方面攻占襄州，以切断唐王朝新的转运线，一方面攻占运河沿线重镇，以完全控制运河，进而控制江淮。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　年）十二月，安禄山以张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将胡骑千余东略，遭到唐东平太守李祗、济南太守李随的抗击。谯郡太守杨万石欲以郡降禄山，强令真源县令张巡西迎叛军，张巡遂因之而聚众起事。单父尉贾贲率吏民击睢阳，杀张通晤。随后，贾贲、张巡会兵于丘雍。不久，贾贲战死，张巡于此先拒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4　万余众，后又破李庭望欲袭宁陵、襄邑的蕃汉2　万余人。至德元载（公元756　年）十二月，鲁、东平、济阳陷落后，张巡退出雍丘，东守宁陵，大破杨朝宗欲袭宁陵以断张巡饷路之兵2　万余人。二载正月，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率檀、同罗、奚兵13　万人围攻睢阳，张巡自宁陵退入睢阳，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共抗叛军。七月，尹子奇又增兵数万攻睢阳，十月，睢阳在无外援，苦战数月之后，力尽城陷。 　　安禄山派兵东徇的主要目的是要占据运河沿线，所以首先就向睢阳推进。单父位于睢阳北部，真源则在谯郡，但贾贲、张巡起兵以后却共趣雍丘（属陈留），说明叛军是向雍丘方向推进的，而雍丘、宁陵、睢阳等张巡先后坚守之地，都是运河沿线的要地，可见叛军之东徇主要是沿运河沿线向东南推进，所以张巡的撤退也是沿运河一线，步步为营。双方一攻一守，一进一退，但其战略意图都是相同的：争夺运河，控制江淮。 　　睢阳陷落的时间是至德二年（公元757　年）7　月初九日，而唐军在九月二十五日开始全面反攻，二十八日收复长安。十月十六日安庆绪退出洛阳，北走河北，河南叛军也纷纷北撤。睢阳陷落与安庆绪北走相距仅7　天。也就是说，尹子奇打下睢阳，来不及继续沿运河向东南推进就被迫北撤了。如果不是张巡、许远步步为营，沿运河拼死抗击叛军达两年之久，所谓"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①的话，运河、江淮恐已早非唐有；江淮动摇，则肃宗在灵武之经营就会因失去财源而失败，"唐人以全江淮为 　　①　《全唐文》卷430，李翰《进张巡中丞表》。 　　巡、远功"②，绝非过誉。 　　4。唐军的全面反攻（1）反攻的战略至德元载（公元756　年）十月，肃宗从灵武经顺化进至彭原（今甘肃镇原一带），同时命第五琦负责将江淮财物运抵扶风（今陕西扶风），以应军需。宰相房琯自请率兵收复两京，结果大败而归。 　　这次试探性的进攻失败后，肃宗问李泌"今强敌如此，何时可定"，李泌详细分析了双方的情况后，说："若乏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是以两年挚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年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椅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①李泌的这一看法是根据敌人力量的部署来作出的，其战略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叛军的老巢--范阳。这一计划是否切实可行呢？上文已提到在叛军西攻的同时，又派兵南下攻略江淮，如按李泌此计划实施，则很有可能江淮会沦陷。对江淮问题李泌未作考虑，这一点是整个计划的薄弱之处。况且李泌的这一计划需要较长的时间，这对唐王朝有两大不利处：第一，物力的供应会成问题；第二，时间拖长，会使其它藩镇的离心力增加，从而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所以，李泌的这一计划未被肃宗全部接受。收复两京仍是唐的战略首要目标。 　　郭子仪认为"河东（指河东郡）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②这是首先经略河东郡的计划，也是为攻取两京作准备。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郭子仪率军占领了河东后，又南渡黄河，攻占潼关，但被安庆绪击退，退保河东。安守忠率2　万骑兵来争夺河东，被子仪击败。 　　与郭子仪出兵河东的同时，肃宗也赶到了凤翔。不久，陇右、安西、河西、西域之兵也都结集于凤翔，江、淮庸调也到了洋川、汉中。反攻的准备大致就绪。 　　（2）收复两京至德二载（公元757　年）二月，郭子仪派其子旰及李韶光、王祚渡河攻克潼关，但被叛军击退。四月，郭子仪奉命率军回凤翔，与王思礼会合于西渭桥，进屯谲西。七月，叛军反攻陕郡，唐军第一次局部反攻失败。郭子仪劝肃宗向回纥请求增派援兵，回纥怀仁可汗派其子叶护率精兵4000　赶至凤翔。 　　九月，唐军在经过补充调整后，决定大举反攻。十三日，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朔方等唐军及回纥、西域之众15　万，号称20　万，从凤翔出发，二十七日，进至长安城郊，布阵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以李嗣业为前②　《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年十月条《考异》。 　　①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正月。 　　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10　万，在官军之北列阵，双方交战，官军先败后胜。叛军败退后退出京城，二十八日，官军收复京城。 　　郭子仪率蕃汉兵追击至潼关，攻克华阴、弘农，叛军张道儒走保陕郡。 　　安庆绪悉发洛阳兵，派严庄统领，前去与张通儒会合以拒击官军。十月十五日，广平王李俶率军出曲沃，回纥叶护派其将鼻施吐拔裴罗率军从南山旁边搜索，驻军于岭北。郭子仪与叛军相遇于新店，叛军依山列阵，子仪与之交战，回纥从南山袭击其后，两面夹击，大败叛军，严庄、张通儒等弃陕东走，官军占据了陕城。什固怀恩追击，安庆绪率其余党从苑门退出洛阳。二十一日郭子仪派张用济、浑释之率兵攻取了河阳及河内，严庄投降。 　　安庆绪走保邺郡，其骁将阿史那承庆等分别投奔常山、赵郡、范阳。十多天后，蔡希德从上党，田承嗣从颍川，武令■从南阳各率所部来归，他又募兵于河北诸郡，众至6　万，军声复振。但其大将李归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溃归范阳。安庆绪看到史思明日渐强大，心颇忌之，命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到范阳征兵，欲乘机除掉思明。史思明先发制人，拘禁了承庆、守忠，向唐投降。唐以其为范阳节度使，命他率军讨安庆绪，同时，命郭子仪驻守东都，经营河北。 　　5。史思明再叛南下（1）相州之战乾元六年（公元758　年），镇守于太原的李光弼认为史思明终究还要叛乱，就劝肃宗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使之与阿史那承庆共图史思明。但此事被史思明查出，杀死了乌承恩，并积极筹划，等侍时机再次起兵。九月，肃宗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兵马使董秦率兵20　万围攻安庆绪。又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率兵助战，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尉、处置使，负责协调各军。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率领前来助战的回纥骁骑3　千随大军出征。十月，郭子仪从杏园渡过黄河，东至获嘉（今河南获嘉），打败叛军安太清，进围卫州；鲁炅、季广琛、崔光远、李嗣业等各路兵马也都先后渡过黄河，与郭子仪会合于卫州。安庆绪以7　万人马倾巢出动，但为唐军所败。郭子仪攻克卫州，乘胜追至邺城，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也都率军先后赶到。安庆绪率军与唐军大战于愁思冈，又遭惨败，只得退入邺城固守，唐军包围了邺城。安庆绪急忙派人向史思明求援，并答应愿让位于史思明。史思明发范阳兵13　万救援，但他不敢遽进，先派李归仁率兵骑1　万驻扎于滏阳（今河北磁县），遥为安庆绪声援。十一月，他分兵3　路南下，十二月击溃魏州崔光远部，乾元二年（公元759　年）正月，史思明筑城于魏州城北，自称大圣燕王。 　　面对史思明的援兵，李光弼认为"思明保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日引久，则邺城必拔矣。庆绪已死，彼则无辞以用其众也"。①鱼朝恩以为不可，乃止。胡三者认为"使用光弼之计，安有滏水之溃乎！"李光弼这一战略方案有其可行之处，其战略目标是拖住史思明，使其不能南 　　①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正月。 　　下，为唐军争取时间，攻破邺城。但这其中有二个问题，第一，史思明拥13万之众，会不会出战？万一出战，后果会怎样？更重要的是是否会受到两面夹击？第二，即使攻破，史思明若乘唐军攻战之余，尚未能休整之机，倾全力南下，又当如何应付？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所以，光弼的这一战略方案在具体实施中会打很大折扣。 　　二月，郭子仪等在邺城外筑了双重垒垣，挖了3　道壕沟，引漳水灌城。 　　城中被淹，粮食已尽，然而唐军没有统一指挥，进退步调缺乏协调。邺城久围不下，唐军上下懈怠。史思明看到时机成熟，率军从魏州赴邺城，欲乘唐军疲惫之机与唐军决战。 　　三月，官军步骑60　万列阵于安阳河北，史思明亲自率精兵5　万迎战。唐诸军见其兵少，以为是游兵，未予重视。思明挥军直进，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率军与之交锋，双方伤亡过半。这时忽然狂风大作，两军大惊，官军向南溃退，叛军向北溃退，甲仗、辎重委弃于路。郭子仪率朔方军断河阳桥保卫东都，留守东都的官吏都已向襄、邓逃去。各军节度使都溃归本镇，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两支部队全军而归。 　　郭子仪退到河阳，想就地坚守，但军士彼此惊扰，他只得又退到缺门。 　　诸将继至，众及数万。请将欲放弃东京，退保陕、蒲，都虞候张用济认为"蒲、陕荐饥（禾麦连年不熟），不如守河阳，贼至，并力拒之"。①子仪遂命都游奕使韩游环先率500　骑兵赶赴河阳，张用济率5000　步兵继后，抢占了河阳。张用济命所部兵士修筑了南、北两座城池。河西节度使段秀实率领将士妻子及公私辎重从野戍渡过黄河，待命于河清南岸。 　　史思明得知官军溃退而去后，也从沙河整兵进屯于邺城之南，并设计执杀了安庆绪，四月，他在范阳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 　　（2）河阳之战邺城之败后，唐肃宗将郭子仪召回京城，以李光弼代之为朔方节度、兵马元帅。 　　九月，史思明命其子史朝清守范阳，命诸郡太守各率兵3000　随自己南下。分兵4　路，会攻汴州。镇守汴州的汴滑节度使许叔冀一战不利即举州以降。史思明乘胜攻打郑州，李光弼率军退到洛阳。李光弼鉴于唐军兵力不足，无力全线防守，于是决定放弃东都，集中兵力，固守河阳，以便与泽潞连成一气，彼此配合，阻击叛军西进。史思明进占洛阳后，一无所获，因怕官军突袭其后，也退出洛阳城，屯兵于白马寺之南，在河阳之南修筑月城，与光弼对峙。 　　（3）邙山之战上元二年（公元761　年）正月，唐军将领中有人认为史思明的将士都是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主张进击。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深以为此，并屡向肃宗建议出兵。虽然李光弼以叛军兵锋尚锐，不同意出击，但肃宗求胜心切，不断催促光弼进兵。 　　二月，李光弼命军队在邙山依险列阵，但仆固怀恩列阵于平原，光弼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轻视）也。"①命他移军于险，但怀恩仍以军阵列于平原。就在唐军军阵尚未列定之 　　①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二月。 　　际，史思明乘机发起攻击，官军大败。军资、器械丧失殆尽。光弼、怀恩渡过黄河，走保闻喜，鱼朝恩、卫伯玉退回陕郡。河阳、怀州也被叛军攻占。史思明乘胜西进，攻打潼关。他命史朝义率军为前锋，从北道进击；自己率大军从南道继之。三月，史朝义在礓子岭（在陕州东）受到卫伯玉的阻击，几次进攻都未能突破唐军防线。史思明只得屯军于永宁，斥责史朝义进攻不力。史朝义发动兵变，杀死史思明，自立为帝。这是叛军势力的转折点，史称"时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而朝义所部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召之，多不至，略相羁縻而已，不能得其用。"②叛军分裂后，彼此各怀心事，未能乘胜西进，而且也决定了河北日后一分为三的格局。官军在稍事整顿后，乘叛军内部分裂之机，在各个战场上接连取胜，整个战局向有利于官军的方面转变。全线反攻的战机日渐成熟。 　　（4）全面反击邙山之败后，唐任命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统一指挥河南的讨叛军队，命郭子仪统一指挥河北、河东的军队，积极准备全线反击。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十月，代宗命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将，领诸军节度行营，统领屯于陕州的大军进讨史朝义。仆固怀恩与回纥兵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乂、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殿后，从渑池东进；泽潞节度使李抱玉从河阳东进；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从阵留进击；雍王适留镇陕州。 　　史朝义听到官军将至，与诸将谋议对策。阿史那承庆说："唐若独与汉兵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俱来，其锋不可挡，宜退守河阳以避之。"①但朝义不从。官军先后在横水、昭觉寺大败史朝义，史朝义轻骑逃走。仆固怀恩收复东都及河阳后，留回纥兵扎营于河阳，派其子仆固瑒和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步骑1　万余人乘胜追击史朝义。至郑州，再战再捷，朝义逃至汴州，其将张献诚闭门拒之，朝义逃往濮州，在濮州北渡黄河。仆固怀恩攻克滑州，继续追击，在卫州连败朝义。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　4　州向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恒、赵、深、定、易5　州向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投降。 　　史朝义逃至贝州，与其将薛忠义等会合。仆固瑒追到临清，朝义从衡水率兵3　万回军攻打，仆固瑒设下伏兵，打退叛军。在下博又败叛军，朝义逃至莫州。仆固怀恩命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与田神功、辛云京会合于下博，围攻莫州。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正月，史朝义挑选5000　精兵突围，欲往幽州发取救兵，朝义一去，留守莫州的田承嗣即举城降唐。仆固瑒等率兵3　万穷追朝义。当朝义逃至范阳时，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投降官军，他只得东逃广阳，但广阳也拒绝接纳。他想再北逃，投奔奚、契丹，但当他逃到温泉栅，就被李怀仙派来的追兵赶到，朝义自杀于林中。河北平定，长达8　年的安史之乱至此告一段落。 　　②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十月。 　　（二）代宗平藩安史之乱历时8　年，唐廷借助回纥之力，最终将叛军从河南赶回到河北，但朝廷并未能实际控制河北，只是命其各统其众而已：李宝臣（原名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在平叛中，来瑱出镇襄阳，后被征召入京师，其部将推梁崇义为节度使，朝廷无力讨击，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正月，正式任命他为襄州刺史，山南东南节度留后。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五月，镇守淄青的平卢节度使被其兵马使李怀玉驱逐，七月，朝廷任命李怀玉为留后，赐名李正己。他们取得节度使位置后，积极与河北安史旧将相勾结，互为表里，抗拒朝廷。史称河北诸镇"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兵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李）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为藩臣，羁縻而已"。①为了防止河北诸镇南下，朝廷在河北周围设置节镇，但随着其力量的增强，又会对朝廷产生离心力，所谓"去唐之乱者，藩镇也；而所以致唐之乱者，亦藩镇也"。②朝廷对这些跋扈节镇采取了武力解决的办法。 　　1。讨击魏博大历三年（公元768　年）六月，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营副使朱泚及其弟朱滔一起，谋杀了节度使李怀仙，朱希彩自称留后，闰六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率兵攻讨希彩，被击败，朝廷不得不承认朱希彩为节度使。七年（公元772　年）朱希彩又被李怀瑗所杀，军士不知所以。驻军于城北的朱泚与其弟朱滔劝军士拥立朱泚，朝廷遂任命朱泚为节度使。八年（公元773　年）昭义节度使薛嵩死，军中拥立其子薛平，薛平让位于其叔父薛崿，遂以薛崿为留后。九年（公元774　年）魏博田承嗣指使昭义将士作乱，次年正月，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驱逐薛崿，率其众归附田承嗣。田承嗣以救援为名，出兵攻取相州，薛崿逃奔洺州。代宗派人到魏州，劝谕承嗣息兵，但承嗣不听，占据了相卫等4　州。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已与田承嗣本有矛盾，他们乘此机会，向朝廷要求出兵攻伐承嗣。 　　唐廷欲利用河北藩镇之间的矛盾来攻讨田承嗣，于是，四月，下令"贬承嗣为永州刺史，仍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前临魏博，若承嗣尚或稽违，即令进讨，罪止承嗣及其姪悦，自余将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问"。①朱滔与李宝臣、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攻打魏博之北，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攻打其南。 　　五月，田承嗣属将霍荣国以磁州降，李正己攻下德州，李忠臣率永平、河阳、怀、泽潞步骑4　万进攻卫州。六月，田承嗣派其将裴志清攻打冀州，但志清率军向李宝臣投降，承嗣亲自率军围攻冀州。李宝臣派张孝忠率精骑4000　为先锋拒击，自己率大军紧随其后。田承嗣看到各道军队四面进击，自己的部将也都相继投降，八月，"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但同时却派其 　　①　《资治通鉴》卷223，永泰元年五月。 　　②　《唐语林》卷8。 　　①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四月。 　　将卢子期进攻磁州。九月，李宝臣、李正己会合于枣强，围攻贝州，魏博面临着有被分割的危险，田承嗣出兵救援。但在两军攻打贝州之前，各饗将卒，成德赏厚，平卢赏薄，平卢士卒为此而有怨言。李正己恐其士卒因此作乱，便率兵退去。宝臣得知，也率兵撤退。李忠臣得知此两军都先后撤去，也解卫州之围而南渡黄河，屯于阳武。后李宝臣与朱滔合攻沧州，但未能攻克。十月，李宝臣与昭义节度留后李承昭大败围攻磁州的卢子期，河南诸将也在陈留打败了田悦。 　　面对这种形势，田承嗣采用各种手段，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首先，他释放了从前李正己派来的使者，并且将自己辖区内的户口、甲兵、谷帛之数上报李正己，说"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无日。诸子不肖，悦亦孱弱，凡今日所有，为公守耳，岂足以辱公之师旅乎！"李正己非常高兴，遂按兵不进。"于是河南诸道兵皆不敢进，承嗣既无南顾之虞，得专意北方"。①北线的李宝臣因其攻讨有功，唐廷派宦官马承倩去军中慰劳。当李宝臣回赠礼品时，遭到马承倩的侮辱，兵马使王武俊劝宝臣说："今公在军中新立功，竖子尚尔，况寇平之后，以一幅诏书召归阙下，一匹夫耳。不如释承嗣以为己资"。②宝臣遂有玩寇之志。田承嗣在解除其南顾之忧后，又挑拔北线李宝臣与朱滔的关系，使其彼此攻伐，于是派说客游说李宝臣说："公与朱滔共取沧州，得之，则地归国，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归公，仍愿从公取范阳以自效。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蔑不克矣。"①李宝臣信以为真，与承嗣暗中连络，密谋袭取范阳。不久，宝臣就率军偷袭了与其连兵攻打承嗣的朱滔，朱滔无备而败。宝臣欲乘胜袭范阳，因范阳有备而止。这样，北线的两支联军也产生了矛盾，彼此防范不暇，虽事后李宝臣得知自己为田承嗣所戏弄，却也不敢再与朱滔合势攻承嗣。 　　此后，田承嗣屡次上表朝廷请罪，李正己也为之上表，请求赦免承嗣。 　　朝廷只好赦免承嗣，攻打魏博的军事行动就这样不了了之。 　　史称代宗朝对藩镇一昧姑息。其实，代宗承安史大乱之后，朝廷已无力再与藩镇轻启战端，所以大历初年，对藩镇内部经兵变而自立为节帅者，大多予以承认。这是在当时情况下不得已的作法。当代宗得知河北诸镇间的矛盾可以利用时，他就马上利用其力量组织攻伐。但利用其矛盾予以攻伐的前提是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控制他们，然而，当时朝廷却没有这种力量，终于，这场攻伐不了了之。 　　2。平定汴京大历十一年（公元776　年）五月，汴京留后田神玉死，都虞候李灵曜杀掉兵马使孟鉴，与北边的田承嗣勾结，图谋效法河北，夺取汴京节度使的位置。朝廷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兼任汴京留后，经营李灵曜，七月，田承嗣派兵攻打滑州，大败李勉，八月，朝廷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攻讨李灵曜。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也都进兵攻讨，李灵曜的部将李僧惠、刘昌、高憑、石隐金降。十月，李忠臣 　　①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十月。 　　②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十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十月。 　　沿汴水南岸、马燧沿北岸进击灵曜，屡次打败灵曜，又与陈少游的前锋部队会合，在汴州城西大败灵曜，灵曙退入汴州城固守，李忠臣等将率军包围了城池。这时，田承嗣派田悦率军救援灵曜，在匡城击败了永平、淄青的部队，乘胜进军到汴州，在距城数里的北边安下营寨。李忠臣派李重倩率轻骑数百人在夜里偷袭田悦，李忠臣、马燧乘机率大军攻打，田悦不战而溃，脱身北逃。李灵曜听到田悦败走，也连夜逃离汴州，逃至韦城，被永平军将领杜如江生擒。汴州划归汴西李忠臣。 　　（三）德宗平藩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唐代宗死，唐德宗即位。他整顿财政，实施两税法，积蓄财力，同时，疏斥宦官，减免租赋，力矫代宗时的种种积弊。在对藩镇的政策上，也积极进取，以平定天下为己任。而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对泾州刘文喜的平定，更坚定了他用兵藩镇的决心。 　　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继承其父节度使之位，德宗不许。但当初李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帅授田悦，而今田悦则屡为惟岳请继袭，德宗欲革前弊，不许。田悦见朝廷不允许李惟岳继承父职，便与李正己都派人到李惟岳处，支持其起兵拒命。朝廷与河北诸镇处于剑拔驽张的状态。 　　1。朝廷调军出击（1）攻伐魏博建中二年五月，田悦亲率兵数万围攻临洺，平卢李正己也派兵扼守徐州的甬州、渦口，企图控制运河；梁崇义拒绝与朝廷合作，阻兵襄阳，截断江淮到长安的交通，江淮财赋不能顺利抵达长安。六月，德宗命李希烈进攻梁崇义。 　　田悦全力围攻临洺，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告急于朝廷。七月，德宗命河东节度使马燧率步骑2　万与李抱真合军，前去救援临洺，又派神策兵马使李晟率禁军助战。马燧与李抱真合兵8　万，东下壶关，驻军于邯郸。之后，进军临洺，大败田悦。田悦率军夜遁，他派去围攻邢州的军队也解围而去。 　　田悦败后，收拾散卒，驻军于洹水，并向成德和淄青求救。淄青军队驻于其东，成德军队屯于其西，3　支军队首尾相应。马燧率官军进屯于邺，朝廷也命河阳节度使李艽率军增援马燧等军。田悦以官军粮少，坚壁不战。马燧决定用围魏救赵的策略逼其出战。他在半夜时分率军沿洹水去围攻田悦的老巢魏州，当官军行走了十多里后，田悦得到战报，急忙率步骑4　万渡过浮桥，追杀官军。马燧看田悦中计出兵，一面命人烧毁浮桥，斩断其退路；一面回军迎战。两军相交，田悦大败，想要撤退，但浮桥已毁。官军乘势冲杀，大败之，田悦率残兵千人逃回魏州。但马燧与李抱真之间有矛盾，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屯兵于平邑，拖延不进，使田悦有机会逃回魏州。 　　（2）攻讨淄青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七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其子李纳欲袭位，德宗不许。十月，徐州刺史李洧举州归降，李纳派王温会同魏博军队共攻徐州。李洧派人告急于朝廷，德宗发朔方兵5　千人，由唐朝臣率领，与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李澄共救徐州。叛军攻城，久攻不下，又向李纳请求增兵。李纳派石隐金率万人前去援助，与刘洽的宣武军相拒于七里沟。傍晚，宣武军后撤，朔方兵马使杨朝晟向唐朝臣建议："公以步兵负山而阵，以待两军，我以骑兵伏于山曲，贼见悬军势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绝其腰，必败之。"①唐朝臣依计而行，果然大败叛军。官军乘胜进 　　①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 　　至徐州城下，围城叛军见其援军已被击败，也解围而去。 　　这次用兵解徐州之围，虽未能大规模消灭淄青的有生力量，但却夺回了对运河的控制权，江淮租赋得以顺利地由运河经徐州运抵长安。 　　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正月，驻守于濮阳的李纳因受到官军围攻而不得不撤回濮州（今山东鄄城），并向魏州求取援兵。田悦派符璘率300　骑兵去救援，但符璘投降了马燧。官军进围濮州。 　　2。战局反复，诸镇拒命（1）朱滔、王武俊拒命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二月，唐廷对河北的整个局面已基本控制；成德在范阳朱滔的打击下，内部发生兵变，王武俊杀死李惟岳，向朝廷请降；魏博田悦被昭义、河东军围困于魏州；淄青李纳被朔方、宣武、神策军围困于濮州；襄阳梁崇义被迫自杀。史称"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濮州，纳势日蹙。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①但在这种表象背后，却埋伏着更大的危机：首先，李希烈虽攻占襄阳，逼死梁崇义，但却将襄阳据为己有，后虽被迫让出，然而与朝廷之间却彼此防范，互相准备攻伐。第二，朝廷虽控制了河北，但对参加平叛的朱滔、反正的王武俊并未能完全控制，同时由于王武俊杀死李惟岳，使成德与范阳的对立结束，朝廷再想利用范阳对付成德已不容易。第三，李纳、田悦虽被围困，但他们还拥有相当力量，尚未受到毁灭性打击。而危机潜伏最深的仍为河北。 　　三年二月，朝廷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3　州节度，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将德、棣2　州划归朱滔，令其撤军，但朱滔前已攻占深州，欲使朝廷将深州也一并划归其统辖，朝廷不许，朱滔就拒绝服从撤兵命令，占深州不退。王武俊自以为杀死李惟岳，功劳很大，但只被任命为都团练使而非节度使，而且又失去了原属成德的赵、定2　州，同时，朝廷还命令他给朱滔3　千石粮，给马燧500　匹战马。这种安排明显地可以看出，首先要削弱成德节度使的势力。王武俊也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朝廷不欲使故人为节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先分其粮马以弱之，"②故武俊也不肯奉诏。 　　（2）四镇联兵抗朝廷被围困的田悦得知朱、王2　人拒绝服从朝廷之命后，立刻派人间道去深州为朱滔分析说"今上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将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矣；若魏存，则燕赵无患"。朱滔答应南下救援田悦后，又派人游说王武俊说"闻有诏支粮马与邻道，朝廷之意，。。先欲贫弱军府，俟平魏之日，使马仆射（马燧）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灭耳"。①田悦所述虽为游说之辞，但却是对当时形势和利害关系十分中肯的分析。德宗即位，刘文喜跋扈，德宗坚决予以讨击；田承嗣死，德宗也不许田悦袭位，足见德宗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藩镇问题；而要解决藩镇问题，必先解决河北问题，所谓"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如果能平魏博，则一 　　①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 　　定会经营范阳，所谓"魏亡则燕赵为其次矣"。朱滔所以能很爽快地答应魏博田悦的要求，也是看到了朝廷的战略目标绝不会仅仅平魏博而已。所以，他不但自己决心要起兵抗命，还要主动游说王武俊，以期共同起兵，对抗朝廷。而朱滔游说王武俊之辞与田悦游说他的话几乎完全一样，说朝廷灭魏博后一定会灭成德，划分属地，分其兵粮已是其前声。总之，朝廷的战略目标的确是要扫清河朔，面对这种形势，他们势必要联合起来对抗。 　　四月，德宗命卢龙、恒冀、易定发兵万余人到魏州攻讨魏博田悦，王武俊拒命，并将朝廷使者执送朱滔。朱滔则积极准备南下攻打马燧。由于魏州尚未平定，王武俊又公开拒命，德宗就封朱滔为通义郡王，希望以此来稳住他。但朱滔反谋已定，对此不予理会，与王武俊联兵围逼赵州的康日知。同时派兵占据要地，防备张孝忠袭击其后。之后，朱滔率步骑25000，王武俊率兵15000，会合于宁晋，南下救援田悦。田悦得知朱王2　人发兵南下救援后，就派其将康愔率兵万余出城西，与马燧战于御河之上，但被官军击败。五月，德宗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军与神策步骑5000　人会合，东讨田悦，北拒朱滔。朱滔、王武俊率军到魏州后，田悦带着牛酒出迎，犒劳诸军，朱滔驻军于惬山。同一天，李怀光也率军赶到，马燧整军出迎。朱滔见官军整军，以为要来袭击自己，就立刻列阵出战。李怀光见他军阵尚未列毕，即欲乘势袭击，马燧劝他先休整将士，日后自有机会出战，怀光不听，在惬山之西攻打朱滔，杀其步卒千余人，朱滔军队为之丧气。就在官军争相入朱滔军营争夺宝货之时，王武俊率2000　骑兵横冲过来，将官军斩为两截，朱滔乘势整军回击，大败官军。官军退回营垒，坚壁固守。当天夜里，朱滔又掘开永济渠水，截断了官军的粮道和退路。第二天，水深3　尺，官军被困，马燧急忙派人向朱滔求和，请求允许官军退归本道，不再与河北诸镇对抗，朱滔答应了他的请求。七月，官军渡水而西，退保魏县以拒击朱滔。数日后，朱滔也率兵驻军于魏县东南，与官军隔水相拒。 　　淄青李纳也向朱滔求援，朱滔派其兵马使信都承庆率兵前往。李纳攻打宋州，未能攻克，就派兵马使李克信、李钦遥屯军于濮阳、南华以拒击刘洽。朝廷命淮宁节度使李希烈攻讨李纳。 　　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请求自己率兵北上救援张孝忠。德宗同意后，他从魏州北上赵州，围攻赵州的王士真解围而去。李晟与张孝忠合军，北攻恒州。十一月，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以朱滔为盟主。 　　（3）李希烈起兵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与官军对峙已达数月之久，朱王2　军的军饷供应都由田悦提供，时间一久，力已难支。朝廷命李希烈攻讨李纳，李希烈率所部30000　移镇许州，派亲信与李纳勾结，欲突袭汴州。同时，他又和朱滔等勾结，欲起兵反唐，东南漕运为此而再次断绝。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朱滔、王武俊孤军深入，南下救援田悦，与官军对峙日久，渐已困弊，于是极力劝李希烈称帝，想以此来打乱唐朝廷对河北的攻伐。李希烈的叛乱，给朝廷的平藩带来很大危胁，首先是阻断了漕运，使朝廷财政发生困难；其次，他在四年（公元783　年）正月，派兵攻克汝州，又四出征讨，直接威胁到东都的安全。于是朝廷命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的行营兵万余人攻击希烈，又命各道军会同攻打。哥舒曜率兵行至郏城（今河南郏县），与李希烈的前锋陈利贞相遇，哥舒曜挥兵击溃之，稍稍挫败了李希烈的攻势。李希烈派封有麟攻占了邓州（今河南邓县），把江淮与长安的南线交通也阻断了，朝廷只得修治上津山路以通江淮。 　　二月，哥舒曜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生擒守将周晃。三月，江西节度使李皋在黄梅击败了李希烈的大将韩霜露，又攻克黄州（今湖北新洲）。李希烈在蔡山修筑营栅，恃险固守，李皋声言西取蕲州，并率船队溯流而上，在蔡山的希烈军闻知便沿江阻击。在离蔡山300　多里时，李皋出其不意，拨转船头，顺流而下，急攻蔡山，希烈回军救援，但未及赶回，蔡山（今安徽黄梅山之南）已被官军攻克。官军又乘胜击败了赶回救援的叛军，并进占蕲州（今湖北蕲春）。李希烈引军退回蔡州（今河南汝南），欲待朱滔前来赴援。 　　四月，德宗命白志贞在京城召募军队，进讨希烈。又命永平、宣武、河阳3　军的统帅李勉为淮西招讨使，哥舒曜为其副将，命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李皋为副将，接应哥舒曜。八月，李希烈率兵30000　包围了驻屯于襄城的哥舒曜，德宗命李勉及神策军将领刘德信率兵救援。九月，神策军将刘德信、宣武将唐汉臣被希烈将李克诚打败，襄城更加危急。 　　在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军分列于淮宁四周、对付李希烈的同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诸军也在河北与朱滔、王武俊、田悦展开了争伐。 　　（4）泾原兵变德宗认为讨伐李希烈之所以久而无功是由于诸军不相统一，于是在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八月任命舒王李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以萧复为长史，孔巢父、樊泽为司马，征调泾原等道兵马前往救援襄城。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命率军5000　去襄城，当行至京师时，军士都以为朝廷会大加赏赐，但朝廷却一无所赐，于是军士哗变，转而攻打京师，仓猝间德宗狼狈出走，奔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史称此次事变为"泾原兵变"。兵变士卒推朱泚为首领。不久，朱泚称帝于长安。朱滔派往襄城的军队在半道得知泾原兵变、朱泚称帝后，调头赶往长安，与朱泚会合。 　　坚守襄城的哥舒曜因没有得到救援，在食尽后放弃襄城，撤回洛阳，李希烈进占襄城，进而攻打汴州。由于援军不至，固守无力，李勉放弃汴州，逃奔宋州（今河南商丘）。希烈在攻克襄邑（今河南睢县）后，又进攻宁陵（今河南宁陵），漕运再度受阻，江淮大震。 　　与朱滔、王武俊、田锐对峙于魏县的官军，听到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的消息后，李怀光率众赶赴长安，马燧、李艽各自引兵归镇，李抱真退屯临洺。田悦欲劝王武俊乘势与马寔共攻临洺，李抱真派贾林游说王武俊说："临洺兵精而有备，未易轻也。今战胜得地，则利归魏博；不胜，则恒冀大伤。易、定、沧、赵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①于是，王武俊与马寔也撤军北归。 　　泾原兵变是德宗平藩战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 　　从朝廷方面来说，此次兵变，阻止了官军的继续平叛，不得不回军勤王，使3　年的平叛成果毁于一旦；从叛军方面来看，朱泚称帝于长安，与朱滔气势 　　①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 　　相通，彼此应援，其力量在叛军中变为最强，并因此而欲完全控制河北。②这就使叛军内部的力量平衡受到破坏，成德、魏博开始受到朱氏兄弟的巨大威胁，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被打破。所以当马燧派贾林去游说王武俊时，③王武俊决定与马燧、李抱真互通声气，约为兄弟，联合以对付朱氏兄弟。（5）王武俊、田悦与朝廷联合对抗朱氏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十一月，李怀光率军赴难，解奉天之围，朱泚被迫退入长安。十二月，朝廷派人与田悦、王武俊、李纳联络，双方秘密接触，准备联合起来对付朱泚、朱滔。 　　二十四日，朱滔率范阳步骑50000、回纥兵3000　南下，派人让田悦发兵随之一同南下。田悦犹豫不决，召集谋士商议，司武侍郎许士则认为"彼引幽陵、回纥十万之兵屯于郊垌（jiōng，野外），大王出迎，则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国之兵，南向渡河，与关中相应，天下其敦能当之！大王于时悔之无及。为大王计，不若阳许偕之而阴为之备，厚加迎劳，至则托以他故，遣将分兵而随之。如此，大王外不失报德之名而内无仓猝之忧矣。"④许士则的这一对策是以朱氏兄弟力量强大，威胁河北其它藩镇为前提的。它的目的就是要防范朱滔，不再与之合作南下。王武俊得知朱滔派人令田悦出兵，也派其司刑员外郎田秀到田悦处游说："使之（指朱滔）南平汴、洛，与（朱）泚连衡，吾属皆为虏矣！八郎（指田悦）慎勿与之俱南，但闭城拒守。"①王武俊认为，如果朱滔南下攻克汴洛，打通与朱泚的交通，则其势力会大增，那时朱氏兄弟一定会返回头来对付河北诸镇。所以，他们不但不能帮助朱滔南下，而且要积极与官军联络，乘机出击朱滔，削弱其力量，恢复河北诸镇间力量均衡的局面。田悦听后，决定不发兵助朱滔南下。共同的利害关系，使朝廷与河北的联合成为现实。双方的战略目标取得了一致。 　　兴元元年（公元784　年）正月，德宗下诏，赦免王武俊、田悦、李纳、李希烈，全力对付朱泚，王、田、李3　人都取消王号，上表谢罪。朱滔则按其原定计划率军南下，当行至成德、魏博境内时，王武俊、田悦都大具犒享，田悦更是供承丰赡。朱滔到永济（今河北山东交界处馆陶以北）后，相约田悦出兵，田悦以资储已尽，将士不从为由，拒绝出兵。朱滔大怒，当天就派马寔攻克田悦的宗城、经城，杨荣国攻克冠氏县（今河北冠县），田悦闭城自守。朱滔又率军包围了贝州（今河北清河），引水环之，刺史邢曹俊婴城自守。朱滔又派兵攻克武城（今河北武城），派马寔率步骑5000　屯于冠氏，进逼魏州（今河北大名北）。 　　三月，魏博发生兵变，田绪杀死田悦而代之。其时朱滔正围攻贝州，李抱真、王武俊率兵前来救援，听到魏博兵乱的消息，不敢贸然进军。朱滔则乘势派郑景济率兵骑5000　援助马寔，攻打魏州。 　　四月，魏州、贝州虽未被朱滔攻克，但其势已危，李抱真又派贾林劝说王武俊。贾林为武俊分析当时的战略形势说："朱滔志吞贝、魏，复值田悦②　朱泚在给朱滔的信中说："三秦之地，指日可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沴，当与卿会于洛阳"（通鉴建中四年十月）。 　　③　"朱滔自为盟主以来，轻蔑同列。今。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纥，其志欲尽吞河朔而王之"（通鉴建中四年十月）。 　　④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 　　被害，倘旬日不救，则魏博皆为滔有矣。魏博既下，则张孝忠必为之臣。滔连三道之兵，益以回纥，进临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则昭义退保西山，河朔尽入于滔矣。不若乘贝、魏未下，与昭义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则关中丧气，朱泚不日枭夷，銮舆反正，诸将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①贾林的分析说到了王武俊的要害处，他不想让朱滔力量增强而威胁自己，但又对直接出兵攻打朱滔心有疑虑，怕官军会乘其出兵时袭击自己。经过贾林的分析，他决定与李抱真联合，共击朱滔。五月，大败朱滔。朱滔自焚其营，引兵退回了幽州。 　　围攻奉天的朱泚，由于李怀光的赴援，被迫解奉天之围退回长安，德宗命李怀光进取长安。但李怀光又与朱泚通谋，发动兵变，德宗被迫再从奉天逃到梁州（今陕西汉中）。只有李晟率禁军护驾并经营长安。五月，得知朱滔大败而归的消息后，官军积极准备出击。初七，李晟率军从苑北进攻，二十五日，在光泰门外的米仓村大败朱泚。后连战连胜，乘胜收复京师，朱泚在逃跑途中被杀，六月，德宗回到京城。 　　在兴元元年（公元784　年）正月的大赦诏书中，李希烈也在被赦免之列，朝廷的主要目标就是朱氏兄弟。但希烈自恃兵强，非但不去王号，反而自称皇帝，置百官，与朝廷对抗。张建封斩其使者。于是希烈派杜少诚攻打驻守于寿州（今安徽寿县）的张建封，进而攻打江都（今江苏扬州）以便经营江淮。建封派贺兰元均、邵怡守霍丘（今安徽霍丘）的秋栅，阻击少诚。少诚无法越过，于是就想攻占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新洲），阻断长江交通。当时运河已被希烈阻断，江淮财赋是由长江溯流而上，再经过洋州而至朝廷。如果长江再被隔断，则朝廷就会因财政困难而瓦解。所以，曹王李皋立刻派蕲州刺史伊慎率兵7000　拒击，在永安戍（在今湖北新洲东）大败少诚。李希烈见少诚大败，就想进攻长江上游的要地夏口（今湖北武汉）以阻断江路，于是又派其骁将董侍召募敢死士7000　去袭击鄂州（今湖北武汉），但又被鄂州刺史李兼击败。自此，"希烈东畏曹王皋，西畏李兼，不敢复有窥江、淮之志矣。"①官军收复京师后，十一月，朝廷发兵攻打李希烈。希烈退回蔡州，官军收复汴州。贞元二年（公元786　年）四月，希烈大将陈仙奇发动兵变，杀死李希烈，归顺朝廷。 　　德宗平藩并没有达到彻底解决藩镇的战略目标，但改变了朝廷与河北藩镇的关系，进而改变了朝廷对藩镇的政策。具体说来，它使朝廷认识到，河北的半割据现状是无法很快改变的；也使河北诸镇认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要想维持现状，不仅要对抗朝廷的平藩，而且要维持他们之间的力量均衡；河北的一般士兵也是以维持现状为目的，只要朝廷不打河北，他们也不想打朝廷。朱滔南下，即遭到兵士的反对。②朝廷对藩镇的政策也因此而由原来的一昧姑息或一昧平藩变为姑息河北，平定其它跋扈节镇。宪宗、武宗正是很好地执行了这一区别对待的政策而使其平藩战争取得了成功。 　　①　《资治通鉴》卷230，兴元元年四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9，兴元元年正月。 　　②　参《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四月。 　　（四）宪宗平藩1。平定三镇（1）平西川永贞元年（公元805　年）八月，西川节度使韦皋死，副使刘闢自为留后，欲为节帅，朝廷不许，任命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命刘闢入朝。十一月，刘闢拒命，拥兵自守，袁滋不能赴任。当时宪宗刚刚即位，以为政局未稳，不宜攻讨。但右谏议大夫韦丹认为："今释闢不诛，则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两京耳。此外谁不为叛！"①但宪宗并非不想讨伐，而是鉴于德宗用兵而导致藩镇连兵的局面而不敢轻启战端，怕重蹈德宗建中用兵的结局。史称"上欲讨闢而重于用兵"，胡三省对此向作注云"谓以用兵为重事，不敢轻试也"。②所以宪宗看到韦丹的建议后，就任命他即为东川节度使，经营讨伐西川刘闢的事宜。 　　元和六年（公元806　年）正月，刘闢要求兼领三川节度使，遭到朝廷拒绝，擅自发兵围攻东川，欲以其幕僚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朝廷大臣都认为蜀地险固，宜守难攻，不宜轻意发兵，宰相杜黄裳力主用兵，并推荐神策军使高崇文为帅，翰林学士李吉甫也支持用兵。宪宗即命高崇文率步骑5000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步骑2000　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彼此配合，共讨刘闢。二月，严砺攻克剑州（今四川敛阁），斩刺史文德昭。三月，高崇文率军自阆州（今四川阆中）赴梓州（今四川三台），进据梓州。四月，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五月，刘闢在鹿头关（今四川罗江）修筑城池，连筑8　道栅垒，阻击崇文西进益州（今四川成都）。但被高崇文击溃。刘闢又在鹿头关以东的万胜堆置栅，也被崇文骁将高霞寓攻克。之后，高崇文又先后在德阳（今四川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打败刘闢。严砺也在绵竹（今四川绵竹）石碑谷（今四川绵竹以北）击破刘闢的10000　余人。九月，官军长驱直入，攻克成都。刘闢、卢文若率数十骑西奔吐蕃，被官军追获，西川平定。 　　（2）平夏绥就在用兵西川的同时，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命其外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朝廷命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起兵拒击。河东节度使严绶上表请求讨伐，宪宗命河东、天德军合击惠琳。夏州兵马使见官军前来，发动兵变，斩杀惠琳，传首京师，夏绥平定。 　　（3）平镇海平定西川后，藩镇惕息，多请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治所在今江苏镇江）李锜内不自安，也请求入朝。宪宗许之，并派人到京口慰抚，犒劳将士。但李锜虽署判官王澹为留后，自己却无意入朝，故屡延行期，最后上表称疾，请至岁末入朝。宪宗以此事询问宰相武元衡，元衡认为："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①于是宪宗下令召李锜入朝。李锜指使军士哗变，杀死副使王澹及所辖各州刺史。二年（公元807　年） 　　①　《资治通鉴》卷236，永贞元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元年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九月。 　　十月，宪宗命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征宣武、武宁、武昌的军队以及淮南、宣歙镇兵出宣州（今安徽宣城），江西镇兵出信州（今江西上饶），浙东兵出杭州（今浙江杭州），从北、西、南三面进讨李锜。李锜以宣州富饶，欲先取之，派兵马使张子良等3　将率兵3000　袭取。3将在城外扎营，与牙将、李锜外甥裴行立密谋起兵讨击李锜，归顺朝廷。当夜，3　将率军回城，以裴行立为内应，举兵攻打李锜。李锜被左右擒获，械送京师，镇海得以平定。 　　宪宗平定西川、夏绥、镇海三镇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对地方节镇一直处于一种半失控状态，虽然代宗、德宗曾先后用兵平藩，但均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氛围之下，地方藩镇愈为跋扈，而朝廷也因此而更加不敢轻意用兵，对此三藩用兵并取得胜利，一方面打击了藩镇的跋扈气焰，以致"藩镇惕息，多求入朝"，同时也增加了朝廷的威望和控制藩镇的决心，走出了那种不敢用兵的失败心理的氛围。 　　但是，这三镇均非河北地区。宪宗连战连胜，冲昏了朝廷一部分人的头脑，以为天下指日可平，河北也不足忧，于是对河北用兵，终至劳而无功。2。用兵成德（1）用兵的战略争论元和四年（公元809　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按照惯例，河溯三镇是父死子继，其子王承宗袭其父位，自为留后，等待朝廷下诏追认。但宪宗藉平定三镇之威，以为河北亦可平定，欲革河北诸藩世袭之弊。翰林学士李绛分析说："成德自武俊以来，父子相继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虽茂昭有请，亦恐非诚。今国家除人代承宗，彼邻道劝成，进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则自以为功；若诏令有所不行，彼因潛交结；在于国体，岂可遽休！须兴师四面攻讨，彼将帅则加官爵，士卒则给衣粮，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①李绛的建议中，一方面说明了河北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又指出不易成功的条件。第一，是进讨将帅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不会全力进讨，第二，当时财政困难，无力供应军需。乍一看来，似乎李绛根本不同意用兵，不仅不同意用兵河北，对其它藩镇也不主张用兵，因为后两条理由是用兵藩镇的普遍情况，不仅用兵河北会如此。七月，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秀安都有病，又面临他们死去，其继任者如何处理，宪宗再次提出"今刘济、田秀安皆有疾，若其物故，岂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时当平！"李绛则进一步分析说："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谄谀躁进之人争献策画，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势与二方异。何则？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闢、李锜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闢、锜徒以货财啗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故臣等当时亦劝陛下诛之，以其万全故也。成德则不然，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 　　①　《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四年四月。 　　不知君臣道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将为朝廷羞。又，邻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万一余道或相表里，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窬，其为忧患可胜道哉！济、秀安与承宗事体不殊，若物故之际，有间可乘，当临事图之，于今用兵，则恐未可。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当时正好淮西吴少诚病重，李绛认为："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臣愿舍恒冀难攻之策，就甲蔡易成之谋。脱或恒冀连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势可兴师，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须赦承宗，则恩德虚施，威令顿废。不如早赐处分，以收镇冀之心，坐待机宜，必获申葵之利。"①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李绛并非反对用兵，而是鉴于河北的特殊情况，不同意用兵河北。他主张要对藩镇区别对待，反对用兵河北，却鼓励宪宗用兵淮西。 　　（2）出兵成德四年八月，宪宗遣使赴成德军中宣慰，王承宗见到朝廷使节，表示愿献出德、棣2　州。九月，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恒冀深赴观察使，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使，德、棣2　州观察使。承宗设计囚禁昌朝，宪宗派人劝谕承宗，让他放归昌朝，承宗拒不从命。十月，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率兵出征成德。 　　魏博田秀安得知吐突承璀出兵后，听从谭忠劝阻，表面大军压境，攻打成德，实则与成德暗通声气，应付朝廷。幽州因与成德有宿恕，刘济率兵70000攻克饶阳（今河北饶阳）、束鹿。河东、河中、振武、义武4　军为恒州北面招讨，会合于定州（今河北定县）。吐突承璀屡战屡败，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也私通成德，阻挠进兵，朝廷命吐突承璀擒捕卢从史。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五年七月，王承宗上表请罪。宪宗因师久无功罢兵，下诏赦免承宗，将德、棣2　州重又划归承宗。 　　（3）二次攻讨成德元和十年（公元815　年），正当朝廷攻讨淮西吴元济之时，力主用兵的宰相武元衡在上朝时遭人暗杀，宪宗认为是成德王承宗所为，于是在七月下诏数王承宗之罪，欲攻讨之。 　　这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其幼子袭位，军将因其年幼发动兵变，推田弘正为节度使。田弘正上表请求攻讨承宗，朝廷许其兵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一带）。但由于朝廷讨伐淮西，无力两面作战，宪宗虽有讨承宗之心，而实无其力。而王承宗纵兵四掠，幽、沧、定3　镇深受其害，都纷纷上表朝廷，要求出兵攻讨。宪宗欲因其力而讨之，但宰相张弘靖认为"两役并兴，恐国力所不支，请并力平淮西，乃征恒冀。"①宪宗不听，十一年（公元816　年）正月下令削夺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讨。但除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压其境，全力出击外，其余诸军都互相观望。讨伐王承宗的战争陷入了僵局，史称"六镇讨王承宗者兵十余万，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远，期约难一，由是历二年无功，千里馈运，牛驴死 　　①　《资治通鉴》卷238，元和四年七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十年十二月。 　　者什四五。刘总（幽州节度使）既得武强，引兵出境才五里，留屯不进，月给度支钱十五万缗。"②李逢吉等朝廷大臣劝宪宗"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势胜，回取恒冀，如拾芥耳！"宪宗不得已，于五月罢河北行营，各军各归各镇。 　　宪宗两次用兵河北的失败，说明朝廷无力解决河北问题。终唐之世，再不见大规模用兵河北。 　　3。平定淮蔡（1）由姑息到攻讨的战略转折淮西是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产生的强藩，梁崇义、李希烈都曾公然举兵反叛。贞元末年，吴少诚任淮西节度使时，又开始骄纵跋扈，四出侵掠，渐露不臣之心。德宗曾一度发兵攻讨，但无功而罢。 　　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　年），吴少诚死，其大将吴少阳杀死少诚之子，自为留后。当时宪宗正要用兵河北成德，不许其父死子继，宰相裴垍、翰林学士李绛认为"淮西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但宪宗欲讨平河北，反而姑息淮西命吴少阳为留后，并于次年正式命少阳为淮西节度使。 　　九年（公元814　年）闰八月，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秘不发丧，自领军务。李吉甫认为"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①宪宗在第一次用兵成德失败后，准备攻讨淮西。九月，调换淮蔡四周的诸镇将帅，任命洛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忠武军都知兵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为荆南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各道都增派兵力，积极筹备攻讨淮西。 　　（2）由两面作战到专攻淮西朝廷在备战的同时，又派出使节去蔡州吊祭吴少阳，以察其军中情势。 　　但吴元济非但不迎朝廷使节，而且还发兵四出，攻掠舞阳（今河南舞阳）、叶（今河南叶县）、鲁山（今河南鲁山）、襄城（今河南襄城）等位于东都东南、捍蔽东都的战略要冲，关东为之震恐。朝廷任命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讨。 　　吴元济看到官军四集，围攻淮蔡，派人向成德王承宗、淄青李师道求救，他们2　人屡次上奏，要求朝廷赦免元济。李师道发兵3000　到寿春，明为助官军，实则援元济。他还派人到京师为盗，惊扰京师，烧毁河阴的转运院，致使人心惶惶。六月，又派人到京暗杀了力主用兵淮西的宰相武元衡。虽然宪宗受到李师道的种种骚扰，官军围攻淮西久无战功，但他决意攻讨，以主战的裴度继任宰相，主持军务。裴度认为"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①九月，朝廷加强前线指挥，任命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代替严绶指挥全军。十月，又将山南东道分为两节度使：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②　《资治通鉴》卷240，元和十二年五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9，元和九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十年六月。 　　房节度使，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以便使高霞寓专力攻战，而李逊可调发5　州之赋供其军需。十一月，韩弘命诸军合攻淮西，西线的李光颜、乌重胤败淮西兵于小溵水，并攻克其城。南线的寿州刺史李文通也败淮西兵于固始（今湖北固始），东线的武宁军将王智兴于徐州（今江苏徐州）连败李师道之众，斩首2000　余级。 　　宪宗在淮西战事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又在河北与成德王承宗开战，官军陷入了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十一年（公元816　年）六月，高霞寓在铁城（今河南遂平西）大败，朝野为之震惊。宰相大臣都劝宪宗罢兵，宪宗决意平叛，说："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也！"①七月，朝廷更换了前线将帅，撤换了战败之将高霞寓、李逊，以河南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使、申光蔡为唐、随、邓观察使，以唐州（今河南泌阳）为治所。但袁滋到唐州后，懦弱惮战，不许士兵攻打吴元济。十二月，改命李愬为唐、随、邓节度使。 　　淮西兵将自恃曾先后大败官军统帅高霞寓、袁滋，故有轻视李愬之意。 　　李愬到唐州后，军中承丧败之余，士卒惮战，李愬一方面不肃军政，麻痹敌人，一方面谋图袭击蔡州。十二年（公元817　年）二月，朝廷征发昭义、河中、鄜坊步骑20000　增援。官军在巡逻时，活捉了淮西捉生虞侯丁士良，丁士良向李愬建议："吴秀琳拥三千之众，据文城栅（在蔡州西南120　里），为贼左臂。官军不敢近者，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光洽勇而轻敌，好自出战，清为公先擒光洽，则秀琳自降矣。"②于是，士良出兵，生擒陈光洽。李愬从唐州进屯宜阳栅，镇守文城栅的吴秀琳投降。官军与淮西兵夹溵水而对阵，陈许兵马使王沛率先挥兵5000　渡过溵水，占据险要之地，修建城堡。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军也相继过河，进逼郾城（今河南郾城），并大败淮西军。吴元济得知郾城失守，急忙将守蔡州城之兵调往洄曲（郾城东南，今河南漯河之南）以阻击官军。 　　官军两面作战，均未取得决定性胜利，特别是用兵淮西已达4　年之久。 　　面对这种形势，宪宗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停止了河北的战事，专力于对淮西的攻讨。并命宰相裴度亲自到前线督战，加强统一指挥。 　　（3）李愬雪夜袭蔡州李愬继任后即有袭取蔡州、捣其巢穴的战略计划。攻下偃城后，吴元济将精兵都派到洄曲阻击官军，蔡州已很空虚，而且"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①袭击蔡州的战机已渐成熟。 　　十月，在裴度挥兵于郾城附近与洄曲的叛军主力作战的同时，李愬率领精兵，开始实施其偷袭蔡州的战略计划。 　　十五日，李愬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镇文城栅，命李祐、李忠义率3000　突骑为前驱，自己与监军率兵3000　为中军，命田进诚率兵3000殿后。军队出发后，军士都不知将去何处。向东行60　里，到了张柴村（今河南遂平东），尽杀淮西守军及烽子（负责望候报警）。留500　人镇守，命其 　　①　《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十一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0，元和十二年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40，元和十二年十月。 　　截断通往洄曲及诸道的桥梁，以防淮西兵回救蔡州。军士稍作休整后，又向东行进，直奔蔡州。 　　当时风雪交加，军旗都已被狂风刮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张柴村以东的道路都是官军所从未走过的，加上天气阴暗，行军异常艰难。夜半时分，雪下得越来越大。经过70　里的艰难跋涉，终于赶到了蔡州城下。其时正值四更，守军毫无知觉，李祐、李忠义等爬城而进，杀死守城军士，开门放官军入城。之后，又以同样方式占据了内城。 　　天亮后，吴元济方才发觉官军已进据蔡州，他急忙率左右登上牙城拒战。李愬命李进诚攻打牙城，毁其北门，尽获储存于北门兵甲库中的大批器械。又烧其南门，吴元济在城上投降。淮西所属申、光两州及诸镇兵得知吴元济被生擒，也都向官军投降，淮西平定。次年（公元818　年）将申州划归鄂岳，光州划归淮南，蔡州不再为节镇。 　　李愬雪夜袭蔡州是军事史上实施偷袭成功的一个著名战例，在实施偷袭时，天时、地科、人和三方面都对官军不利，但李愬却能把握战机，变不利为有利，最终取得了成功。 　　4。讨平淄青（1）淄青的形势元和元年（公元806　年）淄青节度使李师古死，其异母弟师道继承其位。当时朝廷正在讨伐刘闢，无暇东顾，就顺势任命他为平卢节度使。十年（公元815　年），朝廷在讨伐淮西吴元济时，师道派兵到寿春，声救元济，还派人烧毁河阴转运院，暗杀主战的宰相武元衡，多方阻挠朝廷用兵。淄青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帮助淮西，是由于淄青也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展起来的强藩，又处于黄河之南，无论在地理关系上，还是在政治情势上，都与河北诸镇不同，而河北藩镇也并未将淄青视为同类。这在救援淮西的问题即可看出，王武俊也曾数次上表朝廷，要求赦免淮西，但阻挠朝廷用兵淮西的一系列行为都是淮西一手所为，河北其它藩镇也未见有强烈反映，这与朝廷用兵河北时，河北各镇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代宗、德宗时期，淮西、淄青都与河北联合，欲效法河北，以土地传之子孙，实行半割据。见淄青与淮西大体上属于同一种情况。所以淄青只能与淮西互为声援，淮西若被平定，则淄青也很难幸免。 　　当淮西平定后，李师道非常忧惧，屡向朝廷请罪，并表示要献出沂、海、密3　州，并要将其子作为人质送往长安。但不久即又反复，拒绝纳质割地，宪宗决定用兵攻讨。 　　（2）攻伐淄青元和十三年（公元818　年）五月，朝廷任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从许州（今河南许昌）移镇滑州（今河南滑县），筹划攻伐师道。以河阳都知兵马使曹华为棣州刺史，（驻于今山东无棣一带），兼任横海节度副度。六月，又命乌重胤兼任怀州刺史，镇守河阳。七月，调任李愬为武宁节度使。淄青四周的战略部署完成以后，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出兵讨之。 　　九月，宣武军围曹州（今山东定陶），十一月，田弘正率魏博兵从杨刘（今山东济南西南），在距郓州（今山东东平）40　里处扎营，淄青为之大震。武宁节度使李愬与叛军交战，前后大战11　次，屡战屡捷，十二月攻克了兖州的要地金乡（今山东金乡）。十四年（公元819　年）正月，韩弘攻克考城（今河南民权西），李愬攻克鱼台（今山东鱼台），田弘正前后在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阳谷（今山东阳谷东）大败敌军，杀伤万余人。二月，李听袭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攻克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东南）、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怀仁（今江苏赣榆）等县。 　　在官军的四面打击之下，驻守阳谷的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发动兵变，回击郓州，杀死师道父子，向朝廷投降。朝廷命杨于陵按照淄青所辖12　州的土地远近、士马多少、仓廪虚实等具体情况，平均分为3　道。刘悟以为他杀死李师道，可以维持淄青现状，听到朝廷将淄青一分为三，并将自己调任的决定后，想拥兵拒命，但由于官军四面压境，特别是魏博田弘正兵临城下，只好服从朝廷命令，到滑州赴任。 　　（五）武宗平定泽潞1。对泽潞的战略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　年）八月，昭义（即泽潞）节度使刘悟暴死，其子刘从谏在亲兵的支持下自总军务。"议者多言上党内镇，与河溯异，不可许"，左仆射李绛详细分析了泽潞的形势，上疏说："今昭义兵众，必不尽与从谏同谋，纵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顺。从谏未尝久典兵马，威惠未加于人。又此道素贫，非时必无优赏。今朝廷但速除近泽潞一将充昭义节度使，令兼程赴镇，。。新使既至，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设使谋挠朝命，其将士必不肯从。今朝廷久无处分，彼军不晓朝廷之意，欲效顺则恐忽授从谏，欲同恶则恐别更除人，犹豫之间，若有奸人为之画策，虚张赏设钱数，军工觊望，尤难指挥。伏望速赐裁断"。①李绎的分析和对策是非常正确的，他的大前提虽未在疏中明言，但我们可以看出，与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上党内镇，与河朔异"，不能姑息。可惜当时的执政者犯了一时姑息的错误，承认了刘从谏为昭义节度使，昭义对朝廷的离心力陡然增强。 　　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　年）四月，刘从谏临死时，与幕客张谷、陈扬庭"谋效河北诸镇"，令其侄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待其死后继任节度使。不久，从谏死，刘稹秘不发丧，王协对他说"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①武宗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宰相大多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②李德裕则认为："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积习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李德裕坚持区别对待，认为不能再姑息泽潞，否则，藩镇对朝廷的离心力就会因此而增强。同时，提出对付泽潞的具体策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兼令遍谕将士，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挠官军，则稹必成擒矣！"③果然，朝廷派人到成德、魏博，告知其泽潞与河北不同，河北可世袭而泽潞则不可，河北没有唇亡齿寒之忧后，河北表示服从朝廷，这样，朝廷就避免了陷入藩镇连兵的被动局面。武宗决定用兵泽潞。 　　2。围攻泽路 　　①　《资治通鉴》卷243，宝历元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四月。 　　③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四月。 　　会昌三年（公元843）五月，开始在泽潞四周部署军队：南线命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率步骑3000　守万善（今河南沁阳）；北线命河东节度使刘沔率步骑2000　守芒车关（今山西武乡之北）、步兵1500　屯于榆社（今山西榆社）；东线命成德节度使王远逵率步骑3000　守临洺（今河北永年），并攻掠尧山；西线命河中节度使陈夷行率兵骑1000　守冀城（今山西冀城），并派步兵500增援冀氏（今山西冀氏）。六月，南线的王茂元派其兵马使马继率兵骑2000进屯天井关（今山西天井关）南的科斗店，刘稹派其衙内十将薛茂卿率亲兵2000　拒击；东线的王元逵也出兵屯于赵州（今河北赵县）。同时又命北线刘沔率兵攻取仰车关路以逼进泽路。 　　七月，诸军进击。李德裕有鉴于"曏日河朔用兵，诸道利于出境口给度支，或阴与贼通，借一县一栅据之，自以为功，坐食转输，延引岁时"①的教训，请武宗对各道兵马下达明确的进攻目标，令王元逵攻取邢州（今河北邢台）、何弘敬攻取洺州（今河北永年以东）、王茂远攻取泽州（今山西晋城）、刘沔攻取潞州（今山西长治），又命武宁节度使李彦佐率兵从徐州赶来，配合刘沔攻潞州。 　　王元逵攻克宣务栅（在尧山县内），进攻尧山（今河北永年一带），在邢州境内已达1　月以上，而其南的何弘敬尚未出兵，为了促使其出兵与王元逵相应援，李德裕设计，请武宗给何弘敬下诏书，说"河阳、山东皆阂山险，未能进军，贼屡出兵焚掠晋绛，今遣王宰将忠武全军经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贼势"，②命唐军经过何弘敬辖区以到磁州（今河北磁县），在东面发起进攻，以牵制泽潞对西线的压力，何弘敬很怕官军经过魏博，引起军变，急忙出兵，渡过漳水，直赴磁州。 　　八月，南线的战势出现反复，叛军薛茂卿率军南下，进至距怀州（今河南沁阳）仅10　里的地方，直接威胁到东都的安全。朝廷大臣纷纷要求罢兵，赦免刘稹，武宗也有疑虑。李德裕鼓励说"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坚决主张进一步用兵，他认为南线官军的败退，主要是由于东线的魏博不积极向泽潞发起攻势，而西线官军由于地险又无法很快出击，致使泽潞无后顾之忧，可并力南下。 　　九月，朝廷调整南线部署，命王宰兼任河阳行营攻讨使，统一指挥万善的官军，令河南尹敬听为河阳节度使、怀孟观察使，负责向王宰军队供应军需。西线的统帅李彦佐迟留不进，命石雄代之为帅，从冀氏进取潞州，并分兵屯翼城以备泽潞侵扰。石雄代彦佐后即引兵越过乌岭（在今山西冀氏以西），攻破泽潞5　座营寨。十月，又调整北线指挥，河东刘沔与幽州张仲武素不相合，调李石为河东节度使，以代替刘沔。 　　十二月，薛茂卿与官军通谋，让王宰进攻天井关。茂卿一战即退，官军进占天井关。天井关附近的泽潞军得知茂卿败走，也都退去。刘稹得知茂卿私通官军，便诱杀了茂卿，命刘公直代茂卿。同时及时调整了军将部署，西线，命安全庆守乌岭，李佐尧守雕黄岭（今山西长子西）；北线，命郭僚守石会（今山西南关一带），康良佺守武乡（今山西武乡）；南线，刘公直打败了攻打泽州的王宰，并乘胜复夺天井关，进围陵川（今山西陵川）；西线河东节度使也攻克了石会关。刘稹向河东李石求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刘稹拖 　　①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八月。 　　延时间，不予接受。 　　四年（公元844　年）正月，北线的太原官军发生兵乱，与刘稹联合，镇守石会关的杨珍也因此而投降刘稹。朝议哗然，许多人主张罢兵，王宰也上表朝廷，主张接受泽潞投降。李德裕认为不能因太原兵变而姑息泽潞，建议武宗派人到前线，督促进军。朝廷下令王逢将太原兵留守榆社，而率领易定千骑、宣武、兖海步兵3000　回讨乱兵，并令王元逵率步骑5000　从土门（今河北获鹿南的井陉口），应接王逢军。镇守榆社的河东兵得知朝廷命易定、兖海、宣武的军队进讨太原乱兵，怕其留在太原的妻子受到屠戮，就兴兵自取太原，平定了兵变。 　　四月，王宰进攻泽州，闰七月，刘稹大将高文端投降，建议不要对泽州硬攻，先在城外立垒栅以围之，待其出击再攻灭之。此时，邢州、洺州的守将因与刘从谏有矛盾，乘官军进击之机，投降朝廷。磁州守将也随之投降。原属泽潞的太行山以东的3　州都为朝廷所控制，泽潞立刻陷入被动。八月，刘从谏部将郭谊等人见3　州已降，官军四集，便发动兵变，杀死从谏。泽州守将刘公直得知从谏被杀，向官军投降。泽潞平定。 　　七、唐中期的西陲战事（一）唐蕃之战1。吐蕃对唐的侵扰吐蕃是活动于今青藏高原上的一支少数民族，直到唐朝初年，他们平定诸羌，势力大盛后，才与中原王朝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太宗时，向唐请婚，为唐所拒绝，他们认为是吐谷浑离间所致，于是发兵击败吐谷浑，并侵扰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太宗派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率兵骑5　万还击。牛进达的先锋部队从松州出发，夜袭吐蕃营帐，斩杀千余级，吐蕃退走。再次向唐求婚，太宗许之，派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此后，两方一直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事。 　　高宗时，吐蕃又与吐谷浑发生了矛盾，双方都向唐朝上诉。唐朝依违其间，吐蕃怨怒，出兵大败吐谷浑，吐谷浑为此向唐朝告急。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四月，任命薛仁贵为逻婆道行军大总管，率兵10　万攻讨吐蕃，但唐军在大非川（今青海湖川南）为吐蕃所败，安西4　镇并废，吐谷浑被吐蕃所灭。从此以后，吐蕃连年骚扰唐朝边地，沿边诸羌也都投降了吐蕃。高宗又派刘仁轨前往洮河镇守，并且命人在内地召募士兵，攻讨吐蕃；同时又命剑南、山南两道发兵防御。仪凤三年（公元678　年）秋，唐派李敬玄、刘审礼率兵攻讨，在青海又被吐蕃打败，刘审礼战死，李敬玄吓得不敢发兵救援。当时正值秋雨，道路泥泞，吐蕃军队与李敬玄对阵，敬玄的偏将黑齿常之率领敢死士夜袭吐蕃军营，吐蕃惊乱，自相践踏，唐军才得以乘机撤回。于是，吐蕃"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①2。以守为主的战略的确立面对吐蕃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威胁，唐高宗召集朝臣，商讨对策。中书舍人郭正一认为："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命将兴师，相继不绝。空劳士马，虚费粮储，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烽■，勿令侵掠，使国用丰足，人心叶同，宽之数年，可一举而灭"。②唐连年用兵吐蕃，负多胜少，军需费用为之大增，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吐蕃在青藏高原，唐廷不能深入进兵，无法对吐蕃实施致命打击，所谓"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面对这种具体的军事形势，只有改变战略。郭正一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部分朝臣的赞成。但高宗未完全接受，在进攻的同时，不得不增兵，加强防守。不久，黑齿常之在良非川击败吐蕃，吐蕃引退，于是任命他为阻击吐蕃冲要之地的河源军的军使。 　　3。武则天对西域的争夺 　　①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 　　②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 　　武则天当政时期，吐蕃正在蚕食西域，唐对西域的控制已感力不从心。 　　永昌元年（公元689　年）五月，命韦待价为安西道大总管，出兵讨吐蕃。但由于韦待价素无统御之才，进退失据，士卒饥馑，转死沟壑，无功而还。第二年（公元690　年）又命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攻讨吐蕃，但行军至中途而退兵。长寿元年（公元692　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攻打吐蕃，大破之，乘胜收复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4　镇。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派兵镇守。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　年）命王孝杰为肃边道大总管，再次率兵攻讨吐蕃，但兵败而归。不久，吐蕃内部发生争斗，边境稍安。久视元年（公元700　年）吐蕃又侵扰凉州，围逼松昌县，陇右诸军州大使唐休璟在洪源谷大败吐蕃，斩首2500　余级，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吐蕃赞普亲率万人侵扰悉州，都督陈大慈四战四捷，大破吐蕃。当时由于连年战争，唐蕃贸易中断，其生活大受影响，百姓厌战，于是向唐请和，并求婚，中宗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 　　4。唐玄宗对吐蕃的反击（1）关于战守的战略争论唐睿宗即位后，李知古建议攻打归属吐蕃的姚州诸蛮，睿宗命他去剑南征召士兵攻打，诸蛮引吐蕃军大败唐军，李知古战死。当时安西都护与吐蕃邻界，双方都不断彼此攻掠。吐蕃派人向鄯州都督杨矩请求割河西九曲之地为金城公主的汤沐之地，杨矩向中央建议割让。河西土地肥沃，宜于放畜，又与唐接近，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秋，吐蕃又兴兵攻扰唐临洮军及兰、渭等州，将放畜于此处的唐羊马尽掠而去，杨矩也因此而悔惧自杀。玄宗得到战报，立刻命薛讷、王晙率兵前去迎战。唐军与吐蕃相遇于渭源的武阶驿，王海宾率前锋部队奋力作战，王晙也率大军赶到，大破吐蕃，杀数万人，将其所掠的羊马又都夺了回来。吐蕃又向唐请和，玄宗不许。此后吐蕃不断侵扰唐朝西北边地，唐廷又设置陇右节度使，加强统一指挥，以对付吐蕃。（2）唐军的反击开元十四年（公元726　年）冬，吐蕃入寇大斗谷，攻掠甘州，焚烧市里而去。河西节度使王君■先是避其锋而固守不战，待其退去时，乘其众已疲，出兵追击。当时正值大雪天，吐蕃兵马冻死者甚众，于是他们决定取道积石军西路而退回。王君■派人先将其退回之路的草烧尽，使吐蕃在撤退途中无法喂马，马死过半。十五年（公元727　年）正月，君■率军一直追击至青海之西，水已结冰，唐军乘冰而过。其时吐蕃主力虽已过大非川，但其辎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侧，唐军尽俘而归。九月吐蕃出兵攻陷瓜州，尽取军资、仓蓄后，烧城而去。王君■不久也被回纥所杀。唐中央任命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修筑州城，招缉百姓。第二年（公元728　年）秋天，吐蕃又来攻打瓜州，被张守珪击退。陇右节度使张忠亮率兵到青海西南的渴波谷，与吐蕃相遇，两军交战，击溃吐蕃。正在这时，积石军、莫门军的兵马也赶到，与忠亮合军追击，攻克其大莫门城，生擒千余人，俘获牛、马及衣资甚众，焚烧其骆驰桥后退回。八月，萧嵩又派副将杜宾客率弩手4　千人，与吐蕃战于祁连城下，从上午直打到天黑，散而复合，吐蕃被打得大败，溃逃入山。开元十七年（公元729　年），朔方大总管李祎又率兵到陇右，攻克吐蕃的石堡城，唐于此设置振武军，派兵驻守而还。经过这几次大的挫败后，吐蕃频频派人向唐求和，玄宗许之。双方在赤岭一带竖立分界牌，相约不再彼此攻掠。 　　（3）对西域的最后争夺开元廿四年（公元736　年），吐蕃攻打勃律，勃律派人向唐告急，唐命吐蕃罢兵，吐蕃不从，依旧攻打。为此唐廷命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乘吐蕃无备，从凉州南进攻吐蕃，进击2　千余里，在青海西大败吐蕃，斩首2000　余级。廿六年（公元738　年）三月，吐蕃攻打河西，被崔希逸击退，鄯州都督杜希望攻克吐蕃新城，设置威戎军，留兵1000　镇守。六月，任命萧炅为河西节度使，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王昱为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吐蕃，并将赤岭分界碑撤毁。此后，两方征战不已。 　　天宝六载（公元747　年），玄宗任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骑兵万余人，出讨小勃律。小勃律在今中亚，离长安很远。开始臣服唐朝，吐蕃兴起，小勃律及其周围20　多个小国都臣服于吐蕃，不再向唐纳贡称臣。唐王朝曾多次派人攻讨，但都无功而还，故此次又派高仙芝出兵。唐军从安西出发，向西行进了一百多天，才到了特勒满川，仙芝将唐军分作3　道，相约在七月十三日会合于吐蕃的连云堡下。吐蕃防守此堡的兵力有近万人，但未料到唐军突然攻到，慌忙拒战，但被唐军攻克。占领连云堡后，仙芝继续进兵小勃律。小勃律见唐兵压境，措手不及，只好开门迎接，仙芝杀掉了亲吐蕃的几个大臣，然后将其国王俘获归唐。 　　八载（公元748　年）六月，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陇右、河西以及突厥阿布思部落兵，又调拨一部分朔方、河东兵，共63000　多人，攻打吐蕃石堡城。石堡城三面绝险，只有一条道可以通行，吐蕃以数百人防守，多蓄粮食，唐兵前后几次用兵，都未能攻下。哥舒翰挥兵猛攻，克之，俘获吐蕃400　人。以石堡城为神武军。 　　5。吐蕃的全线退缩在安史之乱以前，唐蕃在总体上处于对峙状态，彼此攻伐，互有胜负。 　　安史之乱发生后，唐中央调集边地守军赴中原平叛，边防力量顿减，吐蕃乘势大举侵扰，甚至一度攻入西长安。吐蕃成为唐王朝的主要边患。 　　（1）代宗时吐蕃的侵扰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七月，吐蕃攻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攻占了河西、陇右的大片土地。十月，吐蕃攻打泾州，刺史高晖投降，并为之向导，引吐蕃深入，攻打奉天、武功，直接威胁到长安，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兵出镇咸阳，阻击吐蕃。但唐军兵力不足，无法在很长的战线上抵抗吐蕃。很快，吐蕃就渡过便桥。代宗不得不仓惶离开长安，逃到陕郡。郭子仪得知长安危殆，立刻回军守长安，他回来时，代宗已逃离长安。随之，郭子仪率兵前去护卫。初九，吐蕃进入长安，他们立广武王承宏为帝，剽掠府库市里，焚毁闾舍，长安城为之萧然一空。官军散兵也乘机打劫，百姓避乱，纷纷逃入山谷中。廿一日，吐蕃退走。之后，吐蕃又出兵攻陷了松州、维州、保州和云山的两座城池，西川节度使高适无力救援，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也都被吐蕃所占。 　　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仆固怀恩叛，投奔吐蕃，八月，引吐蕃10　万众入寇，京师骇然，代宗命郭子仪率兵出镇奉天。十月，吐蕃进至邠州，逼进奉天，京师为之戒严。大历元年（公元766　年）九月，吐蕃进围灵州，散兵游骑已到潘原、宜禄，唐命郭子仪率兵3　万出镇泾阳，京师戒严，十月，朔方节度使路嗣恭在灵州城下大破吐蕃，斩首2　千余级，吐蕃引兵而退。三年（公元768　年）八月，吐蕃10　万多人再寇灵武、邠州，京师戒严，邠宁节度使马璘击破了攻打邠州的吐蕃军。九月，郭子仪率兵5　万出镇奉天，以御吐蕃。朔方骑将白元光击败了攻打灵武的吐蕃军，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派其将李晟率兵5000　出大震关，至临洮，攻克吐蕃定秦堡，焚其积聚。吐蕃得知后，解灵州之围而去。此后，吐蕃连年侵扰灵州一带，唐军疲于应付。 　　大历八年（公元773　年）吐蕃攻扰泾州、邠州，郭子仪派朔方兵马使浑瑊率步兵5000　前去拒击，在宜禄被吐蕃打得大败，伤亡大半。马璘也被吐蕃击败于盐仓。吐蕃连胜之后，欲掠■、陇，盐州史率兵赴秦原，攻打其后，吐蕃怕腹背受敌，决定退军，浑瑊伏兵拦截，尽俘其所掠，马璘也派精兵在潘原袭击了吐蕃的辎重，杀数千人，吐蕃退走。 　　（2）德宗时吐蕃从攻到和德宗即位的四、五年中，唐蕃曾一度和好。当朝廷攻讨朱泚时，曾向吐蕃借兵，许以割属河西、北庭两都护府地。吐蕃未出兵助唐，而于事后却来索要河西、北庭之地，唐则拒绝割让。于是，贞元二年（公元786　年）八月，吐蕃尚结赞率兵入寇，侵掠泾、陇、邠、宁诸州。唐命浑瑊率兵万人，骆元光率兵8000，镇守咸阳以备之。九月，吐蕃的小股骑兵已进至好畤，京城为之戒严。唐又派张献甫率兵增援咸阳守军，李晟也派其将王泌率3000　精兵埋伏于■城，并授以破兵方略："俟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军也，出其不意击之，必大捷。"①王泌依计而行，大败吐蕃。十月，李晟又派王泌率兵5000　袭击吐蕃的摧沙堡，在途中与吐蕃军队相遇，唐军殊死作战，大破吐蕃，乘胜追击至堡下，克之，焚其积蓄而还。尚结赞率兵从宁、庆北去，屯军于合水之北，邠宁节度使韩游环派其将史履程夜袭其营，杀数百人，吐蕃出营追击，游环在平川上列阵，同时派人在西边的山地上擂鼓，吐蕃军以为大军在此，立刻退去。十一、十二月，吐蕃又相继占领了盐州、夏州、麟州。韩游环向朝廷建议，发兵攻打盐州，乘吐蕃回军救援时，再命河东军队袭击其背。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命骆元光与陈许兵马使韩全义率步骑1　万多人与邠宁军会合，攻打盐州；同时又命马燧率河东军攻击吐蕃。吐蕃占领盐州、夏州后，留兵千余人镇守，其大军退屯于鸣沙。到了第二年（公元787　年）春天，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当他们得知李晟已攻克摧沙堡，马燧、浑瑊等也要出击鸣沙时，他们陷入被动局面，于是屡派使节，向唐求和。对此，唐朝军将大都反对讲和，李晟认为："戎狄灭信，不如击之"。韩游环分析说："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韩滉也认为："今两河无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刘玄佐之徒将十万众戍之，河湟二十余州可复也。其资粮之费，臣请办之。"①但马燧、张延赏极力主张讲和。其时德宗欲与吐蕃讲和而共攻回纥，于是决定采纳后一种意见，与吐蕃和好，并征召主战的李晟入朝。吐蕃大将尚结赞乘唐军停止进击之机，急忙从鸣沙撤退，其众缺马，大多徒步而行。唐军失 　　①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五月。 　　去了一次战机。 　　此后双方多次互派使节，商议订盟和好事宜，最后决定在平凉川会盟。 　　闰五月，盟誓时，吐蕃袭击了参加盟誓的唐军，"唐将卒皆东走，虏纵兵追击，或杀或擒之，死者数百人，擒者千余人，。。浑瑊至其营，则将卒皆遁去，营空矣。"①这时，骆元光指挥伏兵列阵阻击，唐军才得以退回。虽然吐蕃劫盟成功，但夏、盐2　州的吐蕃兵由于粮运不继，已无法再坚守，他们不得不放弃此2　州。八月，吐蕃侵扰陇州，连师数十里，京师震恐。九月，又大掠■阻、吴山、华亭等地，老弱者杀之，将丁壮万余口俘掠而去。原来，吐蕃多是秋冬入寇，到次年春天即因疫病而退，自从俘掠唐人之后，以其妻子为质，派他们出兵，盛夏亦可挥兵入寇。此后50　余年，唐蕃双方在北线的盐灵一带，南线的剑南一带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 　　吐蕃在鸣沙陷入被动以后不得不放弃夏、盐2　州，说明他们由于其自身生活方式及对中原水土气候的不适应，已无力再进一步深入，唐蕃双方只有在边界地区进行拉锯战。唐开成、会昌年间，吐蕃发生内乱，势力渐弱，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　年）唐收复河西，五年（公元851　年）瓜、沙等州张议潮举兵归顺唐朝。吐蕃分裂，力量渐弱。 　　①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闰五月。 　　（二）唐诏之战1。南诏起兵攻唐南诏在今云南一带，西北与吐蕃相接，"诏"是"王"的意思。开始有6　诏：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样备、越淡，彼此势均力敌。其中，蒙舍位于其它5　诏之南，故谓之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南诏统一了其它5　诏。开元廿六年（公元738　年）九月，唐册封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 　　天宝九载（公元750　年）云南王閤罗凤被唐云南太守张虔陀所逼，举兵攻陷云南，杀死虔陀。十载（公元751　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8　万，分兵两道，讨南诏。两道兵分别出戎州、嶲州，进至曲州、靖州。南诏王閤罗凤遣使谢罪，但被鲜于仲通拒绝，唐军进击至西洱河，被南诏击败，士卒伤亡近6　万人。閤罗凤也称臣于吐蕃。 　　唐廷下令在两京及河南、河北之地大规模召募士兵，准备再击南诏。十一载（公元752　年），吐蕃发兵救援南诏。十三载（公元754　年）六月，剑南留守李宓率兵7　万进攻南诏，閤罗凤诱之深入，至大和城，南诏军闭垒不战，唐军粮尽，士兵患病而死者甚众，不得不退军。閤罗凤乘机追击，大败唐军，李宓被生擒，全军覆没。宰相杨国忠隐其败状，又屡屡增兵前去，前后伤亡达20　万人之多。 　　至德元载（公元756　年），南诏乘中原安史叛乱之机，攻陷唐越嶲会同军，占据了清溪关，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閤罗凤死，其子凤迦异早死，其孙异牟寻继立。十月，吐蕃与南诏合兵10　万，分3　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其时，西川节度使崔宁在京师，留守诺将不能抵御，敌军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而逃，百姓避乱于山谷，德宗命李晟率兵前去救援西川。剑南东川也派军队从江油赴白坝，与山南西道的军队合击吐蕃、南诏，大败之。 　　2。唐诏联合拒吐蕃南诏起兵攻唐是以吐蕃为后盾的，但吐蕃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建立城堡，征兵助防，云南苦之，有归唐拒吐蕃之意。其时，唐朝也由于吐蕃连年内侵，有北联回纥、南联南诏以牵制吐蕃入寇的战略计划。《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九月载李泌建议："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大竺，如此，则吐蕃自困"。德宗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世）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①这一战略确定以后，唐诏开始秘密遣使联络。第二年（公元788　年）四、五月间，南诏派使到长安。十月，吐蕃入寇，发兵10　万攻打西川，其中也征有南诏的军队。南诏虽已与唐和好，但尚未敢与吐蕃公开决裂，也只得依令发兵数万屯于泸水之北，吐蕃怀疑南诏，就派兵两万屯于会川，以阻隔其与西川的联系，南诏非常愤怒，索性引兵归国。从此，吐蕃在西川战线上失去了南诏的帮助。 　　①　《资治通鉴》卷233，贞观三年九月。 　　唐诏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由西川节度使韦皋联络的。他几次给南诏去信，但对方均未作答，直到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在南诏与吐蕃猜疑日深时，才派人给韦皋回信，表示愿归顺唐朝。十月，韦皋派人到南诏，正式册封并结盟。十年（公元794　年）南诏突袭吐蕃，大败之。十五年（公元799　年）十二月，吐蕃出兵攻打南诏和西川，被唐诏联合击退。 　　3。南诏强盛，北攻唐朝到了唐宣宗时，吐蕃、唐的势力已逐渐走向下坡路，南诏很快强盛起来，势力大增，开始主动出击唐朝。 　　（1）对安南的侵扰宣宗时，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强买蛮（指杂居于岭南的少数民族） 　　中马牛，1　头才给1　斗盐，群蛮由此而致怒，不断侵扰安南。大中廿三年（公元859　年），宣宗死时，南诏丰祐也死，酋龙即位抱怨唐不派使者前去册封新王，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派兵攻克播州。咸通元年（公元860　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鄠收复播州，十二月，南蛮引导南诏兵3　万多人攻克交趾，都护李鄠逃到武州。二年（公元861　年）正月，唐命邕管以及安南的邻近诸道出兵救援，六月，李鄠从武州收集当地守军，收复安南，七月，南蛮攻克邕州，南诏也出兵攻打嶲州。 　　三年（公元862　年）二月，南诏侵扰安南，朝廷命蔡袭率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3　万增援，南蛮见唐军兵盛，退走。五月，分岭南为两节度使，广州为东道，邕州为西道。十一月，南诏率群蛮5　万进攻安南，都护蔡袭告急，朝廷命荆南、湖南两道发兵共2000　人，桂管发兵3000　人，前去邕州，但南诏已围交趾，蔡袭婴城自守。四年（公元863　年）正月，南诏攻克交趾，蔡袭战死。三月，南蛮侵扰左、右江，逼近邕州，朝廷命康承训率荆、襄、洪、鄂4　道兵万余人前去救援。五年（公元864　年）二月，康承训到了邕州，见蛮势甚盛，又求援兵，朝廷发兵前往，承训不派人侦视，也不设备，当南诏率群蛮近6　万人攻打邕州时，承训派万余人前去拒战，被南诏打得大败而归，伤亡8000　多人。六年（公元865　年），高骈代承训，高骈进军，屡战屡捷，包围了交趾，七年（公元866　年）攻克交趾，安南平定。（2）对剑南的侵扰太和三年（公元829　年）冬，由于西川兵南入蛮境抄略，南诏侵扰西川，攻克嶲、戎2　州。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派兵拒击于邛州之南，被南诏击败，邛州失陷。朝廷今东川、兴元、荆南出兵救援西川。十二月，又发鄂岳、襄邓、陈许、凤翔、太原兵前去增援。南诏攻克了成都的外城，并停留十多天。"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①太和四年（公元830　年）十月，李德裕调任西川节度使，"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②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凤翔少尹李师道上奏，请在嶲州设重兵防守，以备南诏侵扰。朝廷在嶲州设定边军，统押诸蛮，并任李师道为节度使。次年（公元869　年）十月，李师道杀南诏使者，欲激怒南诏以求取战功。后师 　　①　《资治通鉴》卷244，太和三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4，太和四年十月。 　　道调任，朝廷命窦滂代之。十一月，南诏进攻嶲州，定难军都头安荣守清溪关，南诏攻之，安荣退屯大渡河北，双方隔水对峙近10　日。南诏分兵伐木开道，越过雪坡，到了沐源川。十二月，南诏穿唐军衣服，伪作败兵，得以渡河，并攻陷犍为，焚掠陵、荣2　州之境。几天之后，南诏军队结集于陵云寺，与嘉州隔岸对峙，并派军从东面渡河，夹击唐军，嘉州陷落。 　　窦滂亲自率军在大渡河拒战，南诏派人诈和，当窦滂前去谈判时，南诏军士乘机强渡，窦滂临阵逃脱，黎州、雅州陷落。邛州军资皆为乱兵所掠。西川百姓都纷纷退入成都城。十一年（公元870　年）正月，西川节度使卢耽修备守御之具，召募军士，并告急于朝廷。不久，南诏军进至成都城下，二月，开始攻城，城内军民固守。 　　朝廷任命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统一指挥援蜀之兵。庆复进军至新都，大败南诏军队。南诏以援军将至，竭尽全力攻城。援军进至成都城下，攻打南诏军，南诏军被迫撤退。 　　乾符元年（公元874　年）十一月，南诏进攻西川，在大渡河上修筑浮桥渡河，唐守军黄景复在其半渡时出兵拒战，大败之。蛮军分兵在上下游20里处各做浮桥，乘夜而渡，黄景复伏兵于路，诈败而退，敌军全力追击，被唐伏兵击溃，唐军追至大渡河南岸。十二月，南诏攻克黎州，入邛崃关，攻打雅州。由于成都城守备完固，朝廷又发兵救援，南诏军至新津而退。 　　二年（公元875　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发兵5000　追击南诏军队，在大渡河大败之，杀获甚众；又修复邛崃关和大渡河的垒栅，在戎州马湖镇、沐源川筑城，防备南诏入侵。三年（公元876　年），又修筑了成都城的外城。此后，由于连年征战，唐诏双方损失都很巨大，南诏求和，唐亦许之。中和三年（公元883　年），唐嫁公主与南诏和亲。 　　八、唐末农民战争（一）唐末形势唐末，社会问题逐渐增多，社会危机重重，民不聊生，于是民众为了生存，纷纷铤而走险，揭竿起事。 　　1。裘甫的浙东起义唐后期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南八道，这一地区的民众负担也就格外沉重，终于在浙东暴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 　　（1）裘甫起事大中十三年（公元859　年）十二月，裘甫在浙东率百余人起事，攻下象山（今浙江象山），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明州（治所在今浙江鄞县）为之城门昼闭，浙东大震。浙东观察使郑祗德立刻派讨击副将刘勍和范居植率兵征讨。咸通元年（公元860　年）正月，浙东官军被裘甫击败，范居植战死，刘勍只身逃脱。裘甫率众乘胜攻克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①二月，郑祇德又派沈君纵等3　人率新召募的500　名士兵攻打裘甫。裘甫在剡西的三溪设下埋伏，大败官军，3　员唐将皆战死。 　　郑祇德在连败之后，急忙向朝廷告急，同时求救于邻道。浙西派牙将凌茂员率400　人、宣歙派牙将白琮率300　人赴援。但郑祇德将援军召入观察使府中以自卫，而不出兵攻讨裘甫。裘甫连战连胜，声威大振，"于是山海诸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群盗皆遥通书弊，求属麾下。（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振中原。"①裘甫分兵四出，攻克了唐兴、上虞、余姚、慈溪、奉化、宁海等地，并进围象山。 　　（2）双方战略面对浙东的这种形势，朝廷调任王式任浙东观察使，主持讨击裘甫事宜。懿宗问王式攻讨方略，王式分析了浙东起事给唐朝廷带来的危胁，他说："兵多贼速破，其费省矣。若兵少不能胜贼，延引岁月，贼势益张，则江淮群盗将蜂起应之。国家用度尽仰江淮，若阻绝不通，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其费岂可胜计哉。"②王式的战略原则是要以重兵速战速决。朝廷征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归王式指挥。 　　裘甫虽四出攻掠，但并无明确的战略目标，当他们得知王式率大兵前来攻讨时，大将刘暀认为不能再盲目出击。他建议裘甫："引兵取越州，凭城郭，据府卒，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但恐子孙不能守耳，终吾身保无忧也"。① 　　①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三月。 　　他的战略计划是以越州为根据地、进而占据扬州、福建，割据一方。王辂主张"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之策"。②他所谓的万全之策，并无战略目标，只是苟延岁月而已。 　　裘甫由于畏惧官军，对以上两种战略主张未能作出明确选择。在军事行动中，也没有什么实际的部署与准备。王式到任后，整饬军政，开仓赈济，组建骑兵，并分兵讨击。东路由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率其本军，韩宗政率领土团，共千余人，石宗本率骑兵为先锋，从上虞赶赴奉化，解象山之围；西路军由义成将白宗建、忠武将游君楚、淮南将万璘率其本军，会合台州唐军，直奔新昌、唐兴。 　　五月，东路军在南陈馆大败裘甫，裘甫率众回到剡县。西路军也随之追到。王式得知裘甫回剡县，立即命东路赶往剡县，与西路军会合，夹击裘甫。六月，官军围攻裘甫。裘甫欲以诈降突围，但未能成功，反被官军生擒。其部将刘从简则乘官军大意轻敌之机，率500　多人突围，奔大兰山，据险自守，七月，被官军攻克。 　　2。两淮民众起事（1）桂林戍卒兵变两淮民众起事是以桂林戍卒兵变北归为导火线的。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朝廷命徐州兵南戍桂林，以防南诏北侵。按规定，戍卒3　年一替，这批戍卒已戍边6　年，仍不放还。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七月，他们发动兵变，推庞勋为首，擅自北归。 　　他们本想从湘潭、衡山而直接回到徐州，但因遭到山南东道节度使严铉的阻击，改由沿江东下，经浙西进入淮南，再渡江北上。九月底，到达泗州。正当庞勋率戍兵北归时，"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①徐州刺史充武宁节度使攻讨庞勋，庞勋在十月攻克宿州，又击败徐州军，乘胜攻克徐州。庞勋分派诸将，率兵守濠州、泗州、宿州，"自余要害县镇，悉缮完戍守。。。愿效力献策者远近辐凑，乃至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群盗，皆倍道归之，阗溢郛郭"，以至于"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鉏首而锐之，执以应募"，②投奔庞勋。 　　朝廷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发诸道兵共20　万归属3　帅统领。沙陀、吐谷浑、达靼等部亦率兵参战。庞勋以"泗州当江、淮之冲"，十二月攻占淮口，阻断了漕运，分遣其将南攻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市），北攻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海州（治所在今江苏东海），先后攻克了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及沭阳、下蔡、乌江、巢县等地。（2）两军决战闰十二月，南线戴可师率兵3　万渡过淮河，庞勋部放弃淮南之地。戴可师的战略是克占淮口，进而解沙州之围。官军包围都梁城（今江苏盱眙），②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三月。 　　①　《新唐书》卷52，《食货二》。 　　②　《资治通鉴》卷251，咸通九年十月、十一月。 　　庞勋派王弘立率兵数万急行军向官军发起攻击。官军未及列队迎战，即被击溃，戴可师等被杀死。庞勋乘胜进围寿州，阻断了经寿州上溯淮水而入颍水、汴水的交通路线。 　　咸通十年（公元869　年），康承训率诸军7　万余人屯于柳子之西，阻截庞勋西进。二月，王弘立率3　万人渡过濉水，夜围官军于鹿塘寨。但沙陀骑兵突然从左右突围而出，义军阵营被冲乱。鹿塘寨中官军也乘势出击，王弘立单骑走免。三月，康承训乘胜进围柳子（今安徽永城东南）。柳子镇处在运河边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徐州的西大门。屯守柳子的义军姚周部被承训击败。四月，庞勋征兵3　万，亲自率部到北线，在丰县向官军发起冲击。击退官军后，进一步西击康承训，结果惨败，溃归徐州。 　　此时，南线官军马举率所部3　万人渡过淮河，欲解泗州（今江苏盱眙） 　　之围。其时西线的王弘立也败归泗州，与吴迥部继续围攻泗州，却未能抵挡住马举的进攻，王弘立战死，吴迥退守徐城（在沙州西北）。六月，马举从泗州沿淮水西攻濠州（今安徽凤阳），攻克了招义、钟离、定远等县。七月，康承训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北伐曹翔进击丰县、沛县，官军从北、西、南3　线加紧了对徐州的围攻。坚守宿州的张实向庞勋写信，提出战略对策："今国兵尽在城下，西方必虚，将军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州）、亳（州）之郊，彼必解围而西，将军设伏要害，迎击其前，实等出城中兵蹙其后，破之必矣！"庞勋采纳了他的建议，于七月底率兵2　万向宋、亳进发。当他尚未进至宋、亳，坚守宿州的张玄稔已投降官军，并率兵东进徐州。徐州守将不知张氏已降，将其放入城中。城外的康承训与张氏遥相呼应，攻陷徐州。庞勋到达宋、亳时，康承训回军追杀，大败义军，庞勋战死。守濠州的吴迥部在坚持半年之后，因城中粮尽，突围时全军覆没。 　　浙东、两淮的民众暴动虽然失败，但却暴露了唐王朝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危机，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民众暴动将会发生。果然，5　年之后，王仙芝、黄巢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终于彻底打乱了唐王朝的统治秩序。 　　（二）黄巢领导的全国性民众暴动唐末，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灾荒连年，百姓以草根、树皮为食，但官府仍旧催逼租税，致百姓于水火之中。①乾符二年（公元875　年）濮州（治今山东濮县）人王仙芝首先在濮阳（今河南濮县）聚众起事。同年七月，曹州冤句（今山东荷泽）人黄巢组织数千人起事响应，"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②不久，起事者即由山东扩展到江淮一带，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 　　1。转战关东、江淮--战略防御阶段（1）转战山东王仙芝起事后，率众攻克了濮州、曹州，十一月，朝廷命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5　节度使、监军亟加讨捕和招慰。十二月，仙芝攻下了沂州。三年（公元876　年）七月，诸道行营招讨使宋威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城下大败王仙芝，仙芝逃去。宋威上报朝廷，说王仙芝已被打死，并令诸道派来的军队都返回原镇，自己也率兵返回了青州（今山东益都）。但过了不久，王仙芝又攻克了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从今山东转移到了今河南平顶山一带，威胁东都。朝廷急忙征发部队，一方面保卫东都，一方面扼守汝（今河南临汝）、邓（今河南邓县）、陕州、潼关。具体的战略部署是：命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攻打王仙芝，命昭义节度使曹翔率兵骑5000　与义成军守卫东都；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2000　防守汝、邓一带的交通要道，防其南下。当仙芝进一步逼近汝州时，又命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选步兵1000，骑兵500　守卫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今陕西潼关），以防其绕过东都自攻长安。朝廷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将王仙芝的势力局蹙在今平顶山一带，予以消灭，防其再次流动。九月，王仙芝攻克汝州，东都为之大震。之后，仙芝又克阳武，攻打郑州。朝廷急忙派人招降，授以官爵。同时昭义军在中牟（今济南中牟）挫败了仙芝继续北上、攻打东都的势头。 　　（2）转战江淮王仙芝在中牟受挫后，看到东都一带官军力量甚强，便调转军锋，南攻唐州（今河南汝阳）、邓州。之后，兵分两路，西南路于十一月继续南下，攻克郢州（今湖北鍾祥）、复州（今湖北沔阳），进而转向东北，破安州（今湖北安陆）、随州（今湖北随县）。东南路则相继攻陷了申州（今河南信阳）、光州（今河南潢川）、庐州（今安徽合肥）、寿州（今安徽寿县）、舒州（今安徽潜山）、黄州（今湖北黄冈）等地。 　　王仙芝率部南下江淮间，河南的官军尚以防守为主，不及追击南下。而江淮"诸州府兵不能讨贼，但守城而已"。①江淮是唐财源所在，又处于南北交通的中介地区，"若使贼陷扬州，则江南亦非国有。"②于是，淮南节度使 　　①　参见吴宗国《唐末阶级矛盾的几个问题》（载《北大学报》1984.3。）。②　《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六月。 　　①　《旧唐书》卷19　下《僖宗纪》。 　　②　《资治通鉴》卷　252，乾符三年十二月。 　　刘邺向朝廷请求援助，以保江南，感化军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前去援助。王仙芝在率军攻打蕲州（今湖北蕲唐）时，宰相王铎、刺吏裴渥招降仙芝，但由于黄巢反对而作罢。攻克蕲州后，王仙芝、黄巢分道，各自备战。 　　四年（公元877　年），王仙芝攻陷鄂州（今湖北武昌）、安州、随州。 　　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率兵救援随州，战败而死，朝廷派李昌言率凤翔500　骑兵赴援。王仙芝又转战复州、郢州，迫使救援裹州的宣武兵从申州、蔡州的小路逃回。五年（公元878　年）正月，王仙芝率兵渡过汉水，攻掠荆南。但此后却连连受挫，二月，在黄梅（今湖北黄梅）再次失利，伤亡5　万余人，仙芝也战死，尚让率余众投奔了黄巢。 　　（3）转战曹濮黄巢在蕲州城下与王仙芝分手后，决定北上，攻打曹、濮。其时，朝廷将主力用于对付王仙芝，忠义、宣武、感化等军又抽调一部兵力去浙江镇压王郢的起事，曹濮空虚。四年（公元877　年）二月，黄巢攻克了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杀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攻克沂州，队伍发展到数万人。七月，围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张自勉率忠武兵救援，义军受挫，解围而去。十二月，攻克匡城（今河南长垣）、濮州。在攻打亳州（今河南亳县）时，尚让赶来，他们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置官署。五年（公元878　年）三月，黄巢率军西进，经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攻打宋州、汴州，前后袭击了新郑（今河南新郑）、叶县（今河南叶县）、郏城（今河南郏县）、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处，又迂回到今河南许昌一带，威胁东都。唐廷再次部署，防守东都，黄巢却乘机率兵转向江南。 　　（4）挥军南下唐朝官军在山东河南力量强大，黄巢很难打开局面，于是再次率军南下，向官军力量薄弱的南方发展。 　　黄巢从今河南许昌、平顶山一带南下"大掠淮南，其锋甚锐"，①兵众达10　万之多。同年秋，从和州（今安徽和县）渡过长江，到达安徽东南部，进攻宣州（今安徽宣城）未克，随即转战浙西，进击浙东，攻打杭州，未克，又转攻越州（今浙江绍兴），生擒越州观察使崔璆。由于受到镇海节度使高骈大将张璘、梁缵的阻击，放弃越州，开山路700　里，进入福建，攻克福州。六年（公元879　年）正月，张璘、梁缵分道进击黄巢，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大将先后降唐。黄巢继续南下至广南。五月，攻陷广州，并转攻岭南诸州县。 　　朝廷任命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任命李系为副都统、湖南观察使，率兵5　万屯于潭州（今湖南长沙），"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欲阻击黄巢的北上，以便消灭之于岭南地区。 　　2。北攻洛阳、长安--战略进攻阶段黄巢攻下广州后，曾一度"欲据南海之地永为巢穴"，②但其所部大多为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 　　①　《旧唐书》卷19　下，《僖宗纪》。 　　②　《旧唐书》卷200　下，《黄巢传》。 　　③于是黄巢决定北上。 　　黄巢从桂州（今广西桂林）出发，他们编了上千只大木栰，乘栰沿湘江而下，经永州（今湖南零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到达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唐南面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李系拥兵10　万在此拒阻，但1日之间即被黄巢攻克，李系狼狈逃到郎州（今湖南常德）。尚让乘胜率众进逼江陵。当时唐各路援军尚未结集，镇守江陵的官军不足万人。王铎命刘汉宏守江陵，自己则退到襄阳（今湖北襄樊）。王铎走后，刘汉宏即纵兵大掠江陵而去，黄巢进据江陵。 　　十一月，黄巢北上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付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于荆门设伏击败黄巢，黄巢、尚让收集余众，渡江东走。 　　黄巢渡过长江，攻下了鄂州（今湖北武汉）的外城，并连取饶州（今湖北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池州（今安徽贵池县）、歙州（安徽歙县）、衢州（今浙江衢县）、杭州等15　州，众至20　万。广明元年（公元880　年）三月，淮南节度使高骈派其将张璘攻打黄巢，屡战屡捷，朝廷为此而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传檄天下，广征士兵，得7　万人。四月，张璘渡江攻打义军王重霸部，迫使其投降。黄巢退保饶州，张璘又攻克饶州，黄巢再次退屯于信州。当时这一地区正流行疫病，义军士兵多死。黄巢派人贿赂张璘，要其缓攻，同时请降于高骈。高骈欲独吞招降义军之功，上报朝廷，请已结集到淮南的昭义、感化、义武诸道军队退回。官军退后，黄巢拒降，高骈大怒，命张璘进击，被黄巢打得大败，张璘战死，义军声势又振。 　　六月，黄巢军先后攻克了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宣州（今安徽宣城）。七月，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南）渡江，包围了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高骈命诸将自守，并请朝廷派兵防守淮河，以阻击黄巢渡淮北上。朝廷命河南诸道发兵屯于溵水（今河南漯河一带），命泰广节度使齐克让屯于汝州（今河南临汝），阻击黄巢，保卫东都。东南行营副都统曹全晟欲在淮南阻击黄巢，被义军包围于泗州（今江苏盱眙），高骈拥兵不救，泗州被击破，淮南防线彻底突破。这时，派往溵水的徐州士兵发动兵变，屯于溵水的各军纷纷退散，淮河北岸防线也全部崩溃，黄巢乘势渡过淮河。 　　十月，黄巢攻克申州（今河南信阳），进入颍（今安徽阜阳）、宋（今河南商丘）、徐、兖地区，东都洛阳暴露在义军的攻打之下。 　　面对这种形势，唐大臣中有的主张守潼关，有的主张退到四川，最后，僖宗决定守潼关。十一月，黄巢攻克东都，进逼潼关。潼关旁有一条山谷，平时无人行走，官军也未设防。黄巢一边攻打潼关，一边派人经这条山谷绕过潼关，两面夹击，官军大败。义军长驱直入。潼关失守，长安无兵，僖宗匆匆离开长安，逃往西川。黄巢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 　　3。大齐与唐对峙长安--战略相持阶段（1）长安之战黄巢占长安后，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凤翔）郑畋一面伪降黄巢，一面完城堑，缮器械，训练士卒，秘密联络诸道合兵进击黄巢。 　　③　《资治通鉴》卷253，乾符六年十月。 　　中和元年（公元881　年）正月，僖宗在汉中，命高骈攻讨黄巢，高骈拒不出兵。二月，黄巢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攻打邓州（今河南邓县）。三月克之，义军屯于邓州以扼荆、襄。黄巢又派尚让、王播率兵5　万西攻驻于凤翔的郑畋，但被郑畋击败。沙陀首领李克用也率部南下勤王。 　　四月，唐弘夫屯兵于渭北，王重荣屯兵于沙苑，王处存屯于渭南，拓跋思恭屯于武功，郑畋屯于盩至（今陕西周至），各军同进，攻打黄巢。黄巢则主动撤出了长安。 　　官军进城后，卸甲释兵，大掠金帛。黄巢探知官军军容不整，又无后援，便回军攻杀，大败唐军，重新占据了长安。 　　（2）唐军围攻长安五月，已投降黄巢的忠武军节度使周岌与监军杨复光联络，准备起兵攻打黄巢。当时秦宗权占据着蔡州（今河南汝南），杨复光派人与之联络，约定一同起兵。忠武军分作8　支，大败黄巢守将朱温，攻占邓州，并乘胜追击至蓝桥（今陕西蓝田东南）。昭义节度使高浔与王重荣合兵攻克华州（今陕西华县）。六月，黄巢派兵攻打驻屯于兴平的邠宁军朱玫，朱玫退屯奉天。西川军李鋋率兵万人，巩咸率兵5000　进屯兴平，屡败义军。七日李孝昌、拓跋思恭屯兵于东渭桥，黄巢派朱温拒击。八月黄巢部将李详在石桥与官军交战，官军大败，逃奔河中，李详乘胜攻克了华州。九月，朱温、尚让率军在东渭桥与李孝昌、拓跋思恭所率官军交战，官军不利，引兵撤退。十一月，孟楷、朱温袭击驻屯于富平的鄜、夏2　军，大败之。 　　二年（公元882　年）二月，朱温攻克同州。四月，王铎率两川、兴元的部队屯驻于灵感寺，泾原兵屯于长安之西，易定、河中兵屯于渭北，邠宁，凤翔兵屯于兴平，保大、定难军屯于渭桥，忠武军屯于武功，准备攻打长安，黄巢的势力被压迫在同、华一带。当地百姓为避战乱，纷纷出逃，长安城中的粮草日少一日。六月，黄巢率军攻打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九月，黄巢的同州刺史朱温向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投降，不久，华州亦降。十一月，王铎又召李克用率兵南下至河中。十二月，李克用在夏阳渡河，屯军于同州。黄巢陷入了全面被动的局面。 　　4。率众败退--战略退至失败三年（公元883　年）正月，李克用将李有贞在沙苑击败义军。二月，李克用进兵乾阬（在沙苑西南），与河中、易定、忠武的军队会合，尚让率15万人屯于梁田陂，两军殊死决战，义军大败。黄巢派王蟠袭取华州，李克用进围之，并分派骑兵据守渭北。黄巢在几次作战不利、军粮已尽的情况下，准备退出长安。三月，派尚让救援华州，被李克用、王重荣击败，官军进至渭桥。四月，克用与忠武、河中的军队向长安推进，与黄巢军大战于渭，三战三捷；义武、义成等诸军继进，黄巢军大败。初八，克用从光泰门进入长安，黄巢力战不敌，撤出长安，经蓝田进入商山。 　　黄巢派其将孟楷率万余人为先锋，攻打蔡州，守将秦宗权投降，但在进一步攻打陈州时，被守将赵犨击败。黄巢亲率大军围攻陈州，并分兵攻掠黄河以南的许州、汝州、唐州、邓州等数十州。十二月，赵犨向邻近节镇求救，周岌、时溥、朱全忠赴援，但仍不足以与黄巢为敌，于是又求救于李克用。四年（公元884　年）正月，李克用率军自陕、河中渡过黄河来赴援，与许、汴、徐、兖之军会合于陈州，当时尚让屯于太康，四月，被官军攻克。屯兵于西华的黄思邺也被官军击走，而黄巢围攻陈州达10　个月之久，仍未能攻克。太康、西华兵败后，黄巢退屯于故阳里，朱全忠也退回汴州。 　　五月，连日大雨，黄巢营垒漂没，不得不向东北方的汴州退却，尚让也率5000　骑兵向汴州逼近。克用与忠武军从许州出发，赶来赴援。初八在中牟北面的王满渡，乘黄巢军正在渡河之机，打败黄巢。黄巢率众北走，在封丘再次失利，东奔兖州。时溥派其将李师悦率兵万余人追击。六月，败黄巢于瑕丘。黄巢所部殆尽，在退到狼虎谷时被其外甥林言所杀。 　　这次农民大暴动，自北向南，又从南往北，扫荡了大半个中国，给唐政府以很大的打击。各地节镇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朝廷再也无力控制藩镇，唐王朝一步步走向瓦解。 　　九、唐朝府兵制的盛衰①（一）唐初府兵的恢复及组织1。十二卫与十二军李渊进入长安，建立唐朝，即任命元从功臣和招降军将为卫大将军、将军，完全因仍隋制。唐初十六卫的组织都已恢复，分别任命了军将，但这仅仅是官名的恢复，并不是当时军队的组织系统。十二卫所属的骠骑、车骑将军也是领兵官的官衔，其所统之兵实际上大多属于建成、世民、元吉三王府，十二卫大将军一般也是尊崇的名号。 　　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关中部队进行整顿，置十二军，统领关内诸府。具体办法是把关中分作12　道，诸道都有骠骑、车骑府。次年，十二军各立军号，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邠州道为招摇军，西麟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宣州道为天节军。军有将、副各1　人，以督耕战。下有坊，置坊主1　人，由本坊五品勋官担任，负责检查户口，劝课农耕。六年一度废止十二军，八年由于突厥入寇，重又设置。这种分道分军，以督耕战，劝课农桑的军队组织体系，是一种战时的、居民军事化的组织系统，因为它不仅包括军人，而且包括了民户。他们一般都驻屯本地，但有时也调驻别处。 　　十二卫、十二军之外，建成、世民、元吉三王还各开府领兵。当李渊起兵于太原时，建大将军府，置左、右三军，长子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统军，次子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统军，另有中军，由元吉统领，镇守太原。建成被立为太子后，东宫有左、右三卫府，秦王世民、齐王元吉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军府、帐内府，分掌亲勋卫及外军，其统领系统与十二卫、十二军不同。 　　当时的禁卫军是由太原起兵时的3　万元从兵充任，称为元从禁军。它负责京城及皇城的戍卫工作。 　　以上几种部队虽属不同的统领体系，但其军将则可互任，十二军军将可由三王府的军将出任，他们亦可带兵宿卫。 　　2。骠骑、车骑的分与合唐在建国过程中，为了笼络武人，一方面提升武人的职位，一方面提高军将的官号。把鹰扬郎将、鹰击郎将改为军头、府副，其上是统军。后又加"将军"名号，称作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当唐朝逐渐稳定后，又力图将军将名号降低，骠骑将军在唐初使用了六七年后，又称为统军，再过六七年，又降称都尉，并固定下来。 　　唐初的军府称作骠骑将军府，以骠骑将军为军府的长官，车骑将军为其副职；此外还另有车骑将军府，以车骑将军为军府的长官，与骠骑将军府并存。虽名位较低，但在军事组织系统上仍是平行的机构。这是武德三年以前 　　①　本章参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的情况。此后，只有三卫（亲卫、勋卫、翊卫）中仍保留骠骑、车骑两府。到武德七年，三卫中骠骑、车骑的名号都统一改为中郎将，车骑将军成为骠骑将军的副职，二者分设军府的情况不复存在。 　　（二）折冲府的建立与全盛1。军府名称与折冲地团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军府的长官改称为折冲都尉，军府的名称也确立为都尉府，简称折冲府。折冲都尉的名号略低于隋的鹰扬郎将，其实际职权也有所降低，州或郡的长官虽不直接管辖折冲府，但点兵、发兵、练兵等事务，刺史或太守都要参与。军府的副职为左右果毅都尉。 　　折冲府分布在各地，即就其所在区域，因地定名，比如，京兆府的云阳县有甘泉山，汉代曾于此设甘泉宫，此地所设之折冲府即名为甘泉府。长安城内的永乐坊内设置的折冲府即名永乐府。各个折冲府的兵源和军人家室居住有一定范围，叫作"地团"，即在一定地域内立为团伍，其户籍属于州县，其军籍属于折冲府，其地域区划，类似州县的境界。折冲府地团的大小并无一定，依折冲符分布的疏密和兵役轻重的情况而定，没有设立折冲府的州县就不存在地团。兵役重、兵源多的，折冲府设立越多，地团区域就小。反之，则地团区域越大。 　　军人分居于地团之内，与民户杂居，不脱离本土、本业，平时同一般居民一样劳作，在上番、教阅时，才分别集中于折冲府或上番所在的京城或征戍所在的地区，执行军事任务，过军人的生活。到京师上番的府兵，集中屯聚于军营内，家属不再随营。 　　2。卫府组织与分布唐因隋旧，以卫统府，"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六率"。①十二卫和东宫六率所领的折冲府都不集中在一个地区，比如，左右骁卫所领折冲府分属京兆、河东、河南、江南、山南诸道，左右武卫所领折冲府分属京兆、河东、河南、山南诸道。一个卫所领折冲府分散各地，军将不易专其兵。卫大将名位虽高，但在平时仅统领所属上番卫士宿卫京师，战时受命出征，其军队由朝庭从各卫及募兵中调遣。就一个道或一个州而言，折冲府虽多，但其所隶属的卫、率不尽相同，如河南道74　府，分别隶属于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圣卫等，平时上番宿卫事务与统领系统不同，战时受皇朝调遣接受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的指挥，而所隶行军元帅或总管，往往不是本卫将军，这样就不易形成割据势力。而且卫大将军和地方长官都无调遣军队之权，即使在教阅集中时，由于各自统领系统不同，也可收到互相牵制之效。 　　唐代折冲府的组织和编制已制度化。折冲府分作上中下3　等，上等1200人，中等1000　人，下等800　人。一个折冲府，上等有6　个团，中等有5　个团，下等有4　个团。每团下有2　旅，每旅下有2　队，每队下有5　火，每火有10人组成。队和火的人数一般是较固定的，团旅在战时有时会根据这种平时编制有所调度，如以3　旅为1　统，或以3　团编成2　统。另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折冲府，总人数为1500　人，下设5　团，每团300　人，下设3　旅。 　　唐朝折冲府最多时达到630　多个，其分布范围很广，但具体到各地，又 　　①　《新唐书》卷50《兵志》。 　　或多或少，差别很大，极不平衡。折冲府绝大部分分布于京城附近，关内道占了近20％，关内、河南、河东占了80％，这就是所谓"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①的强干弱技政策。 　　折冲府的廪禄、器械、马畜、廨宇、田园、食料、卒伍籍帐、宿卫、征防、番第以及官吏考课、勋阶等有关事务，都直接上隶于卫。府兵的调遣、征发，掌握于兵部，但须皇帝下勅书，兵部与诸卫亦不得专决。在发兵、练兵、查阅军备、点兵时，地方官负有责任。发兵的兵符下达后，要由州刺史与折冲对证核查，练兵时地方官要检查、督促，军备的淘汰、补充，刺史也要参与核实，点兵是以每户的男丁多少、贫富强弱、财力高下为依据的，而民户户籍由地方官掌管，故点兵也非地方官参与不可。 　　3。府兵的主要任务府兵的主要任务，一是上番宿卫京师，二是征防。宿卫京师是按番来进行的，一般来说距京师500　里内的折冲府为5　番，1000　里是7　番，1500　里是8　番，5　番是指一个折冲府的兵分作5　组，轮番执勤。7　番是分作7　组，上番期限均为1　个月。例如上府1200　人，5　番则每次派出240　人，7　番为171　人，8　番为150　人。500　里内5　番，一年两次承番还不足，其在京城宿卫每年平均要有66　个实际天数，加上两次承番旅程往返的日数，如距京城500　里的一个折冲府，卫士往返和休息时间约为24　天，两次为48　天，加上实际上番日数66　天，共计114　天，仅为3　个月。7　番，每年平均上番实际天数为52　天，旅程和休息时间约为84　天，共136　天约为4　个月。由于上番宿卫花在旅程上的时间较长，距京城较远的折冲府可以交钱免番，大约要交两、三千文钱。府兵本身有内府、外府之分，相沿为内军、外军，内府指亲卫、勋卫、翊卫三卫，其余则为外府。内府三卫由势官子孙担任，可以宿卫内庑，称为内仗。凡朝会、出行，三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等兵交错立仗。京城诸门及京师诸衙由十二卫负责宿卫。三卫每月上番者数千人，诸卫上番者近10　万人。不领府兵的左右千牛卫可以带刀升殿护卫。 　　宿卫又有南衙、北衙之分，十六卫是南衙，禁兵属北衙，南衙由宰相掌管，北衙则由皇帝亲自命将统领，禁兵主要为羽林屯兵，屯于玄武门，又称北门屯兵，最初由太原起兵的元从3　万人担任。贞观时择其中善射者于北门长上，称为百骑，又置北衙七营。百骑扩充后，择其中骑射兼优者为飞骑，后发展为千骑、万骑，成为左右龙武军，高宗时还另有左右羽林军，肃宗时又成立左右神战军，总称北衙六军。 　　征是征行，指临时派遣，防则有固定番期。自从隋代实行军民同籍之后，军队就开始居民化了，唐代的折冲府制度更为严密，军人平时劳作，该上番时上番，有事则临时被调遣，已完全居民化了。换言之，军人成了一种予备兵，而非职业兵。这不利于全国防御。于是，有镇、戍、守提的体系，即在军事要塞或边防要地屯驻军队，这部分军队是常备军，主要由府兵担任，也是分番上防。一般都是连续两年服役，每年的十月，新旧人员交替。有战争时，要征调府兵参战，但在各种战役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往往与地方兵、边防兵、临时召募的士兵结合在一起作战，但府兵在其中却是中坚力量。 　　①　《陆宣公秦汉》卷八《议关中事宜状》。 　　4。府兵的拣点、训练及其负担唐代府兵的拣点，有资财、能力、丁口3　项标准，尤重资财的比较与先择。按照法令，亲、勋、翊三卫要从二至五品官员的子孙中选拔，一般折冲府的府兵则从六品以下官员的子孙以及百姓中未负担其劳役的人员中选拔。具体在选拔时首先要看资财，财富者先取；资财相同，则看应选者本人的能力，能力高者先取；能力相同，再看其家丁男的人数，丁男多者先取。府兵每3　年拣点一次，一旦被点则终身为兵。一般从21　岁入伍到60　岁才能退伍。府兵平时居家，有练习武事的任务，"居常则皆习射，唱大角歌"，①这是最基本的两项，每年上番时还要集中教阅，并要考察平时练习的成绩，此外，每年冬季，还要有一次试阅，每年冬季，折冲都尉把自己所属的士兵分作左右两队，由两个校尉带领。两队相距百步，每队又各有10　组步兵，1组骑兵。两队都要卷起矟幡，展开刃旗，相对散立。角手在吹完第一遍大角时，两队都要将本队人马依阵法排列整齐，第二遍大角吹完，都要偃旗矟、解幡，第三遍大角吹毕，都再举起旗矟，这时左右两队带队的校尉击鼓，两队人马合噪而进。右队队校击钲，其队要稍稍后退，左队则跟进到刚才右队站立的地方，右队队校击钲，其队也稍退，右队则前进到刚才左队站立的地方，右队队校再次击钲，其队归复原位。左队再进战，这时两队都同时击钲，两队就各归原位。大角再吹第一遍，两队士兵都卷幡、摄矢、弛弓、匣刃，吹第二遍，两队都举起旗矟，向前进走，吹第三遍，两队都再退回。训练的这一天，要合围打猎，猎物归己所有。唐代两军作战时，都要列阵，这从前面所讲的历次战争即可知晓。阵法也是平时训练的一个主要项目，以上所述阵法的练习虽很机械，但在战时却是根据这种最简单的阵法来加以变换，组合出更多更复杂的阵势。兵士对旗鼓都要很熟，吹大角时有词有曲，不了解词曲，就无法辨明军令，平时"唱大角歌"，其意义即在于此。 　　宿卫京师的府兵平时要教射，冬春要讲武或狩猎，这在太宗、高宗时几乎每年都进行。讲武有直、方、锐、曲、圆五阵，五挑而五变，狩猎较为灵活。 　　折冲府常备有征行器仗和马匹等，府兵出征时，除重兵器（甲、矟、弩、矛、具装等）和战马外，其它如弓、箭、刀、楯、短矛、资装等都由府兵自备。每火10　人，要自备6　匹驮马，用于军事运输，还要具备马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各1　把，甲床两张，镰3　张。一个队有5　火，共50　人，要自备火钻1　个，胸马绳2　条，首羁、足绊各3　个。每个士兵要自备弓1　张、矢30，胡禄、横刀、砺石、大觽、毡帽、毡装、行滕各1　个，麦饭9　斗，米2　斗。士兵将这些东西备齐后，交给折冲府统一蓄存，到用时再发给他们。征防在路上所需粮食，由官府供应，一般士兵在征行时还要随身携带一些钱和绢。被点为府兵后，可以免其本人对国家的其它负担，但可依常人一样按均田令授田。 　　①　《旧唐书·职官志》。 　　（三）府兵制的破坏1。禁军地位的提高及取代府兵宿卫前已述及，京师的宿卫工作是由府兵与禁兵共同承担的，但府兵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京城的守卫，禁军则主要负责宫城的守卫。太宗、高宗、武后时，都曾扩大禁军的力量，成立于高宗时的左右羽林军只是"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①武则天时，又扩充禁兵，并置仗内六闲，其一为飞龙，以宦官为飞龙使。则天和韦后当政时期，充任左右羽林大将军的，都是其本家或亲信，羽林大将军的荣宠与地位非诸卫大将军所能比，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张柬之诛"二张"，逼武则天还政于唐也是争取到了羽林军的支持。景云元年（公元710　年）玄宗率万骑入北军，废杀韦后。在这一系列政变中，禁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唐初人们之所以愿意充任府兵，是由于任府兵后，出征打仗一旦立功，即可授以勋官，并按勋官的高低加授田地，还可以荫子孙入仕，免除赋役。到高宗时，这种勋官授得太多、太滥，官府不再依名兑现，立军功就不再有实际意义，加上到京师宿卫的府兵，往往被官宦人家役使如同僮仆，其社会地位一落千仗，况且兵役本来就是一次非常沉重的负担，要自备资装，还要耽误农时，这远远比一个普通百姓的负担要重得多，因此从高宗以后，人们渐渐都不愿充任府兵，力图逃避兵役。 　　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　年），命令从宿卫京师的府兵中挑选优秀者充任羽林飞骑等禁军。十年，张说又建议，官府出钱召募壮士充任宿卫，是为。。骑。第二年，又命尚书左丞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及白丁12　万，分隶十二卫，每卫万人，分为6　番，轮流上番服役。平时近营为堋，教阅习射，皆免征镇赋役，资粮由官府供应，这使宿卫京师的府兵也成了募兵。十六年，。。骑弩手并入左右羽林军飞骑，只存步兵、骑兵的弓箭手，其作用与地位大为降低，宿卫兵已禁军化了。至天宝八载（公元749　年），终于停止折冲府上下鱼书，从法令上正式停止其上番宿卫。宿卫之兵不再分番，而完全成了职业兵。 　　2。府兵征防任务的消失唐太宗时期，屡次用兵边地，征服了周边民族，所以居民化的府兵可以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动不经岁。但高宗、武后时，突厥再次复兴，契丹、奚等部族也不断南下扰边；青藏高原上吐蕃也开始兴盛，唐与吐蕃对峙。先前的府兵制是战争发生时，临时征集府兵，出征攻战，兵罢则散归原地。平时，仅有镇、戍、守提等不足10　万兵力分布于各地的交通要道、军事要塞。在新的边疆形势下，这种府兵制不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每次征战之后，都要留一部分军队镇守。这种情况早在太宗时就已出现，如平定高昌后，留兵1000　人镇守。高宗、武后时，为防御周边部族的侵扰，专门派驻军队，这种长期屯驻于边地的情况，是亦农亦兵的居民化府兵所无力承担的，它要求有职业兵来承担。于是，官府就出资召募军队，前去屯守，年限是2　年至4　年， 　　①　《新唐书》卷50《兵志》。 　　但是由于往返路程很远，允许士兵的家属同去，住于防地，士兵也可以长期屯戍，不必再定期更换。从军队的性质上说，他们已是职业兵。从征兵的方式上讲，他们是由官府出资雇佣的募兵，但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带有强制性。随着屯防军队的增加，唐廷又不断调整屯防部队，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严密的防御体系，这就是十大节度使的设置。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主要防御对象，同时又互相配合。这种召募而来的士兵不再被称作卫士或府兵，而被称作"健儿"或"长征健儿"。府兵征防的任务渐渐被"健儿"这种职业兵所取代。 　　总之，唐代府兵制的破坏，有其内在的原因，如自备资粮、社会地位等，但作为国家的强制力量，不可能因为这些内在因素而致使折冲府无兵可交，进而迫使朝廷停止其上番宿卫，而是还有一个外部原因，即新的边疆形势，使居民化的府兵不得不向职业兵转化，这才是府兵制破坏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武后时，地方上出现了团结兵制度。首先在河南、河北道实行，后又扩展到关内道，其大意是挑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任团结兵，免其征赋，平常要练习弓矢。到代宗时更明确地规定，春夏归农，秋冬集合，并由官府发给兵器、资粮。团结兵是地方兵，主要负责地方治安等事务。 　　十、唐朝的军事思想和著作（一）将帅用兵的特点及其军事思想1。唐太宗李世民（1）太宗的主要军事经历李世民（公元598～649）是唐第二代皇帝。高祖太原起兵后，率兵直取关中，李世民也随之开始了他辉煌的军事生涯。在唐的统一战争中，黄河流域进行的决定性战争，都是由他负责指挥的，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平定陇右，巩固关中根据地，是其第一大战。败刘武周，复代北，是其第二大战。太宗率兵东征王世充，占据河北的窦建德出兵救援，两支劲敌联合对抗唐军。战虎牢，下洛阳，为唐的统一奠定基础，是其第三大战。其后是决洛水，败刘黑闼。贞观年间，他主持了对突厥和对高丽的征伐。 　　（2）唐太宗的用兵特点从李世民指挥的几次主要战争中，可以分析出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些特点：第一，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优点和弱点，并能很好的加以利用。例如，他在西征仁果时，因唐军刚刚被仁果击败，士气诅丧，所以坚守不战。两军对峙十多天后，伺对方军粮将尽之时，方才决定决战。与窦建德的决战也是如此，其时唐军兵力不敌建德，在双方对阵决战时，世民按兵不动，对方因此轻视唐军，并已疲倦时，突然发起攻击。 　　为了能正确地掌握对方的情形，经常亲自出马，侦察敌情。他与世充邙山决战时，亲率几十名精骑，突入其阵，直冲其后，以此来侦察其军阵的厚薄、兵力的多少与强弱。 　　第二，从战争的全局出发，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来制定战略方针。在寻找战机、捕捉战机和创造战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并且具有冷静的策略头脑，能当机立断。 　　第三，善于选择战场，力争主动，在突击时能很好的选定主攻方向。当时战争大多是以阵地战为主，列阵的地形对双方至关重要，选择进可攻、退可守，并能有效地扼制对方的阵地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世民常常选择有利的战场后，坚壁以消耗敌人，给对方制造种种困难，待其军粮运输不济、士气低落时，相机出击。在出击时，也不平均使用兵力，而是以其精锐突击对方的薄弱部分，并以此为突破点，打乱对方的战阵，顺利击溃对方。虎牢之战，他从对方战阵中央突破，造成了对方大乱。番邑之战，当他发现东门宋老生军侧翼暴露时，就舍掉南门敌军而直冲东门宋军侧背，因而大胜。李世民曾经对其群下总结其战术特点时说："朕自兴兵，每执金鼓，必自指挥，习观其战，即知强弱。常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返击之，无不溃，多用此而制胜，思得其理深也。"①李世民的这一战术特点是与当时的作战方式密不可分的。第九章已讲到，当时两军作战，要先列阵。世民常常在双方交锋时，率数十骑精兵冲入对方阵中，横冲直撞，打乱其阵，为自己大军的全面击溃敌军提供条件。这种战术虽有奇效，但却十分危险。曾长期跟随李世民作战的淮阳王李道玄在将兵攻打刘黑闼时，就用此战术。但当他杀入敌阵时，因其副将没有马上指挥大军攻打敌阵而使道玄阵亡。 　　第四，重视乘胜追击，穷追猛打，不让失败的敌人获得喘息之机。柏壁之战，1　昼夜追击200　里，1　日8　战，2　日不食，3　日不解甲。 　　第五，善于运用自己的优良兵种--骑兵。在战事相持阶段，运用精骑来切断敌人的粮道；在主力决战当中，运用精骑突入敌阵或迂回敌后给予敌方以致命的打击；在敌方溃退当中，运用精骑的高速度来穷追猛打，力求全歼敌人。 　　2。李靖（1）李靖的生平李靖（公元570～649）是唐朝名将，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字药师，京兆三原人（今陕西三原北）。他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得到其舅父隋朝名将韩擒虎的赏识。隋末，任马邑郡（今山西朔且）丞，曾与李渊一起出塞，攻打突厥。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察觉出李渊有反隋的图谋，于是就想到江都向隋炀帝报告，但由于兵乱而未能抵达，而被阻于长安。当李渊攻克长安后，本欲杀死李靖，但李世民为之求情，所以李渊赦免了他，世民将他召入自己的幕府。 　　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他跟从世民东讨王世充，由于军功而被授予开府。在唐太宗经略东都的同时，唐廷派他率兵进攻占据荆州的萧铣。四年（公元621　年），李靖向唐高祖陈述进攻萧铣的十条策略，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行军总管，平定了萧铣，并任岭南道安抚大使，安抚岭南。六年（公元623　年）辅公祏在丹阳起兵，唐廷命李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帅率兵讨击。李靖率兵稳扎稳打，先破其阻击之兵，轻骑袭取丹阳，平定了辅公祏。七年（公元624　年）唐在蒋州（今江苏南京）设置东南道行台，李靖出任行台兵部尚书。行台撤销后，改任扬府大都督府长史，八年（公元625年）突厥南下攻掠太原时，李靖统领江淮兵1　万北上御敌，当时诸军皆不利，只有他一军独全。突厥退后，以李靖检校安州（今湖北安陆）大都督。唐高祖曾说"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盲，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①太宗即位后，前后任命李靖为刑部尚书、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任代州道行军总管，率骁骑3000　出击突厥。次年突袭定襄（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颉利逃遁，后被生擒，灭东突厥。唐太宗曾感叹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②李靖以功进封代国公，任尚书右仆射。九年（公元635　年），负足疾而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西征吐谷浑。还朝后，以足疾为由，请求退职，谢绝宾客。十一年（公元637　年）改封卫国公，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卒。 　　（2）李靖的用兵特点从李靖平定萧铣，攻打突厥、吐谷浑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可以略窥 　　①　《旧唐书》卷67《李靖传》。 　　②　《旧唐书》卷67《李靖传》其最主要的战略原则是稳扎稳打，不冒险躁进；在具体用兵时，却着意于"出其不意"。 　　在平定萧铣时，唐军结集于夔州，但正值秋水上涨，三峡一带危险万分，萧铣以为唐军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出兵三峡，唐军军将也大多主张待江水落下再进兵。但李靖却出其不意，乘险而出三峡，直逼江陵，萧铣进退失据，只得投降。贞观三年出击突厥，时突厥尚强，而李靖出其不意，直抵恶阳岭。突厥认为"唐兵若不倾国而来，靖岂敢孤军而至"，于是仓惶而逃。第二次出击，他利用唐使节前去慰抚，颉利可汗见使者而疏于防范之机，出其不意，大破颉利。 　　虽然李靖用兵多出其不意而制胜，但却不尚冒险，这在攻打辅公祏的战役中表现最为突出。其时诸将建议绕过公祏的阻击而直攻其老巢--丹阳，丹阳破，则诸军自溃。但李靖认为这样做万一唐兵不能很快攻克丹阳，则会陷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主张稳扎稳打，先破阻击之兵，再攻丹阳。虽然在攻打突厥时孤军直抵恶阳岭，但这是以一旦受击可全军而退为前提的，绝非冒险。 　　3。郭子仪、李光弼郭子仪和李光弼是在唐延平定安史之乱中成长起来的重要将领，在平叛中，两人互相配合，战功卓著，在用兵上也各具特色。 　　（1）郭子仪、李光弼小传郭子仪（公元697～781　年）是华州郑县人（今陕西华县），开元中中武举登第，之后曾历任诸军使。天宝十三载（公元754　年）任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十四载（公元755　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反唐后，为朔军节度使，率兵东征，出单于府，收静边军，并击败了攻打河曲的叛军，收复马邑，打开了东陉关。次年，他保荐朔方军将李光弼率兵出井陉，两军会合于常山（今河北定县），经略河北。 　　玄宗奔蜀，肃宗在灵武招集兵马，徐图恢复。郭子仪、李光弼奉命回师勤王，成为唐室兴复的两支最强的力量。十一月，郭子仪与回纥联合，平定了河曲（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巩固了朔方根据地。次年三月，子仪率军攻打河东郡，进击潼关，"自是潼、陕之间无复寇抄"。①至德二载（公元757　年）四月，被任命为关内、河东副元帅。九月，以天下兵马副元帅随元帅广平王李俶率军收复长安。安庆绪退守相州之后，子仪在东都经略河北。 　　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围攻相州安庆绪，官军溃败。宦官鱼朝恩趁机谮毁子仪，子仪被招回长安，以高官厚爵闲置之。以后，郭子仪曾在吐蕃入寇时被起用为关内、河东副元帅。由于他手握大兵，功高盖世，受到皇帝的猜忌，形势好转后，就再也未被委以重任。 　　李光弼（公元708～764　年）是营州柳城人（今辽宁朝阳），其祖先曾任契丹酋长。他少善骑射，起家为左卫郎，天宝初年升为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府、朔方都虞候。安禄山起兵叛乱，郭子仪举荐他为河东节度使，与郭子仪配合，攻打河北；潼关失守，他率兵返回太原固守。乾元元年又率兵南下， 　　①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与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攻相州。官军溃退后，代宗命李光弼代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入据洛阳。此后，主要由他指挥了平定史思明的第二次叛乱。 　　广德初，吐蕃入寇长安，代宗征召天下兵赴援，"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迁延不至，"①吐蕃退，任命他为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不听，镇守徐州。二年（公元764　年）死于徐州。 　　史书大多把郭子仪的闲置、李光弼的不入朝归于宦官鱼朝恩等的中伤、离间。其实，这是当时皇帝有鉴于安史叛乱而对握兵之将猜忌所致，宦官不过是秉承主意而已。在肃宗尚未收复两京时，就曾对李泌说："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②这已暴露出肃宗对功臣的猜忌，日后，郭子仪、李光弼会有如此结局就绝非偶然了。（2）郭子仪、李光弼的用兵特点郭子仪用兵，能够充分发挥诸将的积极性。在作战时，并不在具体细节上一一安排，而是让诸将随机应变。在收复两京后，他就因被猜忌而闲置，后期的平叛活动主要由李光弼主持。 　　李光弼治军严整，军纪严明，与郭子仪大为不同。河东兵崔众部为所欲为，屡次侮辱前任太原节度使。李光弼出任太原尹、北都留守后，崔部也归属光弼，但仍不以为意，当其到光弼处报到时，即被斩首，其军震慑，不敢再胡作非为。相州之战中，风沙突作，数步内不能分辨，唐军大溃，而独光弼军整众全军而归。 　　在两军作战时，光弼指挥若定，临阵有很周详、仔细的作战计划。各将目标明确，彼此配合应援。光弼本人则重在督战，极少亲入敌阵作殊死交锋，这与太宗截然不同。在河阳之战中当史思明派兵前来攻战时，光弼让李抱玉守卫南城2　天，若2　日内他不赶来救援，抱玉可弃城而去。他与叛军在北城决战时，根据对方各处力量的强弱，分派将官，并具数拨给骑兵。双方交锋后，他在其后督战，有人后退立斩无赦。由于各位将军攻取目标明确，又在他的督战下奋力冲击，终于大败史思明。 　　光弼用兵比较沉稳，绝少冒险。邙山之战，他布阵的原则是要进可攻，退可守；仆固怀恩由于不听命而被击溃。 　　在战略决策方面，光弼也比较审慎，既不不顾实情冒险决战，也不慑于敌人的一时强大而一味退却。史思明率军南下，汴州失守，光弼面临的形势非常危急，既不同意因"东京帝宅"而盲目拒守，也未因叛军势盛而弃地500里，而是客观地分析了双方情势，决定放弃东都一城，拒守河阳。 　　史臣裴泊在论及郭子仪、李光弼两人时说，子仪与光弼齐名，但子仪威略不及光弼，而宽厚得人则光弼不及子仪，①可谓中肯之言。 　　①　《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 　　②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正月。 　　①　参《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引史原裴泊曰。 　　（二）唐朝的军事著作1。《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讨论用兵之道的对话，分上、中、下3　卷，共98　次问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原书早已亡佚，唐人杜佑在写作《通典》一书援引的《李靖兵法》即为此书，《问对》一书是宋代人根据《通典》的引语附会增益而成的。今人吴如嵩、王显臣在《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则认为《李靖兵法》是对李靖所著有关军事的几部著作的泛称，《问对》实有其书，并非宋人伪托或附益而成者。但宋初在修《新唐书》时未见此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了李靖10　部兵书，亦无此书，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现即以《通典·兵典》所引《李靖兵法》为主，参照《问对》一书，予以介绍。 　　《通典·兵典》中的《李靖兵法》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引述的：选择（士卒）、立军（指战时的军队组织）、法制（军队要有严明的纪律）、杂教令（各种军队号令）、料敌制胜、间谍、敌退追奔、兵机务速、抽军（指撤退）、下营斥候并防押及分布阵、响导、先居要地及水草、审敌势破之、死地勿攻、总论其地形。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它主要讲的是两军交锋时的实用战术。下面就其最主要的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作战的战略、战术主要是由将帅作出的，战斗胜负与其决策的正误密切相关。将帅要先"察敌之强弱，断地之形势，观时之宜利，先胜而后战，"①不能盲目作战。怎样来判断对方虚实情况呢？李靖认为其"士马骁雄，示战以羸弱；阵伍齐肃，示我以不战；见小利佯为不敢争，伏奇兵故诱以奔北，。。恣行间谍；讬以忠告；或执使以相忿，或厚贿以相悦；移师则减■，合营则偃旗；智足以及谋，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军而不侵，以多击少，必取于晨朝，以寡击众必侯于日暮。如此则兵多诡伏，将有深谋，理须曲为防慎，不可失其规划。"在估量敌人的情况时，要与自己的情况相比照：将士哪方更和、兵械哪方更利、城池哪方更坚固、地形哪方更险要、军需供应哪方更丰足、哪方是以逸待劳等等。只有在分析清这些材料后方可用兵。如对方军士严整，军需充足，则自己要坚壁不战。这可以说是两军对垒时的作战原则。 　　在打败敌人后，不能贸然以全军追击，野战部队不得追击，而是要命驻军分出一部人去追击，骑兵队、辎重队都不得轻意出动。如果我军被敌包围，撤退时要全军一起突围撤退。如果在与敌对峙时撤军，则要一队一队撤，队与队相距百步；尚未撤退之军要严阵以待，防止敌人乘机袭击；撤走时要慢慢退去，步步为营。 　　在平时要积极训练，申明号令，练习阵法变化，这样才能有备无患，"虽敌人有雷电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①如果没有防备，在有战事时，士兵就会张惶失措，将帅就会指挥失灵，丧失战机，以至于全军败溃。所以，要想能及时地把握住战机，就要训练士卒，纪律严明，这样才可以不变应万变。地形在战斗中至为重要，"凡战之道，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 　　①　《通典》卷150《料敌制胜》。 　　①　《通典》卷154《兵机务速》。 　　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也，。。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②对双方都有利的地方，对方一定会来抢占，我方则让出其地而在周围设下埋伏，以伏击之。彼此都不利的地方，要佯装奔走而引诱对方，待其出兵至一半时，回军猛击。平坦之地要用骑兵，险隘之地则要派步兵前往。中间山谷，两边险要，山岗林立，则不易动用骑兵，而宜用弓弩等作战。芦苇深草之中，则宜用火攻。凡此等等，都是用兵将帅宜遵守的原则。 　　在《通典》所引《李靖兵法》中，多次提及"奇正"，这是指战阵及战机而言，但语焉不详，今本《问对》中却多所论述。唐时作战要先布阵，由前、后、左、右、中5　个小阵布成1　个大方阵，其中央为将帅的指挥位置，前后左右则为战斗部队的位置，它们之间应互相配合，依敌之形而变化阵式。与此相关，在应用兵力、指挥士兵上，也要依战势而变化。在作战中，他还一再提醒人们要注意主要问题。驻于本地谓之主，远来攻伐谓之客，主则占天时地利，可以逸待劳，客则不利。将帅要千方百计变客为主，以求制胜。2。《太白阴经》《太白阴经》，唐后期李荃著，全书共8　卷，分别从人谋、战具、阵图、祭文样书药方和杂占4　个方面加以论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书云："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①我们对照原著，认为四库提要的话是较为中肯的。 　　首先作者十分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士兵。他认为人无勇怯之别，"所谓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勇人使之以赏。刑能移人之性，赏能励人之心者，在乎刑赏之间"。②择将也非常重要，作者认为君主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否则，就会导致全军失败。作者已十分明确地意识到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他不再象一般腐儒只片面强调以德治理天下，"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③但用兵作战要以军需的充足供应为基础，这就要求国家富裕，蓄备丰赡，只有富于内而兵强于外，国家才能立足，所以，他认为在用兵打仗时要用"爵任"（指用爵位、官品鼓励人们去英勇作战），只有如此才可兵强，但一旦休兵息战，就要劝课农桑，发展生产，这样才可国富。上述这几个方面是战争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作者环环相扣，予以阐述，这是全书中最具理论色彩的论述，也为我们研究军事理论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在用兵作战时，他认为"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①他所谓的用计谋是指派奸细到敌国去任职，迷惑君主，使之耽于享乐，大兴土木，仓廪无蓄，忠臣箝口，小人当权，这样不只兵其国政治已陷敌，人心涣散，即可不用兵而灭之。这实际上是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具体化了。②　《通典》卷159　《总论地形》。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9。 　　②　《太白阴经》（四库全书本）卷1《人无勇篇》、《主有道德篇》。 　　③　《太白阴经》（四库全书本）卷1《人无勇篇》、《主有道德篇》。 　　①　《太白阴经》卷1《实有阴阳篇》。 　　虽然这种具体的作法有很大的局限，我们仍可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以此为原则，举一反三。在卷二的人谋中，具体讲到了作战的战术，比如，士卒的挑选、将领要有全盘的谋划、鼓励士兵、严格刑赏等等。以下就地势、作战、攻守3　个方面详加介绍。 　　作者认为作战时地势的选择非常重要，尤其在当时以列阵交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情况下，地势就更为重要。"善用兵者，高陵勿向，背丘勿迎"，是将领选择地势的一个总的原则。要争夺有利地势，地势不同，用以作战的方式也不同。要因地制宜，"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虽然有阵图，但"兵形象水，因地而制形，兵因反而战胜，能与敌变化而致胜者，谓之神"。②他把作战分作水上之战、山谷之战、势之战。水上之战，要等敌人刚渡河到一半时出兵攻打，这样，在水中的兵士没有斗志，而在后面岸上尚未下河的士兵又都不愿再下河作战，这样便可将其击溃。在山谷中作战，要尽先占据两边的高地，这样出没上下，敌人找不到自己，自己却可以随之出击。势之战是指自己占有优势，又有便利的地形，"以地强，以谋取。"要乘此势而一鼓作气，就可势如破竹，击败对方。在攻打城池时，要先断绝其外援的道路，先估计一下城中的人数及粮草蓄积，如果人多粮少，要围而不攻；如果人少粮多，则要全力攻打而不围城。在守城时，要把城中的壮勇之士分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老弱为一军，彼此配合作战，但又不让其相互见面，以免动摇军心。作者认为"善攻者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同时，作者还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只有提高警惕，积极备战，才可使战时不致慌乱而无战斗力，"不备不虞，不可以帅师，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①并分别就筑城、凿濠、弩石、烽熢、马铺土河、游奕、招平安、严警鼓角、定铺、夜号、响导、甘泉、迷途、搜山烧草、前茅后殿、釁鼓、屯田、人粮马料、军费等各个具体的方面进行阐述。 　　卷四"战具器"列出了各种战具：攻城具、守城具、水攻具、火攻具、济水、水战具等；在卷七、八中，罗列了一些军事文书的样式、药方（军中常见伤病）以及占卜等方面，对今天价值甚微。 　　②　《太白阴经》卷6《阵图》总序。 　　①　《太白阴经》卷4《预备》总序。 　　十一、五代十国的战争唐末的民众暴动，被镇压下去后，朝廷对藩镇也完全失控，藩镇拥兵自重，彼此攻伐，中原地相继出现了5　个朝代，割据西蜀、江南、河东的有10个政权，合称五代十国。五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是前蜀、吴、南唐、吴越、闵、楚、南汉、南平（荆南）和北汉。五代与十国大体并存，但其存在时间各有长短。 　　（一）梁唐争夺北方的战争1。朱全忠经略河南朱全忠和李克用都是在平定黄巢暴动中发展起来的。李克用占据太原，以河东为根据地，经营河北。河北的卢龙、成德等镇，怕李克用强大会对自己造成威胁，联兵攻打克用。朱全忠占有汴宋，其北的河北及河东都是当时的强藩，他利用了河北、河东间的矛盾，乘其相互牵制、无法南下之机，全力经略河南。 　　他经略河南遇到的第一个劲敌是蔡州刺史秦宗权。秦宗权四处攻掠，不仅威胁到朱全忠，而且威胁到河南以及江淮地区。天平节度使（治所在今山东东平）朱瑄即曾出兵救援朱温，共拒秦宗权。陈州刺史赵犨也曾自愿供应朱全忠军费以共同对付秦宗权。经过数年征战，终于在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大败秦宗权，迫使其放弃了河南之地，无力再北上争雄。 　　文德元年（公元888　年）朱全忠终于消灭了这一心腹之患。灭秦宗权后，朱全忠就出兵攻打徐州时溥。景福二年（公元893　年）四月，吞并了徐州之后，又于乾宋元年（公元897　年）消灭了天平节度使朱瑄及其弟兖州节度使朱瑾，基本上控制了黄河以南地区。 　　2。朱全忠与李克用争夺河北在朱全忠全力经营河南之时，李克用（公元856～908　年）也积极南向经营，主要目标是河中和河北。当时北方的各镇都依委于李克用与朱全忠之间，受克用威胁则求救于朱全忠，反之则求救于李克用。 　　李克用欲东出太行南下，就必须攻下磁州（今河北磁县）、洛州（今河北永年）。大顺元年（公元890　年），克用先后攻下磁州、洺州、邢州，河北诸镇出兵攻打克用后方，迫使其退兵。其时，朱全忠正攻伐徐州，上表朝廷，请求公开讨伐克用，于是，发生了汴宋与李克用的第一次潞州之战，唐廷也派军参与了这次征讨。 　　（1）潞州之战大顺元年（公元890　年）五月，当朝廷决定攻伐李克用时，李克用的潞州发生军乱，投靠朱全忠，克用派兵包围了潞州（今山西长治）。七月，朱全忠派其将葛从周率千余骑兵乘夜从壶关（今山西壶关）到了潞州，派李谠、李重胤、邓季筠率兵攻打守卫泽州（今山西晋城）的李罕之，又派张全义、朱友裕屯军于泽州之北，应援葛从周。九月，李克用派李存孝救援泽州，大败围攻泽州的朱全忠部，生擒其骁将邓季筠，李存孝乘胜攻打潞州，葛从周等弃潞州而遁，克用又控制了潞州。十一月，唐廷军队也大败而归。 　　这次攻讨克用，朝廷想依靠朱全忠和河北三镇的力量，但朱全忠正在经营徐州，未能全力北进；河北三镇也怕朱全忠灭克用后，自己就会首当其冲，所以当朱全忠借道魏博、成德北上时，为二镇所拒绝。 　　（2）李克用争幽州、朱全忠争魏博潞州之战后，朱全忠派兵攻打魏博。军队渡过黄河后，先后攻下了黎阳（今河南浚县）、临河（黎阳之北）、淇门（今河南淇县一带）、卫县（今淇县东）。次年（公元891　年）正月，朱全忠五战五捷，魏博大惧，节度使罗弘信遣使厚币请和，朱全忠命其属下停止焚掠，还其俘虏，退军于黄河边，从此，魏博再不敢与汴宋争锋。 　　当朱全忠攻讨郓兖朱瑄时，朱瑄求救于李克用，李克用于乾宁三年（公元896　年）闰正月派兵借道于魏博南下救援，朱全忠派人对魏博罗弘信说："克用志吞河朔，师还之日，贵道可忧"，①罗弘信鉴于幽州已被克用吞并，故派兵3　万乘夜偷袭李克用的军队，克用失利，退守洺州。 　　李克用既无法越过魏博攻打朱全忠，就致力于控制河北，屡次从泽潞出兵，攻打成德。幽州与成德结怨，成德投靠克用，对付幽州。克用应成德之邀，出兵幽州，在乾宁元年（公元894　年）平定了幽州，其地尽归克用。乾宁四年（公元897　年）八月，幽州守将刘仁恭起兵攻打李克用留守于幽州的军队，自树旗帜，克用率兵前去攻讨，被刘仁恭击溃。光化元年（公元898年）三月，刘仁恭派其子刘守文率兵偷袭沧州，攻占了沧州（今山东沧州东南）、景州、德州（今山东陵县），"仁恭兵势益盛，自谓得天助，有并吞河朔之志"。①朱全忠得知刘仁恭驱逐了李克用之军后，立即派人与仁恭修好，会合魏博军队攻打克用。朱全忠派兵先后攻克了克用占据的洺州（今河北邯郸北）、邢州（今河北邢台）、磁州（今河北磁县）。李克用派步骑3　万出青山（今河北邢台西北），欲收复太行山以东的这3　个州，但被朱全忠击退。二年（公元899　年）正月，刘仁恭发幽、沧等12　州兵共10　万人，南下兼并河朔。魏博罗绍威求救于朱全忠。朱全忠大败仁恭所部，并乘胜进击至永济渠。成德也乘机出兵，仁恭大败而归，从此一蹶不振。 　　三年（公元900　年）朱全忠派葛从周率兖、郓、滑、魏4　镇兵共十万多人攻打幽州刘仁恭。刘仁恭遣使卑辞厚礼求救于河东李克用，克用派周德威率骑兵5000　出黄泽，攻打邢、洺以救之，八月，克用攻克了洺州。朱全忠率军夺回洺州，并进攻成德，成德被迫款服。至此，河朔地区都归服于朱全忠。天复三年（公元903　年）朱全忠打败李茂贞后，将唐帝挟持到东都。开平元年（公元907　年）四月，朱全忠废黜唐帝，自立为帝，国号大梁。 　　3。第二次泽潞之战--河东李氏复振天祐三年（公元906　年）八月，朱全忠鉴于沧州为幽州刘仁恭所得，幽、沧两州首尾相应，威胁着魏博，而魏博牙兵被歼除后，力量一落千丈，基本上已成为朱全忠的附庸。所以他想先占沧州，再攻幽州，进而完全控制河北。 　　①　《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三年闰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261，光化元年三月。 　　九月，朱全忠从白马（今河南滑县南）北渡黄河，围攻沧州。刘仁恭发兵救援，但屡为朱全忠所败，求救于河东李克用。克用恨其反复无常，欲坐视不救，其子存勖认为应乘机出兵，攻伐朱全忠，振兴河东。李存勖是很有眼光的一个人，对形势的分析切中要害。如幽、沧刘仁恭再为朱全忠所并，则克用就更加势单力孤，也许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复振。所以，只有救援幽、沧，才有力量与朱全忠抗衡，才可乘机东山再起。李克用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出兵救援。并要求刘仁恭出兵，共同南攻潞州。仁恭立刻派其都指挥使李溥率兵3　万到晋阳，克用命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与之一同南下攻打潞州，以声援仁恭。 　　朱全忠得知李克用出兵攻打潞州后，立刻分兵数万，从河阳出兵救援，但潞州守将丁会已举州降于克用。开平元年（公元907　年）五月，他命康怀贞率兵8　万会同魏博兵攻打潞州，开始了潞州之战。六月，梁军进至潞州城下。李嗣昭据潞州自守，李克用派兵救援，并派兵攻打泽州，以分朱全忠围攻潞州之兵势。第二年（公元908　年）正月，李克用病死，其子幸存勖继立。对于潞州之围，李存勖认为："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且朱温所惮者独先王耳，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闲军旅，必有骄怠之心。若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①监军张承业赞成他挥兵南下的决策。于是，李存勖全军南下，乘梁军无备，大败之，梁军伤亡以万计，资粮器械委弃山积，败军从天井关遁归。 　　4。李存勖经略河北朱全忠建立后梁，势力强大，威胁到了河北诸镇，他们与河东李存勖联络，对抗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　年）十月，梁发兵屯于泽州，并派魏博兵3000　人占据深州，冀州、成德、义武也都先后派人求救于河东李存勖，并共推存勖为盟主，联合抗击后梁。存勖命周德威率军出井陉，屯军于赵州。十二月，梁命王景仁率兵4　万，屯于邢州、洺州，发生了柏乡之战。 　　（1）柏乡之战当王景仁进军至柏乡（今河南柏乡）时，成德王镕又向李存勖告急，存勖命李存审守晋阳。自己亲自率军从赞皇东下太行山，赶到赵州，与周德威会合后，向柏乡进军，扎营于距柏乡5　里的野河之北。 　　周德威向李存勖建议："贼势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李存勖说："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今压贼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存勖在屡战屡胜之后，有轻敌思想，想贸然决战。周德威向监军张承业建议："彼若造桥而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踰月，破之必矣。"①当时梁军闭垒不出战，正在修造浮桥，准备强渡野水，攻打存勖。存勖从俘虏口中得此信息，便依周德威计，率军退保高邑。 　　屯守柏乡的梁军缺少马料，士兵外出打草，存勖命游军抄略，并派骑兵绕梁军军营，使之无法获取马草，战马多被饿死。乾化元年（公元911　年） 　　①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四月。 　　①　《资治通鉴》卷267，开平四年十二月。 　　正月，周德威与史建瑭、李嗣源率精骑3000　到梁军营垒前骂阵，王景仁、韩勍率全军出战，德威且战且退，到了高邑之南。李存勖布阵于野河之上，梁军争相夺桥，强渡野河。成德、义武步兵抗击，已力不可拒，存勖立刻派李建及率兵救助。两军从巳时打到午时，未分胜负。梁军未能进食，士无斗志，王景仁后退，周德威乘机进击，列阵于东边的魏、滑军已先后撤，李嗣源率河东兵进至列阵于西边的汴宋兵前大声呼道："东阵已走，尔何久留。"梁军互相惊吓，大溃而去，李存璋率步兵进击，梁精兵伤亡殆尽，从野河到柏乡，僵尸蔽地。存勖军追击到柏乡，梁军已全部退去。李嗣源追击到邢州，河朔大震，深州、冀州的梁守军也弃城而去，存勖收兵屯于赵州。 　　柏乡失利后，梁命杨师厚为北面都招讨使，率兵屯于河阳，收集散兵。 　　存勖命周德威、史建瑭率骑兵3000　赴澶州、魏州，命李存璋率步兵攻打邢州，自己亲率大军继其后。梁派徐仁溥率兵1000　从西山夜入邢州，帮助王檀守城。二月，存勖攻打魏州，梁派李振、杜庭隐率兵1000　从杨刘渡河，走小道夜入魏州，助罗周翰守城。周德威率军从临清攻打贝州，攻克了夏津、高唐；攻打博州，攻克了东武、朝城；攻打澶州，刺史张可臻弃城逃走；攻黎阳，克临河、淇门，进逼卫州，掠新乡、共城。梁帝朱全忠率亲军屯于白司马阪以防御。 　　二年（公元912　年）五月，梁帝被郢王朱友珪杀死，三年均王友贞即梁帝位。 　　李存勖在柏乡之捷后，北归晋阳，经营幽州，灭卢龙刘守光。四年七月，存勖南下，与成德王镕、周德威会于赵州，南攻邢州，李嗣昭也率昭义兵会合。 　　（2）魏州之战贞明元年（公元915　年）三月，魏博杨师厚死，梁欲趁机将魏博分为两镇，并派刘。。率兵6　万自白马渡河，魏博军士向李存勖求援。存勖命李存审从赵州率兵进据临清，刘。。也进屯于洱水。存勖亲自率兵从黄泽岭东下，与存审会合。刘。。得知存勖率兵前来，就分万余人从洹水赴魏县（今河北大名），存勖率大军进屯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与刘。。沿河对阵。梁帝派王檀率兵屯于杨刘（今山东平阴一带），声援刘。。。六月，魏博迎李存勖进入魏州，又先后攻取了德州、澶州。 　　刘。。认为河东兵尽在魏州，晋阳一定空虚，便从黄泽（今河北峻极关以南，河北与山西交界处）西上偷袭晋阳。由于久雨，道路泥泞，行军迟缓。存勖得知此情，命李嗣恩先入晋阳报警，周德威从幽州率千骑救援。刘。。进至乐平（今山西昔阳），军粮已尽，又知晋阳有备，只得撤回。二年（公元916　年）二月，梁帝屡促刘。。与河东决战，刘。。闭垒不战。存勖乃留李存审守营，自至贝州犒军，声言欲归晋阳，刘。。决定袭击魏州。李存审见刘。。出军，便跟随其后，李存勖率兵从贝州赶来，李嗣源率魏州城内之兵出战，包围了刘。。。梁军四面受敌，全军大溃，刘。。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南渡黄河，退保滑州。 　　梁晋交战于河北之时，梁帝听从王檀的建议，派河中、陕、同、华诸镇兵3　万人出阴地关（今山西离石南），袭击晋阳。晋阳无备，城池几被攻陷，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急派500　骑赴援，内外合击，大破梁军。 　　三月，存勖攻克卫州、磁州。四月，又攻克洺州。八月，梁军弃相州而去，存勖招降邢州。九月，招降沧州、贝州。至此，黄河以北的州县大都为存勖所控制。此后，李存勖常常率兵南下攻梁。 　　5。李存勖南下灭梁贞明四年（公元918　年），存勖大军结集于魏州后，南下渡河，与梁军决战，梁军大败。五年，梁军攻讨李存勖守军，存勖发兵救援。六年，梁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攻占同州，存勖派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李存质率兵赴援。存审等渡过黄河，大败梁军。龙德元年（公元921　年），成德发生军乱，张文礼杀死节度使王镕，自为留后。其时存勖正与梁对峙。二年，梁军乘机攻取了卫州，又攻克淇门、共城、新乡，澶州之西，相州之南，重又为梁所占。 　　次年（公元923　年）四月，李存勖称帝，国号唐，改元同光，是为后唐庄宗。多年来，梁唐对峙于黄河一线，彼此攻战，各有胜负。梁固然已处劣势，但唐的形势也不乐观，泽潞久攻不克，北有契丹之威胁，南有黄河之阻挡，军粮供应不足，大臣多建议以黄河为界，各守疆界。郭崇韬认为："今已正尊号，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郓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尽有中原乎！臣恐将士解体，将来食尽众散，虽划河为境，谁为陛下守之？臣尝细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败之机决在今岁。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据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谓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复为备。。。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①李存勖听从郭崇韬的意见，亲率大军从杨刘渡河，打败了前来的梁军，生擒其主将王彦章。之后，直扑大梁。梁帝得知唐军正向大梁进发，惊慌失措，又无兵可用，只得自杀。唐军到大梁时，梁臣开门出降，梁朝所属节镇州县也纷纷向唐投降。灭梁后，李存勖将都城迁至洛阳。 　　①　《资治通鉴》卷272，同光元年九月。 　　（二）周世宗的统一战争1。统一战争前的形势（1）北汉的建立及南下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死后，隐帝退位。朝廷内部将相间矛盾重重，乾祐三年（公元950　年）冬隐帝刘承祐设计杀死了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人，并欲谋杀镇守于邺都的留守郭威。郭威率兵南下，攻入开封，隐帝被杀。广顺元年（公元951　年）正月，郭威自立为帝，建立后周。 　　河东节度使、后汉宗室刘崇得知郭威夺了后汉江山、自立为帝，也在晋阳称帝，国号为汉，史称北汉。由于北汉地瘠民贫，国力微弱，便北结契丹，奉其帝为叔皇帝，请辽出兵，助其南下攻打晋州，但北汉被击溃。 　　（2）高平之战显德元年（公元954　年）正月，周太祖郭威死，北汉帝请兵于契丹，欲乘北周国丧之机南下。二月，北汉帝率契丹骑兵万人、汉兵3　万从团柏南攻潞州。新即位的周世宗柴荣力驳众议，决定亲征。 　　三月，周世宗命天雄节度使符彦卿从磁州（今河北磁县）出兵，从后面袭击汉军；命河中节度使王彦超率兵从晋州东北出击，阻击汉军；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等率军直奔泽州。北汉帝刘崇不知周世宗亲征，绕过潞州继续南下。当其至高平时，与北周前锋兵相遇。 　　北汉帝命其中军在巴公原（今山西晋城巴公）列阵，命张元徽列阵于东，杨兖列阵于西，军容严整。周世宗命白重赞、李重进率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率骑居中央，与汉兵对阵。刘词所率后军尚未赶到，周军军心颇惧。 　　北汉帝见周军兵少，与诸将皆有轻敌之心，决定逆风而战。张元徽率千余骑兵攻打周右军，刚交战，樊爱能、何徽就率先带骑兵撤走，右军因此而全线崩溃。周世宗立刻率亲兵上前督战，奋力冲杀，汉军被击溃，张元徽战死。刘词所军赶到，顺风而战，北汉军大败，周军乘胜追至高平。汉军"僵尸满山谷，委弃御物及辎重、器械、杂畜不可胜纪"。①汉帝刘崇昼夜溃逃，回到晋阳。 　　高平之战结束后，周世宗严明军纪，杀了临阵逃走的樊爱能等大将，"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②高平之战，一方面肃清了军纪，加强了对军队的指挥和控制；同时，北汉受此打击后，不敢再轻意发兵南下，暂时解除了北周的北顾之忧。 　　（3）统一战争的战略高平之战后，世宗"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于是要求大臣上《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开边策》，准备内修政治，外务统一。比部郎中王朴的《开边策》成为北周以及宋初统一的战略："凡攻取之道，必先取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 　　①　《资治通鉴》卷291，显德元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291，显德元年三月。 　　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①王朴的战略原则是先易后难，即先取力量较弱的南方诸国，然后再回军取北方。在先易后难的战略原则指导下，首先要对付的就是"易中之难"--南唐。南唐是南方的大国，灭南唐则南方可轻易而取。而这一策略的关键是"扰"，即先扰而击之，这是由于面临着一个长江大堑，而江南又较北方富庶。王朴能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确定这一先易后难的战略，是很有眼光的。 　　2。攻取秦、凤四州显德二年（公元955　年），周世宗派向训率兵西取秦（今陕西秦安）、凤（今陕西凤县），后蜀见周军来攻，派人与北汉、南唐联络。蜀将李廷珪派其先锋都指挥使李进占据马岭寨，又派奇兵出斜谷，屯驻白润镇（在凤州境），并派兵出凤州之北的唐仓镇和黄花谷，以阻断周军粮道。周将王景也派其裨将张建雄率兵2000　到黄花，又派千人到唐仓，以截断蜀军归路。蜀将王峦率兵出唐仓，与周将张建雄战于黄花谷，蜀兵大败，伤亡3000　余人，马岭、白润的蜀兵也闻之溃败。李廷珪只得退保青泥岭，秦州、成州（今陕西成县）、阶州（今陕西武都）的守将都或降或逃，其地尽为北周所得。随后，又攻占了凤州。 　　3。攻打南唐（1）第一次南征显德二年（公元955　年）十一月，周世宗命李■等率兵攻伐南唐。南唐命刘彦贞率兵2　万到寿州（今安徽寿县）拒战，命皇甫晖率兵3　万屯于定远，应援刘彦贞。李■修建浮桥，从正阳（今安徽寿县西南）渡过淮河。次年正月，周世宗亲征，命李重进先赶到正阳增援李■，李■久攻寿州不下，而刘彦贞在救援寿州的同时，又派战船数百艘赶赴正阳，准备攻打周军的浮桥；李■怕浮桥被毁，后退无路，从寿州退兵，力保正阳浮桥。唐军得知周军退保正阳，就全军赴正阳，准备与周军决战。 　　李重进在渡过淮河以后，在正阳以东迎战刘彦贞部，彦贞被杀，唐军伤亡万余，退回寿州，应援彦贞的皇甫晖也退保清流关（今安徽滁县一带）。周世宗率大军屯于肥水（今西淝河）之北，命诸军围攻寿州，并将浮桥从正阳移到了下蔡镇（今安徽凤台，居寿州之北）。二月，世宗命其将赵匡胤突击清流关，皇甫晖退入滁州（今安徽滁县），赵匡胤率兵包围了滁州。皇甫晖率军出战，被周军击溃，赵匡胤攻占了滁州。 　　当世宗得知扬州守卫空虚时，便派韩令坤率兵袭取扬州，并攻克泰州（今 　　①　《资治通鉴》卷292，显德二年四月。 　　江苏泰州）。三月，周又陆续攻占了光州（今河南潢州）、舒州（今安徽潜山）、蕲州（今湖北蕲春）。 　　南唐组织反击，派齐王李景达率兵拒击周军，命边镐应援，并派潘承祐到泉、建等州召募军队。由于久攻寿州不克，天又久雨，周军营中水深数尺，攻城之具漂毁，士卒伤亡甚众，粮草也无法及时运到，周世宗决定沿淮水向东至濠州。其时，韩令坤在扬州城下大败唐军。李景达率兵2　万从瓜州（今江苏六合南）渡江，进至距六合20　余里处安营扎寨。数日后，向周军发起进攻，被赵匡胤击溃，伤亡近5000　余人。其余1　万多人在逃跑时溺死者甚众。至此，南唐精兵已伤亡殆尽。五月，周世宗留李重进等人围攻寿州，自己回到了大梁。 　　后唐得知世宗北归，开始反攻。六月，命朱元率兵收复了江北诸州，七月，舒州、蕲州、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地先后被唐收复；同时，扬州一带的周军也先后放弃扬州、滁州，退屯于寿春，准备合军全力攻克寿春。 　　（2）第二次南征四年（公元957　年）正月，唐将李景达从濠州派边镇、边镐、朱元率兵数万，溯淮水而上，救援寿春。世宗决定再次亲征。三月，进抵寿春城下，屯军于紫金山之南，命赵匡胤率军击溃了唐先锋，攻破了山北的一座营寨，截断了唐援军通往寿春城的甬道，使唐军首尾不能相顾。不久，唐将朱元由于受到猜忌和排挤，愤然降周，周世宗乘势进击紫金山的唐军，杀获万余人，生擒许文稹、边镐、杨守忠等大将。唐军沿淮水向东败走，周军也顺淮水追击，唐军伤亡及投降者近4　万多人。 　　周世宗命人夹淮水修建了两座城池，将下蔡的浮桥也移置于此2　城之间，驻军防守，扼制了濠州与寿州间救援之路。李景达见此不得不从濠州退回金陵。周世宗于四月退回大梁。 　　（3）第三次南征是年十月，世宗第三次南征。十一月，渡过淮水，攻袭濠州，占据了唐军在城外布置的营栅，大败前来救援的唐军，并乘胜攻占泗州。当世宗得知唐有大批战船停泊在淮水时，便率兵袭击，唐在淮水的战船皆为周军所毁。濠州守军见救援无望，投降了周军。周世宗率兵进至楚州城下，攻克其月城，同时命武守琦率骑兵数百赴扬州，刚进至高邮，唐军焚毁扬州城，驱百姓南渡长江。数日后，武守琦进占空城扬州，世宗又派兵袭取了泰州。 　　五年（公元958　年）正月，周军攻占海州，世宗在楚州西北的鹳水打通了通往长江的水路，攻克了静海军，进而打通了通往吴越的道路，随之，又克楚州。三月，世宗到达泰州。唐帝派人向周求和，答应取消帝号，称国主，并割让长江以北的地盘，划江而治。于是后周尽有江北14　州之地。四月，周世宗北归。 　　十二、结　语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并与突厥抗衡，改变了北朝一味奉迎的态度，但并未能完全控制突厥。炀帝时，大兴土木，屡屡用兵，致民于水火之中，终于导致了隋末民众大暴动，其中河北的窦建德、中原的翟让、李密（瓦岗军）、江淮的杜伏威等对隋朝打击最大。隋朝地方官吏也纷纷倒戈，镇守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乘机起兵，占据关中，并以此为根据地四出经营，终于消灭群雄，重新统一了中国。 　　唐统一中国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有利条件，几次出兵北上，攻伐突厥，终于彻底征服了突厥，奠定了唐作为东亚霸主的地位。之后又向东攻讨高丽、百济，向西经营西域，唐之文化亦因之而向四面扩散、传播，影响到周边如日本、朝鲜等国家的文化内涵，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仅有的几个大的文化、政治中心之一。 　　唐中期，边疆守将安禄山拥兵反叛，揭开了长达8　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的序幕。经过多年征战，唐廷终于将其势力遏制在河北地区（今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地区），他们与唐处于半割据状态。为此，唐廷不得不在其周围屯驻重兵，而这些藩镇又因其兵力强大而逐渐产生离心倾向，唐廷则以武力来加强控制，唐德宗、宪宗、武宗都曾用兵藩镇。 　　唐末社会危机重重，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民众暴动--黄巢起义。黄巢率兵南征北伐，彻底打乱了唐的统治秩序。虽然这次暴动被镇压下去了，但唐廷对地方也因之而完全失控，再次形成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后周世宗柴荣积极经营，欲统一中国，可惜英年早逝。其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弱周政权后，继续执行北周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终于在北宋初年统一了中原。 　　这一时期，虽然在战法和兵器上没有大的本质变化，但在战争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叱咤风云的将帅。他们以其谋略、胆识、魄力，通过战争影响了当时的政治，为历史的发展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 《中国全史》　044/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思想史 本卷提要 　　本卷在以往各类思想史的基础上，侧重考察了隋唐五代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思潮、时代心理以及各个学术流派、重要学术著述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所做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 　　重建一统的隋朝即已显露出这一时期思想演变的趋势。唐朝前期的思想发展具有极大的总结性和兼容性。在盛世过后的反思过程中，"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出现一次高峰，传统思想进一步被清理，先前各家学说对峙、论争的局面渐渐转而为吸收、融合的趋同气象。晚唐暨五代对自然、社会与人的认识，关于辩证思想的成就，都为斑烂的中古思想发展涂上了浓重的一笔。一、隋唐五代思想概述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出现全方位变异的时期，处于承上启下的转折地位。把握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脉络，上可探其发生之源，下能见其演进之流。 　　刚刚经历了两晋南北朝"华夷"、中外思想初步融合，重又进入统一的隋朝，思想领域已经显露出其后演变的趋势：儒学危机、天命论衰落、佛教复兴，出现儒、道、释"三教可一"的主张。 　　唐朝前期繁荣兴盛，呈现出开放、外向、自信、进取的时代风貌和社会心理。思想文化的发展，普遍富于兼容性和总结性。贞观君臣以古鉴今求"致治"，使这一传统思维方式大加发扬，把古代的鉴戒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汉唐之际经、史两大部类俱已成学，其思想发展在唐朝前期分别得到系统总结，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五经正义》和《史通》。西方世界传入中土的佛教思想，虽然遭到传统的儒学思想、道教思想的顽强抵制，但它仍然不时适应着政治斗争的需要，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各种碰撞中渐渐渗透到中华大地，生根、开花。佛教各宗派在唐朝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主张等，详述于宗教卷。 　　渔阳鼙鼓震惊了沉溺于"盛世"之中的整个社会，当人们清醒过来之后，普遍地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政治危机，导致"思想危机"，出现了所谓"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状况。 　　藩镇抗命、皇权跌落的现实，更是对官方统治思想的直接挑战！于是，思想领域的变异最先出现在作为官方思想基础的经学、儒学中。《春秋》新学兴起，产生出两个方面的影响。其"救弊"之旨，成为后世"托古改制"的思想先导；其"黜乱"之旨，又与先期道学彼此相通，成为经学向理学过渡的一个特殊环节。 　　唐政权由盛转衰，"言理（治）道者众"，纷纷为"救弊"求治寻找新的思想学说。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思想进一步被清理。已经衰落的天命论思想，在柳宗元、刘禹锡的论辩声中宣告终结。杜佑纂修《通典》，从"体制"变革中探"理道"，成为思想史上"非古是今"经世思想的第一个高峰。韩愈建起"道统"的体系，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唐政权走向败亡，但毕竟为已经衰微的官方儒学思想找到一条最佳出路，被其后的继之者发展成为理学。社会心理的巨大失落和官方思想的面临危机，使得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由向下层社会的渗透转而对"上流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以至出现"统合儒释"的呼声。不过，最终表现出来的却是偷偷的"援佛入儒"，并改变着传统的儒学，但在口头上则又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就整个思想领域而言，先前各家学说对峙、论争的局面已成为过去，呈现出一派彼此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同气象。 　　晚唐暨五代思想的发展，除了明显的时代特色外，颇有一些富于光彩的思想学说。鉴于宋代以来推崇中唐始成的"道统"思想，掩饰了这些学说的光亮。对此，本书作了一些新的发掘，以示不没其实。 　　在此前各思想史的基础上，侧重考察隋唐五代社会思潮、时代心理以及各重要学派、重要学术著述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所做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是编写本书的基本宗旨。基于这一考虑，形成上述总体认识，并确立起全书基本框架。 　　二、隋朝的思想发展隋朝是个时间短促的王朝，从公元581　年杨坚称帝，到公元618　年杨广被卫士缢死，只有37　年时间。然而，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400　年的长期分裂局面，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根据大一统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所建立的一些制度（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兵户编入民籍等）对唐朝乃至后世产生着影响，为大唐盛世的出现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著名儒学思想家王通的某些观点，被后继学者不断深化阐发，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思想潮流。 　　（一）思想领域的基本态势儒、佛、道三家思想存在着较大的对立和分岐，各家思想都试图取得独尊地位，压倒其它二家，倡三教合一的呼声还很微弱。隋官方的思想方针是，三教兼用，以儒为主。 　　1。儒、佛、道的对立在隋文帝、隋炀帝时均举行过儒道佛的辩论，由各方的有理论素养且又能言善辩者参加。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隋文帝召集儒、佛、道三方代表辩论《老子化胡经》之真伪。儒方代表是苏威等人，另外二方是僧人彦琮，道士张宾。《老子化胡经》系根据汉末流传的"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故事编成，据说最后成书于东晋道士王浮之手。道教徒以此经证明道教高于佛教，释迦佛为老子的徒弟。而佛教徒深感愤怒，一直要求官方下令查禁该经。双方的争辩当然是火药味十足的，而儒方与此辩题关系不大。僧人彦琮在辩论后仍深感不平，又作《辩教论》驳斥《老子化胡经》之伪。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在智藏寺又进行了一次三教公开辩论，这次是关于理论、教义的辩论。主持人是始平令杨宏，辩论的主角是道士余永通和僧人慧净。程序是，由一方先立一义（定个理论命题），由另一方进行诘难，然后往复问难，谁最终理屈词穷就是失败。辩论前，双方都想争取主动，争着先立义。慧净认为，在佛寺辩论，僧为主人，当先立义。杨宏未允许。于是道士余永通先立"义"，为稳操胜券，他搬出了老子《道德经》中开头对"道"的定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他大概是以为，用模糊语言形容朦胧神秘的"道"，对方是难以批驳的。然而，佛学注重逻辑思辨，因明学已成佛学中一专科学问，因此僧人言谈的逻辑性是较严密的。慧净马上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对方概念上的模糊处找漏洞，他反诘道："有物混成，为体一故混？为体异故混？若体一故混，正混之时，已自成一，则一非道生；若体异故混，未混之时，已自成二，则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请为稽疑。"4《道德经》在谈"道"生成之后，"道"又生万物，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僧人慧净则以上述说法前后矛盾而证明其谬，他巧妙地反问，有物混成，是什么在混？是一个本体在混，还是二个本体在混？若是一个本体在混，那么在将要混之前，它自己已成一，因此，一不是4　①此据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9　月版，第754-　755　页。道生。若是二个本体在混，那么未混之时，就已经是二，所以，二也不是由一所生。 　　隋代的三教辩论是真正唇枪舌剑激烈进行的，有时用语尖刻，冷嘲热讽，以让对方下不来台为快事。全不像中唐后的三教辩论那样心平气和，那样从容地讨论教义的异同。 　　儒学以阐发、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讲求忠君孝亲。而隋代的僧人尚未打算向儒家礼教妥协，仍很坚定地遵守佛教的不拜尊亲之规定。他们认为，出家人已超越世俗，不能向君王臣僚下拜。由于生死轮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不固定，因此出家人也不拜父母。儒者经常据此攻击僧人不讲忠孝，悖逆君亲。有时，皇帝也亲自出马，要求僧人服从礼教。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下诏说："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可是，僧人不执行此令。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僧、道在一次共同朝见炀帝时，道士下拜，而僧人直立不动。炀帝责问，条令已下许久，僧人为什么不向君王致敬？僧明瞻回答，陛下弘护三宝（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就应当顺从佛言，佛经中不令僧人拜俗，所以不敢违背教规。炀帝仍然坚持要僧人下拜，明瞻无奈，只好说：陛下如一定要僧人下拜，那么僧人要先脱法服（袈裟），再穿俗人衣服，然后下拜。炀帝一时语塞，此事不了了之。2。三教趋同观点的提出在历史上广为流传的《颜氏家训》，其作者颜之推在隋代为内史。他提出了三教趋同的观点，《颜氏家训》一书，就兼融了儒、佛、道思想。其中的《归心篇》认为儒、佛二教"本为一体"，佛教为内教，儒学为外教，在对于人的教化方面有不同的分工。佛教"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而儒学"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他认为，佛门"五戒"与儒家"五常"含义相符合，"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既然儒、佛义旨相通，那么世人对佛教的指责就是一种糊涂表现，"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颜之推甚至认为，在义理方面，佛教是有大大胜过儒学之处的，"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①。看来他确实对佛教思想有所了解，不是泛泛的无根之谈。他的上述说法是颇有见地的，他已看出儒学的短处所在，没有像佛教那样对人的心、性、欲、情等思维和感觉，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剖析。他所举出的几个佛理概念，认为圣王之道和儒学都不能企及，显然有借鉴吸取的必要。所谓"四尘"，指色、香、味、触。"五荫"，即五阴，五蕴，指色、受、想、行、识。所谓"六舟"，即"六波罗蜜多"，"六到彼岸"，指六种从此岸（生死）到达彼岸（涅槃）的方法或途径，有：布施（檀那），持戒（尸罗），忍（羼提），精进（毗梨耶），定（禅那），智慧（般若）。所谓"三驾"，即"三乘"，即引导众生达到解脱的三种方法或教说，不同佛教宗派有不同的解释，一般称"声闻乘"（以羊车喻），"缘觉乘"（以鹿车喻），"菩萨乘"（以牛车喻）。 　　①　《颜氏家训·归心篇》。 　　颜之推对佛教普度"群生"，教人"入善"的功能十分赞赏。后来儒学在唐代发展的事实，证明颜之推预见到了儒学将借鉴佛教心性理论以改造自身的思想潮流。 　　对于道教理论，颜之推认为其得仙之说不可信，再加上金玉、炉器的费用太昂贵，"益非贫士所办"。但他认为道教的养生说可以吸取，"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①。 　　隋代名儒王通也有三教可一的观点，我们要在本章第二部分讲到，此处省略。 　　3。官方的方针在结束中国的长期分裂战乱后，隋文帝杨坚是相当踌躇满志的。他又开始着手进行巩固隋王朝统治的工作。杨坚懂得，若要维持统一的大帝国长治久安，必须加强思想领域中的控制。 　　在儒、佛、道三家思想中，哪一家更适于作为第一位的统治思想呢？杨坚选择了儒学。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隋王朝刚刚诞生，文帝就下诏宣布官方思想方针，"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认为乱世之后首先要以儒家礼教来收束人心，使"家慕大道，人希至德"。《隋书·儒林传》也记述了文帝在隋初的重儒之举，"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文帝又颁诏书，重点在于进一步普及儒学，要求内外官吏和黎民百姓都要学习儒学，作为言行准则，彻底杜绝不轨不法行为。但隋文帝在晚年改变了重儒的方针，他精力衰退，进取心泯没，"不悦儒术，专尚刑名"，上行下效，"执政之徒"也"咸非笃好"儒学之士。隋文帝竟又走向废儒的极端，"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①。"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②隋炀帝即位后，对文帝晚年废儒之举有所纠正，《隋书·儒林传》序称炀帝"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炀帝刚刚即位，大概是由于靠弑父杀兄才谋得皇位，心里格外不踏实，于是愈加做出励精图治的样子。他重新推崇儒学，让儒者为长治久安出谋划策，"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刘炫、刘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先是隋文帝实行科举取士，接着隋炀帝又"建进士科"，以经取士，读儒经成为普通读书人跻身于统治阶层的阶梯。科举制的创立，为儒学最终牢固确立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科举取士是选拔各级官员的最主要途径，从上到下一系列科举考试，考核的是儒经，而不是佛教、道教之书。这样，选拔出的儒生又居于各地、各级官位上，保证了儒学成为居第一位的统治思想。 　　①　《颜氏家训·养生篇》。 　　①　《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 　　②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炀帝进一步提高孔圣人的地位，加封孔子后裔，隋文帝封"孔子后为邹国公"，炀帝"改封为绍圣侯"。炀帝扩大内廷讲论儒经的规模，"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精于儒学"三礼"的江南儒生褚辉，在公开讲论时，"博辩，无能屈者"，被擢为太学博士。炀帝在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下诏宣称儒家礼义是做人的根本，"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他还认为，光在上层提倡儒学还不行，还需加强对民间的引导，于是遣使去各地推广儒学礼教，优奖孝悌之人，旌表义夫节妇。炀帝一再宣称，君民建国，以儒教为先，去浮伪之世风，从今做起。但是，当炀帝以为自己的根基已牢之后，仗恃天下富足，就开始倒行逆施起来，"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这种社会局面给儒学带来严重损害，"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指儒者），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寇之心，相与陷于不义"①。隋末的黑暗政治和社会动乱，使儒学大伤元气。因此后来唐初又花大气力进行了儒学复兴工作。 　　隋统治者在尊奉儒学的同时，对佛教、道教也积极扶持和利用。隋文帝、隋炀帝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倾向性，既不坚持崇佛抑道，也不坚持崇道抑佛。尽管有时对二教的政策有些调整，但文帝、炀帝始终都把二教看成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如果某一教有脱离控制的苗头，则马上采取制约措施。以往有的学者在研究隋代道教时，则说文、炀二帝崇道；另外有学者在研究隋代佛教时，则称文、炀二帝崇佛。其实，二帝均是根据自己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而侧重利用某一教，并无重此轻彼之意。 　　隋文帝杨坚出生在般若寺，有尼姑智仙称此儿有异相，不可养于俗世，于是杨坚在寺院被尼姑养到13　岁才还家。尼姑预言杨坚为"天佛所祐"，"晚得天下"②。有此一段因缘，杨坚即位后除大建寺塔，广度僧尼外，还下诏整理佛经，辨别良莠真伪，又令各地由官方出资抄写佛经置于佛寺，另又抄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③他利用佛教为自己罩上灵光，下敕称："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①在佛教拥有广大信徒的情况下，连皇帝也愿从佛那里获得一份在位的合法性。 　　杨坚篡周自立，得到道士的大力协助。北周末年，杨坚执掌大权，欲以禅代方式当皇帝，急需"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焦子顺得此信息，马上宣扬杨坚非人臣相，有符命在身，及时为废周建隋造了舆论。杨坚"受禅"后，让张宾当华州刺史，让焦子顺在皇宫附近建五通观。把开国年号定为"开皇"，出自道典。又下令重修道观，增度道士，并亲幸道场②。杨坚在位期间，道观和道士在数量上有所增加。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　年），隋文帝下诏重申对佛教、道教的崇信和保护，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并生养万物， 　　①　《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 　　②　见《隋书》卷一《高祖纪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 　　③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 　　①　法琳《辩正论》卷三。 　　②　《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第351　页。 　　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③炀帝杨广在开皇年间曾为扬州总管，请名僧智f　为自己授"菩萨戒"，得法号"总持菩萨"。不久，杨广又写《宝台经藏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杨广"云云。杨广即位后，广造佛寺，治佛经，铸佛像，度尼僧。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下《行道、度僧天下敕》，开首即自称"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 　　炀帝对于道教也同样很崇信，早年镇扬州时，亲修书一封恳请道士徐则出山辅佐自己。即位后与道士多有往来，当与著名道士王远知"见于临朔宫，炀帝亲执弟子之礼，敕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④。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炀帝迷信道教长生不死之说，不惜花费巨万，役使千人，大起道观，让道士为自己炼金丹。炀帝"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冠，道姑）自随，谓之'四道场'"①。以上大略可见隋帝对佛、道之态度。③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④　《旧唐书》卷一九二《王远知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大业六年正月。 　　（二）王通的思想1。生平和著作王通（公元584-617　年），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两《唐书》称他为隋代的"名儒"、"大儒"。 　　王通的家庭有仕宦和儒学传统，父王隆在隋初为国子博士，向隋文帝上奏《兴衰要论》，"言六代之得失"，得到赞许。王通受家庭影响，精研儒学，立志在政治上、学术上都有作为。他并不死读书，18　岁开始到处游历求学，《文中子世家》称其耽于学问，"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他参加科考，考中"秀才高第"。仁寿三年（公元603　年），王通向隋文帝上奏"太平十二策"，即促使天下太平的十二条建议。文帝很欣赏，让臣下讨论，然而臣子们却不高兴，态度不积极。于是王通未获重用，只是被派往偏僻的西南，任蜀郡（今四川）司户书佐，蜀王侍读。隋末，天下将乱，王通归乡著述讲学。他认为天下多事是由于"圣人之道不行"，因此决心宏扬儒学，明周、孔之道。他先用九年时间打下聚徒讲学的基础，即对儒家《六经》细细钻研，并作《续六经》。他说："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之乎！"②这显示出他重振儒学的气魄和信念。他在河汾之间收徒讲学，弟子达数百以上，也颇名重一时。时称"河汾门下"，也有人誉王通为当世孔子，称其为"王孔子"，或誉为"河汾道统"。弟子中有唐初若干名人，如薛收、温彦博、杜淹等。但王通的亲属后人在《中说》中加入不少虚浮自炫之辞，将唐初名相、名将多说成是王通弟子，如房玄龄、魏征、陈叔达、杜如晦、李靖、王珪，这反而导致后世有人怀疑《中说》为伪书。 　　王通讲学时间并不长，于34　岁就去世了，弟子们私谥老师为"文中子"。其主要著作为《续六经》，或称《王氏六经》，其中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论》、《易赞》、《元经》共六种，均已失传。后人据以探讨王通思想的著作为《中说》，或称《文中子》，非王通自著。其成书方式类似《论语》，系弟子和家人记王通言行，汇编而成，基本反映了王通的思想。 　　学术界对王通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较薄弱的，自尹协理、魏明的专著《王通论》①于1984　年出版后，改变了这种局面。近年来，重视王通思想研究的当代学者渐有增加，对王通思想的价值和历史意义逐步有了较深入的认识。2。明王道王通深切感到，统一的王朝需要有一种统一的思想，自然是儒家思想最适宜充当这一角色。然而，在佛教、道教蓬勃发展、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下，儒学则衰微不振。他决心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被动局面。《魏相》篇载，王通以《周礼》为王道的最高准则，"子居家，不暂舍《周礼》。门人问子，子曰：'先师以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通也，宗周之②　《中说·王道》。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12　月第1　版。 　　介子，敢忘其礼乎？"那么，什么是"明"呢？该篇又说："不杂学，故明。"即，明王道就是要阐发儒学经典，以《周礼》为核心，不要杂学。 　　王道要靠人去宏扬，而人在于教化，王通从历史中总结出这一观点。他说："'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耳。昔舜禹继轨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诈，成汤放桀而天下平，殷纣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厉散，文景宁而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复，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诗》、《书》、《礼》、《乐》复何为哉？"①太古的圣王之道是可以在后世复兴的，因为先王之化借助于儒家经典传留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那儒家经典还有什么用处呢？ 　　在《王道》篇，王通认为孔圣人借助于《尚书》、《诗经》、《春秋》而讲述历史，传达长治久安之理，并且三部经典各有侧重。他说："昔圣人述史有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这表明，不能仅仅从抽象理论中理解王道，王道最真切生动地体现在历史活动中，要在对历史的"索"、"究"、"考"中，获知帝王之制，兴衰之由，邪正之迹。 　　所谓"王道"，是与"霸道"对称的。主要指"以德服人"，实行仁政。王通在隋末重倡"王道"，是有针对性的。他指出，王道已丧失很久了，"上失其道，民散久矣"②。他对于两汉还是较为肯定的，但对于魏晋以来的政治则大为不满。对于数百年分裂局面下统治者恃力施暴和隋朝愈来愈严重的暴政，王通以古今对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愤慨之情。他说："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①这种对当世暴政的批判是尖锐激烈的，统治者的做法恰恰与他们应该做的相反。上述几条简洁的对比，形象勾勒出现世统治者的残暴、自私、专横的嘴脸。"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②白白吃饭的官到处都是，王道从哪里能够兴起呢？ 　　王通从现实的弊病中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光恢复古代王道是不行的，暴政的古今表现不一样，针对暴政的王道也要有所发展。因此，他著《续六经》是要对古之王道予以继承和发展。"贾琼请《六经》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坠也。"③他又说："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王通表示，自己是孔子的继承人，"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④。 　　王通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勤于著述，阐发王道，未必能用于当世。但他放眼于后世，认为后世总会有人实行的，"丰年"总会到来。"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 　　①　《中说·立命》。 　　②　《中说·事君》。 　　①　均见《中说·事君》。 　　②　《中说·王道》。 　　③　《中说·周公》。 　　④　《中说·天地》。 　　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衮，则有丰年。"⑤他的这种以明王道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要实行王道，当然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但最核心的一条，统治者要"无私"，"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①这可以说是指出了要害问题。 　　3。三教可一王通所处时代，正是儒、佛、道相互争长之时，三者间对立情绪较大。 　　王通则主张调合三教的分歧，认为它们应停止相互攻击，"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②三教的激烈攻贬对政治是很有害的。王通虽为"名儒"，但却没有固持唯儒独尊的门户之见。他以较平和的心态肯定各教均有善有弊，应该像司马谈善于分析诸子各家长短那样，知其弊，通其变，"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③因此他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④即三教可以相互取长补短，逐步走向合流。 　　对于道教，他认为其追求长生而不顾仁义孝悌，是一种贪婪的表现。"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⑤对于佛教，他肯定佛是圣人，但又认为佛教属"西方之教"，到中国则不完全适应，显然需要改造。 　　他指出，不能把前代一些亡国的责任推给儒、佛、道三教，"《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①这是很有见地的，三教都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工具，起到教化和维护统治作用，但却没有必然亡国的性质。关键在于人的掌握上。 　　那么能否干脆废除佛、道二教，只保留儒学呢？王通认为这个简单化的作法行不通，前人早已实行过，但是失败了，"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②。"太平真君"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年号，"建德"系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这二个皇帝都曾采取暴力强硬手段灭佛，但并不能禁绝佛教徒心中的信仰，同时，僧人所受到的迫害以及一些僧人舍身护法之举，反而博得更多人对佛教的同情乃至崇信。在灭佛的皇帝死后，佛教就以空前的气势卷土重来，出现一个发展的新高潮。所以，实践证明，用暴力强制手段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结果适得其反。 　　⑤　《中说·关朗》。 　　①　《中说·魏相》。 　　②　《中说·问易》。 　　③　《中说·周公》。 　　④　《中说·问易》。 　　⑤　《中说·礼乐》。 　　①　《中说·周公》。 　　②　《中说·问易》。 　　三、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我们民族有一种最富传统性，又极为普遍的思维方式，即从"往事"中为"现世"寻找各式各样的依据或说法，通常叫做"以古鉴今"。这一思维方式，伴随着一朝一代的盛衰兴亡，越来越加发展。在唐初，取鉴思想得以充分发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将这一思维方式的政治功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贞观君臣"以古鉴今"的意识贞观年间，太宗君臣为求"致治"，议政之隙，经常讨论历代治乱兴亡的得失，"以古为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极大地推进了鉴戒思想的新发展。 　　1。太宗"以古为镜" 　　唐太宗总结自己在位期间"勤行三事"，说到的第一事便是"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①。他在临终的前一年，为皇太子留下一部"帝王之大纲"--《帝范》，专门阐述帝王为政之道。其序强调："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②史籍中关于太宗与大臣"共观经史"、同议历代兴亡的记载，大都有"终及日昃"或"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情形。若独自观经读史，更是"披览忘倦，每达宵分"了。概括而言，太宗与参预中枢决策的"侍臣"所论，多为"前王得失"。其中，尤重汉文帝之"得"和秦、隋之"失"。对于地方军事长官，太宗同样要求他们读史，但侧重点却不在"前王得失"。贞观三年，太宗奖励凉州都督李大亮敢于直谏，赐荀悦《汉纪》一部，称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要其"宜加寻阅"①。至于太宗为新修《晋书》帝纪撰写史论，谁都明白那是在告诫皇太子记取西晋"居治而忘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的教训，警告唐室功臣不要有亏"贞臣之体"，"见嗤后代"。 　　从贞观年间勤政的实践看，唐太宗的确不愧为历史上最重视"以古为镜"的帝王。"以古为镜"这一传统思维方式，适应着太宗君臣议政论史的需要，得到了充分展示其效用的机会。于是，朝廷上下、朝野内外，人们无不以这一方式观察、处理周围的事物。在这种思维带动下，贞观年间出现了两件影响久远的文化事业，一是大规模整理古籍，确定了古籍分类的基本门类；二是大规模修撰史书，开创了官修史书的基本格局。 　　2。古籍皆"为治之具" 　　"以古为镜"的思维使贞观君臣对于古籍形成一个重要认识：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fǔfú，音辅服），皆为治 　　①　《贞观政要》卷六《杜谗邪》。 　　①　《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 　　之具也。②由此出发，为实现"致治"，唐初花大力气，前后历时10　余年，对"为治之具"的历代图籍，进行了系统整理。 　　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攻占洛阳。隋朝在东都的藏书和目录，都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遗憾的是，在水运赴长安时，经黄河砥柱覆舟，图书损失十之八九，目录亦被河水"渐濡，时有残缺"。这时，在长安嘉则殿的隋朝藏书有8　万多卷，加上从东都水运残存的8000多卷，就是唐朝所得隋皇室藏书的总数。至贞观三年（629　年），太宗以魏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为副相。秘书监是秘书省长官，总管国家经籍、图书。用副相掌管国家经籍，足见太宗对前代图书的重视程度，反映着他"以古为镜"的思维特点。 　　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请学者校定。"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①。经过系统整理，形成颇具影响的《隋经籍志》4　卷，时为贞观十年（636　年）上半年。高宗时，录入《五代史志》，后编入《隋书》，始称《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4　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其一，依隋朝《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就是说，以隋朝的现实藏书为主要内容，其"删去附入"的标准是看有无"益教理者"，带有鲜明的寻找借鉴的意识。至于隋朝已亡而南北朝尚存之书，则以"梁有。。今亡"的小注标明，仍然可以了解隋朝以前图书传流的情况。其二，在编排上，采取"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的办法，"各列本条之下"，也即按类编制。内容"疏远"者则"离"为不同的类别，内容"近密"者则"合"编在一起，然后对同一内容或同一体例的图书进行简要概括，叙其沿革、变化，指出每个部类与学术史的关系。其三，在分类上，将全部图书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每一部类之下又分若干类。这一分类法，基本上被沿袭了千年之久。其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迄今仍为我们编排古籍所遵循。 　　魏征主持古籍整理的另一成就，是《群书治要》的汇辑完成。太宗因"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命魏征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编选一部"有关政术、存乎劝戒"的选本。贞观五年（631　年）九月，编辑完成，总共50　卷。太宗称赞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①。同时，赐诸王各一部。史家多称："古籍之精华，略尽于此。"所采录各书，皆为唐初善本，与后世刊本不同。如其所录桓谭《新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只能借此知其梗概。 　　3。修史以"览前王得失" 　　唐太宗的另一个思路，鉴于秦始皇"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而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 　　①　《全唐文》卷九唐太宗《答魏征上群书理要手诏》。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②。在这一思路引导下，贞观三年年底，太宗"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③，即唐朝以前5个朝代的历史。同时，组织起一个阵容极强的修撰班子，明确分工和职责：秘书丞令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征"总监"诸史，令孤德棻"总知类会"诸史。 　　这次修史与以往情况大不一样，首先是有一个专设的修史机构--秘书内省；同时又有房玄龄、魏征正、副宰相"总监"，并由魏征"总加撰定"，对梁、陈、齐史"各为总论"；其三，还有令孤德棻"总知类会"，负责体例，协调各史内容；四是发挥有家学传统的姚思廉、李百药的作用，使其完成继承先志的续作。这是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不仅保证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顺利修撰，而且为后世官修纪传体前代史树立了榜样。 　　其中，梁、陈二史，是姚思廉在其父姚察旧作基础上续补而成；齐史，是李百药承其父李德林未竟之业续成；周史，始终其业的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主要撰写史论，崔仁师仅为"佐修"。隋史，则由魏征主持，经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大手笔与修史学士敬播、李延寿、赵弘智等共同撰写，再由魏征"损益"、"撰定"，并为序14　篇、论53　则。 　　至贞观十年（636　年），《梁书》56　卷、《陈书》36　卷、《北齐书》50卷、《周书》50　卷、《隋书》55　卷全部修成上奏，统称"五代史"。"废秘书内省"，解散修史班子。过了5　年，太宗又下诏修《五代史志》，即为上述五史补修典志方面的内容。历时15　年，到高宗时才完成。 　　如果说整理古籍、修五代史是太宗用来作"在身之龟镜"的话，那么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新修成《晋书》则不再是太宗为自己作鉴戒，而如前面所说，是在为皇太子和唐室功臣树起一面镜子。同样是"以古为镜"、"以古鉴今"，但其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对象，决定了其效应的巨大差异。自觉总结"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使太宗君臣开创出"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用以告诫他人、为别人树立"镜子"，多是出于担扰，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高宗初年的所谓"永徽之治"，背后不正是"元舅弄权"吗？再后，更出现了武周革命，恰恰是太宗最担心的情景！ 　　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不能笼统地说源于贞观年间"以古为镜"、"以古鉴今"的思维方式，只能说是存在于自觉"以前王得失，为在身龟镜"之中，这是一定要区分清楚的！ 　　②　《册府元龟》卷五五四《恩奖》。 　　③　《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前代史》。 　　（二）注重"人事"的"取鉴于亡国" 　　在太宗君臣观经读史、议政论古和贞观年间修撰史书、整理经籍的过程中，形成"取鉴于亡国"与"取鉴乎哲人"的系统思想，推进着鉴戒思想的更大发展。 　　1。"取鉴于亡国"思想的演进"取鉴于亡国"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春秋》虽存劝戒，并非"自镜"。司马迁提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①，但这不是《史记》的中心议题。 　　汉唐之际，"取鉴于亡国"的思想有着阶段性的发展。汉初，政论家大都注意秦朝的为政得失，尤为重视其二世而亡的教训，如陆贾曾"著秦所以失天下"。贾谊的《过秦论》，更是传之后世的名篇。但是，这时的"取鉴于亡国"的思想尚未受到真正的重视，也还没有同系统编写历史结合在一起。东汉末年，荀悦明确地提出："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②同时，又著有《汉纪》一书记述西汉"明主贤臣"的"规模法则，得失之轨"。鉴戒思想在这里被推进了一步。唐太宗赐《汉纪》给凉州都督李大亮，显然包含其对该书"取鉴"思想的认同。至于他在魏征去世后临朝对侍臣所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①，无疑是荀悦"君子有三鉴"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待到贞观十一年（637　年），供太宗"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自身之龟镜"的《隋书》等五代史已经完成之后，主持修史的权威人物魏征作出系统总结：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 　　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②从前朝"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本朝的"安"、"治"、"存"，这不仅高度概括了如何从亡国取鉴，以求致治的思想，还将修史、取鉴、求治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2。取"亡国之君"为戒贞观君臣既已自觉将取鉴与求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着眼点必然在"人事"而不信"天命"，尤其注重亡国之君的作为。 　　天人关系问题，在中唐以前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贞观年间的大臣和史家中，认识也不完全相同。例如，房玄龄在回答"帝王之兴有天命"的问题时，明确表示："王者，必有天命。"③李百药在《北齐书》中，则表现了较为明显的二元论看法。但是，在太宗尤其是魏征的意识中，考察前 　　①　《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②　《申鉴》卷四《杂言上》。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 　　②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 　　代治乱兴衰的原因，并不认为有什么"天命"可言。 　　纵观太宗言论，很少涉及"天命"这个问题。贞观六年，臣下以祥瑞为美事，颇有表贺庆，太宗表示："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①同时，对隋文帝命王劭在朝堂上读其《皇隋感瑞经》，表示"实以为可笑"。至于隋炀帝丧身灭国，太宗虽然也表示了"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的意思，但他强调的却是"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②，仍然不忘君臣的作为。 　　魏征在"总加撰定"五代史时，则完全着眼于从"人事"上"取鉴于亡国"。在《隋书》中，对于隋灭陈的分析，他这样写道："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兴废；考诸人谋，实二臣之力。"③这里的"天道"与"时"相联，是指"天时"，即客观形势。就是说，隋文帝统一南北，一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二是韩擒虎、贺若弼等人的主观努力。书中论述隋炀帝亡国，更是以大量事实来证明"吉凶由人"。不信"天命"，自然厌弃"鬼怪"，反对"妖讹"、"符瑞"入史。书中《艺术传》叙"玄妙"、记"迂怪"，目的在于"明乎劝戒"，揭露"变乱阴阳"、"假托神怪"者的实质是要"曲成君欲"、"荧惑民心"。针对李百药的二元论思想，魏征在《北齐书》帝纪最后加写了一段总论。其中特别指出："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最后断言：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①由于太宗是为"在身"寻找"龟镜"，所以"取鉴"的对象自然集中在"前王"身上。其所谓"人事"，则主要指亡国之君的作为。 　　贞观六年，君臣议论"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的问题。太宗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②"人推"与"人弃"，显然是完全着眼于"人事"决定兴废。而关键在于天子是"有道"还是"无道"，使其深感"可畏"的是"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因此，在贞观君臣的鉴戒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颇具辩证特色的内容--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生怕做出"无道"之事，被人"弃而不用"。一次，太宗论及秦朝兴衰，说："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③魏征在修史的过程中，着重分析、对照了秦、隋这两个二世而亡的典型：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并得出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④ 　　①　《贞观政要》卷十《灾祥》。 　　②　《贞观政要》卷十《行幸》。 　　③　《隋书》卷五十二"史臣曰"。 　　①　《北齐书》卷八"郑文贞公魏征总而论之曰"。 　　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③　《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④　《隋书》卷七十"史臣曰"。 　　这是以历史长河进行对比，找出二世而亡的教训。进而，对比隋文帝前后不同时期的政治状况，认为其晚年的作为已经产生出严重的后果，以致他刚刚一死就衰象毕露，即"坟土未干，子孙继蹱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最后，魏征这样总结隋朝的衰亡过程：迹其衰迨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这是一种"见盛观衰"的史笔，表现出辩证的思想方法和事物向反面转化的认识，目的自然是用以"戒"王者"居安忘危、处治忘乱"了。 　　3。"取鉴"的基本特色太宗君臣"取鉴于亡国"，从典型的亡国之君的作为得失中，总结出以下一些颇具特色的基本认识。 　　其一，重视民心向背对历史的影响。 　　太宗曾对侍臣说："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他看到天下百姓不为隋亡而哀，表明民众对于隋主的厌弃。而当自己即位后，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措施，尽管饥馑，"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②。这又使太宗看到民心向唐的趋势。这样对照，较比"载舟覆舟"的说法，更富于时代感。 　　《隋书》中考察文帝开基、炀帝丧国的原因，与上述太宗的思路如出一辙，认为文帝、炀帝二人"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文帝虽然"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但其出发点是，"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而炀帝却反其道而行之，"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比较而言，文帝"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炀帝之世，尽管土地、人口、甲兵、仓廪都盛于文帝之时，但其作为却"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①。 　　其二，注意民生枯荣与治乱兴亡的关系。 　　一次在读过周、齐史后，太宗对魏征说："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 　　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又有一次说到隋亡，太宗认为："炀帝恃此富强，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②在《隋书》的编纂中，魏征等注意揭露炀帝"虐用其民"导致经济崩溃、政权覆亡的史实。书中不厌其详地实录了每次较大规模的徭役、兵役，对其动用的民力情况、死伤数字等，记述之详尽，在官修史书中并不多见。同时，反复披露"六军不息，百役繁兴"所造成的恶果："居者失业，人饥相食"，"流离道路，转死沟壑"，以至"相聚萑蒲，蝟毛而起"，"人自为战，众怒难犯"③。书修成之后，魏征专有一段总结性的言论：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 　　①　《隋书》卷二"史臣曰"。 　　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①　《隋书》卷七十"史臣曰"。 　　②　《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 　　③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④这已成为当时论"守成之难"的共识。 　　其三，强调君臣共理，以成治道。 　　隋炀帝"性不欲人谏"，终至"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这是太宗君臣耳闻目睹的事实，因此记忆犹新。贞观初的几年，太宗反复对侍臣论说此事："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当说到隋朝滥刑时，炀帝命于士澄"捕盗"，稍有怀疑，即"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虽已"究寻"得实情，但有司"不执奏"，皆遭杀戮。太宗抓住此事，再次强调："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①因此，太宗面对出现的"贞观之治"的成就，没有居功自傲，仅仅这样表示：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②在"朕即国家"的社会中，不把社稷之功仅归于一人，表明太宗是实实在在以亡国之君为"在身"树起一面历史的镜子。 　　魏征以政治家兼历史家的眼光，既看到了隋炀帝"无人君之量，恃才傲物，所以至于灭亡"③的深刻教训，又从正面作以概括：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宜异，■棁栋梁，莫可弃也。④贞观年间"谏诤"成为"美谈"，同太宗君臣的这种思想认识是直接相关的。其四，注重亡国之君"无道"带给社会的巨大灾难。 　　"取鉴于亡国"，使太宗君臣将目光集中在亡国之君的"失德"、"失道"方面。贞观前期，君臣们经常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隋朝之失，尤其是炀帝之失。虽说太宗、魏征往往将秦、隋之失加以对比，但对秦皇还有"英雄之主"的称赞，而于隋炀帝却无只言片语的肯定。太宗经常讲的是："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他本人讲，还要求群臣"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①。 　　《隋书》集中记述了炀帝方方面面的暴政及其造成的各式各样的灾难。 　　如"内怀险躁，外示凝简"，"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征税百端，猾吏侵渔"，终至"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在数十篇史论中，魏征两次强调：一人失德，四海土崩。 　　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②针对专制社会中独裁暴君给生民百姓带来种种灾难，作这样的断语似不宜简④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①　《贞观政要》卷六《君臣鉴戒》。 　　②　《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③　《魏郑公谏录》卷四《对隋主博物有才》。 　　④　《隋书》卷六十六"史臣曰"。 　　①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②　《隋书》卷五、卷八十三"史臣曰"。 　　单地目为"唯心史观"，反倒应当肯定是对专制统治的某种抨击，而且在官修史书中是仅见的一例。 　　如果与上面的一项认识联系起来考察，社稷之功不归开国创业之君一人，江山土崩则深究亡国之君的"失道"，不正表明贞观君臣"取鉴于亡国"的真实之所在。由此，更可见唐初鉴戒思想的高度和深度！ 　　（三）兼通众意的"取鉴乎哲人" 　　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另一突出特点是明确提出"兼通众意"的"取鉴乎哲人"。就是说，在"前王得失"之外，还需融汇历代各家学说，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精华，确定更加适时的施政方略。 　　1。"取鉴乎哲人"的提出贞观五年（631　年），在委以魏征主持修撰前五代史的同时，魏征还在主持着皇家图书的整理工作。太宗深以"六籍纷论，百家踳（chuǎn，音舛）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便命魏征等"采摭群书，翦裁浮放"，"存乎政术，缀述大略"。 　　魏征等人着手编选，"爰自六经，讫乎诸子，上始古帝，下尽晋年"。 　　编辑中，感到再按《皇览》、《华林遍略》等类书编纂，难免又要出现"首尾淆乱，文义断绝，寻究为难"的情况。最终，魏征决定以新的编纂思想和编辑体例进行编选，提出：不察貌乎止水，将取鉴乎哲人。 　　今之所撰，异乎先作。总之新名，各全旧体。欲令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并弃彼春华，采兹秋实。一书之内，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用之当今，足以殷鉴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引而申之，触类而长。 　　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①这样，从编纂宗旨、编选要求，乃至书名，完全被纳入"取鉴"求治的范畴。为"网罗治体"，书中十分重视"著为君之难"、"显为臣不易"。至于"立德立言，作训垂范；为纲为纪，经天纬地"的"嘉言美事"，虽然简略，"亦片善不遗"。书成之后，称为《群书治要》。高宗之世始，为避其名讳，遂改"治"为理，多为后世沿用。太宗在答魏征的手诏中，一面称赞该书"博而且要"，一面则高度评价其"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②，充分表现出此书在"取鉴乎哲人"方面的实际效应。后世亦都十分重视《群书治要》提供哲人"鉴戒"的成就，《四库全书》编辑者们称其"凡有关乎政术，存乎劝戒者，莫不汇而辑之"。日本学者细井德民特意刊刻该书，不仅注意到魏征"取鉴"哲人"唯主治要"的思想，更指出其另一特点："取舍之意，大非后世诸儒所及也。"①2。兼取"众家之意"的思想魏征"取鉴乎哲人"思想中"非后世诸儒所及"之处，在于他把儒家思想仅仅当作"百家"中的一家，把儒家经典仅仅列为"群书"中的一书。换句话说，魏征在选择历代"哲人"提供的"鉴戒"时，眼光只盯在是否"有关政术、存乎劝戒"上，不管是什么人说的，也不问是哪家学说，传统的"儒 　　①　《群书治要》序。 　　②　《全唐文》卷九。 　　①　《刊〈群书治要〉考例》。 　　术"并没有赋以"独尊"的地位。 　　以《群书治要》而言，它确实尽可能"无遗"地汇辑了有关"政术"、"治体"的历代"哲人"的论著。儒家经典作为"经"虽然列居首位，并选录其有关民本思想、君臣一体思想等方面的著述，但编选者却又以儒家学说并不尽善尽美，也有不适时宜、不重实务等弊病，因而必须"剪裁"，达到"弃彼春华，采兹秋实"的要求。《群书治要》编于贞观五年，较比《经籍志》早成，是迄今所见最早按经、史、子、集四部编录的图书。除了图书编目方面的成就，还表明"博采"与"善择"是魏征的"取鉴乎哲人"的一个重要原则。 　　经、史、子、集四部的出现，使史籍终于脱离六经而独立。由此，对于儒家、其它各家学说、史部之间的种种关系，以及它们与"致治"的关系，都逐渐形成新的认识。《群书治要》编选过程中显露的这些新思想，在《经籍志》的大、小序文中则有了系统的表述。其中，对于"哲人"学说的比较，最为精彩：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①在这里，说得多么清楚，"圣人之教"的儒学是"有所偏"的，其它学说则又"所施各异"。若要从中"取鉴"求治，必须"总而不遗，折之中道"，即于各家取长补短，相互完善，才可以收到"兴化致治"的效果。从上述内容，很容易看到魏征的思想特色：兼通众家，近于"杂者"。他对"杂家"有一个定义，正可以作为印证。魏征这样写道：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 　　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初鉴戒思想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从"祸福存亡之道"中取鉴，二是兼取"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魏征将其统归于"杂者"，表明了贞观君臣"取鉴"思想的兼容性、开放性。这正是唐朝前期思想领域时代特点的真实反映。 　　总括起来，唐初汲取历代"哲人"的思想，重视"兼通众意"而不独尊儒术；总结文化典籍，强调"史"的重要而使之独立于经之外，表现出其思想的积极进取、努力向上的趋势。"取鉴于亡国"与"取鉴乎哲人"两相结合，太宗君臣形成一套"致治"之道，开创出"贞观之治"的新局面，详见政治卷。 　　纵观贞观年间鉴戒思想的发展，有这样几点应当注意。 　　其一，不论是从"亡国"取鉴，还是向"哲人"取鉴，旨在寻找适合时宜的统治方略，以期达到"兴化致治"、长治久安的目的。 　　其二，因为是引以为"在身之龟镜"，所以总结得失、成败大都向前看，关心的是现在与未来，而不是给古人当"裁判"。 　　其三，主要从帝王作为的得失中寻找鉴戒，在"朕即国家"的专制社会 　　①　《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子部后序。 　　②　《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杂者后序。 　　中不能过于苛求，更何况贞观君臣对亡国之君某些暴政的抨击还带有"闪光"的意味。但是，鉴戒思想无论如何发展，它也只能是"自鉴"或"劝戒"，而不可能从社会演进中探寻"致治"之道或乱亡之源，这正是鉴戒思想自身的最大局限。直至中唐，杜佑纂集《通典》时，才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第八章详述。 　　四、重振儒家思想的尝试关于中国历史上几个时期的社会主导性思潮，不少学者曾这样概括：汉代经学，魏晋南北朝玄学，唐代佛学，宋代理学。 　　诚然，佛教在唐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诸如高僧西行求法、佛经大量翻译、寺院广建、宗派繁衍、佛学思想不断有新的探索、社会上层与民间有无数信徒等等，佛教确是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佛教思想仍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唐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官方修撰的大批典籍、科举取士制度、学校教育方针、多数士大夫及读书人的思想，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主，儒家纲常的权威大于佛家说教的权威。当然，儒家思想受到了佛教思想，还有道教思想--的严重挑战，已没有了一家独尊的地位。然而也正是在佛、道二家的挑战环境中，儒家思想逐渐从对手那里吸取了某些理论和思维方式，慢慢呈现出新的面貌，有了新的活力。可以说，以儒为主、趋于儒佛道三家融合，是唐代居主导性的社会思潮。 　　（一）对儒家思想正宗地位的重新确认隋朝和唐初的统治者对于汉以后出现的数百年全国分裂局面是记忆犹新的，他们从多方面总结施政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一条想到了一起，即：推崇儒学。 　　自先秦孔子及其弟子创立儒家学派以后，儒家思想总是在不同的时代被改装成不同的样式。 　　本来儒家只是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派，没有官方色彩，思想较为自由，有较进步的仁政和民本学说，重视礼制和教化。因为儒家思想有"入世"的强烈意向，并且集伦理、哲学、政治三位一体，遂被统治者向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向改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典籍的地位变得神圣了，通经也成了一条当官的途径。可是，儒家思想中被掺杂进许多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内容，谶纬神学的色彩愈益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代，经学地位降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结合而成玄学。 　　玄学虽然阻挡了儒学向神学化发展的趋势，并发展了抽象的思辩形式，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它只注意满足贵族、官僚、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却忽视了对社会大众的日常人伦之教化。玄学由于喜谈虚无，又与佛学渐趋合流。玄学家和佛教徒均能用玄学理论解释翻译佛经，出入二家。但玄学理论毕竟比不上佛经理论之深奥精致，随着佛学兴盛，玄学走向衰落。 　　隋朝统治者虽曾一度推重儒学，但对于佛教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予以大力扶植。加之隋年祚短促，振兴儒学的大业并未完成。 　　唐初统治者深知天下大一统的局面来之不易，要真正防止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再次出现，就必须要有一个适于中央集权制度的、统一的指导思想。就当时并立的儒、佛、道三家而言，儒家思想显然是最适合作正宗的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者必须依附统治者，不必担心其有佛、道那样的自立倾向；儒家思想长于尊王攘夷之说和治国治民之术，要比佛、道讲空论无切实有用。当然，对于佛、道的长处也是要加以利用的，这放在稍后讲。 　　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儒学、振兴儒家思想的举措。 　　1。选拔儒学之士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置经学博士，诏诸州以明经入贡。 　　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秦王李世民被加号为天策上将，开文学馆。 　　当时各地战事渐息，李世民乃"锐意经籍"，以文学馆招纳天下名士，以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为学士。这些人多为儒家学者，深获李世民信赖。十八学士被安置在李世民身边，李世民"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高祖李渊又下诏，令各州向中央推荐通经学之士，有能明一经以上的人，由有关部门经考核后授予官职。 　　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太宗即位后"益崇儒术"，在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他们除所担任官职外，另兼弘文馆学士，轮流在馆内日夜值班。唐太宗在处理政务的闲暇时间，将学士"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①。唐太宗还诏令京官职事五品已上的子弟"嗜书者"24　人，在弘文馆"习书"，又置讲经博士。 　　2。兴学培养后继人才武德初年，高祖李渊就诏令在秘书省别立小学，教李唐宗室子孙和功臣子弟学习经学。府、州、县学，亦以儒家经典教授生徒。 　　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高祖亲赴国学祭奠儒学先圣，然后召博士徐文远、僧人慧乘、道士刘进喜，各代表儒、佛、道当场讲论。儒学大师陆德明予以评议，"随方立义，遍悉其要"，高祖大为赞赏陆德明之论，说："三人者，诚辨，然德明一举辄蔽，可谓贤矣。"赐陆德明帛五十匹①。陆德明此时被李世民聘为家庭教师，"以经授中山王承乾"，承乾在太宗即位后被立为太子。 　　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太宗下诏，停周公为先圣，在国学立孔子庙堂，恢复祭孔的仪式。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尽召天下儒士，令他们齐诣京城，分授不同官职，分布在国学走廊、孔庙内，甚是壮观。太宗数次临幸国学，命国子祭酒和博士们"讲论经义"。学生凡通一经以上，都授予官职。这样一来，"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文治煟然勃兴"。唐太宗还令博士们给皇宫的御林军"玄武屯营飞骑"讲经学。史称："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②这些举措都是扎实而具体的，行之有效，社会反响颇大。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唐太宗以褒奖前代儒学名家的形式，给当代儒学一个新的支持和推动力。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又对南北朝以前的历代名儒21　人进行褒奖。唐太宗在诏令中称这21　位名儒，"并用其书， 　　①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①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卷一九八《陆德明传》。 　　②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①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唐初统治者并未囿于儒学历史上的派别之争，而是采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方针，从排列儒学统系的整体角度，提高儒学在世人心中的地位。 　　3。以崇儒为基本国策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唐太宗对大臣们发了很长一段议论，说明了自己对于儒、道、佛三家的看法。他先是说明"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之理，以证君王一言一行的重要性，指出君王应施行"仁政"。他说：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 　　接着举出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父子二人因迷信佛道而国破身亡之惨痛历史教训：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 　　梁武帝父子热衷于谈论佛教所宣扬的"苦"、道教所宣扬的"空"，结果是朝政一片混乱，侯景乱兵一起，百官连乘马都不会，更不要说领兵御敌了，"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帝被侯景幽逼而死"。梁代皇帝的愚昧并没有到此结束，继起的梁元帝仍做出了令人可悲可叹之事，唐太宗接着说：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僚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 　　这真是罕见之闹剧，北魏将领万纽于谨以率大兵攻城，梁朝廷内皇帝却讲论《老子》没个完，百官身着戎装在听课。结果，君臣同当俘虏。庾信对此无限感慨，作了一首《哀江南赋》，赋中写道："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在讲过上述历史教训后，唐太宗鲜明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①唐太宗这样剖明心迹，表明"上之所好"乃是儒学，自然是要求"下之所行"也为儒学，而不可迷信佛、老之道。 　　唐初宰相魏征领修《隋书》，其《经籍志》总序乃各部类小序，亦为魏征亲撰，所谈到的对儒学的评价，应是代表官方的看法。该序说："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这一段话，明白指出了儒学对于国家政事与教化，对于君臣父子之人伦，对于仁义忠信之名节，甚至对于个人之富贫尊卑，都具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还认为无论世道或兴或衰，儒学统系都没有断绝，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儒学之"经邦致治"的功能，是由来已久的；把握了儒学，就能对历代 　　①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①　《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 　　"百王"之"损益"得失，做到"一以贯之"的通达认识。 　　（二）官方对经学的统一唐初发展和完善了隋朝建立的科举取士制度，读书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以成绩决定是否录取授官，这就为社会中下层的人走上仕途提供了一条个人奋斗的出路。对于大唐帝国的繁荣强大，对于盛唐文化的绚烂多彩，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唐初科举考试面临一个问题，科举考试的科目主要是"明经"和"进士"，这二科都要求考儒家经典，当然前者考"经"的比例大一些。当时把儒家经典分为三类：《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由于数百年来经学经历了曲曲折折的嬗变，流传至唐的经学典籍也相当杂乱。同一经书，文字互有不同，注疏也多种多样。而科考取士，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否则，考生答题，考官判卷，都会出现问题。 　　因此，由官方来进行统一经学的工作，就势在必行了。 　　统一经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各种经传，其蕴涵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观点，不完全符合唐王朝目前的政治需要，必须加以清理甄别。这些经传中，或有浓重的天人感应色彩，或有谶纬神学的印记，或有倾向虚无的玄学思想，或有经古、今文之争的门户之见，或有南学与北学之争和学风差异。。。统一经学，实质也是统一学术思想，统一教育方针，统一官方意识形态。 　　1。颜师古与《五经》定本统一经学的第一步，是考订出经书的文字定本，先统一文字，然后才可以进一步统一对经文的注疏。 　　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 　　颜师古（公元581　年-645　年），名籀，字师古，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著名经学家。他继承家学传统，少年时代即有才名，博览群书，尤精文字训诂。他接受太宗交付的任务后，在秘书省对《五经》"多所厘正"，即以一较完备的传本为底本，取其它传本和古籍，参照进行考证校勘，最后确定一个定本。这《五经》是：《易》、《诗》、《书》、《礼》、《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是经书的主体，《五经》之称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 　　颜师古对《五经》文字是怎样考订的，我们已不能了解其具体做法。但是，他在此前后为太子承乾注《汉书》，又作《匡谬正俗》8　卷，使我们可以看到他校勘《汉书》文字的做法，看到他在《匡谬正俗》中论诸经训诂的做法。今人赵仲邑先生对此曾有专门研究①。关于文字的校勘，一是"据古本，复古字"，因为原书多用古字，而后人在习诵过程中往往以意刊改。二是"删秽滥"，因为古今异言，方俗殊语，后来学者不明古语，根据己意随意增损，给原书添加一些秽滥处，所以删去。三是"正科条"，原书虽有一定编纂体例，但文字繁多，遂致舛杂，前后失次。颜师古循文究例，普遍加以刊正。四是"断句读"，原书中有些礼乐歌诗内容，后来读者有所不知，在断句时 　　①　见《校勘学史略》第十节，岳麓书社1983　年版。 　　往往出错。颜师古为之改正。颜师古在《匡谬正俗》中论诸经之训诂，主要是对字音、字义，详究根源，引经据典，务使后学一目了然，既是训诂，又是校勘。 　　颜师古用了约三年的时间，将《五经》文字校定完毕，奏上。唐太宗为慎重起见，又诏宰相房玄龄会集一些儒生"重加详议"，即予以评审鉴定。由于这些儒生"传习师说，舛谬已久"，对于经书中的错谬已是习惯成自然，因而很不服气颜师古的考定结论，提出很多问题来非难颜师古。颜师古胸有成竹，引证晋、宋以来的古本，从容地对各个问题"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答辩结果是"诸儒莫不叹服"，唐太宗也是非常满意，"称善者久之"，赏赐颜师古帛五百匹。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十一月，唐王朝正式将颜师古新校定的《五经》颁布天下，完成了统一经学的第一步工作。同年，拜颜师古为秘书少监，加授通直散骑常侍，令他"专典刊正"，对于"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颜师古皆能"随疑剖析，曲尽其源"①。2。陆德明与《经典释文》唐初国子博士、经学家陆德明，是为经学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所撰《经典释文》是关于儒家经典之源流、版本、音韵的重要著作。 　　陆德明（约公元550　年-630　年），本名元朗，字德明，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年青时，"善名理言"，在学问上即崭露头角。陈太建年间，陈后主为太子之时，曾召集"名儒"入承光殿讲论。陆德明刚行过冠礼（男子20　岁行冠礼，表示成人），坐在下首。国子祭酒徐孝克主讲儒经，他自恃位尊，滔滔雄辩，众人都居于下风。唯独陆德明初生牛犊不怕虎，屡次驳倒徐孝克之论，在座之人都惊叹不已。陆德明初入仕途，为陈左常侍。陈亡入隋，在隋炀帝大业年间，与鲁达、孔褒在门下省讲论辩难，"莫能诎"，迁国子助教。又被越王杨侗任命为司业，"入殿中授经"。他对儒、道、佛三家理论都有研究，因而入唐后，能在高祖李渊组织的三家辩论中充当裁决角色，迁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唐太宗阅其《经典释文》，"嘉德明博辩"，赏赐其家布帛二百段。陆德明传世的著作有：《经典释文》30　卷，《老子疏》15　卷，《易疏》20　卷。 　　《经典释文》的突出贡献是什么呢？原来，儒家经典历经千百年的流传，其文字的读音和含义渐渐积聚起不少疑问。而要读懂这些儒家经典，搞清楚经文的音义是首先要越过的障碍。文字的发音并不是可以忽略的小事，音与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利用读音可以训释词义，利用读音的转变可以区别词义，利用不同字读音的相同相近可以通假文字，等等。历代学者为儒家经典注音的著作很多。我们从《经典释文》中就可以看到，陆德明所著录的关于《礼记》的前人著作，属于一般"注"、"疏"的有7　种；而专标明"音"的著作有11　种，诸如"刘昌宗《礼记音》五卷；射慈《三传·礼记音》一卷。。"。从两汉开始，中经魏晋南北朝，迄于唐初，这类对儒家各部经典注音的著作可以说是相当繁富了，但是，却缺少一部汇各家注音之书精华的集大成著作。前代注音之书，多数产生于分裂时期，写成于各个地区，时代的变迁，方言的隔阂，致使音注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显然，儒家经典不仅需要文字上的 　　①　以上分见《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统一，也需要音训上的统一。当然这种统一是基本标准、定义上的统一，并不是指对字辞只规定一种僵硬的理解。 　　陆德明广泛参考两汉以来的诸儒训诂音训著作，考辨同异，慎重去取，以音释为主，注儒家经典十二种，另外兼取玄学，注《老子》和《庄子》，共花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经典释文》30　卷。此书开首是《序录》，阐说经学演变及传授源流，然后依次注释《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 　　对于儒家经典的研习和传播来说，《经典释文》大致有四点功用：其一，音、义俱明。在释读音时，也释字义。为一目了然，请看释《毛诗·伐檀》例句：伐檀坎坎寘涟猗待丹反木名也苦感反伐檀声之豉反置也力缠反风行水成文曰涟于宜反本亦作漪同《伐檀》的头三句，原文是："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这样就可以看出，陆德明不是对经文的每个字都注，而是"摘字为音"，选择不易理解或容易产生歧意的字作注。注的方法，是先释读音，即说明反切等注音方式，如"檀"的发音是"待丹反"。然后是释含义，"檀"是"木名也"。如此注法，使读者既知该字的发音，又知其含义。 　　其二，经、注兼释。以往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即使注音，也只是光注经文，不给注注音。陆德明则有了改变，他认为前人的注也是理解经文的关键，对这些注搞不透彻，也会妨碍对经文的理解，因此，他对前人重要的注再加音注。他说："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未易。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辩注，用相分区别，使较然可求。"①再以《伐檀》篇为例：有县貆宵田貉子音玄下皆同本亦作狟音桓徐郭音喧貉子也音消夜也户各反依字作貈《伐檀》原文是："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其中并无"宵田"、"貉子"的字样。陆德明在此对《毛诗·郑笺》的注文"宵田"、"貉子"，也注释了音和义。为了不使读者对经文与前人注弄混淆，用墨笔写释经的文字，用红笔写释注的文字。另外，上引"貆，本亦作狟"，是注出异文，保存一家之说。 　　其三，留存旧音。陆德明在注释经典时，对于自己未采用的某些字的旧音，没有简单地弃置一旁，而是保留在书中，给后人留下研究的材料和线索。他说："世变人移，音讹字替。如徐仙民反易为神右，郭景纯反餤为羽盐，刘昌宗用承音乘，许叔重读皿为猛。若斯之俦，今亦存之音内。既不敢遗旧，且欲俟之来哲。"①对于神右反切为易，羽盐反切为餤，类似种种发音上的异说，经《经典释文》的保存，使后人在考辨字音时，面对的就不是陆氏一家 　　①　《经典释文·序录·条例》。 　　①　《经典释文·序录·条例》。 　　之说，而是有了可以比较研究的资料。陆氏这种保留异说的科学注释方法，和"视学问为天下之公器"的坦荡胸怀，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其四，辨明版本流变和师传家法。《经典释文》中的"序录"部分，介绍经传的源流演变、师传家法，是一简明的该经典研究小史。如对《论语》的介绍，先说明成书原因及经过：《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及时人所言，或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未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郑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 　　再说明西汉以后，世所传《论语》有3　个版本系统，即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鲁《论语》是鲁国人所传留下来的，也就是"今所行篇次"。齐《论语》是齐国人所传留下来的，别有"问王"、"知道"两篇，共22　篇。其中20　篇中的章句比鲁《论语》多一些。唯独王阳名家古《论语》，出自孔氏壁中，共21　篇，篇次与齐、鲁之《论语》不同。 　　该序录还说明了历来为《论语》作注及传播情况，如安昌侯张禹从夏侯建处受鲁《论语》，再从庸生、王吉那里受齐《论语》，"择善而从"，将自己的汇编之作称之为"张侯论"。又如魏吏部尚书何晏汇集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各家之说，加上本人的心得，撰成《论语集解》，"盛行于世，今以为主"。 　　其五，保存古文异体。《经典释文》不限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汇集"旧音旧诂"之功用，还在考明古字方面大有贡献。今人张舜徽指出了这一点，他引用清末吴大澂之语云："人生周、孔千数百年之后，何以能读周、孔时之钟鼎彝器？曰：幸有《经典释文》多古书字为之证也。。。求之《说文》而不可通者，往往于《经典释文》得之。。。凡彝器中古字，见于《释文》者甚多。然则陆德明为古籀之功臣，可也。"①《经典释文》在注释和传播儒家经典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不是偶然的。 　　陆德明的撰述主旨就是要重振儒学之权威，解决儒学经典流传中的积弊。他作此书不是官方交付的任务，完全是个人的责任感促使他20　多年里笔耕不辍。 　　前面已提到，陆德明是熟悉儒、道、佛三家理论的，但出入三家之后，他更觉儒学理论尤为切实致用，因而他在佛、道二家理论呈进攻态势，当儒家理论趋于衰微之时，于《经典释文》中着意恢复儒家早期正宗的传统理论。这里需强调一点，唐初儒家思想振兴尝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力求恢复儒家思想早期的状貌，即较为质朴的人文色彩、笃实的治世安邦之道，同时力求摒弃汉代已降赋予儒学的神学色彩和魏晋已降赋予儒学的玄虚色彩。无论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还是后面要讲到的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都有这样的主导思想。 　　陆德明在每部儒家经典前的小序中，对于以往历代注家"神化"、"玄化"的大量言辞，一概弃之不采，只是选取前人较为平实的说法，突出儒学的资治功能以及在学术上、思想上的主流地位。在《周易》小序中，赞扬《周易》居"名教之初"的尊贵显重地位，"虽文起周代，而封肇伏牺，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在《古文尚书》小序中，指出《尚书》本 　　①　《愙斋集古录序》。 　　为"王之号令"，"《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讫秦汉，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而为之序"。又指出《尚书》"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 　　陆德明对儒家之礼治是相当赞赏的，《三礼》小序指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郑子太叔云：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左传》云：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教之设，其源远哉！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于周公，代时转浮，周公居攝，曲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对儒家礼教的如此推崇，在唐初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礼教之设"，的确集中体现了儒学思想"入世"的品格。礼教是保持封建等级制度秩序的基本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言论只要不违背礼，君和臣，夫和妻，父和子均分别保持忠义、主从、慈孝的关系，整个社会就会安定。要防止魏晋南北朝分裂的重演，要巩固空前的全国一统局面，儒家礼教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陆德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没有采取夸大、拔高的神化方式，而是着眼于扎实具体的研究整理。让我们看一下他在《经典释文》中的"《春秋》总序"和"《左传》序"所表达的观点。《春秋》总序云："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西狩获麟，伤其虚应，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人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此序上述文字大致是选取了《汉书·艺文志·春秋》小序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的精要之言，而没有采取前人另一些通行提法，没有把孔子说成"圣人"，也没有把《春秋》评价为"圣人之意"，"百王之法"，"万世准绳"等等，也没有接受以《春秋》明灾异的神学迷信观点。只是如实地把孔子描写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学者，以改编鲁国史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春秋》文字隐晦，是为"免时难"，避免"当世君臣"的报复，因而有《左传》、《公羊传》。。等对《春秋》记事进行解释。对《春秋》价值的肯定，在于其"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 　　在表达了上述较为笃实、谨严的"《春秋》观"之后，陆德明又对以往的《春秋》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春秋》总序中除说明《春秋》的成书经过及主旨外，还说明了《公羊传》、《谷梁传》的来历，传授系统，立于学官情况。尤为具体的是，对授者与受者的姓名、郡望、朝代、本人身分或官爵、是否"博士"。。等有关情况都有记载。因《左传》最为流行，陆德明在《左传》序中单述其传承情况，并增记了若干学者关于《春秋》、《左传》的著述，还简要记录了《左传》几经周折被朝廷立于官学过程。 　　最后，陆德明说明了《经典释文》注释三传所采用的底本。《左传》用西晋杜预注，《公羊传》用东汉何休注，《谷梁传》用东晋范宁注。 　　应提及的是，陆氏作《经典释文》之时，《左传》独盛，另二传衰微。 　　但陆氏慧眼独具，对三传都进行注释，对于《公羊传》、《谷梁传》流传后世功莫大焉。他说：《公羊》、《谷梁》"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可见，陆氏虽重《左传》，但也不废弃另外二传，有明确的为后世保存较完整的《春秋》系列经典之意。三传互补，可以对《春秋》有较全面的理解。同时，三传本身也是展现儒家政治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思想的不可缺少的典籍。因此，陆氏兼注三传，是颇有远见之举。 　　《经典释文》是整理儒家经典的一项艰巨工程，层次较高，成就较大，这些都为当时和后世所公认。那么，陆氏本人的思想动机是怎样的呢？他对自己这项工作是如何评价的呢？ 　　首先，他认为前代注音之书存在一些问题，对于人们钻研儒家经典不能起到"指要"作用。他说："夫音书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著作虽多，但也出现"偏尚"。具体表现为，或是"质文详略，互有不同"--这是指文字繁简和文风方面的问题；或是"专出己意"--这是指著者主观随意性过强；或是"祖述旧音"--这是指著者过于拘泥缺乏探索。这样就使得儒家经典的音注之作，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解说和观点，就像各人面貌不同一样。再加上著者所处地域不同的因素，"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更造成了音注的混乱。著者对于"是非"和"轻重"的判断，只依据个人"所闻"、"所习"而定。上述混乱和问题，使"后学钻仰"儒家经典，"罕逢指要"，缺乏一种较为可靠的工具书。 　　其次，准确理解字音字义，是领会经典意旨的关键。"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者毫厘，谬以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①筌同荃，是竹制捕鱼器；蹄，即系蹄，是捕兔器。筌和蹄的价值在于捕捉鱼和兔。如果说捕猎的目的需凭借筌蹄来实现，那么，领会经典的意旨也需通过准确理解具体的文字才能做到。对文字的理解如发生小的错误，对意旨的理解就会发生大的偏差。陆德明这里谈的就是弄清楚文字音义与掌握儒家经典意旨的关系。以此说明，《经典释文》虽形式上是音注诠释一字一辞，但实质目的在于准确理解和传播儒家经典的思想观点。 　　第三，针对前人之失，《经典释文》在撰作上突出几个特点。如"循省旧音，苦其太简"，陆氏一方面增加音注诠释之字辞在全文中所占的比例，一方面尽力将每一选注的字辞解释清楚，必要时罗列数家之说。又如，针对"微言久绝，大义愈乖，攻乎异端，竞生穿凿"现象，陆氏花费大量劳动，从亲身研究中寻求经典的本义，一方面是"研精六籍"，即精审研讨儒家《六经》；另一方面又"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②，即广泛涉猎诸子杂家各种典籍，寻找核定儒家经典文字的旁证，再参校《三苍》、《尔雅》。陆氏就是以这样的功力和方式，试图去除前作之弊，"救其不逮"。据陆氏《经典释文序》，此书始作于"癸卯之岁，承乏上庠"。"癸卯之岁"即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　年），"承乏上庠"即任职于国子监，当时陆德明仕陈为国子助教，此书陆续撰述达数十年。至贞观中陆德明去世后，唐太宗见到此书大为赞赏，此书方大为流行。因为《经典释文》正符合了唐初振兴儒学的需要，构成了唐初对儒家经典统一文字、音注、义疏三环节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3。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①　《经典释文序》。 　　②　《经典释文序》。 　　唐初不但统一儒经文字、音注，统一儒经义疏的工作也在进行。所谓"义疏"，简言之，就是对儒经文字及前人注释的较为详细的解说。义，是大义、含义；疏，是疏通证明，串讲。义疏的特点是逐字、逐句串讲经书文字，其所凭藉为前人注解，同时也对前人注解再进行通俗的解释。 　　贞观中，唐太宗因儒经"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五经义疏》，后又诏改为《五经正义》。正义，就是正前人之义疏。对于前人关于儒经的种种繁杂的注疏，来一番彻底的清理。不管是南学北学矛盾，也不管是今文古文之争，更不囿于哪种师传家法，将前人之注疏均一律作为资料看待，辨析各家之说的优劣短长，翦其繁冗，撮其机要，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之说，对《五经》的文字内容及思想观点作出了统一的标准解释。《五经正义》一举结束了汉代以来数百年的经说纷纭局面，统一了儒学思想。这是唐初统治者为适应政治大一统需要，在思想领域内统一思想的重大举措。孔颖达是撰述《五经正义》的中坚人物，在经学史上有突出地位。他生于北齐武平五年（公元574　年），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冀州衡水（今属河北省）人。8　岁时开始读书，"日诵千余言"，遍读儒家经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成为一名知识相当渊博的青年学子，尤其精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并且"兼善历算，解属文"，在家乡以教授学生为务。隋炀帝大业初年，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当时隋炀帝征集各郡儒生会集于东都洛阳，让他们与国子秘书学士论难争鸣，"颖达为最"，表现出精深儒学造诣。由于他年少，"先辈宿儒"耻于居颖达之后，竟暗中收买剌客企图杀害他。幸亏礼部尚书杨玄感惜颖达之才，让他住到自己家，才躲过暗杀。这场辩论过后，颖达被留在朝廷任职，补太学助教。隋末大乱，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颖达进入李世民慕僚之列，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颖达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又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太宗即位之初，留心政事，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唐太宗很欣赏颖达的儒学造诣，曾向他求教。一次，太宗问颖达：《论语》上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颖达答道：圣人设教，是引导人们谦虚谨慎。自己虽有能力，也不自高自大，仍向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求教；自己的才艺虽多，仍以为少，还要向才艺比自己少的人去求得启示；自己虽"有"，但外表要像"无"；自己虽"实"，但外貌像是"虚"。不仅仅是普通人要这样去做，帝王之德，也应如此。若是处在至尊之位，炫耀自己聪明，以才凌驾他人之上，粉饰自己短处，拒绝臣下进谏，那么就会上下隔阂，背离君臣之道。自古以来覆灭的帝王，莫不由此。颖达这一番话既解说了儒经之言，又有现实针对性，太宗"深善其对"。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颖达任国子司业，这是国子监的副长官。太宗崇重儒学，而颖达作为儒学权威的地位，也得到了举朝公认。颖达"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颖达与诸儒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咨决之"；太子承乾令颖达撰《孝经义疏》，成书后，"学者称之"①。因为有这样的儒学造诣和撰述经历，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颖达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 　　《五经正义》的始撰时间，史载不详，前人有说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但无确切史料证明。据《贞观政要》和《旧唐书》有关记载，始撰于贞观中是没有疑问的。 　　第一次撰成时间是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唐会要·论经义》载："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太学博士马嘉运每掎摭之，有诏更令详定，未就而卒。" 　　流传下来的本子，正文部分依旧称"注疏"，但五篇序（孔颖达撰）均称"正义"。 　　《五经正义》的卷数，历来记载不一。据孔颖达各篇序称：《毛诗正义》40　卷，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孔颖达等疏。 　　《尚书正义》20　卷，（伪）汉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 　　《周易正义》14　卷，魏王弼注，孔颖达等疏。 　　《礼记正义》70　卷，汉郑玄注，孔颖达等疏。 　　《春秋左传正义》36　卷，晋杜预注，孔颖达等疏。 　　《五经正义》既非孔颖达独自撰述，也非孔颖达仅是领衔负总编之责，而分下列两种情况（赘述于此，为澄清前人误解）：其一，《周易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以自撰为主，由颖达先成初稿，然后再会同诸儒讨论定稿。 　　其二，《毛诗正义》、《尚书正义》，由颖达与诸儒合撰，当然颖达负筹划之责。 　　换言之，第一种情况是撰述分两步完成。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自述：今奉敕"删理"《礼记》，以皇甫侃注本为主，其有不足处，再以熊安注本补充，"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翦其繁芜，撮其机要"，在完成这些工作后，"恐独见肤浅，不敢自专，谨与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臣朱子奢，国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学博士臣贾公彦，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东閤祭酒臣范义頵，魏王参军事臣张权等，对共量定"。这将撰述过程和后参加撰述者说得很清楚。《春秋左传正义》的撰述也大体如此，颖达"奉敕删定"，据刘炫注本"以为本"，其有疏漏处，以沈文阿注本补充，"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虽课率庸鄙，仍不敢自专，谨与朝请大夫、国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门博士臣杨士勋，四门博士臣朱长才等，对共参定"①。关于《周易正义》，颖达"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发。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在做过这些工作后，"仍恐鄙才短见，意未周尽"，再与朝散大夫、太学博士马嘉运，守太学助教赵乾叶等，"对共参议，详其可否"②。 　　撰述的第二种情况，颖达也有说明，在用语上与前种有所差别，显示合撰的份量较前大一些，如《尚书正义序》云："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门助教臣李子云等，谨共铨叙。"《毛诗正义序》云："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 　　唐太宗对《五经正义》的成书极为高兴，这标志着朝廷对《五经》的历 　　①　《春秋左传正义序》。 　　②　《周易正义序》。 　　代注解，作出了是非曲直、优劣可否的评判，从此对儒经有了统一的、权威性的解释，这实际上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发展历程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唐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①。但是，统一儒学思想，消除相沿已久的各种师传家法的分歧，毕竟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当时就有太学博士马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②。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唐太宗下诏，对《五经正义》"更令详定"。 　　参加修订《五经正义》者，除原修撰人，又分别增加若干学有成就者，最后均由赵弘智"复更详审"。 　　从原修撰人和后来参加修订的人身分上看，或为博士，或为助教，集中了国子监和太学的儒学专家，专业学术水平是全国一流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官职都不够高。唐初朝廷较重要的修撰多由宰辅大臣领衔，而作为统一经学思想的《五经正义》，只由一班教育、文化机构的人员来完全负责，就颇有点人微言轻的意味了。于是，朝廷要提高刊修班子的规格和级别，要再一次修订《五经正义》。 　　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也就是唐高宗李治即位的第二年，孔颖达死后的第三年，高宗三月下诏，称故国子祭酒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事有遗谬"，令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及中书门下，及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予以"刊正"。这个班子是最高规格了，长孙无忌为当朝首辅，另有中书省、门下省长官（即宰相），拥有在思想方针上定夺的足够权威。这次修订进度轻快，只有两年时间。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三月，由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宰相）张行成、侍中（宰相）高季辅、国子监官，将"刊正"完毕的《五经正义》上进唐高宗。高宗下诏，将《五经正义》"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①。 　　《五经正义》有怎样的主导思想呢？ 　　第一"大一"之理。 　　《五经正义》注意阐说儒经理论与天地人伦之根本法则存在着一致性。 　　它认为，天地与人伦都必须遵循同一法则和规范，而这个法则和规范是先于天地和人而存在的，是永恒不变的，儒经理论就是要揭示宏扬这个法则和规范，因而儒经理论的正确性、指导性及正宗地位，是无可怀疑的，也是永恒的。重礼，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礼记正义》开头就对儒家之礼作了这样的阐说："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这里显然是吸收了道家关于"道"的说法，"大一"的说法实源于老庄。《老子》曾讲过，"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更直接提出了"大一"的概念，"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孔颖达等将儒家之礼说成源于"大一"，先于天地形成而存在，是为了论证礼的永恒，"礼"也就是天地之"理"，体现万物自然之"理"。《礼记正义》接着又说，"故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 　　②　《旧唐书》卷七十三《马嘉运传》。 　　①　《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 　　昭二十六年《左传》称晏子云：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但于时质略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这是在强调，礼，并不是后天的、人为所规定的，不是加在人身上的外在的束缚，而是存在于天下万物的自然本性中。由此而言，礼别尊卑上下，是天经地义之理；循礼守礼，是人们应有的义务和本能。这样，孔颖达等就把儒家礼法自然化、永恒化、神圣化了。 　　既然儒礼体现了天地人伦之理，"礼者，理也"，那么，只要顺其自然，"不使一物失其性"，就把握住了天地变化、政教所生的枢纽。孔颖达等对《周易》价值的认识也是如此，"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①。孔颖达等又引郑玄之语，"郑康成《六艺论》云：易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生自。"②这个"易"，体现的依旧是"大一"之理。无论是《礼记》，还是《周易》，儒学孔门传授的就是顺天应人之道。孔颖达等特别强调，论天地阴阳之理是为了致用于政教，不可流于玄而又玄的空谈，要划清孔门之义与佛门之义的界限，"原夫易理难穷，虽复元之又元，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今既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发"③。可见，孔颖达等虽从佛、道学说中借鉴了一些观点和论辩方法，但又十分注意划清儒与佛、道的界限，无论谈天道，还是论人伦，都需秉持"孔门"之教，"必以仲尼为宗"。孔颖达等也运用"道"、"德"来阐发儒家思想，但也不忘记声明其与老子的"道德"是有差别的，"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于开通，是德从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经道谓才艺，德谓善行。故郑注《周礼》云，道多才艺，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①。 　　第二，尝试将"心"、"性"、"情"、"欲"与儒家礼法规范结合起来。 　　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提出了"心"、"性"、"情"、"欲"的概念，这对于传统儒学思想来说，是一个突破，尤其《礼记正义》是代朝廷立言，这个突破就显得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他说："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醨，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运，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传统儒学是往往板着面孔讲治国治民之道的，论起礼乐教化来也是简洁、直观、通俗，因而总显得功利性特强，教诲的形式有些生硬。和玄学、佛、道的理论相比，儒学在思辨层次和论说逻辑上的薄弱就显露出来。孔颖达等显然是感觉到，单纯重复干巴巴的传统"孔门之义"，已不足以对抗佛、道二家在思想领域中的进攻态势，于是也论辩起"心"、"性"、"情"、"欲"，乃至"运"、 　　①　《周易正义序》。 　　②　《礼记正义·记序》。 　　③　《周易正义序》。 　　①　《礼记注疏》卷一。 　　"静"、"理"、"道"。。等等名词概念，将通常为佛、道所津津乐道的名词概念拿来为己所用，并且首先从正面肯定其自然性、合理性。孔颖达将"心"、"性"、"情"、"欲"、"动"、"静"，都说成是合乎礼的自然要求和反应，以此引申礼最符合人的本性。孔颖达进而又反过来说，人因为有礼，才区别于禽兽，人要依礼而行道德仁义，将人的本性引导上更高一个层次，"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者。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称；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礼无由得成。故云，非礼不成也。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故举此四者为用礼之主，则余行须礼可知也"①。这就是说，人之立身行事要达到"道德仁义"的境界，凭自然发展是不行的，必须有礼来引导、指导。 　　孔颖达还认为，一方面人之性情需要礼法，而另一方面从人之性情中也可以反观时政，从人们无目的的、自然的感情流露中，可以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他说：人们吟诵的诗"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黯，亦怨刺形于詠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性情，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②诗是人们有感而发，因而是真情的流露。人们作欢快的诗，说明政治清明；人们作怨愤讥刺的诗，说明世道黑暗。人之性情（六情）蕴于心中本是平静的，外部事物（百物）则是会变化的。情动是缘于物动，外部事物推动着情感的变化。如果善于观察人们所"发诸性情"，那么诗也可成为求治之具了。 　　从重训诂考据的汉儒之学，到重性命义理的宋儒之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兼具这两种特色，其承上启下作用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第三，"上裨圣道，下益将来"。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结尾写上了自己注疏儒经的心愿，"庶望上裨圣道，下益将来"，这一思想贯穿于《五经正义》。他阐说儒经思想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兴趣，不是为了学术，而是致力于建立官方意识形态体系，既为现实的皇权统治服务，又着眼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孔颖达认为，每部儒家经典对于教化、致治来说，都有共同的性质，但也各有独特的作用。比如，《尚书》为"人君辞诰之典"，记载了君王"事总万机"，在各种情况下处理政事之"发号出令"。由于君王地位极尊，所以出言不可不慎，"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①。孔子志在"修圣道"，对于上自唐虞下至秦鲁的君王之语，"芟烦乱而翦浮辞，举宏纲而撮机要"，"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也"②。 　　同《尚书》相辅的是《春秋》，"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既是对君王的尊崇，也是对君王的监督，"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③。 　　《周易》虽为卜筮之书，亦能辅助治道，"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 　　①　《礼记注疏》卷一。 　　②　《毛诗正义序》。 　　①　《尚书正义序》。 　　②　《尚书正义序》。 　　③　《春秋正义序》。 　　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④。 　　即使是《诗》，也可以作为求治之具，"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⑤。 　　《礼记》讲的是礼仪，然而也能"光赞大猷，垂法后进"，礼仪不是可以忽视的小事，而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运转的基本规范，"顺之，则宗祏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教烦，阴阳错于上，人神怨于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①值得注意的是，孔颖达借颂扬孔子整理儒经，强调了一个没权没势的学者也可以有挽救时弊的力量，思想学说可以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作用。他说，"先君宣父生于周末，有至德而无至位，修圣道以显圣人"②。面对春秋时期"王纲不振"，"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的乱世局面，孔夫子"逢时若此"，一介书生能有什么作为呢？想要"垂之以法"，但没有权位；想要"正之以武"，但没有兵卒；想要"赏之以利"，但没有钱财；想要"说之以道"，但有权人不采纳。夫子认为，虽然"不救于已往"，对已发生的混乱没办法了，但可以"垂训于后昆"，对后人可提供鉴戒的经验教训。所以夫子刊修《春秋》警戒世人，"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永世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③。孔颖达虽用辞有些夸张，但却反映出他对儒经所具有的干预社会能力的充分肯定。 　　颜师古的《五经定本》与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五经》部分，在《五经正义》成书时就汇编在一起了，成为朝廷钦定的《五经》读本，被指定为科举考试用书。全国的读书人若要参加科举考试，都要研习《五经正义》。由于《五经正义》成为广大士子生徒的必读书，成为朝廷选拔官员的试题库，因而极大地提高了儒经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又由于《五经》有了文字、音训、义疏统一的标准定本，有了朝廷钦定的权威身分，因而在儒、道、佛三家中处于正宗地位，道、佛可以互相非议，儒可以非议道、佛，但道、佛却不敢非议儒经。儒家思想无可争辩地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道、佛二家思想却只能处在附属地位。 　　儒学在皇权干预下，消除了宗派异说，实现了东汉以来未曾有过的统一，并借助于科举制的发展又出现一段时期的辉煌。但是，官方对儒经的统一，也意味着对儒经的束缚；钦定的"思想"，本能地排斥批评与争鸣。《五经正义》既使儒学走向自己发展的高峰，也使之走向僵化。所以，日后一些有胆识的学者要开新的风气，要打破《正义》成说，"以己意说经"。 　　《五经正义》受玄、佛、道思想的影响，出现一些对心性义理的探讨，尽管是粗略的，但却开汉学向宋学过渡之先声。 　　④　《周易正义序》。 　　⑤　《毛诗正义序》。 　　①　《礼记正义序》。 　　②　《尚书正义序》。 　　③　《春秋正义序》。 　　五、儒、道、佛思想论争（一）三家并立的基本国策尽管唐统治者力矫数百年来儒学不振之弊，但其明智之处在于并未一概排斥儒学以外的其它学说。 　　1。对儒、道、佛的认识这里不准备采用"三教"的提法，因为，严格说来儒教是不存在的，只有儒家的学说。孔子和天地君亲师都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至上神或教主，儒学从不认为自己是宗教，也没有神职人员，儒家经典也不阐述宗教教义。 　　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入世的，进取的，直截了当地探讨治国安邦之方法，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统治者对这一点非常欣赏。而道家学说主张清静淡泊，无拘无束；佛教思想则提倡脱离尘俗，寄心于成佛或来世。对于维护王朝统治来说，当然是儒家思想更为直接有力，更为切要稳健。唐初官方花大气力整理儒家经典，统一儒经理论，以儒学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从资治目的出发的必然选择。 　　唐太宗首先推重儒学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他对儒家礼乐教化作用评价极高，"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①但是，他并不将儒与佛、道的关系看成对立的，他在扶植佛教和推崇道教方面也有不少事例（下面要讲到），他认为佛、道二教都有可以为己所用的因素，对这些有利因素要利用，对不利于统治的因素要限制。如贞观五年（公元631　年），唐太宗对左右大臣说："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②。于是下诏，僧尼道士也要致拜父母，不可违反礼教。唐太宗扶植佛教主要是做一种表面姿态，实际上对佛教另有看法。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　年），大臣萧瑀申请出家为僧（萧氏一门都以笃信佛教闻名于时），唐太宗予以批准，可萧瑀又反悔了，不想出家，唐太宗手诏斥责说："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极施之征，何其谬也！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③。但唐太宗也曾认为佛教有可取之处，他对傅奕说："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何独不悟其理？"④《隋书·经籍志》中道、佛部小序，就反映出唐初统治者的有关认识。如认为道家典籍中，除了《老子》、《庄子》，其余众经有不可信者，"或言传之神人，篇卷非一"，"例皆浅俗，故世甚疑之"；认为道术有灵验的，也有荒唐的，"其术业优者，行诸符禁，往往神验；而金丹玉液，长生之事，历代糜费不可胜纪，竟无效焉"。《隋书·经籍志》在各种典籍的 　　①　《全唐文》卷六《颁示礼乐诏》。 　　②　《贞观政要》卷七《礼乐》。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九月。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 　　排列次序上，以儒家经典放在第一位，即依次为"经、史、子、集"四大类，道、佛经籍置于"集"后的附录位置，并总结道："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讬变幻乱于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诬也。故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末。"这明确指出了道、佛也含有教化之意，不过是俗人不通其意罢了，背离了原有的宗旨，误入迂、假、幻的歧路上去了。因而要以儒家中庸之道为指导，抑其弊而不诬其利。 　　其实不独对道、佛如此，唐王朝对其它宗教也大体是这个方针，极力将各种宗教、教派纳入为本朝服务的轨道。 　　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基督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唐传教，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仪仗队在京城外隆重迎接，然后让其在皇家藏书殿翻译圣经，太宗还与之讨论基督教义。过了3　年，太宗诏令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允其收信徒传教。诏令将唐太宗开阔、自信的胸襟和期望以此教辅治的思想讲得很透彻，"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①。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济物利人"，这基本上概括、浓缩了唐王朝对宗教的认识及政策。 　　至少从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开始，袄教开始在长安、洛阳等地建祠。袄教即琐罗亚斯德教，这一外来宗教在唐曾有过活跃时期，以至于朝廷内专设"袄正"官员管理该教。 　　摩尼教在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　年）也在长安开始传教。该教源出古伊朗。 　　概而言之，唐统治者没有执著、专一于某一宗教的意识。他们对各种宗教往往兼容并举，对某一教的或佞或毁，都是暂时的现象。他们已认识到，单靠儒学已不足以全面控制人们思想了，必须对日渐活跃的各种宗教学说加以改造、引导、利用。当然，利用的重点还是道、佛二教。 　　2。尊崇道教道教在唐代获得了蓬勃的发展，道观增加并且规模扩大，道士数量迅速增多，道经不断涌现蔚为大观，道教思想日渐丰富，尤其是道教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提高。这一切不是没有缘由的。 　　首先是道士曾帮助过李渊、李世民夺取政权。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李渊自晋阳起兵，楼观道士岐晖以观中存粮献给唐军，并称李渊为"真君"，"必平定四方"。李渊果然在一年多后推翻隋朝，当上皇帝。称帝第二年，即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五月，李渊令楼观地方官大大扩修岐道士所居道观，"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赐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①，以后又降诏改楼观为宗圣观。道士焦子顺、王远知在隋末大乱时，也曾向李渊"密告符命"，称李渊当为天子。在李渊当皇帝时，王远知也向李世民密告天机，对他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 　　①　《唐会要》卷四十九《大秦寺》。 　　①　《混元圣纪》卷八。 　　也"。②之后，在李世民与太子、兄长李建成的争斗中，王远知率道徒拥护李世民。因而李世民继位后，对王远知等道士优礼有加。 　　李唐王朝崇道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李氏先人有胡人血统，与中原固有的世族大姓相比，出身门第似乎不很高贵。于是，将先秦哲人老子（姓李，名耳）认为李唐的先祖。而老子已被道教尊为"道德天尊"，也称"老君"。这样，李唐与道教就有了这层亲密关系。随着李唐王朝的建立及统治举措的实施，老子连同道教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 　　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李渊敕楼观令鼎新营修老君殿。次年，李渊亲来此殿，口称"朕之远祖，亲来降此，联为社稷主，其可无兴建乎！"①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李渊宣布儒、道、佛先后顺序，"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②，即是道、儒、佛的顺序。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唐太宗再次下诏重申，"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③。 　　佛教徒对道在佛前的顺序非常不服，屡向皇帝争辩。唐高宗李治对此问题折中处理，具体规定道、佛分两列，东西相对，不分谁先谁后，诏曰"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④。唐高宗虽然对佛教很是扶持，但在尊道方面有新的突破。他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设立祠堂，置令丞管理。上元元年（公元674　年），天后武则天上表十二条，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 　　武则天以武周代李唐"革命"后，老子地位下降，由"皇帝"改称"老君"。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唐中宗李显复位后，复以"老君"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依旧习《老子》。 　　唐玄宗时，崇道达到一个高潮。开元年间多次下诏，令官员和百姓都要做到家有《老子》；每年贡举人对策减《尚书》、《论语》两条，加《老子》策。玄宗还声称梦见老子托梦给他，告知其像藏处，并约在兴庆宫相见。天宝年间，又为"玄元皇帝"配置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4　位"真人"，四真人所著书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1　人，学生100　人，官方正式加强对道经的研讨。臣下不断上书上表，声称见到"玄元皇帝"和其他道教仙人，发现"灵符"，玄宗愈发隆重崇道，以期显示自己为"玄元皇帝"最钟爱、器重的传人。在唐玄宗的倡导下，道教经典的收集、注释、传播工作，都以空前的规模进行。他即位初，令太清观主史崇玄和昭文、崇文二馆学士首次编成道藏，名为《一切道经音义》，玄宗亲作序。开元中，又进一步搜求道经，续修道藏，成《三洞琼纲》。天宝年间，玄宗诏令传抄《一切道经音义》，分送各地，颁赐道观。另外，唐玄宗还几度颁布自己所注《老子》及义疏，今天下人研习。这些都提高了道教的社会地位，促进了道教思想的传播。 　　3。扶植佛教②　《旧唐书》卷一九二《王远知传》。 　　①　《混元圣纪》卷八。 　　②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③　《广弘明集》卷二十五。 　　④　《唐会要》卷四十九《僧道立位》佛教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盛，这与历朝皇帝的扶植有关，唐武宗灭佛只是个例外。 　　官方的统治方略虽是以儒学为本，并认老子为祖先，但并不对佛教有敌意，而是颇为欣赏佛教的教化功能及对民众思想的影响力，因而对佛教采取既扶植又限制的政策。即在一定的范围内支持佛教的发展，但如果佛教过分繁荣对皇权构成威胁，则转而进行限制。 　　唐高祖李渊在遇急难时，曾向佛教许愿求福，一次是李世民9　岁时病重，一次是隋末起兵前的时刻。建唐后，设职管理僧尼。他看到一些僧道中的"嗜欲无厌"等不端行为，决心整顿，于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下《沙汰僧道诏》。此举并非毁弃佛、道，而是要引导佛、道。诏书斥责僧尼、道冠中的不法之徒的种种触犯刑律行为，强调在教徒中选优汰劣的意义，表白自己"兴隆教法"，"情在护持"。由于政局突变，此诏实际上未施行。 　　唐太宗注重对佛教的扶植和利用，即位不久，将通义宫送佛门为寺院，并大行布施，声言旨在报"母恩"。他还几次诏令全国"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但又严格规定了人数。《度僧于天下诏》规定"总数以三千为限"，《诸州寺度僧诏》规定"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唐太宗诏令为隋末唐初之际在各战阵中死亡者建立寺院，以"树其福田，济其营魄"①，借此显示"上圣恻隐"，"朕矜愍之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玄奘极为赏识器重。玄奘西行取经归国后，太宗令敦煌等地方官隆重迎接，二人见面后即在宫中畅谈。太宗下令房玄龄，对于玄奘翻译佛经，要保证其"所须人、物、吏力"。玄奘译经，是中外佛教史上的盛事，影响极为深远，然而是在唐官方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太宗曾夸赞玄奘"搜妙道而辟法门，宏阐大猷，荡涤众罪"②。他还亲自为玄奘所译佛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序中对佛教很是称颂，"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唐太宗显然是把佛、道都看作是可以并存、可以为己所用的。他曾令玄奘将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以便向西域及天竺传布。此事被玄奘婉拒。 　　高宗李治承太宗遗风，大力支持佛经翻译。先是在东宫时为给文德皇后追福，建造慈恩寺及翻经院，请玄奘及诸高僧入住。玄奘"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①。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高宗又令诸大臣亲自予以协助，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等当朝宰相"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另有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等"助加翻译"②。高宗晚年也常就玉华宫翻译。玄奘自归国后共翻译佛经74　部，1335　卷，这样出色的成绩是与官方的支持分不开的。大量译出的佛经，为佛教的兴盛和佛教思想的传播，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武则天改李唐为武周，曾借助于《大云经》造舆论。该经有女主威伏天下的预言，武则天大力宣传此经，于天授元年（公元690　年）敕两京、诸州，各建大云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次年，又下制：今后释教宜 　　①　《全唐文》卷五《为战阵处立寺诏》。 　　②　《全唐文》卷八《答元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 　　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②　《旧唐书》卷一九一《僧玄奘传》。 　　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武则天还多次为佛经作序，宣称自己"幼崇释教，夙慕归依"云云。她将禅宗北派领袖神秀迎请入京，"肩舆上殿"，女皇帝屈尊"亲加跪礼，时时问道"。皇帝带了头，京城掀起崇佛热，"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③。武则天还破天荒地封僧人高官，表面上看，她在唐历代皇帝中最为崇佛，但实际上却给佛教未来的发展种下恶果。汤用彤先生指出："自佛教大行于中国以后，有高僧大德超出尘外，为天子之所不能臣。故慧远不出虎溪，僧朗幽居金谷，即其论道朝堂，不拜王侯，自称贫道者，代代有之。俗王僧律，盖甚泮然。武则天与奸僧结纳，以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总管，封沙门法朗等九人为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于是沙门封爵■紫始于此矣。。。于是前此啸傲王侯（如慧远）、坚守所志（如太宗请玄奘为官不从）之风渐灭，僧徒人格渐至卑落矣。。。帝王可干与僧人之修持，而僧徒纪纲渐至破坏矣"①。显然，朝廷的扶植与干预，对于佛教兼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③　《高僧传》卷八《神秀传》。 　　①　《隋唐佛教史稿》第25-　26　页，中华书局1982　年版。 　　（二）儒家思想对佛、道的驳论1。傅奕上疏废佛傅奕（公元555-639　年），相州邺（今河北临章西南）人，自然科学家。他通晓天文历数，曾创刻漏新法，唐初任太史令。他是唐初反佛的代表人物，曾收集魏晋以来反佛人物的事迹，编著《高识传》10　卷，又有《老子注》、《老子音义》。唐代僧人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论衡》一书中，将傅奕列为道教人物，因为他"先是黄老"。其实傅奕反佛时的身份是朝廷官员，早已由道士还俗。 　　傅奕在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上《废省佛僧表》，在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上疏"请除佛法"。 　　傅奕批评佛教的思想武器是儒家礼义之说。 　　第一，他认为佛教使人"不忠不孝"。他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②。傅奕抓住了封建等级制度所最注重的忠孝问题，猛攻当时佛教尚未补苴的漏洞。萧瑀为朝中重臣，平日鼓吹佛教最力。傅奕指责萧瑀"遵无父之教"，萧瑀无话可答，只是"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第二，傅奕还从儒家华"夷"之辨的观点出发，指责佛教非华夏正统，是"胡神"。认为，"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他提醒皇帝注意夷夏之大防，"自牺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而"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①。他的观点是，人们"共遵李、孔之教"，方能"孝子承家，忠臣满国"②。 　　傅奕批评佛教，所要维护的也是儒家纲常名教。 　　其一，封建等级制度是由纲常名教维系的，刑德威福之权柄是应掌握在君王手中的。可是佛教"窃人主之权"，迷信佛教的人"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这就是公然把决定人们荣辱贵贱的礼教秩序--王法，抛在一边。而且，即使犯罪入狱，也不服法，仍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希望佛门保佑，"规免其罪"。这说明了佛教"害政"的恶果。其二，佛教泛滥破坏了"淳朴之化"的社会风气，"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他认为，佛教之"妄说"，使人"不事二亲，专行十恶"，由"臣子"而变为"僧尼"，"不忠不孝"，"舍亲逐财，畏壮慢老，重富强而轻贫弱，爱少美而贱耆年，以幻惑而作艺能，以矫诳而为宗旨"③。他指责佛教导致奢侈和浪费，天下僧尼，人数超过十万，均"剪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这是指建造寺院，装饰佛堂，塑立佛象的巨大花费及影响。另外，傅奕还指出僧尼不从事生产逃避租赋等问题。他建议让广大僧尼还俗，从事生产。 　　②　《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①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②　《广弘明集》卷十一《上废省佛僧表》。 　　③　《广弘明集》卷十一《对傅奕废佛僧事》所引。 　　傅奕在去世前对自己的反佛主张未能实现而深感遗憾，告诫子孙不要信奉佛教，要学习名教，"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①。 　　傅奕的反佛思想是坚决的，但他主要是站在儒家纲常名教立场上，从社会政治方面发论，而对于佛教思想缺乏深度的分析。 　　由于傅奕任职于宫中的地位，加上他言辞的率直激烈，当时造成的社会影响较大。佛门对于傅奕的上疏，"闻者悉惊"，纷纷著论反击。释法琳著《破邪论》，释明概著《决对论》，释普应著《破邪论》，他们对于傅奕所持的儒家礼教观点不便直接反驳，主要是针对傅奕个人进行激烈抨击，称其为"阐提逆种，地狱罪人"②。道教人士站在傅奕一边参加论战，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道士刘进喜著《显正论》，对佛教进行驳斥。朝臣也有参予者，太子中舍人辛谞著《齐物论》，支持傅奕对佛教的批评。因而，由傅奕引发了唐初第一次儒、道、佛的论战。 　　2。狄仁杰、姚崇的援佛反佛一些儒家学者、士大夫在反佛的思想论战中逐渐认识到，单凭儒家名教观念直接抨击佛教，成效不大。于是，他们开始采用较灵活立论角度，注重论辩的战术和策略，甚而运用某些佛教教义来否定现实中的佞佛行为，可称之为"援佛反佛"，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狄仁杰（约公元630-700　年），太原人，高宗、武则天时著名贤臣。少时笃好"圣贤书"，后通过"明经"科考而授官，以敢于直言，不畏权势著称。 　　武则天准备造大佛像，狄仁杰上疏切谏。他首先指出，"为政之本，必先人事"，而如今伽蓝（寺院）"穷奢极壮"已超过宫殿，而且数量极多，"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且多占有"膏腴美业"，"水碾庄园"，还有"逃丁避罪"之人躲在寺院。狄仁杰运用这些事例试图打动武则天，证明佛教过盛已直接威胁到朝廷权威和利益。接着，他又巧妙地说，"伏惟圣朝功德无量，何必要营大像？"这是在利用武则天的虚荣心。狄仁杰进一步引证佛门之义，"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这就是说，佛祖本心是慈悲爱人的，如果为造佛像而劳民伤财，追求的是"虚饰"，违背佛门之旨。 　　这一番陈辞的确打动了武则天，"乃罢其役"①。 　　姚崇（公元650-721　年），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人，为武则天、睿宗、玄宗朝著名贤相。 　　中宗时，佛教势力大涨，公主、外戚都奏请度人为僧尼，富户、强丁托庇于佛寺而逃避赋役，姚崇上疏"援佛反佛"，论证比狄仁杰更进了一步。他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这段话言及禅宗要旨。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慧能自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　年）正式公开传法，其要旨即是"本 　　①　上引除另注者，均见《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②　《破邪论》卷下。 　　①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性是佛"，"见性成佛"，主张不要背诵佛经，不要礼拜佛像，不要布施财物，不要坐禅修行。姚崇就运用这种观点抨击奢侈糜费、追求表面形式的佞佛之举。果然，中宗"纳其言"，下令有司核检僧徒，结果查出"伪滥者"12000　余人，均令其还俗。 　　姚崇在去世前"遗令以诫子孙"，仍然运用佛理批评当世佛教之滥。他说："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①。他认为，世人不明"功德须自发心"的道理，盲目崇信，实际上未获佛教本义和真谛，"可谓大惑也"。可见，姚崇已不是像以往反佛者那样，不了解所要批判的对象，一味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而是了解了一些佛教理论，有意识地选择禅宗理论作为自己立论的理论根据。禅宗经典《坛经》主张，"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所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②，姚崇所言即与此说一致。姚崇还举出历史上实例来说明盲目佞佛，反受其祸。北齐"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与北周交战而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蔑如！"本朝的实例也有，中宗"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结果都"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 　　姚崇还认为，奉教关键在于内心体验的道理也适用于道教，他批评道教仿效佛教一些虚浮形式而误入歧途，"道士者，本以玄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③。姚崇与禅宗创始人惠能基本上是同时代人，慧能大姚崇12　岁，先于姚崇8　年去世。可见，姚崇的思想是较敏锐的，对于佛教理论与宗派的动向有一定的注意，因而他关于佛教的见解在儒者及士大夫中是较有新意的。 　　3。辛替否的援佛反佛辛替否，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景龙年间任左拾遗。他的援佛反佛思想也是很有特色的。他有感于中宗时"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的严重社会危机，上疏进谏。睿宗即位后，"为金仙、玉真公主广营二观"，辛替否时为左补阙，又上疏切谏。二疏都保留在《旧唐书》卷一○一本传中，主要表达了以下观点：第一，佛教"以清静为基，慈悲为主"，因而信奉佛教者应当"体道以济物，不欲利己以损人"，也就是要去除个人私欲，不能为个人"荣身"而"害教"。他认为，当前社会上的佞佛行为就违背了佛教的最基本教义。例如：掘山穿池，驱人劳役，就是"损命"；使府库空虚，入不敷出，就是"损人"；寺院装修，奢侈豪华，就是"荣身"。这三点都与佛旨背道而驰，"损命"则说明"不慈悲"；"损人"则说明"不济物"；"荣身"则说明"不清静"。如此做法"岂大圣大神之心乎？"他认为，这种大兴土木建造寺院，僧徒广聚财货，越格饰修殿堂的做法，"非真教，非佛意，违时行，违人欲"。第二，国祚之长短，在于有道无道之别。辛替否进一步论证道，如果一 　　①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②　《坛经·疑问品》③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定要说只有建造佛寺，才是求治之"理体"；而爱惜民人不足以"经邦"。那么，殷周以往没有佛寺，就该"皆暗乱"了；而汉魏以来佛寺渐多，就该"皆圣明"了，可查验历史却恰恰相反。夏、殷、周三代和汉以后历代对比，证明王朝之寿命，有道则长，无道则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得久长之助乎？" 　　第三，如来之德、如来之仁与汤武之功、唐虞之理有一致处。辛替否引用佛经之言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臣闻于《经》曰：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既无所见。"他敦促中宗存菩萨之心，减少铺张雕琢的费用以赈济贫民，这便是如来之德；停止开山挖池以保全昆虫，这便是如来之仁；省下土木建构的花费以供给边陲军民，这便是汤武之功；减免无用之臣的禄赏以激劝官吏的清廉，这便是唐虞之理。辛替否认为这些是当前为政之要事，不可"失真实而冀虚无"，强调了佛理和王道的一致性和实践性。 　　第四，出家者的道德规范与实际行为不应背离。辛替否描述出家者的道德规范应是"舍尘俗，离朋党，无私爱"，但对照现实却大相径庭。出家人买卖经商，算不上舍弃尘俗；任用亲信，算不上远离朋党；纳妻养子，算不上没有私爱。这样的出家人，事实上是"毁道"而非"广道"。 　　第五，"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辛替否以本朝皇帝之楷模--唐太宗的辉煌功业为例，说明天与神顺乎人，保佑有德有道之人，"不多造寺观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表面上看来不好理解的现象呢？因为"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怜之，神明祐之，使阴阳不愆，风雨合度"。 　　第六，道教与佛教在虚泊、清心方面同理。辛替否认为，修道者应该"不预人事"，专心致志地修道，使身心清静，"以虚泊为高，以无为为妙"，只要有两卷《老子》可读，有一躯天尊可拜就可以了。没有欲求，没有营造，既不损人，也不害物。何必"璇台玉榭，宝像珍龛，使人困穷，然后为道哉！"在这里，辛替否也是"援道反道"，以道教宗旨反对奢华的佞道之举。 　　总的看来，初唐、中唐时期，一些坚持儒家思想、立场的士大夫，对咄咄进逼、日益兴盛的佛教进行过一些批判。有些批判虽然言辞激烈，慷慨激昂，但是立论的基础只是传统的儒家思想，缺少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和新意。而且，由于对佛教思想了解不够，批判缺乏理论深度。有些批判则开始变换角度，引用佛理经义来反对佛教泛滥的种种弊病，当然这也无法真正撼动佛教的理论基础。 　　4。吕才、李华、卢藏用的反迷信思想吕才、李华、卢藏用的批评矛头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佛、道二教，但二教中的落后部分是与神学、术数迷信有联系的，因而这节置于此。反对神学迷信，是中国思想史上相沿已久的一个论辩主题，上述三人是初唐、中唐时期的踊跃争鸣的代表。 　　吕才（公元600-665　年），博州清平（今山东聊城）人，官至太常博士、太常丞，以博学多识闻名于世，通晓天文、乐律、医学、方伎、舆地等多种学科知识。他著述很多，但大部已佚。他的《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等遗文，保存在《旧唐书》本传和《全唐文》中，表现出无神论思想。吕才在贞观年间奉唐太宗之命，与学者10　余人整理刊正社会上流传的阴阳书。吕才本着"救俗失，切时事"的宗旨，运用无神论观点批判种种世俗迷信表现，"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①，遭到了阴阳家、术数之士的反对，但比较符合儒家经典义旨。 　　吕才对于算命看相、观风水选葬地、以五姓附会住宅方位等的批判，主要采取三种方法。 　　其一是"稽古"，即根据历史事实驳斥。例如，按照禄命之说，人的贵贱寿夭是命里注定的，看相算命可以推算和预言。而吕才引前人之语称其"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是以假话骗取钱财。他以著名历史人物的年月生辰为例，先以禄命之说推算，再核以史实，证实其"不验"。秦始皇的生辰为"岁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当背禄，法无官爵"，"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可史实却与这种禄命说相反，秦始皇身为皇帝，"有始无终，老更弥凶"，"计其崩时，不过五十"。吕才一连举出鲁庄公、秦始皇、汉武帝等五位生辰可考的皇帝之生平，证明"禄命不验"。 　　其二是本证，即运用矛盾律，揭出迷信之说的自相矛盾处，使其不攻自破。如关于姓氏的发音决定住宅及门户的方位，吕才认为这种说法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似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如果说人的姓氏按发声分为五类，以分别与五行相配，姓张与姓王属商，姓武姓庾属羽，这可以说是按声韵划类，但是，姓柳的属宫，姓赵的属角，这就与音韵无关了。而且遇到姓氏为复姓，更不易区分类别了。 　　其三是以"自然之理"察之，否定随意编造的迷信说法。如关于丧葬之法，本来"无吉凶之义"，可是从事迷信职业者却要"加以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这充分说明丧葬中的阴阳迷信之说已造成社会危害，"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然而，阴阳葬法的起因是"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各说吉凶，拘而多忌"。因此要究阴阳之本义，吕才认为，"天覆地载，乾坤之理备焉；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或成于昼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运于上，四气通于下，斯乃阴阳之大经，不可失之于斯须也。"阴阳之大义与丧葬之吉凶无关，是巫者"附此为妖妄"。吕才又引用儒家经典《孝经》、《易经》和史实，说明"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名位、官爵是变化无常的，"亦有初贱而后贵，亦有始泰而终否"；而"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从这简单对比中就可以看出，"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 　　卢藏用，武则天长安年间曾任左拾遗，唐中宗神龙年间官至中书舍人。 　　他有感于社会上迷信之说流行，"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于是著《析滞论》，意在探讨"亨衢之通论"①。 　　关于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卢藏用认为，国之兴亡，人之成败，起主要作用的是人事而不是天道。《析滞论》采用了答客问的编写方式，"来客"询问，"天道玄微，神理幽化，圣人所以法象，众庶由其运行"，"从之者则 　　①　《旧唐书》卷七十九《吕才传》。以下引此，不再注出。 　　①　《旧唐书》卷九十四《卢藏用传》。下引不再注出。 　　兵强国富，违之者则将弱朝危"，"先生亦尝闻之乎？"卢藏用引用《易经》之言和先秦史官史嚚之语，明确表示"国之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他没有完全否认天道的作用，但比起流行的"天道决定论"则大大前进一步。他不认为天道能决定"众庶"的命运和国家的安危强弱，鲜明提出"得丧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观点，但紧接着又认为天也有意志，天辅佐有德之人，而对不善者则降灾，从而引出"天道所以从人"的观点。 　　关于卜筮和祷祠，卢藏用一方面很尖锐地揭露了其荒诞，而另一方面又不主张完全抛弃。他认为，为政者的施政举措是决定社会治乱与否的，只要刑狱不滥，民人就增寿命；省减赋敛，民人就富足；法令稳定，国家就平静；赏罚准确，军队就强大。如果不是这样去做，而是寄望于"卜时行刑，择日入令"，那么"必无成功"。他列举史实说明人力胜于卜筮，任贤胜过求神。武王伐纣，在甲子日兴师而获胜，而按流行的迷信说法，甲子兴师，"非成功之日"。如果是"兵强将智，粟积城坚"，即使有种种不吉天象，什么"屡转魁刚，频移太岁，坐推白虎，行计贪狼"，也会取得胜利。结论是，只要注重人事，"不卜筮而事吉"，"不祷祠而得福"。 　　但是，当"来客"被上述道理打动，表示要"焚蓍龟"，彻底弃绝卜筮时，卢藏用又认为那样做过了头，宣称"蓍龟所以筮吉凶，圣人以此神明德行，辅助谋猷，存之则协赞成功，执之则凝滞于物"。这表明，他仍持儒家传统的"神道设教"观点，将敬神求神视为施政的一种辅助手段，可以保存，但不可依赖。 　　李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　年）考中进士，天宝年间为监察御史，"善属文"，是古文运动先驱者之一。他著《卜论》，专门批判了龟卜迷信，史称"通人当其言"，看来李华反卜筮的观点并不孤立。《卜论》现存于《唐文粹》卷三十五和《全唐文》卷三一七。 　　李华首先分析龟卜自身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其一，龟既是人们崇拜的灵物，"灵之寿之，而夭戮之，脱其肉，钻其骸，精气复于无物，而贞悔发乎焦朽，不其反耶"。将灵物杀死，使其精气消失，然后企望从焦朽余骸中求神明启示，这难道不是荒唐之举吗？如果"灵之寿之"的龟自身难保，又怎么会告诉人以神意吉凶呢？其二，"天地之大德曰生"，杀龟不符合大德，人不与天地合其德，用死龟壳决疑也是不可得的。 　　李华又从迷信形式发生的历史过程中说明龟卜也属"妄作"，也将被废除。他说，历史上的祭祀，夏商周三代用尸，以人装扮成受祭的死者，这种做法到战国就废除了。又如古代新制的钟鼓器械，要涂上牲畜的血以避鬼，现在则不这样做了。"卜筮阴阳之流，皆妄作也"，这些"妄作"的形式只是一种历史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保存下去，其它迷信形式可废，龟卜也是可废的。 　　李华认为，人生在世最要紧的是加强自身修养，而不必外求占卜、鬼神，"专任道德以贯之，则天地之理尽矣，又焉假夫蓍龟夫？又焉征夫鬼神乎？"显然，李华的无神论思想比卢藏用的无神论思想前进一步，议论更为透彻明快，废除龟卜的态度是坚决的，而不再是模棱两可。 　　（三）佛、道思想交锋儒、道、佛三家思想都欲执社会意识形态之牛耳，时常发生一些论辩。 　　隋唐历朝皇帝也时常组织公开的"三教论议"。但大致说来，"三教论议"往往是佛道二教论议，因为佛道二教都不敢轻易向儒家礼教发难，无论皇帝和大臣表面上是崇道还是崇佛，在治国施政中都一律运用儒家礼教，各级官吏也大多算为儒家之列，因而儒家的实际地位和潜在影响是巨大的，佛、道都无法望其项背。佛、道二教为求自身的发展，都争做宗教序列的第一教，都试图压倒对方，所以真正激烈的、有实质意义的辩论发生在佛、道之间。统治者则把佛、道二教都看作可为己所用的工具，一般总是力求使二教力量均衡，唐高宗的一段话非常有代表性，他在显庆三年（公元658　年）六月主持佛、道内殿论议时说："佛、道二教，同归一善。然则梵境虚寂，为于无为；玄门深奥，德于不德。师等栖诚碧落，学照古今，志契宝坊，业光空有。可共谈名理，以相启沃。"这明确表达出皇帝主持佛、道二教辩论的目的。唐初第一次激烈的佛、道思想交锋，始于高祖武德年间，由傅奕上疏废佛而引发。僧人法琳作《破邪论》，逐条反驳傅奕的观点。道士积极投入论战，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批驳佛教。法琳为反驳他们的观点，再作《辨正论》，针对李仲卿的"十异""九迷"说，"聊为《十喻》晓之，《九箴》诫之"①，均先摘引李仲卿言论，然后加以辩驳。从《辨正论》中，可以看到佛、道辩论的热点问题以及双方的观点。 　　《辨正论》中的《十喻篇》上下，展现了佛、道争论的十个论题，即：从生有胜劣，立教有浅深，德位有高卑，化缘有广狭，寿夭有延促，化迹有先后，迁谢有显晦，相好有多少，威仪有同异，法门有渐顿。主要争辩佛、道孰优孰劣，孰真孰伪的问题。《九箴篇》则是道士对佛教提出九点责难，僧人予以辩驳，澄清佛教立场及本意，即：周世无机，建造像塔，威仪器服，弃耕分卫，教为治本，忠孝无违，三宝无翻，异方同制，老身非佛。此篇主要是正面阐说佛教思想观点。 　　上述两篇所反映的辩论内容有交叉，综合起来主要辩论了以下几方面问题。 　　1。"夷"夏尊卑之辩首先争论双方各自教主出生方式的"胜劣"。道士一方（以下简称"道方"）说，太上老君是托玄妙玉女左腋而生，而释迦牟尼则是由摩耶夫人右胁而生。玉女当然比夫人尊贵。僧人一方（以下简称"释方"）争辩说，右比左尊贵，而且经典记老子为理母所生，没说有玄妙玉女。 　　再争双方教主身分的"高卑"。道方说，老君在周文王时就"为隆周之宗师"，可释迦晚生于庄王之时。释方争辩说，老子为周师，史无明证，老子不过是"藏吏"小官。而"牟尼位居太子，身证特尊"。 　　又争"夷"、夏问题。道方说，老君生于东夏，释迦生于西戎，意谓西戎之神不可为东夏之神。释方争辩说，释迦出生地为天下之中，佛如生在"边邑"，大地就要倾斜。 　　①　见《广弘明集》卷十三。 　　道方又说，老君的容貌为"中国圣人之相"，释迦乃"西域佛陀之相"。释方说，老子容貌只是"长者"的形像，而如来"身长丈六"，"顶有肉髻"，"耳覆垂埵"。。是真正的"圣者之奇姿"。 　　道方又说，"老君设教"，"自依中夏"；而"释迦制法"，"还遵外国"。释方说，老子是俗人，官位低，只是"自奉朝章"。而"佛为圣主"，"服貌威仪"岂能与凡俗之制相同。 　　道方说，"华夷礼隔"，尊卑次序在经典上是早已写明的；"戎狄之主，不许僭号称王"，"岂可獯鬻之小匠，匹我天王之大师？"释方先否定老子的"隆周之师"身分，又形容释迦化缘广大，法力无边，自然地位尊贵。道方又从服饰威仪上强调华"夷"的区别，称道教之礼节、穿戴"盖华夏之古制"，而释教"袈裟左衽"，"秃发露顶"，"寔戎狄之风也"。释方争辩说，"异其容服"，是"反性澄神，隔凡践圣"之需要，"故使衣像福田，器绳难量"，"轻肥罔狎其体，势竞莫骇其心"，又反讥道士"何必鹖冠雀弁，反拘自缚"。 　　2。礼法人伦之辩在此问题上，双方都熟练地运用儒家礼教之一系列观点，指责对方违背忠孝礼义。道方说，"夫礼义成德之妙训，忠孝立身之行本"，然而释教使人"衣同胡服"，"口诵夷言"，致使无赖之徒"箕踞父兄之上，自号桑门；傲慢君王之前，乃称释种。不仁不孝，已著于家；无礼无恭，复形于国"。释方先是自辩"立道既舍爱居首"，僧人"行超俗表，心游尘外"，"广仁弘济，亦忠孝之盛也"。然后又批评道士"言慕道而心不染真，谓舍家而形不变俗"，"狎世则忠孝之礼亏，求仙则高尚之道缺"。 　　道方说，"夫孝为德本，人伦所先"，"故生尽温清之恭，终备坟陵之礼"；而佛门之教则"必令弃尔骸骨"，"考妣棺枢，曾无封树之心"。释方答辩道，释迦也曾葬父以礼，"父王即世，执宝床而送终。孝敬表仪，兹亦备矣，教弃骸骨，从何而至哉！" 　　道方说，"老君作范，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极慈极爱"，而"释教弃义弃亲，不仁不孝，阇王杀父，翻说无愆，调达射兄，无闻得罪"。释方讥庄子在妻死时扣盆而歌，违"华俗之训"，又表示承认礼教之忠孝大义，"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为人君也"。然后又指出佛教之义乃为更高一层次的"至仁"、"巨孝"，"化周万国，乃明辟之至仁；形于四海，实圣王之巨孝"。最后又以佛经之言含蓄表明佛门对孝的特殊理解，因人生轮回，互为父子，因而行普正之心，即是普亲之义，"佛经言：'识体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异，三界孰辨怨亲？'又言：'无明覆慧眼，来往生死中；往来多所作，更互为父子；怨数为知识，知识数为怨。'是以沙门舍俗趣真，均庶类于天属；遗荣即道，等含气于己亲"。3。社会影响之辩佛、道都指责对方破坏社会稳定，秽乱民众，干扰生产生活，因为这一点最为统治者所担心。能证明本教是辅助长治久安的最可靠思想体系，本教自然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道方说，"夫圣人应世，本以济益苍生"，"若一女不织，天下为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为之少食。今释迦垂法，不织不耕"，"是知持盂震锡，糊口谁凭；左衽偏衣，于何取托？故当一岁之中，饥寒总至，未闻利益，已见困穷"。释方则指责道教求仙的糜费，"仙道尚于金玉，劳一生之虚费"，"未见服丹不死，饵液长生"，又指责道教关于男女和合之法等语言污秽，"汝法如是，秽乱生民。若劝百姓，依汝法行，则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种；无礼无义，家生枭獍之儿，明矣"。 　　道方又攻击佛教徒不妻不娶，"夫国以民为本，本固则邦宁，是以赐及育子之门，恩流孕妇之室"，"故得国家富疆，天下昌盛"，"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为奉法，唯事早逝，号得涅槃"，俗人想要从佛门求福，就如同怕溺水的人偏偏奔赴大河一样。而上古与近世历史证明，"无佛而祚延"，"有僧而运促"。释方则力陈佛教传播可使国家安定，"释氏之化，无所不可"，在"济俗"方面功列首位，"夫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故知五戒十善，为正治之本矣"。释方接着说明，国家兴亡与否，不在于有佛无佛，主要取决于执政者的作为，"故尧舜禹汤，咸享嘉寿；桀纣幽厉，无终永年；姬发履道而龄长，嬴政刑淫而祚短"。4。老子化胡之辩该书据说为东晋道士王浮著，宣称释迦是老子的徒弟尹喜的化身，书中以老子口气说："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道士以此经论证佛为道教弟子，自然应是道先佛后。僧人则竭力证明此经为伪经。这次辩论中，双方又论起这个话题。道方说，自有文字以来，"前贤往圣"皆著书作史，朝中史官也是"直笔直言，无矫无妄"，意谓中国经籍是可信的，"《魏书外国传》、皇甫谧《高士传》，并曰桑门《浮图经》，老子所作。袁宏《后汉记》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经诰，其说甚多。'《明威化胡》等经，并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过，自髠自翦，谢愆谢罪"。释方争辩道，根据《魏略》及《西域传》，考秦景传佛经之事，都未提到老子。只是"晋世道士王浮，改《西域传》为《明威化胡经》，乃称老子流沙教胡王为浮图，变身作佛，方有佛兴，盖诬罔之极也"。另外，经检核袁宏《后汉记》"本无老子作佛之文"，现今朝廷博闻多识者俱在，"岂可塞耳偷铃，指鹿为马"。释方又讥讽道方在这场辩论中先是攻击佛教的方方面面，最后却又声称老子传佛经，是佛教创始人，是严重的自相矛盾，"先讥十异，后赞一同，首轴之间，毁誉矛盾"。 　　在这次佛、道论战中，双方都心高气盛，言辞火药味十足，意欲压倒对方。辩论的内容很多是两教传说及细微末节的探讨，如双方教主的容貌、出生时间、寿命等等，较少对二教思想理论的比较辨析。但这次论战给双方提供了一个平等辩论的机会，使得两教思想直接交锋，既给朝廷也给百姓提供了比较佛、道优劣短长的难得契机，同时也使佛、道觉察到自身有些不足之处需加以弥补。这次辩论也显示，佛、道往往以儒家礼教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都力求证明本教思想不违背儒家思想，同时都指责对方违背儒家礼义伦常，这表明儒家的正宗地位已为佛、道所承认，佛、道二教均欲联合儒家以排挤掉对方。这次辩论也显示，朝廷平衡二教势力，以二教辅治的策略初获成功，佛、道均标榜本教对于国家长治久安之功用。朝廷所需要进一步做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佛、道矛盾，不使双方攻讦、冲突过于激烈，因为佛、道均将对方批驳得一无是处，那也是不利于思想统治的。 　　从唐高宗时期开始，佛、道二教的思想交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显庆年间和龙朔年间的几次内殿僧道辩论中，双方敌意已不明显，没有了必欲压倒对方、取代对方的意图，僧人和道士在较为从容平和的气氛中探讨两教义理的短长。辩论主题选自佛经或道经，先开题竖义，辩论即围绕此题义展开。辩题先后有"道生万物义"，"老子名义"，"说因缘义"，"六洞义"，"本际义"等等，使二教思想论争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较高层次。 　　六、学术思想的系统反思（一）刘知几著《史通》1。刘知几生平刘知几，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　年），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帝，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 　　刘知几成长于一个有浓厚文化学术气氛的家族中。《旧唐书·刘子玄传》开头就称，知几为"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刘胤之是唐初知名学者，与著名史家李百药结为好友。刘胤之曾以参加修唐国史和《实录》有功，被封爵为"阳城县男"。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史书特别赞扬他"有词学"。他的主要专长在文学、经学方面。刘藏器的堂兄弟刘延祐也有文名，"为畿邑当时之冠"。到了刘知几这一辈，堂兄弟一共6　人，均"进士及第，文学知名"①。这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惊诧和羡慕，"乡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号其乡曰'高阳'，里曰'居巢'"②。 　　少年时代的刘知几，好学而不盲从，很有个性。11　岁时，父亲让他学《古文尚书》，他没有兴致，"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刘藏器不惜用"武力"进行家教，可刘知几"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刘藏器教刘知几的哥哥们学的是《左传》，在他们上课时，刘知几偷偷去旁听，听了几次，他对《左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讲课之后，刘知几就对兄长们复述上课的内容，几分得意之余又想到自己那恼人的课程，不禁感叹，如果史书都象《左传》这样，我学习怎么会倦怠呢？这话传到他父亲耳中，大觉惊奇，遂改教刘知几《左传》。刘知几学习劲头大增。与读《尚书》时相比，判若两人。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左传》"讲诵都毕"，即能够讲解和诵读，"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①。这时他才只有12　岁。刘藏器又拟出规划，想让刘知几进一步学习历代学者关于《左传》的注释，以便日后成为《左传》专家。可是，刘知几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意过早地把学业局限于一部书，走专门家易于成名的捷径，而是对群史有强烈的兴趣。他对父兄说，孔夫子获麟绝笔之后的史事，我还没有了解，请允许我继续阅读其它史书，以增加我的见闻。父兄尊重了他个人的意愿，从此刘知几博览群史，相继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历代纪传体正史。他不是死读书，把自己变为盛装史料的"书橱"，而是努力探究古今社会的沿革变化，了解历史发展的大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②，靠着顽强的毅力坚持自学，广泛阅读了前代多种史书，也读了皇家《实录》。他家中自然不会有这么多藏书，只能靠四处去借。他在博览的基础上，注意掌握各部史书的要点，抓住"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他就这样以读史为乐，一直读了5　年。 　　17　岁的刘知几暂时中止了研习史学，开始学习科举考试所要求的科目。 　　①　《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②　《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①　上引均见《史通·自叙》。 　　②　《史通·自叙》。 　　在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　年），刘知几一举考中进士，这时他才20　岁。当时有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见刘知几才学出众，步入仕途相当顺利。 　　考中进士后，刘知几被授予官职获嘉（今河南省获嘉县）县主簿。在任职期间，他继续钻研史学，并去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和东都洛阳，从公家和私人处广泛借览史书，尽情浏览。他注意比较各种史书的优劣和特点，有了许多心得，形成了写读史札记的好习惯，日积月累，这些札记装满"筐。。"，为晚年撰写《史通》奠定了基础。 　　他虽然热爱史学，但也没忘记当代政治。在获嘉主簿任上，他以九品小官的身分多次上书武则天，大胆批评弊政。天授二年（公元691　年），刘知几上二疏。第一疏为"请沙汰邪滥官员"，要求武则天淘汰不称职的官员。他指出，现在六品以下的职事清官，多得就象土芥和沙砾一样。有的人做事即使在左邻右舍中都不出众，现在却选进朝廷中来；有的人见识低得可怜，连举一反三都不清楚，转眼就成为朝中官员。如果再不加以选择淘汰，臣恐怕影响皇朝声誉。他上的第二疏是"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批评对州郡长官的调动过于频繁，使他们没有治理好地方的长远打算。 　　证圣元年（公元695　年），刘知几上二表。第一表是"请今后节赦"，指出：大赦频繁，使受法律惩治的罪犯蒙受恩惠，小人之幸即君子之不幸。第二表是"请赐阶勋应以德举才升"，指出当前对官员晋级加勋太滥，臣无功而晋升，不能算是忠信；君随便提拔臣下，不能算是恩惠。 　　武则天见到刘知几的几次疏表，很是赞赏他的正直坦率，却不予采用。 　　圣历二年（公元699　年），刘知几被调任定王府仓曹，并参加编写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结识了一批国内一流学者。该书修成后，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42　岁的刘知几终于实现了夙愿，成为史官。他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很快又升任左史，负责撰写起居注。从42　岁到61　岁逝世，刘知几多数时间都任史职或兼任史职，中间有几次短时间的中断，所以他在晚年很自豪地称自己"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他在任史职后参加修撰了本朝国史《唐书》，还有高宗、中宗、则天皇后、睿宗等历朝实录。由于史馆内监修多员、派系林立，刘知几颇感压抑，他萌生了撰著《史通》以抒志向的想法。他"屡易寒暑，下笔不休"，著成《史通》二十卷，初次成书是在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　年），以后有一些修改。 　　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刘知几的大儿子刘贶因罪流放，刘知几感到不平，上诉辩解，惹得唐玄宗发怒，马上将他降职为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县）都督府别驾。61　岁的老人经不起旅途劳顿，加之心情悲愤，到任不久就去世。几年后，唐玄宗闻知刘知几曾撰《史通》，派官员去其家抄录，"读而善之"，追赠刘知几汲郡太守，很快又赠工部尚书，谥号"文"。 　　2。以史为主，错综经纬《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批评著作，但这部著作不仅仅是对史学的反思，也包括了对文学（写作理论，文质论，文风论，尚简用晦论。。）、哲学（天人观、变易观、五行观。。）等的反思。 　　《史通》是刘知几的"发愤"之作，"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他在这部著作中寄托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抱负，融入了自己数十年治学的心得，他自己评价说：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 　　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①这段自述非常关键，是我们理解《史通》思想的钥匙。第一层意思是，《史通》不是着眼于一隅一事的散杂之作，而是考虑周密的成体系之作。这个思想体系以史为主，又旁及社会、人生，即不仅具有史学反思的意义，亦具有包纳学术反思、人生反思的意义。第二层意思是，《史通》所展现的思想内容，在刘知几本人胸中是极为融会贯通的，从扬雄的《法言》，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均心领神会，无所疑滞。从反思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其"贯穿"、"网罗"、"商略"、"发明"，已分别达到"深"、"密"、"远"、"多"之程度。这反映出刘知几对《史通》思想博大精深之自信。 　　刘知几不是凭空说大话，而是细心研讨了以往历代学术名著的撰述特色和主旨。他在《史通·自叙》中特意列出前代几部名著予以分析评价，既显示每一部名著都是应运而生，都是对当时思想积弊的纠正，又暗示读者，《史通》也是应目前时代急需而作，并承以往思想批判之精华。 　　他首举汉代刘安的《淮南子》，称赞此书囊括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周朝开国的太公，下至秦国变法的商鞅。所记所论的内容错综复杂，前后通贯，兼采诸子所长，尽了最大的努力。刘知几赞赏这部书的博大通贯，作为《史通》写作的一个总的参照。他接着指出，自《淮南子》以后，作者接续不断。如果认真探讨起来，其流派是较多的。他分别举出各流派的代表作，通过说明各书所针对的思想弊端，表明《史通》所赞同的学术反思主旨。 　　例如，评两汉之际扬雄的《法言》，他指出，孔子之后，微言大义中断。司马迁著《史记》，在是非判断上屡出错误，由此许多学者和流派离经叛道，专注于小事，妨碍了对大道的阐发，因此就有扬雄《法言》问世以纠偏。这里刘知几重点肯定《法言》的宗经明道特色。 　　关于东汉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着重肯定其革新批判精神。他认为，儒家学者所著的书虽然广博，但有用的内容不多，糟粕掩盖了精华。而一般凡夫俗子尊崇古代而轻视现代，以讹传讹，自我欺骗，自我迷惑，因而就有王充《论衡》出现以纠偏。 　　关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一名《风俗通义》），刘知几主要肯定其博洽决疑的品格，--民通冥，冥然无知，一个哄骗另一个，缺乏见识。或误解方言，不探究本源；或呆板保守，多有忌讳，因此东汉末应劭作《风俗通》以纠偏。 　　关于三国时代魏人刘劭著《人物志》，刘知几主要肯定其衡人公允的态度，--人们在仁义礼智信方面的素质有所差别，做起事来有不同的方法，个人能力有全面与片面之别，知识储备有专长领域也有空白部分。如果能量才录用，那么谁的特长也不会遗漏；如果求全责备，那么整个世间也找不出可用的人。因此刘劭作《人物志》来阐明这个道理。 　　关于三国时代吴人陆景所作《典语》，刘知几主要肯定其品评铨综之识 　　①　上引均见《史通·自叙》。 　　见，--无论是王侯大夫之立身行事，还是文臣武将各施所长，虽然贤良与愚钝差别很大，善人与恶人有所区别，但若是没有适时的品评排比，则尊卑善恶就难以全面掌握。因此，陆景作《典语》以提供品评的标准。 　　关于南朝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主要肯定其整齐体例之作法。--学者写作，运用体裁很多，就像苦与甜味道悬殊，红与白交相辉映。很多学人写作，识见缺少变通，著述自相矛盾，相互指责挑剔，因此刘勰作《文心雕龙》以严正体例。 　　上述议论反映出刘知几对学术史、思想史有很精要的认识。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依次剖析前代名著，突出阐说各书的主要宗旨和划时代贡献，有几层含义：其一，表明《史通》在学术源流上有所本，要继承以往优秀的学术传统。其二，显示《史通》要综合上述各名著的长处，以史为主而又"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其三，强调各名著均为纠正时弊而作，意谓《史通》也为纠当代之弊而作。 　　（二）《史通》的思想特色1。求实录与扬名教刘知几没有把《史通》写成一部四平八稳，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纯学术"著作，而是赋予其强烈的干预现实的品格，大胆批评史学及学术研究中的种种缺失，志在澄清一些混乱的思想认识。 　　刘知几在批评史学及学术研究时所展现的思想逻辑，是以"求鉴"为起点，由此派生出"求实录"与"扬名教"两大主干。 　　为什么说"求鉴"是起点呢？刘知几对于无论是史学还是其它学科价值的认识，总是把求鉴功能放在第一位。例如：论史学价值，《曲笔》篇云："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论文学价值，《载文》篇云："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文学也有察兴亡作用，这就和史学作用一致了。 　　论灾异说的价值，《书事》篇云："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 　　论仙怪说的价值，《杂述》篇云："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反之，如果脱离了鉴诫目的来谈论这些，就不可取了，"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可见，求鉴，反映了刘知几对史学及学术价值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然而，求鉴又蕴含着一对无法消除的矛盾。求鉴，应是科学的研究和真实地反映历史及现状；可是在封建社会又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鉴诫的内容、方式、结论都不允许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事实上，刘知几的"求鉴"有两层含义：一是求真，追求治学的客观与严谨，期望得到真知灼见，然后服务于国家、人生。二是坚持功利性，宣扬封建礼教，使学术研究为封建秩序的稳定服务，不容许彻底求真。由此而形成刘知几两条批评准则--求实录与扬名教。 　　下面，分析一下刘知几如何在史学批评中贯彻这两个原则。 　　《史通》所论，以能否真实反映客观史实作为判定史家、史书优劣的准绳。他认为，史家写史要象镜子照物那样真切，"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这一精神在对史学各个环节的论评上，均得到突出体现。诸如，论史家标准则云"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①；论史书楷模则云"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必彰，真伪尽露"②；论史料汇辑则云"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③；论偏记小说则云 　　①　上引均见《史通·惑经》。 　　②　《史通·申左》。 　　③　《史通·史官建置》。 　　"皆记即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④。论史料选择不当则云"持彼虚词，乱兹实录"⑤。论题目不当则云"考名责实，奚其爽欤！"⑥论叙事文饰则云"欲称实录，其可得乎！"⑦另外，《史通》在批评中使用"审实"、"故实"、"摭实"、"寻其实"、"名实"、"犹实"、"失实"、"不实"。。，亦相当繁多。还经常使用与求实意义相类的词语，如"有惭董、史之直"，"语实周赡"，"直道而行"，"直而能婉"。。等等。 　　求实，是中国史学批评自诞生以来就有的优良传统之一。孔子是可以考见的最早进行史学批评者，他就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因其记事"书法不隐"。以后，求实与否一直是评骘史家、史书的重要标准。《汉书·司马迁传赞》在评论司马迁《史记》时指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此语一出，遂成为后世史学批评之圭臬。但是象刘知几那样将实录强调得非常细致和系统，则是前所未有的。 　　"扬名教"，是刘知几所遵循的另一个批评准则。所谓名教，就是以正名分为主的封建礼教，主要内容为"三纲"、"五常"。刘知几生当佛教、道教空前兴盛，并对儒家思想造成巨大冲击之时，大力强调史学必须"激扬名教"。他很严厉地批评近代以来一些史书未按名教标准评述历史人物，违背了教化世人、惩恶劝善的编撰目的，"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①他在评论史家标准时亦提出了名教标准，"史官之责也，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②。论史书楷模亦云："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③。"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④。批贬史书也是责以名教标准，认为《史记》中的本纪，"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⑤。批评《北齐书》、《隋书》沿用旧史文字，谓数名忠臣义士为叛逆，"书事如此，褒贬何施？"⑥《史通》在评论史家、史书时，尤为强调其政治立场和观点是否妥当，评论结尾经常是这类句子，如"惩恶劝善，其义安归"。"何以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源者乎！"⑦"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⑧。 　　有些史书尽管所载内容荒芜，但刘知几亦因其有益于名教而予以肯定，《杂述》篇认为，"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但刘知几亦认为治史者不可轻施褒贬，"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④　《史通·杂述》。 　　⑤　《史通·暗惑》。 　　⑥　《史通·题目》。 　　⑦　《史通·鉴识》。 　　①　《史通·曲笔》。 　　②　《史通·品藻》。 　　③　《史通·六家》。 　　④　《史通·称谓》。 　　⑤　《史通·六家》。 　　⑥　《史通·因习》。 　　⑦　《史通·称谓》。 　　⑧　《史通·杂述》。 　　日月，持用不刊。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①这是由于刘知几向来认为史才罕见，如史识不足，则褒贬易误，因此，虽评论需注重名教标准，但施加褒贬则需慎重。 　　求实录与扬名教，这两大批评准则贯穿于《史通》的思想体系。那么，它们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首先，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限制关系。 　　从求实录方面来说，求实原则并不能无所顾忌地坚持到底，要限制在名教许可的范围之内，不能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构成威胁。如《史通·曲笔》云："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这样，名教原则挡住了求实原则彻底贯彻的路径。从扬名教方面来说，尽管宣扬名教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但也不可任意发展下去，不能以随意牺牲史实的代价去宣扬名教。因为，如果毫不顾及历史真相，统治者就无法借鉴前代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反而危及自身生存。《史通·惑经》批评孔子《春秋》为君亲隐讳做过了头，"国家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这样，求实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名教原则的恶性发展。 　　其次，二者之间还存在相互依存关系。 　　一方面，欲"扬名教"，则必须在某种限度上"求实录"，因为如果不如实记载忠臣义士和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就存在褒贬何施、惩劝安在的问题。因而刘知几懂得，"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①另一方面，欲"求实录"，则"实"的标准和程度有时也要借助名教来确定。如《史通》论及史家撰自叙，"实"的标准就相当宽松，"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②。 　　2。疑古与惑经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　年），四门博士王元感表上《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等著作。武则天诏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进行讨论。刘知几与徐坚、魏知古等"雅好异闻"，站在王元感一边，和墨守儒经章句的学者祝钦明等展开辩论。最后，武则天表态支持王元感，提升其为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此时是刘氏开始著《史通》的次年。《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两篇，也指出《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的谬误。显然，刘知几之"疑古"、"惑经"并非纯粹是个人突发奇想，而与时代背景有关。武则天执政确实给儒家传统经学带来极大冲击，新经学呼之欲出。"疑古"、"惑经"是为经学改造的先声，但在当时不必一定有多么巨大的勇气，后人往往夸大这一点。 　　从封建社会总的进程来看，孔子和儒家经典在封建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所以后世学者对于刘知几批评孔子及儒家经典之 　　①　《史通·浮词》。 　　①　《史通·人物》。 　　②　《史通·序传》。 　　举感到极不寻常。刘氏的大胆批评也与封建学者普遍的对孔子及儒经顶礼膜拜行为形成鲜明对照。于是，后世学者一般都认为刘知几贬孔轻经。所不同的是，封建时代学者多据此痛斥刘知几"妄诬圣哲"，是"名教罪人"。而近现代学者多据此盛赞刘知几，甚尔说他的疑古惑经精神"击中了儒家的要害"，"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 　　究竟刘知几《疑古》、《惑经》两篇是何意旨，我们首先要看一看他到底"疑"了什么？"惑"了什么？为真正了解刘知几本意，下面稍费点文字将这些内容一一条列出来。 　　《疑古》篇对《尚书》、《论语》的记载提出10　条可疑之处：①根据《左传》、《论语》的记载，可知尧时善恶不分，贤愚相混，《尚书·尧典》怎么可以赞美尧"克明俊德"呢？ 　　②《尧典序》说尧让帝位给舜，但据孔安国的注、《汲冢琐语》、《山海经》，以及对近代历史的考察，尧让位的说法，"其事难明"，"徒虚语耳"。 　　③《尚书·舜典》说舜巡游时死去。但去处荒凉，又无妃子陪同，考察自古以来君主被废后遭放逐的事实，大概舜死于南方是禹的意思吧。 　　④根据《汲冢书》所载和近代的篡夺之事，伯益被启杀死，形同桓玄篡位未成而被杀。 　　⑤根据《汤誓序》、《逸周书·殷祝》、《墨子》的不同记载，证明《尚书》"欲灭汤之过，增桀之恶"。 　　⑥《五经》"称周之盛"和"语殷之败"的说法前后矛盾。根据子贡、班伯、刘向的怀疑，自古所传的桀、纣之罪恶，"将非厚诬者乎？" 　　⑦纣王之子武庚在周朝造反，"考诸名教，生死无惭"，《尚书》怎么可以视其为"丑徒"、"逆党"？ 　　⑧《论语》盛赞"周之德"，而根据《尚书》所记，周文王当年为诸侯时就对外征伐，急于称王。看来周文王服事商如同司马氏作魏臣，都是假的。⑨《论语》称赞太伯"至德"，让出王位继承权。根据《吴越春秋》和《春秋》所载，太伯是被迫出走，自残身体。 　　⑩根据《尚书·金滕》、《左传》、《尚书·君奭》的记载，周公违背臣子之礼，权力过大，行迹可疑，并且对兄弟残酷镇压，然而《尚书》却赞扬周公。 　　再看《惑经》篇，其主要对《春秋》提出十二条"未谕"（不理解），批评后人对《春秋》的五条"虚美"（吹捧）。12　条"未谕"是：①贬低和讥讽的写法不能始终如一，亲手杀死齐、郑、楚国国君的人未记，却记涉嫌于国君之死的晋赵盾、许太子。 　　②对齐、楚国君之死，不记首要凶犯，邾国宫人使国君丧命，却不书"弑"。③掩盖狄人灭卫和晋文公召周天子的事实，"无惭良史也乎？" 　　④鲁哀公两次同吴国会盟都不记载，却记载鲁桓公与戎族会盟。该隐瞒的和不该隐瞒的颠倒了。 　　⑤阳虎叛乱是大事却不记，弓、玉丢失是小事却记，略大存小的记事方法违背惩恶劝善之理。 　　⑥记未正式居君位者均应不避讳。记子般、子野之死未避讳，记恶、视之死却避讳。 　　⑦鲁桓公二年和鲁僖公十年，记国君和臣子被杀均用"弑"，未区分出君与臣的尊卑差别。 　　⑧涉及国君的很丑的大事，隐讳是可以的。但记本国事为何对小事也隐讳。 　　⑨沿袭了旧史记载的错误，褒和贬时宽时严，照抄和改动做法不一。 　　⑩先记许国灭亡，后记许国征伐，舍去中间事件发展过程，使人难以找到头绪。 　　记别国事均凭来告，造成小事来告则记，大事不告就缺载，巨细不均。 　　记别国事不加核实，使得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惑经》篇又指出后人"虚美"《春秋》有5　点：①孔子修《春秋》是依据旧史稍加修饰，对"阙文"、"失次"处，"皆存而不正"。可是司马迁却"虚美"说：夫子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②《春秋》根据虚假来告记事，没能证明宋襄公扣留滕国国君和楚灵王杀郏敖之罪恶，使善恶颠倒。可左丘明却"虚美"说，《春秋》之义为劝善惩恶。 　　③《春秋》对别国篡位弑君的3　件事和鲁国弑君、驱君的7　件事都缺载，使恶人逃脱罪名。可孟子却"虚美"说，《春秋》使乱臣贼子惧。 　　④《春秋》对时间较远的隐公、桓公时期事记载明显，而对时间较近的定公、哀公时期事记载隐讳，这是为求自身免祸。而孟子称孔子说过，知我者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⑤孔子所处时代，人们用辞委婉，说话隐晦，大概是风气。班固却说：仲尼殁而微言绝。其实不光孔子有微言。 　　通过对上述刘知几所"疑"所"惑"的具体内容一一条列，可以清楚看出：关于"可疑"，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记史不实。如第②、③、④条，尧、舜、禹的"禅让"之事不可靠，等等。二是评价不当。如第①、⑤-⑩条，对尧、汤、文王、太伯、周公的赞美不合实际，对桀、纣、武庚的贬斥有"厚诬"之嫌。 　　关于"未谕"，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书法不一。如第②、⑥、⑦条，"弑"与"杀"字用得不当，不该避讳处却避讳。二是隐讳史实，如第①、③、④、⑧条，隐讳了一些大事，有些不该隐的也隐。三是史料处理不当，如第⑤、⑨-　条，略大存小，沿袭旧史错误，舍略必要史实，史料搜集不广，考核不精。 　　关于"虚美"，批评后人对孔子及《春秋》的五种吹捧，指出孔子作《春秋》，对旧史刊修不力，史料考核不够，记事隐讳。 　　总的看来，《疑古》、《惑经》考察的是史学编纂问题，进而探讨了修史态度；认为儒经所存在的弊病妨碍发挥惩恶劝善作用，这又联系到史学的政治功能问题。刘知几之所以"疑古"、"惑经"，是因为他认为孔子的修史态度、方法和《尚书》、《春秋》等儒经，都存在谬误之处，必须加以纠正。这些谬误既造成古史的混乱不实，又因书法不一而使后人莫衷一是。由于世人多认为儒家经典"善无不备"，因而会愈加以讹传讹，刘知几要纠谬补缺。他的目的在于完善儒经，而不是否定儒经。他所列举的问题，并没有批判儒家的礼教观念，没有"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他是以传统观念来批判传统观念，他甚至多次指责《尚书》、《春秋》所载不符合"名教"。所以，他的疑古惑经精神，谈不上"击中了儒家的要害"。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刘知几疑古惑经的进步意义，他尖锐指出儒经所赞扬的、历来为人崇拜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并不那么圣明贤德；而遭受贬斥的桀、纣、武庚，也未必罪恶滔天；《春秋》虽是孔子所修，但也存在不少谬误，后人的很多胡乱吹捧不符合实际。这的确反映了他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经的出色识见，反映了他求真求实的进步态度。同时他指出古代近代篡权行为如出一辙，也包含着对当代政变之虚伪样式的讥讽和抨击。 　　他能够直率批评孔子及儒经，与他的关于圣人也不能无过的识见有关。 　　他在《惑经》篇明确指出，孔子虽然是"生人已来，未之有也"的"大圣大德"之人，"然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孔子与弟子门人"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刘知几几次阐述这种观点，"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①。"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②。由此他认为，对前人之说，切忌盲从，不能"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③。对待前人著作中的错误，应"诋诃其过"，而不要"文饰其非"，"强为其说"④。刘知几认为自己对孔子及儒经的批评，正是孔子所提倡的，"将'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如其与夺，请谢不敏"⑤。 　　《尚书》、《春秋》等儒经为何会有错误？刘知几在《疑古》篇有所论及，择要言之有三点原因：其一，上古时代记事的史书不流行，因此"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他从史学的起源上开始考察，古代史官分记言、记事两类，但"古人所学，以言为首"，对于记事则不注重。象少昊氏以鸟名定官名，后羿、寒浞篡夺王位而使夏朝中衰，这样的开国传世大事，"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只有知识广博之人，方能"粗知其一隅"。所以古代"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其二，作者爱憎由己，不尊重史实。孔子刊修史籍为教化世人，"圣人立教"，主张"成人之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在史籍中对需美化的人一味美化，虽有罪恶也不指责；对需贬斥的人一味贬斥，虽有优点也不赞扬。对于本国君主和他国的贤者，丑事不论大小都隐讳，"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其三，古代文字简略，记载史事不具体，使史书作者很难了解详情，有缺漏处也无法增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派，蒙然靡察，有如聋瞽"。 　　再来看一看刘知几疑古惑经的方法。一是将儒经与诸子杂史对勘，"参而会之，以相研核"。为了解决儒经中"理有难晓"之处，他把眼光扩展到了儒经以外的群籍。他据以立论的材料，有儒经本身，如《尚书》、《春秋》、《论语》、《左传》；有杂史，如《逸周书》、《山海经》、《吴越春秋》；有诸子，如《墨子》、《孟子》；也有学者对儒经的研究评论，如《尚书》（伪）孔安国注、《尚书序》。二是利用了近代发现的文献考古材料。上距刘知几三百余年的西晋，汲郡一个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时魏襄王墓，引出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墓中有大批竹简，经整理后得到十余种古书。刘知几所引 　　①　《史通·探赜》。 　　②　《史通·书事》。 　　③　《史通·杂述》。 　　④　《史通·探赜》。 　　⑤　《史通·惑经》。 　　用的《汲冢书》、《汲冢琐语》即本于此。由于这些材料没有象其它先秦史书那样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传写之误或遭到篡改，因而史料价值较高，并且有些记载与儒家关于古史的传统说法大相径庭，这大大启发了刘知几。三是把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与对历史上政治斗争的考察结合起来。刘知几认为，关于政权的争夺，"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①。他联系到"近古有奸雄"打着拥戴王室旗号，废父而立子，或废兄而立弟，最后自己篡权；再根据《琐语》、《山海经》的记载，作出推断：舜先废尧而立尧子丹朱，然后再废丹朱，自己称帝。 　　刘知几之"疑古"、"惑经"，也是受到前人启示的。首先是正统儒家学者的启示，他在《疑古》篇中几次谈到这一点，"故子贡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孟子曰：尽情《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是，而天下恶者必以桀、纣为先。"其次是前代帝王的自白。刘知几引用汉景帝的话："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①。曹丕的言行对他启发更大。曹丕于公元220　年废汉献帝为山阳公，自己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刘知几在《史官建置》、《疑古》两次引用曹丕之语。第三个启示来自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曾对儒经中的虚妄之言给予有力批判，其中的《问孔》、《刺孟》两篇，对孔子、孟子的著作进行考辨，指出："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②。刘知几的《疑古》、《惑经》就是王充《问孔》、《刺孟》的后继之作。刘知几并不讳言这一点，他说："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③。足见刘知几把自己的撰述看成学术承前启后的一个环节。 　　由上述探讨可以看到，刘知几尖锐批评孔子及儒经的谬误，是对历史上的勇于疑古、不盲从权威的优良思想传统的发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孔子及儒经持否定立场。 　　3。天人论与变易论刘知几的天人论颇引起现当代学术界的注重，多数学者认为刘知几反对命定论，具有无神论思想。也有学者认为刘知几是一个十足的有神论者。刘知几的天人论思想是较为复杂的，具有两重性的特征，既承认人事起主要作用，又不否认天的意志。天人论本身又分为二个层次，以下依次探讨。其一，"天"有无意识？"天"与"人"有无感应？这是自古以来就不断探讨的问题。《史通》中《书志》篇论说了两种情况：一是某些天道和人事间有感应，"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所以史书应记这类事，"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飏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征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 　　①　《史通·疑古》。 　　①　《史通·疑古》。 　　②　《论衡·问孔》。 　　③　《史通·惑经》。 　　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 　　二是某些天道和人事无感应，"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慧星出"，这属于自然界动物与天象之间的感应，和人类没有关系，"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若乃体分濛澒，色著青苍，丹曦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事"，所以不必载入史书。他认为天象古今不变，记载自然的天象没有意义，因而主张取消正史中的《天文志》。 　　由此可见，刘知几认为史书应记的内容，是天象灾异预示人间祸福的天人感应之类事例；而他认为不应记的，恰恰属于科学范畴的天文学内容。天象并非历代不变，而且人们对天象的认识程度和编制的历法，历代也有变化。假如历代正史均有《天文志》记此类内容，那么合起来无异于一部天文史长编。当然，刘知几当时对自然科学缺乏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天人之间或有感应，或无感应，那么人们对天道能否完全认识呢？ 　　刘知几认为不能，他举出一些例子，"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鹏集贾生之所。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这类预兆不吉但结果很好的事，都属于"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史书可以记载，但不必强为解说。因而他赞赏"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与此相应，他坚决反对"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刘知几并不否认天降祥瑞或灾象以向世人显示天意，但他认为世人编造的祥异之事太多了，已经造成了泛滥趋势，因而他激烈抨击假造天意的丑恶行为。他说，"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尚书》、《春秋》中所记载的"不过一二"，可是近代以来所谓"祥瑞"就太频繁"出现"了，"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胜"①。这对统治者假造天意以欺人的骗局，是一个有力的揭露。 　　正史中的《五行志》是专记祥瑞灾异及其征验结果的。《史通》中有《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主要批驳了《汉书·五行志》的谬误。遂有学者认为刘知几反对五行灾异之说，主张取消《五行志》。这是一种误解。 　　刘知几认为《五行志》的撰修是必要的。这基于他的灾祥彰兆之说，"案灾祥之作，将应后来；事迹之彰，用符前兆"②。他对《左传》所记灾祥很是欣赏，"当春秋之时，诸国贤俊多矣。如沙鹿其坏，梁山云崩，鹢退蜚于宋都，龙交斗于郑水。或伯宗、子产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过盛言其必应。盖于时有识君子以为美谈，故左氏书之不刊，贻厥来裔"。他也曾指出《五行志》的性质作用，"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来"①。那么他为何又专作《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呢？ 　　首先，他认为班固所作的《汉书·五行志》在显示灾祥征验方面还有不足之处。如只记灾祥，但未记与人间何事相应，"《志》云：孝昭元凤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为当有庶人为天子者。京房《易传》云：'太山之石 　　①　《史通·书事》。 　　②　《史通·五行志杂驳》。 　　①　《史通·五行志错误》。 　　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又曰：'石立于山，同姓为天下雄。'"刘知几不满意班固只做了一半工作，于是他一一补充说明上述祥异与人间何事对应，认为这是汉宣帝即位之祥，宣帝出自民间，"所谓庶人受命"，"以曾孙血属，上纂皇统，所谓同姓雄者也"。昌邑王被废，贬谪远方，"所谓人君虏者也"。刘知几还认为班固《五行志》时常"见小忘大，举轻略重"，以致漏记了汉代的一些重要灾异，"且当炎汉之代，厥异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风如血；于公在职，亢阳为旱。惟纪与传，各具其详，在于《志》中，独无其说者，何哉？此所谓博引前书，网罗不尽也"②。刘知几对《五行志》的另一批评是，在史料来源上选择欠妥。他认为关于灾祥的记载，《左传》要比《公羊传》、《谷梁传》可靠。然而董仲舒、刘向等，"不窥《左氏》，直凭二传，遂广为它说，多肆奓言"，"何其妄也？"③其次，刘知几对《五行志》的虚妄处也进行了批判，其尖锐和猛烈程度都是历史上少见的。 　　他指责《五行志》对许多灾祥强作解释，"如蜮之为惑，麋之为迷，陨五石者齐五子之征，溃七山者汉七国之象，。。诸如此比，其类弘多，徒有解释，无足观采"①。 　　他批评《五行志》释灾祥时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扯到一起，时间对不上，地理位置也对不上。他又分别举例说明了征异不确，出处不清，解释矛盾等等《五行志》的谬误处。 　　由上述可知，刘知几相信经过慎重去取的灾祥神异，而反对明显荒谬的灾祥神异。他对董仲舒、刘向、班固等关于灾祥神异的某些解释给予了坚决批判，揭露其虚妄之处，有时还追寻谬误发生的根源。从那个时代来看，他的批判较为全面、深刻，然而他的主观目的却是要使《五行志》更加完善，更加严谨。他是站在纠谬补缺的角度来评论《五行志》的。 　　刘知几天人论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天命与人事的看法。 　　以往学者在论证刘知几反对命定论，不相信天命时，均引用他的这一段话："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志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乍一看，似乎刘知几确是反对天命，其实他本意并不如此简单。上面这段话出自《史通·杂说上》，被包括在一整段长达424　个字的论述中，刘知几在这里对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作了较完整的阐说。为了全面了解他的观点，以下将他这番话分4　个小段落进行考察：《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易益乎？"刘知几首先转引《史记·魏世家》太史公论魏亡之语，作为自己批驳的靶子，下面展开自己的议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弧箕服，章于宣厉之年；征褰与襦，显自②　《史通·五行志错误》。 　　③　《史通·五行志杂驳》。 　　①　《史通·五行志错误》。 　　文成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责者哉？此段话表达了五层意思：其一，不同意太史公的观点，即所谓天意已定，魏无论任用何人也不能免于灭亡。提出自己论点，论成败，应以人事为主（含以命为辅之意），不能单单依据天命。其二，进一步征引晋、秦、西周、鲁分别败亡于夷吾、胡亥、幽王、稠父之手的事例，说明人的所作所为是成败关键。其三，成败又不单取决于人的所作所为，以上4　国之败亡均早有预兆，"天孽难逃"。其四，在天命和人事的两个因素中，人事更主要一些。虽然国之败亡早有预兆，但假若上述4　个亡国之君有德有才，结局就不一样了。其五，以小结驳太史公，如果按照太史公说法推论，既然天意已定，那么亡国之君也就都有开脱罪责的理由了，为何偏偏宽容魏君。 　　由上论可知，刘知几的观点是：天命和人事相结合，以人事为主。他讲天命，未否定人事；他讲人事，未否定天命。他反对"必推命而言"，是反对脱离人事单纯讲天命，而并不是不承认天命。否则这段话先强调国之亡在人事，紧接着又强调国之亡有先兆，在语意上逻辑上解释不通。以往论者往往只引用此段前头几句，得出刘知几重人事反天命的结论。 　　接下去刘知几又云：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与京。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宗之在水浒也，鸑鷟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宸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 　　继前段从国之败亡角度发论，此段则从国之肇兴角度发论，以反证太史公观点之误，亦有三层意思：其一，与国之败亡一样，国之肇兴也有预兆，田齐、魏、周、汉的兴起，均早有占卜预言和祥瑞。其二，虽有天命在，亦需有人事相配。假如四个开国之君的德、才不足，难道能最终建国称帝吗？其三，如按太史公说法，既然有天命，国之兴是自然实现的，那就根本无需赞扬开国皇帝的智睿与神武了。 　　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此段说明单纯强调天命的弊病，分二层意思：其一，考察历史是要给后人以教益，提供鉴戒。假如单纯以天命来论国家兴亡之理，依时运来品评人物而忘记褒贬大义，怎么能给后人提供垂训鉴戒呢？其二，一些史家继承了太史公的观点，如鱼豢、虞世南论公孙、陈之败亡，单纯归结于天命，犯了同一个毛病。 　　综上所述，刘知几的天人论思想是较为复杂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因而不宜作非此即彼的简单评价。 　　下面再探讨一下刘知几的变易论。 　　以往一些研究者曾认为刘知几"反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一个历史进化观在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中是确立了、系统了"。对照刘氏思想实际，上述说法似嫌笼统，不够确切。下面分三点具体探讨刘氏的思想。 　　第一，刘氏确实具有明确的历史变易观点。《模拟》篇指出：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导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这里谈的是，社会变化了，人们的观念和处世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因习》篇又云：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 　　这里不但谈到观念要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谈到既然世事有所变化，那么记载世事的史书也要有所变化。可以看出，刘氏关于社会和史学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思想，是很明确的。但是，关于这个变化是怎样的变化，是否一定今胜于古，则未加阐明。 　　一般认为，承认古今不一样，承认社会是变化的，就是历史进化观。应该说，在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即认为某些变化是今不如古，或者说，在同一个人的思想中，既承认有些变化是今胜于古，也承认另有些变化是古胜于今。刘知几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复杂的人物。 　　第二，刘氏认为在社会、史学的某些方面，是今不如古。在《载文》篇，他集中列举了这样几种情况：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 　　这是在谈古代禅让是名符其实的，"以能而授"；而近代禅让则是掩盖篡权的虚伪把戏。 　　他又指出古代为文者"不虚美，不隐恶"，"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而"爰洎中叶，文体大变，建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接着他又连接进行了几种古与今对比：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逮于近古则不然，。。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至于近古则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斗筲下才，罪不容责。 　　观猗欤之颂，而验有殷方兴，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至于近代则不然，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臣皆二八。 　　以上是《载文》篇对古今世事、文体、文风等对照。 　　《曲笔》篇又云："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书事》篇又云："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 　　刘知几认为《左传》是史书中最完美的典范，后世史书再没有可与之媲美的，"自兹已降，吾未之见也"①。 　　这类例子很多，刘知几将古代之事与近代现代之事加以对比，肯定的是古代之事，否定的是近现代之事。虽然不能据此认为刘知几主张历史倒退论，但也可察知，简单判定刘知几主张历史进化观，反对复古主义，是不能够说明他复杂的思想的。 　　第三，刘氏也曾明确指出史学是不断发展的。《疑古》篇云：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 　　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 　　这里谈到后世史书内容丰富，学者可从中较全面了解社会情况。而古代史书内容简单，一些较为重要史事被埋没。《书志》篇又指出："古书从略，求征应者难该；近古尚繁，考详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后进所以事反精审也。"这虽然谈的是编修《五行志》问题，但也道出了史书后出转精的道理。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刘知几思想上尚未形成系统的历史进化观，或者说他的有关社会及史学演变的思想发展得还不是很成熟、定型的。他有很出色的观点，但也有一些局限，所以他的观点经常变化。当然，有些变化也是合理的，例如他并未说古代史学一切都好，也未说近世史学一切都好，只是针对不同事例发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史通》是有重要的、独特的贡献的。《史通》表现出来的勇于求真、不囿旧说、大胆批评的精神，有力地冲击了思想领域里长期存在的天命观、复古论和神学泛滥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盲目迷信，并开"疑古"风气之先。尽管他的进步思想表现得不很彻底，但毕竟比前人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而且就对思想界的客观影响而言，刘知几思想的进步性远远超过其局限性。这是因为，在封建时代天人感应说、有神论占绝对优势，厚古薄今思想也颇为盛行，孔子及儒经对人们思想有一定的束缚，因而一旦有进步的思想火花出现，就会在社会上引起注意，甚至引起震动。后世一些学者在批孔批经，批判有神论、天人感应、厚古薄今观点时，往往视刘氏为知己，引用其有关论点。而特别顽固的封建卫道士则害怕任何新思想苗头的出现，他们不理解、或不愿理解刘知几的思想整体和本意。在他们看来，对传统观念，对圣人、经典的任何批评，都有可能危及官方的思想统治，所以攻击刘知几的思想观点不惜言过其实。今人则要注意不能重袭旧说，即便是持肯定刘知几的立场。封建文人指责刘知几"妄诬圣哲"，"弹劾仲尼"，是"名教罪人"，今人如果反过来大加颂扬刘知几这样做就是正确，那就不免失于简单和偏颇了。 　　①　《史通·杂说下》。 ●　　七、经学思想的重大变异安史之乱过后，唐朝皇权削弱，藩镇割据形成。剧烈的社会变动，使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为之一变。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官方思想基础的经学和儒学的更新问题。 　　（一）社会变动引出"思想危机"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的铁蹄、八年的战乱，彻底粉碎了唐皇君臣、士大夫们的"风流温柔乡"。当人们从迷梦中清醒之后，发现贞观、开元那样的"治世"已经一去不复返，先前的"经典"说教、思想义理并不怎么"神圣"。政治危机，导致"思想危机"。 　　1。异端斯起，学说林立思想文化在安史之乱后的最明显变化是，社会普遍接受自西方"极乐世界"传入中土数百年的禅宗思想，使之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在中华大地传播了几个世纪的禅宗思想，终于在安史之乱后遇到了适合它的"时代心理"。贞观、开元"盛世"，整个时代的心理基调是开放、豪迈、热情、向外的，充满生机和自信。那时，佛教彼岸世界的诱惑力只限于下层贫困百姓，在思想文化领域尚未引起多大兴趣。但当"盛世"一去不复返的现实摆在了眼前，再去回顾过去的美好世界时，强烈的反差使大多数士大夫产生出难以平复的失落感。 　　以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哲学而言，普遍存在两个既相背离又相联系的方面，即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退隐、杀身成仁与保全天年。当社会、时代为其创造了进取的条件，创造了理想追求与欲望满足的可行之路时，儒家人生观的积极面便占据主导地位，自信、向上。相反，则消极、退隐，以求保全自己，陶醉于有限的自我满足中。更何况，老庄哲学中早就包含着退让、自隐、追求自在适意的人生观。如今的巨大失落感，使大多数士大夫都在寻求内心空白的填充剂。于是，佛教彼岸世界便成为他们寄托心灵、获得解脱的最佳境界。"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佛教获得了渗入士大夫阶层的心理基础，尤其是禅宗南宗的"顿悟"说更加投合士大夫们的心意。南禅宗固然也要人们禁欲，但并不严格。相反，它既不坐禅，又不苦行，也不念经，只不过是一种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说白一点，禅宗既允许在此岸尽享声色伎乐，又发给先登彼岸的入场券；既可兰若谈禅，又能坐朝论政。因此，"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慕心向道"①。佛教典籍作如是说，世俗著述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新唐书·五行志二》也这样写道："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即使像颜真卿那样"舍身取义"的忠烈之臣，虽然自称"不信佛法"，但也承认自己"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德宗时，宰相齐映、赵憬等，与禅宗中马祖道一、百丈怀海一系的高僧来往密切，"或 　　①　《百丈清规》卷五。 　　师或友，齐（映）亲执经，受大义为弟子"①。 　　不过，此时士大夫们对禅宗多是盲目崇拜，尚未真正领悟其指归。有的甚至对佛教是什么也没弄清楚，见菩萨就顶礼膜拜，是佛就信。 　　在佛教特别是禅宗思想迅速渗透到中唐士大夫阶层的同时，关于传统思想文化的研讨出现了多元的趋势。宪宗时，李肇对代宗以来学术的变化有过一段简要概述，表明各专门之学的发展：大历以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茞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和，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②其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学，本章后两节专叙。"兵赋则杜太保"，指杜佑所纂《通典》，第八章详述。"氏族则林宝"，乃林宝所编《元和姓纂》，是一部姓氏谱。苏冕"缵国朝故事"编为《会要》40　卷，书虽失传，但基本内容都被采录入《唐会要》一书。贾耽的地理书，只有残篇传世。其它，则已不传。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代宗到宪宗之际，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如经学、社会学（杜佑《通典》）、地理学、历史学、姓氏学以及天文、算历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这应当说是社会变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在新观念的带动下促进学术文化发展的结果。 　　其中的经学研究，除《春秋》而外，现今只知施士丐、仲子陵的成就"最卓异"。施士丐（又作匄），"兼善《左氏春秋》"，后来唐文宗以其为"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仲子陵治《礼》，"以文义自怡"①。从上述对此二人的评语，显然都是重义理的。如果这种猜测不误，便可以认为：自代宗始，经学研究出现新趋势，普遍脱离此前的章句之学。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官方经学思想，受到猛烈冲击。李肇所叙代宗之后各专门之学，包括儒家各主要经典的研究，都在进行新的探索，表明传统的儒学思想、经学思想，即官方统治思想的基础，正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禅宗思想日渐深入人心，传统的思想正在全社会的反思中寻找出路。宪宗时的学者刘肃对上述状况，大为感叹道：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痛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②"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正是当时官方统治思想"危机"的真实写照！2。反思中的困惑安史之乱长达8　年，皇帝由玄宗经肃宗过渡到代宗。宝应二年（763　年），史朝义传首京师，战乱终告结束，最高统治集团开始反思。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 　　②　《唐国史补》卷下《叙专门之学》。 　　①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附施士匄、仲子陵传》。 　　②　《大唐新语》卷末《总论》。 　　最初的反思，是从一年一度的贡举制度入手的，亦即从思想教化方面寻找致乱的原因。这年六月，礼部侍郎、主考官杨绾以为："国之选士，必藉贤良。盖取孝友纯备，言行敦实，居常育德，动不违仁。""夫如是，故能率己从政，化人镇俗者也。"而近世"争尚文辞，互相矜炫"，"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败俗伤教"。"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其结果，使"太平之政又乖矣"。为此，主张"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取德行著于乡闾、学业知经术者，荐于州；刺史试其所通之学，送于尚书省。朝廷择取贡士，必通一经，对策皆"古今理（治）体及当时要务"，上第即授官，中第得出身，下第则罢归。杨绾希望，"数年之间，人伦一变"，使"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认为"教人之本，实在兹焉"①。这是试图以科举取士为导向，"教人"恪守伦理纲常，用以维系不断受到冲击的统治思想。 　　代宗认为这的确是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重要议题，便下诏诸司通议。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所议，与杨绾颇多共同之处。贾至的奏议，最具代表性。其议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词以观行，则及词也。"如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接着，便将"浮艳"取士之风与治乱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乘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者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①在这一关于科举制度的辩论中，普遍感到了"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状况。因此，大都主张改变有"诱导之差"的"取士之术"，恢弘儒教，复振经术之学，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 　　然而，思想文化问题并不像杨绾、贾至等人想的那么简单。已经实行了一个半世纪的进士科举，岂是一道诏命可以废止的！改变"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现状，更不仅仅是科举取士有"诱导之差"的问题。结果是，议论虽佳，却行不通。试图通过科举取士来"诱导"风化，恢弘经术，复振儒学，以此维系先前的那一套统治思想、伦理说教，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番争议对当时的思想界还是有所影响的。至少啖助在"集三传，释《春秋》"时，与贾至关于夏、商、周三代之政尚忠、尚敬、尚文的说法，是相呼应的。终代宗之世，最高统治集团确实感到官方据以为基础的儒学、经学思想受到"末学"的剧烈冲撞，出现危机。但是，如何摆脱这种思想"危机"，却处在困惑之中。 　　①　《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①　《全唐文》卷三六八《议杨绾条奏贡举疏》。 　　（二）《春秋》新学的兴起当朝野上下普遍有感于传统思想日渐衰微之际，远离京师的东南一隅悄然出现了一个小人物的《春秋》经、传研究。数十年后，终于形成颇具影响的学派，占据了中国经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席。 　　1。一个独特学派的形成前文所引李肇叙代宗大历以后"专门之学"，有"啖助、赵匡、陆质《春秋》"，便是中唐兴起的重要学派。 　　关于啖助等研究《春秋》经、传的情况，最早、最详的记述便是陆淳（后改名质）所整理《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所收《修撰始末记》。 　　啖助（公元724　年～770　年），字淑佐，祖籍赵州，后徙关中。玄宗末，客居江东。恰逢安史之乱，不得还归中原，遂以文学入仕，为台州临海尉，又调润州丹阳主簿。任满之后，在家著述。"始以上元辛丑岁，集三传，释《春秋》。"上元辛丑岁（761　年），正当安史之乱第6　个年头。上一年年底，浙东一带还有过"刘展之乱"，攻占润州、升州等地。藩镇跋扈，祸乱不断，对形成其思想学说，有着直接的影响。 　　啖助"集三传，释《春秋》"，前后历时10　年，"至大历庚戍岁（770年）而毕"。此间，陆淳从学于啖助。就在集释即将告成的这一年，赵匡自宣歙观察使府往还浙中，途经丹阳，"诣室而访之（啖助），深话经意，事多响合。期返驾之日，当更讨论"。不想啖助竟与世长辞，年仅47　岁。啖助逝后，陆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之以诣赵子"。赵子，即赵匡，字伯循，天水人。宣歙观察使陈少游幕府，累随镇迁转。这时，赵匡正随陈少游赴浙东观察使任。先前相约，与啖助"当更讨论"的"经意"，如今只能由赵匡一人来进行"损益"增删了。其后，陈少游迁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赵匡又随任至扬州，为淮南节度判官。 　　陆淳（？-805　年），字伯仲，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陈少游镇淮南之后，大约因赵匡的关系，知其有才气，遂辟为淮南从事。这样，赵、陆二人便可以随时随地切磋《春秋》经、传。赵匡一面因啖助学说而加"损益"，陆淳则一面"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775　年）而书成"，即今天所见《春秋集传纂例》10　卷。随即，陈少游又荐之于朝，诏授陆淳太常寺奉礼郎。 　　陆淳入朝后，累迁左司郎中，历信、台等州刺史，与韦执谊相友善。此间，又另撰《春秋微旨》3　卷、《春秋集传辨疑》7　卷，都是阐发啖、赵学说的内容。这三部书，传本较多，尚缺系统整理。为翻阅方便，"四库全书"、"古经解汇函"、"玉玲珑阁丛刻"等丛书都收录了这几部书，可任取一种了解大概。 　　顺宗即位，韦执谊为相，征召陆淳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为避皇太子名讳，改淳为质，史书多称其为陆质。陆质与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李景俭等结为"死友"，参预了王伾、王叔文发动的"永贞革新"活动。当年，陆质病卒。 　　啖助的学说，起初几乎不为人知，历经30　余年，始由陆质而闻名。细论起来，这一学派的形成，首创其说者推啖助，充分发挥者为赵匡，整理推广者是陆淳。三人之间，啖、陆为师生，赵、陆为益友。这有吕温代陆淳所作的《进集注春秋表》为证，表文见于《全唐文》卷六二六、《吕和叔文集》。前引陆淳《修撰始末记》，亦只称啖助为"先生"，而呼赵匡为"赵子"，赵与陆显然没有师生关系。而《唐书·陆质传》以陆师赵、赵师啖，实是一大谬误！ 　　2。颇具特色的解经新意第四章讲到，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其中的《春秋正义》只尊《左传》，而置公羊、谷梁二传于中经、小经之列。当时学子，则仅知有《左传》，不闻有公、谷；多知《左传》史事，少闻《春秋》义理。但当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形成，社会现状恰似孔子所处时代--"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如果再尊《左传》，岂不等于承认诸侯可以挟天子的历史，成为现实中割据者们的口实。这是中唐以来最高统治集团极不情愿，也最担心的事情。事实（史实）虽然不能够改变，但又不允许其成为什么"以下犯上"的历史"根据"，就得另外想出一种新的说法来。好在这样的说法，老祖宗那里早就有过。解释《春秋》，自西汉以来就一直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而公、谷两家不说史实，只谈义理，正可以从中发掘适合需要的"根据"。在这种背景下，啖助不仅亲身感受到安史之乱的祸害，还目睹了浙东刘展的反叛，于是决定通过史实与义理的对照，重新认识《春秋》经意，"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春秋集传纂例》10　卷，集中了啖、赵学说的精华。《春秋微旨》3　卷，先列三传异同，再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春秋集传辨疑》7　卷，专述啖、赵攻驳三传之言，以赵说居多。其书内容庞杂，主要观点和贡献有如下几点。 　　其一，"从宜救乱，因时黜陟"。 　　啖助对照《春秋》，比较三传，认为在三纲废绝、人伦大坏的"季世"，唐尧、虞舜之化难行，但"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应当"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并再三强调：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欲勉善行，救国之弊，革礼之失也。①赵匡发挥啖助这一思想，说得更加简明而形象：《春秋》者，亦世之针、药也。 　　把《春秋》视为医治社会病症的针、药，运针问病自然就要对症。赵匡将《春秋》"指要大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兴常典"，二为"著制权"。郊庙、丧纪、朝聘、蒐狩、婚娶，"违礼则讥之，是兴常典"，即以礼仪制度防备社会病症。对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者，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是为"著制权"，即用"圣心"治理社会病症，或者说用"圣心"所"穷"《春秋》之"精理"，"从宜"、"因时"救乱①。 　　其二，"以史制经，以明王道"。 　　啖助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伤主威不行"，所以要"首王以正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其"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高矣"，尊王的宗旨十分明确。对于董仲舒、何休等人"黜周王鲁"说，啖助用怒责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的语气斥之为"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啖助集注经、传的最高准则就是为了"尊王"，企图以"尊王"这个"理"来进行说教。即所谓"《春秋》以史制经，以明王道"②。赵匡进一步归纳《春秋》宗旨说：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③就是说，要通过历史来"举三纲，提五常"，以此为"彰善瘅恶"的准则，实现"尊王室，正陵僭"的目的。针对安史之乱后皇室衰微、藩镇强大的局面，赵匡更是多所发挥。《春秋》中齐桓、晋文之霸，盟会侵伐，三传皆无义说，赵匡多所"损益"。如书中《盟会例》篇赵匡云："王纲坏，则诸侯恣而仇党行，故干戈以敌仇，盟誓以固党，天下行之，遂为常情。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 　　其三，"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啖助在论说《春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的宗旨时，提出："夏政忠，忠之弊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求僿莫若以忠。""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所以孔子作《春秋》，乃"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①。其用意是很明白的，周的礼乐法度（文）过于繁琐（僿），多流于形式，徒具虚文。例行公事的人，并不一定具备忠心和诚意。因此，应当摒弃形式，提倡内心的忠诚，即所谓"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这才是行为的最高准则。所谓"立忠为教"，即要树立"忠道"以行教化；"原情为本"，是说"忠道"本原于人的情性，要从根本上做起。 　　啖助、赵匡在以《春秋》大义为唐代立法时，取舍三传尤其注重"立忠为教"的"教"字，提出：其辞理害教，并繁碎委巷之谈，调戏浮侈之言及寻常小事不足为训者，皆不录。。。若说事迹，虽与经相符而无益于教者，则不取。 　　反转过来，即使是"无经之传"，只要有"因会盟、战伐等事而说忠臣义士，及有谠言嘉谋与经相接者"，也都"略取其要"②。 　　至于陆淳，为了"立忠为教"，竟提出"以讳为善"的说法。经文中，僖公二十八年有"天王狩于河阳"的记叙，《左传》引孔子语批评晋侯"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原情为制，以诚变礼也。"就是说，通过其心理动机（"原情"），达到宣扬"尊王"和"忠"的目的。由此，他主张："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①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现在又多出一个"以讳为善"，经学"立忠为教"的宗旨确实暴露无遗了。 　　其四，考三家得失，开疑古之风。 　　自汉至唐，解《春秋》经虽有兼采三传者，如郑玄、范宁等，但都是专主一家的。真正是"考三家短长"的，始于啖助。陆淳在论说了啖、赵《春②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③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①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②　《纂例》卷一《啖赵取舍三传义例》。 　　①　《春秋微旨》卷中。 　　秋》宗旨之后，紧接着讨论的就是三传得失，大意如下：（左氏）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 　　（公羊、谷梁）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 　　谷梁意深，公羊辞辨，。。②这一比较、对照，相对来讲是客观的。从记事的角度看，啖助认为《左传》博采而驳其混杂；就解经的角度而言，他肯定公、谷二传之密而指其乖谬；以公、谷相比较，则谷梁意深。这种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分析，不失为一种有影响的见解。加之所举的不少有力例证，迄今仍不能完全否定，更增加了其说"绝出诸家"的份量。 　　三传有得有失，也即有可取之处，又有不可尽信之处。其不可尽信之处，便成为疑古的根据。在回答"司马迁、刘歆与左丘明年代相近，固当知之，今以远驳近，可乎"的提问时，赵匡这样回答道：夫求事实当推理例，岂可独以远近为限！①这既是向唯古训是尊的传统的一种挑战，又是对唐初将传注法定化的一种蔑视！"所谓求事实当推理例"，即在占有材料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应当发挥主体意识来认识事物。后代人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法，一般说是超过前代人的，占有材料大致相当，怎么可以用古人的认识来限制今人呢？赵匡的这一说法，似可谓古代认识历史的一种"主体意识论"。应当指出，赵匡的这种"主体意识"的核心，是"理"和由"理"所决定的"例"。关于这个"理"字，后面再叙。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赵匡更提出一些惊世骇俗之说。一是《左传》非亲受经于孔子的"左丘明"所传，而是出于孔氏之后的门人。其引孔子自比，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并非同时代人。尤其是《论语·公冶长》有"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所以"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②。自西汉以来，今文经学非议左氏，只在左氏不传经上，也未疑其作者。自赵匡此论始，《左传》的作者为何人，竟成了经学、史学研究中的重大争论问题。二是对于《春秋》的"例"所表现的怀疑态度。《春秋》的"例"，即其表示微言大义的条例，历来被奉为研究的圭皋。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杜预释《左传》之"例"了。杜预称："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其"例"有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赵匡驳道："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其"例"又有："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赵匡反问："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①周公时的"旧典"，怎么可能为后来春秋时期的"弑君"、大国吞灭小国事先规定出"义例"？这可以说是赵匡"求事实当推理例"的最有力的例证。 　　有疑则有辨，啖、赵的大胆怀疑精神，对中唐以下的疑古辨伪，显然开了一个好头。但他们对三传也不是一笔抹煞，陆淳曾经明确说过：②　《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②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啖氏新解经意，与先儒同者，十有二三焉。②最后，上述各主要观点的形成，都可归结到啖助对于《春秋》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上，这就是：《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礼必然矣。③上千年来，三传释《春秋》都以周代礼法为准则。就历史事实而言，孔子确曾强调过"吾从周"，《春秋》书中表现出的倾向无疑也是这样的。但到中唐，安史乱后藩镇此起彼伏，如果讲《春秋》按周代礼法行事，就难以回避周初分封制的合法性，也就等于说安、史以来的藩镇抗命称王是符合周代"典礼"的了。那样的话，《春秋》作为传统经典，岂不就彻底失掉了"劝善惩恶"的"神圣"功用？为了保住《春秋》的"神圣"的"经典"地位，只能采取"信经驳传"的手法，三传解释的义理都不算数，错都错在三传的说法上，《春秋》经还是好经，责任不在"圣人"身上。于是，需要改变的只是三传中的陈旧观念，重新赋予《春秋》经新意就行了。结果，《春秋》就被说成"不全守周典礼"。这显然是强加到《春秋》名下的说法，用意旨在否定分封制。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是汉唐之际的一大政治体制之争，几乎在所有思想文化领域的所有重要论著中都要涉及论列。 　　安史乱后，《春秋》学作为一个学派，首先从这一体制问题入手，形成较为系统而又特点鲜明的思想学说，这已无庸置疑。但其为维护经典的"神圣"地位另强加"新意"的做法，似乎并没有使经典"神圣"起来。 　　②　《纂例》卷一《重修集传义》。 　　③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三）从历代评论看其影响与地位中唐兴起的《春秋》学派，自宋至清评价不一，甚至互相对立，截然不同。对此，人们有着种种解释，大多言之成理。但是，普遍忽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其正处在由经学思想向理学思想的转变时期。对于转折时期尚未定型的思想，自然容易引起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不同认识。下面，分别评述。1。救乱之旨影响久远在唐代后期至北宋初年，凡尊奉中唐《春秋》新学的，几乎没有庸碌懵懂之辈，多是接受其"从宜救乱"的救世宗旨，试图实现"革新"或"新政"者。 　　前面已经谈到，陆质本人直接参与了"永贞革新"活动，其他重要人物多是其弟子或私淑弟子，几乎都是家有其书，详见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柳宗元是受陆质影响颇深的一位代表人物，其《非〈国语〉》一书"非左氏尤甚"，"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可视为是啖、赵、陆学之后的又一继作。柳宗元深受《春秋》学派影响，除章士钊《柳文指要》有论说，迄今仍少有人涉及。吕温早年就受学于陆质，陆质病故，著述尽付吕温。吕温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强调："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显然，也是要学以"救世"。至唐文宗之世，刘蕡对策，全文6700　余言，竟有12　处用"谨按《春秋》"的方式立意，指陈当时的祸患，"浩然有救世意"①。 　　到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孙复、刘敞等再倡《春秋》新说，使陆氏整理的3　部书有了最早的刻本，为其学派的复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庆历新政"出现，也与新经学关系直接。 　　自中唐"永贞革新"至宋初"庆历新政"，面对"国势浸微"的局面，大都着眼于新经学"从宜救乱"的救世之旨，因而几乎不存在持否定态度的情况。及至清末戊戍变法，也与新经学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唐《春秋》学的"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的宗旨，举世公认并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2。《新唐书》的苛责新经学"从宜救乱"之旨虽然可以借用来"托古改制"，但其强调的"以明王道"、"忠道原情"都是紧紧围绕"解经"而发的，对于现实中如何"明王道"，如何进行"忠道原情"的教化，却是"纸上谈兵"，没有能够提出具体的办法。当"庆历新政"如"永贞革新"般昙花一现之后，北宋政权面临的形势如欧阳修所说，"夷狄叛、盗贼起、水旱作、民力困、财用乏"②。为此，十分向往唐朝"为国长久"，又不满意五代时纂修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于是，仁宗君臣决定重新"刊修"《唐书》，以"黜正伪谬"，《春秋》学又演为 　　①　《新唐书》卷一七八《刘蕡传》。 　　②　详见《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六《准诏言事上书》。 　　唐史热。 　　在重新认识唐代历史的过程中，《新唐书》的"刊修"（主编）之一宋祁，从唐代以前经学发展出发，对中唐《春秋》学始持否定态度，提出严厉批评。他先这样写道：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皆出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回舛，然犹悉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义或谬误，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 　　这是中唐以前经学演变的梗概，由此出发，宋祁进一步评论：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①其后的批评，包括清代乾嘉学者，都没有超过这一范围。宋祁如此评论中唐出现的新经学思想，应当看到他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北宋仁宗时期，新的理学思想尚在酝酿阶段，先前的经学思想虽然出现种种"危机"，受到各方面的冲撞，却仍然是官方统治思想的基础。还应看到，宋祁是在总结唐代历史，而在唐代前期经学思想又是定于一尊的。《新唐书》要"黜正伪谬"，在思想领域除了佛教思想外，比较而言就要轮到啖、赵、陆等人头上了。3。理学大师们一致称赞宋初自孙复、刘敞再倡《春秋》之学后，"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值得注意的是，高度评价中唐新起《春秋》学，宋元理学大师几乎是一致的。请看：邵子（雍）曰：《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兼治。 　　程子（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 　　朱子（熹）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 　　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①理学大家们的评价，何以与宋祁为代表的批评如此相悖？除开社会背景及各自看问题的角度等外在因素外，主要应从啖、赵集传《春秋》，取舍三传的内在蕴含去寻找原因。而经学评论者们，大都无视这一关键性的环节，只注意其对传统的义疏章句的变异，因而斥之为"穿凿诡辨"。相反，理学大师们，则都很看重其内在蕴含与理学的相通之处，因而评价甚高。 　　啖、赵学说中，有两个取舍、损益的基本标准--"理"与"教"。关于"教"，前面已论说。关于"理"，啖助是这样提出的：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若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②赵匡在说"教"的同时，同样谈到"理"： 　　①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赞曰"。 　　①　转引自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 　　②　《纂例》卷一《啖氏集注义例》。 　　至于义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辞流遁，事迹近诬及无经之传，悉所不录。③对于"理"这个概念，啖、赵并无专门的解释，但从其论说中是完全可以寻得其蕴含的，即为"尊王"。以此注经、取舍三传，则为"理通"；反之，则为"理不通"。这个"尊王"的"理"，与其"明王道"的宗旨是相一致的。新经学提出的"理"，旨在"尊王"，"正以大一统"。韩愈提出的"道统"之"道"，用以维系"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间的伦理关系，其核心在"君臣"大义上。新经学提出的"教"，前已叙，强调"忠道原情"，重在伦理道德。韩愈也提出"教"，强调正心以修、齐、治、平，实际上仍然是教人们奉"平天下"者为至尊。啖、赵提出的"理"与"教"虽然不如韩愈细致，但其内在联系是十分自然的，彼此相通的。由此，新经学与道统说之间便埋下趋于合流的伏线。这就是宋初石介等人为什么会在接受《春秋》新学舍传求经、尊王攘夷思想的同时，又成为韩愈之后、二程之前"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的"第一等人"的原因所在！①至于孙复、石介等人的《春秋》学研究，已不属本书范围。 　　4。几点结论通过上述考察，除开其"从宜救乱"之旨影响久远而外，可得出这样几点结论：其一，中唐《春秋》学结束了自汉至唐三传鼎立的局面，"变专门为通学"。从此，治《春秋》不再拘守三传。由《春秋》经学的变异影响到其它四经，传统的"五经"到了宋代都被重新解释。经学完成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其明显的转折点始自中唐的《春秋》学。 　　其二，中唐《春秋》学以其"理"与"教"与韩愈"道统说"相通，经宋初石介等人使二者合流，推进了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这正是理学大师们普遍首肯啖、赵、陆学派的根本原因所在。反过来说，中唐《春秋》学在官方思想开始重大转变的时刻，以其独有的个性特色成为了此间关键性的重要环节。 　　其三，此前《春秋》学中包含的"史之贵实"的精神，在这次经学变异当中遭到严重的践踏。其后，史学著作渐渐趋于"空言义理"，"舍人事而言性天"。"尊王"的"理"被推奉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维护了专制主义的大一统政治实体，却是以牺牲唐代前期那种开放、豪爽、热情、外向的时代心理为代价的。从此，国人的思想便日益被禁锢在伦理纲常的"天理"圈子中，渐渐变得狭隘、愚昧、保守起来。 　　③　《纂例》卷一《啖赵取舍三传义例》。 　　①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孙（复）、石（介）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孙较弱，石健，甚硬做。" 　　八、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在唐代思想学术领域中，有一部堪称划时代巨著《通典》的深邃的思想，尚未被充分认识。本章特作一番发掘，以揭示古代思想领域中"天人关系"之外另一重大议题"古今关系"研讨的进程和所达到的高度。 　　（一）杜佑纂《通典》的旨趣《通典》问世迄今1190　多年，人们对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认识很不一致。在当时，"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就曾为该书"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两宋的数百年间，大都"习焉不察"，皆"以类书目之"①。南宋的大目录学家陈振孙虽认为《通典》"非类书"，却又以其"载古今制度沿革"而视之为"典故"②。明清，又谓之"政书"。近代以来，称为典制史，为当今多数学者沿用。但是，书中有"兵"与"边防"两大门类，并不记"古今制度沿革"。这表明，对于《通典》迄今仍多有"习焉不察"者。下面，让我们先从杜佑其人渐次展开分析。 　　1。杜佑生平杜佑（公元735　年-812　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家庭累世仕宦。起初，杜佑以门荫入仕，为郡、县辅佐官。后来，渐次升迁为剌史、观察使。代宗大历三年（768　年），为淮南节度使韦元甫的幕僚，"深所委信，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在此期间，《通典》一书初具规模。这就是李翰在《通典序》中所说，"以大历之始，实纂斯典"。在其为"淮南元戎之佐，曰尚书主客郎"时，即大历三年至六年间，《通典》一书"累年而成"，"自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阙，申高见发明"①。韦元甫大历六年卒后，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又一度为地方长官。德宗即位，再入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充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等使。当时，朝廷对河北藩镇用兵，"餽运之务，悉委于（杜）佑"。后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　年），征调入朝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性嗜学"，"手不释卷"，"该涉古今"。经修改、补充，于贞元十七年（801　年）纂集完成《通典》200　卷，"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②。在《献书表》中有"自顷缵修，年逾三纪"一句，正是指从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始纂，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　年）献书，前后经历了36　年（三纪）。德宗见到献书，"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史言："其书大传于时"，"大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通典跋》。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 　　①　李翰：《通典序》。 　　②　杜佑献书后，尚有补笔。如书中卷一八四有叙至永贞元年（805　年）者，更有至元和初（806　年以后）者。至于杜佑去世后的某些记事，则系后人窜入，应当分辨开来。 　　为士君子所称"①。两年后，杜佑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同时，又将《通典》摘要编成《理道要诀》10　卷，上奏德宗。顺宗即位，以杜佑摄冢宰，充度支盐铁等使，旋加弘文馆大学士。宪宗即位，复摄冢宰，拜司徒，平章事如故，封岐国公。元和七年（812　年），为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当年，病卒。 　　杜佑的其它撰述，有杂传《宾佐记》1　卷，子书《管氏指略》2　卷，都已失传。《通典》200　卷，是杜佑著述中唯一流传至今而又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巨著。此外，今天可见的杜佑单篇的表、疏、序、论等文，尚有10　多篇，分见于《全唐文》、《玉海》等书中。 　　在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岁月中，杜佑从地方僚佐升任封疆大吏，再进至宰辅，兼理盐铁财政。丰富的政治阅历和长期的理财实践，加之"该涉古今"的学识，使得杜佑对于古今之变、施政的关键等，较之同时代的其他人，都认识得更清楚，看得更深、更远，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最显著。 　　2。从"体要"探"政理"的经世意识前面一章已经说到，面对着社会的巨大变化，自代宗至宪宗，思想领域出现了"言理道者众"的情况。所谓"理道"，即治道，指统治之道、施政之道。杜佑纂集完成《通典》之后，紧接着又将《通典》摘要编成《理道要诀》，以应社会变革、富国安民之需。 　　杜佑的政治阅历和理财实践，使他与众多的"文士"、"滞儒"探寻"理道"，表现出了极大的异趣。 　　首先，他反对从传统的儒家经典和历代众贤处"寻章摘句"，空发议论。贞元十七年（801　年）纂成《通典》，在献书表中杜佑这样写道：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①这表明，杜佑十分清楚，儒家经典中的"君臣父子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都是空洞的说教，并不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在那些"圣贤"书中，是找不到真正的"匡拯之方"的。如此犀利地批评儒家经典"多记空言"，"阙匡拯之方"，不只是在唐代思想领域不多见，就整个古代思想史而言，恐怕也可以打入"异端"行列了。清代学者王鸣盛考察了《通典》一书中杜佑所写论、说、评、议等文字，认为"偶涉经处，每驳去古义，别创新说"②，确实表现出了极大的反传统的精神。 　　当杜佑摘要编成《理道要诀》一书之后，更清晰地道出他的思路：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③探寻"理道"，必须注意实效，不取空洞的说教。因此，只能从上千年来施 　　①　上叙杜佑生平，均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②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 　　③　《玉海》卷五十一引《进理道要诀表》。 　　政的具体内容--礼法刑政入手，从中寻得"匡拯之方"、救弊之道。由此可以明白，考察上千年"礼法刑政"等制度沿革，并非杜佑纂集《通典》的目的，而是其探寻"理道"的手段。把握住这一点，判定《通典》一书的性质才不会本末倒置。由此，即可见《通典》的另一异趣之处。 　　杜佑在《理道要诀》一书自序中，直接表述了他与以往探寻"理道"者的重大区别：隋李文博《理道集》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 　　①李文博《理道集》原名《治道集》，后因避唐高宗李治名讳而改，两《唐书》都著录在子部法家类。其书不存，但《隋书·李文博传》有记载，称其"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诸掌"，且"性长议论"。杜佑强调，自己探寻"理道"（或"政理"）不在议论、规谏，而在"体要"，即以"体要"出发去"探政理"。这里的"体要"二字，与《尚书·毕命》中"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与荀悦"通达体要，以述《汉纪》"的"体要"二字，内涵都不雷同，这里是指"治政得失"的关键在体制。所谓体制，无疑要包含"礼法刑政"等制度，但实质上又是体现在社会结构之中的。杜佑强调"颇探政理，窃究始终"，表明他要从考察"体要"的"始终"，深入地探寻施政的道理。"体要"的"始终"，也就是施政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通典》不再把帝王个人作为的一得一失当成规谏对象，而是从施政的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中探寻为政之道，从而把"探政理"与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注重体制对社会变革的重大作用，比起看重帝王个人作为对社会的影响，显然前者认识更深刻，也更接近本质！尤其是在唐代由盛转衰的变革之际，杜佑竟然要从现存体制变化中寻求施政救弊之道，这在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不失为一种创见！ 　　"颇详"《通典》"旨趣"的李翰，似乎看到这一点，因而在为《通典》所作序中特别指出，该书"警学者之群迷"处，正是"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杜佑去世后，权德舆为其作《墓志铭》，也充分肯定《通典》"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①。李翰、权德舆是杜佑同时代的人，都感受到了社会流弊日积、政治危难当头的现实，因而最能悟出杜佑从已经变化了的体制中探寻施政救弊之道的用心，恰如其分地道出《通典》的旨趣在"致用"，在"经世"（"经邦"）。换句话说，《通典》从"体要"探"政理"，表现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得到了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的！就经世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通典》一书是应当占据重要席位的。因为在此之前，尚未见有何人的思想或哪本书的内容是以"经世""致用"二词联用被评价过的。被誉为"经世""致用"之作的巨著，第一部就是《通典》！3。全新的社会结构说既然儒家经典"多记空言，罕存法制"，历代众贤著论又少"匡拯之方"，杜佑又是如何从"体制"出发来探"政理"的呢？ 　　他也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但他的"行教化"并非"循圣人 　　①　《玉海》卷五十一《理道要诀》引。 　　①　详见《唐文粹》卷六十八。 　　之道"，而是提出一套从社会实际出发的主张：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这是从施政实际出发，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有机联系的第一次完整论述。《通典》全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分门别类的："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①这样分门类，依照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的次序，分别考察它们的沿革，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新的逻辑结构：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从文化教育到军兵刑罚，最后是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的关系。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说，可以认为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最准确地勾画出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而且，杜佑按照这种逻辑关系编排全书是十分自觉的，为的是使"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因而在历史编纂学也是一大创举！ 　　在高度评价《通典》总体结构的同时，不少学者却对其用一半篇卷记述礼仪不能够理解，甚至指责为该书的最大缺陷。 　　其实，礼仪从其产生之日始，就是作为人们行为规范、法规和仪式而干预整个社会的。在其后的发展演变中，一方面形成一朝一代的礼仪制度，另方面又因习成风，变为一家一姓的"良风美俗"。从这一意义上讲，礼仪记载着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轨迹，既包含有大量维护封建等级、强化封建统治的内容，又容纳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诸多基本方面。 　　《通典》中，《礼》100　卷，历代沿革65　卷、开元礼35　卷，都是依吉、嘉、宾、军、凶五礼进行记述的。在100　卷的开端，杜佑明确写道：礼者，"事天、事地与人"；"天、地唯吉礼也"；"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所谓的"天、地唯吉礼"，是指吉礼主要为祭祀天、地之礼，也有部分祭祀祖先的内容。祭祀天、地，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及山川草木，所反映的是我们民族古来对自然崇拜的形式。祭礼祖先，当然是对祖先崇拜的形式了。从这中间，可以探得原始宗教的起源、社会作用及其演变。所谓"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是指嘉、宾、军、凶四礼主要记录人事，反映人际关系。嘉礼，包括冠冕、婚嫁以及婚嫁派生出的宗族关系。宾礼，主要记朝聘之礼、宾主之仪。军礼，为命将出征等礼。凶礼，包括各类丧祭制度、各种亲族服制及其所反映的亲族关系。对于这些，杜佑并不是等同对待的。在历代沿革65　卷中，嘉礼18　卷、凶礼27　卷，共45　卷，占70％。就是说，吃饭问题（已详述于《食货》）之外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衣着（冠冕）、婚嫁、宗族、丧葬等，是《通典》考察社会结构时系统记述的重点。 　　婚嫁、家庭、宗族关系，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在古代中国尤为明显。因此，考察婚姻、宗族关系，自然而然成为杜佑认识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是因婚姻而形成的五宗、九族和亲族服制， 　　①　《通典》卷头语。 　　反映着"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这正是"一个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①。透过嘉、凶二礼中大量的记述，不难揭示这种"亲属制度"是如何成为制约当时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的。 　　至于丧礼和葬礼，更能够反映人们的鬼魂崇拜观念。东晋元帝时，有过一场关于招魂葬的辩论。杜佑在卷一○三"招魂葬仪"条中着重记述了这场争论的起因，各家主要观点。借助这条记载，可知当时关于形神问题的一些片断认识。王裳以"形神本相依"，人死"无形而依"为由，反对招魂葬。这一"形神本相依"、人死"无形而依"的观点，虽然不能与160　多年后关于神灭的系统论述相比，但毕竟揭示出古代中国更早的一次涉及形神问题的争论。 　　总之，透过礼仪沿革可以探得古代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宗法关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整个社会风貌，是杜佑社会结构说的深入和补充，这点很值得引起普遍重视。把握住社会总体结构，再深入地探得种种社会表象的根源，才能够真正认识体制上的积弊，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杜佑所说的从"体要"出发"探政理"、"思理道"的全部含义，也是《通典》全书旨趣之所在！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4　页。 　　（二）《通典》的非古是今杜佑从"体要"的"始终"探究"政理"的旨趣，决定了《通典》是一部"非古是今之书"①。当我们细细品味全书各典时，便会深深感到贯穿其中的是杜佑这样的一段话：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②这显然是服从于"探政理"的需要的。下面，分三个方面侧重考察《通典》书中的"非古是今"的思想。 　　1。古今既异，形势亦殊《通典》考察体制变化，是从人类社会初始阶段开始的。 　　最初，上古人类"不施衣冠"，"未有制度"。其后，才渐为衣裳、作冠缨。即使丧葬，也是逐渐形成制度的："上古中华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代圣王易之以棺椁。"至于选官、文教乃至疆域伸缩，更有其明显的发展轨迹。杜佑在考察了人类初始阶段的基本状况之后，针对"昔贤"不满于现世"浇巧"，大肆美化"往昔敦淳，务以激励勉其慕向"，"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交不争，自求自足"的种种说法，驳斥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昔朴质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古之中华"并非"黄金时代"，与今之周边"夷狄"相类似，有着不少"鄙风弊俗"。显然，这是用历史事实对"非今是古"者的一个有力批驳！ 　　在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基础上，《通典》又对一些重大的"体制"问题作出深入考察，看到古今的差异，得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的结论。 　　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可谓汉唐之际关涉"体制"的头等大事之一。仅就唐代而言，杜佑之前有魏征、马周、李百药等专篇论辩，其后又有柳宗元《封建论》集大成。杜佑在总结中唐以前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首先表露出的便是"古今既异，形势亦殊"的思想。 　　《职官》十三《王侯总叙》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治）。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杜佑认为，不论"法古者"还是"是今者"，对于分封与郡县的论辩都未能"究详"，因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尝试论之"。他指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物土疆，建万国，成则肇于轩后，方有可称。 　　不应创择万人，首令分宰。盖因其豪而伏众，即其地而名国。或循旧政，简利不传；或坟籍散亡，建兹复祀。 　　分封制是"相因"而来，即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既有权力基础上确立的，并非什么古代圣贤主观创设的一种制度。然而，这种"天下列国"之制，到后来变成"更相征伐，未尝暂宁"了。其结果是： 　　①　详见《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 　　②　《通典》卷十二"论曰"。 　　①　《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序。 　　陪臣制诸侯，诸侯陵天子。人毙锋镝，月耗岁歼。自秦氏罢侯置守，两汉及有隋、大唐，户口皆增于周室之前矣。夫天生烝民，而树君司牧，语治道者，固当以既庶而安为本也。①郡县制是为改变诸侯"更相征伐"、侵陵天子的局面而出现的一种新制度，自汉至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表明这是一种"适时"的制度。总括起来说，三代封国，是适应"因其豪而伏众，即其地而名国"的实际，因而叫做"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秦汉以后"罢侯置守"，实行郡县制，是适应"海内统一"、"人既庶焉"的现状，比较而言："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古今的不同，形势的区别，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2。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既然古今形势不同，社会是在不断进化的，杜佑自然把目光集视于历史的前方，反对"因循而重改作"，强调"行古道"是行不通的。 　　书中仍然是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入手。杜佑先举了一个婚礼的实例，上古人食禽兽之肉而衣其皮毛，周代"尚文去质"，所以"制婚礼纳征用元纁俪皮充，当时之所服耳"。秦汉以后，"衣服制度与三代殊"，"时俗用五色信，颇为得礼之变也"。再以"元纁及俪皮为礼物"，只能是"徒劳"！接着，杜佑又问：三代行朝享礼之后，"诸侯皆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今亦须行此礼乎？"①就此数例，已经表明"古道"不可再行。反映社会生活的礼仪制度如此，关涉"体要"的重大政治制度更当如此！ 　　上面已经说到，杜佑对于分封与郡县这一重大体制的古今差异有着透彻的认识，因而他更加清楚恢复分封制的危害和必然受到历史惩罚的结局。西汉实行分封，出现了七国之乱。西晋实行分封，更引发了八王之乱。对此，书中专有论述。对于三代，特别是周之分封，"秦覩其弊，不述建侯"。但秦却二世而亡，"汉祀矫枉"，以为是实行郡县制，失去同姓王保卫皇室的结果，便又"并建勋、亲"，恢复分封制。然而，"勋、亲"未必一心捍卫皇室，于是西汉初年连续出现祸乱，"彭，韩菹醢，续有吴、楚逆乱"。至武帝、昭帝之后，"制许推恩，分人为差，但食租税"，才算化解了因分封而带来的战乱。至于西晋八王之乱，杜佑特别加了一段注文：晋以魏公族微弱，神器易迁，故委兵诸王。未几迭相攻伐，遂亡天下。所谓矫枉过当，其败愈速也。 　　西晋完全重复西汉初年的想法、做法，结果比西汉受到的惩罚更为惨重！经过数百年的反复，南朝"改更旧制"，不再行分封。杜佑总结道：自兹以还，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不只是对"法古者"们的有力驳斥，而且指出"欲行古道"行不通的原因所在--"势"。前面曾经提到，"古今既异，形势亦殊"。这都表明，杜佑是十分注意古今变异中"势"（"形势"）这个问题的。 　　①　《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序注。 　　①　《通典》卷五十八《公侯大夫士婚礼》。 　　①　《通典》卷三十《王侯总叙》。 　　"势"（"形势"）的提出，仍然要从论分封与郡县说起。在唐初"贤郡县之理"的"是今者"当中，李百药著有《封建论》一篇，批评"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反对"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的做法②。但他在分析秦二世而亡原因不在"废封建、置郡县"时，却表现出了杜佑所说"终莫究详"的问题："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杜佑却摒弃"冥数"之类的说法，从"法度"、"政理"出发，指出：昔汉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吴芮独卑弱而忠，韩、彭皆强大而悖。。。向使制置得其适宜，诸侯孰不信顺，奸谋邪计，销于胸怀，岂复有干纪作乱之事乎？语曰：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形势驱之而至此矣。历史上分封制向郡县制的演进是"形势驱之"，唐代社会的变异同样是"势"、"事理"使然。书中分析安史之乱的社会原因，最足以表明这一点。开元二十年以后，边将邀功，"务恢封略，以甘上（玄宗）心"。因而，不断对奚、契丹、西南"蛮夷"、吐蕃用兵。兵败"失万而言一"，得胜"获一而言万。"恩宠赏赐不断，骄矜跋扈日增。哥舒翰统西北二镇，安禄山统东北三镇，骁将锐士、良马精兵集于二帅，京师空虚。针对这样的实际，杜佑分析说：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①不把重大历史事变的原因单纯归结于个人作为，而从社会当中去加以探寻，这正是《通典》旨趣的独特之处。"势"、"形势"、"事理"等等的提出，表明杜佑从古今"体制"变异中探寻出了更加符合实际的"理"来。 　　总之，杜佑所探"政理"中有这样一条：古今异制，是"形势驱之"；欲行古道，"势"决定其行不通！ 　　3。随时立制，既弊而变鉴于杜佑充分认识到古今"体制"之变的不可抗拒，决定重大事变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形势"、"事理"，因而提出最有成效的施政之道只能是"随时立制，遇事变通"，"随时拯弊，因物利用"②。 　　翻开《通典》一书，随处可见，凡历代重大制度变革，杜佑无一不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先略举几例。卷七《丁中》"论曰"写道："三王以前，田井定赋。秦革周制，汉因秦法。魏晋以降，名数虽繁，亦有良规。"东晋的"土断之令"、隋朝的"输籍之法"，都在其肯定之列。又如卷十九《职官》序，特别强调"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易。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始罢侯置守"。 　　在高度评价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变革之外，《通典》对于另两项关系"利国富民"的划时代变革尤为瞩目。 　　②　《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③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①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②　《通典》卷四十引《省官议》、卷一八五《边防》序。 　　在考察历代田制变革时，杜佑看到先前孟子所谓的"仁政必自经界始" 　　的制度早已遭到破坏，"经界不正，田地不均，谷禄不平"。秦孝公任商鞅，商鞅革旧弊，废井田，开阡陌。"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①。尽管有以商鞅变法"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的说法，杜佑仍将商鞅与"兴周"的姜太公、"成齐之霸"的管仲、"富魏"的李悝等相提并论，尊之为"六贤"之一，称其"富国强兵，立事可法"②，是一个成功的变革者。商鞅变法之后，杜佑最看重的便是当时的赋税制度的变革。本来，《通典》的卷头语交待得很清楚，"初纂止于天宝之末"，只是"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通典》以"食货为先"，共12　卷。其中，有杜佑长篇议论的仅两处，一处在卷七篇末，一处在卷十二篇末，而涉及天宝以后事的则只有卷七篇末的"论曰"。这篇议论以一半的文字论述了德宗建中元年废租庸调旧制，改行两税之法。对于旧制的积弊，杜估作出深入考察：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兴以后，经费不完，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钝劣者即被征输，困竭日甚。 　　同时，又分析了造成这种积弊的"体制"上的原因：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体制"上的、赋役制度的积弊，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否则，经费将会更加"困竭"，名籍编户越来越少。于是，废弃旧制，实施新法。 　　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 　　减化税法，确定税额，既能避免"征敛多名"，又可防止种种逃避，以保征赋税收入。经初步实施，便收到实际效益：自建中初，天下编甿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案比，收入公税，增倍而余。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 　　将建中初年实施两税法置于"要须议论者"之列，并以如此系统的论述写入《通典》书中，正是因为杜佑从当时"施政"实践中体会到了这一税制改革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着眼点仍然是放在"适时"、"拯弊"上的。 　　《通典》纂成之日，两税法已经实施了20　余年，杜佑并未回避它的缺陷。其初，"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轻重不一"。后来，客观条件多所变化："仍属多故，兵革荐兴。浮冗之辈，今则众矣。征输之数，亦以阙矣。旧额既在，见人渐艰。"尽管如此，杜佑从古今对比之中仍然看到这一重大税制改革的历史意义，主张继续实施这一以敛括户口、土地为基础的税法：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税既 　　①　《通典》卷一《田制上》。 　　②　《通典》卷十二"论曰"。 　　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①今天，人们对于租庸调制向两税法的变革已不再有岐义了，关于两税法在中国封建社会前后转变中的历史意义也有充分认识了。但在当时，包括陆贽那样的大政治家都对两税法的实施持否定态度，甚至留恋过时的租庸调制。杜佑的认识何以最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关键在于他具有自觉的"非古是今"的思想，一切从"施政"实际出发，一切都是向前看，因而只要是革除旧制度积弊有成效的变革，有益于改变社会积弊的新制度，都加以"详究"，给予充分肯定。 　　"随时立制，既弊而变"，不但体现了杜佑"非古是今"的思想，也表达出杜佑"经世致用"的思想。《通典》的问世，代表着中唐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的一个发展高峰。 　　①　上引均见《通典》卷七"论曰"。 　　（三）《通典》的历史地位第一节开头已经提到，千余年来人们对于《通典》一书的性质认识尚且不一，因而评价它的历史地位自然要受到局限。尽管朱熹看到了《通典》"非古是今"的实质，却没有一家思想史涉及《通典》的思想内容。为此，特多费一点笔墨进行考察。 　　1。思想史上的地位历来的思想史论著，对《通典》之前的刘知几史学中的哲学思想（所谓"进步历史观"）都有专篇论述，而于其后的柳宗元的历史观更有着高度的评价。下面，就以刘、柳的"进步历史观"为参照系，排比一下三人的见识，从而使读者看清《通典》应该占据的思想史位置。 　　关于反对命定论的历史观。 　　所有肯定刘知几的论著，都引录他的这一观点："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妄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①评价柳宗元，大都引用他的《贞符》中的观点："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②。 　　至于杜佑，前面已经叙及他论分封与郡县时批评李百药"乃称冥数素定"的观点。在论述重大历史事变原因时，杜佑强调："盖是人事，岂谓天时？"③关于历史进化的问题。 　　刘知几从史体、史文等的发展出发，认识到"古今有殊，浇淳不等"，主张"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④。 　　柳宗元则是从"生人有初"考察分封制向郡县制的演变，表达出其历史发展进化的思想认识。 　　相比而言，从上面一节的论述可以看出，杜佑以《通典》全书，通过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古今变异的系统考察，论定"古今既异，形势亦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其视野的广阔，结构的严密，内容的翔实，议论的中肯，都是刘知几、柳宗元无法相比的！ 　　再来看他们关于历史进化原因的认识。 　　刘知几在考察史文演变时说："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①。 　　柳宗元在论述封建制产生、施行时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②。 　　对于刘、柳关于"势"的认识，侯外庐先生曾经指出：这是"一般的抽象的历史形势决定论"。"刘知几对于复古主义者的批评指责，能中肯地指出他们的观点'理不必然'，而他自己所建树的正面理论，却不能正确地讲 　　①　《史通》卷十六《杂说上》。 　　②　《柳河东集》卷一。 　　③　《通典》卷十二"论曰"。 　　④　《史通》卷六《叙事》、卷九《烦省》。 　　①　《史通》卷六《叙事》、卷九《烦省》。 　　②　《柳河东集》卷四《封建论》。 　　出时代发展的'理之必然'。""柳宗元论封建所依据的势之必然说"，"也都是如此"③。 　　但是，杜佑关于"势"的认识，虽然不能彻底摆脱刘、柳那样的局限性，却也不完全是"抽象的历史形势决定论"。杜佑是要从"体制"的古今变异中探"政理"，不光是书生式的研究"学问"，因而他的分析、认识不可能只"抽象"而不务实。例如，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形势驱之"的说法。杜佑以汉祖封建王侯，卑弱而忠，强大而悖。贾谊献策，"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若惮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终为祸乱。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诛（晁）错之名"④。"卑弱而忠，强大而悖"，"末大本小，终为祸乱"，这在古代社会显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不能称之"抽象"吧？再如讲到"安禄山称兵海内，未必素蓄凶谋"，是"事理不得不然"时，杜佑也不是像刘、柳那样对"自己所建树的正面理论，却不能正确地讲出时代发展的'理之必然'"，而是既指出了当时的具体形势，边陲势强，朝廷势弱，又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事理"："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总之，杜佑关于"势"的认识，在不少地方都是接触到了历史真实的，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事物发展的真理，因而较比刘知几、柳宗元的认识要实际得多、深刻得多！ 　　最后，对待历史进化的态度问题。 　　刘知几有言："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①。这是在讲，历史事实发生变迁，记述历史的史书表达方式也应当随着变化。 　　杜佑所说"详观三代之制，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随时立制，既弊而变"等，则是考察古今社会"体制"变异后得出的结论。从上面一节的分析看，其出发点的高度，落脚点的实在，都是刘知几不能相比的。当然，刘知几早杜佑将近一个世纪，不能达到后者的思想高度自无可非议。但刘知几史学中的哲学思想能够在思想史中占据一定席位，杜佑"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就更应当在思想史中占重要席位！ 　　从上述几个基本方面的对照中，杜佑与《通典》在古代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已经充分显露出来，再也不能够无视或被排斥了。 　　2。学术史上的地位鉴于上千年来多以《通典》为制度史，由此出发评论其学术地位，看法很不一致。一种代表性的看法认为，《通典》"以刘秩书为蓝本"，"复袭取官书，攘为己有"，"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①。相反的看法也颇具代表性，认为纪传史的志"断代为书"也有问题，"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自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②。这两种看法，③　《老刘知几的学术思想》，《历史研究》1961　年第2　期。 　　④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①　《史通》卷五《因习》。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都忽略了《旧唐书·杜佑传》中关于《通典》成书的一段记述，未能"寻味"出杜佑的旨趣所在。这段记述是："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紧接着的几句关键话是：（杜）佑得其书，寻味阙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 　　"大为时贤称赏"的刘秩《政典》，杜佑"寻味"其旨趣，却发现不足，以其"条目未尽"，即分门不尽完备。《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分工记述政治制度，是一种传统的认识社会结构的观念。到中唐以后，尚书省六部的职掌与《周礼》"六官所职"已经出现很大差异，以杜佑的政治阅历是很容易看清这一点的。因此，他认为再以六部职掌来看待当时的社会，显然已经不能"适时"，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典》"条目未尽"。于是，《通典》变"六官所职"为"九门沿革"，筑起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说。这对于按照设官分职认识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怎么可以仅仅以其所记具体内容有"因"，《政典》者便武断地说是"以刘秩书为蓝本"呢？ 　　另一方面，《通典》并非适应"统括史志之必要"。唐代以前的各个史志中，律、历、天文、五行，包括符瑞、祥瑞、征灵等，既不属于制度，也不反映社会结构或体制，《通典》根本不取。相反，历代史志中所无的选举、兵、边防，由于杜佑视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因而才将其与食货、职官、礼等并列。选举、兵，单独立为门类，是《通典》首创，而为后代史志仿效。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归结为是《通典》"统括"史志呢？更何况，边防这一门类所记是周边政权，类似于纪传史中的"四夷传"、"外国传"，与"史志"更不相涉。 　　以上两种看法虽然相反，但都不能自圆其说。这一事实从反面印证，《通典》绝不仅仅是一部记载"古今制度沿革"的典志史！前面已详述，杜佑是从发生变化的体制寻"理道"，从变动的社会结构探"政理"，因而《通典》的首要贡献不在记载"古今制度沿革"方面，是在它的全新的社会结构认识上。 　　在认识《通典》的学术地位时，还有不少论著以杜佑《献书表》中有"周氏典礼，且用准绳"一句话，指责其"兴趣"在用传统礼仪束缚人们思想、行动上，因而用了100　卷篇幅记述古代的礼仪制度。 　　关于"礼仪"的作用，杜佑是这样说过："圣人以礼示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①这无疑是把礼仪纳入"思理道"、"探政理"的范畴，显然是为了维护已经走下坡路的唐政权。然而，其具体叙述中却往往表现出完全相反的认识。最明显的一点是，《通典》记述礼仪沿革，与"滞儒"不同。杜佑认为，"礼经章句，名数尤繁；诸家解释，注疏庞杂"。"滞儒"们"空事钻研"的都是些"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而他所主张的是"从宜之旨"，记述的是"便俗适时"的有用内容②。这一说法，同他批评儒家经典多是"空言"，历代著论缺少"匡拯之方"的认识是相一致的。《四库全书》的编选者注意到这一点，称《通典》"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 　　①　《通典》卷四十一《礼》序。 　　②　详见《通典》卷七十四《宾一》。 　　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①。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杜佑考察礼仪沿革，着眼于"古今之异制"，强调"皆贵适时"，恰恰与"周氏典礼，且用准绳"的说法异趣。书中叙"嘉礼"的一则"议曰"，可视为一个总结：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②这哪里是要以"三代制度"为"准绳"，简直是在反对"循往古之仪"了！从前面两节所叙"礼"的基本内容和上述杜佑对于礼仪的认识来看，《通典》中有关礼仪沿革的记述，多是其认识中唐以前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澄清千余年来诸多误解之后，人们对于《通典》一书的学术地位自然就会看得更加准确。它不单单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制度史，而首先是一部完整描述上古至中唐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演变之迹的社会史。 　　杜佑在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革的重要时刻，不拘于处在"独尊"地位的传统学说，以全新的社会结构说和非古是今意识，纂集成《通典》一书，回答了变革中提出的种种新问题。这与司马迁在封建社会刚刚建立不久，适应新兴社会需要而发愤作《史记》，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通典》所开考察"礼法刑政"沿革以认识社会变革之风，为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学术发展辟出一条颇富新意的途径。 　　酌古通今，既弊而变，是千古不衰的定律！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政书类》。 　　②　《通典》卷五十八《公侯大夫士婚礼》。 　　九、中国古代"天人论"的基本总结天人关系论，历来是儒家关注的思想论题。先秦儒学的天人之辩，荀子主张"明天人之分"。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董仲舒论证"天人感应"。唐以前历代天人论大体不出此二途。佛道二教兴盛之后，思想界出现一些新概念、新命题的讨论，儒学思想缺少新意而现衰微状，天人论也颇受冷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生当中唐--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折时期，力求通过复兴儒家思想来挽救社会危机，他们所展开的对天人关系的热烈探讨，就是试图恢复充实儒家固有思想体系的一种努力。他们的论述，丰富了天人论的层次和内涵。 　　（一）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生平韩愈（公元768-824　年），字退之，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原籍为昌黎，因而世称韩昌黎。他3　岁成孤儿，被堂兄嫂抚养。刻苦求学，25　岁考中进士，31　岁始任官职。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耿直敢言，上表述天旱人饥和宫市之弊，被贬为连州阳山令，后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赦还后，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因上表切谏宪宗迎佛骨，再贬为潮州刺史，后改袁州刺史。被召回京后，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57　岁逝世，赠礼部尚书，谥文。著作收入《韩昌黎集》。 　　柳宗元（公元773-819　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21　岁考中进士，授校书郎，调任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他与刘禹锡参加永贞革新，任礼部员外郎。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改为柳州刺史，在柳州有出色政绩，任职4　年余病逝于柳州，史称柳柳州，著作见《柳河东集》。 　　刘禹锡（公元772-842　年），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贞元间进士，任监察御史里行。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郎州司马，后改任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回京后又任礼部郎中、集贤学士，后又出任数州刺史，再召回京后，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他与柳宗元颇友善。他的著作编为《刘宾客集》。 　　（二）"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中唐天人论所辩论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天有没有意识？存在天人感应吗？ 　　韩愈是相信天命的，认为天有意识，可以决定世人的贵贱祸福。他在《答陈生书》中说："盖君子病乎在己，而顺乎在天。。。所谓顺乎在天者，贵贱穷通之来，平吾心而随顺之，不以累其初。"他在《与卫中行书》中又说："贤与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善恶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将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他认为，有天命存在，但人的作为也并非没有意义，君子不能放任自己的行为，是"贤"还是"不肖"，取决于自己。"病乎在己"，属于自己努力范围的，就不能放松努力。至于贵贱祸福的命运和外间舆论的评价，就不是自己努力所能左右的了。 　　韩愈虽认为天有意志，但又认为天的意志是使善人遭祸，恶人得福。这恰与传统天命论的天从人意，赏善罚恶说法相反。照他的推论，天的意志应该是不使元气阴阳遭到破坏，而"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人们的耕耘、砍伐、打井、掘墓、建筑、制陶。。等活动，使得天地万物不能自然生长，面目全非。所以，残害民众生产生活的恶人是有功于天，天就要奖赏他们；而保护民众生产生活的善人则是天的仇敌，天就要惩罚他们。 　　柳宗元认为，韩愈可能是出于某种激愤情绪才讲这些话的，因为谁都知道社会中确有不少好人遭祸，坏人得福的事例，但他不能同意韩愈关于天有意志的说法。柳宗元继承了王充的气的一元论观点，认为天地就是充满元气的大自然，是无意识的，"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①。它们怎么能奖赏功劳、惩罚祸害呢？ 　　韩愈曾修撰《顺宗实录》，因"词直事核"，得罪了某些权贵，"颇为当代所非"。他联想到历史上许多史官因直笔而遭祸之事，又发出感慨，"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不可戒惧而轻为之哉？"②柳宗元批评了韩愈的这种神秘观点，"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③柳宗元明确指出了韩愈的失误处，鬼神之事是虚无缥渺、荒唐骗人的，毫无凭据可言，是明晓事理之人所不愿谈论的。他十分友善地激励韩愈，以您这样的聪明，竟还害怕这种东西。如象您这样学问好，善文章，善议论，慷慨正直的人，也持这种看法，那么，唐朝国史的修撰工作岂不是无人可托付了吗。 　　柳宗元在《天说》、《天对》、《贞符》、《非国语》等篇，对天人感应说进行了批驳。唐代自武则天执政之后，祥瑞灾异说重又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天命"、"君权神授"观点一时又颇为流行。即便如刘知几那样的学术界、思想界的有识之士，也只是批驳某些祥瑞灾异的荒诞，而不是从根本上否认天人感应现象的存在；只是认为专恃天命不讲人事是错误的，而还是强调以人事为主但也不能无视天命。柳宗元则是破天荒地彻底否定了 　　①　《天说》。 　　②　《答刘秀才论史书》。 　　③　《与韩愈论史官书》。 　　天的神性和人格性，彻底否定了从先秦到唐代的种种祥异和天命的神话，而且他的批判颇具理论深度，既从自然观方面论证，也从社会历史角度挖根寻源。他在《贞符》中说：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这是说君王在位不是受命于上天，而是受命于民众；兴盛发达的标志不是祥瑞，而是君王的道德。 　　中国历来推崇圣人之道，而对其理解主要是"顺天应人"。而柳宗元大胆截去了关于天的内容，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①。又说，"古人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②。这就是说，圣人治天下，靠德政而不靠天。那么讲天也不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是专讲给愚昧之人听的。柳宗元的身分为朝廷命官，对于统治者"神道设教"以愚弄民众的作法，他还是理解的。 　　《贞符》篇是柳宗元以古今大量史实批判天人感应和天命说的杰作。他在该篇指出，从董仲舒以来，许多人一个跟一个地可笑地大讲符命。他们以所谓的瑞物来附会帝王君临天下，宣称是受命于天，这类言论就象是"淫巫瞽史"所讲的。而真正的符命是"受命于生人之意"，"惟兹德实受命之符"，即民众的意向、帝王的仁德才是真实可靠的受命之符。他进一步列举史实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寿，郑以龙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 　　这是说，历史证实，没有谁失去仁德而能统治长久，没有谁凭靠祥瑞而平安长寿。先举几个灾异凶兆而后结果圆满之例子，商太戊尽管遇上桑、谷共生在朝廷的现象，却未妨碍商朝的兴盛；商高宗尽管遇上雉鸡飞到鼎上鸣叫的事情，也未妨碍商朝中兴大业；宋景公尽管碰上荧惑守于心宿区域的天象，却依然能长寿。再举几个祥瑞吉兆却结局悲惨的例子，郑国虽然有龙出现，却很快衰败了；鲁国虽获得麒麟，也迅速走下坡路；西汉末虽然得到白雉，也终于未免于灭亡；王莽虽然得到黄犀，也很快败亡。这些灾异祥瑞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柳宗元的《贞符》是给当朝皇帝看的，他能面对"天子"明确否定君权神授说和天命说，的确显示了非凡的勇气。他戳穿了历来帝王所罩的神的光圈，指出民众之意和仁德才是做皇帝的基础，在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①　《时令论上》。 　　②　《断刑论下》。 　　（三）"天人不相预"和"天与人交相胜" 　　中唐天人论的第二个层次问题是：在否定了天命说和天人感应说后，那么如何认识天与人的关系呢？是两者平行毫不相干？，还是两者相互影响？柳宗元所作《天说》，是批评韩愈的天人感应说，刘禹锡看了《天说》后，认为"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意思是关于天人相互关系的道理没有讲透彻，所以他又作《天论》上中下三篇"以极其辩"。柳宗元读了《天论》后，表示基本赞同，说《天论》是《天说》的"传疏"，但又认为刘禹锡也提出了一些混乱见解，"则吾愈不识也"①。二人的分歧在哪里呢？主要之点就是柳氏主张"天人不相预"，而刘氏主张"天人交相胜"。 　　1。"天人不相预" 　　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观点是对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观点的继承。 　　他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说，天并不算计人，人又何必一定要胜过天呢？你所讲的天人交相胜，好象天总是作恶，人总是行善。人胜过天，才算是事情做得完美。这样未免有些美化人，丑化天了。我则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柳宗元在这里明确肯定，天与人各行其事，互不相干。万物生长、灾荒，与社会的治、乱，二者没有关系。 　　柳宗元认为，自然界的一些异常现象也与人没有关系，而是元气自己运动的结果。在这方面的认识上，他继承并发挥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观点。《国语》中记载，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即泾水、渭水和洛水地区发生地震。大夫伯阳父说，这是周朝将要灭亡的预兆。这一预言得到应验，没出这一年，"三川竭，歧山崩，幽王乃灭，周乃东迁"。柳宗元对《国语》这样记事很不以为然，认为地震与西周亡根本不应扯到一起，他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 　　这意思是说，高山与河流不过是天地自然的产物。阴和阳，不过是在天地之间流动的气。它们自己运动，自己休止；自己聚集，自己流散，哪里与谁商议过。它们自己冲突，自己枯竭，自己崩裂，自己残缺，哪里是为谁所设置。接着，柳宗元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彼固有所逼、引"，这强调出自然界本身就固有排斥和吸引两种力量，因而回答了自然界变化的原因在于自然界本身固有的矛盾。这就否认了神秘的超自然的外力作用，也否认了天有意通过自然界变化来警示人。他进一步描述元气运动的自由自在特性：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澒洞轇轕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①这是说，天地之大是没有边际的，阴阳之气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弥漫交错于天地之间，或聚会或分离，或吸引或排斥，如轮子转动，如机械运行。柳宗元是以元气的变化运动来理解物质世界的大千景象，是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界，完全排除了天的神性，排除了天人间意志感应的可能性。 　　①　《答刘禹锡天论书》。 　　①　《非国语·三川震》。 　　战国时期的屈原曾作《天问》，对"天"发出质问，共有170　多个问题，反映了屈原在天与自然、社会历史、神话传说等方面的困惑和探索，思维活跃，语言犀利，对后人思想有颇多启迪。屈原以善于提问而在思想史、学术史上有一席之地，但后人能回答这些问题者却廖廖无几。冯友兰先生指出，在中国哲学史中，从哲学上回答屈原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柳宗元和朱熹两家。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向来注释《天问》的人，都注重在文字的注解和故事上的考证，不了解屈原为什么要这样问，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唐朝的柳宗元能够从义理上回答这些问题。但朱熹认为柳宗元学未闻道，所作的"对"不能令人满意。因而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也作了一些"对"①，对屈原的问题作了与柳宗元不同的解答。 　　自然，朱熹对柳宗元所作的"对"有异议，是基于二人的思想体系有根本的不同。柳宗元在《天对》中多层次多侧面地系统表达了自己的具有无神论色彩的天人观和社会历史观。他依然着力论证天没有人格意志，不能对人的作为进行干预赏罚。例如，屈原《天问》问道："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即，天命反复无常，如何惩罚恶人、保佑好人？柳宗元《天对》答道："天邈以蒙，人么以离。胡克合阙道，而诘彼尤违。"意思是说，天既邈远又无知无觉，人既渺小又与天分离，何必要把天与人扯到一起，而去反诘天赏罚不当。 　　《天问》又问："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为什么康回发怒，大地向东南倾斜？康回即共工，传说为上古部族首领，在争夺帝位的战斗中失败，愤怒地用头撞不周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柳宗元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否认了共工改变天地的能力，说："圜焘廓大，阙立不植。地之东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颠陨尔力！"天覆盖着大地，极广极大，天是自然存在的，不需要什么柱子支撑。大地虽向东南倾斜，也与西北一样是自然形成。康回那个小子，怎能有使天塌地陷的力量。 　　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思想贯穿于他著作中的许多篇章，显然是深思熟虑而非信口言之。 　　2。"天与人交相胜" 　　柳宗元在看过刘禹锡《天论》后评价说："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①。意思是说，《天论》的要旨归纳起来，就是讲天不干预人的作为。他认为刘氏所论同于自己的"天人不相预"。 　　也许是柳宗元没有完全读懂《天论》，也许是柳宗元不愿承认刘禹锡的见解超过了自己。但实际上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柳氏所论，达到了有史以来天人论思辨的最高峰。正是刘禹锡杰出的理论建树，为中国古代天人论之争作了一个较圆满的阶段性总结。 　　当然，刘禹锡的天人论在初步展开时，也是主张天人相分的。他说："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 　　①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四十八章，人民出版社1986　年9　月版。 　　①　《答刘禹锡天论书》。 　　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②。这是说，天也是"形器"之一，是有形的、物质的。天在有形之物中是最大的，人在动物中是最优秀最突出的。天和人都不神秘，各有不同的功能。 　　如果仅仅是说到这里，那么与"天人不相预"的确仿佛，但刘禹锡又前进了一步，引出一个新的论点，"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尔"所谓"交相胜"，就是互有胜过对方之处，天所能的，人固然不能；而人所能的，天也有所不能。 　　刘禹锡是在认真反思前人天人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观点的。他指出，历来论天的人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天与人实影响"，有罪过者天必降祸，有善行者天必赐福。天主宰着赏善罚恶权柄，这就是"阴骘之说"。另一种观点是，"天与人实刺异"，雷霆击于牲畜、树木，而后者未尝有罪；毒草和苦菜在春天照样生长，天也没有择善本领。盗跖、庄0　虽作恶也得善终，孔子、颜回最贤却遭困厄，所以苍茫之天并没有主宰什么，这就是"自然之说"。 　　刘禹锡认为上述两种传统观点都未能究明天人之际的问题，他意在突破上述二说的窠臼，遂改变前人泛泛地议论天人关系的作法，从辨析天与人的具体特性入手，来深入探索天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决不是简单的天与人存在感应，或是天与人互不相干。 　　天有什么特性呢？刘禹锡从不同角度来说明。他说：天之有三光、悬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 　　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 　　可以看出，刘禹锡所理解的天，是广义的天，是指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万物。这包括日、月、星三光，高悬于万物之上。但其根本还是山川五行。阴阳二气的运行，清气产生于浊气，重是轻的基础。阴与阳既分立两极，又相互为用，生成雨露、雷风，又化育了各种生命，分为植物、动物两大类。 　　刘禹锡还把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资质，把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外部环境及自然条件，也统归于天的范畴。究其实，刘禹锡将凡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万物以及不受人主观意念左右的事物及规律都看作是天。他的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自然规律的关系。 　　因而，人类在刘禹锡的笔下，完全不是传统观点形容的渺小、卑微，只能惟天意是从的形象，而是天地间最有智慧的生灵，可以认识天，利用天，改造天。他说：倮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 　　这是相当豪迈的，充满自信的，前所未有的，--人向天发出的宣言。 　　为了"极其辩"，避免自己理论的粗糙，刘禹锡具体说明了"天之能" 　　与"人之能"。 　　"天之能"，表现之一是"阳而阜生，阴而肃杀"。这是说万物在春夏生长，秋冬衰败，四季自然更替。表现之二是"水火伤物，木坚金利"。这是讲不同物质的自然属性，水火能伤物，木是坚实的，金属是锋利的。表现之三是"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这是讲生灵的新陈代谢、弱败强胜之规律。凡是生灵，在盛年都强健，在老年都衰弱，谁有雄②　《天论》，下引不再注出。 　　气，谁有力量，就以谁为先。 　　"人之能"则表现在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系列活动，"阳而艺树，阴而揪敛，防害用濡，禁焚用酒，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御，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在春夏阳气盛的时候，人们就种植；在秋冬阴气盛的时候，人们就收获。防治水灾而进行灌溉，防止火灾而用火照明。用坚实的木头制成器物，使金属镕化铸成兵器。对于恃强凌弱之人，用道义来约束。以礼来别长幼之序，尊崇贤德有功之人，建立是非标准以防止坏事发生。 　　概括起来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刘禹锡明确论证了天（自然）与人（社会）的基本差别，进而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显示出天与人之间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联系的一面。在这种"交相胜"的关系中，人居于主动地位，因为人是有意识的，能主动自觉地利用天的特性而改造自然，"人诚务胜乎天"。而天胜人是无意识的，是自然功能的体现，"天非务胜乎人"。刘禹锡辩证地阐明了天人关系，批判了天人感应说的荒谬，弥补了天人不相预说的漏洞，为自古以来的天人关系之争作了一个总结。 　　（四）顺人、重势与理、数、势柳宗元、刘禹锡在天人论中否定了天命观及天人感应说，肯定了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他们以这种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力求扫除长久以来笼罩社会历史的神学迷雾，也得出了一些较为进步的认识。 　　1。柳宗元的顺人、重势所谓顺人，就是顺从生人。生人，在多数场合下是指民众。柳宗元认为，顺人与施行圣人之道是一致的。他在《断刑论下》说：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谋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尽，而人化矣。 　　是说，有的人专门讲天而不讲人，这是不了解圣人之道。为何不去探究人心，以便能熟知圣人之道呢？只要圣人之道完全施行了，人们也就得到教化了。柳宗元甚至认为本朝是由于顺人而得天下，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生人，"尝者《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①。因此他多次呼吁执政者要注重"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②强调"顺人"，是否意味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取决于生人之心呢？不是的，柳宗元进一步提出了"势"的范畴。他在《封建论》中说：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 　　这里所说的封建，指的是"封邦建国"，皇帝分封宗室或功臣为诸侯，受封者得到的土地人户可以世袭。与此相对的郡县制则是由朝廷派置官吏管理，可视政绩优劣随时升黜。从汉代开始，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优劣的争论时起时伏。郡县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自秦以后中国政体基本以郡县制为主。但柳宗元《封建论》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唐王朝自建立起，不断有人倡言分封，中唐时，藩镇割据之势已趋明朗。柳宗元反对恢复封建制，认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一种必然趋势，即"势"使之然。他揭示出一种很重要的思想，即决定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不是"圣人意"，不是帝王将相或其他大人物的意志可以左右，而是取决于一种历史发展的固有趋向。换言之，有一种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在起作用。所以，正确的作法是应因势定制。柳宗元的"势？，还揭示出社会制度必然是不断进步的，"私其力于己"的封建制，必然要被"公之大者"的郡县制所代替。 　　用"势"来说明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演变态势，有力地否定了一些传统的社会演变说，如邹衍的"五德转移"说，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董仲舒、班固的"三统"说。柳宗元已感觉到，社会的发展，不是循环的，也不是按照执政者或贤人的设计运行的。某种政治制度的实行，有一种"不得已也"，"势也"之必然性。由此他发现历史上有这种"奇怪"的现象--执政者的主观动机与政策实施后客观效果之间的矛盾。殷、周统治者 　　①　《贞符》。 　　②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实行分封制，把土地和民众封赐众多诸侯，"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这样做不是出于大公无私之心，而正是追求私利，要让诸侯为自己出力，借诸侯的力量来拱卫自己的子孙后代。但结果则是，诸侯势力逐渐大起来，王室权威降低。周平王东迁后，自己也降到诸侯的地位，"阙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天下乖盩，无君君之心"。分封制成了周灭亡的一个关键原因。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于下之端自秦始"。郡县制使全国政令统一，集权于中央，从制度本身来说，是最大的"公"。但从秦始皇动机来说，则是出于私心，私在想巩固皇帝一人的权威，私在想使天下人都臣服于自己。从结果上看，废除了诸侯的割据，使天下统一，从秦朝开始了"公"天下。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提出的"势"的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重要的贡献。 　　2。刘禹锡的理、数、势在天人关系的讨论中，刘禹锡提出了理、数、势三个概念。所谓"理"，指原理，道理；"数"，指规律，规律性；"势"，指趋势，形势。 　　刘禹锡着力探讨了天命论等迷信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在分析认识论根源时，他形象地举出人在小河或江海中航行之例来加以说明：船行于小河中，速度或快或慢，或停止或前进，都由人随意控制。即使有的船翻了，有的船搁浅了，也是人力不当所为。在上述情况下，"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①。因为道理很明白，所以船上人没有讲天命，让天保佑的。 　　但是如果船在大江、大海中航行，人无法随意掌握船的快慢与走停，再加上有大风大浪，"舟中之人未尝有不言天者"，无论什么结果都是天意，船平安抵达，归于天；船沉没了，归于天；船虽危险而未沉，也归于天。"何哉？理昧故也。"由于不明白在江海狂涛中航行之理，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由此看来，要正确理解天人关系，就需"明理"，而"明理"的关键在于认识"势"中之"数"。刘禹锡认为，此理亦可推而广之，"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大凡入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这是说，事物结合，其中一定存在"数"（规律），"数"决定了事物发展的趋"势"，世间万事万物都不出此理。他又进一步举例说："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势于动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顷，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邪？吾固曰：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体运行也存在"数"与"势"。天形是圆的，颜色是青的，旋转周期是可以测量出来的，昼夜的时刻也可以用刻度盘显示出来，难道这不是有"数"（规律）存在于其间吗？有了这个"数"，就决定了天的"势"，天高高在上，不会塌下变成卑小；天体一刻 　　①　《天论》，下引不再注出。 　　不停地运行，不会停止下来，这难道不是"势"的表现吗？所以天体运行不能脱离它本身的"数"（规律）与"势"（趋势）。由此，刘禹锡总结道，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而无穷，就是因为它们交相胜，还相用，即万物在联系中，有斗争，有统一。 　　刘禹锡还分析了产生天命论等迷信思想的社会原因，提出了"人之道在法制"的重要观点。他认为，人之所以能胜天，在于有法律规范，法能判明是非，维护公理。只要真正实行了法制，人们就会相信正义，相信自己，不相信天命。反之亦然。他具体列举三种情况：其一，"法大行"，则是非都有法作为准绳衡量，不受个人意见所左右，"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善必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所受的赏或所受的罚都与其行为相当，大家都认为恰当，人们都会说，天何曾干预人事呢？我等照正道走就是了。 　　其二，"法小弛"，即法律有些松弛，遭到部分破坏，"则是非駮，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思想就会出现混乱。福，可以狡诈获取；祸，可以苟且获免。人们就会说，不应当那样结果却果真是那样结果，公理何在？是天的干预啊。 　　其三，"法大弛"，法制完全废弃了，是与非也就完全颠倒了，受赏的总是邪佞之人，受罚的总是正直之士，道义不能战胜强暴，刑罚不去制止恶人，人能战胜天的基础丧失了，再要说胜天，只是空话了。 　　刘禹锡部分正确地揭示了天命论等迷信思想的社会根源，其思想的深刻程度是前无古人的。他的重法制思想同他积极参加"永贞革新"的实践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 　　十、道学先驱者的思想从初唐到中唐，佛教、道教均沿上升趋势蓬勃发展。儒、佛、道三家思想论战的情况表明，儒家思想如果依旧维持传统的思想体系，就难以保住思想领域内的宗主地位。面对佛道二家著作迭出、流派纷呈的咄咄逼人态势，儒者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给儒学增加新的思想观念，必须取佛、道之长，补儒学之短。韩愈、李翱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道统和援佛入儒理论对宋代理学有着重大影响。 　　（一）韩愈的思想韩愈是坚决反对佛教和道教的，他以自己的理论观点大大增强了儒学的战斗力，因而备受宋儒赞誉，称其"如泰山北斗"，"为百世师"。 　　1。道统说唐宪宗嗜佛，元和十四年（公元819　年）命朝廷举行盛大仪式，将陕西凤翔法门寺一节佛骨（据说是佛的手指骨）迎入宫中供养。此举对于社会上崇信佛教者是极大鼓舞，"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韩愈上疏宪宗，援引梁武帝"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等事例，说明"佛不足信"；又批评"佛本夷狄"，"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即便是佛今日在世，到京师来朝，也不过是礼节性地召见，然后护卫其出境，不令其迷惑民众。更何况佛身死已久，枯朽之骨，怎么适合进入宫禁。"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臣实耻之"。韩愈竟以皇帝炫耀盛世之举为耻，的确大胆、直率。他在疏中最后要求毁弃佛骨，"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表示，如果佛真的有灵，能降祸祟于反对者，那么凡有灾殃都应加臣一身，上天为证，"臣不怨悔"①。 　　韩愈还主张用强力禁绝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②，即令僧尼还俗，烧毁佛经，改寺院为民居。 　　韩愈虽然激烈地反对佛教，但并不妨碍他模仿佛教的法统为儒家编制出一个圣人传道的道统。就对佛教的打击而言，他从政治、经济角度批判佛教害国害民之语，尽管激烈，却大率重复前人反佛言论，无甚新意，因而也未能击中佛教要害。然而他的道统说却推陈出新地给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经学生李翱的补充完善，为宋代道学正式建立奠定了一块基石。以儒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而形成的道学（亦称理学）兴起，真正给予佛教以致命的打击，宋代道学在思想领域内的一家独尊，取代了唐代儒、道、佛三家争雄的局面。推其原始，韩愈道统说是宋代道学之先声。 　　韩愈是在《原道》中提出道统说的。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 　　①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 　　②　《原道》。 　　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以自己为孟子的继任者，换言之，自己为道统在当代的传人。他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所谓"道统"，就是儒家之"道"的正宗传授系统。韩愈认为，儒"道"由圣王传授下来，从尧开始，历经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自己要继承孟子，不使道统中断。 　　这是韩愈学佛教之法以抗衡佛教。当时佛教以禅宗最盛，而禅宗最为讲究传法系统，并且在述及法统时杂以奇闻异事，以增加神秘性。最早来中国传播禅学的是印度僧人达摩，他宣称，从佛（释迦牟尼）开始，禅学历代相授，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以一件棉布袈裟作为传法正宗的凭证，到达摩是第28　代（代也称祖）。到中国达摩则为初祖，时为梁武帝时。历传二祖慧可（隋文帝时逝世），三祖僧粲（隋炀帝时逝世），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七祖神会。四祖至七祖均为唐人，七祖生活的时期稍早于韩愈。所以，禅宗富有传奇色彩的法统传授故事自然会给韩愈留有印象。 　　道统说也能在儒学发展史上找到一些根据。《论语·尧曰》曾记载尧、舜传授之语，尧、舜、禹相继禅让，也仿佛有选择继承人，授以治道之意。战国时孟子排列出一个从尧到孔子的名单，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①，而他本人是继孔子正统。韩愈的道统序列基本上同于孟子所说，加上了自己，以继承孟子自命。不过，孟子侧重于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韩愈则是明确提出这是儒学的传"道"系统。后来，宋代道学家对道统说进一步充实、论证。朱熹再续道统名单，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上接孟子，他本人又承周敦颐和二程。 　　"道统"的"道"，主要指儒家的仁、义理论。韩愈的《原道》即旨在究明儒家之"道"，批判佛教和道教。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这里韩愈分别给仁、义、道、德下了定义，对仁与义予以肯定，因为其内涵清楚稳定，是"定名"。而道与德则属于中性词，君子、小人均各有道，品德也有优有劣，所以道与德是"虚位"。在韩愈看来，道德只有以仁义为内容才有意义。他接着以儒家的道德概念去批评老子的道德概念，认为老子所讲的道德，其内容不包括仁义，是他个人的褊狭理解，而儒家所讲的道德，其内容包括仁义，这是天下人都公认的。以上所论涉及到了一个儒、道长期争论的问题。《老子》认为，万物由道而生，由德而长，道德是万物发生与发展的根本，即"道生之，德畜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②。另方面又认为，仁义等德行是人为的，是对自然的道的破坏。《庄子》进一步肯定道德的虚静无为属性，要求退仁义。韩愈为避免"道统"之"道"，与老子之"道"发生混淆，所以才在《原道》中首先强调，"道统"之"道"以仁义 　　①　《孟子·公孙丑下》。 　　②　《老子·五十一章》。 　　为特定内容，是儒家所特有的主旨。 　　为什么"道统"在秦以后中断了呢？《原道》解释说，孔子的经典被秦朝"焚书"所毁，这对道的传播是很不利的；在汉朝，道又受到黄老之说的干扰；在晋隋间，道又受到佛教的干扰。在上述情况下，凡是谈道德仁义者，不是依从道家观点，就是依从佛教观点，而既然依从了道、佛二家，那就一定脱离了儒家之道，还会反过来攻击儒道。这样一来，后人即使想要了解儒道，又哪里听得到呢？ 　　《大学》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韩愈很欣赏该篇所讲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将其作为道统理论的经典之作。他说：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大学》分"经"、"传"两部分，上面韩愈所引的"传曰"就是《大学》内容。韩愈在这里划清了儒家与道、佛的原则界限。儒家讲人格修养，"正心诚意"，是为了有所作为，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道、佛讲个人修炼，讲"治心"，则是置天下国家于不顾，并且背弃了忠君、孝父的"天常"。如果儒家道统不能战胜道、佛，那么子女就不以父为父，臣下不以君为君，民众就不做应做的事。韩愈在这里点明，儒学是为封建国家长治久安服务的最切合实际的学说，儒学旨在入世，而道、佛二家旨在出世。宋代道学家将韩愈的观点进一步展开论证，并从《大学》中归纳出"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欲治国平天下，必须先从个人修养做起，而个人修养首先是内心的工夫。由此可见韩愈在儒学向道学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2。性三品与情三品韩愈在展开道统说理论时，触及到了人格修养问题。他又作《原性》，专门阐说了性三品与情三品的观点。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 　　他认为，性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情是人与外界接触后产生的。所谓性三品，就是性分为上品，中品，下品。而构成性的，是仁、礼、信、义、智五种道德。不过，它们在三品中各占比重不同。性为上品之人，"主于一而行于四"，以一德为主，兼通其它四德。性为中品者，"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对某一德或是不足，或是有些违背，其它四德也混杂不纯。性为下品者，"反于一而悖于四"，对一德完全违背，其它四德也不合。 　　与性三品相对应，情也分为三品，构成情的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上品的情，"动而处其中"，对七种情感都能控制得恰当合适。中品之情，"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对于七情的掌握有时过分，有时不足，但主观意图还是要适当合中的。下品之情，"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对于七情无论是过度还是不足，都随意放纵，不加检点。韩愈归纳说，"情之于性视其品"，即性上中下三品，决定了其情也是相同品级。关于性善恶和性情善恶的争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了。孔子实际上最早提出了性三品的观点，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是相类似的；又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①，唯有上等和下等的不会改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恶论，汉代扬雄提出性善恶相混论。在韩愈之前明确提出性三品说的是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实性》中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圣人之性"，近于全善；"斗筲之性"，近于全恶；"中民之性"，可善可恶，可上可下。 　　韩愈在《原性》中提到了孟子、荀子、扬雄的观点，认为他们所讲的分别是就人性的上品、下品、中品而言，所以才"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并不全面。实际上是韩愈有意识误解孟、荀、扬之本意，目的是表现自己性三品说的正确性和全面性。也许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韩愈没有提到董仲舒、王充的性三品观点。单就性三品观点而言，韩愈与董仲舒、王充的观点一致，都认为善与恶不可改变，中人之性则可推移，可导向善，也可导向恶。韩愈的观点创新之处在于，他把情也分为三品，并与性相对应，从而将前人的性三品说讲得更为细致。他主张对七情控制在"中"，不要压制，也不要过分。这是与佛教观点相对立的，佛教认为为情所累，影响见性成佛，主张灭情以见性。 　　另外，佛教宣传世人皆有佛性，人人可见性成佛。道教宣传世人皆可成仙，人人可自我修炼。韩愈则以性情三品说来论证儒家礼法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而证明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乃天经地义，不容侵犯。他强调，中品之人"可导而上下"，但上品之人和下品之人则是不会改变本性的，"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 　　韩愈并不隐讳性情三品说主要是针对佛、道而发。《原性》末尾设问道："今之言性者异于此，何也？"韩愈在回答中明确点题："今之言者，杂佛、老而言也。杂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异？"如今人们关于性的看法，掺杂了佛教、道教的观点，因而造成人们认识的偏差。因此，《原性》写作的现实意义就不言自明了。 　　①　《论语·阳货》。 　　（二）李翱的思想李翱（公元772-841　年），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贞元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朗州、庐州刺史，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其著作编为《李文公集》。李翱是韩愈的学生，对韩愈极为推崇。他也主张阐扬儒学，反对佛教，但采用的方式是借用佛教的方法以修养儒家的心性，为宋代理学开辟了道路。 　　1。去情惑以复性李翱虽然也从政治、经济角度批评佛教，但更注重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批评佛教。他认为以往力主排佛者并未能击中佛教要害，"惑之者溺于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虽辩而当，不能使其徒无哗而劝来者"①。要真正驳倒佛教，就必须究明心性理论。他作《复性书》，认为儒家学说原本是"尽性命之道"的，只不过是后来没有传人而中断了。 　　《中庸》原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因为该篇讲到"性命"问题，李翱遂大力推崇《中庸》。他描述先秦时期《中庸》传授系统："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唯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①李翱认为，儒家性命之道虽久已不传，但这正应了道极必衰，衰极必复之理，自己大概就是重传性命之道的人。接着，李翱又借时人陆■之口说："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东方如有圣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圣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李翱遂当仁不让，以儒家性命之道的当代传人自命，宣布"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 　　李翱发挥了《中庸》和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复性说。所谓"复性"，简言之，是去除情的迷惑而恢复善良本性。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 　　这是说，人本来具有与圣人相同的素质，即都具有至善的"性"。然而人之所以没能做成圣人，是因为有"情"的迷惑。情欲有七种表现，情欲如占了上风，至善的本性就看不到了。他举例加以说明：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 　　水中如有泥沙，水流就不清澈；火中有烟，火光也不明亮；显然这不是水和火的过错。沙不使水浑，流水自然清澈；烟不浓郁，火光自然明亮。情欲不干扰，善性自然充实。 　　那么可否说，情是恶的，需要完全丢弃呢？李翱不这样认为。他虽然说 　　①　《去佛斋》。 　　①　《复性书》，下引不再注出。 　　"不善者"，"乃情所为"，但"情有善有不善"，情与性存在着不可分离的相互依存关系，"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 　　既然性与情不可分离，那么，两者怎样的结合状态是理想的呢？李翱以圣人与百姓的对比来具体说明，说：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邪？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者邪？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情之动静弗息，则不能复其性而烛天地，为不极之明。 　　他认为，性是天赋予的，圣人之特异处在于得了性之后能够避免情的迷惑。而百姓则是沉溺于情而忘记了善的本性。圣人难道没有情吗？只是不让情搅乱安静寂穆的本性。所以圣人虽有情，看上去似乎没有情。百姓难道没有至善本性吗？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没什么差别，尽管如此，百姓还是让情弄昏了头，因而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有与圣人一样的善性。李翱总结说，如果人的情欲总是不停地表现，那就不能恢复其善的本性，从而光照天地。他把性与情视为一个矛盾统一体，以性情之表现方式作为区别圣人与百姓的标准，圣人不以情累性，而百姓以情累性。所以百姓应"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百姓应像圣人那样，将喜、怒、哀、惧、爱、恶、欲等"情"，都控制在"中节"的程度，适中而有节度。他引证了《中庸》的说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等情蕴而未发之时，要不喜不怒，不哀不乐，心境是无偏无倚的，这叫"中"。情一旦表现出来，就要恰如其分地节制，合乎法度，使之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状态，无所乖戾，这叫"和"。宋代理学家程颐解释说："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①。 　　李翱举出圣人用情之例，"问曰：尧、舜岂不有情邪？"李翱的解答是，圣人怀至诚之心而用情，不是凭感情用事。舜为尧臣时，任用"世济其美"的八恺、八元十六族辅政，"非喜也"；将共工流于幽州，将驩兜放于崇山，使三苗遁于三危，在羽山处死鲧，"非怒也"。这都属于"中于节而已矣"。相反，桀、纣虽然也具有与尧、舜一样的性，但却看不见自己的善性，被"嗜欲好恶""所昏"，并不是桀、纣的性有罪过。 　　可以看出，李翱的观点与佛教禁欲观点很接近，都认为情欲可导致罪恶；但又有原则区别，李翱不认为情都是恶的，主张控制情，而佛教主张灭情见性。 　　2。格物以致知关于如何"复性"，《复性书》认为主要方法是通过格物以致知。李翱说：物也，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 　　①　《近思录》卷1。 　　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 　　致知之后，达到心正，而后有所作为，均能本之善性，"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这是"复性"的目的所在，通过获得的"知"而达到意诚、心正，然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李翱的观点是对早期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东汉郑玄注云："格，来也；物，犹事也"。《周易·系辞上》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李翱明确把格物致知作为个人修养的手段，比前人讲得更具体。所谓格物，是穷究外界事物。所谓"致知"，是以昭昭之心明辨该事物。所谓"不应于物"，是不为外界事物所累，不为所惑。 　　李翱还谈到一种神秘的以内修方式"复性"的作法。先是自我设问：人们被情欲所昏已很久了，如果要恢复善性，必定需要时间和过程，请问该怎么做？李翱所给出的答案颇像僧人谈坐禅，他说：不去考虑，不去思想，情就不会显现；情既然不显现，这就是"正思"，即没有考虑，没有思想。这种状态在前代儒家经典中也谈到过。如《易》说："天下何思何虑？"又说："闲邪存其诚"。 　　又问：就这些吗？答道：还没完，这只相当于对心的斋戒仪式，仍未脱离动静的层次。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循环不息，这还是情的表现。《易》说："吉凶悔吝，生于动者也。"这怎能复性呢？ 　　又问：那该怎么办？答道：在静下来时，知道心不要思虑，这相当于斋戒。知道心本不应有思虑，动与静分离，心沉静得不为任何物所动，这才达到了"至诚"的境界。《中庸》说："诚则明矣"。《易》说："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就是这个意思。 　　再问：不考虑不思想之时，对外是格物，对内是抑情，怎样知道何时停止呢？况且以情止情，难道可以吗？答道：所谓"情"，是性的不正常的邪谬表现，邪本来就不应有。心沉静不动，邪的情欲自然就消失了。惟有善性明照，邪从哪里产生呢？如果以情去抑止情，需要运用更大的情才行，然后还得抑止这个情，这样，情互相抑止下去，不是没完没了吗？ 　　李翱上面所论的内修"复性"方法是两个阶段循序进行，第一步达到"正思"，即"无虑无思"，如同斋戒，是准备阶段。第二步是达到"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所有欲望没有了存在的基础，"邪思自息，惟性明照"，使心达到"至诚"。 　　这样，经"复性"的内修改造，达到了意诚，心正，于是就有了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基础。李翱的"复性"说为宋明理学所继承和发展。"复性"的核心是要人们摆脱情欲的束缚，"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宋代理学家更进一步归纳为"存天理，灭人欲"。 　　十一、儒、佛、道思想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佛教、道教在唐代均进入了自己的兴盛期，唐历朝皇帝大多顺应时代思潮的特点，尽力调合儒、佛、道三家的矛盾，坚持以儒家礼教思想为主，同时引导佛、道二家思想也为巩固本朝政权服务。唐玄宗亲注儒典《孝经》、佛典《金刚经》、道典《老子》，最能代表官方对三家思想兼收并蓄，一律为我所用的态度。传统的内殿三家讲论，在唐高宗时，火药味已大为减弱，待到唐肃宗以后，演变成一种固定的程式，"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 　　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借鉴虽久已有之，但真正成为潮流则在唐中叶以后。其原因有多种，其一，三家均有合法地位，官方倡导三家共同辅政。三家均已认识到，挤垮、吃掉某一家在事实上已不可能，因此相互攻讦、剑拔弩张的势头大减。其二，三家在长期社会斗争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了它们在维护国家政权，平衡社会矛盾方面的共同利益，相互之间少揭短，多合作，胜似两败俱伤乃至三败俱伤。其三，在长期的相互辩争中，儒、佛、道三家均发现自身思想理论上的某些漏洞和薄弱处，也发现它方的某些长处。这样，在完善自身思想理论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另外两家，借鉴得越多，它们之间的差异越小。 　　当然，也有个别皇帝或毁佛或佞佛，从而有短暂的佛、道关系紧张时期，但在唐中后期不占主导地位。 　　（一）佛教对儒、道的借鉴1。佛教借鉴儒学的一般状况自唐初开始，大量佛经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所译经论，合74　部，总1335　卷；《续高僧传》三集称义净译经56　部，230　卷，不空译经77　部，120　余卷。随着佛经的大量增加，僧人也仿效儒家经学，埋头撰写佛经注疏。因为佛经系外邦传入，没有注解和义疏就难以理解。儒家经学讲究师承，特重门户；僧人的不同宗派也各尊一经为主，注解阐发，自立宗旨。这种现象当然是佛教理论繁荣发展的一个标志，但事物总有两重性，佛经注疏的文字量过大，又给人以繁琐和不得要领的感觉。范文澜先生曾分析了这种状况，他说，佛教同一宗派的注家，解说之简繁，见解之浅深，也每每各自异趣。一经之注疏，往往多至数十卷。如礼宗撰《涅槃经注》80　卷，澄观撰《演义抄》90　卷，明隐撰《华严论》，竟多达600　卷。大凡此类注疏卷帙浩繁，语意琐碎，使人愈学愈迷惑不解①。 　　在"忠孝"问题上，佛教与儒学抵触最大。按照佛教的生死轮回之说，现世的父母与子女，在前生或来世很可能位置掉换，也可能转世为其它，所以讲孝道没有意义。而僧人乃出家人，脱离尘世，也无所谓忠君问题。但是，儒家之忠孝观念在中国实在根深蒂固，僧人在此问题上屡受指责，常常处境尴尬。于是一些僧人转而接受儒家忠孝之说。唐中叶后，僧人谈忠孝者很多。僧鉴虚在三教讲论中，称本朝尊奉的玄元皇帝老子为"天下之圣人"，文宣 　　①　参见《中国通史》第四册，第426　页，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王孔子为"古今之圣人"，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为"西方之圣人"，当今皇帝（唐德宗）为"南瞻部洲之圣人"，不再以释迦牟尼独尊，而将道教所尊教主、儒学之先圣、世俗之皇帝均置于与释迦并列的尊崇地位。僧宗密不但承认孔子、老子与释迦一样，同为"至圣"，而且在《佛说盂兰盆经疏序》中声言佛教也宗孝道，"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僧法慎在与社会各种人打交道时，"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上言，依于仁；与人下言，依于礼。佛教儒行，合二为一"①。可见，这个僧人对于儒家之忠孝仁礼之说，运用得是较娴熟的。僧人还大加宣传"目连救母"的故事和《大方便报恩经》，证明佛教也讲孝道。 　　也有很多僧人潜心学习掌握了儒士的传统技艺。中晚唐出现不少文僧、诗僧、琴僧、草书僧，他们与儒者、士大夫广泛交游，往往建立起颇深的友情，这样也促进了释、儒思想义旨的理解沟通。 　　2。佛教的中国化--禅宗中唐以后，禅宗大盛。其影响所及，上至唐皇室、士大夫，下至儒生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热衷于谈佛论禅者比比皆是。禅宗，确切地讲是禅宗的南宗，将佛教传播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其它佛教宗派在禅宗面前黯然失色，天下佛寺也渐渐地多为禅宗据有。 　　为什么禅宗有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对本系外来的佛教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倡导一种极为简易的修行方式，其观点与儒、道意蕴多有相合之处，因而能迅速风靡天下。不过，禅宗在将佛教推向发展高峰之时，也给佛教造成深深的内伤。 　　禅宗原自印度传入，在中国的初祖为菩提达摩，因以"禅定"概括本派的修习而得名，自称"传佛心印"，倡静坐凝心专注观境。达摩本人以身演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如此"壁观"达九年之久。可见，达摩所传乃"渐悟"。而南宗创始人慧能则自称"顿门"，倡"顿悟"。南宗代表性的经典《坛经》（法海本）开头即言："说通及心通，如日至虚空，惟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鲜明表示出在修行方法上破旧立新的主旨。《坛经》认为，人的心性本静，佛性本有，"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因而修习只需"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慧能举出自己在五祖弘忍处"顿悟"的例证来说明此法是切实可行的，"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伍（悟），顿见真如（佛性）"。所以南宗主张，觉悟无需外求，"一悟即至佛地"，可以不读佛经，不拜佛像，不立文字。这种修习方式比起佛教其它各宗的繁复修习方式，实在是既简易又快捷。 　　这种改造后的禅宗很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第七章已叙及，中唐"安史之乱"是唐盛极而衰的分界线，地方藩镇称雄，内廷宦官干政，外朝"朋党"相争。士大夫的仕途及身家性命都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儒生求取功名的传统道路也因政治昏乱平添诸多阻碍。各阶层人士也因政治、战事、割据等引起的社会震荡而对前途及命运产生危机感。禅宗所倡的简易成佛方法则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安慰。人人具有佛性，因而世人是平等的；可以不出家， 　　①　《宋高僧传》卷十四《法慎传》。 　　不读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儒士及士大夫在失意之余或为求心灵宁静，在禅学中寄托心志，与禅僧谈苦论空，不失为一种精神解脱方法。即便是穷奢极欲的名门豪富，也可通过极便捷方式"修心"，"见性"，立地成佛，求得心理平衡。 　　禅宗学说与中国固有的某些儒、道、玄观点有内在相通之处。"顿悟" 　　的基点是人心中本有善性，识得本心便"见性成佛"，儒家性善论，可为此说的注脚。禅学与庄子学说也有相合之处，"人们常常把庄与禅密切联系起来，认为禅即庄。两者确乎有许多相通、相似以至相同处，如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等等，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中，庄禅更常常浑然一体，难以区分"。当然，"两者又仍然有差别，这差别倒正好展示出中国思想善于在吸取和同化外来思想中获得丰富与发展"①。 　　由于禅宗宣称佛不在外，佛在心中，因而"顿悟"之人就可以自称为佛。推广开去，修行者不必在佛寺，在家亦可；造寺、布施、念佛等等，都没什么必要。慧能的继承人更进一步发展"心外无佛"的观点，达到"呵佛骂祖"地步，连佛与传统佛教都要扫除了。天然禅师（慧能四世法孙）在冬日取暖竟烧木佛。义玄禅师（慧能六世法孙）反对求佛，他说："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缚你，你若有求皆苦，不如无事"。有的禅师则宣传自立自强，反对唯外来佛教是从。宣鉴禅师（慧能六世法孙）说："老胡（释迦牟尼）经三大阿僧祗劫，即今何在，活了八十年便死去，与你有什么分别，你们不要发疯受骗"。 　　但这种情况如发展下去，必定将整个佛教连同禅宗一起否定。禅师怀海制定《禅门规式》（《百丈清规》），不采天竺传来的烦琐戒律，建立中国式的新佛门戒律，重新鼓励僧人坐禅，并破天荒地要求僧人参加生产劳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柳宗元的《百丈碑铭》称赞已中国化的佛门戒律与儒家礼义相合，"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由于这种新戒律有助于佛教及禅宗的生存与稳定，遂在全国各寺院推广。宋代理学大师程颢以僧堂威仪济济，伐鼓考钟，内外静肃，一坐一起，并合清规，叹为三代礼乐尽在此中。这是佛、儒结合的形象写照，说明佛门清规是依据儒家礼仪改制的①。 　　3。佛教对道教的借鉴佛教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要经典，因而又称法华宗。此宗以圆教自许，斥其它宗派为偏教，试图调和佛教内部及与外教的矛盾，因而在理论上融会一些多方面的学说，与道教在思想上尤为接近，《法华经》吸收了道教的丹田、炼气、成仙等说法。其九祖湛然生当中唐，号称天台宗中兴人物，所著《止观辅行传弘诀》借用了道教的仙草、金丹、求长生之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太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 　　开元年间兴起的密宗，其宗教仪式和神秘法术与道教有许多相通处。密 　　①　李泽厚：《漫述庄禅》，《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1　期。 　　①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33　页，人民出版社1978　年6　月版。宗有设坛、诵咒仪式，口诵真言是三修之一，又以画符祛病、求财、免灾，这些都与道教相仿。道教尊北斗七星，密宗亦有《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称："北斗七星者，日月五星之精也。囊括七曜，照临八方，上曜于天神，下直于人间，以司善恶，而分祸福，群星所朝宗，万灵所俯仰，若有人能礼拜供养，长寿福贵，不信敬者，运命不久"。这段话不仅表明尊崇对象同于道教，而且语言也几乎与道教用语相同。佛教以讲空论苦求出世为主旨，这里却谈起"长寿福贵"，"运命"。另外，密宗经典中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讳、十二（肖）诸神，还有泰山府君，司命、司禄之神，也喜用七七、九九之数，这些都出自道教。 　　（二）儒学对佛、道的吸取唐代的儒生及士大夫与僧人或道士的交游非常普遍，形成时尚。他们或探讨儒学、佛理、道论，或赋诗抚琴，或切磋书画棋艺。这种较为融洽的气氛促进了他们在思想理论上的理解沟通。一些儒家学者已意识到，单纯宏扬儒学并不能振兴儒学，儒学只有大胆进行一些理论更新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儒学应该吸收佛、道某些思想，以增加自己的理论新意与深度。他们的以儒为主，统合佛道的尝试，是儒学发展历程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是将传统儒学改造为宋代理学的先声。正是因为儒学融会了佛、道有关思想，才使儒学以理学的新形象无可争辩地独执思想领域之牛耳，由隋唐儒、佛、道三家并立走向宋代理学一家独尊。 　　1。柳宗元"统合儒释" 　　柳氏的"统合"，不是简单地将二家学说混合到一起，而是以儒为主，取佛教中有补于儒道之理。他写的一篇著名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赞许元十八山人对于佛、道之说，"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要之与孔子同道"。他欣赏的是"通"，"同"，"融液"，可见要求是融会贯通，不是生硬拼凑。他又强调对佛、道是取其"所长"，而舍弃其奇诡。当然，对佛、道借鉴的最重要原则，是"与孔子同道"，要以我为主，以儒为主，不能离开儒家立足点而让佛、道统了去。 　　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柳宗元希望僧人文畅在此次出游中，能利用自己的学识与影响，在佛门与儒道之间作些调合工作，"统合儒释，宣涤疑滞"。这反映出柳宗元对于儒与释的沟通融会是牵挂于心的。韩愈在看到柳氏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后，曾批评柳氏不驳斥佛教。柳氏在《送僧浩初序》中对这一批评给予了答复，他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这是说，佛教的确有不可以驳斥之处，它所讲的道理，往往与《周易》、《论语》所讲的相吻合。他接着举出具体例证说，佛教关于性情的学说，很明显与孔子所言相同。再说，韩退之对儒道的喜好，不会超过扬雄。然而扬雄对于儒道之外的庄子、墨子、申不害、韩非，也还认为都有可取之处，这四家学说是怪僻而不安分的，难道佛教反不如它们吗？韩退之反对佛教的一个理由是其出自外"夷"。如果真以此为标准，对于出自外夷者一概排斥，那么古代有季札、由余两个贤人出自夷狄，难道要不以道为标准而以是否中国人为标准，亲近恶人而排斥贤人吗？由此看来，韩退之重的是名而不是实。我之所以赞同佛教的地方，都是同《周易》、《论语》相合的，即使孔圣人再生也是不能驳斥的。柳宗元又声明，他对于佛教也是有所反对的，像韩退之一样，他也不赞同僧人剃光头，穿黑衣，没有夫妇、父子之伦常，不从事耕织劳动而靠别人养活。但自己与韩退之的区别在于，韩退之只看到佛教的外部表现就反对，而遗弃了其蕴含的精神，这好像遗弃一块石头而不知其中藏着玉。 　　柳宗元"统合儒释"的目的还是要借用佛教所长而辅佐教化。他在柳州任刺史时，就儒释并用，政绩突出。当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使得生产缺乏畜力，经济落后，治安不稳。柳宗元先是用礼、刑两手，都收效不大，他说，"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后来他采取宣传佛教的方法，以佛教教义劝人"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①。由此可知，"统合儒释"确可以佛教的慈悲博爱等教义补充发展儒家学说。2。刘禹锡"援佛入儒" 　　刘禹锡是反对神学迷信的猛士，前面已经谈到，但他不反对佛教，认为佛教与儒学可相辅相成。他在《赠别君素上人》中，认为儒家经典与佛教经典有明显的一致之处。在《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文中，刘禹锡用了一大段文字谈儒与释各有所长，各有其最适用的范围。他说：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节，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势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补其化，释王者之位以迁其人，则素王立中枢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至哉！乾坤定位，有圣人之道参行乎其中，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 　　他认为，天生人，但不能让人的情欲有节制；君治人，不能去掉威势而使社会安定。他们的作者都有限，都有不足。这就需要有人出来补弊救偏，这种人虽无君王之位，但也能教人改变心性。孔子立天下核心之教，主旨是"大中"；释迦在西方创教，主旨是"正觉"。天地乾坤之位既定，还要有圣人之道行于其中。这就突出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光用法制威势来压制情欲是不行的。儒与释两种教化学说虽不同，但都有用，这好比水与火不同，但做饭菜需要两者的结合；车轮与车辕不同，但行车要靠两者的结合。 　　接着，刘禹锡又分析儒与释两家学说的不同功用，儒学适用于治世，佛教适用于乱世，佛教可以补充儒学在教化方面的不足之处。他说：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 　　儒学以"中道"教化世人，但很少论及性命。换言之，讲"中道"注重的是人的行为尺度，但未能深入解答人心灵深处的问题。这样，在世道衰乱的时候，儒学也难发挥功用了。而佛教用大慈大悲救世人出苦海，阐论因果轮回之说，因此世道越乱越受到信奉。它能够把人的恶欲消灭在将萌未萌之时，能够使人在生离死别之际减轻痛苦。总而言之，佛教从人与天两方面协助教化。佛教可以对人起到独特的陶冶作用，可以起到刑政起不到的作用。它所具有的细致的协调糅合功能，其具体表现可以用言语表达，而其精深意旨是言语无法表达的。 　　刘禹锡的这些见解是颇有新意的，显示出儒家学者已能用平和从容的态度对儒、释进行审度比较。 　　3。李翱"以佛解儒" 　　李翱的"复性"说与佛教相通之处甚多，是借鉴佛教思想成果来发展深化儒学思想。南宋叶梦得评价说："李翱《复性书》，即佛氏所常言。。。 　　①　《柳河东集》卷三十八《柳州复大云寺记》。 　　吾谓唐人善学佛而能不失其为儒者，无如翱"①。下面让我们看几个例证。《复性书》说："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这里所说的"性"，相当于佛教所言的"佛性"，均指人生来就有善的本质。《大涅槃经》称："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李翱所说的"情"，相当于佛教所言的"无明"、"愚痴"，都是指后天的世俗欲望。 　　《复性书》又说："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圣人"的特点是"觉"，佛的意译就是"觉者"，圣人实际与佛相当。圣人与凡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受情惑，佛与普通人的区别也在于是否"无明"。复性的途径与禅宗的明心见性修持法如出一辙。《复性书》认为去除情惑的方法"非自外得者也，能尽其性而已矣"。"心寂不动，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禅宗的主要观点就是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即心是佛，见性成佛。《坛经》说："自性心地，以智惠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 　　"禅那"是佛教中常用的一个修习语，或称"禅"、"禅定"，可意译为"静虑"。用以表示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三说："言静虑者，于一所缘，系念寂静，正审思虑，故名静虑。"《复性书》在表述"复性"的具体方法时，显然借用了佛门之"静虑"，说："方静之时，知心无思者，是斋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在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儒学向以心性义理为主要特征的新儒学--理学的转变中，李翱是当之无愧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将佛教的一些理论方法引入到自己的"复性"说中，从而促进了儒学的更新，这就标志着儒释两家思想理论从对立到趋同的根本性转变已实现。 　　4。儒学对道教的吸取老子被道教尊为教主，也被李唐皇帝认为祖宗，因此，唐代的儒、道关系较为融洽，在与佛教发生对抗时，儒、道往往结成联合战线。 　　总的说来，儒者及士大夫对道教的符箓法术较轻视，对其仙道之说也不感兴趣，但对于道教主要思想来源--道家学说则怀有敬意。柳宗元认为儒与道并不存在对立关系，老子之说是孔子之说的不同流派，《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说："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者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然皆有以佐世。"这显示出他不仅有"统合儒释"的思想，也有儒、道同归的思想，在"佐世"作用方面，老子学说是有价值的。 　　自唐玄宗注《老子》后，此书一度成为士庶家家习读之书，儒者和道士研读《老子》形成风气，宣传儒、道合流者多了起来。唐德宗时太子校书郎李观专写了一篇《通儒道说》，通论儒、道思想相合之处。他认为，儒之所言仁、信、礼、义，道之所言道、德，两者同源，且可相互为用，"故二（道、德）为儒之臂，四（仁、信、礼、义）为德之指。若忘源而决派，薙茎而掩 　　①　《避暑录话》卷下。 　　其本树，难矣！"①另外，儒学以"入世"为旨，关注的是社会治乱，人伦礼法，而对于宇宙、自然的生成及演化则很少探讨，道教及道家思想则对于宇宙、自然有丰富的理论积累，正好弥补了儒学之不足，使儒家学者得以开阔视野，调整思路，逐步向全面探寻社会、自然"至理"的理学方向迈进。 　　中唐以后社会多有动乱，仕途风险增大，儒者及士大夫在失意之时，则对道书兴趣提高，以出世归隐之说排遣思想苦闷。治世则出，用儒；乱世则隐，用道；这也可说是儒道互补的一种方式。但儒者之归隐只是权宜之计，与道士归隐有质的不同。柳宗元有个友人周君巢，写信向柳夸赞隐居山泽的道士，认为他们服药益寿，很有神通。而柳宗元回信表示并不赞赏归隐只是为求长生的人生态度。他说："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出焉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②。这是他对于"隐"与"出"的看法，按照君子的准则，在隐居未仕的时候，外表愚昧而内心更加聪明，外表迟钝而内心更思维敏捷，外表柔弱而内心更加刚强。等到出来做官理政时，就表里如一，顺应时势而采取恰当行动，使民众生活得以安定，圣人之道得以光大。如此看来，柳宗元是把"隐"作为修养提高个人素质的阶段，是君子处世的一个环节。 　　①　《全唐文》倦五三五。 　　②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三）道教及道家思想对儒、佛的吸取1。对儒学的吸取唐代诸道派均重视经戒的传授，由法师传授给道门弟子，目的是告诫道徒防邪祛恶，诚心归道。经戒科律的完善，是唐代道教的一个特点。经戒中有相当多的条目反映了儒家的礼义观。如《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所载"十四持身品"（又称"十四治身之法"）：其一，与人君言则惠于国；其二，与人父言则慈于子；其三，与人师言则爱于众；其四，与人臣言则忠于上；其五，与人兄言则友于弟；其六，与人子言则孝于亲；其七，与人友言则信于交；其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其九，与人妇言则贞于夫；其十，与人弟言则恭于礼；其十一，与野人言则勤于农；其十二，与贤人言则志于道；其十三，与异国人言则各守其城；其十四，与奴婢言则慎于事。以上这些道士"守则"，要求遵从的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内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信的内涵均已囊括，唯一的细微差别是字辞稍加变化。道士吕洞宾在唐末名声很大，"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但他自述却无丝毫做作，声言自己以忠孝信仁为立身处世准则，"人若能忠于国，孝于家，信于交友，仁于待下，不慢自心，不欺暗室，以方便侪物，以阴骘格天，人爱之，鬼神敬之，即此一念，已与吾同，虽不见吾，犹见吾也"。唐末道士杜光庭在为《道德真经元德纂》所作《序》中说：老子"《道德》二篇。。非谓绝仁义圣智，在乎抑浇诈聪明，将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见素抱朴，泯合于太和；体道复元，自臻于忠孝"。并认为仁、义、乐、礼、智、信与天地之德、宜、和、节、辩、时相合，"弘淳一之源，成大同之化；混合至道，归仁寿之乡"①。道士们很自然地将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转化为道教教义。 　　也有些道士原为儒生，后入道门，这样更便捷地将儒家学说渗透进道教思想。著名道士吴筠，本来是"鲁中之儒士也"，从少年起就博通儒家经典，长于为文写作。由于未考取进士，不愿随合流俗，于是入嵩山为道士。他认为道教思想的精华就在《道德经》五千言之中，至于后世杂出的经书，"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当唐玄宗向他询问"神仙修炼之事"时，他回答说："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显然对所谓修炼成仙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在唐朝皇帝相继热衷于成仙长生之时代，他却以"正道"讽谏皇帝。当他与僧、儒及朝臣并坐时，所陈所述"但名教世务而已"。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吴筠不是真正的道士，是穿着道袍的儒士，那也不符合实际。吴筠出自唐初著名道士潘师正门下，在嵩山"传正一之法，苦心钻仰，乃尽通其术"②。他对于道教理论有较深造诣，著述有《玄纲论》3　篇，上篇"明道德"，中篇"辩教法"，下篇"析疑滞"。还著有《神仙可学论》，《心目论》，《形神可固论》等。吴筠的思想代表了道、儒相互借鉴的必然趋势。关于儒与道的关系，他主张道本儒末，不同意那种认为道家轻仁义、薄礼智的观点。他认为，道家之"道德"非但不排斥仁义礼智，而且还是仁义礼智的基础与根本，这体现了"自然"之理，不是人的主观愿望就能改变 　　①　《全唐文》卷九三一。 　　②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一九二《吴筠传》。 　　的。《玄纲论》上篇《明本末章第九》说，"内道德而外仁义，先素朴而后礼智，将敦其本以固其末"，"执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难而危"。吴筠是反佛教的，他主张执政者要道、儒兼用，以道为主，以儒为辅，"故人主以道为心，以德为体，以仁义为车服，以礼智为冠冕，则垂拱而天下化矣"。反之，如果光用儒而不用道，那么社会就会出大问题，"若尚礼智而忘道德者，所为有容饰而无心灵，则虽乾乾夕惕，而天下敝矣"。他的这种以道统儒的观点在道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认识。 　　2。对佛教的吸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教规戒律方面。唐代道教对经戒律条的完善，得益于佛教者甚多。如三归戒仿于佛教三皈依戒。佛教徒在入教前须在法师那里受"三皈"之戒，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表示对佛门的归顺依附。《大乘义章》卷十对此解释说："归依不同，随境说三，所谓归佛归法归僧。依佛为师，故曰归佛；凭法为药，故称归法；依僧为友，故名归僧"。这里的"佛"，指释迦牟尼，也泛指一切佛；"法"，即教义；"僧"，即僧人。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道教也以"道、经、师"为三宝，即《道教义枢》卷一所言："一者道宝，二者太上经宝，三者大师法宝"。道教三归戒即是要求信徒将自己的身心皈依道门三宝，以此为入道的初阶。《太上老君诫经》称："此三归者，谓身有善恶，神有恐怖，命有寿夭，盖一切众生之必有也。今以此三悉归于道者，谓受行法戒，一则生死常善，不堕恶缘；二则神明强止，不畏邪魔；三则见世长寿，不遭横夭。归虽有三，其实一也"。《三洞众戒文》称："道、经、师者，众常通也，抑恶举善，戒人天也。身、神、命者，生妙宝也，回元转化，根圣真也。归之于道、经、师，若赤子归母，众物依地，不可须臾失戒"。 　　道徒受三归戒后，再授五戒。五戒亦同于僧人五戒。《大乘义章》卷十二说："言五戒者，所谓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初真戒》载道徒五戒为："一者不得杀生，二者不得荤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四者不得偷盗，五者不得邪淫"。 　　最能鲜明体现三家合流特点的是道教正一派五戒文的变动。早期五戒文的内容是：其一，不得淫泆不止。其二，不得情性暴怒。其三，不得佞毒含害。其四，不得秽身荒浊。其五，不得贪利财货。唐代正一派所授受五戒，戒文则是：其一，行仁，慈爱不杀，放生度化。内观妙门，目久久视，肝魂相安。其二，行义，赏善伐恶，谦让公私，不犯窃盗，耳了玄音，肺魄相给。其三，行礼，敬老恭少，阴阳静密，贞正无淫，口盈法露，心神相和。其四，行智，化愚学圣，节酒无昏，肾精相合。其五，行信，守忠抱一，幽显效微，不怀疑惑，始终无忘，脾志相成，成则名入正一①。这个五戒文，兼容了儒、道、佛三家义旨。各戒条第一主题词，依次是仁、义、礼、智、信，是为儒家"五常"。各戒条末关于肝、肺、心、肾、脾的结语，体现了道教的五脏养生学，将人的思想行为与身体反应联系起来。各戒条的中间辞语，如慈爱不杀，放生度化，贞正无淫等，是佛教喜欢运用的。 　　道学佛的第二个方面，是在思想理论上的借鉴。任继愈先生认为："从 　　①　《道藏》太平部子下，第七七三册，《无上秘要》卷四十六。 　　本体论转入心性论，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又一次提高。在隋唐时期，佛教各大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都各在自己学术领域里有所建树，佛教的心性论处在时代思潮的领先地位"②。佛教的心性论，探索时间较早，开拓范围较广，理论层次较细，因而对道、儒二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下面主要谈佛教的心性论对道教思想的几点影响。 　　关于"道性"。隋唐的佛教各宗派均重视佛性的探讨。天台宗认为有五种佛性，即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缘因佛性，果佛性，果果佛性。法相宗提出两种佛性，理佛性，众生都有；行佛性，众生有无不定，无有者永不成佛。华严宗认为，"有情"的众生有佛性，"非情"之物有"真如"之理，称"法性"。禅宗的理论更是围绕"佛性"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坛经》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众生与佛的区别，就在于"迷"或"悟"的一念之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唐代道教典籍也经常谈论"道性"。《本际经》有专篇《道性品》，认为道性与众生性同一不二。《道门经法相承次序》记道士潘师正语曰："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玄珠录》一方面肯定众生皆有道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众生只有经过修习方能使所禀道性显现而得道。《道教义枢·法身义》认为，道性即众生本有的"澄清清净"的神（心），"迷此理为惑覆，了此理名性显"。司马承祯认为，只有悟了性根源，才能真正进入道之"妙门"，"了悟性根源，名为入妙门"。 　　关于"修心"、"动静"之说。禅宗提倡"修心是成佛之行"，以般若智慧，觉知"自心真性"而达到修行目的。前已介绍过，此处不赘述。南北朝至隋唐，先是道教外丹教法盛行，在炉鼎中烧炼铅汞等矿石药物以制"长生""金丹"。但这种教法花费极大，不利于在民众中推广道教，难与佛教抗衡。加之所炼外丹有毒性，服者多暴死，唐代好几个皇帝均死于服丹药。于是，道教吸取佛教的心性论，又出现炼内丹热，将人体视为炉鼎，炼体内的精、气、神，据说可使精、气、神凝聚为"圣胎"，即内丹。与此相应，道教思想理论遂关注修心、凝神、摄念等思维方式与修道的关系问题。当然，并非所有这方面的探讨都是为炼内丹。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对"内观于心"的几个要点的表达，颇似于佛教尤其是禅宗之说，"内观于心，心无其心；外观于形，形无其形；远观于物，物无其物。三者即悟，唯见于空，。。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静应物，真常得性。。。如此清静，渐入真道"。 　　《三论元旨》将修心过程分为三阶段，先是"摄心归一"，继之"灰心忘一"，最后达"悟心真一"。简而言之，是"因澄而静，因静而忘，因忘而后能明，因明而后能达"。 　　著名道士成玄英在对《道德经》的注疏中，借鉴许多佛教概念，从内心修炼的角度对经文作出新的解说。如疏解"小国寡民"句，成玄英说："国，域也。谓域心住空，故言小国。即小乘寡欲之人，亦是谦小寡欲之行"。疏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句，成玄英说："器即六极十恶之兵器也"。十恶乃佛教用语，指十项罪孽。《法界次第初门》卷上之下所记十恶具体内容为：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离间），恶口（粗恶语），绮语（杂秽语），贪欲，瞋恚，邪见。其实，老子的原意是，邦国要小，人口要少，②　《中国道教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6　月版。 　　有新的器物而不使用，表达出他对当时社会攻城略地，人人争利，奢侈浮华等现象的不满，希望回复到人类社会的素朴的初始阶段。而成玄英却将上述社会政治观点重新解释为道教的修心观点，意在证明本教教主早已论述过心性问题。 　　著名道士司马承祯隐居于天台山玉霄峰，可说是与佛教天台宗为邻。天台宗的修习方法是"止观双修"，所谓"止"，即止寂，禅定，是使被观察对象"住心于内"，凝神专注。所谓"观"，即智慧，是在"止"的基础上，思维被观察的对象，得到合乎佛教教义的智慧、功德、观点。也可称作"定慧双修"。司马承祯著《坐忘论》，阐述道教的"定"、"慧"观点。他不说"定"、"慧"为佛教修行观点，而是上溯《庄子》，从中引申出"定"与"慧"。《坐忘论·泰定》说："故《庄子》云：'古之修道者，以恬养智；智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智养恬。智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则定慧也，和理则道德也。有智不用，以安其恬，养而久之，自成道德。"他认为《庄子》所说的"恬智"就是"定慧"之意。自然，他的说法也有些道理。恬，恬然，恬静，有定的意思；智，智慧，也有慧的意思。他把"定"称为"泰定"，即"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这个境界的特征是，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有了"泰定"的基础，就要进入下个境界"慧"即人本性固有的智慧开始"自明"。 　　还有的道教徒将这种内心修炼法叫"定观"。所谓"定"，指心定，如大地一样不动；所谓"观"，指慧观，如天光常照。意思是，修道者要静坐内观，杜绝一切妄念，启发慧心。这与佛教的"定慧双修"，儒家的"正思复性"，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粗略介绍了儒、佛、道三家相互借鉴与融合的情况，这是个大题目，由于篇幅关系，只能点到为止。 　　这个时期还有些学者直接呼吁三家融合。中唐时著名僧人神清在所著《北山录》中说："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各适时之器，相资为美"。作为僧人，他主张以佛教为主，统合儒、道。他说，老子"所著二篇之经，兼辩冾于家国，俾济世者不相抑废。仲尼岂不欲使人尽至皇道欤？所修六典，兼存霸王，将苞举而无遗也。故覆涛莫大于天地，变化莫大于圣人，而实二教之于我，赞而不害也。吾之于二教，统而有归也"。唐德宗时士大夫郭雄，则主张三家融合应以儒为主。他所撰《忠孝寺碑铭》云："备兹三教，语无异源，如仰冥鸿，谁为甲乙。儒之济理，旁兼者、释，孝之饰躬，动循爱敬"。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看出了三家在心性修养上的一致之处，认识到"修道即修心"，"修心即修道"，三教所说虽形式不同，但是一个道理。他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中说："凡学仙之士，若悟真理，则不以西竺、东土为名分别。六合之内，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亦不以至道为尊，亦不以象教为异，亦不以儒宗为别也。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但能体似虚无，常得至道归身。内修清静，则顺天从正；外合人事，可以救苦拔衰，以此修持，自然清静"。尽管他承认三教"其理一也"，主张"悟真理"不要有三教的门户之见，但仍然归结于以"道化一"，期望于"至道归身"。这反映出儒、佛、道三家均已意识到相互借鉴融合的必然趋势，但各家又都希望以我为主，统合另二家。 　　十二、晚唐的思想（一）"剥非"与"补失"的经世思想皮日休（约公元834-883　年），字逸少，后改袭美，襄阳人。青少年时代，在襄阳鹿门山读书。咸通七年（公元866　年）考进士，未中。遂将自己的诗文编次成集，即《皮子文薮》，作为"行卷"，以便进谒名流，为下次科考做准备。明年，考中进士。先为苏州刺史属吏，后进京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王仙芝起义后，他又返江南任职。黄巢军攻下杭州、绍兴后，皮日休加入义军。广明元年（公元880　年），黄巢攻占长安并称帝，以皮日休为翰林学士。中和四年（公元884　年），黄巢兵败自杀，皮日休下落不明。后人传闻，或言其为黄巢所杀，或称其为官军所诛，也有说他投靠吴越钱鏐。《皮子文薮》10　卷，是他遗留下的最主要著述，由于编订于入仕之前，又系本人亲自选汇，因而颇有锐气，思想性较强。 　　1。直指时病俗弊皮日休编《文薮》之时，正是唐王朝江河日下，走向分崩离析的时候。 　　懿宗昏庸残暴，宦官操纵朝政，藩镇割据称雄，民众劳苦不堪。刘允章上懿宗《直谏书》，将当时社会状况概括为国有"九破"，民有"八苦"①。皮日休所编《文薮》，也是大胆指陈时政得失的。在序文中，他说明自己的著述均是有感而发，均有所指，非是"空言"。他说：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离骚》者，文之菁英，伤于宏奥，今也不显《离骚》，作《九讽》。文贵穷理，理贵原情，作《十原》。。。其余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 　　这里他道出自己志在"剥非"、"补失"的为文宗旨。 　　他的"剥非"与"补失"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寓意于有关山水花鸟的诗赋中，借咏物而抒志。表面上是写自然景物，实际上蕴含着对社会的批判。正如他在《桃花赋》序中所说："日休于文，尚矣。状花卉，体风物，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他在《河桥赋》中，将河与桥引申为施政需有道，"以道为水，以贤为梁。济民者，民不病溺；济世者，世不颓纲"。而当时的唐王朝君昏官贪，所奉所行恰与治道相反。在《读司马法》中，皮日休说："汉魏尚权，驱赤子于利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土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编之为术，术愈精而杀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呜呼！其亦不仁矣。"这表面上是谈汉魏之际战乱景况，实际上也是现实中藩镇割据，互相攻伐的写照。谁拥兵自重，谁就独霸一方，待到实力更强，地盘更大，就萌生称帝野心，策划更大的战争，杀更多的人。拥兵者完全是以残害民众为代价而扩张自己势力的，征伐的方法越精杀人越多，兵法越切合实用为害也越大。事实上，晚唐的历史正是无可挽回地沿这个趋势发展的。最后宣武节度使朱温成为中原最 　　①　《全唐文》卷八○四。 　　大的割据者，天祐四年（公元907　年）代唐称帝，建立后梁，开始了五代的历史。 　　"剥非"与"补失"更多的是运用第二种形式，即直截了当地指陈现实弊端，有时也一并谈出自己的思想主张。 　　他在《三羞诗》中直接鞭挞了穷兵黩武的将军，"懦者斗即退，武者兵则黩。军庸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去为万骑风，住作一川肉。昨朝残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这里揭示出将军荣华富贵的基础，是无数士卒丧生，千万个家庭祸从天降。 　　他又在《贪官怨》中对各级官吏的腐败形象进行愤怒指责，"素来不知书，岂能精吏理。大者或宰邑，小者皆尉史。愚者若混饨，毒者如雄虺。伤哉尧舜民，肉袒受鞭笞"。这些官吏不知读书识理，岂能懂治民之道。或是浑浑噩噩，或是毒如禽兽，只会危害民众。 　　在《鹿门隐书》中，他用古今对比的精粹短句，极尖锐地指出当今社会的违背公理的颠倒的现象：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 　　吏不与奸罔期，而奸罔自至。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这些见解是很深刻的，可谓入木三分，将当时社会的黑暗看透了。 　　那么这些社会痼疾的总根子在哪里呢？皮日休的批判矛头直指暴君，《心箴》一针见血地说："君为秽壤，臣为贼尘。"臣下之恶，源自君王之恶。臣之恶与君之恶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皮日休不认为君王受命于天，不可侵犯。《读司马法》明确指出，现在君王得天下，不是靠赢得民心，而是靠残害民众得来的，"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以民命"。由此说来，暴虐的君主就没有继续在位的合法性，民众可以用暴力将其拉下皇帝宝座，《原谤》竞倡言，"后之王天下者，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这样大胆明快的议论，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是极少见的，他的视暴君如寇仇的思想，是农民大起义前夕社会矛盾高度激化不可调合的写照，也是他能以进士及第、朝廷命官之身分加入黄巢起义军的思想基础。 　　2。推崇"道统"以救世皮日休虽然指斥暴君贪官悍将，但他并不是要推翻这个制度。他认为，只要行先王之道，就可以国泰民安。在当代一派末世景象下，他大力呼吁重振儒家道统的权威。对于韩愈所提出的道统说，他极表赞同，对韩愈也推崇备至，建议将韩愈列入太学供奉的圣贤行列。《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说："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这样，他承认了韩愈的道统系列，并且补充了荀子、隋末王通（文中子）二人。他另作有《文中子碑》，将王通拟于孔、孟，称自己为王通的学生，也就隐有自己为道统传人之意。从皮日休对韩愈的赞语中可看出他的儒家思想特点。他称韩愈"身行圣人之道，口吐圣人之言。行如颜、闵，文若游、夏"。他特别赞扬韩愈所持的"纯儒"之立场，能有力地斥退杨朱、墨子之学说，排拒佛、道二家思想的干扰，"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他也很欣赏韩愈为文之"补时政"的特点，"无不裨造化，补时政"，显然是要效法韩愈为榜样。 　　皮日休又写了《请〈孟子〉为学科书》，建议朝廷在科举考试中增加《孟子》科目，"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他推崇孟子的原因，就在于"孟子叠踵孔圣"、"翼传孔道"。从皮日休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较为敏锐的，有一定的预见性。宋代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孟子》果然成为科举考试科目。他对韩愈所作的复兴圣人之道的评价，也为宋儒及后世儒者所赞同。 　　3。"取天下以民心" 　　皮日休是历史上少见的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士大夫，他这种破天荒的"大逆不道"之举，与他较强烈的"民本"思想有密切关系。 　　《文薮》编于唐末农民大起义前夕，其中许多篇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极其黑暗的面貌。那时的皮日休，有着在农村长期生活的经历，对于广大农夫的痛苦有着直观的、深切的认识。《农父谣》、《哀陇民》、《橡媪叹》、《贪官怨》、《三羞诗》。。等，均淋漓尽致地刻划出蝗害，旱灾，民饥，官贪，战乱，。。是一幅幅社会写真。例如《三羞诗》其三云：天子丙戌岁，淮右民多饥。就中颍之汭，转徙何累累。夫妇相顾已，弃却抱中儿。兄弟各自散，出门如大痴。。。荒村墓鸟树，空屋野花篱。 　　儿童啮草根，倚桑空羸羸。斑白死路旁，枕土皆离离。 　　这样悲惨的饥民逃荒场景，是文人雅士坐在屋子里想不出来的。灾民们东走西奔，不知流落到何时。贫穷夫妇被迫扔掉怀中婴儿，兄弟也只能分散各自逃命。村庄空寂残破，儿童吃着草根在挣扎，老人已死在路旁。如果皮日休未曾被农民的悲惨遭遇所震撼，他也决写不出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 　　在《农父谣》中，也有"农父冤辛苦，向我诉其情"这类句子，这与"逢橡妇"一诗的产生一样，都说明皮日休当时是较接近下层民众的，因而对民众所受的痛苦了解较多，也深为他们感到不平。固然孟子的"仁政"和"民本"思想会对他有所影响，但从他大量的为民鸣不平之作的深刻和成熟程度来看，他的"民本"思想主要来自于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反思。他亲眼看到，广大民众的辛勤劳作是整个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因此他呼吁统治者要爱惜民力，要效法古代圣王爱民之美德。《读司马法》提出了"取天下以民心"的响亮观点，"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正是由于唐尧、虞舜尊奉仁道，天下的民众才随从他们，拥戴他们为帝王，难道这不是靠赢得民心才取得天下吗？在唐末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前夜，皮日休对统治者的告诫是切中要害的。 　　皮日休没有泛泛而谈实行圣王仁政，而是对当时社会危机的一些根源进行了分析，并进而提出了解决办法。他有一篇《请行周典》文，提出了解决农村危机的主张。他敏锐地指出了土地兼并剧烈的严酷现实，"今之田，贫者不足于耕耨，转而输于富者，富者利广占，不利广耕"。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成为游民。皮日休认为，游民的存在对社会稳定不利，"苟无世守之业，必斗鸡走狗，格簺击鞠，以取餐于游闲"。他还指出，现实缺乏奖励农桑的措施，使得人们不以农桑为意，社会风气不正，栽植花卉唯恐不出新出奇，而交纳赋税则希望尽量减少，若是谁植育桑树，必会受左邻右舍嗤笑。对于这些严重的问题如何解决呢？皮日休赞同运用赋税调解的手段来纠偏，他对于赋税的作用有一种新的认识，"征税者，非以率民而奉君，亦将以励民而成其业也"。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很大胆的议论。按照传统的关于国家赋税的看法，民众乃至官吏的一切都是天子赐予的，天子是代表上天来治理国家。然而皮日休所提出的赋税新功能，不是聚民众所有以奉君王，而是奖劝农桑的一种手段，其意大略相当于今日所说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他认为，如果严格做到即使是权势人家也必须房屋周围植桑，否则就予以罚布，那么路上就见不到衣不遮体的人了。如果严格做到即使是权势人家也不能闲置田地，否则就罚以粮食，那么路边就没有饿死的人了。如果能严格做到凡是无所事事者都要罚以税役，那么世上就没有游荡堕落的人了。他认为实施这三条是当前最迫切之事，"此三者，民之最急者也。有国有家者，可不务乎？" 　　皮日休所提的方案主要是解决农村及经济问题的，不可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危机，事实上后人也没有理由对他提出那样高的要求。仅从他这个方案来看，已注意到问题的主要根子在权势人家，已认识到土地兼并、游民、轻视农桑为现实中"三急"，需马上整治，这还是颇有卓识的。他这个方案，主张让农民保有田地，勤于农桑，是他"民本"思想的又一体现。 　　4。相面之"诞妄" 　　皮日休的思想中有许多明显的无神论观点，在《皮子文薮》中保存下来。他认为万物是由气自然形成的，《霍山赋》说："太始之气，有清有浊。结浊为山，峻清为岳"。没有一个神秘的造物主。 　　他对于世俗迷信观点进行了一些批判。例如，他批判鬼怪可以为灾祸之说，《祀疟疠文》指出，人患疾病，是由于"饮食不节，哀乐失所"而致，"凡在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 　　他否认雷殛人是由于该人有罪恶，认为雷电是没有意志的。《惑雷刑》谈到这样一件事：逢氏被雷殛死，人们说他对牛不爱惜，虐待牛，因而被上天处以"雷刑"。皮日休运用人们常见的事实有力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说，如果真是因为逢氏过度使唤牛而遭雷殛，那么"燕赵无赖少年，椎之以私享，烹之以市货，。。则天之保牛，皆不降于雷刑哉？"如果天保佑牛，那么无赖少年私自杀牛吃肉，并且卖肉赚钱，这对牛的祸害不是更大吗？天为何不降雷刑殛他们呢？ 　　皮日休对世俗迷信最有力的批判，表现在专驳"相面术"的《相解》一文。所谓"相面"，是以观察人的容貌特征和气色来判定该人的基本状况和未来命运。《相解》的议论鞭辟入里，层层深入，逻辑性很强，是一篇难得的反迷信佳作。即使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相解》先是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揭示了迷信相面者的自相矛盾心态，他说，现在给人看相者，总是说：某人有龙相，某人有凤相，某人有牛马相，称其日后会成为公侯，或是可当上大臣宰相。真是怪哉！人立于天地之间，万物之中，人最尊贵。怎么反倒是人有真人形貌反而低贱贫困，长得似禽兽反而富贵呢？现在的人，说他相貌似禽兽则高兴，说他相貌就是人的容貌则发怒；可是，如果说他的行为类似禽兽则发怒，说他的行为是真人的行为则高兴。 　　为什么说相面不可靠呢？皮日休以"性三品"理论来说明，"上善出于性，大恶亦出于性，中庸之人，善恶在其化者也"。意思是说，上品之人本性就是大善，下品之人本性就是大恶。这都是确凿不移的，自然不用相面来预测。而中品之人，其或善或恶取决于环境对他的影响和改造程度，其变化也是无法预测的。皮日休举出历史上的事例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例如中品之人受教化而向善的方向发展，有苗经过舜的教化，终于向圣王臣服；勇武好斗的子路经过孔子的教育，成为七十二贤人之一。再比如齐桓公，先是有贤相管仲辅佐而称霸于诸侯，后由于任用了奸臣竖刁、易牙等人而朝政昏乱。皮日休的这个见解很有现实针对性，晚唐的几位皇帝亲近邪佞小人，疏远耿直之士，使外戚、宦官干扰朝政，唐王朝一天天走下坡路。世上人大多为中品，上品大善和下品大恶都是极少数。因此，这大多数的中品之人都面临着一个是向善的方向发展，还是向恶的方向发展的问题，如果能接受圣王之道，近贤远佞，就是善人；反之，就是恶人。根本没有一个先已安排好的固定命运在等待人们。 　　问题探讨至此又引发一个疑问，人们常说的"某人有识人之见"，这是否也算相面呢？皮日休认为这不是"相面"，而是"相见"。他说，尧看中舜而天下太平，舜看中禹而消除了水灾，"斯谓'相见'者，见人知其贤愚，见国知其治乱，亦相也"。这也是一种"相"，是一种有根据的"相"，而不是相面术那样的凭空虚说。皮日休观点的高明和严谨之处在于，他没有全盘否定"相"人，因为人们一般都有这样的常识和体会，对于某些人的善、恶、忠、奸，有时可以以外貌上推知大概。皮日休肯定圣人（杰出的人）有知人善任的识见，"尧之于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于四凶，投之于四裔，知其无位也"。能知其"有位"或"无位"，"位"指的是德行才具，而不是运气和命运。他又说："圣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恶必恶，言其胜任必胜任。"这是在强调只有圣人才能有非常准确的观察力，同时也传达这样的信息--判断一个人命运，不是面貌的"公侯相"、"牛马相"，圣人之知人善任，关注的是人的善、恶品质，关注的是人的能力大小，判断其是否胜任职责。 　　因而，皮日休叹息世人对圣人之相人的精神实质没有领会，只注重"相形"而未注重"相心"，他说：今之人不以是术行其心，区区求子卿、唐举之术，居其穷，处其困，不思以道达，不能以德进。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负，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盖不能自相其心者。 　　他形象地勾画出迷信相面者的漫画：不懂圣人相人的精髓，只是孜孜以求古代相工之术。居住陋室里，处在困窘中，不去思谋从正道发展，不在德行方面增加修养，而是把希望寄托于相面。相面者若是夸赞他日后发达，则马上自负起来，坐在空荡荡屋中也摆出公侯的姿态，吃着野菜汤脸上也显出卿相的神色。这种人是属于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己的那类人。 　　皮日休善意地告诫迷信相面者不要再花钱上当了。他说，有些读书人本来就处在穷困中，希望得到别人一点点钱，都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口，可是一遇到"诞妄之人"自夸精于相术，自己就极轻易地交钱看相。这是没有真正领会圣贤之道，没能"自相其心"啊！ 　　皮日休也承认，世上迷信相面者占绝大多数，自己独独唱反调，得不到世人理解是必然的。 　　皮日休的这种孤独感，恰好证明他是思想界的一个先行者。 　　（二）对自然、社会与人的深入思考晚唐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无能子》的问世。该书作者没有留下姓名，全书共42　篇，现存34　篇，分为上中下三卷。根据该书之序，作者为唐懿宗、僖宗时人，黄巢起义反唐，战火四起，他为避乱流寓于外地，与百姓杂居。在简陋的"民舍"里，他喜欢白天躺在床上沉思冥想，偶有所得，便用笔记于纸片上。在光启三年（公元887　年）的早春至晚春这一段时间，共记了"数十纸"，于是整理成篇章。据此可推测，《无能子》成书于公元887　年。 　　该书作者是个"博学寡欲"之人，序文既然称他寓于民舍，又言民舍之"陋"，看来他本为社会中上层人士，在寓居中，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由于对社会下层生活的体验，由于亲眼目睹了社会矛盾激化、战祸不止的现状，使他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对于自然与社会的本质，都有了较深入的认识，某些观点包含着天才推测，与现代科学认识很接近。《无能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颗明珠。 　　1。自然起源与人类进化《无能子》的自然观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关于"气"的一元论观点，但有所发展创新。它对于天地与万物形成的猜测是颇有价值的，《圣过》篇说："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为二仪。有清浊焉，有轻重焉。轻清者上，为阳为天；重浊者下，为阴为地矣。天则刚健而动，地则柔顺而静，炁之自然也"。《范蠡说》又指出："夫天地无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所谓"炁"，同"气"。上述认识排除了神秘的造物主说和天有意志说，认为天地是由一个混沌的大气团逐渐转变成的，完全是气的自然变化过程。在近现代，一些自然科学家通过观测、实验等技术手段，认为天体、地球在形成初始阶段为混沌的大气团（当然关于气团的形成，又有"爆炸说"等观点），逐渐冷凝、收缩，重的物质形成大地。 　　《圣过》又谈到，动物与人都是天地之间的生灵，"天地既位，阴阳炁交，于是裸虫、鳞虫、毛虫、羽虫、甲虫生焉。人者，裸虫也；与夫鳞、毛、羽、甲虫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无所异也"。他把世间生物分为五种虫，各以其外观命名，人身体没有鳞、甲等，所以称"裸虫"。这是在说明人的生物性，在这个意义上与动物没有差别。 　　关于人的特质，即人与动物的最主要差别在哪里呢？有人认为，差别在于人能运用"智虑"、"言语"。《圣过》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从鸟、兽到蠢蠢蠕动的爬行生物，都喜生怕死，营造其巢穴，寻找其饮食，繁育养护后代。这同人类愿生不愿死，建造宫室，谋求衣食，生儿育女，没有什么区别，怎么可以说动物没有智慧与思虑呢？而且，动物各能发出嚎叫、呜声、鸣啼等不同声音，怎能知它们同类中没有语言呢？人类因不明白动物发音的意思而认为动物没有语言，同样，动物也可能会因不懂人语而认为人没有语言。其实，"智虑、语言，人与虫一也，所以异者，形质尔"。人与动物在思维和语言上有差别，是由于他（它）们"形质"不同。 　　《圣过》接着论及人与动物由杂处而至分离的过程：太古时，裸虫与鳞、毛、羽、甲杂处，雌雄牝牡，自然相合，无男女夫妇之别、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无宫室之制；茹毛饮血，无百谷之食。生自弛，死自仆，无夺害之心，无瘞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无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 　　这一段对远古时期猿人生活状态的描述是相当精采而且具有科学价值的，它与近现代科学对猿人及原始社会的研究结论，竟在一些主要论点上相吻合。其一，均认为最早的人类（裸虫、猿人）是以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曾经历过与动物杂处并生的阶段。其二，均认为人类早期两性自由结合，没有夫妻与父子兄弟等人伦观念。其三，生产能力极低，生活极简陋，居则筑巢挖洞，食则不弃毛血，不懂种植粮食。其四，生与死都听凭自然，没有繁复的仪式事项。其五，没有私有财产，风气淳朴。其六，没有管理者、统治者。 　　《圣过》上面的一小段文字，述及以上六个要点，可以说相当简明扼要。最末一句的概括也较准确--"濛濛淳淳，其理也"。那时的人类生存状态就是浑浑噩噩，凭本能顺乎自然而生活。《圣过》认为这种状态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居且久矣"，这也被当代学者的研究所证实。 　　《圣过》篇还论述了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指出君臣之统治、尊卑之礼节，都是人为设置的，"圣人""强立宫室饮食以诱其欲，强分贵贱尊卑以一其争，强为仁义礼乐以倾其真，强行刑法征伐以残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纷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复，谓之圣人者之过也"。这里对统治者的各种作为都表现出质疑，不承认其等级制度、仁义礼乐、刑法征伐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认为这些给民众造成了损害。 　　《圣过》篇不是探讨自然与人类进化的专题之作，其作者当然也不是人类学家，上述说法只是道其大意，没有具体的时间断限，我们自然也不能以科研论文的标准来要求它。这篇作品是要以自然与人类的大致进化趋势，来说明人类社会本是淳朴自然发展的，只是由于圣人的误导，人类才步入争利、争贵、争强之迷途。社会所出现的"弓矢之伐"、"覆家亡国"、"生民困穷"等问题，追根溯源是圣人的过错。此篇名为"圣过"，即是此意。 　　《无能子》中的《严陵说》，也借东汉隐士严陵之口，大胆戳破了帝王将相之神圣尊贵的外衣，指出他们原来不过是普通人，"自古帝王与公侯卿大夫之号，皆圣人强名，以等差贵贱而诱愚人尔。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夫强名者，众人皆能为之。我苟悦此，当自强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这是说，布衣也可为帝王公卿。在唐末起义风起云涌之时，《无能子》的观点与起义者的造反精神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2。"无欲而无私"的为人处世观《无能子》曾被收入《道藏》，有些学者也认为《无能子》体现老庄思想。其实，《无能子》主要体现的是儒、道结合的思想。它有多篇谈到"无为"为本的观点，如《明本》篇说："夫所谓本者，无为之为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为常而不殆也。"《文王说》篇云："无为之德，包裹天地；有为之德，开物成事"。"无为则能无滞。"《首阳子说》篇云："无为则淳正。"特别是《答华阳子问》篇，深入论证了如何以无为、无欲作为处世立身原则的问题。 　　《无能子》的"无为"观，虽然从渊源上可上溯到老子、庄子，但却摒弃了老庄那种消极倒退的意蕴，是一种以"至公"、"无欲"为指归的"无为"，目的在于"无不为"。让我们以《答华阳子问》为例来探索一下它这方面的思想。 　　该篇内容是以"无能子"答好友"华阳子"之问的形式展开的。称华阳子因不便于驳朋友的面子，勉强出来做官，但心中总有负担，于是便向无能子请教，说："我在学如何'无心'已很长时间了，可是做官却违心，不做这个官又会使朋友生气，我该如何是好呢？"无能子答复说："'无心'不是可学的，'无心'也不在于是否做官，心中越疑惑杂念越多，这就像是见到盲人已在陷阱边却仍让他向前走。"无能子接着表明了自己的立身处世原则：夫无为者无所不为也，有为者有所不为也。故至实合乎知常，至公近乎无为，以其本无欲而无私也。欲于中，渔樵耕牧有心也；不欲于中，帝车侯服无心也。故圣人宜处则处，宜行则行。理安于独善，则许由、善卷不耻为匹夫；势便于兼济，则尧、舜不辞为天子。其为无心，一也。可见，他所欣赏的"无为"，其实质是"无不为"，表面上似乎未坚执什么，事实上却可以做任何事。反之，"有为"则一定会"有所不为"，一心要实现自己某个目的，就会丢失掉其它东西。因而最切实的行事原则是合乎常理，最大限度地出以公心则接近于"无为"，立足于无欲方能无私。如果自身藏有私欲，即使做渔民、樵夫、农人、牧民也会有心理负担；如果自身不藏私欲，即使当帝王、公侯也没有心理负担。所以，真正通达的人是不拘泥的，该归隐就归隐，该入世就入世。如归隐，就合于独善其身之理，比如像上古高士许由、善卷那样；如果入世，就是兼物济人顺应情势，比如像尧、舜那样不辞天子之位。以上两类人在"无心"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无能子面对唐末乱世一片衰微破败景象，目睹征战不休，民不聊生之一幕幕惨剧，深感这一切祸乱都是出自人的私欲，尤其是帝王公侯的私欲为害更大。因此他特别举出古圣君贤相之例，说明只要不藏私欲，进退行止，无所不为，却都能"巍巍成功"。尧和舜都不以天子地位自炫自贵，清静无为而天下大治。尧、舜均因儿子不成器而未传位给儿子，他们舍去儿子像去除瘤子一样，让出天下如同吐唾液，所以历经千万代天下人也会追思他们。而周公，即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天下人也都盛赞他的德行。因为有武王的儿子成王在，情势不适宜周公为天子，所以他就不去想当天子。由于成王年幼，情势要求周公居摄政位置进行辅佐，他不推辞。这样，周的天下得到保全，周的百姓得以安宁，其功绩也是巨大无比，没有一点亏德之处。无能子这一番话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有所针砭的。他所归纳的原则："不欲于中，而无所不为也"，将道家之"无为"观点与儒家之"入世"观点，以"不欲于中"为基础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这一思想是很有新意的，是那个时代罕有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立身处世原则。 　　这个立身处世原则不但适于居高位者，也适于一般官吏和普通人，无能子对华阳子（也是对所有人）说：如果你弄清楚了"不欲于中，而无所不为也"的道理，即使身居坊市斗鸡玩狗，或是在战场上擒敌斩将，也都是可以的，更何况是出来做官呢？ 　　所以说，无能子的"无为"，重点在"无不为"，这与老庄的消极退隐倾向是迥然有别的。 　　（三）反专制思想与辩证思想晚唐的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使一些有独立见解、不同于流俗的学者对封建王朝的痼疾有了较深的认识。他们所思考所表达的，往往已超越对个人荣辱得失的关注与计较，而是重在对社会现实的剖析和批判。罗隐，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在他的著作中，已有反专制思想与辩证思想的萌芽，这在中古学者中是很少见的。 　　罗隐（公元833-909　年），字昭谏，新城（在今浙江富阳）人。他很有才学，尤其诗名很大，长于咏史诗。但他在十几年中，十次参加进士科考，均落榜。这对他刺激很大，遂返回江南家乡，在杭州镇海节度使钱鏐属下为幕僚。后出任钱塘令。钱鏐为吴越王，罗隐为秘书省著作郎，先后任节度判官，给事中，盐铁发运使，谏议大夫等职。年77　岁逝世。他的著述很多，有《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谗书》，《江东后集》，《吴越掌记集》，《启事》，《湘南应用集》，《两同书》，《罗隐集》等等。现尚存的有《罗昭谏集》8　卷，《甲乙集》10　卷，《谗书》5　卷，《两同书》2　卷。 　　他有真才实学却屡试不第，主要原因是他为文好批评时政，写诗也多讥刺，因而不为当政者所欣赏。《旧五代史》本传称，罗隐"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在一次应考中，唐昭宗先是对他颇为赞赏，准备录取为甲科。旁边有大臣劝阻说：罗隐虽有才，但为文轻率。即便是唐明皇那样的盛德，也遭他讥讽。况且将相臣僚，岂能免于他的抨击。昭宗又问，他讥讽明皇什么？大臣引罗隐《华清宫》诗："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于是，录取之事就取消了①。 　　1。反专制思想的萌芽罗隐在京城长安屡次科考不被录用，处境窘迫，愤懑异常，于是作《谗书》5　卷。所谓"谗"，坏话也。自著书为何冠如此名称呢？罗隐在《谗书》自序中道出缘由：丁亥年（公元867　年，咸通八年）春正月，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 　　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为《谗书》。 　　他的愤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别人以著述获名获利，而自己却以著述授别人攻击自己的口实，著述越多，处境越困穷。如此看来，自己的书就等于中伤自已，自讲坏话，因此索性取名为《谗书》。这显示出他不甘屈服的坚强性格，他将自己批判专制、抨击弊政的篇章，较集中地汇编入《谗书》。他也不隐讳此书编撰的目的在于警醒当代人，告诫将来人。《谗书》重序云：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自杨、孟以下，何必以名为？ 　　以下我们探讨一下罗隐所要"警"、"诫"的是什么呢？《谗书》主要突出了反专制的思想倾向。 　　其一，认为天下应是天下人之天下，不应是帝王一家之天下。《丹、商 　　①　《唐诗记事》卷六十九《罗隐》。 　　非不肖》篇是要翻一千古定案。根据传统说法，唐尧的儿子丹朱不肖（品行不好），故传位虞舜。虞舜的儿子商均也是不肖，故舜又传位给禹。罗隐此篇却另立新说，显然是借题发挥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事实上不会是丹朱、商均品行有问题，而"是唐、虞之心，示后代以公共"，"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尧、舜之两位圣君，为了向天下人表明王位不是一家之私有，所以便给儿子冠以"不肖"之名，公布于天下，不让儿子有继位的任何可能。罗隐说，尧、舜治理天下，明察一切，"大无不周，幽无不照，远无不被"，怎么会独独顾不到儿子呢？假如真的连儿子都教化不了，又怎么能教化天下人呢？所以，尧、舜实在是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而舍弃了儿子。我们自然不能认为罗隐是在进行历史研究，他这一翻案之举并没有（也不需要）以史料考证为基础。"醉翁之意不在酒"，罗隐之意不在为丹朱、商均鸣冤，而是在于说明，君位之世袭不是从来就有的，因而也就不是天经地义的。君位之世袭，与古代圣君的至公之心大相径庭。 　　其二，君王夺取天下是为一己之私利，与强盗劫掠财物是同样性质。《英雄之言》篇将强盗的行为比之于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的言行，在强盗与"英雄"之间划了等号。该篇指出，有些物品之所以要藏起来，是为了防盗，这是人之常情。其实强盗也是人，穿衣戴帽与常人一样。区别在于，退让之心，贞廉之节在强盗本性中不能始终保持。于是，强盗见到财物就要拿，声称是由于饥寒交迫。而那些将国家据为己有的人，则声称是为了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强盗声称饥寒，这用不着费笔墨驳斥。而需要评论的却是那些"英雄之言"。声称"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不能打着救民的旗号，夺取个人私利。若真是为了救民，就应该顺从百姓之心，根据民心决定自己所为。然而对照实际却恰恰相反，君王考虑的是一己之私。刘邦望见秦始皇壮观富丽的宫室，羡慕地说："大丈夫就应当如此。"项羽看到秦始皇出游的盛大场面，也说："我可以取代他"。这就清楚证明了他们起兵时所称的推翻暴秦，救民于水火的话是一种幌子。 　　其三，君子沉迷"万岁"声中而致百姓困穷。《汉武山呼》篇指出，人的本性，没有生来就奢侈放纵的。如果自己把持不住，就会受外界影响而变坏。这个道理对于贵、贱者都适用。罗隐以君王为例说，君王左右阿谀佞臣，是"人"的坏影响；穷奢极欲巡幸出游，是"事"的坏影响；欣赏所谓祥瑞，是"物"的坏影响。上述三者如有其一，则是国家之大害。 　　他进一步说，汉武帝继位时，国家较富庶。在左右人的建议下，汉武穷奢靡费，举行封禅大典，目的是为个人求福，"盖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岁时也"。上有所好，下必逢迎，"由是'万岁'之声发于感悟"。这里有个典故，当汉武帝登中岳太室之山时，随从官员声言在山下听到山在呼喊"万岁"。这样一来，汉武帝更加志得意满，以为上天在保佑他，越发好大喜功，"然后逾辽越海，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者，东山万岁之声也"。喜听"万岁"之声，反映君王骄纵之心，遂引发一连串劳民伤财之举。最后罗隐尖锐指出："是以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 　　罗隐生活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但未完全屈服，敢于抨击专制体制的弊病。他所写的不少篇章，形为"谈古"，实则"论今"，同时也怀有启迪后人之意愿。他赞扬尧、舜"示后代以公共"，指出君王"宜以百姓心为心"，认为"山呼万岁"实为不祥之事，都是较为大胆的反专制言论，可称得上是明清思想家反专制思想之先声。在当时，罗隐的诗与文就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欢迎，以致写成后"顷刻相传"，然而却使抱正统思想的官僚们大为不满。从一位士大夫批评罗隐著述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层人士与下层民众对罗隐著述的不同反应。辛文房说："罗隐以偏急性能，动必嘲讪，率成谩作，顷刻相传。。。夫何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①。 　　2。辩证思想的发展罗隐的《两同书》是一部古代辩证思想的杰作。书名"两同"，即显示他对于事物的矛盾同一性有所认识。该书内含10　篇，每篇篇名均为一对矛盾范畴，即《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理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 　　《贵贱》篇以清晰的思路，层层深入地论述了贵与贱的对立与转化。 　　首先指出，人之间有贵与贱的差别，是自然的。因为人群需要有"明圣之才"来治理，于是应以贤者为君长，"则贵之"，其他才能不及者，"则贱之以为黎庶"。这是从道理上讲应该如此，应是德才高低与贵贱程度相符。其次说明，实际情况往往是与上述道理相悖。"处君长之位"，可算是贵了，然"而无德可称，则其贵不足贵也"。而另外一种人，"居黎庶之内"，可算是贱了，然"而有道可采，则其贱未为贱也"。罗隐强调的是，地位的贵与贱，不等于该人的贵与贱。他举出贵贱与地位分离的两方面例子，"昔者殷纣居九五之位，孔丘则鲁国之逐臣也；齐景有千驷之饶，伯夷则首阳之饿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飞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竞慕丘、夷之义；三尺童子，羞闻纣、景之名"。所以，言贵与贱，不可以地位高低论。 　　再次，真正评价贵与贱的标准，是视其修德与否。若是修德，"不求其贵而贵自求之"；若不修德，"欲离贱而贱不离之"。罗隐强调，贵与贱可以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有德无德。他举例说，舜早年"处于侧陋，非不微矣"，但由于有德，终于得到尧的禅位，地位由贱而贵。相反，桀为君王，"亲御神器，非不盛矣"，但由于不修德，众叛亲离，最后被放逐，地位由贵而贱。这形象说明了"贵者愈贱，贱者愈贵，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的辩证关系。 　　《强弱》篇以三个层次来说明强与弱的辩证关系。 　　其一，强与弱是相比较而言，有了对方，自己才存在。"夫强不自强，因弱以奉强；弱不自弱，因强以御弱"。因此，强与弱存在"上下相制"关系，这是"自然之理也"。 　　其二，强与弱的根本标志不是"力"，而是"德"，"盖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罗隐先举自然界的例子来说明，金属，是物质中最刚的，但折断后就接不上；水，是物质中最柔的，但却无法斩断，"则水柔能成其刚，金刚不辍其弱也"。接着，罗隐再以人为例来说明，晏婴不过是一个侏儒，但却是齐国之宰臣；甘罗是十几岁童子，却因功而为秦国上卿。而狄人侨如身材高大，却被鲁人扼死；南宫万力气大得能撕裂皮革，却被宋人剁成肉泥。这证明壮勇"不足以全身"，而智谋"可以制一国"，"岂非德、力有异，强、弱不同者欤！" 　　①　《唐才子传》卷九。 　　其三，将强弱之理用之于治国，君王应重德轻力。什么是"德"？"唯慈、唯仁矣"。什么是"力"？"且暴、且武耳"。罗隐指出"明君"与"暴君"的根本分歧，前者知道民心不可用武力强制，"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即使本人弱也不要紧，比如"尧不胜衣，天下亲之如父母"。而后者则是舍弃德而专恃力，即使力大可陆地行舟，身强可举鼎过头，也不免"社稷为墟，宗庙无主，永为后代所笑"。 　　《损益》篇分两层意思论辩了"损"与"益"。所谓"损"，意为减少，使蒙受害处；所谓"益"，意为增加，使得到好处。 　　第一，罗隐认为，"奢俭之间，乃损益之本也"。君王对损益持何种观点，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最大，"益，莫大于主俭；损，莫大于君奢"。他认为尧、舜与桀、纣的一个原则区别，就在于他们有不同的损益观。圣君是"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生活上尽量俭朴，能割舍难得的宝物，打碎奢侈无用之器。施政上不搜刮民财，"薄赋敛，省徭役"。这样就使得"天下欢娱，各悦其生矣"。暴君奉行的损益观却恰恰相反，是"益一人之爱好，损万人之性命"，在生活上追求奢淫，购求难得之货，制造浮华而不实用的器物。在施政上大肆掠夺民众，"厚赋敛，烦徭役"。这样使得"天下困穷，不畏其死矣"。百姓被逼得连死都不怕了，难道还怕作乱吗？反过来说，如果百姓都喜悦，难道他们不愿意安定吗？罗隐在这里提醒统治者，如何对待损益，不只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他明确指出了君主与百姓，存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按照"奢君"的损益准则，"则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则万姓受其毒"。显然，君主与百姓在利益上有矛盾的一面。对君主的考验是，究竟是"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还是"益一人之爱好，损万人之性命"。另外，君主与百姓又有相互依赖的一面。罗隐将这种关系比喻为头和脚的关系，"夫万姓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夫万姓。则万姓为天下之足，一人为天下之首也"。罗隐进而尖锐指出，如果社会出现问题和祸乱，责任在头而不在脚，"然则万姓众矣，不能免涂炭之祸；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岂失之于足，实在于元首也"。这是从君主掌施政方针的角度而言，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君主一方。换个角度看，足也是首的支撑基础，百姓安宁富庶了，君主也得到保全，"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乱者，天子所以罹其乱也"。 　　第二，损与益的辩证关系，二者各向对方转化的问题。罗隐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损与益，发现这样一种因果关系，从自损出发，得到的结果是自益；从自益出发，得到的结果是自损。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指出，君主之所以被称为至尊，是因为下面有百姓。如果百姓都得到益处，君主哪里会受到损害呢？如果百姓受到损害，君主又从哪里得到益处呢？"是故损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物反过来又益于损己者）"。"益己以损物者，物既损矣，而物亦损之（物反过来损益己者）"。前者的实例是，尧、舜损己益物，成为"上圣"，"克保期颐之寿也"。后者的实例是，桀、纣沦为"下愚"，"自取诛逐之败也"。论及此，罗隐作了精炼的概括总结--"彼之自损者，岂非自益之道欤！此之自益者，岂非自损之道欤！损益之道，固亦明矣"。 　　《同异》篇对一般与特殊、现象与本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首先，罗隐指出辨析同与异的必要性。不要仅限于知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一般的情况，还要做到能辨别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例如，"父子兄弟，非不亲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疏矣，其心未必异"。舜父愚昧而舜圣明，盗跖贪而其兄廉，这是父子兄弟心未必同。刘邦被困时，随从纪信献身救主；伯桃饿死后，其友角哀也如约自杀，这说明君臣、朋友，未必异。再如，烟和灰同出，烟飞灰灭而分途，这是同中有异。胶和漆分别形成，但放在一块则无法区分，这是异中有同。 　　其次，罗隐指出同异的各种各样表现，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异而内不异者，有始同而终异者，有初异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与之同者，有彼不异我而我与之异者。分别举例证明，显示出大千世界的丰富与复杂。再次，罗隐谈到辨析同异之方法。他强调，由于同异情况错综复杂，因此不能乍一接触就匆忙下结论，"是则同异之心，不可以一二测也"。要尽量多观察，多了解情况。罗隐的概括是，"是故明者徐视而审听，高居而远望也。随时之宜，唯变所适，因其可同而与之同矣，因之可异而与之异矣"。这里说到的要点是：--"徐视"，逐步观察，细致观察；--"审听"，慎重、严谨地分析听到的情况；--"高居"，立足点要高，跳出来反观方能看得清楚；--"远望"，看得远些，预测发展状况。认清同异，运用同异，还需注意"随时之宜"，不固执，不胶滞，根据不同情势决定自己或同或异的对策。 　　最后，罗隐照例谈到如何将自己的观点用于治国施政上。在他看来，要善于处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而同之"，即变异为同，使本来不属于自己营垒的杰出人才为己所用。例如，卫青，原为奴，汉武帝让他带兵，屡立战功，升为大将军。由余，本是戎王使臣，秦穆公爱其才，使其归降，授以国政。另一种情况是"异而异之"，即能够识别亲近人中有异心者，并能断然排除掉。例如，管叔是周公的兄长，周公发现管叔作乱，断然诛之。石厚，是卫人石碏的儿子，犯有弑君罪，石碏大义灭亲。 　　罗隐提出告诫说："能同异者为福，不能同异者为祸"。这里所说的"能"，是指正确的辨别和处理。楷模是舜，他能同能异，与八元（高辛氏才子八人）同，与四罪（即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鲧）异。换言之，就是与八子合作，处罚四凶。反面典型是纣，该同不同，该异不异，"殷纣不同三仁，不异二臣，故取败亡之辱"。殷有三仁人，但纣王刚愎拒谏，结果微子离去，箕子为奴，比干被杀。奸臣有二人，费中善谀好利，恶来善毁谗，均得纣王信赖。罗隐认为，对于君王来说，"同异之际，不可失其微妙也"。要不被假像迷惑，识别忠奸，正确地去同去异，是复杂的，然而又是不可不做的。由上面所述内容可以看到，罗隐的《两同书》有一些很可贵的辩证观点。当然，处在那样的时代，他的辩证思想还不能达到成熟的程度，有时哲学观点还不能自觉地抽象出来，往往和政治观点、历史观点纠缠在一起。但可以充分肯定的是，他主观上是有探索辩证理论的自觉意识的，书名与篇名均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关于辩证思想，他的确比前人和同时代人多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老子与北宋张载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思想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物，而罗隐则可视为他们中间一个重要的过渡人物。《两同书》是中国古代辩证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梯的标志，也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里程碑。 　　老子的《道德经》有丰富的辩证观点，认为事物都包含对立的两面，提出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反者道之动"，"柔弱胜刚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见素抱朴"，"恒德乃足，复归于朴"。。等重要的辩证命题。但是以韵文短句写成，文字简洁，没能将命题逐一展开阐说。罗隐的《两同书》则是专选十对范畴分别展开论述，对老子的辩证观点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有些篇末还引用老子之语以作点睛之笔，亦是示有所本。十三、五代时期的思想（一）思想领域的趋势五代，是夹在唐朝、宋朝中间的时期，约有半个世纪左右。在中原地区是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更迭，其它地区又有十余国（习惯称"五代十国"，事实上不止十国）。与中原王朝同时并存的各国，常有六、七个。在这个分裂的时期，征战给社会经济、文化造成破坏，广大民众也深受苦难。这一时代特点给思想领域带来深刻的震动和反思。当然，正像五代也有光明一面那样，思想领域也取得一些成就，也出现了重要的思想家。 　　1。道教思想的时代特点时逢乱世，人们对前途、命运深感无从把握，消极避世思想流行一时。 　　儒者、士大夫本是持儒家进取思想的，向往的是治国济民，封侯拜相，立不世之功，光宗耀祖。然而，动乱堵塞了他们传统的进身发达之路，儒家的礼法、仁义、大一统思想也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他们转而欣赏道教的归隐无为思想，有研读道籍者，也有隐遁山林者，名利之心淡漠，注重个人养生。《宋史·隐逸传》指出"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就反映了此间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这就形成五代时期较有特色的一种社会现象--隐士多，尤其是有才学的隐士多。 　　曾受后晋高祖征召的隐士郑遨，在唐末考进士不中，"见天下已乱，。。乃入少室山为道士"①。郑遨颇有才名，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被世人并称为三高士。陈陶，"世居岭表，以儒业名家。陶挟册长安，声诗历象，无不精究，常以台铉之器自负，恨乱世不得逞。。。后以修养炼丹为事"②。 　　备受前蜀王建礼遇的著名道士杜光庭，原习儒业，"应九经举不第"，"思欲脱屣名利"，所作《怀古今》诗云："古今感，事伤心，惊得丧，叹浮沉"，立志"用虚无"，"保道德"，遂入山修道。 　　五代道教思想还有这样一股潮流，即由关注"出世"变为关注"入世"。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一些儒者向往"出世"隐遁的时候，却有一些道士不言成仙长生之说，而言治道世务。这表明，一个时代的思想是错综复杂的，未可执一而论。《资治通鉴》卷二八三记载南唐主李昪问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对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国。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饱喜，何论太平！""栖霞常为人奏章，唐主欲为之筑坛。辞曰：'国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当奏请耳'"。周世宗召华山道士陈抟，"问以飞升、黄白之术"。飞升，指羽化升为仙人；黄白，指炼白银黄金。陈抟没有向皇帝谈道教的法术和观点，而是回答："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③其实，这些道士转向对尘世的关心也是有充分原因的。他们本多来自于社会中下层，成为道士后也依然与民间有多种联系。社会凋敝，百姓困苦的现实对他们有所触动。道士虽反对为俗世所 　　①　《新五代史》卷三十四《郑遨传》。 　　②　马令：《南唐书》卷十五《陈陶传》。 　　③　《宋史》卷四五七《陈抟传》。 　　累，但他们毕竟还脱离不开这个俗世，无休止的战火，残酷的劫掠屠戮，对修道者来说也存在威胁，他们自然希望有国泰民安、四海清晏的修道环境。另一个因素则是道教本身的战略调整。唐代是外丹术最盛行时期，五代时，内丹思想及修习方法逐步取代外丹思想和修习方法。内丹修炼是以人体为"丹炉"，以自身的"精"、"气"、"神"烧炼"圣胎"，即内丹。这样，道教思想就发生了从出世做神仙向入世炼心性的变化。与此相应，道士一般不再鼓励君王炼外丹和长生成仙，而是劝其端正心性，求长治久安之道。 　　2。儒学受到冲击在五代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儒学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儒学对于官方及正常秩序的依赖，要比佛、道二家大得多。儒学至上而下都是由官方扶持而行教化的，从官藏典籍到朝廷博士，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均为政府直接控制。因此，战乱一来，政权屡变，儒学备遭破坏，其思想影响大大降低。后唐庄宗注意到这方面问题，明宗也在敕旨中指出了学校多废、典籍罕传的状况，"教导之本，经籍为宗。兵革以来，庠序多废。纵能传授，罕见精研。由是豕、亥有差，鲁、鱼为弊，苟一言致误，则大义全乖。倘不讨详，渐当纰缪。宜令国学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勘读。。。"。后周世宗时，更做了一些恢复儒学的努力。 　　大约是由于社会动荡和时代短促的缘故，儒学中没能出现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此期君主多由军士拥立，其所任用官吏也多为武人。诸镇节度使权倾一方，皆为武将。儒者寄人篱下，意志消沉，因仕途阻隔，只能充任幕僚，取宠于武人。儒者的精神面貌已大不如盛唐、中唐。 　　3。佛教禅宗独盛佛教在乱世往往能得到迅速的传播。一些百姓和知识分子在看不到出路时，愿意到佛教中寻找情感慰籍；一些农夫为躲避苛重赋役，也会剃度为僧；甚至帝王公卿，达官富贾，为求心理平衡，精神解脱，也会勤于礼佛。但是上述这些人并不一定要对佛教理论进行深造，也不喜接受繁琐戒规的束缚。禅宗的南宗，主张"顿悟"，无需拜佛坐禅，无需每日诵经，提倡心性本净，见性成佛。这就告诉人们，不出家也能顿悟成佛。成佛方式如此简便，中唐以后，南宗遂以"顿悟"说战胜了北宗的渐悟说，成为禅宗的主流。在晚唐及五代时期，禅宗是佛教中最为兴盛的宗派，其它宗派渐衰渐息。然而，随着禅宗一花独秀的蓬勃发展，它自身也衍化出五宗（到北宋初，其中临济宗又衍化出黄龙派，杨岐派，合称"五宗七派"，亦可称"五家七宗"）。在禅宗流派的称呼中，"宗"、"派"、"家"往往通用。慧能南宗先是分出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系；后来，南岳系又分出沩仰宗（沩山灵祐，仰山慧寂），临济宗（临济院义玄）。青原系则分出三宗：曹洞宗（洞山良价和他的弟子曹山本寂），云门宗（云门山文偃），法眼宗（创立人文益被南唐中主李璟赐谥为"大法眼禅师"，故名）。 　　五代名僧文益所创法眼宗影响较大，入宋后仍盛极一时。文益7　岁时在智通院出家，20　岁于开元寺受戒，后在罗汉寺学禅，得法。晚年在清凉院传法，求学僧人甚众。他看到禅宗在兴盛发展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病，有从内部瓦解、取消佛教的苗头，于是著《宗门十规论》，具体批评禅宗十弊，规定戒条。由于文益对禅宗的稳定发展有贡献，博得很大声名，获南唐中主赐谥。再传弟子延寿也对禅宗只重直观、不重读经的作法提出批评，遂广引经论以充实禅宗。延寿应吴越王钱俶之请，居永明寺15　年，弟子近2000。他有统一佛教宗派的意向，对于僧人标榜宗派以相高的传统做法不感兴趣。他曾召集慈恩、贤首、天台诸宗僧人，从容讨论佛理，"分居博览，互相质疑"，"以心宗之衡以准平之"，后著成《宗镜录》100　卷，对佛教各宗派的分歧持调合态度。 　　（二）《化书》的思想成就1。谭峭生平《化书》的作者谭峭，字景升，泉州（今属福建）人，五代著名道士和道教学者，号紫霄。其父谭洙为儒学之士，晚唐时任国子司业。谭峭幼时聪慧，曾攻读经史。父亲令他去考进士，不从，欣赏喜好黄老诸子及《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茅君列仙内传》等道教、神仙之书。后以游终南山为由辞父出走，遍游太白、太行、王屋、嵩、华、泰等名山。师从嵩山道士十余年，学辟谷养气之术。他喜欢饮酒云游，做怪行状，冬衣单，夏穿皮，被视为狂人。他了解社会下层生活，对昏君悍将危害百姓之事，看得较清楚，同情百姓痛苦，曾将父亲所寄衣物送给穷人。他狂放无羁的外表，掩藏着沉重的忧国忧民之心。所著《化书》，旨在探索自然与社会变化的特征和原因，寻求国富民安之路。该书共6　篇，分别题为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共110　章，各章有标题。 　　《化书》作者原有争议，《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皆题宋齐邱撰。续《道藏》本题"紫霄真人谭景升撰"。宋道士陈景元《化书跋》说：道士陈抟言"我师友谭景升始于终南山著《化书》"，"齐邱夺为己有而序之"。据称，谭峭带《化书》至金陵，请南唐中书令宋齐邱为书作序，但谭峭随后去世，宋齐邱便将该书署己名行世，书名《齐丘子》。后人纠之，改题为《谭子化书》。 　　《化书》以道教思想为主，也糅合进了儒、佛思想，是五代时期最重要的一部思想论著。 　　2。万物皆化的朴素辩证观作为道士和道教学者，谭峭继承了老子的"道"为世界本源的说法，认为天地间万物均是由道演化而来，而道的本质则是虚。《道化篇》云：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 　　道之委，是指道的流变，即道生万物的过程，由虚经历神、气阶段而变化为有形物，有形物即是万物滞塞的原因。道之用，是指道的原理的体现，即万物回归于道的过程，有形物经历气、神阶段而变化为虚，虚才能使万物通达无阻。这段话关键是要说明，万物产生于虚，又还原于虚。《老子·四十章》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谭峭将这个观点充分展开，予以细致演绎。他为何这样强调呢？因为只有把万物的本源与归宿都归于虚无，他的万物皆化观点才有理论基础，正像他在《老枫》中所说的，"虚，无所不至；神，无所不通；气，无所不同；形，无所不类"。既然世界的统一性是虚，那么世间一切事物的差别都是可以泯灭的，达到"虚实相通"的"大同"境界。因此，他这个理论不仅体现在自然观方面，也体现在社会观方面，他主张在全社会的人中"均其食"，建成"无亲、无疏、无爱、无恶"的"太和"世界。后面要谈这方面观点。 　　《化书》认为世间万物都可以变化，无情物可以变为有情物，"老枫化为羽人（即道士），朽麦化为蝴蝶"。反之，有情物也可变为无情物，"贤女化为贞石，山蚯化为百合"。这样，世上有生命与无生命之物，有情感与无情感之物，是没有什么根本差别的，都可以统一起来，"孰为彼，孰为此，孰为有识，孰为无识，万物一物也，万神一神也"，认识到这一点，才是认识了"道"的最高境界，"斯道之至矣！"①谭峭还论证了人与万物之生生灭灭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不可选择，不可避免，"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少化壮，壮化老，老化死。死复化为虚，虚复化为神，神复化为气，气复化为物。化化不间，由环之无穷。夫万物非欲生，不得不生；万物非欲死，不得不死"。这里以人为例，说明了世间万物都经历着由虚而萌，由幼及壮，由老及死的过程。这实际上已否定了长生不死，不生不灭的"得道成仙"说法。但谭峭却未能将这一观点坚持到底，而是引向一个导致自我否定的结语，"达此理者，虚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②。这是说，人们通晓了前述那个生生死死的道理，就应把握住虚，专守于神，使神不再变化，使形不再产生。这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想，并且使他的万物皆化观点大大打了折扣。谭峭认识到万物是变化的，物质的形态可以转变，这包含着辩证思想，是对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信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大胆否定。这一思想也引导他展开对现实不合理制度的批判和否定。但是，他的万物皆化的思想存在严重的缺陷。他只讲变化，而忽视了变化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就使得他所谓的一些变化只是头脑中的杜撰，而没有一点现实可能性，如老枫变为道士，贤女变为石头等。而且，他的变化观建基于"虚"，将世界的物质性视为达道的一种阻碍，这其实是一种很不通达的认识。再有，他的变化观没有体现出发展进化，只是简单的往复循环，他没能认识到世上万物都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而进行演变的。 　　3。恤民、均食、重俭的社会政治观面对现实中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局面，谭峭进行了深沉的思索。他的许多观点蕴含着人民性、民主性因素。 　　社会演变成人人争斗乃至互相残杀的局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谭峭认为，根源在于统治者骄奢聚敛和争权夺利，《大化》说：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化精，精化顾盼，顾盼化揖让，揖让化升降，升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别，分别化冠冕，冠冕化车辂，车辂化宫室，宫室化掖卫，掖卫化燕享，燕享化奢荡，奢荡化聚敛，聚敛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乱，悖乱化甲兵，甲兵化争夺，争夺化败亡。他对于社会历史演变的概括是颇具大写意风格的，先言人的起源，然后依次言及人类早期的平等，出现尊卑差别，产生官吏，官吏有了特殊待遇，有了特权，统治者生活开始奢华，这就需要聚敛金钱，要聚敛就要有欺骗，有欺骗就要有刑法杀戮，为逃刑杀就产生悖乱，要压制悖乱就要有军队，有了军队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有失败和死亡。他认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必然要导致这样的结果，"其来也，势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 　　民众生活贫困的原因何在？谭峭发表了一系列大胆、激烈的看法。他认 　　①　《老枫》。 　　②　《死生》。 　　为，存在着对民众的残酷剥夺，共有"七夺"，"民事之急，无甚于食。而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①。这表明，他是为下层民众疾呼的。他对于社会阶层的归纳与抽象，虽有个别不当，但反映出他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认识，已达到一定的深度。 　　他已觉察到民众与统治者在利益上的严重对立，"王取其丝，吏取其纶；王取其纶，吏取其綍。取之不已，至于欺罔；欺罔不已，至于鞭挞；鞭挞不已，至于盗窃；盗窃不已，至于杀害；杀害不已，至于刑戮"②。尽管谭峭还未能有阶级对立的明晰概念，但他如实地揭示出统治者对民众的过度压榨，这种压榨是以政权的暴力职能为后盾的。 　　因此，谭峭对民众的反抗斗争予以理解同情，认为民众的反抗行为是被统治者逼出来的，统治者"教民为奸诈，使民为淫邪，化民为悖逆，驱民为盗贼"③。他还说，欺罔行为不是民众喜好干的，"而聚敛者教之"；杀人害命也并非民众愿意，"而鞭挞者训之"④。"非兔狡，猎狡也；非民诈，吏诈也。慎勿怨盗贼，盗贼惟我召；慎勿怨叛乱，叛乱禀我教"⑤。当时是黄巢兵败被杀不久，五代时仍有一些起义发生，在统治者普遍视农民起义为洪水猛兽，咬牙切齿咒骂不迭时，谭峭公然替造反农民申辩，这是颇具胆识的。《化书》还阐述了谭峭的施政观点，主要有二：均食，重俭。 　　先秦时管仲曾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谭峭对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提出"食为五常之本"，均食可治天下的观点，将"食"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的这种观点不是随意提出的，也不是故为惊人之语，而是来自他对惨酷现实的深切感触。唐末和五代，由于战争频繁，赋役苛重，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一些地区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人们已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吃饭问题成为最不可回避而又最难解决的问题。谭峭以异常沉重的笔调写道："有智者悯鸱鸢之击腐鼠，嗟蝼蚁之驾毙虫，谓其为虫，不若为人。殊不知当歉岁则争臭惫之尸，值严围则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为，而人为之，则其为人，不若为虫。"那些不饿肚子的上等人，见到鹞鹰俯冲抓起腐鼠会怜悯，见到蝼蛄、蚂蚁搬运死虫会感叹，会说到底是动物之本性，不如人类文明。可他们哪里知道，当灾荒之年人们也要争吃死人，碰到大军困城时父子也会相食，这是豺狼都做不来的事，可是人却做了，如此说来，人还不如动物。谭峭由此例引出"食为五常之本"的结论。认为，没有食，人连动物都不如，更不要谈仁、义、礼、智、信了。传统说法是民以食为天，谭峭则强调君、臣、士等一切人，都离不开食这个第一位的问题，君王无食必不仁，臣子无食必不义，士人无食必不礼，民众无食必不智，所有人无食必不信，"是以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①。这个"本末"观是谭峭的独特提法。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的。 　　①　《七夺》。 　　②　《丝纶》。 　　③　《大化》。 　　④　《丝纶》。 　　⑤　《太和》。 　　①　上引均见《鸱鸢》。 　　"五常"与"三纲"相配，是封建道德规范最重要的原则。现在谭峭指出，五常只是末，而食才是本。若要求治，就不能本末倒置。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要把解决食的问题作为施政的第一要事，"教之善也在于食，教之不善也在于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细，其化尤大，是谓无价之宝"①。统治阶层人士总是标榜清高，耻于言利的，对于"食"这类每日数次之琐屑事务更是羞于论及，尽管实际上他们在享用美食。而谭峭则破天荒地将"食"公开地名之为高于一切的无价之宝，"食"决定着教化与统治的成败。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种观点切中时弊，具有进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呼声。 　　为什么民众食不足乃至无食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富人之食已餍足，并且总是嫌食不够精美，不断追求过分享用，"贫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兹而起，战伐由兹而始"②。这种食不均的状况不仅造成一部分人没饭吃，而且会助长食有余者的贪欲，导致奢侈僭越和暴力。因此，《奢僭》提出了"均食"的解决办法，"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太平》也阐述了"均食"的意义，"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将饭平均给天下人，那么仁义礼乐的道德秩序就会建立起来，民众也就没有了怨气，太平世道就可出现。 　　"均食"主张体现了谭峭对远古社会的赞赏，他找不到彻底改造社会，铲平压迫剥削制度的蓝图，只能寄希望于"太古之化"能重现于今日。他以蝼蚁的平等互助生存状态来形象说明"太古之化"，"蝼蚁之有君也，一拳之宫，与众处之；一块之台，与众临之；一粒之食，与众蓄之；一虫之肉，与众咂之；一罪无疑，与众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故我病则众病，我痛则众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①。他意在指出，要恢复"太古之化"，还要首先从君王做起，君王与众人均平，心才能够相通，这样才有致治的良好起点。 　　"均食"主张不独是谭峭个人思想的反映，也是当时酝酿在广大下层贫民和起义军中的一股思潮。唐末和五代突出的社会问题，是贫富太不均了，相差得太悬殊了。唐末大官僚韦宙的庄园里有积谷7000　堆，号称"足谷叟"。宰相路岩的亲信边咸所聚敛的家财，足可支付军队2　年的给养。而咸通十四年（公元873　年），从潼关至海滨的大旱，使得农民被迫食草根树叶。次年，王仙芝起义，自号"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后继为义军首领，号"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这都表现了"均平"是广大农民的迫切呼声。但是，农民起义失败了，农民"均平"的希望落空了。经连年战火破坏，民众的生活更加痛苦。原为唐将的秦宗权自称皇帝，祸乱江淮、江南，"所至屠戮人物，燔烧城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关东郡邑多被攻陷"②。拥有武装，四出劫掠的兵士尚且无粮而吃人，那么贫民之无食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五代时期，人吃人的记载屡见于史籍。《旧五代史·刘守光传》记沧州在两年中两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一次是朱温率后梁军围困 　　①　《鸱鸢》。 　　②　《奢僭》。 　　①　《蝼蚁》。 　　②　《旧唐书》卷二○○中《秦宗权传》。 　　该城，城中"人相篡啖，析骸而炊，丸土而食，转死骨立者十之六七"。另一次是次年刘守光围城，城中乏食，"军士食人，百姓食墐土，驴马相遇，食其鬃尾，士人出入，多为强者屠杀"。此期也多贪官，"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万端"①。 　　谭峭耳闻目睹现实中民众悲惨境遇，期望统治者能以"均食"方式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让其食，则黔黎相悦，仁之至也。父子相爱，义之至也。饥饱相让，礼之至也。进退相得，智之至也。许诺相从，信之至也"②。这是说，应以均食均衣为基础使上下和睦，重建仁、义、礼、智、信道德伦理规范。 　　谭峭另一个施政建议是"重俭"，即注重俭朴节约。重俭与均食是联系在一起的，"俭者，均食之道也"③。 　　所谓俭，与均食一样，也主要是指统治者而言，奢侈富足者才存在俭的必要，贫穷者是没什么需要俭的。谭峭认为，俭，首先应从君王做起，"于己无所与，于民无所取。我耕我食，我蚕我衣，妻子不寒，婢仆不饥，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俭则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④。他多次阐述这一观点，设想着由君王带头，群臣效法，上上下下一齐重俭，知足，在全社会形成不贪、不奸的良好风气。《三皇》中说："君俭则臣知足，臣俭则士知足，士俭则民知足，民俭则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无贪财，无竞名，无奸蠹，无欺问，无矫佞。是故礼义自生，刑政自宁，沟垒自平，甲兵自停，游荡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谭峭告诫统治者，是否重俭，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事，而是关系治乱之事，历史上关于俭和侈的结局，都有确凿的例证，"历观乱亡之史，皆骄侈恩赏之所为也"⑤，"自古及今，未有亡于俭者也"①。他还强调，统治者，尤其是君王，必须以身作则，如果只是让下边人俭，而自己不俭，那是不会有效果的。他说，"谦者人所尊，俭者人所贵，使之谦必不谦，使之俭必不俭。机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恶行之者惑，是故为之文"②。这已是公开道出，以往当政者惑于此，搞不清楚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自己在上奢侈，却让下边人俭约。"使之"怎样，结果只能是"必不"怎样。所以关键是要把"使之"换成"己之"。 　　谭峭也把"俭"看作是"五常之本"，认为仁、义、礼、智、信都需分别与俭相配，以防止过度。《损益》云："夫仁不俭，有不仁；义不俭，有不义；礼不俭，有非礼；智不俭，有无智；信不俭，有不信。所以知俭为五常之本，五常为俭之末"。这里所谈的"俭"，已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俭朴、节约之意了，而是引申为一种含蓄、节制的行事准则。五常与俭相辅，就避免了过头、夸张。举例说，如果光强调仁，而无"俭"，无节制，那就可能导致"泛仁"，对任何人都以仁相待。在实际上就包含了不仁。因为， 　　①　《北梦琐言》卷十八。 　　②　《鸱鸢》。 　　③　《太平》。 　　④　《悭号》。 　　⑤　《恩赏》。 　　①　《损益》。 　　②　《解惑》。 　　如果对恶人以仁慈之心对待，事实上就是对受害者的不仁。 　　谭峭对"俭"的广义理解，在思想史上是个颇有价值的新思路。这是他对《老子》有关见解的成功借鉴和发展。《老子》曾有"益之而损"，"损之而益"的观点，谭峭在《损益》中亦说："夫礼者，益之道也；俭者，损之道也。益者损之旨，损者益之理。礼过则淫，俭过则朴。自古及今，未有亡于俭者也。"这是说，礼的主旨和发展趋势是增加，而俭的主旨和发展趋势是减少。增加就意味着"满招损"，所以"益"中就包含着"损"的道理。而减损则意味着"谦受益"，所以，"损"中就包含着"益"的道理。礼如果过度就使人迷惑，而俭过度则回归于淳朴原始。 　　由此可见，谭峭是把俭作为对仁、义、礼、智、信的一种矫枉。俭，主要体现的是道家无为而治、以退为进的思想色彩。而五常则是儒家的行为规范，旨在积极进取。谭峭将俭与五常视为本末关系，肯定它们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完满结合，这反映出他作为著名道士，对儒道结合是持赞同态度的。 　　在《化柄》章，谭峭所谈的"俭"也是广义的。他进一步论证俭的意义，将俭作为万物皆化的杠杆或枢纽，"俭于德可以养虚，俭于视可以养神，俭于言可以养气，俭于私可以获富，俭于公可以保贵，俭于门闼可以无盗贼，俭于环卫可以无叛乱，俭于职官可以无奸佞，俭于嫔嫱可以保寿命。俭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俭可以为万化之柄"。这里所谓的"俭"，已有了一些"虚"、"无"、"静"的含义了。道家和道教学者喜欢用模糊词语，如同"道"的含义不好确指一样，"俭"的含义也视运用场合、对象而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上面那段话中的"俭"，或指少，或指省，或指空，或指简，或指节制，虽有差别，但都未悖于"俭"的本义，都属于合理的引申义。也许，谭峭正是想借助这不同类别和层次的例子，来启发人们在比较中对"万化之柄"--"俭"有心领神会的把握。无论是养神、养气之修炼，还是私家度日，担任公职；无论是宅院，还是宫廷；无论是选任官吏，还是往来于后宫；都要以俭为基本准则，宁少勿多，宁简勿繁，宁精勿滥。说到底，关键是俭于心，即心无杂念，心无妄念。 　　十四、结　语在中国历史上，隋唐五代是一个思想文化全面开放的时期，传统思想文化与外来思想文化彼此吸收、相互融合，构筑了代表中华文明的思想文化体系。 　　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思想、经学思想发展到中唐而告终结；取鉴求治的鉴戒思想、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出现新的发展高峰；援佛入儒，儒学思想开始被改造，推进儒学向理学的转变，是这一历史阶段思想领域内的三条基本线索。此后思想发展的趋势，大都可以从中唐前后思想领域的巨变中寻得源头。 ◆◆◆ 《中国全史》　045/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宗教史 　　本卷提要 　　这部断代专业史，系统介绍了我国隋唐五代时期道教、汉地佛教、藏传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祅教、摩尼教的流布和嬗变过程，既注重对宗教组织机构、教规戒律、崇拜礼仪等社会行为要素的客观描述，也注重对各种宗教教义、教理的扼要阐释，史实与义理兼顾。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无不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因此，本书尽可能地将隋唐五代宗教的大发展，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并对宗教间的冲突和融合、各教的社会文化影响等问题，也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叙述。本书的宗旨就是以客观描述的方法为基调，力求准确地反映隋唐五代宗教史的真实面目。作者在对某些宗教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的同时，也表现出谨慎的探索精神。 　　一、隋唐五代宗教概述隋唐结束了绵延数百年的战乱和分裂，重新统一南北，建立起强大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取得空前发展。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疆域的拓展，与域外诸民族的密切往来，以及统治阶级兼容并纳的文化政策，都为宗教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隋唐五代宗教的繁荣，是魏晋南北朝宗教文化长足发展的逻辑结果。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进入中国之初，佛教依附黄老之术，被人们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基本上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得到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发展较快，不仅有独立的寺院经济，还逐渐有了独立的理论，经籍也被源源不断地译成汉文。专通某经某论的佛教学者创立了各类学派，如涅槃学派、成实论学派、三论学派、摄论学派、毗昙学派、地论学派、楞伽学派等。隋唐时期，寺院经济进一步发展，系统的教义、教规逐步建立，严密的法嗣制度开始确立起来。于是，中国佛教宗派在南北朝佛教的基础上于隋唐两代逐渐形成，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和三阶教等。其中，禅宗以不拘印度佛教经典束缚的大胆革新精神，迎合了中国信徒的要求，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久远的流传。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加深。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早期道教主要流布于社会下层，至魏晋南北朝时，道教的影响从社会下层逐步转向社会上层，成为一种适应封建统治要求的宗教。这种转变主要是由南朝的葛洪、陶弘景、陆修静和北朝的寇谦之完成的。隋唐道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论化，糅合儒家思想，吸收佛教义理，使这种以注重神仙方术见长的土生宗教进而发展成戒规教理俱备的士大夫式的宗教。唐代道教的隆盛，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李唐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自称是道教教主老子的后裔，借助道教的神威来神化李氏皇权，因而对道教倍加推崇。上至宫廷百官，下至布衣村妇，修道成风。唐初，道教一度位居儒、佛之上，盛极一时。隋唐五代时期道教的著名学者有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杜光庭等。成玄英用道教解说老庄，创"重玄"之说；王玄览援佛入道，提出"道性"问题；司马承祯则以无为之道为本，佛道合一，建立了一套包括三戒、五渐、七阶为主要内容的修炼之法；杜光庭融合三教，对道教的经典、史迹、仪范多有论述，贡献较大。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制正由前期向后期过渡，统治阶级内部的品级结构处于再编制的过程中，魏普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士族集团日趋衰落，部分庶族地主一跃而成为官品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新兴贵族和旧日豪门之间经过斗争而联合的过程，反映在思想上，乃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内部的分歧日趋调和统一。整个统治思想的形成，便是儒、释、道三教的冲突走向三教的融合。隋唐三教合流风气的盛行，使中国封建文化进一步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 　　藏传佛教的创立，可以说是隋唐宗教的显赫成就之一。吐蕃王朝在隋末唐初开始兴起于青藏高原，松赞干布执政时定都逻些（拉萨），拓展疆土，统一了青藏高原诸部。吐蕃王朝南服尼泊尔，北和大唐，并与尼泊尔和唐朝联姻，佛教也由南北两路传入藏区。佛教传入西藏后与当地原始的本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斗争中佛教逐步占居了吐蕃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随着佛经的翻译，有关天文、星相、历算、医药等书籍也被介绍到西藏。到八世纪后半期，藏人开始出家为僧。九世纪初，佛教正式上升为吐蕃王朝的国教，僧侣干政和佛教教育开始影响西藏社会的全部生活。之后，由于佛教译经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藏文的改革，藏文词汇更加丰富，拼写规则更加规范，语法结构也更为完善。从七世纪中期始，至838　年郎达玛灭佛，西藏佛教经历了光彩夺目的前弘期。 　　唐代与四周邻国和域外诸民族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一些世界性和区域性宗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土，或得以进一步的传播。基督教的异端聂斯托利派于七世纪中叶进入中国内地，被称作景教。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记述了景教在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六位君王扶持下流行内地的经过。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也在七世纪中叶，主要传播者是入唐的大食使节、商人和士兵。他们来华后，分地聚居，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并与中国妇女通婚，繁衍后代，由侨居逐步演变为"土生番客"，其子孙成为土生土长的中国穆斯林。波斯的祅教早在北魏时传入中国，至唐时大兴。波斯的摩尼教在七世纪末传入，不久就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西北和中原地区也聚居着大批摩尼教徒。这些西来宗教，其信仰范围尽管主要局限于客居中土的外国人之内，但其文化影响却大大越出了信仰范围。 　　五代时期的宗教，是隋唐宗教的余绪。北方诸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赏赐名僧和度僧人数的政策；南方诸国则对佛教多加扶持，佛教得以继续广泛而又稳定的传播。道教在五代时所受限制较少，并有多朝皇帝继续崇道，但道教对民众的影响仍不及佛教。 　　整体而言，隋唐五代宗教以中唐为界，前盛后衰。中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从顶峰开始走下坡路，宗教也由此而每况愈下。这种情况表明，宗教的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命运，是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荣辱与共、一脉相连的。二、隋唐五代宗教大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建与发展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始，统一便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秦汉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呈现大一统局面，之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割据分裂，至隋王朝时，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又重新确立起来。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大融合的重要阶段。居住在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族大量入居中原，与汉族混居在一起，到南北朝后期，这些少数民族已基本汉化。居住在南方的蛮族、如傒族、俚族、僚族等各族，与汉族长期交往、杂居、通婚，这时也基本上和汉族融合在一起，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文化语言方面、风俗习惯方面，已基本上和汉族一样了。这种民族大融合的历史现象，是促成多民族统一国家重建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方面，南北朝时南北农业经济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北方黄河流域的经济，得益于北魏的均田制，恢复和发展的速度较快。南方长江流域在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之下，经济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北方经济并驾齐驱。由于南北处于不同的政权统治之下，经济往来常因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而受阻隔，各地政府人为地制造障碍，"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渡"，5规定军事要冲不许商贩往来。南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加强南北经济的联系和交流，冲破南北阻隔的人为障碍，结束政治上对峙的局面。另外，原来统治社会各方面的士族门阀大族的政治经济势力逐渐趋于没落，而一般庶族地主逐步进入政治权力圈内。造成近四百年分裂割据的士族地主的存在和发展的这一重要因素，到六世纪末期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这种情形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出现。 　　总之，在当时，统一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换言之，多民族统一国家在隋代的重建和唐代的发展，是历史潮流使然，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隋朝是杨坚篡夺北周政权建立的。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南北朝时期北方最后一个朝代北周的开国功臣，是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被封为隋国公。杨坚袭爵隋国公，娶鲜卑大贵族、府兵八个柱国大将军之一独孤信之女为妻，其长女又嫁周宣帝宇文赟为皇后。所以，杨坚是门第显赫、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关陇集团②的最上层成员，他的家世为其篡夺北周政权提供了条件。公元580　年，周宣帝驾崩，继位的静帝年幼，只有8　岁，不能亲理朝政，杨坚遂以大丞相的身份辅政，掌握了朝中大权。史载："大象二年（580　年）五月。。乙未，帝崩。时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杨坚）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①杨坚辅政之始，革除宣帝的苛酷之政，得到了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然而，5　①《北齐书》卷四十六，《苏琼传》。 　　②　关陇集团是指宇文泰在西魏时糅合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所组成的官僚贵族集团。 　　①　《隋书·高祖本纪》上。 　　他的行动也遭到了部分后周的官僚贵族的反对，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等先后举兵，反对杨坚，但旋即均遭镇压。之后，杨坚开始大杀周室诸王，为自己登基铺平了道路。581　年2　月，杨坚迫周禅位，废周静帝而自立，建国号为隋，改元开皇，仍都长安，是为隋文帝。 　　隋文帝即位后，便着手统一全国。开皇七年（公元587　年），隋文帝首先灭掉建都江陵（今湖北江陵）的后梁，扫平了向江南进军的道路。开皇八年（公元588　年），隋文帝之子杨广率50　万之众大举伐陈。此时的陈后主荒淫无度，政治腐败，陈兵几无抵抗能力。第二年初，隋兵渡越长江，兵分两路攻入陈都建康（今南京），陈亡。陈亡之后，岭南（今两广一带）地方也很快归附隋朝。这样，自东汉末年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全国复归于统一。隋代版图之大，颇为可观，疆土北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至且末（今新疆且末县），东、南皆至于海，东西跨9300　里，南北长14815里，统辖郡、县共1445　个。 　　隋文帝在取得政权及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新的统一的局面，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措施。 　　在中央机构方面，隋政府废除了北周仿效《周礼》的六官，建立了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即内史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长官称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长官称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全国政令，长官称尚书令。六部是指吏部、民部（唐代改称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归尚书省统辖，负责分管官吏任免考核、户口赋税、礼仪、军政、刑法、工程营建等方面事务。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加强和巩固了皇权，适应了统一帝国建立后提高行政效能和扩大组织的要求。 　　在地方组织方面，隋文帝把东汉以来实行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废去郡这一级，撤郡500　余，并合并了不少州县，裁剔了大批冗官。在州县属吏的任用方面，隋文帝废除秦汉以来地方官就地自聘僚属的旧制，于583　年规定，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吏，一律由吏部任免，并每年进行考核，即所谓"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①又规定州县佐官要三年一换，不许重任，而且必须选用外地人，本地人不得就地为官。这些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把任用地方官属之权收归中央等措施，确实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在选举制度方面，魏晋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按门第高低选用官吏，仕途被门阀大族所垄断。隋文帝下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实行州县地方官荐举人才的办法。至隋炀帝时，开始设置进士科，用考试的方法来选取进士。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选举制度的重大变革，对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一般地主子弟，甚至出身寒微的人，也可通过读书应考而获得做官的机会，这就打破了门阀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扩大了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科举制度适应了士族地主衰落、庶族地主兴起的历史趋势，把选举官吏的权力从地方大族手中移聚到中央政府手中，对于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①　《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历代制中》。 　　在军事制度方面，隋初沿用西魏以来的府兵制。府兵由军府统领，是职业兵，不列于州县户籍。开皇十年（公元590　年），隋文帝改革府兵制，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①府兵及其家属在州县落籍，编为民户，平日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兵士仍保留军籍，接受训练，轮番到京城担任宫禁守卫，或执行其他军事任务。府兵制经过改革，成为一种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了，这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 　　在土地制度方面，隋文帝继续颁布均田令：规定一夫受田百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死后可传予子孙；80　亩为露田，死后交还国家。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与良人同等受田。丁牛一头受田60　亩。均田制对地主的土地兼并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自耕农的数量有所增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赋役制度方面，隋初采用轻徭薄赋措施。隋文帝规定，凡民18-60岁皆负担租调力役，一夫一妇为一床，年纳租粟三石，调绢四丈，丁男年服役一月。不久，隋文帝又减轻了租调力役。另外，隋文帝于开皇五年（公元585　年）令各州县"大索貌阅"，详查户口，这主要是针对南北朝以来，农民为逃避赋税徭役而隐漏户口的情况而采取的措施。此次查户口共得到44万余丁，164　万余口，数量颇为可观。继之，隋文帝又颁行"输籍之法"，由政府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作为定样颁发至各州县，每年正月地方官吏主持在乡里挨户依样划等，载入簿籍，当作征发差役、确定税额等事项的依据。由于政府规定的各级民户所负担的赋税徭役的数目，比豪强地主对依附农民的剥削量要小，所以大批的被士族地主隐庇的"浮客"纷纷投归政府作"编民"。到大业五年，隋炀帝再次详查户口，又清出24　万丁，64　万余口。通过这些措施，隋政府掌握的纳税户口大为增加，政府的经济力量也有所加强。总之，隋政权建立以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是围绕打击豪强大族的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为目的而实行的。因为豪强大族势力的膨胀，历来是分裂割据局面出现的基础。秦汉曾是强大的统一的王朝，但那时豪强势力很大，直接影响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汉末、三国、两晋时期，豪强大族的势力得以迅速膨胀，成为地方上的独立王国，这是国家走向分裂的重要因素。南北朝时，豪强大族虽然走向衰落，但他们的总体势力仍然强大。隋朝采取一系列措施，加速了豪强大族的衰落，恢复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因而，隋王朝不仅重新建立起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而且隋的中央集权制度比秦汉更为加强了。 　　然而，隋王朝好景不长，由于统治者的残暴淫逸和穷兵黩武，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很快点燃大江南北，隋炀帝的统治进入了朝不保夕、风雨飘摇之中。各地官僚贵族及豪强地主也伺机扯起反隋大旗，割据一方。618　年3月，部分图谋"帝王之业"的禁军将领，以宇文化及为主在江都发生兵变，缢杀了隋炀帝。这样，隋朝的统治倒塌了。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从太原直捣京都长安。隋炀帝被杀后，李渊建国号唐，改元武德，仍都长安，是为唐高祖。李渊取得政权后，派其次子李世民统兵平息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和地主武装割 　　①　《隋书》卷二，《高祖纪》。 　　据势力。到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全国重新统一，建立起一个比隋朝更加强大的封建王朝，唐王朝的版图比隋代更为可观。开元天宝之际，唐之疆域东至安东（今东北三省及以东以北地区），西至安西（今新疆至中亚巴尔喀什湖一带），南至日南（今越南广治一带），北至安加拉河、贝加尔湖一带。 　　唐代基本上沿袭隋代的法令制度，并又有所发展，如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府兵制、科举制、均田制、租庸调法以及律令的制订等，皆是"唐承隋制"，并使之更加完备起来，更能适合于当时统治上的需要，使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进一步加强了。 　　唐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发展时期，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联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密切。特别是在中唐之前，由于经济繁荣，武力鼎盛，唐前期的几位开明皇帝积极经营边疆，开拓领土，在边疆地区建立了很多都护府和都督府，对边疆各族有效地行使管辖权，使唐朝具有空前辽阔的疆土，成为当时世界上头号封建帝国。 　　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突厥族，隋朝时分为东西两支。隋末唐初，东突厥屡犯中原。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唐太宗派兵十余万攻取东突厥，第二年，唐兵灭掉东突厥，统一漠南，十多万突厥人降唐，被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设立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四个都督府来管理。并将漠南分作六州，设定襄和云中两个都督府管理。 　　漠南的东突厥被灭掉后，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　年）遣兵出击漠北的薛延陀部落，大获全胜。翌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继之又设立燕然都护府，总管六府七州。 　　在唐兵北取薛延陀时，生活在漠北的回纥部落也出兵支持唐朝的行动。 　　薛延陀亡后，回纥即请求归附唐朝，接受管辖。 　　为打通中原与西域的通道，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唐太宗派兵西征吐谷浑，吐谷浑举国降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唐兵西取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设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八年（公元644　年）和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唐师分别灭掉焉耆（今新疆焉耆县西南）和龟兹（今新疆库车），西域诸国，悉数归唐。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管辖天山以南地区，下设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大名镇，史称安西四镇。唐高宗时，唐兵灭亡西突厥，设昆陵、濛池两个都护府。武周时期，唐又设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地区。至此，西北疆土皆入唐朝版图。 　　对东北疆域，唐太宗、唐高宗曾三次出兵高丽，终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灭掉高丽，收复辽东地区，并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对东北其他民族如契丹、奚、室韦、靺鞨等族居住地区，也设置府州，进行管理。至唐玄宗时，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属唐朝的辖区之内。 　　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起来的吐蕃王朝，在唐太宗执政时已事实上成为唐的藩属。另外，居住在云南洱海的白蛮，时有六大部落，因部落酋长号称诏，故有六诏之称。蒙舍诏地处最南端，也称南诏。唐太宗时南诏开始强盛起来。至唐玄宗执政，唐助南诏统一其他五诏，建立南诏政权。南诏虽是政治上独立的王国，但受唐册封，附唐数十年，受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颇深。总之，唐朝统治者一方面沿袭隋制，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拓展疆域，加强与边疆各族之间的政治联系，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二）繁荣的经济与灿烂的文化隋朝从建立到灭亡，统共只有38　年的历史，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但隋朝的社会却有过一度的繁荣。这主要得利于隋初实行的均田制和轻徭薄赋政策，同时也是全国统一后南北经济交流的结果。 　　就隋朝的人口数量而言，隋建立时政府控制的户数只有360　万户，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灭陈，得户50　万。到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户增为890　万，人口增至4600　余万。政府掌握的人口数量猛增，这一方面说明了隋朝详查户籍收效甚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口自然增殖较快这一事实。随着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也相应地有所扩大。 　　隋朝府库充实，政府拥有大量的布帛和粮食。如开皇九年，隋文帝赏赐平陈功臣，从长安的朱雀门（皇城南门）直到南郊，陈列布帛共300　多万段。开皇十二年（公元592　年），曾发生过府库布帛太多而堆至走廊上的事情。隋朝的粮仓更是历史上著称的。史载，当时政府向各地征收的粮食和布帛，集中在潼关和蒲坂，再运至京师长安。因不能一次运抵，又在卫州（河南浚县）、洛州（洛阳）、陕州（河南陕县）、华州（陕西华阴）设仓辗转运输。其中长安的太仓，洛阳的含嘉仓、洛口仓（在河南巩县），华州的永丰仓，陕州的太原仓，规模都很大，"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①有的地方还筑有仓城，如洛口仓城周围20　里，内穿三千窖，每窖可贮米八千石。隋代府库充盈的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开凿大运河最为代表。整个工程分为三段：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开通济渠，自洛阳到山阳（今江苏淮安），继而自山阳引淮水，经江都（今江苏扬州）至杨子（今江苏仪征）入长江；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修永济渠，把洛阳和涿郡（今北京城西南）连接起来；大业六年（公元610　年）挖江南河，使船只由京口（今江苏镇江）可以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连涿郡，南达余杭，全长四千里，贯穿南北，既便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加强了南北方的政治联系，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大创举。 　　隋末农民大起义再次打击了士族地主的势力，不少部曲和奴隶变成了自耕农或佃农。唐代生产关系的这些变化，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唐初继续推行均田制，也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唐前期一百几十年间，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公元713～756　年）年间，呈现出"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②的局面。大诗人杜甫描述开元盛世的殷富之状时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首先表现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其一，农业工具的改进。如耕犁，由直辕改为曲辕，不仅省力、灵活，而且可深耕和浅耕。用犁耕后，随即用耙、砺■、碌碡等打碎土块，平整田地，提高了耕作效率。灌溉工具如辘轳、桔槔、翻车等也被普遍使用，并且在北方和南方分别发明了水车和筒车，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其二，水利事业发展较快。史载中唐 　　①　《通典》卷七，《食货》。 　　②　《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 　　之前的水利工程有160　多项，遍布全国。北方多是开渠引水，南方则用排水和蓄水等工程，东南地区多建堤堰陂塘。这些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如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河中府龙门县（今山西绛县）开凿的渠，因"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被称为"十石垆渠"。①其三，人口大为增加。贞观初户口不足300　万户，到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唐政府掌握的户口已增至906　万余户，5280　万口，比唐初增加了数倍。除政府厉行括户外，人口的自然增殖也是户口增加的重要因素。 　　在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唐代的手工业仍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官府手工业机构庞大，分工很细，产品专供宫中享用。中央设有少府、将作、军器三监，作为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作坊中的劳动者地位低下，有官奴婢、刑徒、官户、杂户、短番匠和雇匠，政府对他们有严格的编制，"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②纺织业、制瓷业和冶铸业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手工业的最高成就。据记载，唐中宗女安乐公主有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一色，侧看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陶器有著名的唐三彩，是用黄、绿、青三色釉涂于陶器上烧制而成，非常精美。瓷器有南方越州（今浙江绍兴）的青瓷，号称类玉类冰，北方邢州（今河北邢台）的白瓷，号称类银类雪。冶铸业如武则天时以铜、铁铸天枢，高105　尺，径12　尺，周围170　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天枢上设腾云承露盘，经3　丈，四龙直立捧火球，高一丈，宏大而精美。另外，唐代的私营手工业也很发达，城市中私人开办的手工业作坊林立，有造纸的纸坊，铸铜器的铜坊，染布的染坊等。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极其繁盛的商业大都市。长安有东市和西市，洛阳有南市和北市。市有市会，管理市场上的交易，中午击鼓三百声，开始贸易，日落前击钲三百下，贸易停止。市内的店铺叫"肆"，出售同类货物的肆售中在一个区域内，叫"行"，有"行头"负责对官府纳税等事务。大都市里设有"邸"，是客商居住和存放货物的地方。 　　由于商品流通极盛，铸钱业便成为官府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唐玄宗时，全国铸钱炉达99　座，每年铸钱32　万余贯。唐后期钱币供不应求，各道州府禁止现钱出境。各地到长安的商人，就把货币交给进奏院及诸军、诸道、富家，取得文券，到本地凭券取钱。这种文券，称为"飞钱"或"便换"，这是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唐代大城市中还有"柜坊"，专门替人保管钱币。飞钱和柜坊的出现，是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唐后期长江流域的商业日趋繁荣，以扬州和益州居最，号称"扬一益二"。①杭州和苏州也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长安、扬州等商城不再受营业时间所限，出现了夜市。 　　隋唐社会经济的发展，科举制的兴起，国内各民族间关系的密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的确立等因素，促进和铸就了高度发达的隋唐文化。光辉灿烂的隋唐文化，在中国及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页。隋唐的文学、史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到相当高的成就。 　　①　《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 　　②　《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工部尚书》。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 　　唐代文学犹如百花怒放，其中以古典诗歌的创作最为代表，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仅据《全唐诗》统计，诗人即达2300　余人，诗歌近五万首。唐诗内容丰富多彩，从祖国的美丽河山，到城乡的生产状况，从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到劳动人民的艰辛痛苦，无不加以描写和反映。唐初诗坛创作沿袭六朝华艳文风，宫廷诗和艳情诗充斥诗坛。唐太宗至武则天时期，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一改当时纤丽的诗风，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作品。盛唐更是诗家辈出，明星闪耀。有王维、孟浩然这样的田园诗人，有岑参、高适等边塞诗人，也有王昌龄、王之涣等名家。中唐和晚唐的诗坛，虽不及盛唐夺目，亦依然群星并见，著名的诗人有元稹、韩愈、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杜牧、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以李白、杜甫、白居易最负盛名。李白以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精神，用诗句讴歌祖国山河的壮丽。他的诗气势磅礴，语言奔放，形式多变，想象丰富。许多名篇，如《蜀道难》、《将进酒》等，都是千古佳作，至今脍炙人口，不愧"诗仙"之名。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圣"之称。他以深沉凝重的诗句，来表达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著名的《三吏》、《三别》等诗篇被誉为"诗史"。白居易生活在晚唐，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①为创作准则，倡导新乐府，写下大量的讽谕诗，暴露和鞭笞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其中《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　首最有代表性。他的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平易通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无不读其诗，流传非常广泛。 　　唐代文学的另一伟大成就是波澜壮阔的古文运动。魏晋南北朝以来盛行的骈体文，讲究声韵词藻，是一种四六对偶文体，不便自由地表达思想。唐朝中叶，韩愈、柳宗元首先竖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他们以"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的主张，打破了骈体的束缚，写出了许多优秀、清新的散文。 　　古文运动为传奇小说提供了灵活的文体，所以唐代，尤其是中晚唐，传奇小说开始兴盛起来。其中著名的作品有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会真记》等，许多作品成为后来的戏曲题材，流传甚广。 　　唐代的史学颇有成就。唐之前，史书多为私家撰述，唐政府则开设史馆，任命大臣撰修前代及本朝的历史，官修史书从此成为历代的一种制度。唐代所编纂的纪传体史书有八种：《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前六种是史馆奉诏所撰，且出自众史家之手，后两种由李延寿私撰，但也经过了唐政府的批准。 　　除官修正史外，唐代的重要史学著作还有两部，一是刘知几的《史通》，一是杜佑的《通典》。《史通》共20　卷，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评论，提出了"不掩恶，不虚美"①的"直笔"思想，对后世史学的影响较大。《通典》共200　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书中对各种典章制度，从上古一直述及唐朝，详释其沿革变化，史料价值很大，并开辟了史学界编纂典章制度通史的新途径。 　　隋唐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绘画、雕塑、书法等方面。 　　隋代的画家，著名的有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等。展子虔的《游春图》 　　①　《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 　　①　《史通》卷十八，《杂说》下。 　　流传至今，是国内现存的古名画之一，它反映了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趋向或征兆。隋末唐初的著名画家以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为代表，他们以人物画著称。存世作品《历代帝王图》和《太宗步辇图》，便出之阎立本之手。之后著名的画家有吴道子、王维、李思训、李昭道等。吴道子有"画圣"之称，他的人物画立体感极强，画中人物形象各异，衣带甚至有随风飘动的感觉，故有"吴带当风"的美誉。他的山水画重在写意，成画迅速，造诣亦颇深。王维则首创水墨山水画，以淡雅为旨，独具风骨。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开创金碧山水画派著称，旨在富丽，具有浓厚的贵族气息。另外，张萱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等也是非常有名的仕女画。 　　在雕塑方面，唐代留下了大量优秀的石雕和泥塑作品。昭陵六骏是技巧高超的石雕名作，每匹马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以及四川乐山大佛都是唐朝艺人的杰作。唐代泥塑艺术的最高成就，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现存492　窟，其中唐窟213　个。唐窟中泥塑与壁画交相辉映，艺术价值极高。另外，从唐墓中出土的三彩陶俑，有武士、文吏、乐舞、骏马、骆驼等俑，也非常精美。杨惠之是唐代最杰出的雕塑家，号称"塑圣"。据说他为长安艺人留盃亭塑像，人们从塑像背部即可认出所塑何人。 　　唐代的书法艺术空前兴盛，书法大家辈出，其中以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为最。欧阳询开创"欧体"，笔力以刚劲峻拔见长，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等。颜真卿独创一派，人称"颜体"，字体肥厚圆润，颇显盛唐气象，碑刻有《多宝塔碑》等。柳公权兼得欧、颜之精髓，开创"柳体"，笔画以遒劲清美为特点，碑刻有《玄秘塔碑》等。 　　隋唐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印刷术、天文历法、医学和建筑等各个方面。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雕版印刷术即发明于隋唐之际，唐太宗曾令印行长孙皇后的《女则》。玄奘归国后也曾印刷普贤像，发予僧众。唐后期，雕版印刷进一步推广，印刷的历法和名家的诗篇已流传民间。至唐末，印刷术已传到四川、浙江、江苏、河南等地，成都已成为全国印书业的中心。 　　在天文历法方面，隋代刘焯造《皇极历》，相当精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隋代的天文学家耿询制造了浑天仪，用水力推动，反映天象非常精确。唐代的天文历法成就更大，唐曾变更历法达十次，一次比一次更精密。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戊寅历、麟德历和大衍历，特别是大衍历，影响更甚。大衍历是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僧一行所制，他与人合作，创制了水运浑天铜仪，用以测量星宿的经纬度，也可计时，是世界上第一架机械钟，并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恒星自行"现象。他又提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得出子午线每一度长351　里80　步的结论，这种实测子午线的行动，又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创首。 　　在医学方面，隋朝著名的医学家巢元方著有《诸病候论》，是我国第一部详论疾病的病源和症状的著作，书中记述了用肠吻合手术治疗外伤肠断，是外科手术上的重要创造。身历隋唐两朝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被后世尊称为"药王"，医学贡献很大，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医著，共收5300　多个药方，载录800　余种药物。唐代的医学成就还表现为分科治疗的发展，政府设医学机构，称太医署，分科很细。唐高宗时，曾命苏敬等人编纂《唐新本草》，收药物844　种，纠正了原医学著作中的许多错误，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另外，唐名医王涛编有《外台秘要》一书，收药方6900　余，对传染病阐释备详。 　　隋唐的建筑成就，是继承西汉以来的传统和吸取域外技术的结果。隋唐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著名的赵州（今河北赵县）安济桥，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大石桥。桥长50　多米，桥洞的跨度达37　米宽，而且采取低弧形、单拱形式，美观而坚固，是我国建筑史上的杰作。唐代的建筑也有许多重大的成就，城市、宫殿、寺塔都很壮丽、严整。如都城长安，周长达70　余里，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殿阁壮美、街道宽直，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另外，唐代的寺塔、宫殿等建筑技术也相当成熟，特别是木构建筑，更是空前精美。 　　唐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唐王朝名存实亡，北方各藩镇相互混战与兼并，南方的节度使及刺史也纷纷据地称雄。907　年唐王朝灭亡，北方黄河流域先后产生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秦淮以南和北方的山西也有十个政权交错并存，史称"五代十国"。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进一步发展，从割据走向了分裂。五代时期虽为乱世，但文化成就仍有可观之处，主要表现为印刷事业的发展、火药在战场上的出现、词的兴起等几个方面。 　　唐朝末年，雕版印书已有初步的发展。五代时期雕版印书已经非常盛行，江南和巴蜀两个地区的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印刷的书籍种类繁多，不仅有民间书肆出售的佛经和日用各书，而且士大夫阶级所读的儒家经典也用雕版印行。后周广顺三年（953　年），石刻儒家经典《九经》问世，这对文化的流传和书籍的保存大有裨益。 　　路振《九国志》卷二记载："天佑（三年）。。从攻豫章，璠以所部飞机发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使用火药的记载。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　年），吴越使者到契丹送猛火油给阿保机，并详述了猛火油在战场上燃烧和爆炸的威力。宋元是中国火器发明史的重要阶段，五代可以说是大发展时期的先驱阶段。 　　五代的文人饱经沧桑，诗文也透露着沉痛的气息。诗人罗隐的五七言诗，都是比较优秀的。鲁迅称赞他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①五代时期流亡四方的文人学士颇多，司空图、韦庄、杜光庭等，都是非常有文学成就的人物。不过，五代文学的最大成就表现为一种新体裁的诗歌--词的兴起。唐朝中叶的诗人白居易、刘禹锡已开始写词，但只是个别现象。到了五代，词作大批涌现，尤以巴蜀为盛。蜀人赵崇祚编得一部《花间集》，收18　家词500　首。温庭筠的词多写偎红倚翠之景，离愁别恨之情，文字迷离，辞藻华丽。韦庄的词清新明洁，真挚深切。南唐李后主（煜）更是词作大家，他的早期词作多写密约私情或嬉笑欢娱，后期作品多抒亡国之愁，感染力极强。 　　五代时，前后蜀和南唐的画院造就了一批颇有成就的画家，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有一定的发展，特别山水画和花鸟画对宋代的画风影响很大。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三）开放、宽松的外交、民族政策隋唐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奠定了隋唐帝国在亚洲诸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唐朝事实上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往来的中心。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隋唐的对外交通更加发达。在陆路方面，往西由长安经甘肃和新疆，可达中亚、西亚和巴基斯坦、印度；往东由河北经辽东可到朝鲜半岛。在海路方面，往西由广州经南洋可到波斯湾；往东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可到日本和朝鲜。隋唐统治者以自信、开阔的胸襟，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亚洲诸国也崇尚和效仿隋唐文明，亚洲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唐代的都城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与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汇集着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学者和艺术家，使灿烂的唐代文化更丰富，同时他们把唐代先进的封建文化带回本国，也促进了本族文化的发展。 　　唐玄宗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与唐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新罗商人用当地的牛黄、人参等物品，换取唐代的丝绸、茶叶、瓷器、书籍等，唐在楚州等地设有新罗馆，专门接待新罗商人。新罗遣派留学生学习唐代文化，仅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　年）学成归国的学生一次就有105　人。新罗根据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并效仿唐朝设立国学，实行科举制度，以中国的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新罗的文字"吏读"，也是根据汉字所创，大大便利了朝鲜文化的普及。唐代的服饰、诗歌、印刷术，在新罗都很流行。高丽乐传入中土后，对唐乐的影响颇大。 　　隋唐两代，中日的经济文化交流可谓盛况空前。隋朝时，日本曾四次派使来隋，并有留学生和僧侣随同前来，隋政府也派人前往日本报聘。唐朝时，从630　年至838　年二百年间，日本曾正式派遣"遣官使"13　次，每次少者250人，最多可达600　人。另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僧侣、艺术家、工匠来唐全面学习封建文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的"大化改新"便是全面借鉴唐朝的典章制度、经济政策而制定的。日本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就是根据汉文所创。日本的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曾供职唐朝，官至秘书监，与王维、李白等大诗人交往甚密。唐代也有许多使臣、僧侣、商人东渡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如律宗大师鉴真，经十余年和六次努力，终于到达日本，不仅带去了佛经，而且在建筑、雕塑、医学等的传播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至今日本唐招提寺内还供奉着他的坐像。在贸易方面，中日互有商品输入，以手工艺品和生活用具为主。 　　唐初时，印度的五部（五天竺）为中天竺征服，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曾遣使者与唐通好，唐也派使者报聘，之后两方交往不断，并互赠礼品。唐太宗曾派使到中天竺学习制糖技术，印度的医学、天文历法、语言学和音乐也传入中土。唐朝造纸术此时也传入印度，对印度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尼泊尔唐时称尼婆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遣使入唐通好，并赠送波棱菜、酢菜和浑提葱。此后两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 　　斯里兰卡唐时称狮子国，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遣使与唐通好，后又多次派使入唐，并赠给唐廷象牙、珍珠等物。 　　中亚诸国与唐朝建立着友好往来关系，中亚的大批商贾把唐朝的丝织品运至西方，中亚的舞蹈、音乐等艺术也传入中土。阿富汁唐时称之吐火罗，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并带来汗血马、玻璃、玛瑙、药品等物。 　　唐时西亚诸国与唐通好者主要有波斯（今伊朗）、拂菻（东罗马）和大食（阿拉伯）。 　　波斯商人大批到唐朝做生意，长安、扬州、广州聚居的波斯人很多，开设许多"波斯店"。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等大量输入波斯，并转而流向西方，菠菜、波斯枣等食品也从波斯传入中土。 　　拂菻和唐朝关系也很密切，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遣使通唐，并赠送红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赠以绫绮。此后遣使不断，唐朝的丝织品大量输入拂菻，拂菻的吞刀吐火等杂戏和医术也传入唐朝。 　　大食于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派使者入唐，正式建立国交。史载，从651　年至798　年的148　年间，大食遣使到唐多达37　次。大食到唐朝的商人更是不计其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到处都有大食商人的行踪。唐朝的丝绸、茶品、瓷器通过大食商人传入西亚和北非，造纸术也传入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对世界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大食的伊斯兰教也在唐代传入中国。 　　隋唐王朝不仅与亚洲诸国频繁交往，与边疆的少数民族也积极开展友好往来，特别是唐前期，对少数民族较少歧视，各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台湾在隋朝时称为硫球。隋炀帝曾两次派人到过硫球：一次是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派羽骑尉朱宽和海师何蛮到硫球访问，即所谓"求访异俗"；一次是大业六年（公元610　年），派武贲郎将陈稜和朝请大夫张镇周率军万人，以义安（今广东潮州）出海到达硫球。史载："硫球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①这说明当时大陆与硫球经常有商船往来，否则不会将出访船队误作商旅。此后，大陆人民不断前往台湾定居，两岸的经济、文化联系非常密切。 　　居住在我国西北漠南的突厥族，于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被唐兵大败后，突厥贵族连同家属近万家入居长安，其首领颉利可汗被唐政府封为右卫大将军。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　年），唐政府送给突厥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件，铁四万斤，可见突厥人已从汉人学习农业。开元十五年（公元721　年），唐朝在西受降城（今内蒙五原西北）开设互市，每年用绢帛几十万匹买突厥的马以补充军骑，这种贸易对双方都很有利。 　　居住在漠北的回纥族，与唐朝的关系也很密切。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乱。唐肃宗曾将幼女嫁给回纥毗伽阙可汗，在内地经商的回纥商贾也与汉族通婚。唐后期，回纥与内地贸易频繁，有专设的马市，回纥人用马、骆驼、兽皮换取唐朝的丝织品和茶叶等。据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统计，回纥常住长安的商贾竟达千数人。八世纪中叶以后，回纥可汗开始修建城市及宫殿，这说明回纥族受唐文化的影响，开始由游牧生活走向定居。回纥诗人坎曼尔写的诗《忆学字》，称"古来汉人为吾师"，记述了唐代各族之间相互学习的生活情景。 　　西域各族如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与唐朝的经济文化联系 　　①　《隋书·陈稜传》。 　　极为密切，内地汉人迁徙西域定居的很多。唐政府对西域地区进行有效管辖后，这里的军政机构、土地、赋役、户籍制度都同内地趋于一致。唐朝曾在天山南路大兴屯田，使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丝织品、金铁器物不断传入西域。西域商人到内地经商的也很多，主要集中在武威、张掖、长安等地。隋唐两代输入西域的蚕丝，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前代。另外，内地的书籍如《史记》、《汉书》、《论语》、《神农本草》等，在西域广为流传。在吐鲁番曾发现12　岁小学生卜天寿于景云元年（公元710　年）手抄的《论语郑氏注》残卷，还附有唐朝学童的识字课本《千字文》数句。西域文化对唐朝文化的影响也很大，如西域音乐的输入，对唐乐就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唐太宗所定十部乐中，有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在绘画方面，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来内地，传布了凹凸画法，对唐朝大画家吴道子、李思训等都有较大的启发。此外，西域的葡萄和酿制葡萄酒的技术也都传入内地，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物质生活。 　　吐蕃王朝与唐朝有战有和，总而观之，友好仍是主流。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后，两国便结成"甥舅之国"。高宗时，册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唐中宗又以金城公主嫁给墀德祖赞。唐玄宗时墀德祖赞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①据统计，从634　年至846　年的213　年间，双方遣使达191　次，可见交往之频繁。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内地的蔬菜种籽、精致的手工艺品、纺织技术和内地的文化。唐高宗时，唐又送去蚕种、造酒、造纸、造墨的工匠。金城公主入藏时，"杂伎诸工悉从"②，还有数万匹丝织品和一个龟兹乐队。唐的历法、算学、医学、文学、音乐等在西藏广为留传。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唐朝答应吐蕃要求，在赤岭（今青海日月山）一带开设互市场所，元和十五年（公元815　年）在陇州（陕西陇县）再设互市，经济交流活跃。吐蕃的马匹、牛、药材是交换唐货的主要货物。吐蕃的贵族子弟被送至唐朝的国立学校学习诗书，出现了一批精通汉文的吐蕃学者，对汉藏文化的交流起了较大的作用。 　　南诏建立政权后，其政治制度、军事编制、土地政策都极力效仿唐朝，使这本属奴隶制的国家，掺杂了许多具有封建制性质的因素。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唐玄宗册封南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汉族文化和科学技术大量传入南诏。南诏的大臣子弟曾到成都就学，前后多达数千人，因此南诏的汉文学也颇有成就。南诏的建筑工艺，受唐朝的影响很深，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造型与西安的唐代小雁塔基本一致。太和三年（公元829　年），南诏军攻陷成都，曾俘掠许多织工入南诏，使此后南诏的丝织品竟可与四川媲美。 　　东北的渤海自建立政权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唐代发生密切的联系。渤海的使节不断入唐，并派大量学生到长安太学学习汉文化。渤海的官制完全模仿唐朝，如中央设三省，下设六部，与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完全一样，甚至连官吏的服色，也与唐朝一致。此外，渤海向唐朝朝贡的物品有貂皮、海豹皮、鹰、马、麝香、人参等，唐朝的回赐物品则以丝绸和金银器皿为多。在吉林敦化近郊发现的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立于渤海宝历七 　　①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 　　②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 　　年（公元780　年），和内地的碑制及文体相同。 　　隋唐两代，特别是唐朝前期，通过对亚洲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边疆各族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内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繁荣的隋唐经济和灿烂的隋唐文化也由此对亚洲各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开放、宽松的外交、民族政策，反映了隋唐国力强盛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也体现了统治者敢于吸收外来文化和善于输出封建文明的开放胸怀。 　　三、政府三教并奖政策与民间三教并习风气（一）三教并奖政策的确定隋唐三教并奖政策，是在国家统一、府库充盈、文化宽松等大的社会背景下确立的。 　　隋文帝取得政权后，改变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转而大力恢复和发展宗教。他少时受尼智仙养育，生活于尼庙，故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①据传，隋文帝执政期间准予度僧50　余万，建寺3792　所，前后立寺塔110　座，造佛像大小16580　躯，缮写新经132086　卷，修治故经3853　部。②这些数字出自僧家之口，恐有夸张不实之嫌，但据正史记载，文帝"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致使"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从。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③另据记载，文帝在位的20　年间，共"度僧尼23　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　藏，13286　卷，治故经3853　部，造像106560　躯"。①这些数据与前者相比较，更为可信。隋文帝恢复和扶植佛教，除看到佛教的政治御用功效外，另有意图。佛教经南北朝的兴盛，在北方各地已深入民间，社会力量雄厚，北周武帝废佛后，大批信佛者心怀不满，不少教徒隐匿山林，是一种不安定的社会因素。正如宋人宋敏所说："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②文帝给教徒以合法身份，大兴佛事，旨在收取民意，以利四方安定。 　　隋文帝佛道并重，对道教也大力提倡。隋文帝准备起兵灭周时，著名道士焦子顺向他密告受命之符，并占星问吉，帮助他夺取政权。文帝即位后，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与其商议军政要事，并在皇宫附近修建五通观，供天师修道。文帝定年号"开皇"，就是取道经中天地开劫的名称。开皇年间大修道观，广度道士，使道士和宫观的数量都有一定的发展。他曾说："朕服膺道化，念好清净，募释氏不二之门，贵老庄得一之义。" 　　在兴佛扶道的同时，隋文帝更积极致力于传统儒学的复兴，用以网罗天下儒士，巩固皇权。或者说，隋代的佛道同兴政策，是在尊崇儒学的前提下进行的。开皇十一年（公元591　年），文帝下诏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③内圣外王乃儒学之根本，文帝以"人王"的身份复兴佛教，意在使教徒树立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执行"为国行道"的儒家忠君思想。文帝在给天台宗创始者智f　的一封敕书中再次申述了这一思想，要这位佛教界领袖"宜相劝励，以同朕心"。④总之，隋文帝试图建立以儒家皇权思想为核心，以佛道辅之，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宗教政策。他宣 　　①　《广弘明集》卷十九《舍利感应记》。 　　②　《辩正论》卷三。 　　③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 　　①　《释迦方志》卷下。 　　②　《长安志》卷七。 　　③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④　《国清百录》卷二。 　　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①可以说，李士谦的三教鼎立说和王通的三教合一说是对隋朝三教并重政策的具体解释。李士谦认为，三教的关系犹如"三光在天，缺一不可"；②王通认为，三教都有益于封建统治，故待"皇极之主"，以"共叙九畴"。③这种主张，逐步成为隋唐统治者处理三教关系的主流。文帝在后期沉湎于佛教，对道教却略有戒心，开皇十三年（公元593　年）曾下令禁止私家暗藏纬侯图谶，对儒学更是不感兴趣。但从文帝执政时期的总体而言，调和三教仍为主流。 　　隋炀帝虽以残暴荒淫著称于史，但对佛道也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隋平陈时，杨广尚未称帝，时作晋王，请智f　为己授菩萨戒，尊智f　为"智者"。称帝后曾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592　年，智f　请杨广作庐山东林、峰顶两寺的施主，杨广应允。平陈之后，杨广于扬州修补故经，并缮写新经，合612　藏，29173　部，903580　卷；修治故像101000　躯，重铸新像3850　躯；度僧尼16200　人。隋炀帝即位后，对道教同样支持，他曾拜茅山道士王远知为师。史载，炀帝外出巡游，陪同左右的四班人马即是和尚、尼姑、道士、道姑，人称"四道场"。在他崇尚佛道的同时，也对二教严加控制，使其绝对服从皇权的需要。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他下令沙门致敬王者，又于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毁。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律烧毁，私藏禁书，被查出后处于极刑。继而又在东都洛阳置道术坊，将所有懂得五行占候卜筮医药的人，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检查，不许随便出入。道术坊中有佛教徒，但更多的却是道教徒。炀帝与文帝一样，要求宗教对王权负责，为名教效劳。他曾对智f　说："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①，即必须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维护国家的封建君臣秩序，其实就是说儒家的王权思想有至高无尚的地位，佛道绝对不可动摇这个核心。 　　隋朝由于佛道两教事务增加，正式设立了管理机构。开皇十二年（公元592　年）设鸿胪寺，内设典客、司仪和崇元三署，由崇元署掌管佛道教事。这一管理体制对后代宗教管理机构的设置有很大影响。 　　另外，隋朝的制度规定，国子寺每年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儒家先圣先师，州郡学则以春秋二仲月祀。这种祭祀儒家先圣的现象，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性质，但也表现为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倾向。 　　唐时将儒家经典分为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唐太宗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为由，敕令大儒士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成书后共180　卷，名为《五经正义》。又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定本》由唐太宗颁行，令习者以此为准，此后儒经文字完全统一，革除了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端。《正义》由唐高宗颁行天下，此后以科举为出路的士人，诵习儒经必以《正义》的解释为准，否则即为异端邪说。唐初以政府的名义颁定五经正本，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使儒学在三教对峙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唐太宗贞观年中，封 　　①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②　（元）刘谧：《三教平心论》。 　　③　《中说·周公》。 　　①　《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智f　传》。 　　孔子为圣，以颜回配，并尊孔子为宣父，作宣父庙于兖州，又诏命各州县皆设孔子庙，以便供祭。之后，太宗又以左丘明、子夏等22　位先儒与颜回皆配孔子于太学。永徽年间改封周公为先圣，孔子被降为先师。显庆年间又复封孔子为先圣。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　年）东巡兖州，曾祭宣父庙。唐中宗于神龙初授褒圣侯孔崇阶为朝散大夫，并许子孙世袭。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唐玄宗追赠谥孔子为文宣王，父庙孔子塑像面南而坐，先儒十哲东西从列侍侧，祭孔升为中祀。儒学毕竟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儒学在三教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正如唐太宗所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失之必死，不可暂无"。①他深刻地认识到儒家思想信仰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唐太宗的尊儒之风，基本上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待儒学的态度。 　　唐代诸帝真正信仰佛教者并不太多，但他们普遍崇佛兴法，大力支持佛教，这当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唐高祖未做皇帝前就笃信佛教，称帝后建寺还愿，设斋行道。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舍通义宫为尼寺，自称是"菩萨戒弟子"，表示要皈依三宝，并下《为战阵处立寺诏》，为当年各战阵之所修建寺庙，以超度亡灵。他还专门下敕颁发《佛遗教经》，鼓励大臣出家为僧，还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高僧玄奘赞誉备至。唐高宗为其母祈福，曾下令修筑大慈恩寺，度僧三千，请玄奘任大慈恩寺住持，在寺内另设翻经院。武则天更是崇佛弘法，自称佛教虔诚弟子，自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她曾颁布《大云经》于天下，令各州皆建大云寺，度僧千人，并亲自主持《华严经》80　卷本的翻译。禅宗渐兴后，武则天请禅宗北派领袖神秀入宫，敬跪问道。又派人恭请禅宗南派领袖慧能进京，慧能假托年高多病而未成，武则天遂把慧能的得法袈裟弄到京都，供养于宫中道场之中，可见她对佛教推崇备至。唐玄宗在位时唐朝国力鼎盛，封建经济空前繁荣，佛教活动也异常活跃。密宗在唐玄宗时创立，玄宗曾请不空为其授灌顶仪式，成为菩萨戒弟子。唐朝的列位君王，除唐武宗大力灭佛外，其余对佛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扶植和利用为主，尽管个别时期也有沙汰僧尼的举措，但对唐代佛教的兴盛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唐代是佛教的全盛时期，宗派林立，高僧辈出，经籍浩繁，这些都是唐代对佛教采取支持、保护政策的结果。 　　唐代道教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反隋，曾得到当时著名道士王远知、楼观道士岐晖的帮助。据《旧唐书·王远知传》记载："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就是说，李渊是真龙天子，王远知假托老君之名，称李渊起兵反隋是受天命。楼观是当时供奉老子的主要宫观，《混元圣纪》载有道士岐晖称誉李渊"真主"，并为李家反隋大军筹集粮资。李渊为关陇集团上层人员，李姓也算是北周贵姓，但改朝换代并非小事，需要神化李家的族系，提高门第，于是李渊便自称是道教教主李耳之后裔。李渊登位后，晋州（今山西临汾）道士吉善行假托老子，转告李渊李氏子孙可享国一千年，李渊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庙，此后道观广修。第二年，他曾到终南山拜谒老君庙，号称祭祖。唐高祖曾下令沙汰僧尼，对佛教有所限制，暗中帮助道教抬高其地位。 　　唐太宗继位前，曾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 　　①　《贞观政要》卷六。 　　拥太宗继位。太宗继位后，给王远知在茅山专修太平观，表示崇敬。太宗沿习高祖崇道政策，称自己是李老之后裔，由此下诏确定道士、道姑的地位列于僧尼之上。 　　唐高宗更是崇信道教，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曰先天太后，在各州郡设道观奉祀，置道士7　人。以《老子》为上经，又令贡举人必须兼通《道德经》，并令道士隶属于宗正寺，排在诸王之次。宗正寺是管理王室事务的机构，道士隶属过来，意思道士皆奉李耳为教主，于是成了王室的本家。《道德经》被列为科举课目之后，对天下士人必修老庄之学影响很大，也带动了民间信道之风的滋长。唐中宗更令贡举人依旧学老子的《道德经》，道教在武则天时期失势后又很快恢复起来。 　　唐玄宗时期，有抑佛崇道的举措，道教更是乘势大兴。唐玄宗自称梦中看到老子，醒后画出真容，又教人画老子像许多张，分送天下各州开元观供奉，令当时各州的道士、道姑隆重迎请画像，像列后行道七昼夜，玄宗赐钱作设斋行道的费用，又赐钱给亲王公主以至全国文武百官及兵士，下诏全国放假，设酒宴以示大庆。唐玄宗为显示自己推崇道教，一再给太上老君追加尊号："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多次拜谒玄元皇帝庙。由于佛教有四大菩萨，为了使道教与其分庭抗礼，玄宗与道教徒李林甫等捧出四大真人来相对，改庄子、文子、列子和庚桑子之号为南华真人、通玄真人、冲虚真人、洞灵真人，他们的著作列为"真经"，被纳入道教经典之内。老子的《道德经》被尊为《道德真经》，玄宗曾亲为《道德真经》作注，颁行天下。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1　年），命文人学士及所有的贵族和知识阶层，每人家藏《道德经》一本，贡举人加试老子策，进而将四大真人的著作也列入开科取士之中。他经常召集道士，封号赐物设观，抬高道士的社会地位，并主持纂修3744　卷的《三洞琼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道藏》。根据唐玄宗时期编纂的《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观总1687　所。"其中道士观1137　所，道姑观550　所。可见玄宗时道教之隆盛。 　　唐后期国力渐衰，宗教活动已不像初唐和盛唐那样兴盛。在道教事务的管理方面，道士不再隶属宗正寺，改属吏部、祠部管理。唐贞元四年（公元788　年），德宗设立左右衙功德史管理道教。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宪宗在功德史下分设道录司和僧录司，其职官选自道士和僧侣，分别掌管全国宫观、寺院和道释簿籍及道官、僧官的补授等事务。 　　据唐末五代的道士杜光庭所著《历代崇道记》所载，唐代共有道教宫观1900　余所，道士15000　余人。这个数字虽然不能和唐代佛教寺院和僧尼的数量相比，但相对于唐前各代而言，道教在唐代的发展确实是空前的。 　　五代时割据分裂，王朝更替很快，但仍有不少崇道的君王。后周世宗柴荣的宗教政策就是抑佛扬道。他限制佛教，禁止私自剃度出家，废除寺院30336　所，毁佛像而铸钱币。而道教则在五代多朝皇帝的扶持下，以此较盛行的势态延续至宋朝，为道教在宋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尽管隋唐两代有时重释道而轻儒、有时隆道儒而抑佛、有时扬儒佛而排道，但总体观之，隋唐的宗教政策仍不失为三教并重、三教并奖和三教并用。（二）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斗争隋唐五代时期，儒、释、道有过多次激烈的斗争，初唐时这种冲突更为突出。三教的冲突以儒道联合反佛为主流，儒道之间的冲突较为缓和。因为儒道同为中土文化，二者之间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民族土壤，二者分别以"自强不息"和"无为而治"相辅相成，并行共生千数年，相互间没有大的文化隔膜。而佛教则不然，它是印度宗教文化的移植，属一种异质文化，儒道两派从民族传统心理上都难以容纳佛教。另外，佛教通过魏晋南北朝的传播，到隋时又大加弘扬，唐初时更以咄咄逼人之势迅猛发展，这对儒道都形成了无形的压力，特别是隋文帝后期的"不悦儒术"，更给儒学以危机之感。儒道若抬高自身的宗教地位，必须首先以压倒佛教、打击佛教势力为前提。除此原因外，三教的冲突和斗争，更重要的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相互倾轧的反映。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陈列佛教流弊十一条，要求减少寺院，废除僧尼。傅奕站在传统的儒家立场上，攻击佛教多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可以看作是儒释的正面交锋。他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唐政府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①当时以护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作《破邪论》作答，并"频诣阙庭"，为佛教极力辩护，还痛骂傅奕，口气强硬，盛气凌人。高祖对上表暂时搁置，废佛未能实施。三年后，傅奕再次上疏，揭露佛教弊害，坚请罢除，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讬。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邪法，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②道教徒借傅奕在朝廷反佛之势，也大势攻击佛教。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直接参加反佛活动，他们将自己的反佛之作，托傅奕上奏高祖。法琳著《辩正论》回击，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公开化。由于太子李建成和多数朝官对佛教袒护，高祖沙汰僧尼之举并未付诸实际。值得注意的是，傅奕两次上表斥佛，皆用儒家忠孝礼仪为得力工具，这对佛教徒的压力确实很大。 　　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傅奕第三次上疏，"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①第二年，太子中舍辛谞诘难佛教徒，僧侣慧净著《析疑论》、法琳作《析疑》作答，论战再起。 　　唐初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排序，这往往成为三教冲突和争斗的导火线。 　　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唐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②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明确表示，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是本末倒置，绝对不能容忍的，遂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 　　①　《广弘明集》卷十一，《辩惑篇·太史令博奕上减省寺塔废僧尼事》。②　《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①　《广弘明集》卷七。 　　②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为道教表功颂德，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③佛教对此大为不满，纷纷上表反对道士位在僧尼之上。法琳等上表陈述皇族李姓并非老子的后裔，皇族李姓出鲜卑拓跋达阇，与陇西之李无关，劝太宗自认是阴山贵族的子孙，不要承认道教教主老子的李姓。法琳在李世民与长兄争夺王位时支持李建成，唐太宗对法琳早有成见，于是口谕："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再有上表诬道者，当受杖责。法琳等僧被吓得退避而出，唯有一个法号智实的年轻和尚不服此理，结果被一顿棒责而病殁。佛教在唐太宗的棍棒之威下，不再为佛教的位次而闹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于是法琳被抓，唐太宗亲自查问。法琳在《辩正论·信毁交报篇》里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之说，于是太宗治罪法琳毁谤李氏宗族时，便利用此说，限他七日去念观音。到期用颈试刀，看观音是否灵验。七日期到，法琳在狱中想出一招，称自己这七日里只念陛下，未念观音，因为陛下功德巍巍，陛下即是观音。法琳极尽阿谀奉迎，奴颜卑膝之能势，被太宗免去了死罪，放逐益州（今四川成都），死于途中。这场佛道之争，以佛教败死而结束。此后不久，唐太宗调整了佛道政策，对佛教的态度大为缓和。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五月，唐太宗为皇后追福亲临弘福寺，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可不平也？"①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朝臣弹劾秦世英骄淫之罪，唐太宗即令杀了这个一向受宠的道士，这使得僧界暗中欢喜，算是报了法琳惨死之仇。 　　武则天登基受佛教界鼎力相助，另外，武则天并不与老子同姓，用不着以道教来神化宗族，所以她取扬佛抑道之态。佛教徒感到机会来临，于是一面神化女皇，大献殷勤，如僧人怀义、法朗造《大云经疏》，陈符命，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作人类的君主，一面又攻击道教。武则天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②有的僧人请求焚毁道家的典籍《老子化胡经》，武则天煞有其事地请来八位非佛非道的儒学中人来讨论《老子化胡经》该不该毁。可能是由于儒家的敌对势力主要是佛教，而非道教，这几位儒生不愿帮助佛教界打击道教势力，所以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武周时期，道教失势，甚至出现有些道士要弃道当僧的现象，如洛弘道观主杜义就乞求改道为僧，武则天赐其法号玄嶷，并特赐僧寿30　岁，这个道士摇身一变，竟成了一位僧龄颇高的和尚。杜义弃道从僧后，对道教反戈一击，著《甄正论》斥责道教经典，说是全出伪造。杜义对道教的攻击，在佛教界赢得了一片赞誉声。 　　唐睿宗在位时，佛道的冲突仍未平息，二者争夺权利互不相让，甚至为法事集会上佛道的先后安排等事，也要相互争斗。唐睿宗无法裁定佛道之间的纷争，只好采取圆滑的办法，令在法事集会上，僧尼男女道士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武宗会昌灭佛，对佛教是灭顶之灾，许多隋唐佛教宗派，从此一蹶不振。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唐代寺院经济膨胀，直接威胁到国家的财政③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 　　①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 　　收入和经济发展，也是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的经济矛盾加剧到不可调和的反映。但其直接原因，却是道士挑动排佛情绪的结果。武宗即位前已偏好道术，即位后便召道士赵归真等81　人到宫内修"金箓道场"，亲受法箓。赵归真向武宗荐引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共同攻击佛教，煽动毁佛。 　　在佛道针锋相对的同时，儒学对佛道的排斥和责难也从未间断。儒家礼教向来是统治者维护政权的基本工具，凡明经进士两科出身的官吏，多是儒学之士，他们从统治者的治国利益出发来排斥佛道。除上述提到的傅奕外，仍有许多儒士慷慨陈词，列数佛道之弊，下面略举几例：狄仁杰曾言："化诱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思惟，实所悲痛。"①李峤："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其中高户多丁，黠商大贾，诡作台符，羼名伪度。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徵行租赋，何以补亡？"②辛替否："今出财依势，避役亡命，类度为沙门。其未度者，穷民善入耳。"③姚崇："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亦出私财造寺者，每一出敕，因为奸滥，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④常衮："今军旅未宁，王畿户口十不一在，而诸祠寺写经造像，焚币埋玉，所以赏赍，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岁巨万计。陛下若以易刍粟，减贫民之赋，天下之福岂有量哉？"⑤李叔明："佛，空寂无为者也；道，清虚寡欲者也。今迷其内而饰其外，使农夫工女堕业以避役，故农夫不劝，兵赋日屈，国用储为斁耗。"⑥彭偃："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岁计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上述这些奏议，都是从国计军防的考虑出发，来陈述佛道之弊，并没有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二教。真正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上，维护儒家思想传统，从理论高度上去排斥佛道者，当首推韩愈。他一生始终坚持反佛斗争，堪称一位反佛勇士。他指出："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 　　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①韩愈所说的"道"，是抽象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目的在于重兴儒学传 　　①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②　《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 　　③　《唐书》卷一一八，《辛替否传》。 　　④　《唐会要》卷四十七。 　　⑤　《唐书》卷一五○，《常衮传》。 　　⑥　《唐书》卷一四七，《李叔明传》。 　　⑦　《唐会要》卷四十七。 　　①　《韩昌黎集·原人》。 　　统的伦理仁义道德。在论及人道时，强调"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目的在于排斥佛、老，把夷狄与禽兽同列。当然，他所说的"道"与佛老所谓的"道"有本质的区别，"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而佛教之道，也是"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②。在他看来，社会上的文化、政治、经济、伦理等一切封建秩序，皆是仁义的体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③而道家的"剖斗折衡"，佛教的"灭其天常"，则都与"先王之道"的伦理传统和封建纲常不相吻合，因而必须加以排斥。为了使儒学能与佛道相抗衡，韩愈还虚构了一个儒家"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入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④儒家的道统之端上溯至尧，在时间上要早于佛道之祖，因而也较佛道更显得具有正统的权威性。韩愈苦心编造儒家的道统，把儒家思想的发展系统化、谱系化，试图使儒家思想通向宗教信仰主义，成为一种代替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元和十四年（公元819　年），唐宪宗媚迎佛骨。对此，韩愈上表，痛斥佛教，指出："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①这篇反佛檄文，触怒了佛教僧侣，也触怒了佞佛媚佛的宪宗皇帝，因之险些被判处死刑，经说情才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之后，其学生李翱继续反对佛教，为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积极努力。他写《复性书》，自称是"开诚明之源"②，提倡《中庸》思想，抵制佛教思想的流布。 　　总之，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斗争异常激烈，表现为佛道的冲突、儒道与佛的冲突、儒与佛道的冲突和儒道的冲突，其中以佛道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 　　②　《韩昌黎集·原道》。 　　③　《韩昌黎集·原道》。 　　①　《韩昌黎集》卷三十九，《谏迎佛骨表》。 　　②　《李文公集·复性书》。 　　（三）三教融合与三教兼修儒、释、道三教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同时也有相互吸收的一面。就思想而言，隋朝与唐初就有三教融合的趋势，但更多的是儒道与佛的冲突。中唐以后，统治者以调和三教矛盾为主要宗教政策，三教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便成了主流。当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指出："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也。"①名僧宗密更明确地说："然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励万行。。。三教皆可遵行。"②就连铁骨铮铮的儒学大家柳宗元也讲："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③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此时"三教谈论"还是唇枪舌战，充满火药味。到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唐德宗生辰庆贺，令儒官、僧侣和道士聚集一起"三教讲论"，但此后的三教讲论已今非昔比，完全是一派和风细雨，其乐融融的景象。据《南部新书》记载，三教讲论的格式成了"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这种格式反映了三教调和、相互吸收的情况。 　　佛道冲突最为激烈，但二者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也显而易见。道教在北周灭佛时，就借机偷取了大批佛教典籍，改头换面后竟成了道家经籍。道家理论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吸收和融合佛学思想的结果。如唐代著名道士王玄览著《玄珠录》阐发道家理论，上称："道中有众生，众生中有道，所以众生非是道，能修而得道；所以道非是众生，能应众生修。是故道即是众生，即众生是道，起即一时起，忘即一时忘，。。道与众生互相因，若有众生即有道，众生既无道亦无，众生与道而同彼，众生与道而俱顺。"④他不仅采取了大量的佛学概念，如"众生"、"圆通"、"诸法"、"性空"等，而且在表述方法上也受到了佛学讲经的影响，特别是吸收佛教大乘有和法相宗的思想非常明显。成玄英的"重玄"论在唐代道教界影响甚广，在思想的精密程度上也较之唐前的道教理论更加发展了，但他的道教理论的建设，也是参照佛教理论而建的。唐末五代的著名道士杜光庭更是把三教融合纳入自己道家思想之中，他在注解《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时写道："道本包于元炁，元炁分为二仪，二仪分为三才，三才分为五行，五行化生万物。"修道之人都要"因元气而成"，其方法是"安神去欲"、"保守三元"。结论当然只能是三教无别。他说："凡学仙之士，若悟真理，则不以西竺东土，为名分别，六合之内，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亦不以至道为尊，亦不以象教为异，亦不以儒宗为别也。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杜光庭的清净之道，可以说是道教融合佛儒的典型代表。另外，唐代道士李筌，把道家的无欲无为改装成"治国修身平天下"的统治术，曰："夫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制人之术， 　　①　《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七。 　　②　《华严原人道》。 　　③　《柳河东集·送僧浩初序》。 　　④　《玄珠录》卷上。 　　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以所长，蔽己之所短"。①儒家传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及封建王权至上的观点，李筌几乎全部照搬，成了道家的思想内容。佛教融合道教思想和养生方法的，较著名的有天台宗吸收道教的服丹成仙思想和密宗对道教教义的糅合。天台宗有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这与道教的养生方法非常接近。智f　曾说："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等六种气？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颂曰：心配属呵肾属吹，脾呼肺呬圣皆知，肝藏热来嘘字至，三焦垂处但言嘻。"②佛家的这种坐禅调息，几乎是道家静坐炼气之养生方法的翻版。湛然更进一步，把道家的服丹成仙思想拿来为佛家所用，他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太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①道士以炼丹求长生，而佛徒也大谈炼丹了。至于密宗，更是明显受道教影响。密宗称人身三部24　位，各有神守护，这是对道家经典《黄庭经》的抄袭。密宗的"五轮观"，称脐下是生身释迦如来，胸至咽系无量诸菩萨所居。道教崇奉北斗星，称北方玄武真君，脚踏龟蛇，密宗改称北斗星为妙见菩萨，也足踏龟蛇。在密宗经典中还有青龙、白虎、本命神和泰山府君、司命、司禄等大小神祇，这些都是从道教中舶来的。 　　佛教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儒学对其的挑战和责难，道教攻击佛教也多以儒学为依据，因而佛教受儒学的影响要比受道教的影响更为深广。儒家以孝道为重，认为孝是"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是德之本"。②千数年来，孝道而深入人心，不可动摇。所以佛教徒不得不让步，也开始讲孝道。法琳作《辩正论》痛斥道教，对儒家也有微词，但还得表扬释迦舁父尸是孝子，说"孝敬表仪，兹亦备矣"。高僧宗密也说："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这话出自佛教徒之口，几乎与儒生无二。唐后期禅宗南派兴起，这更是一个调和儒佛的宗派，十分适合士大夫的口味。禅宗发展到后期，由怀海设戒律予以收敛僧侣的恣意妄为，但怀海的戒律已全无原来天竺式戒律的味道，向儒家迈进了一大步。他的《百丈清规》以儒家忠孝为核心，用儒家宗法制度来重新组织寺院的秩序，清规前四章是祝厘、报恩、报本、尊祖，谈的完全是儒家的忠和孝。难怪柳宗元《百丈碑铭》曰："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称赞《百丈清规》合乎儒家的礼法。禅宗的兴起，是以世俗化为主线的，因此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蜕化僧，有孝僧以孝道著称，有诗僧作诗求名等等。作诗本是唐代文人儒士求取功名的手段，而禅僧也有许多作诗弄画，甚至也和儒生求举一样，奔走于公卿之门，求取仕途发达，修禅习法反倒不甚重要了。 　　唐代儒学衰微，佛教思想的繁荣几乎压倒了儒学的光芒。因此，儒学寻求发展的道路，必然以借鉴佛学为前提。韩愈以抨击佛老、重振儒学为己任，但他的"道统说"却明显渊自佛教的"祖统"，而他的儒学思想也掺杂了不少佛学的成分，如佛学的"真如"、"佛性"对其就有较大的影响。李翱著 　　①　《阴符经疏》。 　　②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杂说》。 　　①　《止观辅行传弘诀》。 　　②　《孝经》。 　　《复性书》的目的是排斥佛教，提倡中庸，但他的性善情恶论，无疑是佛性论的产物。他称："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情不作，性斯充矣。"①就是说，凡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是因善的本性被邪妄的情所迷惑的缘故，所以主张去情复性，只有"寂然不动"，才能复其本然之性。佛教把"清净"看作人的本性，主张消灭人欲，以恢复清净本性。李翱的性善情邪论亦是如此。 　　道教以其神仙方术为主要内容，理论建树较少。儒家以封建宗法为基础，其学经历代沿承、发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所以，儒家受道教的影响较小。儒家重伦理，而对宇宙生成之类向被轻视，但唐代的儒学，融合道教的宇宙论和万物生成论，是儒家吸收道教文化的一个表现。如柳宗元的《天说》，刘禹锡的《天论》等，对宇宙万物的生成，作了一系列论述。 　　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果，使得三教的界限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相互对峙了。于是产生了一批三教兼修的人。如唐朝太常卿韦渠牟，他初读儒书，博览经史，后做道士，又做和尚，自称尘外人，或称遗名子。唐德宗时，他参加三教会讲，口才便捷，贯通三教，很得皇帝的赞赏。又如宰相韦处厚，既服儒教，也习空门，被称为"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禅宗兴起后，一大批仕途不济的儒生遁入空门，作了禅僧。这些人既儒也禅，既出家又不像出家的样，是一批儒释兼修的人物。与此同时，民间也养成了三教兼修之风，在家讲忠孝，习儒；得疾趋道观，习道；有灾奔寺庙，祈佛。这股三教兼习之风，对华夏民族的民间宗教信仰，有着深远的影响。 　　①　《李文公集·复性书上》。 　　四、佛教的繁荣与中国化（一）隋唐君王的狂热崇佛隋唐时代，中国封建社会步入了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隆盛阶段。从中国佛教发展史来看，隋唐佛教具有承先启后的特征，南北朝佛教，是为隋唐佛教作准备，宋以后的佛教，可以看作是隋唐佛教的余绪。这种情形，恰巧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兴衰命运相吻合。用唯物史观观之，这种吻合绝非历史的偶遇，而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说明中国佛教的繁荣，始终建立于封建经济的繁荣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①尽管宗教的兴起总是与社会的苦难背景相关联，但宗教的真正繁荣也不可能脱离开强大的物质基础。 　　隋唐佛教的隆盛，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隋唐君王的狂热崇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佛教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隋唐时代，佛教管理体制的完善、寺院经济的发展以及佛教经籍的翻译与编录，无不与君王的狂热崇佛具有直接的联系。 　　隋唐两代，君王大多崇佛，甚至佞佛。其中有个别皇帝并非真正信仰佛教，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佛教的大力扶植和积极利用。 　　据史书记载，隋朝第一个皇帝文帝杨坚出生于尼姑庵中，并由尼姑智仟仙扶养长大，在庵中度过了13　年。《隋书》记云："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①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及《续高僧传》（卷二六）同样有所记载。由于隋文帝少时受佛教环境的熏陶，所以他信佛甚笃，推崇备至。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公元574　年）大肆灭佛，至隋朝，佛教方由衰而盛，这的确有赖于隋文帝崇拜佛法。隋文帝即位之年（公元581　年），即奖挹佛法，普诏天下，按人头出钱出物，营造经像。《龙藏寺碑》记录："往者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大隋。。上应帝命，下顺民心。。。澍兹法雨，使润道身。烧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一之果，建取胜之幢。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②隋文帝大兴佛法，主要表现为广建寺塔、广度僧尼、大写佛经、广交僧侣、大作佛事等五个方面。仁寿年间，文帝三次下诏，在全国113　个州，共建舍利塔113　座。从隋代开元之初，至仁寿之末，短短23　年，"所度僧尼，二十三万人"。①这个数字相对于当时国家只有几千万的人口总数而言，已实属可观了。隋代之前，佛教典籍已汗牛充栋，隋文帝下令甄别真伪，刊定正本，法琳的《辩正论》里详载： 　　①　《马克思致阿·卢格》，《马恩全集》第27　卷，第436　页。 　　①　《隋书》卷一《帝纪·高祖上》。 　　②　《金石萃编》卷三十八。 　　①　《大正藏》卷五十二，509　页。 　　"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凡写经论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②《隋书》也有记载："。。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竟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③隋文帝不惜工本，大写佛经，以至于流传于民间的佛经远远超出了儒家的六经。可见，佛教从隋文帝始，其社会地位已高居儒、道之上，成为隋王朝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另外，隋文帝笼络和尚、广交僧侣、广作佛事的情况，也是相当突出的。据《续高僧传》记载："释法论，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荆州天皇寺。博通内外，词理锋挺。。。文帝时幸仁寿，论往谒见，特蒙接对，躬身展礼。帝美其清悟，为设净馔于大宝殿。论即坐上诗，叙谈帝德。高祖重加叹赏。"④为了表示对佛教的崇尚，隋文帝大行布施，一掷千金，并受戒、释囚，禁毁佛像，令史臣王勋为尼作传。关于隋文帝重金布施之事，《续高僧传》卷一七《昙崇传》有记载："开皇之初，敕送：绢一万四千匹，布五千端，绵一千屯，绫二百匹，锦二十张；五色上米，前后千石。"①隋炀帝杨广阴狠险毒，用轼父屠兄的手段而得皇位。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荒暴君，居然与其父隋文帝一样推崇佛法。开皇十一年（公元591　年）杨广还是晋王，任扬州总管，他将智f　和尚召到总管驻节之地，设"千僧斋"，受"菩萨戒"，并撰《受菩萨戒文》，被智f　恭维为"总持菩萨"。受"菩萨戒"后不久，他又写过一篇《宝台经藏愿文》，极尽虔诚之事。杨广称帝之后，钦令大兴佛教，造寺，治经，铸像，度僧。法琳《辩正论》卷三记载："大业元年（605　年），为文皇帝造西禅寺，式规大壮，备准宏模。。。又于高阳造隆圣寺。 　　又于道场设无遮大会，度清信士女百二十人。奉为文皇帝敬造金铜释迦坐像一躯，七尺二寸。。。又于并州造弘善寺。傍龙山作弥陀坐像，高一百三十尺。扬州造慧日道场；京师造清禅寺、日严寺、香台寺。又九宫为九寺，于泰陵、庄陵二所，并各造寺。 　　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 　　修治故像一十万一千躯；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 　　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②隋炀帝或在两都，或巡游南北，常常将一群僧、尼、道士、道姑陪其左右。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正月二十八日，隋炀帝下《行道、度僧天下敕》，上云：②　《大正藏》卷五十二，509　页。 　　③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 　　④　《大正藏》卷五十，500　页。 　　①　《大正藏》卷五十，568　页。 　　②　《大正藏》卷五十二，509　页。 　　"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贤圣：。。谨于率土之内，建立胜缘，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并为一切：上及有顶，下至无间，蝖飞蠕动，预禀识性，无始恶业，今生罪垢，藉此善缘，皆得清净。三涂地狱，六趣怨亲，同至菩提，一时作佛。"①俨然一副从头"佛化"到脚的模样。 　　唐太宗李世民少时有疾，其父李渊到寺院祈祷菩萨保佑，病愈后造一尊石佛像供养寺内，以示"还愿"。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李家父子太原起兵时，曾在兴国寺门外以"兴国"两字大作文章，意指菩萨暗示李家起兵可得天下。李世民继位后，虽口称唯好孔孟尧舜，"朕于佛教，非意所遵"。②实际上，却对佛教表现了异常的热心。他佯托为报"母恩"，舍宫为寺，大行布施。史料记载，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下诏："朕丕承大宝，奄宅域中；。。永怀慈训，欲报无从，静言因果，思凭冥福。通义宫皇家旧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敬僧灵祐，宜舍为尼寺，仍以兴圣为名。"③"欲报靡因，唯资冥助。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倘至诚有感，冀销过去之愆；为善有因，庶获后缘之庆。"④隋末农民大起义使部分寺院毁损，僧尼减少。唐太宗以微不足道的小事作借口，两度下诏，要全国各地普度僧尼。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闰十一月，唐太宗下了一道《为殒身戎阵者立寺刹诏》，要在当年各战阵之处，广修寺庙，以"超度"阵亡者。唐太宗还专门下敕，颁发《佛遗教经》，发至京官、州官人手一册，用以监督僧尼遵行经中规定。敕文曰："往者，如来灭后，以末代浇浮，付嘱国王、大臣，扩持佛法。。。《遗教经》者，是佛临涅槃所说，诫劝弟子，甚为详细，末俗缁素，并不崇奉。大道将隐，微言且绝，永怀圣教，用思宏阐。宜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在施行。所须纸、笔、墨等，有司准给。其官宦五品已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①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春，潜出国境去西域学佛的玄奘载誉而归，唐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令，倾城轰动。玄奘到长安后，在唐太宗的直接扶植下，设立译场讲坛，集中沙门精学分子，创立法相唯识一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唐太宗宿疾日见好转，认定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于是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②当时，"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③成为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太宗饵长生之药得暴疾而崩。卒前，仍 　　①　《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启福篇》；《大正藏》卷五十二，卷三十八。②　唐太宗：《贬有瑀手诏》，《全唐文》卷十。 　　③　唐太宗：《舍旧宅造兴圣寺诏》，《全唐文》卷九。 　　④　唐太宗：《为太穆皇后追福手疏》；《全唐文》卷十。 　　①　唐太宗：《佛遗教经施行教》，《全唐文》卷九。 　　②　唐太宗：《诸州寺度僧诏》，《全唐文》卷八。 　　③　唐慧立、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大正藏》卷五十，页259。向玄奘询问佛教因果报应之说，甚为信纳。 　　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垂拱四年（公元688　年），武氏两次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①"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暗示武氏作天子乃佛的意志，为武氏登基广造舆论。载初元年（公元689　年），沙门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称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应在当今的武则天。于是，武氏"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②并于当年正式称帝。长寿二年（公元693　年），印僧菩提流志译出《宝雨经》十卷，此为第三次翻译，新增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③等内容。这段伪造的经文，正中武则天之意，译者大受赏赐。 　　武则天差人去于阗取回梵本《华严经》80　卷，召译者实叉难陀进京。武则天亲自组织这部经卷的翻译，由于阗僧人实叉难陀任主译，菩提流志、义净等人助译，从证圣元年（公元695　年）到圣历二年（公元699　年）十月，历经四载，于洛阳大遍空寺将这部恢宏佛典翻译出来。女皇亲受笔削，并制序文。这部佛典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 　　长安中（公元701-704　年），武则天将知名禅僧神秀请至京师。神秀"肩舆上殿"，女皇"亲加跪礼，时时问道"。④武则天派人邀"禅宗六祖"慧能进京，未逞，竟将慧能的"得法袈裟"弄到长安，"供养"于宫中道场。可见武氏信佛崇法之甚。 　　长安四年（公元704　年）四月，武则天决定在洛阳城北邙山的白司马陂铸造特大佛像，并向僧尼摊派，让全国的僧尼每人每天出一文钱。至冬日，大像铸成，女皇亲"率百僚礼祀"。⑤女皇如此佞佛、媚佛，以致武周之世，"公私田宅，多为僧有！"①"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②唐玄宗尊崇道教，是有名的道教君主，在位前期曾对佛教有所限制，后有所变。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他亲自为《金刚经》作注，并颁布天下。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玄宗给予厚礼殊荣，为密宗一派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宪宗更是狂崇佛教，迎佛骨便是突出的表现。据传，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中有佛的"指骨"。元和十三年（公元818　年）十二月，宪宗派遣太监率领大群和尚"奉迎"佛骨，第二年正月迎至京师长安。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往各寺礼敬，再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两《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载："王公、士庶，竞相舍施，惟恐弗及！百姓有破产充施者，有烧顶、 　　①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 　　③　唐译《宝雨经》卷一，《大正藏》卷十六，284　页。 　　④　宋《高僧传》卷八《神秀传》，《大正藏》卷五十，75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唐纪》。 　　②　《新唐书》卷一二五《苏环传》。 　　灼臂而求供养者！"③宪宗以后，唐穆宗、敬宗、文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皆崇尚佛教，或斋僧万众，或敕街建寺，或广度僧尼。。，无不热衷于佛事。 　　据上罗列种种，可以看出隋唐君王大多推崇佛教，甚至佞佛媚佛。其中各自对佛教的态度和崇佛的原因略有出入。比如，唐太宗晚年以前，一直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因为道教创始人姓李，与唐代皇姓一致，太宗自以为皇家李姓是道教李老君之后裔，"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④武则天举佛抑道，却另有政治原因。因为武氏直接面对的政敌是唐李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她需要制造舆论，其中抑道扬佛，是为贬黜李氏宗系的重要措施。尽管隋唐君王崇佛的原因有细微的差别，但共性是主要的。列宁曾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①君王扶植佛教，原因在于利用佛教，他们看准的正是僧侣阶层不可低估的"牧师职能"。隋文帝对灵藏和尚说过一句话："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②意思清楚了然：皇帝用暴力"禁人为恶"，防止人民犯上；僧侣帮其"度人为善"，让人民自觉地放弃暴力，冀存来世。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目的，就在于此。至于君王个人的真正宗教信仰，反到降至次要地位，显得不怎么重要了。 　　③　《两唐书·宪宗记》。《资治通鉴》卷二四○《唐纪》。 　　④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　卷，第638　页。 　　②　《续高僧传》卷二十一《灵藏传》，《大正藏》卷五十，610　页。 　　（二）寺院经济的发展与会昌灭佛1。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经济的初兴，约在南北朝时代，隋朝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唐朝推至发达。 　　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公元435　年），丹阳尹肖摹之上言："佛教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计。。。而自顷世以来，。。更以奢竞为重，。。各造新构，以相跨尚，甲地、显宅，于兹、显宅，于兹殊尽！竹林、铜丝，靡损无极！"①好地好宅都被寺院占有，林竹铜丝也被僧人耗尽，可见寺院经济已经形成了。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和平初，。。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②百姓每年交纳"六十斛"的粟谷给寺院，方能成为"僧祇户"。重罪犯和官奴，不但要"岁兼营田、输粟"，还得承担打扫寺院等杂役。可见北魏时期的僧人已经过上了不劳而获的盘剥生活。 　　隋代寺院经济的情况，目前尚缺乏系统的资料，但从一些零散的记载来看，寺院经济已是相当雄厚了。 　　据《续高僧传·慧胄传》记载："释慧胄，。。后往京邑清禅寺。。。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③慧胄住持的清禅寺内，有殿堂，有竹林，有树木，有水田，有旱地，粮食充盈，连长安官僚富豪也不可与清禅寺相比。显然，这所寺院已经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僧侣地主庄园了。 　　据《续高僧传·昙崇传》记载："释昙崇，。。晋王前后送户七十余，水矻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业。"①当时作晋王的杨广仅送给昙崇的佃户和寺奴就多达七十多户。 　　可以想见，像上述这种僧侣地主庄园，一定不会是小数目。 　　唐初，开始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②国家正式承认了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的一种成分，寺院的免役免赋等特权也保留下来，所以寺院经济急剧膨胀，人口大量涌入佛门。 　　寺院经济主要是以田产为主，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朝廷的敕赐。 　　在唐代，"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 　　①　《大正藏》卷五十二，69　页。 　　②　《魏书》卷一一四，3037　页。 　　③　《大正藏》卷五十，697　页。 　　①　《大正藏》卷五十，697　页。 　　②　《大唐六典·户部》。 　　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③唐高宗赐予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④。山西玄中寺从北魏孝文帝至唐宪宗时，受赐庄田遍及150多里。二是官僚豪富的捐献，或是他们自带部分田产设置寺院，招集僧徒，耕种土地。一些公主、后妃、宦官、贵戚，为了在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的斗争中保住自身或私家财产，变相地把田产转移到寺院。史载唐"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⑤，甚至连诗人王维，也将辋川"别业"舍为清源寺，草堂精舍，竹林果园齐备。因此，时人有这样的议论："沙门盛洙泗之众，精舍丽王侯之居。既营之于爽垲，又资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拟甲第而当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之以田庐。"⑥三是僧侣地主的购置与巧取豪夺。如僧人慧范交通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恃太平公主势，逼夺民产"①，以致于蓄资高达千万。除上述三点以外，城市寺院还兼有经营活动，也有残酷的盘剥行为。有的经营工商杂业，有的开当铺，更多的用放高利贷剥削，即所谓的"长生库"或"无尽藏"，索取的利率竟高达月利20％②。 　　这种由政治庇护，靠财经资助，有独立经营权利的寺院，其经济在唐代空前发达起来。寺院兼并巨户，越州跨府，营造各种庄园。唐睿宗为昭成皇后追福，改建洛阳景云寺为昭成寺，此寺于河阴（今河南荣阳与武陟之间）置有"僧朗谷果园庄"，从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到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　年）的41　年中，施地和买地兼并周围土地1791.5　亩。浙江天童寺有亩13000　亩，跨三都五县，有庄36　所。据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载，山东长白山醴泉寺有庄园15　所。广东的南华禅也有山田千顷。寺院经济的发达，产生了一批僧侣巨富，如："释圆观。。居于洛宅，率性疏简。。而好治生，获园田之利，时谓之'空门猗顿'也！"③辛替否在描述唐睿宗时佛寺占有社会财富的情况时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④所谓"比置庄田，恣行吞并"，成为唐代特有的寺院经济格局，以致出现了"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的局面。 　　与国立寺院相区别，唐代还有另一种寺院，即居民集资和僧人自建的简陋寺院。这种寺院大多地处山野偏僻之地，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其成员多由各色逃亡的流民组成，寺院的数量大大超过国立寺院，经济情况也与官寺迥然不同。其中以禅寺为代表。唐代安史之乱后，禅寺发达迅猛，终于形成了可以为国家承认和保护的另一类寺院经济体制，即禅林经济或农禅经济。庄园式的大寺院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寺院经济的日益庞大，佛教僧侣迫切需要采取宗派的形式来加强本集团的组织，以维护既得的经济权益和相应的社会地位。这就自然地发生了经济庙产的继承权问题，自发地形成了传法继承关系。另外，寺院经济的强③　《法苑珠林》卷七七。 　　④　《全唐文》卷二五七。净人：寺奴。 　　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⑥　《广弘明集》卷十五《内德篇·辨惑》。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②　参见《敦煌资料》第1　辑，《唐大历十六年举钱残契四件》之一。 　　③　《宋高僧传·释圆观传》。猗顿为春秋时鲁国的巨富。 　　④　《旧唐书·辛替否传》。 　　大支持，为创造发达的宗教哲学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和学术气氛，并使这种学术水平持续下去，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培养出一大批有学问的僧俗弟子，组成比较稳固的、有独立性格的教团。独立的寺院经济为释门大师们独立地发挥佛教理论、制定独特的宗教规范制度、据有特定的势力范围，提供了物质基础。 　　2。会昌灭佛唐武宗李炎（在位时间：公元841-846　年），是有唐一代20　个皇帝中唯一的一个坚决反佛的君王。武宗反佛，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政治原因，此为主因。隋唐佛教势力和寺院经济的急剧膨胀，扩大和激化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造成了社会上反佛意识的高涨。唐宪宗媚迎佛骨，煽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痛感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的削弱与佛教的隆盛、儒学的衰微有关，写《原道》、《原性》、《原人》等文，大力扶植名教（儒教），排斥佛、老。宪宗后朝政治腐败，朋党争戈，国势日衰，而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负担。所以，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教书中说："泊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女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致也。"①这说明佛教势力膨胀，不但搞得民力不足，物力凋衰，也已构成了威胁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地主的利益。所以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②的事情。 　　其二，个人的原因，此为辅因。武宗幻想"长生"而偏信道教，对佛教一向没有好感，加之赵归真、刘玄静等道士从旁攻击佛教，这就更加重了武宗对佛教的厌恶。 　　会昌二年（公元842　年），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徭役"。③会昌四年（公元844　年）七月，武宗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寺庙）、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 　　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武宗分三步灭佛，灭佛运动达到高潮。第一步，于四月敕祠部检括天下佛寺、僧尼的数字，为灭佛作准备。当时全国共有大、中寺院4600　所，小的庙宇40000　所；僧尼总数26　万多。第二步，于七月下敕并省天下佛寺。敕令：两都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30　人。上都（长安）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其节度、观察 　　①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 　　②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 　　③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 　　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寺二所，分三等：上等留僧20　人，中等留10　人，下等5　人。其余僧尼，一律还俗。接着又下诏：东都（洛阳）止留僧20　人，所留僧尼，皆隶属主客，不隶属祠部。所有非保留的大小寺院，一概限期拆除。被拆寺院的财产，一律没收充公。所有废寺的铜像、磬、钟，统统销毁，用于铸币。所有铁像，交给本州，铸做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其衣冠士庶之家所有的金、银、铜、铁像，敕出后限于一月之内，一律缴官。如有违反，由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第三步，于八月下诏宣布废佛结果，并"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这次灭佛运动，共"拆寺4600　余所，还俗僧尼260500　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4　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　万人。"①从武宗对于金属佛像、法器的处理措施以及解放寺院奴婢归桑、僧侣还俗归田等措施来看，会昌灭佛运动确实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增加国家的财政实力。 　　从会昌灭佛的结果看，全国所剩寺院已存无几，僧侣也寥若晨星。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在削弱佛教的势力和影响等方面，意义也是巨大的。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被毁，经籍散佚，佛像被销，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中国佛教从隆盛走入了衰弱时期。这场灭佛运动，虽然就其性质而言，仍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但其所产生的结果，却对于人民群众是有利的。 　　①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 　　（三）佛教经籍的翻译与编录1。佛教经籍的翻译从东汉以后，东西方佛教信徒来往不绝。他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翻译经籍。因为翻译佛教经籍，既是传播佛教的手段，又是佛教扎根于中国的前提。只有翻译经籍，才能宏扬教义。 　　根据梁启超的观点，翻译经籍的时代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自东汉至西晋为第一期；东晋及南北朝为第二期，南北朝迄隋为第二期之后段；自唐贞观至贞元为翻译事业的第三期。我国确凿可考的第一部汉译佛典为安世高译《明度五十校计经》，时间是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　年）。继而有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竺法护等人。他们都是西域或印度人，不娴汉语，对佛教义理也了解有限，译义自然粗陋些。但毕竟开中国佛教史上译籍之先河。 　　经籍之译者，大别分两类：一是西方来华的僧侣，上列安世高、支谦、支娄迦谶等，就属此类；二是由中国西行的僧侣，如三国时的朱士行，东晋时的法显，唐时的玄奘等，皆名声甚著。 　　译经的方式前后不同，体现了译经方式逐步提高的过程。早期佛典翻译，主要是第一类译者完成，没有梵本，全靠口传，互相揣摸，由华人"笔受"为文字。时至六朝，南北统治者大建译场，原魏洛阳永宁寺、姚秦长安逍遥园、西凉凉州闲豫宫、刘宋建业道场寺、庐山般若台，皆为当时译业的中心。译场规模宏大，人数众多，少则数百人，多达二、三千人。其中有较严密的分工，有译主、诵出、笔受、润色、正义、考证、对校等项，翻译水平较高。这一时期对译籍贡献最大、最有成就者，当推龟兹人鸠摩罗什（公元343-413　年）。这位西域著名的学僧，从姚秦弘始三年（公元401　年）至其卒年，十二年间，主持了长安逍遥译场，先后译出或重译了小品《般若》、《法华》、《维摩》、《阿弥陀》等重要大乘经典，系统翻译了龙树、提婆中观学派的主要著作《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百论》等。罗什的译业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译文精美，兼顾文质，信、达双得。僧肇曾赞赏曰："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旨，于兹显然。"①赞宁称什译《法华经》"有天然西域之语趣。"②罗什以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译师，高水平地翻了大量佛籍。代表人物有昙无谶、求那跋陀罗、佛陀跋陀罗、真谛等。鸠摩罗什以前称"古译"，什译以后为"旧译"。 　　到了隋代，国家专设经院，译场的组织系统也日趋完备，已开始讨论翻译的律例问题了。隋初僧人彦琮在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的基础工，总结历史的译经情况，提出"十条"、"八备"的新要求，认为把译籍事业同译者个人的道德素质、理解水平和汉梵文字能统一起来，才有可能出现完善的译文。他撰著《辩正论》以垂翻译之式。彦琮提出的译才八备是指：（1）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3）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若闇滞；（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5）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 　　①　《译维摩经序》；《出三藏记集》第八卷。 　　②　《宋高僧传》第三卷。 　　利，不欲高炫；（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①隋朝的译馆，主要有两所，一个是长安大兴善寺，一个是洛阳上林园。 　　隋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齐僧宝暹、道邃、智周、僧威等十人携带梵本经籍汇聚长安，文帝在大兴善寺开设译馆，广召中外义学僧人，下诏翻译佛籍。当时，北印度名僧阇那崛多为译馆译主，高僧彦琮、明穆等饱学之士担纲校勘，整理文义，共译出佛籍200　卷。洛阳上林园是隋炀帝设置的翻经馆，达摩笈多任译主，共译出七部佛典。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中印度僧人波颇（亦名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携带梵本佛经来到长安。太宗下诏于兴善寺设立译场，规模宏大，并搜求高僧名士法琳、慧颐、慧净等19　人加盟译场，由波颇担任译主，共译出龙树《般若灯论释》、无著《大乘庄严经论》等籍。 　　在佛籍翻译史上取得最高成就者，当推玄奘大师。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局面，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创造了总结性的成绩。在他之前，主要译师都是西域人或印度人，玄奘是第一位精通印度诸种方言的中国大译师。从他西行归国至其逝世的19　年间，共译出经籍75　部1335　卷，约占现存九百年译籍总量的四分之一。玄奘译经主要在长安慈恩寺、弘福寺译场进场，太宗曾令宰相房玄龄监理，参与者皆是一世大德之辈。玄奘的佛学造诣全面而精深，又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和汉文水平，加之一流大才相辅，所以他的译文凝炼而精美，既保持了原本的文采风貌，又显示出汉文的典雅明畅，可谓千古独步。正如赞宁所说，第二期的译经"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到了第三期则"印印皆同，声声不别"。①玄奘对翻译律例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则，规定凡汉文中无可对应和佛教特用的词，只音译而不意译，以避免望文生义，曲解典籍。玄奘译文在译经史上区别于旧译称为"新译"。 　　与玄奘先后同时译经的僧人有那提、无极高、日照、慧智等。玄奘之后，僧人译经之最有名的，当数义净和不空二人。义净共译出56　部230　卷经籍，不空共译出77　部120　卷。不空以后，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落下去。宋代朝廷仍相沿设翻经院，但已无重要业绩可言了。 　　中国的佛典汉译工作，在宗教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是应当大书特书的盛事。在翻译佛典过程中，除了所译典籍本身包含的学术价值外，还附带作出了多方面成绩：（1）总结了较系统的翻译理论，在翻译史上很有价值。如，译文的忠实性、表达上信与达的关系、外来语音译原则、译者个人修养等。（2）输入了外来语文成分，进而形成了一种既保持外来语文风格又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华梵结合、韵散结合、雅俗相兼的新文体，对中国语文产生了一定影响。 　　2。佛教经籍的编录与佛教经籍翻译工作遥相呼应的是佛教经籍的编录。编录主要包含注疏、论著、篡集、史地编著、目录等内容。 　　①　参见《续高僧传》第二卷。 　　①　《宋高僧传》第三卷。 　　隋唐佛籍的注疏，非常丰富，也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翻译经典盛行，研究义理也更为深广，注疏家可糅合百家之言，注疏自然恢宏，如澄观之《华严疏》六十卷，《演义抄》九十卷，礼宗《涅槃注》八十卷，明隐《华严论》六百卷等。注疏也常有重叠的情况，如《成唯识论》有《述记》，有《了义灯》，有《演秘》。另外，同宗同派的佛教经籍之注疏也各分门户，如《四分律》有法励、怀素之疏，《唯识论》有窥基、圆测之记，等等。大量佛籍注疏的出现，成了研究佛教各宗各派本末支流的主要书籍和资料。 　　论著是高僧名师个人宗教思想的自由发挥，以及一些重要宗教问题的讨论。论著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通论，标本宗义，自立法门。隋唐各宗均有根本性质的论著，后人叠加疏释，便成了某一宗章疏的主体。华严宗有法藏的《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和宗密的《原人论》，天台宗有智f　的大、小《止观》、《四教义》，净土宗有道绰的《安乐集》，禅宗有《六祖坛经》，三阶教有《三阶集录》。二是专论，就宗教特殊问题加以研求而形成的。如，法上的《佛性论》二卷，灵一的《法性论》，灵裕的《因果论》二卷、《译经体式》一卷，彦琮的《辩正论》一卷、《唱导法》、《辩教论》、《福田论》，以及其他僧人的《通命论》、《形神不灭论》、《礼佛仪式》、《破邪论》等等，不胜枚举。专论的议题比较宽泛，涉及佛性、因果、形神、翻译、僧伽、仪式诸问题。 　　纂集是对浩如烟海的佛典所进行的整理和归纳。纂集也分为两类：一是"合经"，就是把同本异译的典籍会列在一起，以见源委。隋文帝开皇年间就合四家《大集经》成六十卷。二是"法苑"，或汇集佛典事理便于查找，如《法苑珠林》；或集中僧家撰述免于佚失，如《广弘明集》。隋唐纂集很多，具代表性的有：隋《内典文会集》、《晋城甘露》五百卷、《众经法式》十卷、《论场》三十一卷，唐《诸经要集》二十卷、《法苑珠林》百卷、《广弘明集》三十卷、《禅林要钞》三十卷，等等。 　　史地编著是对佛子、教史、高僧、宗派、名塔、显寺以及西域地理风土所作的传记。隋唐佛教的史地编著主要分为七类：一是释迦传记，如道宣的《释迦氏谱》；二是教史，如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十五卷、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三是僧传，如隋行矩《彦琮行记》、曹毗《真谛别传》，以及唐道基《靖嵩行状》、灌顶《智者大师别传》等；四是宗派史，如禅宗有《楞伽人法志》、《楞伽师资记》，密宗有《师资相承记》等；五是杂记，记述内容较杂，可记佛陀事迹，可记法王年代，可记求法传法，可记佛教戒规等，如圆照的《再修释迦牟尼佛法本记》、《三教法王存没年代本记》，以及其他的《法华传记》、《翻经杂记》、《西国付法传》、《百丈清规》等；六是名山名寺名塔传记，如《清凉山传》、《天台地志》、《南岳记》、《金陵塔寺记》等；七是西域地志，如《大隋西国传》、《天竺记》、《大唐西域记》等。 　　隋唐佛经目录之作，也非常丰富，代表作有隋《历代三宝记》十五卷、《众经目录》五卷、《宝台四法藏目录》百卷，唐《众经目录》五卷、《大唐内典录》十卷、《大唐东京大爱敬寺一切经论目录》五卷、《古今译经图记》四卷、《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开元释教录》二十卷等。 　　（四）隋代盛行的天台宗、三论宗与三阶教1。天下统一与天台宗的"止观双修" 　　南北朝时，中国呈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佛教也随之形成了南北异趣的局面。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南方佛教偏重义理，北方佛教注重修习禅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南北方不同的社会政治情况决定的，同时也是佛教自身在传播过程中分流发展的逻辑结果。 　　六朝末期，统治者无论南北，都过着奢靡腐化的生活。宫廷穷极奢侈，淫滥成风，百姓苛敛难承，人力耗竭。各少数民族伺机起兵，苗族称兵于豫州、襄州、荆州一带（今河南、河北一带），氐族称兵沙州（今四川昭化县西北）；封疆大吏也各自举起大旗，倒戈朝廷。南北朝的统治已走到穷途末路、大厦将倾的地步了。 　　中央力弱，地方称乱，于是给入朝辅政的外戚杨坚以壮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当时北周的皇帝静帝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孩童，尚不懂朝事为何物，于是杨坚便以外祖的资格，躲在皇帝的空名之下，拿镇压叛乱做口实，把北周的整个统治权逐步移到自己手里。随后，一面平定各地兵乱，一面镇压周室皇族的匡复运动，于大象三年（公元581　年）迫周禅位，隋室正式代周。至此，北周统治完结，隋朝开始。 　　隋文帝杨坚取周统治中原后，朝气甚盛，率兵于开皇七年（公元587　年），灭后梁，继而于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平陈，统一了中国，结束自西晋末以后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隋建立帝国，定都长安。其疆土之大，可以说是空前的：北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至且末（今新疆且末县），东、南两界都濒海，东西9300　里，南北14815　里，共有190　个郡，1255　个县。隋文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之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些广设粮仓、均田薄赋、开凿运河、发展交通等措施。 　　隋朝佛教宗派的形成是和当时我国从长期分裂到统一的政治局面直接联系的。隋帝国的统一政权，要求有相应统一的宗教。反过来，国家的统一，又促进了我国各地文化的交流，使过去南北方各有所偏重的佛教信仰得以互相融合。另外，隋代南北通航，使南北两地僧人往来空前便利，从而佛教界提倡修行与理论并重，"破斥南北，禅义均弘"①。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体现宗教上统一的新教派--天台宗，便在上述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天台宗有"东土九祖"的说法，推龙树为"初祖"，慧文为"二祖"，慧思是"三祖"。而天台宗真正的奠基者是智f　。 　　智f　（公元531-597　年），俗姓陈，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后迁往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县西北）落户。智f　曾到北方就学于慧旷禅师，后又到南方师事于慧思。他的佛学师承既更多地出于北方禅学，而其就学受业的环境又更多地属于南方的义理，这就使他有条件对北方禅学和南方的"般若"、"三论"的学说进行结合。所以他创立的天台宗融合了南北佛学的特点，成为足以与三论宗和早期禅宗并立的一种佛学体系。 　　天台宗的最高修养原则，是智f　提出的"止观双修"，这也是天台宗的核心思想。 　　①　《统纪》卷七。 　　"止"，梵文（音译为"奢摩他"），可译作"止寂"或"禅定"。"观"，梵文（音译为"毗钵舍那"），意为智Ssa a aa am thVip y na慧。智f　宣称："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籍。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以此推之，止观岂非泥洹大果之要门，行人修行之胜路，众德圆满之指归，无上极果之正体也。"①可以看出，智f　既注重禅定，又注重智慧，把二者结合起来，不许偏废其中任何一方，主张双修双得。他把止观比作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如果偏废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即堕邪倒"。这样，他既汲收了南"义"，又融汇进北"禅"，并把"止观双修"的原则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反映了南北朝佛教学风在隋统一中国后的新历史条件下的融合。 　　智f　关于"止观"的著作主要有四部：（1）《六妙门》（一名《不定止观》），一卷。（2）《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一名《音蒙止观》，又名《小止观》），一卷。（3）《释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十二卷。（4）《摩诃止观》（就是《大止观》，又名《圆顿止观》），二十卷。 　　在传统的佛教里，"止"是"止息散心"、"专一境性"的意思；"观"是"观想"，即直观、假想的意思。在天台宗里，止观的传统含义已经"天台化"了。请看智f　的解释："初缘实相，造境即中！。。法性常寂名止，寂而常照名观。虽言初后，无二无别。是名圆顿止观。"②"观亦三义：贯穿义，观达义，对不观观义。 　　。。中道之观，亦具三义：空于二边，即贯穿义；正入中道，即观达义；中道法性，即不观观义。"③用"贯穿"来解释"观"义，是智f　的独创，与传统的解释已相距甚远了。他还说："囊括始终，冠戴初后，意缓难见，今撮为五：谓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裂大网，归大处。"①这"五大"是天台宗"止观双修"学说的总纲。发大心是指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修大行是指牢强精进，行四种三昧；感大果是指不求梵天，梵天自应；裂大网是指融通经论，解结出笼；归大处是指豁然大朗，无碍自在。 　　在智f　的止观论中，先从分别名、色开始，把一切法（事物）归结为名、色两个范畴。名是指"心"或"心意识"，色是指存在着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事物。继而否定名和色的实在性，把名和色都说成是虚幻的假象，他们的本源是绝对的空寂本体，这个本体离名绝相，非一非二，不可捉摸，即为"心"。 　　①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大正藏》卷四十六，462　页。泥洹即"涅槃"的旧译。②　《摩诃止观》卷一上，《大正藏》卷四十六，1-　2　页。 　　③　《摩诃止观》卷一上，《大正藏》卷四十六，21-　25　页。 　　①　《摩诃止观》卷一上，《大正藏》卷四十六，3　页。 　　他说："一切诸法，虽复无量，然穷起本源，莫不皆从心意识造。"②因此，为了达到本体，只有通过心意识，而由心意达到本体，也就是"心"向它本源的复归，也就是本体自己和自己相结合。这种复归和结合的宗教修炼和宗教实践，就是天台宗教义中的"止观"。 　　因此，在智f　看来，由名、色的假立，进而通过禅定的修炼，认识到名、色皆空，从而直指"心源"，这一过程以"止观"为最重要的环节。天台宗的止观学说，一方面是修养"心识"，注重禅定修炼，另一方面又凭借"智慧"、"神解"达到对本体的"心源"、"真心"的忽然贯通，这就是"止观双修"。 　　智f　创立天台宗是出自北方禅学母体的，但他不限于传统的静坐默想，主张在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有"止"有"观"，使思想认识契合佛教教义的要求。这里已经渗入南方佛教"义理"的成分。而他为天台宗构造如此庞杂的佛教思想体系，一生讲解教义，这更能看出受南"义"的影响至深矣。 　　2。三论宗与空宗的中观思想三论宗因主要研习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而得名。又因着重阐扬"诸法性空"而称"法性宗"。 　　龙树是佛教大乘空宗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空宗鼻祖"，他的论著多以"一切皆空"思想为论述主题。以翻译经典著称的印度高僧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三年（公元401　年）到达长安，翻译和讲解佛教典籍达十多年，其中就有大乘空宗思想的代表经典《中论》四卷、《十二门论》一卷和《百论》二卷。由于罗什首次译出《三论》，为以后的三论宗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因此也可以说，罗什是三论宗思想上的奠基人。后经罗什的"上首弟子"僧肇等人的传播和研习，大乘空宗思想已在隋前的佛学界广为流布，许多僧侣都在研究和讲说《三论》思想。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是隋朝的吉藏。吉藏（公元549-623　年），安息人，移居海南，后又迁居金陵。少时出家，19　岁就开始讲经。与隋代及唐初的君王、权贵交纳颇深，初住会稽（今浙江绍兴）嘉祥寺，后应隋晋王杨广之请住扬州慧日寺，旋移居长安日严寺，创立三论学派。吉藏生于陈，创宗于隋，死于唐，身历三朝，名噪一时。他一生讲《三论》百余遍，著作《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三论玄义》等，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大乘空宗思想。 　　三论宗的核心内容就是空宗的中观思想。 　　空宗认为，世界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成，即"缘起"。离开缘起，没有事物独立的实体，即"性空"。任何事物都是"缘起"和"性空"的统一。《中论》称："以万法皆是因缘，无以自性；以无自性，是故不生。"①宇宙万有都是各种因缘合成的"假相"，没有实在的"自性"。吉藏进一步发展，云："以生死、涅槃、凡圣、解惑，皆是假名相待，无以自性，称为因②　《大正藏》卷四十六。 　　①　《中论》卷一《观因缘品》第一，《大正藏》卷三十，1　页。 　　缘。"②这不仅把"生死"、"凡"、"惑"说成"假名"，就连"涅槃"、"圣"、"解"都成了"因缘"而起的"假名"。可见，三论宗发挥了空宗的思想，把世界看成为纯而又纯的"空"了，否定世界的实在性更加彻底。然而，为什么世人会把世界万物看作是真实的呢？空宗佛学用"二谛"说解释这个问题："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于世间是实，诸圣贤真知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无生，于圣人是第一义谛，名为实。诸佛依是二谛，而为众生说法。若人不能为实分别二谛，则于甚深佛法，不知实义。"③这是说，凡夫俗子之所以把世界万有看作真实存在，是因为他们是在"颠倒"中认识一切，这是俗谛。圣贤则知道把世界看成"实有"的认识是颠倒的、错误的，而世界性"空"，这才是"第一义谛"，是"真理"，是"真实"。吉藏把空宗的"二谛"论抬得很高，说："十方诸佛，常依二谛说法，故众经不出二谛；众经既不出二谛，二谛若明，众经皆了也。"④各种宗派的说法，都超不出"二谛"这个范围，"二谛"说弄通了，众经也就搞明白了。看来，吉藏把"二谛"说抬到众经之宗的地步了。 　　空宗及三论宗讲"二谛"，只是一个过程，归根到底是讲"中观"。或者说，"二谛"说是"中观"思想的铺垫。 　　"通论《三论》，皆得显'中'。"①说明《三论》的核心思想和教义的归宿点就是"中观"。《中论》开宗明义的"八不"，讲的就是"中观"。 　　"不生亦不灭，不断也不常，不一亦不异，不来也不出。"②在三论宗看来，生与灭、一与异、断和常、来和去，这些都是"二谛"，讲"二谛"并不是抑俗扬真，而是"破二见"。吉藏的解释是："。。借有以出无，住世谛破无见；借无以出有，住第一义破有见。 　　故说二谛，破二见也。。。《中论·观四谛品》云：'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即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③就是说，真谛和俗谛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两方。由于真、俗二谛本身都不是"体"或"理"，它们都是"名相"，是用来表现本体的手段或方式，所以，为了表现本体，必须先"破二见"，不执著于俗谛，也不执著于真谛。 　　空宗的中观，是指"心"与"理"（本体）的合而为一，即主观的自我意识与绝对的本体合而为一。在吉藏看来，要由主体的自我意识达到本体，便要使"心""毕竟清净"，这就是"中观"，不偏废二谛的任何一方，又不执著任何一方。因为"苦正观不生。。则苦轮常运"，"正观若生。。则②　《中观论疏》卷一本，《大正藏》，卷四十二，5　页。 　　③　《中论》卷4《观四谛品》，《大正藏》卷三十，32　页。 　　④　《二谛义》卷上，《大正藏》卷四十五，78　页。 　　①　《二谛义》卷上，《大正藏》卷四十五，71　页。 　　②　《中论》卷一，《大正藏》卷三十，1　页。 　　③　《二谛义》卷上，《大正藏》卷四十五，82　页。 　　苦轮便坏"，是否中观，能否中观，是能否超脱轮回流转痛苦的根本，是能否成佛的关键。 　　《中论》开宗明义讲"八不"，讲的就是"中观"的表现形式，也是空宗及三论宗认为的成佛的唯一通道。中观思想既是空宗的宗教认识论，也可以看作是空宗的宗教实践观。 　　中观思想是折衷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混合物，由于空宗思想的出发点是"一切皆空"，中观思想最终也走进了虚无主义的泥潭。吉藏对中观思想进行了经院式的烦琐论证，但基本观点没有什么改变。 　　三论宗创于隋，兴于隋，吉藏以后便很快衰微下去。吉藏的弟子有慧远、智拔、智命、慧灌等。唐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朝鲜僧人慧灌将三论学说传至日本。后其弟子日本僧人智威及道慈等又入唐学三论学说，回国传布，形成元兴寺、大安寺两个流派。 　　3。佛门异端三阶教三阶教，又称普法宗，是隋朝僧人信行创立的一个特殊的教派。 　　信行（公元540-594　年），原是受戒的"比丘"（大和尚），后在法藏寺自愿退戒，只作沙弥。推崇苦行忍辱，头陀乞食，日止一餐；路遇男女，一概跪叩礼拜，谓之普敬。晚上还要"习《法华》等大乘经、大小乘戒，蚤夜无已。"①信行的宗教主张和宗教实践与当时各派均异，独创三阶教一派。隋初，信行被召入京，先后在京师长安修建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弘善五所寺院，影响甚广。信行的著作，多是抄录40　多种互不相连的佛教经卷而成，代表作为《三阶佛法》和《三阶集录》。 　　三阶教的思想主张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三阶"教；（2） 　　"普法"宗；（3）无尽藏。 　　所谓"三阶"教，就是信行根据"时"、"处"、"机"三种划分法，把佛教（和"众生"）分作一、二、三阶。这种划分是从佛教的"正法"、"像法"、"末法"的历史倒退观中衍生出来的。 　　就"时"分三阶："时别有三：佛在世，佛自住持佛法，位判是第一阶时；佛天度后一千五百年已前，由有圣人及利根正见成就凡夫住持佛法，位判与第二阶时；从佛灭度一千五百年已后，利根凡夫，戒定惠别解别行，皆悉邪尽，当第三阶时。"①把佛住持佛法时期划为一阶；把圣人或凡夫住持佛法时期划分二阶；把凡夫住持佛法归为三阶。一阶为纯善，二阶为或善或恶；三阶为纯恶。 　　就"处"分三阶："处别有二：第一阶处，即一乘世界，亦名净土莲华藏世界；常唯纯有诸佛、菩萨，无声闻、缘觉处是。 　　①　《金石萃编》卷六十六，《佛顶尊胜陁罗尼经幢铭》。 　　①　郭煌残卷：《三阶佛法密记》卷上。 　　第二、第三阶处，同即三乘世界，亦名五浊诸恶世界，。。亦名三乘众生十恶世界是"。②这样，第一阶处是纯静的彼岸世界，第二、三阶处是污浊邪恶十足的现实世界。按道理，信行应把第二阶处定为清浊兼有的世界才对，或许是因为浊重清寡的缘故吧，他把二、第三阶处合而为一了。 　　就"机"（"根机"，泛指"众生"，狭指单人）分"三阶"："第一阶位，。。即三贤、十地，通凡及圣。 　　第二阶位者，。。根基不定：若遇大乘人法，即得入大乘位；若不遇大乘法，即不得入大乘法。故名不定。 　　第三阶位者，。。亦名邪解邪行成就是。"①这就是说，第一阶位是指30　种贤位菩萨和10　种圣位菩萨，第二阶位是根基不定的人，第三阶位是偏执邪恶的人。 　　信行根据"三阶"之说，进而演绎出"普法"主张来。他认为，第一阶位的人学"一乘法"，第二阶位的人学"三乘法"，而第三阶位的"末等众生"只能学"普法"。 　　"谓如来藏、佛性，体遍世界，不邪不伪，故名普真普正佛法。若就能学人说，无问正见、邪见，大乘、小乘，习学之者，普得真正，故名普真普正佛性。。。谓第三阶若学普法，不堕爱憎，不谤三宝，唯有纯益，无有损坏。此普亦名生盲众生佛性，譬如生盲，不分众色，普法亦尔，于一切佛乘及三乘法，不论是非，普能信故。"②这里，"普法"的含义是指信仰一切佛法，第三阶位的"末法众生"，要想得到解脱，修成正果，只信一个（或几个）佛，只念一种（或几种）经，学一种（或几种）法，是不行的，必须普"归一切佛尽，归一切法尽，归一切僧尽"。③"普法"可以说是三阶教的基本思想和核心主张。 　　这样，我们就梳理出了信行三阶教思想的头绪来。他认为，第一阶时虽好，但已去久远，现实世界是时处第三阶时的末法众生，五浊十恶，污秽不堪。要想成就正果，拯救世界，只能普信一切佛法，而这"一切佛法"就是信行抄录的40　多种杂乱的佛籍教义。 　　三阶教另一个特征就是经营无尽藏，这也是三阶教有效的传教手段。信行用宗教手段，诱骗人们出钱、出物，加入无尽藏，再用无尽藏的物质，去诱骗更多的人归信三阶教。无尽藏不仅纳钱、纳物，甚至包括人--奴隶，无尽藏最终成了三阶教实力雄厚的金融事业，成了三阶教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 　　三阶教不讲佛教宗派，不讲渊源，排斥一切拥宗自重的教派头子，并将他们比作恶驴恶狗、魔鬼强盗。所以被正统的佛教上层分子视为"异端"。另外，三阶教把当时的社会描绘成末法时代、十恶世界，与隋王朝统治者的需要自然格格不入。所以，三阶教在隋唐时数次被禁，到宋代湮灭不闻。②　《三阶佛法密记》卷上。 　　①　《三阶佛法密记》卷上。 　　②　《三阶教之研究》473　页。 　　③　《对根起行法》；《三阶佛法》卷三。 　　（五）玄奘西行与唯识宗1。玄奘西行玄奘（公元600-664　年），本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少罹穷酷，随兄居洛阳净土寺。13　岁被破格受度为僧。隋末，西去长安，后抵蜀都，参与各家讲席。由于他不满于四川一方的佛学之见，于武德五年（公元622　年），经三峡至荆州，北转相州、赵州，沿途也学也讲，探索不止，最后入长安。玄奘在长安多方参学，越学感到疑惑越多，认定这是佛教典籍翻译的差误引起的，并认为南北佛教界当时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同样的原因所导致。于是决定西行求法，用梵本经籍解释疑惑，平息争论。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玄奘陈表出国，未许，只好孤身孑影偷渡出国。玄奘先到高昌，然后通过中亚地区，进入北印度，渡印度河，经■叉尸罗，到达迦湿弥罗。在这里参学两年，听法师讲授《俱舍》、《顺正理》等。随后至磔迦国，跟随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至那仆底国，从大德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和《理门论》；再至阇烂达国，就大德胄习《众事分毗婆沙》；然后转入中印度境内，习《经部毗婆沙》、《辨真论》、《佛使毗婆沙》等。 　　贞观八年（公元634　年），玄奘到达王舍城，开始在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习法，历时五载。他在这里主要是听戒贤三藏讲《瑜伽师地论》，旁及瑜伽行派的其他论著和有部、中观诸派的代表作。玄奘在那烂陀寺地位尊崇，待遇优厚，被推为十大德之一。 　　贞观十二年（公元838　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继续游学东印、南印和西印诸国，习《毗婆沙》、《顺正理》、《集量论》、《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瑜伽要文》等论。随后又入北印，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摄正法》、《成实》及《声明》、《因明》等论。又往枝林山，从著名学者胜军居士学《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十二因缘》等论。后再回那烂陀寺，主讲《摄大乘》、《唯识抉择》。 　　玄奘在五印佛学界声望渐隆，戒日王和童子王专门为玄奘召开五印论师大会，到会者有18　国王，3000　余僧众。玄奘作为论主，大获全胜，被美誉为"大乘天"和"解脱天"。 　　此后不久，玄奘携带梵文经籍657　部启程归国。在沿途各国国王的递相护送下，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正月凯旋长安。唐太宗已顾不得追究玄奘偷渡出境的罪责，敕令宰相房玄龄等满朝要员，隆重欢迎。 　　玄奘在长安弘福寺译经19　年，共译出75　部，1335　卷。译介重点是瑜伽行学派和说一切有部论著，最后对般若经作了系统的编纂。玄奘的佛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成识识论》中。这部书是玄奘杂糅唯识十家，对《唯识三十颂》的注疏编译而成的，这是唐代第一个佛教宗派--唯识宗的奠基性论著。 　　2。唯识宗的基本思想唯识宗从佛学渊源上讲，出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因主张"万法唯识"，故名唯识宗。唯识宗的创立者是玄奘及其嫡传弟子窥基，所依经典有《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六经十一论，代表著作为《成唯识论》。唯识宗的基本思想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阿赖耶识"论和"种子"说；（2）"四分"说与"三自性"论；（3）"五位百法"说。 　　所谓"阿赖耶识"，是唯识宗所立心法"八识"中的第八识。眼、耳、鼻、舌、身、意为前六识，第七识末那识，第八识阿赖耶识。在唯识论者看来，前六识为一类，其认识能力或了别能力是肤浅和片断性的，随着外境的转移而不能继续。"由五转识，行相粗动，所籍众缘，时多不具，故起时少，不起时多。"①第六识比前五识有辅助作用，能促使五识生起，认识较五识深远，但与前五识同境同缘，同样具有间断性，故为一类。第七识为另一类范畴，它和前一类有别，并不以境界为对象，而是以内在的第八阿赖耶识为它的"境"，它的作用是思量，即执著第八识，思想为自我。这种执著是强烈而生动的，因为它执著的对象是永恒的第八识，所以它的执著也是永恒的，无间断性。所以说："俱生我执。。此复二种，一常相续，在第七识，缘第八识，起自心相，执我实我。"①"第七深而不断"。②"由有本识（第八识），故有末那。。。执有相故，是先我执所生引故，令六识相传不脱。"③第七识依赖第八识才能起作用，是联系前六识与第八识之间桥梁。因此，更重要的是第八识阿赖耶识，即第三类。第八识是前七识的最根本的共同的依据，所以又叫做"根本依"。有了第八识，其他七识才能各司其职。第八识是其他一切识的统帅，具有发号施令、主持一切的作用，故而称之为"心"。一切识都摄藏于阿赖耶识，由它生起。 　　唯识宗根据"阿赖耶识"论，进而衍生出"种子"说。 　　阿赖耶识意译为"藏识"，因为它有三重涵义："能藏"、"所藏"、"执藏"。而"识"有两种状态，在它尚未显现时，它的潜在状态叫"种子"。这种潜在状态有使它自身显现的趋势，一旦显现还成为"现行"的意识。"体相沈隐，名之为因，故唯在种；体用显现，立为果，名为见，故不在种。"④阿赖耶识本身不是"种子"，但能够把识的"种子"藏于此，即"能藏"。从另一个角度讲，"种子"能够藏在阿赖耶识中，因此是"种子"的"所藏"。至于"执藏"，是指第七识执著此识以为自我。 　　在唯识宗看来，显现的、在当前的刹那发生的作用的现行的识，对于"种子"是有影响的，这就是"熏习"。"种子"与"现行"的关系是"所熏"和"能熏"的关系，第八识为"所熏"，前七识是"能熏"。总之，一切意识都是围绕永恒的阿赖耶识作本识和依据的，以阿赖耶识这个精神本体为中心，八识便展开了相互之间的依存和流转，阿赖耶识"为彼依者，谓与转识作所依止。以能执受五色根故，眼等五识依之而转；又与末那为依止故，第 　　①　《成唯识论》卷七。 　　①　《成唯识论》卷一。 　　②　《成唯识论述记》卷四。 　　③　《成唯识论述记》。 　　④　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正藏》卷四十三。 　　六意识依之而转，末那、意识，转识摄故"①。 　　下面介绍唯识宗的第二个思想内容--"四分"说和"三自性"论。 　　所谓"四分"之说，是指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 　　"相分"，就是所缘的"境"。八个识的相分各不相同。前五识的相分是"如外观"的"内色"，是一种"似所缘相"，即人的认识过程中被认识的形相部分。第七识的相分就是第八识的"见分"。见分是指识的了别能力，也指识的行相，所谓"了谓了别，即是行相，识以了别为行相故"，"故识行相，即是了别，了别就是识之见分"②。可以看出，与"相分"相对待的心的能够认识的能力这一部分，就叫"见分"，它是认识者属于具有认识能力的部分。 　　在"见分"和"相分"的基础上，唯识宗又提出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的观念。 　　"自证分"就是"识体"，是"见分"的见证者，"见分""见"得如何，要由"自证分"来"证明"。若没有"自记分"，就不可能回"忆"起曾经"缘虑"过的事情。可见，"自证分"是对"见分"和"相分"的自觉并为二者所依的自体。"相分，见分，自体三种，即所、能量、量果别也，如此配之。如以尺丈量于物时，物为所量，尺为能量，解数之智，名为量果。心等量境，类亦应然，故立三种。若无自证分，相、见二分无所依事故。"①而"证自证分"又是对"自证分"的自觉，同理演绎，如果以"自证分"为"能量"，"见分"、"相分"、为"所量"，则必又有一个"量果"。这个"量果"就是"证自证分"，也就是最高认识的精神本体。如果没有这个"证自证分"，自证分"缘境"时，便没有"量果"了。为了确保自证分也有"量果"，必须得有"证自证分"。那谁来"证"证自证分呢？这个任务由自证分来完成，即第三、四分"互证"，所以不须再立第五分。 　　除"四分"说以外，唯识宗还提出了"三自性"论。 　　三自性论是唯识宗对于诸法实相（世界一切现象）的本性、本相的根本看法，也就是对一切事物的形成及其本质的根本看法。唯识宗认为一切事物的自性、自相有三种："由彼彼遍计，遍计种种物，此遍计所执，自性无所有。 　　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圆成实于彼，常远离前性。"②这就是"三自性"--遍计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和圆成实自性。 　　遍计执自性的涵义是什么呢？《成唯识论》的解释是："周遍计度，故名遍计：品类众多，说为彼彼。谓能遍计，虚妄分别，即由彼彼虚妄分别，遍计种种所遍计物，谓所妄执蕴、界、处等若法、若我自性差别。此所妄执自性差别，总名遍计所执自性。如是自性，都无所有。"①这就是说，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依他起"法上，由于内心的"妄妄 　　①　《成唯识论》卷三。 　　②　《成唯识论》卷二。 　　①　《成唯识论述记》卷十五。 　　②　《成唯识论》卷八，《大正藏》卷三十一，45　页。 　　①　《成唯识论》卷八，《大正藏》卷三十一，45　页。 　　分别"，便"周遍计度"、虚"妄执"着它们为实"我"、实"法"，以"无"为"有"。意思是指人们视一切事物为各有自性差别的客观实在的世俗认识，是妄认为的实有。 　　森罗万象的世界在唯识宗看来并非"实有"，而是依他而起的："由斯理趣，众缘所生心、心所体，及相、见分，有漏、无漏，皆依他起，依他从缘而得起故。"②"依他起"的"他"是谁呢？是指"法"或"缘"，即依法起，依各种因缘而生起。这就是依他起自性。意思是依因缘而生的一切现象，体性本无。唯识宗建立"三自性"的目的，在于"圆成实自性"。 　　"二空所显圆满成就诸法实性，名圆成实：显此遍常，体非虚谬。。。此即于彼依他起上，常远离前遍计所执，二空所显真如为性。"③在依他起上远离遍计所执的"实我"、"实法"，由此"二空"（我、法）所显示出来的"真如""实性"，就是"圆成实性"。这种真如实性不但自身是"圆满"的，而且能够成就佛、菩萨的各种"功德"，故名"圆成实自性"。前两"性"是手段，后一"性"是目的。由此三性，即可成立"唯识无境"。即："依他起"是以心识为因缘而派生的现象界，对此现象界加以分别，认为客观实有，则名"遍计所执性"；排除客观实有的观念，体认一切唯有识性，则契合"真如"，叫"圆成实自性"。 　　唯识宗基本思想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五位百法"说。这是唯识宗对现实世界及其设想的彼岸世界一切现象所作的繁琐的分类。我们这里只作简要介绍。 　　唯识宗对"五位百法"的排列是："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者心不相应行法，五者无为法。"①所谓"心法"，就是上文已经讲过的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八识"。 　　所谓"心所有法"，是从"心法"派生出来的各种心理活动，包括感情、意志、思想倾向等等，共分六组51　种。 　　所谓"色法"，是对自然现象所作的一种分析，包括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等11　种。 　　所谓"不相应行法"，即与其他四类不相似特别是与心的活动现象有区别。"不相应"是不相似的意思，"行"是迁流、造作的意思。这类法共有24　种，如：得（成就）、命根（生命）、句身（连句）、生（出生）、相应（因果相称）、次第（自然和社会秩序）、时（时间）等等。 　　所谓"无为法"是属于不产生也不消灭的法，共六种，有虚空无为（认识真理犹如虚空的精神境界）、择灭无为（得到至善的智慧的精神境界）、非择无为（通过神秘直观得到佛教真理的精神境界、不动灭无为（通过深思静虚、不为苦乐所动的精神境界）、想受灭无为（断灭一切观念、感觉，以直观显现真理的精神境界）、真如无为（得到佛教真理的精神境界）。 　　上述五位相加，共得百法。 　　②　《成唯识论》卷八，《大正藏》卷三十一，46　页。 　　③　《成唯识论》卷八，《大正藏》卷三十一，46　页。 　　①　《大乘百法明门论解》，《大正藏》卷四十四，46　页。 　　在唯识宗看来，前四类皆有生有灭，有缺陷，所以是假象；第五类才是最圆满、最真实的实体。 　　唯识宗是玄奘照搬古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所形成的一个佛教宗派，与唐王朝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缺乏长期生存的土壤。玄奘初创，窥基使其进入全盛，窥基后便迅速衰微下去。 　　唐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日僧道昭入唐从玄奘学唯识宗义，开元年间，玄昉入唐从智周学法，先后将此宗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奈良时期（公元710-794　年）、平安时期（公元794-1192　年）最有势力的宗派之一。 　　（六）注重理论思辨的华严宗华严宗创立于中唐武周时期。在隋唐佛学中，它与禅宗是最为晚出的两个教派。 　　华严宗号称依据《大方广佛华严经》而立论。这本重要的佛教经典，已被晋以来中国佛教界摘译许多，形成多种摘译本。唐新译本八十卷是比较全的一种，系一部内容庞杂的大乘经，基本上属"有种"思想体系。 　　按照华严宗人自己的说法，华严宗传法世系先后共有五代：法顺（公元557-640　年，著有《华严五教止观》）--智俨（公元602-668　年，著有《华严搜玄记》、《华严孔目章》、《华严一乘十玄门》等）--法藏（公元643-712　年）--澄观（公元738-839　年，著有《华严疏钞》等）--宗密（公元780-841　年，著有《都序》、《原人论》） 　　其实，华严宗的实际创世人是法藏。 　　法藏，字贤首，康居人。祖父辈移居长安。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荣国夫人奄归冥路，则天皇后广树福田度人，则择上达僧，舍宅乃成太原寺，于是受雇托者连状推荐"，①这样，法藏在武则天的罗致下成为高级僧侣，在武周时号称"康藏国师"，并在武则天制造的一系列具有政治目的的符谶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宗教"神侣"的角色。圣历二年（公元699　年），法藏受武氏之诏在佛授记寺讲新译的《华严经》，当讲到《华藏世界品》时，奇迹发生了：讲堂及寺中都在震动。法藏派人把这一"奇迹"报告给武氏，武氏立即下诏答复曰："昨请敷演微言，阐扬秘颐。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以标异。斯乃如来降迹，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震？披览来状，欣惕于怀。"②武则天一面将《华严经》神化，一面又称如来为武氏的统治而"降迹"，是国家之祥瑞，这样，武周便是天命所归了。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把武则王和法藏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看得一清二楚：武则天利用法藏和华严宗来神化自己的统治，消除百姓对女人称皇的成见，稳固武周社稷；法藏则利用女皇的"金口玉牙"来抬高华严宗和法藏身在佛教界的地位。法藏死后被赠鸿胪卿，赙绢1200　匹，按"三品"规格举行国葬。可见法藏在当时享有多么大的"哀荣"了。 　　法藏著述颇丰，仅关于《华严经》的著作就有14　种38　卷之多。法藏的代表作是《金狮子章》。《宋高僧传》记载："藏为则天讲《新华严经》。。。帝于此茫然未决，藏乃指镇殿金狮子为喻，因撰义门，径捷易解，号《金狮子章》。" 　　《金狮子章》成为华严教义的纲领。此外，法藏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华严探玄记》二十卷、《华严经旨归》、《华严策林》、《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等等。 　　华严宗的佛学思想体系，是由法藏承继法顺、智俨之学，并杂糅三论、天台、唯识诸宗，会通大乘空、有各派，所创立的一套庞杂的佛学理论。就 　　①　《大正藏》卷五十，281　页。 　　②　宋《高僧传》卷5《法藏传》，《大正藏》卷五十，732　页。 　　其折衷吸取各宗教义而又自成体系言，就其思想实质在于消融各种差别、对立而旨在美化现实的社会作用言，和当时封建品级结构再编制正趋于完成的新的政治经济格局，恰相对应，契合无缝。另外，华严宗把世界形容和描述得无穷无尽，恢宏廓大，但又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万有又各自独存，"圆融自在"，这颇能表现出盛唐时期国家博大雄浑和含容万象的气势来。 　　华严宗的核心思想主要有二：（1）"法界缘起"论；（2）"六相"与"十玄"说。 　　所谓"法界缘起"，就是先把世界归结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一真法界"，在这个笼统而抽象的"法界"中，千差万别的事物，无论是"心"（主观意识）和"尘"（客观物质现象）、"别"（部分）和"总"（整体）、"多"（个性）和"一"（共性）、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大小。。以及佛教所区别的"真与妄"、"净与染"等等，一切具有差别性的事物和现象，全都呈现为一种互相依存、互相蕴含、互相转化、互相同一的关系，因而都没有什么真实的差别，没有真实的界线，也没有任何独立的实体。法藏说："夫法界缘起，如帝网该罗，若天珠交涉，圆融自在，无尽难名。" 　　①世界成了一个无根无据、无穷无尽的关系大网，此缘起彼，彼缘起此，重重无尽。澄观说："此经以法界缘起。。为宗也。法界者，是总相也，仓理仓事及无障碍；缘起者，称体之大用也。。。由斯自在，靡所不包，包含无外，尽是经宗。"①"法界"是宇宙的本体，"缘起"是法界能派生一切、包含一切的功能。在"法界缘起"的大前提下，华严宗开始把理论重点放在讨论"理"和"事"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四法界"说。宗密对"四法界"的解释是："统唯一真法界，谓总该万有，即是一心；然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一）事法界：界是分义，一一差别，有分齐故。（二）理法界：界是性义，无尽事法，同一性故。（三）理事无碍法界：具性、分义，性、分无碍故。（四）事事无碍法界：一切分齐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无尽故。"②按照华严宗人的解释，事法界和理法界的两个"界"字含义不同，前者是"分"，即分限、分别的意思，后者是"性"，即本性同一的意思。四法界是宇宙万有本是一心所缘而起，而当统摄于一心时所呈观出的四种状态。从事（现象）观之，万物有别，是"分"；从理（本体）来看，万物之别则是一心所缘，因而具有同一性；再从理与事的关系上看，则每一事物都显现了理，任何事物都有体和用、理和事、性和分两个方面，二者是重合的；再从事与事之间的关系上看，既然每一事物都在显现同一个绝对的本体，则事物之间的相对差别也就消失了。这种理、事的关系，华严宗喻之为水与波的关系。宇宙像一个大海；波浪起伏，千差万别，是"事法界"；波涛万顷，体唯一水，是"理法界"；水、波互融一体，是"理事无碍法界"；波波相即，互相涵摄，是"事事无碍法界"。 　　①　《华严略策》，《大正藏》卷三十六，702　页。 　　②　《佛界观门》注。 　　总之，从"理"的方面说，理是有分限的，因为每一事物都存在着完整的理；理可以说是没有分限的，因为理是普遍存在的；理也可以说既有分限、又无分限，因为理既是普遍的存在，同时又存在于各个事物中；理还可以说既非有限，亦非无分限，因为理是一个绝对的存在。从"事"的方面而言，也有四个方面：事物是有分限的；事物是没有分限的；事物有分限又无分限；事物既非有分限，又非无分限。 　　法藏还从论证一与多的关系来论证理与事的关系。各个事物对它自身说，是"自一"，各个事物联系并存，就其总和来说，构成"多一"，"自一"是在和"多一"的相互关系中存在，"自一"和"多一"相互依存，这就是"一与多互为缘起，相由成立故。"顺着这种逻辑再往下推，便是："一多相由成立，如一全是多，方名为一；又多全是一，方名为多。 　　多外无别一，明知是多中一；一外无别多，明知是一中多。"①"一者十，何以故？缘成，故十即一。何以故？若无十，即无一故。。。若一不即十，十即不成；由不成十故，一又亦不成。何以故？ 　　若无十，是谁一故？今既得一，知一即十。"②推来推去，竟然成了"一即多"，"多即一"，"一即十"，"十即一"。华严宗就是这样，先承认事物之间的相互区别，然后再用同一性把它抹掉，世界便成了一个浑沌的模糊体，一切界限都不存在了。 　　由于"一即一切"，所以："若依圆教，。。随得一位，得一切位；。。以诸位及佛地，相即、相等故。因果无二、始终无碍，于一一位上即是菩萨，即是佛。。也。" 　　①这其实也就成了密宗所宣扬的"即身成佛"思想，"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上面我们介绍的是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以及在"法界缘起"的前提下，华严宗的"四法界"、一与多的关系等思想内容。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华严宗佛学体系中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即"六相"与"十玄"说。 　　所谓"六相"，就是华严宗提出的总与别、同与异、成与坏这三对范畴六个概念。六相中重要的是第一对范畴总与别，即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法藏用"椽"与"舍"的关系来说明总与别。 　　"问：何者是总相？ 　　答：舍是。 　　问：此但椽等诸缘，何者是舍耶？ 　　答：椽即是舍。何以故？为椽全自独能作舍故。若离于椽，舍即不成；若得椽时，即得舍矣。"②这里，别相就是椽，总相就是舍，首先说总和别不同，互相对立，接着再讲别相与总相依存，讲二者的依存关系时，华严宗把相对性绝对化，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结论成了别就是总，总就是别，椽就是舍，舍也是椽。所以说： 　　①　《严义海百门》。 　　②　《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 　　①　《华严五教章》卷二，《大正藏》卷四十五，489　页。 　　②　《华严五教章》卷四，《大正藏》卷四十五，507　页。 　　"是故一切缘起法，不成则已，成则相即，熔融无碍，自在圆极"。 　　总与别契合为一，圆极相通了。 　　同相与异相、成相与坏相也被华严宗说来说去说成了同一，同即异，成即坏。华严宗所说的坏相，不是指毁坏之义，而是指别相或异相的"各往自法"，即事物的"自一"："问：现见椽等诸缘作舍成就，何故乃说本不作耶？ 　　答：只由不作故，舍法得成；若作舍去，不住自法者，舍义即不成。 　　何以故？作去失法，舍不成故；今既舍成，明知不作也。"②说舍坏，并不是说舍毁坏了，是说椽仍是椽，椽是"自一"，根本就没有盖舍。 　　总的来看，在华严宗所谓的六相中，总、同、成三相是指现象的全部或整体，别、异、坏三相是指现象的部分或片断。以舍、椽来比喻：舍为总相，椽是别相；由椽而构成的舍是同相，椽自身又有差别是异相；椽已构成的舍为成相，舍中之椽仍是自身是坏相。关于六相之间的关系，法藏在《金狮子章》中把总、同、成三相视同"一般"的概念，别、异、坏三相相当于"个别"的概念，全体由部分构成，部分的性质和作用则由全体所规定，反过来说，一般通过个别得以表现，个别的本质则由一般来决定。六相之间的这种关系，被华严宗称之为"六相圆融"。 　　在华严宗的代表人物中，有智俨和法藏两人涉猎到"十玄"说。十玄的具体内容：一是同时具足相应门；二是一多相容不同门；三是诸法相即自在门；四是因陀罗网境界门；五是微细相容安立门；六是秘密隐显俱成门；七是诸藏纯杂具德门；八是十世隔法异成门；九是唯心回转善成门；十是托事显法生解门。 　　同时具足相应门，是指理事无碍，同时成立，一切圆满，无少欠缺，人人都得到满足。 　　一多相容不同门，是指个别和一般在统一的整体世界中各自存在，互有差别，互相含蕴。即，一多相容，互不相妨，各安其位，互不相同。 　　诸法相即自在门，是指各个事物，相互依存，自由自生。 　　因陀罗网境界门，是指各个事物都是整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像天帝戴的结了宝珠的网帽，每颗宝珠都照见全部其他珠子的影子，交相辉映，重重无尽。 　　微细相容安立门，是指事物无论大小，都同时显现，不相妨害，微尘内收大千世界，毛孔中现无量佛土。 　　秘密隐显俱成门，是指世上的一切存在，说隐皆隐，说显皆现。只讲本体，一切事物都是本体，只讲现象，一切事物又都是现象。 　　诸藏纯杂俱德门，是指事物既是复杂又是单纯，既可通过个别感官去感知，也可通过众多感官去感知，两种感知皆可与佛国相连。 　　十世隔法异成门，是指每个具体的时间都可分为过去、现在、未来，每个过去、现在、未来又能再分，虽有九世而实为一念所生。 　　唯心回转善成门，是指各个事物可隐可显，或一或多，都是心的作用而已。只要保持心体清净，诸法便生。 　　①　《华严五教章》卷四，《大正藏》卷四十五，508　页。 　　②　《华严五教章》卷四，《大正藏》卷四十五，508　页。 　　托事显法生解门，是指真理蕴藏在每个事物中，诸法都可以显示佛性、真如。 　　通过上述对华严佛学思想内容的介绍，可以看出此宗兼蓄各派的特点。 　　华严宗是通过繁琐的经院方式构成佛学体系的，这是吸收唯识宗的表现；把佛学体系落脚到"即身成佛"的宗教目的上，是密宗思想的翻版；主张"心净佛现"，这又与禅宗相近；而"一真缘起"说，又明显地师承天台宗的"真如缘起"论。华严宗可以说是隋唐佛学各派的"大拼盘"，中国化的痕迹已是非常明朗了。 　　总体来看，华严宗佛学体系最大的特点是浓厚的经院思辨色彩。换句话说，与隋唐其他佛教学派相比较，华严宗的思辨色彩是最为突出的。 　　华严宗的思想体系、思维路径、问题的提法，以及范畴的运用等方面，对以后的宋明道学影响深远。我们甚至可以把华严宗看作是隋唐佛学最后通向宋明道学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 　　华严宗创立并盛行于中唐武周时期，会昌灭佛后便一蹶不振，衰落下去。智俨曾收新罗人义湘为门下，此宗经义湘传入新罗。日本天平十二年（公元740　年），新罗僧人审祥到日本宣讲《华严经》，传法于日僧良辩，开创了日本华严宗。 　　（七）中国化的佛教流派--禅宗1。禅宗生成的文化背景与理论渊源华严宗和禅宗是隋唐佛学中最为晚出的两派，二者都是创建于中唐时期，二者都具有中国化的特征。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华严宗和禅宗所选择的道路（或者说方式）却是迥然相对的。华严宗所采用的中国化的方式，是折衷吸取各宗教义，独创一套具有浓厚思辨色彩的庞杂佛学理论体系，它不讲究自身的佛法渊源，既可综合三论、天台、唯识诸宗，又能会通大乘空、有各派，是一个"大杂烩"，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后各种教义的集大成者。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说华严宗是中国化了的佛学教派。但是华严宗的思辨特征和宗教目的，带有强烈的贵族气息，也过于沉溺于自身的御用功能，其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中国文化的根基和大众基础。它创建于中唐而又盛弘于中唐，而后便迅速衰微，真可谓其兴也豁然，其灭也勃然。它的"短命"，是其缺乏生存的文化土壤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表明，中国佛学沿着生吞活剥印度佛学教义而发展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华严宗只是佛学"包装"的中国化，或者说，具有明显的中国化的痕迹，其内核仍是那些烦琐的印度佛学的教义。 　　禅宗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它的兴起，是以否定以往佛学传统的姿态而出现的，把佛学从囿于繁杂教义的轨道上拉出来，引上捷径，并把佛教的贵族化倾向扼制住，请到庶族和平民阶层中。禅宗大胆地摆脱经典教条和宗教仪式的束缚，主张不谈经、不礼佛、不坐禅，采用"直指人心"的通俗说教，来宣扬佛教的根本精神，为中国化的佛教开辟了全新的发展领域。 　　禅宗的生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日益形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佛教在隋唐王朝的兴盛，主要得力于统治者对其采取的扶植、利用、联合的政策，佛教势力已逐步成为隋唐统治者有力的御用工具。许多上层僧侣直接参加了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以及镇压"叛乱"等政治活动，佛教势力和统治集团已经构成了相互利用的联合体。这种联盟自然带有"互惠"的性质，不少参与政治活动的上层僧侣，被皇帝封以爵位，赐以官品，赏以万金，变成了披起紫袈裟、食邑数千户的显赫官僚。这些贵族僧侣奔竞利禄，奢淫享乐，日趋腐化，在群众中逐步丧失了"牧师"的应有形象，随之也就丧失了"牧师的职能"，欺骗的功效不灵了。同时，佛教各个宗派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日趋烦琐，到唐武周时代刊定众经目录时，佛学经籍已达3616　部，4841　卷，如此浩繁的经卷，使群众愈来愈感到厌倦，无法接受，佛教对群众的吸引力也随之丧失了。旧的佛教开始给人以衰老而不中用的感觉，出现了真正的危机。 　　值得注意的还有中唐以后中国士阶层的特殊情况。这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阶层，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需要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精神寄托，也需要一种便捷的谋身出路。这个阶层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身在仕途的人，他们一方面高官丰禄，养尊处优，同时又受魏晋百年玄学思潮的熏染，有一种估显"高雅"、"超脱"的心理倾向；第二类是在当时特定的"为僧胜于为官"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弃官为僧的人，他们讨厌旧佛学的芜杂烦琐，需要一种简约的成佛捷径；第三类是深感没落的知识分子，中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盛渐衰，部分知识分子对封建社会及其文化产生了失意情绪，具体表现为文化反叛心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也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文化工具和生活方式，把这种情绪发泄出去。 　　禅宗便在这种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它以革新的面目，从中国旧的佛学阵营中冲出来，把中国传统哲学中诸如孟轲、老庄以及玄学思想融入佛教，把宗教唯心主义进一步浓缩化和哲学化，摆脱了烦琐的宗教修证过程和经论词句的解释，由思辨推理转入神秘直觉，并树立"顿悟成佛"的宗教实践旗帜，这无疑对士阶层、庶族贵族以及平民百姓，都具有极强的诱惑力。 　　禅宗的佛学理论渊源，一方面可以追溯到东晋僧人竺道生的"佛性说" 　　和"顿悟说"，另一方面也和南北朝佛教徒弘扬的古印度《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有直接关系。 　　禅，为梵文Dhyāna　音译"禅那"的简称，其意译为"静虑"，旧译也作"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等，指的是佛教的一种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的修行方式。禅最初始于古印度的瑜伽术，是一种朴素的身心修炼方式，--静坐、安心、数息。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把这种方式吸收进来，带上了宗教色彩。随着佛教的分化，禅也呈现出不同的种类，其中最主要且最有影响的是小乘禅和大乘禅。 　　小乘禅有比较固定的内容和修行方法，最基本的为四禅、八定、九次第定。所谓"四禅"，分别为：初禅，即通过"寻"、"伺"的思维活动而"厌离"欲界，在精神上感受到一种"喜乐"。二禅，即进一步摒弃由文字符号为思考对象的"寻"、"伺"而形成内心的信仰，并通过禅定本身获得一种喜乐感受。三禅，舍去二禅的感觉，通过正念和正智使自己处于非苦非乐的境界，获得"离喜妙乐"的感受。四禅，即一切喜乐感受皆舍弃，进入"不苦不乐"的境界。八定是对四禅境界的进一步趋越，依次经过"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走"、"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定"的阶次，使习禅者进入绝对寂静的境界。九次第定，就是在八定之后再加上一个"灭受想定"的阶次，止息一切心识，灭尽一切思想和感受，得到涅槃境界，完成最后的修行。 　　大乘禅是对小乘禅的发展，禅义的范围更宽泛些，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大乘禅不再局限于静坐冥思等固定的形式，而是将禅的修行方式用大乘佛教的理论给予详尽的说明，使禅成为一种观悟佛理的重要方式，形成通过禅观而证悟诸法实相之理的"实相禅"。大乘禅还用禅观解释"佛"，提倡念佛修行时，要求习禅者体悟到诸佛如来皆是人心所现的大乘佛理。两汉相交之际，印度佛学东渐，传入中国，禅和禅学便逐步在东土华夏生根发芽。 　　东汉末年安息高僧安世高来华，翻译了不少小乘禅经，并将禅定、禅观与数法结合起来，形成禅味十足的"止观"学说，是后来的禅宗北派渐悟思想的源头。而与安世高同时代的大月氏高僧支娄迦谶，则翻译和倡导大乘禅法，侧重于"本无"（性空）学说，这是后来的禅宗南派顿悟思想的源头。两晋时期，随着鸠摩罗什与佛陀跋陀罗的来华传法，禅学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鸠摩罗什的贡献在于使禅学与大乘般若学相结合，而佛陀跋陀罗的影响则在于使中土禅学专门化。佛陀跋陀罗在长安大弘禅业，后到南方传法，使行义理之学的南方兴起了习禅之风。 　　继僧肇完成般学的体系建构之后，南北朝时期的高僧慧远和竺道生又综合大、小乘禅学，并渗入儒、道思想，分别完成了"法性"说和"涅槃"学，提出了"法性不变"和"顿悟成佛"的宗教口号，为禅学中国化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持。 　　梁武帝时，西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依《楞伽经》在华弘扬禅法，倡导"专唯念慧，不在语言"的思想，称是承灵山法会，拈花微笑的如来心印，标榜"忘言、忘念、无得止观"，"贵领宗得意"，绝不拘守于经文。达摩的门人有慧可，慧可再传粲禅师、那禅师，自成一派，当时被称为"楞伽师"。隋代传至道性，提倡"念佛心是佛"，树立起"即心即佛"、"心净成佛"的思想。道信传法于弘忍，弘忍开创"东山法门"，首次标出不立文字，顿入法界，以心传心的教外别传，为中国禅宗的开创奠下基石。弘忍彻底改变以往禅师"一代一人"的单传线路，法门大开，当理与法，分头并恢，以致于出现"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的局面。弘忍门下学人云集，禅学遂分为两派；神秀开禅学北宗，慧能开禅学南宗。由于后世禅宗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南宗，所以人们常以南宗与中国禅宗划等号。换句话说，是慧能真正将禅学脱胎而变成禅宗的。 　　上述粗线条的勾勒，试图揭示一个简单的道理：禅宗渊于禅学，禅学渊于禅；从禅到禅宗的进展过程，就是禅学中国化而最终成为禅宗的过程。2。慧能的宗教革命慧能之所以能将禅学脱胎而成为禅宗，关键是他在佛教界首次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宗教革命意义的主张。 　　慧能（公元638-713　年），俗姓卢，原籍河北，生在广东新兴，据他的自序称："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①幼年以卖柴为生，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他24　岁时，到湖北黄梅，投奔禅宗第五祖弘忍门下，砍柴舂米，属寺院的低下阶层。弘忍将传法给他的弟子，让他各作一偈阐明佛法，寺院最有学识的禅僧神秀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认为此偈"未见本性"，于是也诵出一偈，让人帮他写出，示于寺中。偈文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姓（性）常青（清）净，何处有尘埃？"①此偈是对神秀偈文的批判，表达的唯心主义思想更加极端。弘忍认为，神秀只获禅学皮肉，而慧能已得禅学精髓，于是将衣钵暗中传给慧能，并差其逃离黄梅，到岭南传教。慧能在岭南一带隐伏活动十多年，晚年时名声大振，南宗禅的影响迅速遍及全国。 　　慧能的宗教革命，既是对旧的佛教各派的彻底清扫，又是对禅学内部的革新。其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坛经·自序品》。 　　①　《坛经》：《大正藏》卷四十八。曹溪原本后二句作"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节所引慧能原句皆出自《坛经》，不再另注。 　　第一，以般若性空说来融会涅槃佛性论，确立了即心即佛、自在解脱的禅学基本理论，破除了对心和佛的执著。慧能明白宣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象。 　　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 　　慧能试图把传统佛教的抽象思辨和烦琐论证，以及对"本体"越论越烦琐、僵化的局面，加以清扫，而把"本体"直接安置在人心上，尽量缩短自我意识的循环中主体与"本体"互相冥合的途程，心外别无"本体"，现实的人的心就成了"本体"。慧能说："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所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 　　"一切般若知，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 　　这就是说，"心"就是"佛"，"心体"就是"真如"。所以，求佛不别外，只求自家的"心体"就可成佛了。"心体"并不是现实的人的心理作用（见闻觉知），而是一种绝对体，即心自身。求"心体"时不能执著于心，因为"向心觅心，一觅便失。"因为意识永远不能直接意识到意识本身，一经意识，就不再是自我意识了。因此必须破除对心的执著和对佛的执著，直下无心，本体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出来。 　　第二，设定顿悟见性的修行方法，将繁重艰苦的禁欲苦行改造成吃饭睡觉、随遇而安的随缘觉悟。慧能从"心即真如"的前提下，推导出"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来。因为佛性就是恒常永洁的真如本性，佛性也就是本心，认识本心并不需要漫长的渐修、准备过程，而在"一念"，瞬间认识本性，就能成佛，这就是顿悟。慧修对"见性成佛"作了如下概括："心开何物？开佛知见。佛犹觉也，分开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开、示、悟、入，。。即觉知见。见自本性，即得出世。" 　　"我于忍（弘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伍（悟），顿见真如本性。。。令学道者顿伍（悟）喜提，各自观心，令自本性顿悟。" 　　既然见性成佛在于"一念"，见闻觉知、语言文字、坐禅念经等形式反而成了多余的累赘，成了顿悟的敌人和障碍。所以慧能主张不立文字，不参禅念经，甚至不出家也可成佛。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修行成了一种吃饭睡觉、尽其自然的活动。在自自然然的生存中，一旦认识了本心，便就成佛了，"见性刹那即是真"。 　　第三，以不离世间、自性自度、凡夫即佛的解脱论，把人们从渴望佛祖拯救的被动存在中解放出来。由于慧能把"真如佛性"归结到人的心，所以此岸和彼岸、众生和佛陀之间，便没有了多大差别，更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只不过在于"迷"与"悟"的"一念"之间。慧能说："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 　　"一灯能除千年闇，一智能灭万年愚。" 　　凡夫都是潜在的佛，"一智"是每个人"自性本有"的，是先验的，凡夫到佛位的距离几乎没有，目前未悟还是凡夫，转脸的功夫悟了，就成了佛。这样一来，人就用不着遥远的佛祖来拯救自己，成佛与否，全在于人的自身。换言之，从凡夫到佛陀的转变，并不是由遥远的佛祖决定的，而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只要人们对事物现象无所执著，着重于内心的体认和观悟就足够了。"一食若悟，即众生是佛"，吃饭睡觉都是观悟的手段。佛教的"出世"思想被改造成了"入世"思想，这的确是佛教思想史上前所未闻的创举。 　　3。唐末五代禅宗的展开慧能在世时，禅宗的影响主要在南方，北方则由神秀的"北宗"统治着。"南宗"压倒"北宗"，独撑佛界，那是慧能死后其弟子的功劳。 　　唐末五代时期，禅宗进一步发展，受慧能嫡传的南岳、青原二系进而演化成"五家七派"，禅宗进入了真正的繁盛阶段。 　　慧能门下得到印可传法之人，主要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永嘉玄学、南阳慧忠和法海等。他们各自继承了慧能的宗风，并加以发扬，很快形成新的禅风。其中以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系繁衍尤盛。怀让传马祖道一，道一传百丈怀海，怀海门下有沩山灵佑、黄蘗希运等，形成"触类是道"的南岳派系。"触类是道"按密宗的解释是，修禅的人"起心动念，弹指謦欬，扬眉瞬目，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如面作多般饮食，一一皆面；如是全体贪嗔痴等，以至受苦乐等，一一皆性。"①明心见性乃是修禅的目的，但怎样才能见心见佛呢？从弘忍、神秀以来，都认为佛性乃是真心、清净心，只要得清净心，了此真心，就是见性。而怀让则一反其道，主张修禅应该把人的行为综合起来观察，人的生心起念，一举一动，抬手顿足，都应该看作是佛性的表现。因为佛性乃是一个全体，表现各有不同，要见佛性，就要在各种行为上着眼。所谓善恶苦乐，都成了佛性的表现，所以称做"触类是道"。决不能只把清净心看成是佛性。他们在实践上则主张"住心"，讲究"息业养神"，不要执著地去干什么，也不要故意做恶事或善事，只要能养神，存性，一切都自自然然，这就足够了，也就成佛了。慧能门下另一弟子行思，住青原山静居寺阐化，同门的希迁、神会均于慧能过世后，禀承师命，到青原山从行思习禅。希迁门下有药惟俨，惟俨传法于云岩昙晟，再传洞山良价。青原一派系实始于石头希迁。这一派系主要是发挥了"即事而真"的思想，主张从个别中显现出全体，即从事中显理。希迁曾作《参同契》，大意是说，要是将理事分别开来看，执事固，契理也非悟；如果合拢二者来看，每一门都有一切境界在，所谓"门门一切镜，回互不回互"，这里面有互相含摄的地方，也有互相排斥的地方。这样看一切事象，自能圆转无碍，而人的行为也可以随缘出没了。此说再传到云岩，更提出了"宝镜三昧"的法门。 　　唐末五代间，禅宗由南岳、青原二系演化成"五家七派"。南岳怀让至百丈怀海以下，出现沩仰宗和临济宗。青原行思至石头希迁以下，依次出现 　　①　《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大正藏》卷四十八。 　　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最后出现的是由临济门下分化出来的杨歧和黄龙两个支派。佛教史上常把这"五家七派"也称为"越祖分灯禅"。因为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是超佛越祖，乃至呵佛骂祖。如《五灯会元》卷六记载石头希迁的学生丹霞天然去见马祖道一，"未参礼，便入僧堂，骑圣僧颈而坐，时大众惊愕，遽报马祖。祖躬入堂，视之曰：'我子天然'"，因而得名天然。另一次，还是这个天然禅师，"于慧林寺遇大寒，取木佛烧火向，院主呵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不舍利，更取两尊烧'"。《五灯会元》卷七也记载了德山宣鉴禅师大不敬的话："我先祖见处即不然，这里无佛无祖，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仰山慧寂也说："《涅槃经》四十卷，。。总是魔说！"智闲禅师甚至发誓"此生不学佛法！"①有的禅僧公然要"杀佛"、"烹佛"。这在旁人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狂妄，正是禅宗一路否定上去的必然结果。从否定世界，到否定佛学教义，再到否定自我，最后连佛性也彻底否定了。念佛礼佛敬祖求祖，说是心中尚横亘着一个佛和祖的观念，尚存有凡圣差别之心。只有破尽由经籍而文字，由文字到一切外在的名相，才能直指人心，一下子抓住那内在的、本质的成佛究竟。本来"我"即"佛"即"世界"，三者统一，一切圆满，一切俱足。只要参悟到这一点，就是抓住了佛法的真谛。这样，传法的方式也就改变了，正常的语言已不能表达禅理，只能用机锋棒喝来促使门人觉悟。如百丈怀海问马祖道一："如何是佛法旨趣？"回答是："正是你舍命处。"宝彻问马祖道一："什么是大涅槃？"回答是："快。"这种莫名其妙的隐语、谜语，旁敲侧击，就是后期禅宗的"机锋"，这种形式使禅学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临济宗对于求道者所问的问题，用棒打喝斥的方式来回答，使其觉悟。《古尊宿语录》卷四记载：一位名叫龙牙的僧人问师兄翠微，祖师从西方来的目的是什么，翠微叫他拿过禅杖来，接过便打龙牙；龙牙莫名其妙，又去问义玄，义玄叫他拿过蒲团来，接着又打。义玄对这样棒喝法的解释是："若约祖宗门下称扬大事，直是开口不得，无你措足处。"这就是说，弘扬禅法，开口则生乖，只有诉诸棒喝，令求道者手足无措，才有觉悟禅理的可能。 　　"五家七派"虽然基本思想相同，然也各有创见。 　　沩仰宗形成于晚唐，是以禅僧沩山（灵祐）、仰山（慧寂）合而名宗的。基本思想是"三种生"，即：想生、相生、流注生。想生是指主观思维，"想生为尘，识情为垢，"①必须远离这些杂乱的尘垢，才能获得"解脱"。相生是指"所思之境"，即客观世界，要人们"回光一击便扫去"，把客观世界扫除彻底，才能摆脱"牢笼。"流注生是指主、客世界是不间断地"微细流注的"，是无常而靠不住的东西。 　　临济宗也形成于晚唐，由义玄所创。主要提出了"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等范畴。这些范畴都是围绕主、客世界的关系而提出的。认为一念心上清净光即是法身佛，一念心上无分别光即是报身佛，一念心上无差别光即是化身佛；而轮回三界受万般苦，只是因为"情生智隔，想变体殊。"如果能看到这一点，停歇一切向外驰求的念头，就立即与佛无异。习禅而得 　　①　《景德录》卷十四，《大正藏》卷五十一，311　页。 　　①　《人天眼目》卷四，《大正藏》卷四十八，321　页。 　　道者，只是随缘任运，不为外物所拘而已。 　　曹洞宗形成于唐末，由良阶及其弟子曹山本寂开创。主要有"五位君臣"论，认为真如是万物之"君"，是本体，宇宙万有是"臣"，是派生物。云门宗形成于五代时期，由文偃创立。其思想可概括为"三句"，即：函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大意是，事事物物、乾坤万象都是真如的"妙体"，一旦了悟真如，宇宙万物便"万机顿息"，只要顺其自然，因语识人，真如即现。 　　法眼宗形成于五代，由文益开创。认为"三界唯心，万物唯识"，所以主张"不著他求，尽由心造。"①一切法界十方诸佛、菩萨、缘觉、声闻乃至一切众生，皆同此心。只要了悟自心，就顿成佛慧。此宗试图用唯识宗的思想来补充禅宗的内容。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禅宗并不是隋唐佛学的一个宗派，而是中国佛教整体跨入的一个更高的阶段。从禅宗兴盛开始，中国佛教各宗皆归于禅，禅宗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长河中可以看出，禅宗的出现对以后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是佛学在长期的变化中与宋明道学相衔接的链环，以后出现的程、朱、陆、王各派的思想，大多可溯源于禅宗。 　　①　《大正藏》卷四十八。 　　（八）津宗、净土宗与密宗1。律宗及其代表人物戒律是梵文Sila（尸罗）和Vinaya（毗奈耶）的意译。戒是"禁制"的意思，律是"调伏"的意思，为戒律中条文的解释。 　　戒律在佛教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约束教徒行为的主要手段，也是佛教徒宗教实践的组成部分。从典籍上说，戒律是经、律、论《三藏》之一；从教义上说，戒律则是戒、定、慧"三学"之首。随着佛教的发展，戒律也逐渐膨胀繁多起来，《律藏》也就有了皇皇几十大卷。 　　释迦牟尼死后，佛教分流成各派，据传戒律也相继分裂为五部：（1）昙云德部，称为《四分律》；（2）萨婆多部，称为《十诵部》；（3）弥沙塞部，称为《五分律》；（4）迦叶遗部，（5）婆蹉富罗部。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学也相伴而兴起，约至东晋，前三部的《律藏》已大多译有汉本。鸠摩罗什在长安时，与弗若多罗共译《十律诵》六十一卷，同时佛陀跋陀在建业译《摩诃僧祗律》四十卷。其后，北方所译的《十律诵》在南方盛行，而南方所译的《摩诃僧祗律》则盛行于北方。到梁时，道复开始研习《四分律》，慧光律师师承道覆，弘扬光大，经其弟子昙隐、道云、道晖、洪理、法上等律师疏钞《四分律》，到隋唐时，《四分律》已成确立了戒律的正宗地位。《四分律》在唐代居于"独尊"地位，并使戒律单独成为一个佛教宗派，这主要得力于道宣的弘扬和发展。道宣是律宗的创立者，也是律宗的代表人物。道宣（公元596-667　年），宋《高僧传》对他的记载是："姓钱氏，丹徒人，一云长城人，十六岁落发，便隶日严道场，隋大业中，从智首律师受具。武德中，依首习律。。。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及西明寺初就，诏宣充上座。 　　三藏奘师至止，诏与翻译。"①道宣关于律学的著作主要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十二卷，《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三卷，《四分律删补阙随机羯磨》二卷，称为南山三大部。这些撰述主要是用大乘教义来会通本属小乘律藏的《四分律》，消除了大、小乘律藏的派别分野，使以后佛学界研习律藏的，都以道宣的解释和规定为依据。这是律学演化成律宗的一个因素。 　　在道宣以前，佛学界对"戒体"的争论莫衷一是。道宣用唯识宗的思想来解释"戒体"，认为"是（身、口、意）三种业，皆但是心，离心无思，无身、口业"，所以戒是"以心为体"。②并且进一步把"戒体"解释为"受戒"时"熏"于阿赖耶识而留下来的"种子"。道宣用唯识宗的"种子"说把关于"戒体"的争论平息了。 　　律学成为律宗的直接原因是道宣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订佛教受戒仪式的各种规定，将《四分律》从律学转化为现实的宗教实践。这是佛教戒律发展过程中质的飞跃。道宣创设戒坛后，各地僧侣纷纷响应，均依坛受戒。道宣把戒律的地位抬得很高，他说："然戒是生死舟航，出家宗要。" 　　①　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卷五十，790　页。 　　②　《四分律行事钞》卷中一，《大正藏》卷四十，52　页。 　　"律者，法也。谓犯、不犯、轻、重等，并律所明。。戒者，制也。 　　制不善法，性不容恶。" 　　戒律不仅是作僧侣宗要，而且竟成了生死的舟航。可见，戒律在律宗来看，成了僧侣最根本的教义和修行的方式了，教义和宗教实践合而为一了。所以，律宗没有独立的佛学思想体系，只有戒律。 　　道宣把一切戒律分为"止持"和"作持"二门。"止持"即"诸恶莫作"之意，规定比丘250　戒，比丘尼384　戒，又按犯戒内容分为"波罗夷"（死罪）、"僧伽婆尸沙"（僧残，即向20　个以上的僧众忏悔的"残"死罪）、"偷三遮"（大罪、粗罪）、"波逸提"（堕罪）、"波罗提提舍尼"（向彼悔）、"突吉罗"（恶作）等六类。"作持"即"众善奉行"之意，包括"安居"、"说戒"、"悔过"以及衣食坐卧等种种规定。 　　道宣以后，律宗的较为重要的人物是大慈、名恪、文纲等。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鉴真把律宗传入日本。 　　在佛教史上，有"律部三宗"之说，即：道宣的"南山宗"，法砺的"相部宗"，怀素的"东塔宗"。其实，法砺和怀素只能算作律学的两个学派，并没有真正形成宗派。所以此不详述。 　　值得一提的是道宣的另一个贡献。道宣不仅是一个独创一宗的佛教高僧，更重要的是一个佛教史传学家。他撰述的著作主要有：《广弘明集》在十卷，《续高僧传》三十卷，《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这些著作收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不仅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有相当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对初唐以前中古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查考作用。 　　2。净土信仰的流布与兴盛净土信仰主要是指对"净土三经"思想的信仰。"净土三经"是佛籍《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和《阿弥陀经》的合称。 　　《无量寿经》二卷，曹魏时由康僧铠译成汉本，内容主要是宣扬阿弥陀佛的"殊胜功德"和极乐世界"妙相庄严"，并专门讲述阿弥陀佛成佛前所发的"四十八愿"。他的愿得满足而成佛了，所以阿弥陀佛要广引众生"往生"他的"极乐净土世界"，信仰净土的人也就能凭借这位阿弥陀佛进入到"西方净土"。 　　《观无量寿佛经》一卷，由刘宋时畺良耶舍译出。主要是讲16　种观，即：日观、水观、地观、树观、八功德水观、总想观、花台观、佛像观、色身观、观音观、势至观、普想凤、杂想观、上辈生观、中辈生观、下辈生观。前13种观是叫人们去设想"极乐世界"和"西方三圣"（弥陀、观音、势至）等等的"功德"和"妙相"。后三种观是讲进入"西方净土世界"，后所得到的不同待遇，分"三品"、"九级"。 　　《阿弥陀法》一卷，鸠摩罗什译。主要描绘"极乐世界"的美妙绝伦，阿弥陀佛的神通广大，众生"往生"之后的"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等情形。按此经的描绘，"净土世界"是黄金为地，昼夜六时，风是香风，水是宝水，神鸟悦鸣，人们可以随心所欲，想食来食，思衣来衣，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往生"的条件也极其简单，只要信仰净土，连念七日阿弥陀佛的"佛号"，死后即可"往生"。 　　关于净土信仰的流布，可溯源至东晋高僧慧远（公元334-416　年）。他后半生曾在江西庐山隐居30　多年，在庐山东林寺聚僧俗123　人，结成"莲社"，"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大肆宣扬净土思想，被后来的净土宗人追奉为"初祖"。净土宗也因此亦称"莲宗"。 　　净土宗"二祖"是昙鸾（公元476-542　年），晚年定居汾州石壁山玄中寺。著有《安乐净土义》、《赞阿弥陀佛》各一卷。他和慧远一样，注重《观无量寿佛》的"观想"思想，修行和传教都以"观想"为主。 　　净土信仰流布至隋末唐初，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是由隋唐高僧道绰引起的。道绰（公元562-645　年），又称"西河禅师"。俗姓卫，并州汶水（今山西文水县）人。十四岁出家，学《大涅槃经》。隋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于石壁玄中寺见《昙鸾和尚碑》，颇受启发，遂改信净土。他将以往净土信仰的"观想"方式，改为"持名"念佛。以前的"观想"是心想佛像，设想"净土世界"的玄妙及"西方三圣"的形态和功德。从道绰始，修行的方式变成了"口念"佛号，即诵念"阿弥陀佛"，并用数珠记数，没有数珠的以豆子代替，念一声佛，放一粒豆子。道绰著有《安乐集》，系统阐述了净土思想。认为当时是末法时期，五浊混杂，只有信仰净土，才是出离尘世的唯一道路。传统佛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地方，正在于否定有一个彼岸世界的存在，净土信仰却以宣扬往生净土为唯一教旨，这有悖于佛教大理。为此道绰提出了一个"往生即无生"的理论来自圆其说。他说："今言生者是因缘生，因缘生故是假名生，假名生即是无生，不违大道理也，非如凡夫谓有实众生，实生死也。"①道绰是净土宗的奠基人，他提出的口念佛号、以珠计数的修行方式，在当时非常兴盛，使净土信仰的人越来越多。据《续高僧传》记载："自绰宗净业，。。西行广流。" 　　"人各掐珠，口同佛号，每时散席，响弥林谷。" 　　念佛声和珠豆之声都能振响山谷，可见净土信仰者之广传程度了。道绰自己每日念佛至少七万遍，一生讲《观无量寿佛经》200　多遍。 　　善导（公元613-681　年），唐代高僧。俗姓朱，临淄（今山东淄博市） 　　人。幼年出家为僧，习《法华经》、《维摩经》等。受戒后研习《观无量寿佛经》。贞观十五年（公元614　年）赴石壁山玄中寺，拜道绰为师。后入长安光明寺传"净土"法门，倡导专心念佛，被称为"弥陀化身"。他的主张与道绰一致，认为当时是末法时代，众生行愿的方式是称名念佛。据传，善导对净土的痴迷而达到疯狂的地步，每日佛号不绝于口，以致后来念佛时竟能"口出佛光"。他一生以受施之财书写《阿弥陀经》10　万卷，画净土变相300　余壁。著有《观无量寿佛经疏》四卷（即《观经四帖疏》）、《往生赞》、《净土法事赞》、《般舟赞》等，树立了一宗教法。善导对净土信仰的主要作用，是将道绰开启的"持名"念佛的净土修行方式传入京师长安，使净土宗波及整个北方。有人也将善导看作是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 　　在净土宗的传播过程中，中唐僧人少康功不可没。少康（？-805　年），俗姓周，缙云仙都山（今浙江缙云县东）人。曾从善导学法，后到睦州（今浙江建德县）传播净土信仰。先是让孩童念佛号，念一声佛，给小孩一枚钱。后来念佛要钱的人越来越多，改为念十声佛给一枚钱，于是："如是一年，男女无少长，凡见康者，则曰'阿弥陀佛'！以故睦 　　①　《安乐集》卷上。 　　城之人，相与念佛，盈道路焉。"①少康对净土宗在南方的传播起了较大的影响。 　　唐代以后，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死后才到佛国天堂的安慰，迫切希望在现世即得到解脱。净土宗为适应这种社会需要逐渐向世俗化方向发展，调和今生与来生、此岸和彼岸、世法与出世法之间矛盾，极大宣扬往生净土不离世法，必须广修十善为出世的资本，往生净土从建立人间净土开始。 　　净土宗宣传出生死苦海，到净土极乐世界，正好迎合了在现实苦难中挣扎的下层民众寻求解脱的心理。而且它不论愚智，不讲根机，不旁观想，不必参究，只要执待名号，就算皈依净门，其简易直捷的修行方法对下层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唐末五代时，净土宗渗入民间，并染及士大夫阶层，流传愈益广泛。净土宗的广泛流传曾波及到禅宗，后期的禅宗内部一度有"禅净一致"思潮的出现。 　　9　世纪间，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公元794-864　年）来华学习"持名念佛"，回国后传播净土信仰。后日僧法然（1133-1212　年）根据善导的《观无量寿佛经疏》，确立净土教义，遂开日本的净土宗。 　　3。"开元三大士"与密宗密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创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是由印度三位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来华传布密教而形成的。佛教史上称这三位僧人为"开元三大士"。 　　善无畏（公元637-735　年），梵名"输波迦罗"，中印度摩诃陀人，系释迦牟尼季父甘露饭王的后裔。13　岁时奉其父佛手王遗命即位乌荼国王，因兄弟争夺王位兵戎相见，让位于其兄后自己出家为僧，云游于中印度和南印度诸国，后到那烂陀寺习密教，受灌顶。后奉命携带大批梵本经籍东行传法，于开元四年（公元716　年）到达长安，受到唐玄宗的隆重礼待，封为"国师"。先住兴福寺，继住西明寺。开元五年奉诏于菩提寺翻译密教经典，译出《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开元十二年（公元724　年），奉诏随驾入洛阳，住大福先寺，先后在洛阳、长安两都与一行共译出密教经典千余部，主要译出了《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这部就是密宗信奉的"宗经"，也称《大日经》，密宗的全部理论基本上包括在里面。善无畏病死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　年），死后被赠鸿胪卿。 　　金刚智（公元669-741　年），梵名"跋日罗菩提"，中印度人。10　岁出家于那烂陀寺，20　岁受戒。先学大乘空宗教义8　年，后学大乘有宗教义3年，31　岁时到南印度跟从龙智习密宗7　年，研究《金刚顶瑜伽经》、《大日总持陀罗尼经》等经典，颇得奥义。后携带《大般若经》等梵本经典及许多礼品，经海路前往中国，历经艰辛，用时达三年，于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才到达大唐境内，第二年抵达洛阳，受到玄宗的礼敬，后随驾往返东西两都，于开元十一年（公元723　年）开始译经。至开元十八年（公元730　年），共译出《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一卷，《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四卷，《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一品》一卷，《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一卷。后至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又译出密教经法仪 　　①　《净土往生传》卷下《少康传》，《大正藏》卷五十一，123　页。 　　轨等21　部24　卷。前后共译出25　部31　卷。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病逝于洛阳广福寺。金刚智曾受玄宗敕封"国师"，赠号"大弘教三藏"。唐代宗又追赠其为"开府仪同三司"官衔。 　　善无畏和金刚智是中国密宗的奠基者，而将密宗弘扬光大的则是不空。 　　不空（公元704-774　年），梵名"阿目佉跋折罗"，其父是北印度婆罗门族，其母是西域人。不空于开元三年（公元715　年）被经商的叔父带至甘肃，13　岁时到山西太原，继入长安。开元七年（公元717　年），不空拜金刚智为师，出家专习密教。20　岁受戒，金刚智把正纯密教悉皆传给不空。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不空乘船到南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寻觅密教经籍，随龙智习密教。于天宝五年（公元746　年）携大量密教经典重返唐朝，受到玄宗的无上优遇，住鸿胪寺，继之在宫中设内道场，后移住净影寺，开设灌坛。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不空受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之邀，至河西武威开元寺，建立密坛，并译出密宗重要经典《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三卷、《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五卷及《一字顶轮王瑜伽经》一卷、《一字顶轮王念诵仪轨》一卷。天宝十五年（公元756　年）奉诏回长安，继续译经和开坛灌顶传法。大历九年（公元774　年），不空病逝于长安。 　　不空生前历事三朝，受到唐玄宗、肃宗、代宗厚遇，出入宫廷，结交权贵，声名显赫，曾遇"妃主降阶，六宫罗拜"之礼敬。不空临死前被代宗封为肃国公，食邑三千户，并任为"开府仪同三司"。不空译、著皆丰，在我国北方传教长达50　多年，对密宗的传播和兴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密宗来源于印度密教，密教由"开元三大士"传入中国后称为密宗，二者的佛学体系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或者说密宗是密教的照搬和移植。在移植过程中，"开元三大士"不免加入了许多对盛唐君王和权贵们的溢美之词，试图给统治者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使唐朝的封建统治宗教化。这就是二者细微的差别。 　　相传，印度密教始于龙树。其实，密教形成于7　世纪时，是印度大乘佛教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某些教义相结合的产物。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民俗信仰为特征，是一种近似于巫术的佛教派别。密教兴起不到一个世纪，就由"开元三大士"传入中国，形成密宗。 　　密宗的主要经典就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密宗教义认为，佛教分为两派，一是显教，即释迦牟尼对一般信徒的说教，另一个是密教，则是释迦牟尼的法身--大日如来对自己内部徒众所说的不能外传的邃奥法门。密教以外的一切宗派都是显教。密教又分为金刚界和胎藏界两部，虽然都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但供奉的神祇却有多寡之别，金刚界供养的佛、菩萨、金刚多达1461　尊，胎藏界只供416　尊。 　　密宗的主要佛学思想是：（1）"六大"说；（2）"佛众体性相同"论。密宗人认为，世界万物、诸佛、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是"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二者包容世界万物，同时又具生心中。这个"心"就是"大日如来"，"汝心本如来，为客尘所翳。"①不仅现实的人的心与佛相同，而且心、佛、众生三者都没有了界限。 　　①　《金刚顶莲花部心念诵仪轨》，《大正藏》卷十八，302　页。 　　"界有三种，所谓法界，心界，众生界。离法界无别众生界，众生界即是法界；离心界无别法界，法界即是心界。当知此三种，无二无别。"②。 　　这样，佛与众生体性便没有差别了，众生只要依法修"三密加持"，即手结印契（特定手势），口诵真言（咒语），心观佛尊，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身、口、意相应，便就即身成佛了。密宗的成佛途径也是比较简约的。 　　密宗的教义，内容十分庞杂，既有大乘思想，也有小乘思想，还掺杂进许多婆罗门教的内容，是一个"杂家"。唐王朝的统治者之所以青睐密宗，并不是因为密宗的杂乱教义，而是密宗从佛教的禁欲主义走向了纵欲主义，女人竟成了修学密法的必要条件和不可缺少的"伴侣"。《大日经》里公开宣称："随诸众生种种性欲，令得欢喜！"①"中青女人状，。。微笑、鲜白衣。" 　　"明妃住其侧，。。执鲜妙花枝。"②这还不算，密宗教义竟然出现了裸体女人和男女之欢的场面："熙怡相微笑，遍体圆净光，喜见无比身，是名能寂母！"③"一切佛菩萨，尽为染爱妻！"④这样一来，密宗的修行方式也就变成了口诵女子芳名、梦求女子倩影了。念叨女人，梦求女子竟然成了宗教实践活动了。 　　"。。及彼一切有情之类，知此大吉祥天女十二名号，受持、诵读、修习、供养，为他宣说，能除一切贫穷业障，获得丰饶财宝富贵。"⑤"或于梦寐中，睹见僧住处，。。女人鲜白衣，端正色殊丽，密亲或善友！" 　　唐玄宗在位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玄宗在踌躇满志之余，少时养成的风流天性立刻复发，淫荒成性，骄奢无度。密宗的纵欲主义正好迎合了王公贵族集团既要荒淫、又想"成佛"的心理。所以密宗是统治阶级直接弘倡、扶植起来的佛教"怪胎"。密宗由不空传给惠果，惠果后即告衰微。密宗的"短命"，是开元以后封建社会逐步衰败下去的反映。 　　密宗的仪轨非常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都有严格规定，需经阿阇梨（导师）秘密传授。8-11　世纪，印度密教传入中国西藏地区，建立西藏密教传统，称为"藏密"。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　年），日僧空海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受密法，并受传法大阿阇梨位，后回日本传播密宗，称为"东密"。 　　②　《大日经疏》卷三，《大正藏》倦三十九，610　页。 　　①　《大日经》卷五，《大正藏》卷18，36　页。 　　②　《大日经》卷一，《大正藏》卷18，7　页。 　　③　《大正藏》卷18，120　页。 　　④　《大正藏》卷18，265　页。 　　⑤　《大正藏》卷21，252　页。 　　（九）佛教与隋唐文明在隋唐王朝统治的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家统一，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较长，封建经济空前繁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中国封建文化开始进入了又一个旺盛的创造期，出现了以辉煌的文化成果为重要标志的隋唐文明。 　　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初传阶段，到隋唐时期已逐步被中国本土文化所接纳、吸收和转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佛教文化已经成为隋唐文明内在的因素，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隋唐哲学思想是以隋唐佛学体系为主干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现在谈论隋唐文明时，已经不可能绕开隋唐佛学这一块了。 　　除佛教本身成为隋唐文明内在的组成部分之外，以佛教为中心对隋唐文明其他方面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非常大。如文字、文体、诗歌、美学、建筑、雕塑、绘画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佛教的影响。下面简略述之。文字方面。隋唐时期，汉语辞汇量猛增，这是大量翻译佛教经典的结果。除唐时沙门守温所新创的36　个字母以外，仅翻译经典所新创的字汇与成语，竟高达数万个。梁启超曾说："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涅槃，般若，瑜伽，禅那，刹那，由旬等。其见于《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者既各以千计，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 　　由于汉晋南北朝时期翻译经典仅是草创阶段，翻译的佛经数量较少，译文也较粗陋，保留下来的佛教辞汇主要来源于隋唐时期。 　　文体方面。唐代佛教宣讲经文，分僧讲和俗讲两种。僧讲是专对僧侣阶层讲授佛教教义，俗讲则以普通人为对象。为了吸引听众，争取更多的信徒，佛教僧侣在对普通人讲解佛教时，常常把经文通俗化、故事化，散文和韵文结合，夹叙夹唱，并配有图画。这种讲唱形式称为俗讲。俗讲的话本称为变文，即白话文，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妙法莲花经讲经文》等。由于这种形式生动活泼，大众喜闻乐见，因此变文很快从最初讲唱经文故事，发展至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为内容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如《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等。这对唐代兴盛的传奇小说，有较大的影响。 　　隋唐时期，随着佛学典籍的大量翻译，佛学家也开始对佛学经典进行疏钞，即多家对重要的经典进行精细的分章分节分段。隋唐时期兴起的义疏之学，或许与此有联系。唐太宗敕令考订五经经文时，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①为由，令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义疏。梁启超认为："。。稍治佛典者，当知科判之学为唐、宋后佛学家所极重视。。。夫隋、唐义疏之学，在经学界中有特别价值，此人所共知矣。而此种学问，实与佛典疏钞之学同时发生。吾固不敢径指此为翻译文学之产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响，则可断言也。" 　　①　《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传序》。 　　诗歌方面。唐代文学中最光彩的是诗歌，诗人和诗篇多如繁星，其中有部分诗人和其诗作，受到佛教方面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如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王维和孟浩然。王维后期的诗中更为明显。如："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婆数株树。" 　　这些诗句给人以"身世两忘，万念皆寂"的感觉，有人称王维晚年的一些作品为"入禅"之作。王维晚年吃斋拜佛，"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的诗自然也散发着空无寂灭的佛家味道。孟浩然的许多诗作也透着禅旨幽冷之美，也能够寻见佛教思想的痕迹。 　　美学方面。隋唐儒、佛、道三教并进，隋唐文风也为之而变。唐代美学，儒表佛里，大致分两条线索发展。一条线索从陈子昂倡导的"汉魏风骨"始，经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诗论，到韩愈、柳宗元的"文以载道"说，基本上遵循儒家"言志明道"的美学路线；另一条线索从皎然的《诗式》开始，发展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基本上奉行的是佛家的"兴寄妙悟"的美学路线。在禅宗哲学基础上产生的"兴寄妙悟"的美学观，重点放在灵感、直觉、兴寄、趣味等审美经验的主观因素方面。《诗式》作者诗僧皎然用禅宗哲学总结诗歌创造经验，开"兴寄妙语"说之端。司空图继承皎然的美学路线，倡"滋味"说，提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要求艺术家表现"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佛家的"兴寄妙语"美学观从灵感与神韵这个新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审美经验的内部联系，丰富了中国美学的宝库。 　　建筑方面。由于隋唐君王的狂热崇佛，与佛教紧密相关的寺塔、石窟、佛寺等建筑也大量涌现，这促使中国建筑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享誉世界的西安大、小雁塔皆为唐塔。大雁塔始建于康永徽三年（公元625　年），是唐代高僧玄奘亲自设计的。武周长安年间塔毁，又精工重建，塔呈方形，共七层，高64　米，是密檐楼阁式建筑，可以攀登，至今已1300多年。小雁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塔高43　米，原为15　级，其上两级颓塌，其余13　级尚完好。 　　隋唐的石窟寺艺术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最著名的有龙门石窟和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从北魏开凿迄至唐代，现有石窟1352　个，半数以上为隋唐时期开凿。敦煌石窟现存有486　窟，其中隋窟95，唐窟213，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木结构建筑物。南禅寺大殿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面宽、进深皆是三间，平面略呈正方形。佛光寺相传是北魏孝文帝时所建，会昌灭佛时被毁，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重建，寺内东大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规模宏大。 　　雕塑方面。自佛教传入中国，雕塑佛像又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隋唐的雕塑艺术，以石雕和泥塑佛像最为多彩。洛阳龙门、永靖炳灵寺等石窟中，有许多隋唐的石雕造像。其中著名的龙门奉先寺雕像，就建于唐太宗时期，在九躯大像中，中央的卢舍那佛像，高12　米多，两旁有各大像四躯，气势宏伟，形象生动。四川乐山的石雕大佛坐像，也是唐代作品，高71　米，雄伟自然，是我国最大的石佛像。 　　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有308　窟是隋唐开凿的，其中立体泥塑佛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放射出健美的光彩。 　　雕塑佛像之风，从北魏至唐代中叶，非常盛行。王昶《金石萃编》记载："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大抵所造者释迦、弥陀、弥勒及观音、势至为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石窟、或造佛龛，或造浮图。其初不过刻石，其后或施以金涂彩绘。其形模之大小广狭，制作之精粗不等。" 　　隋唐雕塑之风盛行，与佛教兴盛有直接联系，也留存下许多雕塑精品，被当代人视为中国文化之瑰宝。 　　绘画方面。隋代及唐初的绘画，大多以佛像为主。敦煌隋唐石窟中，有大量的以佛教为题材的壁画。有表示佛祖初生时的图案，有表示太子初生行七步，步步生莲花的画面，有表示各种佛、菩萨等形态的画面，有极乐世界的理想境界的景象。壁画中的飞天，窟顶的藻井图案、是富有独创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壁画和泥塑密切配合，浑然一体，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宝库。 　　受佛教文化熏陶至深的唐代大诗人王维，首创中国水墨山画。他的山水画精炼、淡雅，富有诗的意境，散发着禅旨逸趣，被称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的水墨山水画影响深远。 　　隋唐壁画的兴盛，与佛教的兴盛有直接的联系。 　　印刷术方面。中国秦、汉时仅有石刻印刷，而没有雕版。随着佛学经典的大量涌流，隋代时为适应佛学教义传播之需要，开始产生了佛教雕版印刷术，但属覆印而非仰印。唐初开始发明雕版仰印。玄奘西行回国后曾大量印刷佛像，唐朝后期雕版仰印的应用逐渐推广，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已被大量印卖于市，雕印的历书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唐末，成都已经大批印书，并且成为全国印书业的中心。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刻印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的《金刚经》，可惜被盗往伦敦。至于国内现存的最早印刷品，是在成都东门外晚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 　　佛教对隋唐文明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大致表现为上述几个方面。另外，隋唐王朝与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印度、伊朗等国）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多以佛教为连接线，对隋唐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也有一定的影响。 　　五、道教的兴隆道教是中国封建社会土生土长的汉民族固有的宗教。自东汉张道陵创教以来，经南北朝，在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从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一）皇室崇道情况隋唐时期，尤其唐代，是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之一。而道教的发展和繁荣首先是与历代的皇室崇道分不开的。他们之所以崇奉并扶植道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利用，信仰居于次要地位。首先，他们利用道教神灵来制造皇权神授舆论，以达到神化皇权和神化帝王的政治目的。其次，他们利用道教来抑制佛教势力的发展。第三，他们利用道教的劝善惩恶教义来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以便愚弄人民和安定社会秩序。第四，他们利用道教的清静无为思想来作为治国之策和养生之道。第五，他们利用道教的所谓神仙方术以求长生不老。显然，历代帝王大都实行尊崇道教的政策，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隋唐时期，帝王们为了求得长生不老和长久巩固的统治，都大力扶植和尊崇道教。 　　隋皇建国之初，隋文帝杨坚利用道教编造"受符之命"，为他篡夺北周政权制造舆论。道士张宾、焦子顺等揣摸其意，密告以"受命之符"。杨坚即位后，重用张宾、焦子顺等，并尊道士焦子顺为天师，专为焦子顺在皇宫附近建造五通观。隋炀帝杨广即位亦尊崇道教，曾拜著名道士王远知为师。又迷信金丹，企求长生不死。 　　唐王朝在崇道方面，较之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唐高祖李渊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自称是老子李聃的后裔，认定老子为李家宗祖，欲借道教的神威来抬高李家的权威，因而对道教倍加推崇，并于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到国子监正式宣布：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从而确立了道教在唐朝的特殊地位。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神化唐王朝和鼓舞军心，编造老子降灵的政治神话，尊老子为"圣祖"和"太上老君"，并在老子的故乡建造太上老君庙，又在各地增建道教宫观，并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地位在僧尼之上，这就抬高了道士的社会地位，促使了道教的发展。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　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命王公、官僚和举人皆习《老子》，又敕道士隶宗正寺、道士行立序位在诸王之次。景云元年（公元710　年），唐睿宗女儿西宁公主和昌隆公主出家入道，睿宗下令为她们兴造奢丽的金仙道观。 　　将崇道活动推向自唐以来最高潮的是唐玄宗，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自始至终地崇奉道教，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崇奉道教的皇帝。他对《老子》思想十分推崇，认为它在六经之上，为百家之首，是自古以来最高深、最根本的理论。所以，唐玄宗时期《老子》一书被尊为《道德真经》，是王公大臣和贡举人的必读之书。唐玄宗还亲自注释《道德真经》，颁之全国，下诏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劝其习读，使之指要。"为了同佛教的四大菩萨相对，玄宗又封道家的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为四"真人"，其著作为"真经"。他召群臣于宫中，令玄学博士讲授《老子》，命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又令各州县推荐对《老子》、《庄子》、《列子》等有研究者，由玄宗亲试后予以奖赏。并下诏，道士女冠隶宗正寺，视道士为皇室同宗，又设崇玄馆，令天下应科举之试子习老庄等道书。由于唐玄宗的崇道，朝廷内外，道教大兴。唐玄宗的崇道活动在其统治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不仅每晚对老子顶礼膜拜，而且不断地给老子封爵加号。天宝二年（公元743　年）给老子追尊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公元749　年）加封为"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又加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下令各地建造玄元皇帝庙，塑老子像于正位，两旁以唐朝历代皇帝像作为陪祀。由于玄宗崇道狂热，唐朝政府执行崇道抑佛的政策，并进入全盛时期。以后，唐代历朝皇帝亦皆崇奉道教。到了唐武宗时期，朝廷废禁佛教，独尊道教。唐武宗李炎即位后，命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门教授先生，并拜赵归真为师，学习神仙术。武宗在崇道的同时，对佛教采取贬毁的政策，并于会昌四年（公元844　年）下令拆毁佛寺，销毁佛像，僧尼一律还俗，寺院财产全部没收。 　　由于道教把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称为道教的始祖，所以，李唐皇朝就利用老子姓李，攀附为同宗，尊老子为"圣祖"。他们神化老子，尊崇老子，利用老子在历史上的广泛影响来提高李唐宗室的社会地位，因而在唐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了扶植和崇奉，道教的地位始终处于儒佛之上。唐王朝之所以抬奉道教，一方面是企图利用神权的力量，表明唐王朝是顺奉天命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抑制佛教的发展。因为佛教在当时有一定的势力，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力，其发展和兴盛远远超过道教。尤其是它的经济力量的恶性膨胀日益造成了对政府的威胁和民生的残害，它的自成体系，不敬王者触犯了至高无上的君权，它的不拜父母、剃发染顶违逆了儒家传统伦理观念。由于佛教的兴盛对唐王朝的统治十分不利，所以必须借助道教来削弱佛教的势力，于是道教才乘机得以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可见，唐皇朝崇奉道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另外，希冀长生和祈福禳祸也是统治者崇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道教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并辅以禳祸祈福的宗教，其理论根据是：大道具有永恒的生命活力，人经过炼养，就能够与道合一，获得永恒的生命。为追求这一终极目标，道教讲究炼丹合药、服食导引、羽华飞升、长生久视等所谓的神仙方术。而正是这一点，既适应了统治者麻醉人民的需要，又迎合了统治者奢求长命富贵、长生不死、永享仙乐的欲望，所以唐代诸多帝王大都相信道教的服饵长生之说，不惜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命道士制炼丹药。然高贵显赫的帝王们也难逃丹毒之害。据记载，唐代的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之死均与服用金丹有关。 　　古今往来，大概有这样一条生活法则，现实中绝望不幸的人，不免会将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上；而现实中志得意满的人，渴求的往往不是虚无缥缈的来世，而是在今世如何延长生命。大多数封建帝王都属于后一种。在历史上崇道著名的唐玄宗，他崇道的目的一生前后明显不同，前期他将道教作为巩固其统治的政治工具，运用道家思想治国理政；后期崇道则是出自于谋求长生的功利目的和追求神异的闲情逸致。开元后期，唐玄宗面对开元盛世，感到可以高枕无忧，安享太平了，因而不再励精图治，不再坚持以往节欲戒奢的主张，日益追求奢侈享乐的生活。再加晚年又得爱妃杨玉环，使他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而企求长生的欲望十分强烈。而道教的"长生术"正好满足了他的这种渴求。玄宗后期崇道的兴趣、精力都转移到了炼丹合药、神仙道术上去了。他为了长生成仙，一面虔诚地祈求神灵庇佑；一面派人到嵩山等地烧炼长生金丹，同时还向术士学习隐形仙术。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他在宫中设寿星坛，祭老人星等，以求长生。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正月，他亲称梦见了玄元皇帝老子的"真容"，老子告诉他："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①唐玄宗立即派人求取，迎回兴庆宫，又命给老子画像，分送全国开元观供奉，轰轰烈烈地庆贺了一番。自此以后，老子到处显灵，言玄宗是上界真人，寿命无疆。玄宗是否真的梦见老子，已无从考证。但所谓老子降显，灵符出现等等，无疑是群臣为迎合玄宗所好而编造的。但玄宗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其中皆有"圣寿延长"、"圣寿无疆"等语正合玄宗长生成仙的愿望。所以开元末期以后，唐玄宗的崇道活动愈来愈多地转移到宗教迷信活动方面去了。一些史书对唐玄宗的后期崇道活动曾作了这样的概括："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宫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可见，唐玄宗在开元后期，终日求仙学道，纵欲享乐，完全将朝政大事抛在了一边。正当唐玄宗昏昏然于神仙方术的长生梦里和沉湎于声色犬马以及缠绵恋情之时，酝酿已久的"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叛乱历时七八年，席卷了半个中国，大片州县沦为废墟，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强盛的唐王朝也从此走了下坡路。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二）道教清静无为理论的发展道教是东汉末年由张道陵等人创立的宗教，道家是先秦时由老子创立，并推崇老子思想的哲学派别。但是道教在理论上却紧紧依托道家打着道家的旗帜，与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道教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以老子的"道"为基本信仰，它的教理、教义均由"道"衍化而来，其理论依据均可去道家学论中找到原坯，比如，道教所主张的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之论，其理论渊源就是《老子》中的清静无为之"道"。 　　所谓"清静无为"，其词意是克制外欲，清神静心，顺应自然，不去强制。《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所以，"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可见，在老子这里，清静无为既是治国之道，也是治身之道。其意义在于诫示统治者不可欲求过多，治国治民要顺其自然，以安定，清静为本，不要变幻太多，干扰太大。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三十章），同时也提醒处于扰攘，烦劳的社会活动中的人们，应尽量保持静逸的心态，不为物欲所役。因为清静才能少私寡欲和明智无蔽，清静才能镇定自若，处变不惊，收到以静制动，无为而无不为之效。 　　老子之所以提出这种政治上的清静无为的理论，是因为他目睹了春秋末期出现的严重社会弊端。在老子看来，正是由于统治者"食税之多"，才造成"民之饥"；由于统治者贪图"难得之货"，老百姓便会为盗，由于统治者的好战，则"必有凶年"。统治者在横征暴敛的同时，又以繁多的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被逼迫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当他们的生活道路被阻塞无望的时候，那他们就会"不畏威"、"不畏死"，社会就会发生更大的祸乱。所以若要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宁和谐，须选择清静无为的方略。 　　唐代道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进一步确立了老子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并对其清静无为理论加以发挥和发展。 　　道教的教义认为，清静是道的根本，学道的人只有清静，才能修道和得道。而道教徒要做到清静，首先应该做到"寡欲"和"无为"，对待世俗的声色欲望和名利企求，不要有过分的追求和非份的谋划，处世立命要摒弃妄自作为，要顺乎万物以及社会的发展的自有之"道"。可见，"清静无为"不仅是道教教义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道教对于社会政治和处世的基本态度。唐代著名高道司马承祯在道教史上，对道教理论的系统化和精密化有过诸多的贡献，并留下了许多著作，其基本思想正是阐发了老子的"清静无为"的理论，出色地熔释《老子》于一炉，对道教中的无为派理论和主静论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唐代的几个皇帝都曾多次召见他，并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因为，老子道家思想中以"清静无为"为宗旨的治国安民之方，早在秦汉之际就被改造为一套独特的而且行之有效的统治术，唐代帝王们对于道教的迷恋说明他们把道教思想视为有益于社会安定的意识形态和麻痹人民反抗意识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他们看到可以利用道教这种宗教形式充当他们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工具，并在其治国实践中，选用清静无为之说作为理论基础。比如唐太宗曾经行清静之道，以清静宽简作为行政原则，同时经常运用老子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等思想处理国事。唐高宗曾经好无为之治，他在大力崇道的同时，明确地宣称："政道莫尚于无为也"。①唐睿宗非常欣赏道士司马承祯关于"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必无所私，则天下理矣"②的治国之说。唐玄宗执政之初，面临的是朝廷屡经动乱，政局不稳，国库空虚、百姓凋弊、社会动荡的局面。踌躇满志的唐玄宗立刻意识到他的首要的当务之急便是富国安民。他审时度势，认识到应以老子的清静无为之术作为治国良方。老子之术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以自然无为求治。唐玄宗所看中和所需要的正是老子思想中有实用价值的以无为求治，以柔弱胜刚强的饱含辩证法的政治术。唐玄宗确实得其大要，抓住了老子之术的根本精神。因为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政治策略比起积极有为的儒家来，自有它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对于医治久经动乱的社会，往往有着特殊的功效。 　　唐玄宗为了贯彻其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反复宣传《老子》，对老子的清静无为而治亲自进行注疏和发挥。他认为"爱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伤性，理国者，务农而重谷，事简而不烦，则人安其生，不言而化也。此无为也。"③"无为则清静，故人自化，无为则不扰，故人自富。好静则得其性，故人自正，无欲则全和，故人自朴。此无事取天下矣！"④又说："妙本清静，故常无为，时物以生，而无不为也。侯王若能守道无为，则万物自化，君之无为，而淳朴矣。"⑤可见，人君从清静无为之道出发，使民返于淳朴之道，就是唐玄宗治国安民的基本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同时在各方面实施了他的清静无为之政，并制订了一系列简政轻刑，节欲戒奢的政策。 　　行清静宽简之政　唐玄宗一改武周末年以来"调发伤重"、"刑法滥酷" 　　的政策，采取了"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的方针，先后下《禁州县严酷诏》、《戒州县扰民敕》、《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等，强调要行清静宽简之政，以造成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以与民休息。他说："政在养人、人安其业。"①"上无赋敛，下不烦扰，耕田凿井，家给民足，故云而民自富。"②为了将宽简之政贯彻下去，他亲自选拔地方官，嘱咐出任都督刺史的京官到地方后，要除烦从简，与民休息，坚决实施"清静"之政，禁止进奉财物，干扰百姓。为了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得以稳步发展，他严厉惩处贪赃枉法、侵吞百姓钱财的高官贵戚和地方县令，他反对"政令烦苛、禁网凝密"，他认为"令苛则人扰，网密则刑烦，百姓不安，四方离散"，所以他一再要地方官"慎恤刑罚"。唐玄宗认识到，只有减轻赋税、澄清吏治，让百姓能活得下去，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他十分注意不妨碍生产，不干扰百姓，不过分役使民力，遇灾年赈济饥民，减免租税，因而使"开元之治"时期，封建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景象。 　　树节俭朴素之风　在开元前期，唐玄宗为了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反对奢华、倡行淳朴，他曾下《禁珠玉锦绣敕》、《禁断奢侈敕》、《禁女乐敕》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 　　③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疏》。 　　④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疏》。 　　⑤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疏》。 　　①　《全唐文》卷八十三。 　　②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疏》。 　　等，强调要节欲戒奢，正本清源，以形成一个从上到下节俭朴素的社会风气。他从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和"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思想出发，提出"人君不尚纯朴而好浮华，则百姓效上而为奢泰，马也竞淫饰日以繁多也。"①他决心力改多年的奢靡风气，并首先从皇宫做起，先后下令销毁宫中的乘舆服御、金银玩器、珠玉锦绣等，禁断女乐，禁用奢侈品，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准穿珠玉锦绣，同时也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违者处杖刑一百。他说："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红，粟帛之本或亏，饥寒之患斯及。"②可见，玄宗所以要自上而始，力戒奢靡，树节俭朴素之风，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他的富国安民的理想。 　　善用公正有为之才　唐玄宗吸取黄老无为学说中的"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的思想，严格官吏的选拔，任用监察和考核，使朝廷中人才济济，各尽其长。开元四年，玄宗在殿廷亲自复试吏部新选的县令，把其中不合格的四十余人斥退。他在开元时期精心选用的宰相姚崇、宋璟等人，都是比较有作为的贤相。姚崇曾向玄宗提出十项建议，如执行法律必自亲近的人开始，废除苛捐杂税，不让宦官和无能的皇亲国戚掌权，广开言路，不要大修寺庙等，都深得玄宗的赞同。御弟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姚崇上奏，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依法惩办，从而打击了大贵族的势力。宋璟做宰相时，以刚直守法著称于世，他为人耿直刚正，敢于直言，为官严格执法，不徇私情。有一次吏部选人，他的远房叔父宋元超自己声明和宋璟的亲属关系，想谋得一个好职位。宋璟知道后，便通知吏部，不给宋元超官职。由于玄宗深得黄老无为之道的真谛，善于放手任用公正有为的大臣，不专权独断，事必躬亲，所以不但造成了盛唐特有的轻松、开放的政治、文化氛围，而且成就了"开元之治"。 　　取柔静为本之策　唐玄宗继位后，皇位并不稳定，公开的、潜在的政敌不少。他深知对皇位的威胁和政局的干扰，主要来自皇宗室和功臣。由于他不是以嫡长子身份名正言顺地继位的，所以在重视宗法关系的时代，就成为其先天不足的缺陷。而正是这一缺陷促使他注意处理好和宗室诸王的关系。玄宗继位前，亲身经历过不少政治斗争，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又熟谙老子之术，因而他继位后成功地运用了老子的知雄守雌、知盈处虚，柔胜刚、静胜躁的精辟哲理，并采取了以柔、静为本的政策。对于宗室兄弟，他一方面亲厚恩宠，礼遇尊重，并常与他们共享天伦之乐；另一方面，他又对宗室诸王严加控制和防范，不给他们任何权力，严格"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以防止他们形成异己的力量。对于朝廷重臣，他严格控制他们的权力，却又宽和相待，不胡乱猜忌。由于唐玄宗运用了这种以柔克刚、恩威并施、宽严结合的政治策略，有效地调整、缓和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不仅笼络住了人心，控制住了各方面的势力，而且使得政治空气比较开明，政局比较稳定，这样，既巩固了玄宗自己的地位，又为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由此可见，唐玄宗对于老子的清静无为理论，不但大加颂扬，而且具体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去，并在实践中加以发挥和发展。这在当时他面临的政治动荡、经济凋弊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选中老子之术作为救世良药，真 　　①　《唐玄宗御注道经真经疏》。 　　②　《全唐文》卷三十五。 　　可谓是对症下药。但他对于老子学说，并不盲目搬用所有观点，也不拘泥于个别篇章词句，只是用其精髓，用其所当用。由于玄宗在开元前期，施行清静无为之政，适时适度地运用道教清静无为的思想来治国，并相应地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措施，因而对实现"开元之治"起了重要作用。那时候，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社会生产继续向前发展，封建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唐王朝达到了开元盛世的时期。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曾这样描写当时的发达繁荣状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私。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运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诗中虽有一些粉饰夸大的形容词藻，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的丰实，物价便宜和交通发达等情况。 　　（三）外丹道的兴旺、危机与内丹术的兴起道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它不是要求人们轻视人生，放弃今世，去追求死后的"天堂"，而是以贵生、乐生、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作为本教最核心的信仰，所以，对于生命的保护和延长以及渴望永生，向来是道教最为关心和探索最多的课题。历史上道教徒为实现这种追求，对人的生命表现了最大的关注，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他们认为，光阴易逝、人生难得，人的寿命并不完全由天决定，只要虔诚修炼就可以做到延寿、成仙。其修炼方法虽然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但服饵"金丹"唯其至要。 　　历史上封建皇帝大多相信服用金丹可以长生不死，尤其是唐代诸帝对炼丹服食之术的迷恋，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挥金如土，不惜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支持道士们的炼丹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道教外丹术的发展。所谓外丹是指用铅、汞等矿物配制其他药物作为原料，放在炉火中修炼而成的丹药。丹药分"点化"和"服食"两种，初步炼成的叫"丹头"只能作"点化"用，不能服食；继续再烧炼，便可炼制成为可以"服食"用的丹药，即道教所谓的"仙丹"或"金丹"。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笃信金丹服食、长生成仙的丹道术士们安炉置鼎，炼丹合药，不断进行探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道教的逐渐成熟以及唐皇室大力抬奉道教，道教外丹术在唐代发展到了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据史料记载，唐代著名炼丹术士之众，保存下来的外丹经诀之丰，炼丹术具体内容之富，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历代无出其有者。故学术界常称唐代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外丹理论，还是炼丹实践，在中国炼丹术思想史上都是颇具特色、影响深远的。 　　1。外丹理论繁荣唐代道教外丹术在吸取历代积存的外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热衷于形而上学的思辨，力图寻找炼丹术的义理基础和探索炼丹术的义理化问题，故各种丹道学说纷然竞陈，从而使道教外丹在理论建构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第一，自然还丹之说所谓还丹，是道教金丹的别称，自然还丹即"天生还丹"。道教认为它是上界仙人才能服用的。《丹论诀旨心鉴》曰："有上仙自然之还丹，生太阳背阴向阳之山。丹砂皆生南方，不生北方之地。自然还丹是流汞抢金公而孕也。有丹砂处皆有铅及银。四千三百二十年丹成"。也就是说，金丹是由日月的运动自然成丹，它是由"天符"的照耀而形成的，天上的仙人们服食它们而长生不死。下界修道之人临炉炼丹，就是把所用的炉鼎器具想象为一个缩小的宇宙，以人间之火，仿天火之造化，在丹炉中浓缩地再现"天生还丹"的全部过程。月计三百六十时，年计气候四千三百二十时，合四千三百二十年。所以喻合天符，造化同途，便可以炼出仙丹。凡人服食这种仙丹，就可以同服食自然还丹的上界仙人一样长生不死了。 　　第二，临炉炼丹用火直符之说在唐代道教外丹理论中，与自然还丹之说相伴相生的是临炉炼丹用火直符之说。炼丹术士临炉炼丹的实际操作也总结了一套理论，他们特别重视炼丹火候的掌握，认为临炉炼丹最难的是丹炉温度的控制。在古代丹炉温度的控制，只能依靠按时添减燃料来实现，炉温的变化必须喻合天符运动的变化。《通幽诀》曰："日月四时直符循环，廿一如东脚，运转阴阳，成数造化，载运万物，故在律纪"。炼丹术士以炉中之火比类"天火造化"，认为炉中火侯变化喻合天符运行，就是所谓"直符"。道教炼丹用火直符之说非常繁杂，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的炉火控制都有很多的讲究，并且都有详细的口诀。炼丹术士们认为，"万卷丹经秘在火候"，在这十二个月的"周天大造化"中，只要更漏分明，用火不失斤两，节候有准，年月满足，还丹自然成功。 　　第三，药物配合相类之说唐代的炼丹术士以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强调"洞达阴阳，穷通爻象"，力图运用阴阳学说指导炼丹药物反应。他们在炼丹的实践中根据药物的阴阳性质以及具体的实验操作反应，总结概括出了药物配合的相类学说。他们认为，只有相类的物质之间才能发生联系和作用，比如黄金、白银、雄、雌、砒黄曾青、石硫黄皆属阳药，水银、黑铅、硝石、朴硝皆属阴药，阴阳之药各禀其性，丹方的方剂配伍必须符合阴阳和合之说。"或阳药阴伏，或阴药阳制，明达气候如人呼吸，皆有节度。"唐代炼丹术著作《太古土总经》中详细论述了多种药物的相互作用和反应："夫铅与雄（黄）同舍，化（石）受于金之类雌（黄），雄（黄）类硇砂，雄不得硇砂相和而其色不行。夫铅者金之主，雄者石之主，故铅能变金石。夫欲变金石，不得雄，铅终不妙也。夫雌亦能变伏五金八石，类于密水贝母。夫硫黄伏得本色不够，亦能变伏染金石类，入磁石作汁。汞类石亭脂，砒类石脑，立凝不飞，朱■醇酒，铅类桑柴之灰，锡类密佗僧，曾青类于代赭。"①也就是说只有用相类的药物配制丹药才能够做到"阴阳和合"、"变化顺宜"。 　　2。外丹流派林立道教徒烧炼金丹，一般都有徒授传承。由于在方剂配伍以及在炼什么丹，以什么药料为主的问题上常常发生分歧，所以便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丹道流派。在唐代，外丹流派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派别即金砂派、铅汞派和硫汞派。 　　金砂派炼丹采药比较广泛，但最重视黄金和丹砂。这一派之所以推崇服食金砂，是因为他们认为，"金之性坚，煮之不烂，埋之不腐，烧之不焦，所以能生人。"丹砂是"益人万倍于五谷"的上品神药，丹砂"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这派当中的许多炼丹家都比较精通医学，比如初唐时期的孙思邈，既是著名的炼丹家又是在中国的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医药学家。还有唐代著名的金丹炼师孟诜，他出自于孙思邈的门下，他炼丹用药注重治病疗疾，具有典型的医家风格。所以，金砂派相信服食以金砂为主的丹药，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保命，进而达到成仙不死。 　　铅汞派推崇铅和汞为至宝大药，并排斥一切所谓杂药，只以铅汞为原料炼丹。他们认为"铅汞者本是七宝之良媒，五金之筋髓，解之百事俱通，迷则百途并塞。""即知大丹之妙，唯铅汞二物为至药。""一切万物之内， 　　①　《太古土经·明相类》。 　　唯有铅汞可造还丹"，它们是天地之至灵，服者可以长生。铅汞派的理论体系繁杂，长于玄学思辨，在唐代道教炼丹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硫汞派是在唐代逐渐兴起的，这一派相信用硫和汞合炼即能成神丹大药。他们也用易学阴阳之说作为其理论基础，认为"硫黄是太阳之精，水银是太阳之精，一阴一阳合为天地"，以硫和汞炼成的丹药是"大药之祖，金丹之宗"。 　　以上各派内部又存有颇多歧见，从而形成了繁杂的门户之说。如金砂派内部有主金和主砂之争，金砂派中有人主张飞炼七返灵砂需要用铅。铅汞派中有人主张烧炼铅汞大药，需用硫黄、雄黄、曾青等药作为辅助，等等。可见，各派虽然相互攻讦，贬斥异端，但由于都崇奉易学阴阳五行之说，各派也必然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从而推动了唐代外丹术的迅速发展和兴旺。3。外丹实践的新发展唐代炼丹术士继承了以往炼丹实践的经验，并在大量的实验事实的基础上，了解到某些物质的分解和化合的现象，摸索到一些化学操作的技术方法，并总结概括出了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这不但对炼丹术的实验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使唐代的炼丹术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客观上对化学药物学的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唐代道教外丹术在实践方面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炼丹所用的药物原料更加广泛。从魏晋南北朝至隋末唐初，道教炼丹术都保持着古代炼丹术的传统，即在其丹方中主要采用金石矿物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金石矿物药的毒性逐渐有所认识，所以唐代的炼丹术士们，尤其是以孙思邈等人为代表的流派，较注重博采众长，丹方用药颇多。唐代《石药尔雅》一书中收集炼丹术士常用的药物就有150　多种以上。由于炼丹术士们在比较广泛的药物范围内进行炼饵实践，所以发现了不少新的药物以及药物的新药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概括出一些药物之间定性反应的规律性，比如在外丹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药物配合相类"理论，就是这样归纳产生的。 　　其次，在药物的定量反应方面，唐代炼丹术的发展也比较显著。比如用硫和汞化合成丹砂的传统方法，是用水银一斤、硫黄五两，其具体操作比较粗放，实验结果很难达到定量反应的概念。到了初唐时期孙思邈一派则改用"水银一斤，石硫黄四两。"到了盛唐时期陈少徽一派改用"汞一斤、石硫黄三两"。汞的原子量为200.59，硫的原子量为32.06，硫化汞中汞硫比例的理论值为100∶16.0，而唐制一斤与三两的比例是100∶18∶8，由此可见，盛唐时期陈少徽一派合成丹砂所用的汞硫比例与其理论值相当接近，另外，由于他们的实验方法较之传统方法合理，所以实验反应的结果也能达到可以忽略不计损失的水平。 　　除了硫和汞的合成以外，唐代炼丹术士在临炉炼丹实践中还观察记录了很多新的药物的制备方法，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唐代炼丹术丹经中记述着硫磺、硝末、木炭配制火药的方法，这是世界上关于火药配方的最早记载。因为炼丹士常用硝石与三黄（硫、雄、雌黄）等作为炼丹原料，把它们合在一起烧炼时，极易发生剧烈燃烧成爆炸现象。这是黑色火药发现的先声，在当时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科学成就。所以火药的发明与道教炼丹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烧炼长生不老之丹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炼丹术士的实践纯粹是在一种虚妄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但是，他们在长期的炼丹家实践中积累的有价值的实践经验以及一些积极的科学成果，却是不可忽视的。 　　由于唐代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蓬勃发展，再加上封建帝王的大力崇道和扶植道士烧炼金丹，所以，道教外丹术十分盛行，服饵金丹一时竟成为全国性的风气。 　　首先是诸多封建帝王相信服饵长生之说，并迷恋道教金丹服食长生之事。唐高宗笃信长生有术，"合广征诸方道士，合炼黄白"①唐玄宗后期终日求仙学道，沉迷于烧炼金丹和各种道术之中。将朝政大事完全抛到了脑后。安史之乱平息之后，他退位深居，在别人的掌心中忍气吞声地消磨残生，却旧习不改，仍然"为金灶，煮炼石金"，②垂暮之年仍念念不忘炼丹，可算是到了至死不悟的境地。中唐时期的宪宗、穆宗、敬宗，晚唐时期的武宗、宣宗都热衷于道教金丹服饵之事，他们为了让炼丹术士给他们炼制出长生不死之丹，对金丹术士大加封赏，名气大的封为翰林，有的甚至官至公卿，一般的道士也可被奉为"供奉的人"。可见，金丹术士由于皇帝宠信，不仅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很大。 　　其次是社会上层中的那些达官显贵以及士大夫，以服饵金丹为时尚，对长生不死的神仙日子的向往丝毫不比皇帝差。和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过从往来的几位官僚，按韩愈所记，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逊弟刑部侍郎建、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度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皆因服饵中毒致死。许多文人学士也浸染于这种时代风尚之中，深受丹药之害。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常常游道观、交道士，他说"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似江海，常学仙话，博涉道记。"另一位卢照邻，为了治好自己的病，求得长生，他到处访求道士，反复煮炼丹砂，多次服食方药，差点丢掉性命。还有著名诗人李白，从青少年时期即薰染道风，成年后漫游名山，求仙学道。仕途上的失意之后，一直学道孜孜不倦，又是炼丹，又是受箓，连做梦也不例外，他在诗中写道："余尝学道穷冥签，梦中往往游仙山。"还有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也曾广交金丹道士，对烧炼金丹也很感兴趣。 　　可见，在初、盛唐时，道教外丹术的兴旺以及社会影响之广，是后世无法相比的。但是，这种兴旺却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古人根本不了解金属的性质与人体性质的关系，金属物质具有抗腐蚀性与常温下的稳定性，人服食以后是不能被消化和吸收的，而且许多金属对人体是有剧毒的，人吃了往往可以致死。可是古人却相信这些东西所固有的坚固性与耐久性在人服食之后能转移到人身上来，并使人长生不死，肉身永固。然而，迷信终究是迷信，它终究经不住严酷事实的批判。历史上为追求长生不死反被金丹所误的人，包括道教内部的炼丹家和封建社会的上层统治者在内，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许多帝王及官僚之死皆与服食金丹中毒有关，许多道士因长期与铅、汞、硫等有毒物质打交道，枉死的、残废的更是目不忍睹。可见，金丹之术误人，成仙之渺茫。因此，道教外丹术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它逐渐被人们所怀疑和 　　①　《四唐书》卷一九一。 　　②　《全唐书》卷三十八。 　　遗弃。唐以后外丹术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内丹术开始兴起，并且发展壮大起来。 　　内丹术渊源于古代各种行气功法。最早将内丹纳入丹术轨道的是汉代的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魏伯阳以黄老哲学作指导，以《易》象数为方法，将金丹与内丹的方术统一起来，使内丹也成为丹术的一种。不过，当时魏伯阳还没有提出内丹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在隋代出现的。《道藏源流考》说："至隋代，有青霞子苏玄朗。《罗浮山志》曰：'隋开皇中，来居罗浮'。'乃著《旨道篇》示之。自此道徒始知内丹矣'。盖自此始有内丹之称，而葛洪之金丹，乃称外丹。内丹书籍，行文稳秘，疑亦始自青霞子。"南北朝时南岳僧人慧思《誓愿文》中也曾提及"内丹"一词，但与道教修炼的金丹--外丹相对，并非道教后来的"内丹"意义。 　　内丹术虽然源远流长，名目出于隋代，但直到唐代，提倡的人才多起来。作为道教的一个派别--内丹派的形成，则在宋以后。张伯端开创了南宗，王重阳开创了北宗（全真道）。明代陆西星创立内丹东派，清代李西月创立西派。元明清时，另有一派功法以守中为主，人称中派，与上述南北宗、东西派合称五派。因此，自宋以后，内丹成为影响最大的养生修仙之术，不仅上述各派精修内丹，而且原以符箓为主的道派也参与修练，有的还将内丹作为各种道法的基础。 　　所谓"内丹"，是以身体为炉鼎，体内精、气、神作为药物，经过一定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成大丹的养生术。这是与道教中制炼金丹，期冀服后成仙的外丹术完全不同。 　　道教的内丹原理与道教的哲学思想有很大关系。在内丹家看来，内丹是窃造化之秘，因此，内丹之说带有很神秘的宗教宇宙观色彩。内丹家将还丹与造化同途的观点引入内丹学说，这样一来，就使得内丹术更加奥秘难懂。内丹的典籍，充满了隐辞秘语，令读者难以索解。 　　从哲学思想上看，道教对宇宙的构成和演化有其独特的解释，内丹家们将这些解释应用于养生术中，提出了夺天地之化，窃造化之机的思想。后蜀彭晓在注解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时明确提出"还丹与造化同途"的观点，具体阐述了道教内丹养生术的原理。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开宗明义说："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郭，运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籥。覆冒阴阳之道，犹工御者，准绳墨，执衔辔，正规矩，随轨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记。"彭晓这样注解道："魏公谓修金液还丹与造化同途，因托易象而论之，莫不首采天地真一混沌之气而为根基，继取乾坤精粹潜运之踪而为法象，循坎离否泰之数而立刑德，盗阴阳变化之机而成冬夏。阴生午后，阳发子初，动则起于阳九，静则循于阴六，乃修丹之大旨也。故以乾坤为鼎器，以坎离为匡郭，以水火为夫妻，以阴阳为龙虎，以五行为纬而含真精，以三才为经而聚纯粹。寒来暑往，运行于三百八十四爻；兔起乌沈，升降于三百八十四爻，此皆始于乾坤二卦之体而成变化者也"（《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卷上）。 　　在彭晓这些内丹家看来，人的身体和精神与天地"造化同途"，因此，人的内丹修炼就是要运用、模拟宇宙演变的规律去进行。元代的俞琰说得更清楚："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与天地同一阴阳也。人知此身与天地同一阴阳，则可与论还丹之道矣。坎，月也；离，日也。日月行于黄道，昼夜往来，循环无穷，如匡郭之周遭也。毂，犹身也；轴，犹心也。欲毂之运，必正其轴。修还丹者，运吾身中之日月，以与天地造化同途，不正其心可乎？"（《周易参同契发挥》） 　　"与天地造化同途"是内丹的理论基础。然而这种窃造化之秘的"丹法"虽然是模拟宇宙的演变规律，但却采取了逆向法。张伯端在论内丹时说："大丹妙用法乾坤，乾坤运兮五行分。五行顺兮常道，有生有死；五行逆兮丹体，常灵常存"（《读〈周易参同契〉》）。这里的意思是说，宇宙演化是由道或无极至太极，至阴阳，至五行，至人物化生。道或无极是永恒的、永久的，而人或物则不能永生，因此只有像道或无极那样，才能达到永生不死的目的。为了获得"与道合真"的境界，内丹家们主张采用"五行逆兮丹体"的方法，即逆宇宙演化过程的逆向法，以使人身"常灵常存"。正因为如此，内丹之道又称还返之法。 　　内丹术所主张的还返之法更具体地说，是要将后天的精、气、神炼返先天。所谓精、气、神被内丹家们称为"上药三品"。《高上玉皇心印经》说"上药三品，神秘气精"。道教认为，人的生命是由精、气、神支撑着的。精、气、神在人未出娘胎时就具备了。出世之后，人开始了日常生活，于是，先天的精、气、神便受到虚耗和亏损，变成为后天的精、气、神。通过内丹的修炼，可以将后天的精、气、神炼返先天，回到先天精、气、神的状态。炼返先天的观点是根据道教的宇宙理论而来的。一切都由虚无大道化生。道化神、神化气、气化精，于是方能有人的生命活动。如果人能逆着这种宇宙演化模式而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便能与道合真，达到永生的目的。 　　将后天的精气神炼返先天是内丹术的宗旨。在这个宗旨的基础上，内丹家们又提出"性命双修"的主张。性、命两个概念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儒家所说的性、命，是指人性与天命。而在道教内丹术中，性则指神，命是指气与精。陆潜虚在《玄肤论》中说："性则神也，命则精与气也。"内丹术认为精神气是生命活动的根本，炼性的功夫，称性功，炼命的功夫称为命功。以身体的部位而言，性潜于头，即上丹田，命系于脐，即下丹田。所以丘处机《大丹直指》说："顶者性根也，脐者命蒂也。"在内丹家看来，性与命都是非常重要的，偏一不可。所谓"性命双修"，是说既要炼形又要炼神，要形神俱妙；神与气精都必须重视，炼神的性功和炼气、精的命功应该结合起来。其实，在内丹术中，性功与命功是无法截然分割的。无论各派所提倡的程序有何不同，其"性命双修"的主张都是一样的。宋代张伯端开创的南宗重命，主张失命后性，即从命功下手，以性功为圆满。北宗（即全真道）主张先性后命，即从性功下手，然后及于命功。根据内丹家的概括，内丹术的练功过程，首先从筑基炼己着手。所谓筑基，即是培养本源；炼己是去掉杂念，凝神定志。在筑基炼己的基础上，再进入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整个修炼过程，都是以神驭气的。通常在炼精化气阶段，主要意守于下丹田；炼神还虚阶段则意守于上丹田。内气治任、督二脉作周天运转时，上、中、下丹田都是必须通过的主要气穴，因此，丹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 　　为了达到"性命双修"的目的，内丹家又提出清修和双修两种功法。所谓"清修"，是以自己体内精气神为大药，以自身为炉鼎进行修炼；所谓"双修"，是要借助于异性，安炉鼎于对方，又称阴阳双修，双修的功法，也有形交和神交的区别。 　　关于清修和双修，各派的践履不一样。一般认为宋金以后的全真道行为清修术；而明代陆西星的功法（东派）和清代李西月的功法皆为双修。张伯端开创的南宗功法不全主双修，但其中翁葆光和陈致虚确是主双修的。清修和双修的术语虽然相同，但所指不同。如炉鼎一词，有的派指人体上下丹田，有的则指陪修的对方，故又称外炉、外鼎。各派的经典基本相同，但解释各异。比如《周易参同契》是各派都推崇的经典，但各派却各自用了许多隐语秘辞进行解释，因此，很难判定它们的确切主张。 　　（四）道教与隋唐文化道教最初为粗陋的民间巫觋方术，后来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逐步成为具有哲理、神谱、仪式、方法等完整体系的宗教。南北朝时，道教开始从民间跻身于上层殿堂，从此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儒学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一直支配着人们的外在行为和观念模式，然而它对于人们心灵的某些需求却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和佛教一样，也占据了人们心灵的一块领地，与儒学和道教相对，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长期影响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互补的文化格局。 　　本来，道教的影响远不如儒、佛两家。后来，随着统治集团的重视，特别是社会文化心理的需求，道教才逐渐成为影响整个社会文化乃至影响一个时代普遍心理的宗教信仰。 　　道教之所以能够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去，其主要原因是它的宗旨和接受这个宗旨的社会文化心理之间能够产生某种契合。比如，儒家注重现世却忽视世人的生活欲念；佛教虽注意现世人的生活欲念，却要人们抛弃这种欲念去寻找虚幻的来世欢愉；道教针对人们"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的心理，提出"主生"、"主乐"的观点，以弥补儒学和佛教的缺陷。人想永生，道教有长生不死的丹药和方术；人想成仙，道教告诉人们导引吐纳、食气、辟谷、升仙、羽化的方法；人想躲避疾病、灾祸、鬼怪，道教创造了斋醮祈禳、禁咒符箓供人们挑选。总之，道教重视现世生活的教旨很能满足世俗的需要，它既是人生缺憾的心理补偿，又是实际生活中应付日常困难的具体工具。正因为如此，它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隋唐时代，这种影响表现出独到的特点。 　　隋代很短，然而唐朝却是中国古代从未有过的风流、浪漫、自信的时代。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三月"诸蕃君长诣阙，清太宗为天可汗"。①此后，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战争、民族危机、社会混乱开始结束，人们的彷徨、失望、颓废心理烟消云散，整个社会处在太平乐世的盛唐气象之中。四夷臣服、物阜民安、政治开明的盛世现实，引起了文化心理氛围的变化。人们在大唐帝国洋溢的欢乐、热情、浪漫的气氛中，尽情地享受、追求现实的乐趣和欲望的满足。时代的气氛导致了人们的美感意识、进取精神和世俗肉欲的全面复苏，本来被压抑的人的自然本性一下子浮升起来；整个社会心理变得开朗、闳放；社会文化出现繁荣、热闹的景象。"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寺观街巷，灯明若昼"、"车马骈阗，人不得顾"，。。诸多诗句，描述的正是一片盛世景象。 　　正由于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和强烈的兴奋，因此他们才格外眷念尘世的生活，留连世俗的欢愉。然而，与此同时，人生短暂这个一直困扰人类心灵的"原型"问题也使人们感到莫名的恐惧。本来，生存的本能是人类心头萌动的主要欲望，这种最古老、最深沉、最重要的忧患使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灵中不时涌出恐惧的感觉，而尘世的欢乐、幸福、愉悦又加倍地增加了这种感觉的份量。"古人得道者，生以长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①正是在这种矛盾困惑的心态下，道教找到了发展自己的心理土壤； 　　①　《唐会要》卷一百《杂录》。 　　①　《吕氏春秋·仲春纪》。 　　人们也找到了弥补心灵缺憾的良药。 　　人不仅要生存，还要生存得愉快，生存得超脱。这是人的三个层次的需求。就第一层次来说，道教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不死成仙为极乐，这就吻合了人们的存在需求。就第二层次来说，道教主张人要活得舒服，活得自在，活得快快乐乐，这使得人们的享乐需求得到满足。道教主张成仙成道，这又符合了人们的第三层次的需求，即精神需求。总之，通过人们的心理需求，道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多种领域及各个层面，对隋唐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隋代，道教的势力还不如佛教，无论是隋文帝杨坚，还是隋炀帝杨广，都主张佛、道平等。《隋书》卷二《文帝记》引文帝诏书中说："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伸诚敬。" 　　唐代开始，道教逐渐取得统治者的重视。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宣布尊崇道教。一直到唐玄宗李隆基时代，除了武则天时代外，道教气势大涨。上层统治者的尊崇与社会文化心理和道教宗旨间的契合形成了一股合力，使道教在初、盛唐时期得到极大发展。 　　道教除了在上层统治者中间产生影响外，还在士大夫阶层中发生了重要作用。初唐四杰中，王勃常常游道观、交道士，他说自己"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学仙经，博涉道记"，①他感叹人生"流俗非我乡，何当释尘昧。"②在梦境中他"翕然登霞首，依然蹑云背，电策驱龙光，烟途俨鸾态"，③表现出对道教的极浓厚的兴趣。另一位卢照邻，则不仅"学道于东龙门山精舍"，而且还对道教的丹砂深信不移。文学史上的著名学者陈子昂也是一位道教信徒，他在《与东方左史虯修竹篇》中说："。。常愿事仙灵；驰驱翠虬驾，伊郁紫鸾笙；结交赢台女，吟弄升天行；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低昂玄鹤舞，继续彩云生；永随众仙逝，三山游玉京。"④此外，孟浩然也一再表示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⑤他认为自己"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⑥另一个大诗人储光羲在游历茅山之后，认为儒家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远不如道教，他说："世业传儒行，行成非不荣，其如怀独善，况以闻长生。。王廷有轩冕，此日方知轻。"⑦在士大夫中，受道教影响最深的要数李白。他"五岁诵《六甲》"，"十五游神仙"，成年后又和东岩子、元丹丘等道士为友。在《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飡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他说道："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志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后来，李白也登坛受箓，正式成为道教中人。 　　①　《全唐文》卷二八一王勃：《仲氏宅宴序》。 　　②　《全唐诗》卷五十五王勃：《忽梦游仙》。 　　③　《全唐诗》卷55　王勃：《忽梦游仙》。 　　④　《全唐诗》卷八三，参见《全唐文》卷二一四陈子昂：《别中岳二三真人序》。⑤　《宿桐柏观》。 　　⑥　《游精思观题山房》。 　　⑦　储光羲：《游茅山》五首之二。 　　道教不仅影响了李白的人生态度，还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后人称他为诗仙，除去他飘逸出俗的诗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思想中的道教信仰。李白的诗歌中充满了道教神话典故，以及同道教思维模式相联系的浪漫主义的风格和激情。比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典型地表现了李白的诗仙风格：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泉，慄深林兮惊云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诗中李白把神仙们以霓虹为衣，以风为马，虎鸾随从说成是做梦的结果，其实，按照道家的说法，这是"存想"的产物。"存想"就是"神游"。当存想到达深度时，各种神仙就浮现出来了，使人以为真的到了神仙世界。诗中所描写的神仙纷纷下降的画面，虽然是李白的艺术想象，但却受到了道教斋醮科仪的很深的影响。李白曾与上清派著名道士司马承桢往来，司马承桢说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道教科仪坛场中的缭绕的香烟，悠扬的仙乐，庄严的布置，以以及法师们的唱、念、跪、拜，都是李白诗中浪漫主义风格的生活依据。另外，道教的崇尚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同李白的风格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他的《静夜思》和《将进酒》等诗篇，都用朴素自然的话语表达了浪漫主义激情。清幽的意境是隐居修道者所追求的。在与自然风光的朝夕相处中，澄心净虑，自觉与自然相融无间，使人获得返朴归真的"真趣"，这些道教的意境给予李白极大的启示。 　　就文学创作而言，有些著名的道士本身就是文学家。如吴筠，他既是李白的好友，也是上清派潘师正的弟子。吴筠不仅对道教理论有过一定贡献，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不小影响。他留下的作品，充满了高道情怀，其想象奇丽不让屈原，飘逸豪迈不差李白。他的《步虚辞》十首，既有古步虚的缥缈，又加进了唐代道教的矫健之气，在道教文学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 　　道教对隋唐文化的影响是全面的。它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还在绘画方面产生很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道画上。从唐代至宋代，著名的道画画师和名作辈出。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当时号为"丹青神化"，他的画有相当一部分是道教题材的画。如三清、元始、太上、北帝、十二真君像等都是其中精品。然而大多没有留传下来。吴道子是中唐时期的画家。他擅道释画，名重一时，道教题材的画有《明皇受箓图》、《钟馗图》。他画的老子图，其线条流畅飘动，确有"吴带当风"之妙，是难得的精品。五代时的道士张素卿，极负盛名，"曾于青城山丈人观，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壁，笔迹遒健，神彩欲活。见之者心惊神悸，足不能进，实画之极至者也"。唐代的绘画大师及他们所画的道画对后代的影响也很大。如宋代道画的主要代表武宗元就明显受到吴道子一派画法的影响。 　　隋唐时代，道教对医学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唐代的孙思邈，接受了道教人命至重的思想，他在《千金方》（共三十卷）的《序》中说："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孙思邈将医德置于首位，在第一卷的《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两篇中，他通论医家不求名利，一心赴救的精神，以及医学知识上的素养。除了强调医德和医道外，孙思邈还在医学内容上总结了道教的宝贵遗产。他的《千金要方》收方五千余，针灸一千余，而且以论带方，中肯允当。书中详细论述了救急、食疗、养生、气功、按摩等内容，为他书所不及。宋代的林亿、高保衡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对《千金要方》作了极高的评价："乃祖述农黄之旨，发明歧挚之学，经掇扁鹊之难，方采仑公之禁，仲景《黄素》、元化《绿袂》、葛仙翁之《必效》、胡居士之《经验》、张苗之《药对》、叔和之《脉法》、皇甫谧之《三部》、陶隐居之《百一》，自余郭玉、范汪、僧坦、阮炳，--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成书一部。""莫不十全可验，四种兼包，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使二圣二贤之美，不附于地，而世之人得以阶近而至远，上识于三皇之奥者，孙真人善述之功也。"孙思邈的医书不仅对中国的医学有极大影响，而且为邻国如日本、朝鲜的医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道教与隋唐文化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通过对道教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隋唐文化的特点和发展；同时，也可以通过对隋唐文化的探讨，明了道教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更深入地推进一步。 　　六、西来新宗教的游行（一）景教流行中国记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教会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它的称谓。 　　聂斯托利派教会（Nestorian Church）系由追随聂斯托利的基督徒组成的宗教社团。这个宗教社团主要是否认圣母玛利亚的神性，认为玛利亚是基督的人身之母，并不是"上帝之母"，因为基督既具有纯正的神性，也具有完整的人性，是神性和人性的精神统一。公元431　年的以弗所公会议判定聂斯托利派的观点为"异端"，聂斯托利被革职流放，他的追随者向东逃亡，进入波斯。公元498　年，聂派教徒在波斯召开宗教会议，成立独立的基督教会，自称"东方女儿"。聂派基督教从波斯经美索不达米亚一直东渐，逐步传入阿拉伯、印度和中国。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　年），西安西南的盩（今陕西周至县）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块。碑文字迹清晰，共32　行，1780　字。作者是唐德宗时景教教士景净，曾任"中国教父"、"乡主教"、"长老"等，教名亚当（Adam）。碑文的序文首先简略地叙述了景教基本教义，着重记述了景教传入中国及其发展的过程，后面简短的颂词是对唐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扶植景教的颂扬。这块碑文是目前研究景教初传中国最为重要的文献。20　世纪初，在甘肃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又发现7　种有关唐代景教的文献，其中《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是景教典籍的汉译本，《大秦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速诗所经》等6　部，主要阐述景教教义的中文著作。这7　种文献对研究景教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罗马和中国的个别史料记载，基督教于西晋或北魏时已传入中国。这些说法因缺其他史料左证，不足为信。有学者根据隋代的一块碑铭《翟突裟墓志》，推断隋时景教已传入中国内地。此说仅为猜度，仍缺乏翔凿的证据。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贞观9　年（公元635　年），大秦国（古罗马帝国）大德（主教）阿罗本（Olopen）"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到达唐朝西京长安。阿罗本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太宗曾派丞相房玄龄率仪队到长安西郊迎接，"惣仗西郊，宾馆入内"，并允准阿罗本在皇家藏书楼翻译景教典籍以及在宫内宣释教义。太宗听了景教福音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太宗下诏："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这个诏令在《唐会要》（卷49）中也有记载，内容不大相同。不久，唐太宗还同意把自己的肖像画在景寺墙壁上。唐王朝对阿罗本的支持，为景教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景寺除长安外，在别的州邑也有建立。唐高宗在位时，景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阿罗本被高宗封为"护国大法王"，统管全国景教事务。景教活动已波及全国，景寺也在主要州府相继建立。据景教碑文记载，此时的景教已是"法流十道，国富无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从武则天操纵并执掌朝政至唐睿宗在位期，景教失去了唐王室的支持，受到佛教的攻击和排斥，曾一度衰落。后仰赖"僧首罗含、大德及烈"等西来教士，"其振玄纲，俱维绝纽"，景教教会才勉强维护下来。 　　唐玄宗嗣位后，宗教政策再次宽松，景教传教士也随之活动起来，携"奇器异巧"朝贡玄宗，以取得王室对景教的支持。据史书记载，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①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为果毅，赠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②古代史官对景教不甚了解，常以为这是佛教宗派林立中的一个派别，故将大秦教士误记为"波斯僧"。开元廿八年（公元740　年）冬，玄宗之兄得病，"僧崇一疗宪稍瘳，上大悦，特赐绯袍鱼袋，以赏异崇一"。③这位精于医道的"僧人"，其实就是景教教士。玄宗拨款将损坏景寺修葺一新，并派宦官高力士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画像悬挂在景寺，以供众人瞻仰拜伏。玄宗还召集景教教士入宫"修功德"，即作礼拜。天宝四年（公元745　年）九月，玄宗下诏令："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④直到此时，唐人似乎才认识到景教原本不属佛教的一支。景教碑文对"改寺名"一事也有记载，并称玄宗亲笔提写的匾额，"天题寺榜，额载龙书"。景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逐步进入兴盛阶段。 　　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仓皇继位于灵武，对景教仍施以扶植政策，在灵武等五郡重新建造景寺。此时景教徒伊斯随回鹘（回纥）援军（帮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来到灵武，肃宗任他为同朔方节度副使，做郭子仪的副手。相传郭子仪也是景教的信仰者。代宗继位后，对景教也极为推崇，耶稣圣诞日还送香赐馔，以表示他的庆祝，碑云："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先景众。"德宗即位后，对景教也取尊崇态度，碑文称他"惟新景命，化通玄理，视无愧心"。 　　景教碑建立于公元781　年，记述了从唐太宗到德宗150　年间景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情况。以后的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执政期间，景教的传播情况不详，估计不可能像德宗以前兴盛。长庆四年（公元824　年）舒元舆作《重岩寺碑》，称："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吾释氏一小邑之数。"①这"三夷寺"就是指景教寺、祅教寺、摩尼教寺，三者加起来还没有一个小镇的佛寺多，可见当时的景教传播非常有限。 　　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秋，唐武宗颁发灭教谕令，针对的主要是佛教，但景教也未能免遭大难，据载："（会昌五年）大秦穆护等祠，释教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敕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②这里说的"大秦"即指景教，汉人教徒还俗，外国教徒归本籍。《唐会要》（卷49）记载："勒大秦穆获祅二千余人还俗。"《资治通鉴》也有近似的记载。这说明景教受到的打击是灭顶性的。随之而来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对景教再次打击。据10　世纪阿拉伯人艾布·赛义德·哈桑所著的《中国印度见闻录》称，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　年），黄巢义军攻陷广州后，杀掉15 　　①　《册府元龟》卷五四六。 　　②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③　《旧唐书》卷九十五。 　　④　《唐会要》卷四十九。 　　①　《全唐文》卷七二七。 　　②　《旧唐书·武宗本纪》。 　　万伊斯兰教、犹太教、景教、祅教教徒。景教从此在中国内地绝迹，直到元代基督教才重新传入中原。 　　唐代景教经籍翻译情况，从敦煌发现的《尊经》文献中可略知一二。《尊经》末尾有段附文："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州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旨。房玄龄、魏征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卅部，卷余大数具在贝叶皮夹，犹未翻译"。这说明景净在当时已译成汉文30　部。从敦煌发现的景教典籍来看，景教借用了大量佛典名词，如"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功德"、"救度无边"等，同时也附会道教之言，如"无欲无为"、"世尊"、"能清能静"等，并且也强调儒家忠孝二道。这既反映了景教中国化的情形，也表明景教在传播过程中借助儒、释、道以扩大影响。换句话说，这可能是景教传教的一种方式或手段。 　　总之，景教在唐代从兴起到殒殁，前后长达200　余年，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它的传播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二）伊斯兰教的初传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7　世纪，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学术界对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观点不一，分歧较大，有"隋开皇中说"、"唐武德中说"、"八世纪初年说"、"唐贞观初年说"，这几种观点因论据不充分而应者寥寥。现在，学术界一般采取"唐永徽二年说"。据《旧唐书·高宗本纪》和《册府元龟》的记载，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大食（阿拉伯）始遣使朝贡于唐。学术界以此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端。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是陆路，由西亚，经波斯、阿富汗、中亚河中地区、天山南北及河西走廊直至唐都长安，是传统的"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拓展；二是海路，由波斯湾与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而达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是一条重要的商道，号称"香料之路"。 　　唐代的伊斯兰教徒主要是一些阿拉伯、波斯和其他的外国商人，另外也有一些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士兵和使节。从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的148　年间，大食遣使来唐有史籍记载的就多达39　次，可见唐王朝与西亚诸国的交往是相当频繁的。大食、波斯等人来华，多以商贾为目的。从陆路来的，大多居留中原一带，长期不归。从海路来的，大多以广州、泉州、扬州等地为居点，用西土的黄金、香料等物换取中土的绫绢丝锦等货。来华的使节也大都是商人，有的使者被唐朝授为"中郎将"、"郎将"等官职后"放还蕃"，有的被获准在一些城市经商侨居。这些从西土来的商人被唐人称为"番客"。其侨居的地区被称为"蕃坊"或"蕃市"。据《新唐书》记载，至德三年（公元758　年），广州大食人和波斯人曾举行暴动，赶走了刺史韦利见。由此可见，当时来华的蕃客数量之多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些人与华人混杂而住，仍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伊斯兰教信仰。 　　肃宗为平定安史之乱，曾向西域各国借兵，"至德二载九月丁亥，元帅广平王率领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①这20　万士兵中有许多大食及中亚各族穆斯林。两京收复后，肃宗允许他们世居华夏，可与中国妇女通婚，这批士兵算是在中国正式落籍了。天宝之后，留居长安的胡贾蕃兵人数之众，竟成为财政负担，这些蕃客"皆有妻子，买田宅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②这些人除个别被授封官职外，大多编入了左右神策军。 　　中唐以前，来华蕃客多取西北陆路，所以长安等中原地带聚居较多。中唐以后，西北地段战争频仍，交通受阻，南边海路转而兴盛起来，东南沿海的商舶集散之地，如广州、扬州、泉州等，蕃客数量逐年增多。至文宗执政时，南方蕃客已增至数万之众。 　　这些蕃客聚居比较集中，因宗教生活和世俗习俗的需要，他们出资修建清真寺。相传，长安、广州等地都有清真寺，我国一些地方志书和清真寺碑文中也能见到唐时建寺的记载。唐政府除专设机构管理蕃客外，还任命年高德劭的穆斯林为"蕃长"，让其主持宗教礼拜，处理穆斯林间的民事纠纷。关于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形式、宗教制度、风俗习惯等情况，唐代典籍 　　①　《旧唐书·肃宗本纪》。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中记述者甚少，只有杜环的《经行记》记载翔实："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 　　这是杜环旅居西域，对当地穆斯林生活的记述。由于唐境内的穆斯林都是客居中国的中亚或西亚人，并不是中国穆斯林，聚居地也较集中，所以宗教生活和世俗习俗估计和杜环的记述大致相同，不会有大的变革。 　　到五代时，由于侨寓华夏的蕃客久居不归，有的与华人通婚，内地出现了一批"土生波斯"，沿海形成了一个"蛮裔商贾"阶层。这些人大都沿习父辈的伊斯兰教的信仰。另外，从五代始，生活在天山南北的一些民族，由原信仰摩尼教、景教、祅教、萨满教、佛教而逐步改信伊斯兰教，成为一批为数众多的穆斯林。 　　（三）祅教信仰及其活动祅教，也称火祅教，是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它的称谓。 　　琐罗亚斯德教（ 　　oroastrianism）是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得名于其创始人琐罗亚斯德（约公元前628-前551　年）。起初，该教仅在波斯东部流传，从大流士一世在位（公元前521-485　年在位）到阿黑门王朝时期，该教成为波斯的国教，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公元前330　年，亚历山大率马其顿大军攻占波斯，琐罗亚斯德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祭司被杀，庙宇被焚。五百多年后，直到萨珊王朝统治时期（公元226-642　年），琐罗亚斯德教才得以恢复，并迅速崛起，再次成为波斯的国教，盛极数百年。7　世纪初，阿拉伯穆斯林军进攻波斯，于637　年攻陷萨珊王朝都城泰西封，琐罗亚斯德教再次遭受沉重的打击。波斯人在阿拉伯的统治下，被迫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改信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几乎在波斯的领土上绝迹。许多不愿放弃原有宗教信仰的波斯人，纷纷东逃。 　　萨珊王朝时，琐罗亚斯德教已渗透到中部亚洲地区。据史籍记载，5　世纪和6　世纪时，西域的康国、石国、安国、宋国、史国等均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北史·宣武灵皇后胡氏传》记述，灵皇后在临朝听政期间曾敕令"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这里说的"胡天神"就是琐罗亚斯德教供养的善神。由此判断，该教传入中国内地当不晚于6　世纪20　年代。 　　至唐初，天山南麓的于阗、疏勒、焉耆、高昌诸国开始改信琐罗亚斯德教。隋唐两朝期间，西域与中原交往密切，贸易往来频繁，大批西域人涌入内地，他们保持着琐罗亚斯德教信仰，该教被唐人称为祅教。另外，隋唐时波斯商人沿丝绸之路来到内地，进行贸易活动，并长期侨居中原等地，被华人称作"胡客"或"蕃客"，前节提及的"蕃坊"中，就聚居有大批波斯人。这些人与西域人一起使祅教在隋代与唐初时期活跃于中原一带。据韦述《两京新记》和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唐代长安、洛阳两都，就有多处祅祠。中唐以后，因吐蕃王朝向北扩张，西北部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被战火隔断，波斯商人多取水路来华，从波斯湾出发，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进入广州、扬州等沿海贸易中心。这些来华的"胡客"中，有的波斯人因阿拉伯征服波斯而改信伊斯兰教，有的则仍信祅教或由伊斯兰教再改回祅教信仰。 　　唐王朝对祅教采取扶植和支持的态度，唐太宗、武周、肃宗等君王对祅教都有好感，致使唐初期及中期祅教曾十分活跃。前一节提及的天宝之后留居长安的蕃客曾被唐王朝编入左右神策军，其中就有大批波斯祅教信徒。至德三年广州的大食人和波斯人举行暴动，其中也有不少祅教徒。唐政府在祠部专设萨宝府，专门管祅教宗教事务，任命位四品的萨宝率府和位五品的萨宝府史掌管祅教事宜。 　　祅教信仰在中国境内的流传，基本上局限在波斯或西域等来华的商人之内，中国人信仰祅教者甚少。会昌五年唐武宗敕令灭佛时，祅教也在被禁止之列，受到的冲击较大。《资治通鉴》和《唐会要》皆记载武宗勒令景教、祅教等信徒二千余人还俗的情况，有的祅教徒被赶回波斯或西域本籍。黄巢起义队伍入广州后杀掉大批西来宗教信徒，其中也有许多祅教信徒，这对祅教又是一个打击。武宗之后，祅教已被排斥渐尽，唐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则使之几乎灭迹于华境。 　　祅教是一种以一神崇拜为核心的善恶二元论宗教，奉《阿维斯陀》（也称《波斯古经》）为圣书，尊奉阿胡拉·马兹达为最高的善神，他代表着光明、生命、创造、秩序、真理等一切美好的品格。与善神相对立的一方是恶魔安格拉·曼纽，他表征着黑暗、污浊、破坏、虚伪、荒谬等一切恶行。该教教诲人们驱恶向善，崇尚光明。祭祀与礼仪活动主要有圣火崇拜、新生礼、洁净仪式、天葬等。不禁欲，不斋戒。 　　（四）摩尼教的流行摩尼教产生于公元3　世纪的波斯，因创始人摩尼（Mani，约公元215-276　年）而得名。摩尼教产生时正是琐罗亚斯德教作为国教统治波斯的时期，摩尼教被看作是宗教异端而遭排斥，仅在波斯东部民间秘密流布。由于在波斯境内遭受迫害，摩尼教遂向西很快传到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入叙利亚、阿拉伯北部和埃及，抵北非，又经罗马进入意大利和高卢南部。 　　传说，摩尼本人曾到中国传教，此说纯系传闻，不足为信。有的学者认为，摩尼教在南北朝时已传入中土，但真正在正史上有准确记载的传入时间是唐高宗在位时。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中说："慕阇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据在中亚发现的摩尼经典残卷载，始传中国时间为675　年。这说明高宗时已有摩尼教的高级僧侣来华传教。另有史籍记载，武周延载元年（公元694　年），有波斯人密乌没斯拂多诞来唐朝觐见，携带摩尼教重要典籍《二宗经》，武则天被这位摩尼教徒的广博学识所折服，遂力排众异，留其宫中课经。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这位拂多诞传教师奉唐玄宗敕令撰《教法仪略》，阐述摩尼教义和仪礼。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并请玄宗接见慕阇本人，以便当面询问天文义理和摩尼教法，以印证其学识才艺。"望令其供养，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①开元二十年，唐玄宗下敕令，禁止中国人信仰摩尼教，但对波斯和西域等"胡人"则不加限制，任其自由信仰，摩尼教在"胡客"中活动自由。这个敕令表明，从高宗时的初传，至开元二十年，摩尼教传中土50　余年，已有不少华人信仰此教，否则玄宗不可能特下此令。安史之乱开始时，肃宗曾请波斯、大食、西域等国派兵增援。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肃宗再次请求回鹘（回纥）出兵，以剿灭叛军的反扑。此正值回鹘抛弃萨满教，改摩尼教为国教之时。回鹘兵协唐剿叛后，摩尼教也借助回鹘的势力在唐王朝身价倍增。大历三年（公元768　年）六月二十九日，代宗发布敕令，允许回鹘摩尼师在长安设置寺院，并赐额"大云光明"。大历六年（公元771　年）正月，代宗再敕令于荆、洪、越等州，各设置"大云光明寺"一所。据《旧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述，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99　年），天久旱无雨，曾请摩尼师施法祈雨。元和三年（807　年）正月，唐宪宗应回鹘使节的请求，在河南府和太原府设立三座摩尼寺。此时，摩尼教已不限于中原地域，南北诸州府，到处有摩尼教的活动。 　　会昌三年（公元843　年），唐与回鹘交战，并大胜回鹘兵。武宗伺机下令对中国境内的摩尼教徒和寺院实行抄检。进而下诏杀戮摩尼师，仅长安就有70　多名女摩尼教徒被杀。同时，没收摩尼教经像，收其财产充公。会昌五年灭佛，摩尼教再受牵连。从此，摩尼教在中国一蹶不振，彻底禁断。五代以后，摩尼教化为民间秘密宗教，零星活动，再无流行可言。 　　摩尼教受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思想影响较重，其教义以"二宗三际"论为根本。"二宗"即"光明"与"黑暗"二本原，是太阳存在的两个敌对的质体，光明是绝对的善，黑暗代表着绝对的恶；"三际"即世界创造之前、之后、终末的三个阶段，称"初际"、"中际"、"后际"。 　　①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戒律主要是"三封"、"十戒"。口封（不吃酒肉、不妄语）、手封（不暗作坏事）、胸封（不淫欲）为"三封"；"十戒"是指不拜偶像、不谎语、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诈、不二心、不惰，每日四次祈祷，实行斋戒和忏悔。 　　主要经典有《彻尽万法根源智经》、《净命宝藏经》、《秘密法藏经》、《证明过去经》、《大力士经》、《律藏经》和《赞愿经》七部。 　　（五）西来宗教的文化影响景教、伊斯兰教、祅教、摩尼教皆源自古罗马、大食、波斯等中亚和西亚诸地，宗教史学界将此合称为西来宗教。西来宗教在隋、唐、五代在中土的传播和兴盛，对中国古代文化有较大的影响。 　　来华的景教师大多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他们继承希腊文化，特别精通希腊医学和医术，这对唐代宫廷和民间流行的道术代医等迷信行为有一定的冲击。开元廿八年（公元740　年）冬，玄宗之兄病缠不愈，景教僧人崇一进宫行医，疗效甚佳，曾得到唐王室的赞扬。另外，景教的传播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的语言学也有很大影响。例如，维吾尔族的文字就是仿造叙利亚文而形成，这是景教东渐，受景教传布过程的文化影响的结果。元代时蒙古文字仿维吾尔文而成，这是景教传播的间接影响。在科学技术方面，景教徒为宗教传布的需要，常以朝贡"奇器异巧"为手段。这些珍奇物品代表着当时罗马机械科学的最高成就。 　　伊斯兰教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中西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阿拉伯国家的天文、历算、建筑、医学等科学文化，通过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回回历法"曾在中国沿用400　年之久。宋代以后，穆斯林医药曾在民间广泛流传。中国的造纸术等科学文化唐代已通过穆斯林传入阿拉伯、波斯等地。唐以后，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医学等传入西方，也大多是通过穆斯林为桥梁。现在，我国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柯尔克孜、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保安、塔塔尔等10　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约有1450　多万穆斯林，其中回族人口最多。回族的族源可上溯到唐代来华的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现在回族的宗教生活和内部还保留着不少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他们目前"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也可追溯到唐代穆斯林的居住习俗。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对上述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更是直接而显著的。 　　祅教和摩尼教同属古波斯宗教，它们传入中国，对内地及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影响也较大，特别是善恶二元论的宗教教义和伦理道德，对中国人崇善避恶的道德观念之形成以及崇尚光明的民族心理之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景教在传入中国时，就受到祅教的文化影响，例如，祅教反对独身主义，景教僧人来华后也带妻传教。祅教师和摩尼师大都"善解天文"，这是二教的传统习惯，以天文知识见长，唐代君王常召见他们进宫宣讲天文义理，并深感佩服。另外，唐代的道教也受到摩尼教的影响，如在敦煌发现的唐代《化胡经》写道：老子乘自然光明道气西去，降临到苏邻国，诞生于王室，出为太子，后舍家入道，号末摩尼。他转大法轮，演说二宗三际说，教化世人，令知本际。后又传扬到中国，应时当兴，三教混齐，同归于我（道教）。 　　随着西来宗教的传入，中亚和西亚的舞蹈、服饰、饮食、游艺、建筑、音乐等也输入华夏，并被唐朝人所喜爱。如中亚的舞蹈，或应着鼓声，左旋右转，急如风雨；或伴着横笛琵琶，时而下蹲，时而腾起；有时反手叉腰，全身弯曲如弓。这种新颖的胡旋舞曾得到唐王室的赏识，在宫中盛极一时。唐朝人喜爱打马球，这种游艺活动就是西来宗教的附带"产品"，是波斯的一种娱乐活动。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就有打马球的图。另外，景寺、清真寺、祅寺、摩尼寺的相继建立，把中亚、西亚的建筑技术和建筑风格也带入中土，成为中国建筑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如，唐代诗人杜甫曾作《大食宝刀歌》，盛赞阿拉伯人民高超的造刀技术，这种技术也是西来宗教入华而被传入中国的。 　　七、西藏佛教前弘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主要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两大支。与佛教的汉化一样，自佛教传入藏区，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自然条件下，藏传佛教逐步形成了独特而浓郁的民族特色。正如普列汉诺夫在其《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民族的经济的发展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自己的内容"。由于宗教信仰在藏区的突出地位，与汉民族相比较而言，佛教的传入对藏民族的政治、文化以及行为习俗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更加直接而显著。 　　关于佛教初传藏区的时代，大致有三种说法：以神话传说为基调的古代藏族宗教学家一致认为，初传于吐蕃王朝第28　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期，约在公元5　世纪中叶；西藏古典著作如布敦《佛教史》、伦主《佛教史》、童祥《青史》、《西藏历年引言》、《藏王纪》等书，都说初传于松赞干布时代，即公元7　世纪中叶，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持这种观点，认为上述著作是可信的；国内部分学者对西藏古典佛教史著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初传于松赞干布以后第5　代墀松德赞王时期，即公元8　世纪50　年代。这里我们采用传统的说法，即第二种观点。 　　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始于松赞干布时代，止于热巴巾王末年，从7　世纪中叶至9　世纪的前半，前后约200　年。在汉地此时正值唐王朝时代。 　　（一）吐蕃王朝与松赞干布王佛教传入藏区，是与统一的吐蕃王朝的要求相联系的。这种联系是通过松赞干布王以积极而开放的姿态接纳佛教为开端。 　　公元6　世纪末，在西藏山南地区由雅隆农业部落为首的部落联盟进入了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宁赛时代，势力范围已相对扩张了许多。其疆域北至雅鲁藏布江，与苏毗为界；东与四川西部的嘉良夷为界，并为隋朝的统治者所知；西部达到羊卓雍湖，与苏毗的三鲁雅下部为界；南面与今尼泊尔和不丹为邻。松赞干布（公元617　年？-650　年）出生时，正值这个部落联盟的势力如日方升地发展。松赞是盟主朗日论赞的独子，从小就受到骑射、竞技的严格训练。当他13　岁时，朗日论赞被谋害，王室的几个大臣和外戚的几个大臣同时起兵叛乱，西部的羊同也伺机入侵。松赞在这种内忧外患同时爆发的时候嗣位，成为松赞干布王。他首先赢得了中小贵族和自由民的支持和拥戴，并组织和训练了一支万余人的新军，开始踏上了平叛和扩张疆土的征程。经过三年的讨伐，叛乱平定，内部相对稳定下来。继而，松赞干布率军降服苏毗、羊同、白兰、多弥等部，使它们成为吐蕃的属部，并于7　世纪30　年代定都逻些（今拉萨）。松赞干布以逻些为中心，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落，建立起藏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吐蕃王朝，其疆域如《新唐书》说："其地东与松茂■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万余里，为汉魏诸戎所无也。" 　　松赞干布统一各部建立新王朝后，一面频频与新老贵族会盟，积极加强军事力量，不断经营四方，开展外交活动，修好四邻大国，以此威摄诸部，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藏文的统一和创制、法律的制定、度量衡的统一、新型官制的确立、佛教文化的传入等，为吐蕃王朝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的基础。 　　据布敦《佛教史》等西藏古典著作记载的藏地传说，松赞干布以前西藏并没有统一的文字，也没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由传统的神教本教（也称苯教或本波教）所垄断。松赞干布以开阔的胸襟着重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和佛教文化，并出于与邻国往来、治理民众颁布法令、翻译佛教典籍等需要，他派遣贵族子弟到克什米尔学习，其中吐弥·桑布札学声明学，回藏地后创制藏文字母和文法，并著八部论，以解释藏文的用法。据传，松赞干布时代所颁布的法律是依据佛经所说的十善戒所制定的，这些法律的主要内容有：斗殴的处罚，杀人的抵偿，盗窃者加以八倍科罚，奸淫的断肢体而流放，欺妄的割舌。①又制定16　条人伦道德规则：1。敬信三宝；2。修行正法；3。孝敬父母；4。恭敬有德；5。敬重尊长；6。交友以信；7。利益国人；8。心性正直；9。景慕贤哲；10。善用资财；11。以德报德；12。秤斗无欺；13。不相嫉妒；14。不听妇言；15。和婉善语；16。心量宽弘。②总之，松赞干布雄才大略，是藏族史上，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是我们多民族祖国的缔造者之一。在他建立起统一的吐蕃王朝以后，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进全新的外来文化--佛教；二是贯彻开放政策，从四邻诸国和民族引进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军事、法律制度，引进科学技术。二者结合，形成了新的藏文化。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松赞干布引进了佛教，在佛教文化的冲击和推波助澜下，西藏的文字和法律才得以产生，并以佛教为纽带，印度的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等五大明和历算、诗学、词藻、声韵、戏剧等小五明才得以输入西藏。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的传入给藏族社会带来了文明的曙光。 　　松赞干布执政期间是藏传佛教的初兴时期。新兴的吐蕃王朝为什么能以积极宽容的态度来接纳、扶植和倡导一种外来的宗教呢？其中蕴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 　　松赞干布时期正是由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向统一的奴隶制社会吐蕃王朝的过渡阶段。传统的本教是一种原始的泛神性宗教，它适合于旧的部落集团或部落联盟的社会形式，随着旧的部落集团和贵族的日趋没落，这种古老的宗教形式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佛教是一神教，在佛教教义中，佛的形象被描述成至高至尊，对于极欲强化统一王权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来说，像佛教这样一个完全按照人间专制君王形象而设制的神灵，是最理想不过的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另外，一些本教的巫师在当时干预甚至左右朝政，严重削弱了王室的政权。松赞干布为了打击本教的政治势力，必须启用一种全新的宗教形式作为武器。 　　对于吐蕃朝来说，本教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本教的杀牲祀祭仪式对当时吐蕃社会的农业和牧业造成严重的破坏。据西藏有关文献记载，本教每年春天要举行肢解无角母鹿的祭祀，将四只无角母鹿四蹄折断，以血肉献祭；夏天要举行本教祖师祭，以各种树木和粮食煨桑祭祀；秋天要杀公鹿1000　只，取鹿血献祭；冬天要活活肢解牦牛、绵羊、山羊等母畜各1000　头，以血肉献祭；在人有病痛时要施舍赎命，最多要杀公 　　①　《藏王纪》33　页。 　　②　《西藏王臣史》16　页。 　　畜、母畜各3000　头。佛教则与此相反，以不杀生为教规之一。松赞干布正是以佛教为武器，来杜绝本教徒杀牲祭祀的现象，以保护吐蕃农业文化社会的主要生产力--马牛羊等牲畜。 　　在文化背景方面，本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与佛教的业报轮回观念有某种相通之处。藏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佛教倡导的那一套也有部分的吻合。另外，佛教以简易、通俗的宣传方式阐释教义，对藏区有较强的渗透力。 　　（二）文成公主、墀尊公主与佛教两路入藏佛教传入西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路是东路的汉唐王朝，一路是西路或西南路的尼泊尔、锡兰和印度。佛教两路入藏是以西藏佛教史上两位重要人物--文成公主和墀尊公主为标志的。 　　松赞干布非常注重与唐王朝的联系，在唐太宗时期，他曾多次请求通婚，太宗于公元641　年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这种联姻形式是中国古代民族王朝之间极为重要的友善外交手段。流传至今的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画的《步辇图》，记录了吐蕃求婚使者禄东赞见唐太宗的场面。唐高宗时，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 　　文成公主（？-公元680　年），唐太宗养宗室女，她进入吐蕃时，带去了代表唐代文明的科学技术和佛教文化。在她的影响下，汉族制碾磨、陶器、造纸、酿酒、制墨、制笔等工艺以及历算、医药等陆续传入吐蕃，随文成公主入藏的还有大批的唐代工匠。传说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部分佛教典籍，还携去释迦牟尼佛像（现供在大昭寺正殿中）。 　　在文成公主入藏前，松赞干布曾先与尼泊尔联姻，娶国王盎输伐摩（光胄）的女儿墀尊公主（有称迟宗公主或赤尊公主）为后。相传墀尊公主携带不动佛像（现供在小昭寺）、弥勒菩萨像（现供在大昭寺）、度母像等入藏。松赞干布曾派人到锡兰请来蛇心旃檀的十一面观音像，往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处请来诃利旃檀的观音像（现供在布达拉宫），作为供养修福的对象。他还让尼泊尔塑像工匠，按照松赞干布的身量，塑一尊观音像（现供在大昭寺北厢殿中）。 　　为供养诸圣像，墀尊公主建筑大昭寺，文成公主建小昭寺，松赞干布又建四边寺、四边外寺等12　座寺庙于拉萨周围各要地，此外，还建造了许多修定道场。各寺所供的圣像有释迦弥勒、观音、度母、颦慼、佛母、光明佛母、妙音天女、马头金刚、甘露明王等。佛教典籍此时也开始翻译，译师中有汉人大天寿和尚，有藏人吐弥·桑布札、达摩廓霞、拉垅金刚祥，有印度人孤萨惹论师、商羯罗婆罗门，有尼泊尔人尸罗曼殊论师等。所译经典主要有《宝云经》、《观音六字明》、《阎曼德迦法》、《摩诃哥罗法》、《吉祥天女法》、《集宝顶经》、《宝箧经》、《观音经读（二十一种）》、《百拜经》、《白莲华经》、《月灯经》等。 　　公元650　年，松赞干布盛年早亡。文成公主此后又在吐蕃生活了30　年。 　　他们的陵墓巍然尚存，松赞干布的墓寺中仍存留着他和文成公主、墀尊公主的像。 　　松赞干布后，芒松芒赞、都松芒薄结两代，虽然继承松赞干布的遗训奉事佛教，但实权把持在信奉本教的贵族大臣手中，吐蕃王朝的主要精力用于武力扩张，战火连年不熄。佛教在这一时期非但无所建树，反而因频繁的兵灾，将释迦佛像封闭于大昭寺左厢秘室中，松赞干布所建的布达拉宫也毁于战火之中。 　　墀德祖赞（公元704-755　年在位）嗣赞普位后，起初原为其太子绛刹拉闻请婚于唐朝。710　年迎金城公主入藏时，绛刹拉闻已亡，金城公主嫁给墀德祖赞为王后。金城公主带去杂伎诸工多人和一个龟兹乐队，唐代的历法、算学、医学、文学、音乐在吐蕃流传，佛教文化也再次输入藏地。金城公主进藏后积极赞助王室提倡佛教，相传她派人将文成公主带入的释迦牟尼佛像从大昭寺秘室中请出，重供在大昭寺正殿，又将墀尊公主带入的不动佛像移到小昭寺供奉，并派汉僧主持寺庙日常香火佛事。当时于阗的一些佛教僧侣由于动乱逃向吐蕃避难，金城公主建议收容、供养他们，为其修建了7　座寺庙。这些僧侣对吐蕃王朝的部分大臣信仰佛教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公元750年，伊拉克屈底波发动"东征"，中亚一些地区的僧侣为躲避战乱而东逃，先到勃律，同于阗僧侣会合一同抵达吐蕃本部。此外，墀德祖赞还遣使臣到唐朝迎请宏法大师和经典，并组织他们从事佛教典籍和有关天文、星相、历算、医药等书籍的翻译工作。①佛教在墀德祖赞和金城公主的扶植、支持下，日渐活跃起来。墀德祖赞时期的译师主要有账迦牟拉廓霞、娘若那鸠摩罗，从汉文译成的经典主要有《百业经》、《经光明经》等。 　　墀德祖赞执政时期，藏传佛教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而言，从松赞干布到墀德祖赞时期，佛教对吐蕃王朝的社会生活还没有形成多大的实际影响，佛教与本教的冲突和斗争是墀德祖赞去世后才真正开始。 　　文成公主和墀尊公主在西藏佛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她们作为一种标志，显示了藏传佛教来源的两条基本线路。 　　①　《册府元龟》外臣部风土三。 　　（三）佛教与本教的冲突与融合佛教文化与本教文化是两种不同的异质文化，二者巨大的文化分歧和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差异，引起了激烈的冲突。这两种宗教文化的融合是在冲突的过程中完成的。 　　本教是藏区土生土长的一种原始宗教，据说它的祖师叫先饶米沃且，意思是最高的巫师。本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所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辰以至土石、草木、禽兽万物，特别重视部落神和地方神。主要活动是祭祀、诅誓和占卜，用于祈福禳灾、驱鬼降神。本教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原始社会产生的巫术文化，这种宗教思想反映的是原始社会时期农业部落的政治、经济状况。在吐蕃王朝以前以及吐蕃王朝的初期，本教祭司不论在统治阶层还是民间都具有强大的势力，他们不仅决定人民和部落中的生产、生活和重大军事活动，而且也参与吐蕃王朝的重大军事、政治决策。旧制度的代表者--旧贵族，他们以本教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来保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吐蕃王朝则启用佛教为思想武器，来打击旧贵族的势力，以推进吐蕃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佛本间的宗教冲突，直接代表着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因此，在墀德祖赞之后，佛教与本教产生了三次大的冲突。 　　墀德祖赞和金城公主的倡佛举动，在贵族和本教巫师中引起了抵制，他们煽动反佛情绪，谣言中伤金城公主。在这股反佛势力中，有掌握重权能左右朝政的人，如舅氏仲巴结及达扎陆贡等。墀德祖赞死后，其子墀松德赞幼年即位（公元755-797　年在位），实权落到仲巴结的手中。仲巴结借口过去几代藏王的短寿和国家兵连祸结，将这些全归咎于佛教，于是大肆反佛崇本。他们陷害崇佛大臣，编制谎言诬蔑释迦牟尼像为引祸之根，把像移至芒域（今济咙）。改大昭寺为屠场，拆寺毁像驱逐修佛信众，将各地入藏的僧侣遣回原籍，宣布禁佛命令，规定再兴佛法者将被流放边地。这是藏族史上第一次禁佛运动，藏传佛教遇到了一场灭顶之灾。 　　墀松德赞成年亲政后，对本教势力进行反击。他与桑希、贾桑梅果等弘佛大臣，把连年天灾、饥饿、瘟疫和大臣患恶疾等现象全部归罪于灭佛崇本，借此活埋了仲巴结，流放达扎陆贡于藏北，宣布废除禁法命令，恢复佛寺，取回藏在岩洞中的佛典，派人将释迦佛像从芒域请回拉萨，仍供在大昭寺正殿，请高僧在宫中讲《十善经》等佛经，令一切臣民奉行佛法。 　　公元770　年左右，吐蕃崇佛大臣巴·萨曩到印度朝礼圣迹而归，路过尼泊尔时曾邀高僧寂护到藏弘法。萨曩到拉萨后，墀松德赞随即派人迎请寂护。寂护入藏后，向王室讲释《十善道》、《十八界》等佛典，佛教的传播又开始活跃起来。 　　不久，吐蕃地区发生了多种灾害，洪水冲毁了桑耶地方的旁塘宫，拉萨玛波日山上的宫殿遭雷击，人疾畜疫同时发生。于是本教势力就利用这些天灾掀起了一场新的反佛运动。他们认为这是寂护讲佛经触怒了藏地的邪恶鬼神，是弘佛的报应。在强大的反佛运动的压力下，寂护不得不回到尼泊尔。相传寂护临走时曾建议墀松赞邀请密咒大师莲华生入藏弘佛。过了一个阶段，赞普派人请来乌苌国密宗大师莲华生。 　　乌苌国是印度宗教金刚乘的发源地，是密教活动的中心地带。密教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掺杂着婆罗门教的原始巫术成分，与本教的神秘巫术有某些相通之处，迎合了藏区人们传统的驱魔摄鬼心理。另外，莲华生还将密教与本教相糅合，将本教的神灵穿上佛教的外衣，吸收到佛教的神灵世界，这种"改装"了的佛教使藏民更容易接受。与此同时，唐王朝的西域也盛传密宗，对吐蕃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都为后来佛教在藏族社会的地方化，形成别具一格的藏传佛教，揭示了方向。 　　8　世纪下半叶（约公元779　年），墀松德赞建立桑耶寺，请莲华生加持地基，请寂护仿印度飞行寺规模设计图样。中分须弥峰、十二洲、日月二轮，外有垣墙围绕，四角建舍利塔，四门立碑。全寺设有译经、密宗、戒律、禅定、声明等部和财务部，成为西藏最早的一座兼印汉佛教和显密同修，并拥有独立财产的寺院。 　　在桑耶寺落成前后，藏人出家为僧的制度初步形成。据传，寂护为最初出家的藏人主持受戒仪式，最初受戒的7　人被称为"七觉士"。此后又剃度官民子弟300　余人，并选拔优秀的学梵文，以便译经。 　　莲华生入藏大弘密教；引起了崇本贵族和赞普王妃属庐氏的抵制。于是墀松德赞组织了一次佛本比试教理的辩论会，佛教方面以寂护、莲华生、无垢友为首，本教方面以香日乌金为首，结果本教败北。赞普就此宣布禁止本教经籍流传，除少数祈禳法外，都被毁废，并给本教徒指出三条出路：1。改信佛教；2。放弃宗教职业，做纳税百姓；3。不从者流放边远地区。为巩固这次灭本兴佛成果，墀松德赞举行了"桑耶大誓"。王公贵族向神歃血宣誓：长信三宝，奉行佛言，像祖先赞普那样供佛，取得"善知识"的确实支持。不遵誓言将堕入地狱，如遵守盟誓，即可成无上正觉。这表明佛教已经完全进入了吐蕃政治集团，成为吐蕃王朝新型的意识形态。 　　此时翻译经典的译师有印度人、藏族人、尼泊尔人等。译出的经典，除密教的无上瑜伽部、显教的《阿含经》类及部分《中观》、《因明论》外，其余的显密经论大体具备了。另外，从唐朝传入的禅宗、密宗也开始兴盛起来。 　　墀松德赞时代，是藏传佛教的建树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佛教的真正规模，此时才算完备。 　　墀松德赞死后，牟尼赞普与牟底赞普先后继位，绍承父业，仍弘佛法。 　　尤其是牟底赞普时，建立金刚界寺，请译师将父兄两代未译完的经论尽量翻出，三藏教典此时已很完备了。牟底赞普最有影响的倡佛措施，是把佛教引进王室，令僧侣参政，管辖教育。又在王宫设置道场，并让长子出家为僧，以抬高僧侣的尊贵地位。牟底还规定，赞普的子孙从幼年到执掌国政，都要以佛教僧人"善知识"为师；新立王妃和新任大臣都要在立誓信佛的人中选立和任命。这样，佛教上升为国教，佛教僧侣开始直接参预朝政，并开始影响吐蕃社会的全部生活。 　　牟底死后，他的第五子热巴巾于公元815　年即赞普位（公元815-836年在位），亦称墀祖德赞，是吐蕃王朝将佛教推向顶峰的人物。他推动佛教发展的重要措施，是组织校订前此所译佛典和大量翻译新经，并统一译名和译例。前此翻译的经典由于译师来源于各地，翻译的经典中有许多名词是西藏不通用的，又有汉地、于阗、印度萨贺等处译来的，名词多不一致，学习极为困难。热巴巾请胜友、天王菩提为译师，依梵本经籍大小乘教教义及教理重新整理，务令义理无误，名词统一，便利修学。又将大小乘教各种名词详加审定，汇为专书，使后来的译经者有所遵循。倘有必须设立的新名，须将该名词的训诂和定名的理由，详细注明，呈报译经院、讲经院，转呈赞普批准，编入目录内，以便通行。关于密教典籍，热巴巾采取限制的态度，尤其是无上瑜伽部，未经赞普批准的，不许随意翻译。对于戒律，还和墀松德赞时一样，只弘译一切有部，不许弘译他部，以免引起争端。 　　热巴巾由于深信佛教，规定了"七户养僧"制度，即对于每一个僧人，各分配给7　户居民，供给他的生活，使他能专一修行。同时还拨给寺院土地、牲畜、奴户作为固定寺产。每逢斋僧法会，热巴巾先把自己的头巾敷地，请僧众在上边走过，然后顶戴。所有大小朝政，皆请决于高僧；所有行政制度，也都以经律为准则。下至通用的度量衡器，都依照经论改制。对前代所建的寺院，都善加修葺，并新建札喜格培寺。对于侮慢三宝的反佛行为，科以重处。据说，他规定："凡以恶指指僧人者断指，以恶意视僧人者剜目"①。受汉地佛教编目学的影响，藏传佛教从墀松德赞开始即已对藏译佛典进行编目。到热巴巾时，《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钦浦目录》已编纂完备。 　　热巴巾时代，是西藏佛教高度发展的时期。特别是为了翻译佛教经典的需要，使藏文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对藏族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热巴巾对佛教极端推崇，特别是把吐蕃王朝的军政外交大权交给崇佛大臣掌管，这在臣民当中不免引起部分人的嫉忌和反感，反佛势力积极筹划推翻热巴巾统治的准备。先把亲近赞普的长兄藏琶玛以占卜者预言中伤流放，途中被害；又把赞普的王妃昂楚玛与掌握重权的僧官钵阐布贝吉允丹诬为通奸，先后致死；最后，热巴巾在墨竹地方被大臣韦·达那巾等三人勒死。郎达玛即位后迅速掀起吐蕃历史第三次反佛高潮。 　　佛教与本教的冲突，实质上是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相互冲突中又不免形成相互融合的趋势。从莲华生对佛教的"改装"，到朗达玛灭佛后本教的佛教化，都体现了这种融合的趋势。早在墀松德赞时期，本教徒就有暗中剽窃佛教典籍为本教所用的举动，被墀松德赞严令制止了。朗达玛灭佛后，这种行为达到了顶峰，本教徒改造佛教名词，将一些佛经改译为本教典籍，借鉴佛教的活动方式和思想内容确立起本教教义，并仿照佛寺创建了本教寺院，开设了训练教徒的道场。这种完全佛教化了的本教，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佛本融合的重要标志。 　　①　《西藏王统记》。 　　（四）朗达玛灭佛与佛教暂歇热巴巾被崇本贵族权臣缢死后，本教势力拥立达玛为赞普。达玛（约公元838-842　年在位），原是牟底赞普的第四子，由于他的禁佛，被后来的佛教徒称为"牛魔王下界"，并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一个"朗"字（意为牛），以表示对他的反感，因此，一般佛教史称他为"朗达玛"。其实，达玛在当时只是个傀儡，朝政主要掌握在崇本贵族权臣手中。 　　在吐蕃历史上，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和病疫十分频繁。佛本之间的斗争经常以此为借口。达玛即位不久，反佛势力即把当时发生的自然灾害归罪于佛教，达玛的诏命说，"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是印度妖魔的像"，是恶运和灾难的象征，若想保护吐蕃的"好风水"，就必须"消灭佛教和寺院，让僧人们还俗回家"。①从此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第三次禁佛运动。他们把大昭寺和桑耶寺两座著名的寺院用泥土封闭，后来改做屠宰场；小昭寺改成牛圈，其他小寺悉数捣毁，寺内的壁画被抹掉，佛像被仍进河里，正在修建的寺庙全部停下来；大量地焚烧、坑埋佛教典籍；镇压佛教僧人，其中僧人上层被杀，中层遭流放，普通僧众还俗为民，不服从者迫令充当猎人，有的则被迫弃佛从本。 　　这次禁佛运动大约始于公元838　年，止于公元842　年，前后历时4　年。 　　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对佛教势力的打击却是非常沉重的。《新红史》中说：通过达玛灭佛，"佛教从根本上被毁灭了"。这主要是指打击最甚的卫地和部分藏地。多康、多麦、阿里、雅隆等地似乎受到的冲击较小。有个别地方反佛势力并未涉及到。 　　总的来看，朗达玛灭佛主要是消灭拉萨及桑耶二地的佛教核心力量，以此为手段来打击利用佛教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吐蕃王室。 　　公元842　年，朗达玛在大昭寺前被佛教僧人白吉多吉射死。围绕赞普的继承人问题，大臣们分成两派，分别拥护朗达玛的两个儿子永丹和欧松争夺王位。从此吐蕃王朝内部分裂，各地将领也随之拥兵自据，相互混战，原来的属部纷纷脱离吐蕃，各自为政。接着爆发奴隶平民大起义，吐蕃王朝于9世纪上叶彻底崩溃了。 　　在朗达玛灭佛后的百余年间，佛教在西藏跌入低潮。在西藏佛教史上，朗达玛灭佛前被称为"前弘期"，灭佛后至公元978　年被称为"黑暗期"，公元978　年以后被称为"后弘期"。 　　①　东嘎·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八、结　语人类学家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是没有宗教的，宗教是人类社会诸种文化现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似乎是世界上最淡于宗教的民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政教合一的阶段，也没有那一种宗教成为中国的"国教"。然而，这种现象并不能表明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也不能据此断定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宗教狂热期。 　　现在不少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等同于儒家文化，这的确有以偏概全之嫌。从整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佛、道为之辅翼，并杂糅有其他宗教文化的成份，特别是佛教与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并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格中寻找出这种影响的显著印记来。如果具体分析的话，情况更为复杂些，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区域，与汉地文化则大不一样。比如回族，伊期兰教文化占统治地位，是其政治、哲学、道德、民俗以及文艺等各个文化领域的主流，儒家文化退居次位。藏区地方文化也非常特殊，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是藏传佛教与本教的混合物，儒家思想对其渗透并不强烈。另外，儒家文化本身前后也不尽相同，宋明理学尽管在当时以正统的儒学自居，但经过隋唐五代时期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冲突和吸摄，释道思想已杂糅其中，与先秦儒学相比较已相去甚远。 　　本书多次将儒、释、道并称三教，这是沿袭学界的行文习惯。其实儒学是一种哲学，而非宗教。唐代大儒韩愈，深感儒学衰微，无法与释道相抗衡，试图将儒学神学化，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之后的一些儒士，沿着韩愈的道路走了一程，但这种努力并没有使儒学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仍处在哲学的层面上。所以，我们没有把儒学收入本书作专章介绍。既不把儒学作宗教看待，同时又将儒学称为三教之一，这给读者以矛盾之感，故在此作粗略的说明。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与汉地佛教差异较大，特别是10　世纪后半期之后，佛教在西藏所呈现出的地方色彩更为浓厚。佛教传入藏区，对西藏地方文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佛教的传入重新塑造了西藏文化。隋唐时期正值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基本上决定和标示了藏传佛教的发展方向。所以，本书将藏传佛教单独设章介绍。 　　书中各章篇幅的安排，主要是从各教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这一角度考虑的。由于各宗教的社会影响极不平衡，所以各章篇幅的设置也显得畸重畸轻。佛教以其庞大的理论体系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在隋唐五代时期大放光彩，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均居各宗教之首，并有压倒儒学之势，因此本书对佛教的介绍更为详细，占用的篇幅较大。景教、伊斯兰教、祅教、摩尼教在隋唐时也颇为流行，但主要限于西亚或中亚人侨居中土的区域内，所以我们将此四种宗教汇成一章，分别作了简要的介绍。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利用和汲取了学术界许多新旧研究成果，特将参考书目开列于后，以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主要参考书目：杜继文：《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罗竹风：《宗教通史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燮蕃等：《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 　　李培浩：《中国古代史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宪邦：《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肖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Ｃ o Ｍ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8 0 。Ｃ o Ｍ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 《中国全史》　046/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习俗史 　　本卷提要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光彩夺目的时期。隋唐五代的习俗，杂彩纷陈，内容极其丰富。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是：反映了封建盛世的繁荣与光辉；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族融合和相互同化的进程，社会习俗的开明与开放性，以及它们对周边地区、国家和后世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卷习俗史意图从若干史实的钩沉中尽力反映出上述特色，并努力写出新意。本书分为总论、节令、服饰、饮食、住行、婚姻、丧葬、游艺民族习俗等九个方面，且多层次地叙述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当然这仅是一个侧面，但这侧面却是这段历史的重要有机部分。按照当前史学体例的发展，人类的历史必将写成全方位的历史，本书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一、隋唐五代习俗概述隋唐五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我们把隋唐五代有关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民族风情等等习俗，经过筚路蓝缕、爬梳归纳以后，综合出其三个特点。 　　隋唐五代习俗的开创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吸取外来长处但更善于创新的民族。唐长安城的建制许多方面是开创性的："唐长安城布局整齐，规制严密。在规划制度上，它不仅继承了前代都城的传统制度与丰富经验，而且因势改革，开创了一代都城建筑的新制，是我国古代规划布局最为规范化的一座都城。"①隋唐时代的丧葬俗和陵寝制度，也有独创的地方，常常别出一格，出人意表，说明始作者构思的巧妙和精神的开放。昭陵六骏，在各朝陵墓制度中就独一无二。它的石刻艺术精湛，成为世界闻名的宝贵文物，记载着当年这些战马与主人李世民东西征战的功劳。尤其令人感到具有独创性的，是这些战马中，"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②至于乾陵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则更是隋唐习俗文化的独创杰作，历史上这样做的，恐怕现存地面的绝无仅有了。不管武则天这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当年如何想，这种无字碑建置则是独创的。也可算作隋唐葬俗的一种开创性吧。 　　服饰习俗，也有许多"前无古人"的创举。就拿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那条百鸟裙子来说，正看一色，旁看一色，日中一色，影中一色，虽一直作为奢费的实例，但其在制工方面的精巧、构思的独创性方面，是值得肯定的。现时人们的最常见的裤子式样，也是从隋唐时定下的。妇女化妆习俗，也丰富多彩，给后人许多启发。唐时已有假发，杨贵妃即以假鬓为头饰。使用涂面的化妆品也是唐代妇女的一大发明，《中国古代妇女化妆》一书统计当时贵族妇女擦面的面脂，配药料达到54　种，使她们肤色洁白如玉，光悦妍华。日本服装史专家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化登峰造极的时候，制度具备，文化灿然。即如服装一项，周汉时所未能完备者，到唐代都更加完备"。①饮食风尚，也颇见创新。饮膳经典的成批出现，大型宴会的频繁举行，名菜名点的驰名，都说明饮食文化的成熟。而茶文化和饮茶风尚在社会大众中普遍传布，酒文化的日益向高雅型发展，都表现了隋唐社会繁荣的特点。茶业专家陆羽和他的《茶经》把我国茶文化推向了第一个高峰，使得这一特殊文化现象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 　　隋唐五代习俗的开放性隋唐时期之所以昌盛繁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的开放。隋唐社会的开放，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国内外各民族之间的开放，用唐朝的话说，便是"华"、"夷"或"汉"、"蕃"之间的开放。台湾学者傅乐成先生有一点是说得很对的，他在比较了唐代文化与宋代文化特点之后评价说："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 　　①　张永禄：《唐都长安》第24　页。 　　②　鲁迅：《看镜有感》。 　　①　原田淑人：《中国服装史研究》第85　页。 　　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①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句名言，道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②正是这种正确的民族开放政策，在唐朝社会里，华夷和汉蕃的习俗风尚常常互相交融，彼此同化，出现"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相互摹仿的情况。在长安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市肆酒店里，常常有不少西域来的姑娘卖酒献歌，使唐朝都市充满异乡情调和饮食业的异国风俗。 　　唐代习俗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君臣、君民可以不分等级地共同参加节日盛大活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　年）的一个节日，皇帝曾亲临皇城门楼和百姓一起观灯。睿宗太极元年（712　年）元宵佳节，都城灯会尤其盛观，燃灯达到5　万盏，引得城里少女数千人和宫内的宫女千人都上街看灯踏歌，皇帝也登临城楼观看，热闹非常。《唐摭言》记载了一个热闹的比球故事：有一年，各地会京应考的进士正在长安的月灯阁比赛马球，突然窜进来几个神策军军官，非要和他们比赛，结果身手不凡的新进士刘覃打败了所有对手，引得在场观看的几千观众大声欢呼。 　　唐代习俗风尚的开放的另一个表现，是男女界限不十分严格，男尊女卑的思想和男女授受不亲等等道统观念尚不像后世那样深。唐朝女子可以成群结队自由到街上观灯，还可以骑着高头大马在马路通衢招摇过市。我们从《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女子们神采飞扬的姿态可以看出她们自由的心态。《新唐书》记载大将郭知运曾雇人教女伎驴上击毬。《剧谈录》记载一位女子的高超毬艺。男女地位方面的开放，表现在女子婚姻束缚较少，性问题比较开明。《唐前婚姻》一书说："在唐代，对处女贞操还并不太重视，就是妇女再嫁，也相当自由。"《旧唐书》中关于武则天的亲女儿太平公主，为其母亲推荐男宠，使张昌宗兄弟入宫得宠的故事，相当典型地说明唐初性关系的开放。而谏官朱敬则在朝堂上公开说："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鬚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云云。①武则天竟不加责怪，更可见此类事情在唐朝早习以为常。 　　隋唐五代习俗的兼容性隋唐社会之所以迅速发展，原因之一是它能恢宏大度、兼容并包。胡俗蕃风早在初唐盛唐便很盛行。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列举了唐朝一代兼容并包东西南北各国各族歌舞习俗的大量实例。唐朝可贵的兼容并包政策，使这些外来习俗能自然融合到唐风中去，成为后来中华民族风俗的一部分。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很快改造为汉化佛教，至今在东亚流行的正是中国化的佛教，而非印度本色的佛教。隋朝有九部乐，唐代有十部乐，其中大都为西域少数民族的乐曲和来自印度、朝鲜的音乐，最后形成为统一的唐乐。至今受到世界欢迎的仿唐乐舞，实际包含着唐时许多民族乐舞的内容。唐代许多婚俗、丧俗、服饰习俗、饮食风尚，原来也都是由北方、西方、西南方传到中原的，后来全转变为汉族的传统礼仪和常见食品。"拥有无与伦比的同化力量和非凡的再生力"--这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评价。读了我们这本《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①　傅乐成：《汉唐史论集》第380　页，《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贞观二十一年。 　　①　《旧唐书》卷七十八《张行成传附张易之、昌宗传》。 　　二、隋唐五代节令习俗（一）绚丽多彩的节令习俗隋唐五代是中国传统节令习俗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隋朝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它在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和形成的风俗习尚，为唐代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尚奠定了基础。唐代不仅继承、发扬了前代节日风俗的传统，而且随着各民族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繁盛，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节令风俗的营养，从而使唐代节令风俗文化更加绚丽多彩。五代十国虽然短暂而混乱，但在风俗习尚上却延续唐代的传统，其奢侈淫靡之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传统节令的种类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趋于稳定。 　　节令种类包括：元旦、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节、社日、寒食、清明、上巳、端五、朝节、三伏节、七夕、中元、千秋节、中秋、重阳、冬至、腊日、岁除、大酺、三长斋等，其中绝大部分节令是承袭前代，而中和节、千秋节则首先出现于唐代。隋唐五代的节令为后世节令种类奠定了基础，宋元以后的节令基本沿袭隋唐而较少变化。 　　隋唐五代时期的节令风俗的内容极其丰富多彩，盛况空前，令人目不暇接。以元旦的节令风俗为例。正月一日，当时又称作元旦、元辰、端日、三元、元朔。每逢元旦，君臣上下，四民大小，都要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庆祝新年的开始。除夕时，各地都要举行盛大的傩戏表演和送社仪式。唐李焯《秦中岁时记》中说："秦中岁时日，傩作鬼神状，二老人名为傩翁傩母。"傩翁一般身穿"朱衣画裤"，傩母一般是"青衣画裤"，戴有面具，其他傩鬼则是"染面唯白齿"。在激昂热烈的锣鼓伴奏下，傩鬼们跳着表现驱疫赶鬼内容的舞蹈。这时的傩戏，娱乐成分已经很浓，发展为一种"以歌为职，娱神又娱人"的歌舞。当时最受人重视的当属"守岁"习俗。宫廷中的守岁活动极尽奢华，据说隋炀帝时，每逢除夕夜，就要在皇宫燃起巨大的篝火，所用的木材都是名贵的沉香和檀木，一夜就烧去200　多车，燃烧时火焰冲天，高达十余丈，香闻数十里。唐代也是"燃巨烛，燎沉檀，荧煌如昼"。宫殿内大摆宴席，皇帝王妃公主一同观看千余人表演的傩戏。一些侍臣幕僚纷纷应制作诗，赞颂君主圣明，天下太平。 　　唐代诗人杜审言有一首《守岁侍宴应制》诗道："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酒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熏天。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观赏寄春前。"①诗中所写的辉煌明烛、冲天篝火、盛大御筵、管弦歌舞、弈棋行令等，勾画出一幅生动的宫廷除夕风俗画。 　　元旦之日，宫廷里要举行盛大的朝会典礼，皇帝接受百官的朝贺，将柏叶、屠苏酒等物赐给群臣，以示同贺新年。 　　从除夕到元旦，宫廷和民间都要燃放爆竹（这时的爆竹是燃烧竹竿，取其爆裂之声辟鬼去邪），在门上悬挂桃符，以避邪。唐代名相张说有一首《岳州守岁》诗："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歌舞留今夕，犹言惜旧年。"① 　　①　《全唐诗》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60　年版。 　　①　《全唐诗》卷八十九。 　　正反映了这种风俗。 　　元旦这天，还有许多风俗活动。如相聚饮宴，饮屠苏酒，向长辈奉献由葱、姜等五种辛辣菜蔬制成的"五辛盘"。据说服"五辛盘"能"通五脏，辟厉气，去内热"。唐人薛能《除夜作》诗云："茜旆犹双节，雕盘又五辛。"②这里以五辛盘作为元旦的标志。当时还流行吃"胶牙饧"。白居易《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诗中有"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③的诗句。胶牙饧类似今北方的关东糖，元旦吃它，可以"验齿之坚脱"。人们在元旦还制作"鸡丝蜡燕粉荔枝"，相互馈送；用盘盛柏叶一枝，柿、桔各一个，从中分开请亲邻分享，取其谐音，认为是"一岁百事吉之兆"。此外，还有"服■豆"、"服桃汤"、"弹鬼丸"、"贴画鸡"、"烧鹊巢"、"造华胜"、"嫁枣李"、"祝富贵"等各种风俗。隋唐五代节令风俗的内容丰富多彩。这里根据文献将各个节令所进行的活动列表于下，以便读者对隋唐五代节令风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节日名称风俗活动内容元旦傩戏　送灶　守岁　火城　朝会　饮屠　苏酒　赐柏叶　吃　五辛盘　胶牙饧　粉荔枝　辟柿桔　服■豆　食鸡子　燃　爆竹　贴画鸡　烧鹊巢　祝富贵　弹鬼丸　服桃汤　造华　胜　嫁枣李立春出土牛　吃春盘　赐春胜　剪春胜　剪春花　戴春燕　为　春鸡　贴春字　作春饼　游春人日剪华胜　造面茧　食煎饼　赐綵胜　登高　宴饮上元燃灯　作灯轮　弛禁夜　开重门　踏歌　结彩楼　观乐舞　进寿礼　出游晦日祠门户　赛紫姑　拔白发　送穷子　酺饮食　作膏糜弃　破衣　饮酒中和节休假　进农书　司农进穜稑　上春服　作中和酒　祭勾芒　赐尺　赐宴　献生子　宜春酒　游曲江　赐御诗　迎富贵　果子社日　祀社神　祈粢盛　制春酒　造环饼寒食禁火　作麦粥　为醴饧　染青饭　炊绀饭　镂鸡子　乾堆　蒸饼　饧粥　画鸭卵　造酴醾　制桑落酒　饮梨花酒　插　柳枝　献彩球　制假花　秋千　打马球　蹴鞠　扫墓　焚　纸钱清明改新火　赐新火　煮新茶　宴进士　打球会　拔河　斗鸡　踏青　辟马蚿　采荠菜上巳修禊　宴曲江　置赏亭　赐柳　赏胜地　赐柳弮　献鞋履　祭茧神②　《全唐诗》卷五百五十八。 　　③　《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七。 　　由上表可见隋唐五代的节令风俗是多么绚丽多彩，它的内容涉及礼仪、祭祀、宗教、文学、歌舞、饮食、服饰、娱乐、体育等诸多方面，将它贯穿起来，便是一部生动的隋唐五代社会史。 　　这一时期产生了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十二卷，唐韩鄂《岁华纪丽》四卷，唐官方编定的《唐月令注》等记述隋唐五代时期节令风俗的著作。 　　（二）节令风俗的新内容隋唐五代是中国节令风俗划时代的大变革时期。节令的特性发生了重大变化，自汉魏以来的以禁忌、迷信、祓禊、禳除为主要特征的节令风俗，开始转变为娱乐型和礼仪型，成为名符其实的"佳节良辰"。随着这一特性的转变，节令风俗的许多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元旦，爆竹的驱鬼之意渐趋淡漠，而成为人们除旧岁庆新年的娱乐喜庆活动。击鼓驱鬼除瘟疫的祭祀形式--驱傩，虽然仍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娱乐的成分大大加强，成为一种"娱神又娱人"的歌舞。元宵节祭神灯火变成了人们游观的花灯。上巳节的祓禊已为踏青游春所替代。中秋节的拜月礼仪变成了文人墨客玩月、赏月的消遣。每逢佳节，宫廷中大摆宴席，歌舞通宵彻夜，欢度良宵美景。民间则是"士女如云，车马塞路"。《隋书·柳彧传》说：隋文帝时，京城及外州，每正月望夜，"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这段文字反映了隋代长安元宵之夜的盛况，也体现了节令习俗在性质上的转变。 　　这一时期，不仅节令风俗中原有的内容向娱乐型转变，而且产生出许多新的风俗，极大地丰富了古代节令风俗的内容。比如，大量的娱乐活动出现在节令风俗中，荡秋千、放风筝、打马球、步打、拔河、射箭、走马、斗鸡、斗百草、乞巧等等，形式各种各样，内容绚丽多彩。这些娱乐活动在不同季节、不同的节日中进行，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极大地增加了当时节令习俗中的娱乐性因素。 　　唐代还产生了一些新的节日，如千秋节、中和节等。此外，将元宵赏灯的时间正式定为正月十五。晦日送穷、清明扫墓、改"端五"为"端午"、中秋赏月、重阳正式定为节日等都始于隋唐时代。 　　隋唐五代时期，有关节日的神话传说故事，不再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中，原来充满妖异、灾变、吉凶、忌讳、卜筮等迷信色彩的内容开始被具有人情味和浪漫气息的内容所代替，体现了节令的愈加生活化。比如，唐代出现了钟馗捉鬼的传说故事，并迅速在民间广泛传播，于是到晚唐五代时，滑稽有趣的钟馗取代了汉魏时的凶神神荼、郁垒，成为家家户户驱鬼避邪的门神。再如，起源于自然崇拜的拜月习俗，演变为赏月、玩月等娱乐活动。人们仰望皓洁的月亮，产生出无穷的憧憬和遐想，于是便产生了吴刚砍桂树、唐玄宗夜游月宫等美丽的传说。这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中秋节赏月习俗的盛况，同时也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人们丰富的生活情趣和节令风俗的新面貌。中国节令风俗的特点之一，就是礼俗与风俗紧密结合。这一特点在隋唐五代时期表现得很充分。比如，清明祭扫本是民间习俗，到唐玄宗时列入礼典，就变成了礼俗。在隋唐两朝的礼典中，元旦时举行迎春、迎神之仪，社日的祭社神，上巳日的春禊，千秋节的庆典，改换年号，册立太子，公主出嫁及吉兆等国家大喜庆，举行的大酺等都是重要的礼俗，同时，这些又是节令风俗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下面就隋唐五代节令风俗中的新内容分别加以论述。 　　门神钟馗　"门神"一词，始见于《礼记·丧大记》郑玄注："君释菜，礼门神"。古代祀典中有五祀之说，所谓"五祀"，即祭祀门、户、井、灶、土地等五神。门神就是其中之一。周朝时，门神无名又无姓，虽然《礼记》中已有门神的记载，但此时门神并无具体物象可指。到战国、两汉时，才逐渐形象化，出现了图绘的司门之神--神荼和郁垒。 　　大约到晚唐及五代时候，门神由神荼、郁垒换成了钟馗。宋代沈括《补笔谈》卷三引吴道子的钟馗画上唐人题记及高承《事物纪原》说：开元年间，唐玄宗从骊山校场回来，忽然得了恶性疟疾，巫师们用尽了心计，忙活了一个多月也未能治好。一天深夜，玄宗梦见一大一小两个鬼，小鬼身穿绛色衣，一脚着靴，一脚赤足，腰间挂着一靴，来盗窃杨贵妃的紫香囊和玄宗皇帝的玉笛。这时一大鬼"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唐玄宗惊问道："你是谁？"大鬼回答："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进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唐玄宗大梦醒来，病一下好了。于是召大画家吴道子，告诉他梦中所见形象。吴道子不愧为一代画坛大师，听完后挥洒丹青，一会便画成了。玄宗皇帝瞠视很久，说道："真想不到与我梦里的形象一样！"赏给吴道子百金，并题诗一首。 　　这虽是一则传说故事，但它是有史实根据的。唐代吴道子确实画过钟馗像。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说："吴道子有《十指钟旭》传于代"。"钟旭"当是"钟馗"。宋人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记载，吴道子的钟馗图在唐亡以后，曾被蜀后主王衍所得。吴道子画钟馗图之后，唐玄宗下令将钟馗像"因图异状，颁显有司"，使钟馗开始成为辟邪驱鬼的门神。这一点还可以从张说《谢赐钟馗及历日表》、刘禹锡《为李中丞谢赐钟馗历日表》、《为淮南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等文中得到印证。当时，每逢新年，唐朝皇帝便将钟馗像和新历日赐给近臣，而赐予钟馗像的目的是"图写威神，驱除群厉，。。增门户之贵。"可见，钟馗已经具有门神的职能了。 　　唐代敦煌流行一种六言体歌谣，称作《儿郎伟驱傩》，是每年十二月民间驱傩时所唱。在敦煌石室遗书中有一首《儿郎伟》，题目是《除夕钟馗驱傩文》。傩文唱道："亲主岁领十万，熊罴爪硬，铜头银额，魂（浑）身总着豹皮，尽使朱砂染赤，感称我是钟馗，捉取江游浪鬼。"唐代除夕的驱傩仪式中，钟馗作为驱鬼的神而受到尊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钟馗在唐代民间的流行程度。 　　总之，钟馗从唐代确立门神地位，经过几百年，至宋代才广泛流传开来。唐代敦煌春联　春联，又名对联、楹联、门对。它也源于古代的桃符。最初，人们在桃符上画门神或写神荼和郁垒四字，后来，人们又在桃符上写一些驱灾避邪、保佑平安的词。关于中国最早春联的记载很不一致。据黄休复《茅亭客话》记载：五代后蜀每到除岁，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一般都写"元、亨、利、贞"四字。当时蜀太子长于文词，在本宫策勋府桃符上题了"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个字，"以为词翰之美"。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副春联。据《蜀梼杌》和《宋史·西蜀孟氏世家》记载：后蜀孟昶在归宋的前一年，乾德元年（963　年）岁除日，自命笔题桃符，其辞为："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人大都认为"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①后人大都认为春联源于五代时的后蜀。 　　本世纪40　年代，在莫高窟藏经洞里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春联。卷号是斯坦因0610，录文如下：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①　《楹联丛诗》卷一。 　　又三阳□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王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孟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①以上文句从内容、形式上分析确为春联无疑。首先，时间上吻合。"岁日"、"立春日"正是我国春节书写春联的时候。第二，文句对偶，为联句格式。春联源于对偶句，经汉魏时代的骈体文、隋唐律诗的长期影响，逐渐形成以文句对偶对仗为特征的春联文体。敦煌春联大部联句工对，名词、副词与动词对偶相当，符合春联的文体。第三，内容多为祈福禳灾之言。对偶句、联语起源很早，但不能算做春联，这是因为它们没有新春喜庆的内容。而敦煌春联中"福庆初新，寿禄延长""年年多庆，月月无灾"等内容都反映了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愿。第四，敦煌春联最后明确指出："书门左右，吾傥康哉！"表明这些文句是写于门之左右的，所以，当为春联无疑。 　　敦煌春联写在斯0610　卷的背面，前后均无题记，其正面是《启颜录》的抄本，尾题："开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写了，刘丘子投二舅。"这可以确定春联的年代，在开元十一年（723　年）左右，比孟昶写春联早240　年。这样，我们可以说敦煌春联是迄今为止，得以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春联。 　　晦日送穷　农历每月的最后一日，叫"晦"，其中正月的"晦日"被视为一年的开始，所以受到古人的重视，形成节日，称作"晦节"。 　　在唐代的晦日风俗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送穷。随着唐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贫富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人们希冀能摆脱贫穷困苦的生活，过上美满富裕的日子，所以，送穷习俗应运而生。 　　送穷习俗源于有关"穷神"（穷鬼）的传说。《唐四时宝鉴》记载："高阳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弃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贫也。"高阳氏，即传说中炎黄联盟的首领颛顼。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三"号穷子"条引《文宗备问》云："昔颛帝时，宫中生一子，性不著完衣，作新衣与之，即裂破以火烧穿著，宫中号为穷子。其后以正月晦日死，宫人葬之，相谓曰：'今日送穷子也'。"可见，传说中的"穷神"是颛顼的儿子，生性喜穿破烂衣服，喝稀饭，即使做了新衣服给他，也要用火烧破了才肯穿，人们叫他"穷子"。后来，"穷子"在正月晦日死去。人们祭祀他，逐渐相承成俗，称之为"送穷子"、"除贫"。 　　送穷的具体日期，有说是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前一天；有说是正月二十九（称"穷九"）；但多数说法是在正月晦日，因为唐人记载"穷神"死于该日。送穷的习俗反映了古代人民希望在年节交关、辞旧迎新之际，送去 　　①　转引自《文史知识》1991　年第4　期。 　　旧日岁月的贫穷、辛酸和苦难，迎来幸福美好生活的心态。正如唐代诗人姚合《晦日送穷三首》中所描述的那样："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每年的晦日，家家户户都要在街中洒酒祭送穷神，希望给自家带来富裕。但是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现实，使"穷神"只光顾贫苦的劳动人民。因此，年年送穷神，却年年送不走。姚合以辛辣的笔锋揭示了这一现实。他在诗中说："送穷穷不去，相泥欲何为？今日官家宅，淹留又几时。古人皆恨别，此别恨消魂。只是空相送，年年不出门。" 　　送穷的具体做法，是把"送穷"和"洒扫庭除"结合在一起。据《唐四时宝鉴》所记，当时的人们根据"穷子""好衣弊食糜"的特点，于正月晦日这一天"作糜，弃破衣"，"糜"就是粥。《唐六典》膳部有"节日食料"一节，云："晦日，膏糜。""膏糜"就是现在的肉粥。"弃破衣"是将陈旧破烂的衣物弃掉，表示送别穷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十分注意对当时世俗民风的记述，他写了一首《送穷文》，真实地记述了唐代送穷这一岁时风俗。他说："元和六年（811　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与粻，牛系轭下，引帆上樯。三揖穷鬼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曰矣'。"①送穷还要为穷鬼上路准备"交通工具"，即用柳条、青草编缚的车船，而"粮"（干粮）和"粻"（米）便是给穷神路上食用的"干粮点心"了。经过一番拜祭后，烧掉车船，表示送去了"穷神"。 　　晦日送穷的习俗一直流传到明清，成为正月里的一项重要习俗。 　　中和节　农历二月初一的中和节是唐代中叶时才出现的节日。它的出现很有趣。唐中叶以前，人们重视三月三日上巳节和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唐德宗贞元元年（785　年）九月二日下诏，以"方今边隅无事，烝庶小康"为由，定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为"三令节"。每逢三令节，都要举行盛大的宴会，皇帝与百官同乐。到贞元五年（789　年），德宗又决定另置新的节日。据《李蘩邺侯家传》记载：贞元五年的一天，德宗对宰相李泌说：以往上巳和重阳都有宴会，但上巳往往与寒食节的时间相近，而春季没有节日可以宴饮一番，想在二月创置一节，哪天合适呢？李泌回答道：二月十五日以后，虽然春暖花开，但与寒食节相近。二月初一桃李花开，又与晦日相近。晦日，名字不佳，不宜为节。所以，我请以二月初一日为中和节。德宗十分赞成，下诏以二月初一日为中和节，取代晦日，内外官员休假一日，并举行宴会。"三令节"改由中和节、三月三日上巳节和九月九日重阳节组成。为祝贺德宗皇帝御置中和节，皇帝在曲江池大摆宴席，宴请百官。席间，君臣饮酒赋诗，同庆佳节。德宗《中和节赐群臣宴赋七韵》诗曰："东风变梅柳，万汇生春光。中和纪月令，方与天地长。"描绘了中和节春暖花开的景象。李泌等诸臣也纷纷赋诗奉和。李泌《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寮》诗云："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轩车双阙下，宴会曲江滨。"吕渭《皇帝移晦日为中和节》诗写得最为精彩，诗云："皇心不向晦，改节号中和。淑气同风景，嘉名别咏歌。湔裙移旧俗，赐尺下新科。历象千年正，酺醵四海多。花随春令发，鸿度岁阳过。天地齐休庆，欢声欲荡波。"诗中的"赐尺下新科"、"酺醵四海多"两句说的是中和节时的"赐尺"和"酿中和酒"的风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三引《唐书》记载："以是日，进农书，司农献穜稑；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 　　①　《全唐文》卷五五七。 　　聚会宴乐，名为享勾芒，祈年谷。"每逢中和节，朝廷里都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百官进献农书，负责管理农田水利事务的司农寺进献穜稑（禾名），以表示务农之意。而皇帝则要举行耕种仪式，并象征性地赐给人民百谷果实，以示劝民努力从事耕织。同时，将刀尺、中和酒赐给臣下，以示恩宠。《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泌渭："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因赐大臣戚里尺，谓之裁度。"皇帝将尺赐给臣下的用意是希望臣子裁断自己的言行是否正确。皇帝所赐的尺是由掌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等事务的中尚署负责提供，有"镂牙尺及木画柴檀尺"。在民间，人门则互相以刀尺相送。 　　制作和饮用中和酒，也是中和节主要的风俗之一。中和酒，又名宜春酒，有许多种。在贞元六年（790　年）百官庆贺中和节的曲江宴上，大臣权德舆作《奉和圣制中和节赐百官宴集因示所怀》诗，中有"赓歌武弁侧，永荷玄化醇"句。玄化醇是唐代官宴上所饮的一种中和酒。 　　中和节之所以能够设立，除了唐德宗的个人因素外，还与农历二月春分自古就有祭祀勾芒神的风俗有关。勾芒，是传说中的日神和春神。日神勾芒之所以也兼作春季之神，这是由于上古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春夏为阳、为天、为日，秋季为阴、为地、为月。所以日神又兼作春季之神了。孔颖达注《礼记·月令篇》说："其神勾芒者，谓自古以来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为神。是勾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时，勾屈而有芒角，故言勾芒。"可见，勾芒一名，是带有物候意义的名词，是春季作物初生的象征。 　　隋唐五代时期祭勾芒的具体方法，由于缺乏资料，难于表述。据后代的习俗，推想当时的祭勾芒的活动是制作太阳糕，并用以祭日。太阳糕的制作方法是：用江米制成糕，在糕上用米面做一只一寸长的小鸡，或在糕上印戳象征鸡的图形。太阳糕采用鸡的形象是根源于古人相信日中有三足鸟（金鸡）的观念。民间在祭太阳日神勾祭时，除供太阳糕，还要诵读《太阳星君经》，经文中有关农业的内容，说明了中和节与农业的关系，表明唐代创置"中和节"实为祈求农作物丰收的节日。 　　赐火、扫墓之俗　寒食和清明是农历三月里的两个节日。寒食节期间只能吃凉东西，故又称"冷节"。又因有禁火的习俗，也称"禁烟节"。禁火习俗传到唐代更加盛行，而且十分严格。唐玄宗天宝十载（751　年）三月诏敕，严申寒食禁火。当时官府执行禁火甚严，每到此节，村社的里正用鸡毛翎到各家灶灰中去扫掠，如果毛翎变焦了，就要治罪，可见唐人对寒食节的重视。虽然如此，如经皇帝特许，豪门权贵在寒食节的晚上即可燃火。韩翃《寒食》诗借古喻今，讽刺了这种不公。诗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在唐代的寒食、清明风俗中，除禁烟更加严格之外，又产生出一种新的风俗，即在清明这一天，重新钻木取火，称作"取新火"。据《唐辇下岁时记》载："长安每岁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上进者，赐绢三匹，金碗一口。"皇帝每年清明日要举行隆重的赐火仪式，把新的火种赐给群臣，以示皇恩浩荡。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七引《迂叟诗话》云："唐时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之家。"唐诗中对禁火赐火的景况有真实的描绘。韩溶《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云："朱骑传红烛，天厨赐近臣，火随黄道见，烟绕白榆新。荣耀分他日，恩光共此辰。"王濯《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亦云："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星流中使马，烛耀九衢人。"在清明节，能得到皇帝所赐新火是很荣幸的，所以得到新火的近臣无不感激涕零，特别那些小官。唐代宗时，溧水（今属江苏）县令窦叔向忽然得到皇帝赐给的新火，使他倍感荣耀。他作《寒食日恩赐火》诗："恩光及小臣，华烛忽惊春。电影随中使，星辉拂路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贫。"从这些诗中看出，唐朝皇帝除了把新火赐给身旁的近臣外，还常派宦官（中使）用蜡烛将新火送到外地赐给地方官，以示勉励和恩宠。得到新火的官员用柳条接得中使传来的新火，插在门前，以炫耀于人。后来人们争相仿效，相沿成俗，每逢寒食、清明，便在家门前插有杨柳枝条。 　　扫墓祭坟是寒食、清明节期间的重要活动。虽然这种扫墓风俗起源甚早，但在寒食、清明节时进行扫墓则开始于唐代。据《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年（732　年）四月二十九日，唐玄宗鉴于当时"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的现状，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自此，寒食扫墓用诏令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列入五礼中。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寒食节和清明节已逐渐合二为一，所以，在这两个节日都有扫墓的活动，到宋代时，扫墓主要在清明节里进行。 　　唐代的扫墓之风很盛。每逢寒食、清明节到来，"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①远在他乡的人，时遇寒食也要想办法赶回家乡为祖辈扫墓。刘禹锡贬为永州司马后，无法回家扫墓，他感叹道："先墓在城南，。。近世礼重拜扫，今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到唐中期以后，朝廷更主动地为官员寒食上墓提供方便。如长庆三年（823　年）规定"文武百官有墓茔在城外并京畿内者，任往拜扫。"在外州者，"任准令贰年限请假"，并可"衔恩乘驿"，前往祭扫。①扫墓，包括为墓加土、剪除杂草、修整树木、在墓前焚纸祭祖等。扫墓是对死者的怀念，亲人亡故，生离死别，心情总是悲痛的，因此，扫墓总是带有伤感的情怀。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描写了清明扫墓的凄凉情景。诗写道："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从诗中可以看出唐代在扫墓上寒食与清明是一回事。同时也表明当时扫墓已有制纸钱和烧纸钱的习俗，这种纸钱是特制的，又叫"冥钱"或"瘗钱"，是送给鬼神或死人在冥世间使用的。先秦时代多用实际流通的帛布，到汉代则用按流通钱币铸制的"瘗钱"，到唐代才开始有剪纸为钱的习俗。《旧唐书·王屿传》说："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后俚俗稍以纸剪钱为鬼事。"关于扫墓烧纸钱的习俗，唐诗中也多有涉及。王建《寒食行》云："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张籍《北邙行》亦云："寒食家家送纸钱，鸱鸢作窠衔上树。"到五代时，烧纸钱不仅十分普遍，而且进入了宫廷，成为皇家礼乐的内容。《新五代史》卷九，记载了天福八年（943　年），晋出帝"寒食，望祭显陵于南庄，焚御衣、纸钱。"注曰："焚衣野祭之类，皆间巷之事也，用之天子，见礼乐坏甚。"《清异录》亦记载："周世宗发引之日，金银钱宝皆寓以形，而楮帛大如盏口，其印文为：黄曰'帛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可见，焚纸钱之俗已被皇家接受，而且纸钱的花样形制也日益增多。 　　①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全唐文》卷五七三。 　　①　《唐会要》卷二十三。 　　唐代出现的烧纸钱习俗一直沿袭至今，成为清明扫墓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纸钱风俗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事死如生的观念。 　　千秋节与帝王生日节　中国帝王以生日为节始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设置的"千秋节"。《唐会要》卷二十九记载：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尚书左丞相乾曜、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上表，请以玄宗生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玄宗同意，并布告天下。天宝二年（743　年）改"千秋节"为"天长节"。自玄宗起，唐、五代皇帝除代宗至穆宗及文宗未专起节日名称外，都有自己的生日节名称。现列简表如下：帝王姓名生　日节日名称唐玄宗李隆基八月五日千秋节（天长节） 　　唐肃宗李亨九月三日天成地平节唐敬宗　李湛十月十日庆成节唐武宗李炎六月一日庆阳节唐宣宗李忱六月二十二日寿昌节唐懿宗李漼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唐僖宗　李儇五月八日应天节唐昭宗　李晔三月二十二日嘉会节唐哀帝李柷九月三日乾和节后梁太祖朱温十月二十一日大明节后梁末帝　朱瑱九月十二日明圣节后唐庄宗李存勖十月九日万寿节后唐明宗李嗣源九月九日应圣节后唐末帝李从珂正月二十三日千春节后晋高祖石敬瑭二月二十八日天和节后晋出帝石重贵六月二十七日启圣节后汉高祖刘知远二月四日圣寿节后汉隐帝刘承祐三月九日嘉庆节后周太祖郭威七月二十八日／永寿节后周世宗柴荣九月二十四日天清节后周恭帝柴宗训八月四日天寿节每逢皇帝生日，全国休假三日，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朝野同欢"。在宫廷，群臣向皇帝祝寿，献上甘露、醇酎和"万岁寿酒"。此外，王公、外戚、士庶等都奉献寿礼，各道节度使为博得皇帝欢心，也进献大量的珍物宝玩。永泰二年（766　年），代宗生日，"诸道节度使进献珍玩、衣服、名马二十余万计。"①大和四年（830　年），盐铁使王涯进降诞绫罗锦彩等共14800匹，银器100　件。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群臣上寿时，一般由侍中代表群臣跪奏："称千秋令节，臣等不胜上庆，谨上千万岁寿。"皇帝则举酒答道："得卿等所献寿酒，与卿等内外同庆。"然后，皇帝按等级赏给王公大臣金镜、珠囊、缣彩、绢帛、银器等，并且赐宴百官，观赏歌舞百戏。酒酣之时，君臣们纷纷赋诗助兴。唐代诗人郑嵎作有一首长诗《津阳门诗》，描写了唐玄宗过"千秋节"的盛况。诗中云："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朝华夷。花萼楼南大合乐，八音九奏鸾来仪。都卢寻橦诚龌龊，公孙剑伎方 　　①　《册府元龟》卷二《帝王部·诞圣》。 　　神奇。马知舞彻下床榻，人惜曲终更羽衣。"诗人注解说："上始以诞圣日为千秋节。每大酺会，必于勤政楼下使华夷纵观。有公孙大娘舞剑，当时号为雄妙。又设连塌，令马舞其上。。。又令宫妓梳九骑仙髻，衣孔雀翠衣，佩七宝璎珞，为霓裳羽衣之类。"②由此可窥见唐代帝王过诞圣日的盛况。在民间，百姓们要作"寿酒宴"，并配以名叫"赛白帝"、"报田神"的乐曲，然后相对欢饮。唐玄宗《千秋宴》诗中："处处祠田祖，年年宴杖乡"之句就反映了民间过千秋节的风俗。 　　唐朝五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其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刻。佛教节日很多，其中以"佛诞日"为盛。唐玄宗开始以生日作为节日，恐与佛教的影响有关系。这一点从帝王生日节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也可以反映出来。从代宗大历四年（769　年），"降诞日，百僚于章敬寺修斋、行香、陈乐大会。"起，后代的皇帝在生日这天，都要"广集缁黄，多为法会"，文武百官，各道进奉官，沙门道士齐赴寺庙内修斋行香，讲道论佛。皇帝本人还经常邀请沙门道士进宫讲论儒、佛、道三教的异同或讲论佛道经典。如后唐明宗"应圣节"，百官于敬爱寺设僧斋，召缁黄众于中兴殿论难经义。在诞圣日内皇帝大多下令禁止屠宰牲畜，只能吃素或肉干和肉酱（古代分别叫"脯"和"醢"），目的是宣扬佛教"不杀生"的教义。此外，皇帝诞圣日这天还剃度僧尼，如大历八年（773　年）代宗生日，曾"度僧尼凡二百余人"。 　　唐玄宗始置的帝王生日节对后代影响很大。宋代皇帝及一部分掌权参政的皇太后都将生日命名为某某节。明清两朝，皇帝、皇太后生日统统叫"圣寿节"或"万寿节"，皇后、皇太子生日则称"千秋节"，不再单起节日名称。 　　帝王生日节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但它也丰富了中国节令风俗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节令风俗受到统治阶级影响的特点。 　　②　《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七。 　　（三）繁华热烈的节曰盛况在隋唐五代的节令风俗文化中，除了各种新的节令风俗外，还有大量的与前代相同的节日种类和内容。虽然它的形式和内容变化不大，但是因为社会的极盛，所以这一时期的节日较之其他朝代呈现出更加繁华热烈的盛况，放射出耀眼的异彩。 　　这一时期的节日活动不仅规模宏大，参加的人数众多，而且豪华奢侈之风盛行，特别是封建统治者在举行节日活动中，不惜民力，为追求享乐，铺张奢侈，挥金如土。比如，隋炀帝于正月十五日，在洛阳举行盛大的百戏表演。《资治通鉴》记载："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所以，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说当时的盛况是"万户皆集会，百戏尽前来"。唐代富庶而强盛的国力使节日活动更加盛况空前。史籍中记载，唐朝正月十五夜，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不走出坊门，夜游观赏那争奇斗艳的各式花灯。"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甚至有的人被挤得悬空而起，"俘行数十步"。皇家制作的花灯也极尽奢侈之能，玄宗开元元年（713　年）正月十五日，在安福门外作一巨型灯轮，高达20　丈，上边缠绕五颜六色的丝绸锦缎，用黄金白银作装饰，灯轮悬挂花灯五万盏，如同五彩缤纷、霞光万道的花灯一般。同时有数千女子在灯轮下轻歌曼舞。可谓"月下多游骑，灯前绕丽人。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繁华热烈的灯节虽是统治者寻欢作乐、粉饰太平的产物，但也给普通百姓增添了节日的乐趣。 　　节日风俗本身就具有民众性。在隋唐五代的节日风俗中，像清明踏青、端午竞渡、重阳登高等则主要盛行于民间，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览，缇幕歌酒，散在四郊"。"骈于山林水畔，纵观如堵"。端午竞渡之风也很盛行，竞渡这一天，士民百姓、州县官吏、文人学士，以及妇女儿童，无不涌向现场，或呐喊助威，或一饱眼福。"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可见妇女观众为数不少。唐代竟渡的规模、声势，在一些诗文中得到了如实反映。"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①鼓声、浪声、助威声，把竞渡气氛推向高潮，表现了竞渡时的热烈欢腾的场面。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隋唐人民，都具乐生、贵生的人生态度，追求快乐幸福的生活。所以，在节日风俗中流行着大量的体育、娱乐活动，如拔河、秋千、斗鸡、蹴鞠、马球、斗草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节日风俗的内容。元宵观灯　元宵，即农历正月十五日夜，是古代祭祀"太一"的节日。在汉代，元宵祭祀已有燃灯之俗。到隋唐时代发展成娱乐性的元宵观灯。隋朝初年，每逢正月十五夜，京城和各州县，人们"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②隋文帝提倡节俭治国，于是下令严禁元宵张灯及娱乐活动。而他的儿子隋炀帝却与他相反，竭力铺张奢侈。他所举行的元宵节盛典，规模宏大，戏场绵亘八里，演员达三万人，京兆地区为赶制几万件歌舞戏装，致使京城绢锦全部用完。《隋书》形容当时的盛况是"大列炬光，火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北"。 　　①　张建封：《竞渡歌》，《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五。 　　②　《隋书》卷六二《柳彧传》。 　　到了唐代，以观灯为中心的元宵节，气势更为壮观，内容更为丰富。 　　根据唐代政府规定，元宵节期间，取消夜禁三天（十四、十五、十六）。金吾开禁，让市民上街观灯，纵情欢乐。 　　唐代元宵节是一项全民性活动，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上街观灯。唐诗中有许多诗篇描绘灯节的盛况。佚名《正月十五夜》诗序中说："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驰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人皆赋诗以纪其事。"如崔液《元宵》诗曰："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元宵佳节彻夜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在这欢乐的时刻，谁能在家闲坐呢？"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①"他乡月夜人，相伴看灯轮。光随九华出，影共百枝新。"②这些诗都反映了元宵节的盛况。 　　隋唐时的彩灯花样繁多，制作豪华精致。有灯轮、灯树、灯楼、走马灯等。灯轮本是佛会灯具的形式，即所谓"法王轮"，用锦绮、金玉作装饰，上燃无数盏灯。史籍中记载玄宗制二十丈高、挂五万盏的灯轮。灯树又称"火树"，就是在形状如树的灯架上悬挂灯彩。《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韩国夫人，置百枚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之，光明夺月色也。"灯楼是用灯彩结成的彩楼。唐玄宗曾命能工巧匠制成灯楼，高一百五十丈，广二十间，上悬挂珠玉金银制的坠穗，微风一至，金石相互撞击，发出乐器般的声响。将这些灯彩组合起来，便是规模更大的"山棚"。山棚高达百余丈，其上建有蓬莱、方丈、瀛洲等传说中的神山，并装上彩灯，可以想见灯市的壮观绚丽的场面。 　　清明踏青与娱乐活动　隋唐五代时期，清明踏青郊游的风气十分盛行，城中的士庶倾城出游，流连于桃红柳绿的春色中，有的则干脆留宿野外。《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长安妇女郊野春游，遇名花便在草地上设位，挂红裙于树枝，以为野餐的帷幔。唐诗中也有描绘清明踏青盛况的诗句。杜甫《清明》诗："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顾非熊《长安清明言怀》诗："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两初晴。"五代时，踏青之风仍然流行。后蜀诗人卢延让《樊川寒食二首》诗说："寒食权豪尽出行，一川如画雨初晴。谁家络络游春盛，担入花间轧轧声。"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寒食节时景色和踏春出游的热闹情景。 　　当时踏青的日期，因时因地而异。长安踏青有时也在二月二日，如《旧唐书·代宗纪》："大历二年（767　年）二月壬午，（代宗）幸昆明池踏青。"有时也在上巳日，《唐辇下岁时记》说："三月上巳，有赐宴群臣，即在曲江，倾都人物，于江头禊饮踏青。豪家缚棚相接，至于杏园。"有时也在正月十五、正月初八进行。 　　在寒食、清明节时，人们还要进行打秋千、蹴鞠、拔河、马球等体育娱乐活动，敦煌写本《节候赏物》说，寒食节君上赐臣下："假花、龙球镂、子推饼、鞭、秋千、气毯、饧粥、饼馁。"从这份赐物单，可以推知寒食节前后活动内容的丰富，其中，"气毬"就是供蹴鞠时的球。当时，蹴鞠活动主要在寒食、清明节时进行。唐人仲无颜在《气毬赋》中描写寒食节人们蹴 　　①　郭利贞：《上元》，《全唐诗》卷一百一。 　　②　韩仲宣：《上元夜效小庾体》，《全唐诗》卷七十二。 　　鞠的情景，"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闹，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似月圆。"球场上，人们相互奔逐，人欢球跃，热闹非常。王维《寒食城东即事》也写道："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秋千"则多属于仕女儿童们的娱乐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寒食赐"鞭"，是用赐马鞭的办法来鼓励打马球。马球在唐、五代非常流行，史籍和文物中有大量的关于马球的记载和实物资料，近人也有专文论述马球，但打马球的高潮在寒食、清明前后却很少有人指出。唐朝皇帝亲临梨园亭球场观看马球赛，多在每年的二、三月。按唐时的习俗，新榜进士要在月灯阁（今西安大雁塔东）举行马球赛会，时间也在二、三月，正是关中平原寒食踏青的时节。韦应物《寒食》诗："綵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张籍《寒食内宴二首》诗："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遂飞球。"也是写寒食打马球的情景。敦煌写本《唐宫词》："寒食两日坊内宴，朝来□排是清明，飞龙更取□□鸟，催促球场下踏城。"明确指明了马球赛的时间。 　　拔河，也是清明节进行的娱乐活动。《封氏闻见记》记载："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唐玄宗李隆基曾组织了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拔河比赛，"挽者至于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土，观者莫不震骇"。 　　端午竞渡　"端午竞渡"就是在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开展的划船比赛。唐代竞渡，比起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唐代竞渡用的船，装饰华丽，在船首建起龙头，在船后竖起龙尾，船的两侧刻画龙纹，装扮成一条昂首翘尾的巨龙，人们称之为"龙舟"。这样的龙舟，自唐以后，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唐代全盛时期，端午竞渡受到人民的喜爱，加上官府的支持，使竞渡之风尤为鼎盛。每逢举行竞渡，士民百姓、州县官吏、文人学士等都涌向江边观看。史籍上说，当时"士女倾城出观"，以致两岸"并肩接踵"，"观者如堵"。可见龙舟竟渡不仅是竞赛者的一种娱乐，观看的人们也同样享受到乐趣。 　　龙舟竞渡的场面也是紧张热烈的。范造《竞渡赋》中说："尔其月维仲夏，节次端午，则大魁分曹，决胜河浒。饰画舸以争丽，建彩标而竟取。"①竞渡用的船是经过装饰的"画舸"，竞争的目的是夺取设立在终点的"彩标"。储光羲《官庄池观竞渡》诗："落日吹萧管，清池发棹歌。船争先后渡，岸激去来波。"萧管奏鸣古老的祭祀乐章，船夫唱起高亢激越的船歌，乐声、歌声、水波声合奏出一曲壮阔的交响乐，晚唐诗人李群玉亲临现场写下《竞渡》一诗："雷奔电逝三千儿，彩舟画橄射初晖。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衔浪飞。"江面上三千健儿划着扎彩的龙舟，飞速向前，满江是喧闹的锣鼓声，热闹非常，描写唐代龙舟竞渡以张建封《竞渡歌》最为生动，读后如身临其境，抄录如下，供读者欣赏："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 　　①　《全唐文》卷九五七。 　　去，会到摧车折楫时。"①通过这首《竞渡歌》的描述得知，龙舟竞渡是在五月五日端午节举行。这场竞渡是由官府（使君）主持的。竞渡时两岸仕女如云，罗衣成群，银钗映日，观者如堵。竞渡儿随着鼓声，迎风劈浪，勇夺彩标。激烈的竞渡场面真是惊心动魄。 　　重阳登高、赏菊　农历九月九日，俗称"重九"，又叫"重阳"，是我国民间一个传统节日。重阳正式定为节日是在唐代。前面已叙，唐德宗下诏以九月九日重阳节为"三令节"之一。每逢重阳节，百官休沐，皇帝赐宴曲江池，人们纷纷佩茱萸，登高游玩，或聚会宴享，观赏菊花。 　　唐代登高、赏菊风气之盛，为历代所罕见。唐孙思邈撰《千金月令》中说："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表明汉魏时代以躲避邪恶为目的的登高活动，这时已经变成一种健身、游玩的娱乐活动，重阳节时，唐代帝王都要到慈恩寺大雁塔，或渭水边上的临渭亭登高宴会。《旧唐书·李适传》说："凡天子游幸，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景龙三年九月九日，唐中宗李显到临渭亭登高宴会。中宗先赋《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诗一首，随后，中宗命众臣赋诗，竞比才华，最后者罚酒，结果韦安石、苏环诗先成，于经野、卢怀慎最后成，被罚了酒。 　　在吟咏节令习俗的唐诗中，咏重阳登高可以说是最多的，其中也不乏名篇佳句。唐中宗时的才女上官婉儿作有《九月九上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寿酒》诗：诗中云："帝里重阳节，香园万乘来，却邪萸入佩，献寿菊传杯。"描写了中宗登慈恩寺大雁塔，群臣献菊花酒向皇帝祝寿的情景。菊花酒是用菊花的茎叶，杂以麦米酿造成，有延年益寿的功效。所以，重阳节献菊花酒含有祝寿的意义。 　　重阳节有佩茱萸的风俗。茱萸是一种具有浓烈香味的植物，可以入药，有驱蚊杀虫之功能。古代，人们认为佩茱萸能驱邪避恶。王维有一首著名的诗篇《九月九日忆山东诸兄弟》，写到了重阳佩茱萸的风俗。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当时，还有皇帝赐茱萸、人们玩赏茱萸的习俗。杜甫有诗云："茱萸赐朝士，难得一枝来"（《九日》）。他寓居蓝田崔氏庄时，常与朋友饮酒，醉玩茱萸。他的《九日寓蓝田崔氏庄》诗中有"明年此会知谁过，醉把茱萸仔细看"之句。 　　重九正仲秋，芳菊盛开，古往今来，人们无不喜爱菊花。唐朝，人们很重视重阳节赏菊，许多咏重阳的诗篇都写到了菊花。如王维"无穷菊花节，长奉柏梁篇"，李颀"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杜牧"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由此可见，唐代简直是无菊无酒不重阳了。 　　唐代重阳节不是一天，而是两天。《唐辇下岁时记》说："都城重九后一日宴赏，号'小重阳'"。李白《九月十日即事》诗写道："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诗中描写九月十日"小重阳"再次宴赏的风俗。此外，有时鉴于朝中在九日前后有重大活动，重阳节有挪至九月十九日举行的，也是唐人通融的一种办法。 　　①　《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五。 　　三、隋唐五代服饰习俗（一）丰富多彩的服饰习俗隋唐五代是中国服饰习俗急骤变革和丰富发展的时代，呈现出绚丽多彩的面貌。 　　在冠服制度上，隋唐两代，上承历代的冠服制度，下启后世冠服制度之先河，成为影响宋、明各朝服饰制度的准则、隋文帝即位之初，本欲依照古制，将礼服制度作一番改革，但由于南北朝的长朗战乱，国力不强，加上南北各民族服饰的长期融合，要大规模地改变服制已不可能。因此，隋文帝只对个别衣冠礼器作了调整。直到大业元年（605　年），隋炀帝即位，才下诏参酌古制，制订了一套冠服制度。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颁行车舆衣服之令，奠定唐代冠服制度的基础。以后虽有损益，但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隋唐两代的冠服制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整个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为服饰文化的发展和各种服饰风俗的流行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服饰种类是极为丰富多彩的，而且华丽精巧，有的则极尽奢侈之能。如隋炀帝时，宫女都专事妆饰，上而珠光映鬓，下而彩锦绕身，服饰华丽过人。唐安乐公主衣着奢侈，曾命人用百鸟羽毛制成"百鸟裙"，价值百万。从总体上看，隋唐五代的服饰风俗，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即隋至盛唐时期和中唐至五代时期；前一个时期趋向华贵，后一个时期趋向新异。比如女子服装在隋代有三种流行样式：窄衣大袖、长裙高履样式；窄袖衫襦、长裙软鞋样式；窄衣大袖、裥裙软履样式。到盛唐，这些样式变化不大，但采用了各种印染、装饰和刺绣技术，使服装显得富丽华美。而中晚唐以后，女子服装逐渐兴起了汉魏时期的大袖宽衣、长裙丝履样式。随着服装变异，妇女的首饰和面饰也趋向繁杂，除崇尚高髻和繁多的簪钗花钿外，使用了"梅花妆"、"额黄"、"时世妆"（啼妆）等新奇的面饰。唐末五代时，又产生了女子裹足的装饰方式。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隋唐五代时期的服饰文化，现列简表于下：天子冠服：通天冠　翼善冠　武弁　弁服黑介帻　平巾帻　白纱帽　白帢　冕服　常服百官冠服：武弁　弁服　进贤冠　法冠　平巾帻　黑介帻介帻　朝服　祭服　公服　常服　章服　幞头靴平民服饰：白袍　襕衫　褐衫　半臂　袄　席帽　浑脱毡帽　压耳帽　履鞋后妃服饰：祎衣　鞠衣　细钗襢衣　翟衣　细钗礼　衣花钗礼衣　半袖裙襦　青服　朱服妇女服饰：衫　袄　裙　披帛　■裆　半臂　背子　缦衫幞头　鞋　靴　屐　膝裤　幂■　帷帽　胡服貂帽　宝袜男人佩饰：金龟　袍笏　金紫　黄绶　龟袋　金鱼　珠囊玉带　同心带　佩环　金装刀　砺石　算袋妇女佩饰：花冠　簪钗　玉搔头　钿　金步摇　云篦额黄　人胜　阖叶　花鬘　玉珮　假髻　玉梳耳珰　垂珠妇女发饰：迎唐八鬟髻　翻荷髻　坐愁髻　九真髻　侧髻倭堕髻　高髻　低髻　凤髻　同心髻　椎髻囚髻　抛家髻　小髻　闹扫妆髻　花髻　双鬟隋唐五代时代的眼饰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从隋文帝开始，官宦服装制度较多地取法于汉魏旧制，等级之分渐趋细密，而改变了北朝礼服兼用胡制情况。第二个特点是：唐代服饰深受"胡服"的影响。唐初统治者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上自帝王官宦，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倾心"胡俗"。在服装款式上，汉民族原有的交领、右袵的宽衣样式，此时为圆领或折领、窄身小袖的筒式胡服所取代。女著男装亦成为唐代女子服装的时尚，这种时尚乃来自胡人的马上生活方式。流行于中唐以后的"时世妆"、"回鹘装"也是从吐番或回鹘等非汉族地区而传入中土的。第三个特点是：空前发达的纺织手工业为服饰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无论在织造技术或是图案纹样上，都达到前人所无法比拟的水平。据《唐六典》记载，当时的纺织物有布、绢、。。、纱、绫、罗、锦、绮、■、褐等。每一种纺织物又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纹样。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唐代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纺织品实物，完全证实了当时织物品种花色之丰富和染织技术之精湛。第四个特点是：隋唐时期是我国和其他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期。据史籍记载，和隋唐政府来往过的国家，约有300　多个，最少时也有70　多个。当时的长安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长安城居住的外国使者和商人很多。这些都为服饰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创造了良好条件。灿烂的隋唐服饰文化传到世界各地。直到今天，我国东邻地区的有些国家，仍把隋唐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流传之广。而对外来的衣冠服饰，唐朝政府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使这个时期的服饰大放异彩，更富有时代的特色。 　　（二）冠服礼俗隋代冠服礼俗　公元6　世纪末，隋文帝杨坚统一了南北朝，重新建立起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改正朔，易服色"，改变北周的冠服制度，转而采用东齐的冠服制度。他推论古今五行色德，"并宜火色，垂衣已降"，下诏"朝会衣裳，宜尽用赤"。而"今之戎服，皆可尚黄，在外常所著者，通用杂色"①。祭祀时，依内容不同，穿不同颜色的礼服。隋朝以前，帝王的冠服都按季节区别服色，即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到隋文帝时，改为按用途区别服色，这种冠服制度一直流传至明清时代。 　　隋文帝时，由于社会经济刚刚恢复，因此十分注意提倡简朴，整个社会都以朴素为荣。"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②百官的常服，与平民一样，都为黄袍。文帝的朝服亦是如此，差别仅是在带上多加了13　个环。灭陈之后，收缴了大量陈朝的器物、衣冠。其中不少衣冠是隋朝冠服制度尚未具备的，但文帝下令藏于御府，不准动用。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南朝奢侈之风对隋朝社会的影响。隋炀帝即位后，马上着手制定冠服制度。大业元年（605　年），炀帝命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字文愷以及虞世南、许善心等人"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①。费时一年，制订出一套冠服制度。在天子服饰中，制大裘冕、衮冕；恢复冕服上的十二章纹饰。十二章是绘于帝王冕服上的12　种纹饰，即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到西周以后，十二章纹改为九章纹，日、月、星改画于旌旗上。新的冠服制度又将日、月、星三章用于冕服。日、月分列于两肩，星辰一章则放在背后衣领下。于是天子之服"肩挑日月，背负星辰"。衣领及袖上还绘飞龙，威风十足。 　　从此时开始，帝王的冠冕上多加金博山的装饰。金博山以金属制成，形似盾牌，饰于冠前。金博山起源于南北朝，隋时成为天子冠饰特征，并被后世所承袭。此外，皮弁上不用缨，改用簪导也始于此时。 　　大业二年（606　年），何稠将冠服样品呈炀帝过目后，当即颁行天下。 　　文武百官首次穿新朝服上朝，冠冕堂皇，气象空前。 　　唐代冠服礼俗　唐朝建立之初，车服制度皆因隋旧。至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正式颁布车舆衣服之令，规定了上自帝王后妃，下迄文武百官及其妻女的服饰，甚为完备。这是自汉明帝恢复"礼制"以来及隋炀帝制定冠服制度之后所拟定的最系统、最完备的冠服制度。在我国服饰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皇帝的常服因袭隋制，穿黄袍及衫。唐以前黄色上下通用，并没有什么特别尊贵的意义。唐高祖以赤黄袍巾带为常服之后，有人提出赤黄色近似太阳的颜色。"天无二日"，日是帝王尊位的象征，因此从唐朝开始，赤黄色（赫黄）为帝王所专用，臣民一律不得僭用。 　　唐太宗对冠服制度进行多项改革。当时天下太平，太宗认为应当偃武修文，所以他于贞观八年（634　年）创制了翼善冠。翼善冠采用古制，形状类 　　①　《隋书》卷一二《礼仪志》。 　　②　《隋书》卷一《高祖纪》。 　　①　《隋书》卷一二《礼仪志》。 　　似幞头。每月朔望上朝时，皇帝穿常服，戴翼善冠。如穿袴褶，可以与平巾帻通用。早在贞观四年（630　年），太宗就制定了百官的"品色服"。规定：三品以上袍衫紫色，四、五品为绯色，六、七品是绿色，八、九品则为青色。妇人通用黄色。龙朔二年（662　年）又将八、九品改为碧色。入朝参见时，也可以着黄色衣。至此改变了汉魏以来一直以皂色为尊的惯例，确立了以紫色为上品服色，直到明代才被红色取代。上元元年（674　年），高宗下诏，将官员的服色按品级分为深、浅两色，并准佩带手巾、算袋、刀子、砺石等物。经过数朝，唐代的品色服逐渐成为定制。后世各个朝代都将"品色服"做为冠服制度的一个基本内容。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女皇帝，衣制上尤多改革和创新。天授二年（691　年），武则天大宴群臣，席间赐给宠臣一种高头巾子，是内府制作的软巾。和唐初流行的高而前倾的巾子不同，称作"武家诸王样"。第二年，武则天命内府制作了一种新绣袍，这种袍上刺绣山形，绕山的周围刺绣了16　个字："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这种绣以铭文纹饰的"铭袍"是中国服饰史上首次出现的。最初，这种铭袍只赐给宠臣。到延载元年（694　年）才普遍赐给文武官三品以上异文绣服。袍上的文字也有多种，如"忠贞正直，崇庆荣职"；"文昌翊政，勋彰庆涉"；"懿冲顺彰，义忠慎光"；"廉飞躬奉，谦诚忠勇"等，每件袍上均为八字，绣在衣背上，武职三品以上如左右监门卫将军绣一对狮子；左右卫绣麒麟；左右武威卫绣对虎；左右豹韬卫绣对豹；左右鹰扬卫绣鹰；左右玉钤卫绣饰对鹘；左右金吾卫饰以对豸，诸王的绣饰是盘龙和鹿，宰相绣凤池；尚书绣一对雁。这种在官服绣以图案，以区别官阶的作法，改变了以服色确定官阶的作法，从而奠定了封建社会官服等级的基础。这种作法一直被后世各朝所承袭。到明清两朝，则形成独特的官服--补服制度。 　　此后，中宗、玄宗和文宗都曾对唐代冠服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如废大裘冕；颁布禁止奇玩异服的诏令，限止官员穿戴华贵服装等等。但在总体上，冠服制度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至五代十国，北方基本上仍流行唐代冠服制度，南方则因统治者的提倡，服饰稍有变化。 　　（三）多民族的服饰风格隋唐两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许多少数民族汇聚到了汉族的旗号之下，但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深刻的改造。 　　在这种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隋唐服饰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多民族的服饰风格。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胡服"盛行。所谓胡服，实际上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和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胡服盛行可以从胡服、胡帽、回鹘装、冪■、帷帽的流行以及女著男装的习俗中看出来。 　　胡服、胡帽之风　唐代时，上自帝王官宦，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倾心"胡俗"。《新唐书·五行志》云："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大唐新语》也说：当时"胡着汉帽，汉着胡帽"。这时的胡服主要特征是尖锥形浑脱花帽，交领小袖长袍或圆领衫子，再加条纹小口袴，足着软锦透空靴或六缝靴，腰间系细缕绦带。 　　从唐郑仁泰墓男武骑俑、骑猎俑、骑乐俑；章怀太子墓壁画，以及韦顼、韦顼等唐墓壁画中可以看到这种形象。 　　在男子服装中，襕袍和襕衫的出现，便是受了胡服的影响。襕袍与襕衫是一种上衣下裳相连属的服装形式，虽与古时的深衣制相同，但已改大袖为小袖，斜领为圆领，袖及襟有缘饰为无缘饰。襕袍和襕衫是唐太宗时，由大臣马周等人汲取深衣制上衣下裳连属的形式，结合胡服窄袖、圆领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服装。此外，缺胯袍衫和袴褶也是胡服流行的具体体现。男子所戴的胡帽有席帽、浑脱帽、帷帽三种。席帽，本是羌人的帽子，用毡为之，有的涂油用来防雨。浑脱帽亦为一种胡帽。羊皮制成，高顶、尖而圆。张。。《朝野佥载》记载："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可见早在唐太宗年间，浑脱帽即已风行士庶间了。帷帽，是一种高顶的大檐帽，因其檐下垂一丝网似"帷"故名。它是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胡帽"。帷帽在隋唐五代时期甚为流行，无论男女，宫廷内外，官宦士庶都可以戴帷帽。 　　胡服之风在妇女服装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仕女衣胡服"和"著丈夫衣服靴衫"是当时妇女服装中最显著的特点。这显然是受了西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新唐书·车服志》说："开元中，奴婢服襕衫，而仕女衣胡服。"胡服的主要特征是衣袖窄小。所以，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在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壁画及新疆阿斯塔那、陕西西安等地的唐墓出土的绢画、石刻上，有许多穿胡服的妇女形象，通常是穿翻领窄袖袍、条纹小口裤，头戴锦绣浑脱帽，足着透空软锦靴，有的还佩有蹀躞带。元稹在《法曲》诗中曾描绘了当时仕女好胡服、胡妆的情景。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①隋唐女子的胡服，不同于男子。男子的胡服，除袴褶外，多是与汉民族服式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胡化"了的新装；而女子的胡服则多直接接受胡人的服饰，不再加以改变。这集中表现在冪■、帷帽胡帽和回鹘装的流行上。 　　①　《全唐诗》卷四百十九。 　　冪■与帷帽隋唐时期，女子骑马之风很盛行。因此，适宜骑马的冪■、帷帽便成为女子骑马时的特定装束。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冪■。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以渐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享二年又下敕曰。。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冪■。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冪■渐息。中宗继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冪■之制。"由此得知，唐朝初年，宫中及贵族妇女骑马皆着冪■；唐高宗时，帷帽开始流行，虽屡次下敕禁止，但未见效果。武则天之后，冪■渐息而帷帽大行；至中宗复位，冪■开始绝迹。 　　冪■是一种衣帽相连的、属于斗篷一类的服装，是"发自戎夷"的一种胡服。一般用轻薄透明的纱罗制成。戴时披体而下，障蔽全身。由于北方风沙很大，所以戴冪■可用来遮面防风沙。今上海博物馆藏唐三彩骑马女陶俑，所戴的正是冪■。《旧唐书·李密传》记载李密于作战中巧用冪■的故事，说李密"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冪■，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固据县城"。说明戴冪■在隋代社会上已相当普遍。 　　帷帽是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开始流行的一种首服。它的样式是高顶宽檐，檐下缀有一层网状面纱，下垂至颈。帷帽早先也是西域人民的服饰。北齐、隋时同冪■一起传入中原。《事物原始》称："帷帽创于隋代，永徽中拖裙（帽裙，即网纱）及颈。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纱全幅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尘，为远行之服，盖本于此。"帷帽的"裙"有一个由长到短的过程，这曾受到朝廷的干涉，原因是"过为轻率，深失礼容"，然"递相仿效，浸成风俗"，高宗几次下令"禁断"，但收效甚微。帷帽的形状，在唐人《明皇幸蜀图》中有具体描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87　号唐墓中，也发掘出一件戴帷帽的女俑，帷帽四周垂下的网状帽裙，至今尚完好无损。 　　胡帽，是继帷帽之后为盛唐妇女骑马时所戴的一种帽子。它比起"全身障蔽"的冪■和将面部"浅露"于外的帷帽更加"解放"了，已经是"靓妆露面，无复障蔽"。从冪■，到帷帽，再到胡帽，是妇女服饰史的进步，反映了唐代社会风尚的开放程度。 　　妇女所戴胡帽的样式有许多种。沈从文先生认为胡帽"大致指浑脱帽"。向达先生则以为是一种卷檐上锐的帽子。日本学者原田淑人先生根据新疆阿斯塔那出土俑考证说，"有骑马女子俑戴笠状物，或者即为胡帽"。唐诗中也有吟咏胡帽的句子。刘言史《王中丞夜观舞胡腾》诗："织成善帽虚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李端《胡腾儿》诗："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说明胡腾舞帽为卷檐尖顶，上缀珠玉。张祜《观杨瑷柘枝》诗："促叠蛮鼍引柘枝，卷檐虚帽带交垂。"白居易《柘枝妓》诗："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可见柘枝舞帽为卷檐虚顶，上缀珠玉，而且帽上施以金铃。 　　回鹘装的流行回鹘又称回纥，是隋唐五代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唐初回鹘曾建立政权，至开元年间逐渐强盛。回鹘与唐朝的关系相当密切，唐朝皇室曾几次远嫁公主于回鹘可汗，以通和好；而回鹘可汗亦曾多次遣使入长安贡献方物。因而双方的文化交流与经济来往从未间断。在这种背景下，回鹘族服装便传入了中原。 　　回鹘装的基本特点，略似男子的长袍，翻领，袖子窄小而衣身宽大，下长曳地。颜色以暖调为主，尤喜用红色。材料大多用质地厚实的织锦，领、袖均镶有宽阔的织金锦花边。穿著这种服装，通常都将头发挽成椎状的髻式，时称"回鹘髻"。髻上戴缀满宝石和簪钗的金饰冠，冠尖如角，似桃形。这种回鹘装可以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得到印证。 　　（四）妇女服饰的新潮隋、唐时妇女的服装，大体上是上身着襦、袄、衫，下身束裙子。此外，还有肩上披帛，衫外加"半臂"等习俗。这一时期的妇女服装约有三种不同的风格：隋至初唐，窄袖衫襦、长裙；初唐至盛唐，胡服、女著男装；盛唐至五代，宽袖衫襦、长裙。这一时期的妇女服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产生出许多新的服装和服饰习俗。 　　衫襦从窄袖到宽袖隋唐时期，妇女的衫襦有一个从窄袖到宽袖发展的过程。窄袖衫襦始于南陈，到隋唐而广行于士庶中间，成为一种入时的服装式样，尤其在唐的初、盛时期最为流行。在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的壁画《徐侍郎夫人出游图》中，可以看到隋代女子穿窄袖衫的形象。至于唐朝的资料则比较丰富，如阎立本的《步辇图》，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等壁画中的宫女、侍女形象都穿窄袖衫襦。唐诗中也有反映，如白居易《柘枝词》诗："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李贺《秦宫诗》："秃襟小袖调鹦鹉，紫绣麻缎踏哮虎。"窄袖流行的原因，古今学者大都认为是受胡服的影响。 　　盛唐以后，那种窄袖的服装样式渐被大袖宽衣所取代，其原因也是因为胡服的影响逐渐衰弱。到了晚唐，妇女的衫袖已经加阔了许多，甚至超出了服制的界限。于是，唐文宗下诏，对女服样式尺寸作过具体规定：大和六年（832　年）规定"妇人襦袖等不得广一尺五寸已上"。但是，"诏下，人多怨者"。到开成四年（839　年），淮南观察使李德裕上奏，说"管内妇人，衣袖先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难于施行，请求放宽至二尺。文宗同意。可见这时宽衣大袖的风尚很盛，与以前的"香衫袖窄裁"的样式已大不相同了"。这种宽袖衫襦的形象可以从敦煌莫高窟第9、12、196、231　等窟壁画和《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等绘画作品中看出来。 　　袒露装唐代妇女服装的新潮和开放，突出表现在大胆地表现女性的形体美，即袒露装的出现上。如著名的永泰公主墓壁画中所绘的侍女、韦顼墓所绘贵妇人、懿德太子墓石刻宫廷女官，大都是衫裙宽松富丽，袒胸露乳。这种袒露装是前所未有的，它是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妇女所受礼教束缚少的体现。 　　袒露装大致是由上身穿袒胸窄袖衫或袒胸大袖衫以及高束腰的裙子组成的。袒胸衫与一般衫襦不同，为袒胸贯头式，且有很华美的纹饰。其袒胸处呈双桃形，恰与女子隆起的胸脯谐调一致，充分地体现了女子的形体美。袒胸大袖衫的特点是袖口宽大、肥阔，并有很宽的绣花缘边。这种袒胸衫是盛唐时期颇为时髦的一种服装，除了供宫中乐舞伎和宫女装着外，也受到达官贵族妇女的喜爱。唐诗中多处说到妇人著袒胸衫子的形象。如李群玉《赠歌姬诗》："胸前瑞雪灯斜照"；方干《赠美人》："粉胸半掩凝晴雪"等等。袒露装还与唐代妇女穿裙子束腰极高有关。当时穿短衫襦、长裙是妇女们追求的时尚。一般的裙腰束到胸前，使胸部半袒露出来。所以，周濆《逢邻女》诗云："慢束罗裙半露胸。"在唐代绘画作品和墓葬中可以看到这种装束。此外，周昉《簪花仕女图》中的妇人，不著内衣，仅以透明纱衣蔽体，可谓罕见。这也是唐代袒露装的另一种形式。宋以后，中国妇女服装又重新被禁锢起来。 　　半臂与披帛隋唐妇女除常穿衫襦外，还有一种半袖短衫，谓之"半臂" 　　或"半袖"。其形制为短袖，多为合领，对襟，胸前结带儿，衫长至腰。这种半袖一般多穿在衫襦之外，为春夏或夏秋之际穿着的服装。 　　半臂最早是宫女所穿的服装。李贺《唐儿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竹马梢梢摇绿尾，银鸾闪光踏半臂"。描写的就是一种用银泥画鸾鸟为纹饰的半臂。王琦注李贺诗时曾引《锦绣万花谷》说："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除，即今长袖也。唐高祖改其袖，谓之半臂。"盛唐时，半臂传入民间，成为一种常服。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的墓道、甬道及墓室四壁，绘有不少妇女形象，捧盒、抱壶、执扇、托烛作供奉状，她们大都穿半臂式上衣。盛唐时期，半臂更加流行，不仅妇女喜欢，男子也喜欢穿。皇帝还将半臂作为赐物，颁赠给近臣。地方贡物中有"半臂锦"、"蛮锦"专供作半臂之用。 　　与半臂服装相配，唐代妇女中还风行将一块帛中披在肩背上，名叫"披帛"。制作披帛的材料，通常是轻薄的纱罗，或搭于双肩，或绕于双臂，走起路来飘飘然。可见，披帛是一种装饰物。这种情状在周昉《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以及唐代陶俑的装束上都可以看到。 　　戎装与男装唐代妇女尤其是宫廷妇女喜欢穿戎装和男装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一种习俗。玄宗时，公孙大娘善长舞"剑器"，她穿的服装是经艺术加工的美丽军装。这种戎装受到社会上许多女子的喜爱，纷纷仿效。所以司空图《剑器》诗云："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宫女穿戎装也很普遍，李贺《十二月乐辞》说："军装宫娥扫眉浅"。《新唐书》中讲，僖宗乾符年间，"洛阳人为帽皆冠军士所冠者"，其中也包括妇女。 　　女著男装也是唐代十分流行的一种风气。《旧唐书·舆服志》说，玄宗开元初，"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男女穿一样的衣服，内外无别，倒真有点平等味道了。当时一些守旧人士不满于男女服饰无别，认为颠倒了阴阳："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①这种风气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开放和礼教的松弛。 　　女著男装风气与胡服的流行有关。如唐韦顼墓的石刻侍女形象，即头戴幞头，身著折领窄袖胡服，下穿小口裤，足著软线靴，是为汉、胡杂著而集于一身。这是初唐至盛唐时期宫中流行的装束，后来仕宦之家也竞相仿效，以至于"流被民庶"。而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壁画、《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人双陆图》等绘画中也有类似形象。其形象则多为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袍衫，足著乌皮靴，腰系革带，看上去几乎与男子无异。 　　多彩的唐式裙子唐代妇女的下裳，主要是裙。随着社会风尚的不断演变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裙子的样式也发生了变化。其质料之贵、色彩之艳、式样之多、装饰之精，都大大超过前代。 　　长裙，是隋唐时期最流行的式样。它的重要特点，裙裾长，有的长可曳地；裙腰高，有的高及胸乳；裙形瘦窄，妙肖形体；裙多刺绣花纹，色彩斑斓，等等。从隋唐时期的绘画、塑像等文物的形象中就能明显地看到女子身著窄袖长裙、亭亭如玉的秀美形象。《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有句云："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仕女腰如束。"正是这一时期女子装束形象的真实写照。隋唐时代妇女以裙长为美，但作为宫服，对其长度等有所规定。如《珍珠船》说："隋炀帝作长裙，十二破，名仙裙。"所谓的"破"，即指幅数而言。《新唐书·车服志》说，唐初"流外及庶人不服绫、罗、縠，五色线 　　①　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 　　靴、履。凡裥色衣（裙）不过十二破，浑色衣（裙）不过六破"。明确规定了庶民女子衣裙的幅数，不得超过十二幅。但到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百姓多尚"靡丽服饰"，常穿超出十二幅的裙子。 　　唐代妇女的裙子，不但注意款式，而且追求色彩和装饰。裙的颜色以红、紫、黄、绿为最多，其中以红色裙为最流行。《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仕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唐诗中亦有关于红裙的描写，如白居易《卢侍御四妓乞诗》："郁金香汗裛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万楚《五日观妓》诗："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石榴裙"就是一种鲜艳的红裙子。 　　裙子的装饰，名目繁多，可在其上绣花、印花、作画，还可镂金、穿珠、镶嵌宝石，有"柳花裙"、"藕丝裙"、"珍珠裙"、"翡翠裙"、"郁金裙"、"罨画裙"等名目。多彩的裙子，在唐诗中也有所反映。李余《临邛怨》诗云："藕花衫子花柳裙，多著沉香慢火熏。"李贺《天上谣》诗云："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十二月乐同》云："金翘峨髻愁暮云，沓飒起舞珍珠裙。"胡曾《妾薄命》　诗云："宫前叶落鸳鸯丸，架上尘生翡翠裙。"杜牧《送客州唐中丞赴镇》诗云："烧香翠羽帐，看舞郁金裙。"白居易《戏代内子作诗贺兄嫂》诗云："金花银碗饶兄用，罨画罗裙任嫂裁。" 　　隋唐裙子的制作工艺是很高的，当时最流行的是用轻软细薄而半透明的"单丝罗"织成的"花笼裙"。花笼裙上用金银线及各种彩线绣成花鸟形状，有的则采用"夹缬"法①制成五色花笼裙。马缟《中华古今注》说："隋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宫人及百僚母妻；又制单丝罗以为花笼裙，常侍宴供奉宫人所服。后又于裙上剪丝凤缀于缝上，取象古之褕翟，至开元中犹有制焉。"花笼裙深受隋唐妇女的喜爱。单丝罗花笼裙在唐代仍然盛行，其织绣工艺也达到封建社会的最高峰。《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中宗女安乐公主下嫁武延秀时，"益州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大如黍米，眼鼻嘴甲皆备，瞭视者方见之。"这种绣花罗裙穿在身上有花重色复，图案如真的感觉，因此颇为唐代贵族妇女所喜尚，一时间风靡官庶之间。 　　更为奇妙的是"百鸟裙"。《新唐书·五行志》载："中宗女安乐公主令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凡造两腰，一献韦氏，计价百万。。。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可见，这种百鸟裙是将很多种鸟的羽毛捻成线同丝一起织成面料而制成的裙子。裙子的色彩、光泽是非常艳美华丽的。裙纹的华美，正如白居易《缭绫》诗所云："异彩奇文想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制作"百鸟裙"既说明唐代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生活，又反映了我国古代织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并为后世鸟羽织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　夹缬：一种印染工艺方法，先用两块雕成花纹的薄板，将欲染色之面料置于其中，然后染色，撤去夹板，其镂空之处便形成所需要的图案花纹。此法在隋唐时已盛行。一说为唐徐婕妤所发明。（五）妇女妆饰的新款式隋唐时期妇女的妆饰之风盛行，发髻式样和首饰种类花样翻新，丰富多彩；化妆术日益精进，超过前代。人们对妆饰有强烈的追求，往往宫中有什么新式样流传出来，民间竞相仿效，很快成为全社会的风气。妆饰的发展充分说明了人们对仪表美的追求，也体现了当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相对的稳定和改善。 　　发髻隋唐时期妇女发髻的式样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据段成式《髻鬟记》、宇文氏《妆台记》等文献，以及绘画、考古发现可知，妇女发髻有四五十种之多，其中最具特点的有高髻、花髻、椎髻、双髻、坠马髻、闹扫妆髻、双髻等。髻鬟之上，又用各种金玉簪　钗、犀角梳篦等作为装饰，所以又有"宝髻"之称。 　　妇女妆饰好追求时尚，许多流行的发髻大都由贵族妇女的倡导所致。唐朝初年，发髻在隋代平顶式发髻基础上，略有加高，有"半翻"、"反绾"等样式，其中最具特点的"半翻髻"，便是唐高祖时从宫廷中传出来的。天宝年间以后，贵妇中流行戴假髻，当时称为"义髻"。《明皇杂录》记载："杨贵妃尝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天宝末童谣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①杨贵妃好"义髻"便带动了义譬在社会上的流行。唐僖宗时，宫人的束发都很紧、很高。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后，他逃至四川成都，同时把发根紧束向上梳出的发髻式样，也传至四川，"蜀中妇人都效之"，时谓之"囚髻"。 　　发髻的式样因人们年龄、婚姻、职业等不同而发生变化。这时，未婚女子梳双髻。双髻又称"双螺髻"，是将头发梳于头顶的两侧，所以又叫"丫髻"、"丫头"、"丫环"，这成为未婚女子的代称。同时，奴婢头上大都梳双髻，这从敦煌壁画中可以找到证明。在唐代，只有出嫁的女子才改梳发髻。高髻是唐代最为流行的一种发式。高髻多是在平常的装扮，万楚《茱萸女》写民间采茱萸的女子，"插枝著高髻，结子置长裙"①。节庆时在高髻上插上金玉钗钿，于是变成了"宝髻"。从现有材料看，这种高髻尤以娼家中最流行，所以，元微之《李娃传》说："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写妓女以高髻招人的情景。 　　唐朝末年，社会上最流行的发髻样式是椎髻、抛家髻。椎髻的特点是其形如椎，不戴饰物，不施粉脂。《新唐书·五行志》载："元和末妇人为圆鬓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如悲啼者。"这种发髻样式和化妆便是前面白居易所吟咏的"时世妆"。《五行志》又载："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这种两鬓抱面的发式，是唐后期最具特色的一种发式。此外，唐末还有一种"闹扫妆髻"。白行简《三梦记》云："唐末宫中髻，号闹扫妆髻，形如焱，风散鬓。"此发式在宫中流行，类似乱发，作火花形，又似暴风自下扶摇而上，十分别致，当是椎髻的一个变种。 　　化妆隋唐时妇女脸部的妆饰，也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首先是化妆品胭脂和黛的广泛流行。胭脂又名"焉支"，本出自西域焉支山下，由一种名叫 　　①　《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 　　①　《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五。 　　"红蓝"的花朵提取而成。唐时，妇女以胭脂作红妆的风气盛行。唐诗中有所反映，李白《子夜吴歌》"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杜甫《新婚别》"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敦煌曲子词中也有"红妆垂泪忆何君"、"红妆随洛浦，绿鬓逐浮萍"之句。这种红妆是用胭脂打扮成的。唐代称胭脂为"红粉"，诗人一再歌咏它。孟浩然的《春情诗》中有"红粉春妆宝镜前"，杜牧《兵部尚书席上作》中有"偶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在敦煌曲子词中也多次唱到它，《破阵子》中有"焚香祷尽灵神，应是萧湘红粉"的句子，写女子的恋情。《竹枝子》中也有"恨小郎游荡经年，不施红粉镜台前，只是焚香祷祝天"，说明唐代女子在忧愁时，是不用红粉来扮红妆的。隋唐时代的妇女十分讲究对眉的修饰。画眉主要用黛。所谓"黛"是一种青黑色的颜料，是古代专门用来供给女子画眉之用的，一般是用青色细柳枝点着稀释的这种青黑色颜料来画，所以，敦煌曲子词中有"翠柳画娥眉"之句。眉饰的样式有许多种，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样式。隋代流行长眉，如隋炀帝的殿脚女吴绛仙就擅长画长眉。唐初尚粗眉，有"轻鬓丛梳阔扫眉"、"狼藉画眉阔"的句子。至开元、天宝年间，细眉、长眉又流行起来。天宝末年诗人刘方平作有一首《京兆眉》，描写了细长眉在长安城中的流行。诗云："新作蛾眉样，谁将月里同。有来凡几日，相效满城中。"史称唐玄宗有"眉癖"，对妇女画眉极为热心，他命画工画有《十眉图》，其中有鸳鸯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眉、垂珠眉、月稄眉、分梢眉、涵烟眉、拂云眉、倒晕眉，可见当时眉饰的样式是多种多样的。 　　额头、脸颊的妆饰风俗，除红妆外，还有黄妆、花钿、斜红、面靥、点唇等。黄妆就是用一种黄色的染料，在额际间妆饰，所以又称"额黄"、"鸦黄"。朱峤诗云："额黄侵腻发"，卢照邻诗也云："纤纤初月上鸦黄"。花钿是在额头双眉之间用各种材料剪成鸟、虫、花、叶等图案，贴于额间。斜红是在双颊太阳穴的地方画月牙形，状如伤口。面靥又称"花靥"，是在妇女面颊两旁，用丹青、朱红等点出各种形象，或月形，或钱样，有的则用金箔、翠玉等粘贴，有许多花纹。这种面靥，晚唐五代时更加盛行，有的将剪成的各种花纹贴得满脸都是。唇饰，主要是点唇，唐初，妇女好红唇，敦煌曲子词中有"朱含碎玉"、"淡施檀色注歌唇"的句子。宪宗元和末年，妇女们盛行奇异的化妆，不擦红粉在脸上，而是以朱膏涂唇上。据《渊鉴类函》引《妆台记》记载，唐代女子点唇已有许多种，有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桥、万金红、至檀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宫巧、洛儿殷、淡红心、腥腥晕、小朱龙、双唐媚、花奴样子等。总之以娇小为尚，最美观的是樱桃小口。 　　首饰隋唐五代时期，生活五彩纷呈，人们审美情趣高昂，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独具特色的首饰文化。 　　这一时期，首饰的种类十分齐备，包括发饰：簪、钗、步摇、胜、梳、篦、金钿、珠花、簪花等；颈饰：项链、项圈、念珠、缨络等；耳饰：耳环、耳坠；手饰：指环、手镯、臂钏等；带佩：带钩、带扣、蹀躞带等；腰饰：佩鱼、香囊、香毬等。每一种首饰又有许多样式，比如高髻盛行，发钗的样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除了继承两晋南北朝所流行的样式（钗股的尖端朝外弯曲，制成一个弯钩，以防发钗的坠落）外，逐渐将钗股上的弯钩去掉，或者制成一根钗股较短的钗形。此外，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材料制成的发钗，是这个时期发钗造型的又一特点。湖南长沙隋墓中出土的一件发钗，就是用玉、银两种材料制成的。在钗首作出各种形状的花朵，也是这个时期发钗的一个特征，尤其在中晚唐以后更显著。发钗的形状，通常是根据用途来设计的。一般来说，安插发髻的发钗，钗首比较简单。用于装饰的发钗，则制作精美，实际上起着鬓花的作用。这种发钗，钗股较长，钗首制成各种精美的花朵。浙江长兴唐墓出土一件"鎏金银花钗"，安徽合肥西郊五代墓也出土一件大型的"银镶琥珀双蝶钗"，制作工艺高超，造型优美，反映了这一时期发钗的特征。 　　隋唐五代时期，首饰的制作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出现许多新颖而精巧的首饰造型。比如，发簪中最精美的翠羽簪便出现于唐代。翠羽簪是用鸟类羽毛装饰的簪。盂浩然《庭桔》诗："骨刺红罗被，香粘翠羽簪。"即指此。这种发簪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先用金银制成簪架，然后在簪架上粘贴羽毛，一般以翠绿色为多。有的在翠色之外，配上一圈"金边"，或镶嵌宝石，便使发簪产生华丽的装饰效果。在唐代妇女首饰中，步摇的使用十分流行。有金步摇、玉步摇、水晶步摇等许多种，《杨太真外传》记载，杨贵妃进见之日，唐玄宗曾"自执丽水镇紫库磨金琢成步摇，至妆阁，亲与插鬓。"白居易《长恨歌》云："云髻花颜金步摇"。李贺《老夫采玉歌》则描写了一种玉步摇，云："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从出土的步摇来看，款式甚多，如"金镶玉步摇"和"四蝶银步摇"。前者在金钗上端有一对翅翼，镶玉片，又嵌有下垂的珠玉穗状串饰，稍动则摇；后者在银钗上有四只展翅飞舞的蝴蝶，下有珠玉垂饰，动则摇。 　　这一时期，妇女佩戴首饰的习俗有许多新特色。第一，插梳篦之风极盛。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代妇女喜欢插梳篦。梳篦的制作十分讲究，材料也异常丰富，有金制，薛昭蕴《女冠子》词："翠钿金篦尽捨"；有银制，花蕊夫人《宫词》："斜插银篦慢裹头"；有玉制，元稹《六年春遗怀》诗："玉梳钿朵香毬解"；还有犀角和白角制的。当时妇女插梳篦的方法有横插、对插和插数把小梳篦等。张萱《捣练图》中的妇女，头上同时插几把小梳篦，使人联想起元稹"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的诗句。中唐以后，妇女喜欢插两把大梳，梳齿上下相对。这从周昉《挥扇仕女图》及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到。第二，流行簪花。唐代妇女戴簪花的形象，可以从著名的《簪花仕女图》中看到。当时的簪花有金钿、翠钿、宝钿等。唐代簪花的制作工艺十分高超。日本大和文华馆中藏有唐代团花簪花，在一朵葵花形状的花蕊周围，用金丝编成网纹，制出八片立体的花瓣，造型像一朵盛开的山菊，可谓精巧别致。除金钿，当时还流行"翠钿"和"宝钿"。前者是用翠绿的鸟羽粘贴而成。后者则是在金钿上镶宝石，或直接用宝石制成花朵。第三，戴臂钏。臂钏起初多套在手臂上，至隋唐年间，臂钏戴的位置逐渐下移，最后落到手腕部位，成为一种腕饰。白居易《盐商妇》诗中写女子"皓腕肥来银钏窄"，可见当时妇女的银钏，已戴在腕上。在湖北武昌隋墓中出土的女子陶俑上，腕部都塑有数道螺纹，即臂钏的形象。在《步辇图》、《簪花仕女图》中也可以看到妇女腕戴臂钏的形象。第四，极少戴耳环、耳坠。从文献及考古发掘来看，隋唐时妇女中不流行戴耳环、耳坠，这主要由于这时期不尚穿耳的缘故。只有在少数歌女舞姬及少数民族妇女中间，才偶见戴耳环、耳坠的现象。第五，中亚首饰传入中国。1957　年8　月，在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一串项链。项链的链条由28　颗镶有珠宝的金珠构成，上端装有扣纽，下有制作精美的坠饰，上面均镶嵌青金石，制作精美，造型奇特。整个项链具有与中亚地区项链相同的风格，而且青金石也出产于阿富汗东北部。所以，学术界大部认为这件项链是中亚地区制作之后传入中国的。 　　（六）男子的流行服饰隋唐时男子的服装，大体上是由幞头和圆领袍衫组成。此外，男子也穿半臂，戴各种胡帽。一般平民则穿褐衣。这一时期的男子服装大致分四个阶段：隋代初期仍以北朝时流行的"袴褶"为主，后期大多穿衣袖窄小的圆领袍服，头裹平头小样巾。初唐和盛唐时期流行圆领窄袖、缺胯、加襕等样式的袍衫，头戴幞头。中晚唐时期，服装发生变化，最显著的是衣袖加宽，幞头巾式由分半而合一，且内衬"巾子"（即帽胎），两脚由软脚变为硬脚。五代时期，官宦多着大袖宽衣，头戴高式纱巾；庶民仍流行缺胯袍衫；幞头形成前低后高的"两折"样式，两脚已左右平直。 　　幞头隋唐五代时期男子一般都戴幞头，是唐代的特色，所以也称"唐巾"。幞头起于北周武帝时，是用三尺皂纱绢布将头发包起，戴有四条带（四脚），两脚系于颌下，两脚系脑后下，或将脑后两脚，反系头顶，故称"折上巾"。这种巾上自帝王文武官员，下至庶民百姓都戴。 　　隋朝幞头较为简便，形象上比较矮平。从隋末开始，在幞头里面另加一个"巾子"扣在发髻上。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假发髻，以便能使幞头裹出一个固定的形状。 　　唐朝的幞头，在各个时期也有不同形式的变化。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以来，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头小样者。则天朝，贵臣内赐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中宗景龙四年三月，因内宴赐宰臣已下内样巾子。开元以来，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絁为头巾、平头巾子，相效为雅制。玄宗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官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巾子，迄今服之也。" 　　结合陶俑、壁画和其他资料来看，初唐流行"平头小样"，即顶上巾子比较低平的幞头。此后巾子渐渐加高，至武则天时，出现"武家诸王样"，形式是巾子高而前倾，中部略为凹进，分成两瓣，呈■型。中唐以后，巾子更加增高，左右分瓣，几乎变成两个圆球，如■型，并有明显前倾，这称作"内样巾子"，又叫"英王踣样"，流行于唐中宗景龙四年至玄宗开元初年。后至开元年间，幞头样式更高，小头尖圆，不甚前倾，称作"开元内样"。总的来说，隋至盛唐的幞头多用柔软的绢罗制成，两脚也自然下垂，所以人们称这时期的幞头为"软脚幞头"。 　　中晚唐至五代时期，幞头的形制又有了变化。中唐时，巾子已从前俯变为直立；晚唐变为微微后仰，巾顶分瓣也不十分明显，两脚渐为平直或上翘，被称之为"朝天幞头"或"朝天巾"。五代，则已发展为两脚平伸的硬脚，叫做"硬脚幞头"。《十国春秋拾遗备考补·附录》云："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至刘汉祖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脚，左右长尺余，横置之，不复上翘，至宋不改其制。"这时的幞头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巾帕的范围，而变成了固定的帽子。 　　袍衫隋唐五代时期男子服装的主要形式，是圆领袍衫。传统的褒衣大酺、长裙丝履，只有重大的礼仪活动中才偶而用之。袍衫成为不分官绅士庶，尊卑贵贱，都穿着的服装。 　　袍衫的基本形制，是圆领、窄袖；领、袖及襟已没有缘边，衣长至足面。大体上可分为襕袍、襕衫、缺胯袍、缺胯衫四种。襕袍和襕衫是一种上衣下裳相连属的服装形式。唐太宗时，"太尉长孙无忌又议：服袍者下加襕"，"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袖端）、襈（裾边），为士人上服。"①襕，指的就是上衣下裳相连的服装形式。襕袍、襕衫作为人们普遍穿着的服装，统治者专门规定了不同的颜色，用来区别等级。《隋书·礼仪志》载："大业六年（610　年）诏：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帝王多服黄袍，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唐太宗贞观四年（630　年）规定"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鍮石，归人从夫色。"据此可知，官宦的襕袍衫的颜色有黄、黑、绛、绯、紫、绿、青等，根据其品级的高低而不同。一般庶民则一律著白。 　　缺胯袍与缺胯衫所谓"缺胯"，指在袍衫两胯下开"衩儿"的形制，以利于行动。因此，这种袍衫被作为一般庶民或卑仆贱役等低级阶层人的服装。《旧唐书·舆服志》载："开胯者，名缺胯衫，庶人服之。"又由于甚利军旅、骑射，所以，这种袍衫又为军士所服用。关于缺胯袍的颜色，最初"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色"。后至高宗总章元年（668　年）下令"始一切不许着黄，盖以白为庶人服也"。至于缺胯袍衫的形制，可以从敦煌壁画、唐墓壁画及出土彩俑中得到印证。 　　①　《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 　　四、隋唐五代饮食习俗（一）饮食习俗的兴旺发达隋唐五代时期的饮食习俗，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传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成为中国饮食风俗史上极富光彩的时期。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发展在隋唐时代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这为饮食习俗的兴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决定饮食风俗兴旺发达的诸多因素中，农业是最基本的因素。《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杜甫《忆昔》诗亦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粮食作物产量的增加，为这一时期饮食习俗的丰富多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饮食习俗的兴旺发达主要表现在：第一，人们在饮食方面不断创新，花色品种增多，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彩的局面。粟、麦仍是北方人的主食，而南方人仍以稻米为主。由于南方稻米生产的长足进步，大量稻米运往北方，特别是中唐以后，稻米已成为人们的常食之物。唐代比较著名的饭食有"青精饭"、"团油饭"、"王母饭"、"荷包饭"和"饧粥"、"茗粥"等。"青精饭"是一种用南烛树叶的汁浸黑的米蒸成的饭，其色如青，故名青精饭或乌饭。据说久食此饭，可益精气、强筋骨，延年益寿。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十种》中说："乌饭法：取南烛茎叶捣碎，渍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曝，米粒紧小，黑如瑿珠，袋盛，可以适远方也。"可见当时是作为长途旅行的食品。杜甫《赠李白》诗云："岂无青精饭，令我颜色好。"陆龟蒙《四月十五日道室书事寄袭美》诗："乌饭新炊冪■香，道家斋日以为常"。"团油饭"是用煎虾、鱼炙、鸭鹅、猪羊肉、鸡子羹、蒸肠菜、姜桂、盐鼓等合制而成，为富贵人家妇女产儿三日或满月时食用。"王母饭"是皇家的主食之一，类似今日的盖浇饭。"荷包饭"以香米杂鱼肉等用荷叶蒸成。柳宗元《柳州峒氓》诗有"绿荷包饭趁墟入"的诗句。另外的"饧粥"也很有名，是加杏酪、麦芽糖制成的。李商隐《酬寄饧粥》诗云："粥香饧白杏花天，省对流莺坐绮筵。"赞美了饧粥的芳香甜美。"茗粥"则是掺茶叶煮的粥。 　　隋唐五代的面食更加丰富，仅饼的品种就有许多。有煮饼、蒸饼（又称笼上牢丸）、汤饼（又称汤中牢丸）、蝎饼、阿韩特饼、凡当饼、■。。饼、胡麻饼、双拌方破饼、春饼、赍字五色饼、五福饼、。。。。（带馅的饼）、丸饼（又称糖■）等。其中，春饼是一种以麦面裹菜肉蒸成或烙成的圆薄饼。隋唐风俗，在立春日吃春饼。《月令广义》卷五说："唐人立春日食春饼、生菜，号春盘。。。春饼者，薄剂煿菜肉裹食也。""赍字五色饼"的制作方法是"刻木莲花，藕禽兽形按成之"，饼上印有美观的花纹图案，这与现在用模子作点心的方法一样。"五福饼"也是一种类似点心的饼，它其中有五种不同的馅料，这反映当时饼类食品的制作有很高水平。 　　由饼的制作发展起来的糕点食品，隋唐以来品种繁多。如：苏（奶酪）、豆餤（豆饴）、粔汝（米饼）、飡（糍团）、饧（薄糖）、■（糖米饼）、饼馁（有馅带奶酪的饼）等。此外，隋唐时的面条和面团食品还有许多品种：如：冷陶（过水凉面）、汤饼（汤面），以及羊肉面、鸡汤面、素菜面等。包子、馄饨、饺子、油条也很流行，是人们喜爱的主食。1972　年新疆唐墓就出土了馄饨、饺子等食品。 　　隋唐时期的烹饪技艺也较前代有较大的进步，名菜佳肴争奇斗艳，如浑羊殁忽（全羊席）、金齑玉脍（鲈鱼脍）、熊白啖（烹熊鹿肉）、炙鹅鸭（烤鹅鸭）、镂金龙凤蟹（醉蟹）、辋川小样（拼盘）等，这些名肴均脍炙人口。隋唐五代时期的饮酒之风十分盛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酒的品种众多，如：石榴酒、松花酒、郫筒酒、黄醅酒、桑落酒、酴醾酒、琼苏酒、屠苏酒、蛮榼酒、松醪酒、竹叶酒、箬下酒、乌程酒、郁金香、五云浆、梨花春、醁醽酒、烧春酒、曲米酒、石梁春、乾和葡萄酒等等，不下几十种。 　　我国饮茶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作为一种风俗则始于唐代。当时上自王公朝士，下至百姓，普遍爱好饮茶，正如《茶经》所云："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名茶，如：仙人掌茶、蜀冈茶、剡溪茶、茶岭茶、紫笋茶、蒙顶茶、黄芽茶、雅山茶、鸟嘴茶、碧涧茶、明月茶、芳蕊茶、茱萸茶、夷陵茶、石廪茶、紫阳茶、方山茶、天柱茶、团黄茶、阳羡茶、天目茶、鸠坑茶、举岩茶、昌明茶、兽目茶、武夷茶等。据《茶经·八之出》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地区，共八道、四十三州郡，遍及现在的十三个省份地区，足见唐代的茶叶产区已相当广大。第二，饮食行业的繁盛。当时，长安、洛阳、扬州、杭州、益州、汴州等都是拥有数百万人口的、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城市人口消费量的增加，促进了饮食业的繁盛，星罗棋布的酒楼、餐馆、茶肆，乃至沿街叫卖的摊贩，已成为都市繁荣的主要特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唐代长安的著名食品就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茗。廋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其色不变。"许多饮食店以独特的美味佳看而闻名于世。各街坊的饮食行业也大体上有所分工，像长兴坊卖。。。。，辅兴坊卖胡饼，颁政坊卖馄饨，胜业坊卖蒸糕，长乐坊卖黄桂稠酒。中唐以后，很多繁华的商业都市及农村集市上，夜间饮食业广泛出现，如汴州饮食夜市是"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①。苏州"宴游之风开创于吴，至唐兴盛。。。船制甚宽，艄舱有灶，酒茗肴馔，任客所指"②。 　　唐代以长安为中心，设置驿路，贯通于全国各地，驿道两旁设有许多饮食店肆。《通典·食货典》记载："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以供客旅"。在交通路口也有饮食业，如唐人罗隐有诗称："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 　　第三，中外饮食的广泛交流。隋唐五代时期饮食风俗的兴旺发达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能广泛地借鉴和吸取国外饮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把先进的中国饮食风俗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主要是西域的饮食）。《新唐书》中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这一时期的胡食品种很多，主要有胡饼、油饼、烧饼、。。。。、■■、塔纳、古楼子等，其中流行最广的为胡饼。 　　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传入中国，有葡萄酒、三勒浆酒和龙膏酒等，这丰富了我国古代的酒文化。当时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多，侍者多为胡女， 　　①　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全唐诗》卷三百。 　　②　（清）顾禄：《桐桥倚棹录》。 　　故称"胡姬酒肆"。 　　（二）豪华的宫廷宴和盛大的"曲江宴"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筵宴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无古人的。筵宴规格不一，等级有高低之分，规模有大小之别，大抵因与宴者的身份而分为宫廷宴和文人宴两种。 　　宫廷宴隋唐五代时，凡朝廷遇祀典、大赦、征战、祥瑞、喜庆加冕、册封、庆功、祝捷、祝圣寿、纳妃、立太子、大节日等，都要大设筵宴，这属常规御宴。比如唐高祖武德九年（626　年）"三月丙申，宴朝集，使于百福殿，奏九部乐于庭。五月乙卯宴群臣。六月癸亥以秦王为太子，宴群臣，赐帛各有差。。。太宗亲侍舆辇，百僚陪从，太上皇甚悦，置酒高会，极欢而罢。。。明日，复召贵臣十余人爰及妃主置酒于凌烟阁酒酺，太上皇亲弹琵琶，太宗起舞，公卿上寿，乙夜方散"①。又如，后唐长兴元年（930　年）"二月乙未宴群臣于长春殿，酬郊祀行事也。三月丁卯幸会节园，宴宰相及诸道入觐节度使。。。辛未宴入觐节度使于长春殿"②。此类的材料在史籍中非常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中都有"宴享"一目，虽然绝大多数材料过于简略，但仍可了解当时筵宴上饮食风俗的一些情况。 　　筵宴上少不了美酒佳酿、歌舞百戏。贞观三年（629　年）正月甲子，唐太宗"宴群臣，奏九部乐，歌太平，舞狮子于庭。"③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宴三品于百福殿，帝举酒极欢，。。相率宴乐兼奏倡优百戏"①。当时宴饮之风盛行，遇宴必饮酒，酒的名目也非常多。刘昇《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诗："圣酒千钟洽，仙厨百味陈。"李暠也有诗云："天厨千品降，御酒百壶催。"立春喝"春酒"，白居易诗云："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中和节饮玄化醇，权德舆诗云："赓歌武弁侧，永荷玄化醇。"千秋节等诞圣节上专门饮用醇酎和"万岁寿酒"，杜甫诗云："舞阶衔寿酒，走索背秋毫。"重阳节则饮菊花酒，上官昭容诗云："却邪萸入佩，献寿菊传杯。"此外，无忧酒、兰醑、翠涛、醁醽、五云浆等都是宫廷筵宴上常饮的名酒。 　　当时宫廷筵宴上还流行许多有趣的饮酒习俗。《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时，作木人长二尺许，乘船行酒。船上一人举酒杯，一人捧酒钵。船绕曲水池随岸而行，每到坐客处即停。客人取杯饮酒，将杯还给木人，捧酒钵人酌酒满杯，船再前行。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太宗大设宴席招待归附的铁勒各部首领，专门在殿前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银盆，美酒从殿中源源不断地流到大银盆里，盆中的美酒使"铁勒数千人，不饮其半"，惊骇万分。用巨盆喝酒还不够刺激，唐玄宗时的虢国夫人又发明了一种新奇的饮酒方法。唐冯云贽《云仙杂记》卷六记载：虢国夫人在屋梁上悬鹿肠，筵宴时使人从屋上注酒于肠中，结其端，欲饮则解开，注之杯中。人们戏称此物为"洞天圣酒将军"。 　　唐代宫廷宴中以"烧尾宴"最有名。据《辨物小志》记载："唐自中宗朝，大臣拜官，例献食于天子，名曰烧尾。""烧尾"一词出自"鱼跃龙门" 　　①　《册府元龟》卷一○九。 　　②　《册府元龟》卷一一一。 　　③　《册府元龟》卷一○九。 　　①　《册府元龟》卷一一○。 　　的故事，寓意前程远大，官运亨通。《新唐书·苏瓌传》记载："时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瓌独不进。及侍宴，宗晋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于帝曰：宰相燮和阴阳，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卫兵至三日不食，臣诚不称职，不敢烧尾。"从此，"烧尾宴"不再举行。 　　我们可以从韦巨源的《食谱》记载的"烧尾宴食单"上了解了当时宫廷宴的具体饮馔情况。史称韦巨源官拜尚书令左仆射时，曾在其家中设"烧尾宴"宴请皇帝，并将那次"烧尾宴"上的菜点记录为"食单"，流传至今。食单里所列的食品，水陆八珍，应有尽有，既有各种饭、粥、糕饼、馄饨、。。。。、粽子等粥饭糕点，又有鱼、鸡、鹅、兔、羊、猪、牛、鹿、熊、狸、驴、犊、鳖等肉类烹制的菜肴。从菜点品种看，荤素兼备，咸甜并陈，奇异者就有五十八样，其中有乳煮的"仙人脔"，生烹的"光明虾"，活炙的"箸头春"（鹌鹑），冷拼的"五生盘"，笼蒸的"葱醋鸡"，油炸的"过门香"；有的菜点还运用了镂切雕饰工艺，如印花的"汉宫棋"，挤花的"汤浴绣丸"，雕花的"玉露圆"等；有的配料及花形各异，如"二十四气馄饨"，即花形、馅料各异的二十四种馄饨，"素蒸音声部"，以蓬莱仙人为形象的蒸面糕，糕面上突出了七十个字。此外，还有"凤凰胎"（烹鱼白），"金粟平■"（烹鱼子），"遍地绵装"（羊脂鸭卵烧鳖）、"升平炙"（烤羊、鹿舌三百片），"白龙臛"（鳜鱼汤）、"卯羹"（纯兔汤），"小天酥"（鹿鸡肉掺拌）等等肴馔，表现了唐代宫廷宴的奢侈，也表现了唐代饮馔水平的高超。 　　皇帝赐宴群臣的习俗，到唐末五代又出现一种新的形式--买宴。皇帝赐宴，群臣献奉钱财布帛，谓之买宴。这成为臣下向皇帝贡献的一种形式。《旧唐书·哀帝纪》载：天祐二年（905　年）"五月戊寅，宴群臣于崇勋殿，朱全忠与王镕、罗绍威买宴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记载：后周广顺二年（952　年），"前靖难节度使侯章献买宴绢千匹，银五百两。帝不受，曰：'诸侯入觐，天子宜有宴犒，岂待买邪！'"不仅方镇节度使入觐要买宴，而且朝臣也同样。《新五代史·唐明宗纪》载：天成二年（927　年），"帝幸会节园，群臣买宴"。买宴形式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的衰落，皇帝不得不借赐宴来搜刮财物。 　　官宦宴与文人宴帝王在筵宴上的奢靡，带动了整个社会在饮食风俗上的奢侈性。史称"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公私相效，渐以成俗"①。官僚及文人学士们常不惜金钱大摆奢华宴会，如郭子仪入朝，元载、王缙等人盛宴款待，"各出钱三十万"，及第进士宴请宾朋，"一春所费，万余贯钱"。②这表明自唐后期开始，饮食上的奢侈性需求，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唐代时的文人墨客和各级官僚大都热衷于举行宴会，因而出现了不少新颖别致的名宴。一种是依时令而设的名宴。如《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的官绅士女，每逢正月"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郊游赏春，名叫"探春宴"。而在扬州则有"争春宴"的名宴。《扬州事迹》载：唐代扬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数十亩，每到春初，灿烂花开，就大设筵宴，歌舞饮馔，其名曰"争春宴"。每到暑伏时，唐长安富家巨豪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名妓，相互邀请，大摆筵宴，其宴为避暑宴。另一 　　①　《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给事中》。 　　②　《唐大诏令集》卷一○六，《厘革新及第进士宴会敕》。 　　种是因物而举的名宴。唐代文人中流行一种"樱桃宴"，即新科进士以樱桃宴请众人。《唐摭言》卷三记载：乾符四年（877　年），刘覃及第中迸士，其他进士正准备筹资举办樱桃宴，刘覃却早早暗地派人预先购买了数十棵树上的樱桃，"独置是宴，大会公卿"。他又把樱桃和上糖同奶油，送给与宴者，深受众人的喜欢。《负暄杂录》记载：五代时，南汉刘昇每年在荔枝熟了的时候，都要举行宴会，品尝荔枝和美酒，"窗外四壁悉皆荔枝，望之如红云然"，所以称此宴为"红云宴"。 　　唐代文人学士举行的宴会，统称为"文酒之宴"或"文会"。《开元天宝遗事》上说：唐玄宗时，苏■与李乂对掌文浩，八月十五日夜在梦中直宿，一些学士借机相聚一起，"备文酒之宴"。当时长天无云，月色如画，苏■说："清光可爱，何用灯烛？"命人把灯烛撤去。开成二年（837　年）三月三日，河南府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在洛滨举行修禊之宴。白居易、萧籍、李仍叔、刘禹锡、郑居中、裴恽、李道枢、崔晋、张可续、卢言、苗愔、裴俦、裴洽、杨鲁士和裴度等十五人参加了宴会。宴会设在船上，一边观赏洛水两岸的秀丽景色，一边聚宴畅饮，吟诗赏乐。宴席上"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①。这是一次风雅高韵的文会，与会者均是当时的文人名士，席间少不了吟诗作赋。刘禹锡作诗曰："洛下今修禊，群贤胜会稽。盛筵陪玉铉，通籍尽金闺。"白居易也作诗曰："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描述了宴席上饮宴吟诗的盛况。把饮宴与吟诗作赋结合起来是文宴的特点，以文会友是文会的主旨，饮宴只是手段，起调节气氛的作用。 　　曲江宴唐代多种多样的筵宴中，以"曲江宴"最为著名。曲江位于今西安市东南六公里的曲江村一带。古有泉池，岸头曲折多姿，自然景色秀美。隋宇文恺设计大兴城时，人工挖凿湖泊建成皇家御园，名为"芙蓉园"。唐代在隋"芙蓉园"的基础上又大规模扩建，引黄渠水入池，广种莲池，池周植奇花异树，池南建有紫云楼、彩霞亭，专供皇帝登临观景。曲江周围还建有许多私人楼台亭阁，使曲江池成为长安风光最美的游赏、饮宴胜地。唐代在此处举行的例行宴会名目甚多，通称"曲江宴"。例如皇帝每年中和节（二月一日）、上巳（三月三日）和重九（九月九日）节赐群臣宴。上自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长安、万年两县官员，都可以随带妻、妾参加，人数之众以万计。皇帝的筵席设在紫云楼上，可一面饮宴，一面观赏曲江全景，其他官员的筵席分别设于楼台亭榭或临时搭盖的锦帐内。皇帝的酒肴由御厨承办，其他臣僚的筵席分别由诸司和京兆府等制办。 　　唐代进士及第后，皇帝例行要在曲江举行盛大的筵宴，以示鼓励。此习俗一直沿续到唐末，历二百年之久。此宴在史籍和唐、五代诗文中，因取义不同，异名甚多。例如：因宴会时间在关试（吏部考试）之后，又称"关宴"；因筵席常设在曲江池西岸的杏园内，又称"杏园宴"；唐代贵族多嗜樱桃，新进士宴时值暮春，樱桃初熟，筵席间必备樱桃，又名"樱桃宴"；曲江宴的参加者都是新科进士，金榜题名是文人们感到最荣耀、最喜庆的事情，所以称曲江宴为"闻喜宴"；但是宴会之后，进士们又要各奔前程，再无全员聚会的机会，所以又称"离宴"。 　　①　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序，《全唐诗》卷四百五十六。 　　曲江宴上，新进士除了拜谢恩师、交结新友、观赏曲江胜景，题名慈恩寺大雁塔外，重要的内容就是饮美酒、品佳肴。虽然曲江筵席上的食品无详细记载，但从唐、五代诗文可以窥其大概。《唐摭言》卷三记载：曲江宴上"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长安城中的大小商贩，酒家歌楼，也都在曲江边搭起帐棚做生意。"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曲江宴上最重要的饮品是酒，与宴者无不纵酒狂饮。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唐语林》卷七记载，皮日休进士及第，喝得酩酊大醉，枕着新做的衣囊、书籍酣然入睡。《唐摭言》卷三记载，郑光业进士及第参加曲江宴，竟然儿子得病而死也不放下酒杯。杨汝士曾作诗云："当年疏传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醁醽。""醁醽"也称"醽醁"，是唐代时的名酒。可见，曲江宴上有不少名酒供人品尝。 　　曲江宴时，皇帝常令御厨特制宫中某种名食馈赠新科进士。例如唐昭宗光化二年（899　年）卢延讓中进士，与新科进士们宴于曲江。昭宗命御厨制"红绫饼馁"赐给十八位新进士。《全五代诗》引《纪事》曰："盖唐御食以红绫饼馁为上品也。"卢延讓作诗曰："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馈来。" 　　（三）名菜佳肴大观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菜肴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菜肴的烹饪方法明显增多，制法更精，品种相当丰富，风味多种多样，产生出大量的名菜佳肴。在隋谢讽的《食经》、唐韦巨源《烧尾宴食单》以及其他文献中记载了数十种名菜，包括热菜、凉菜和花点，用料有畜禽、水产、虫类、粮食、蔬菜、果品等，烹饪方法有烧、煮、蒸、缹、■、腤、煎、消、炙、腌、糟、酱、醉、炸、炒、羹、脯、脩、臛、脍、齑、菹、胙、■等。这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饮食习俗的丰富多彩以及高超的烹饪制作水平。 　　肉食菜肴　这一时期，羊、牛、猪、狗、马等畜类的肉仍然是当时菜肴的主要原料。其中，唐人爱吃羊肉，所以羊肉是肉食之首。人们用肉类制作了不少名菜，例如"过厅羊"是唐代西北名馔，是官吏熊■所创。食法是宴会时，厅下现宰一只活羊，宾客自选羊的部位，并系上彩锦作记号，羊蒸熟后，再让客人各自认取，蘸调味品下酒。《杜阳杂记》载：同昌公主下嫁，皇帝赐给御馔，其中有一道菜名叫"消灵炙"，是用"一羊之肉，取之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败臭"。可见炙制方法的高超和选料的考究。在敦煌民间文学中也有材料反映当时人们好吃牛羊肉的习俗。如《伍子胥变文》："广杀牛羊，城南宴设，酒有千斛，肉乃万斤。""梁王闻吴军欲至，遂杀牛千头，烹羊万口。"在文献中记载的肉类名菜还有蒸全羊、整烤牦牛、野猪胙、驼峰炙、升平炙、五生盘等。食疗菜发展迅速，唐咎郎著的《食医心鉴》中记载了多种肉类菜肴，如治中风的"蒸驴头"，治足踵的"缹猪肝"，治痔疮的"烤野猪肉"等。 　　以鸡、鸭、鹅等禽类制成的名菜也很多。《烧尾宴食单》上就记载有："葱醋鸡"、"仙人脔"、"八仙盘"、"箸头春"、"汤浴绣丸"、"太白鸭子"和"浑羊殁忽"等。其中，"太白鸭子"相传是李白为唐玄宗调制的一道名菜，用百年陈酿花雕、枸杞、三七和肥鸭烹成，有滋补作用。"浑羊殁忽"是一种十分考究的炙鹅方法。其作法是将鹅洗净，将用五味调和好的肉、糯米饭装入鹅腔。然后宰羊，剥皮，去内脏，再将子鹅装入羊腹中，上火烤制，熟后取鹅食用。这道菜反映了当时烤炙技术的发展水平。在唐诗中也有诗句描述炙鹅的菜肴。韩翃诗云："下箸已怜鹅炙美，开笼不奈鸭媒娇。"白居易诗云："稷香简竹嫩，炙脆子鹅鲜。"《太平广记》里有一段记载，武则天时，张易之与其弟张昌宗竞相豪侈，用大铁笼将鹅鸭置于其中，笼中生炭火，用铜盆盛酱醋等五味汁，鹅鸭被火烤得不停地来回走动，热得他们不得不饮盆里的汁水，等到鹅鸭羽毛尽落，肉色变赤时即熟，其肉鲜嫩可口，开后世制作烤鸭的先河。 　　山珍海味隋唐五代时，大量山珍海味以及珍奇异味进入筵席，被人制成各种菜肴，如海产中的比目鱼、海虾、乌贼、海蟹、海蜇、鲎鱼、玳瑁、鱼唇、鱼肚、海参；山珍中的野鹿、山鸡、穿山甲、蛇、熊掌和各种鸟类；甚至一些虫类像蜂、蟠虫等也成为菜肴的原料。这一时期的名菜中，脕鱼含肚、炸乌贼、拼水母、炒蜂子、蚁卵酱、酥蟠虫等都是见于记载的山珍海味。《大业拾遗记》记载，隋代吴郡进献一道名叫"海脕鱼干鲙"的名菜。其制法是：夏季在海上取四五尺长的脕鱼，去皮取精肉，切细丝，晒干，装入瓷瓶密封而成。食用时，干鲙用水渍过，"散置盘上如新鲙无别，细切香柔叶铺上，箸拨令调匀进之"。以海鱼作脍，这在菜谱中还是第一次。书中还说：当时有位名厨叫杜济，"能别味，善于盐梅，亦古之符朗，今之谢讽也"。他曾创制"脕鱼含肚"的名菜。隋代的海味鱼肚，是我国食用鱼肚的开始。 　　隋唐五代时，除了名菜佳肴，还有奇珍异馔，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八珍"。杜甫的《丽人行》描写杨贵妃兄妹生活豪奢："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盛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白居易的《轻肥》揭露宦官昏愦淫乐："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醖，水陆罗八珍。"至于隋唐五代时期的"八珍"究竟是些什么菜肴呢？史籍中缺乏详细记载，从唐人小说《游仙窟》得知，有"龙肝凤髓、鸡■雉臛，鳖醢鹑羹，椹下肥肫，荷间细鲤，鹅子鸭卵，麟脯豹胎，熊腥纯白，蟹酱纯黄，鹿尾鹿舌，熊掌兔髀，雉臎脟唇"，可谓"穷陆海之珍馐，备川原之果菜"。当时还有用虫制作菜肴的风俗。如唐代笔记《岭表录异》说："交广溪洞间酋长多收蚁卵，淘择令净，卤以为酱，或云其味酷似肉酱，非官客亲友不可得也。"唐人温庭筠在《乾■子》记载，剑南东川节度使解于叔喜欢吃蟠虫，"即浮之微热水中，以抽其尽气，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饼而啖，云其味甚佳"。当时广东、安徽等地一带流行吃蜂子，蜂子就是"蜂蛹"，做法多是加盐爆干，有的也采用火燎。虫菜的流行表明，菜肴种类已经相当广泛，体现了当时高超的烹饪水平。 　　花色冷盘　除了热菜外，还有不少著名的凉菜，特别是花色冷盘。花色冷盘成为席上佳肴，始于隋唐时期。《卢氏杂说》载："唐御厨进食用九饤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于其间，置上前，亦谓之香食。"这种"九饤食"便是一种冷盘。"饤"又称"饤饾"，源于商周时期，是指堆叠在器皿中的蔬菜果品，后演变为花色冷盘。韩愈《赠刘师服》诗云："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南山诗》也云："或如临食案，肴核纷饤饾"。后人说，饤饾是"五色小饼，作花卉禽珍宝形，按抑盛之，盒中累积"。可见"饤饾"类似花色冷盘。《烧尾宴食单》中有道名菜叫"五生盘"，是用羊、猪、牛、熊、鹿肉制作的冷盘。另一道名菜叫"八仙盘"，是用鹅肉制作的冷盘。五代时，冷盘水平有很大提高，出现著名的大型风景冷盘--"辋川小样"。陶谷《清异录》记载：尼姑梵正，善长烹饪，所制肴馔十分精巧。她用腌鱼、炖肉、肉丝、肉脯、肉茸、酱瓜、菜蔬等，黄红颜色相杂，斗成景物拼盘。如座上有20　位客人，每人一只冷盘，二十个盘子合起来，就成了王维辋川别墅的图景模型，称"辋川小样"。这是我国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大型风景型拼盘，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冷拼技术。 　　（四）汇集各民族特色的"胡风饮食" 　　隋唐五代饮食风俗中有一显著的特点，即"胡风饮食"十分盛行，这反映了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盛和内容的广泛。 　　胡姬酒肆饮食风俗中的"胡风"，首先表现在"胡姬酒肆"的盛行上。 　　当时大量的外国胡商居住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①。在各种胡人开设的店肆中，有许多酒肆。酒肆大多是中亚各国人和波斯人所设。在长安，胡人酒肆主要开设在西市和春明门到曲江一带。李白《少年行》之二云："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因酒肆中，侍者多是擅长歌舞的胡女，所以称为"胡姬酒肆"。由于胡姬酒肆具有效持的异国情调，文人墨客大都喜欢到胡肆中饮酒取乐，所以唐诗里有不少吟咏胡姬酒肆的内容。到胡肆里饮酒可以欠账，所以王绩《过酒家》诗说："有钱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贳，惭愧酒家胡。"胡人酒肆常设在城门路边，人们送友远行，常在此饯行。岑参《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诗云："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酒肆中除了美酒，还有美味佳肴和音乐歌舞。贺朝《赠酒店胡姬》诗生动描写了胡人酒店中的情景。诗云："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脍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 　　胡姬们能歌善舞，具有异国情调。许多文人沉醉于"胡姬貌如花，当■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②难怪他们"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③，总是喜欢到胡人酒肆中饮酒，欣赏胡姬歌舞。 　　胡姬酒肆中的酒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名酒，像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等。高昌"葡萄酒"在唐太宗平定高昌后传入中国。《册府元龟》记载："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这是在中原仿制西域酒的开始。波斯的"三勒酒"是菴摩勒、毗梨勒、河梨勒三种酒的合称，顺宗时宫中还有古传乌弋山离（伊朗南路）所酿的龙膏酒。除了胡酒外，还有不少胡人食品也传入中原。胡食包括■■、胡饼、。。。。等。■■，亦作■■，是一种油煎饼。唐慧琳在《一切经音义》释"■■"说："此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胡饼，也叫胡麻饼、炉饼，类似今日的烧饼。当时食胡饼十分普遍。唐玄宗避安禄山叛军逃离长安后吃不上东西，"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①日本僧人圆仁在唐文宗时曾来长安，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是中亚、印度和穆斯林各国通行的一种面食。印度名pilau，波斯文作Pildw。传入中国后十分流行，长安除东市长兴坊有胡人开的专营。。。。店外，酒楼也卖。。。。。《酉阳杂俎》续集卷四："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稍伧者多会于酒楼食。。。。。"到店里吃。。。。者，大多是中、下层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代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条。 　　②　李白：《前有樽酒行》，《李太白集》卷六。 　　③　李白：《白鼻騧诗》，《李太白集》卷六。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天宝十五载六月乙未条。 　　人民。 　　关于。。。。的解释有多种。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认为是从波斯等国传入中国的一种"抓饭"。高国藩《敦煌民俗学》认为是"八宝饭"。旧《辞海》认为是面点。邱庞同先生曾著文考证"。。。。"，认为"。。。。"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点。唐段成式《西阳杂俎》云："韩约能作樱桃。。。。，其色不变"。《烧尾宴食单》中也有"天花。。。。"的记载。可惜其文字均未讲明。。。。的食品种类。而《岭表录异》中记载了"蟹黄。。。。"的制法，可以了解"。。。。"的种类。书中说：蟹黄。。。。用"赤母蟹，内黄赤膏如鸡鸭子黄，肉白如豕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黄。。。。，珍美可尚"。可见，"。。。。"决非面条，更非"抓饭"、"八宝饭"，而是有馅心的面点。糖的传入糖是重要的调味品。古代的糖有蜜糖、麦芽糖和甘蔗糖三种。 　　这三种糖都有悠久的历史。其中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南朝时，南方已经知道用甘蔗汁生产砂糖，但北方还不知道制砂糖，南方生产的砂糖也不如印度。647　年摩揭陀国使者到长安，向唐太宗夸耀印度砂糖，于是太宗派人到摩揭陀国去学习熬糖法，回来后用扬州等地生产的甘蔗，采用印度工艺熬制蔗汁，所得砂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超过印度砂糖。当时称这种砂糖为"石蜜"。《唐会要》卷一百载："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佗（揭陀）国取其法，令扬州煎甘蔗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扬州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糖蟹、蜜姜"。这两种食物都是用糖、蜜加工制造，说明扬州有充足的糖、蜜供应，否则不会以制造糖蟹、蜜姜闻名而进贡朝廷。后来，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就曾在扬州市上购买甘蔗、蔗糖、石蜜带往日本。 　　（五）日益普遍的饮茶风气在隋唐五代的饮食习俗中，最具特色的是饮茶风气的普遍流行。这一时期，我国茶叶的生产进一步扩大，消费和贸易都有大的发展。白居易《琵琶行》诗中说："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空守船。"封演《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颇多，"说明了唐代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唐代的茶叶产区，按陆羽《茶经》所述，已遍及现在的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安徽、浙江、江苏、四川、贵州、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13　个省，足见唐代的茶叶产区已相当广大。随着茶叶生产的扩大，饮茶风尚也从南方扩展到不产茶的北方，同时进一步传到边疆各地。正如《封氏闻见记》所说："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713-741　年）中。。自邹（今山东滋阳）、齐（今山东临淄）、沧（今河北沧县）、棣（今山东惠民）渐至京邑，城市亦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虽然，中国的饮茶习俗起源甚早，但隋唐五代时期的饮茶之风远胜过前代，真正成为一种社会风俗。所以，封演又说："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 　　佛教与饮茶风尚唐代饮茶风尚的盛行，与佛教对茶叶的重视有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唐、五代时，禅宗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当时，僧人饮茶的风俗相当普遍。唐李咸用《谢僧寄茶》诗"空门少年初地坚，摘芳为药除睡眠。"郑谷《雪中偶题》诗"乱飘僧舍茶烟湿，密酒高楼酒力微。"由此可见一斑。《封氏闻见记》进一步写道："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据《广群芳谱·茶谱》引《指月录》载：唐代名僧从谂禅师每说话之前，总是说一声"吃茶去"，后人认为这是一句蕴涵禅机的偈语。当时，不少僧人以善长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多首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判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表现了对饮茶的嗜好以及"茶禅一味"的茶道精神。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爂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五代十国时，僧人齐己善品茶。他认为茶是灵草，可益智清神。《咏茶十二韵》诗云："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嗅觉精新极，尝知骨自轻。"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 　　后世尊为"茶神"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他被竟陵西垱寺智积和尚收养。智积和尚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后来，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果，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茶经》的问世，对唐代及后世饮茶风尚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陆羽的好友耿。。就断定陆羽和他的著作将对后世产生久远影响而称他为"茶仙"。耿。。在《连句多暇赠陆三山人》（陆三，即陆羽的别号）中盛赞陆羽对茶学的贡献，说他"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茶仙"之名即由此而来。《茶经》的问世和流传，使更多的人了解了茶叶，爱上了饮茶，对传播茶叶知识，普及饮茶风习起了积极作用。所以，唐代的茶肆中都设陆羽像，尊为"茶神"。《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列传》说："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对于陆羽和《茶经》的积极作用，后人给予高度的评价。宋代陈师道在《茶经》序中认为：为茶著书，将茶用于社会，特别是"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对及夷戎蛮狄，宾祀享，予陈于前"的饮茶风尚都是"自羽始"。所以宋代梅尧臣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诗中赞颂道："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 　　饮茶的方式中国饮茶，讲究品茶，重在意境，把饮茶看作是一种艺术的欣赏，精神的享受。通过观其形、察其色、闻其香、尝其味，使饮者在美妙的色、香、味、形中得到精神上的陶冶。这一点在唐、五代时期的饮茶风尚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唐代卢仝作过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诗中写了饮七碗茶的不同感受："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材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中写到由于茶味好，每饮一碗，便有一种新的感受。两碗时已开始对精神发生作用，三碗喝下去，神思敏捷，可得五千卷文字！四碗时，人间的不平，心里的积郁，都用茶浇开，饮到七碗时便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这种品茶的真趣，还可以从唐代皎然等人的诗作中得到印证。如颜真卿《月夜啜茶联句》："流华净肌骨，疏沦涤心源。"释皎然《饮茶歌送郑容》："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诗人们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品茶的感受。 　　当时人把饮茶看作一种艺术，十分讲究高雅清幽的环境。唐人顾况在《茶赋》中认为"杏树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是饮茶的理想环境。鲍君徽与友人在东亭举行"茶宴"。这里的环境是："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管水声中。幽篁映沼新抽翠，芳槿低簷欲吐红。"一派清雅宜人的美景。当然，唐代虽然强调茶的清行俭德之功，但并不呆板。饮茶时少不了赏花、吟诗、听琴。皎然有诗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唐代佚名作品《宫乐图》，描绘了宫廷中饮茶的情形，图中的宫廷妇女一边品茶，一边欣赏音乐。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也是边饮茶边有女子歌舞。可见，当时的人们对饮茶环境是十分重视的，既讲究优雅清幽，又要有些欢快气氛。隋唐五代时期，社会上流行以茶点招待亲朋好友的社交性聚会，当时称作"茶会"、"茶宴"和"汤社"。茶宴出现在唐代。据《茶事拾遗》记载："钱起，字仲文，与赵莒为茶宴，又尝过长孙宅与朗上人作茶会。"钱起，著名诗人，为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他当时写过茶宴、茶会的诗，其中一首是《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诗中写出了竹下举行茶宴的幽美环境，迷人的紫笋茶，可把尘心洗尽，而雅兴难以洗尽，令人流连难舍，这是一种好友之间以茶助兴的雅集式的茶宴。 　　唐朝吕温曾与好友在三月三日上巳日举行茶宴，写有一篇《三月三日茶宴序》，生动地描述了茶宴上的情景。序中写道："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措青霭，坐攀香枝，闲花近席而未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这里描写了茶宴清幽宜人的环境，佳茗的美妙，素杯中凝着琥珀之色；品饮之后，既不醉人，更增加清思，即使玉露琼浆，也不过如此了。 　　唐代时还有一种特别的茶宴，即品尝和审定贡茶的茶宴。当时湖州紫笋茶与常州阳羡茶都是贡茶，每到早春造茶季节，两州太守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行盛大茶宴，由两州太守和一些社会名流共同品尝和审定贡茶。有一年两州太守邀请白居易参加茶宴，白很想赴宴，但因有病在身，力不从心，写了一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诗》。诗中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诗人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茶宴的盛况和自叹不能到会的惋惜心情。 　　名茶、名水和茶具中国的名茶，除少数品种外，绝大部分是自唐代开始生产的。当时最著名的产茶区，一是集中于山川秀丽的巴山蜀水之间，二是太湖周围的著名风景区。蜀中盛产茶叶，有不少茶叶闻名于世，成为贡茶。比如昌明茶、兽目茶、蒙顶茶、青城山茶、沙坪茶，茶岭茶等。其中蒙顶茶号称第一，列为唐代贡茶之首。李肇《唐国史补》说："风俗贵茶，茶之品名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第一。"因社会上流行饮蒙顶茶，使蒙顶茶的产量迅速增加。从唐宪宗元和年间到唐宣宗大中十年（856　年），仅50　年时间，蒙顶茶产量增为"岁出千万斤"，并在市场上大量买卖。①当时人们非常推崇蒙顶茶，以品尝到蒙顶茶为荣。白居易、孟郊等都对蒙顶茶倍加赞赏，写下了不少赞蒙顶茶的诗篇。 　　太湖周围的湖州、常州等州郡亦多产名茶，如紫笋茶、罗岕茶、阳羡茶、雅山茶、天目山茶、鸠坑茶等。其中，最有名的是紫笋茶和阳羡茶。两者都是贡茶，深受唐朝皇帝和权贵官戚的喜爱。紫笋茶产于湖州（今浙江嘉兴）长兴县顾渚山。顾渚紫笋茶，是以其"色紫而似笋"得名的。据《南部新书》记载：唐代各地贡茶中，顾渚紫笋茶贡献最多，"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皇帝得到紫笋茶，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可见紫笋茶的名贵。唐代的文 　　①　（唐）杨晔：《膳夫经手录》。 　　人墨客都喜喝顾渚紫笋茶，《新唐书·陆龟蒙传》中说：陆龟蒙嗜好紫笋茶，竟在顾渚山下建立茶园。阳羡茶产自常州（今江苏镇江）义兴县唐贡山。唐贡山又名茶山，杜牧作诗赞此山和阳羡茶，"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皇帝最爱喝阳羡茶，为了进贡阳羡茶，无数茶农"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②所以，卢仝感慨道："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由于湖州和常州都出产贡茶，每逢进贡之日，两州太守都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行茶宴。后人大都认为，紫笋茶和阳羡茶是唐、五代时众多名茶中的绝品。自古人们就讲究煮茶的用水。自茶叶有文字记载以来，大凡提到喝茶，总是把茶与水联在一起的，但真正地讲究和研究煮茶用水，则是从唐代开始的。当时，好水配佳茗已形成风气。 　　最早全面论述煮茶用水的是陆羽。他在《茶经》中专门论述了宜茶之水。他认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所以把山上的泉水列为上，江水为中，主要贵在泉水和江水是活水。后人在《斗茶记》中说："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唐人张又新写有《煎茶水记》，是现存最早的品评鉴别水的专著。书中记载，陆羽曾品评天下名水，列出前20　名次序。其中，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唐代刘伯刍也把宜于煮茶的水分为七等，推中冷泉的水为首。中冷泉，也叫南澪水，现在江苏镇江金山之西。由于水位较低，扬子江水一涨便淹没，江落方能泉出，所以取水相当不易。《煎茶水记》中记有陆羽与李季卿评论中冷泉的故事。后人曾有"扬子江心第一泉，南金来铸金山渊"的诗句。无锡县惠山泉十分著名，泉水清澈如镜，常年涌流不止。唐代人风行用惠山泉煮茶或泡茶。史书上记载，唐代宰相李德裕特别爱用惠山泉煮茶，他命人将水装入坛内，由快马传送，由镇江送往京师长安，可见人们对"佳茗配佳泉"风尚的追求。陆羽在《六羡歌》中写道："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泉，不羡暮入台，惟羡西江水，曾向金陵城下来。"表达了他对西江水的眷恋和对煮茶用水的重视。 　　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煮茶、饮茶的专门器具也就应运而生。陆羽在《茶经》中，总结了前人的煮茶、饮茶用具，开列了28　种专门器具，这是中国茶具发展史上最早、最完整的记录。陆羽所记的28　种器具，可以分为八类：①生火用具：包括风炉、灰承、筥、炭■和火。。。 　　②煮茶用具：包括鍑、交床和竹夹。 　　③烤茶、碾茶和量茶用具：包括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和则。 　　④盛水、滤水和提水的用具：包括水方、漉水囊、瓢和熟盂。 　　⑤盛盐、取盐用具：包括鹾簋和揭。 　　⑥饮茶用具：包括碗和札。 　　⑦装盛茶具用具：包括畚、具列和都篮。 　　⑧清洁用具：包括涤方、滓方和巾。 　　陆羽对于这些茶具，一方面力求有益于茶的汤质，一方面力求古雅和美观。比如，他设计的风炉，形如古鼎，用铜、铁铸成，炉脚上铸有"圣唐灭胡明年铸"等21　个古文字和"翟"、"彪"、花草、山水等图案，古香古色。他不主张用银、瓷、石作为制作鍑的原材料，而主张用铁；主张饮茶用青色的瓷杯等。陆羽在《茶经》中关于茶具的记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饮茶习②　袁高《茶山诗》，《全唐诗》卷三百十四。 　　俗；他的一些主张也对社会上的饮茶习俗产生了影响。比如，唐朝前期，人们饮茶多喜用白色的瓷杯瓷碗。当时，河北内丘的邢窑以烧制白瓷茶碗闻名于世，李肇《唐国史补》记载："邢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但陆羽却主张用青色的瓷杯，说"青则益茶"。他认为，凡是白色、黄色、褐色的瓷，会使茶汤分别呈现红色（当时，饼茶的汤色呈淡红色）、紫色、黑色，所以，"悉不宜茶"，而青色的瓷，可使茶汤呈现绿色，所以有益于茶。由于陆羽的提倡，社会上开始流行用浙江越窑出产的青瓷饮茶。唐代诗人也纷纷作诗赞美越瓷。陆龟蒙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开"的诗句，称赞越窑青瓷茶具的瑰丽色彩。施肩吾说："越椀初发盛蜀■新"。顾况说："越泥似玉之瓯"。 　　隋唐五代时期的饮茶器具，民间多以陶瓷茶具为主，而皇宫贵族之家多用金属茶具和当时稀有的秘色茶具及琉璃茶具。多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隋唐五代茶具，为我们了解当时的饮茶习俗提供了实物材料。1956　年湖北武汉郊区隋墓中出土一件青瓷六耳大壶，直长粗颈，长圆腹，平底，肩部有六个桥形耳。表面施青色釉，釉色亮而匀薄，有冰裂纹，耳下和腹周划有覆莲瓣形暗花纹，造型别致，釉色青翠。1973　年浙江宁波唐代墓葬中出土一件青瓷带托茶碗。青色瓷釉，托口沿卷曲，宛若荷叶，碗为分瓣的荷花状，整体为一绿叶烘托的盛开荷花，造型优美。同时，还出土一件青瓷海棠杯，器身呈椭圆，形似海棠，口沿作成四瓣，釉色光洁，内壁划花，线条流畅柔和。这两件瓷器都是唐代茶具中的精品。此外，在不少地区还出土了许多诸如"青釉褐斑张字贴花瓷壶"、"青釉蓝褐彩连珠纹瓷壶"、"釉下彩绘鸟纹瓷壶"、"五代奔鹿纹注子"和"青瓷碗"等珍品，它们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民间饮茶所用的茶具已相当讲究，当时的茶具制作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987　年陕西省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一整套唐代茶具，包括：瓷秘色碗七口、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琉璃茶碗托子一副、摩羯纹蕾纽三足盐台二副、金银丝结条笼子一枚、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一枚、鎏金银盒一枚、鎏金人物画银坛子一枚、鎏金伎乐纹调达子一对、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一个，以及火筯、银匙、茶盏、茶托等。这批茶具都是唐代皇帝恩赐或后妃与皇亲国戚供奉的，所有茶具都用金银或名贵的秘色瓷、琉璃制成，制作工艺精美绝伦，结构新颖精巧，装饰华贵典雅，可谓是罕见的稀世之宝。这反映了唐代茶具制作的高超水平，也体现了唐代上层社会的饮茶习俗。唐代上层社会中流行金属茶具，瓷制茶具上多采用秘色瓷。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解开了这个谜。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器，色泽晶莹，以绿黄色为主，造型优美。其中两个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斜壁，平底，内土黄色釉，外为黑色漆皮，贴金双鸟和银白团花五朵，造型活泼，朴素大方，是极难得的唐代茶具珍品。茶杯或茶碗，为了免于烫手，还创造了高圈足的茶托。①茶托在茶杯、茶碗之下，便于端饮。这一习俗一直流传至今。法门寺地宫出土多件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茶托口径大于茶盏，呈盘状，高圈足，造型简朴。唐代的琉璃茶具制作已经起步，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品种。 　　①　关于茶托的起源，可参见唐李匡乂：《资暇集》。 　　（六）纵酒狂饮的饮酒之风"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氊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杜甫的这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饮中八仙歌》，以传神之笔描写了贺知章、汝阳王李暠、左丞相李适之、名士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和布衣焦遂八位酒仙的生动形象，将他们嗜酒、豪放、旷达的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集中表现了唐代上自王公宰相，下至文人布衣纵酒狂饮的社会风气。 　　酒，在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习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论是朝廷大典、内宫宴筵、祥瑞节令，还是民间婚丧嫁娶、亲朋聚会都离不开酒，而且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酿酒业的发展，社会上饮酒之风愈演愈烈。唐朝初年，高祖曾下令禁酤。开元天宝以后，嗜酒之风更加盛行，出现了"风俗奢靡，宴处群饮。。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的景象。 　　文人与酒嗜酒之风在文人中间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一时期的文人大都在思想上狂傲豁达，不拘儒学正宗；行为上纵情酒色，放浪不羁。特别是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由盛转衰，许多文人不在立志于"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负，而是寻求心境解脱，逃遁纷乱的人世，或者奉佛学道，隐逸山林，或者纵情酒色，置身酒肆歌楼，在美酒佳人中寻求精神的寄托。 　　"饮中八仙"的左丞相李适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他的酒宴豪华奢侈，日费万钱。天宝五载被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仍酒兴未减，常常"乐圣且衔杯"。大臣石裕嗜酒，更是古今罕见。他有一次酿出几斛酒后，干脆脱掉衣服，跳进酒中沐浴，并兴奋地对弟子说："我平生喜欢饮酒，遗憾的是身上的毛发还没有尝到酒味，今天才算如愿以偿，决不能对嘴和毛发有什么厚薄之分！"白居易嗜酒，称自己为"醉吟先生"。他在《酒功赞》中说自己"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放达自任的杜牧"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他饮酒大醉后，一睡就是十几天。皮日休"性嗜酒，虽行止穷泰，非酒不能适"。自号"醉士"、"酒民"。在当时，身为文人士大夫而不会饮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云仙杂记》记载，元载步入仕途后，开始不会饮酒，同僚们就采用各种办法强迫他喝，他总是以鼻中闻到酒气就醉加以推辞。其中一位同僚就用针挑破元载的鼻尖，假说挑出一条叫作"酒魔"的虫子。于是，元载从一斗、两斗，直到嗜酒如命，不可收拾。 　　唐代文人纵酒狂饮之风还表现在拼命鼓吹饮酒的好处。王绩在《答程道士书》中说："每一甚醉，便觉神明安和，血脉通利。既无忤于物，而有乐于身，故常纵心以自适也。"李白更是盛赞酒的美妙之处。他认为酒是最好的伙伴，"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似乎人世间只有酒是最值得留恋的。为此，李白希望"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白居易《酒功赞》认为"麦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为酒"。酒可以"变寒为温"、"转忧为乐"、"百虑齐息、万缘皆空"，所以酒有功于世，人可以不食、不寝，不可不饮酒。 　　唐代文人饮酒时，少不了吟诗作赋，题辞作画，许多优美的诗篇和艺术之作都是在纵酒狂饮后完成的。李白号称"醉圣"、"诗仙"，"斗酒诗百篇"，他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在酒醉后创作的。《本事诗·高逸》生动地记载了李白醉中作诗的情景。一次，唐玄宗与宫人行乐，召李白赋诗。李白已在宁王那里喝得大醉，但仍旧"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踌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这就是著名的《宫中行乐词》十首。白居易作诗也离不开酒，每逢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或好友相聚，需吟诗作赋时，"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他说自己"饮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①。在白居易的2800　余首诗中，和饮酒有关系的诗就达900　余首。唐代书画家也是这样。草圣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唐朝画家王洽，性犷野放宕，嗜酒，他每作画前，必酣饮大醉，"兴酣之后，先已泼墨"。 　　名酒和酒具隋唐五代时期，酿酒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产生出种类繁多的名酒。据李肇《唐国史补·叙酒名著者》记载：有郢州的富水酒，乌程的若下酒，荥阳的土窟春酒，富平的石冻春酒，剑南的烧春酒，河东的乾和葡萄酒，岭南的灵溪酒、博罗酒，宜城的九酝酒，浔阳的湓水酒，京城长安西市出产的西市腔酒，以及郎官清酒、阿婆清酒和传自波斯的三勒浆酒。此外，还有"石榴酒"，乔知行《倡女行》"石榴酒，葡萄浆"。此酒和葡萄酒一样，在唐代妓院中很流行。"松花酒"，岑参诗"五粒松花酒，双溪道士家"。"郫简酒"，此酒是四川名酒，用竹管酿酒，兼旬方开，香闻百步。杜甫诗："酒忆郫简不用沽"。"黄醅酒"，"醅"是尚未过滤的酒。此酒在唐代相当流行，白居易《尝黄醅新酿忆微之》诗"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五云浆"，唐代一种名贵的有浓香气味的酒。刘禹锡诗"酿成十日酒，味放五云浆"。此酒到五代时，成为宫廷里常饮的名酒之一。"桑落酒"、"酴釄"、"松醪酒"、"郁金香"、"醁醽酒"等也是当时流传甚广的名酒。 　　葡萄酒是唐代、五代最为流行的名酒之一。公元640　年，唐太宗征服高昌后，把高昌的良种马乳葡萄带回长安，种于御园之中，并学得了新的酿造葡萄酒的方法。"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醒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①此后，全国许多地区都开始酿造葡萄酒，河东出产乾和葡萄酒，太原府也有葡萄酒进贡。葡萄酒深受当时人的喜爱，王绩《题酒店壁》诗"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在敦煌变文中也有关于饮葡萄酒的内容。如《茶酒论》"蒲桃九醖，于身有润。"《下女夫词》"酒是蒲桃酒，千钱沽一。。。"当时葡萄酒已广泛被人们饮用。 　　我国早期酿造烧酒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在唐代已出现烧酒。白居易有"烧酒初闻琥珀香"的诗句，雍陶写过"自到成都烧酒熟"。《唐国史补》记载："酒有剑南之烧春"。有人认为烧春即烧酒，唐人喜欢以"春"字称呼酒。这些片言只语，既提到烧酒，又指明烧酒的产地多在四川。四川至今 　　①　白居易：《醉吟先生传》，《古今酒事》。 　　①　《太平御览》卷八四四。 　　仍将蒸馏酒称作烧酒。但在唐代，四川是否果真有蒸馏酒，目前还找不到史料或文物的证据。 　　唐代的酒，不但酒质醇香、酒名高雅，而且酒具也十分讲究。"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写的是名为"真珠红"的佳酿，盛在透明的玻璃杯里，呈现出金黄的琥珀色。"葡萄美酒夜光杯"七个字说尽了酒和酒杯的精美。李适之有九件名贵的酒具，即蓬莱盏、海川螺、舞仙、瓠子卮、幔捲荷、金蕉叶、玉蟾儿、醉刘伶、东溟样。这九件酒具都有奇特的功能，如"蓬莱盏"，上雕刻有蓬莱三岛的图案，精美绝伦；"舞仙盏"内装机关，酒满后便有"仙人出舞，瑞香毯子落盏外"。皇室贵族之家所用的酒具更加讲究，有的堪称稀世奇珍。杨贵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①唐玄宗时，"内库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于杯足上有缕金字，名曰'自暖杯'"。玄宗用它饮酒，将酒倒入杯中，就会滚如沸汤，温温然有热气上升。②用精美的酒器，饮用美味的醇酒，成为唐代人们的赏心乐事。 　　这一时期的酒器有榼、瓮、瓶、樽、杯、盏、盅、酒勺、酒注和铛等，其中樽、酒注是最主要的两件酒具，使用得相当广泛。樽是一种盛酒器，在唐墓出土的高士宴乐纹螺钿镜、陕西长安南里王村唐墓壁画《宴饮图》、唐孙位《高逸图》上都出现了盛酒的樽。法门寺地宫中也出土一件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樽。中唐时，人们认为用樽盛酒不方便，开始使用装有管状流的酒注。长沙唐铜官窑出土多件酒注，上面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自入新丰市，唯闻旧酒香"等题字。①这表明酒注是中唐以后流行最广的盛酒器。 　　酒令隋唐五代时期，人们是怎样饮酒的呢？最常见的形式是以酒令助兴取乐。酒令以多种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社会风俗的一部分。 　　隋朝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酒令已有新的形式。如拆字令已在隋宫流行："炀帝于宫中尝小会，为拆字令，取左右离舍之意。时杳娘侍侧，帝曰：'我取杳字为十八日。'杳娘复解罗字为四维。帝顾萧妃曰：'尔能拆朕字乎？不能，当醉一杯。'妃徐曰：'移左画居右，岂非渊字乎？'"②此时已有即兴拆字行令，虽然简单了一些。 　　唐代作为宴席上佐酒行乐的酒令，进一步发展，品种更加繁富多彩。《蔡宽夫诗话》说："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乐"。据唐宋笔记及史书所示，约有20　余种。如：改令、骰子令、旗旛令、下次据令、闪擫令、上酒令、手势令、招手令、急口令、拆字令、雅令、鞍马令、抛打令、筹令等。归纳起来，不外乎律令、骰盘和抛打三种基本形式。 　　其一，律令。这是一种依次巡酒、按规定行令的酒令。它产生于初唐。 　　一般包括文辞类、言语类的酒令。牛僧孺《玄怪录》记载了一则"急口令"的故事。睿宗文明年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见有女郎7　人"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杓、绿罽花觯、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远闻空际。" 　　①　《杨太真外传》，见《开元天宝遗事十种》。 　　②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①　《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　年1　期。 　　②　《大业拾遗记》。 　　一位女郎说出一则"急口令"："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谁说不好即罚酒。一位紫绥姑娘素口纳，连说："鸾老鸾老"，女郎皆大笑。 　　筹令也是律令的一种。行令时轮流抽取酒筹，按酒筹上的要求进行活动或饮酒。元稹《何满子歌》有："何如有熊一曲终，牙筹记令红螺■"之句。"牙筹记令"，就是作为筹令之用的酒筹，其上刻有令辞。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有："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的诗句。花枝原可用来作记数之筹，而不能用来作记令之筹，因是醉中，故有"醉折花枝"作记令之"酒筹"的失态举动。 　　筹令盛行于唐、五代，这不仅见于诗文记载，而且可以从出土的酒筹实物得到印证。1982　年在江苏省丹徒县一座唐代窑藏中，发现一件"论语玉烛"酒筹筒和50　枚酒令筹。酒筹筒为银质，部分涂金，似烛形，正面刻有"论语玉烛"四字，旁绕龙凤、卷草、流云图饰。酒令筹为韭菜形的涂金银筹，每根酒筹上，上段刻《论语》一句，中段是附会其义指出在座应饮酒之人，下段则是有关罚则的具体内容。比如，"瞻之在前，忽然在后，来迟者，处五分"筹，其"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出自《论语》。这是上段。筹中的"来迟者"指赴宴迟到的人，是为中段。"处五分"，意思是罚酒五分（十分为一杯）酒，是酒令筹令辞的下段。再如，"乘肥马，衣轻裘，衣服鲜好，处十分"、"后生可畏，少年，处五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饮十分"、"食不厌精，劝主人五分"等等。从筹令辞上看出当时行酒令有"劝"、"饮"、"处"、"放"四种情况，"劝"是敬酒，"处"是罚酒，"饮"是自斟，"放"是重新下筹。这套"论语玉烛"酒筹用具为研究唐代酒令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材料。 　　其二，骰盘令，也叫"头盘令"、"投盘令"，产生于初唐。这是利用抛采决定饮酒次序的一种形式，往往在其他酒令之前进行，起着活跃酒筵欢乐气氛的作用。唐皇甫松《醉乡日月》卷三，"骰子令"说："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盖欲微酣，然后迤逦入酒令。"骰盘令在唐、五代非常流行，白居易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盛卢"，"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元稹诗"叫噪掷投盘，坐狞摄觥使"。这些诗句生动地描绘了行令者的情绪是何等的激昂亢进。 　　其三，抛打令，是一种歌舞化的酒令，约在盛唐时出现，是由豁拳、抵掌、弄手势等发展而成的。抛打令常用香球、花盏。唐及五代人诗中常有"抛打令"抛耍香球、花盏的句子，如白居易诗"香球趁拍回环匝，花盏抛巡取次飞"，"柘枝随画鼓，调笑从香球"。徐铉诗"歌舞送飞球，金觥碧玉筹"。《太平广记》引《冥音录》记载：崔氏女"每宴饮，即飞球舞盏，为佐酒长夜之欢"。综上所述，抛打令是由动作和歌唱两项内容组合而成，行抛打令时，伴以乐曲，先以香球或花盏回环巡传，待到乐曲急促近杀拍之时，须做有趣的抛掷，将香球和花盏急切地抛给人，中球或花盏者应持香球或花盏起舞。 　　除这三大类酒令外，"手势令"和利用"酒胡子"行酒令的习俗也十分流行。"手势令"产生于唐代。皇甫松《醉乡日月》中就有《手势令》篇，专门总结记载此令。《新五代史·史弘肇传》记载："他日，会饮章第，酒酣，为手势令。"可见，手势令在五代仍在流行。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式的酒令用具--"酒胡子"。酒胡子多木刻，如人形，状似不倒翁，置之盘中，转动后，其所背或倾侧方向的人饮酒。元稹在《指巡胡》诗中说："遣闷多凭酒，公心只仰胡。挺身唯直指，无意独欺愚。"唐末徐夤、户汪都写有《酒胡子》诗，表明唐末、五代时，酒胡子仍然流行。使用酒胡子行酒令，虽比击鼓传花来得简便，但不如击鼓传花的气氛热闹欢乐。 　　唐、五代酒令的盛行，水平之高，难度之大都是空前的，而且极少低级趣味之感，这和唐、五代社会人们的文化水准普遍较高，与个人才智得到充分发展及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五、隋唐五代住行习俗（一）住行的特征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住行习俗的成熟期，呈现着绚丽多彩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都市建筑规模宏大，规划整齐，是中国古代都市建筑的典范。在城市总体布局上体现方整对称的原则，有南北轴线，棋盘形道路，并且在布局上注入伦理思想的内涵。在宫殿、园苑和贵戚住宅的建筑风尚上追求奢侈豪华，如隋显仁宫"绮绣瑰宝，穷巧极丽"，唐代马璘宅"屋宇宏丽，冠绝当时"。王侯妃戚的府宅也是日加崇丽，"高台曲池，宛若天造"。里坊制度是隋唐时期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建筑风格上的秩序感与和谐感。 　　其二，人们相当重视住宅的建筑，形成了许多住宅风俗，如考虑居室布局的"五虚"和"五实"；建房过程中的建宅文、上梁文、饼钱抛梁，以及镇宅文、石敢当、符咒等禁忌习俗。这些习俗反映了人们避邪驱鬼，以求宅舍安宁的心态。 　　其三，在建筑习俗上，传统的风水术得到空前的发展，产生了《宅吉凶论》、《相宅图》和《宅经》等风水著作和庾季才、萧吉、舒绰等风水先生。城市布局和宫殿、民宅的建筑上流行风水术，如隋文帝营建大兴城，就曾"卜食相土"，采用风水学说来规划城的地点、位置和方向等。风水学说在建筑风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四，随着传统的席地而坐的起居习俗被垂足而坐的风气所取代，这时的室内陈设和家具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即是高足家具的迅速普及，成为当时屋室家具的主要样型，奠定了后世家具样型的基础。 　　其五，出行风俗基本上承袭前代，变化不大。新的出行风俗表现在骑乘之风和肩舆的流行；牛车成为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由祖送、践酒、折柳、软脚等组成的拜别程式。 　　隋唐五代的住行风俗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的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二）长安、洛阳城的建筑风尚隋唐五代时期的建筑风尚集中体现在都城长安、洛阳两城的建筑上。隋唐二朝继汉以来东、西二京的制度，以长安为首都，以洛阳为东都。长安、洛阳的建筑规模宏大，规划整齐，是中国古代都市建筑风尚的典范。 　　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隋文帝因汉长安城规模狭小，水质咸卤，城市布局杂乱，命高颎、宇文恺等人在汉长安城东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的龙首原上修建新的都城--大兴城。高颎和宇文恺等人总结了历代都城建设的经验，又参考了北魏洛阳与北齐邺南城的布局形式，对这座新城进行了全面的规划与设计，并只用9　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主体工程。第二年三月，隋文帝便迁入了新都。 　　大兴城的总面积为八十四平方公里。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组成。郭城内建有一百零八个坊、东西两市，并开掘了龙首、清明、永安三条水渠。宫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南面隔街即为皇城，北面为供皇帝游猎的大兴苑。唐王朝建立后，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并修建了一些新的建筑，主要包括：大明宫（含元殿、麟德殿、宣政殿等）、兴庆宫（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等）、夹城、曲江芙蓉苑。 　　洛阳是隋唐两代的东都，于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开始营建。唐初曾一度废除其东都的称号，但到唐高宗时，随着江南经济和漕运的发展，洛阳的地位日趋重要，其东都的称号又被恢复。 　　隋唐洛阳城的布局也是由皇城、宫城和郭城三部分组成的。但其规模比长安略小，宫城和皇城也不在郭城的正北，而是位于西北隅。隋代在宫城内建有天经宫、太初宫、青城宫、明德宫、洛阳宫等宫殿亭院建筑，唐代除承袭隋代宫殿外，又在皇城西侧苑内修建了上阳宫、八关宫和西苑等。 　　长安、洛阳城的建筑风尚可以从城市的总体规划、宫殿建筑、里坊制度和府邸第宅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城市的总体规划长安城的总体规划总结了汉末邺城、北魏洛阳城和东魏邺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并以纵横相交的棋盘形道路，将其余部分划为108　个里坊，分区明确，街道整齐，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理想和要求。 　　以宇文恺为代表的长安建筑师们，在设计长安建筑布局时，曾参考承袭了前代建筑的风尚。长安城不仅把宫城、皇城和郭城严格区别，而且把宫城和皇城放在整个城市北部的中央，并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郭城的明德门所在的大街为中轴线，把全城分成左右完全对称的两部分。同时，还实行了封闭式的坊市制。这种建筑格局是从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的建筑布局继承来的。大兴城是在隋大一统的形势下兴建的，因而它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统治者寰宇一统，富有天下的思想。如，在一百零八个里坊中，皇城外南北排列的十三坊寓意着十三州，也暗寓着一年有闰；东西十坊则寓意着全国十道；皇城以南东四坊则象征一年四季；南北九坊则暗寓《周礼》的"王城九逵"。这种寓意恰当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中常常揉进伦理思想的风尚。在长安和洛阳两城的总体规划上，还体现了以具体地形布设建筑的习惯。合理利用高低地形，设置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可使整个建筑群高低错落，气势壮观。当时，长安城内有六条冈阜，称作"六坡"。宇文恺对此加以合理设计。"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①这一设计既体现了风水之术在建筑上的运用，也说明当时的建筑师已注意到如何合理设计特殊地带的建筑。在洛阳城的总体规划上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习惯。 　　宫殿建筑隋唐五代的统治者在全国各地修建二百多座宫殿，其中长安、洛阳的宫殿建筑约有九十余座，通过这些宫殿建筑，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在最高等级的宫殿建筑上的风尚和特征。 　　隋唐两代的宫殿建筑大多十分奢侈豪华。隋文帝以恭俭著称，但却劳民伤财营建华丽的仁寿宫。开皇十三年（593　年）由杨素、宇文恺等主持修建，至十五年完成。因督役之急，民夫死者以万计。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三月丁亥诏曰："（隋）文营仁寿（宫），概日临云；炀起乾阳（殿），衔珠带璧；比阿房而竞爽，犹且有加；拟倾宫而骋丽，全于具体。"①可见仁寿宫的奢丽异常。"乾阳殿"是隋东都的正殿，也十分华丽奢侈。唐武德四年（621　年），秦王世民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焚乾阳殿。隋炀帝为了自己的享受，营建显仁宫、西苑、毗陵宫、汾阳宫、江都宫等数十处豪侈的宫殿苑囿。大业元年（605　年），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宫内重楼曲阁，连达洞房，绮绣瑰宝，穷巧极丽。西苑的建筑更加穷奢华丽，"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②。其他如毗陵宫、江都宫等也是"正殿、曲阁、周廊、飞桥相贯百余圻，模仿洛阳西苑形势，而秀丽奇靡过之"。唐朝初年，在营建上的奢靡之风稍有抑制。唐太宗因洛阳宫奢靡，曾令拆毁一部分，但据《旧唐书·姜謩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记载，贞观四年（630　年）曾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下命重修洛阳宫。由于张玄素等的劝谏，洛阳宫的修建比较简朴。将作大匠窦琎蓬池筑山，雕饰花靡，太宗下令毁掉山池，并免去窦琎的职务。虽然唐太宗尚节俭，但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命阎立德主持修建玉华宫和翠微宫，仍然相当华丽。玉华宫内建有南风门、玉华殿、肃成院、显道门、紫微殿和太子宫及百官廨署等，其中"紫微殿十三间，文甓重基，高敝宏壮，帝（太宗）见之甚悦"。太宗徐惠妃认为此两宫并不节俭，上书劝谏。此事见于《旧唐书·徐妃传》和《贞观政要》等史籍。 　　唐太宗之后，在营建上的奢靡之风重新盛行起来。唐高宗即位后，便大兴土木。先是大规模修复大明宫、洛阳宫、九成宫、太极宫等，而后又陆续营建了八关宫、万全宫和上阳宫等建筑。此后，历朝皇帝都营建不少宫室苑囿。玄宗营建的兴庆宫规模宏大，多楼式建筑，"银牓天题，金扉御阙，俯尽一国，旁分万里，崇崇乎实帝城之壮观也"①。宪宗元和十三年（818　年）修建的承晖殿，"雕饰绮焕，徙植佛寺之花木以充焉"。可见设施颇为侈丽。在宫室建筑的风尚上除了奢侈之风盛行外，还流行一些其他的习俗。比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①　《册府元龟》卷八四。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炀帝大业元年五月。 　　①　高盖：《花萼楼赋》。 　　如，帝王即位多以旧宅改建为宫室。武德六年（623　年）高祖将在高陵县的旧宅改建为"龙跃宫"。玄宗李隆基即帝位前，曾在潞州为官，该州上党县有他的住宅。开元十一年（723　年），以故第为飞龙宫。兴庆宫也是由玄宗兄弟五人同居的"五王宅"改建的。佛、道两教盛行，皇帝也多崇尚两教，所以，舍宫室为寺观的事例也很多。唐太宗营建的翠微宫，到宪宗时改为翠微寺。玄■曾在此寺译经。位于武功县的庆善宫，到贞观年间改为慈德寺。河南嵩山有座奉天宫，为高宗永淳元年（682　年）建。二年后改为道士观，定名嵩阳观。 　　在宫殿的名称上，帝王们多以祥瑞或重大事件而命名。如，"隋炀帝好闻祥瑞，尝野雀集于殿上，。。以为瑞，乃名此殿为仪鸾。"①唐玄宗时，因凤凰飞集长安太极宫的通训门，下诏改为凤凰门。 　　里坊制度隋唐时代的主要城市，尤其是长安和洛阳，都实行里坊制度，这表现在建筑风尚上便是追求整齐划一的秩序感与和谐感。隋大兴城内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这些大街把郭城分成了一百零八坊。各坊面积虽然大小不一，却都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左右对称。其中最大的是皇城两侧的六列坊，每坊南北长660-838　米，东西宽1020-1125　米。最小的则是靠朱雀大街西侧的四列坊，南北长500-590　米，东西宽550-700　米。城内诸坊除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只设东西向的横街外，其余各坊内都设十字街，街宽15　米左右，两端开坊门。坊的四周筑夯土墙，墙基宽2.5-3　米左右。坊门晨开夜闭，由左右街使掌握。大多数坊又被十字街划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又被小字街分为四个小区。居民住宅置于小区之内，以便管理。 　　这种里坊格局，平面如同棋局。"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具有鲜明的整齐划一的特点。后世风水学家曾认为这种里坊建筑是讲究聚气，不耗散、不泄漏。但实质上这种里坊制度的目的有两个，一出于"逋亡奸伪无所容足"的考虑，二使整个城市呈现秩序感与和谐感。这体现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意识和封建礼制的规范观念。 　　盛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隋大兴城那种只见坊墙，不见房屋的单调街景开始变化，"长安十二街，高高朱门开"，除了三品以上的官僚贵族可在坊墙上开门外，"坊内三绝"者（门第、才德、文学）也可开门。"归来甲第拱皇居，朱门峨峨临九衢"，这种装饰悦目的朱门楼阙，打破了整齐划一的坊里形制，使得富有严肃意味的里坊空间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中唐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工商贸易活动不仅限于东西两市，两市周围各坊和交通干线的城门附近以及大明宫前各坊，出现了小工商行业。同时，长安城内还出现了夜市。据文献记载，当时崇仁坊中"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打破了政府关于定时启闭市场与里坊的限制。晚唐，坊墙成为人们最感不便的障碍，百姓拆毁坊墙，起造房屋的现象屡禁不止。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中世纪时城市里坊建筑的新风尚。 　　府邸第宅　府邸第宅是隋唐五代时期建筑风尚中内容最丰富、特点最鲜明的部分。首先表现在官僚第宅别墅日趋豪侈。唐朝初年，曾制定很严格详细的第宅规定。具体内容见《唐会要》卷三十一。但这种限制随着天下承平日久而迅速改观，高官厚禄者豪华富丽的房宅遍布长安。"武后以后，王侯妃 　　①　《唐会要》卷二八。 　　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①安仁坊"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独狐公宅"通渠转池，巨石嵌嵰，喷险淙灂，洄潭沈沈，殊声异状，而为形胜游衍者之处者十四五"。安兴坊同昌公主宅"房栊户牖以众宝饰之，金银为井栏"。开元、天宝年间后，贵族大官僚们营造豪侈第宅之风更盛。《洛阳名园记》记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为千有余邸"。在长安，杨国忠第宅"构连甲第，土木被绨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亲仁坊安禄山宅是玄宗命出御库钱修建的，"敕所司穷极华丽，不限财物，堂隍院宇，重复。。窱，匼匝诘曲，窗牖绮疏，高台曲池，宛若天造"②。安史之乱后，大臣将帅在京师竞造第宅，当时号为"木妖"。唐代宗时名将马璘化费钱二千万贯修建第宅，"重价募天下巧工营缮，屋宇宏丽，冠绝当时"。元载的宰相府第更为豪侈，以于阗出产的洁白如玉、入土不烂的芸珲香涂壁，装饰极尽豪华。白居易曾作《伤宅》诗讥讽当时这种竞相豪华的建宅之风，其诗云："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虚且回，坐卧见南山。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马璘宅），今作奉诚园（在安邑坊）。"这种楼榭房室逾制的畸形状况，早已突破了规定。这无疑反映了唐王朝走向没落前的日益腐败和颓废心态。 　　隋唐五代时期第宅建筑风尚还表现在庭院式园林和别墅园池的盛行。当时贵戚百官的府邸宅院多喜植树木，设楼台，凿水池，堆假山，使之成为具有园林特色的第宅。延福坊琼山县主宅内有"山池茂，溪磴自然，林木葱郁，京城称之"。裴度在集贤里立第宅，"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此外像安邑坊的奉诚园、升平坊的东宫药园、休祥坊的奉明园、金城坊的后园、戾园等第宅园林，都是碧茵连天，绿柳朱门，春池岸荷，草树满园，反映了唐代私人第宅园林的繁荣。除了城内第宅园林外，贵戚官僚多在郊外营建别墅式园林。其中以公主庄园和诗人别墅最为盛行，形成一种风气。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长宁公主、玉真公主等皆有山庄。许多诗人（大多是官僚）都寻找山清水秀之地建造别墅山庄，如王维的辋川别业、杜甫的杜曲草堂、李德裕的平泉庄、杜佑的瓜州别墅，以及郎士元、郑谷、元稹、裴迪等人的书斋茅堂、碧涧别墅等。大部分别墅园林分布在长安、洛阳的近郊，大体上分成两类风格：皇亲贵戚、世家官僚的园林偏于豪华绮丽；一般文人官僚的侧重在清新雅致。前者的园林几乎都集中在东郊一带，而一般文人官僚的园林多半分布在南郊。 　　至于一般第宅房屋的建筑风尚，可以从敦煌壁画和出土的唐墓壁画中得到了解。 　　隋唐住宅建筑中数量最多、分布面最广泛的是具有明显的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庭院布局，在宅内两座主要房屋之间，用带有直棂窗的回廊连接成的四合院。大宅第的主要布置，除园林外，一般前为大门，内有中堂、北堂、东西厢房，有廊回绕通连各房。庭内宽敞，可植树木花架，与后世四合院布 　　①　《唐语林》卷五。 　　②　《安禄山事迹》卷上。 　　置似乎没有大的差异。陕西三原的初唐李寿墓的壁画上绘有死者生前的宅邸院落。院落围墙南面辟有正门一座，门左右建有廊坊。门前踏阶上的乌头门，高耸巍娥，门檐下的斗拱凸现，使整个大门庄严宏丽。庭院正面的正房，直柱上的华拱支撑着无翘角的屋顶。庭院后部则是山石树木的园林，长长的回廊连接着二层阁楼。主庭院的西边另有一个院落。墓室西壁上部还绘有马厩和草料库。整个庭院的布局既有纵贯庭院的中轴线，又有左右对称的辅助庭院，院落串连，层次重重，造成舒畅幽深的空间境界，体现了主人住宅的高贵等级。①在敦煌壁画及出土绢画上也有唐代贵族第宅的形象，有回廊、四合院和有假山树木的后院。这一时期，像汉代楼阁式的建筑已明显减少。 　　平民百姓无力修建廊庑周房，住宅不成其为院落，仅只一座小屋围以篱垣而已。南方多茅舍，北方多瓦屋。元稹《茅舍》："楚俗不理居，居人尽茅舍。"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说的就是这种茅舍。 　　隋唐时长安的宅第园林居住风尚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长安城内的住宅集中于邻近宫城和皇城的各坊中，多是王公大臣及显赫官宦的府邸第宅。城的南部诸坊，因所处偏远，居民住宅稀少。隋文帝曾命诸子在城南建立府第，汉王、秦王、蔡王分别在昌明、道德、敦化三坊建宅，并特赐蜀王秀在临近南城墙的归义坊全坊建府第，以便充实南城一带。但终因距市中心偏远，唐代以来长安居民仍然很少在此居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廊，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这是因各坊所处地区不同而形成的住居风俗。其二，由于唐代与西域交通频繁，所以宅第园林受到西域文化的某些影响。比如，波罗球（马球）自波斯传入后，贵族显官的宅第中多建有球场。长宁公主造第东都"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家在长安永崇坊有自筑的球场。文宗时翰林学士王源中在太平坊家里筑有球场。马球球场占地很大，这些权贵的第宅园林之大可以想见。 　　又如太平坊王鉷宅内有自雨亭，也是受西域的影响。王鉷的第宅相当大，"有司籍第舍，数日不能遍至"，院中有一座自雨亭，"宝钿为井干，引泉激霤，号为自雨亭，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这种防暑设备见于大秦国。由这些例子可见唐代居住建筑受西域影响之深。 　　①　参见《唐李寿墓发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9　期。 　　（三）住宅的建筑风俗与建筑仪式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重视对自家住宅的建筑，认为："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威。"①所以，在建屋盖房的过程中形成许多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隋唐五代时期表现得相当充分，并具有自身的特点。 　　五虚与五实　隋唐五代时的人们对于建筑家中房屋是讲究的，要求避免"五虚"，尽力做到"五实"。敦煌卷子伯三八六五《宅经》是唐五代时期的著作。书中提出了宅的"五虚五实"之说，认为："宅有五虚，令人贫耗；五实，令人富贵。"其中"五虚"是指："宅大人少，一虚；宅门大内小，二虚；墙院不完，三虚；井灶不全，四虚；宅地多屋少，五虚。"这里提出的"五虚"，便是人们在建筑自家住宅时应避忌的方面。"宅大人少"，给人空荡、孤寂的感觉；"门大内小"，容易透风，给人一种不聚财的感觉；"墙院不完"，容易遭贼，不安全；"井灶不全"，生活不安定；"地多屋少"，不是家业兴旺之家。实际上，这些避忌是为了保证民宅建筑与周围环境的配称和建筑物本身的和谐配合。 　　除了五虚需要避忌外，与此相反的建筑现象值得提倡，这就是所谓"五实"。"五实"是："宅小人多，一实；宅大门小，二实；院墙完全，三实；宅小六畜多，四实；宅水沟东南流，五实。"这五实并不见是五虚的简单对应，而是当时人们在建筑民宅时总结出来的五种风俗标准。从希望"宅小六畜多"一条来看，这些风俗标准是地道民间的标准。由于重实不重虚，《宅经》不主张建大宅，而主张"计口营造"规模适度，并且劝世人"不衰莫移"，切莫要轻易大兴土木，"宅乃渐昌，勿弃宫堂，不衰莫移，故为受殃，舍居就广，未必有欢，计口营造，必得寿考"。从"五虚五实"的提出来看，《宅经》提倡的较为节俭的建筑风尚，反对奢靡、过分宽敞的建筑，这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民间的建房风俗。 　　建宅文与上梁文　隋唐五代时，人们在盖房之前，于破土动工时需要举行一种仪式，宣读一篇《建宅文》；在上大梁以前，要唱一种《上梁文》，这种风俗相当的流行。《沙州文录补》上有一篇《康再荣建宅文》，文中说："维岁次丁卯三月丙寅朔廿三日戊子，沙州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立其宅，唯愿青龙西北处绝阳，招摇东南，阴伏藏摄提，人们当母位，太阴鬼之自开张。灭池正西自当兑泽，轩辕斗战履东相，一为乾川天覆载，二为艮阙补椽梁，三为回震盖南屋，四为巽间加顺阳，五为川中立□母，六为□虚配天王。上元己亥从乾起，螣蛇宛转入火乡，甲乙青龙扶左胁，庚辛白虎从右相，丙丁炎君南广，壬癸冰冰□□□，戊己中宫无住处，将来分配入四乡。辰戌丑未押四角，震兑二住守魁刚，顺得四算君南坐，尾将三子镇北方。伏愿部落使子父昆弟等，坐家丰侯，子孙永昌，□保遐算，寿福无疆，官高盖代，世世康强，大富大贵，梦寐吉祥，无诸中天，寿命延长，百病除愈，身体轻强，祝愿已毕，请受春装，赏赐博士，美酒肥羊。"这是一篇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盖房子所用的《建宅文》。此文中的八卦、四象等内容明显受到了当时民间信仰的道教的影响，因此它是属于受道教影响的建宅文。当时，建宅文不是主人自己宣读，而是由主持仪式的工匠宣读， 　　①　敦煌遗书，伯三八六五《宅经》。 　　所以文中说："伏愿部落使子父昆弟"。宣读建宅文的目的是祝福主人幸福，以求吉祥如意。 　　在建筑房屋，准备上大梁以前，还要唱一种《上梁文》。敦煌卷子伯三三○二《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岁二十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龛一所上梁文》就是一例。文中说："今因良时吉日，上梁雅合周旋；五郡英豪并在，一州士女骈阗。■饼千盘万担，一时云集宕泉；尽向空中乱撒，次有金钹银钱。愿我十方诸佛，亲来瑞□金莲；荐我和尚景佑，福祚而海长延。应是助修之辈，见世总获福田；诸族六亲内外，永如瑶阁神仙。敦煌万人休泰，五稼丰稔龙川；莫在辞多蹇讷，岁时犹望莺迁。自此上梁之后，高贵千年万年。"《上梁文》完全是祝贺吉庆的内容，已经不再具有早期的驱鬼逐疫的性质。 　　文中也记述了唐代上梁风俗中的以饼钱抛梁的风气。当时，在上梁的仪式中，"五郡英豪"、"一州士女"都来庆贺，用饼、钱向徐徐升起的梁上抛撒，气氛十分热烈。这对后世建筑上梁风俗有深远的影响。 　　镇宅习俗　自古以来，在宅第建筑好了以后，人们都要采用各种方法来镇宅，以示镇压妖魔鬼怪，保证宅舍安宁之意。隋唐五代时期，这一习俗仍然盛行。镇宅的形式有镇宅文、石敢当和符咒等。 　　敦煌卷子斯二七一七《镇宅文》这样写道："魑魅妖精，潜藏地穴。疫毒休行，吉祥咸集。宅纳吉祥，风送宝雨。林□天眼，仓盈金玉。库积琼珠，宅富人兴。" 　　当时人们认为"魑魅妖精"潜藏地下，在上面建造房宅要以"镇宅文" 　　来镇压，这样就可以使"疫毒休行，吉祥咸集"。文中也体现了道教的影响，"罢严佛像"、"炉焚六珠"等语带有反佛的色彩。 　　以灵石镇宅的风俗在我国由来以久。北周庾信《小园赋》里说："镇宅神以薶里，厌山精而照镜。"意思是说要镇定宅神，使其常护左右，就必须于造屋时埋石为祭。灵石镇宅风俗中，以设立"石敢当"的方法最简便、最流行。设"石敢当"的风俗最早出现在唐代。《通俗编·居处》引《墨庄漫录》说："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得一石，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声盛，礼乐昌。'有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大历五年"为公元770　年。从石铭上可以看出"石敢当"是镇邪求吉的刻石。 　　后世设立"石敢当"的具体范围和设立的方法是，每当人家房屋、大门被巷口、桥梁所冲，在巷口、桥梁立石，上刻"石敢当"三字。但唐代时，设"石敢当"的目的却十分具体，如认为因居宅不利而造成的疾病、逃亡、耗财、遗失钱财、生意不佳，以及希望靠镇石而求官发财等等。设石的地点也不是仅限于门前。灵石还因目的的不同，而重量有所差异。敦煌卷子伯三五九四《用石镇宅法》成文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　年），其文记述当时以"石敢当"之类的灵石镇宅的方法。 　　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即东北角）上，大吉利。 　　人家居宅以来，数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辰地大吉。居宅以来数遭□□，年年不鲍（饱），以石六十斤，镇大门下，大吉利。伯四五二二号《宅经》也提出了用灵石镇宅法以求升官的内容。"又法取来赤石一，悠长五寸，钱五文，阳宅埋丑地，阴宅埋未地，必迁官。"由以上记载来看，用"石敢当"之类的灵石镇宅的风俗在唐代是相当普遍的，其用处也是多种多样的。 　　除采用"镇宅文"、"石敢当"驱邪求吉外，还有贴符咒的风俗。符咒，又称"符篆"，是道教的法术之一。"符"是用朱书或墨书，画成的似字非字的图形。咒语是道士们在施术时口中念的神秘词句，道教认为符咒可以用来驱鬼逐疫，治病消灾。唐代，道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道士的地位也相当高。因此，在民间居室风俗中，贴符咒的方法十分盛行。 　　当时，新屋建成后，要请道士来驱鬼消灾。道士除在门上、门头上、墙上、屋的四角、床上、床垫上等处贴上符外，同时念咒，还要给人吞符，在脚上、衣领上贴或画符，同时念咒。还要在房前屋后的树上挂上符，同时念咒。 　　这一时期的符大约有九种：①镇四角符，贴房屋四角，能驱病患、消万恶百鬼。②门上符，贴房门上，可以"神符却鬼，见口走出"、"万里病患自除，宜保财物，安门大吉"。③床符，贴床上，据说可以有利夫妻相爱、妇人易产。④桃木板符，源于古代画桃符驱鬼习俗。符词中说，房内贴桃木板符，可驱鬼，保母子平安。⑤吞符，这是专备不生孩子的父母用的。吞下此符，住进新屋，便能生子安家。⑥物符。⑦地穴符，贴在屋内收藏物品的地窟上。⑧树神符，贴在院内的树上。⑨衣领符，用来驱鬼。以上的符可以从敦煌卷子伯三三五八《护宅神历卷》中看到它们的具体形象。 　　（四）建筑风水风俗风水是一种术数和技艺，指导人们如何确定居住的位置、朝向、布局、营建等一系列的主张与方法，以求获得好运。中国风水风俗萌芽在先秦时期，形成于秦汉之交，隋唐两代是其开花结果的时期。 　　在《隋书·经籍志》中，有关相宅的著作共有三部，即《地形志》八十卷，《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除《地形志》标明为庾季才撰写外，其它二种皆不著撰者姓名。《隋书·艺术传》记载了庾季才的事迹："开皇元年，授通直散骑常侍，高祖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下之心，为迁徙之计。'高祖愕然。"这说明在开皇二年（582　年），隋文帝确定在何处营建新的都城时，庾季才曾从风水的角度提出建议。这一点在《隋书·文帝纪》中也有反映："此城自汉以来，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丛龟，瞻星揆曰，不足建皇王之邑。"于是，选择了"山川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的龙首原建新城。"卜食相土"，便是指采用风水学说来规划城的地点位置、方向等。建成后的隋大兴城，南对终南山及子午谷，北临渭水，东有浐、灞二水，城西一片平原。宫城在城市中部偏北，宫殿坐北朝南，这被认为是极佳的形胜。 　　隋朝除庾季才外，著名的风水先生还有两位，一位是萧吉、一位叫舒绰。前者官至上仪同、太常令，他曾奉命整理前人的各种风水著作，并在考订整理前人旧作的基础上，撰述了不少著作。史称他著有《宅经》八卷，对后世居住房屋的风水理论和实践有着很大的影响。后者善长阴宅的风水术，事迹见《浙江通志》。 　　隋朝短命，风水习俗的盛行则以唐代为典型。《旧唐书·经籍志》收录风水著作十三部，其中有关住宅的著作只有三部：《五姓宅经》二卷；《阴阳书》五十卷，吕才撰；《新撰阴阳书》三十卷，王粲撰。但实际上当时有关住宅风水术的著作远不止这三部，敦煌卷子伯三八六五《宅经》是唐代人撰写的一部极其重要的风水著作，因托名黄帝，故又称《黄帝宅经》，但实际上此书的成书年代是唐代至五代这段时间。书中开列了当时流行民间的相宅书有二十四种之多。它们分别是：《皇帝二宅经》、《地典宅势经》、《三元宅经》、《孔子宅经》、《宅锦宅桡经》、《文王宅经》、《玉微宅经》、《王敢宅经》、《淮南王子宅经》、《刘根宅经》、《玄女宅经》、《司五天师宅经》、《刘晋平宅经》、《张之毫宅经》、《九宫宅经》、《五非宅经》、《六十四卦宅经》、《左盘龙宅经》、《李淳风宅经》、《五姓宅经》、《吕才宅经》以及《飞阴乱伏宅经》。现行《黄帝宅经》还记有另外五种宅经，为敦煌写本所不录，它们是《天老宅经》、《司最宅经》、《右盘龙宅经》、《子夏金门宅经》和《刁昙宅经》，如此众多的相宅著作，表明在唐代相宅风水术是十分盛行的。 　　自汉代以来，一种将第宅与住屋主人的姓氏联系起来的风水术--图宅术，一直盛行不衰。但到唐代此风渐衰，原因之一是由于吕才（600-650　年）对"图宅术"的批判。他认为姓氏与住宅的吉凶没有关系，用五音相宅是不合理的。同时他提倡阴阳相宅术。《宅经》"总论"中也体现了这种观点，书中说："近来学者多攻五姓八宅，黄道白方，例皆违反大经，未免灾咎。""阴者，生化物情之母也。阳者，生化万情之父也。作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顺之则亨，逆之则否。"可见此书是主张阴阳相宅术的。 　　《宅经》所记载的唐代风水习俗和汉、魏晋南北朝时流行的"图宅术" 　　已有很大区别，它多少反映了道家在风水术中的影响。从建筑学上看，《宅经》中的某些内容，如大门开在南方偏东，开门便是园池竹簟，天井、库藏仓窖设在西方偏北为宜等符合我国民宅建筑的实际情形，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五）　室内陈设与家具变化隋唐五代是我国室内陈设与家具形式大变革的时期。隋和唐代前期，传统的席地而坐的起居习惯虽然仍是主流，但使用高足家具与垂足而坐的风气也已经逐渐发展起来。到了盛唐和五代，高足家具迅速推广开来，成为当时屋室家具的主要样型，人们垂足而坐的习俗已经初步形成。 　　室内陈设　这一时期的室内陈设是随着高足家具的发展和人们起居习惯的变化而变化的。秦汉时，人们席地而坐，室内的基本陈设是席、床、榻、几、案等。隋唐五代时则主要是高足的桌、椅、大案和床榻。这从《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室内陈设的情况。此外，五代王齐翰《勘书图》中绘有三叠大屏风，屏风前设长案，一位白衣长髯的文士坐在一张扶椅上，前置一书几。这种室内陈设使室内空间和各种装饰都发生了变化，与席地而坐的室内陈设迥然不同。 　　床榻　隋唐五代时期的床塌，形体上都较前代更加宽大，这种宽大的床榻可以从传世绘画和考古出土文物中看到。《韩熙载夜宴图》中绘有两件床榻，床榻的左、右和后面都装有较高的围板，正面两侧各安一独板扶手，中间留门以容上下。其中一床可同时容坐五人，形体之大可以想见。1975　年4　月江苏邗江县蔡庄五代墓出土四件木床榻，长188　厘米、宽94　厘米、高57　厘米，榻面大边与抹头仿45°格角榫做法组成边框，中间设托档七根，上面用铁钉钉上木条九根。榻的腿部和腿部上端同大边交接所置角牙均为如意云头纹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当时，床榻作为一种坐卧用具，使用得相当广泛。皇帝所用的床，称"龙床"。从《新唐书·百官志三》得知，唐鼓吹署掌置龙床。唐冯贽《云仙杂记》记载："韩志和有道术，宪宗时，献一龙床，坐则鳞、鬣爪、角皆动。"唐代李峤写有一首咏帝王龙床的诗，描绘了床的豪华精美。诗云："传说有象床，畴昔献君王。玳瑁千金重，珊瑚七宝妆。"后蜀花蕊夫人《宫词》中也有"净甃玉阶横水岸，御炉香气扑龙床"之句。 　　在官衙中也有用榻的。《通典·职官典·侍御史》记载：唐代侍御史食座之南所设的横榻，名南床，又称"痴床"。注释说："言处其上者，皆骄傲自得，使人如痴，是故谓之痴床。"民间使用的床榻，大部分简朴实用，而在富商地主之家也有相当讲究的床榻。唐人小说《游神窟》讲十娘卧处的床榻，上绘彩画，"两头安彩幔，四角垂香囊"。 　　几案　几是古代人们坐时依凭的家具，案是古时人们进食和读书、写字时使用的家具。这一时期的几案大都继承魏晋南北朝时的形式，无太大变化。供依凭用的家具有凭几、曲几、隐囊等。案的变化稍大些，直腿带托泥，两端翘起卷沿的案比较流行。自此以后，案面多仿此式，有的案足虽然还保留汉代的曲足式，但案头却大多翘起来了。如王维的《伏生授经图》中的书案，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出土的陶案，就是具体的证明。唐代中期以后，随着高型家具的普及，人们逐渐进入垂足而坐的时代，低型的几、案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桌子和大型条案。 　　桌案　使用高足桌案的习俗起源于唐代。我们从敦煌473　窟唐代壁画中可以看到桌子的使用情况。画面上，在帷幄中置一张长桌，两边各有一条长凳，男女数人分坐两旁，正在准备进餐。此种长案在传世的唐代绘画中也可以见到。唐周昉画《宫乐图》中，绘有一张可围坐十二人的长案，长案四角有金属包角，均雕有金色花纹。案面四周重边，都有装饰。案面漆以深绿色，上有白描花纹，案面四边出沿，下为蠹门结构。此是目前所见到的唐代最大型的案具。 　　唐五代时期的桌案，与前代相比，已属高足家具，但和宋代以后的高型家具相比较，还略低一些。这时的桌子，在高度上略高于椅凳的坐面，和床榻面的高度齐平。这说明了家具由低型向高型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正处在唐、五代时期。 　　椅凳　唐代以前，人们是席地坐卧，所以无需椅凳。随着垂足而坐的习俗兴盛起来，椅凳之类的家具，应运而生。 　　椅子的名称，目前所见较早的是唐代《济渎庙北海坛祭器杂物铭》碑阴上所记："绳床十，注：内四椅子。"①可见，唐贞元年间已有椅子的名称。这一时期，使用椅凳的习俗渐渐多起来，尤其是唐中期以后，垂足坐的风气大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宫女歌伎，都开始坐椅凳之类的高型坐具。故宫博物馆藏传唐代卢楞伽绘《六尊者像》中，有三位尊者都坐椅子。第三拨纳西尊者坐的是竹节形椅子，四直腿，后背立四柱，中间两柱较高，上装上曲横梁，直扶手，搭在前立柱上。坐面上铺以软垫、衬背。椅前设脚踏。第十一租查巴纳塔嘎尊者和第十五锅巴嘎尊者所坐的椅子也十分精美，后背低，椅脚、扶手等处都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如同后世的"宝座"。敦煌莫高窟晚唐196　窟壁画中也有民间使用椅子的形象。 　　到五代时，椅子的形象材料更加丰富。五代周文矩《宫中图》描绘宫廷中妇女生活，其中绘有两张形象相近的圈椅。圈背连着扶手，从高到低一顺而下，后背另立两柱，装弧形横梁，人可将头倚在靠背上。其造型圆婉优美，形态丰满劲健，独具特色。在周文矩另一幅名作《琉璃堂人物图》中，有一位黑衣僧人坐在用瘿木制的大椅上，造型古朴自然，反映了五代时椅子制作技术的高水平。 　　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对当时的家具状况有较全面而真实的反映。画中描绘了两种椅子：一种较小，后背直，其搭脑两端挑出，无脚踏；一种较大，可盘腿坐其上，后背立四柱，上装弧形横梁，有脚踏。《新五代史·景延广传》记载："延广所进器物，鞍马、茶床、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结合绘画中的形象资料，可以推断，唐五代时椅子的制作是十分精美华贵的。 　　隋唐五代时，社会上还流行一种高足坐具，名叫"胡床"。古代，带靠背的称为椅子，不带靠背的则称为床。胡床起源于汉代，隋唐五代时仍然十分流行。《隋书·尔朱敞传》记载：他"见长孙氏媪踞胡床而坐"。同书《郑善果母传》也说："每善果出听事，母恒坐胡床，于鄣后察之。"《清异录》卷下说：唐明皇出巡时，总要携带胡床，备随时休息。可见当时胡床这种轻便的家具，日常使用得相当普遍，男女均用；同时也可以看出它是一种临时随便陈设的坐具。 　　胡床的足必须交叉斜置时床体才能平稳。这种交叉的斜足，构成胡床形体的主要特点。正因这一点，胡床在隋代以后改名为"交床"。《说郛》引隋杜宝《大业杂记》记载："（炀帝）自幕（漠）北还至东都，改胡床为交床。"在陕西三原县唐淮安靖王李寿墓石椁线雕图和敦煌莫高窟第470　窟的 　　①　《金石萃编》卷一○三。 　　隋代"商人遇盗"壁画中都可见到胡床的形象。 　　唐代，随着高足家具的发展，凳子的使用也多了起来。周昉《宫乐图》中描绘许多宫中妇女围坐在一个长方形的大案周围宴饮、演乐，她们所用的坐具都是很漂亮的带花纹、垂流苏的月牙形杌凳，也叫"月牙杌子"。《挥扇仕女图》中描绘的更加细致，月牙杌子上雕刻着花纹，两腿之间有朱红彩带，面上有绣垫，既美观实用，又松软舒适。在五代时，这种月牙杌子还很盛行。 　　此外，细腰圆凳、腰鼓形坐墩、长凳也很流行。总体上，坐具的高度也不断增加。 　　屏风　隋唐五代时期，屏风的使用十分普遍。由于屏风主要用于贵族之家，所以宫廷勋贵对屏风无不力求奢华。《酉阳杂俎》记载："安禄山恩宠莫比锡■无数，其所赐品有八角花鸟屏风。"白居易诗说："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怙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可见此时屏风制作技艺的高超。五代后蜀孟知祥晚年"作画屏七十张，关百纽而联之，用为寝所，号曰'屏宫'"。 　　这一时期，书画屏风最为盛行，史书和诗文中屡有记载。房玄龄"集古今家诫书于屏风"，宪宗著书十四篇，"号前代君臣事迹书于六曲屏风"。唐诗中也常有吟咏画屏的句子，诸如"金鹅屏风蜀山梦"，"故山多在画屏中"，"我题君句满屏风"等等。屏风画的内容也颇为丰富多彩，有人物（将功勋臣绘于屏风上）、山水（"疑是天边十二峰，飞入君家彩屏里"）、鸟鲁（骏马、水牛、孔雀、仙鹤等）、书法等。 　　当时最普遍的屏风样式，是矩形屏面以多扇横联的折叠式，多为六扇折屏，少数有八扇的。六扇，又称"六曲"，是唐代折叠屏风最常用的数目。唐诗中吟咏的屏风多是六曲屏风，如李商隐诗"六曲连环接翠帷"，顾云诗"屹然六幅古屏上"。在陕西西安和山西太原附近的唐墓中，墓室壁画上绘有屏风图像，多为六曲，也有少数八曲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中，还出土有木骨帛面的六曲屏风残迹。 　　唐代流行使用屏风的风习也影响了日本。日本奈良正仓院中收藏有许多相当于唐代的屏风，其风格完全是唐式的。日本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　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光明皇后献给东大寺的圣武天皇遗物中有御屏风一百叠。至今尚存两叠六曲屏风，都是矩形屏面，木骨纸面碧。。背，上面绘树木和妇女图像，并书写有修身格言一类的文字，都为汉字。 　　除上述家具，还有箱柜、衣架等。唐代出现较大的柜，制作工艺也十分高超。《杜阳杂编》载：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所谓玛瑙柜，就是镶嵌着玛瑙的柜子。衣架起源于东周，至唐代基本上变化不大，当时称作"椸"、"桁"。柳宗元说："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韩愈也说过："桁桂新衣裳，盎弃食残糜。"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家具新风尚是以高足家具的发展和垂足而坐风气的形成为代表的。 　　（六）骑乘之风与民间行旅观念隋唐五代时期，人们的出行风俗主要由交通工具和行旅观念两部分组成。其特点表现在：盛行骑乘之风，马、骡、驴等牲畜是当时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乘车之俗只限于妇女；肩舆流行，不论帝王、贵族官僚，还是民间妇人、僧侣无不喜乘肩舆；造船业发展，船的使用更为广泛；宫廷中有按照礼制专供皇帝、贵族使用的交通工具；畏远行是民间主要的行旅观念；形成一套由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软脚组成的拜别送行程式。 　　骑乘之风　隋唐五代时，人们出门时多是骑马而不乘车，贵族官僚更是如此。《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天宝年间，一次玄宗在华清宫，"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被陈玄礼所劝阻。唐肃宗时，冀国公裴冕生活十分豪侈，他的家里畜养着十几匹良马，每匹马都价值百金。李怀远官至同中书门下三品，封赵郡公，但他"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经常乘一匹"款段马"①。同僚对他说："公如此荣华富贵，为何不买匹骏马骑？"李怀远说："我只求马的驯服，不考虑它是不是骏马。"韩翃也曾出将入相，但"性持节俭"，他为官四十年，总共只骑乘了五匹马。由此可见，当时的廉俭的官员也都以马为交通工具。 　　在民间，一般的文人及平民百姓买不起马，便乘驴骡。隋文帝时，尚书左仆射杨素掌朝政，他让身为员外散骑侍郎的崔儦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在迎亲的宴席上，公卿百官都到齐了，而崔儦身穿旧衣冠，骑着驴姗姗来迟，以示对杨素的轻视。《旧唐书·冯宿传》记载：冯宿的弟弟冯定和于■是布衣时好友，后来于■官至襄阳大都督，冯定骑驴前往拜访，因门吏不及时通报而愤然离去。以骡子作交通工具也很常见。《隋书·五行志》记载：仁寿二年（602　年），"有胡人，乘骡在道，忽为迴风所飘，并一车上千余尺乃坠，皆碎焉。"甚至当时军中有乘骡冲锋陷阵的。宪宗时，大将刘沔手下有位部将，名叫董重赏。他驻守洄曲，当地少马，人们骑乘都用骡。于是，他就训练骑骡进行打仗，"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 　　在隐逸之士中间，有些人不喜骑马、骡、驴，却好骑牛。文学家王绩弃官在乡，纵酒自适。他常常"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唐高宗时，昆山人史德义隐居虎丘山，以琴书自适，有时骑着老牛出没城镇乡村。高宗闻其贤名，特召到洛阳，授朝散大夫职位。这种乘牛风气只限于文人墨客隐士之中。陆路运输工具　这时期，陆路运送物资主要用牛车。唐朝初年，李巨为河南尹，当时市场上都用牛车转运物资，李巨见有利可图，便对出入市场的牛车征税。唐朝前期，从东都含嘉仓往长安运粮食时，洛阳至陕州段都是"雇民车牛以载"。宫廷的运输任务中，马车不够时，也用牛车。后唐同光三年（925　年），宫苑使王元平为庄宗选采宫人，竟达千余人。"车驾不给，载以牛车"。 　　除牛车外，还有用驴、骆驼、马进行运输的。隋大业九年（613　年），炀帝下诏，命关中富人按家产的多寡出资买驴，到伊尹、河源等地运粮。最多的人家出资万钱，购驴数百头。《资治通鉴》记载：广明元年（880　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逃往成都。路上没有粮食，"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五代时，用驴运输更加普遍。开平三年（909　年），后 　　①　款段马："款段"形容马行的迟缓。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梁太祖敕所有衙署官员，自今后经过各州县时，没有敕文不得征用州县的驴为自己运货。用驴运货与用牛车同样的普遍。 　　长安及西北地区，骆驼的使用也很普遍。安禄山攻陷两京后，"常以骆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诗人张籍写有一首《凉州词》，描写了西北地区骆驼运输丝绸到安西四镇的情景。诗云："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长安。"马能载人、驮物、拉车，有多种用途，所以也受到人们喜爱。近年来，在长安及洛阳等地大量出土的骆驼、马和驴载人、运货的唐三彩模型就是这种风气的有力证明。肩舆的盛行隋唐五代时，乘车之俗已经很少，但骑马总不免劳顿之苦，因此一种取代车的交通工具--"肩舆"应运而生。肩舆，实际是抬着走的"轿子"，最初只有宫廷中才使用。初唐画家阎立本《步辇图》中，威严的唐太宗坐在"步辇"上，接见吐蕃来使。六个宫女抬着"步辇"，步辇旁有两个宫女拿着很大的宫扇。这里的"步辇"实际上是一种肩舆。辇是车，用步代替车轮，故称"步辇"。所以《隋书·礼仪志》说："今辇制像招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宫廷中用肩舆十分流行。 　　唐代皇帝常常特许年老有疾的大臣乘肩舆入宫。房玄龄晚年多病，太宗召许房玄龄可乘肩舆入殿。少师李纲有足疾，太宗赐步舆，让他乘步舆至殿阁参与政事。除官员外，僧人也被赐肩舆。武则天曾赐肩舆给僧人神秀，让神秀入宫讲经。有时候，皇帝赐肩舆不仅仅限于一个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　年）四月乙亥，赐百官宴，"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五代时，晋高祖和周太祖都曾将"白藤肩舆"赐给近臣。 　　在民间，乘肩舆之风也很盛。名士元德秀，以孝道闻天下。开元年间中进士，但他不忍离母而去，便"自负板舆，与母诣长安"。五代时，张策"与婢肩舆其母东归，行积雪中，行者怜之"。这些都是妇人乘肩舆的例子。年老有病的人，也多乘肩舆。白居易致仕后，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张承业是唐末五代间的宦官，曾劝阻李存勖即帝位。承业卧病，"自太原肩舆至魏谏，不听，复肩舆归太原"。肩舆为后世轿子的风行开了先河。 　　水上交通工具　由于水上交通的迅速发展，这时期船的使用更为广泛，特别是在江湖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长江中的一些主要港口停泊的船只常常可达数千艘，甚至与岸上的屋邑"殆相半"。当时，船只成为渔民的生活依靠，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船。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大历、贞元年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当时人还根据各种不同水域的航道特点，以及所需船只的功能来制造不同类型的船。如航行在长江中下游的商船，常常是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载货可达万斛。 　　唐代的海船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中国的船采用钉榫结构，还用桐油和灰涂缝，结构上采取了设置水密舱壁，把船体分割成许多部分，从而增强了船的抗沉性能，并扩大了装载面积。1973　年在江苏如皋县发现了一艘唐船，完全证实了文献的记载。 　　畏远行在隋唐五代的民间行旅风俗中，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即畏远行，当时人们认为外出旅行是件很困难的事。敦煌变文《父母恩重赞》说："儿行千里母行千，儿行万里母于先"，表明子女外出，父母是很挂念的。子女出入又不依时节，致使父母愁伤。《敦煌曲子词》也说："作客在江西，寂宴自家知。尘土满面上，终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点双垂。遥望家乡长短，此是贫不归。"这说明当时人们对外出远行存在着心理的畏惧。"父母在，不远行"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旅观念，在家侍奉父母，是孝子的准则之一。《孔子项托相问书》中项托当着孔子的面说："吾不游也，吾有严父，当须侍之；吾有慈母，当须养之。"《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更加明确地说："父母在，劝君莫向他乡往。"这都反映了当时不愿远行的行旅观念。 　　拜别程式　隋唐时，人们行旅前要举行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等仪式。亲朋归来还要举行宴会为之洗尘，名叫"软脚"。这种拜别程式起源秦汉，隋唐五代基本承袭了这种风俗。祖送。古人出行时祭祀路神叫"祖"，所以称送别人出行为"祖送"。杨炯《送并州旻上人诗序》说："麟阁良朋，祖送于青门之外。"人们送别时，要在野外路旁设置帷帐，摆酒宴为友人饯行。王维《齐州送祖三》诗说："祖帐巳伤离，荒城复愁入。"韩翃《杂家》诗："祖席诸宾散，空郊匹马行。"这些诗文中的"祖帐"、"祖席"都是由祭路神的习俗演变而来的习俗词汇。 　　践酒，即饯酒。为亲朋送行离不开酒。李白《广陵赠别》诗云："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王维《送别》诗："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类似的诗句举不胜举，都表明在饯行风俗中，酒的重要性。 　　折柳。折柳送别风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相传汉代时，长安城的灞桥是人们送别客人的地方，人们分别时要"折柳赠别"。所以后人以折柳代指送别。唐雍陶《折柳桥》诗："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敦煌莫高窟盛唐时期217　窟壁画中就有"折柳送别"的具体形象。 　　隋唐五代时，人们饯别的时间常常选在五更天亮时，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敦煌卷子伯三二五一《菩萨蛮》说："昨朝为送行人早，五更未罢金鸡叫。相送过河渠，水声堪断肠。"离别的时间便是清晨。李颀《送魏万之京》诗："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写的都是拂晓时与亲朋辞别。 　　软脚。当时亲朋远行归来后，人们要举行筵会为之洗尘，叫软脚。唐玄宗时每次到华清宫，杨贵妃等妃嫔都要随行。皇帝对她们都有赏赐，去时叫"饯路"，回宫时叫"软脚"。在敦煌变文中也有许多有关"软脚"的记载，如《捉季布传文》说："归宅亲故来软脚，开筵列馔广铺陈。"又如，斯一四七五V3《申年五月社人王奴子等状上》云："远行壹千里外去日，缘公事，送酒壹瓮，回日■脚，置酒两瓮"。"■脚"即"软脚"。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由祖送、饯行、折柳、软脚等组成的拜别程式十分流行，反映了这时期行旅风俗的一个重要方面。 　　六、隋唐五代婚俗（一）门第婚俗的盛衰门第婚姻的特点　门第婚姻，无疑是一种等级婚姻，在有的情况下，也是一种政治婚姻。 　　隋唐时期的门第婚是一种等级婚姻。但是却有着不同于其他时代的一些特点，那便是社会性大于政治性。有些高门自矜高贵，成为一种威胁政权的社会力量，因而受到当政者的警觉，这就注定这种门第婚必然遭到当局的行政法令的干涉，从而使魏晋以来盛行的门第婚慢慢衰落下去。 　　唐朝的等级婚姻，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统治阶级和一般人民之间的贵贱的等级。这种等级是绝对不可逾越的，通婚与否对统治阶层来说有致命的危险，可以完全丧失人格身份。我们从唐人小说《定婚店》的故事，可以得到启发。故事讲的是唐朝贞观年间杜陵一个名叫韦固的书生，因求婚来到宋城，在旅馆里看到一个会算命的老人，老人告诉他婚姻皆是前定的，无论"贵贱悬隔"，或是"吴楚异乡"，由冥冥中的赤绳一系，男女便定成夫妇，再也逃脱不了命运。老人告诉韦生，他将来要娶的却是一个"店北卖菜家妪"之女。韦固十分恚愤，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命其仆从持刀去刺杀那个幼女。不想若干年后韦固所娶美丽娇妻，正是当年欲杀之女。只不过此女并非出身贫贱，而是昔日宋城县令之女，因其父早死而寄养在乳母家的，后由叔父收养。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的是"阴隲之定，不可变也"的因果思想，但却无意中透露了初唐时等级婚姻现象的普遍：为了不娶不相称出身贫贱的女子为妻，竟然动了杀害她的恶念，可见在韦生心目中等级婚姻的观念是多么执著和偏激。另一种等级婚姻，是如同现代学者所常谈论的以门第为尚的统治阶级内部的阀阅或高姓之间的世婚。就像郑樵在《通志·氏族序》中所说的："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这种"簿状"和"谱系"，把男女婚姻局限在极少数的高门之间，所谓"士庶不婚"，统治阶级内部高门和寒门婚姻有严格的界限，形成一种"凝固化"的门阀等级婚制。经过两晋以来大约三百多年的发展，这些门阀高姓已经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高贵门第，即使屡经政治变动和官场地位的浮沉升降，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不当大官了，但社会地位犹存，而且成为他们自矜的资本，所以引起当政者的恼怒。唐太宗时由政府直接下令干预高门婚姻，是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 　　《唐会要》详细地记载了唐太宗的有关诏书："（贞观）十六年六月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缡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竞场，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惟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女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我国婚姻史上的这一重要文献，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到初唐时候，那些过去的门阀、世族，政治上有的已经衰败了，经济地位也下降，所以唐太宗诏书中说，他们"身未免于贫贱"。第二，他们因为有数百年的望门历史，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所以他们还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第三，有些新兴的贵官，政治地位骤然上升了，但社会地位尚需具有名望的人扶持，所以他们宁愿出高价，也要向已经陵替的世族高门攀附。这一点令唐朝统治者十分讨厌，斥之为"卖婚"。在和群臣的有关对话中，唐太宗言谈之间更为愤慨，他说："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他质问高士廉："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昏（婚）为荣耶？"①到唐高宗时，进一步禁止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这些政策，对门第婚制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少数大姓之间世代婚姻，有识之士从来认为是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陋俗。从这一角度说，唐太宗、唐高宗时对门第婚姻的禁止是正确的。 　　门第婚姻的盛行　但是一种社会势力和社会习俗，是不可能短期内在一次两次法令中立刻消失的。在唐朝将近三百年间，门第婚姻仍在官宦之家悄悄进行，连唐太宗的最亲信大臣都不例外，主动去找七姓十家联姻，他们内部的世代通婚也依旧继续。史书称，"后房玄龄、魏征、李暠复与婚，故望不减"。后来，屡禁屡行不止，至于已经"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反而以称为"禁婚家"而"益自贵"。 　　有很多史实说明了唐代门阀等第的内部婚姻仍在普遍而大量地进行。唐人小说《离婚记》中的倩女，是清河张氏之女，恋人为太原王氏公子。《李娃传》的主人公是李氏名门，男主人公则为荥阳郑氏。《枕中记》故事讲的是山东卢生（范阳卢）梦见了娶清河崔氏之女为妻，后来既富且贵，但到头来是黄粱一梦。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从《文苑英华》所录数则唐人墓志中，几户崔姓墓主，其夫人不是荥阳郑氏，便是陇西李氏、范阳卢氏，几户陇西李姓墓主，其妻莫不为荥阳郑和清河崔、范阳卢，仍不出七姓十家的范围。上述情况说明，终唐一世，这种世族大姓的门第婚姻仍在普遍地进行。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婚姻行为是在大臣贵戚和武将藩镇的支持下盛行的。例如，高宗时候的宰相李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唐中宗时的宰相李日知："诸子方总角，皆通婚名族，时人讥之"。唐玄宗时名相张说，也是"好求山东婚"。这样，那些名门望族，更加觉得其声望高，达官贵人纷纷登门求亲，以至于："然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①以至于最后唐朝皇帝也不得不屈从时俗，把公主选高门士族嫁之。《新唐书·杜羔传》说："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门第婚姻的衰落　门第婚姻的真正衰落在唐中叶。若干史实证明愈到唐后期，那些所谓高门阅阀就越是下作到"多纳货贿，有如贩鬻"，"问名惟在于窃赀"，变成名副其实的"卖婚"。这种做法的本身就使以高贵清白自翊的世族丧失了优势，它的沦替就是必然的了。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转变。出于江左名门的高宗时礼部尚书许敬宗，竟然因为"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 　　①　《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四年。 　　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他还为了"多得赂遗"而娶武将尉迟敬德的曾孙女做儿媳。此事落得丑名流传，死时议谥时有人评他："纳采问名，唯闻于黩货。白圭斯玷，有累清尘。"①另一个例子是武则天时一个出自名门的世族李远，为了攀附宰相魏元忠，把女儿嫁给魏的儿子，而且还以500　万的嫁赀赔送女儿，在当时落个"以女易官"的恶名。李远果然以财礼获得河内县令的官职。这个例子说明到唐朝，门阀世族也在逐渐变化。 　　再经过太宗、高宗、中宗两次三番地下令禁止高姓的门第婚俗，到中唐以后，无论官民，门第婚姻的观念也就逐渐淡薄了。最后经过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的一次致命打击，门第婚姻这个我国婚姻史上的怪胎，也就结束了生命。宋以后的讲求门第，已和唐以前的世族门第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通志·氏族序》最后给魏晋以来的门第婚姻，画上了一个句号："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可以说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①　《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 　　（二）政府奖励下的早婚和再婚风俗早婚习俗　隋唐五代婚俗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早婚的较为普遍，二是女子再婚与改嫁并不受到社会的责备，后世严厉的贞操观念在唐朝是淡薄的。 　　唐朝的早婚，上自后妃，下至庶人，几乎一律。根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是十三岁就成为后妃的；武则天被召为才人，年方十四。一般的百姓，则有若干唐诗可证。李白的《长干行》有："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崔颢的《王家少妇词》则有"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又有《相逢行》："妾年初二八，。。夫婿大长秋"。二八为十六岁。以上这些少女出嫁时年十三岁至十六岁不等，都不超过十八岁，而且是虚岁。 　　唐代早婚俗，有几个原因。第一，封建国家为了增加赋税，奖励早婚。 　　《唐会要》记载了初唐到盛唐两个有关婚姻的法令：一个是太宗贞观元年诏书，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另一个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的敕令，又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贞观元年为公元627　年，开元二十二年为734　年，提前了婚龄，说明统治者急需增加税收。唐朝规定的婚龄，在古代史上虽不算是独一无二的，但可以算是偏早的。根据《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一书的统计，我国周代以前适婚年龄规定为男三十，女二十，唐代以后的宋朝、明朝、清朝，一般都在男十六、女十四左右。很明显，婚龄的提前，有利于人口的增殖和国家赋税的增多。据《通典》及《旧唐书》统计，唐初武德年间仅有200　万户，到盛唐之末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　年），户数增至960　多万，口数增加到5288　万多人。这个数值的增加，除了说明唐前期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奖励早婚的结果。 　　唐代风行早婚，还有一个原因是富贵阶层希望早生贵子继承遗产，所以造成"富家女"早早地便嫁给门当户对的人家去传宗接代。白居易的《贫家女》诗道："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言嫁不须臾。"这里是说富门少女十六岁刚过，不用父兄开口，就有人把她们娶走了。但那些家里拿不出嫁赀的"贫家女"可就难说了，"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值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所以唐代"早婚"看来还要有一定的条件，既要保证国家赋税的增值，同时却也要具有一定的家产，拿得出嫁或娶的一笔费用。这就涉及到"财婚"的问题，下面再谈到这一现象。 　　再嫁现象的普遍　比起后代来，唐朝的贞操观念要薄弱得多。无论从正史材料，或者诗文小说中看，唐时妇女改嫁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我们先看唐家公主再嫁的情况。《中国婚姻小史》曾为唐朝公主211　人作了这方面的统计，除早夭出家入道之外，凡出嫁公主123　人，再嫁达到24人，占1／5，其中三嫁有4　人。再从《新唐书·诸帝公主传》的记载，分析一下自高祖至中宗四朝公主的情况。四代51　位公主中，共有8　位公主改嫁。其中唐高祖李渊的女儿高密公主先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唐太宗女襄城公主先嫁萧锐，再嫁姜简；城阳公主先嫁杜荷，改嫁薛瓘；新城公主先嫁长孙诠，后嫁韦正矩；高宗女儿太平公主先嫁薛绍，再嫁武承嗣，又嫁武攸暨；中宗女定安公主先嫁王同皎，再嫁韦濯；安乐公主嫁武崇训，又嫁武延秀。还有一个太宗女儿合浦公主，虽未再嫁，但和丈夫房遗爱同有外遇，公然淫乱。安乐公主也是先和武延秀淫乱，然后再正式嫁给他的。上层社会性关系如此混乱，可以想象当时的"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是很淡薄的。由此联系到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后来竟然再做高宗的妃后，唐玄宗娶儿媳杨玉环为贵妃，也都不足为奇了。 　　在唐人传奇小说中，再嫁的描写也是很多的。如《柳毅》一篇，所写男主人公柳毅，从龙宫回乡获得大量宝物，先后娶的张氏韩氏二房俱死，最后续娶的是范阳卢氏的新寡小姐，后来"男女二姓，俱为豪族"，"金陵之士，莫不健仰"，丝毫不因为柳生娶了年轻寡妇而看不起。再如《李章武》一篇，说的是中山人李章武，在华州相识一个王姓家的子妇，相悦而成情人，这位女子后来夭逝而成了冥中仙。李章武数年后又至华州和她的仙魂相会。这则故事，把和别人妻子公开姘居视为雅事，而且这位女主人公王氏子妇还可自己"物色名氏"以"相讬祇奉"，即自己自由选择对象。这在我国封建社会来讲，也是很不平常的事，恐怕也只有唐朝能有这样的性自由。 　　唐代婚俗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古今学者对此颇有许多卓见。宋代理学大师从传统儒家的观点认为："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①。近年台湾学者傅乐成则认为，这是由于"李唐皇室出身于北朝胡化的汉人"，同时"也受南北朝风气的薰染"。这些意见，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们认为，应当与唐代整个社会的开放有关，唐时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的营养，在婚俗方面自然也不可避免。比如，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突厥的"收继婚"，就影响了初唐高祖、太宗、高宗几代。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谈到。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历代类三。 　　（三）婚俗中的胡俗成份"收继婚"收继婚是唐代婚俗中最明显的胡俗成份。所谓"收继婚"，用《隋书·突厥传》一句最概括的话说，就是"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具体讲，即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辈得妻其后母、嫂及伯叔母等，但有个规定："唯尊者不得下淫"。按照这一规定，隋朝嫁给突厥的义成公主，曾先后为启民可汗、启民可汗子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弟处罗可汗及处罗可汗弟颉利可汗四人之妻。这种收继婚风俗曾遍及我国南北朝隋唐时的西、北各游牧民族，不仅在突厥族中存在，高昌也曾经有过，匈奴、乌孙、柔然也都有过。这是一种原始群婚的遗风，也是氏族外婚制度的反映。总之，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婚俗和婚姻制度。 　　这种收继婚风俗，影响到唐朝宫廷和贵族集团，便形成后人所讥的"乱伦"、"烝母报嫂"的婚姻现象。《中国婚姻史稿》有一段颇有代表性的议论说："隋唐两代起自关陇，当时汉胡婚媾频繁，寝淫胡化，故烝报之事，不以为讳，如隋炀帝烝父妾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唐太宗取其弟巢刺王元吉妃为妾，生曹王明。。太宗死，高宗复以其父才人武氏为皇后，中宗女安乐公主嫁武崇训，训死，主素与训从弟延秀通，即嫁之。凡此诸事，皆胡俗也。"①婚辈的混乱　如果说"烝母报嫂"是受胡俗"收继婚"影响的话，那么突厥婚制中尚有一条"唯尊者不得下淫"，对唐朝皇室贵戚中一些现象，就未必能用胡俗影响来解释了。"尊者不得下淫"，指的应是父兄长辈不得妻其下辈，而唐太宗的收巢王元吉妃为妾，后又收参与谋反的侄辈庐江王瑗的姬入侍，都应属于"下淫"之例。以此说明，唐朝至少在皇室贵族集团，并不过分拘束于婚姻的辈份，同时也不强求妇女贞节"从一而终"。 　　至于唐玄宗的公然娶儿媳杨玉环为妃，则更是千古未有的婚姻现象了。 　　我们把这些现象，再参之武则天和韦后的时代，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都分别与自己母亲的面首们打得火热，毫无顾忌的情况，就更加可以理解唐代婚辈之混乱程度了。 　　青庐、"转毡"与"坐鞍"的婚俗　隋唐时因为民族融合，许多民族的风俗习惯互相交融，已分不清其源流，但婚俗中的胡俗因素，在设青庐、"转毡"与"坐鞍"俗中却仍可看得很清楚。设青庐在唐朝又称"铺设帐仪"、"入帐"或"登虚帐"，是指用青布幔为屋，在此交拜迎妇。《封氏闻见记》说："近代婚嫁，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并提及这种毡帐婚俗"起自北朝穹庐之制"。其实这种穹庐毡帐的婚俗，早在东汉末年就已传到中原。另外，毡帐的风俗在其他方面尚有反映。《新唐书·太宗诸子传》曾记唐太宗的太子承乾，有荒唐的癖好："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这里虽说的不是婚礼，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西北各族的"胡俗"为中原汉族所乐于接受的情况。中唐德宗以后，曾有大臣建议改变这种习俗，把设青庐改在堂室中实行。逐渐为图吉利，改为"百子帐"，到宋朝又称为"登虚帐"的婚俗，在宋人吴自牧的《梦梁录》中有具体记载。 　　①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第164　页。 　　除青庐俗外，唐朝还有转毡、坐鞍等婚俗。所谓"转毡"，就是新妇迎至门，先引至一长条毡席上行走，"不得踏地"。所谓"新妇至门，步履不着地，以毡展转承之而行"，故称"转毡"。此俗在唐宫中尤为盛行。《新唐书·礼乐志》：皇帝纳后，"将夕，尚寝设御幄于室内之奥，东向，铺地席，重茵，施屏鄣"。诗人白居易有《春深聚妇家》诗，亦提及此种婚俗："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坐鞍"之俗，更显而易见为北方游牧民族风俗传入。《合壁事类》引《苏氏演义》说："国初婚姻，坐女于马鞍之侧，此胡人尚乘鞍马之意也"。在敦煌发现的唐代遗书中，有"坐鞍"婚俗的详细仪式，大约当时新妇升堂奠雁后，即坐马鞍上，由女陪伴者把女方带来的雁掷入堂中，然后才"遮女出堂"。此雁以后待男家放生之用。这种婚仪生动地描绘出北方游猎民族的余风。 　　（四）买卖婚姻的表现"财婚"　贪财利贿，利用收取大量钱财来作为男女婚嫁的条件，称为"财婚"。唐代财婚的原因有三：一为了借婚姻显示自己的门第高贵或阔绰，一般富贵之家或稍有地位之家都这样做，这就使一次嫁娶的费用定得很高。敦煌唐代写本《孝子传》记载当时娶一个寡妇定亲礼竟为"璧两双，杂彩千匹"和"奴婢百人"。另一件敦煌文书记录当时的"婚事程式"，则列举随同送婚书一起送到女家的彩礼有：五色彩、束帛、钱串、猪羊、须面、野味、果子、酥油盐、酱醋、椒姜、葱蒜等十多样，并指定绫罗要成箱，被褥等成柜。二是由于唐朝时候原有魏晋时的门阀旧第已经沦替，而又自矜其门，又为新贵们慕名所趋，因而常常出现"女家门望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的情况。前面说的唐太宗、中宗等数次禁止的"卖婚"陋习，就是指此。第三种则是把嫁女儿作为赔钱货，以嫁女取得一笔钱财，为儿子娶妻作费用。元稹的《代九九诗》说明了这一事实："阿母怜金重，亲兄要马骑，把将娇小女，嫁与冶游儿"。为了老兄买一匹马风光风光，竟把妹妹当作摇钱树嫁给无赖子以取一笔聘财，这说明当时妇女的地位亦够悲惨的了。 　　财婚的情况，愈到中唐晚唐以后，随着高门旧族的衰弱，愈为严重。所谓"五代之际，干戈纷纷，高门旧族，无复孑遗，门第婚姻，已非所尚，惟嫁娶论财，则变本加厉"，只有夸耀钱财，成为唯一的择取对象的标准。社会婚姻，真正成为"财婚"了。 　　晚唐五代之际，甚至皇帝家为了获得藩镇的大量财礼，竟不得不命儿子与藩镇联婚。《新五代史》记载后晋时出帝石重贵为了得到"所积矩万"的藩镇赵在礼的重金，把赵的女儿娶为儿媳，"在礼献绢三千匹，前后所献不可胜数"。所以后来赵在礼说："吾此一婚，其费千万"。①处于五代后期的赵匡胤和弟弟赵匡义娶妻，也是由友好张永德出缗钱金帛数千才能成全婚事的。财婚陋俗，自然也影响到民间，当时敦煌曲子唱道："幽闺内阁深藏举，竞觅荣华选婚主"。 　　以财礼作为基础的婚姻，产生了往后许多家庭的不和与矛盾。敦煌曲子《齖。。书》记载了当时夫妻的拌嘴语："当初缘甚不嫌，便即下财下礼"？有的是媒人撒了谎，事实上并没有原订财礼，引起婚后的夫妻吵架："娘子空来我空手，奈何为媒人所秤量。娘娘既言百匹锦，娘娘呼我作马上郎。彼此赤身相奉侍，门当户对恰相当"。这都是财婚造成的不幸后果。 　　财婚的更大不幸后果是致使许多有才有貌只因家境贫寒或门第不高的女子，长期嫁不出去，在家做老闺女。前面曾提到白居易诗所述的贫家女"寂寞二十余"尚守闺待字，嫁不出去的情况。唐朝张碧的《贫女诗》也生动地描绘了贫家女子因缺乏嫁赀而嫁不出去的苦恼心情。诗云："岂是昧容华，岂不知机织。自是生寒门，良媒不相识。"不是由于长得不美，也不是由于不懂得勤俭家务，只是因为出身寒门，因此没有媒人登门。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述的一则女鬼的故事更令人感慨：一位女子，既美貌又有才，仅仅因贫穷就无人聘她，以至魂灵出窍，与文士刘道济结为伉俪。可见财婚耽误了多少贫穷人家的女子，这实在是封建婚姻的一大悲剧。 　　①　《新五代史》卷十七《延煦传》。 　　（五）贵族婚礼的奢侈皇室贵戚的奢婚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上层统治阶级的奢侈之风，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婚礼的奢侈是惊人的。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都再嫁二至三次，每次都耗费资财钜万。《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描述安乐公主二嫁武延秀，所收"捐赐金帛不赀"，为此，中宗"赐群臣帛数十万"。在此前后，安乐公主为营造新第，极尽豪华。她这场婚礼究竟花费了多少钱，史书没有明载，但就传中所记她的一处邸第建成后，"禁藏空殚"的情况看，所费钜万，是毫不夸张的。 　　按照唐律的规定，唐朝宫室和贵戚官僚家的婚事，本来在钱财聘金方面有一定规格。《唐律·户婚律》规定，三品官以上，嫁女受聘不得超过绢三百匹；五品至三品，不得超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但实际上，由于财婚的盛行和婚家的相互攀比，大大超过此数，愈到后期这一情况愈严重，这也是皇室和官场腐败的一种表现。 　　唐中宗的女儿长宁公主，下嫁给杨慎交，在东都洛阳给她造公主府，以致"第成，府财几竭"。她的府宅后来又合并了太宗时功臣高士廉的原宅，大兴土木，"作三重楼以凭观，筑山浚池"，旋即又修建"崇台、蜚观相联属"，所费"无虑二十万"。后因她随母韦后事败，没收家产，仅婚礼和婚第所用木石费，即达二十亿万①。宪宗女惠康公主和庄淑公主，婚礼所用钱财也多得惊人，庄淑公主下嫁杜悰，"帝为御正道临遣，由西朝堂出，复御延喜门，止主车，大赐宾从金钱"，后又把龙首池赐给公主为私家园林，并为专营别馆，"贵震当时"。上述奢婚情况，到晚唐文宗时，成为禁而不止的时尚，史称"时戚近争为奢诩事"，金钱宝物由宫内散入民间，"内外相矜，忸以成风"，使唐文宗颇为头疼。至于公主贵戚婚事上的无益浪费，更是触目惊心。唐太宗的爱女合浦公主，嫁给房玄龄子遗爱时，从宫中带出若干珍奇宝物，后来公主私通和尚辩机，从他那里搜出了宫中的金宝神枕，才知道合浦公主从宫中带出多少珍宝②。太平公主下嫁第一个丈夫薛绍时，假万年县为婚馆，因为门太狭窄不能过彩车，竟把墙壁打通了进车，沿途设高烛相迎送，以至数里道旁树木都为之干枯。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唐朝贵家奢婚的盛行。 　　一般富家的奢婚俗　关于一般民家的婚礼情况，史书上记载不多，但我们可以从一些笔记小说看到当时的情况。著名的唐代小说南柯一梦的故事记载了唐时一位游侠淳于棼与梦中槐安国公主的婚礼："是夕，羔雁币帛，威容仪度，妓乐丝竹，殽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侍从们都是"冠翠凤冠，衣金霞帔，彩碧金钱，目不可视，邀游戏乐，往来其门"，导引进新房时，更是豪华繁丽，热闹非凡，极究排场："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悽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彩碧玲珑，不断数里"③。这个故事自然出自梦境，有小说家之夸张，但一般也能看出唐时富贵人家婚礼之豪华。正史《新唐书》中，亦有相似的记载，可以互相资证。有一则说永州刺史韦丹的儿子韦宙，贬到边疆的永州， 　　①　《新唐书》卷八十三《长宁公主传》。 　　②　《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传》。 　　③　《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五《淳于棼》。 　　当地奢婚风行，"初俚民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昼夜集，多至数百人，贫者犹数十"。韦宙任职时虽稍加厘革，但也可看出唐代一般人家婚礼是很破费的，所以造成许多人家因无钱置办婚礼而长期不婚，或者采取"力不足，则不迎，至淫奔者"的消极办法。 　　上面属于奢婚的特殊例证。按法律或规定的婚礼对一般人民说，负担也是够沉重的。唐代《开元礼》规定，"自亲王以下至于庶人，均先使媒氏通书，女氏许之，乃致纳采之礼"。这个纳采的聘礼，可就不同一般。《隋书·礼仪志》规定为："皆用羔羊一口，雁一只，酒、黍、稷、米、面各一斛，自皇子以下至于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则减其半。"《通典》记载，彩礼尚有缯、采酒、脯腊等，而且不是少量，"雁以笼盛，缯以笥盛，采以奁盛，米以囊盛"。这对一般民户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婚礼过程中，尚有一些奢费的项目，例如"撤帐"，宋人洪遵《泉志》记载，唐中宗景龙年间，竟出主意让在荆山公主出嫁时，在婚礼上专撒一种特制的黄金钱和银制钱，这就更加奢侈了。这种以财婚奢婚相尚，"鬻姻求禄利者"，又何足称贵？ 　　（六）形形色色的婚礼婚俗婚礼程序　隋唐两代是封建文明发达的时代，那时婚礼和婚俗是丰富多彩的。属于婚礼的有十一项：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牢、妇见舅姑、庙见、反马与致女、婿见妇父母；属于婚俗的有十七项：问卜与合婚、择日、催妆、障车、青庐、转毡、却扇、坐鞍、合髻、拜堂、撒帐、闹房、授巾、盖头、拜时、撒谷豆及其他，看新妇等。 　　自纳采至请期，都是迎亲前的定亲手续，包括下聘礼、定婚期等。从亲迎到庙见，是为正式婚礼，把新妇迎到夫家，夫妇同食共饮，拜见公婆和祭祖。反马以下，则为新妇回娘家，新婿拜见岳父母的礼节，这是婚礼最后的尾声。十七项婚俗大部分是正式婚礼时的习俗，其中"青庐"、"转毡"和"坐鞍"，前面已经说过，与胡俗传入中原有关。其他各项，就唐朝来讲，最重要的是"见舅姑"，也就是从此新妇就成为夫家的一员、公婆的儿媳了。所以这一仪式特别隆重，新妇见公婆后，还要依次见过婆家尊长和男女老幼一切亲属，新妇要在明亮的蜡烛前端坐三天，由亲属们观看、闹房。在唐朝，这一礼俗又称为"观华烛"。唐朝诗人朱庆余有两句诗说："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①，就是指这一婚俗。 　　闹新房　唐代的闹新房，时间较长，早在新妇从娘家出发前就闹起。敦煌出土的一份叙述当时婚俗的《婚事程式》记载说：新妇亲迎之前，新婿拜别自家父母后，"即从傧相列出，向女家戏谑"。这种戏谑非同小可，有时闹得太厉害了，甚至于把新姑爷打伤致死。段成式在《西阳杂俎》中记载了一件案子："律有甲娶，乙丙共戏甲。旁有柜，比之为狱，置柜中，复之。甲因气绝，论当鬼薪"。这就是戏谑过度而误伤了人命，新郎死于非命，戏人者亦判了重刑。同书还记载说："北朝婚礼，。。聓拜閤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聓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聓即新婿，这里也提到了把新婿狠狠折腾的现象。从新妇家出来至新郎家的沿途，继续有不停的狠闹，以至于遮拥道路，行者不通。《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睿宗时有一位大臣上疏说："往者下俚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三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 　　"撒帐"、"合卺"和"障车"　唐代婚俗中，带时代特色的是"撒帐"、"合卺"和"障车"。 　　"撒帐"，相当于后世的撒喜糖和撒喜果。据说这种婚姻习俗源于汉武帝时，到唐朝，成为风行一时的婚俗，不仅撒喜果，还撒金钱和铜钱，宋以后又加上撒谷豆。其实都是表示财源茂盛、早生贵子和五谷丰登的意思。唐朝撒帐还专门有《撒帐诗》。敦煌发现当时的一首诗云："一双青白鸽，绕帐三五匝，为言相郎道，绕帐三巡看。"这种婚俗在新人房中布置完铺帐后就进行，新婚夫妇对拜后分左右在床上坐下，一边向来参加婚礼的儿童等散掷金钱彩果，一边还要口念一种"撒帐儿愿"文，文中发誓："今夜吉辰，某氏女和某氏儿结亲。伏愿成纳以后，千秋万岁，保守吉昌"云云。①"合卺"，也原本为自古以来即有的风俗，但唐时演变为定制，为后代 　　①　朱庆余：《近试上张籍水部》，《全唐诗》卷五百十五。 　　①　转引自《敦煌民俗学》第201　页。 　　开了先风。最早，是周时的婚俗，用一个瓠（葫芦）分为两个瓢的意思，表示二人成为一家。葫芦瓢演变为酒杯，到汉时用之盛酒，但只在婚时食后用酒漱口，并不真饮。到唐朝时，才真正演为真喝酒，还要一饮而尽。这时瓢已改为酒杯，称为"合欢杯"，新婚夫妇要共饮"合欢酒"。盛唐诗人宋之问的诗"莫令银箭晓，为尽合欢杯"，就是描写这种婚俗的。明清时代"合欢酒"又变为"交杯酒"，此风俗一直沿袭至今。唐朝敦煌，则一般喝葡萄酒，还有唱词祝福道："酒是蒲桃酒，将来上使君，幸垂与饮却，延得万年春。"新娘则回道："酒是蒲桃酒，先合主人尝，姑。。已不尝，其酒洒南墙。"这是一种颇有生活情趣的婚俗。 　　"障车"，前面已经提到，唐时非常流行。障车之俗，盛于唐代，盖新妇车至中途，游人拥为戏乐，且邀酒食也。这种风俗自天子嫁女到一般庶民娶妇，莫不如此。前文曾提到了安乐公主豪华婚礼，引起京师万人空巷，迎娶途中争相观看的盛况，以至于出现凡障车必出现"遮拥道路，留滞淹时"的阻塞交通的现象，所以唐睿宗太极元年（712　年）竟然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断"。但已流行的风俗是禁不断的，这也是繁华的唐朝豪奢社会风尚的必然结果。后来有的迎亲者，为了避免障车的骚扰，竟然偷偷中途换乘骏马潜至男家。唐小说《纪闻》载唐玄宗开元时，"修武县民嫁女，婿家迎妇，车随之，女之父惧村人之障车也，借骏马令女乘之，女之弟乘驴，从在车后百步外行"。陋俗发展到这种程度，也够令当事者烦恼的了。障车这种婚俗，至宋元时犹存，屡禁屡不能止。 　　"奠鹰"敦煌地区特有的"奠鹰"婚俗，则别有一番民族豪气。奠鹰，源于奠雁。雁是一种候鸟，一般象征着信守不渝，所以古人常常用雁作为定婚礼品，早在先秦时期婚礼中就有赠雁、贽雁的风俗。唐朝时中原地区沿袭这一古俗，还特别讲究送白雁，唐高宗时太子弘纳妃，正好御苑中捕到一只白雁，高宗特别高兴，就送了白雁作为"奠雁"礼品。敦煌地处唐朝边陲，这里民族战争频繁，民风比中原强悍，民族情绪也较为浓重。敦煌在有唐代数被少数民族占据，希望摆脱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把"奠雁"的古俗改为"奠鹰"，大概就为此意。其俗为：新娘入堂后，用扇和障将她遮起，后由女傧扶她上马鞍（即坐鞍），让新娘拿一只鹰，用红绸裹着，然后交给新郎去放生，使鹰自由飞去，也表示祝福新郎"鹏程万里"之意。 　　除上述所举数种外，隋唐五代婚俗还有多种，例如以问卜定婚姻，择吉日举行婚礼，都和后世相似。在婚姻方面，也出现了有关阴阳婚嫁书十多种。《隋书·经籍志》列举了《嫁娶经》、《嫁娶迎书》十二种，《新唐书·艺文志》也录有《婚嫁书》等。隋唐时代婚姻问卜相命之记载，史书和小说也时有所见。《新唐书》载唐太宗女儿城阳公主下嫁薛瓘时"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荣，末同戚，请昼婚则吉'"。从命合与否，到选择吉日，都要经过相卜一道关。此风到后来，竟成了男女婚姻的首要依据，这是既可笑又可悲的事情。 　　此外，后来结发夫妇之说，在唐代也始见端倪。李白诗："十五许嫁君，二十移所天，自从结发日未几。"高适诗："妾本邯郸未嫁时，容华倚翠人未知。一朝结发从君子，将妾迢迢东鲁陲"。"结发"唐朝又称"合鬓"或"合发"，即将新婚夫妇的头发"合而结之"，后来又演为元配夫妻。敦煌唐俗有"合发诗"，唱得很风趣："本是楚王宫，今夜得相逢。头上盘龙髻，面上贴花红"。 　　唐朝婚姻习俗是丰富多彩的，几乎每一项动作和程序，都可以演为繁缛热闹的场面，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七）高雅的婚俗文化文化昌盛的唐朝，婚俗文化部分也具有许多高雅的成份，有些很值得赞赏和今人借鉴。 　　曲江选婿唐朝有一处雅致的文人汇聚之所，便是地处京城长安的东南隅、风景秀丽的著名的曲江池。曲江池不仅从风景上是一处胜观，在唐代文化史上也是一处具有重要价值的地点。唐朝自中宗以后规定，每年春花三月时分，在这里要举行一次新考中进士的"曲江宴"，届时新中进士气轩昂扬、春风满面来赴宴。更重要的是还有公卿世家趁此机会来此选婿："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又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中东床之选者，十有八九"①。看来那些新进士真是幸运者，前程、佳妇以及豪贵的倚靠，全可在这一天得到。后人追述此景还加上了苏东坡的两句诗："唐进士开宴，常宴曲江亭，其日公卿纵观，细车珠鞅，栉比而至。中东床者十八九。故东坡诗云：'囊空不办行春马，眼眩行看择婿车'。"唐朝曲江宴的选婿盛况，一直留给后人很深的印象。曲江选婿的风尚是可取的，说明唐朝社会的重才，选婿的标准已开始由重门阀而转向重才德，这是选婿方向一个极大的进步。这种婚俗的内容是颇有情趣的，层次是高雅的。择婿方式　唐人婚俗文化高雅之处，还表现在一些文人雅士、文武官员独出新裁的择婿方式上。唐代正史和笔记轶闻中，有不少有趣的例子。唐高祖雀屏射目和郭元振隔幔牵丝，在史书上一直是闺房佳话。史载李渊娶皇后窦氏前，有一件定婚韵事：窦后父窦毅说："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于是山了一个选婿的妙着，命人在门屏画两只孔雀，凡向窦女求婚者，皆给两支箭，约好射中孔雀两只眼睛便可入门为婿。前后共有数十贵公子都未射中，只有李渊两发各中一目，于是成为窦家女婿②。郭元振故事见于唐人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大将郭元振自小"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早就有意招他为婿。张嘉贞有五个女儿，俱有美色，究竟谁嫁给郭元振，张嘉贞想让五女都试试运气。选婿那天，命五女各牵一根红丝线，本人隐在幔后，任元振自选，结果郭元振选中了第三女那根红线，他成了张家佳婿。与此相近的还有天宝时权相李林甫，他有女六人，也各有美名，为了妙选称心如意的女婿，也相仿张嘉贞，在大厅壁间开一横窗，缦以绛纱，让六个女儿经常在窗外戏耍，每有年轻贵族子弟来访，由女儿们自行窥探挑婿，这在故事上称为"纱窗戏女"。上述这些选婿方式都很巧妙，谐趣横生，使婚事办得很有特色，不落俗套。 　　婚俗诗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婚俗中常常也溢满了诗的意境和情趣。有许多诗人为各种婚礼程序写下了充满喜庆气氛而又不失雅情的婚俗诗。"观华烛"是唐时婚俗程序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诗人们写下的有关诗歌也最多，其中不乏名人佳作。例如，唐太宗十八学士之一的褚亮便有《咏花烛》诗："兰径香风满，梅梁暖日斜。言是东方骑，来寻南陌车。靥星临夜烛，眉月隐轻纱。莫言春稍晚，自有镇开花。"著名的盛唐边塞诗人王昌龄则有《萧驸马宅花烛》："春鸾飞入合欢宫，紫凤御花出禁中。可怜今夜千门里，银汉星回一道通。"还有其他为数不少的诗人，各有不同内容 　　①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 　　②　《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传》上。 　　的婚俗诗，可以说是洋洋大观。假如我们把这些喜气洋洋的诗篇汇集起来，是可以编成一本很好看的婚礼应酬诗集的。 　　更值得提出的是唐朝散布在民间各地的婚俗诗。从敦煌石室发现的众多这类诗歌中，足可印证当时在中原和其他各地一定也有这类内容极为丰富的诗。它们比起上述名人佳作来，艺术技巧可能差一些，但和生活十分贴近，充满了民间普通人的情调。从敦煌发现的《下女夫词》的男女对答的《愿嫁歌》来看，那时敦煌的婚俗是文明的，对新郎从知识才能方面的要求相当高。其中有一段婚俗词唱道："女问：何方所营？谁人伴唤？次第申陈，不须潦乱。儿答：敦煌县摄，公子伴涉，三史明闲，九经为业。女问：夜夜更阑，星斗西流，马上刺史，是何之州？儿答：金雪伉俪，聊此交游，马上刺史，本是沙州。"。。这位求婚的少男向被求爱的少女陈述了他的身份家世，还向她汇报了自己是个知书达礼的文明人，读过《史记》、《汉书》等历史，诵过儒家九经，以这样的家庭和自身的文化水平向女家求婚。 　　敦煌发现的材料还说明，唐朝时候，在敦煌地方举行婚事，几乎每一程序都要念一首婚俗诗，或男方来唱，或女方高诵，也有集体朗诵的词。比如，当新郎骑马来到女方迎亲时，女方要念一首《请下马诗》："窈窕出兰阁，步步发阳台，刺史千金重，终须下马来。"新郎接新娘，时间很紧迫，于是又有赶紧催新娘化妆的《化妆诗》，内容很是合情合理，又尊重姑娘，有几句的意思是，姑娘本来天生丽质，自有桃花容颜，胜似月里嫦娥，"不须脂粉污容颜"，"情来不要画蛾眉"，快快登车去举行婚礼算了。新郎到新娘家下马进大门，又有《论女家大门词》："柏是南山柏，将来做门额，门额长时在，女是暂来客。"新婚夫妇双方来到男方家门，假如遇到屋门上锁，还有《逢锁诗》："锁是银钩锁，铜铁相铰过，暂借钥匙开，且放刺史过。"新人进喜房，则要先念《至堂门咏》："堂门筑四方，里有四合床，屏风十二扇，锦被画文章。"此外，撒帐、遮扇、去扇、同牢、去帽、脱衣、合发、梳头，第二天的拜公婆、祝愿新婿，都有专门的婚俗诗词。把这些一节一节的诗词联起来，几乎就是一幅唐代婚礼的长幅画卷。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唐朝婚俗的文明程度，也可以大而观到整个唐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昌盛。七、隋唐五代丧俗（一）统治阶级的厚葬风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已当上太上皇的李渊去世，唐太宗要为父亲营建陵寝，不想由此却引起大臣们的一次争论。杜佑的《通典》对此有较详的记载："大唐贞观九年，高祖崩，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存崇厚。时限既促，功役劳弊。"这对当时刚从多年战争复甦的唐王朝来说，百姓负担的确够沉重的。这就引起群臣的议论。 　　所谓"依汉长陵故事"，就是按照汉高祖刘邦的陵墓规格。西汉陵寝的规格是比较高的，比东汉和魏晋以来都要讲究得多，陵高要达到九丈。因此，贞观大臣都纷纷提出不同意见。虞世南说：汉朝的陵寝，是"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汉武帝的茂陵最为"奢侈过度"，以至赤眉起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这都是武帝厚葬所招致的祸害。虞世南建议以提倡节俭的汉文帝霸陵为准。第一次上书唐太宗不予理睬。虞世南又上奏第二本，唐太宗只好召集群臣"平章"讨论，还特别提醒千万"勿置朕于不孝之地"。经过这次讨论，最后按照房玄龄的折衷方案：即既不按汉高祖汉武帝的最高规格，但又不能低到"不封不树"的汉文帝、魏文帝的水平，而是用"中兴明主"汉光武的规格，以陵高六尺来修建李渊的献陵①。 　　贞观九年的讨论，可以说确定了整整唐朝一代的陵寝制度，此后太宗的昭陵、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都是按这一规格进行的。其实，从文献资料和近年的考古发掘看，唐朝陵寝还是够豪侈的，至少是自贞观以后，厚葬成风，不仅皇帝陵墓规格越来越高，侈费越来越厚，葬品越来越多，就连皇室贵戚，丧葬也远远超出规格。下面我们以昭陵、乾陵和几位皇子、公主的陪葬作为例子，看一看唐代厚葬的风气。 　　昭陵的豪侈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地处今西安市西北70　公里的九嵕山，现在是西安游览著名胜景。 　　昭陵的修建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唐会要》记载说，该陵"因九嵕层峰，凿山西南，深七十五丈为玄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玄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昭陵实际比东汉的陵制大为扩展，东汉帝陵中的寝殿和便殿、寝宫合而为一，唐代以昭陵为代表的寝的部分却扩为三处。就昭陵说，有上中下三层殿：最上名为神遊殿，供皇帝死后灵魂游乐之用；中层为寝殿，供后人上陵和朝拜用；下层为寝宫，供皇帝灵魂饮食起居的生活处所。这些寝殿都建得很豪华，墓室里"宏丽不异人间"，建筑高贵宏伟。杜甫有一首《重经昭陵》的诗说："陵寝盘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考古工作者在昭陵旧址挖出了原来太宗献殿殿脊上的鸱尾就重达150　公斤，高1.5　米，底长1　米，由此可以想见当年这座陵墓建筑的宏伟。 　　昭陵外部建筑宏伟壮丽，墓内也藏尽人间宝物。《新五代史·温韬传》描写五代后梁温韬盗掘昭陵时说："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珍贵图书和名人书法如此，其他珍宝亦可以想象。 　　①　《通典》卷七十九《礼》三十九《凶一》。 　　豪华的乾陵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始建于武则天掌权时的683　年。它的工程的浩大和规模的豪华，也是惊人的。元朝李好文《长安志图》载，乾陵内城城墙为南北110O　步，东西900　步，外城城墙南北2050步，东西1200　步。唐朝一步相当于今5　尺左右，则外城南北为1025　丈，东西600　丈。《陕西省通志稿》则计算乾陵外城周围约有80　华里。这一巨大建筑群前后用工不啻数十万，仅第一年的工程即动用了数万兵士。武则天时代著名诗人陈子昂曾对此工程有过非议，他认为营建豪华的陵寝是兴师动众，枉费劳力："山陵穿复必资徒役，率癯弊之众，兴数万之军，调发近畿，督扶稚老，铲山辇石，驱以就功"。这一工程浩大的建筑群究竟有多大面积的层楼庭阁呢？因为历年的兵火，如今地面上已见不到当年的宏伟气势了，但据《唐会要》介绍，唐诸陵中，高祖的献陵、太宗昭陵和高宗武则天的乾陵等，各各造屋378　间，到唐玄宗的桥陵，造屋就少一些，为140　间，以后随着唐王朝的衰弱，唐陵的地面建筑就日渐减少了。 　　那么，乾陵的地宫里究竟藏有多少稀世财宝呢？可惜至今尚未挖掘使之重见天日，史籍上也未曾有被盗的记录，只有考古学家的想象认为，根据埋葬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墓的发掘资料，估计乾陵中亦必有"双层壁画"、珍贵书籍、法帖、墨宝等，"至于俑类、金银器等，是毋庸置疑的"。但只是学者们的合理想象，正像他们所说的："待到幽宫重启日，方能展现其庐山真面目"。①虽然如此，我们现在却还可以在乾陵存下的大量石刻遗像和遗碑中依稀见到当日初建时的宏伟豪华。据统计，乾陵石刻现存尚有124件，有昂扬的石狮若干对，骠悍的石马若干对，石人十数对，有翼神马一对，华表一对，还有石像六十尊，加上若干石阙，总体形成一组雍容华贵威武的石刻世界。和整个乾陵相映成辉的是陵园遍地栽满了郁郁葱葱的柏树，所以有"柏城"之称。中唐诗人白居易在《文柏床》一诗中曾生动地形容了乾陵柏树的奇状与珍贵："陵上有老柏，柯叶寒苍苍。朝为风烟树，暮为宴寝床。以其多奇文，宜升君子堂。刮削露节目，拂拭生辉光"。 　　乾陵工程之浩大，还表现在寝宫的坚固上。《唐会要》曾记载，为了防止盗墓和表现帝王灵魂之不可侵犯，乾陵的玄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死，以固其中"，据说是用铁汁浇铸的，所以五代时温韬盗掘昭陵时，乾陵因其坚固未能挖开。考古工作者初步统计，乾陵从隧道至墓门共用大条石达2500　块之多，所以称"工程之浩大，为关中唐十八陵所仅见"。 　　王公百官穷极奢靡的厚葬风　上之所好，下必模仿。唐朝最高统治者皇帝既然在丧葬制度上如此奢费，王公百官以下就不可禁止，厚葬之风靡于全国。从隋朝开始，皇室贵族的厚葬风就大大超过前代，《隋唐考古》一书统计过隋朝已发现的三品官以上的有纪年墓，墓中随葬品都极为丰富，虽经盗掘，每座还至少留下70　件以上。其中有一个皇戚9　岁的幼女李静训，她的墓中随葬品，竟达到200　件以上。有一些如嵌珍珠宝石项链、嵌珍珠宝石鎏金蝶头饰，为稀世珍品。一位官阶四品的中散大夫张盛墓中随葬品也多达192　件，包括文官、武士俑和仪仗、侍役、舞伎俑多件，有些是瓷器中罕见的珍品。吕思勉先生曾就唐朝两个官僚的厚葬奢费评论说：李义府改葬其祖父，"王公以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輀輶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李光进不过一战将，"而 　　①　《隋唐考古》第91　页。 　　葬其母，将相致祭者四十四幄，穷极奢靡"①。从考古材料说，则前述懿德太子、永泰公主和章怀太子三个皇族墓中出土的殉葬品竟达到4300　多件。上述情况，证实了文献中所说的，唐朝厚葬在统治阶级中风靡，使得"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②。此种恶习陋俗，使唐朝上下民风大坏。此风到玄宗时候愈演愈烈，以至于朝廷数次下令禁止都行不通。两《唐书》记载，开元时发展到："蕃夷等辈，及城市间人，递以奢靡相高，不将礼仪为意"。"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敝"。这些记载和议论，都足可证明隋唐时期厚葬之风靡。 　　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②　杜佑：《通典》卷八十六《礼四十六》《凶八》引唐绍上疏。 　　（二）繁缛的丧葬礼仪六十六道丧葬礼仪程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繁盛的时期，各种体现封建等级制礼仪的发展登峰造极，丧葬礼仪制度也发展得很完善。唐朝的一些礼仪程序，包括在《大唐元陵仪注》和《大唐开元礼》里，这两部反映唐代礼制的书籍，现都保留在杜佑的《通典》里。根据《开元礼》丧葬仪礼的记载，唐代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的丧葬程序一共有六十六道。如果是改葬，尚另有十七道程序。这些程序反映了唐朝封建丧礼的繁缛，同时也具体体现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待遇的不同。唐代的丧葬礼仪内容基本都源于周时的《礼记》，但更加系统化和程序化了，以后宋朝、明朝各代也都以唐代为准，略加增删。 　　所谓"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实际上已经完全包括了除皇家外的所有官员和平民等级的丧葬礼仪。这一程序是唐代全社会丧葬礼仪的法规，封建等级的丧制已经控制和规范了全部唐朝社会。六十六道丧葬程序内容包括：初终、复、设床、奠、沐浴、袭、饭含、赴阙、敕使吊、铭、重、陈小敛衣、奠、小敛、敛发、奠、陈大敛衣、奠、大敛、奠、庐次、成服、朝夕哭奠、客吊、亲故哭、州县官吏吊、刺史遣使吊、亲故遣使致赙、朔望殷奠、卜宅兆、卜葬日、启殡、赠諡、亲宾致奠、将葬陈车位、陈器用、进引、引輴、輴在庭位、祖奠、輴出升车、遣奠、遣车、器行序、诸孝从柩车序、郭门亲宾归、诸孝乘车、宿止、宿处哭位、行次奠、亲宾致■、茔次、到墓、陈明器、下柩哭序、入墓、墓中祭器序、掩圹、祭后土、反哭、虞祭、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禫祭，祔庙。其实，这六十六道程序就是四项内容：自初终到大敛和奠，为后世俗称入敛的各项手续，包括初终刚刚咽气，设尸床，给死者净洗，用白布蒙面，给死者口中含饭和玉璧，如果是官员还要向朝廷报告，然后朝廷遣使致吊，再陈列死者小敛、大敛的随葬的服饰，最后为入敛死者进棺。从庐次至亲宾致奠，为吊唁各项，首先准备好接待各色人的专门的庐屋，然后先是全家人的哭奠，后为来宾、亲故、州县刺史长官的吊唁。从将葬陈车位至反哭，可作为第三大程序，即安葬的程序，先陈列灵车、陈列随葬品，然后鼓乐引柩车，车行中沿途祭奠，到墓入土掩圹，最后亲人拜别。从虞祭到祔庙为最后一大项，也就是各项安排灵主牌位和进家庙等若干手续。 　　繁琐和封建等级的内涵　上述丧葬程序既繁琐又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完全为了讲究排场。陈列小敛衣和大敛衣，为死者要各准备十九套和三十套寿衣。如果是皇帝驾崩，根据《大唐元陵仪注》，大敛寿衣更多至一百二十套，同时还要陈列"绞紟衾并六玉"。唐朝皇帝安葬前随柩挽车的兵士达到千人以上。"执绋挽士虎贲千人，皆白布裤褶，白布介帻，分为两番"，另还有"挽郎"二百人，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此外还有"司马"、"武弁"若干，"代哭"者又150　人。唐朝的丧葬礼仪里，封建等级的界限也十分严格，连"饭含"这样一个普通的为死者口中含饭和玉的丧礼，不同的品位也有不同的规格。《大唐元陵仪注》明文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官才可"用梁及璧"纳入死者口中，四品及五品"用稷与碧"，六品以下则只许"用梁及贝"，以此来区分等级。尤其甚者，连死的名称，也有等级规定。《大唐开元礼》规定，"凡百官身亡，三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称死"。讲究排场和等级森严的丧葬习俗，鼓励唐朝的官场趋炎附势。武则天时的宠臣李义府，为其祖父改葬，届时"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轜輶、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①。葬礼奢侈到这种程度，也够触目惊心的了。而在这次葬礼中，所费劳役，不可胜数。本传记载："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为了一次官员亲属的改葬，竟动员八个县的劳力，还累死了一个县令，简直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了。由此可见唐朝繁奢和封建等级丧葬恶俗的一般。 　　①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三）盛行的墓前树碑制树墓碑墓志的盛况　在墓前盛行树碑，墓内有志，是隋唐丧葬习俗的一大特色。从汉至唐，墓碑的发展有一个曲折过程，因为魏晋之世各朝一度有禁令厚葬和在墓前树碑立阙的规定，所以一度曾行于两汉的墓碑突然减少了下来，南北朝时又重新兴起。隋唐继承北朝遗风，讲求厚葬。因此，隋唐时期，墓前树碑之风又大盛。在当时，王公大人、豪富士族的丰碑巨碣到处林立。隋唐的墓碑包括墓志制，影响到以后各朝各代，成为唐以后墓葬刻辞的主要形式。 　　唐朝墓碑制度更盛于北朝。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社会上使用墓碑者更为广泛。由于社会的繁荣，统治阶级富裕起来，追求奢华的风尚大盛，墓碑制随之大大发展起来。我们对赵明诚《金石录》所收集大约二千个左右的碑刻进行了统计，其中隋唐碑刻占1533　通，隋朝83　通，唐朝约1450件。而这些碑刻中，隋朝墓志和墓碑又占32　通，唐朝墓碑、墓志占516　通，各占整个碑刻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数字足见在隋唐时期，墓碑和墓志制的普遍，并在丧葬制度中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了。 　　同样，从考古文物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隋唐时期墓碑习俗的盛行。唐太宗昭陵的墓区，包括帝后陵墓及陪臣墓前，至今尚保存石碑四十一座。这些墓碑分列在五十七座陪葬墓前，从其分布比例看，几乎是70％的陪臣墓都有墓碑。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据统计，陪葬墓有十七座，包括武则天的亲生儿子李贤和高宗的另三个儿子、孙子及公主，以及高宗武则天时的功臣刘仁轨、王及善、杨再思、豆卢钦望等。但至今除高宗武则天陵前两块陵碑而外，没有发现别的墓碑。墓内的墓志却发现几件，其中已发掘的有《章怀太子墓志铭》、《永泰公主墓志铭》等。更多的墓志铭恐怕还有待将来考古界的更新发现。此外，睿宗桥陵陪葬墓八座中现尚存墓碑四座。上述墓碑墓志的情况都证明唐朝墓前树碑和墓内立志的普遍。 　　唐朝墓碑志的另一特点是墓碑都建造得很讲究，美观豪华，等级也十分严明。皇帝的墓碑不仅建造高大，雕刻也最精美。乾陵现存由武则天撰文、中宗李显亲书的为高宗歌功颂德的《述圣记碑》，俗称"七节碑"，碑高7米，由七块大石垒砌而成。最上层有庑殿式的碑盖，殿檐四角各雕一个石人，头顶斗拱，古朴雄伟。碑文下部还有线刻兽纹的一个正方形碑座，每边宽近3　米。据考证，此碑石料"来自于阗"，碑文刻字都填以金屑，"照耀陵园"，实为我国碑刻中的巨作。另外一通为"无字碑"，此碑碑头刻有八条龙纹，碑侧也雕有盘绕的云龙纹，高达6.3　米，宽2.1　米，厚近1.5　米。为什么建"无字碑"呢？后人考证，有可能武则天当年觉得一生所作所为是旷世无比，无可记录，凭后人去评论。也有人认为此碑为武则天纪念高宗所立，以为高宗功高莫名，无可比拟，只好随后人去以自己的标准去解释吧。隋唐规定，皇帝以下，王公贵戚和百官大臣的墓碑，有不可逾越的规格。一般说，隋代三品以上才许立碑，螭首龟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唐朝改为五品以上即可立螭首龟趺碑，七品以上立圭首方趺碣。庶人连碣也不许立。只有几种身份特殊的人例外，包括隐士、僧道和以道德孝义著闻乡里之人。①很明显，唐代的墓碑制度，也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有着很深的封建社会的烙印。 　　①　参见《唐会要》卷三十八《葬》。 　　唐朝墓碑制度第三个特点是碑文内容的程式化和完备化。从碑文的形式上，唐朝吸收了以往各代尤其是北朝柩铭、墓砖铭、墓阙铭等等的影响，逐渐充实、完善，形成一种专门的文体。同时，墓前的碑文和墓中的墓志在内容上也逐渐合而为一，一般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为墓主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家族谱系和官职履历等；二为生平重要政绩、事迹、品行的评价等；三为在墓志中才出现的铭文，以有韵的四六文撰成。正由于此，命名为"墓志铭"。很自然，这种墓志铭必然表现为专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甚至极尽美化粉饰之能事。 　　对书法艺术的促进墓碑的刻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作家来撰写碑文或墓志，二是要有书法家写成字才能由刻工往碑石上刻。所以墓碑制在唐朝的盛行，大大有利于墓志铭文体和书法艺术的发展。我们先看唐太宗昭陵陵区五十七座陪葬墓中的四十一座墓碑，差不多都由当时知名文人所撰，又有唐初的一二流书法家所书。由此，便可了解这种墓碑制对文字、书法的促进了。比如，贞观名相温彦博的墓碑，作者为岑文本，书家是大名鼎鼎的欧阳询；唐代著名谏臣魏征的墓碑，撰和书都出自擅长飞白书法的唐太宗之手；贞观名臣房玄龄的墓碑，由褚遂良书写。 　　唐代有许多墓碑和墓志铭都成为书法名作。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被后人评为"有乌丝方格，尚似章草及皇象书"。褚遂良的《孟法师碑》，被誉为"墨池中至宝"，"风规据六代之余，高古追钟王以上"。中唐书法家颜真卿有许多墨宝亦为墓碑或墓志铭。他的《颜勤礼碑》，系为其曾祖父所写的神道碑，被书法界认为是"精力充沛，笔力精熟之力作，其用笔之劲健、爽利，已到炉火纯青地步"。盛唐书法家李邕为画家李思训书写的墓碑《李思训碑》，又称《云麾将军碑》，被评家认为"表现出一派天风飒飒，迅疾岩荡的神气"，是书坛奇品。上述这些实例，都说明唐代墓碑的盛行给书法艺术带来的生机。唐代碑刻和书法艺术之间的关系被认为：唐代是碑版石刻最繁荣的年代，冠绝古今，不但数量多，书法精妙，而且多为宏伟巨制。碑身已发展到高2　米以上，宽在1.5　米左右，碑额上又加华盖，碑座又高大精工。所以一座唐碑本身就是一件雄伟的石雕艺术品。 　　（四）精湛的墓前石刻和明器之宝墓前的石刻群　除了上述的墓碑和墓志外，丧葬习俗中还有另一大宗石刻物，这就是俗称的石人石马，包括石刻的动物和人物群像。 　　唐朝陵墓前置石刻群的风气盛行，并且系统化和制度化，是以后各朝这种制度发展的基础。 　　唐朝墓前石刻群制度的特点，第一是它的完备化。唐朝石刻群制完备于唐高宗的乾陵，而其先河则为唐高宗太子李弘的恭陵。李弘早于高宗而死，但受到父亲的优宠，死后追认为"孝敬皇帝"，所以他的墓是按一个皇帝的规格设计的。据说，为他营建的恭陵，"功费钜亿，万姓厌役，呼嗟满道"①。现留存于河南偃师缑氏乡的恭陵遗址很规则地排列着华表一对，飞马一对，石人三对，站狮一对和墓碑一通，自南而北，神道两旁排列整齐②。先于恭陵的献陵和昭陵，则尚未有系列和完备化的石刻群制度。昭陵六骏，仅是为了表彰唐太宗政治上的成就，是陵制外的特例，和陵前石刻群的性质不同。唐朝墓前石刻群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从乾陵开始完备的，大体为：陵前自南而北，陈列华表一对，飞马一对，驼鸟一对，石马五对，握剑石人十对，石碑一对，少数民族首领像（乾陵为六十一人），陵前立狮一对。这个体制基本成为唐朝陵前石像群的定格，中宗、睿宗以后各朝只在个别鸟兽样式上作些调整，或在民族首领数量上有增减。 　　唐墓前石刻群制的特点之二，是具有严格的等级制。比如石兽的品种，人臣墓只许以石羊、石虎为主，帝陵则不用石虎、石羊。在人臣中，等级界限也很严，比如皇族身份的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地位最高，墓前都有华表、石人、石狮各一对；而皇室中稍低一点的长乐公主墓，则改为华表、石虎、石羊和石人各一对；再低的新城公主墓，又比长乐公主少一对石虎。非皇族的大臣比公主规格又低，建国功臣李靖、李暠墓前都没有华表，仅有石人、石虎、石羊等。从上可见，在唐朝丧葬制度的各方面，等级界限都是很严的。乾陵蕃臣石像　乾陵蕃臣石像就是上面所说的六十一尊少数民族首领石刻人像。六十一尊是按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现实存为六十尊，分列陵前东西两侧，东侧二十九人，西侧三十一人。这些石像全部作抱笏或持笏于胸前状，完全是高宗臣下的身份。可惜这些石像大都头部被毁，仅存两尊有头的，皆穿翻领紧袖左襕袍，一个头梳辫发，一个卷发八字胡，明显为北方少数民族装扮。 　　为什么在唐朝帝陵前会出现这些石像？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唐朝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些众多的民族都有代表人物恭立在大唐帝陵前表示臣服。也有人认为这是突厥葬制的影响，突厥有一种特殊葬俗：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唐朝昭陵、乾陵所列蕃臣意义略同。还有人认为，这是当时"助祭"的使臣。武则天为纪念当时高宗国丧的盛况，而把这些助祭的少数民族使臣立像刻在高宗的乾陵前，以象征唐朝的国威。乾陵六十蕃臣像，都是曾为高宗、武后"侍立过轩禁"的少数民族首领，高宗死后，仍刻像在陵前，表示仍为"生前仪卫的性质"①。不管上 　　①　《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传》。 　　②　《唐恭陵及其石刻》，见《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3　期。 　　①　以上参阅岑仲勉《隋唐史》、清叶奕苞《金石录补》、《陕西通志》及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述看法的哪一种，乾陵蕃臣像，都表明了唐朝时候我国多民族国家的重大发展和大唐帝国的繁盛。 　　明器之宝　所谓"明器"，又称"冥器"或"盟器"，就是专供死者灵魂在阴间使用的墓中随葬品。明器一词出自《礼记·檀弓下》："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明器制度到唐朝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社会各项文明达到了高峰，明器制度也已经完善和定型。那时，上自天子、亲王、公卿将相，下至各种品官和庶民百姓，墓葬中的明器数量、规格、种类，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唐元陵仪注》规定："凡丧葬供明器之属，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②。到开元年间又规定明器的数量各品官要下降，无官阶的庶人则明器不得超过"十五事"。并规定"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其衣不得用罗绣画"。这是法律形式的明文规定，以后各朝有关明器的规定，大致参照唐朝，稍有增减。 　　但实际上法律规定的内容是限定不往的。我们从文献中和苦干墓葬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出，唐朝统治者墓里的随葬品，远远超过了规定。从唐高宗乾陵三座皇室陪葬的永泰公主、懿德太子陵和章怀太子陵出土的明器看，简直奢侈得惊人。据统计，三墓虽均被盗，至今出土文物仍有近3000　件，其中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出土1365　件，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文物约1000　件，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600　余件。这些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的明器为陶俑，永泰公主墓出土约700　多件。其次三墓均有众多的三彩俑和各种三彩日常器皿，包括三彩骑马男俑和三彩骑马女俑、三彩马、三彩男女立俑等。此外尚有金银器等多种①。至于一般有品位的官员，墓葬考古发现墓中的明器和唐朝明文规定的数量亦相距甚远。据葬于高宗麟德元年（664　年）、官居二品的郑仁泰墓的发掘材料统计，墓中仅残存的明器俑就多到483　件，葬于总章元年（668年），官居三品的李爽墓，残存俑数达383　件，都远远超过法律条文上所谓的"九十事"。 　　但是，这些过去"逾越"的唐人墓藏明器，却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难得的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就彩陶俑和三彩俑这类明器而言，唐墓中出土的不外可分为下面四种形类：一为镇墓类，包括常见的镇墓兽，武士或天王俑（一对镇墓兽和一对天王俑，唐代称为"四神"）和十二生肖像；二为外出仪仗类，包括骑马乐俑、文武骑俑、立俑和牵马驼俑等；三为家内侍役俑，包括歌舞伎乐俑和文武家丞俑等；四为庖厨明器和动物模型类。这四类陶俑和三彩俑，有许多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有的称得上是"国宝"。比如，蓝彩美人立俑，就是出土在陕西礼泉县昭陵陪葬安元寿夫妇墓中的一件明器。该俑是三彩俑中的精品，胎质洁白，质地坚硬，叩之有清脆声，表现了当时烧制工艺的高超水平。整个女俑造型姿容丰腴，仪态娴雅，富有极强的生活气息。这件明器之宝，不仅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同时从器物本身，还可以感觉到盛唐时代人们雍容气度的风采，以及那个时代的妇女发式、纺织工艺水平和服饰打扮的发展。另一件唐三彩中的国宝三彩驼载奏乐俑，也是唐墓中的研究》，见《文物集刊》第2　期。 　　②　《通典》卷八十六《礼》四十六《凶》八。 　　①　《乾陵稽古》第34-42　页。 　　出土的明器，墓主为唐朝将军、上柱国鲜于庭诲。这一件明器之宝向人们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以及长安作为当时国际都会的繁荣。永泰公主墓里出土的一只三彩碗，是被称为唐三彩"之冠"的国宝，"造型端庄、稳重，装饰独特"，"最为精致，为诸器之冠"。永泰公主墓里，三彩器共有170　件，都是很难得的珍品。 　　（五）墓室壁画的新高峰墓室装饰壁画的盛行　古代墓室壁画最早大约开始于秦汉，汉代是我国古代墓室装饰壁画的第一个高峰。到唐朝，随着封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繁荣昌盛，墓室壁画也发展到第二个艺术高峰。这一时期墓室装饰壁画无论在艺术技巧和内容构思上都比前代大大进步。唐墓壁画，技艺之娴熟，用色之丰富，内容之广泛，面积之巨大，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 　　唐朝墓室内部装饰壁画是普遍的现象，只要是较大的墓葬，差不多都绘有壁画，三品以上的显贵大官壁画内容尤为丰富。当时墓室壁画大体是这样制作的：绘制壁画前，一般先用草拌泥涂抹墓壁，然后涂一层加有棉花纤维的白土，打平磨光，再上一层胶水，干后绘制壁画。唐朝墓壁绘画留下较多，考古学家把这些壁画一般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初唐墓室壁画，第二期为盛唐墓室壁画，时间约限在中宗至玄宗时期，这是唐墓壁画最繁荣的时期，不仅内容丰富，技艺也十分高超。第三期为"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墓室壁画日渐衰弱，去奢从简，技艺也显粗糙，反映出唐帝国由盛转衰。 　　唐墓三期壁画从风格、形式到内容，都各有特色。第一期墓室壁画一般都分上下两栏，上栏画出外游猎、农牧生产等画面，犹有六朝遗风，下栏则绘墓主的仪卫鞍马扇盖等。第二期墓室壁画则整个墓道和墓室的壁画浑然一体，格局有全面的布署，犹如一长卷的卷轴画，前后呼应，连成一气。这一时期唐墓壁画，充分显示出盛唐风格。第三期唐墓壁画已经很少，画面也仅有青龙白虎和云鹤翎毛等等，很少人物出现。整个唐墓壁画都反映着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观念。比如，同力中宗时期的皇族墓葬，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规格就最高，画面中仪卫有骑卫，还有招车和东宫官属，列戟二十四杆；永泰公主李仙惠墓壁画则仪卫多为步卫，列戟只有十二杆。二人墓道壁画都绘有青龙白虎和山林城阙，表示身份的高贵。而章怀太子墓道中就没有山林城阙，因为他安葬时仅仅是以普通的"雍王礼"，而不像前面二墓"号墓为陵"的规格。 　　壁画精品唐墓壁画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的体现，也是我国古代艺术的奇葩。现存唐墓壁画中最为精采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前面提到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和章怀太子墓三墓的壁画。保存至今的，永泰公主墓中壁画尚有五十余幅，懿德太子墓壁画有四十幅，章怀太子墓壁画也有五十多幅。这一百多幅壁画中，最精美的可数《打马球图》、《捕蝉图》、《客使图》、《驯猎狗图》和《侍女图》等。 　　《打马球图》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画中共绘了二十六个参加马球游艺的人物，服饰精美，场面生动，马球设备、场地、器具都刻划得极细，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宫廷中青年贵族的游艺生活写照。《捕蝉图》亦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画面有三个侍女形像，有的正在观鸟，有一个则全神贯注地捕捉树上的蝉。她们的服饰是典型的唐装：高髻、袒胸、披巾、长裙。这幅图表现了唐代宫廷妇女的日常生活，生活气息极浓。《客使图》也由章怀太子墓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唐时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的可贵资料，画面上的"客使"有的勾鼻深目，大约是西亚各国使者；有的皮帽皮裤，可能来自东北寒冷地带。他们神态各异，但都表现了恭谨仪态。《驯猎狗图》出土于懿德太子墓，是很生动的一幅唐人驯狗图，猎狗一腿抓主人衣服，和驯者作亲昵状。《侍女图》是永泰公主墓的壁画，画了八个侍女和一个男子在徐徐缓行，手中各执盘、盆、烛、扇等物，可能正在侍候女主人的起居。这些壁画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我国丧葬习俗史、服饰史、宫廷史、游艺史以及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史，都是相当重要的参考资料。 　　（六）阴宅风水学的盛行"卜宅兆"和"卜葬日"隋唐时期是阴宅风水术大为盛行的时期。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的阴宅风水书就有《五姓宅经》、《阴阳书》、《青乌子》、《葬经》、《葬书地脉经》、《葬书五阴》、《杂墓图》、《墓图立成》等13　部。而按吕才所说，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葬书，则更多至120家："后代葬说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谓灾及死生，多为妨禁，以售其术，附妄凭妖，至其书乃有百二十家"①。中晚唐及北宋，这类葬书进一步发展，所以到郑樵写《通志》时收入葬书149　部共498　卷。可见，把隋唐时期形容为风水学尤其是阴宅风水学"开花结果"的时代，是并不夸大的。 　　把阴宅风水术直接写进由国家颁布的礼书，这是唐朝丧葬礼仪和习俗的一大特色，说明当时这种礼仪已具有法律约束。《大唐开元礼》明确把"卜宅兆"和"卜葬日"作为丧礼六十六项中重要的两项，表明了这种风水术在民间已相当流行。 　　《通典》转载《大唐开元礼》中所规定的唐朝"卜宅兆"和"卜葬日" 　　的过程，是相当繁琐的。卜宅兆，即选择坟茔地时，先要仔细地测量地段地形，叫做"度宅兆"，然后由墓主家人乘专门的"垩车"来到墓地前，"哭"至五六回，才开始卜兆。卜宅兆有"卜者"一人，规定只许穿戴缁布冠，深色衣服，另有"祝"和"卜师"，皆吉冠素服。卜者、卜师和祝皆有固定的席位。卜宅兆时，是由卜师"抱龟"、筮师"开■"出策，一边还口中念词："孤子姓名，为父某官封某甫，度兹幽宅，无有后艰。"卜出结果后，在应安墓处立一标杆，在墓区四角各立一标，墓门处立一标，确立出墓宅的安妥位置。举行隆重的定标仪式后，再由"祝"跪读一篇祝文，文曰："维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为某官姓名，营建宅兆，神其保佑，俾无后艰，谨以清酌，脯醢祗荐于后土之神，尚■"。最后墓主家一哭再哭三哭，才结束这一丧仪。卜葬日的仪式也与卜兆宅同样繁琐，同样用龟甲占卜，定下葬日"无有近悔"。两次占卜的作用，都是为了取得神灵的保佑，唐人多有迷信思想，认为选不好葬地和选不好安葬的吉日，会使家人遭灾。 　　阴宅风水家风水家认为，墓宅选择与人间吉凶有直接关系，而他们则有助人得吉的本事。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些精于葬术的风水家，也大抵被宣传为有这样的本事。比如，《浙江通志》记载，隋朝有一风水名家舒绰，曾为隋朝吏部侍郎杨恭仁的座上客。有一次杨恭仁想迁祖坟，把五六位风水家都请来咨询，席间众说纷坛，只有舒绰说得最合实际。他还预示出这块新坟是块福地，可以世为封侯。后来他的话都被验证了。除舒绰外，僧一行、司马头驼、僧人泓法师都被认为是当时的风水名流。唐朝末年，还出现了地方性的堪舆学派，杨筠松，被公认为是江西风水学派的祖师爷，他的术数，流传后世若干代。 　　唐太宗时的吕才也一直被人们视为唐朝风水大家。他曾奉命整理数十家阴阳家的书，综合百篇。史书记曰："帝（唐太宗）病阴阳家所传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命（吕）才与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为五十三篇，合旧书四十七，凡百篇，诏颁天下。"其实吕才从思想上是反对风水的唯物 　　①　《新唐书》卷一百七《吕才传》。 　　主义哲学家，他针对唐初迷信风水的陋俗，提出风水葬术的七不可信，其中有极为精辟的议论。比如，他列举几个"人有初贱而后贵，始泰而终否者"的名人例子，指出这与冢墓无关，"荣辱升降，事关诸人，而不由于葬"。他还批判那些表面上痛哭失声，实为追求官爵名利的伪君子："世之人为葬巫所欺，忘擗擗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茔陇，希官爵，择日时，规财利。谓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吊，谓同属不得临圹，吉服避送其亲。诡斁礼俗，不可以法"①。这种思想，在当时风水迷信那样风行的环境下，是十分可贵的。 　　①　《新唐书》卷一百七《吕才传》。 　　（七）火葬与塔葬一度风行的火葬隋唐五代时候，无论是中原，或者像敦煌那样的边陲地区，汉族居民基本上仍实行棺葬。在敦煌卷子中发现的《王梵志诗》亦云："富贵办棺木，贫穷席里裹"。阿斯塔那68　号墓发现的两具用破席和柴草裹捆的尸首，证明了那时穷人死后的悲惨境地。1973　年阿斯塔那古墓群里，考古学家曾发现一件用五道弧顶支撑的纸糊棺材，这是当时边陲地区穷人节省费用的葬式①。 　　但是，在五代时期，我国民间曾一度风行火葬，这却是一种特殊现象。 　　我国火葬由来已久，大约新石器时代便有火葬的事实。殷商秦汉时代也常有火葬实例，后来这种葬俗只流行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唐末五代时，火葬却一度在中原地区也盛行起来，而且影响到北宋以后。五代时这种火葬风，甚至也流行到贵族阶层。后晋石敬瑭的皇后李氏，临死前就对出帝说："我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我为虏地鬼也。"后来她的家人遵从死者意愿，焚尸穿地而葬。石敬瑭的嫂子安太妃，临死前也对晋出帝石重贵说："当焚我为灰，南向飏之，庶几遗魂得反中国也"②。这两个例子当然比较特殊，后晋这两个后妃系被契丹俘虏北迁途中死去的。当时安葬的条件较差，不可能进行隆重的大殓，但从李后已有棺木，出帝石重贵等还"被发徒跣，扶舁其柩至赐地"，然后"焚其骨，穿地而葬"的记载看，当时不一定非用火葬的形式。她们的火葬，当与佛教葬俗影响有关。这种葬俗后来流传到北宋。可惜的是，这种良好的葬俗，后来没能普遍地推广，屡遭封建统治者禁绝，被认为是"悖逆不孝"的行为，以后也就逐渐不再实行了。 　　塔葬　塔葬本来也是佛教徒的葬俗。僧人死后，寺庙都把他们安置在一座塔墓里，至今我国南北各地都保留有许多这样的塔。但在唐代，这种塔葬一度在上层社会流行。唐代宗时的大臣杜鸿渐，在临死时"遗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为封树"。唐德宗的小儿子肃王详，年幼早逝，德宗思念无已，命用塔葬："不令起坟墓，诏如西域法议，层砖造塔"①。唐德宗的长女同安公主死，德宗也准备用塔葬来安置他这位爱女，大臣姜公辅进谏，还因此遭到贬斥。唐时塔葬在朝廷君臣群中流行，说明了佛教信仰的深入。塔葬非一般人所能办到，自然这种葬俗也不可能在民间传布。 　　①　《文物》1975　年第7　期发掘简报。 　　②　《新五代史》卷十七《晋家人传》。 　　①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德宗顺宗诸子传》。 　　（八）冥婚和冥钱冥婚　所谓"冥婚"，就是为死去的人举行婚礼。封建社会人们思想迷信，相信人死后到阴间世界还要过人间一样的生活，所以凡是未婚的青年男女死去，家里人总要设法给他或她在阴间找一个配偶，举行一定的仪式，便是冥婚。 　　我国冥婚的习俗大概早在东汉末年就流行了。到唐朝时，冥婚更为盛行，不仅在最高统治阶层中进行，还广泛流传到民间。懿德太子李重润19　岁时被武则天杖杀，中宗复位后，为他这个冤死的长子追谥，并"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②。中宗的韦后也曾将她的亡弟韦洵与宰相萧至忠的亡女配为冥婚。这都是在皇族和贵戚间举行冥婚的例子。 　　唐时有另一种更有意思的"冥婚"，是民间反映追求自由幸福的被压抑的青年男女早夭灵魂抗争情绪的冥婚。这些冥婚事例中，往往有一方因身份低微长期不得嫁娶而忧郁死去，死后灵魂再和活人结合，然后举行冥婚礼。《太平广记》中收进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其中以《季攸》一篇故事最为感人。故事描写了一个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官吏季攸，他有两个女儿，还收养了一个死了父母的外甥女。季攸把两个女儿先后嫁出去了，唯独剩下外甥女未嫁，外甥女气结于胸，怨恨而死，葬在郡的东郊。过了几个月，郡内突然失踪了一个既有钱又貌美的男青年，家人寻找许久，才在季攸外甥女的墓室发现夹着一条女裙，大家正在奇怪，听到了这个青年在墓中的呼叫声，打开墓葬以后，发现青年和女尸同躺在墓中。人们把青年救出，他如痴如醉，数日方恢复正常，不久又暴卒。人们感叹着这件怪事，同时也为亡女的真情所感动，于是为这对男女举办了不寻常的冥婚，对死去的女子厚加棺敛。 　　这些民间冥婚故事，差不多都是殉情式的，说明这类的冥婚大都对封建婚姻制度有一种抗争态度。唐时敦煌地区还专有一种"冥婚书"，为双方家长替夭亡男女举行冥婚礼时所准备。有一种"冥婚书"是这样写的："男女早逝，未有聘娶，男则单栖地室，女则独寝泉宫，生人为立良媒，贯通二姓，两家和许，以骨同棺，共彰坟陵，是在婚合也，一名冥婚也"①。这说明在唐代敦煌地区冥婚的普遍，所以才有成为程式的"冥婚书"出现。冥婚习俗唐以后在我国保留很久，一直到民国时期某些地区仍在流行。 　　冥钱　冥钱就是阴间所用的钱，是给逝者在阴间生活备用的，实际上是商品经济意识在丧葬习俗方面的反映。因为后来一般都用纸质钱币代替，所以有些著作也就直称为"纸钱"，亦称"冥币"。纸钱起于魏晋南北朝时，到唐朝在民间大大流行。《新唐书·王玙传》记载："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玙皆用之。"唐人诗中有许多描写纸钱的诗，如张籍的《北邙行》："寒食家家送纸钱"；白居易《寒食野望吟》："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等句皆是。五代时候，由于印刷术的发展，纸钱上逐渐雕刻成文。后周时候，柴荣安葬入土，百官设祭于道，翰林院用"大如盏口余"的楮钱，在钱上刻上"泉台上宝"和"冥游亚宝"等字样。冥钱的流行，是唐五代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印证。 　　②　《旧唐书》卷八十六《高宗中宗诸子传》。 　　①　斯1725《大唐吉凶书仪》，转引自《敦煌民俗学》第231　页。 　　（九）"七七斋" 　　"七七斋"的起源唐朝有"七七斋"的丧葬习俗。七七斋又称"七七追荐"，民间则俗称"水陆道场"或"水陆斋仪"。这是我国盛行于民间的超度死者亡魂的一种丧事法会。"七七斋"大约最早始见于南北朝的史籍。唐朝时，这一习俗在社会上已很为流行。《旧唐书》叙述开元名相姚崇死前，曾对后代遗诫说："若未给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①唐朝著名文人李翱在他的一篇《去佛斋》的文章里也提到过"七七斋"的情况。上述提到有关"七七斋"的时候，都和佛教联系在一起。敦煌文书中，也常有关于"七七斋"的记载出现，例如流传在敦煌地区的一首《五言白话诗》就说："承闻七七斋，暂施鬼来吃，永别生时盘，酒食无踪迹"。这里明白提出"七七斋"的举办目的是对新鬼野鬼的施舍，要一盘一盘地施舍食品，还要供献给他们酒。 　　"七七斋"和佛教习俗什么叫"七七斋"呢？是按七天算一个斋日，头七、二七至七七，一共四十九天，谓之"七七"。人们相信死后会转生，所以从死者刚死之日算起，七天一期，完满七个七后便可再降生人世。但是这期间每隔七天要设斋一次，请僧人来念经，超度亡魂，才能使他早日降生。一般都认为"七七斋"起源于佛教习俗，但这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最初脱胎于汉朝宫廷百日设奠祭祀的风俗，汉明帝营寿陵之诏有云：过百日惟四时设奠。唐沿用百日之据。中唐以后唐人固多用七七百日以为治丧之节。大约到南北朝时，汉朝的百日奠祭就向佛教的"七七斋"转化了。 　　唐五代时"七七斋"又名为"十五斋"或简称"十斋"，这是在七七外，再加百日斋、一年斋和三年斋三个斋，合为十斋。这十个斋又和十殿阎王的说法结合起来，这就是"十王斋"的由来。这样，这些斋又作为免去十殿阎王地狱之苦而作的道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七七斋"丧俗，是始于汉代的百日奠，后在魏晋南北朝时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发展，变为佛教化丧俗之后，在隋唐五代时普遍在民间流行的。 　　①　《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八、隋唐五代游艺风尚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游艺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为游艺的繁荣奠定了非常有利的社会基础。当时"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①生活在太平盛世的隋唐两代人民，以生为乐，以生为贵，具有乐生、贵生的人生态度。因此，隋唐时游艺之风盛行。宫廷游艺呈现兴旺景象，帝王贵戚或"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②。隋炀帝、唐太宗、唐玄宗等帝王都积极提倡并参与各种游艺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围棋、马球、蹴鞠、拔河等游艺风习都有很大的发展。 　　隋唐两代都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具有强烈的开拓和进取精神，这对游艺的发展带来了直接影响，马球、步打球、竞渡、拔河、斗鸡等，无不充满对抗色彩。这与中国传统的讲究陶性适志，培养德行礼仪的游艺风尚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隋唐游艺风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游艺活动丰富多彩，项目多，规模大，可谓空前。大凡前代相传下来的各种游艺，无论是节令游艺、益智游艺，还是棋戏、博戏和童戏都获得充分的发展。游艺活动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整个社会文化风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的游艺活动亦较前代有显著发展，如围棋、秋千、步打球、击鞠等，无不有妇女参加。国内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中国与邻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空前发展，中国的游艺风尚也影响了其他民族和邻国，围棋、投壶、秋千、马球等游艺活动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为丰富世界游艺宝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游艺在多样化、定型化和普遍化诸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为后代游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　《东观奏记》。 　　（一）极盛的围棋之风隋唐五代是继两晋南北朝之后，我国围棋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 　　在这一时期，围棋最终成为真正的游艺项目。《隋书·经籍志》收录南北朝围棋谱共八部五十二卷，归入"子部·兵书"类，与《孙子兵法》、《吴起兵法》等著作同列一类，反映了围棋与军事的密切关系。到五代编纂《旧唐书·经籍志》时，围棋著作已归入"子部·杂艺术"类，这说明围棋中的军事性因素减少，而陶冶性情，愉悦身心，增长智慧的娱乐性成为围棋主要价值。正是在隋唐时期，琴、棋、书、画开始相提并论，被人们视为高尚典雅、多才多艺的一种表现。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以善弈为荣，以不善弈为耻的风气。刘禹锡在《论书》中说："吾观今之人，适有面诋之曰：'子书居下品矣'。其人必逌尔而笑，或謷然不屑。有抵之曰：'子握槊、弈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艴然而愧，或艴然而色"①。社会上崇尚弈棋的风气，使围棋十分普及，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人们闲暇时间里主要的娱乐消遣活动。所以，韩愈说：当时"投壶博弈穷日夜，若乐而不厌者"。并作诗云："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②。 　　宫廷围棋之风　隋唐五代时期的许多帝王都嗜好弈棋，这带动了围棋在宫廷中的盛行。唐高祖李渊，曾担任过隋朝太原留守，他嗜好围棋，经常与晋阳宫副监裴寂弈棋，甚至"通宵连日，情忘厌倦"。他的儿子李世民和李智云（楚王）也以好围棋而闻名。《黄须传》中说："李靖微时甚穷，。。至汴州，见一大第中数人弈，俄一披衣出视弈者，盖太宗也。"唐太宗有两首咏围棋诗流传于世，其中一首云："手淡标昔美，坐隐逸前良。参差分两势，玄素引双行。余生非假命，带死不关伤。方知仙岭侧，烂斧几寒芳。"唐玄宗是位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平生喜斗鸡、打马球等戏，尤其好弈棋。他常与著名棋手王积薪对局，但棋艺不佳，"棋局毕，悉持出。"《酉阳杂俎》记载：玄宗"夏日尝与亲王棋，。。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子于坐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杨贵妃用康国■子给唐玄宗解了围。 　　唐代统治者因酷爱下棋，便在翰林院设置专门侍奉帝王弈棋的官职，名棋待诏。设置棋待诏始于唐玄宗，当时著名的棋待诏有王积薪、郑观音、杨季鹰等人。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南唐画家周文矩的《明皇会棋图》。画面上有八个人物，明皇坐位前置一棋局，官员一人、和尚二人、道士二人、优人一人、侍从内官一人。关于画面上的八个人物有各种不同说法，至今未有定论。有人认为，跟唐明皇下棋的是日本留学僧辨正；有人说，在是棋待诏郑观音。不论画中的人物是谁，这幅作品都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宫廷中的围棋活动。 　　唐宣宗喜爱围棋，经常举行围棋比赛，胜者赏给金花碗一只。著名棋谱《忘忧清乐集》收有唐代棋谱《金花碗图》，该谱就是棋待诏阎景实和顾师言的对局，顾师言胜一目。宣宗赏赐顾师言金花碗一只。明陈耀文《天中记》记载："唐僖宗自普王即位，素不晓棋。一日，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之。及觉，命待诏观棋，凡所指画，皆出人意。"这虽是传说，但也反映了唐代 　　①　《全唐文》卷六○七。 　　②　《全唐诗》卷三百四十二。 　　帝王对围棋这一游艺活动的重视。 　　五代时期，虽战乱动荡，但弈棋之风不衰。南唐偏安江南，战乱较少，所以南唐的历代皇帝除了沉湎于声色外，就是以围棋"娱宾而遣兴"。中主李暠有兄弟五人，楚王景迁早卒，其余四兄弟都是棋迷，常聚在一起对弈。现存五代画家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就是描绘李暠四兄弟弈棋的场面。此画卷中两人对弈，两人旁观，一童侍立。背后竖一屏风，上画五人，屏风中又画一小屏风，故曰"重屏"。据宋王明清《挥麈三录》考证，画面中央南面挟册正坐的为南唐中主李暠。与李暠对弈的是晋王景遂，观看的两人是齐王景达，江王景逷。《重屏会棋图》是对五代时宫廷围棋活动的真实写照，说明五代时围棋仍然流行。 　　中主李暠的几个王子都爱好围棋，如第九子李从谦"数岁，为弈棋诗，有思致。后主赏叹之"。后主李煜好文词，工书画，知音律，酷好围棋。《南唐书》记载：后主刚即位，不顾外面军情紧急，终曰"与嬖幸弈棋"。最后南唐被北宋灭掉，后主成了俘虏。 　　后蜀宫廷中也盛行围棋，花蕊夫人《宫词》中说："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官家（皇帝）未出时。为赌金钱争路数，专忧女伴怪来迟"①。 　　后蜀宫中宫娥们有以围棋赌钱的风气。 　　文人墨客好围棋　隋唐五代时期的大多数文人受佛教、道教思想的影响，不甘心作那种皓首穷经、心如林木的迂腐学究，而是以超尘脱俗，高雅飘逸赢得名声，追求活得自在舒服，尽情享受人间的生活乐趣。所以美酒、女色、游历、吟诗、作画、弈棋成为文人们的共同爱好，形成风气。对此，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当时文人"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可见，文人弈棋之风是很盛行。 　　唐代许多诗人都擅长围棋，写下了大量以围棋为题材的诗篇。杜甫喜好围棋，常与朋友在一起，"将棋陪谢传，把酒忆徐君"。酣战数局，顾不得光阴似箭，"玉子频敲忘画冷，灯花落尽觉宵深"。安史之乱后，他回到长安，无所事事，"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他的妻子杨氏，出身名门，也好下围棋，所以，杜甫作诗曰："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记述了他与妻子画纸为棋盘，对弈娱乐的情景。杜甫的咏棋诗甚多，其中以《题终明府水楼》诗中的两句写得最优美："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将山、水与弈棋融汇成诗，如同一幅美妙的山水画。 　　唐代中期的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他们不仅以诗齐名，而且都酷好围棋。长庆元年（821　年），元稹邀请许多朋友到家中举行棋会，并写下《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敝居见赠二十四韵》。全诗四十八句，是我国吟咏围棋的长诗之一。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这次棋赛，将围棋的搏杀斗智的特性及弈棋乐而忘忧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棋会整整进行了一夜，"通夕共忘疲"，一直下到"晓雉风传角"，月残星稀。有人问元稹："围棋有什么乐趣？"元稹作诗回答道："此中无限兴，唯怕俗人知。"围棋的无穷乐趣是凡夫俗子所无法知道的。 　　元稹还有一位棋友叫李杓直。据《棋天洞览》说："元稹与李杓直棋，稹已败，乃窃杓直数子咽之。"但《云仙杂记》的说法恰恰相反，说李杓直 　　①　《全唐诗》卷七百九十八。 　　窃数子咽之。不管是谁将棋子咽到肚子里，都说明两人是地道的棋迷。 　　白居易的棋艺颇高，自以诗酒琴棋为四友，他认为棋是最好的消闲娱乐方式。《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诗曰："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官舍闲题》："送春唯有酒，销日不过棋。"他的棋瘾很大，经常"围棋赌酒到天明"。而且不战到底，决不罢休。他说："不信君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白居易晚年常与胡杲、吉皎、郑据等八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聚会在香山，称"香山九老"。明代画家黄彪绘有《九老图》，描绘了白居易与其他老者对弈的情景。 　　五代时期的许多文人厌倦参与政事，纷纷归隐山中，"将棋度日"，以消磨时光。据《旧五代史》记载：郑云叟隐居少室山，"好棋塞之戏，遇同侣则以昼继夜，虽朔风大雪，亦临檐对局，手足皲裂亦无倦焉"。五代大画家李成不仅擅长绘画，而且"性嗜杯酒，善琴弈"。他隐居乡里，终日"放荡酣饮，慷慨悲歌，与缙绅弈棋终日"。最后"日肆觞咏，病酒而卒"①。当时，在士大夫中间曾流行着弈棋赌钱的风气。《旧五代史》记载，后唐进士陈保极每次与人弈棋，"败则以手乱其局，盖拒所赌金钱，不欲偿也"。南唐大臣徐铉棋艺不低，但也有赖账的毛病。他赌棋输给刘起居，不愿付账，便作《赌棋赋诗输刘起居矣》诗，劝对方不要斤斤计较。 　　民间围棋的活跃　这一时期，民间弈棋之风很盛，不论老人、小儿，还是妇女、僧侣都喜欢进行围棋的游艺活动。隋朝时，皇甫绩3　岁时就失去了父母，从小由外祖父韦孝宽抚养。他喜好围棋，常"与诸外兄博弈"，因而荒废了学业，遭到外祖父的训斥。后来，皇甫绩精心好学，成为一位有名的学者。 　　唐玄宗时的王积薪是唐代第一国手。他每次外出游历，"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于竹筒中，系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胜败征饼饵牛酒，取饱而去"①。所谓"匹夫"就是指擅长围棋的平民百姓。 　　这时期，妇女也喜欢弈棋，除了宫廷妇女外，民间也不乏女子弈棋高手。薛用弱《集异记》记载了一段民间女子高手的逸事。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四川，王积薪也跟随同行。一天，王积薪投宿客店，灭烛之后听见隔壁有婆媳两人在说话。婆婆招呼儿媳说："良宵无以为适，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儿媳同意。王积薪心里非常奇怪，暗想："室内既无灯光，况且婆媳各住东西房，怎能下围棋呢？"他细心听着两人的对话。原来婆媳两人在黑暗中各自以口诀对弈，几十回合后，婆婆说："尔败矣"。王积薪暗自记住棋局，第二天复盘，自愧不如。这个故事虽带有传奇色彩，但说明唐代民间已有棋艺高超的女棋手。 　　1972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出土一幅《围棋仕女图》，绢本设色，高63　厘米，宽54.3　厘米。画面上一位弈棋妇女，头束高髻，簪花耀顶，额间贴花钿，面部健硕丰润，上穿绯地蓝花襦，下着绿色花罗裙。她正在聚精会神地下棋，形象惟妙惟肖。这是唐代女子喜好围棋的珍贵形象资料。 　　①　王明清：《挥麈前录》。 　　①　冯贽：《云仙杂记》。 　　（二）博戏的盛行唐代是中国博戏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各种博戏风行，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而且出现握槊、长行、采选、叶子、双陆等博戏。这对后世博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握槊　握槊又称"长行"，始于北魏，相传是西域少数民族所创。握槊在北朝流行一时，进入隋唐后，开始从宫廷走向民间，风靡全国，位居各种博戏之首。所以，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握槊用骰子行棋，偶然性很大。下法简单，人人都可参与。所以，握槊赢得上至文人墨客，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刘禹锡在《论书》中说：当时人很看重握槊，以善握槊为荣，以不善握槊为耻。李肇甚至认为"围棋次于长行"。唐代诗人温庭筠喜好围棋，经常与和尚"湖上残棋人散后，岳阳微雨鸟归迟"，但他的妻子喜欢玩长行，总是劝他不要下棋，早些回家玩长行。为此，温庭筠作《南歌子词》一首："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韩愈不仅好围棋，也喜欢玩握槊。他说自己在茶余饭后的闲暇时间，总是以围棋或握槊来消遣娱乐。他在《示儿》诗中吟道："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 　　关于握槊的棋型和下棋的方法、步骤，如今都已失传。目前唯一可供研究的文献是唐代邢宁的《握槊赋》和刘禹锡的《观博》两篇文赋。 　　从两篇文赋的内容来看，握槊的用具有棋局、棋子和骰子。　棋局是方形的，中间相对有两个圆形图案，可能代表着行棋中的某一站。棋子共有30枚，分黄黑两色，各15　枚。骰子两枚，骨制。骰子的形状既不同于以前五面体的"琼"，也不同于后世六面体方形的骰子，而是觚棱形。所谓"觚棱"原指宫阙上屋角瓦背成方角棱瓣的形状，这里形容骰子有棱角。刘禹锡《观博》对握槊所用的骰子，论述文字较多。他说："博齿二，异乎古之齿。其制用骨，觚棱四均，镂以朱墨，耦而合数，取应期月。"骰子上分别刻有不同的数值，一枚是红色数字，一枚为黑色数字。这种骰子是从琼向现代通行骰子的过渡形式。 　　握槊的玩法大体是：将棋局放在屋庑下，主客相让，分出先后。将骰子掷出，视其数值的多少而依"棋道"行棋。即所谓"视其转止，依以争道"。最后大约以占据对方棋道争胜负。由于文赋辞藻的玄妙难懂，缺乏实物资料，握槊的具体走法，还无法考证。 　　采选　博戏的特征就是以掷骰子为主要游戏手段。中国古代，除了六博、樗蒲、握槊等以骰子为辅助用具的博戏外，到唐代还产生了单独以骰子为主的骰子戏，这就是"采选"。 　　采选，又叫"骰子选格"，后世称为"升官图"。宋代徐度《却扫编》云："采选格，起于唐李暠。"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上说：唐贺州刺史李暠感到当时任命官员的程序十分混乱，便采用掷骰于的游戏方法，发明了"采选"游戏。玩法是在画有百官进退的图上，用骰子掷采，依采大小，进选官职。很快这种游戏便风靡社会，特别是受到想升官发财之人的喜爱。唐文宗时，国子博士房千里在他编写的《骰子选格》一书的序中说：开成三年（838　年）春天，他乘舟经过洞庭湖，忽然遇到暴风雨，难以前行，便系船于湖旁。他上岸避雨，遇到几位号称进士的人，正在悠然自得地玩骰子戏。玩法是将唐朝68　个官职按品级排列在一张正方形盘面上，中部排列的是最高级官职，官卑职小的在外围边沿。一人先将骰子掷于盘上，然后按其定格位置，在棋盘上前进或后退，先到最高位的人为优胜。 　　升官图是封建科举制的产物，升官图曾使那些想做官的人忽而欢喜，忽而恐惧，忽而好像真做了大官，忽而又懊丧不堪，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科举制对人性的摧残。 　　叶子戏　叶子戏是古博戏中较为晚起的一种游戏。它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最后发展成为纸牌，是现今麻将牌的肇端。 　　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引《杂录》说："唐太宗间，一行世数禅师制葉（"叶"字的繁体）子格进之，'葉子'言二十世李也。"说叶子戏是唐代著名的天文、数学家僧一行和尚制作，又说"葉子"二字拆开为"二十世李"，预示唐朝李家天下可传二十世。　清代人褚人获《坚瓠十集》卷一则认为："世传叶子，晚唐时妇人也，撰此戏。"最初在宫廷内流行，后流传到民间。在古代，书籍原来都是卷轴式，到隋唐时，才有折叶式的书。僧一行发明的纸牌是用一张张的单纸片制成，所以人们叫它"叶子戏"。 　　唐代，叶子戏受到皇室和文人墨客的喜爱，他们把这种游戏视为高超时髦的活动。如唐代诗人李洞爱好叶子戏，曾写有一首给龙州郎中的打叶子诗："红烛香烟扑画楹，梅花落尽庾楼清。光辉圆魄衔山冷，彩镂方牙着腕轻。宝帖牵来狮子镇，金盈引出凤凰倾。微黄喜兆庄周梦，六赤重新掷印成"①。从诗中看出：这时的叶子戏还必需有骰子相辅助。叶子上绘有宝帖、金盆、狮子、凤凰等各色图案。最终以是否占据最高位置来决胜负，说明最初的叶子戏与采选或"骰子采选"有关。唐人苏鹗《杜阳杂编》卷下说："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南唐时，李后主的妃子冉氏又在唐代叶子戏的基础编制了"金格王子叶子格"，使叶子戏更加完善和有趣。 　　双陆　是握槊的同类博戏，两者的规则和玩法都差不多，所以后人常将双陆、握槊、长行三者混为一谈。 　　双陆在唐代宫廷中十分流行。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武则天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先后把皇位继承人李弘、李贤、李显或杀或逐，准备立武家的人。群臣纷纷上谏，却一无奏效。一次，武后对大臣狄仁杰说："我昨夜梦见与人双陆，一直不胜，这是什么缘故？"狄仁杰乘机上言道："双陆不胜，说明宫中无子，这是上天的警告啊！"武后才感悟过来，立李显为太子。 　　狄仁杰不仅巧妙地利用双陆解决了重大政治问题，而且自己也会下双陆。薛用弱在《集异记》中记载道：有一次，狄仁杰奉武后之命与她的男宠张昌宗赌双陆。对方以南海郡进奉的集翠裘作赌注，狄仁杰却以普通朝服下注，武后以为价值不等。狄仁杰说："翠裘再贵重，只是私物，怎能比过公服！"结果狄仁杰胜，但刚一出门就把集翠裘付与家奴穿了，表示了对张昌宗的鄙视。元朝人谢宗可《双陆》诗中有"惟恨怀英夸敌手，御前夺取翠裘归"，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在民间，双陆同样盛行，而且不乏癖嗜之徒。唐人张。。《朝野佥载》记载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唐高宗咸亨年间，贝州有个叫潘彦的人酷爱双陆，整日局不离身。有一次泛海遇到暴风，船破落水，他右手抓住一块破木板，左手紧抱着双陆局，嘴里含着骰子，经过两天一夜的飘流，上岸时双手都见 　　①　李洞：《龙州韦郎中先梦六赤后因打叶子以诗上》，《全唐诗》卷七二三。了骨头，而双陆局仍在怀里，骰子也还在口中。可见他痴迷双陆的程度。双陆是一种博戏，一般的平民百姓对其赌博的消极面是反对的，所以民间流传着孔子与小儿辩论双陆的传说。敦煌变文《孔子项托相问书》云："夫子曰：'吾车中有双陆局，共汝博戏，如何？'小儿答曰：'吾不博戏也。天子好博，风雨失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吏人好博，文案稽迟；农人好博，耕种失时；学生好博，忘读诗书；小儿好博，笞挞及之。此是无益之事，何用学之。'"在这个传说故事中，最讲礼仪的孔子竟不如小儿明白"嗜赌亡身"、"玩物丧志"的古训，表达了唐代民间对双陆这种博戏的看法。同时也说明双陆在民间相当流行，否则不会编入传说故事中。 　　双陆的用具包括棋局、棋子和骰子。双陆局的样子像带栏边的方桌，上画12　条棋道，因双方左、右各6　条棋道，故名"双陆"。双方各持15　枚杵椎形棋子，分黑白二色，称作"马"，也有12　枚或16　枚的。行棋时，先用2　颗骰子在棋局上掷彩，根据彩数行棋，白方从右行到左，黑方从左到右，一方的棋子全部进入终点的6　条棋道内，便获胜。1973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墓中出土一件嵌螺钿木双陆局。长方形盘面四周起短栏，长边中间有月牙形"城"，左右各有两个螺钿镶嵌的花眼，盘下开壶门形光洞，绘有云头、花朵、飞鸟等图案，制作异常精美。在长沙牛角镇、湘阴桐子山和四川万县唐墓中，均出土过双陆棋局。 　　唐代打双陆的情景从绘画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屏风式壁画，在第二条的画面上，有一位坐在双陆盘旁边的贵族，手握棋子，正在指画陈说。后面立着二宫廷侍者。常任侠先生认为："就画面看起来，表情和人物与狄梁公握槊进谏武后的故事相合"①。唐代著名画家周昉曾画有《唐宫双陆图》，现存大英博物馆。这幅图中的双陆局是双层的，棒槌状的黑白双陆子错落地摆在盘上，两个贵妇正聚精会神地对局，另一个贵妇由侍女搀扶着站在旁边观局，生动地描绘了唐代仕女打双陆的情况。 　　①　《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第53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三）风靡社会的马球马球是唐代非常盛行的一种娱乐活动，上自皇帝，下至诸王大臣，文人武将，无不"以此为乐"。因它是一项骑在马上挥杖击球的活动，所以又称击鞠、击球。 　　中国的马球始于何时？说法不一。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球起源于西藏，唐朝初年传入中原地区。中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太宗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番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唐太宗令习打球，首开唐代打球风气，标志着唐代马球的兴起。 　　到唐朝中期，马球活动逐渐风行起来。它首先受到唐朝最高统治者皇帝及王室贵族的喜欢。唐代皇帝中几乎没有不爱好打马球的，有的球技还很高超。唐中宗李显是马球的积极参与者，他经常率领文武百官，亲临梨园亭球场观看马球赛。沈佺期曾作《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琼楼。宛转萦香骑，飘飖风拂画球。俯身迎未落，迴辔逐傍流。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描述初春时节，宫廷中马球活动的激烈场面。《封氏闻见记》记载："景龙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这是一场由吐蕃队和唐朝宫廷队的一次马球赛。结果，以临淄王李隆基、嗣虢王李邕和驸马杨慎交、武延秀为一方的唐朝队获胜。中宗对马球的喜好，带动了社会上打马球的盛行，形成风尚。"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①。李隆基对唐代马球的风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在与吐蕃球队较量时，"东西驱突，风日电激，所向无前"，表现了很高的技艺水平。即位后，玄宗仍打球不辍，经常携杨贵妃去球场打球。宋人李公麟绘有《明皇击球图》。晁无咎题诗曰："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无复谏疏来。"批评唐玄宗耽于游乐，不问政事。玄宗以后，宫廷球风，日益炽盛。穆宗、敬宗、宣宗、僖宗、昭宗都是嗜球成癖的皇帝，在宫廷中有多处供皇帝使用的球场。1956　年，在西安唐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一块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己未月建"字样的石碑，这表明唐文宗时曾在含光殿旁修建了一个马球场。 　　五代时，马球主要在南方流行。吴主杨行密曾"会鞠于广场，知训与瑾立马观之"②。在成都建都的前蜀、后蜀，也盛行马球。（前蜀）蜀主王衍"常列锦衣障，击球其中，往往远适，而外人不知"③。后蜀花蕊夫人《宫词》说："小球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西球场里打球回，御宴先于苑内开"。南唐的元宗也是"宴私击鞠，略无虚日"。可见，马球在五代时仍盛行不衰。 　　宫廷马球热带动了皇亲国戚、朝廷显贵，以及文人的打马球之风。唐中宗时的驸马杨慎交、唐德宗时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唐文宗时的户部尚书王源中等都以喜好打马球而闻名。他们都在　自家的府宅中建有球场。五代时，杨行密的儿子杨渥打球成癖，他在父亲丧期间，仍旧在自家球场上"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1972　年，在陕西省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发现一幅极其珍贵的《马球图》，画面上绘有二十多个骑马击球的人物形象。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中宗景龙二年七月。 　　②　《五国故事》（不著撰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一，后梁龙德元年正月。 　　他们穿着各色窄袖袍，足登黑靴，头戴幞巾，一副贵族装　束。其中，五名骑手正在奋力夺球，最前面一人，手持偃月形球杖作返身击球动作，身手矫健，姿态优美。后面的骑者，有的持杖紧追不舍，有的则策马行进在树木山石之间。整个画面气势宏伟，再现了唐代马球活动的精彩场面。 　　唐代文人中进士后，按惯例要到月灯阁举行球会。文人们把打马球当作很时髦的事。王定保《唐摭言》记载了唐僖宗乾符四年（877　年）一次月灯阁球会的盛况："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一场马球赛，观众动辄数千，反映了打马球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 　　唐代，不仅须眉男子喜欢马球，一些窈窕淑女也爱玩马球。1975　年，江苏邗江出土了一枚唐代击球图铜镜，上面雕刻着四个驱马击球的女子形象，奔跃的马，挥舞的球杖，英武的姿态，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玩马球的史实。由于骑马打球动作十分激烈，为了适宜更多女子参加击鞠活动，唐后朝出现了驴鞠，即骑驴打球。《旧唐书·郭英乂传》记载：唐代宗时，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乂"聚女人骑驴击球"。唐敬宗和僖宗都喜欢驴鞠，于宝历二年、乾符二年在宫中观看驴鞠，僖宗还亲自下场，"乘驴击球"。前蜀的花蕊夫人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王鞍初跨柳腰柔"的诗句，描写了女子击鞠的优美姿态。 　　（四）节令游戏的发展蹴鞠　唐代是蹴鞠发生变革的时期，较之前代，不论风靡程度，还是在球、球门、玩法等方面都有变化和发展。这首先表现在球体的制作上。唐以前的"鞠"是实心的，用皮革制成，中间用毛发等物充填起来，所以《汉书》注说："鞠，以皮为之，实以毛。"到了唐代，由实心球发展为充气球。唐人仲无颜《气球赋》说："气之为球，合而成质，俾腾跃而攸利，在吹嘘而取实。尽心规矩，初因方以致圆，假手弥缝，终使满而不溢。"①意思是说，球是靠充气才由方变圆的，为了不让气球漏气，球皮是用手缝制的。有首戏嘲诗人皮日休的诗，也谈到了气球。诗中说："八片尖斜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②唐代的气球是这样制作的：挑选上好皮张，经过"泡"、"燂（tān）"，去毛去脂，使之成为柔软结实的皮子。然后裁成全等的三角，一般为八块。接着是缝合、充气，"气既充满，鞠遂圆实"。吹气的球，在世界上我国是最早发明的，比西方早三四百年。 　　球的变革，带来了踢球方法和球场等方面的改变。唐以前，球是实心的，不能踢得太高，所以球门是很矮的，所谓"穿地为鞠室"就是这个意思。唐代的球变成空心充气的，弹性很好，所以，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这种球门一直传到宋元时期。 　　唐代蹴鞠的发展还表现有"白打"踢法的出现。由于球体变轻，弹性增强，就要求踢法更加讲究技艺。于是不用球门，专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法产生了，称为"白打"。白打可以两人对踢，也可以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对踢。这种踢法活动量小，主要在女子中流行。诗人王建在一首《宫词》中写道："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说的就是寒食节宫女玩"白打"的情景。五代诗人韦庄也有类似的诗句："内宫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白打已经在唐代皇宫内流行，参加的人大都是女子。 　　蹴鞠游戏多在寒食节进行，寒食节就是清明节。在这一天，人们都要玩蹴鞠和秋千，以消除寒食的积滞。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白居易《洛桥寒食日作十韵》诗说："蹴球尘不起，泼水两新晴。"这都是描写寒食蹴鞠的诗歌。 　　拔河　唐代的游艺风俗丰富多彩，汉在寒食节中就要进行蹴鞠、秋千和拔河等活动。拔河是我国古老的民间游艺活动。在六朝时期，它被称作"施钩"；隋朝时则称之为"牵钩"；唐代改称为"拔河"。人们把这种娱乐活动当作祈求丰年的一种美好祝愿。 　　拔河在唐代达到最兴盛的时期。封演在所著《封氏闻见记》中描写了当时拔河活动的情景。他说：在拔河时，用一条长四五十丈的大绳，两头还拴着几百条小麻绳。人们把麻绳挂在胸前，分成两队相互拉好。在大麻绳的中间，立一面大旗作为界限。每次拔河都有几百人参加，加上几千名观众，擂鼓呐喊助威，震惊远近，最后被牵动者为输。那时的拔河形式与今天的拔河不太一样，今天拔河是单独一根绳子，而当时所用的绳子是在一条大绳的两 　　①　《文苑英华》卷八十一。 　　②　《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二。 　　头分系数百条小绳，所以，当时拔河人数要比现代多得多，场面更大，更热闹。如今在甘肃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和日本的某些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拔河形式。 　　拔河不仅盛行于民间，而且宫廷中也甚好此戏。《封氏闻见记》记载："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新唐书》记载：中宗李显爱看拔河，常让宫女进行拔河比赛。而民间拔河，都是男子参加。景龙三年（709　年），李显让几百名宫女在玄武门外拔河。之后，又准他们去游宫市，结果几十名宫女乘机跑掉了。第二年的清明节，唐中宗又下令中书、门下供奉官五品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加上诸学士等，都到梨园球场拔河。当时韦皇后指定：中书、门下省的三位大臣和五位将军为一队，尚书省七位大臣和两位驸马为一队。中书令萧至忠见自己这一队不但少一人，而且老头子居多，便跪下启奏道："小臣这一队，力量太差了！"站在唐中宗身旁的安乐公主，因自己的丈夫也参加拔河，自然护着驸马一边，便插嘴说："你们这边有五个将军，都练过武，力气更大哩！"唐中宗连忙点头说："人虽少一个，力量并不弱。"萧至忠无奈，只好遵旨与驸马一队比试。太监们早摆好了绳子、旗鼓，宫女和太监分成两队呐喊助威。一声鼓响，两边齐用力，绳子拉得很紧，双方坚持了一会，怎奈驸马一队年轻力壮，一下子把绳子拉了过去。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璟都是六十多岁的人，手脚很不灵活，随着绳子向前一下子扑倒在地，很久都没爬起来，引得唐中宗和周围的人大笑不止。 　　唐玄宗也喜欢拔河，他把拔河的场地由宫内梨园搬到了宫外广场，规模愈来愈大。《唐语林》等史籍上生动地记述了唐玄宗所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拔河。当时参加拔河的人有一千多人，场面壮观，气势宏伟，使得当时在长安的外国客人惊叹不已。玄宗命大臣薛胜作《拔河赋》，命张说作《奉和圣制观拔河》诗，又亲作《观拔河俗戏并序》，生动地描绘了拔河的情景。序云："俗传此戏，必致丰年。故命北军，以求岁稔。"其诗曰："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澡齐山岚■，气作水腾波。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意思是说：传说玩拔河之戏，可以求得农业丰收，所以命令北军举行拔河，祈求丰年。勇敢有余的武士们分成两组拔河，人与长绳像一条长河一样。拔河可以锻炼意志，争出胜负。人们齐声鼓噪，给双方加油鼓劲。拔河的双方相互敌住，整个队伍像山一样巍然屹立，毫不动摇。争取有一个丰收的年岁，在年丰之前，大家快乐快乐。 　　（五）斗鸡之风唐代是斗鸡之戏的盛行时期，达到历史上的顶峰。在当时，斗鸡除了以娱乐为目的外，还具有激发勇敢斗志的作用。所以，不仅社会上盛行斗鸡，军中也推行斗鸡之戏。唐玄宗因为爱好斗鸡戏，在宫中专门修建了皇家鸡坊，从军中选拔五百名少年兵士专门饲养、培育、训练斗鸡。据《东城老父传》记载："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立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铣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之。" 　　皇帝喜欢斗鸡，那些会斗鸡的人自然得到皇帝的宠幸。一次，唐玄宗出宫游玩，看到一个名叫贾昌的小孩正在玩木制的鸡，灵巧异常，还听说他能听懂禽鸟的语言。玄宗非常高兴，当即召贾昌入宫作鸡坊小儿。贾昌能识别斗鸡的壮弱和勇怯，熟悉鸡的饮食、疾病和驯习的方法，受到玄宗的格外信任。不久玄宗又升贾昌任鸡坊的头目，还经常赐给他金帛财物。因此当时有民谣道："生儿不用识文字，走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辛辣地讽刺了唐朝宫廷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每年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唐玄宗都要看斗鸡。据《东城老父传》记载："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执铎拂导众鸡，叙立于广场，顾盼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吻磨距，折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鸡坊。"这种斗鸡场面，组织缜密，驯导有方。尤其是大规模的斗鸡活动，水平和技艺之高，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当时称贾昌为"神鸡童"，而唐玄宗也不愧是一位"斗鸡皇帝"了。 　　皇帝的爱好带动了社会上斗鸡之风的盛行。宗室贵族、达官富豪竞相仿效，有的因一只鸡而不惜倾家荡产，重金购之。有的因斗鸡而引起皇室内部的矛盾。在唐高宗时，诸王好斗鸡，诗人王勃为沛王写了一篇檄文，声讨英王的斗鸡，引起诸王的不和。高宗看后也非常生气，下旨罢免了王勃的官，放所有斗鸡回山中。在平民百姓当中，斗鸡也很盛行，"洛中老幼皆爱斗鸡，家家养三五十羽，甚至于有的以一亩田换一只斗鸡"。一些贫穷的人，养不起鸡，便玩弄木鸡。贾昌当年就是因玩木鸡而被唐玄宗看中的。 　　当时的王孙公子、豪侠少年，无不以斗鸡走马、携剑狎妓为自我特长和性格标志。李白就是斗鸡的一名好手，在他的笔下，斗鸡被描绘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如《古风》诗云："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又如《叙旧赠江陵宰陆调》云："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像这样反映斗鸡的诗篇，在唐人诗集中触目可见。如张仲素《春游曲》："当年重竟气，先占斗鸡场。"张籍《少年行》："日日斗鸡都市里，赢得宝刀重刻字。"于鹄《公子行》："马上抱鸡三市斗，袖中携剑五陵游。"这些诗篇反映唐代人任侠使气的豪壮气概和放任不羁的生活习俗。 　　九、隋唐五代民族习俗（一）民族大一统的新时期隋唐时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新时期，隋唐帝国的规模空前扩大。唐高宗时，控制地区西达咸海，北及叶尼塞河和勒拿河。玄宗开元之末，东边控制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整个远东地区。在隋唐王朝控制的范围内，生活着突厥、回纥、契丹、靺鞨和西域各族等许多民族。与隋唐同时，我国西部青藏高原兴起了强大的吐蕃王朝，西南边疆到唐中期以后则有南诏国的崛起。 　　隋唐时期我国各族人民都对中华文明以至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突厥在公元6　世纪兴起于今新疆东北部，至公元8　世纪中叶，长达二百年之久，对中国以至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兴起于8　世纪的回纥，东极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势力日益强盛，并长期与唐朝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吐蕃在7　世纪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王国。至于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由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号为"海东盛国"，与各族文化交流极为频繁，是东北各族中文化最先进的民族之一。这一时期，我国各民族相互交流，彼此同化与融合，正像民族学家所说，创造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的繁盛文化局面。各族习俗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隋唐时期，我国各民族在习俗上则相互影响和互相融合。在唐朝大一统的社会里，"蕃风"、"汉俗"并行不悖。一方面，少数民族中人沿着汉化的基本方向迅跑；另一方面，传统的大汉族意识受到时代的冲击。唐代汉人习俗的"胡化"，已经有许多专门论说，这里就不再赘述。至于胡人"汉化"，则可举例证亦甚多。西北边疆地区不少"胡人"入居中原，许多蕃将入籍长安和死葬京郊，他们的后代也长期在内地长留下去，逐渐演化为地道的中原居民。比如，东突厥被唐朝击败后，其首领以下居长安的近万家，他们都在长安有唐政府赐给的美田宅第，死后就近葬在近郊。有的突厥首领在长安既居后再也不愿离开唐朝，阿史那忠被遣返突厥故地当右贤王时，他竟然"思慕中国，见使者必流涕求入侍"。最有说服力的是契苾何力，这个草原铁勒部族的后代，在京师几年后，已经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有一段记载是很有意思的："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之渠帅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冢墓间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遽令拔去，更植梧桐也"①。契苾何力婉转地提出不同意见，对中国古诗如此熟悉，至于脱口成章，不能不使人惊服他高超的汉文化水平。由此可以看到当时"胡人"、"蕃人"汉化的深度。契苾何力对中国古老的礼俗也数若家珍。有一次唐太宗想拒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的请婚，但又不便明言。这对契苾何力向唐太宗献计说："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夷男（即真珠可汗）使亲迎，虽不至京师，亦应至灵州，彼必不敢来，则绝之名有矣"①。看来契苾何力对中原古老的传统婚礼仪式之繁缛，是了如指掌的，所以才 　　①　《隋唐嘉话》卷中。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 　　对唐太宗提出这样使婚期延长的主意。果然，夷男因为唐朝的婉然绝婚，内部矛盾纷起，不一二年，薛延陀便因内讧而亡了。玄宗时著名蕃将哥舒翰出自西突厥突骑施别部，但他的汉学根底却很深，"好读《春秋左氏传》及《汉书》，疏财仗义，士多归之"。他的家族，不是"以儒闻"，就是"茂才高第"，俱俨然中原汉君子矣②。 　　从上述情况看，在统一的隋唐王朝生活的各族，汉族有许多习俗趋于胡化，少数民族不少人也渐习华风，这是民族融合的一大趋势。当我们分析到这一时期各边地各族的特殊民族习俗时，也不能忽略另一面。在这里，我国民族关系的核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便更为明显了。 　　②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传》。 　　（二）突厥习俗特点及与汉族的融合突厥的尚武习俗　突厥是北朝和隋唐时期活跃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突厥民族的习俗特点是尚武，有些习俗是在中原所罕见的。 　　突厥尚武习俗之一是对狼的崇拜，"以狼为图腾"。《新唐书·突厥传（上）》记载着："牙门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说明北朝时和隋唐时的突厥都以狼为自己的标志。在古突厥文献和《北史》的记述中，突厥人把狼看成是勇敢和美德的化身。突厥人还崇尚鹰的横空飞掠的精神。古突厥文献有一则描写道："我，带有黄金双翼的猛禽。。我捕捉我合意的东西和我喜爱的东西，因而强有力。"①这种对鹰的歌颂，对强者的歌颂，其用意和目的与对狼崇拜是一致的，正是游牧民族尚武习俗的特点。 　　突厥人的尚武习尚还表现在他们勇武好战，以杀敌为荣的民风。《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为逝者安葬的仪式："葬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常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这里明白指出"剺面"是为了表现死者勇敢牺牲的气概，墓前立石也是为了表现他的战功。这些突厥民族的特殊丧葬习俗，都是突厥尚武风习的表现。 　　突厥习俗的原始性　突厥风俗的第二特点是它的原始性。由于突厥是一个在公元6　世纪中叶才刚刚兴起的民族，也差不多在这一时期有了国家，所以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中还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社会习俗的残余。比如，突厥一直保留着对祖先精灵和祖窟的崇拜。《隋书·突厥传》载，他们每年的五月八日，都要"相聚祭神"，以及每岁派重臣向"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突厥还有崇拜乌玛伊女神的习俗，据唐人段成式《西阳杂俎》记载，突厥人相信他们作战和狩猎都要受到海女神乌玛伊的保佑，著名的突厥阙特勤碑亦说："托象oumay　女神一样的我母可敦之福，我弟受成丁之名"。乌玛伊女神作为生育之神，一直位居众神之上。这说明突厥社会的母权制时代的残余。人们所熟悉的突厥"烝母报嫂"婚俗现象，也即前面婚俗叙述中提到的所谓"收继婚"，实质也是突厥社会中所残存的一种母系氏族残余现象。收继婚，用《隋书》上简单一句话说，即"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是原始群婚的遗风，二是氏族外婚制的反映，其目的为了保持本氏族的人口和力量，实质也是保持了女性在部落中的权力，仍是母系权力社会的一种残余。 　　突厥人风俗的原始性，还表现在他们敬天拜日的习俗。阴山岩画中的巨大的同心圆图案，为古代突厥人崇拜太阳光辉的写照。"一个亭亭玉立的人形，两腿开叉，双臂上举，两手在头上合十，。。头顶之上有一圆圆的图形，以示高悬天际的太阳。很明显，这幅岩画，深刻表露了阴山先民对光芒四射的太阳的崇拜心情"①。崇拜太阳的习俗，说明了原始先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而阴山岩画的本身，正说明突厥社会的原始状态。 　　突厥上层的汉化　民族融合和社会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将近一个多世纪的变化及和汉族的接触，突厥中的一些部众尤其是突厥上层人物，迅速受到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服饰和心理方面有了很大变化。我们从隋炀帝时突厥启民可汗的上书请求改变服饰，可以看出这一过程。启 　　①　马洛夫：《古突厥文献》，《占卜书》第三则，转引自薛宗正《突厥史》第753　页。 　　①　盖山林：《从阴山岩画看内蒙古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明》，载《中亚学刊》第1　期。民是突厥率先归附隋朝的一部，隋文帝末年，"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他对隋朝感恩戴德，竟向隋炀帝表示："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这一请求虽未获准，但说明了此时突厥上层心理的变化。 　　到唐朝时候，突厥居唐者不仅生活习俗有许多汉化，他们的家庭还掺进了许多汉族的血统，通过联姻，不少原突厥贵族的子弟成为汉突的混血儿，最后一次本质性的变化是连姓和名全都汉化，从心理状态到表象全都失去原来突厥风貌了。比如，突厥的传统王族阿思那氏，在唐太宗时"诏姓独著史"，以后史姓便代替了阿史那氏，他们家又几次与李姓皇族婚姻，经过几代，这一家族便基本汉化了。降唐的颉利可汗阿史那咄苾的儿子，原名叠罗支，后来完全改为汉名史孝昌。另一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儿子改名为史元庆，孙子名史献，原西突厥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斛瑟罗，到儿子一代就名为史怀道，孙子名史听，曾孙史忠孝，完全改姓更名，俨然汉家子弟了①。他们死后也按照汉族葬制，葬在两京郊区。近年来在西安西郊枣园村发现了颉利可汗曾孙的墓地，在长安县龙首渠还有后突厥可汗默啜之女等的坟地，估计那里已是突厥贵族在长安的一个集中坟区。生前过着汉家贵族的生活，死后永眠唐都地下，他们的子孙逐渐同化和融合到汉族中去，在习俗方面自然也有很大转变②。 　　突厥上层的汉化，也影响到整个突厥人各方面的习俗，流行在突厥社会的十二生肖纪年法，明显是受传统汉族十二生肖习俗的影响。根据《突厥语大辞典》维吾尔本关于突厥人十二生肖的记载说："突厥人取十二动物之名来给年代以称呼，举凡孩童的年龄、战争的历史之类，均以此轮流计算"。突厥人的十二生肖记年法，共有鼠、牛、虎、兔、鳄鱼、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个动物，其中只有一个鳄鱼和汉族十二生肖的龙不同，前后安排次序也完全一样。根据如此的吻合，估计此一纪年法当是从中原引入的，鳄鱼和龙的不同，正说明龙为鳄鱼的演变，也正说明了中原风俗向突厥地区的"扩散"。突厥习俗的汉化事例还有很多，比如他们的首领一改先前部落制的官号，代以汉族官制。《阙特勤碑》说："突厥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唐的诸官采用了唐朝的称号"，这说明汉化的突厥上层把原先部落系统完全打乱了。这是一次巨大的自上层到普通部众从制度到习俗全面的改革。中原习俗的"胡化"影响　融合与同化在各民族间从来是对等的，同化和融合从来都是相互交流学习的结果，在突厥人汉化的同时，也有大量的西北民族的风俗习惯流传到汉族地区的各阶层居民中来。开始时好像突厥风尚在唐朝上层社会比较风行，有些方面，用现在的话说，竟然形成了一股"潮"。这在贞观年间太子承乾特好突厥住俗、丧葬风俗和服饰习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此点。《旧唐书·大宗诸子传》记道："（承乾）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翦綵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 　　①　以上参阅《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突厥传上》，卷二百一十五下《突厥传下》和《贞观政要》卷五《孝友十五》。 　　②　参阅《唐文拾遗》卷六十五《金城县君墓志铭》和卷六十六《昆伽公主墓志》和贺梓诚《唐长安城历史与唐人生活习俗》。 　　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左右私相语，以为妖。又襞氈为铠，列丹帜，勒部阵，与汉王元昌分统，大呼击刺为乐"。这段记载十分生动而具体地叙述了大唐王朝法定继承人的"胡化"作为。这位大唐太子全面接受了突厥习俗，从语言、服饰，到饮食习俗、丧葬习俗，以及尚武风气，全都效突厥做法，可以说是一个从心理到外观全部突厥化的贵族公子。由于他是皇帝的太子，在统治阶级层和全国都有重要影响，上行下效，也可以看出唐朝社会胡风盛行的情况。 　　到中唐以后，上述剺面的突厥特殊习俗，还时有流行，主要表现在军界。代宗时，安禄山旧将田承嗣想兼领相、卫、磁、洺四镇节帅，曾指使部下搞过一次"割耳剺面"的大请愿。这就又把原来的丧俗转变为请愿、发誓的表示。在突厥风俗原意中，也不仅是丧葬仪式，有时也表示送行惜别和其他寓意。例如中宗时大将郭元振将离任安西大都护时，西域居住的突厥人"有剺面哭送者"。有时剺面更作为抗议的表示，武则天时酷吏陷害蕃臣阿史那斛瑟罗，他的部下"诸酋长数十人"即"割耳剺面讼冤"。至于认为突厥丧俗剺面或即汉族自周汉以来孝子"泣血"哭丧之礼的演变，虽为一家之言，但仍足见汉族和突厥之习俗互相转化的事实。 　　（三）回纥习俗及其汉化牙帐和毡车　回纥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民族，《隋书》记载的"居无恒所，随水草迁移"的铁勒就是回纥之先祖。一直到北宋初年写的《旧五代史》，犹以"族帐"来称呼他们的部落，可见他们还在草原上迁徙不定，随草安帐而居。唯其如此，隋唐时期的回纥民族，就较多地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比如，他们常常流动，住有帐篷，行有毡车，这是草原民族的特色。《新唐书·回鹘传上》说："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这种高轮车，又称"氊车"或"毡车"，是用毛毡制成车篷的高车，可以避挡草原上的风雪。上自回纥的可汗王后，下至部落一般成员，在草原上行进时，妇女幼童大都乘坐这样的氊车。史籍记载了唐武宗会昌年间一次唐军与回纥骑兵的战斗，唐将石雄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城楼上，观察回纥军情时，"见氊车数十，从者皆衣碧，类华人服饰"。据石雄分析，这是为嫁给回纥乌介可汗的唐朝太和公主，结果一问果然"为公主帐"。这就证明无论战时或平时，氊车为回纥在草原上行途的主要交通工具。 　　回纥民族住有帐篷，则史上记载更多。他们可汗的居所和指挥部称为"牙帐"。《旧唐书·回纥传》记载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一次唐朝宁国公主出嫁回纥，婚使李暠谒见回纥毗伽阙可汗时的情况："及瑀至其牙帐，毗伽阙可汗衣赭黄袍、胡帽，坐于帐中榻上，仪卫甚盛，引瑀立于帐外。。。"很明显，所谓"牙帐"，实即回纥可汗不固定的朝廷，也就是大帐篷里的可汗行宫。这个"牙"，在史籍中多次见到。如回纥首领菩萨最初兴起，有"树牙独　乐水上"。唐肃宗至德年间，李承寀为使去和回纥联络共同对付安禄山时，史料亦记载："及至其牙，可汗以女嫁于承寀"。另外，还写到嫁到回纥去的太和公主亦"自有牙帐，命二相出入帐中"等等。此外，有关回纥的史籍中，还记着"牙官"、"牙中大将"等等，说明"牙帐"不同于一般的帐篷，相当于一个政府和颇具规模的衙门。史料中有时还用帐为单位计算回纥部众的多少，如唐文宗太和年间，回纥乌介可汗杀死其相赤心，"全占赤心下七千帐"等等，这里显然表明回纥的部众是以帐篷群为编制来组织的。上述氊车的风俗和牙帐的制度，都表现了回纥的草原游牧民族的风俗。 　　回纥的尚武习俗　和突厥一样，回纥也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具有着许多和突厥相似的崇尚勇敢和强大的特殊风习。比如，回纥也是一个以狼为标志的民族。《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唐肃宗派郭子仪和回纥合作共讨同罗部时，回纥可汗"与子仪会呼延谷，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史籍还记载回纥人骁勇好斗，"其人骁强"、"善骑射"，他们有"众十万，胜兵半之"，有一半人口是兵，几乎所有男子皆兵了。回纥还和突厥崇尚雄鹰一样，崇尚鹘，所以从唐宪宗元和年间起，向唐朝皇帝上书表示，以后不称回纥而改称"回鹘"了，"义取回旋搏击，如鹘之迅捷也"。自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回纥人还以"天之骄子"自诩。到五代时，族内仍以鹰鹘相尚，后唐明宗时，曾遣使者三十余人，向中原进献白鹘一对，表示敬意。以上都可以看出回纥所保有的草原民族的尚武之风。 　　婚丧习俗的原始残余　和突厥民族一样，回纥人也保存着许多原始氏族社会的残余，比如女权制的残余。回纥民族的首兴者菩萨，有一位能干的母亲乌罗浑，史称"性严明，能决平部事，回纥由是寖盛"。"能平决部事"，是说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能很公平地解决部落的诸事，这很像是母系氏族公社时代一位老年女酋长的权威。后来，回纥的几位可敦（王后）如少可敦叶公主、唐朝下嫁的太和公主，在政治上也颇有权势，直接参与或决定朝廷大事。太和公主还和回纥可汗平权，"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帐中"①。这些都可以看出在回纥王庭女性的权力。 　　突厥民族的收继婚和丧俗中的剺面风俗，在回纥社会中亦同样存在。肃宗乾元时，宁国公主下嫁回纥毗伽可汗，可汗不幸早死，回纥诸臣请公主殉葬，为公主拒绝。《新唐书》记载这一事实说："俄而可汗死，国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国人婿死，朝夕临，丧期三年，此终礼也。回纥万里结婚，本慕中国，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剺面哭，亦从其俗云"。这里明显叙述在公元8　世纪下半叶唐肃宗时回纥尚风行剺面的风俗。关于收继婚俗，史籍上也屡有反映。唐太宗时，回纥首领"吐迷度兄子乌纥烝吐迷度之妻"，因而合伙杀死吐迷度，是"烝其诸母及嫂"的一种现象。唐宗室荣王李暠女"少宁国公主"前后"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就是一例。英武可汗即磨延啜，英义可汗为移地健，是磨延啜之次子，继承父亲的汗位，因收继婚，继以少宁国公主为可敦。这是所谓"烝母"的典型现象。 　　回纥风俗的原始性，还表现在"从妻居"的习俗上。《隋书》卷八十四载："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这一习俗，是原始婚俗的残余，以往的婚俗仍长期保存。 　　回纥贵族婚礼　《旧唐书·回纥传》记载了一次回纥可汗的有趣婚礼，使我们在事过将近一千二百年后的今天，仍能了解当时的回纥婚礼的许多饶有趣味的细节。这次婚礼举行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　年），穆宗皇帝将十妹太和公主嫁给回纥毗伽可汗为可敦。结婚时，唐王朝和回纥方面都很重视，婚礼十分隆重。唐方派出金吾大将军胡证、光禄卿李宪为送公主入回纥的正、副使，卫尉卿李锐为婚礼使，从长安一直护送到回纥牙帐，回纥方面也派出大臣伊难珠、思结等多人，并以上千匹的驼马礼物来迎。到了回纥以后，"乃择吉日，册公主为回鹘可敦"。婚礼仪式是这样进行的："可汗先升楼东向坐，设氊幄于楼下以居公主，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以一妪侍，出楼前西向拜。可汗坐而视，公主再俯拜讫，复入氊幄中，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后出楼俯拜可汗如初礼。虏先设大舆曲扆，前设小座，相者引公主升舆，回纥九姓相与负其舆，随日右转于庭者九，公主乃降舆升楼，与可汗俱东向坐。自此臣下朝谒，并拜可敦。可敦自有牙帐，命二相出入帐中。证（胡证）等将归，可敦宴之帐中，留连号啼者竟日，可汗因赠汉使以厚贶。"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这是一次回纥贵族阶层的典型婚礼，从婚礼前后项目看，首先要使中原来的唐女转为回纥女子，所以第一道换服仪式，是使太和公主先将汉服换为回纥装；第二次换装是一次身份的换装，从普通回纥女装换成可敦"茜色"的通裾大襦专用礼服。茜是鲜红色，看来是够鲜艳的。通裾大襦是回纥女装的特色；最后由回纥九姓的首领轮流在庭中肩抬新可敦的舆床，来回转圈九次，这大概是企图说明新可敦得到了回纥各部落的认可。这一婚礼习俗具有鲜明的草原民族特色，几次出入的氊幄，后来也为中原汉族婚姻所效仿，称为"转毡"、"青庐"等等，前面叙述唐时婚俗时已经提到。回纥九姓的负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纥传》。 　　舆风俗，则说明回纥社会中部落民主制尚有一定权威，可汗新娶可敦，也要从形式上征得各首领的首肯。有学者认为，这一婚俗，是为突厥可汗初立时由近侍重臣用毡为轿将可汗抬起随日右转九回习俗的脱胎。不管是那一种因素，都表明了婚俗的这一内容是原始氏族社会古老风俗的残留。 　　唐俗和回纥习俗的相互融合　回纥从8　世纪中叶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有不少人留在了唐朝都城长安，他们在那里经商从政，势力很大。《新唐书·回鹘传》说："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回纥之留京师者，曹辈掠女子于市，引骑犯含光门，皇城皆阖"，成为唐朝京师治安的一个严重问题。 　　但是，大量的回纥人入迁中原，毕竟对唐朝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他们所接触的唐朝先进文化习俗，也必然会反过来冲击回纥的原有社会制度和风习。双方习俗之间的影响和同化、融合，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 　　回纥人的服饰在唐朝广大人民中产生深刻影响，有一段时期，回纥衣装成为社会的流行服。五代女诗人花蕊夫人有一首宫词曰："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花蕊夫人是五代时后蜀孟昶的宫妃，生活在10　世纪三十年代，说明在晚唐五代时期，回鹘的服装样式一直流行到了四川地区。另外，中唐诗人元稹的诗中有几句："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元稹为8　世纪末至9　世纪中期时人，当时正是安史之乱后，回纥人纷纷入居中原内地，他所见到的"毛毳腥羶满咸洛"，应该也是回纥人，所谓的"胡妆"、"胡音"、"胡乐"也当是回纥服装和回纥音乐。这首诗和花蕊夫人的宫词互相印证，可以看到将近一个多世纪回鹘服饰在汉族地区的流行。 　　唐朝时汉族习俗受回纥影响的同时，回纥社会习俗产生更大的变化。他们受到先进唐风唐俗的影响更深更广，受唐俗同化的内容更多。留在京师的回纥人在长安吃着唐人的伙食供给，建造唐式房宅和在唐朝京师开店做买卖，交结的接触的大部分是唐人，久而久之，他们也将在日夜熏陶中融入其类。更重要的，是入居中原的一些回纥普通人民，在农业上和手工业方面，渐渐学会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使他们从马上民族转变成出色的农业能手和手工巧匠。 　　至于回纥本部，随着与唐朝关系的日益紧密，在居住衣食条件和风俗习惯上也有很大变化。在中唐以后，回纥便由草原游牧生活进步到半定居的社会。葛勒可汗在色楞格河上建造了"富贵城"，登里可汗又在鄂尔浑河建筑了城市和宫室，所谓"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就是指此。晚唐李德裕在文章里总结了回纥自助唐平安史之乱后的变化说："厥后饰宗女以配之，立宫室以居之。其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碁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交利者风偃，挟邪者景附。其翎侯贵种，则被我文缋，带我金犀，悦和音。"①这一段，描写了回纥上层无论居入长安者，或留住草原者，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被唐朝生活方式所影响，社会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至于细小的方面，尚可举出两例。一为《新唐书·陆羽传》所记："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封氏闻见记》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说明茶叶已是回纥民族的日常饮料。另一例为回纥纪年亦采用相似于汉族十二属的十二支属纪年法，与突厥近似，亦有羊 　　①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二。 　　年、鸡年、猪年、虎年等，可参照回纥毗伽可汗碑文。②②　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见《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四）吐蕃习俗及唐蕃相互影响从《时世妆》看吐蕃服饰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叫《时世妆》的诗，典型地描绘了唐朝社会所流行的吐蕃妇女的梳妆打扮，诗里这样描写道："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成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白居易认为这不是汉人传统的打扮装束，但确是唐朝中叶在京师和各地风行一时，由城里传到四方，成为一种发型和化妆新潮。对这种时髦现象，《新唐书·五行志》亦有记载："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唐末，京师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唐初，吐蕃统一后，以颜色涂面的习俗仍然保留，所以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①至于唐时吐蕃的衣饰服装习俗，《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说："衣率氈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縈之"。衣氈辫发的风俗，甚至一直保存在今天。至今，女式藏袍大多以氆氇、毛料、呢子作料，藏袍以氆氇为主要原料。氆氇就是一种以羊毛织成的毡料。而辫发之风，至今在西藏地区还常见到。《隋书》还记载那时藏区"以皮为帽，其形如钵，或带羃■"。唐代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有云："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这里的"蕃帽"，也是当时吐蕃妇女常戴之物。在敦煌莫高窟159　窟壁画里，就有一位戴着这样蕃帽的吐蕃女子。从上可见，羃■和蕃帽，也是唐时吐蕃女子日常的妆束。后来，这些穿戴都在汉族地区风行一时，我们在下面还要说到。吐蕃妇女还风行一种饰金花的风俗，《册府元龟》记载唐初的白兰国："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幂■。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②这个白兰，即后来吐蕃之一部。这种饰以金花的首饰，后来可能演变为金花帽，至今藏族妇女还常喜欢在细皮帽上绣上金丝、银丝，号称"金花帽"。 　　吐蕃的"拂庐"等风俗　吐蕃的居住习俗，《册府元龟》和新、旧《唐书》都有明确的记载，说吐蕃君长和贵族们，虽"有城郭庐舍不肯处"，喜好"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册府元龟》解释这种拂庐为"连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坐数百人"，实即把许多小帐篷联结起来的大帐篷，作为政府办公处所。所以又载君长"坐大毡帐"，"部下处小拂庐"。大拂庐周围"兵卫极严而衙府甚狭"。吐蕃人也建有房屋，但"屋皆平上，高至数丈"，是平顶式的屋子。这一建筑方式，在藏族地区早就如此。考古材料说，三千年前昌都卡若遗址有半地穴和地上的平底房屋。时至今日，藏族地区房屋犹有古风，一般"多为土石结构，平顶狭窗"，许多西藏寺庙，也尚有平顶结构，唐朝初期，吐蕃的日常用品和食物都很简单："其器屈木而韦底，或氈为槃，凝■为盌，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以饮"。唐高宗时，吐蕃使者仲琮对高宗说："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寡薄，乌海之阴，盛夏积雪，暑■冬裘，随水草以牧，寒则城处，施庐帐，器用不当中国万之一"①。这话是实事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传》。 　　②　《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一《外臣部·土风三》。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吐蕃传上》。 　　求是的。吐蕃的发展，需要经过一段和周围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他们的真正强盛，是在和中原唐王朝频繁接触以后。 　　吐蕃的葬俗和杀牲盟誓吐蕃的葬俗，新、旧《唐书》皆有记述，而以《旧唐书》记载较为详细。其记曰："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从这段记载看，最早，吐蕃时代，至少在统治阶级那里，藏族是实行墓葬的，而且这种墓葬仪式比较隆重，不仅要起一个大坟，而且还要把死者生前的衣服珍玩一起随葬，甚至还有人殉葬。我们从在吐蕃故都穷结现存的九座吐蕃时代的赞普王陵，可以明显看出古代的这种墓葬制。吐蕃名王松赞干布的陵墓里随葬了许多珍贵宝玩，有他出征时穿过的金盔甲，有达数十斤的珍珠，还有珊瑚神像、纯金骑士和战马等。他的玄孙赤德祖赞（也即金城公主的丈夫）的墓前还立有一块古碑，碑上刻着赤德祖赞一生的重要事迹，墓碑有冓和雕刻着蛟龙花纹，很明显和唐朝的贵族墓葬近似了。 　　所以，从上述文献和考古材料看来，吐蕃时期的赞普，既不实行天葬，也不实行火葬，而是和汉族传统一样的墓葬。至如后来葬制和葬礼的改变，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无论天葬、水葬、火葬习俗的兴起与盛行，都和佛教的渲染有关。之所以实行天葬，是因为佛教宣传"尸体作为供品，敬献诸神，祈祷赎去在生前的罪孽"；天葬场周围来啄食人尸体的鹫鹰，就是上天派来的"神鸟"。水葬则也是佛教的渲染，葬者多为穷途潦倒，"死后不能上高山喂鹰，扔到水中喂鱼，也是起到供施献佛的作用"。 　　吐蕃时期前后，藏族还有另外几种葬俗，这里也应略加介绍。一是吐蕃所属的东女国地区（今四川雅安西），有一种特殊葬俗为："贵人死者，或剥皮而藏之，纳骨于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①。另一种是苯教的葬制。据一位挪威学者研究，苯教的葬制十分繁琐，一位赞普死了，所随葬的需要一百匹马，或一百匹牦牛，一百只山羊和一百只绵羊，最后经过多次持续不断的诵经后火化②。 　　吐蕃杀牲盟的记载，见于《新唐书·吐蕃传上》，记曰："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所服玩乘马皆瘞，起大屋冡颠，树众木为祠所。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这种杀牲盟誓的仪式和习俗，具有很大的原始牲，但也是团结各部"共命"的一种约束手段，同时也说明吐蕃早期君臣等级尚不太严，所以才有"君臣自为友"的说法。不过这种盟誓确是够刺激和吓人的。到唐朝后期，吐蕃的盟誓就较此文明多了。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　年）唐朝大臣刘元鼎和吐蕃国师代表双方誓盟，其过程为"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制逋（国师）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已歃血，钵掣逋不歃。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 　　吐蕃的尚武之风和突厥、回纥一样，吐蕃民族也有颇盛的尚武之风，他们的"重壮贱老"，重战死，贱败退之风俗，皆可看出这是一个勇敢强悍的 　　①　《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外臣部·土风二》。 　　②　（挪威）帕·克瓦尔耐：《西藏苯教徒的丧葬仪式》，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五辑。民族。《旧唐书·吐蕃传》专门描写了吐蕃人的尚武好战的特点："弓剑不离身。重壮轻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这真是对那些临阵惧死者最大的惩罚，在其他民族里是少有的。《新唐书·吐蕃传》还另记载了一段吐蕃表彰战死者的做法。当穆宗长庆二年唐朝盟会使刘元鼎一行途经往年唐蕃战场时，见到沿途全是吐蕃战死者的坟墓，气势庄严，非常受到吐蕃政府的优宠："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赪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施勇，徇死者瘞其旁。"都可看出吐蕃尚武之风。 　　崇拜龙、羊和猴的习俗吐蕃也和汉族一样，有崇拜龙的习俗，藏族的古老传说中认为西藏四大名湖中有四大龙王，本来经常兴风作浪，后来在赤松德赞时经佛法点化成为四大护法神，它们在海底守护着珊瑚、珍珠等等宝贝。这个神话和汉族对龙王的传说颇有相近，也许是古代两大民族无形中的相互影响。吐蕃人也把羊作为图腾和吉祥物，认为羊为年神，所以有对年神的祭祀。对龙和对羊的崇拜与祭祀，都是古代民族对大自然力量的一种畏惧和敬仰。藏族的崇拜猕猴，也和图腾崇拜有关，他们族源神话中有《猕猴与岩罗刹女繁衍人类》的故事，讲的就是远古时期猕猴和岩罗刹女结合生下小猴成为藏族的神话。这是一种族源图腾的神话，和世界上各个民族一样，当人类还不了解某些自然现象时，都会产生如此的族源故事，如我国南方一些民族有槃瓠狗图腾的故事和东北一些民族的鸟图腾神话，都是同类现象。 　　吐蕃还有一些习俗是和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比如史书记载他们"其四时，以麦熟为岁首"，就是一种和生产直接挂勾的纪年。 　　唐蕃习俗的互相同化融合随着汉藏两大民族经济文化的日益频繁，唐朝文化习俗不断传到吐蕃地区，吐蕃的民风习俗也传到中原，双方在习俗方面逐渐互相同化。这里，吐蕃的一些上层杰出人物，起了较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比如，松赞干布在娶文成公主以后，就使吐蕃服饰等习俗有一重大变化。松赞干布"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和文成公主归国后，他对部下说："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①随后，布达拉宫开始在拉萨建造，它的主要宫殿都覆以汉式金顶，有金阁与金亭，飞檐饰兽，都和中原宫殿相似。松赞干布自己还改着唐装："自亦释氈裘，袭纹绮，渐慕华风。"他还派了不少子弟到唐朝学习儒家经典，并从内地请不少文人到吐蕃去为他撰文写字。加之文成、金城公主从中原带去不少技术工匠，唐文化在吐蕃地区传播开来。到9　世纪初的唐穆宗时，有一次唐蕃会盟，吐蕃赞普接待唐使时，赞普本人已经很有排场，同时待之以规范的"华礼"："中有高台，环以宝櫍，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録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①。可以明显看出，在吐蕃地区，唐朝文化已经很为盛行。 　　①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吐蕃传上》。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传》。 　　唐朝的一些建筑技术，在吐蕃时期大量传到西藏，并成为藏族自己的居住建筑习俗，如大昭寺和文成公主主持建成的小昭寺，都是用多层出昂斗拱、转角斗拱和栏杆式样建成的，这都是汉式建筑的影响。吐蕃时期的藏王王陵墓前的石狮，无论是外形的刻凿，还是花纹的雕琢，还是摆设的位置，藏王墓都有些模仿唐陵。这也是双方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吐蕃时期，西藏地区的服饰也受到唐朝很大影响，相传文成公主不仅带去两万件"珍贵饰物衣服"，而且还把内地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入吐蕃，使吐蕃人在穿着方面从此有了变化。藏族的饮茶习惯和使用甲子纪年法，也是吐蕃时期从唐朝传入的。《唐国史补》有一段记载说："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祁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经过了几十年，饮茶习俗已在吐蕃流行开来。至于吐蕃人采用汉族的六十甲子纪年法，据匈牙利学者乌瑞考证，首次标注时间的最早记载为公元821　至822　年，明载在唐蕃会盟碑上，上面记有虎年、兔年、牛年等。而更早的十二生肖纪年则可能在唐高宗时（公元650　年左右）①。这一例证也说明了吐蕃和唐朝之间风俗习惯的互相渗透。 　　此外，还有在丧俗"七七斋"和阴阳宅风水习俗方面，吐蕃也受到唐俗的影响。藏文著名文史古籍《巴协》记载，七七佛事超度的丧事习俗，是由金城公主于公元710　年嫁到吐蕃后提倡施行的。而阴阳风水说，则自文成公主入藏时就已传人吐蕃，在藏地称为"汉地五行算"，文成公主本人和金城公主，都精于此术，文成公主曾亲自勘定了大、小昭寺的寺址。 　　另一方面，唐朝社会也受到了吐蕃习俗的影响。前面我们提到了唐朝元和年后，在时装方面有吐蕃妆饰的流行，许多长安妇女，都乌膏涂唇，椎髻抱面，完全一副吐蕃妇女状态，失去了原来的"华风"。此外，唐朝宫廷妇女还喜好在脸上化装着日月形膏痣，耳上戴着耳坠，这也是吐蕃妇女原有的风俗。还有，长袖服装在吐蕃穿着中由来已久，我们对照敦煌壁画中的《吐蕃赞普礼佛图》和第156　窟的敦煌《营伎图》，则又可看出二者服装十分相似，可能这也是在服饰方面的互相影响所至。现在甘肃、青海一带汉族居住的平顶房屋，也系由藏族的碉房寨子脱胎而来的。 　　①　（匈）乌瑞：《藏人使用汉族六十甲子纪年法的早期例证》，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2-109　页。（五）东北各族习俗"随水草畜牧"的奚、契丹、室韦　我国隋唐五代时期，东北地区生活着奚、契丹、室韦和靺鞨各族。这些民族，除后来靺鞨一部成立号为"海东盛国"的渤海外，大都还处在原始状态。《隋书》和新、旧《唐书》都记载他们"随水草畜牧"，无恒居处。比如《旧唐书》载奚人"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唐时的契丹，也是"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室韦则是"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处"，或者是"时聚弋猎，事毕而散"，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的生活习俗各有特色，奚人"居有氊帐，兼用车为营"；室韦则有牛车，有皮舟，甚至有皮蒙屋："率乘牛车，蘧蒢为室，度水则束薪为桴，或以皮为舟"，"所居或皮蒙室，或屈土以蘧蒢覆，徙则载而行"。 　　奚、契丹、室韦的婚丧习俗也很特殊而原始。史载契丹人有一种奇特的树葬："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室韦人丧俗则为："每部共构大棚，死者置尸其上，丧期三年。"奚人死后，"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三族都比较相近。这样简陋的丧俗，和当时这些东北民族尚处在经济极其落后的状态有关。奚、契丹、室韦的婚俗也相当原始。《新唐书》记室韦："婚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此条记载在《隋书》则记为："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恃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恃为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以上各族饮食习俗极为简陋，奚族"断木为臼，瓦鼎为飦，杂寒水而食"，室韦"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总之，隋唐时期，我国东北各族大部分生活习俗是很原始的。 　　"嚼米为酒"的黑水靺鞨　隋唐时期居住在我国东北最东边陲地区的是靺鞨族，其北部曰黑水靺鞨。黑水靺鞨的饮食服饰习俗尤为落后，《隋书》记载其族"嚼米为酒"，"妇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旧唐书》则记："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靺鞨人住在地穴或半地穴中，"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冡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 　　靺鞨　人的婚俗和葬俗较为奇特。《隋书》记载，"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这一习俗，说明了靺鞨已严格确立了夫权。他们的葬俗与上述诸族的树葬不同，已经用土埋，但仍是简单的。《旧唐书》记为："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椁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靺鞨人还有"贵壮贱老"的风俗，这一点与契丹近似，契丹也为："子孙死，父母且夕哭，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这种风俗说明他们尚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较低的状态，无力来敬老养老。 　　"海东盛国"习俗及其唐化靺鞨南部的一支粟末靺鞨在唐代中叶逐渐强大起来，建立了渤海国，因为其文化发展快并不断受到唐风的影响，当时被称为"海东盛国"，成为唐朝文化向朝鲜和日本地区传播的桥梁。 　　渤海的习俗本来与黑水靺鞨相近，同为靺鞨的一支。但自从社会经济发展以后，文化习俗迅速向中原同化。《新唐书》载他们的服饰有了很大变化："大抵宪象中国制度如此。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以等级的高下来定服饰的颜色和所持朝笏的质地，这说明渤海社会习俗已比前"衣猪狗皮"时有本质的不同。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吉林发现的渤海贞惠公主墓，墓中的壁画人像穿戴和服饰样式，和中原发现的唐朝永泰公主墓等极为相似，说明公元8　世纪中期渤海社会的风俗习惯确有较大的改变①。渤海的饮食习俗也比前大大改进了，由靺鞨时期单一的吃猪肉穿猪皮改变为食鱼肉，烹有蒸、炒，果有梨、李的多样化饮食了。《新唐书》载渤海的特产包括穿戴的布、绵、绸，食用的豉、豕、稻、鲫，等等。 　　渤海时代的婚俗、葬俗也都随社会的发展，有了不少新鲜的内容。宋人《松漠纪闻》记载，渤海的贵族妇女都"悍妒"，常常互相结为姐妹，监督其夫不容有侧室，夫若有所犯，则姐妹群起而攻之。这一妒风，恐怕仅渤海所独有。这应该是渤海人一夫一妻制发展的结果，而不应是原始社会婚俗的残余。渤海贵族的葬俗也随社会发展而唐化。考古工作者根据渤海一座贵族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大量黄金制品，认为其工艺、花纹、风格与中原唐墓极为相似，生动他说明了渤海国文化已成为唐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从渤海遗址出土的若干佛像，也证明了唐朝佛教文化也已在渤海盛行，自然也会影响到整个渤海的社会习俗和风貌。 　　①　参阅《隋唐考古》第469-470　页。 　　（六）其他各族习俗唐代云南地区各族唐朝我国云南地区，有白族和彝族先民建立的南诏国。南诏国是文化很昌盛的一个国家，其服饰和其他风俗"略与汉同"。我们从南诏留下的文物《南诏图卷》和现存云南大理的《南诏德化碑》来看，他们的文化是相当高的。《南诏德化碑》的行文"辞令工巧，文字高雅"，在唐大家中也不多见，其书法"苍劲秀整"，也是唐代书法中少有的珍品。绘于晚唐时期的《南诏画卷》和晚于此画的《张胜温画卷》，绘画艺术水平也很高，考古学家们认为简直是妙笔生花，可以和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相比美。更可贵的是，这些绘画中保留了一千多年以前南诏地区许多服饰和生活习俗材料。《张胜温画卷》画了大理国五礼佛图像。国王身穿阔袖褶叠的礼服，头上戴着一顶红绫高冠。据考证，这就是史书《蛮书》里叙述到的"头囊"，这是南诏的特殊服饰，"其制度取一幅物，近边撮缝为角，刻木如樗蒲头，实角中，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即取头囊都包裹头髻上结之"①。这种头囊装束，至今仍在云南彝族中盛行，当地称为"天菩萨"，不准随便触摸。《南诏图卷》绘画了南诏开国之祖细奴逻的画像，他头结高髻，赤足，身着圆领宽袖长袍，这种服饰习俗，和今天彝族男子赤足披毡是相同的。 　　史书上还记载了南诏一些习俗和今天白族同源的情况，比如《太平御览》等书记载当时昆明妇女"头髻有发，一盘而成，形如■"，是说妇女辫发，由后绕额顶，一盘而成，这种发式，至今在云南白族妇女中尚流行。 　　唐时南诏统治的地区，有许多奇特的风俗。《蛮书》记载，在云南保山、临沧、思茅和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当时人们都"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皆衣青布裤，藤蔑缠腰，红缯布缠髻"，"妇人披五色娑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所谓"金齿"、"漆齿"，就是用金套牙齿，用漆漆牙齿。今天云南崩龙族、佤族仍有"藤蔑缠腰"和用布包头的习惯②。《新唐书·南蛮传》还记载了洱海地区"洱河蛮"的有趣风俗："有罪者，树一长木，击鼓集众其下。强盗，杀之；富者贳死，烧屋，夺其田。盗者，倍九而偿赃。奸淫，则强族输金银清和，而弃其妻；处女，釐妇不坐"。这种法律，虽带有原始性，但明显表示了当时洱海地区私有制和男权制已相当发展。 　　我们从南诏的国俗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云南各族和中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事实。《太平御览》引《唐书》载，当时松外蛮地区"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国同"，还种有葱韭蒜菁、桃梅李暠，女工有纺织，织有絁、绢、丝、布之属，生产相当繁荣，看出这一地区所受中原汉族的影响。南诏的佛教建筑，也向中原匠人学习了先进操作技术，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现存塔碑记明确记载是大唐派工匠恭韬、微义所造。从这建筑风格亦可看出唐时云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文化和习俗方面的互相渗透和影响。 　　《岭表录异》中唐代两广风俗《岭表录异》是晚唐人刘恂所写的一本游记，刘恂于唐昭宗时任广州司马，把他在任职期间了解到的两广地区物产、风俗人情，写成此书。其中保留了唐朝时候两广地区和海外的一些民风习俗，今天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①　唐樊绰：《蛮书》蛮夷风俗第八。 　　②　《茫蛮及金齿族属试论》，《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第120-132　页。《岭表录异》中记载了唐时两广地区各民族爱好音乐歌舞的良好民风。 　　当时在我国南方各地盛行铜鼓艺术，各民族首领有收藏铜鼓的习惯，死后还把铜鼓作随葬品葬入墓中。该书卷上记道："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铸炉之妙，实为奇巧。"还提到："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书中还提到两广少数民族喜好的吹奏乐器芦笙，"多取无柄老瓠，割而为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韵清响，雅合律吕"。《岭表录异》介绍了唐时两广及越南北部的人们饮食风尚，说广西容州一带土风，"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连肥猪肉都比不上，所以军中将领，每设宴席，必首先呈上此菜。一吃就是全牛，不饱不散。交趾人还爱吃一种"不乃"羹，用羊、鹿、鸡、猪各种肉煮浓汤，调以姜葱五味，然后以带嘴银杓进餐。交趾人常常用这种筵宴来打点那些官场人物，"无不谐者"。还记载说："广州人多好酒，晚市散，男儿女人倒栽者，日有二三十辈。"喝酒时还有陪酒女郎："生酒行郎，两面罗列皆是女人"。 　　《岭表录异》还提到廉州人饲养蚌珠和雷州半岛割蛇胆的巧妙手段。廉州就是今广西合浦，至今犹为南珠著名产地。唐朝每年该地刺史都要以珍珠向朝廷上贡。但当地有一种说法："太守贪，珠即逃去"，这实际上是惩罚贪官的一种诙谐。雷州的养蛇户，有很高明的割胆手术，被取胆的蛇仍以线缝合创口，放之归川，蛇竟然能复活，再有人来捕捉时，蛇自动侧身露腹疮，告之身已无胆。这些传说都是很风趣的，也说明了唐时两广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 　　隋唐台湾土著习俗隋唐时代，台湾主要还是当地土著的高山族人居住。 　　隋炀帝时，三次派海师何蛮、朱宽、陈稜到台湾，了解了台湾的风俗人情。现存于《隋书·东夷传》中的"流求"一节，就是依据当时了解的情况写出的。流求，就是今天的台湾。到唐朝时，又有诗人施肩吾去到台湾，他所写《岛夷行》已引起台湾学者的普遍重视，大都认为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唐时台湾的实景。诗曰："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牛犀照咸水"。台湾学者认为第一句系写台湾海边的海市蜃楼，岛夷即台湾土著（原诗有"题澎湖屿"标题）。第三句写当地男青年的海上捕捞生活。第四句牛犀指牛角灯，咸水即海水①。 　　《隋书·东夷传》里关于唐时台湾土著民族的习俗的描写，可以举出四方面：一、服饰的叙述，记曰："男女皆以白綵绳缠发，从项后盘绕至额。其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形制不同。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织门镂皮并杂色紵及杂毛以为衣，制裁不一。缀毛垂螺为饰，杂色相间，下垂小贝，其声如珮。缀铛施钏，悬珠于颈。织藤为笠，饰以毛羽"。这种头插鸟羽、串以颈饰的服饰，和今天台湾高山族民族服饰甚为相近。二、居住习俗。《隋书》记载隋时台湾土著多居山洞，"土多山洞"，"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等等。三、他们的婚俗简单而自由："嫁娶以酒肴珠贝为娉，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四、隋时台湾土著丧俗虽讲感情，但不复杂："其死者气将绝，举至庭，亲宾哭泣相吊。浴其户；以布帛缠之，裹以苇草，亲土而殡，上不起坟"。然而从史籍中亦可看出，隋时台湾土著民族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首领有了一定权威，所以他们的酋长渴剌兜住着大有十六间的雕刻的房子里。但是阶级还 　　①　参见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第78　页，蔡平立：《澎湖通史》第114　页。没有出现，"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他们是尚武的，以"善战者"主管一村之事，"国人好相攻击"，"难死而耐创"。他们还保留着若干原始社会的落后风习，比如在小屋前"悬髑髅于树上"，"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等等。《隋书》中虽也叙述到当时台湾土著已有薄刃的铁刀、矟、剑、铍等，但专家们认为这不会是当地所造，而"主要来自与大陆汉人的贸易中获得"。 　　以上我们叙述隋唐五代时期我国民族习俗的概况，可以看出我国各民族的习俗是在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发展的。习俗的同化与融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个民族走向大融合的重要内容，往往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最基础和与人们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研究我国民族习俗，便成为今后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一项至为重要的任务。 　　十、结语隋唐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隋唐帝国在我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盛唐气象也是我国古代史上少有的现象。隋唐文化在中古社会显得生机勃勃，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发展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高峰，对后世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东西南北、古今中外的文化在唐朝得到交融、升华，涌现出许多光耀千古的各个领域的名人。以至宋代大诗人、大书法家苏东坡不禁叹道："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唐代文化的特点是"进取"的，往往能"始开风气"。同时又是"兼容并行"，因而能利用一切形式，在一切场合多方面反映当时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唐文化大大扩展了中国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使它无比地丰富，并开拓唐以后文化发展的道路。唐诗给宋诗、明诗开了道，几乎每一位唐诗大家都可以成为宋明一个诗派的祖师爷；唐宋八大家的前两位开路先锋是唐朝提供的；唐朝的画和书法都为后人开辟了新路，以后的文化史都是顺着唐朝已经开始的轨迹前进的。 　　隋唐文明在世界上也有了不起的贡献。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唐人"和"唐山"、"唐家子"，至今欧洲、澳洲、美洲大城市还有专用作称呼中国人的"唐人街"，中国画被称为"唐绘"，中国大地称为"唐土"，中国式建筑称为"唐样"，都说明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隋唐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起着样板作用。亚洲一些国家文化的大踏步前进是从学习唐朝文化起步的。 　　隋唐五代习俗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隋唐五代习俗和隋唐文明的其他部分一样，对我国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隋唐时期建筑风格和有关居住习俗，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就特别明显。建筑美学家说："唐代的中国，一方面是用严格的礼制，规划着社会的秩序，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吸收着异域风情"，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具有东西合璧的气势，在建筑风格上，"散发着佻■奔放的个性气息"，"糅合着传统规范的浪漫情调，构成了唐代艺术洒脱浑厚的风韵"①。唐式的建筑，无论是城市规划与宫殿结构，抑或是寺观园林，石塔桥梁，都永远透着一种又典雅又古朴的唐风，在时空上都立于永不凋颓之地，为国外和后世效仿。建筑史家高度评价唐式建筑风格说："总的说来，唐朝的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的特点是规模宏大，气魄雄伟，格调高迈，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不仅都城、宫殿、陵墓、寺庙如此，全国各地的城市和衙署也莫不皆然。"唐朝的建筑艺术，"使建筑与雕刻装饰进一步融化提炼，创造出统一和谐的风格，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②。具体来说，隋朝的赵州桥，至今尚巍然屹立在洨河上，它的建筑技巧和美学结合得十分巧妙，浑然一体，唐朝造石窟寺的风气，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形成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习俗，而且对后代石窟寺的修造，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也为后世留下无数我国文化瑰宝。隋唐五代时期，在我国住宅建筑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形成了系统化的住宅风格，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在建筑方面，士人园林无论从美学宗旨和艺术手法上， 　　①　《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国建筑美学论文集》第50　页。 　　②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71　页。 　　也都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为以后的文人园林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所谓"壶中天地"的布局与风格，成为宋以后古典园林的一种规范意境。从细微处而言，隋唐五代还是我国家具史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从席地而坐，转变为"垂足而坐"，也就是从坐席几案转变到长足桌椅，这是我国古代居民日常生活的一大转变。随着家具的改变，食具、书写工具和其他一些日常用具都要更换以适应现状。甚至大型宴会的规格、布局也都要重新组合。这一转变时期是在隋唐五代。后世的长桌、方桌、长凳、圆凳、靠背椅、扶手椅和四脚高床，在唐末五代时都已具备。这一点，可以说是隋唐五代习俗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因为这是直接关涉到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的。 　　在服饰习俗方面，隋唐五代也有一些开创性的内容，直接影响到后世。 　　服饰史专家论述说："上承历代的冠服制度，下启后世冠服制度的径道，所以唐代的冠服制度的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仅就帽子一项，便可看出隋唐服饰对后世究竟有多大影响。比如，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乌纱帽"，现已成为极普通的官位的同义语，其最初就由唐朝发明。隋朝以前，帝王戴白纱帽，接见大臣或宴请宾客，至唐才"实以乌纱为之"，改名为乌纱帽。以后到明朝成为品官"常服中所常戴"。至于女子装饰，如幂■，本是北方妇女秋冬盖蔽避免风沙侵袭的一种面纱或长帕，隋至初唐时风行于妇女中。到北宋时，幂■又复流行于民间。幂■帽饰还传往朝鲜，影片《春香传》中就曾戴有类似唐代幂■的装束。 　　唐朝的饮食风俗在我国整个文化史上亦有重要地位，影响远及于后代。 　　唐朝的饮食加工业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当时采用了西方传进来的水力碾硙，大大提高了麦稻磨成面粉米粉的产量，使中国的粉食曳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导致了粉食普及化。唐代后期，粉食的普及和点心式样的增多，和鳞次栉比的各种小吃店的出现，都与此有关。这在我国饮食习俗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其对后世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 　　隋唐饮食文化发达，并对后世具有开创意义的，还有出现了一批饮食的专著，现存我国最早的两部食谱是隋朝谢枫的《食经》和唐朝韦巨源的《食谱》，他们是隋唐时期有名的美食家。韦巨源提倡的烧尾宴在当时十分有名。《汉书·艺文志》仅记《神农食经》一种，《隋书·经籍志》记载了《崔氏食经》等七种，到《旧唐书·经籍志》里则记载了《食目》、《淮南王食经》等近二十种。这样大量食经、食谱的出现，说明了隋唐饮食文化的发达和饮食习俗的丰富。唐时烧尾宴和曲江宴等大型宴会的经常举行，也说明了那时饮食行业的兴盛和饮食习俗的富丽多彩。自唐以后，我国苏、粤、川、鲁四大菜系的形成，应该是唐朝饮食文化为其打下的丰厚基础。 　　中国酒文化和茶文化，是传统饮食文化中的两朵奇葩。中国茶文化和饮茶习俗的普及，在唐朝是一个关键时期，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陆羽的《茶经》是中国茶文化定局的开始，以后茶文化和茶习俗的发展都由《茶经》起源。自从唐朝以后，经过文人的诵咏宣扬提倡，饮茶风气很快在全国大行，北宋中期就成为老少官民僧俗咸宜的嗜好品了。唐代酒文化和酒习俗，对后世的影响，则可借用《中华酒典》的一段话："到了唐代，酒令已在社会上普遍盛行。。其花样翻新、门类之多，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此后经由宋、元、明、清各代，一直发展而盛行不衰"。酒令是酒文化综合的体现，说明唐时的饮酒风尚和习俗既普遍又高雅，著名诗人李白、韩愈、白居易、李商隐都投入或参与到这种酒习俗和酒文化活动中去，促进这种风尚的日益风雅和富有情趣，因而经久不衰地传到后世。 　　隋唐时期的丧俗和婚俗，也有划时代的发展，对后世起着重要的开启作用。隋唐时期是"我国婚姻法律制度的集大成时期"，自《开皇律》、《大业律》至《唐律疏议》，对各项婚姻法律条文都有具体规定。婚姻礼仪方面则有《开元礼》，把婚礼的若干细节都规定得很具体。丧葬习俗也发展到十分系统化的阶段，成为一个集大成的时期。许多前代的有关礼仪习俗，到唐代都被"系统化"和"程序化"。 　　隋唐五代习俗对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最近一些中外学者都提出"汉文化圈"或"中国文化圈"的说法。不管对这个提法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历史事实却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周围的邻国较多地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周一良先生在最近的著作中提到：从7　世纪初到9　世纪末，日本接受并仿效唐朝典章文物，达到近乎"全盘唐化"的程度。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昌盛繁荣的时期，社会习俗深刻地影响周边国家，促进他们社会的进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首先，中国的历法和姓氏制度，传到了邻邦日本。日本原来无所谓姓氏，只是到嵯峨天皇时候，弘仁六年（815　年）才制定出日本的姓氏，一共包括1182　氏。同时，日本仍有不少钦慕中国姓氏的文士改为汉名，如阿部仲麻吕改为晁衡，高岛秋帆改成高秋帆等。日本从推古天皇时（公元604　年）就采用中国历法，先后用过南朝的大明历和宣明历。日本还乐于接受唐朝重大节日盛典，奈良时代就和唐朝一样过元旦、端午节、七夕和重阳节等。晚唐时候，日本学者菅原道真把中国各种节日分类纂辑到《类聚国史》中去，每逢这些节日，都由政府举行宴会，聚集群臣，赋诗饮酒。 　　唐朝的饮食习俗也给予日本不小影响。日本学者石毛直道举例说："很久以前，中国人是坐在地上进餐的。吃饭时，按每人一份盛在餐具中，然后摆在类似日本的食案或西方的午餐托盘的饭桌上。这种饮食方法被朝鲜半岛和日本继承下来"①，可以说至今尚是如此。这种食案托盘就食的方式原来就是唐朝未改革前的就食方法。日本人善于用筷子吃饭，也是从中国学习的就餐方式。饮茶风尚和茶道，是日本人从唐朝学习的更为高雅的饮食文化。中国茶是隋朝或唐玄宗时候传入日本的，公元729　年，日本圣武天皇曾在宫廷举行大型茶会，向一百位僧人赐茶。但在日本种植茶树，由中国带回茶种，却是9　世纪初的日本高僧最澄。另一位高僧空海又在日本全面传播茶艺和饮茶习俗，饮茶风在日本流行开来。到12　世纪时，由于日本高僧荣西的提倡，日本式的"茶道"终于成熟起来，成为世界性的一种高雅文化。 　　除此而外，隋唐五代时期各种习俗，给日本以久远影响的，还有城市的建筑（如平城京的仿造于长安），尤其是围棋在唐时中日间的交流，对双方棋艺都有很大提高。有一名华裔日本高僧辨正，还和中国的风流皇帝唐明皇下过几盘棋，受到皇帝的眷顾。马毬和足球（蹴鞠）也是从唐朝时传到日本，给嵯峨天皇和主持革新的日本政治家中臣镰子等莫大的乐趣，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生活。 　　唐朝的习俗，对我国近邻朝鲜和越南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国的重要书写工具纸张早在公元7　世纪就传到朝鲜，很快改善了朝鲜人民的文化传播条件，而且朝鲜自己制作的高丽纸不久就驰名世界，为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 　　①　中山时子：《中国饮食文化》第12　页。 　　中国的墓碑制度也在南朝至唐传到朝鲜。公元642　年（贞观年间）朝鲜百济王的一方碑文，刻着中国六朝式的四六骈骊体，和唐朝碑文如出一格。7　世纪后期，新罗统一后的几座王陵，建陵风格和墓前的石人、石兽制，也大略同于唐朝，说明受到唐朝葬俗的很深影响。唐朝的饮茶习俗和茶文化，也传入统一后的新罗。后来，茶文化在朝鲜形成为著名的"茶礼"。 　　隋唐习俗，还传到中亚、西亚和西方各国。如茶文化传到土耳其，十五柱球戏传到东罗马等等，都对世界文明起了积极影响。 　　我国的习俗是中国传统的灿烂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隋唐的五色斑斓的各种习俗，也是我国文化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本书把隋唐五代时期习俗的特点、内容、表现形式和对中国社会以及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搜集整理编辑成册，只是初步的尝试，本意希望引起对我国文明史这项内容的重视，并亟待指正，以期能使这部书稿更臻完善。 ◆◆◆ 《中国全史》　047/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科技史 　　本卷提要 　　公元581　年至960　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隋唐五代的更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这一历史阶段步入了鼎盛时期。 　　本卷以隋唐五代的科技发明和重大成果、科技人物和科技著作为主，兼及对中国科技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影响，运用史论结合和文化分析的方法：深入论述隋唐五代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地理、医药、水利、建筑、物理、化学、陶瓷、冶炼、印刷、造纸、纺织、造船等科技领域的重大成果及其创造过程，并通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存在的社会功能，揭示那些灿烂辉煌的科技成果的产生原因及其发展规律。 　　通过对隋唐五代科技成果的论述，可以看出：隋唐建国初期较为良好的社会条件，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的创造热情，他们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悠久丰富的科技文化遗产，科技水平领先于世界，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 　　一、隋唐五代科技史概述隋唐五代的科学技术，是隋唐五代文化结构中的重要部类之一。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唐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成就，远远地超过欧洲而居于世界前列。 　　（一）隋唐五代科技发展的前缘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度里，聚集着勤劳智慧的各族儿女。他们在创造性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谱写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光辉篇章。 　　古代的哲学思想非常活跃，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人才辈出，风采各异。其代表人物有老聃、墨翟、庄周、荀卿、孔丘、孟轲等，后来还有韩非子、淮南子、董仲舒、玄奘、韩愈等。他们的观点和学说，形成了当时封建制度循序发展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的史学研究也取得了伟大成就，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修《左传》、司马迁著《史记》、班固编《汉书》、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等重要史学创作，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规范体系。古代的军事科学更是名闻遐迩，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和战国时期孙膑的《孙膑兵法》，都是世界军事科学上的经典著作，而杰出的军事人才更加难以胜数了。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相当于欧洲的希腊雅典时期。这一时期，世界的科技发展处于多中心时代。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和希腊等各种文化争相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中古时期，巴比伦、埃及、希腊等国的文化相继衰落，而中国文化仍在蓬勃发展，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于唐宋时期达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二）隋唐五代的科技发展概况公元581　年，隋文帝杨坚建立政权，结束了南北朝近300　年的分裂局面。杨坚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他果断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施了改革，迅速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及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社会意识形态也明显地趋于一致，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合流和中外交流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下，隋代的科学技术在建筑、数学、农学、水利、天文、地理等领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安济桥的落成、大兴城的兴建、大运河的开凿，充分显示出隋代在建筑科技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数学、农学、水利方面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区宇图志》等方志成就，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地理学宝库。刘焯等天文学家对定朔法的改进，为其后一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公元618　年至907　年，李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拥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水平。著名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对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著名数学家王孝通的《缉古算经》，是唐代数学发展上的杰出代表；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评述："在唐代，王孝通成功地解决了三次数学方程。"唐代的农学异常活跃，畲田、圩田技术广泛普及，壮秧技术和茶的栽培技术、植桑养蚕技术、园艺和畜牧业蓬勃发展，生产工具不断得到改进和有所创新。以陆龟蒙的《耒耜经》、陆羽的《茶经》和韩鄂的《四时纂要》为代表，唐代的农学著作也空前繁荣，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科学作用。在地理学上，制图学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以高僧王玄策、玄奘法师和杜环等人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在域外地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窦叔蒙的《海涛志》，则是我国现存最早论述潮汐现象的专著。唐代的医药学成就更加突出，无论在医科划分、古医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病源症候学的成就上，还是被后人尊为医圣的杰出医药学家孙思邈，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建筑科学方面，无论是长安城的都城建筑体系及其建筑水平、木结构建筑体系的确立，还是高层砖塔建筑技术的成就，冶炼技术、采矿技术、造纸技术、雕版印刷技术、纺织印染技术和造船技术等重大的发明和成就，都对国际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代十国的劳动人民，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饱经战患，丧失了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仅在瓷器生产等个别领域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 　　（三）隋唐五代科技成果的基本内容第一，隋唐五代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隋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刘焯编制的《皇极历》，运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运行，岁差的准确值高于欧洲；他还提出了测量子午线长度的设想，否定了"影千里差一寸"的传统说法。唐王希明编辑而成的七字长歌《步天歌》广为流传，极大地促进了天文知识的普及。唐代徐昂的《宣明历》，测得黄道和赤道交角为23°35′，与现代理论数值仅差0.5′左右。开元时期僧一行制订了《大衍历》，为后代历法家编历提供了固定的模式。一行还是实际测量子午线的创始人，并测得子午线每一度长为351.27　唐里。 　　第二，隋唐五代在数学上，也取得了重要成就。隋代天文学家刘焯在制订《皇极历》时，首先创立了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这是数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唐代著名数学家王孝通，把毕生精力都用在数学的研究上，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作了《缉古算经》；在这部算经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三次方程式的正根解法，对古代数学方程式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唐高宗时，曾令太史令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人注释十部算经。这十部算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和《缀术》。"十部算经"对古代数学成果的推广和普及，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后，还有名为《夏侯阳算经》的韩延算术，全书3　卷共83　个例题，多为地方官吏和普通百姓所常用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技术。据史籍记载，这一时期的算学家，除了刘焯、王孝通、李淳风、僧一行外，还有陈从远、龙受益、边刚、刘孝孙等人，他们都在数学领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隋唐五代的农学特别发达，有着丰硕的成果。隋文帝采用北朝以来的均田制，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安定农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出现了"务在农桑"、"时尚稼穑"和"勤于稼穑"的社会风尚。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精耕细作，整地保墒、扩展良田等农田管理技术取得了重大发展。当时，还科学地解决了引水、排水和灌溉的技术问题。唐代出现的曲辕犁"起拨特易，牛乃省力"，在古代犁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代的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陆羽编著的《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文化专著，对茶树的栽培、茶叶的采摘和加工制作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畜牧业方面，唐代采用引种杂交方法，开发出駃騠、骡等新畜种。其规模之大和成就之丰，在当时世界上堪称罕见，充分显示出古代牲畜育种科学的重大成就。李石编著的《司牧安骥集》，则是我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兽医大典。其他如隋代诸葛颖的《种植法》、周思等人撰写的《兆人本业》、王旻的《山居要术》、韦行规的《保生月录》、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陆龟蒙的《耒耜经》、韩鄂的《四时纂要》等农学著作，使隋唐时期出现了异常繁荣的农学研究盛况。 　　第四，隋唐五代的地理学成就突出，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在方志的修著、制图学的丰富、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以及在潮汐成因、海陆变迁等自然地理的研究考察方面，都较之前代有着明显的进步，从而为这一时期地理学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隋大业年间，朝廷明令全国各地大规模编撰方志，并将全国各地上报的地志和图志，汇集编纂成全国总图志，如《区宇图志》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地志。唐王朝设有专门负责掌管图经的官员，并规定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造图经，当时有五十多个州修有图经。全国性的地志和图志也有新的发展，其中肖德言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贾耽的《古郡国道县四夷述》、孔述睿的《地理志》等，都很出色。隋炀帝时，裴矩奉命掌管西域贸易，将域内各国的地貌风情加以记载，并绘成图册，撰成《西域图记》；初唐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回来后撰有《西域行传》；贞观年间，玄奘西行取法，回来后写有《大唐西域记》；天宝年间，杜环在大食境内留居10　年，后撰有《经行记》；后晋天福三年，高居海撰写了《行记》。这些图志的涌现，不但使制图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且还填补了域外地理学方面的空白。此外，唐代的行政区划图、军事地图也有突破，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上的杰作。我国有着广阔的海岸线，潮灾的防止和潮汐的利用至为重要。窦叔蒙在多年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海涛志》；封演也对潮汐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在《说潮》中，详尽地描绘了潮汐逐日推移的规律。颜真卿的《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白居易的《海潮赋》，对于唐代在海陆变迁方面的认识作了生动的记载。对于黄河源头的考察，地下岩溶地形、海岸地形、沙漠地形等自然地理的认识，都取得了科学的结论。 　　第五，隋唐五代的医学成就，至今仍盛传于世。隋朝名医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记述了多种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反映出隋代的医药学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肠吻合、血管结扎、拔牙等外科手术，在整个世界是没有前例的。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毕生致力医学，被人们称为"药王"。他在唐高宗时编著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唐代的针灸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针灸挂图、图谱、灸疗专著大量增加，针灸疗法被正式列入国家的医学教育课程。此外，隋唐时期完善了医事制度，对医学典籍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对医科也有了科学的划分，藏医和中外医药交流也空前发展，造就了一个医学上的辉煌时代。 　　第六，隋唐五代的水利事业成就显赫。沟通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以其宏大的规模和高超的设计水平而载入史册。涪陵鱼石则是我国最早的"水位站"。唐代的引黄灌溉和关中平原灌溉系统的修复和改造，科学地解决了引水、排水和灌溉等重大课题，为人类的水利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七，隋唐五代的建筑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隋代著名建筑家宇文恺主持修建的大兴城及洛阳城，唐代严密规划加以扩建的长安城，其设计思想合理，建筑规模宏大，皇宫、民居、坊里、市场、街道、水源、航运、绿化等各种功能均大大超越前代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州桥造型奇特、设计精巧，至今仍是桥梁建筑史上的光辉范例。广泛应用的木结构建筑技术体系和高层结构建筑技术体系，推动了古代建筑事业的发展和壮大。 　　第八，隋唐五代的物理学和化学，也有一定的成就。当时的科学家，对于声、光、热、磁等物理现象都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研究，唐代制作的金属鱼洗和龙洗盆，就是运用了固体振动在液体中的传播和干扰的原理，还掌握了消除共振和共鸣的知识和方法。唐代还掌握了人工制造和提取结晶硫酸钾的技术，对于彩虹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孔颖达关于"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的表述，揭示了彩虹产生的原理，并且成功地进行了人工造虹的试验。在化学、化工方面，唐代的炼丹著作《太清石壁记》，记载着水银制造方法。炼丹家们在实验中，发现硫、硝和炭三种物质的结合，可以制成火药，这就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大约在晚唐时分，火药的配方转入军事家之手，这一技术的应用加速了火箭武器的出现。 　　第九，隋唐五代的瓷器生产盛况空前，其技术水平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隋代的青白瓷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他如黄、酱、绿等釉色的瓷器也很精美。唐代的制瓷技术飞跃发展，"千峰翠色"的越瓷、莹缜如玉的白瓷，都是凝结着高超技术的珍宝。那绝无仅有的"唐三彩"，其技术水平至今仍无以迄及。五代连年荒乱，但是勤劳智慧的陶瓷匠师却创造出"雨过天青"的传世之宝，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第十，隋唐五代的手工业技术高度发达，影响深远。这一时期，无论是手工业的生产规模，还是生产技术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是金属冶炼、造纸、纺织、印染、造船技术的成就，都远远地高出世界各国的水平，而雕版印刷的出现，又是唐代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隋唐五代科技发展的时代特征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在隋唐五代步入了鼎盛时期，那些出自天文历法、数学、农业、地理、医药、水利、建筑、物理、化学、陶瓷、冶炼、印刷、造纸、纺织、造船等科技领域的重大成果，远远地领先于欧洲的水平，这就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首先，隋唐五代的科技成果，是这一时期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隋唐建国初期，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了改革。国家采取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在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朝廷完善了科举制度，对科技人才委以重任，各种学科纷纷成为官修的内容。这些开明的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的创造潜能，科技成果大量涌现，并且强烈地显现出这一时代特有的雄强伟大的豪迈气概。 　　盛唐所处的公元626　年至740　年前后，正是欧洲最黑暗的年代，封建领主进行着野蛮落后的统治。他们割据领土、频繁征战，国家政权十分软弱，教会乘机兴起，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垄断了文化知识，凡与教义不符的思想均被严禁，背离神学的书籍尽被焚烧，宗教裁判所操纵着生杀大权，科学发现被视为离经叛道，至高无上的神学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致使中古时期的欧洲在科学技术上再无建树，无法和中国的隋唐帝国相提并论。 　　但在隋炀帝时期和"安史之乱"以后，封建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藩镇割据日益加剧，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环境，压抑着科技人才的出现和科技事业的发展。 　　其次，隋唐五代的科技成果，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继承和创造。中国古代的官方哲学信奉"天人合一"，推行"政治伦理主义"，维系着奴隶制帝国和封建制帝国的统治和压迫，在较多的岁月里，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古代的劳动人民也坚信"人定胜天"，有着战天斗地的光辉业绩。隋唐五代的科学技术人才，全面继承前人的科技文化遗产，并且发展到了崭新的阶段。例如，唐代的蚕桑染织技术，就是对商周以来的养蚕、植桑、织帛、印染技术的总结、继承和提高；而体系庞大的《十部算经》，则是对周代以来历代数学成果的整理和发展；唐代的采矿冶炼技术，则是建立在商周的青铜冶炼、春秋战国以来冶铁技术的基础之上；古老的天文学，为唐代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又和汉代的造纸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火药的出现，又是道家们的一大贡献；而隋炀帝乘坐的巨大龙舟，其技术源流更为久远；规模宏伟的都城建筑，也凝结着殷商以来土木建筑的技术成果；隋唐那些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则是"大禹治水"以来水利科学知识的成功运用。。古老悠久的科技文明，是一座丰富的宝库。 　　二、隋唐五代的天文历法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隋唐五代时期的天文历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唐政府设置太史局（或叫浑天监、司天台等），内置天文博士、历法博士、天文观生、历生等，掌管天文，制定历法。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天文学家，如刘焯、张胄玄、李淳风、僧一行、傅仁钧等。他们在总结前代天文历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不断创新。在天文测量、历法编纂、测量仪器的改进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定朔法的应用及历法的改进准确推算合朔的时刻，一直是历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南北朝以前，由于人们还不完全知道日、月的视运动是不均匀的，在历法中一直采用平朔法来确定合朔时刻，用平气来定节气。也就是说用一个朔望月的平均日数确定合朔时刻，这种方法因其所取的分数不是过大，就是过小，推算合朔发生的时刻不是提前就是推后，不能得到真正的合朔时刻。他们曾用调整分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日、月的运动速度是随时间不同而变化的，因此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平气也是同样，他们根据一年太阳行一周天，每天太阳行一度，一年是365　度，认为每个节气日数也是相等的，推算出每气15.2　日。这样定出的节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产生不准的问题。公元1　世纪，天文学家发现了月亮视运动的不均匀性，曾提出用月亮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确定合朔时刻，即定朔法，但都遭到非难。关于平朔、定朔的争论十分激烈，多次反复，延续了数百年。北齐张子信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了太阳的视运动也是不均匀的，提出"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隋书·天文志》）。这一发现对定朔法的应用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根据日、月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确定合朔日期的定朔法应用势在必行。 　　刘焯（公元544-610　年），隋初著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字士元，信都（今河北冀县）昌亭人。对数学和天文学有较深的造诣。"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覈（hé合）其根本，穷其秘奥。著《嵇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隋书·刘焯传》）。他针对当时张宾制定的《开皇历》仍循古蹈旧的问题，曾多次向隋文帝、炀帝上书，批评现行历法，要求改制新历，并于公元600　年编制了《皇极历》。他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一部历法。在《皇极历》中，他第一次同时采用日行和月行速度的不均匀性理论，用以推算五星位置和日、月食起迄时刻及食分等。用定朔法代替平朔法，这在我国历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他还采用定气的方法，来计算日行度数和交令时刻。他推得春分、秋分离冬至各88　日之多，离夏至各93　日之多。尽管他给定的太阳运行快慢数值与实际不大相符，但一改过去的平气之说，是历法上的一大进步。对岁差的认识，也由于刘焯的努力，在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地球是一个椭圆球体，自转轴对黄道平面是倾斜的，地球赤道那里的突出部分受到日月等吸引而引起地轴绕黄极作缓慢的移动。大约2.6　万年移动一周，由此产生了岁差现象。冬至点在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50.2　秒，就是71　年8　个月差1　度。按我国古代所用的度数，也就是70.64　年差1　度。自晋代虞喜（公元330　年前后）发现岁差，指出"使天为天，岁为岁"（《大衍历·历议》）后，岁差便在历法的计算上得到实际应用。祖冲之是第一个用它来改进历法的人，他实测得冬至点在斗15　度，认为不到100　年相差2　度，得出45　年11　个月相差1　度。刘焯在他的历法中使用75　年差1　度的的岁差数值，已大大接近实际数值，这在当时是很精密的。而当时的西方仍沿用100　年相差1　度的数值。刘焯在岁差问题上，还提出黄道岁差的概念。在他之前的历法给出的岁差值都是属于赤道岁差，是由冬至点（或夏至点）赤道宿度的变化求得的。为了精确推算日月五星的行度以得定气和定朔，他曾测定了28　宿的黄道度，并与东汉时代测定的数值进行比较，发觉其中有11　个宿的黄道度有了变化。他认识到这种变化是岁差引起的，曾指出："岁久差多，随术而变"（《隋书·律历志》）。就是说，为了精确推算当时日、月、五星离冬至点的黄道积度，不能根据过去的而必须根据当时的28　宿黄道度来归算。如果要推算过去或将来的行度，则必须先按岁差求得那时候的28　宿黄道度。一行的《大衍历》接受了刘焯推算黄道日度的原理。刘焯还在推算交食时第一次考虑视差对交食的影响，也就是在地球表面观测天体和在地心观测天体所产生的天体位置差，这在当时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刘焯编制的《皇极历》，当时因受到太史令张胄玄和张宾等人的排斥，未能施行，但他对天文历法学的贡献却没有埋没。 　　在唐代的289　年中，历法先后变更了8　次。《旧唐书·历志》的记载中，"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这确实是三部有价值的历法。 　　唐初傅仁钧制订的《戊寅历》于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颁行。这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定朔法正式颁行的历法，是我国历法史上的重大改革。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以后，因采用戊寅历出现连续4　个大月的情况，反对用定朔的历家认为这是不应有的现象，又改用平朔。至麟德二年（公元665　年），李淳风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加以改进，再用定朔，颁行了《麟德历》。《麟德历》对过去定时分"有章、蔀（bù音部，古代历法名词），有元、纪，有日分、度分，参差不齐"（《新唐书·历志》）的情况加以统一，简化了计算过程。为避免连续出现几个大月或几个小月的情况，采用临时变通调整的方法，并在无中气的月分置闰月，在当时受到好评。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因《麟德历》所推算的日食不准，唐玄宗命僧一行重新造历。一行全面研究了我国历法的结构，并且参考了当时天竺国（印度）的历法，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　年）编制了闻名中外的《大衍历》。一行是极为严谨的天文学家，他经过认真测量，得出冬至附近日行最快，所以二气之间的时间最短；夏至附近日行最缓，所以二气之间的时间最长，指出了正确的日行快慢规律，纠正了刘焯的错误。他又测知从冬至到春分6　个定气间共88.89　日，日行一象限；从春分到夏至6　个定气间共91.73　日，也行一象限，秋分前后和春分前后情况相同。根据明代授时历实测，从冬至到平春分前三日（定春分），日行一象限，需88.91日；从平春分前三日到夏至93.71　日，日也行一象限，秋分前后相同。可见一行测量的数据是相当精确的。宋代科学家沈括曾说："开元大衍历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大衍历》从唐中叶到明朝末年，使用了800　余年。唐时，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把《大衍历》带到日本，在日本广泛流传使用，影响很大。《大衍历》共分7　篇：一，步中朔，即计算平朔望、平气；二，步发敛术，计算72　候；三，步日躔术，计算每天太阳的位置和运动；四，步月离术，计算月亮的位置和运动；五，步轨漏，计算每天见到天空的星象和昼夜时刻；六，步交会术，计算日月食；七，步五星术，计算五大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在一行以前，历代编写历法，格式不一。自《大衍历》后，一直遵循这种格式，直到明末吸收西方历书的特点才有所改变。可见《大衍历》在我国历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一行也因此成为唐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 　　在唐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783　年），民间曾出现一种《符天历》，系天文学家曹士。。（wěi，音伪）所编。它以显庆五年（公元660　年）为历元，不用上元积年。它以雨水为气首，以一万为基本天文数据的分母，也即把数据化为十进小数，从而大大减轻了计算工作，也简便易行。但不为当时一般历官所重视，被贬称为"小历"，只在民间受到欢迎，曾流行于唐末、五代直到宋的好几百年之间。历法，本是封建统治权的象征之一，在我国古代一般是不许可各地颁行与中央不同的历法。但由于当时的藩镇割据，中央的历书已不能遍及全国，而人民的生产生活又必须有历书，这就为民间历书的流通创造了条件。 　　（二）一行及其对子午线的测定僧一行（公元683-727　年），魏州昌乐人，俗名张遂。从小刻苦好学，聪慧过人，"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旧唐书·一行传》）。因不愿结交权贵武三思而出家为僧，隐居于河南嵩山。出家之后，仍勤奋攻读，求师闻教，在天文、数学等方面造诣很深。公元717　年，因当时行用的《麟德历》出现误差，被唐玄宗强召入京，令其"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一行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深入实际，大胆革新，在天文历法学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把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隋唐时期最伟大的天文学家。 　　他的主要贡献，一是和梁令瓒合作，制成了观测天象的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二是在天文观测中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三是制定了沿用800　年之久的《大衍历》；四是组织在全国各地测量日影，客观上实施了对地球子午线的测定。这些都是旷世纪的工作，尤其是对地球子午线的测定，这在全世界还是第一次。 　　我国古代的历法不但包括了年、月、日的安排，而且还包含了日、月食的预报，各个节气日的昼夜时刻长度等等。这些项目都跟观测地球的纬度有关。开元十三年（公元725　年），在一行的倡议下，唐政府派南宫说等人到全国13　个地方进行观测。观测的项目包括：这一地点的北极出地高度，冬至、夏至和春秋分日太阳在正南方向的时刻八尺高表的影子长度。在这次测量中，以南宫说等人在今河南省的四个地点进行的一组最重要。他们除了测量北极高度和日影长度外，还测量了这四个地点之间的距离。这四个地点是：白马、浚仪、扶沟和上蔡，它们的地理经度几乎完全相等，误差很小。一行根据这些地点实测所得的数据算出：从白马到上蔡，距离相差526　里270　步，（唐代尺度一步等于5　尺），夏至日表影的长度差2　寸挂零。这一次观测再一次证明古代流传的"南北地隔千里，影长差一寸"的说法是错误的。"千里一寸"的说法，早在公元442　年（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就被天文学家何承先所否定了。但是何承先却认为，影差一寸的任意两地，其间南北距离的差总是相等的。这个说法意味着地是平的，结论自然是错误的。隋代刘焯就曾否认这个说法，提出影差和南北距离差的比率不是常数，但他仅是估测，没有实测。一行根据南宫说等人的实测证实了刘焯、李淳风的说法是正确的。他完全放弃了"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概念，而代之以北极高度差1　度，南北距离差多少的概念。根据南宫说等人的实测，一行求出南北两地间距离相差351　里80　步，北极高度相差1　度。我国古制1　里等于300　步，一步等于5　尺，1　尺约合24.525　厘米，1　度等于365.2565-360　度。换算为现代单位，即为南北相距131.11　公里，北极高度相差1　度。这实际就是测量地球子午线上1　度的长度。按现代测量的结果，在纬度35　度处，子午线1　度长为110.94　公里。一行所得的数据比现代测量的数字偏大20.17　公里，虽然误差大了一些，但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方国家最早关于子午线的测量，是伊斯兰教阿尔曼孟于814　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地方举行的，比我国实测晚了90　年。一行这次测量的地理范围，南到北纬17　度线的林邑（今越南中部一带），北到52　度线的铁勒回纥部（位于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的喀拉和村遗址附近）。中经朗州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和蔚州横野军（今河北蔚县东北）等13　处。其规模之大也是史无前例的。一行生活在儒、佛、道等封建思想盛行的年代，又是一个僧人，尽管在他的思想中充塞了很多封建迷信的糟粕，但他力行实践，并尊重实践的结果，这是很可贵的。通过这次测量活动，他还初步认识到在很小范围有限的空间得到的认识，不能任意不加分析地扩展到很大甚至是无限的空间去使用，这在我国科学思想史上是一个进步。正如他所说："古人所以恃句（gōu，勾的古字）股之术，谓其有征于近事。故未知目视不能远，浸成微分之差，其差不已，遂与术错"（《旧唐书·天文志》）。 　　一行组织的这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活动，开创了我国通过实际测量认识地球的途径，把地球子午线的测量同地面距离结合起来，从中寻找出接近实际的变化规律。彻底推翻了千里差一寸，以地平推算宇宙半径的荒谬观点。从而为制订新的历法提供了较科学的依据，也为后来的大地天文测量提供了基础。一行这次测量的实践活动和数据成果，很可惜没有引起更多人们的重视；根据浑天说中地球如鸡子的猜想，一行和他的同事们如果具有更大胆的精神，完全有可能推算出地球的大小了。由于受历史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目标过于放在数据的精确性方面，而没有把所得的材料从整体方面综合起来思考，没有去思考大地和日、月、星之间的确切关系和根本运动规律。而当时的哲学家们也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性的事物方面，论述天人关系，即使是牵涉到宇宙和天的问题，他们也对天文学家的计算数据乃至新的发现不够注意。唐后期的刘禹锡（公元772-842　年）和柳宗元（公元773-819　年）对天的问题很关心，分别写了《天论》和《天说》，但他们不过是从朴素的唯物论出发，指出天命论的错误，从没有考虑大地和日月星辰的结构问题，只把日月星辰的排列运行和山崩地裂等自然现象看成是与神和人事无关而已。但于天体结构则相去甚远，唯有一行在天文史上率先测知子午线这一伟大功勋，才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三）浑仪的改进与测天精度的提高浑天仪是我国古代研究天文的唯一测器。自汉以来，天文学家都以制造浑天仪为其首要任务，其制造技术不断改进提高。浑天仪制造技术的提高，也使测量天文常数的精度进一步提高。 　　隋文帝时，耿询（字敦信，丹阳人）就曾改进、试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与天象密合。他还曾制作十分精巧的"马上刻漏，世称其妙"（《隋书·耿询传》）。 　　唐初李淳风鉴于当时北魏造的铁浑仪不够精密，因而立意改革，于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造了一架新型的浑天黄道铜仪。同时写了《法象志》一书7　卷，论述"前代浑天仪得失之差"。李淳风所造的浑仪在前人基础上作了重大改进，它吸收了北魏铁浑仪设有水准仪的优点，"下据准基，状如十字"。进一步把浑仪由两重改为三重，就是在六合仪和四游仪之间再安装一重三辰仪。李淳风把张衡浑天仪的外面一层，由地平圈、子午圈和赤道圈固定在一起的一层叫做六合仪，因为中国古时把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向叫做六合。把里面能够旋转用来观测的四游环连同窥管，叫做四游仪。在这两层之间新加的三辰仪是由3　个相交的圆环构成。这3　个圆环是黄道环、白道环和赤道环。黄道环用来表示太阳的位置，白道环用来表示月亮的位置，赤道环用来表示恒星的位置。古时把日、月、星叫做三辰，所以称之为三辰仪。三辰仪可以绕着极轴在六合仪里旋转；而观测用的四游仪又可以在三辰仪里旋转。这样就可直接用来观测日、月、星辰在各自轨道上的视运动。由于黄白交点在黄道上有较快的移动，李淳风在黄道环上打了249　个小洞眼，每过一个交点月，就把白道环移过一对洞眼，较好地解决了实际的需要。浑天仪用三层，是从李淳风开始的。经这样改进后，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地平经纬都能测定。 　　李淳风黄道浑仪的研制成功，是对天体产生新认识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古代在天文学研究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行在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接受修订新历后，提出直接观测太阳视运动的要求。但当时由于李淳风的黄道浑仪亡佚，"官无黄道游仪，无由测候"。一行和另一位天文学家梁令瓒合作，制成了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铜浑天仪是在汉朝浑天仪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成的。一行为了使铜浑天仪能自己转动，应用了古代计时漏壶滴水的原理，在仪器上安装一个齿轮，用漏壶滴水的力量推动齿轮，齿轮带动浑天仪绕轴旋转，每天转动一周，用水力运转仪器反映天体现象。其中还安装有自动报时器，"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旧唐书·天文志》）。整个位置构思精巧，结构精细，在天文钟的发明制作和机械工艺史上都是一个大创造。 　　黄道游仪是在李淳风黄道浑仪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先是用木试制，后用铜铁浇铸。铜游仪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　年）造成，唐玄宗"亲为制铭，置于灵台以考星度"。黄道游仪制作时，在赤道环和黄道环上每隔一度都打上洞，使黄道环也可以沿赤道环转动，白道环也可以沿黄道环移动，成为"动合天运，简而易从"的天文观测仪器。 　　由于天文仪器的改进和人们艰苦的探索，这一时期的天文测量和天象记录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天文常数的测量精度也进一步提高。如隋代张胄玄的《大业历》（公元608　年），在五星位置的推算上给出了令人惊叹的五星会合周期的准确值，其中火星误差最大，为0.011　日，木星和土星的误差均为0.002　日（2.88　分），水星仅差0.001　日（1.44　分），而金星则达到密合的程度。又如这一时期的十余种历法中所用交月点的长度同理论推算值之间的差异，绝大多数均在1　秒以下。近月点长度值的误差为1.5　秒左右，达到了历法史上精确度的高峰。关于交食周期的数值，也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郭献之的《五纪历》（公元726　年）中采用716　个朔望月122　次食季的交食周期，这同19　世纪末西方的所谓纽康（Newcomb，Simon，美，1835-1909年）周期是相等的。以后边冈的《崇玄历》（公元893　年）使用了3087　个朔望月有526　食季的交食周期，由此推算得交食年的长度为346.6195412　日，这同理论推算值仅有14　秒的误差。再如徐昂的《宣明历》（公元822　年）所用的黄赤交角值为23°34′55″，仅比理论值小37″。 　　一行用他制造的仪器在唐开元十二至十三年（公元724-725　年），重新测定150　余颗恒星的位置，同时也测量了二十八宿距离北极的度数，经过他们的测量，发现与前代测量的数据有很大差异，从而推断出恒星在天体上的位置也在缓慢地移动，并不象古人认为恒星位置是永恒不动。早在唐初贞观年间（公元627-649　年），李淳风为修《麟德历》而进行的观测中，就已发现了二十八宿距星间的距度有变化，但他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保守。而一行则在自己的历法中革除了沿用几百年的陈旧数据，改用自己测定的数据。这在世界天文史上是第一次。1718　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测量恒星的黄道度和古希腊不同，提出恒星移动的理论，这已比一行的观测结论晚近1000　年了。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星图上标有1350　颗星，是当今世界上留存星数最多而又最古老的星图。这份绘于8　世纪初的星图，从12　月开始，按照每月太阳的位置，分12　段把赤道带附近的星，用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来，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图上。据分析它可能是更早星图的抄本，但也表明了我国古代测天成就达到相当高的高度。敦煌星图于1907　年被英国人斯坦因带走，现存英国伦敦博物馆内。 　　在天象记录方面，也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记录。如唐代对彗星的记载：仪凤元年（公元676　年）7　月丁亥，"有彗星于东井，指北河，长三尺余。东北行，光芒益盛，长三丈，扫中台，指文昌"。记录的不仅形象逼真，而且位置准确。《新唐书·天文志》中还记录有彗星分裂的现象，如唐"乾宁三年十月，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虚、危间，乍合乍离，相随东行，状如■（dǒu，今简作"斗"），经三日而二小星没，其大星后没"。记录的非常细致。 　　由于这个时期天文科学的发展，天文知识的普及也出现繁荣的局面。唐初王希明所作的《步天歌》，以七字一句的诗歌形式专门介绍陈卓星图中283个星官，1464　个星辰的知识。它把全天分为31　个天区，即后世流传的所谓"三垣二十八宿"的分区法。这种对星空的区分方法，一直沿用到近代，这也是《步天歌》的创造。每个天区绘有星图，配上诗句，便于人们对照和背诵，是一部普及天文知识的优秀著作，对古代普及天文学知识起了很大作用。三、隋唐五代的数学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日趋繁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长足发展，加之编制新的历法，开筑大运河和城市大规模建设等的需要，促进了这一时期数学的发展。出现了王孝通的《缉古算经》这样有成就的著作和刘焯、僧一行等人在天文历法计算方面的突破。另外在数学教育的开展、数学知识的普及和计算技术的改进等方面也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这些为后来宋、元时期的数学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数学教育的开展和"十部算经"的注释隋统一中国后，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国家对数学教育的重视。隋代在国子监中设置算学，置博士2　人，助教2　人，学生80　人，开展数学教育。并在科举考试中设立了明算科。由国家创办数学教育，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唐朝建立后，继承隋朝制度。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大收天下儒士"，"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唐在国子监设置算学馆，计有"博士2　人，助教1　人，学生30　人。"据《唐六典》记载，由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及庶人之子为生者"。主要学习"十部算经"。"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并兼习《数术记遗》和《三等算》。学习期限规定："《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海岛》共三年，《张邱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辑古》三年"。考试也分科举行，计《九章》三帖，《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等七部各一帖，谓之一组。又一组为《缀术》七帖，《缉古》三帖。显庆三年（公元658　年），高宗李治"诏以书、算、明经，事唯小道，各擅专门，有乖故实，并令省废"（《唐会典》卷65）。废算学馆并把博士以下人员并入太史局。至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在国子监重设算学。另外唐在地方还设有都督府、州、县学，并允许私人办学，各种学校除必学儒学经典外，还学习各种专业。唐中叶，国子监有学生8000　多人，地方州县学生达60000　多人，均有算学课程设置，可见唐代数学教育的兴盛情况。 　　在国家重视教育的同时，隋唐政府还十分重视对图书典籍的整理工作，曾先后大规模地组织人力抄写、整理前代散失的著作。为满足数学教育的需要，唐高宗时曾令太史令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注释十部算经，作为国学教科书。 　　李淳风，岐州雍人（今陕西凤翔），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唐高宗时任太史令。现在传本的算经十书每卷的第一页上都题"唐朝议大夫、行太史令、上轻车都尉臣李淳风等奉敕注释"。这十部算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其中除王孝通的《缉古算经》是初唐作品外，其余都是以前的作品。这些著作，过去由于传抄不一，注述庞杂，错误较多。经李淳风等人认真校对，一一整理，对其中错误予以澄清。如传本《周髀》，有赵爽注，甄鸾重述，李淳风根据实际观测，修正了经文和他们注释的错误。指出《周髀》以"地差千里，影差一寸"的假定作为算法的根据，是脱离实际的。赵爽用等差极数插直法推算24　节气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实际测量结果。甄鸾对赵爽的"句股圆方图说"多有误解等等。又如《海岛算经》原本是刘徽附于《九章算术》之后的"重差"一卷，原著解题方法文字概括不易理解。李淳风等详细指明了解题中的演算步骤等。这些都为当时及后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正是由于李淳风等人的注释，又经政府规定为教科书，才使这10　部算经得以流传至今。但是李淳风等人的注释工作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错误，如没有认识到刘徽割圆术的意义，甚至轻视刘徽的发现，这是不对的。也有的注解质量并不是很高。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件古代数学的总结工作，对推动数学教育的开展和数学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数学教育的开展和数学知识的普及，无疑对当时的社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许多令世人皆叹的宏伟壮丽工程和精妙绝伦的制造技术，这些都与数学知识的发展和应用是分不开的。 　　但是由于传统思想的支配，统治阶级对经史治国的过分依赖，历代帝王不会把数学教育提高到应有的地位，随着封建统治内部矛盾的加深，对数学的重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唐时国子监原有算学学生30　人，至天宝以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贞元前后（约公元800　年）六馆已亡其三。至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更定员额，西京书算馆各10　人，东都算馆仅2　人而已。而且算学学生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微，国子监博士的官阶是正五品上，算学博士的官阶是从九品下，所以杜佑的《通典》中说："士族所趋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这种"明经至上"的封建教育机制，不但未能使算学得到应有的支持，反倒成为算学发展的桎梏。大约至晚唐，明算科的考试便早已停止。（二）王孝通和《缉古算经》王孝通，唐代初期数学家。由于资料所限，其籍贯身世、生卒年代都不可详考。根据《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唐会要》的记载，王孝通出身于平民，少年时期便开始潜心钻研数学，在天文历算方面造诣很深。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23　年前后）担任算学博士，奉命与吏部郎中祖孝孙校勘傅仁钧制订的《戊寅历》，提出异议30　余条，被提升为太史丞。 　　王孝通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数学的研究方面。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数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作了《缉古算术》。后因被列为10　部算经之一，改称为《缉古算经》。在这部书中，王孝通第一次提出并解决了开带从立方法，即求三次方程的正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开带从立方的算书，在我国古代数学史上是一个突破。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曾这样描述："在唐代（公元7　世纪），王孝通成功地解决了三次数学方程"，"在欧洲，斐波那契（公元13　世纪）是第一个提出王孝通那类问题的解法的人。有理由认为，他可能是受到东亚来源的影响"。 　　《缉古算经》全书二十问，第一问是有关天文历法的计算问题，可用算术解答。第二至十四问是立体问题，是以三次方程解答的问题。第十五至二十问是勾股问题，是以三或四次方程解答的问题。全书每问之后都有术文，说明方程各项系数的解法，在一些重要术文之后，都有王孝通的自注。注文一般是说明立术或建立方程的理论根据及运算过程。如书中第二问为："假令太史造仰观台，上广袤少，下广袤多。上下广差二丈，上下袤差四丈，上广袤差三丈，高多上广一十一丈。甲县差一千四百一十八人，乙县差三千二百二十二人，夏程人功常积七十五尺，限五日役台毕。羡道从台南面起，上广多下广一丈二尺，少袤一百四尺，高多袤四丈。甲县一十三乡，乙县四十三乡，每乡别均赋常积六千三百尺，限一日役羡道毕。二县差到人共造仰观台，二县乡人共造羡道，皆从先给甲县，以次与乙县。台自下基给高，道自初登给袤。问台道广、高、袤及县别给高、广、袤，各几何"。 　　关于仰观台和羡道的计算方法，王孝通给出四种计算方法。第一术是求仰观台高、广、袤术；第二术是均给积尺受广袤术；第三术是求羡道广、袤、高术；第四术是求羡道均给积尺，甲县受广、袤术。其中第二术术文为："以程功尺数乘乙县人，又以限日乘之，为乙积。三因之，又以高幂乘之，以上下广差乘袤差而一，为实。又以台高乘上广，广差而一，为上广之高。又以台高乘上袤，袤差而一，为上袤之高。又以上广之高乘上袤之高，三之为方法。又并二高，三之，二而一，为廉法，从。开立方除之，即乙高。以减本高，余，即甲高。此是从下给台甲高。又以广差乘乙高，如本高而一，所得，加上广，即甲上广。又以袤差乘乙高，如本高而一，所得，加上袤，即甲上袤。其甲上广、袤即乙下广、袤。台上广、袤即乙上广、袤。其后求广、袤，有增损者，皆放此"。术文之后，王孝通自注为："此应三因乙积，台高再乘，上下广差乘袤差而一。又以台高乘上广，广差而一，为上广之高。又以台高乘上袤，袤差而一，为上袤之高。以上广之高乘上袤之高为小幂二。乘下袤之高为中幂一。凡下袤、下广之高即是截高与上袤，上广之高相连并数。然此中幂定有小幂一，又有上广之高乘截高为幂一。又下广之高乘下袤之高为大幂二。乘上袤之高为中幂一。其大幂之中又有小幂一，复有上广、上袤之高各乘截高为幂各一，又截高自乘为幂一。其中幂之内有小幂一，又有上袤之高乘截高为幂一。然则截高自相乘为幂二，小幂六。又上广上袤之高各三以乘截高为幂六。令皆半之，故以三乘小幂。又上广上袤之高各三，今但半之，各得一又二分之一，故三之二而一。诸幂乘截高为积尺"。 　　根据术文，例为现代方程式，即为：333222 3Bhc a d bhac ahbd bhhac ahbd bh h x x x（　）（　）（　）－　－＝－　－＋－＋－＋·　·　·关于王孝通写作《缉古算经》的目的，他在《上缉古算术表》（约公元626　年）中称："伏寻《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术，至于上宽、下狭，前高后卑，正经之内阙而不论。致使今代之人不达深理，就平正之间同欹邪之用。斯乃圆孔方枘，如何可安。臣昼思夜想，临书浩叹，恐一旦瞑目；将来莫睹，遂于平地之余，续狭斜之法，凡二十术，名曰《缉古》"。可以看出，王孝通是依据《九章算术》的算法，结合实际，创造性地编造了一些立方体积问题，用于解决一些土木工程的计算问题。他建立的三、四次方程及其解法，虽然依据几何的性质，只限于正解，但在我国古代数学发展史方面仍不失为辉煌的成就。就当时已有的数学水平而言，如何列出合乎题解需要的三次方程，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直到宋元时期的"天元术"出现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三）二次内插法的建立公元206　年，刘洪在《乾象历》中首次提出一次内插法后，三国时期的杨伟，南北朝时期的何承天、祖冲之都是用一次内插法来计算日行度数。由于日、月视运动的不均匀性，用一次内插法所行的结果与实际误差很大。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天文学家又发现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因而要求有更精确的计算方法来推算日、月及五星运行度数。 　　公元600　年，隋代的天文学家刘焯在制定《皇极历》时，首先创立了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这是我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刘洪应用的一次内插公式为：f（n＋s）＝f（n）＋s△［其中△是一级差分＝f（n＋1）－f（n）］。而刘焯的二次内插公式就比刘洪的一次内插公式精密的多。刘焯的二次内插公式为：f nl s f nlsls sls f nl f nlf nl l f n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DD D D DDD1 21 222 1 2221 20 1 1 12 1求太阳的视行度数时，l　是一节气的时间；求月行度数时，l　为一日的时间。利用这一公式计算所得到的历法精度大大提高。但是由于节气l　实际上不是按等间距变化，日、月、五星也不是作等加速运动，因此仍然存在缺点。为了提高历法的精确度，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在公元727　年，创立了不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不等间距二次内差公式为：f t s f t sl lsl lsl l l ll l s L（　）　（　）（　）（　）（　）（　，　）＋　＝　＋＋＋＋　－－＋－　1　＜D D D DD D1 21 2112221 211221 2当l1＝l2　时，和刘焯的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相同。一行较好地解决了与实际较大误差问题，利用这个公式编制的《大衍历》在推算日、月、五星运行度数方面比以前进了一大步，也使我国的天文历算大大走在世界的前列。晚唐时的徐昂在公元822　年制定《宣明历》时，所用的内插公式比一行的公式形式更为简单。 　　二次内插法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天文历算学进入一个新的里程。 　　（四）数学计算技术的改进这一时期数学的进步，还表现在计算技术的改进方面。 　　从李淳风等注释10　部算经（公元656　年）以后，到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1247　年）以前，这592　年中唐宋人的数学著作，现在都没有传本。只有一本韩延的算术书，因被冠于《夏侯阳算经》之名得以流传下来，从而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韩延算书》约成书于公元774　年前后，全书3　卷共计83　个例题，除少部分例题和《五曹算经》、《孙子算经》相同外，其它都是结合当时的实际需要，为地方官吏和普通百姓提供适用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技术。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算学家，除已介绍的刘焯、王孝通、李淳风、僧一行等人外，还有陈从远、龙受益、边刚、刘孝孙等人。据《宋史·律历志》记载："唐试右千牛卫，胄曹参军陈从远著《得一算经》，其术以因折而成。取损益之道，且变而通之，皆合于数"。南宋王应麟《玉海》称："江本撰《三位乘除一位算法》二卷，又以一位因折进退，作《一位算术》九篇，颇为简约"。元代胡省三据《新唐书·历志》注《通鉴》称"刚（边刚）用算巧，能驰骋反覆于乘除间，由是简捷超径等接之术兴"。《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贞元人（公元785-804　年）龙受益《算法》二卷"。《宋史·艺文志》记录：龙受益著有《算法》二卷，《求一算术化零歌》一卷，《算范要诀》二卷。虽然这些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但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实用算术有了很大发展，人们积极从事计算技术的改进，在简化筹算乘除的演算手续，减轻数字计算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古代的筹算乘除法都要排列上、中、下三层算筹。乘法，列乘数于上、下层，乘积列于中层。除法列被除数于中层，除数于下层，商数列于上层。演算手续相当繁重。唐代劳动人民为了简化演算手续，想尽方法使乘除可以在一个横列里演算。在韩延算术中就有许多设法在一个横列里演算乘除的例子，如"课租庸调"章"求有闰年每丁（庸调）布二端（1　端＝5　丈）二丈二尺五寸法：置丁数七而七之，退一等，折半"。如果设该地区丁数是α，每丁应纳庸调布为2.45　端，α丁共纳端数为α×2.45，韩延算法采用α×7×7÷10÷2　代替α×2.45，就可以在一个横列里演算了。又如当时兴起的"得一算法"或叫"求一算法"，当乘数的第一位数码是1　时，用"加法"来代乘，除数的第一位数码是1　时，用"减法"来代除。对乘除的第一位数码不是1　时，把乘数或除数加倍或折半，使它的第一位数码变成1，同时对被乘数或被除数作相应的变化，然后用"加法"或"减法"代替乘或除，从而化简乘除的运算工作，并使之能在一个横列里演算。 　　除此之外，在十进小数的推广应用方面，也有了一定进展。古人记数，碰到整数以下的奇零部分，通常用分数表示。虽然，汉代的刘徽在他的《九章算术》少广章注中曾主张用一位或多位十进小数表示无理数平方根或立方根的奇零部分，但这个超时代的宝贵意见并没有被一般数学工作者采纳。而且它的推广应用还很迂回曲折和缓慢。唐中宗时，太史丞南宫说撰《神龙历法》（公元705　年），创用百进小数来记数据的奇零部分，以1　日为100"余"，1"余"为100"奇"。如"期周365　日，余24，奇48"就是一回归年为365.2448日。"月法29　日，余53，奇6"就是一朔望月为29.5306　日。唐代宗时，韩延算术将一文以下的钱币单位用十进位推广到分、厘、毫、丝、忽五位，这些都是明显的进步。 　　四、隋唐五代的农学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作为封建经济之本的农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劳动人民在继承前代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成就基础上，不断地总结农业生产实际经验，丰富农作物的栽培品种和技术，逐步形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体系。这一时期，北方经济在获得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又由于战乱遭受很大破坏。南方经济却相对得到迅速的发展，以南方水田耕作栽培技术的发展为主，构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主要特色。不论是在精耕细作方面，还是在农田机具的改进创新、各种作物的栽培技艺等方面，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进步，把我国古代发达的农业技术又向前推进一步。 　　（一）畬田的出现和圩田的扩大畬（shē奢）田，是指焚烧田地里草木，用草木灰做肥料的耕种方法。隋唐之际，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了较为宽松的农业政策，又鼓励人民开垦荒地，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lěisì音垒四，古农具名）亦满"（《元次山集·向进士第三》）的局面。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原有的耕地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人们便向山地开荒，畬田出现了。 　　关于畬田的记载，在唐人的诗词中多有反映，如杜甫有"斫畬应费日" 　　（《杜诗分类集注》卷七）这句；元稹有"田仰畬刀少用牛"及"田畴付火罢耘耕"（《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一）之句；白居易有"灰种畬田粟"、"春畬烟勃勃"（《白氏长庆集》卷十、卷十九）之句；刘禹锡有"照山畬火动"，"火种开山背"（《梦得集》卷三、卷八）之句等等。说明当时开垦畬田已十分普遍。 　　畬田，也就是烧榛种田。其造田方法是，在初春时斫木；在雨季前用火焚烧斫下的草木，借其灰作肥料，而后乘热土下种，播粟、麦于灰中，雨后即滋生，不用耘锄，即可丰收。经过3　年后，土壤肥力耗尽，不能耕种，再让草木萌发，逐渐恢复地力，别烧旁山草木之地进行种植。 　　畬田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农业开始向山地丘陵发展，是农业上山记录的开始，同时也是运用了草木灰可以肥禾麦的生产经验。"无灰不种麦"的农谚也一直流传到现在。 　　圩田，是人们利用濒河滩地，湖泊淤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从治水中得到启发，利用堤防来治洼地。但那时不过是用筑土堤来挡水，后来的圩田已经发展成为利用堤岸、涵闸、沟渠建成相应的水利灌溉工程保护耕地。这种圩田，在唐中叶以前，发展比较缓慢，中唐以后才在南方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到了五代时期的吴越（公元907　年-960　年）发展规模较大，据记载："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为民美利"（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奏议上》）。唐代在浙西还设有营田司负责堤防堰闸之事，每年派人巡查江河湖道，清理淤浅，有效地保证了圩田的开发利用。圩田的开发有效地解决了南方河滩湖泊淤地的利用问题，为农业丰产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水田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创新这一时期，由于北方先进生产工具的传入和当地生产经验的积累，水田生产工具也有了改进和创新。 　　在耕作工具上，出现了江东犁、水田耙等。 　　长江流域原来使用的耕犁是直辕的，这一时期改成了曲辕，由于它首先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得到应用和推广，又被称作江东犁。据唐代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记载，这种犁是由十一个用木和金属制作的零件组成，全长约4　米，犁长40　厘米，宽20　厘米；犁壁长、宽都是33.3　厘米；犁底长133.2　厘米，宽13.3　厘米；犁辕长3　米。和过去的直辕犁相比，有了以下改进：（1）犁辕短曲，操作时灵巧省力；（2）增加了犁评，可以调节耕地的深浅；（3）犁梢与犁底分开，可以根据犁梢摆动的幅度，调节耕垡（fá音伐，耕地翻土）的宽度；（4）犁辕前面有能转动的犁槃（pán　同盘），便于耕畜牵引时犁身能自由摆动或改换方向；（5）犁壁竖于犁铧之上，两者不成连续曲面，既便于碎土，又便于形成窜垡。这种犁的出现是我国耕犁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我国古代耕犁的制造技术已臻于成熟。其调节深浅、宽窄的工作原理，直到今天的机引铧式犁还在采用，其形体和结构与今天的中式犁差不了多少。江东犁的出现，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耕地质量都起了重大作用。这种犁18　世纪时传入欧洲，对欧洲近代犁的改进也发生了重大影响。除犁外，还有一种新的整地工具铁塔在这时出现，用它掘土，比牛耕还深些，很适合缺牛少耙的小农使用。 　　除耕犁和铁塔外，唐代还有两种平整土地的农具在陆龟蒙的《耒耜经》中有所记载，一是叫耙，用来破碎土块，平整地面，镇压除草之用，形同北方的旱地耙，很可能是北方旱地耙演变而来。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讲："耕而后耙，渠疏之义，散拨去芟（shān　音山，草名）者焉"。二是叫砺译（ 　　é音译。）和碌碡，均为镇压器，用以敲碎土块，碎土松土用。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说："爬（耙）而后有砺焉，自爬（耙）至砺■皆有齿，碌碡觚棱而已，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由于碌碡和砺■打混泥浆的质量不是很高，到了宋代就被耖所替代，耖是一种上有横柄，下有列齿的水田农具，具有"疏通田泥"的作用。从而，水田的土壤耕作就形成了耕-耙-耖一套技术措施，这是南方水田生产精耕细作化的又一个标志。 　　排灌工具这时也有很大发展，除普遍使用前代的辘轳、翻车之外，隋唐时期还出现了筒车和井车。 　　筒车，是一种借助水力，转动车轮，取水灌田的工具。唐代陈廷章写过一篇《水轮赋》，描述它的运转情况及功能，刘禹锡在《汲机记》中也叙述河岸住宅，利用它汲水以供灌溉的情况。《杜诗镜铨》引李寔（shì今写作是）注释说："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首之末，傅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这种巧妙利用水力，解决岸高水低，水流湍急地区的灌溉，有着重大的意义。唐王朝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大和二年（公元828年）曾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百姓，以供灌溉之用。 　　井车，属于平地灌溉的工具，在井上使用。唐代刘禹锡在《何处春深好》一诗中说："接比栽篱槿，咿哑转井车"，不仅提到井车，还描写了井车运转的声音。井车实际上是辘轳的发展，它由许多水斗组成一条汲水长链，装在一个大的立齿轮上，立齿轮与另一个齿轮相啮合，由动力推动齿轮旋转，井水就会源源不断提取上来。 　　（三）秧田的设置和壮秧技术的形成水稻育秧移栽的历史很早，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中就有"五月可别稻及蓝"，别稻，就是移栽水稻，但当时是指北方陆稻移秧栽培。唐中叶以后，由于北方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经济收入越来越依赖于南方。随着对米谷需求量的增大，为了提高稻谷单位面积的产量，在北方陆稻育秧栽培技术的启发下，南方开　始推广和设置秧田，从直接播种于大田，变为先播种于秧田，再移栽于大田，这是农业技术的一项进步。这项技术一是能达到节约用水，扩大栽培面积的目的。二是便于管理，便于壮秧技术的使用，从而达到丰产的效果。尤其是对于后来形成的二熟制更是重要的技术措施。当时在唐人的一些诗句中可见设置秧田、育秧移栽的一些情况。如杜诗的"插秧适云已，引溜加灌溉"，描写四川育秧移栽的情况。白居易的诗句"泥秧水畦稻，灰种畬田粟"，"水苗泥易耨，畬粟灰难锄"描写江州和杭州等地的生产情况。足见育秧移苗生产技术的推广已很普遍。 　　由于育秧移栽技术的推广使用，原有的水稻整地、施肥、中耕、除草、排水、灌溉措施都有了变动。在整地方面，由于移栽的关系，都经过水整，秧田、稻田已经作畦作埂，使土壤平整成块，便于下种及移栽。尤其是秧田，开始总结出一些壮秧技术。例如，接种要"先看其年气候早晚、寒暖之宜，乃下种，即万不失一"。播种过早，秧苗会受寒潮伤害，冻害秧苗，造成烂秧。播种晚了，耽了农时，也育不成壮秧。秧田水层管理，要保持往来活水，避免冷水死水；秧田面积也不宜过大，以免水层深浅不匀，管理不便；水层也不能太深或过浅，深了浸没苗心，秧苗容易萎黄。浅了，泥皮容易晒干发硬，秧苗不能很好生长。施肥要用发酵腐熟后的肥料，不能用生肥，因为"生者立见损坏"等等。 　　秧田的设置和壮秧技术的推广使用，大大提高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为农业的丰收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稻麦二熟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秧田虽然在南方已经建立，但大都为一熟的粳稻，水旱轮作的稻麦二熟在一些温暖的地方虽已出现，但真正形成和推广还是在宋代以后。 　　（四）南方蚕桑业的普及和发展隋唐五代时期，在农业生产各部门中，蚕桑业是仅次于粮食作物的生产部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前2000　年，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技术，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形成了十分发达的蚕桑业，其发展规模也很大，丝织品不仅满足国内富裕阶层人民的需要，而且大量用作朝廷馈赠佳品，并且远销世界各地，使中国成为有名的"丝国"。 　　唐中吐以前，我国的蚕桑业主要在黄河流域，以河南为最，河北次之，四川、淮南、江南更次之。当时每户配给50　株桑树种植的任务，据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统计，全国农户约有800　万户，应有桑树4　亿多株，约生产丝500　余万斤，生产规模是很大的。在桑树的栽培技术方面，已经开始运用营养繁殖的压条法解决种苗的大量供应问题。在播种育苗方面，已经比较细致地运用选椹、畦种、育苗、移栽、截条、剪枝等技术措施，对采叶的时间、数量和部位也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并且培育出桑树的不同品种。但那时的南方，仍以种麻为主，以生产麻葛布著名，虽有少数蚕桑区，但技术和数量远不及北方。公元756　年以后，北方由于部落叛乱和长期不断的军阀混战，大部分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破坏，人口大量南移，农桑多废，促使南方经济发展起来。据唐李肇《国史补》记载："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取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意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 　　由于北方的技术传入南方，加之丝织物绢、帛、绫等需要的增加，大大刺激了南方种桑养蚕业的发展。在普及的基础上，南方的蚕桑业很快超过北方。公元893-978　年，南方丝织业发达的浙江地区，有时一次输出绫、罗、锦、绮达28　万余匹，色绢79.7　万余匹。不发达的福建地区对外输出锦、绮、罗也有3000　匹。晚唐以后，机织手工业开始脱离蚕桑业而独立，使绢帛的生产量大大增加。绢帛生产量的增加，需要扩大蚕桑业的种植面积和提高种植技术，为提高每亩桑园的产量，开始育成了叶肉厚、花椹少、树体生长快的湖桑品种，并开始运用嫁接技术培育桑苗，采用剪定方式控制桑树的生长期等等。南方蚕桑业的发展，一直到了今天。 　　（五）茶的种植和栽培技术我国是茶的发祥地，茶树的发现和利用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起初茶是被利用作药用，写作"荼"字。唐以后才改名为"茶"。茶字最早见于《唐本草》（公元659　年），至中唐以后，所有茶字意义的荼字都变成了茶字。茶树生育的基本条件是要有温暖和湿润的气候，因此茶树适宜于生长在南方，而不宜于北方。在唐以前，饮茶还是北方少数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的事情，还没有成为民间的普遍饮料，产量也不很大。到了唐朝，由于农业的发展，社会的富足，饮茶之风逐渐兴起，茶叶的生产和加工，也逐渐成为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一个重要部门，至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开始建立茶税制度，茶税便成为国家一项重要赋税来源。茶叶的产量不仅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而且还源源不断输往西亚和非洲。 　　这一时期茶树的栽培技术，根据唐代陆羽的《茶经》和《四时纂要》记载，主要有：（1）选择丘陵地。茶树的种植宜选择丘陵地并且南向或东南向的斜坡，以利阳光照射。由于茶树幼苗怕强烈光照，还须有林木为其遮荫。即所谓"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陆羽《茶经》）。 　　（2）选择土壤。《茶经》说："（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所谓"烂石"是指岩石风化不久而形成的土壤，排水良好，持水率高，通气孔多，营养丰富。这种土壤使茶树生长良好，制茶品质最佳。黄土的土质粘重，肥分贫瘠，茶树生长不茂，制茶品质最差，至今茶农还称黄土为"死黄泥"。 　　（3）依法种植。种植方法形似种瓜，据《四时纂要》记载："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 　　hǔ音煮，砍），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题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即采用"丛植"，先挖一穴，每穴播茶籽若干粒，丛间距离视气候温度，土地肥沃以及丛本数多少来定。当茶苗出土后，选适当时间进行间苗、除草、灌溉、施肥、修剪、整枝等。 　　（4）适时采摘。《茶经》上说：生长的茶树"三岁可采"。采茶在二、三、四月之间，生长在"烂石"沃土的肥芽，长到四、五寸长，早晨带露水采。生长在薄瘠土的瘦芽，长出三枝、四枝、五枝后，选择最好的中枝采，并且规定"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对种子的收藏，《四时纂要》中也记载："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伴，筐笼盛之，穰草盖。不尔，即乃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说明对茶树的栽培和采摘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其中沙藏催芽法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在制茶技术方面，唐代发明了"蒸青"制法，把古老的制茶技术向前推进一步。唐以前的饼茶青草气味很浓，为了去掉青草气味，人们经过反复研究和实践，把采回的鲜叶，用蒸气杀青，捣碎，制成茶饼，然后烘干。陆羽的《茶经·三之造》中说明这种方法为："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制造蒸青团茶，即要达到内质变化的"制"，又要达到外形观的"造"，是争分夺秒，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技术措施，不易掌握恰当的适度。蒸青技术的优点在于杀青迅速而均匀，降低制茶的苦涩味。唐时，日本僧人来我国留学带回了蒸青技术。《茶经》记载的蒸青方法和制茶用具，现在仍然广泛使用。日本、东欧及印度的绿茶制法，也还都是蒸青制法。 　　由于茶树栽培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茶叶的品质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唐苏颂曾说：春中始生嫩叶，蒸焙去苦水，末之仍可饮，与古所食殊不同也。由此，更促进了饮茶风气的形成。中唐时，北方饮茶已经相当普及，江南大批茶叶长途运往北方。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公元728　年左右），"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中，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足见饮茶的普及和茶叶的产量已经非常丰饶。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名茶品种。据李肇所著的《唐国史补》（公元820　年左右）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项、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kuí音葵，古地名）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yōng　音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靳州有靳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可见茶业已达到十分兴旺的程度。 　　（六）园艺和畜牧业的进步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对外交流的扩大，社会日益富庶，人民生活的改善，对各种瓜果蔬菜需求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园艺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栽培的果树种类不下70　种，蔬菜也有30　种之多。而且专业化的种植是这一时期园艺经营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栽培技术方面，还有不少创新。如唐诗人王建在《宫词》中描写说："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这后两句讲的就是利用温泉水栽培瓜果，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学会利用温泉提高地温，促进瓜果蔬菜的早熟。另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人们已会运用人工栽培的技术，生产食用菌，这种方法是："畦中下澜粪，取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槌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这是一种段木栽培，用覆盖、浇水的方法，来为菌子的繁殖创造温湿条件。但是，由于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人工接种，所以采用的是"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的办法，帮助菌种扩散，借以培养大菌。直到元代，才有人工接种的技术出现。 　　公元6　世纪出现的梨树嫁接技术，这一时期又推广应用到其它果木上，促进了果木业的发展。柑桔蜡封保鲜技术在隋代已经出现。据《隋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黄柑，以蜡封其蒂献之，香气不散"。花卉的栽培在这一时期也是呈现兴旺景象，牡丹原系野生，唐代开始为人们栽培，有"自唐则天为后，洛阳牡丹始盛"之说。当时的花卉种类也比较繁多，牡丹、芍药、菊花、兰花等都是著名的花卉。不仅人工栽培花卉，而且出现了盆花盆景艺术，陕西乾县唐代章怀太子墓中，就已有侍女捧盆花的绘画。唐阎立本《职贡图》中已有将山石置浅盆中的记载，可以说这是我国山水盆景的发端。 　　唐代的养马业也相当发达，唐在各地盛兴牧马，以养马为重心兼及驼、牛、羊、驴等，并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是为官牧。据《新唐书·兵志》记载，从贞观到麟德（公元627-665　年）的40　年中，先后养马70　万匹之多，同时还建立了马籍，作为选育良马之用。 　　为了合理地利用饲料，唐政府还规定了家畜的饲料供给标准。据《唐六典》记载，其供给标准为"凡象，日给稿六围，马、驼（骆驼）、牛各一围，羊十一共一围；蜀马与驴各八分其围，骡四分其围，乳驹、乳犊共一围，青刍（芻，音chú）倍之。凡象日给稻、菽各三斗，盐一升；马粟一斗，盐六勺，乳者倍之；驼及牛之乳者，运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驼盐三合，牛盐二合，羊粟、菽各升有四合，盐六勺"。同时还规定："象、马、骡、牛、驼饲青草则日粟、豆各减半，盐则恒给。饲禾及青豆者，粟、豆全断。若无青草，可饲粟、豆，依旧给"。这个饲料标准，已注意到不同的家畜采用不同的标准；同一家畜，其体型、年龄、及生理和使役情况不同，饲料的供给标准也不同；同时有无粗料、精料的供给标准也不同；并且注意适量喂盐。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完备的饲养标准，也体现了畜牧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七）农学著作的繁荣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作物栽培种类和品种的增多，这一时期农学著作也出现繁荣的局面。从现留存的目录来看，大约有20　余种，超过了以往各时期。而且从内容和体裁上，突破了过去单一综合性的论述，专业类农书增多。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隋代诸葛颖撰写的《种植法》，长达77卷，篇幅较大。此后，则天皇后在垂拱二年（公元686　年），召集文学之士周思茂等人撰写的《兆人本业》（已佚），是一部官家农书，颁赐全国地方行政官员使用。据宋代人记载，这部书共3　卷12　篇，"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当是一部农家月令全书。还有王旻（mín，音民）的《山居要术》，韦行规的《保生月录》，也都已佚。另外，八世纪末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和公元863　年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还记载了一些花卉和动植物知识。这一时期，现存比较重要的农书有三部，即陆龟蒙的《耒耜经》、陆羽的《茶经》和韩鄂的《四时纂要》。 　　陆龟蒙，唐末吴江（今江苏省吴江县）人，字鲁望，号江湖散人。其父做过唐朝侍御史，家有数百亩农田，并有茶园、柴薪地各一处。由于唐朝末年政治动乱，陆龟蒙不愿做官，隐居乡里，可见他对农业生产比较熟悉。他写的《耒耜经》是我国第一部农具专书，全书篇幅不大，仅1　卷，约600　余字，用考工笔调，围绕耕犁这一农业器具详细说明它的构造和功能，另外附谈了3　件小农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书中描述的耕犁，现在通称"江东犁"，又叫"曲辕犁"，由11　个部件组成。从犁的构造和性能来看比前代有较大改进，设计和制作也比较完备，与解放前夕我国农村使用的步犁相差无几。可见我国耕地机具的制造技术在唐代已经成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陆羽（公元？-804　年），字鸿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小时由僧人抚养，成人后做伶人，和地主阶级中的官僚、文人来往比较密切，熟悉当时的饮茶习俗。公元758　年前后隐居苕溪（今浙江省吴兴县），从事著书工作。由于他爱饮茶，又在名茶产地隐居，熟悉当时各种饮茶习俗，因此有条件写出了《茶经》这部不朽的著作。 　　《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全书共3　卷，约9000　字，分为10　个专题。卷上3　个专题：一之源，讲茶树的形态、名称，茶叶的品质与土壤的关系。二之具，讲采茶、制茶的各种工具。三之造，讲茶叶的种类与制茶的方法。卷中一个专题：四之器，讲煮茶和饮茶的各种用具，它们的形状、大小、质料、用途、优缺点等。卷下六个专题：五之煮，讲煮茶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水，如何掌握火候等。六之饮，讲饮茶的起源及饮茶应有的知识。七之事，讲历史上饮茶的故事及药方等。八之出，讲茶的产地并比较各地产茶的优劣。九之略，讲在临时条件下可以省略那些制茶、煮茶的过程。十之图：把上述九项内容写在绢素上，分4　幅或6　幅悬挂起来，便于一目了然。 　　陆羽的《茶经》，总结了当时劳动人民在茶业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自他以后，茶业专著相继出现，如卢仝的《茶歌》、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廙的《十六汤品》以及五代时蜀毛文锡的《茶谱》等。 　　韩鄂的生平事迹和著书年代，都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考证，据推测，他可能是唐末至五代初人。他写的《四时纂要》一书在我国早已散失，自1960年在日本发现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　年）的朝鲜刻本后，我国才有影印本整理出版。 　　《四时纂要》属于农家月令书一类，全书5　卷分作12　个月，每月依次抄录了天文、占候、丛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包括酿造、合药和某些小手工艺制作）、牧养、杂事的新旧文献。是一部农家实用的杂录全书。从其内容和引用资料来看，韩鄂大部分采用了前人著作的资料，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汜胜之的《汜胜之书》、崔寔的《四民月令》、王旻的《山居要术》以及其它一些医药书籍，少部分是他自己的经验。虽然该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宠杂，从本质上看是继承了崔寔的以表现当时士大夫家庭靠农、工、商来维持家庭生活的年度经营计划，而且丛辰、禳镇等迷信材料突出地肿胀，但仍不失是一部有相当价值的农书，它填补了自《齐民要术》至南宋《陈敷农书》之间相隔6　个世纪的空白，为这段时间内的农业技术和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书中涉及繁多的农业种类，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是以粮食、蔬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特色。而且在果树的嫁接、合接大葫芦、紫花苜蓿与麦的混种等方面都较前代有所发展。特别是棉花、开蜜，淀粉植物中增加了薏苡、薯蓣、百合；蔬菜类增加了牛蒡、莴苣；药材类增加了决明、黄精等，都是前代所没有的。另外还介绍了一些先进的酿造技术，润肤化妆品的原料配方及制作方法，对研究当时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当时的社会风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五、隋唐五代的地理学隋唐五代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和扩展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也迫切需要掌握域内外土地、物产等地理情况，从而促使了这一时期地理学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在地理学方面，突出地表现在方志的繁荣、制图学的创新、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以及在潮汐成因、海陆变迁等自然地理的考察研究方面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方志的繁荣方志的编纂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它是一种记载地方史的书籍，往往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叙述其疆域、山川、建制、沿革、户口、物产、城廓、风俗、人物等内容，有较高的地理价值，因此，在传统的地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晋宋以前，方志著作极少附图，地图虽有说明，但名目上还以图称，不与方志相混。宋齐以后，方志著作渐渐附上了图，这样既发挥了地图的功用，也加强了地理著作的科学性，这是方志编撰史上的进步。随唐时期，这类有图有经称作"图志"、"图经"的著作便大量涌现。 　　隋统一中国后，在大业年间（公元603-618　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随书·经籍志》）。由中央政府明令全国各地大规模编撰方志，自隋开始。隋王朝将全国各地上报的地志和图志，汇集编纂成全国总图志。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区宇图志》129　卷，"卷头有图"，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性总地志。《诸郡物产士俗记》151　卷；《诸州图经籍》100　卷。据《太平御览》引《隋大业拾遗》记载，这些图志、图经"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早已佚亡，我们不能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唐代对编造图志和图经也很重视，中央政府设有专门负责掌管图经的官员，并规定全国各州、府每3　年（一度改为5　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如《唐会要》卷五十九记载：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诸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为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新唐书·百官志》也记载，"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坊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从《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等书中，可以得知，当时唐代曾有50　多个州修有图经，其数量可以想象。现从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两个残卷，可以看到唐代图经的大致面貌，但其中图已经没有了。全国性的地志、图志，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如魏王李泰邀集学士肖德言等编撰的《括地志》550　卷，外《序略》5　卷；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40　卷；贾耽撰的《古今郡国道具四夷述》40　卷；《贞元十道录》4　卷等；孔述睿撰的《地理志》等等。唐代的文风极盛，方志的繁荣，可见其一个方面。由于当年的著作只靠手抄，其流通数量必然有限，加上以后多逢战乱，它们大都已散失。这些全国性的总地志、图志，以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最为出色，它是一部集魏晋隋唐地志之大成的代表作。李吉甫（公元758-814　年），字弘宪，赵州赞皇（今河北赵县）人，出身宦官家庭，"少好学，能属文，年二十七为太常博士"，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公元810　年），中书侍郎裴珀病逝，第二年"授吉甫为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公元814　年）暴病身亡。李吉甫一生论著甚多，在地理学方面，先后撰有《十道图》、《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元和郡县图志》等。《元和郡县图志》40　卷，目录2　卷。现存34　卷。是李吉甫晚年（公元813　年）当宰相时，向宪宗皇帝献上的一部全国总地志。内容记述了全国十道所属各府、州、县的沿革、境域、山川、道里、户口、贡赋、古迹等。"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47　镇，成40　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元和郡县图志序》）。南宋时，图尽散失，遂改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在编撰《元和郡县图志》时，总结了前人所撰地志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正如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指出，过去所撰地志"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在此基础上，他作了改进。一是注重了当今要素的记载，注意了数据的真实准确，在书中多用数字表达，是这一部志书的显著特点。二是摒弃那些注重"丘墓"、"鬼神"的做法，虽然他有时也不免落入神话故事的圈套，但还是保持住了方志编写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三是注意军事要素的记载和绘制，把方志的编写和军事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这些在当时都是进步的。正是由于李吉甫的努力，尽管到南宋时其中图已亡佚，后世仍然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不仅因为它是魏晋以来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地志，而且由于它所记载的"州郡都城山川"都有据可查，"无不根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称其"体制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可见它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后来编纂全国总地志的范本。在世界地理史上也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 　　方志的编写，发展到隋唐时代，不仅体例日趋完善，而且地理内容也较过去增多，尤其是附之于图，达到了图文并茂的程度，是方志编撰走向成熟的标志。 　　除方志著作外，隋唐时期在其它一些著作中也多有地理性专篇，如杜佑的《通典》，成书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　年），全书200　卷，列八门，地理门有《州郡》、《边防》两篇。《通典·州郡》而打破了历代正史地理志偏重于本朝的局限性，叙述各行政单位在前代的沿革，一般追溯到春秋战国。可称得上是我国最古老的沿革地理篇章。《通典·边防》篇从历代史书的四夷传采集资料，突出边防作用，这在当时也是别开生面的。 　　（二）制图学的创新西晋时的裴秀创"制图六体"，是我国古代制图理论的光辉成就，深深影响着后世的制图学。自裴秀以后，直至隋代对这一理论还无人问及。这一时期，常见的就是所谓图经、图记的发展。隋唐之际，有一种分野图，如《二十八宿分野图》、《周易分野新图》等，这些图已经佚亡，内容如何不能得知。另外有隋高唐尉李播，因官场不得志而为道士，撰有《方志图》10　卷，李播的孙子李该撰有《地志图》，还有吕才受唐太宗李世民之命撰有《方域图》等。据考证，这些带有地志性质的地图，虽画有山川河流，但不同于一般地图，而是一种与道教及历法有关的地图。因为这些作者本人不是道士就是天文星象学家，他们因为"郡国沿革名称屡迁，遂今后学难为凭准"（《旧唐书·天文志》），试图用天象来固定州县的位置，因为没有科学依据，自然滑入歧途，所以也没有实用价值。 　　唐王朝建立后，国力重振，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制图学的发展添注了动力。除经志著作继续发展外，图与经志分野的局面逐渐形成，裴秀的制图理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以裴秀制图理论为指导的地图。 　　唐贞观十年（公元636　年），唐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十道图》。这是典型的唐代行政区划图，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有三种卷本的十道图。第一种是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绘制的《十道图》12　卷；第二种是开元三年（公元715　年）绘制的《十道图》10　卷；第三种是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李吉甫所绘的《十道图》。这些十道图大体都有山川、户口、赋税、行政区划、文武官员数字、薪俸以及各州郡疆域、政治纲领等，完全是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为中央实施各种政令的要求而绘制的。五代时，这种图还仍作为官绘地图而使用，凡政制有变，图也随之修改。如《五代会要·选事上》记载：同光二年（公元924　年）"史部三铨下省，南曹废置"，特令左丞崔沂等人修定《十道图》。晋天福二年（公元937　年）"尚书吏部奏，清泰三年创造以上三县，欲编入《十道图》。"直到南宋的《直斋书录解题》一书，仍然著录有《十道图》，足见它至少流传了3　个世纪，对巩固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后因宋代的大行政区不再以"道"分，遂改为"九域图"。 　　这一时期，军事性质的地图也有发展。除李吉甫绘有一幅《河北险要图》外，还有魏元忠（公元637～707　年）绘制的《九州设险图》。由于这幅地图冠以九州之名，估计是唐代较大的军事设险图。 　　隋唐五代时期，在制图学方面做出最杰出贡献的要数贾耽。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沧州）人，生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　年）。自幼喜好地理，早年曾任过员外郎、礼部郎中等职，因"政绩茂异"被升为管理国家礼宾和接待外国使者的鸿胪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后，曾任左散骑常侍、山南西道节度使、工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等职，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升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务），在相位13　年，于永贞元年（公元805　年）去世，终年76　岁。 　　贾耽的制图显然是受了裴秀制图理论的影响，他在献图的表中谈到"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臣虽愚昧，夙尝师范"（《旧唐书·贾耽传》）。可见他是师范裴秀的制图理论，不仅如此，在此基础上，他还有所创新。 　　贾耽的地理著作和地图主要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一轴和为说明此图而撰的《关中陇右山图九州别录》6　卷及《吐蕃黄河录》4　卷，统称《别录》10　卷；《海内华夷图》一轴和为说明此图撰的《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40　卷；还有《地图》10　卷、《贞元十道录》4　卷及《皇华四达记》等。贾耽一生勤于钻研地理知识，自称"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shī音逝，古代用蓍草占卜）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30　年"（《旧唐书·贾耽传》）。在他担任鸿胪卿期间，"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划，备究源流"，"绝域之比邻，异蕃之风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这种勤奋工作精神，加上他身居宰相，能较多地接触所藏各种典籍，从而使他能够具备丰富的地理学知识，掌握大量的地理经典资料，在地理学上作出卓越的贡献，成为唐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家。尤其是他经历了"安史之乱"，对一些疆域的丧失深感痛心，热切盼望能尽快收复失地。他制作的地图和著述的地理著作，正是寄托着这一心愿。他在晚年绘制的《海内华夷图》，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地图，也是唐宋时期影响最大的一幅全国一统大地图。 　　《海内华夷图》及其说明该图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共一轴40　卷。 　　完成于公元801　年。这幅图师承裴秀制图"六体"的画法，图广10　米，纵11　米，比例尺为3.33　厘米折成50　公里（即1∶1500000），面积约为110平方米，是魏晋以来我国古代第一大图。图中以黑色书写古时地名，用红色书写当时地名，这样"今古殊文，执习简易"（《旧唐书·贾耽传》）。这是我国古代制图史上的一项创新，也为后世的历史沿革地图所袭用。《海内华夷图》已经失传，现存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内有一幅南宋绍兴七年（1137　年）的石刻《华夷图》，其左下角有一段话"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即贾耽）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可知此图参照了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从现存的石刻《华夷图》可以看出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不但各要素丰富，所载国家多，而且大江大河流向位置绘制的比较准确，不但绘有沙漠，而且绘有长城，各要素的符号许多与今相同或接近。《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是说明《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资料，贾耽认为："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水诸山，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住"（《旧唐书·贾耽传》）。可见该资料备有各州详细的道路里数和驻军人数，以及各山各水的发源与归宿，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地理著作。这部书至少在北宋修《新唐书》时还没有散失，也可能因为它篇幅过繁，贾耽曾提出要写《贞元十道录》，此书也早已散失。据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称"近在敦煌发现写本《贞元十道录》残页，《鸣沙石室佚书》中有影印本。"除此而外，贾耽还绘有从中国到朝鲜、东京（今河内）、中亚、印度，甚至到巴格达的交通图等等（《新唐书·地理志》）。这些都早已散失。 　　（三）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和交通工具的发达，隋唐时期域外考察活动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与此同时，介绍域外地理知识的书籍也不断涌现，加深了人们对域外知识的认识和了解。 　　隋炀帝时，曾命裴矩（公元？-627　年）掌管与西域的交易。裴矩一方面同西域各族人民发生密切联系，一面将西域的地理情况和风土人情加以记载，并绘成图册，撰成《西域图记》2　卷。据《隋书·裴矩传》转引《西域图记》的记载，当时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通往地中海、波斯湾、阿拉伯海的三条陆经路线。公元658　年，唐初的许敬宗（公元592-672　年），出使康国和吐火罗后，撰成《西域图志》60　卷，还详细地介绍了中亚各地的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等情况。唐时，出使印度和不避艰险访求印度佛教经典的高僧络绎不绝，他们去后都带回当地及沿途一些地理见闻，著书立说，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域外地理知识的了解。如唐初的王玄策，曾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显庆二年（公元657　年）三次出使印席，回来后撰有《西域行传》，又名《西国行传》、《王玄策行传》等，书中素材多被当时有一部官书叫《西域志》所采用。唐贞观元年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27-645　年），玄奘西行取法，遍游天竺（今印度），回来后写有《大唐西域记》12　卷，是一部关于我国西北部边疆地区和中亚、南亚的重要地理著作。天宝十年至宝应元年（公元751-762　年），唐杜环在当时的大食（阿拉伯）境内留居10　余年，归来后撰有《大食国经行记》，翔实地反映了当时中亚和波斯（今伊朗）、大食、佛菻（东罗马）、苫国（在今叙利亚）、摩邻（在今肯尼亚）等处的地理情况，是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后世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文献通考》中都有转载。虽然它传世文字不多，但由于所记内容重要，有关部分还被译为英、法、日等文字，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　年），统治中原的后晋派张匡邺、高居海出使于阗（今新疆和田），高居海回来后撰了《行记》，其中详细记载了昆仑山北麓，于阗至若羌一带产玉的情况。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唐时漂洋过海从水陆到南亚、印度、波斯湾考察的也很多，如唐代的僧侣义净和尚，咸亨二年（公元671　年），自广州出发，至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南），由佛逝至印度，在印度求法10　载，然后又至佛逝，停留6载后，于永昌元年（公元689　年）返回广州。同年冬又去佛逝，前后在外25年，经历30　余国。归后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求法高僧传》。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述了南海州岛中夷人"甚黑，裸形，能驯伏猛兽犀象等"，估计他远到了非洲东岸。隋大业三年至大业六年（公元607-610年），隋炀帝先后派朱宽、陈棱、张镇州等前往琉球（台湾）"慰谕"。《隋书·琉球传》详细记载了台湾的风俗、物产及气候。同时期，隋炀帝还派常骏、王君政等人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的南部）。《隋书·赤土传》记载了赤土国的气候和农作物的情况。唐代对云南地理的记载要数樊绰的《蛮书》，这部书详细地记录了唐代云南境内的交通途程、重要山脉河流和城邑、云南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生产技术、风俗习惯以及部族的分布迁徙等，是研究我国西南边陲极为珍贵的史料。唐时与日本的来往十分密切，两国互派使节，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都有较深的了解。对我国北邻，汉魏北朝时曾到达北海（即贝尔加湖）一带，而唐时走的更远。据《新唐书·回鹘传》记载：骨利干"处瀚海北。。草多百合，产良马"，"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瀚海即贝尔加湖，骨利干在贝尔加湖北，从其昼长夜短，和烹一顿羊胛太阳已出来情况看，其地纬度很高，当距北极圈不远。 　　在众多的域外地理考察著作中，当以玄奘述、辩机编的《大唐西域记》最为著名，它详细地记述了唐玄奘不畏艰险，游历110　余国的经历和见闻，是闻名中外的地理学专著。 　　玄奘（公元602-664　年），姓陈名纬，洛州侯氏（今河南偃师侯氏镇） 　　人。隋末出家，早年熟读佛教经典，深究经典理义。遍游关中、四川、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在访学问师过程中，深感当时佛教内部派别不一、理论争执较大。为了维护佛教统一，从而达到佛教一尊的地位，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秋天，从长安出发，冒险偷渡随商人去天竺取经，沿途经瓜州、玉门关、伊吾（今哈密）、焉耆、高昌（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越葱岭北隅的凌山（今腾格里山穆素尔岭），经大清池（今吉尔吉斯伊塞克湖）北岸往西到素叶（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赭时国（今乌兹别克的塔什干）、飒秣建（今乌兹别克撒马而罕），然后折向东南，出西突厥的铁门（今阿富汗的巴达克山），过大雪山（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和黑岭，来到北印度。在印度遍游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以及东、西海岸，然后翻越雪山和葱岭，经疏勒、于阗、鄯善至敦煌瓜州，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初回到长安（见玄■西游路线图）。前后16　年，跋涉2.5　万余公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伟大旅程。回来后，唐太宗亲自下令迎接他，以至于出现了"近京之日，空城出观"的场面。玄■回到长安不久，唐太宗又在洛阳召见他，奉诏翻译佛教经书600　余部，并根据他的口述，由他的助手辩机编成《大唐西域记》12卷。他的另一个助手彗立，也根据他的口述，编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　卷，除详细记述玄奘游印路程和见闻外，还追记玄奘西游以前的身世，并一直到他的葬事，属于一部传记体的著作。 　　《大唐西域记》全书12　卷，10　余万字，记录了玄奘亲自经历110　个国家和地区及传闻、28　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山川、物产以及气候和宗教等情况。书中内容不仅十分丰富，而且真实可靠，文笔也绚丽雅致，简扼流畅，在许多地理知识的认识描写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如对高山冰川的认识，提出"凌山"一词，即现代所谓冰川。玄奘记述"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江污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不仅形象地描写了冰川外观，而且正确解释了它的成因。又如关于波谜罗川的记载，过去一直笼统地把它称作是葱岭地区，玄奘经过考察，指出它是葱岭的一部，"其地最高"，并且首次提到波谜罗（即帕米尔）这一地理名称，为中亚一带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书中对古印度的气候也作了详细的记录，谈到印度一年分为六季，每季二个月，都是从月圆到月圆为一个月，分别为"渐热季、盛热季、雨季、茂季、渐寒季、盛寒季"。对研究印度半岛各地古气候，很有价值。 　　对沿途各地的植物分布景观，书中也作了真实的描绘。如描写新疆疏勒到叶城一带"嫁穑殷盛，林树郁茂，华果繁茂"。"土宜糜、黍、冬麦、"和"沙枣、葡萄、梨、杏诸果"。但是描写帕米尔，则是另一幅景观："葱岭东冈四山之中，地方百余顷，正中垫下，冬夏积雪，风寒飘劲，畴垅泻齿，稼穑不兹。即无林木，唯有细草，时虽暑热，而多风雪"。把高寒山地与荒漠绿州的植被情况作了生动真实的描绘。 　　《大唐西域记》12　卷，除去首尾两卷既讲印度，又讲我国的地理情况外，其余各卷都是讲印度各地的地理风光及宗教历史，因此，它又是我国最古老的外国地理专著之一。如对印度地形轮廓的描述是"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这是接近实际的，在我国地理文献中还是第一次。作为一部伟大的游记著作，也存在一些缺点，如所用里程，往往有些过于夸大，常常一写就是百里千里以上，使人不易捉摸。即是如此，作为古代一部旅游著作，仍不失其辉煌价值，今天仍然是研究中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四）对潮汐成因及海陆变迁等的认识隋唐时期，在对一般自然地理认识的同时，还通过野外实地考察研究，更深层次了解一些地理现象的成因，作出科学的解释，使地理学的研究向更深层次迈进。其中突出的表现在对潮汐成因、海陆变迁以及对黄河源的考察等方面。 　　我国有着广阔的海岸线，潮灾的防止和潮汐的利用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尤其是隋唐时期，随着航海业的兴起，就必须要了解潮汐涨落的规律，以防止海水退潮造成搁浅或触礁。东汉时的王充曾提出"潮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论衡·书虚篇》）。把潮汐涨落与月亮盈亏联系起来，从而引导人们用计算月球运动的方法确定潮时。三国时，地处东海之滨的吴国，已有《潮汐论》问世，但早已散失，不知其内容。唐时窦叔蒙在多年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写了《海涛志》一书，详细地论述了潮汐的成因，较王充前进了一大步。《海涛志》又名《海峤志》，全书共6　章，约成书于8　世纪中叶，是我国现存最早论述潮汐现象的专著。窦叔蒙在《海涛志》中，利用潮汐运动和月亮运动同步这个原理，进行了精确的计算。他算得自唐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冬至，上推78379　年冬至日之间的潮汐，得到"积日二千八百九十九万二千六百六十四"，而"积涛五千六百二万一千九百四十四"。两者相除，得出潮汐周期为12　小时25　分14.02　秒。两个潮汐周期比一个太阳日多50　分28.04　秒。这个数字与现在计算正规半日潮每日推迟50分极为近似，这在当时是非常科学的。窦叔蒙还计算出潮汐运动有三种周期，一日之内有两次潮汐循环，一朔望月内，有两次大潮和两次小潮；一回归年内也有两次大潮和两次小潮，从而阐明了正规半日潮的一般规律。窦叔蒙还创立了推算潮时的图表法，根据月的圆缺情况，画出相应的潮汐变化图表，此表很容易地查出当天高潮的时辰。这个表要比欧洲最早的潮汐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3　世纪"伦敦桥涨潮"表）早4　个世纪。可见，我国在8　世纪中叶，对潮汐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与窦叔蒙同时的封演，也对潮汐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在《说潮》中，详尽地描绘了一朔望月中潮时逐日推移的规律，与窦叔蒙的推算是异曲同工。书中对潮汐成因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月，阴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盈缩"。"潜相感致"说，在牛顿（1687　年）的"万有引力"之前800　多年，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海陆变迁的认识，在唐以前已经出现。如晋葛洪著《神仙传》中有"东海三为桑田"，但没有科学论证，而且附诸于神话。到了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的时候（公元771　年），在今江西省南城县的麻姑山顶一座古坛附近发现了螺蚌壳化石，他认为这就是沧海桑田变迁的遗迹，于是写了《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一文。他在文中写道："东北有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这是从野外实地观察，得出海陆变迁的科学结论。他并且"刻金石而志之"，可见他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唐诗人白居易也在他的《海潮赋》中记有海陆变迁这一认识，他在诗中写到："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朝来暮去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沧田"。可见海陆变迁这一认识在唐代已很普及。 　　对黄河源的考察，在唐代已达到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据《新唐书·吐谷浑传》和《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唐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唐遣侯君集、李道宗对河源进行实地考察，曾到达星宿海、扎陵、鄂陵二湖一带。长庆二年（公元822　年），唐遣刘元鼎出使吐蕃，途经河源，刘元鼎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十里，水益狭，春可涉，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这里已描述了河源区的水文特征，较前更为具体，而且大体位置已接近实际，这就否定了西汉以来对黄河的"重源伏流"说。 　　另外，在对地下岩溶地形、海岸地形、沙漠地形等自然地理的认识方面，都比前代有明显进步，并且留下有科学考察的记录。如现存广东肇庆市七星岩石壁上唐李■的《端州石室记碑》，详细地描述溶岩的地貌，是研究洞穴地形的宝贵文献。又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的航道上，已有山、门、州、石、海峡等海岸地形类型的记录，说明唐代对海岸地形知识比前代丰富了许多。对沙漠地形的认识，在这一时期更为深入，所留的文献屡见不鲜。如唐开元天宝年间成书的《沙州志》，对敦煌一带的鸣沙山有准确的描述，书中写道："水东即是鸣沙山，其山流动无定，峰岫不恒。俄然深谷为陵，高崖为谷，或峰危似削，孤岫如画。夕疑无地，朝已干宵。中有井泉，沙至不掩，马驰人践，其声若雷。其水西有石山，亦无草木"。北方草原滥垦，会使草原变成沙漠。据《横山县志》卷3　记载："长庆二年（公元822　年）10　月，夏州大风，堆沙高及城堞"。原本水草丰美的夏都，以后变成了毛乌素沙漠。六、隋唐五代的医药学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医药学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医事制度和医科划分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对古医籍的整理较过去有了进步，尤其是对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把我国古代药物学知识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病源症候学的研究，对中医病理学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孙思邈等一批优秀的医药学家，全面地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医学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医学巨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藏医学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中外医学交流也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局面。这一时期，由于受道教、佛教的影响，医学发展也出现一些逆流，如服石、炼丹等，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医药学全面发展的主流。 　　（一）医事制度和医科划分隋唐时期，医事制度日趋完善，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医药机构是由门下省统尚药局，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由太常寺统太医署，掌管政府的医政事务及医学教育。尚药局设有典御、侍御师、尚药监、侍御医、直长、医师等。太医署中设有太医令2　人、太医丞2　人、太医府2　人、太医史4　人、主药8　人、药园师2　人、医监4　人、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等。隋时，太医署有200　余人，唐时增至300　余人，而且成为政教合一的医学机构，既负责医务行政，又从事医学教育，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医科学校。早在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　年），太医令秦承祖曾奏置医学以广教授，即开办医学校，但没有一直办下去，到元嘉三十年即罢去。隋代太医署虽设有医博士、医助教等，但采用分头教授医学，沿袭南北朝旧制。真正官方大规模置办医学校，应当是唐代的太医署，它比世界上成立最早的意大利萨勒诺医科大学（公元884　年），还要早200　多年，而且在组织结构、教学内容等方面，都更加完备和进步。更有意义的是，唐代在完善医事制度的同时，对医科设置也进行了科学的划分。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太医令掌医疗之法，次为丞。下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 　　医科设医博士1　人、助教1　人、医师20　人、医工100　人，学生40　人，典药2　人。学习课目分为基础医学和应用医学两部分，基础医学包括学习《本草》、《脉经》、《甲乙经》等；应用医学则是分别学习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和角法（火艾烧灸等）。学习期限分别是体疗7　年，疮肿、少小5　年，耳目口齿4　年，角法2　年。针科设针博士1　人、助教2　人、针师10　人、针工20　人、学生20　人。主要学习各种针法，利用经脉孔穴部位，治疗各种疾病。当时常用的针法有镵（chán　音馋）针、圆针、鍉（chí音迟）针、铎针、剑针、圆利针、毫针、长针、火针等9　针补泻之法。 　　按摩科设按摩博士1　人、按摩师4　人、按摩工16　人、学生15　人。主要学习消息导引之法，即以按摩推拿的技术治疗风、寒、暑、湿、饥、饿、劳、逸等"八疾"，并且能够对损伤折跌等伤科作正骨处理。 　　咒禁科，设咒禁博士1　人、咒禁师2　人、咒禁工8　人、学生10　人。主要学习用祈祷咒禁的方法驱除邪魅，显然这是封建医学教育的局限性。 　　除此而外，太医署还设有药学部，有药园三顷，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 　　唐代虽然设立太医署从事医学教育，但这种培养人才的制度，主要还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广大人民的疾苦，仍然靠民间医生，而民间医生的成长，主要靠师徒相传和个人经验的积累，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医药发展的主要源泉。 　　除太医署外，唐代在各州府还多设医学，设医学博士掌其事，但规模和数量都远不及太医署。及至五代，因为军阀割据，他们的典章制度多未创设而沿袭旧制，值得提出的是后唐清泰年间（公元934-935　年），除置药博士、医博士之外，并设有"翰林医官"之职。宋以后改太医署为太医局，并设翰林医官院。 　　唐代对公共医药也比较重视，朝廷每年给药以防民疾。如开元十一年（公元723　年），玄宗亲制开元《广济方》5　卷，颁示天下。天宗五年（公元746年）又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德宗又亲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　卷，586　方，颁于州府，题于通衢，以疗民疾。据《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记载：唐还在各州郡设立"悲田坊"和"养病坊"，前者为佛教徒私人组织，后者为政府设立。专门收容穷苦病患者，收养治病。所谓"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后来因管理不善，悲田坊制度遂告废止，只在全国寺院设立养病坊。同时，唐政府还制定了严厉的医药律令，惩处医疗事故和欺诈现象。《唐律》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铖（chéng　音成）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如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 　　（二）古医籍的整理和研究隋唐时期，医药事业的发展，促使一些医药学家开展对古医籍的整理研究工作。《黄帝内经》一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文字古奥，其中错讹较多。齐梁时期的全元起，曾对《内经·素问》作过校注，但其书已佚。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是扬上善编注的《黄帝内经太素》30　卷。扬上善（约公元6-7　世纪），隋大业中（公元605-616　年）曾任太医侍御，唐时又为通直郎，太子文学及太子司议郎，精于医和老庄之学。当时他有感于《内经》之繁杂，读之茫于津涯，从事对《内经》的《素问》、《灵枢》两篇的整理工作。在校注的基础上，他把《素问》、《灵枢》的162　篇全部拆散，按其内容的不同性质，归纳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症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等19　个大类，并于每一大类下分若干小类。编撰成《黄帝内经太素》一书。这种对《内经》的分类研究，扬上善是第一人。经扬上善的努力，不仅加强了原书的系统性，而且对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太素》一书，历来为研究《内经》的学者所重视，不仅因为它保存了《素问》、《灵枢》的内容，而且因为他对《内经》的注释考订科学正确。《太素》一书著成后，到宋代就已残缺不全，后来便散失不见了。清代藏书家扬惺吾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仁和寺发现该书唐代的抄本，使该书得以留存。日本丹波康赖编撰的《医心方》曾引述了扬上善的注释，可见该书在日本曾产生相当影响。 　　这一时期，整理注释《内经》贡献最大的是王冰。王冰，唐代医学家，自号启玄子，曾任太仆令。约生活于唐景云、贞元年间（公元710-804　年），早年笃好养生，酷嗜医学，精勤博访，曾师事于郭子斋堂。当时他有感于传至唐代的《内经·素问》一书，篇目不全，纰漏甚多，而且内容混乱，影响研究和使用。遂决定对《素问》一书整理注释。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收集参考了当时许多注释《内经》的著作，进行反复的校对，加以重新编排，注释，并根据先师张氏所藏秘本，补齐了《素问》所缺的第七卷，先后费时12年，撰注了《注黄帝素问》一书。这是继全元起（齐梁时期）之后又一次整理和注释《素问》，世称《次注》，对中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注黄帝素问》一书合计24　卷，81　篇。王冰在书中序言中说明自己校注的方法：一是分类别目，所谓"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名目以冠篇首"。二是迁移补缺，所谓"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三是加字明文，所谓"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文。"四是删繁存要，所谓"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在此基础上，他对篇卷作了全面调整，重新编次，将原有的9　卷编排成24　卷，大体分为养生、阴阳五行、脏象、治法、脉法、经脉、疾病、刺法、运气、医德及杂论等，较全元起的《内经训解》前进了一大步。 　　王冰的注释不仅深入浅出，注文精当，而且对《内经》的理论多有发挥。如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注："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二气常存，盖由根固"。说明阴阳互为共根，欲阳气旺盛，便须保全阴气，欲阴气充沛，也得保全阳气。只有固其根本，使二气常存，才能强身延年。又如王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明人体五脏性质各有不同，注说"肝气温和，心气暑热，肺气清凉、肾气寒冽、脾气兼并之"。认识五脏的本气，对探讨病理十分重要。 　　王冰对《内经·素问》的整理注释，对祖国的医学作出重要贡献。他在注释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学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古医籍的整理，还有唐初医学家扬玄操对《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研究，他以吕广（吴时）所注的《难经》为依据，凡吕广未解者，给予注解；吕广注释不尽的地方，给予详解，并且把《难经》的81　篇复杂文字，归并为13　个大类，使之更加条理化，便于学习和研究。经过10　年的努力，撰成《黄帝八十一难经注》5　卷。这一时期，对《伤寒论》的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唐代的孙思邈。孙思邈在晚年著《千金翼方》的时候，见到张仲景的《伤寒论》，叹为神功，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伤寒论》所有的条文，分别按方证比类归附，单独构成两卷归于《千金翼方》中，是唐代仅有研究《伤寒论》的著作。 　　（三）本草著作的整理和充实隋唐时期，在对古医籍整理研究的同时，本草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草著作大量涌现，药物品种的增多，反映了当时药物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有本草书目31　部93　卷，《新唐书·经籍志》的记载便增加到36　部283　卷。其中还不包括散失的大量著作。陶宏景的《本草经集注》著录的药物品种有700　多种，到唐《新修本草》时候增加到850种。本草书的种类也很多，有《神农本草经》的整理本，如《神农本草经》8卷、《神农本草经》3　卷、《本草经》4　卷（蔡英撰）、《神农本草》4　卷（雷公集注）等。有本草图谱本，如原平仲的《灵秀本草图》6　卷、《芝草图》1卷等；有食疗本草本，如孟诜的《食疗本草》和陈士良的《食性本草》等；有海外本草本，如郑虔的《胡本草》、李询的《海药本草》等；增订本草本，除著名的《唐本草》和《新修本草》外，还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1O　卷、韩保升的《蜀本草》20　卷、王方庆的《新本草》4O　卷、扬损之的《删繁本草》5　卷、徐大山的《本草》2　卷等；药性本草书有甄权的《药性本草》4　卷、杜善方的《本草性事类》、《依本草录药性》3　卷（录一卷）、《诸药要性》2卷等。其它本草书还有《甄氏本草》3　卷、《本草集录》2　卷、《本草钞》4卷、《本草杂要诀》1　卷、《药录》2　卷、《本草药方》3　卷、《诸药异名》8　卷等等。随着本草著作的大量出现，本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本草音义的工具书，如甄立言的《本草音义》3　卷，姚最的《本草音义》3　卷、李含光的《本草音义》20　卷、萧炳的《四声本草》5　卷等。 　　《新修本草》是唐代的官修本草，它是继《唐本草》之后编纂的。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　年），左监门府长史苏敬鉴于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流传100　多年后，其中多有错误，并且本草新品种增多，因此，向唐政府提出编修本草建议，唐政府遂命长孙无忌、李勣等领衔，包括由苏敬实际负责的23　人参加修编，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显庆四年（公元659　年）8　月修编完毕，名曰《新修本草》。这部巨著共54　卷，包括正经20　卷、药图25　卷、图经7　卷、目录2　卷，收载药物约850　种。按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等分为9　部，新增药物114　种。可惜这部巨著后来亡佚，有幸的是孙思邈在他的《千金翼方》中保存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从这部书的编纂过程和主要内容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在编写过程中，曾通令全国选送各地道地药材，作为实物标本进行描绘。遵从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具有广泛性，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它不是个人的创作，而是由政府组织、集体努力，最后由国家颁行，因此是我国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它比西欧最早的《佛罗伦萨药典》（1494年）和著名的《纽纶堡药典》（1542　年）要早800　多年。二是对过去的本草经籍进行了全面考订，纠正有差错的药物400　余种，增加新药100　余种，并且详细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性味、产地、功效和主治疾病等。对统一全国的用药，起了很大作用。该书颁行后，很快流传全国，唐政府曾把它列为医学生的必修课，对以后历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也曾传入日本，据日本律令《延喜式》记载："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又说："凡读医经者，太素经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一十日。"可见该书对日本医学影响的深远。三是广泛吸收了一些外来药物和民间的用药经验。如密陀僧、硇砂、郁金、安息香、龙脑香、诃黎勒、胡椒、薄荷等的治疗作用，都是《新修本草》开始收载的。 　　《新修本草》的编修和颁行，标志我国药物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我国的药物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它的直接影响长达300　年之久，直到宋《开宝本草》问世后，才逐渐被替代。 　　在《新修本草》以后出现的比较重要的私人本草著作是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和韩保升的《蜀本草》。 　　陈藏器，约生活于8　世纪，生卒年代不详。在《新修本草》问世数10年后，为了对《新修本草》进行补充，他专门收集《新修本草》遗编的药物，于公元738　年著成《本草拾遗》10　卷。书中增加了不少新的药物品种，仅矿物药就有100　多种。该书的特点是广收博取，但有些庞杂，也有人认为有些怪僻，实用价值不大。但不管怎样，它起到丰富药物品种和扩大用药范围的作用。尤其是书中提出的"十剂"分类，丰富了方剂学的基本法则，一直到今天还广为中医药界所应用。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卷一的"序例上"中对他大加称道，说"其所著述，博及群书。。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 　　韩保升，约生活于9　世纪，五代时的本草学家。他在后蜀的统治者孟昶的倡导之下，以唐代《新修本草》为蓝本，依据新增加的内容，重新删定注释，编著了《蜀重广英公本草》20　卷，后人称为《蜀本草》。书中，除增加一些新内容外，所绘图形十分精细，后人编纂本草时常加引用，实际上是一部简本药典，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 　　另外，由于唐代对外交流的扩大，外来药物大量增加，出现了收藏这方面药物的专著，如李勣的《海药本草》，全书共6　卷，载药124　种，书中有关香药和烧炼的内容比较突出，对介绍国外输入的药物知识和补遗国内本草品种作出了贡献。 　　有关饮食疗法，在我国古代早期的医药发展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先秦时的《周礼》，就曾把医学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历代都有关于食疗的著述。到了唐代，饮食疗法成为了一种专门学问，在众多的食疗本草著作中，以孟诜的《食疗本草》最为著名。孟诜（公元621-713年），汝州梁县（今河南临汝）人。少时好学，曾师事于孙思邈，长于食疗和养生，他在唐以前饮食疗法的基础上，搜集当时有补益作用的药物，参考有关文献，编成《补养方》138　条，后经其徒张鼎增补89　条，共227　条，成书3　卷，易名为《食疗本草》。该书早已亡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其残卷，记载药物26　条，使该书又重见于世。《食疗本草》的出现，把我国古代的饮食疗法又向前推进一步。 　　（四）病源症候学的成就由于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这一时期对疾病的认识，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前代都有很大进步。其突出表现在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著作中。 　　巢元方，约生于公元6　世纪后半期。隋大业中（公元605-616　年）曾任太医博士，在此期间，主持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病因学的专著《诸病源候论》。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该书5　卷，吴景贤撰，《旧唐书·经籍志》则记载为50　卷。《宋书·艺文志》记载该书为50　卷，只有巢元方而无吴氏。据后人考证，应为50　卷，由巢元方、吴景贤主持集体编写。 　　《诸病源候论》，通常简称为《巢氏病源》，成书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全书分为67　门，1720　论。其主要内容是论述各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病变等。对于治疗方法，或者原则提一下，或者根本不谈。"但论病源，不载方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医家类》）。据书中自言是因为"汤熨针石，别有正方"。也就是有其它方书记载，用不着重复列举。但在叙述每一种疾病后面，大都附有"补养宣导"的具体方法，可见对"补养宣导"的重视。 　　该书全面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疗经验和成就，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尤其在病因学方面能突破前人的见解，提出许多新的论点，把对病源症候学的探讨和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祖国的医学作出宝贵的贡献。 　　该书突出的成就，一是对各科疾病的症候作了广泛、详细而准确的记载。全书详细地记载了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在内的1300　多种疾病的症候。其中内科占了绝大多数。其它各科如眼科病38　种，妇科140多种，皮肤科40　多种，外科仅金创一类就有23　种。而且对每类疾病也有详细的记载，如关于风病类就达59　种，虚劳类达75　种。如此丰富和详尽是前所未有的。在描写的准确度方面，也比过去有较大进步。如对每种疾病的症候，从发生到演变过程都有比较准确的描述，使我们一看就能够大致确定它是什么病。如描写中风："风邪之气，若先中于阴，病发于五脏者，其状奄忽不知人，喉里噫噫然有声，舌强不能言。"描写伤寒斑疮："热毒乘虚，出于皮肤，所以发斑疮隐轸如锦纹，重者，喉口身体皆成疮也。"描写瘫痪："其状半身不随，肌肉偏枯，言不变，智不乱。""遍客于身一边，其状或不知痛处，或缓纵。"等等。以上这些描述，如果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是难于办到的。二是对各种病源的认识，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该书对各种疾病症候，大都根据《内经》的基本理论，从病因、病机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解释。如对"时气食复候"的解释，"夫病新瘥（chài，久病初愈）者，脾胃尚虚，谷气未复，若即食肥肉鱼脍，饼饵枣栗之属，则未能消化，停积在于肠胃，使胀满结实，因更发热，复为病者，名曰食复收。"又如对"虚劳咳嗽"的解释："虚劳而咳嗽者，脏腑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或惊悸烦满，或喘息上气，或咳逆唾血，此皆脏腑之咳也。"等等。通过作者的阐发，使《内经》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对形成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对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是本书对疾病的分类较之以前更为科学，除按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分类外，在内科疾病中，首先把属于全身性的大病列在最前面，如风病、虚劳病、热性病，包括伤寒、温病、热病、时气病等，其次再根据症候特征，脏腑系统，把其它疾病分门别类的叙述，如把消渴、脚气、黄疸等作为独立疾病，专章论述；把脾胃病、呕哕病、食不消等病列在一起。特别是把妇科疾病分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等五类，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见解。 　　另外，该书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描述，如"妊娠欲去胎候"，"此谓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妇，故去之。"还有"金疮肠断候"、"拔齿损候"等，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已能进行人工流产、做肠吻合和拔齿等手术，但是它们的具体方法没有流传下来，使我们不能了解当时的外科手术水平达到怎样一个程度。 　　总之，《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古代继《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之后，一部极有价值的巨著。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在隋代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对后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现代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该书在唐代以后备受重视，许多医家都大量引用它的原文和论点。宋代并且将它定为医科学生的考试科目之一。朝鲜和日本也将其视为必读的医学经典，可见，它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据《旧唐书》记载，他7　岁开始读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岁，即能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早年隐居于太白山，攻读医学，为百姓治病，由于学识渊博，医术高明，隋唐统治者几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坚辞不受。隋文帝时请他当国子博士，他称疾不起；唐太宗即位，召他到京都，将授以爵位，他因辞不受；显庆四年，唐高宗拜他为谏议大夫，他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公元674　年），他以有病为名，乞归乡里。终生不脱离人民群众，致力于祖国医学事业，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 　　孙思邈对医学的研究，勤奋诚笃，甚至"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备急千金要方·序》）。一生扶危救困，品德高尚，临终前还嘱要薄葬。积毕生的精力，写下了《备急千金要方》（公元652　年）和《千金翼方》（公元682　年）两部巨著，全面地总结了唐以前特别是东汉以来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使他成为继张仲景之后又一位有重大影响的杰出医药学家。 　　他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备急千金要方·序》）。这是他将书命名为"千金"的想法。《备急千金要方》全书30卷，分232　门，合方论5300　首。虽然名为"方书"，但实际上差不多包括了一个医生所必须具备的所有理论和实践知识。卷一为总论性质，包括习业、精诚、理病、诊候、处方、用药等一般性论述；卷二-四为妇科病；卷五为儿科病；卷六为五官科病；卷七-二十一为内科病；卷二十二-二十三为外科病；卷二十四-二十五为解毒与急救；卷二十六-二十七分别为食疗与养生；卷二十八为脉诊；卷二十九-三十为明堂、孔穴等针灸疗法等。其内容之广泛，规模之宏伟，是前代各种医书所无法比拟的，堪称我国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千金翼方》为孙思邈晚年著作，全书30　卷，作为对《千金要方》的补充，内容涉及本草及临床各科，尤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痈疽等的论述为突出。对祖国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怀念敬仰他，称他为"药王"，对他的庙碑不断地修葺，并多次刻印他的著作，在他诞生500　周年的时候（1081　年），宋朝曾下诏为他刻立石碑，详载他的生平事迹，并绘制塑像。1961　年，我国邮电部还发行他的纪念邮票，以示对他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和崇高敬意。 　　孙思邈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　年）。但据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为其立的墓碑上记载："生于周宣帝（公元578-579　年）时"和《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周宣帝时，隐居于太白"，则他的生日当在公元578　年以前。不过多数学者考证为生于公元581　年，当是百岁以上的老人。 　　孙思邈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方面：（1）提倡高尚的医疗道德他在《千金要方》里首列了"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两个专篇，全面地论述了作为医生应恪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在文章中他认为："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chī音吃，痴愚），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要求医生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救人不分贵贱贫富，不论怨者、亲者、善人还是朋友，华人还是夷人，愚人还是智人，都要同等对待，都要看似自己亲人一般，在我们今天仍是从医的基本道德标准。他还说："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miàn　音面，斜着眼看）；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提出了一身清廉，只为解救痛苦的高尚道德规范，在今天仍有实际意义。并且要求医生在治病过程中"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要有一股献身精神。在治病过程中"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 　　ǐ音紫，说别人坏话）毁诸医，自矜己德"，要有一股谦虚谨慎、严肃认真的敬业精神。如若不然，"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盲也。"孙思邈还严肃地提出：医学是一门"至精至微"的学问，不能以"至粗至浅之思"而草率从事。那种认为"读书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的浅薄行为，必然会陷入"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的窘境。因此"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否则将"深自误哉"。这些极为珍贵的经验之谈，对后世都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重视医德，是祖国医学的优秀传统。孙思邈将这一传统加以总结，以昭后人，对推动我国的医风医德建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自己一生也身体力行，因而赢得了人民的世代尊敬和爱戴。 　　（2）全面地总结了历代和当时医药学的成果和经验自汉迄隋，数百年间，由于战乱，书籍大多散失。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尚有医方书百余部，但到了唐代，则所剩无几。收集和整理古代丰富的医学遗产，对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事业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孙思邈当之无愧地开展了这项工作，他不辞辛苦，四处走访，仅《千金要方》中就搜集整理了5000　多首医方，《千金翼方》又搜集了2000　多首。这些医方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其中有历代流传下来的，有民间征集来的，还有从西域、印度等处输入的。正如宋代保衡、林亿在对该书校本作序中指出："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 　　hī音职，摘取），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古代医学宝库。 　　孙思邈不仅仅是单录采辑，而且对其医方进行了研究整理。例如，当时医生对《伤寒论》不加研究，治疗伤寒唯大青、知母等苦寒之品，结果百无一效。他感到十分痛切，于是便着手《伤寒论》的整理工作，他认为《伤寒论》的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千金翼方·伤寒》）。说明了桂枝、麻黄、青龙是伤寒太阳病的治疗主方。 　　经过孙思邈的研究整理，《千金方》中许多方剂至今仍是医学常用的名方。如犀角地黄汤、大小续命汤、孔子枕中丹、贤沥汤等。也有许多方剂，被后人化裁而发展成新方，还有许多尚未被人们重视利用的方剂，值得进一步研究。 　　（3）医学多学科的贡献孙思邈的学术成就非常广泛，在医学许多学科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例如在药物学方面，对本草学有深入的研究。《千金翼方》卷一一四专门研究了药物学的知识。他按《新修本草》的分类，记载了1105　种（其中附药272种）药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别名、产地及采集的炮制方法。并且重视外来药物的吸收；重视药物的采集时节、炮制和贮藏；重视道地药材的应用，并且发现了许多新的有效药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药学家。在妇幼保健学方面，他认为人类要繁衍昌盛，则必须重视保护妇人与小儿，因此他对妇科和小儿科特别重视，将他们列在全书之首，详细地论述了妇科病的特殊性和小儿护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简便易行、切实有效的治疗护理方法。又如对老年医学，他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形成了养生和养老的老年医学保健体系。他认为对老年病的治疗，应为饮食疗法和药物补益两大类，他强调"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认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而"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因此他记载了丰富多彩的食疗药方。他还提出了药物补益疗法，认为40　岁以下体质多健，"有病可服泻药，不甚须服补药"；40　岁以上，体质多衰，则"不可服泻药，须服补药"；50　岁以上，肾气大衰，脏腑机能减退，五劳、七伤、六极等虚损病蜂起，宜"四时勿缺补药"。同时提倡老年人养性，要抑情节欲，如不"深思妄想"、"慎语言"、"节饮食"。还要"常欲小劳，但莫大劳，及强所不能堪耳"。主张导引、按摩，如"小有不好，即按摩按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如果"饱食即卧，乃生百病"等等，对祖国的养生学、老年医学作出了贡献。 　　隋唐时期，祖国的医学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除孙思邈之外，还有王焘、扬玄操、张文仲、韦慈藏、许智藏、甄权、崔知梯等。其中贡献较大的要数王焘和他的《外台秘要》。 　　王焘，陕西郡县人，约生于公元670　年，卒于公元755　年。系唐宰相王旻之孙。他编著的《外台秘要》一书，奠定了他在祖国医学史上的地位。《外台秘要》是继《千金方》之后，又一部大规模的综合性医学著作，约成书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　年）。全书40　卷，分1104　门，载方6800余首。据王焘自序介绍，他少年多病，喜好医术，后任职弘文馆，也就是在国家藏书馆，在其中任职20　年，使他能接触大量医学经典，从中摘抄。后被贬官，四处游医。手中有医方，又加上自己实践和广泛收集，从而使他能写出这部宏篇巨著。 　　该书的主要功绩：一是整理和保存了从古代到唐初的大量医学典籍。初唐以前的医学著作，除《伤寒论》、《甲乙经》、《巢氏病源》、《千金方》及《鬼遗方》我们今天尚能看到外，其它均已散失。而在《外台秘要》一书中，我们能看到许多已散失著作的部分内容。如《范氏方》83　条、《集验方》176　条、《小品方》111　条、《删繁方》108　条、《深师方》30　条、《经心方》22　条、《古今录验方》264　条、《广济方》216　条、《崔氏方》165　条、《张文仲方》134　条、《必效方》121　条、《许仁则方》15　条、《刘氏方》24　条、《近效方》72　条、《救急方》83　条、《延年秘录》96　条、《备急方》139条等等。正如清代徐大椿评价"《外台》一书，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下，"千金外台论"）。其二，《外台秘要》所论疾病范围很广，许多也有创造性的成就。如在《天行温病》中描写天花（斑疮、登豆疮），从发疹、起浆到化脓、结痂，对其发病过程作了详细的说明，并能根据痘的色泽、分布来诊断预后的吉凶。在内科方面，特别重视急性传染病，虽历时千余年，许多与我们今天的理论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这些急性传染病的诊断、防治达到较高的水平。又如，该书卷十一引李郎中消渴方云："消渴者。，每发即小便至甜"，这是世界上关于糖尿病人小便发甜的最早记载。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医学家，王焘也有他的局限性，例如他的书中不录针法，只录灸法。他说："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外台秘要》卷三十九）。可见他对针法存有一定偏见。尽管如此，他也是这一时期继孙思邈之后对祖国医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医药学家，他的《外台秘要》一书，至今仍是我国医药学界的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六）藏医藏医即西藏地区的医学。它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部分，但又有本民族的特点。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藏医学具有完整独特的学术体系。 　　藏医历史悠久，西藏地区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步积累起丰富的医药经验。早在公元年前几个世纪，就已经认识到一些动、植、矿物能解除人身疾病的痛苦。认为"有毒必有药"（《仑布加汤》木刻板，第七页）。其后，又有酥油止血和青稞酒治疗外伤的经验。由于藏族有天葬的风俗，经常解剖尸体，在人体解剖学方面比汉族有更清楚的认识。吐蕃王朝的建立（公元629　年），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藏医学也迅速发展起来。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唐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随带物品中有"治四百零四种病的病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曾由汉医僧圣天及藏族译师达玛郭卡将其中部分译成第一部藏文医书《医学大全》（藏名《门杰钦木》）。随后，藏王又聘了内地医生韩文海和印度医生巴热达札，大食医生嘎林，共同编写了一部综合性的医书《无畏的武器》（藏名《敏吉村长》），松赞干布曾明令藏医生传习。唐龙景四年（公元710　年），唐金城公主入藏，再次带去了大批医书，当时，汉藏医师根据这批医书的内容，结合藏医的实际经验，共同编写了藏医名著《月王药诊》（藏名《门杰代维加布》）。因为《医学大全》和《无畏武器》已经失传，所以《月王药诊》成为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医著。这部书记载了人体解剖知识，各种病源病理和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载各种药物300　余种，除一部分与祖国内地相同外，不少均为西藏高原所特产。书中介绍的灌肠、放血、艾灸等治疗方法，至今仍被藏医所沿用。唐代汉藏关系联系密切，吐蕃王朝不断用重金聘请内地及各国名医入藏传授医术，编写医学著作，促进了藏医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编译和出版的藏医著作很多，如汉医僧善恕、王室侍医比吉、赞巴希拉与印度医生达玛热扎合作编写《汉地脉诊妙诀》、《消肿神方》、《放血铁莲》、《穿刺巧技》等30余部医著。赤松嘎瓦、僧能和敬虚编写的《杂病治疗》、《艾灸明灯》、《配方玉珠》等。贤狄嘎尔巴编写的《甘露药钵全书》，古雅班兹阿编写的《外治九则》等等。这一时期，最为著名，并为藏医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宇妥·元丹贡布和他编写的《四部医典》。 　　宇妥·元丹贡布，8　世纪著名的藏族医学家。生于西藏堆龙德庆地区，家族世代为医，幼年即非常勤奋，到过内地、印度和尼泊尔等地学习医术，曾跟随东松嘎瓦学习医术，是吐蕃王朝中期九大名医之一。他精于内科、妇科，还应用精神疗法、针灸疗法治病，都有较好疗效。曾被赤松德赞任命为吐蕃王朝首席侍医。他结合藏医的特点，系统地总结了西藏各族人民丰富的医学经验，结合个人的临床实践，广泛吸收《医药大全》、《月王药诊》等书的精华，经过20　多年辛勤努力，主持编辑了举世闻名的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藏名《居希》）。 　　《四部医典》全书分为4　部，共24　万余字，156　章，另有79　幅色彩鲜明、描绘细致的人体解剖图、药物图、器械图、脉诊图和饮食卫生防病图等。第一部《总则本集》，为医学总论。第二部《论述本集》，讲述解剖、生理、病因、病理、药物、饮食、器械和疾病的诊治原则。第三部《秘诀本集》，为临床各论，讲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症状、诊断和治疗方法。第四部《后续本集》，除补充脉诊和尿诊外，着重介绍各种药物的炮制和用法。 　　《四部医典》全面论述了藏医学的理论，记载了藏医学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从而为藏医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藏医学是一个独立的医疗体系，它广泛地吸收汉民族以及国外先进的医学知识，加之几千年来藏族同胞具有丰富的医疗实践，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对于某些疑难病症，有独特的治疗效果。《四部医典》一出版，即受到藏族及西藏邻近国家的重视。长期以来，学习藏医的外国学者从未间断，它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广泛传播。最先发表关于《四部医典》研究文字的西方学者，为匈牙利人乔玛，他在1835　年孟加拉出版的《亚洲学报》第37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部西藏医学著作的分析"的文章，介绍了他对《四部医典》的研究。1903年和1905　年，俄国根据蒙文版分别翻译出版了《四部医典》的部分内容。1961年日本学者将该书部分内容译作日文出版。1973　年后，《四部医典》部分内容又被译为英文、德文，在英德两国出版。在国内，大约在18　世纪，就被全部译成蒙文在蒙古地区传播，对蒙医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内蒙古自治区重印了《四部医典》的蒙文版。1957　年5　月，上海文史馆馆员孙景风译出《四部医典》的部分内容，是我国见到的最早的汉文摘译本。1983　年10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永年翻译的汉文《四部医典》全文。充分说明《四部医典》这部著作具有光辉的历史价值，经千年而不衰，这是祖国人民的骄傲。由于《四部医典》的特殊贡献，千百年来藏族人民把字妥·元丹贡布奉为"医圣"，极为推崇，他在我国医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七）中外医药的交流隋唐时期，由于医药学的迅速发展，使我国成为亚洲医学的中心。中外医药的交流，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频繁。这些相互交流，既丰富了我国医学内容，也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国与日本的医学交流起源很早，早在秦始皇时代，就曾派徐福东渡日本寻取长生药物，由于没有找到，徐福留在了日本。以后两国不断遣使来往，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公元552　年，我国曾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　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其它医书164　卷渡日。公元608　年，日本遣小野妹子使隋，得《四海类聚方》300　卷以归，同年又派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我国学医，经15　年学成归国，带去了《诸病源候论》等中国医书。公元733　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留学，越10　年，于公元742　至扬州，向唐僧鉴真学习，并延请鉴真东渡讲学，鉴真毅然应允。 　　鉴真俗名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博学多识，精通医药，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均未成功，在他66　岁高龄，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又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3　年）东渡成功。鉴真不仅去为传戒，还带去了许多药材和药方，把祖国的医学传播给了日本，他曾治愈了日本光明皇太后的病，并在日本讲授医学，撰有《鉴上人秘方》一部，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日本人甚至奉其为医药始祖。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医学基本上是以汉医为主。据日本《大宝律令》（公元701　年）记载，当时日本沿用唐代医事制度，学习中国医书，形成所谓"汉方医学"。可见中国医学对日本影响之大。 　　朝鲜是我国的毗邻，早在2000　多年前就与我国有历史交往。我国的医书很早也就大量输入朝鲜。公元693　年，朝鲜设医学博士教授中国医学，其医事制度也仿效中国。同时朝鲜的药物和医学知识也传入中国，在我国的医学著作中，曾记载有许多朝鲜医药。如唐《新修本草》和《海药本草》中记载有朝鲜的白附子、元胡素等药物。唐《外台秘要》卷18"脚气"条的方子，称出自"高丽老师方"等等。说明当时中朝医药交流情况。 　　印度古称"身毒"或"天竺"，是世界文明古国，宗教和医学历史十分悠久，也很发达。我国和印度交往历史也很早，自汉代张骞赴西域后，两国政府和民间开始密切交往。在两国来往中，我国一些医药输入印度，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被印度人誉为"神州上药"。公元7　世纪时，唐代的义净和尚，在印度渡过了20　个春秋，不仅向印度学法，而且也向印度介绍中国医学的丰富内容和医疗技术。在他归来后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称，"针灸之医，诊脉之术，瞻部州中，无以加也。"说明我国当时的针灸、脉术远比印度高明。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大批医书也传了进来，据《隋书》和《唐书》记载，大约有11　种之多，如《龙树菩萨药方》4　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　卷、《西录波罗仙人方》3　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　卷等等。在我国的医书中，也开始反映印度医学的内容，如《千金要方》就有"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合，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外台秘要》中有"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风火，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这些明显受到印度医学理论的影响。印度的医药，如郁金香、菩提树、龙脑香、质汗等在我国的医药书中多有记载。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还记载有印度的医方及按摩术等。说明当时印度医药的传入对我国的医学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隋唐时期，还有不少印度医生来华行医，唐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印度眼医来我国治病的情况。当然他们也带回了我国的医疗经验和技术。中印两国的医药交流，不仅各自促进了本国医药的发展，对世界文化科学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中越医药交流历史也源远流长。隋唐时期，中国许多文化名人都去过越南，如沈佺期、刘禹锡等，我国医学也随之传入越南。当时位于越南中部的林邑国，曾多次遣使来中国，送上当地一些名贵药材，同时也将中国医药带回。在唐《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也载有不少越南药物，如丁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香、榈木等。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交往也比较早。阿拉伯帝国，古称大食。据记载：公元651-789　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计有37　次之多，每年经商来往的人就更多了。阿拉伯医学在8　世纪初至15　世纪末相当兴盛，其特点就是融合了我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国的医学。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并在阿拉伯得到很大发展，对现代化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被誉为医学之父的伊本·西拿，西欧人称阿维森纳，他写的《医典》，可以说是隋唐时代中阿医学交流的一次总结，其中记载了许多中国医学内容，如本草、脉学、炼丹等。美国人拉瓦尔在他著的《药学四千年》一书中认为阿拉伯的吸入麻醉法可能是由中国传入的。 　　这一时期，我国和东南亚、欧洲以及非洲也有交往，据《唐会要》卷一○○记载：元和八年，诃陵（即今印尼的爪哇）遣使献"频加鸟并异药"等。"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杜佑《通典》）。昆仑，我国古代又称黑肤人，即东非一带国家。我国古代所称的大秦，即东罗马一带，又称。据《旧唐书》记载，拂菻国于"乾封二年（公元667　年）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为一种药物，在唐《新修本草》中有记载。在《新唐书》中记载：拂菻"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shěng　音省，眼睛生病）等。 　　隋唐时期，中外医药的广泛交流在我国医药史上是比较突出的，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医药的蓬勃发展。 　　七、隋唐五代的水利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水利事业获得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国力的增强，加之封建统治者普遍重视水利建设，出现了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局面，水利学也取得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治河防洪实践有了增多，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农田水利得到全面发展，在城市水利、水准测量和水利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一）治河防洪实践的增多及其技术进步我国历史上，江、淮、河、汉诸大河的治理，以治理黄河为重点。隋唐五代时期，黄河水患明显增多。据记载，隋代在37　年中，仅黄河洪水就有4次，平均每9　年一次。从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至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在这260　年中，有记载的河溢、河决年份达21　年，平均不到13　年就有一次河患。五代时期的河患更为严重，除自然灾害的决口外，统治者连年征战，甚至不顾人民死活，以水代兵，使黄河水患几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55　年中，有明文记载的黄河水患达18　次之多，平均每3　年就有一次河患。 　　在河患面前，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开展对黄河的治理。 　　隋至唐初，治河防洪尚处于过渡时期，一般为堤防的渐次修筑，没有记载有大的治理活动。初唐以后，开始有了较大规模的治河活动的记载。 　　据《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记载，最早的一次治河活动是在开元十年（公元722　年），这年6　月，博州黄河堤坏，唐玄宗派博州刺史李畲、冀州刺史裴子余和赵州刺史柳儒等进行治理，并命按察使萧嵩总领其事，从委派三州地方长官，并有按察使总领其事来看，其治河规模不会太小。 　　第二次是开元十四年（公元726　年），冀州河溢，魏州黄决。据《新唐书·裴耀卿传》记载，当时"诸州不敢擅兴役"，任济州刺史的裴耀卿在未奉朝命的情况下，率众抢护堤岸，抗洪治河，这一次治理成绩比较显著，济人因此曾为他立功德碑，以示纪念这一次治河活动。 　　另外还有两次，一次是在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河溢，浸滑州羊马城之半"。郑滑节度使薛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经宪宗批准，征役万人，"于黎阳界开古黄河道，南北长14　里，东西阔60　步，深一丈七尺"，分黄河水入新河，"滑人遂无水患"。后一次是咸通4　年（公元863　年），东都暴水漂民居，滑州刺史萧仿奏请唐懿宗批准，采取改河的办法，"移河四里，两月毕工，画图以进"（《旧唐书·萧禹萧仿传》）。 　　五代时期，由于河患增多，治河规模和次数都较前代为多。如《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记载：天成元年（公元926　年），邺都差夫一万五千于卫州界修河堤；长兴元年（公元930　年），滑州节度使张敬询，自酸枣界至濮州，修堤防一丈五尺，长二百里；后晋天福7　年（公元942　年），宋州节度使安彦威修河堤，督军民自韦城之北筑堰数10　里；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滑州河决，派人进行堵塞；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河南河北诸州大水，发"郑州夫一千五百人修原武河堤"。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公元955　年）后，针对当时黄河连年崩溃的情况，命宰相李谷督师6　万，堵住连年决口，自阳谷至张秋口，水患少息。 　　由于治河实践的增多，治河的经验和技术比前代有了进步。由于这一时期文献多不记载具体治理的方法，更详细的情况我们不能得知，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在五代时，已有遥堤出现。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　年）修酸枣县河堤，当年失败，第二年春命平卢节度使符习修酸枣县遥堤（《册府元龟·邦计部》）。这是遥堤的最初记载。遥堤，又称大堤，宋代以后成为治河的主要措施之一。另外，当时护堤工程已有大量用草的记载，如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　年），河中府曾取秋草七千围堵塞堤堰，当是帚工技术的运用。帚工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护岸、堵口、护堤的水工建筑物，其方法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然后连接起来，用于护岸、堵口，具有很好的抗水冲击作用。这项技术在宋代成熟并被普遍推广使用。另外唐代在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水部，"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举之"（《旧唐书·职官志》）。此外还专设都水监，负责"掌川泽津梁之政令"，"凡虞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水田斗门灌溉，皆行其政令"（《旧唐书·职官志》）。在地方除严令各州官吏负责治河防洪外，五代时还设立堤长，建立"每岁差堤长检巡"的制度，沿河一些官吏还兼带"河堤使"衔，这些说明在河防管理方面比前代有所进步。 　　（二）大运河的开凿和航运工程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运河的国家之一。早在西周时期人工运渠已经出现，战国以后，人工运河逐渐发达起来。在隋代建立以前，一个沟通江、淮、河、海四大水系的人工运河轮廓已经初步形成。这就为隋代兴建沟通我国东西、南北的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公元584　年，隋文帝杨坚鉴于"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隋书·食货志》），命当时著名工程技术专家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长安城）北，东至潼关300　余里，名曰广通渠。广通渠是在汉代漕渠基础上开浚的，当时参加这一工程设计和规划的还有苏孝慈、元寿等人。仅仅花了3　个多月时间，一条沟通长安至潼关的水运便通航了，使沿黄河西行的漕船，不再经渭水而直达长安。 　　开皇七年（公元587　年），隋文帝为了给渡江灭陈创造条件，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隋书·高祖纪》）。山阳渎南起江都县的扬子津（今扬州南），北至山阳（今淮安），全长300　里，将长江和淮河沟通。山阳渎工程也是在旧有邗沟旧道基础上修建的。早在公元前486　年，吴王夫差便开邗沟运河，因年久失修，至隋初已被淤塞。隋文帝修复了这条运河，同时还整修了汴河。 　　开皇十五年（公元595　年），隋文帝还对黄河三门峡险段进行了整治，"六月戊子，诏凿砥柱"（《隋书·高祖纪》）。通过这一系列工程，为进一步开凿大运河打下了基础。 　　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杨广继位，开始了大规模开凿大运河的建设。当年，隋炀帝下令征集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据《资治通鉴·隋纪四》记载，这一工程"自西苑（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在今荥阳县汜水镇东北）引河通于淮"，然后于淮水之南通过山阳渎，"自山阳至扬子江"。这条沟通黄淮水系的运河工程十分壮观，自东都洛阳起，至江都止，全长2200　余里，渠广40　步，两岸皆筑御道，并种上柳树，从大业元年3　月辛亥（21　日）开工，至8　月壬寅（15　日）竣工，仅用了5　个多月时间，虽然是利用了旧有河道，但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随后，在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正月，隋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这条渠也是在曹魏旧渠的基础上并利用天然河道建成的。渠分两段，一段引沁水南达于河，使河南来的船可以沿沁水而上，连接淇河、卫河等天然河流，通过今河北平原。另一段北通涿郡，利用一段沽水（白河）和一段漯河（永定河），到达涿郡郡城蓟县（今北京）南。据《元和郡县志·永济县下》记载："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这条渠长1000　多公里，能通大型龙舟。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隋炀帝发兵征高丽，亲自乘龙舟通过此段运河，还曾"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可见其通航能力相当可观。 　　大业六年（公元610　年），隋炀帝又在三国东吴已有运道基础上，开凿江南运河，"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沟通了长江与钱塘江水系。 　　至此，一条沟通全国东西南北，全长2700　公里的大运河开凿成功。它流经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浙江5　省，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个壮举。隋代开凿大运河并非易事，在全长2700　公里的范围内，地形错落变化，能如此迅速开凿通航，除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牺牲外，也反映了当时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具有高超的技术。这条大运河的建成，对巩固我国的统一，发展南北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隋以后，直到清代嘉庆年间，一直是我国南北运输的动脉，历代都对其加以保护和整修。 　　由于隋代统治时间很短，大运河刚开凿完毕，隋就灭亡了。为了发挥大运河的航运效益，保持其通航能力，唐代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一是疏通河道。如唐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汴口渐淤，唐玄宗命李杰整修梁公堰，对渠口淤积"调发汴，郑丁夫以浚之"（《旧唐书·李杰传》）。开元十五年（公元727　年）正月，因梁公堰"新漕塞，行舟不通"，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兼旧河口"（《旧唐书·食货志下》）。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汴渠（通济渠）下游自虹县（今泗县）至临淮县段，长150　里，水流迅急，险滩较多，河南采记使齐澣建议改建新河，称为广济新河。广德二年（764　年），通济渠断航淤塞，刘晏等重开汴河，并建立较好的漕运管理制度，前后管理漕运30　年。对永济渠，唐代也进行了大规模地扩建，使其南段的水面扩大到宽十七丈（约56.7　米），深二丈四尺（8　米），保持了航运的畅通（《元和郡县志·河北道》）。在江南运河段，唐时也进行大量疏浚工作，如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扬州附近运河淤积，漕运困难，每年需要淘修。淮南节度使杜亚率众疏浚水道（《新唐书·杜亚传》）等。黄河三门险滩，梗阻了江南漕船由洛阳入陕，由于这一段河身处在峡谷之中，水流湍急，暗礁漩涡极多，航运十分困难，隋时曾进行了开凿，但没有成功。唐在隋的基础上，对三门底柱继续开凿。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发卒6000　人凿三门山，未能成功。武后时，派人开凿三门栈道挽船，虽然取得了某种成功，但挽夫经常坠落摔死，唐人张。。在《朝野佥载》中这样记述："苟纤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鉴于此种情况，裴耀卿建议用分段转运法搞水陆联运，在三门以东设集津仓，三门以西设盐仓，并于三门以北开山路40　公里，"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当时称为北运。（《旧唐书·食货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陕郡太守李齐物进一步开凿三门山，在三门山以北另辟新河，称开元新河，又名天宝河，东西长5　里，宽4.5　丈，深3　至4　尺，但效果不好，只能在水大时勉强过河。底柱始终不易通槽，大约至北宋中叶即停黄河漕运。二是接水济运。大运河虽然利用了江、淮、河、海等天然水系，但由于受地形和气候等影响，事实上很难均衡供水，缺水经常威胁正常的航运。为了确保大运河的通航能力，唐代开展了许多接水济运工程。如山阳渎一些河段，因河床较高，靠江淮供水很困难，唐时利用附近大小湖群和陂塘接水济运。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初，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杜亚也在兴元初年（公元784　年）"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新唐书·杜亚传》）公元826　年，盐铁史王播还在扬州城南开渠，引七里港丰富水源济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卢晖曾在水济渠的瀛州河间县西南开长丰渠，引滹沱水入永济渠，以通漕运。在江南运河段，唐时曾引杭州西湖水入运河，刘晏管理运河时，曾有放湖水一寸，运河长一尺的说法。五代时还曾重修练湖，引湖水济运等等。在接水济运和保证运河顺利通航的过程中，唐代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水利技术工程。如筑堰壅水，也就是当自然河湖水位太低，无法直接引进运河时，就在河中筑坝作堰，抬高水位，把河湖的水引进运河。如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奏请于咸阳壅渭水，作兴城堰，截霸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同渭水会合，解决漕渠的水源，使江南的漕船可以直抵长安广运潭（《旧唐书·韦坚传》）。为了防止运河水过多，出现水患，还要解决泄水的问题，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泄有余防不足，漕流遂通"。另外，隋唐时期在大运河中还大量使用了埭和斗门等水工建筑物，用于抬高水位和保持运河水量，改善航运条件。埭，即拦河堰坝，起抬高水位的作用，船行至此，往往要卸货转运。唐时在与长江交叉的运河口均有这种设施，如京口埭、欧阳埭、伊娄埭等。堰埭虽有优点，但也有明显缺点，这就是过坝能力小，又不太安全，对于规模较大、运输比较繁忙的运河段，显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出现了能灵活节制用水，满足通航需要的斗门。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斗门首先在扬州附近的运河上使用，元和年间，斗门使用已经普遍。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年，刺使鱼孟威在灵渠上建了18　座斗门节水通航。他"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新唐书·地理志》）。这种方法是用木制成排，安放在斗门两侧石墩上，蓄水以待行船，船到时，拉开木排放水过船，如此反复分段开闭，就可通行舟辑。这种简便易行的节水通航技术，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为后来的船闸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斗门不仅有节水通航作用，还有关闭以防潮水和洪水涌入河道的作用。除此之外，唐代还沿大运河修了许多支流渠道，借以扩大交通运输网，同时兼有灌溉之利。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仅关中水运网新凿的供水渠道和运河就达12　项之多，如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　年），把广通渠由长安向西延伸到宝鸡的东南边，取名升原渠，引渭水东流，经眉县、武功、兴平，与成国渠相通，在咸阳东入渭水，又可通千水，运陇州一带木材入长安。另外还在开封附近建一条湛渠，引汴水注入白沟（今河南开封县北），以通曹、兖等州。长庆初年，又在兖州开盲山故渠，使泰山附近的渠系也纳入汴渠的交通网之中。为了扩大永济渠的交通网，唐代还在运河沿岸的清河郡、沧州以及任邱等地开凿张甲河、无棣河等运渠，使那里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长安和内地。在长江流域，除已形成的运河运输网外，唐代还积极开发沿江运输网，疏浚嘉陵江上游略阳以下200　里航道，沟通与关中的水道联系。当时，在长江中游，北行有江汉航道，经丹江与关中相通，经唐白河，可陆路接转黄河；南行入洞庭湖，经湘江、过灵渠，沿桂江而下，直达广州；入鄱阳湖则可经赣江，陆路通北江而至广州。在长江下游，北行可经邗沟　淮河，与汴水、泗水相通；入巢湖，陆路转肥水，可接淮河与颖水相通；南行入江南河，经富春江，陆路转信江而接赣江，转北江直至广州。正如唐代崔融所描述：当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味旦永日"（《旧唐书·崔融传》）。四通八达的航运网，给唐代的经济繁荣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杜佑《通典》），江南的丝绸、铜器、海产，四川的布匹，西湖的稻米，广东的金银、犀角、象牙等都络绎不绝地运到长安或是北方的涿郡。随着航运的发达，沿河两岸的商都城市也日益增多和繁荣，大大促进了唐代经济的发展。 　　（三）农田水利工程的全面发展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封建经济之本在于农业，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封建统治者比较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隋代在它建立的第二年，尚书元晖就开渠引杜阳水，灌溉三畴原地数千顷（《隋书·元晖传》）。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在京兆郡的武功县，有永丰渠和普济渠；在经阳县，有茂农渠；在沁水，有利民渠；在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县），"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隋书·扬尚希传》）等。唐王朝建立以后，更加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全国水利工程已有236　处，加上其它志传所载的水利工程就会更多，唐代的水利建设遍及全国各地，而且规模超过了以前各代。 　　唐代前期（公元618-755　年），农田水利建设以北方为主。这一时期，由于社会比较安定，北方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水利工程开展得十分普遍。如关内道，著名的水利工程有京兆府的郑白渠和六门堰，郑白渠原为战国时代修建的郑国渠和西汉时修建的白渠，因年久失修，泥沙沉积，几乎失去了作用。公元619　年，唐建立的第二年，即派人清除泥沙，恢复其灌溉作用，其灌溉面积多达4　万公顷。永徽六年（公元655　年），因"大贾竟造碾硙（wèi音位，石磨），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杜佑《通典》），唐高宗派官检查渠上碾硙，尽数毁撤，但"未几，所毁皆复"，此后，唐代不断地检查达官贵人在渠上架设的碾硙，减少渠水的浪费，使百姓大获其利。唐德宗时期（公元780-804　年），还组织人力在郑白渠以南另开辟了太白渠、南白渠和中白渠，通称"三白渠"。沿渠设立了28　个斗门，用来控制水流和适时灌溉。三渠之间又有支渠相连，总灌溉面积达万顷以上。六门堰在武功县西，有闸门六座，控制渭北的韦川、莫谷、香谷、武安等河下入成国渠的水量。这个工程前身是汉代的成国渠，咸通十二年（公元871　年）加以重修，可以灌溉"武功、兴平、咸阳、高陵等县田二万余顷"（宋敏求《长安志》）。在华州和同州，著名的水利专家姜师度曾先后修筑三条渠道和一个水库。 　　姜师度（公元650-723　年），河北魏县人，开元年间曾担任华州刺史和同州刺史。在他任职期间，不仅勤于为政，而且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在他任华州刺史时，曾在华县西24　里的地方开敷水渠，又在开元四年（公元716　年）于华县开利俗渠、罗文渠，分别引乔谷水和敷谷水灌田。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在他任同州刺史时，"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雒（luò，今作"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由于他"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当时人称他是"一心穿地"的水利专家（《旧唐书·姜师度传》）。在灵州回乐县（今灵武县西南）"有二渠，一为特进渠，灌田六百余顷，一为薄骨律渠，在县南六十里，灌田一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在丰州九原县（今内蒙五原县）内，"有陵阳渠，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浚之以灌田"，又"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十二年至十九年（公元796-803　年）刺史李景略开渠，灌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在夏州朔方县（今陕西横山县西），"贞元七年（公元791　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新唐书·地理志》）。在河东道，农田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在太原府的太原、文水，河中府的虞乡、龙门，绛州的曲沃、闻喜，晋州的临汾，泽州的高平都兴修了水利工程。如贞观中，"长史李勋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修建了晋渠。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在文水县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等，"俱引文谷水，传溉田数千顷"。唐德宗时期，绛州刺史韦武还开凿汾河引水工程，"灌田万三千顷"。这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大大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在河南道，农田水利自古比较发达，唐时除对原已形成的古老灌渠大加整修外，还新修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道的水利工程有24项，其中大部分为唐前期的工程。如灌溉陂渠大者有陕州陕县（今三门峡西）的利人渠，颖州汝阳（今阜阳市）的椒陂塘，及下蔡（今凤台县）的古陂工程等，灌田都在数百顷以上。唐开元中（公元713～741　年），蔡州大修新息县（今河南息县）的玉梁渠，为渠塘结合式工程，可灌田3000　顷。这些水利工程对中原地区农业丰收起了很大作用。安史之乱后，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北方经济，唐也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如宝历元年（公元825　年），河阳节度使崔弘礼"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新唐书·崔弘礼传》）。大和七年（公元833　年），河阳节度使温造"修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涉五县田五千余顷"（《旧唐书·文宗本纪》）。大中年间（公元847～860　年），怀州修武县令杜某在县西北12　里开新河，"自六真山下合黄丹泉水南流，入吴泽陂"（《新唐书·地理志》）。 　　唐代后期（公元756-907　年），因安史之乱，北方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人口大量南移，南方经济相对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以南方为主，而且水利工程的规模和技术成就超过了唐代前期。据新旧唐书记载，南方以塘堰为主的各类水利工程约130　项。其中江南道居首，依次为剑南道、淮南道、山南道和岭南道。如以安史之乱为分期，前期工程数不到40％，后期则超过70％。最能反映唐代农田水利工程技术成就的是它山堰水利工程和塘浦圩田灌溉系统。 　　它山堰工程位于今浙江宁波西南25　公里以外的鄞江桥镇西南，始建于唐大和七年（公元833　年）。它是当时■县（今鄞县）县令王元。。主持修建的灌溉工程。它山堰工程建在奉化江的上源鄞江上，鄞江发源于四明山，流域面积382　平方公里，为鄞江平原和宁波市区的主要水源，奉化江下游是入海河道，坡降平缓，稍遇天旱，河水减少，海水咸潮就上溯，使得"民不堪饮，禾不堪灌"，严重影响城乡人民的生活和灌溉用水。据宋代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记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元。。深入实际，认真勘察，终于发现了"两山夹流，铃锁两岸"的它山。这里两山相距约150　米，山岩裸露，夹束江流，是建坝的优越地址。该工程由三部分组成，即：大坝、溢流堰、水渠。大坝是主体工程，起着拒咸蓄淡的主要作用，上游淡水被拒后引入南塘河灌渠，从事灌溉和利用，下游涌上的咸水不能入内。为了防止洪水期南塘河水量过大，给灌区带来水灾，又在南塘河下游修了乌金、积渎、行春三座溢流堰，这样涝时可将多余水泄掉，旱时利用湖汐将顶托上来的淡水入河。作为配套工程，又开渠引南塘河水灌溉鄞西平原和引入宁波城，供居民饮用。整个工程，设计非常合理，效益十分突出，技术也很先进。尤其是坝体结构，全部用块石砌筑，是我国建坝史上首次出现的以大块石叠砌而成的拦河滚水坝。据魏岘记载："堰脊横阔四十丈，覆以石板，为片八十有半，左右石级，各三十六。岁久沙淤，其东仅见八九，西侧隐于沙。堰身中空，擎以巨木，开如宇屋，每遇溪涨，则有沙随实其中，俗称护堤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人以杖试中，信然。堰低昂适度，广狭中度，精致牢密，功侔（móu　音谋，相等）鬼神，其与他堰杂用土石竹木砖，稍久坏者不同。"据对现存遗址实测。坝长134.4　米，坝顶第一级宽3.2　米，高0.65　米，第二级宽4.8　米，高1.3　米，上下游面各有36　级石砌台阶，全部用长2-3　米，宽0.5-1.4　米，厚0.2-0.35　米的条石砌成，与魏岘记载大体相同。据水准测量，坝顶标高为吴松基面5.23　米，如果加上坝基河底标高6　米，大坝总高11-12　米，至于坝身中空的原因，虽有不同解释，比较有说服力的，这可能是一座空腹式重力坝，如果认为中间为其它填充物，因年代久远被水冲走，那么历代维修均不见有填充的记载。很可能是利用坝身中空减少对条石的耗费，同时又利用洪水中挟带大量泥沙自动填塞坝心，达到增加坝体稳定性的目的。 　　总之，它山堰工程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中的一支奇葩，它反映了我国在唐代就已具备高超的水利设计和施工技术。它山堰建成后，历代都对其不断增修，一直发挥着拒咸蓄淡，从事灌溉的效益，直到1975　年在鄞江上游建立新坝，它的作用才被替代。 　　塘浦圩田系统形成于何时，史载不详，一般认为始创于唐代中晚期，五代时有所发展，至南宋时大盛。塘浦是指湖区的河网，沟渠南北向者称为纵浦，东西向者为横塘。圩田则是利用湖泊淤地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塘浦圩田工程内容，就是开挖塘浦，疏通积水，以挖出的土构筑堤岸，兼有防御外水和从事灌溉的作用。不过至唐时，这种塘浦圩田发展规模较大，往往有几万亩之多，其中灌渠密布，形成一种灌区，当时以太湖地区的塘浦工程最为著名。据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唐文粹》卷二十一）载："嘉禾（今嘉兴）大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嘉禾一穰（ráng　，五谷丰盛），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可见，当时太湖塘埔圩田工程具有相当规模，对治理太湖流域低洼农田，引水灌溉和对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塘浦圩田工程是我国湖区劳动人民在长期治水、治田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正如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月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民美利"。五代时，承袭了唐代遗产，对塘浦圩田系统大加保护，并且利用军队和强征役夫修浚堤河，使塘浦圩田发展得更加完备。据《十国春秋》记载：吴越贞明元年（公元915　年），"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宝正二年（公元927　年），浚新泾塘，由小官浦入海。"这些港埔的疏浚，保持了湖水入海的通畅，为发展塘浦圩田提供了条件，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保证了农业的丰收。 　　另外，江浙海塘工程在唐代也有很大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先后三次比较系统地兴筑江浙海塘，第一次是开元元年（公元713　年），在杭州盐官县重筑"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第二次是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李俊之增修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第三次是大历十年（公元775　年）和大和六年（公元832　年），皇甫温和李左次等先后两次增修会稽县"防海塘"，长度都在百里以上，有效地阻止了涌潮对濒江沿海一带的威胁。 　　（四）城市供水、水准测量及其它我国古代城市一般都建在临近水源的地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多，供水的矛盾便日益突出起来。唐代长安城规模十分宏大，东西南北各长达8000　余米，面积达84　平方公里，人口100　多万，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一座都城。在1000　多年前要解决这样的大城市供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据新旧唐书记载，当时城市供水工程有8　处，另有漕运兼供水4　处，共12　处。长安城的明渠供水主要有三条：隋开皇六年（公元583　年）在城东引浐水北流入内苑的龙首渠，唐武德六年（公元623　年）引南山水入城，又从城西南引交水入城的永安渠，还有从皇子坡引浐水西北流入城的清明渠。另外，还有供漕运的人工运道，除广运潭外，天宝二年（公元743　年）在城西引渭水入金光门，运木至西市，修潭停贮。大历元年（公元766　年），又引浐水接此渠，并从西市向东开，转北，沿皇城，宫城东墙，北入内苑，叫运木渠。除此而外，在城东南隅有曲江池，又名芙蓉池，为唐代游览胜地，相传为隋宇文恺所开，自南山开黄渠，引义峪水入池，然后和城内水渠相通，灌注了不少公私园池。以上这些纵横交错的供水渠网，保证了长安城内人畜用水和运输的需要。当时长安城内排水系统也很发达，据记载，街道两侧都有与街平行的排水沟，水沟两侧绿树成荫，每坊都有砖砌的暗沟与之相通，污水经过暗沟流入明沟，然后排出城外。这样发达的城市供、排水系统，除长安城外，在其它的一些城市也有，如东都洛阳，自城西西苑引谷洛水，苑周100　公里，内有海周5　公里左右，又有三陂，洛水横贯洛阳城，在城东南，建有滚水堰，大足元年（公元701　年）开洛漕新潭，停泊船只等。在太原城，井苦不可饮，长史李勣架汾引晋水入城，以甘民食等等。充分说明唐时的城市供水系统十分先进。 　　在兴建水利工程的同时，水利工程的测量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唐人李筌的《太白阴经》和杜佑的《通典》详细记载了当时测量地势所用的水平（即"水准仪"）的结构和使用方法。据李筌《太白阴经》记载，当时的水准仪，由"水平"、"照板"、"度竿"三部分组成，其构造是："水平槽长二尺四寸，两头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间为一寸八分，纵阔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四寸，中间有通水渠，阔三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空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以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十数里，目力所及，随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也"。"照板"是一方形板，长四尺（约合1.33　米），其中下面二尺为黑色，上面二尺为白色，宽三尺，手柄长一尺。"度竿"即测竿，长二丈（约6.7　米），其刻度精确至"分"，共2000分。从这种水准仪的结构及其使用方法来看，至少有以下明显进步：一是利用仪器的水平视线和标尺测竿的配合，去测两地间高差，是测量史上的重大突破，至今我们还在运用这一工作原理。二是照板设计成黑白二色，大而醒目，目力所至都可以测量。并且以黑白交线作为观测线，提高了测量的准确度。这在测量技术上也是一个建树。三是水平的浮木设计为3　个，是为校准不平而设立的，当池中注水后，根据3　个浮木是否齐平，从而确定仪器是否水平，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如果设置两个浮木，则一个不准，就会影响测量的结果，也不易校平。而设置4　个则会显得繁琐和没有必要。四是立齿设计也独具匠心，便于目力集中，提高测量的精确度。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水准仪设计的科学性和构思的巧妙性，充分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在当时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中，这种测量仪器及其测量方法，对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隋唐时期也十分重视水文的观测和记录。在大量的地方府县志、笔记以及史书中详细记载有水文情况。最为有名的是四川涪陵县长江中的白鹤梁石鱼枯水题刻，一共镌刻了163　则古代石刻题记，记录了自唐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以来72　个枯水年份。根据题刻分析，长江上游每三、五年内有一次枯水期，十至数十年有一次较大枯水期，对研究长江水情变化提供了历史数据。 　　在水利工程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隋唐时期也重视加强了对水利建设的管理，除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有水部和都水监外，水利管理人员及其职权范围还进一步具体到渠堰斗门。如《唐六典》记载："凡京畿（jī音基，古指靠近国都的地方）之内，渠堰陂池之坏决，则下于所由而后修之。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至灌田时，乃令节其用水之多少，均其溉焉。每岁，府县差官一人以督察之，岁终录其功，以为考课"。唐代的水部还制定了更为细致的水利管理章程《水部式》，原书已佚，现存为敦煌千佛洞中所发现的残卷，共29　段，分为35　条，约2600　余字。从其中内容来看包括了农田水利管理、水碾水硙的设置及其用水量的规定，还有航运船闸、桥梁、津渡等的管理和维修，以及水手、工匠、夫役和物料的来源和分配等，规定得相当细致。如规定"京兆府高陵县界清白二渠交口，着斗门，堰清水垣准，水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如遇雨水过多，"即与上下用水处相知开放，还入清水"。对各级水官的职责也有明确的规定，并建立考核制度。例如要求"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长官及都水官司，时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严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有功过附改"等等。这些严格具体的水利法规制度，保证了当时水利建设的发展，是唐代水利事业进步的一个标志。 　　八、隋唐五代的建筑技术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隋唐五代以其大量的建筑遗迹和出色的建筑技术而著称于世。其中，隋代采用的"坦弧石拱"的建桥技术，隋唐城市建筑的整体规划设计和木结构为主体的建筑体系，以及砖石结构等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出许多惊世骇俗的杰作，并以其特有的技术风格，谱写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重要篇章。从而确立了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思想体系和技术规范体系的历史地位。 　　（一）"坦弧石拱桥"的杰作赵州桥又称安济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径最大的敞肩坦弧石拱桥。它坐落在河北省石家庄东南赵县城南5　里的洨河上。赵州桥由隋代著名工匠李春（生卒年月不详）等人建造。始于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　年），至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建成。唐玄宗时，中书令张嘉贞撰写的《石桥铭序》记载："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由于认识水平的制约，古人只能仿其形制建造石桥，但难以深知赵州桥的奥妙所在，所以都达不到赵州桥的水准。直到1933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赵州桥进行了实地考察，才揭开了这座古桥的秘密。1953　年至1958　年，专业技术人员大规模地进行了勘查和发掘，赵州桥的千古之谜终于被彻底揭开，它在桥梁形制、确定桥址、材料选择、力学性能等方面达到的高度水平，及其整体的设计能力，在桥梁建筑史上至今仍占有突出的地位。 　　1。桥型与桥址的科学构思赵州桥为单孔圆弧石桥，南北向；总长50.83　米，宽9.6　米；桥拱净跨37.02　米，拱矢净高7.23　米，拱矢和跨度之间的"矢跨比"为五分之一左右，即1：5.12；因此桥高比拱弧的半径小得多，整个桥身只是圆弧的一部分；所以称之为单跨坦弧。这种结构使桥面比较平缓，便于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因为该桥的巨型跨度在桥梁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所以在古代居于领先地位。桥型的设计不能脱离桥址的自然地理条件，赵州桥则是两者的完美结合。赵县是隋代南北交通大道上的重要县邑，当时叫栾州，号称"四通之域"。它北接涿郡（今河北涿州），南达皇都洛阳。一路上车来人行，运输繁忙。然而大道被水量丰富、船运频繁的浐水截断。只有建造一座桥梁，才能确保水陆交通畅行无阻。桥梁建筑一般选在河床稳定的地方，而浐水是一条山区径流性河道，水位落差可达7　至8　米。所以，桥址选在浐水中下游的赵县一带，这里河床顺直且较为稳定。事实证明，李春等人当年的选择是非常精明的。千余年来，这段河道基本未动，河床淤积也不多。经1953　年修缮时证实，失落河底的拱石仅在河床下一米，可见桥的建设者们在选择桥址时，就充分考虑了水文、地质的情况，以保证水陆交通运输的需要。这是拱桥千年不败、巍然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浐水发源于山西太行山区，每逢夏秋时节，"大雨时行，伏水迅发，建瓴而下，势不可遏。"在这样的河道上，如果建造10　米以内的多跨木梁桥或多跨石梁桥，既难以满足水上航运的需要，又对排水泄洪不利。因此，李春等匠师作了充分的比较和精心的构思之后，才确定了建造前所未有的大跨单孔石拱桥的方案。浐水流经栾州地段，两岸地势平坦，要建造一个近40　米的石拱桥，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建造形式。如采用常见的半圆形拱弧，会使桥高增至20　米以上，桥高坡陡致使车马行人难以通过，而且桥梁自身的重量也成倍增加，河床的冲击性亚粘土层也无法承受。为了降低桥面坡度，减轻桥梁自重，只有另辟新型而创建圆弧形敞肩拱桥。所谓圆弧形拱，就是桥高小于拱弧的半径，整个桥身只是圆弧的一部分，易于形成敞肩，所以能降低坡度，减少重量。此外，李春等匠师采用低的拱脚位置和减少拱顶填充土石的方法。由于拱顶回填土石的厚度仅有30　厘米厚，也就减轻了桥梁的自重；由于采用了最低的拱脚位置，致使桥梁的纵向坡度降为6.5％左右，即前进100　米，只升高6.5　米，这就大大方便了水陆交通运输。 　　石拱桥的主要受力构件是拱券，而拱券的拱脚处比拱顶的承受力要大得多；因此，桥梁设计建造者们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加大了拱脚的受力面积。沿着纵向，在拱背两则平铺一层护拱石，靠拱脚处约30　厘米厚，向拱顶部分逐渐变薄，最顶部的护拱石仅有16　厘米厚。在横向上，做成拱顶窄于拱脚券石，以利于拱券的横向稳定。 　　赵州桥的另一项成就，是在大拱券的两肩上各建两个小券，打破了拱肩实填沙石的传统建筑形式。这种结构与实腹拱肩结构相比，具有小孔洞辅助排泄洪水、增加汛期桥下过水流量的优点。按照孔洞的截面计算，4　个小孔洞可增加流水面积16.5％，而且还减轻了桥基负载，增加了桥体的安全性。2。安济桥的力学性能安济桥不但以桥型与桥址的科学构思著称于世，而且它的成就还丰富了结构力学的理论。一般说来，桥的拱石具有极高的抗压强度，但是抗拉强度却非常低。因此，许多石拱桥往往因受拉开裂或折断而遭致破坏。运用现代力学原理对安济桥进行计算和分析，由于它采用了扁平的圆弧，并且在圆弧上开设4　个小拱，又在拱顶上采用30　厘米厚的薄填石，就使拱券的中心线，即拱轴线和恒载压力线十分接近，使拱券各个横截面上均匀承载，而受到的拉力则极小。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拱券的承受能力和稳定性。 　　对于安济桥的力学性能，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鲁般（班）与妹妹鲁姜商定，在一夜之间各自建一座石桥。赵县城西门外清水河上有座永通桥，为金明昌年间（1190-1195　年）赵人■钱所建，其造型、结构及艺术风格与赵州大石桥十分相似，后世称之为"小石桥"。神话中鲁姜建造的小石桥就是永通桥。由于妹妹的技艺不如哥哥，黎明前大石桥已接近完工，而鲁姜的小石桥还相差很多，眼看就要输给哥哥，妹妹十分焦急。这时，诸天神路过此地，察知情由，便请来张果老和柴王爷牵制鲁般（班）。张果老骑着驴，柴王爷推起车，二人来到大石桥上。他们施法搬来五岳名山，褡裢里还装着太阳、月亮、星星，把大石桥压得摇摇欲坠。鲁般（班）见状，急忙跳入水中，双手用力把桥托住，保住了大桥，桥上便留下了驴蹄印，车道沟和手印等"仙迹"。此时，小石桥已造好，而且完美无缺，妹妹获胜。类似这样的神话故事，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如元代初年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鲁般造石桥》，就有"桥上则有张神所乘驴之头尾及四足痕，桥下则有鲁般两手痕"的记载。楼钥在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　年）撰写的《北行日录》中，记述了他陪同汪大猷出使金国北上路过安济桥，亲眼见到"桥上片石有张果老驴迹四"。清同治年间所绘的《赵州石桥神话传说图》，图上关帝阁上题有"古迹仙踪"四字。 　　用现代力学的观点来分析"仙迹"颇与力学原理相合。对并列砌券法砌筑的石拱桥来讲，重车靠桥边通过时，对桥的安全十分不利，而桥面上的驴蹄印、车道沟、膝印等"仙迹"均在桥面东侧1／3　部位。明代翟汝孝在《重修大石仙桥记》中称：仙迹是行车外缘的界限，车辆应在桥的中央通行。东侧桥下手印部位，是受力最大部位的标记，用"手"托住对桥的安全有利。这些"仙迹"时时提醒人们，万一石桥出现裂痕，造成损坏时，可在手印部位用木架支撑，以便于维修，确保大石桥安全。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充分说明了隋代的鲁般（班）--能工巧匠李春已经对建筑力学有了一定的理解，并能够成功地加以运用，从而为桥梁建筑结构力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3。科学选料与精心施工安济桥这一土木建筑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工程，千百年来雄姿不减，是与其精心施工、科学选料分不开的。唐朝张。。在《朝野佥载》中描绘说："赵州石桥甚工，磨砻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并为石狮子。龙朔年中（公元661-663　年）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足以说明安济桥的施工技术之精湛。 　　安济桥的建设者们在拱券砌筑方面，继承了汉代以来造墓拱、桥拱的传统砌筑方法，并进行了创新，采用并列砌券法，即将大拱券和肩上的小拱券均"化整为零"，桥的纵向分为28　券，逐一砌筑合拢。每个大拱券由43　块重约一吨的拱石组成，拱石厚度为1.03　米，长度为0.7　米到1.09　米左右，以满足砌筑设计所要求的圆弧拱状；拱石宽为0.25　米到0.4　米，每块宽度不等，以便于砌成拱顶狭拱底宽的大拱券。在主拱券的上面，伏有变厚度护拱石，在空腹段，用护拱石满铺；实腹段则仅镶于桥宽的两侧，拱券外形似变截面拱。令人惊奇的是，拱石各面均凿有斜纹，相当细密，提高了拱石之间的抗剪力，加强了拱石间的结合；而且在拱石纵向间安放了一对腰铁，使每个拱券形成为坚实的整体。即使将拱券单个取下，也不会像一般石拱桥的拱券那样，成为一堆散了架的拱石。 　　安济桥所选用的材料也很精到合理。造桥所用的石料，是由距安济桥30至60　公里的元氏、赞皇、获鹿等县开采的。利用严冬季节，用浇水法建成冰道，使石料沿冰道滑动运到桥头。石质为青白色石灰岩。1955　年对安济桥进行修缮时，对这种石料进行了测试，其抗压强度每平方厘米平均为1000　公斤，容重为每立方米2.85　吨，而且耐寒耐热性好，冻融10　次无裂纹。 　　此外，还合理采用了其它的材料和技术。如拱石间全部用白灰或泥浆砌筑，浆极薄，提高了拱券的抗压强度；利用当时冶铁技术和铁制工具，在主拱跨中的拱背上均匀安有5　道铁栏杆，4　个小拱顶也各安1　根。铁栏杆两端有半圆球头，伸在拱石外，借助拉力与剪力使拱券形成一个整体。合适的材料加上精心的设计与处理，大大地加强了桥的牢固性，使安济桥这一桥梁建筑的瑰宝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4。造桥技术对中外的影响李春开辟敞肩圆弧石拱桥的先河，对中外建桥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受到了历代中外名人、学者的赞美。唐玄宗时中书令张嘉贞的《安济桥铭》盛赞："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碪斫，方版促郁，缄穹窿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又详乎叉插骈坒，磨砻致密，千百象一。仍糊灰莹，腰铁■蹙。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唐张。。在桥铭中曰："郡南石桥者，天下之雄胜，乃揆厥绩，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元代的刘百熙行至安济桥后，久久不愿离去，并赋诗一首：谁知千古娲皇石，解补人间地不平；半夜移来山鬼泣，一虹横绝海神惊。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日暮凭栏望河朔，不须击揖壮心生。 　　其它诸如"长虹上碧天"、"虹腰千丈驾云间"、"飞楹自夺天工巧，有窍能分地景幽"的赞美佳句不胜枚举。 　　安济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在国外也产生巨大反响。知名学者、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李春建成安济桥后，"显然建成了一个学派和风格，并延续了数世纪之久"；"弓形拱是从中国传到欧洲去的发明之一。"1321　年至1339　年，法国人才建成赛兰特（Pont de Ceret）敞肩拱桥，但这座桥的大拱接近半圆，净跨45.5米，超过了安济桥，而桥宽仅3.9　米，不及安济桥宽的一半。安济桥跨径记录，在世界上保持了730　多年。真正的敞肩圆弧拱，在西方直到19　世纪才出现，系法国工程师保尔于1809　-1903　年第一次用于阿道尔夫（　PontAdolphe）桥。 　　李约瑟教授还说过："这些桥使我们认为在全世界没有比中国人更好的工匠了。"美国建筑专家伊丽莎白·莫克在他出版的《桥梁建筑艺术》一书中称赞安济桥"结构如此合乎逻辑和美丽，使大部西方古桥，在对照之下，显得笨重和不明确。" 　　1300　多年来，该桥经历了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和频繁使用的考验，至今依然完整壮丽，保持着古老苍劲的雄姿，正如《赵州志》中所称："奇巧固护，甲于天下"，赵州安济桥将永远向世界显示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二）城市建筑及整体规划设计技术的形成隋唐五代的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充分地表现出当时城市建筑技术的进步和整体规划设计技术的形成。 　　1。隋代著名建筑家--宇文恺宇文恺（公元555-612　年），字安乐，朔方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人，官至太子左庶子，隋代著名建筑家。他曾从事过水利、桥梁、长城等建筑工程，发明了观风行殿。据《中国通史简编》记载，此殿离合便利，下设车轮，行车可携带，合并成一大殿，能容纳数百人。但最为突出的成就是隋都大兴城的兴建。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隋文帝杨坚令他负责规划设计和督造新都城。他在规划建造大兴新都前，遍访了北魏都城洛阳、曹魏都城邺城，从中吸取城市建设的经验。经过考查，他认为汉长安城"凋残日久"，"旧经丧乱"，加之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水量不足，在建新都时应引为借鉴。因此，他突破了旧城市建设思想的束缚，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结合城址龙首原一带的地形特点，对城市建设进行了周密的规划设计。采用先建城墙、再辟道路、修建坊里的施工程序，使新都在总体上气势恢宏、布局整齐；又充分利用了地形的变化，使建筑高低错落，参差有秩，独具特色。充分反映出宇文恺的杰出设计才能。 　　此外，隋唐时代与长安齐名的名都洛阳也凝聚着宇文恺的心血。洛阳因其地形险要、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等原因，从东周起，先后有9个朝代在此建都，有"九朝名都"美称。隋炀帝登基后，就把洛阳改为首都，将西安作为陪都。为此，隋炀帝派宇文恺到洛阳设计建造新都。宇文恺在洛阳城内先后建天经宫、筑西苑、挖龙鳞渠，修十六院，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他修建的东都洛阳极为壮观。宇文恺以他杰出的建筑才华和整体设计规划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隋唐长安城整体规划设计及建筑技术的进步隋、唐统一中国后，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动用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修皇城、建行宫、立楼台亭榭，大兴土木。 　　秦朝国都建在咸阳，其地处关中平原、渭水北岸西；后又将都城建于渭水南岸长安。隋文帝统治中国后，命令当时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负责规划、设计、督造新都宫城。该工程始建于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6　月，第二年隋文帝杨坚迁入宫城，并将新都定名为大兴城。大兴城规模之大前所未有，面积达83　平方公里。 　　在公元7　世纪到9　世纪的300　年间，长安曾以世界性的贸易、文化交流中心闻名遐迩，并且以其宏大的规模和严谨的规划著称于世。 　　长安城位于关中平原，今西安市的所在地。它北临洨河、渭河，西有沣河、黑水，南有浐水、漓水，东依灞、■二河，称八水绕长安。南面与终南山相对，可谓气候适宜，物产丰富、风景宜人。长安城的前身是隋朝的大兴城，由于隋朝统治很短，被唐朝取代后，唐朝统治者则以隋大兴城为都，并更名为长安城。 　　唐代定都长安后，城市的规划和布局承袭了隋大兴城原有的建筑特色，同时又根据经济的发展及城市管理的需要，进行了扩建和改造。长安城的建设者们，在城市的建设和改造过程中，既充分考虑到城市建设的地形和管理、经济、文化生活以及交通、水源、城市园林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又依据封建社会高层统治者的需要和首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规划和全方位的周密布局，将长安城分成"宫城"、"皇城"和"罗城"三大部分进行建设和改造。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功能齐全、建筑物最雄伟、城建规模最大、最具管理水平的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建筑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按功能规划建造宫城、皇城和罗城为满足帝王统治的需要，长安城的设计者首先考虑修建了皇帝的居住地--宫城。设计者将其布置在长安城中央的最北面。宫城南北长1492　米，东西宽2820　米，周长8.6　公里，城墙高11　米多。宫城按其需要又用宫墙分隔成三个部分。西面是"掖庭宫"，是嫔妃居住和宫女们学习技艺的地方。东部建"东宫"，供太子居住，办理政务。中部为大内，又叫西内，隋唐时命名为大兴宫和太极宫。太极宫共由16　个大殿组成，为唐太宗李世民起居和朝见文武百官的场所。每逢国家庆典或重大节日时，皇帝就登上太极宫南面的承天门号令全国。唐代时又陆续扩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两处宫殿，被人们总称为"三内"。 　　唐大明宫始建于公元634　年。鉴于宫城所处的地势较低，而且比较潮湿，因此，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在宫城东北角龙首原上兴建永安宫，供唐高祖李渊居住，第二年改名为大明宫。此后唐高宗李治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其规模远远超过太极宫。李治以后的历代皇帝大部分在此听政。 　　大明宫由30　多座宫殿组成，含元殿为正殿，供国家举行大典时使用，北面的宣政殿、紫宸殿是当朝听政的场所，麟德殿、延英殿则用来宴请百官，接见使节等。在这些宫殿中以麟德殿规模最为宏大。该殿南北长130　多米，东西宽70　多米，建筑面积达8000　多平方米，这是已知的我国古代最大的单栋建筑，而且造型独特，格局新颖，其气魄之大远远超过北京故宫的"前三殿"，是唐代宫殿建筑的优秀代表作。 　　兴庆宫地处城东，又称之为"南内"，"三内"之中，南内占地最少，但仍有2000　亩之多。唐玄宗李隆基做晋王时，曾在兴庆坊居住；登基后，于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兴建此宫，开元十四年进行了扩建，直到开元十六年建成。此后，唐玄宗在这里起居、听政。兴庆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宫庭建筑群，宫内建有兴庆殿、南薰殿、长庆殿、花萼杨辉楼、沉香亭等建筑。这些装饰豪华富丽的楼台亭阁与宫内湖水相映成辉，加之园内名花荟萃、婀娜多姿的垂柳、岁寒不雕的苍松翠柏，使兴庆宫成为一座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帝王宫苑。 　　皇城是长安城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央官署的所在地。 　　皇城亦称子城，位于宫城南面，占地面积和宫城相似，东西宽2820　米，南北长1843　米，周长9　公里左右。皇城南面正中设朱雀门，东有安上门，西是含光门；城东设有延禧门和景风门；城西有安福门和顺义门。东西两面城门彼此对称。皇城内街道整齐，南、北向5　条街，东西向7　条路。皇城与宫城中间辟有东西走向的大街，称为横街。据史册记载，横街街宽300　步（合441　米），是长安城内最宽的大街，太极宫的承天门临街，因此，又经常在此举行重大庆典，同时还可以供兵士操练，实际上这条大街又是一个能进行各种活动的广场。 　　"罗城"是唐长安城的外廓城，系百姓居住区。罗城从东、西、南三面将宫城和皇城围在其间。罗城东西宽9721　米，南北长8651　米，周长36.7公里。周边建有高6　米的城墙。外廓城共开12　座城门，每面开门三座。依据我国古都规划布局关于中轴对称、方正规划的传统思想，南面的正门设明德门与皇城正门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相对，同在中轴线上。正门的东侧开有启夏门，西侧为安化门；西面三门金光门居中，开远门在北，延平门在南；东三门中间是春明门，北有通化门，南有延兴门；北面三门因中部被宫城所占，所以三门开在中轴线以西的位置上，北面三门中景耀门在中间，光化门在西，芳林门在东。各城门均建有城门楼。除明德门外均设有三个门洞，而明德门为五开洞，十分壮观。当时，出入城门时，要"入由左，出由右"。管理有秩。城里南北向11　条大街，东西向14　条大街，纵横交错，形成网格布局，将罗城之内划分为110　个街坊（隋代时称"里"）。其中，长安城里的两个商业区--东、西两市共占4　坊之地，另外由于城东南角的一坊划入曲江池风景区，实际上有109　个里坊。各坊都修有坊墙，坊墙大约高3　米，各坊都形成独立的体系，好似一个个小城。里坊主要是居民的住宅，据宋代的《长安志》载，城里共有居民8　万户。坊里开设有商业店铺及手工业作坊。长安城的这种整齐划一的格局，被当时的诗人白居易生动地描述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在城市建设中，长安城的设计建造者依据地形地貌将宫城建在地势较高的北部，而在相毗邻的南面布置皇城，在宫城、皇城的周围修建外廓城作为居住区和商业市场，不但突出了城市的主要建筑，而且也有利于朝廷、官府机构处理朝政、办理公务。同时，又用多重城墙和严密规整的街坊，将皇室、官宦、贵族、平民等不同阶层分隔开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代长安城民居、宫室相混杂的状况。这种布局手法突出了封建统治权力中心的地位，对我国后来的都市建设规划有着重大的影响。 　　（2）设置东市、西市，繁荣城市经济为繁荣城市经济，城市建设者们在长安城规划建设了两个商业区，即东市和西市。隋代时把东市叫"都会市"，西市称为"利人市"。两市地处皇城东南和西南，各占地两坊，位置东西对称。市内的井字形街道将市场分割成9　个区域。这里既是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又是国内外最大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集散地。 　　据发掘考证，两市南北长各1000　多米，东西宽900　米，井字街的中央部分设有"市"、"署"、"平准局"，是市场管理和税收机构。沿街店铺林立，从事绢丝、珠宝、服装、称量器皿等220　行，千余肆邸，商贾云集。皇亲贵族常光顾于东市，日本高僧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记》中记载，会昌三年（公元843　年）6　月27　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四百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总烧尽"。可见东市商家之多、经济繁荣之盛况。 　　西市则有"衣肆"、"坟典肆"、"药材肆"、"麦行"、"绢行"、"帛行"、"秋辔行"以及寄附铺等多种行业。许多外国客商也在此设店经营，大诗人李白曾赋诗曰："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鳟"，真实地反映了来自中亚的商人在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的活动情况。由此可见西市的商业活动繁荣程度胜过东市。东西两市的设置，基本上满足了长安城市生活的需要，扩大了国际经贸往来，促进了唐代经济的发展。中唐以后，各里坊逐渐开设商行，兴办手工业。如崇仁坊"一街辐辏，逐顷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灭。"整个长安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3。规划严谨、整齐有序的街道建设在城市建设方面，道路建设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长安城的建设者们经过周密的规划，对道路建设进行合理的布局，使长安的街衢整齐，道路宽阔平直，对城市的生活与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长安城的"罗城"共有东西走向大街14　条，南北向大街11　条。道路中最重要的是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它南起明德门，向北穿过朱雀门，直通宫城的承天门。因为这条街北起承天门，人们又把它叫"天街"。朱雀大街是贯穿都城南北的中轴线上的主干道，其它各条街均以此路为基准进行修建，形成全市性的道路网。皇城内的道路也是如此，南北街5　条，东西街7　条。各坊里也都有一条大街或十字大街，还有按规划修建的纵、横曲巷及顺墙街道。诗人白居易盛赞长安"十二街如种菜畦"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街道不仅布局整齐，而且十分宽阔。朱雀大街宽度达150　米，可与北京现代的东西长安街相媲美。当皇帝出行时，朱雀大街有数以万计的车马仪仗队通过，盛况空前。其它通往各城门的大街宽度也在百米以上。位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大街叫横街，以其宽阔而闻名，文献记载横街宽300　步，实测宽度220　米，是长安城内最宽的大街。这条街还具有广场的功能，当时经常在承天门前举行庆典和军事操练等活动。 　　此外，还有供皇帝专用的道路，在东城与城墙之间，平行筑有夹城，把大明宫、兴庆宫和曲江池连接起来，供皇帝出游时使用。 　　各大街的两侧都修有排水沟，主要的道路上还建有路拱。经发掘，朱雀大街的排水沟宽3.3　米，深度为2.1　米。在坊和东、西市的巷道下面也修有砖砌的排水暗沟，并与大道两侧的明沟相通。大街两侧的明沟由于沟宽，因而在交叉路口处都架有桥。这样既解决了长安城的排水问题，又保证了道路的畅通。在排水沟和路的两侧，整齐地植有榆树、槐树、柳树等行道树，形成了美丽、实用的林荫大道，为宏伟的长安城增添了秀丽的色彩。 　　4。建设科学的给排水系统在城市建设中，给排水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汉代长安城建在今西安城北5　公里的一片高地上，前后历经约100　年，才完成了都城的建设。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曾设想利用汉长安城址作为都城，除因该城几经战乱已破败不堪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汉长安靠渭水太近，不但易遭水患，而且易受盐鹵侵害，影响水质，造成饮用水源不足。所以在建设新都和扩建长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给排水系统的建设。隋代时，就先后开凿了龙首、永安、清明三条水渠。城东龙首渠将洨河引入城内。龙首渠分为二支。一条经城东春明门往北，通过通化门北面的兴宁坊流入城内，城墙下有一个一米宽的用砖石混合砌筑的涵洞，向西注入兴庆宫的龙池，再向西流入皇城，北折注入太极宫的"山水池"，然后北流注入"东海"。另一支渠由城外北流，经过城的东北隅，折西流入大明宫东苑的"龙首池"，再流入西内苑，后汇合永安渠，北流入渭河。 　　在城南开凿了永安渠，引浐水向北流入城内，经西市东侧入苑，并流注渭河。青明渠则引浐水经安化门向西流入城里，再向北入皇城，进宫城注入南、北、西三海。供应西城与皇城用水。 　　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又在城西引浐水修筑了一条"漕渠"，自金光门北流入城内，到西市的东街注为潭。通过漕渠可将南山的薪炭、木材等物资运到西市，以满足长安城的需要。 　　这些给排水工程，有效地解决了长安城的供水排水问题和航运交通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城市的绿化，并形成良好的小气候。诗人王建在《早春五门西望》诗中描写说："宫松叶叶墙头出，渠柳条条水面齐，"反映了宫城里的松树和永安渠两侧植柳的情况。 　　由于使用渠水较为便利，当时不少贵族及官僚商贾之家纷纷引渠水入第，建造私家园林。 　　曲江池是隋唐时期有名的风景区，在长安城的东南隅，因低洼处有水，所以林木繁茂、风景优美，汉代称"乐游苑"，隋代称此为"芙蓉园"。因为水道弯曲又被称为"曲江"。唐代时又加以疏浚，唐玄宗时开挖了黄渠，将水引入曲江池。曲江池水面南北约1360　米，东西约500　多米，周长近4公里。康骈《剧谈录》记述唐代曲江池的风景说："开元中疏凿为妙境，花卉周环，烟水明媚，。。江侧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曲江一池水给统治阶级带来极为高雅的享受。由此可知，长安水系的发展不仅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城市绿化和园林建设。 　　隋唐长安城的空间尺度和规模，堪称古代世界第一。因为它是在平地上新建的，使建筑家们能借鉴以往都城建设规划和布局的经验，充分发挥其设计才能，使之成为我国古代都城建筑的典范。它的建设和扩建是经过充分规划和周密计划而完成的；是在充分地分析和预见到封建国家都城所面临的地形、管理、交通、水源、绿化、经济、文化生活等各种问题，加以科学的安排，标志着当时的建筑科学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 　　唐长安城建筑宏伟、壮观、，街道整齐，道路宽广砥直，绿树成荫，渠水环流，人丁兴旺，百业俱兴，在世界大都市中独占鳌头，影响波及到其它国家。如日本古都平城京、平安京的建设，就完全模仿唐长安的规划，甚至连朱雀大街，和东、西市的名称都是一样的。长安城已成为城市建设、特别是坊里制城市的典范。 　　（三）木结构建筑技术体系的确立木结构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主体。木结构建筑的主要构件有柱、梁、枋、檩、椽等。各构件之间，采用榫卯联接，具有取材容易、结构简单，施工方便的优点。因此，木结构建筑技术在古代就已被人们广泛地采用了。我国古代许多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都采用了这种技术。特别是到了唐代，形成了以木结构建筑技术为中心的建筑技术体系。在现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有五台山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大殿。 　　佛光寺地处山西五台县城东北32　公里佛光山腰。寺因势而建，坐东向西，三面环山，唯西向低下而疏豁开朗。寺内殿阁巍峨，建筑高低错落，主从有致。据《古清凉传》记载，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499年），隋唐寺院兴盛，名扬长安、敦煌等地，远及日本，《高僧传》、《佛祖统计》、《法苑珠林》等经籍中均有记载。佛光寺的主要建筑原为弥勒大阁，是五台山著名佛寺。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禁止佛教，寺宇被毁。宣宗继位后复兴佛法，重建东大殿。根据殿前石幢刻字与殿内梁架上题记核实证明，现存山腰的东大殿系唐代大中十一年（公元857　年）重建。大殿雄伟古朴，居高临下，俯瞰全寺。殿前基址甚高，有片石砌筑，其上筑以台基。殿身面宽7　间，进深4　间，高约32　米，单檐四阿顶形制。殿前檐当中的5　间安装有大型板门，在两个尽间及两个后间安装有直棂窗，便于殿内后部采光。大殿采用内外槽结构。即由内外两周柱子组成。一周内柱称为内槽，一周外柱称为外槽。大殿则由30　根柱子组成内、外槽平面。内槽空间阔5间，进深2　间，空间较大，主要供佛并进行法事活动。大殿的内柱和外柱高度相同，这正是该殿结构上的一个特点。外柱柱头采用枋子相联形成外柱圈，内柱柱头也用枋子相联构成内柱圈；内外柱上又用斗拱梁栿等联系在一起，形成筒形结构，同时，一层层斗拱梁栿组成具有平缓坡度的屋面。 　　这种内外槽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讲，外槽是内槽的外延，扩大了内槽的面积。 　　木构建筑的主要承载件是柱子。佛光寺东殿的22　根外檐柱，均向中心稍稍倾斜，在专业上叫"侧脚"。外檐柱从明间向两边稍稍抬高，建筑上的术语叫"升起"。柱子与各构件的联结以榫卯联结为主。采用"侧脚"和"升起"的办法，可使各木件的榫卯压紧，使建筑物更为牢固。 　　此外，柱头部分加工成曲线，不仅便于柱头与斗拱等上部结构联接，又具有良好的装饰性。柱子的下面与覆盆柱础相联。柱基好似一个盆反盖在地上。使柱子上下联成一体，使之显得稳固、挺拔有力。 　　在佛光东殿的所有结构中，斗拱构件的作用最为突出。斗拱是我国古代大型木构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扩大梁枋和柱头的接触面，加强梁架与柱头的联系。而东殿内柱上用斗拱承托明袱与平。。（用木条组成的方格天花）及其上部构件；外檐斗拱主要用在承担屋檐重量。正殿斗拱出四跳，为柱子高度的一半。佛光寺的斗拱雄大，出檐深远，充分说明了唐代已将中国古代建筑所特有的结构，即斗拱结构发展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佛光寺东大殿的屋架也很有特点，屋架的脊檩下采用叉手支撑，叉手又与平梁相接，构成三角形。承受荷载时叉手受压、平梁受拉。为保持平梁的稳定，在四椽草袱和平梁之间设有托脚。这种屋架结构在古建筑中是少有的。而与近代木屋架相似。东殿的屋面高跨比为1∶4，坡度平缓，屋面成缓和的曲线和起翘，整个屋顶匀称、和谐，使整个大殿庄重而沉稳。 　　此外，在山西五台县城西南22　公里李家庄西侧有一名刹南禅寺，寺坐北向南，有山门、龙王殿、菩萨殿和大佛殿等建筑。该寺创建年代不详。但南禅寺大殿则有据可考。大殿平梁下保留有墨书题记，证明大殿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晚唐武宗"会昌灭法"时，佛寺大量被毁，但因南禅寺偏居一隅幸免于难，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大殿面宽进深各3　间，单檐歇山式屋顶，殿前有宽敞的月台，柱上装有雄壮的斗拱，承托屋檐；大殿内没有柱子，四椽袱通达前后檐柱之外。梁架的结构很简单，屋顶举折平缓，说明唐朝时木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而且已普及到偏僻的山村。 　　从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殿的木构建筑所具有的独特的结构和奇特的造型，可以看出我国唐代的木构建筑技术已十分先进，其结构设计相当科学，既符合建筑力学原理，又充分地表现出它的颇具魅力的装饰性，从而形成和确立了我国木构建筑技术的独特的体系，反映了唐代建筑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四）仓储建筑的技术成就仓储建筑在隋唐时期的建筑领域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朝初期，由于关中地狭人稠，所产的粮食难于满足朝廷的需要。因此，都城所需的粮食物资，主要依靠农业比较发达的黄河下游、江淮流域和河北平原供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粮食主要靠漕运西调。当时，李唐朝廷明确规定：洛阳以东地区的租米、经江、淮、运河、黄河，先运到含嘉仓集中，然后陆运至陕州，再经黄河、渭水漕运到长安。因此，用于储运粮食、物资的仓库应运而生，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在这些粮仓中，以洛阳的含嘉仓为全国之最。据史料记载，天宝八年（公元749　年）全国主要粮仓共储粮1260　万石，仅含嘉仓就储有580　多万石，约占1／2，可见含嘉仓是唐朝官仓中规模最大、地位最为重要的一座大型粮仓。1971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含嘉仓遗址进行了发掘考证。最后查明，含嘉仓建在今洛阳老城区的北侧，东西长约600　余米，南北长约700　余米。仓库区内的粮窖东西成行，密集排列达40O　个之多。粮窖的口径大小不一，口径大的为18.5　米，小的也有8　米，最深的距地表约12　米。大窖可贮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可藏粮数千石（唐代每石约等于六十公斤）。在发掘考察时还发现了十多块"刻铭砖"，即记载储粮的时间、品种、数量、受领粮食的官员姓名的砖木雕刻。铭砖上记载着官员的名称，有仓吏、仓丞、仓令等文官，还有押仓使等武官。铭砖上还刻有调露、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年号，由此可知，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含嘉仓储纳的粮食较多，其仓储规模最大。例如，在含嘉仓的160　号粮窖中，发现了早已炭化的50　万斤谷物。仅这一个粮窖的存储量就相当于唐朝2500　个农民一年的粮租；而整个含嘉仓的最高储量为600　万石左右。 　　唐代仓储业的发展，既是经济生活发展的产物，也推动了仓储建筑技术的发展。 　　经发掘了解到唐代的粮窖建筑有其自身的特点。从形制上来说，粮窖均为口大底小的圆缸形。这种形制，建造和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建窖的工序是：先从地面向下挖成土窖，将窖底夯实，用火烧硬，再铺一层灰渣防潮；然后，再在窖底铺设木板和草，草上铺席，窖壁上用木板镶砌。使用时则分层堆放粮食，每层用席子隔开。装满粮食后在粮窖口覆盖一层40-60　厘米厚的谷糠，盖上席子，再用土密封。含嘉仓粮窖的这种建筑方法和使用方法，具有很多优点。因为是地窖式储粮，因此，温度较低，而且恒定，其次是底和窖壁经过上述技术处理，既可防潮、防腐，又能避火防虫，同时还能防止粮食被盗。更重要的是可长期保存粮谷的品质。据记载，唐时谷子可储藏9　年，稻米可储存5　年。对距今已有1300　多年历史的160　号粮窖内的谷子进行化验，其谷物的有机物仍占50.8％。 　　由此可见，含嘉仓粮仓的建筑技术是十分先进的，它所特有的仓储建筑结构和巨大的规模，表现出中国古代仓储建筑技术的伟大成就。 　　（五）高层砖塔建筑的技术成就塔是人们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在寺院内、高山间、江河湖畔，屹立着数以千计的古塔，装点着祖国的秀丽山河，展示着中国的悠久历史。 　　仅就塔的性质来讲，它是佛教的一种纪念性建筑。塔起源于印度。佛经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佛祖释迦牟尼死后，其弟子阿难等人将其尸骨焚化，尸骨变成色彩晶莹、击之不碎的珠子，其中的骨头称为"白舍利"；弟子们建塔，将其舍利分存多处，并埋于塔内，以供奉礼拜，因此，佛塔又有舍利塔之称。后来发展到埋葬高僧、大法师的灵骨以及重要的经卷、袈裟、法器等等，以作纪念。 　　我国的塔是随着印度的佛教传入后，才开始建造的。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　年），当时中天竺（即古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将佛像和42　章佛经，用白马驮到中国，并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在寺内建佛塔一座。从此以后，古代匠师们把塔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和建筑风格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具有多种风格及中国特色的古塔建筑。 　　我国的佛塔建筑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和明代四个大发展时期。就砖塔建筑而言则分为唐、宋、明代三个大发展时期。 　　唐代是我国砖塔建筑三个大发展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在商、周、秦、汉固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国古塔建筑多种多样，按构造式样大致分为实心塔和楼阁式塔两种。 　　实心塔是用砖石等材料砌制的实心体，不能登临。楼阁式塔内有塔室，可以攀登，我国古塔大部分属于这一类。 　　唐代时期，选用砖石材料，代替木料建造了大量的楼阁式高塔。平面以方形为主，塔的层数增加到13　层，塔高达50　多米，最高的有60　多米。内部都是筒式结构，塔外壁用砖砌成，各层用砖、木楼板制成砖木楼梯供上下行走。唐代较有名气的楼阁式砖塔有西安兴教寺的玄■墓塔、陕西礼泉县的香积寺塔、西安市的慈恩寺塔（大雁塔）、苏州虎丘云岩寺塔、河北正定县的广惠寺华塔等。 　　闻名于世的西安慈恩寺大雁塔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作。大雁塔座落在陕西西安市南4　公里的慈恩寺内。该寺为唐高宗李治给其母追荐冥福而创建。寺内塔本名为慈恩寺塔，因《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中记有摩谒陀国有一寺僧，一日见有群鸿飞过，忽一雁离群落羽，摔死地上，僧人惊异，认为雁即菩萨，众议埋雁建塔纪念故名。唐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著名僧人玄■在慈恩寺任主持，为保护由印度带回的经籍，由唐高宗资助，在寺内西院修建此塔。初建时，塔为砖表土心五层方形。长安年间（公元701-704　年），全部用青砖改修成方形楼阁式，共7　层，登塔攀梯改为盘道式。大历年间（公元766-779　年），又改建为10　层，后经战火破坏，剩下7　层；明代时该塔又被损坏，在外表加砌青砖，对其进行保护。塔的表面虽然经过明代改建加固，但仍是一座典型的唐代仿木结构砖塔。大雁塔高59.6　米，塔基座东西45.9　米，南北48.8　米，高4.2　米，塔底座与塔身总高64.1　米。该塔塔身较高，各层都以素面为主，不做任何修饰，仅在塔檐模拟木构的柱、斗拱，而且斗拱和檐椽部分大大地简化了，主要原因是受到砖本身的性质和用砖技术的限制。大雁塔内部成空心式，各楼层地面，采用木过梁承担楼板的结构，用木扶梯依层折曲而上，塔室则四面开窗。唐代用砖砌塔时采用平砌法，按砖的长身平砌，每隔5　层加砌一层丁头平砌。塔外形整体轮廓清晰、朴实、庄重。给人以刚柔结合的曲线美感。 　　密檐楼阁式塔是楼阁式塔的又一式样。在唐代也十分盛行。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约1　公里处的荐福寺内的小雁塔最为有名。荐福寺建于唐文明元年（公元684　年），是为唐高宗李治献福而建立的。塔则建于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　年），因为此塔比大雁塔小，故称小雁塔。塔身为密檐式方形砖结构，初建时为15　级，后受地震破坏，塔顶震坍，塔身破裂，现剩下13　级。该塔基座呈方形，塔底层每面长11.83　米，通高43　米。小雁塔塔身没有采用柱梁、斗拱等装饰表面，而以塔身的宽度由下而上的收敛，形成圆和挺秀的轮廓线，来取得建筑艺术效果，使整个塔形显得凝重秀丽。唐代的密檐塔多数不能登临，而小雁塔内，从底部到塔顶是一个空筒，各层有少量木楼板和木扶梯，可直接攀登。在唐代的密檐塔中，除小雁塔之外，也不乏成功之作。如登封永寿寺塔用砖迭砌而成，收分柔和、出檐很大，既保持木式塔的形象，又使砖塔具有清晰的轮廓，是密檐塔中的精品。 　　在密檐式塔中有一座用石头构成的仿木结构塔，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地处江苏南京栖霞寺中的舍利塔。这座塔建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　年），但从塔上的浮雕看，当为南唐重修的建筑物。塔全部用细致的灰白石构成。底座是宽敞的台基，正面设有4　级台阶，四面建有石栏杆，上面垒砌基坛二层，平面及立面分别刻有装饰的花纹、龙鱼生物及石榴花和凤凰等。台基上为塔须弥座，须弥座上为莲座，上面建塔身，塔身第一层较高，呈八角形，每角有倚柱，柱头之间连有横额，仅挑出混石一层，用来承托塔檐。上面各层塔身都较低，每面均凿佛龛，内坐小佛像。五层檐上为塔顶。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和历史风貌，也表现出了建塔材料的多样性，说明了我国唐代建筑技术的先进。 　　砖木混合式塔是楼阁式塔的又一式样。例如，河北正定县城内隆兴寺之西的天宁寺塔，就是砖木混合式结构塔，人们又把它称为木塔。建于唐咸通初年（公元860　年），宋、明、清均有修茸。该塔为9　级，平面呈八角形，塔身下4　层用砖砌造，下3　层斗拱及第2、3、4　层平座也采用砖砌成。第4层以上斗拱及各层檐均为木构。塔上斗拱由下至顶均为四铺作出单抄，下3层砖砌部分，每面有补间铺作3　朵，上6　层每面两朵，外观豪放。塔身往上，每层高度递减，而每层收分也相应递加。其塔形轻盈挺秀，给人以稳定感。此外，隋唐时代，还建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砖石塔。如，山东历城县柳埠村建有一石塔系隋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所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塔。塔身用大青石砌造，单层方形，高15.04　米，每边宽7.4　米，四面各辟一半圆形拱门，明、清以来习称"四门塔"。该塔檐部迭涩挑出5　层，塔顶用23行石板层层收缩迭筑，成四角攒尖锥形。顶端由露盘、山华、蕉叶、相轮等构成塔刹，形制简朴浑厚。塔室内有方形塔心柱。反映了当时佛塔建筑的古朴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历城县柳埠村灵鹫山九塔寺内，有一九顶塔，顾名思义、塔上有九座小塔，所以叫九顶塔。该塔始建于唐，通高13.3　米。为单层八角。塔身用水磨砖对缝砌筑，檐部迭涩挑出17　层，檐上又迭涩收进16　层，形成八角平座。平座之上各隅均筑造高2.84　米的三层迭涩挑檐方形小塔一座，正中修筑一高5.3　米的同样小塔，比另外八座小塔略高。明人许邦才在《九塔寺记》中称此塔"一茎上而顶九各出，构缔诡巧，他寺所未经有"。九顶塔以其特殊的构思和造形反映出了盛唐多姿多彩的砖塔建筑风格和时代的特点。 　　唐代砖塔建筑技术的成就很大，充分地表现出我国古代高层建筑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进步。为宋、明代砖石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九、隋唐五代的物理学和化学物理学和化学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分科，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威力。隋唐时的劳动人民和科学家，通过对物质的观察以及对自然现象变化的分析研究，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论述，并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在物理学和化学的领域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一）隋唐五代的物理学1。唐人对彩虹的认识与试验彩虹是一种自然现象，往往出现在雨过初晴的时候。因其美丽壮观，从古到今人们写下了不少赞美之词。彩虹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人们探讨其成因。大约在1500　年前，唐初的孔颖达（公元574-648　年）在《礼记注疏·月令》中，就提出了"日照雨滴则虹生"的论点。指明薄云、日照、雨滴是虹产生的条件，并揭示了这三者的关系，清楚地揭示了虹是日光照射雨滴所产生的自然现象。 　　公元8　世纪中叶的张志和对彩虹作了进一步研究，并进行了人工造虹试验。他背向太阳，喷出小水珠，就观察到了类似虹霓的现象，从而证实了虹的产生是阳光照射水滴所产生的结果。张志和在《玄真子》卷下中说："雨色映日而为虹"，"背日喷乎水成虹霓之状。"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要想看到虹，就必须"背日"，而面对太阳就看不到彩虹了。这些观察和实验，虽然还没有精确地说明虹所以产主的光学原理，尚未认识到日光在雨滴中经过两次折射和全反射而产生色散的事物本质，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对虹的产生及其基本条件有着如此客观的认识，这在人类光学认识史上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表明，先人通过对虹的观察研究，已经确认它是一种自然现象，这是对光的折射和色散认识的一大进步。 　　2。共鸣与消除共鸣的方法所谓共鸣，就是指一个物体振动的时候，另一个物体也随着振动，并同时发出声音的现象，即发声的共振现象就是共鸣。这一声学现象，我国古代就有许多的记载。唐代《刘宾客嘉话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洛阳有一个和尚的房间里挂着一种乐器磬，这个磬经常自鸣发响，和尚不知其原因，并因此受惊扰成疾。一个叫曹绍夔（kuí，音奎）的朋友来看这个和尚，正好传来寺院敲钟的声音，挂在房子里的磬也跟着响起来了。曹绍夔就对和尚说：你明天设宴招待我，就可以为你消去心头之病。第二天，和尚请他吃完饭后，他就掏出一把钢锉，把磬磨去几处，此后，这个磬就不再自鸣作响了。和尚问其原因，曹绍夔说，这个磬原来所具有的音律与寺院钟的音律相同，因此，敲钟时磬也就会同时作响。因为把磬体稍微锉去一点，就改变了磬的固有频率，它就不再和庙里的钟声产生共鸣。和尚的病从此也就痊愈了。这一记载表明了我国唐代时，不仅懂得共鸣现象，而且掌握了消除共鸣现象的科学方法。 　　3。鱼洗与龙洗的奥妙"洗"是唐宋时代用黄铜铸造而成的形似洗脸盆的一种实用工艺品。在盆底铸有几条鱼的叫鱼洗；铸有数条龙的叫龙洗。鱼洗与龙洗不仅铸造精美，而且还有它的特色和奥妙。如果用手缓慢而有节奏地摩擦盆边上的双耳，盆里的水就像受到冲击一样发生振动，甚至还会从"鱼"或"龙"的口沟处沿着盆的边缘向上喷出，喷到盆耳之处。其奥妙在于，当两手搓动其双耳时，便产生两个振源，振波在水中传布，互相干涉，使能量叠加，水面就出现了各式各样复杂的波纹，形成水波荡漾的状态，就好像盆里装有几条活鱼一样，若摩擦频率加快时，较大的水点就会跳出水面，甚至有水柱喷射。 　　这种鱼洗和龙洗的制作，涉及到摩擦、固体振动，以及在液体中的传播、干扰和共振的原理等物理学上的很多问题。在唐代能创造出这样奥妙神奇的龙洗和鱼洗，实在令人叹服。 　　4。对虹吸现象的认识在南北朝时，人们对虹吸现象和产生的原理已有较深入的认识。《关尹子九药篇》中记载着，瓶存二窍，以水实之倒泻；闭一则水不下，盖（气）不升则不降"。这里表述的是有两个小孔的瓶子，装入水后，能倒出来。如果闭住一个小孔，水就倒不出来了。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气压的作用，但基本上阐述了这一道理。到了唐代，对这一物理学现象的认识则更为明确。王冰的《李问》注中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虚管溉满，捻正悬之，水固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入，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王冰以一小口的玻璃瓶灌不进水的事例，将大气压的物理现象，表述得更清楚更透彻了，表明唐代时，人们已经对大气压及虹吸现象有了科学的认识。 　　5。对晶体的研究和制作晶体是固体物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晶体具有规则的几何形状。对这方面的认识在我国已有久远的历史了。早在公元纪元前后，就发现雪花是六角形的。而在各种药书和炼丹的书籍中，也都提到了许多晶体物质。 　　唐初《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记述了制取结晶硫酸钾的情况，即把朴硝（硫酸钠）、硝石（硝酸钾）两种矿石粉碎、混合，用热水淋汁，待澄清后再用温火煮。然后等到半冷时装入小盆，盆外再用冷水冷却。经过一夜后，就有"状如白色、大小皆有楞角起的结晶硫酸钾出现"。从这段记载中可知，晶体具有外部几何形状，而且指出了人造结晶体的制作过程和工艺条件，这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是不能不令人惊叹的。 　　我国唐代对于各种物理现象的认识和利用，突出地表明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具有极大的发明创造才能和认识自然界的能力，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二）隋唐五代的化学和化工隋唐五代的化学、化工科技是在古代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大量的炼丹实践，从中发明了红色硫化汞的合成方法、硫酸钾的制取方法。这些方法的产生在中国化学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一时期发明的火药则是我国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火药的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炼丹术与化学进步古代的炼丹术是人们为求长生而发展起来的炼制丹药的方术。历代皇帝及显贵为"长生久视"，曾在民间广求丹方，并招纳方士从事炼丹。虽然炼丹术是荒诞的，但是历代炼丹家在广大劳动人民积累的生产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从事采药、炼丹的实践，对化学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 　　炼丹术最早研究的材料是丹砂，也就是红色硫化汞。当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火法。这是一种带有冶金性质的无水加热法。据史书记载火法大致包括煅、炼、炙、熔、抽、飞、伏等步骤。到了唐代，陈少微《九还金丹妙诀》所记载的销汞法，也就是用汞和硫磺制丹砂法已经相当细致、准确。原料汞和硫磺的加入比例是一定的，加热时有一定的火候，并按固定的程序进行操作。最后达到"化为紫砂，分毫无欠"的结果，紫砂即丹砂的这一制作方法与近代化学所采用的化学合成法十分相近。用这种工艺方法制成的红色硫化汞，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的方法制造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果。 　　另外，炼丹家对水银和其它化合方法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唐时的炼丹著作《太清石壁记》中就记载着"造水银霜法"，水银霜就是升汞或氯化亚汞。其制作方法是先把水银和锡分别加热，并使之成锡汞剂，然后捣碎加盐，再将太阴玄精（氯化镁）、敦煌矾石（粗石膏）或者是绛矾（含铁的粗石膏）掺和进去，用朴硝未即硫酸钠覆盖在上面，加热至7　昼夜。 　　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汞和氯化钠、硫酸钠共热是可以生成氯化汞的。 　　而且，氯化汞和过量的汞可再继续反应，就生成氯化亚汞。从加工工艺上看，这一方法虽然很复杂，但说明了当时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深入的，提高了人类对化学现象的认识。 　　唐代炼丹家对铅的化合物也进行了许多研究。唐代清虚子在《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中记载一"造丹法"。使用铅、硫、硝三种物质，经过溶化和"点醋"等一系列操作，即可制成名为"黄丹胡粉"的粉末，据初步分析，这种粉末可能是纯度不高的醋酸铅。 　　炼丹家对金石药的溶解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晋代以前的一部著作《道藏》记有《三十六水法》，其中记载了古代炼丹家溶解34　种矿物和二种非矿物的54　个配方。到了唐代，炼丹家对此则有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在《三十六水法》中记有"丹砂水"法，即溶解丹砂的方法。这一方法中除了用醋和硝石以外，还加有石胆，就是硫酸铜。唐人著作《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特意指出："化丹砂即需石胆"，就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硫化汞在醋酸和硝石的混合液中是难于溶解的，但加入硫酸铜的时候，却能溶解。用现代化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化学现象的发现，揭示了硫酸铜在溶解丹砂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在化学史上也是一种进步。 　　在《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还记载着用水法制取硫酸钾的方法，其工艺是用热水将朴石、硝石溶化，经沉淀后，取澄清的混合溶液，再加热使水蒸发，当浓缩到一定程度后，装入容器内用冷水降温，经过24　小时，溶液中即有结晶的硫酸钾生成。这种利用物质不同的溶解度来制造药物的方法，是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一项发明。 　　中国古代的炼丹家们虽然没有研究成长生不老的金丹，但他们通过炼丹的实践总结出了不少化学方面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客观上对我国化学技术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火药的发明火药是我国的一项伟大发明。至今已有1000　多年了。火药的发明是人们长期生产实践的结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们智慧的结晶。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木炭、硝石、硫磺3　种物质的性能有所认识。如早在商周时期，人们感到木炭比木柴更好烧，特别在是冶金生产中，木炭的优越性更为明显。古代的炼丹家，在炼丹的实践中，发现一些药用材料毒性大，性质活泼。因此，在使用硫磺、砒霜等毒性大的金石药之前，先用烧灼的方法进行"驯伏"、"伏火"，使其减少或失去原有的毒性。在"驯伏"、"伏火"的过程中，炼丹家们发现硫的性质活泼，着火后容易飞升，难以控制。炼丹方士们还发现硝的化学性质很活泼，将硝撒在赤炭上，一下子就产生焰火，并能和许多物质发生作用。南北朝齐梁时的医药家、道士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还总结出了识别硝石的方法，即"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硝石也"。人们对炭、硫、硝的性质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就为火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代，在硫磺伏火的多次实验中，人们认识到点燃硝石、硫磺、木炭的混合物，会出现非常剧烈的燃烧。在《诸家神品丹法》卷五中，载有唐代医药家兼炼丹家孙思邈的"丹经伏硫磺法"，这种方法是将硫磺、硝石各2　两研成粉末，装入销银锅或砂锅内，将锅放入坑内，锅与地面相平，四面用土填实，再将没有被虫蛀过的3　个皂角逐一引燃，夹入锅内，使硫和硝燃烧，待火熄灭后，再取3　斤生熟木炭煅炒，待木炭炒至消去三分之一时，即退火，趁还未冷却时，取出混合物，这个操作过程就是"伏火"的过程，也是世界上关于火药的最早记载。 　　唐宪宗（公元806-820　年）时的《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二也载有清虚子的"伏火矾法"，所用的药物是硝石、硫磺各2　两，2.5　钱马儿铃（一种含有碳素的果实，加热能碳化）。这种方法与孙思邈的"伏硫磺法"用药基本相同。公元10　世纪，在郑思远编辑的《真元妙道要略》中，有一则关于火药燃烧造成事故的记载。其中描述说："有以硫黄（磺）、雄黄合硝石，并密烧之，焰起，烧手及尽屋舍者"。从中可看出，正是这些药物极易起火燃烧，而酿成丹房失火的事故。唐代的炼丹家们正是从"伏火"及起火燃烧的事故中，获得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即硫、硝、炭三种物质的混合物具有燃烧、爆炸的性能，可以组成一种"火药"，从此，火药被人类所发明。火药的发明为火药的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在火药发明之前，军事家经常采用火攻战术，在火攻战中就使用了带火的箭，这种箭的头部绑上油脂、松香、硫磺等易燃物。使用时先将箭头点燃，然后射出去。但这种火箭的燃烧速度较慢，火力也不大，杀伤力小，又容易被扑灭。采用火药来代替这些一般的易燃物，其燃烧速度和火力大增，所以在唐朝末年，宋朝初年就已被军事家们所采用。此后，也就是宋初，在石炮的基础上，创造了火炮，即把火药装在容易发射的容器内形成火药包，由原来的抛射石头的机器抛出，提高了武器的威力，更加引起了人们时火药与火药武器的重视。 　　火药武器的出现，又推动了火药的研究和生产。特别是宋代对火药及火药武器的研究成果明显，成就巨大。北宋曾公亮等编写的军书著作《武经总要》（公元1044　年）里，描述了多种火药武器，记载了当时3　种火药的配方。配方中按其使用要求，调整了不同成份的比例，并按其作用制成了分别具有燃烧、爆炸、放毒和制造烟雾作用的火药炮。如，蒺藜火球，里面装有火药，同时还装入带刺的铁蒺藜。火药包爆炸时，铁蒺藜就飞散出来，阻塞道路，防止骑兵前进。里面装有砒霜、巴豆之类毒物的毒药烟球火炮，燃烧后毒烟四处扩散，使人员中毒而削弱敌方战斗力。此后又出现了一大批新式火药武器，如北宋末年创造的"霹雳炮"、"震天雷"，1132　年出现了火枪，到了元代又诞生了铜制火炮；在明代创造了自动爆炸地雷、水雷和定时炸弹，还制成了"火龙出水"火箭，它是利用4　个装有火药的大火箭筒，火药燃烧后，产生反作用力，把龙形筒射出，当4　支火箭筒里的火药烧完后，又点燃火龙腹里的神机火箭，推动箭头射向敌阵。 　　中国火药的发明也给世界各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带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 　　1225-1248　年间，火药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欧洲人，首先是西班牙人，在13　世纪后期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时，才开始知道火药，英法各国直到14　世纪中期，才见到应用火药和武器的记录。火药、火器在欧洲的传播，不仅对作战方法的改进有现实的作用，而且对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推动社会进步，乃至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火药这一伟大的发明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永远载入世界科技史册。 　　十、隋唐五代瓷器的发展与技术进步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之一。我国因瓷器制造的历史悠久，技术高超，瓷产品精美别致而获得"世界瓷国"的美称。 　　早在公元前3500-1500　年之间，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创造出了彩陶工艺，并已有黑陶、白陶产品问世。到了公元前1500-1000　年时，殷代人又创造了大量的精致白陶和青黄釉陶器。及至魏晋时代，诞生了瓷器。隋唐五代时期，陶瓷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生产技术日益精湛，名贵产品层出不穷，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瓷器生产的高峰期，在中国陶瓷发展进程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隋代陶瓷技术的进步隋统一中国后，陶瓷制造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其生产技术也有明显的提高。据《新中国考古收获》记述，近年考古发掘的隋李静训、姬威墓中，都发现了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陶瓷器皿，其质地坚硬、色泽晶莹，造形美观。隋代时青瓷的制造水平也很高，青白瓷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长足的进步。如1947　年，河北省景县十八乱塚村民发掘开封氏古墓，出土了青、黄、酱、绿等多种釉色的瓷尊、碗、杯、盏、碟、盘等，其中就有隋开皇七年（公元587　年）的产品。河南安阳发现的卜仁墓，为隋仁寿三年（公元603　年）的墓葬，出土有青瓷杯、盘、罐等，其形态简练浑朴，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及前代产品，但从硬度上看，远远胜于前代。当时青、白瓷的烧制温度很高，都属于硬质瓷器。这正是瓷器制作技术提高的结果。在李静训墓中还出土了碧色玻璃瓶。《隋书·何调传》中曾有用绿瓷制玻璃的记载，而在李静训墓中发现的碧色玻璃瓶，正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这一发现标志着隋代陶瓷烧制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隋代时，也曾对3　尺以上的大型瓷器进行了试制。但未能成功。据《江西通志》载：唐至德元年（公元756　年），在建康大力兴建宫室，新平窑制做的陶础非常精巧，但不结实。据《南窑笔记》载：昌南（今景德镇）在隋大业中（公元605-617　年），制做狮象大兽两座，陈设在显仁宫中，可是入窑即裂，无法造成。虽然失败了，但为后代烧制大型瓷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到了明代才突破这一技术难点。完成了大型瓷器的制作。 　　（二）唐代陶瓷技术的飞跃发展自公元618　年唐统一中国后，陶瓷业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快速进步，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上都取得了飞跃的发展。 　　1。陶瓷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原因由于唐代贸易发达，需要大量的铜质货币，而铜的产量有限，因此限制铜器的制造，一般的日用物品多采用陶器来替代。张德谦著《瓶花谱》称："古无瓷瓶，皆以铜为之，至唐而始尚窑器"，这是促使唐代瓷器飞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唐代饮茶成风，需要大量的茶具，于是各地瓷窑都大批地烧制茶具。唐陆羽在《茶经》中评论茶具说："碗：越州（浙江绍兴）上，鼎州（陕西富平县）次，婺州（浙江金华）次，岳州（湖南湘阴）、寿州（安徽寿县、凤阳一带）次，洪州（江西南昌）次。"又说："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色茶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可见当时的茶具各有特点，饮茶的风尚对唐代瓷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刺激和推动作用。 　　2。技术进步、质量上乘就瓷器的品质而言，当属北方的邢窑和南方的越窑产品为上乘。陆羽在《茶经》上说：邢瓷"类银"、"类雪"，"瓷色白而茶色丹"；越瓷"类玉"、"类冰"，"瓷色青而茶色绿"。足见唐代的瓷器釉色达到了纯洁、剔透的境地。 　　①"千峰翠色"的越瓷著名诗人陆龟蒙十分喜欢越瓷，作诗赞美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千峰翠色"的越瓷之所以成为我国瓷器的珍品，是与其制釉技术的提高分不开的。据分析，在瓷釉中，含有千分之一的氧化亚铁，烧制出来的瓷器就能呈现淡绿色。随着氧化亚铁含量的增加，瓷器的绿色就由浅变深。当氧化亚铁的含量超过5％时，则还原困难，而烧制出来的瓷色就会呈暗褐色乃至黑色。而"千峰翠色"瓷正是由于陶瓷工匠们将釉中的氧化亚铁控制在1-3％这个恰当的比例而获得的。此外在烧制过程中，还要严格掌握窑里的温度和通风，使瓷器在高温的火焰下充分还原。正是具备了这高超的制作技术，才能诞生"千峰翠色"这样的传世佳品。 　　②瑩缜如玉的白瓷我国的白釉瓷器萌芽于南北朝，隋代则已成功地进行烧制。到了唐代，白瓷已经发展成为青、白两大瓷系的主流之一。陆羽在《茶经》中说：邢瓷在越瓷之下，认为邢瓷类银、类雪，"瓷色白而茶色丹"。在文人眼中，白瓷虽不及越瓷，但他们还是承认邢瓷"类银"、"类雪"、"瓷色白"这一基本事实。唐代白瓷以邢瓷最有影响，北京故宫博物院收集陈列的邢窑执壶，其胎质釉色都很好。邢瓷更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国史补》记载说："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之"。事实上白瓷也同越青瓷一样入大雅之堂。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记载：武宗时，太常寺调音律官员郭道源善击瓯，能以12　个邢瓯、越瓯注入清水，以筋击之，其音韻悦耳。由此可见，邢窑、越窑均有可入乐器的精美作品。唐代著名白瓷生产除了邢窑以外，还有江西景德镇和四川大邑，也都名列前茅，世界闻名的景德镇在唐时称昌南镇，当时的制瓷技术已具很大的成就。武德年间（公元618-626　年），昌南钟秀里陶玉制作的瓷器运到长安，贡献给皇帝，因其美如玉，被誉为"假玉器"。 　　四川邛州大邑的瓷器也颇负盛名。1936　年发现了邛窑窑址，出土了瓷杯、碗、碟、把壶、灯盏以及鸡、鱼、龟等瓷器，均具有特殊的风格，充分体现出了轻、薄、坚■、洁白的特点。大诗人杜甫赋诗盛赞邛州大邑瓷器："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1958　年，在景德镇出土一批唐代白碗，研究分析结果是，白瓷胎含氧化钙成分比较多，烧成的温度为1200　度，瓷器的白度达70％以上。接近了现代的高级细瓷的标准。这种制瓷技术在唐代出现，是十分惊人的，如此高超的技术成就，为瓷器技术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③特殊的彩陶"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三彩陶器的简称。它具有瓷器的流美色泽，但实为唐代首创的一种低温铝釉的彩釉陶器。所谓"三彩"，因为在釉色装饰上多以黄、绿、褐三种颜色为主而得名。但又不限于三种釉色，计有黄绿褐蓝黑白等多种。其中，以蓝色釉为主的称之为"蓝三彩"，尤为稀少和珍贵。 　　"唐三彩"创始于初唐，由高宗至玄宗天宝年间（公元650-755　年）进入极盛时期，"安史之乱"以后日渐衰落。"唐三彩"的制品主要用于殉葬明器，唐代盛行厚葬之风，当时的王公贵族不惜破产倾资，竟为厚葬。所用明器之中，除金玉器物之外，三彩陶器占有相当的数量。因为三彩陶器别致典雅，官宦贵胄之家均作为艺术品陈设在厅堂之中，以便观赏。国外赞其奇丽，也争相搜集。朝廷则征调大量精品享用，常常作为佳品馈赠友邦。于是，在盛唐出现了三彩陶器的生产高潮。 　　"唐三彩"的器型种类非常丰富，大体可分为人物、动物、器具和建筑模型4　种。人物俑中有男俑、女俑、文官俑、武士俑、乐舞俑、牵马俑、骑马俑、驭驼俑、天王俑等。动物俑有马、驼、牛、羊、猪、狗、鸡、鸭和鸟类等。建筑模型有房屋、亭阁、水池、假山等。如陕西咸阳出土的三彩陶假山，不但山体峻秀，而且周围还有十余人游赏交谈，充满生活气息。 　　"唐三彩"类瓷，但与瓷器有本质区别。"三彩"实为陶器，胎质比瓷器粗糙，釉色也不透明，其烧成温度控制在800-900　度左右，胎体烧结后，吸水性大。其技术贡献主要在于造型的生动逼真和釉色的特殊处理所形成的斑驳浓丽的艺术效果。 　　"唐三彩"的产地主要在陕西、河南两地，最著名的是长安的西窑和洛阳的东窑。近年来，在河南巩县也发现了唐代专门制作三彩陶器的窑址。"唐三彩"的制作基本上分为两大工序。第一道工序包括造型、烧胎、涂釉三种技术。工匠们首先选取精炼的白粘土制成胎型，再送入窑炉烧成陶胎，然后在胎底上涂以釉色。釉料中须加入一定比例的铅，作为助熔剂，以使釉的熔点降低。第二道工序是烧釉。工匠们将挂好彩釉的陶胎，再次放入900　度左右的窑炉中焙烧，胎体表面的釉料在受热熔化的同时，自然地向四外扩散流动，各种颜色相互浸润交融，便形成了一种斑斓绚丽而又自然天成的奇异釉色。由于铅的作用，釉面显出明亮夺目的光泽。由于"唐三彩"制作规整、工艺独特，具有不变形、不裂缝、不脱釉的特点，以及斑驳华丽的艺术风格，因而倍受人们的喜爱。这种罕见的技术工艺，则成为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三）五代的传世之作"雨过天青" 　　五代（公元907-960　年）时期，封建割据加剧，各地封建王朝纷纷开设"御窑"，驱使劳动人民为其一家一姓生产名贵瓷器，供他们享用。与此同时，各地民窑仍运用已有的传统和技术，继续烧制出售。由于民窑、官窑分道扬镳，彼此互相竞争，有力地促进了制瓷技术的提高。 　　前蜀王建给朱梁的信物中有"金稄碗"，在《致语》中说："金稄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这是一种镶金的青瓷制品。很可能是前蜀官窑的产品。1950　年以来，在四川成都市附近，陆续发现了青色、翠绿等瓷器，还出土了轻薄的"影青"，这些都是蜀国窑器生产的精品。 　　在官窑中，后周的"柴窑"最为著名。后周显德（公元954-959　年）时，世宗柴荣在郑州建立御窑，世宗姓柴，所以世人又称此官窑为"柴窑"。柴窑在开始烧制之前，工匠就瓷器用何釉色和样式请示世宗，柴荣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工匠据此，依照大雨初睛，风吹云散后的天青色为标准，制造出一种新颖的釉色瓷器，后人把这种瓷器称作"雨过天青"。柴窑除了生产天青色釉色瓷器之外，还烧制了豆绿、豆青、虾青等多种釉色的产品。但柴窑瓷器流传于世的作品很少，因此，十分珍贵，明代就有"片柴值千金"之说。清代谷应泰在《博物要览》中称赞柴窑瓷器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四）瓷器与技术的输出隋唐五代的瓷器不仅为国人喜爱，也为外国人所欣赏。唐代的瓷器通过"丝绸之路"及海路输出到中东、东南亚和西方。唐大中五年（公元851　年），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人苏列曼在其所著的游记中说："中国人能用陶土做成用品，透明如玻璃，里面加了酒，从外面可以看到。"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也就是日本的恒武天皇时期，中国的瓷器经朝鲜、吕宋输入日本，倍受贵绅们崇尚。到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　年）即日本朱信天皇时，所使用的瓷器仍然靠中国、朝鲜、吕宋等供给。日本奈良法隆寺、京都仁和寺直到现在还珍存着这类器具。1854　年，英国人还从印度的布拉明那巴德，发掘出一些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的残碗。德国人在中亚细亚撒马拉、喇及斯古迹遗址发掘时，也出土了"唐三彩"陶器和邢窑、越窑瓷碗残片。其中有一个三足盘，在微红色的胎子上，涂有白釉，又泼上三色釉，加上锦地图案，制作得十分精巧，是三彩陶器的上乘之作。此外，在埃及也发现了很多"三彩"陶片和越瓷残器。 　　随着唐代陶瓷器物的输出，其制造技术也传播到国外，五代后梁贞明四年（公元918　年），高丽（今朝鲜半岛）便学会了中国的造瓷技术，并在康津设立了窑厂，此后又陆续传到了日本及西方各国。 　　十一、隋唐五代的手工业技术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和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生产技术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在金属冶矿、雕版印刷、造纸、纺织、印染、造船技术等领域里，成就最为突出，且又影响巨大、深远。 　　（一）发达的冶金矿业与先进的铸造技术隋唐两代统一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后，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采矿冶金生产更加繁荣，新的铸造技术层出不穷，并广泛应用于生产，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技术效能。 　　1。发达的采矿冶金业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代开采的矿产品有金、银、铜、铁、锡、铅、矾、水银、朱砂等。这些矿产品主要分布在陕（陕西）、宣（安徽）、润州（江苏镇江）、饶州（江西）、信州、衢州（浙江衢州）等地区。共有各类矿山168　所。其中包括铜冶96　处，银冶58　处，铁山5　座，锡山2　处，铅山4　处，矾山7　处。唐宪宗李纯在位时，每年采银12000　两，铜133000公斤，铁1035000　公斤，锡25000　公斤、铅无常数。宣宗李忱当政时，每年来银25000　两，铜327500　公斤，铅57000　公斤，锡85000　公斤，铁266000公斤。由此可见，当时的冶金矿采业发展很快，而且钢铁冶金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已很明显。当时，如工具、兵器、造船、机械磨面等使用铜、铁等金属的制造行业，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并对工农业生产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2。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唐代的金属加工技术发展很快，尤其是金属铸造技术成就最大。例如，在合铸金银的方法研究上，就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早在汉代就有人开始研究金银合铸的方法。但没有取得成功。到了唐初，在技术上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此《太平御览》卷八一二特有"合金银并成"的记载。 　　在我国传统的铸造工艺中，以泥范、铁范和熔模铸造最有名，被称为古代三大铸造技术。这些技术在隋唐时期更加成熟，应用更为广泛。例如，《新唐书·严善思传》记载，唐乾陵墓道砌石之间，均用"冶金固隙"。经考察，系在石块之间凿成串通的孔洞，再铸入生铁，在所有石块之中形成框架钢筋结构。隋代著名的赵州桥的石块之间也浇铸有生铁。这种现场浇铸铁水的技术，表现出当时的生铁冶铸技术已十分高超。 　　唐武曌（武则天）曾下令用铜、铁铸天枢。天枢高约50　米，直径4　米，八面各径1.65　米。下为铁山，周长56.1　米。用铜制蟠龙、麒麟萦绕铁山，天枢上置直径10　米的腾云承露盘。四龙直立捧火珠，高3.3　米。后来李隆基下令毁天枢，派工匠溶铜铁，愈月不尽。武曌时还铸有九州鼎、豫州鼎、馀州鼎等，鼎高均在4.62　米以上，共用铜280350　公斤。鼎上有山川、物产图案，整体雄浑壮伟、精美超俗。河北沧州现存的五代后周时期的铁狮，重5万公斤，是采用泥范铸造工艺铸造的。隋唐五代时期，这些巨大的铸件，如果没有掌握成熟的技术是难以完成的。 　　值得一书的是熔模铸造法。这种方法又称失蜡、出蜡、捏蜡法。唐代的铸钱业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唐会要》卷八十九记载"开元通宝钱"已使用熔模铸造法。这是有关"失蜡法"的最早文献记载。在当时的生产中，已使用了大型鼓风炉。《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记载，蔚州（山西灵丘）飞弧钱监利用水力鼓风机铸钱，每年铸钱18000　贯，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旅顺博物馆收藏有唐代的金属制品。据鉴定，当时已使用的金属有金、银、铜、生铁、熟铁和铝等。而这些金属制品的加工方法已相当精密，每件制品除了铸造、锻造之外，还采用手工打制、加工磨制并镀金、嵌银等。可见唐代的金属加工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一批盛唐晚期（公元8　世纪末）的金银器皿270余件，这批器物以鋬金和浇铸为主，还采用了焊接、切削、抛光、铆、镀、刻凿等工艺。特别是在盆、碗、盘等器物上，有明显的切削螺纹痕迹。因其螺纹清晰、同心度较高，起刀、落刀点十分明显。表明当时已使用了简单的切削车床。这是我国在机械工程技术上的重大成果，在我国机械工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及作用大约在1300　年前，我国就发明了印刷术。据明代陆深《河汾燕闲录》卷上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　年）十二月八（日）敕（chì，皇帝的命令）废象遗经，悉令雕撰，此即印书之始"。明代邵经邦的《弘简录》卷四十六中则记有：（唐太宗后长孙氏）崩（公元646　年），。。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帝览而嘉叹，。。令梓（ 　　ǐ，雕版）行之。"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唐文宗李昂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这些历史记载说明，隋唐时代我国已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并已投入使用。 　　雕版印刷术的诞生是有其背景的。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需要更加迫切，对书籍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当时手抄、人工誊写的方式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促进了印刷术的发明。另一方面，作为工艺技术之一的印刷术，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已经逐渐具备，适合于印刷的纸和易溶不晕的烟枲墨都已产生。而且，公元七、八世纪前出现的印章、拓石等多种复制文字、图画的方法已经成熟。例如，用印时先将印章沾上墨，再印到纸上，成为白地黑字状态，鲜明易读。而拓石的方法是将纸铺在石上，再在纸上刷墨，结果是黑地白字，不如白地黑字鲜明。因此仿照印章的办法，将碑版的阳文正写，换成阳文反写字，在版上加墨，使其转印到纸上，或是扩大阳文印章字面的面积，使之成为一块木版，并在版上沾墨铺纸，仿照拓石的方法进行印刷，便成为清晰悦目的白地黑字了。这就产生了由盖印和拓石两种方法相结合，发展而形成的雕版印刷的最早期的形式。并最后确定了雕版印刷的操作方法。 　　雕版印刷所用的版料，大部分选用易于雕刻的枣木和梨木。方法是将字先写在较透明的薄纸上，字面朝下贴到板子上，然后用刀将字刻出来；再在刻好的版上加墨，把纸盖在版上，用刷子轻匀地揩拭，揭下来，转印到纸上的文字就是正字了。 　　雕版印刷从它诞生起就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大约在公元762　年以后，长安城的商业中心东市就已经有印制的字帖、医书出售。过了20　多年后，还采用这一印刷技术，统一印制出带有红格的"印纸"，供商人交易纳税时，作为记帐凭证。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34　年）十二月十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序中就写道：当时扬州、越州一带很多人"缮写模勒"白居易以及他自己的诗集。并拿着这些诗集的印本换酒茶。这里面所说的"模勒"就是刊刻。这也是最早出现在古代文献中的印刷技术了。 　　公元835　年左右，现在的四川、陕西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一带，有很多人从事印刷业，印制日历，并在市场上销售。东川节度使冯宿为此上奏章说：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的百姓都用刻版印刷日历，在市上售卖。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有颁布新历书时，这些印好的日历已满天下皆是。这样，有损皇帝的"授民以时"的权威。据此奏请，文宗于公元836　年1　月21　日，下令禁止各道私置历版。说明雕版印刷术已被民间广为采用。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就被用来印刷佛教经典、佛象和宗教画片等。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一册印刷精致的《金刚经》，经书末尾注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旻为二亲敬造"。咸通九年就是公元868　年，这部唐懿宗李漼时期印制的《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注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金刚经》的开卷是释迦牟尼在祗树为孤独园说法图。这是一幅高33　厘米、长33厘米多的木刻版画。释迦佛坐在中间举手示意，学生长老浿菩提披袒右肩，右膝着地跪在座前，合掌恭听。诸天神围绕，神态生动。《金刚经》全书字迹清晰、明显，雕刻精细、美观，墨色浓厚而均匀，图文浑朴。其雕刻的刀法纯熟、精湛，充分显示出唐代的刊刻技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反映出唐代已具有很高的雕版印刷水平。 　　五代时期，则以运用雕版印刷技术大规模刻印文集和古代书籍为特点。 　　前蜀乾德五年（公元923　年），四川和尚■域刻印了其师贯休和尚的《禅月集》。而后，洛阳的文学家和凝也把自己的文集编辑成百卷本，并刻印出版流行于世。因为刊刻著作既可扬名当今，又可流芳后世，因此兴起刊刻私人文集之风。后蜀宰相母昭裔在成都刊刻了《文选》、《初学记》等书籍，并成为成都世代有名的出版家，母昭裔是将私人刻书作为终生职业的第一人。公元932　年，后唐明宗时的宰相冯道看到吴（今江苏）、蜀（今四川） 　　等地贩卖农书、历本、佛经、医书、字帖等书籍，但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为此他建议朝廷刊印九经。从此，印刷术正式成为官府封建文化的一种工具。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更加成熟、雕版印刷业更加兴旺发达。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就逐渐向周边国家传播开来，世界各国的印刷术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雕版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兴旺发达的造纸业及其技术成就造纸技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造纸业及其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西汉至东汉的初制发育时期；西晋至南北朝的迅速发展期；隋、唐、五代及北宋的兴盛繁荣时期；南宋末年至元、明、清的缓慢发展时期。 　　隋唐统一中国后，特别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政治开明、民族团结、农业发达、工商业蓬勃发展、冶金、机械制造业不断进步，文化事业蓬勃、兴旺。尤其是印刷术发明后，更促进了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造纸工业普及、造纸技术提高、纸的应用广泛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开创并形成了造纸业的兴盛时期。 　　1。普及全国的造纸业唐代的造纸业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通的手工业了，其造纸技术广为传播，遍及全国各地。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记载，全国有15　个地区掌握了造纸生产技术，兴办了造纸作坊。当时的常州、杭州、越州（浙江绍兴）、婺州（浙江）、衢州、安徽的宣州、歙州、池州，江西的江州、信州（上饶），湖南的衡州，四川的益州，广东的韶州（韶关）、山西的蒲州，河北的巨鹿郡都建立了官办和民营的造纸作坊。各地的造纸作坊，根据本地区的原材料资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使用的原材料品种很多，数量也有了保障。北宋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写道："蜀（四川）中多以麻为纸；。。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河北）以桑皮为纸；剡溪（浙江）以藤为纸；海（广东）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面、稻杆为之。。"。苏易简的记述真实地反映出唐、宋时期造纸取材的多样性，说明当时已具备了相应的造纸技术。 　　唐代造纸业的产量大量增加，这从纸张的使用情况可见一斑。唐时整理了大量的古籍，重新加工整理疏注了几乎散失的"九经"，包括《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易》、《书》、《诗》等，共计成书360　卷。编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计395卷。唐玄■法师花费19　年时间，翻译梵文佛经73　部，共1330　卷。此外，唐代的书法、绘画、朝廷文治、民间记帐、生产鞭炮、纸花、雨伞、纸扇、屏风、纸帽、字帖、窗画、裱糊、冥钱等等，都大量的使用纸张。从上面几个事例中，即可略知唐代用纸数量的剧增，没有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是难以满足这样大量的需求的。 　　2。造纸品种明显增多唐代的造纸原料品种多样，供应充足，生产发展需求也不断发生变化。 　　为了适应多种需求的用纸，造纸作坊不断研究生产出各具特色的新品种。《唐六典》记载：益州有大小黄、白麻纸，均州有模纸，蒲州产细薄白纸，杭婺、衢、越等州有上细黄、白纸。如果按产地划分则有蜀纸、峡纸、剡纸、宣纸、歙纸；按原料命名则有楮纸、藤纸、桑皮纸、海苔纸、草纸。按制造工艺划分则有金泥纸、松花纸、五云笺、金粉纸、冷金纸、流沙纸。按质地分则有绫纸、薄纸、矾纸、玉版纸、锦囊纸、硬黄纸。依颜色划分则有红纸、青纸、绿纸、白碧纸等。其品种之多，数不胜数。 　　①麻纸麻纸是以麻为原料制成的纸张。主要供官府作文书用纸。麻纸又有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3　种，朝廷按照官员的官阶等级和文书类别予以采用。当时，以四川出产的麻纸最为著名。据《唐书·经籍志》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　年），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两地各编纂经、史、子、集四库书一套，共计125960　卷，"皆以益州（四川）麻纸写"。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古代造纸匠还发明并生产出了"防水纸"、"防虫蛀纸"。扬州六合的麻纸不仅质量高，还具有防潮、防水性能。当时就有"年岁之久，入水不濡"的记载。唐高宗李治曾下诏令全国通用黄纸。这种纸在晋代就有生产，系用黄蘗汁浸染麻纸，因黄蘗中含有生物碱成分，主要是小蘗碱（即黄连素），所以能防虫蛀。这些技术成果充分说明当时的造纸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②藤纸藤纸始见于东晋，到了唐代已大量生产，主要产于浙、赣两省靠山近水的地区。藤纸颇为官府及文人所喜欢。唐李肇在《翰林志》中说："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这是官方对书写文书所用藤纸的规定。而文人士仕则以用藤纸为荣。唐顾况（公元725-805　年）赋诗《剡纸歌》一首，诗中写道："剡溪刻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欲写金人金口偈，寄与山阴山里僧。手把山中紫罗笔，思量点画龙蛇出，正是垂头搨翼时，不免向君求此物"。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藤纸的赞美之情。藤纸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此纸的质量上乘。史载"剡溪古藤甚多"。剡溪即现在浙江嵊县一带。这里靠山近水，出产藤树，是发展造纸业的理想之地。藤树皮的纤维长，故制成的藤纸性能好，质量较高。 　　③宣纸宣纸是唐代创造的一种名纸，原产于宣州泾县（今属安徽），因产地而得名宣纸。唐代宣州府盛产此纸，但据《宣城县志》记载，广德、郎溪两县也生产宣纸。但因宣纸多集中在宣城出售，由此均被称为宣纸。 　　宣纸是以青檀树皮为原料制作的。在生产时，选料严格，制作精细，胶汁使用得当，捞纸技术纯熟，晒纸工艺高超，从而保证了宣纸的质量。具有抗蛀不腐、水浸日晒不变色的性能和匀薄、洁白、坚韧、吸墨等优点，素以质地柔韧、洁白细腻、平滑匀整、色泽耐久而著称，获得"纸寿千年"的美誉。 　　宣纸有生、熟之别。"生宣"吸水性大，适用于山水、人物的写意画和书法；"熟宣"由生宣加工而成，适于工笔绘画。因宣纸是毛笔书画的理想纸张，所以流传至今盛名不衰。现代大书法家郭沫著生前为安徽泾县宣纸厂题词写道："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开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宣纸发明的重大意义。 　　④楮纸楮纸是隋唐时代大量生产和广泛流行的品种之一。楮纸采用楮皮所制，产品按不同工艺及产地分为"假山南"、"假荣"、"冉村"（又叫清水）、"竹丝"4　个品种。"假山南"是一种宽幅纸，生产时不加淀粉；"假荣"纸幅较窄，制作时加淀粉；"冉村"即为冉村作坊所造；而"竹丝"则为龙溪乡所产。楮纸以蜀郡广都（四川双流县）的产品最为有名，主要用于薄、契、图、牒。也有不少人用此纸传印经、史、子、集，故有"败楮遣墨人争宝，广都市上有余荣"的赞美之词。 　　楮皮的纤维细长，所以楮纸质量好，便于二次加工。唐时许多名贵的纸都是用楮纸再加工而成的。唐宪宗李纯时期（公元806-820　年），女诗人薛涛把楮纸裁成窄幅，用一种红色的花汁，将其浸染成深红色的小纸笺，用于抄录短诗，被人称之"薛涛笺"。诗人李商隐作诗赞美"浣花笺纸桃花美，好好题诗詠玉钩"。 　　⑤竹纸竹纸是隋唐五代时期开发的新纸种。唐翰林学士李肇著《国史补》记载有"韶之竹笺"说明此笺采用竹纸制作。从技术上讲，竹茎结构坚密，竹杆的纤维比较坚硬，化学成分较复杂，制作时，打浆、帚化难度大，生产技术条件要求高，在积累了生产麻、楮、藤纸的经验，掌握了较高的生产技术之后，才有可能创造出竹纸来。初期的竹纸产于唐时韶州，也就是今广东韶关一带，这里气候温暖潮湿，益于竹子生长，竹林资源丰富，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到了宋代，竹纸生产在造纸业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竹纸的发明与发展为我国造纸业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⑥加工纸和"澄心堂"纸唐代加工纸已十分盛行，蜀郡（今四川）生产一种叫"鱼子笺"的加工纸。将纸面加工后呈霜粒状或鱼籽状。晚唐陆龟蒙赋诗赞云："捣成霜粒细鳞鳞，知作愁吟喜见分；今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白萍即鱼籽，可见"鱼子笺"深受人们欢迎和喜爱。 　　此外，唐代还生产出一种图纹加工纸，其加工方法是把各种颜色的云母粉末，涂在刻有各种花纹图案的木版上，然后，再将纸覆盖在木版上，经加压，纸面上就印上了花草、竹木、龙凤、云鹤等图纹，极为古朴、典雅，颇具艺术特色，不仅国内非常流行，也为朝鲜、日本等国所欢迎。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公元937-978年）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李煜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此后宋代、清代也都学习唐代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 　　3。造纸技术的传播我国的造纸技术一经发明，就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晋朝时造纸技术就开始向国外传播。当时一些纸张和书籍、字画等纸制品，被带到国外，其后各国纷纷学习造纸技术。特别是隋唐时期与日本、阿拉伯地区交往频繁，更促进了造纸技术的迅速传播。据《日本书记》记载，推古天皇十八年（公元610　年）三月，即隋炀帝大业六年，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入日本。当时，高丽王派知《五经》、会制作颜料和纸墨的高僧昙征和法定将中国的造纸法传授给他们。而日本的摄政王圣德太子派人来中国学习种楮，为造纸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同时，兴建了造纸作坊。从此，日本掌握了中国的造纸技术。在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之前，那些国家一直使用埃及的"纸草纸"。这是一种古老的书写材料，有人以为它是"纸"。其实，它是用一种纸莎草植物为原料，用挤出的糖质粘液，将纸莎草粘成片，经风干、磨平而成。与我国古代的简牍相类似。因不具备纸的特点，所以不能叫"纸"。公元751　年，中国的造纸法传入大食国的撒马尔罕。因为这一地区种植有大蔴、亚蔴，又有河流，水源充足，中国的造纸工匠来到此地，帮助当地的阿拉伯人建立了造纸作坊，教会他们运用造纸技术。11　世纪，阿拉伯著名作家塔阿里拜在著述中说：正是在中国工匠的指导帮助下，纸才成为撒马尔罕的特产之一。并称赞这种纸很美观，又很实用。公元793　年，阿拉伯王招聘了中国造纸的工匠，在新都巴格达建立了一座造纸场。两年后，在大马士革也开办了造纸场，因交通较方便，这些地方生产的纸大部分被运到欧洲。 　　公元900　年造纸法传入埃及开罗。18　世纪后，欧洲各国才出现了造纸工业。可见，隋唐五代造纸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进步和文明建设，以及经济的繁荣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四）绚丽多姿的纺织印染技术"衣、食、住、行"，衣居首位。纺织、印染不仅是人类衣着的原料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中国古代的纺织、印染，一直都以绚丽多姿而见称。隋唐时期，中国的纺织印染业十分发达，居世界领先地位。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纺织新品种，发明了新的印染方法，对纺织、印染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纺织业隋代的纺织业已十分可观。河北、四川是纺织业的主要生产区域，所产的绫、绢、锦等纺织品质量都很高。苏州、南昌等地的纺织业也十分兴旺，当地纺织品原料供应充足，一年"蚕四、五熟"，织布工能夜中浣纱，次晨成布，形成有名的特产"鸡鸣布"。唐代的纺织业更为发达。其产品品种极多，按材料分类有毛纺、麻纺和丝纺。就产品而言，有布、绢、丝、纱、绫、罗、锦、绮、绸、褐等。仅就麻布来讲，就有细白布、苎布、班布、蕉布、细布、丝布、纻布、竹布、葛布、纻练布、麻赀布、楚布等十几种。 　　唐代的纺织品不仅品种多，而且生产规模大、产量高。例如，当时的纺织中心定州，有一富豪何明远，开办一纺织作坊，置有绫机500　张。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另外，唐时有许多地区都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纺织名牌产品。如桂林产的"桂管布"、西州的毡、凉州的■，兰州的绒，都行销全国。"桂管布"即木棉布，木棉纺织是晚唐时发展起来的一个纺织新品种。据载，唐文宗李昂时，夏侯孜穿桂管布衫入朝，李昂也仿效他，穿起桂管布的衣服，于是，满朝官员也都争相效法，因此，桂管布价格骤然昂贵。唐朝比较有名望的产品还有明州产的吴绫，"凡数十品"；浙西产的缭绫，因其质地优良，倍受人们欣赏。诗人白居易以《缭绫》为题描述"缭绫织成费功绩"，"春衣一对值千金"。据《旧唐书》卷三十七记载，四川出产的金银丝织物，十分华丽。唐中宗李显之女安乐公主出嫁时，四川献上来的"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其产品精妙至此，可谓巧夺天工。反映出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水平。唐代的丝绸产品通过汉唐的"丝绸之路"远销西亚和欧洲、非洲等地，极受欢迎。他们把丝绸看作是"光辉夺目、人巧几竭"的珍品。这些珍品都是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织造而成。1969　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发现唐锦袜，在大红色袜底上织有各种禽鸟花朵和行云图案。这图案是采用纬锦法起花的。锦的织法有经起花和纬起花两种。前者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经线与同一组纬线交织，用织物正面的经浮点显示花纹、图案。纬起花法是用二组或二组以上的纬线同一组经线交织，用织物正面的纬浮点显花。这种织法的特点是容易变换色彩，图案色彩丰富。六朝以前的织锦以经起花为主，隋唐以后，则以纬起花为主。此外，在麻织品的生产上也屡有创新，使麻织物更加丰富多彩。如嘉泰《会稽志》记载，浙江诸暨的"山后布"即"皱布"所用的麻纱，就专门增加了强拈，因此，织成的布精巧纤细，"盖亚于罗"。如果将这种苎麻织物放入水中，由于吸水收缩，便会形成颗粒一样的"谷纹"来。总之，隋唐时代的纺织技术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平、光辉夺目的纺织技术为人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印染技术在发达的纺织业的直接影响下，唐代的印染业也有迅速的发展，印染技术又有新的提高和创新。当时，官营的印染业分工很细，共设有青、绛、黄、白、皂、紫六作，可以同时染出各种美丽的彩色布匹。 　　隋唐时代很重视染料的研究。据《唐本草》记载，苏枋木是古代主要的媒染性植物染料，这种乔科树木中含有"巴西灵"红色素，可以对织物进行媒染染红。枦木和柘木中含有色素非瑟酮，染出的织物在日光下呈现带红光的黄色，在烛光下呈光辉的赤色，这种神秘性光照反差，使它成为古代最高贵的服装染料。据《唐六典》记载："自隋文帝制拓黄袍以听朝，至今遂以为市"，到明代也是"天子所服"。又如，在新疆出土的刺绣品，底色就有大红、正黄、叶绿、翠蓝、宝蓝、绛紫、藕荷、古铜等。足见隋唐时的印染工匠们对颜料及染色工艺已有深刻的认识，并且掌握了很高的印染技术。唐代还发明了许多新的印染方法。其中尤以夹颉和﨟缬二种染色法最有代表性。夹颉或称夹缬染色法，系以两块木板雕刻同样的花纹，然后着色，夹帛进行染色。同时也可多雕刻些木版，着二、三种颜色重染。这种染色法萌芽于隋代，据《中华古今注》卷中记述："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官人及百僚母妻。"到唐代中期以后，夹颉染色法逐渐流行于全国。据《唐语林》卷四记载：玄宗柳婕女子有才学。。，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颉。因婕好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﨟缬就是蜡染法，蜡染时，在帛上先作图样，后依样布以密蜡，浸入染料中，待蜡脱落花样重现，再蒸而精制之。其蜡染法印染出的织物、服饰极具民族风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欢。 　　夹颉、﨟缬染法的发明奠定了我国早期印染业的技术基础，是织染工匠们聪明才智的结晶，是我国印染生产技术的一项伟大发明。 　　（五）隋唐的造船技术成就中国的造船业，历史悠久。原始社会晚期或奴隶社会初期，先民们就开始造木船。开辟了民族造船技术的先河。经历了秦汉、唐宋、明初等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特别是隋唐时期，造船规模之大，技术之精湛、航驶性能之优异，均处于当时世界领先的地位。 　　1。隋朝的五牙战舰与龙舟隋代的造船业与以前的任何时代相比，有其明显的进步。无论是战船，还是皇家使用的龙舟都建造得很有特点，均属前所未有。据《资治通鉴》卷一七六记载，扬素在永安督造的战舰，船身高17　米以上，上层建有5　层楼，高27　米有余，可容纳800　名战士。战舰的前后、左右装有6　枝拍杆，用于袭击敌船、拍打敌人。可见，隋代已具备建造大型战舰的技术水平。 　　古代的龙舟主要用于划船竞技比赛，据《旧唐书·杜亚传》记载："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前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人们又将这种活动与爱国诗人屈原联系起来。楚国诗人屈原于公元前278　年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节，当地居民担心水中的龙吞噬他的尸体，使将船装饰成龙状，驶到江面，敲锣打鼓，以驱散水中的龙。此后，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民间每年都举行端午赛龙舟的活动。但是到了隋朝，龙舟则成为帝王出游时的享乐工具。隋炀帝多次征用几十万民工，在江南采伐大批木料，为他建造龙舟及杂船万余艘。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为游扬州，下令建造龙舟、宫船，所建的龙舟高12　米以上（隋代每尺折合现在0.273　米），阔13.6　米，长54.6　米。船上建有4　层楼，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6　个房间，全部由金玉装饰、富丽堂皇。 　　隋代的战舰、龙舟船体很大。因此，建造时，要解决船体结构的强度问题。当时，造船的工匠们在总结前人建造大型船舶经验的基础上，采用在船底铺龙骨，沿船舷纵向铺设大■，并用多很大木联接的办法，形成船体的主要受力构件。在船体的结构强度上，联接占有重要的地位，隋代龙舟就采用了榫接的办法，并用钉子加以固定。 　　为了保持大船的稳定性，防止倾覆，隋龙舟可能采用了压载法。公元1147年，宋代孟元志在《东京梦录》中记载宋时金明池的大龙舟"諻板到底深数尺，底上密排銕（古代铁钉）铸大银样，如桌面大者压重，庶不欹侧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压载方法的文字记载了。但因隋龙舟之大，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平稳、正常行驶的。至于民间船只采用压载的时间则可追溯到更远的年代了。 　　隋代大龙舟、战舰的建造成功，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造船科技方面所具有的创造能力，其建造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2。采用先进技术的唐代造船业唐代的造船和航运事业已极为繁荣。据后晋·刘昫的《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其内河航运已遍及各江河湖海。唐代造船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进步。刘晏在扬州曾设十所造船场，制造漕船，造船达2000　多艘，每船可载米千石。唐代的远洋海船更驰名于世界，据阿拉伯人苏■曼《东游笔记》说，李忱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大者长55　米以上，载客达六、七百人，"货船大者受万斛也"。其载重量相当于现在的500　余吨。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的船只能航行无阻。因此各国商人多愿乘中国船只，阿拉伯运来的货物都装在中国船里。 　　在唐代乃至中国造船史上值得一提的是，李皋创造的车轮战船。唐德宗时，工匠李皋（公元733-792　年），在总结江陵人民造船经验的基础上，制造成脚踏木轮推进船前进的战船。这种车轮战船，船身较小，不用风帆，船舷两旁各装一个车轮，轮上装有浆叶，用人脚踏动转轮，由轮上桨叶拨水，使船前进，也能"翔风破浪，疾若掛帆蓆"。《旧唐书·李皋传》记载了这项发明。这是世界上有关车船的最早记载，欧洲到了15　世纪才出现了类似的车船，比李皋的车轮船要晚800　多年。 　　唐代造船技术已十分先进，当时的船只已普遍采用钉接榫合法，而当时欧洲的船板联接办法还处在使用皮条绳索绑扎的阶段。如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上共设9　个舱，船底部采用3　块木料榫合相接，两舷和船舱隔板以及船篷盖板均用铁钉钉合，两舷船板用7　根长木，上下叠合成人字缝，以铁钉成排打入，铁钉断面呈方形，每根直径0.5　厘米，长16.5　厘米，钉帽直径1.5　厘米，隔12　厘米钉一根，上下两排交叉，相距6　厘米。人字缝中间用石灰桐油填实，严密坚固。铁钉钉入船体后，外面嵌油灰并涂上桐油或漆，以防止铁钉受到腐蚀。 　　1960　年，江苏扬州施桥镇出土一唐代大型木船，船内有水密封舱壁。把船体内部分隔成许多部分。这种结构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并成为我国木船建造的规范。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内隔舱板及舱板枕木与左右两舷榫接。船舷由4　根大木拼成平排钉合。穿钉工艺是先开45　度斜孔，用长17　厘米、帽径2　厘米的铁钉沿孔洞打入，一穿二板，每隔25　厘米钉一根，上下两排交错布钉。底部也采用这种平接工艺。这种平接法与搭接法相比，具有联接处不易松动、脱落，船体光顺、减小阻力的优点，而且节省木材，减轻船体自身重量。从木船的建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讲都是很先进的。这种平接法，一直沿用至今。 　　总之，隋唐时代，在船舶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高速的发展。在我国古代造船史和世界造船史上，创造了极其光辉的业绩。十二、结语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勤劳勇敢的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而隋唐五代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成就则更为辉煌，远远超过了欧洲而雄居世界前列。 　　隋代著名天文学家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运行、岁差，准确值高于欧洲；僧人一行开世界实际测量子午线先河；唐代著名数学家王孝通首次提出了三次方程式的正根解法，对古代数学方程式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畬田技术的采用、曲辕犁的出现，以及由陆羽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业专著《茶经》的问世，在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隋代开凿的贯通南北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以其工程巨大、开凿技术水平高超而闻名于世；隋代著名工匠李春筑起的赵州安济桥，至今仍为世界桥梁史上的典范；以规划严谨、规模恢宏而久负盛名的世界性大都会古长安，千年不衰，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上的美好的一页；在唐代，高宗命苏敬等人编著了《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伟大宝库；雕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更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这些伟大的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永不磨灭的贡献。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发展史，内容非常丰富，珠玑甚多，这增加了我们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可从这些宝贵的科技遗产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现代的科学技术比古代要进步、发达得多，我们回顾历史，旨在以古为鉴，意在未来。古人讲，善读书者，何处非书也，见仁见智，重在善汲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唐代强盛的重要原因，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撰写《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史》的过程中，这种认识不断升腾，并支配着我们去探索那些发明创造的奥秘。 　　但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何以形成呢？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看问题，就不难发现，隋唐上升时期的社会改革，从某种意义上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挥了决定作用，从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使难以数计的科技人才和发明创造大量涌现，并且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隋唐五代的科技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在"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那段岁月，科技事业几尽衰竭。这一永不变更的史实，从反面警示后人，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政权统治以后，基本国策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振兴科学技术，也可以毁灭美好的事物。因此，社会改革总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显然不能理解为"上帝的第一只手"，而是较之更有现实意义的伟大社会力量。与科技发展和社会改革这两种力量相辅相成的时候，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便会像朝日一样喷薄而出。 ◆◆◆ 《中国全史》　048/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教育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时的教育既反映了隋唐五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进步，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典型形态。 　　本书旨在以严肃的历史事实的陈述为前提，把隋唐五代的教育及其中的具体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通过对当时宽松、开放、灵活的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和动力；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及其运作机制、教育内容、教材审定、教育方法的提倡；社会对人才规格的规定和选拔方式的演变、成熟以及科举考试的完整制度和方法的确立、对当时及后世选拔人才的意义；作为当时灿烂的物质文明的直接中介的实科教育及形式；作为整个时代的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的教育思想及其承绪等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和评价，力图从中找到那个时代教育兴衰的脉络，体悟教育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从而于现实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有所鉴益和启发。 　　一、隋唐五代教育概述隋唐五代的教育包括公元581　年至公元960　年的长达370　余年的教育历史。这一历史时期，既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最有成效的时期。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为古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奠定了古代社会后期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国家法定的意义和保障。 　　第二，适应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帝国的形成和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以儒学教育为主体的层次严密，上下贯通，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完整的学校体系，并且从教育政策、方针、目标、设施、教材、教师、学生各方面给予了系统的保障。尤其是私学和书院的发展，作为古代国家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为教育力量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古代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了较为客观、公正和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考察制度，使社会的人才选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学校育人与社会选人用人有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学的风气。 　　第四，建立和实施了系统的实科教育体系，使古代教育具有了多元化的结构和功能，对于当时社会物质文明走向鼎盛发展，发挥了实际作用。 　　第五，在教育思想上，适应儒学思想的第二次变革，在总结前人的理论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经学教育思想向理学教育思想转化的方式、途径及其理论形式，初步提出了理学教育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为宋以后理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了理论准备。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隋唐五代三百多年时间，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和昌盛。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维护其统一的政治统治，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基础和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内，都自觉地采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些改革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物质条件，使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集中的、等级分明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系；要求有统一标准的教育内容和配套成龙、自成体系的教育方法等等，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客观地促进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古代社会的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达到了一种相当的和谐和统一。 　　（一）帝国初创与隋文帝文教政策的摇摆隋承北周而立国。北周晚期外戚隋国公杨坚总揽朝政，公元581　年废周静帝，立国于长安，改元开皇。公元589　年灭南朝陈国，从此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三百多年的战乱和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虽然隋朝国祚太短，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但它在客观上为唐朝的继续改革探索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构思了基本的思路和规模框架。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在政治体制上，隋的中央官制废除了北周所置的六官，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地方官实行州县两级制。这一措施不仅裁汰了一些冗官，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政府节省了开支，而且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政治的统一。军队管理实行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高祖纪》），这一措施不仅加强了政府的武装力量，而且将军事统率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支持了中央权力的上升。此外，宽简刑制，缓和了社会矛盾。用科举制度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打破了门阀大族把持选举的局面，把选举权集中到中央吏部，这不仅削弱了地方士族的势力，加强了皇权，而且也利于当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经济上，隋唐继续实行均田制，一方面限制了地方贵族对土地的兼并和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和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消除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障碍，逐渐形成了东西二京两个最大的商业都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隋书·地理志上》）。东京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市周六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七十二行，三千余肆。甍市齐全，遥望一加，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大业杂记》）；北市通远，周围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同上），国内边疆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都曾入市交易，可见当时商业贸易是相当繁荣的。 　　伴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隋朝统治者在文教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由于历史的大转轨，对新旧意识形态的选择和新旧意识形态本身的转化以及适应新社会的功能所必需的调整，隋朝的文教政策在肯定传统儒家学术的基本思路的前提下，曾出现过某种动摇和怀疑。 　　一方面，在肯定儒学的同时，对佛、道二教也并不放弃。隋文帝杨坚幼年时寄养在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大力提倡佛教。实质上，隋文帝已经认识到佛、道、儒三教可并用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文帝即位之初，于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由官府写经置寺内，风靡全国。于是"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百倍"（《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时期，是其被中国文化吸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而隋唐时期，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主要贡献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这一工作随着隋文帝对佛教的提倡而逐渐开始了。 　　道教尽管在争夺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隋统治者对其基本采取调和的态度，不仅儒道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和儒学也可以调和。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 　　另一方面，对儒学的态度也时冷时热，时扬时抑。隋文帝杨坚认识到，三教虽可并用，但作用不同，要使人民顺从地遵守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服从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训练从政的官吏，便要依靠儒学。故儒学又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推崇。 　　自从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学定于一尊，曾促进了儒学教育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佛教和道教相继兴起，儒学一度衰微。隋统一中国后，在三教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儒学开始有所复兴。文帝即位，曾采纳牛弘建议，广泛征集儒学经典。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由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后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当年周武帝时，积累书籍已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如今共有三万七千余卷，含重复本达八万卷。隋文帝又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书"。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宫中。隋炀帝时，又将儒学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炀帝将所有书藏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 　　隋朝又借全国统一，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使儒学中的"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这是经学教育的一个重大改革和发展。 　　由于隋文帝积极振兴教育，一度出现了学术与文化的昌盛景象：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问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黌核。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 　　同时，隋文帝还注意搜罗儒术人才，用重礼聘请，许以高官厚禄，把著名的儒士都集中于京都。 　　文帝一面崇儒，一面兴学，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文帝还亲至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开学典礼），奖励国子生，考选国子生为官。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下令劝学，强调设学施教是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进行礼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589　年统一全国之后，又令所有学校都要勤训导、严考课。 　　但终隋之世，儒者的地位在统治者心目中始终没有能真正提高。《隋收·儒林序》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由于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始终未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便几乎断绝。隋朝最著名的儒生仅刘焯，刘炫二人。刘焯因计较束脩（学生交纳给老师的学费），声名不佳；刘炫曾借隋炀帝购求书籍之机造伪书百余卷，骗取赏物。所谓巨儒必鄙俗，不受重视，可见一斑。文帝晚年，崇佛更甚，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使佛教在短短的时间里几成国教。儒学和佛道的地位相距愈远。公元600　年，隋文帝诏令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而第二年却藉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一处，学生名额七十。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但就在当天，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助佛排儒。隋炀帝恢复学校，但仍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许多生徒参加窦建德的瓦岗军，足以说明朝廷对儒生的态度。隋文帝晚年的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另一个宗教来，其结果更坏，它使隋王朝丧失了正统的意识形成，加速了统治基础的崩溃。后来的唐王朝由此认识到，三教都是可为统治秩序服务的，同时并存，各有其用，不能偏废。 　　（二）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与儒术重振1。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唐朝在隋末的混乱中以反隋而立国，高祖李渊本也为隋朝命官，于公元618　年在长安称帝，又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在隋朝各项未竟的改革事业基础上，继续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改革，先后出现了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强盛而先进的文明国家。 　　所谓唐承隋制，隋朝各项集权政治的措施，多是继承隋朝而加以变化。 　　唐初帝王特别是唐太宗，认识到"水能载舟，亦也覆舟"的道理，以隋为鉴戒，力求除去隋朝的弊制，推行了一些革新的政策。在官制上，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更加完备，地方改隋炀帝时的郡县为州县两级，设州刺史和县令。贞观设道，开元间分开下为十六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兵制上，亦沿袭隋制，使府兵制与均田制更进一步结合，既保证了从均田制下征调兵源，减少国家常备军费，又加强了中央的军事控制力量，同时几次修订律令，宽简刑法，扩大了统治基础。在官吏选拔上，唐王朝完整地继承并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有效的组织保证。 　　在经济上，唐朝继续颁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这一措施巩固了府兵制，又使国家政权的纳税基础不断扩大，垦辟了不少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输庸代役，也多多少少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国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如纺织业、造船业、矿冶业、造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等等都有了显著进步，为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发展商业的措施。如发展交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仅以长安为例，有东西二市，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奇珍，皆所积集。"（《长安志》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西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揉货卖之所"（韦述《两京新论》卷三）。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商业极盛。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如西北陆地，由西域通往西亚、欧洲各国，有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以广州为最大的贸易港，东南亚各国如林邑、真腊、河陵、宜利佛逝，以至狮子、波斯、阿拉伯等国家，都到广州做生意；在东方与日本、新罗的贸易更为频繁。由于唐王朝的各种努力，唐中叶以前近百年间，社会经济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所谓自贞观后，"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百姓殷富"，"丁壮之人，不认兵器"（《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政治的稳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政治基础和物质保证，也提供了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要求，唐代的教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2。从"马上得之"到"守成以文" 　　一定社会的文教政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反映，唐王朝的文教政策也不例外。唐王朝立国前后的政治转变和战略方针的调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李唐王朝是在马上得天下的。七世纪初，在农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隋政权分崩离析。"隋失其鹿，群雄角逐"，各地地主豪强纷纷拥兵自重。李渊、李世民军事集团勃起于太原，西进关中，夺取政权，建立李唐王朝，接着便开始了一场艰巨复杂的统一战争。指挥这场战争的主要人物是李世民。他持续七八年，驰聘沙场，东征西讨，翦灭群雄，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战争结束后不久，李世民以"功善天下，中外归心"继承帝位。当时，国内由于长期军事动乱，民力受到严重损伤，生产破坏，经济衰微，再加上边境冲突不断，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新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怎样才能使年轻的李唐王朝得以巩固？使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治理？对此，朝廷里发生了两次激烈的辩论。第一次围绕战后如何治国的重大问题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的忠实将领、天策府长史唐俭向李世民提出："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谏议大夫魏征向李世民提出"偃武修文"四字方略（《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所谓"偃武修文"，就是停止用兵，停止军事行动，实行"文治"。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魏征的四字方略，符合战后形势需要，因此深得李世民称赞。但是，以宰相萧瑀、副宰相封德彝为首的不少朝臣却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打天下靠武力，治天下也要靠武力。"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权威"，"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同上），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实际是反对魏征"偃武修文"的"文治"主张，认为"文不及武"。在两种对立的意见面前，李世民"审时度势"，认为："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贞观政要》卷一）最后作出结论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十六个字表明李世民断然否定了"文不及武"的意见，采纳了魏征"偃武修文"的主张。其中"守成以文"四字完全肯定了魏征的"偃武修文"四字方略，成为贞观"文治"的指导思想。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动乱转向安定的过渡时期，李世民接受隋炀帝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及时地改变战略，由"戡乱以武"转为"守成以文"，从"武功"转到"文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有利于扭转隋末动乱留下的衰微局面，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社会文化的兴盛和发展创造了前提。"守成以文"，其特点是"文"，要实行"文治"，必须要有文化。因此，李世民十分重视统治者的文化修养，认为："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之有也。"（《贞观政要》卷四）又说："为人大须学问，。。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同上，卷六）"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同上，卷七）这和隋文帝晚年"不悦诗书，废除学校"（《隋书》卷一《高祖》下），轻视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守成以文"方针确立以后，围绕着对人民"施行教化"（《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的问题，在朝廷展开了又一次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中心是能不能对人民"施行教化"？要不要"施行教化"？要不要发展文化？魏征认为国家处于大乱之后，人民"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同上）极力支持对人民施行"教化"的主张。以萧瑀、封德彝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则极力反对。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三代以还，人渐浇讹（变坏）。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教）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贞观政要》卷二）李世民针对封德彝的观点提出置问：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什么很快就败亡了？萧瑀认为秦统一六国是错误的，说："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所以败亡。李世民当即予以反驳，认为秦亡的原因主要在于统一六国以后，"专行诈力"，不施教化而实行残暴统治的结果。不难看出，萧瑀、封德彝主张"任法"和"杂霸道"，实质是要国家施行"苛法"、"武力"统治，而李世民、魏征主张施行"教化"，其意图是用"仁政"、"文治"促进社会安定。这场辩论不单纯是文化上的"教化"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如何治国的问题，是第一次辩论的继续。通过辩论，李世民"卒从征言"，决心发展文化教育，"大阐文教"（《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他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而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木，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他领会到人性美必须学成，进而注重对所任用官吏"德行、学识"的要求。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他对侍臣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李世民把官吏"学识"与"德行"作为同样的要求，认为除必备社会要求的"德行"外，为了培育具有"识前言往行"能力的官吏，就必须使官吏有"学业"，因而，重视国学建设，发展学校教育成为唐太宗治国的重要策略之一。李世民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他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强烈震撼中，在山河改姓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感受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八）严峻的历史事实迫使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最后提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同上，卷五）把两场辩论的结果联系起来看，不难理解，"大阐文教"是李世民推行"守成以文"方针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当时唯一的客观的选择。这一战略部署的确立，表明李世民为发展社会文化迈开了步伐。李世民实行这一战略部署的决心很大，他的诗作中就有"蕺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全唐诗》卷一）这样的句子，表达了他的决心和意志。 　　3。"大阐文教"的措施及成就在"守成以文"的方针指导下，李唐王朝采取了许多"大阐文教"的措施，为发展社会文化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作出了很大的努力。（1）尊孔崇儒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伊始，即"颇好儒臣"，除设立儒学外，于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下诏兴仕崇儒，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又于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亲自到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并令僧、道和国子博士相互问难，因而使"学者慕响，儒教聿兴"。这是在文教政策上崇儒的重要标志。 　　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锐意经术"，在其仕秦王时，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名儒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共议天下大事，"登位之后，益崇儒术"（《新唐书·褚亮传》）。即帝位后，又设立了弘文馆，选拔天下儒家学者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学士，同他们讲论经文，商论政事。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下令取消周公祠，专立孔子庙，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自此，全国学校无不遍设孔子牌位，官学祭孔沿袭成习。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诏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诏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设庙。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设崇贤馆，招集儒生研究经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诏求前代通儒子孙，特加引擢，并下诏优赏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前代名儒。是年还亲率百官至国学，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对祭酒、博士及优等生分别赐帛。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诏天下诸州，举儒术通明、学堪师范者，具以名闻。大量征集有学识的儒生为学官，大力提拔精通儒术的官员，让他们居于高位以奖励儒生学者。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诏以历史上著名的儒家、经学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德、戴胜、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庙庭。李世民还大收天下儒生，"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赐帛给传（驿站车马谓），令诣京师"，授以"博士"、"助教"之职。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授冀州人孔颖达为国子司业，十二年（公元638　年）拜国子祭酒；征魏州人司马才章为国子助教，王恭为太学博士；贝州宗城人盖文懿为国子博士；精通《毛诗》、《礼记》的许叔牙为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繁水人马嘉运，贞观十一年拜为太学博士，分经教授学生，"未终经无易业"。李世民都给他们以优厚待遇和很高地位。李世民曾亲自著《帝范》二十一篇，阐述儒家的帝王术。他选择了儒学作为其建立统治秩序的主要思想工具，力图从儒学中寻求制度、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他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由此可以想见其尊崇儒术的程度。其尊崇儒术的目的亦跃然纸上，是依靠儒术作为思想统治的武器以维护其政治统治，把儒术视为决定其政权存亡的根本。 　　太宗以后诸帝，也基本上都是尊崇儒术的。唐玄宗李隆基为太子时，就曾亲去太学大开讲论。即位后，又多次下诏州县及百官举荐通经的人才，并曾在秦坑儒的地方为遭难的几百儒生立祠宇，以示重儒，提高儒士地位，还以掌握儒术为用人标准。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抬到了帝王的地位，并赠孔门弟子数十人为公、侯、伯。次年，应国子祭酒刘瑗所请，释奠日群宫官道俗皆应赴国子监观礼，并定为常制。唐代宗李豫说他自己是"志承理体，尤重儒术。。使四科咸进，六艺复兴。"（《旧唐书·代宗本纪》卷十一）他亲到国子学释奠，宰相以下的大官和六军军将都去听讲。唐文宗李昂、宣宗李忱时曾诛杀和流放道士，唐武宗李贤毁佛等行动，都是与崇尚儒术有联系的。 　　唐朝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还体现在《唐礼》和《唐律》上面。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礼的作用，屡次制"礼"，《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便是集其大成。"唐礼"体现了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以孝悌为礼教之本。唐代极力提倡孝道，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在提倡孝道的后面，表现的是"欲求忠臣，必于孝子"的伦理政治教育的思路。李唐王朝同时把"礼"作为"堤防"的工具，其中贯彻着"三纲五常"的精神。唐代统治者采用儒家的政治思想，是表"礼"内"法"的。《唐律》就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法典化，使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法律的保障。 　　（2）统一和诠释儒学经典儒家经文（当时主要是指《易》、《诗》、《书》、《礼》、《左传》等"五经"）是儒家全部政治、哲学、道德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文化结晶。由于西汉以来，儒学经典的烦琐和谶纬神学的盛行，以及魏晋南北朝玄学的侵蚀，大大削弱了"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统治作用。唐太宗基于政治上的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异说纷纭，给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儒学作统治思想的权威性。为了发挥其作用，必须重振儒术，对儒经加以整理和统一。太宗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经籍去圣人久远，文字诈谬"。于是，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唐太宗命国子祭酒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贞观政要》卷七）。颜师古对五经文字"多所厘正"，三年始成。又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诸儒对新编《五经》进行讨论，诸儒多有指责，"异端峰起"。颜师古都一一加以辩答，并取晋宋古本，"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唐太宗称善良久，赐颜师古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并颁布新编《五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唐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颜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易》取王弼，《书》取孔安国，《诗》取毛传、郑笺，《礼》取郑玄，《左传》取杜预，《公羊》取何休，《榖梁》取范宁等人传注。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颁布全国，令士子诵读，作为学校教本及科举考试录取的依据，以统一思想。这个"五经"定本颁行以后，使"五经"有了标准本，诸经文字完全统一，克服了以往因文字不同而理释各异的弊病。《五经正义》有的采纳了汉代的解释，有的采用了魏、晋的解释；既吸取了汉代的经学和谶纬神学的因素，也容纳了魏晋的玄学思想，表现了唐代儒学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特征以及融合各家学术的趋向。《五经正义》的撰定与颁布标志着儒家经典的统一和正统地位的确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有力的统治工具。撰定《五经正义》对于教育和选士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由此，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又趋于统一，科举取士以儒经为准，有了准确、标准的统一要求。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积极鼓励学官对经籍进行撰集和注释。贞观五年（公元631　年）魏征撰《群书政要》，唐太宗览之称善，敕皇太子诸王各传一本，赐给魏征帛二百匹。后来魏征又撰成《类礼》五十篇二十卷，唐太宗览而称善，赐帛一千段。国子博士徐文远撰《左传义疏》六十卷，国子博士陆德明撰《老子》十五卷、《易疏》二十卷、《经典通释》三十卷，并行于世。唐太宗赐陆德明束帛二百段。许叔牙撰《毛诗纂义》十卷，赐帛二百段。于是不过数年，"秘书国籍粲然卒备"。正如范文澜所说，这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唐朝统一经学的工作，还表现在"开成石经"这一盛举上。这部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　年）所立，共分十二经（只缺《孟子》即成为近世的"十三经"），另附张参的《五经正字》和唐元度的《九经字样》，共六十五万字，用石一百一十四方，两面刻字（这部石经至今仍保存在西安的"碑林"）。 　　在隋朝统一经学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这两项统一经学的重大措施，使南北朝时期形成的经学分南学、北学而终归于统一。这种统一的经学一直统治了几百年。这是李唐王朝在经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3）整理历史文化典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几十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唐初，京师长安的皇家藏书"典章湮散"（《新唐书·魏征传》），"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上）李世民采取了很多措施，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和研究古籍，其中见诸史籍记载的较大规模的组织工作共有四次。第一次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以本官兼学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高祖武德九年"）"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实际上就是研究和整理古籍。弘文馆中还有"梭书即校典籍，刊正错谬"（同上）。由于人力强，分工细，这次收集整理古籍的数量较大，并根据前人目录分类经验，创造了"四部书"分类法。 　　第二次是贞观二年，充实加强秘书省。秘书省是国家"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的常设机构。李世民授"通贯书术"的魏征为秘书监，"命魏征写四部群书"，并批准"魏征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旧唐书·魏征传》），又"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儒学》上）协助整理。在魏征主持下，"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旧唐书·魏征传》）魏征改职之后，李世民又"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儒学》上），让他们"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序》）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皆一代名儒，受到李世民的任用，既忠于职守，又精于业务，主管古籍整理工作卓有成效。 　　第三次是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太宗命颜师古、孔颖达等组织整理"五经"（《易》、《诗》、《书》、《礼》、《左传》），具体经过及成就已如前述。 　　第四次是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太子"东营置崇文馆" 　　（《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馆内有校书二人，掌校整理宫中四库书籍。在东宫还设有司经局，也是专门整理东宫经籍的机关。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整理，到玄宗时期，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两者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共有八万多卷。图书的整理为各级各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4）修书立史初唐多以重臣领衔，荟萃妙选以修书，所修约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群书治要》、《文思博要》、《唐律疏议》等，俱卷帙浩繁。初唐还正式确立官府修史制度，其成就亦大为可观。 　　"二十四史"中有八部修成于初唐，历朝历代实属绝无仅有。自此，官府修书一直被视为文治盛典。 　　李世民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修史书是其主要的内容之一。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新唐书·魏征传》）又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戒。"（《贞观政要》卷七）他继位第三年，就提出要修撰国史，并亲自确立了一套史馆修史制度。"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即史馆），以修五代史（周、隋、梁、陈、齐）。"（《唐会要》卷六十三）同年"闰十二月，移史馆於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同上）这个制度有两个特点。第一，"宰相监修"，体现了国家对修史的高度重视。第二，有了独立的常设修史机构，隶于中书省。这个机构除监修国史一人由宰相兼之，另有"史馆修撰四人"（《新唐书》卷四十七《职官》二）。由于实行宰相监修制，史馆可以通过宰相向各部门、各州县、各都督府征集史料。当时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的规定（《唐会要》卷六十三），实际上就是责成各部门各机构要按时把重大历史事件"堪报史馆，修入国史"（《唐会要》卷六十三）。这样，在修撰时，可有丰富的史料依据，以提高修史的质量。李世民两次下诏组织修撰前史。一次是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李世民诏命房玄龄、魏征等修撰周、隋、梁、陈、齐五代史。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又诏命房玄龄、许敬宗等诸史家修撰《晋书》。李世民还亲自参与撰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唐会要》卷六十三），这对当时的史学兴盛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贞观时期的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贞观时期。修撰的史书不仅数量大，而且门类多，不论是前朝史还是本朝史、正史、别史、典志史、地志史、类书等等，都涌现了大批著作，仅正史就修成了八部，在二十四史中，占据三分之一。这为贞观以后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必然会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李唐王朝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采取一系列"大阐文教"的措施，努力发展社会文化教育，很快就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是改善了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 　　从政治上看，由于文化逐渐发达，大批知识分子涌现出来。李世民注意选用具有一定学识文化的知识分子，"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驿站车马谓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廓庙者甚众。学生通一经已上，咸得署吏。"（《贞观政要》卷七）"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同上卷一）不同地方、阶层的知识分子不断被补充到各级机构、各个部门，使各级官府中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官吏大大增加。贞观时，特别是贞观中期以后，"凡在朝之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旧唐书·高士廉传》）反映了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生气勃勃的新面貌。整个统治集团的文化水平相对提高，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制订各种政治措施，提高统治艺术，都十分有利。 　　二是承前启后，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兴盛。 　　李唐王朝立国之初，即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教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为唐朝的文教事业带来了许多新气象。这就大大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睠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堕"的文教苍白局面。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唐朝文化是承前启后的重要链环，不仅较好地恢复和继承了历史文化遣产，而且影响到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历史上形成一个高潮。特别是李世民富有创造精神，医学、律学、历算学等实业专科教育设置，都前所未有，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他推行的宰相监修史制度、科举制等等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再创造，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贞观文化，为贞观以后的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如果说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长期共处，使政治经济上的融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那么唐代社会文化上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就不能不与初唐的文教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李世民抛弃了"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在前几百年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注意加强民族团结。不仅在政治上对各少数民族"爱之如一"，"与中夏不殊"，"使如一家"（《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在发展社会文教上也同样如此，从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融合交流。 　　4。三教并重及其对经学教育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李唐王朝在文教政策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乃是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亦提倡佛教和道教。既尊崇儒术，又兼重佛道，以尊孔崇儒为主，以佛道为辅。李唐王朝基于其实际利益与需要，对于佛、道二教，则有时抬此抑彼，有时抬彼抑此，有时甚至毁佛灭道。因而有时儒与佛道之间的斗争颇为激烈。佛教和道教在文教方面的影响始终是很大的。 　　唐代诸帝多数信佛，且大力宣扬佛教。唐高祖于武德三年（公元620　年）即大建佛寺，营造经像。当三论宗主吉藏初到京师时，高祖劳问勤勤。吉藏死后东宫以下皆吊赠。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下诏开始译佛经。当著名的法师玄奘从西域归国时，太宗特敕迎接，空城出现，不仅接见，还下令将他带回的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佛经都翻译出来，并为译成的新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也为之作《序记》，宣扬佛法。玄奘病重时，高宗"遣御医急赴，未至已卒，为之废朝数日。"同时，高宗还派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义净历三十余国经二十五年，归国时，武则天亲自迎接，并令翻译他带回的经律近四百部，为佛造大像。即便是屡称老子为宗室先祖，道教乃祖宗之教的玄宗，也没有抑制佛教，反重用僧人一行，"数访以抚国安民之要"；还亲注《金刚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早晚念佛。宪宗曾命中使林英奇到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等等。由于宪宗时期崇佛已达到高潮，所以儒佛的斗争也最尖锐。到武宗时，出现了所谓"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形势。全国有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四万所，可见唐王朝对佛教的扶持。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不得不拆除寺庙几万所，这俗僧尼和收回奴婢几十万人，收回膏腴土田几千万亩。这既反映了当时佛寺中的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争夺土地的矛盾，也说明了佛教的发展，及其势力的影响之大。 　　道教在中国土生土长，因其追崇老子（李耳）为教主，而教主与唐朝皇帝同姓，便于依托附会，神化皇权，麻痹人民，所以道教也备受推崇。唐高祖武德时，即为老子立庙。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下诏叙三教先后，先老，次孔，末释，道教取得了三教之首的地位。高宗时，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此后除武则天外，唐代帝王大教推崇道教。即便是武则天，虽因佛教开武周政权之阶，而令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但也不曾排斥道教。中宗复位以后，道教又取得诸教之首的地位。终唐一代，道教一直受到尊崇，几近国教。玄宗托言梦见老子，因画老子像，颁行天下。因为尊崇道教，法律上也规定道士、女冠、僧、尼等犯罪，"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遣越，请依科罪"，让他们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当时两京和天下州府都置有玄元皇帝庙，信徒颇多。据《唐会要》记载，仅长安城中的道观就有三十多所。道观的建筑极为华丽，浪费了国家很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玄宗还曾亲注《道德经》，令每家收藏《老子》书一本，要人人学习。每年贡举人还要加试《老子》策，并在两京设立崇玄馆，专门研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习成后，每年送到中央政府参加道举科的考试。 　　唐代统治者在尊崇道教的同时，对其它宗教也并不排斥，而是采取兼容并收、诸教并行的态度。高祖时曾建胡袄祠并置官。太宗时又诏准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中国传教，阿罗本在长安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据《西京新记》记载，当时长安有景教寺二所，袄教寺四所。唐高宗时，又命于诸州各立景寺。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　年），还准许摩尼教在长安立寺，并赐额"大云光明寺"。在广州甚至还有婆罗门寺。各种异教寺院的建立，正反映了唐代政府对各种宗教兼容并收的态度。 　　唐王朝对宗教的容忍和重视，其原因固然很多，如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足以容纳各种宗教活动；文化发达，中外交流频繁，宗教成为一个重要部分。但最根本的还是想利用宗教来欺骗人民，稳定帝国的统治。正如当时僧人法冲所说："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续高僧传·法冲传》）说明唐代统治者扶持宗教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政治意义，即把宗教作为维持国家统治的精神武器。 　　唐代寺观庙堂林立，除前代遗留和信徒自建之外，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建造的。国家造寺庙的原因有迷信的因素，统治者想死后进入"天国"，永享富贵，如唐太宗为母亲太穆皇后追福造的慈德寺、宏福寺；高宗为母亲文德皇后追福造的慈恩寺等即属此类。但主要是借以笼络人心，塑造慈善开明形象，形成宽松的政治环境，如唐太宗诏，在起义以来交兵处，为义士勇夫殒身戎阵，各立一寺，就在这种含义。他曾说："朕自隋末创义，志存拯溺，北征东伐，所向平殄。然黄钺之下，全镞之端，凡所伤殪，难用胜纪。虽复逆命乱常。自贻殒绝，恻隐之心，追以怆恨。生灵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怀，无忘兴寝。且释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杀害为重。承言此理，弥增悔惧。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剪，前后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斋行道，竭诚礼忏。朕之所服衣物，并充檀舍。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借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广明弘集》卷二八） 　　显然，在对战亡人表示同情、借以笼络人心的同时，还有几分恐惧心理。可见，李唐统治者之重视宗教，一方面是利用宗教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本"、"轮回"、"彼岸"、"涅槃"等观念，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和价值，要求人们改变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以脱离人生苦海来麻痹人们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有力的精神上的统治手段；另一方面，利用宣传宗教搜刮民财，并借宗教粉饰太平，填补他们空虚腐朽的生活。 　　欧阳修曾讥讽唐太宗兴建寺院之举是中材庸主之所常为。其实，太宗虽有迷信思想，却并非虔诚的信徒，他不好神仙方术，曾对徒臣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对佛教也一样，大臣肖瑀要出家，太宗则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旧唐书·肖瑀传》）。傅奕上书斥责"佛是胡中桨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乡言，文饰妖幼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之。连文德皇后都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通鉴·贞观十年》）武则天时，僧人怀义等附会《大云经》，宣扬"唐室衰亡，女主君临"，为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所以武则天倡佛也是为了向人们显示武周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说那些寺院是典型的御用寺院。 　　武周垮台，中宗复位，又令"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庆贺被武后篡位的唐朝获得中兴。中兴寺观设立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宗教意义。 　　唐玄宗时曾在各州设立开元寺观，过去在龙光寺举行的国忌日和庆贺皇帝诞辰的仪式改在开元寺进行。不久又诏令在开元寺观安置玄宗真容。显然，名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开元寺观实际上不过是举行国家庆典和为皇帝祈祷、扶翼皇权的政治场所。 　　可见唐代政府设立的寺观，大都出于政治需要，即便是那些出于迷信而建的寺院，也或多或少地含有一些政治因素。或宣扬孝道，或笼络人心，是借以安宁社稷。 　　各种宗教恶性发展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威胁着帝国的财政和正常的统治秩序，也必然影响到有唐一代的文化教育。在各种宗教中，佛教对唐代及以后的古代教育影响最大，最直接。 　　一般地说，佛教仍是当时统治者麻醉和欺骗人民的政治把戏，是实行思想统治的精神武器。但伴随佛教而来的艺术、文学、因明等等，对中国文化都有重大影响。如佛教的建筑、雕刻对中国的建筑、雕刻就有很大影响。又如佛典翻译文学，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俗讲和变文即是由讲佛法而来的；传奇小说在内容、素材和方法各方面也受到佛教故事的影响。再如其擅言形上和心性的贯通的思路，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致思方式。当时中国文化吸取了佛教文化许多新鲜的营养成份，加以融合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反映在教育上，唐代佛学虽未立为官学，但到处寺院林立，僧徒众多。 　　寺院不仅要对教徒进佛教教育，而且还要译著佛经，宣讲教义，因而有一套教育制度，实际上每一所寺院，都是一所佛教的学校。 　　贞观时的玄奘法师、高宗时的义净法师都曾广收门徒，讲经说法。其他著名禅师进行佛学教育的活动也到处皆是，如怀让禅师的高足子道一禅师，向怀让学习十年，自成一派，在江西各地传道，所谓"四方学者云集座下"，他的弟子竟有一百三十多人。又如怀海禅师是道一禅师的大弟子，从怀海的传记看，当时佛寺里既有学生宿舍，又有讲佛经的"讲堂"，学生在听课时有一定的纪律要求。怀海创立的"丛林义规"，名叫"清规"，实际上等于学习佛学的基本守则，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目的等都有要求，学生一切动静行为都要遵守清规，成为丛林的法典。所谓"清规戒律"就是由此而来。此外还有永明寿禅师所作的百丈山"日用小清规"，也是丛林寺院中进行佛学教育通用的法则。这些清规即是寺院学校的学规。 　　佛教大师在讲经说教中，很注意教学方法。首贤国师撰写的《义门经径易解》，即可以说是"华严经教学法"。从教学方法上来说，禅宗讲经注重领会，不重文字记诵，读经看教必须"归就自己"。慧能曾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问答和讨论是佛徒教学中的重要方法，常常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作比喻析解经义，例如慧能听二僧争论"风动幡动"的问题时，便争论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种教学方法对后来理学的讲经活动影响很大。佛教寺院的讲经形式，以及译经、注经、抄经和藏经等活动以及佛教大师讲义的记录与整理方法，对后来儒学教学都有很直接的影响，多被世俗教育所仿效。 　　此外，一些佛教寺院在研究学术的同时，也要进行一些天文、历法、数学、计算等方面的研究和传授，对实科教育和世俗教育的内容也是一种十分有益的补充。著名高僧一行法师当初求访师资，以穷大衍，至天台山国清寺，见一院，古松十数，乃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僧于庭布算声，遂趋入，稽首请法，尽受其术。后来他根据《太玄经》衍出《大衍玄图》及《义诀》，令学者叹服。开元十年（公元722　年）他又受命考订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并根据率府长史梁令瓒等创造的黄道游仪，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证明，于是推《周易》大衍之数立衍以应之，以撰成《开元大衍历经》。这些成就都得益于早期在国清寺受到的数学及历算教育（《旧唐书·方伎列传》）。 　　5。对传统经学的怀疑与重构（1）对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的批判两汉以来儒学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精神由董仲舒倡之于前，白虎观会议彰之于后，一直是社会的统治思想。魏晋和南朝各代的"禅让"，没有一个不是打着"祥瑞"的旗号进行的。曹丕为汉帝作"禅让册"，宣称"皇灵降瑞，人神告征"，"天之历数在尔躬"（《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司马炎代魏，说"八纮同轨，祥瑞履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违"（《晋书》卷三，《武帝纪》）。南朝刘裕代晋，自称是"四灵效瑞，川岳启图"（《宋书》卷二，《武帝纪》）。萧道成代宋，标榜"象纬昭彻，布新之符已显；图谶彪炳，受终之义既彰"（《南齐书》卷一，《高帝纪》）。梁武帝萧衍代齐时是"灵瑞杂沓，玄符昭著"，"八表呈祥，五灵效祉，岂止鳞羽祯奇、云星瑞色而已哉！"（《梁书》卷一，《武帝纪》上）。北魏道武帝拓跋倣在一次诏书中强调，朝代之更替，均有"蛇龙之征，致玄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锺，不可以非望求也。"（《魏书》卷二，《太祖纪》）北齐文宣帝高洋听信"亡高者黑衣"的谶言，以为黑者莫过于"漆"，于是囚禁自己的七弟高涣（因七与漆同音），并亲手刺涣，用火将他烧死（见《北齐书》卷十，《高浚传》）。直到隋文帝代周时，也还是打着"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锺石变音，赤鱼出穴，布新之軹焕焉在下"（《隋书》卷一，《高祖纪》上）的招牌。可见天人感应论和以此为基础的谶纬迷信是从秦汉直到隋初的主要统治思想。 　　但是，连年战乱的现实和统治秩序的不断更迭，江山的不断易主，也使得一些人逐渐对上天的意志和冥冥之中统一和永恒的主宰产生了怀疑，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对原来的天人感应和以此为基础的谶纬迷信进行改造，以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北魏孝文帝就曾下诏焚毁图谶、秘纬（《魏书·高祖纪》）；虞世南、魏征也曾劝太祖李世民修德不修瑞（《贞观政要》卷十）。这都表明统治阶级在试图抛弃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另寻新途了。在这一过程中，儒家学者对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批判，对新式理论的产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隋唐时代，对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进行批判的第一个人是王通。王通说他的学术宗旨就是明"天人之事"。梁武帝时的刘峻作《辩命论》，谓"士之穷达，无非命也。"（《文选》卷五十四）王通读后，斥之曰："人道废矣。"（《文中子中说·王通》）对于封禅迷信，王通说："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同上）王应麟赞此语为"河汾笃论"（《困学纪闻》卷十）。西汉京房好灾异迷信之术，说"《春秋》纪二百四十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晋代郭璞也喜此术，谓"王者之作，必有灵符，塞天人之心，与神物合契，然后可以言受命"（《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王通对他们甚为反感，斥之曰："京房、郭璞，古之乱常人也。"（《文中子中说·礼乐》） 　　唐中期，史学家刘知几对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指出，所谓祥符，在秦汉以前，史书记载极少，考之于《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但是，秦汉以后，此说泛滥，乃"主上所感，臣下相欺"所致，故曰："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史通·内篇·书事》）。他又指出，董仲舒、班固、刘向、京房等人附会历史上的灾异与人事的关系，"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或"以实就虚"，均"移的就箭，曲取相谐"，结果是："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同上）。互相牴牾，矛盾百出。刘知几从事实与逻辑两方面进行批判，比前人更为有力。 　　稍后的李筌在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批判的同时，指出君臣道德对社稷兴亡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他说："愚人见星流日晕，风雨雷电、水旱灾蝗而忧惧，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淳和，安抚黎人，转祸为福。。。但君怀廉静，臣效忠贞，■鹊不喧，边烽无燧，寰宇宁泰，纵天地灾祥，无能为也。"（《阴符经疏》） 　　对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进行集中，全面、总结性批判的思想家，是中唐以后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二人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也与传统的儒学思想家不同。经过柳、刘二人的批判，传统的天人关系的争论逐渐被赋予了理气的内容。 　　柳宗元认为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清理和批判，是一件"表核万代"的"大事"，为此而战斗，"死而无憾"（《柳宗元集》卷一，《贞符》）。柳宗元认为，批判天人感应的目的在于"明大道"，并使道"施于人世"。他比较自觉地以道、德、仁、人等范畴作为决定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的力量，指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德绍者嗣，道怠者夺"（同上），道和德对于社会的变化具有权威的性质。"道"和"德"指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柳宗元以人事代替天命，表明了他对天命论的否定。刘禹锡更进一步，把"理"、"道"与"天"对立起来，认为理和道不明，必然崇尚天命；而一旦明白了理和道，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举例说，舟行小河，"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舟行江海，"舟中人未尝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刘禹锡集》卷五，《天论》）在社会领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事耶？我蹈道而已。'"（同上）刘禹锡的"理"，有自然规律的意义。在社会领域，理的意义是指"公是公非"，即整个社会的利益。"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同上），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必赏，违背社会的整体利益必罚。 　　在柳、刘之后，还有元稹、吕温、牛僧儒和《无能子》的作者等人对天命论的批判，可以说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批判已基本终结。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在隋唐时代遭到理论上的比较集中的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成为统治思想了。 　　（2）新的学术观念的形成隋唐时代的思想家们，一方面致力于否定、抛弃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这种过时的、陈旧的思想形式，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与佛、道的思想，特别是佛学思想的斗争和接触中，融合其思想的长处，着力于创立一种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理"和"道"，它已经开始在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李筌等人的思想中形成。用"理"和"道"代替"天"与"命"，使传统儒家思想具有了新的思辨特征和理论逻辑，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吸引力，这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成就主要表现为隋唐儒者如下观念的形成。 　　一是"道"与"道统"的观念。 　　原始儒学是不言天道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论语》）。隋唐儒学思想家在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同时，开始提高"道"的地位和作用，力图以"道"来取代已经衰落的天命。这个"道"既有社会伦理规范的意义，又有自然规律的意义，并逐步隐约地具有了社会和自然界最高主宰的意义。 　　隋唐时代第一个提高道的地位的人是王通。他一方面把道说成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把道解释为中道、仁政，认为"物莫不从之"（《文中子中说·周公》），"顺之则吉，逆之则凶"，"道不啻天地父母"（《文中子中说·王道》）。道高于天地父母，显然已经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了。 　　柳宗元的"道"，首先是伦理道德范畴。他说："圣人之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柳宗元集》卷三，《时令论》下）其次也是自然规律："一气回薄茫无穷"，"虚无混道道乃融"（同上书卷六，《南岳弥陀和尚碑》）。他认为道与官（人）相比，道是本官（人）是器，是末："官也者，道之器也"，这已经是以道取代了天命的地位和职能。 　　刘禹锡把"道"常换成"理"，特别强调"理"的作用。韩愈作《原道》，同样是提高"道"的地位。在隋唐时代，"道"的地位提高与"天命"的地位下降是一致的，这种现象说明了"道"是"天命"的代替物。 　　"道统"是"道"的统绪、承传，是关系到新的儒学思想理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它最早由韩愈提出。韩愈为了同佛教相抗争，模仿佛教的法统说和传法世系，编造了一个儒家的传道道统。他说："（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昌黎集》卷一，《原道》）这个道统的实质就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并且他也以承绪这一道统为己任。他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拯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同上书卷十八，《与孟尚书书》）韩愈编造这个道统，对于儒学维护统治地位至少有四个作用：一是阐明儒家一脉相传的仁、义、礼、智、信等伦常才是正统，而非天命鬼神之类；二是佛教有法统，儒家有道统，儒统并不差于佛统；三是佛教法统起自释迦牟尼，儒学道统起自尧舜，比佛教更加源远流长；四是儒学道统是中国的正统，佛教是自西夷传入的。这个道统说对儒家争夺统治地位大有助益，朱熹赞扬韩愈，说："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二是"明道"的观念既然"道"是永恒和至上的真理，是"天命"的代替物，那么儒学的首要任务就应该是"明道"。 　　王通一生以明道自任，提出儒者应"生以救时，死以明道"（《文中子中说·周公》），"君子之于道也，死而后已"（《文中子中说·魏相》）。他的弟弟王绩在《游北山赋》中说，王通讲学之山似尼丘，泉似洙泗，所在的白牛溪在王通死后也称为"王孔子之溪"（《文苑英华》卷九十七）。王通要学周公、孔子明道，曾得到朱熹的赞扬，说"文中子他当时要为伊周事业，见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其志甚不卑。"（《朱死语类》卷一三七）他的《续六经》，已开"文以明道"的端倪。 　　韩愈明道的思想更为突出，他提倡的古文运动，大力主张"文以明道"。他曾说："愈之所学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昌黎集》卷三，《答李秀才书》）又说："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同上书卷四，《送陈秀才彤序》）"愈之为古文，。。本志乎古道者也。"（同上书卷五） 　　柳宗元同样是一生以明道为已任。他说："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柳宗元集》卷二十，《虎符》）他在早年就曾立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同上书，《寄许京兆孟容书》）。他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文以明道"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和实践者。范仲淹说柳宗元的著作"礼义精密，涉道非浅"（《范文正公集》卷六，《述梦诗序》）。绍兴二十八年中书舍人王刚中在《加封文惠昭灵侯告词》中竟然大力赞扬柳宗元"生传道学"，可见柳宗元对于明道是有功的。 　　五代末的柳开在隋唐儒学思想家大力提倡明道的基础上，将明道之学称为"道学"，而将利禄之学称之为"禄学"，将二者对立起来（《河东集》卷一，《续师说》）。不久，二程以"倡明道学"自任，程颢死后被誉为"明道先生"。宋明"道学"由是滥觞。 　　三是关于情性恶善的观念。 　　隋唐以前的儒学者一般是不言性情善恶的。西魏苏绰提出了"性善情恶"的理论，认为"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周书》卷二，《苏绰传》）隋唐时代的儒学思想家继承、发展了苏绰的这个理论，直接把人性论引进了儒学的理论基础之中。 　　王通认为性是"五常之本"（《文中子中说·述史》），先天为善；但情有善有恶，因而主张"以性制情"（《文中子中说·立命》）。他第一次将《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引入道德修养领域，提出了道心与人心的对立，将心的范畴纳入了儒学之中。 　　韩愈的性三品和情三品说，将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与杨雄的善恶相混说三种观点结合了起来，使人性理论更为丰富、复杂。 　　柳宗元大力提高人性的地位，认为性是"道本"，是"其原无初，其胄无终"的精神本体（《柳宗元集》卷六《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他认为性本善，但"自有生物，则好斗奇，相贼杀，丧其本实，莫克返于初"（同上书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提出了一个"失性"的问题，为"复性"论奠定了基础。 　　李翱强调"性善情恶"，认为"性者，天之命也"，"情既昏，性斯匿矣"（《李文公文集》卷三《复性书》），为理学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四是修身的观念。 　　依据性善情恶的理论，隋唐儒学思想家开始重视道德修养问题。修养有个程序，苏绰提到"凡理（治）之本，在先理已心"，"其次在理身"，然后才可以"治人"，并提出了"洗心"的命题（《北史》卷六十三，《苏绰传》）。王通也曾提出"正心"、"直尔心"与"家道正而天下正"等问题。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治理天下，必先治家；要治家，必先治身；要治身，必先正心。 　　韩愈第一次将《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提炼出来，作为道德修养的程序、李翱又作了补充。后来的理学完全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这一程序。 　　五是敬静的观念。 　　按照理学的解释，"敬"是"常惺惺法"，"是畏的意思"（《朱子语类》卷九十六），而"持敬以静为主"（同上书卷九）。隋唐时期的儒学思想家也开始作了初步论述。 　　王通很讲究"敬"，他认为君子应"终日乾乾"（《文中子中说·周公》），"敬慎所未见，。。所未闻，刻于盘盂，勒于几仗，居有常念，动无过事，其诫之功乎！"（《文中子中说·礼乐》）他不仅强调敬，而且重视静，提倡"静以思道"的方法（《文中子中说·周公》）。柳宗元研究佛教，认为佛教主张静的修持方法可以借鉴。他说："吾浮图说后出，推其本源，合所谓'生而静'者。"（《柳宗元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认为佛教主静与《乐记》中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是一致的。他主张要"务清为室而静为家"（同上书卷二，《解崇赋》）。 　　六是格物致知和穷理尽性的观念。 　　王通第一个将《说卦》中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提炼出来，运用于道德修养问题中。 　　李翱对《大学》里的"格物致知"作了一番新的重要的解释。他说："《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复性书》）通过格物致知，达到正心诚意，将认识论纳入了道德修养的轨道。 　　上面这些观念都是隋唐新儒学形成的核心观念，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风旨的诞生。 　　（3）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 　　新的学术精神反映在经学上，就是两汉以来的经学方式被打破，新的经学方式逐渐建立起来，在墨守师说、拘泥训诂的束缚下，开创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这直接关系到教育内容，教材建设，教育方法的变革。唐初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虽然又使儒学定于一尊，使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师说家法一招而空，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儒学宗派，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郑学与王学之争等从此失势，诸儒异说全部作废，统一了意识形态，但他所守的仍然是疏不破注的成法，只是采取诸家旧说，编缀成书，照文推演，最为空疏，并没有起到活跃和解放思想的作用。科举考试也完全依据成说，反而束缚了思想，成为一种新的禁锢。例如，梁儒皇侃撰《礼记疏》，有时不合郑玄注文，孔颖达即斥为"叶落不归其根，狐死不首其丘"，这就是所谓首丘归根。也就是还须照注文解释，注文错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一概排斥，总要想方设法说注文是对的，维护注文的权威性，这就叫做疏不破注。 　　但中唐以后，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藩镇跋扈，皇权威信下降，不少儒者开始对统一标准的陈旧经说表示怀疑，少数人开始冲破束缚，荡弃家法，凭已意说经，开穿凿附会的学风。他们从藩镇割据的现实出发，企图以尊王室、正名分来挽救残破，于是首先提倡善言名分和大一统的《春秋》学，对《春秋》"三传"提出怀疑。这就是所谓"舍传求经"。 　　最早倡导《春秋》学的儒者是中唐后的啖助。他著《春秋统例》六卷，说《左传》"叙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榖之于经为密。"公、榖空言说经，啖助反以为密，足见他重在借《春秋》抒发自己的见解，不重视"左传"据事说经。啖助的弟子赵匡、陆淳续治《春秋》学。陆淳、赵匡等加工啖助的《春秋统例》而著为《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书，不为"三传"旧说所拘，甚而专攻"三传"之失，至一句一字而攻诘之。专凭已意，指出孔子笔削的本意。柳宗元作《陆淳墓表》，称陆淳为巨儒，能知圣人之旨。又有卢仝也穿凿《春秋》。韩愈却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报遗经穷终始"，并推崇卢仝这种治经方法说："先生事业不可量"。足见舍传求经的风气，连韩柳都是赞同的（韩愈以孔孟道统传人自励，而韩愈、李翱作《论语笔解》也多用穿凿己意之法）。《五经正义》束缚说经者不得逾越注疏一步，以啖助、陆淳为代表的《春秋》学，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待说照注文推演的"正义"。这种独抒已见的经学方法，不但打破了当时经学的理论禁区，也开了宋学风气的先河，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综之，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经典成为正统秩序的法典，儒学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学校学儒经，官吏皆儒生"。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玄学清谈"之风盛行，儒学比较衰微，但仍然是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标准。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统一强盛的大帝国的建立，适应政治、经济上高度集中和统一的需要，统治者在文教领域内采取"尊崇儒术，兼重佛道"的文教政策，切实地促进了当时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国家的管理能力和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就教育制度来说，这个时期的学校教育的主体或骨干仍是儒家的经学教育，它占有主导地位。同时还设立了专学道教的学校，即崇玄学。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佛学，但佛教徒的数量并不悬于儒生，而佛教的规章、戒条等对官学和后来的书院等世俗教育也都有很大和很直接的影响。就教育思想来说，这个时期，既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复兴时期，又是儒家教育思想与佛老教育思想交融，向宋明理学教育思想过渡的时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经学精神和治经方式。所以说，隋唐实行"尊崇儒术，兼重佛老"的文教政策，对于促进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三）五代的衰落与印刷术的发明五代战乱频仍，思想沉寂，文化教育事业衰落是很自然的事，但雕刻印刷术的发明，却是这一时期很重要的成就。它既是隋唐时期教育得到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在客观上改变和强化了教育传播媒体，对于扩大教育对象、改变教育手段和方法等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 　　关于雕刻印刷发明的时间，至今尚有多种说法。大多数材料认为始于五代后唐平蜀之时，且与冯道有关，如《爱日斋丛钞》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脱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六月丁已，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王明清《挥麈录》、《挥麈余话》卷二说："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刻书之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冯赢王（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而最早的说法是王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引陆玉珲《河汾燕闲录》的说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领雕板，此印书之始。。。雕板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尽管此说尚有疑义，但隋唐以来，雕刻印刷使用日广，确是无疑的。 　　综之，从晚唐时起，随着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刻板印书之风日盛，书籍流传速度快，范围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学的恢复和发展。帝王和重臣提供经书、版本并主持经书的印行，更使经学图籍传布天下。如晋高祖因喜好《道德经》即命雕版印行。唐明宗时，国子监四敏校对《九经》，刻板印卖，当时虽逢乱世，但传布甚广，这极大地推动了经学教育的普及。隋唐之时，雕板印刷术虽已发明，却用之甚少，而且，印刷品多为诗集、韵书、佛像及佛经等书，没有关于印刷儒经的记载。后唐时平定了蜀国，受其雕板印经的启示，儒家经典在国子监中开始刊刻，并与唐代的石经相参照。由此，学者可以在任何地方研习儒家经典，而不必非要到京师抄写石经，为学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尤其为私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对当时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二、学校教育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古代国立学校教育确立于汉代，中经魏晋南北朝时兴时废，到了隋唐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一）隋初的学制设想和文帝对学校教育的怀疑隋朝虽然国祚很短，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由长期纷乱而重新得到统一，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管理的统一帝国，这就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和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在学校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 　　隋文帝初年，很重视学校教育，将国子寺从太常寺独立出来，成为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学校教育在国家政权中有了独立的地位。国子监设置祭酒一人，专门掌管国家教育事业，是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长官，而在这之前，教育一直是隶属于其他部门的（如太常寺即属皇室内务部门）。国子祭酒下属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国子监和国子祭酒体制的设置，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巨大进步，使学校教育有了社会组织的保证。从学校体制来看，隋朝中央官学除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还设有书学、算学和律学。书、算、律三学初创于这个时期，它是继汉代鸿都门学之后，专科学校教育的一个新发展。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这五学归国子寺领导；律学由大理寺直接领导，成为部门办学的先导。此外，在太医署中，也招纳生徒，传授医术，培养医学人才；地方则设有州郡县学。据《隋书·百官志》载，隋代各学不仅设有专职教官和脱产学习的学生如博士、助教、生员等，而且有计划管理，名额也有规定，如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可见当时中央官学的规模相当可观。 　　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上也有一些成规、制度及基本要求，如中央官学除正常教学外，"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景日给假焉。"（《隋书·仪礼志四》卷九）这等于是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开学、散学典礼和考试、放假制度。隋初还曾诏天下郡县皆置博士习礼。儒学教官还有负责地方教化的义务。 　　由于隋文帝初年积极振兴教育，所以一度出现了学校教育的昌盛局面。 　　《隋书·儒林传》说，那时"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但为时不久，到了隋文帝晚年，因他信佛太笃，学校教育本身又见效不大、不及时等原因，文帝便对学校教育的功能产生了怀疑，态度也有所变化，所谓"不悦儒术，专尚刑名"（《隋书·儒林传》）。官学教育于是出现了十分不景气的状况，主要表现在文帝对学校教育的几道诏书上。 　　一是在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以前的一次诏书中，提到学校教育时说："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隋书·高祖纪下》卷二）认为学校多而不精，不见成效，于是要求裁减。同年所下另一道诏书表述得更为明白："京邑庠序，爱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照明经高第"（同上），其所以如此，乃是"教训不笃，考课未精"的结果。可见当时官学教学的质量之低，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严重不满。所以，文帝于仁寿元年（公元610　年）下治："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同上）。当时刘炫上表力谏，言学校不可废，帝不纳其言。同年秋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降低了中央官学的地位。官学教育衰落情形；由此可以想见。 　　隋朝官学教育在初期短暂兴盛之后立即衰落，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长期战乱，已使正统教育秩序破坏殆尽，儒生扫地，典籍流散，学校尽废，一切教育实施都要从头开始，当然不可能立即见效；再加上儒生的地位始终没有真正提高，社会没有形成真正向学的风气，所以教育见效不大。二是旧的意识形态被否定，新的意识形态尚未建立起来，学校教育的方针内容一时无法肯定下来，人才培养规格也就无法明确，因而，也难及时见效。三是统治阶级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太简单，以为提倡办学，命令设立学校，就可以立即得到人才，不懂得教育的客观规律，因此对学校教育时冷时热，任意而行，这也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历史上曾有史官将文帝晚年毁废学校的做法归之于他暮年精华稍竭所致，其实这是不实际的。南宋叶适已看出其根源，指出，各学并废，遣散诸生以万千计，举朝骇动，虽有谏者而不听，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大措施，并非暮年精华稍竭者所敢为；而且，文帝当时在政治上还是积极有力的，就在废学的同时，还遣十六使巡省风俗。而且文帝对人才也十分渴求，仁寿三年（公元603　年）曾下诏，令州县搜扬贤哲，说"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惟恐商颜于长夜，抱关于夷门"，旨意恳切，并且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可见所谓精华将竭，有所厌怠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根本原因是，在隋文帝看来，仅仅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自古为教，使材者必处于学校培养，这是一贯的正统要求，但汉以后，学校教育只是经师章句而已，材者由于学则枉以坏，不材者由于学则揠以成。教之无本而不行，取之虽骤而不获。阶以他要采取控制学校教育和加强科举选人的措施。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理由。 　　隋代后期，炀帝即位以后，曾一度复兴学校教育。所谓"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又据《隋书·百官志》记载，"炀帝即位，多所改革。。。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国子学为国子监"（《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这是在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重新肯定了教育行政作为国家行政的独立部门的地位。在国子监中"依旧置祭酒，加置司业一人，丞三人，并置主簿、录事各一人。"（同上）国子学置博士、助教、学生，并下诏征集学行优敏者予以不次的待遇，"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隋书·汤帝传》上卷二）当时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于时旧儒多已凋之，惟有刘炫、刘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及古今，后生钻仰，诸经议疏，搢绅咸宗之。另一方面，又严肃整饬学校功课，"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同上书卷三）。 　　但是，由于隋炀帝"悖材矜已；傲狠明德"（《隋书·炀帝纪下》卷四），"淫荒无度，法令滋章"（同上），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对内实行残暴统治，对外征战不息，"外事四夷，戎马不息"（《文献通考·学校二》），所以社会矛盾日益加剧。随着政治上的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学校教育实际上徒有虚名。《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描述当时学校说："师徒怠散"，"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经籍湮灭于煨烬矣"。由此可见，隋朝的官学教育实则是兴废无常的。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隋朝国祚虽然很短，只将近三十年时间，但它在学校教育上的建树还应给予历史的肯定。如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专科学校的创立，除设立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还设有书、算、律学；科举取士的制度也对儒学教育有所推动，以及在有关业务部门也设立博士，招聘学生，进行职业性培训等等，均由隋朝开其端绪。这些新的学校设置和教育制度都为唐代学校所继承和发展，并为后世所效法。所以说，隋朝的官学教育为唐代官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在古代官学教育发展史上，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尽管其教育制度不很完备，但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二）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学校教育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周予同先生认为："唐代的学校制度，较诸中古的任何一代，复杂而完备。"（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他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学制的特点。就学制的完整性来说，唐代确实超过了以往各代，即便与同处在中世纪的欧洲学校教育相比，也远远超过了后者。 　　唐代国家学校教育机制是以儒学学校为主要内容的多维组合体。在近三百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唐朝社会由盛到衰，学校教育机制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唐前期，官学作为国家教育的主导，覆盖着中央及地方的各个区域空间，但开元、天宝时期社会变革及安史之乱后政治的离散使官学日渐衰落；中晚唐时期，国家教育的衰落已成阪上走丸之势，其教育的主导地位逐渐为民间私学所替代。 　　唐代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科学文化繁荣，加之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官职制度日益完备，官吏队伍不断扩大，因此，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不仅注意"召贤"、"选士"，而且十分重视兴学，把兴学视为经邦治国之本。 　　唐高祖李渊重视学校教育，初入长安就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义宁三年（隋恭帝杨侑年号，公元617-618　年，只有二年，义宁三年在公元619年）又"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子孙"（《旧唐书·儒学传序》）。显见这时就已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存在，并规定了学生的入学人数和入学标准。 　　开国后，他一反隋末压抑学校的政策，于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下《兴学敕》，宣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深博"（《唐大诏全集》卷一○五），把教育作为其政治的基础和依靠。同时，在兴学诏书中还阐论说：自叔世■讹，稚道论缺。绵历岁纪，儒风莫扇，隋季以来，丧乱滋甚。蜷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堕。。。朕受命膺期，握图驭宇。思弘至道，冀宣德化。。。所以捃摭遗逸，招集散亡。诸生胄子，特加奖励。然而调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方今幽夏既清，干戈渐哉，搢绅之业，此则可兴。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选，具以名闻。有司仪等，加阶叙用。其有吏民子弟，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唐大诏令集》卷一○五） 　　可是，"世事岂能皆如人愿"，若干年过去了，学校教育的实际成就并不显著。李渊临退位前，不免浩然长叹："凋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诚如《旧唐书·良吏传序》所称："武德之初，余风未珍"，李渊根本无法改变"隋末学者凋丧，儒教凌迟"的状况。 　　唐太宗即位后，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采纳了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的方略，实现了从"武功"到"文治"的重大的政治转变。他"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李世民对臣下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音乐志》卷七十八）《唐书·列传·儒学·序》载云："太宗身■鞬，风C　露沐，然锐情经术。。。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堂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 　　唐太宗振兴学校的主要措施，首先是调整教育行政机构，重建国子监。 　　国子监是封建王朝的中央教育机构，早在西晋时就已建立"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唐会要》卷六十六）。隋末大乱以后，不复设立。李世民在贞观元年五月重建国子监，以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其次是兴办各级各类学校。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李世民"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学官）也增置生员"（《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扩大招生。同年十二月，又兴办了书学（学书法》和算学（《唐会要》卷六十六），"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仅这一年国家学校增加的教师和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唐会要》卷六十六》）。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又兴办了法律专科学校，"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招学生五十人"（《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当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统称六学，直属国子监领导，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叶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随着"六学"兴盛，国家有关部门也办起各类专业附属学校。太医署附设了医药学校，"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之法。"太仆寺附设兽医学校。太乐署附设音乐学校。太史局附设天文气象历算学校。太卜署附设卜筮学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李世民还在军内兴办了学校，"其玄武门屯营飞骑（军队番号名）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驻守地方上的军队，则分别以上、中、下都督府，设立三等学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地方上的州学、县学也都恢复并逐渐兴盛。 　　除了各级各类学校外，李世民还设有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弘文馆（《唐会要》卷六十七《弘文馆》），馆内聚集着一大批名流学者，都是从天下精选来的贤良文学士，负责"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它有三重性质，既是一个国家高级图书馆，又是一个高级学馆，还是一个国家政治研究院。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李世民又下诏，在太子东宫设置和弘文馆同样性质的高级学馆崇文馆（《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 　　由于李世民采取各种措施设馆兴学，推动了唐初学校迅速增加。最兴盛的时候，"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新唐书·选举志下》）《私学尚未计算在内）。各级各类学校兴办起来以后，李世民下诏："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旧唐书·儒学上》）学官就是教师和教育长官的统称。被征用的学官分别授以"博士"、"助教"等职称，其等级待遇也相应提高。李世民这样"饿贲帛而礼儒生"（《旧唐书·儒学上》），用各种优厚的待遇激励知识分子，促进了学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高。他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旧唐书·儒学上》），有时甚至亲自参加学校的讨论。在他的过问下，学校的教育制度日臻完善。唐初教育的发达程度在当时世界上无以媲美，开创了中华民族古代学校教育史的新局面。 　　在兴办学校的同时，李世民对取士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贞观二年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卷七）这里，他规定了用人取士的两条标准：一是"德行"，一是"学识"，并采取了两条选士措施：第一，大兴科举制，就是用考试的办法挑选有学识的人才；第二，推行"才行是任"的荐举制（《贞观政海》卷五）。这样改革取土制度，不仅有利于选择人才，扩大统治基础，也刺激了各级各类学校（包括私学）加速兴盛，从而推动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这样兴盛的学风持续了没多久，到高宗时便逐渐衰弱。公平而论，唐高宗对发展文教事业，还是做了一点事情的，如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于东都（洛阳）置国子监，扩大生员名额，分于两都教授。但两都国子监生员总共不过千人，不到贞观年间的三分之一，而西京国子监仅有生员五百人（《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不足贞观年间的六分之一。李治频幸东都，西京国子监的衰败事出有因，不足为怪。另外，高宗还一度关闭书学、算学、律学三所学校（《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旧唐书·儒学传序》云："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讲的是实情。 　　武则天时鉴于中央官学均为贵族所把持，为了打击贵族势力，提拔庶族地主，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便重科举，轻学校，加之诸王驸马皆得领国子学祭酒，干预学政，学校教育很快衰颓，"二十年间，学校顿时毁废"，中央官学陷入了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境地。著名文学家陈子昂认为："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久矣，堂宇荒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陈伯玉集》卷九《谏政理书》）中宗时韦嗣立指出："国家自永淳（高宗未）以来，三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伐幸开班，寒族常流，复因浚替驰业。"（《旧唐书》卷二十八《韦思廉传附子韦嗣立传》）中宗李显"神龙复辟"（公元705　年）以后，采取补救措施，放宽等级制度，扩大收生范围（《新唐书·选举志上》），以便摆脱中央官学"殆无人踪"的窘境。可是，情况并无明显好转；直到睿宗李旦景云年间（公元710－711　年），仍然是"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张说《上东宫请讲学启》，见《文苑英华》卷六百五十二）。足见，即使在相对稳定发展的唐代前期，中央官学也曾经出现过长达六十年之久的衰败局面。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政治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学校教育也随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唐玄宗李隆基，重视发展学校教育，还在当太子时就提倡儒学，常到太学去"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旧唐书·儒学传序》）先天元年（公元712　年）在《命张说等两省侍臣讲读敕》中说："先王务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家齐家，必由于学矣。"（《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即位后，声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回》）。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下诏诸州县选送"聪悟有文辞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凡贡举未被录取者，可以自愿入四门学继续学习。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增量崇玄学，又在天宝九载（公元750　年）创办广文馆，招收落选举人继续学习深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开元年间下令修成《唐六典》，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体制作了比较系统的法律规定。按照这个规定，中央各级官学的生员总额为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其时还有广文馆学生七十人。这样，总额当为二千九百五十一人。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瑒说"学徒三千"（《全唐文》卷二九四《谏限约明经进士疏》），显然是举其成数，但也表明当时实有生员人数与定额基本吻合。从数字看，此时之生员定额只比贞观年间略少，但实有人数不足贞观盛时的一半。由于刚刚设置不久的广文馆在安史乱前便"雨坏庑舍"，而"有司不复修完"，结果"自是遂废"《新唐书》卷二○二）。 　　安史之乱，给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学校教育也饱受推残，一时"硕儒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全唐文》卷六四六李绛《请崇国学疏》）。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叛乱平息数年之后，依旧是"国子监室堂颓废，军士多借居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永泰元年"）。永泰二年（公元766　年）代宗在其诏敕中说："顷以戎狄多难，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悯焉。"（《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他接受国子祭酒肖听的建议，"投戈而讲"（《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决定重修国子监，补充国学生，力图使中央官学生员能够达到五百五十人（《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据记载，经过短短七个月，国子监重建一新。但仅从工期之短一端，也可想见其工程质量之差。仅仅过了十来年，到他的儿子德宗李适时，中央官学又呈现出疮庚满目的惨况："博士、助教耕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时，视辟雍如农郊，堂字颓废，磊砢属联，终朝之雨流，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罗，群生寂寥，攸处贸迁。"面对此情此景，当政者的态度居然是："陛下不以闻，官不以问，执政之臣不以思。"代宗李豫增加生员人数的规划也没有实现，到德宗时，六年中央官学"存者三，亡者三"（《李元宾文集》卷五），生员总数仅达二百七十四人（《韩昌黎集》卷三十七）。足见，安史乱后中央官学的状况较之高宗以来，可谓等而下之。宪宗元和年间，重振中央官学，当时中央所属官学的名额为："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生七十人，四门（学）三百人，广文（馆）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学）五十人，广文（馆）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新唐书·选举志》）即便如此，这个定额也不到玄宗时的四分之一，而当时实有生员尚不足此数。国子祭酒郑余庆对此甚为感慨："太学荒堕日久，生徒不振。"（《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学校教学极不正常，学风败坏，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舒元舆参观国子监，见论堂，国子、广文、太学、四门学，堂上长台草，庭院垦为圃，数年无讲论，呈衰凉景象，因作《问国学记》，叹国学的衰落（《全唐文》卷七二七）。穆宗以后，唐帝国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学校教育更是有名无实。 　　穆宗李恒长庆已降，中央官学濒于崩溃。文宗李昂虽存重学校之想，但因财政拮据，不得不在太和八年（公元834　年）公然下令削减生员定额。一时之间，中央官学"化为废地"，"尽垦为圃"（《文苑英华》卷八一六《记二十·学校》）。至于唐末"离乱之后，（书籍）散失颇多"，"藏书之府无屋一间，无书一卷"（《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这种情况下，中央官学自然更难维持了。其时，林宽有诗一首，题曰《穷冬太学》。诗云：投林依槐馆，荒亭草合时。 　　雪深鸢啸急，薪湿鼎吟迟。 　　默坐同谁话，非僧不我知。 　　匡庐瀑布时，何日副心期。 　　（《全唐诗》卷六○六） 　　此诗即是崩溃中的唐末中央官学的如实写照。 　　中、晚唐官学教育衰颓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较之贞观、开元年间，政治局面极为不稳定。政治斗争加剧，战乱频繁，社会环境始终处在动乱之中，这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二是教育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厚实基础上。中、晚唐以后，物质资料的生产停滞，经济不景气，财政拮据，中央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教育，只好叫官僚们出"光学钱"、"修学钱"，如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采纳国子祭酒郑余庆的建议，抽取文官俸禄给修两京国子监；唐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采纳国子祭酒刘允章建议，令群臣捐输光学钱以修库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一方，其窘可知①无法拿出更多的钱办教育，则教育的发展自然无望。 　　三是科举取士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冲击。韩愈认为任凭你有多么远大的方略，宏伟的抱负，如果不从科举出身中谋取官职，那就什么也办不到，这就促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从科举中去找出路，学校教育自然大受影响。 　　毋庸置疑，唐代中央官学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在唐朝统治的二百八十九年中，作为学校主干的中央官学屡兴屡废，几起几落，但从总体上看，仍不失为中国古代社会学校制度的典型。它对于元、明、清的学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整个唐代，学校教育在兴废起落中，基本体制日臻完备：学校设置。据《旧唐书》、《新唐书》、《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唐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畜牧兽医学，此外还有以教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为职专的小学。在地方设有：州、县学、医学、玄学等等。总之，唐中叶以前，适应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级各类的官学，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①　"修学钱"始于元和年间，元和十四年（公元819　年）国子祭酒郑余庆奏请"抽取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现任文官一品至九品，处吏兼京正员官者，每日于请料钱每贯抽十文，以充国子监修造先帝庙及诸室宇，善壁经公廨"（《旧唐书·宪宗本纪》），"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资完葺"学校（《新唐书》卷一六五《郑余庆传》）。咸通中，命"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学校考二》）。大顺元年（公元890　年），又令"内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钱上每一缗抽十文助修国学"（《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注领导体制。唐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加强了对官学教育的统一领导。专门设立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始于隋文帝初年，唐因隋制，于贞观元年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还设丞一人，主簿一人，负责学习成绩和学籍等具体事宜。国子监的名称有过几次变化。龙朔二年改诸司及百官名，国子监曾改称司成馆，祭酒改称大司成，司业改称少司成。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司成馆又改称国子监，大司成又改称国子祭酒，少司成又改称司业。光宅元年（公元684　年）又曾将国子监改称成均监，祭酒改称成均祭酒，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中宗李显恢复唐国号，并恢复永淳以前的礼仪和职官名称，于是又将成均监改称国子监，成均祭酒改称国子祭酒。尽管国子监的名称曾几次有所变更，但它的性质始终未改变，一直是唐代最高的教育行政领导机关。 　　据文献记载，"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所说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这些官学都由国子监统一领导和管理，但情况也有变化。龙朔三年（公元663　年），唐高宗下诏："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寺"（《旧唐书·高宗本纪》卷四）。由此，书、算、律三学脱离国子监，归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和管理。这一变化，是领导体制上的一个进步。 　　此外，弘文馆由门下省直接领导。崇文馆上东宫直接领导。崇玄馆由尚书省下辖的祠部领导。中央和地方所设的医学均归中书省所管辖的太医署领导。天文历学由司天台领导。畜牧兽医学由太仆寺领导。 　　唐代在地方设有教育长官，叫做长史，负责统一领导州、县学。 　　总之，唐代官学领导体制，分中央和地方两级。除学经学的官学由国子监领导，其他专业性质的官学，皆由各有关业务部门领导。这种根据学校的专业性质不同，分别归有关行政部门领导的体制，在世界教育史上是出现最早的。 　　1。唐代的中央官学（1）中央六学是唐代学制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文献通考》云："唐制凡学六，皆隶属于国子监。"柳詒征《中国文化史》："唐代京师学术皆隶于国子监。沿隋制也，其学校有六。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其学生以阶级分之。"在这六学中，主体是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为核心的儒家经学教育的学校。所谓经学学校，就是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学校。古代官学从一产生便是专门研究经学的学校。经学教育始于汉代，两汉以来，凡国家所设立的学校都是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汉代中央官学除鸿都门学外，太学、宫邸学以及地方官学，其中包括郡县道邑所设立的学、校、庠、序都是以学习儒家经书为主的经学学校。这种经学教育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确立了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选拔各级官吏均以精通儒术作为取舍升降的标准，士子亦皆以钻研经书为人仕的途径，所以便更加发展。它在唐代官学教育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 　　国子学　始设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　年）。唐代国子学，教职员有博士、五经博击、助教、直讲、大成、典学、庙、幹和掌固。学生，武德初为七十二人；龙朔时为八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三百人。另有东都国子生十五人。 　　太学　设博士、助教、典学、掌固等。学生，武德初为一百四十人，龙朔时为七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五百人。东都太学十五人。 　　四门　学为北魏孝文帝始置。唐代设有博士、助教、直讲、典学、掌固等。武德初，学生为一百三十人；龙朔时为三百人；开元、天宝时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为品官子孙，八百为民间俊士；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为三百人。东都四门学五十人。 　　律学　起始职司无考，唯《晋书·百官志》有律学博学。隋朝设律学，隶大理寺；属职业教育性质。武德初，置律学，隶国子监。教师为博士、助教。学生，龙朔二年为二十人；开元时为五十人。元和时，东都律馆十人。书学　隋置，唐初废，贞观二年复置。设博士、助教，以小学，书法等教授生徒。学生，龙朔二年为十八；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时为十人。东都书馆三人。 　　算学（将在后面"科技科育"中详论）　隋置。龙朔二年隶国子监。设博士、助教，以各种算经教授生徒。学生，龙朔二年为十人；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二年为十人。东都算馆二人。 　　除各学的情况而外，中央各学还有一些共同的问题：释奠制度　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各立庙一所于国子监。贞观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教育机构第一次专祭孔子之始，以后成为一项制度。有唐一代，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荣衔、封号接踵而来。唐朝诸帝都很重视弘扬儒学，从高祖到昭宗，皆亲临国子监释奠，皇太子释奠则更为经常。祭礼之后，各学校大开讲论，中央各学由国子祭酒、司业讲论，州县学校则由博士讲论。招生与配学　唐代通过教育立法，完成了生徒的招收与配学的管理。唐代的几种成文法典中，有不少关于生徒招生与配学的条款，规定中央官学招收普通科14-19　岁的生徒（唯律科招收18-25　岁的进学者），这一规定仅是对皇亲国戚、功臣勋宦子孙入学年龄上的限制，到底入哪一所学校，全在于出身与官品级别。州县平民子弟，符合法定年龄条件的也未必就能进入中央官学就读，必须经地方学校逐级淘汰，选送其中能通一经以上，天资聪颖的俊异者，并且指定只能进入程度较低的四门学。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结合自己学校的规模，制订招生计划。《唐律》等法典规定在校生徒人数限为三百人，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拨给相应的公膳费和杂用费，并负责投资建筑三百人的宿舍。所以，中央及地方官学均参照学生毕业离校人数制订招生计划，毕业离校人数亦即该年度招生人数，否则，超过了国家法律规定的员额，学校难以承受。国子监招生计划的制订程序，大约经过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各学将已毕业离校腾出的宿舍间数呈报国子监，不得谎报或有讹误。第二步，由国子监将各学呈报的宿舍间数汇总，如实报送礼部。第三步，经礼部审核后，按宿舍数定额下达招生人数。各学的招生计划，彼此泾渭分明，充分体现出有关法典中规定的受教育特权等级的精神。生徒符合入学年龄要求，国子监即根据其父辈或祖辈品级，配以相应的学校。唐初，国家教育机制尚未建立，对于生源资格没有系统而严格的规定。国子监除皇宗、贵族、大官僚子孙外，普通官吏及庶人子弟亦可入学。贞观时，随着国家各项政令的颁布和制度的确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标准都得以制订，各阶层人士的子孙，均按其品差身份的各异而入不同等级的学校读书。 　　国子学招收学生的标准为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新唐书·选举志上》载："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三品，县令、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子为之"。太学主要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孙，以文武："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例定学生员数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为学生，八百人为"俊士"。所谓俊士是指州县学生中聪悟有文辞、史学者，以及乡贡不第而愿入学继续学习的士子。四门学是官民子孙混成的学校，既招收低级官吏子弟，也对地方士绅子弟开放。《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入学标准相同，但因其为实科性质的学校，故为士大夫所不屑，招生对象主要是下级官吏子弟和庶人子弟。《大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载："文武百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主者"。国学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学府，不仅汉族士子可以入学，各少数民族首领也可派遣子弟入学。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以后，"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旧唐书·吐善传》）。勃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新唐书·勃海传》）在国学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学校也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南诏王请以大臣子弟在成都就学（《新唐书·南诏传》）。为了解决少数族子弟入学以后语言不通的困难，学校内还可以同时使用两种文字，如高昌王"派子弟到长安国学，文字用汉字，也兼用胡书。"（《通典·边防典》）各族子弟在长安国学学习，学成以后，或留京师，或返回本族，使各族文化得以互相交流，互相渗透。汉文化迅速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西域高昌王的屋里就挂有鲁哀公问政孔子的画像。他们还采用汉人的官号，开办学校，集中官员子弟教授《毛诗》、《论语》、《孝经》等古代典籍。 　　除入学资格有严格规定外，各学的学额也有差别。国子学额三百，太学学额五百，四门学额一千三百，律学学额五十，书学及算学学额各三十。入学年龄一般为14　岁到19　岁，律学学生限18　岁到25　岁。学生入学须缴纳束脩，以示对教师的敬意。据《文献通考》载："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年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者行束脩之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其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皇子拜师同样也要行束脩之礼："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执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博士受币，皇子拜访，乃出。" 　　束脩礼在孔子时代早已实行，所不同的是唐代由国家规定实行，礼物的轻重随学校性质而有差别，学校教师也根据级别接受礼物。学生至送的礼物，分为五分，博士得三分，助教得二分。这种束脩的致送，仅具有象征性意义。它是一种隆重、严肃的入学仪式，除有尊师以重教的含义外，还起一种增进师生感情的作用，教师并非靠此维持生活。 　　唐政府对中央六学的学生免费供给膳食。据史籍所载，天宝十五年（公元756　年）因上都失守，两京馆学廪饲之制度绝，以致学生流散。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因诏进学生在馆学习，令度支给厨米，禀饲如故。正因为如此，有人不为学习，而为混吃混住入学，还有人不想读了，又不办理退学手续，把自己的宿舍和名额私自转让给亲友去冒名顶替。针对这种情况，好几任祭酒都主张严格"给厨"和宿舍管理制度，以整顿学校纪律。 　　在唐代中央太学中，除正规的学生之外，还有许多旁听生或"游学生"。唐代考取官员和各地来京的游学才子，都享有入太学执经求教的权利，他们不列入正式学生的名籍，其就学旁听的时间，完全由求学者自行决定。《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巨附则之传》说："则之，以室宗历官，好学，年五十余，每执经诣太学听受"。李则之入太学习经，是在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当时他早已入仕为官，但惇学之心所致，五十余岁仍好学不止。《韩昌黎文集》卷六《施先生墓志铭》记有："贞元十八年（公元802　年）十月十一日，太学博士施先生丐卒，其寮太原郭伉买石志其墓，昌黎韩愈为之辞。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贵游子弟时先生说二经，来太学帖坐诸生下，恐不卒得闻。。。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学者十九年。"施丐于德宗初入教太学，十九年间，以讲授毛诗郑注和左氏春秋得名，京城朝官有许多人就其门求教。可见，唐代的成人教育是择人而师，求学者与太学正式学习共同听讲学习，这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一大特点，接受成人教育的士子，大都是相当的儒学和文学基础，他们就读于太学，目的有的是为了释清读书自修时遇到的疑惑，但大多数则是希图从殚哈之师，以勉力求进。则天朝宰相张柬之，其孙张轸"年九岁，以母氏宿愿，固请为沙门。自削发缁流，持衣绀宇，内求三藏之实，外综六经之微。。。初闻遗旨，兄之诫弟，再有忠告者哉。所以曳长裙，游太学，不滔不黩，为宠为光，寻以进士甲科拜河南府参军事。"（《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四唐二六《唐故河南府参军范阳张府君墓志铭》）张轸幼时出家，佛儒兼习，后在兄长及友人的劝诫下脱佛还俗，入太学读书，终以进士及第。张轸以其祖父之荫，本应入弘文、崇文馆就学，然而他却就读于太学；唐代各级学校的学生入学年龄限制为14至19　岁，张轸为沙门的时间虽不可考，但从其应入贵族学校而未入的情况分析，很可能是因还俗时已年过19　岁而入太学就读的。唐代太学还是社会文化场所，才华高洁的士人在太学所发表的言论或诗赋文辞，很快就会传遍京城。诗人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城。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称道之"（《新唐书》卷二○三《孟浩然传》）。集国家正规教育和成人教育于一堂的太学，在严格正式学生身份等级的同时，又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把教育的幅射面扩大到整个社会，这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开拓性贡献。 　　师资　唐代中央六学的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博士负责分经教授诸主，助教辅助博士分经教授，直讲辅佐博士和助教。博士相当于主讲教师。唐政府十分重视师资配备，精选天下贤良文学，淳师老德之士和具有各方面专业知识的大师担任。祭酒对太学国子学的教师也有荐举和选举的权利，《文献通考·学校》载：唐朝时，朝廷曾"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 　　根据唐代《大唐六典》、《唐律》以及《开元礼》等成文法典，大致可以推知唐代各级各类学校教官编制情况及与学生的比例。唐代诸法律中有关教育的条款明确规定：国子学置博士七人，助教和直讲各五人；招收生徒三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为1　比25；太学设置博士六人，助教六人，招收生徒五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几近1　比45；而四门学置博士、助教、直讲各六人，招收生徒一千三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近1　比72。唐代教官编制与师生比例，是根据国家政治发展条件与经济负担能力确定的，经过了较为准确的规划和预算。这方面的管理措施表明，培养国家高级官吏的层次较高的官学，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和规格，可以降低师生之比，使教师有充沛的精力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对于程度较低的官学，则扩大师生之比，广置生徒，既可以满足社会需要，还可以以较小投资收到较高的效益。通过法典形式将这些内容固定下来，可以控制教育的暴生暴长，不致使学校人满为患，也不会导致师生之比失控而使学校陷入紧张混乱之状。 　　中央六学教师的官品与薪俸各不相同，如国子学博士须有五品以上资格；助教须有七品以上的资格；太学以下，品级渐低。据载，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博士的月俸自二十五贯至二贯不等；助教自五贯三百文至一、二贯不等。 　　唐代重视对教官的管理，《唐律》上也有对教官惩罚的条款。唐代诸法典明文规定，祭酒、司业及其它教官对于受政治窳败、社会颓废的影响，学行偷惰、不顾廉耻的生徒，必须积极训导，及时劝阻，无使蔓延；否则稍有松懈，有司纠察，追究责任。此外，无论是中央官学或地方官学教官的选拔和待遇、职责和讲课制度等等管理措施，也都通过立法及各种成文法典予以规定。 　　课程设置与修业年限　唐代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贵族学校的弘文、崇文馆，以及地方府、州、县的经学，均是修习儒家经典的学校，其课程设置体现在教学计划中，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专业课三类。据《唐令拾遗》、《大唐六典》等记载，必修课为《孝经》和《论语》；选修课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国语》、《说文解字》、《字林》、《仪礼》、《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共九经，修习时间各为三年。《毛诗》、《周礼》、《仪礼》，唐代称为中经，修习时间各为两年（《大唐六典》为两年半）。《周易》、《公羊传》，《榖梁传》和《尚书》，唐代称为小经，《新唐书·选举志》记：《周易》修习二年（《大唐六典》为二年半），《公羊传》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榖梁传》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尚书》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 　　律学则以历代律、令为专业课，以历代格、式为基础课。书学以《石经三体书》、《说文》、《字林》为专业课，兼习其它字书。修习时间：《石经三体书》为三年，《说文》为二年，《字林》为一年。算学分为两个专业，第一专业学习《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第二专业的课程为《缀术》和《缉古算经》。《记遗》和《三等数》是两个专业的公共课。第一专业的课程为：《九章》、《海岛》共修习三年；《孙子》、《五曹》共修习一年；《张丘建》一年；《夏侯阳》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第二专业的课程为：《缀术》修习四年；《缉古》修习一年。作为公共课的《记遗》和《三等数》，共修习一年。 　　国子监各学在学最长年限为九年，律学生为六年。凡在规定的修习年限内未能科举及第者，皆"槚楚监司，退归州学"（《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中央各官学及地方州县学校的生徒，学习之后，由国子祭酒申送礼部进行科举考试，不中者，复归本校继续学习。凡"诸六学生，有不率教者，则举而免之"（《唐令拾遗》卷十《学令》）。《旧唐书》卷一四九《归崇敬传》载："不率教者，则申礼部。国子不率教，移为太学；太学之不变者，移之四门；四门之不变者，归本州之学，州学之不变者，复本役，终身齿。"尽管政府这么规定，由于士子趋于利禄，务在出身，这九经有名存实亡的情况。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谙读。《周礼》、《仪礼》、《公羊》、《榖梁》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榖梁》殆将废绝。"（同上）据此，可见在唐朝兴盛时期，有些经书念的人已经不多了。 　　休假制度　唐代各学馆、学校的休假由中央统一安排，分为常假和国家制假两种。常假又有旬假、田假和授衣假之分。旬假为每隔十天休息一天，相当于现在的星期日。田假在农历五月，授衣假在农历九月，假期各十五天。学生在这两个假期中，可以归乡省亲。凡路程在二百里以外的，还给予路程假。学生家中有婚丧嫁娶之事，或因其它事情不能按时返校者，可续假至一百天。直系亲属因病需膝下侍奉照料者，给假二百天。 　　国家制假为传统节日、祝日和诞辰日，大约有元日、上元节、寒食清明节、佛祖降生日、各皇帝的诞辰及唐高祖李渊的诞辰。元日为正月初一，即春节，全国休假三天，学生亦不例外。上元节是正月十五，放假三日。寒食清明节在农历四月四日，休假天数常有变动。佛祖降生日为祝日，是释迦牟尼的诞辰，在农历四月八日，规定休假一日。农历二月十五日是老子的诞辰，唐代称降圣节，休假一日。李渊是唐朝第一个皇帝，为纪念其开国之丰功伟绩，天宝五年（公元746　年）定每年二月十五日李渊诞辰日休假一日。此外，唐代各皇帝均把自己的诞辰作为节日来庆贺，全国给假一日。 　　考试　唐代中央六学在考试方面有一定的规定，考试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旬考。　学生在学期间，每月十日举行一次考试，由各学校的主讲教师主持。考核学生在旬日所习功课，分诵读和讲解两部分，背诵一千字，讲解两千字。每背诵一千字内试验一帖，帖三字。每讲解两千字内问大义三条。成绩评定为二等，答对试题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及格，以下者为不及格。 　　月考。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　年）国子祭酒冯伉奏："其礼部所补学生，到日亦请准格帖式，然后给厨。后每月一度试，经年等第不进者停厨。鎯旨从之。"所以元和以后，又实行"月考"，但这时"旬考"可能已经废止。 　　"年考"于年终举行，就一年所学课程，口问大义十条，通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五条为下等（不及格）。律学生在学六年，其他诸生在学九年，岁试三次列入下等，不堪贡举者，罢归。毕业考，于应修学程期满成绩及格时举行，由国子祭酒监考。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仍愿留学的"四门学生"补"太学生"，"太学生"补"国子生"。必须指出，这种升格仅表示地位的提高而已，并非表示学业的递进，因为四门学、太学与国子学的学业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学生成绩优秀的，由监司简就，取其中成绩最佳的二三百人举送"尚书省"和"乡贡"同受"礼部"考试。教学形式及方法　唐代各级各类学校一般均采用集中讲授的上大课形式。教学方法大致有讲论、问难、诵读和读书指导四种方式。讲论分为制讲和常讲。制讲是在皇帝或皇太子视学、春秋释奠孔夫子庙以及皇太子齿胄学时举行。《通典》卷一一七《礼典》载：皇帝或皇太子视学，文武百官皆随从，国子监教师要开论讲。凡登堂讲论者，大都为当时名儒。这种讲论，旨在宏扬儒学，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一项重要仪典。因此，讲论者只能泛泛而谈经典大义，并不像日常授课时那样逐章逐句地阐述其微言大义。 　　常讲是指各级各类学校日常课程的讲授，它不同于制讲的宏盛，而是以知识的传授和详微细致地阐发精义为目的，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门课程所规定的内容。各学校的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 　　汉儒讲学，只限在经典的考据与经文的解释上，故后世称之为考据学家。这种讲学方法，尽管有精密搜求实事求是的精神，但不免流于繁琐，把经文弄得支离破碎，只在断简残篇中讨生活，无益于独立思考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汉代经学讲授中，特别注重遵守师法和家法。这是汉代为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至"走样"，以保证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而采取的措施。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例如《公羊春秋》就以董仲舒所传的经说为"师法"。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这就叫"家法"，后汉就有"颜氏公羊"与"严氏公羊"两大家。师法与家法的根本要求是在讲经时要有根有据，不能凭己意发挥。这种方法直到唐初，仍然是儒家说经的正统方法，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仍守此法。在这种师法和家法森严的情况下，不仅对于经学讲义要绝对服从，甚至寻句不知贯通，这种"修家法"、"依章句"的讲学方法，其弊在于只有模仿，没有创造。所以，两汉四百年间，儒家学术思想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唐代一些学者却冲破了这种森严的"师法"与"家法"的樊篱。据文献记载，唐代经科学校许多博士，既学识广博，又善于讲解，而且在讲学过程中敢于发挥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不照本宣科。如陆德明讲经"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又如博士徐文远讲经"多立新义，对先儒异论，皆定其是非，然后诘驳诸家，不出己意，博而且辩，听者忘倦"等等。当时的教学方法，有讲有读，读即自学，学生自己阅读钻研经文，背诵经文与注疏。在自学过程中，同学间亦相互讨论，辩明经文。就时间比例说，自学占的时间比较多。这种重视自学，虽然是和当时学额多，教师人数少的情况有关，但它对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钻研的能力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学生行为的管理　唐代学制规定有田假和授衣假，学生于假期可归家省亲，但必须按时返校。凡开学满三十天而未报到者，或因请事假超过一百天者，以及因直系亲属有病而请假侍候满二百天者，皆予以除名，令其退学。在校期间，学生不得无故喧哗，更不许打架斗殴、悖慢师长。《唐会要》卷六六《国子监》载："无故喧哗者，仰馆子与业长，通伏领过，知馆博士则准监司条流处分。其中事有过误，众可容恕，监司自议科决。自有悖慢师长，强暴斗打，请牒府县锢身，递送乡贯"。 　　唐代还通过法律，加强了学校生徒的行为管理与控制。唐代统治者在采取用儒家思想教化的同时，还注重用法律手段威逼生徒就范。中央官学的生徒绝大多数来自品级极高的勋官名卿家庭，他们中许多人无视学校教官的教诲，对此，唐代法典中规定，如果生徒的行为逾越规范，则绳之以法。因国子监实行公膳制度，不少被开除的生徒改名入监，以图免费进餐。国子监又规定，一发现此类生徒，立即"请送法司，准式科处"。如果生徒的行为越轨，触犯了刑律，须按法典中的条款治罪。《唐律》规定，生徒殴打师长，则杖四十；若斗殴无品博士，刑罚加凡人二等，合杖六十；殴打九品以上博士，合杖八十；打伤五品博士，则于本品上累加之；如果将受业教官殴打致死，合斩勿论。《唐律》等法典还规定，生徒在学三年，不回家探看父母亲，该校必须以道德训喻，启发诱劝，勉之归觐。否则，依法给予惩罚。 　　但是，尽管条例严明，中央官学的办学情况并不如人意，学校风气不好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学校纪律十分松懈，教学秩序极不正常。生员当中，赌博猜拳即所谓"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者有之；无故旷课即所谓"服勤多阙，仰止徒虚"（《文苑英华·判八·惰教》）者有之；吵架打架即所谓"争论形于颜色，各持捶以相打"（《文苑英华·判九·教授文书》）者有之。更有甚者，"悖慢师长，强暴斗打"（《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学生竟然打老师。对此，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有逼真的记录：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值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猝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恟骇怛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也。遂退讬乡间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跼顾，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柳河东集》卷三十四《书》） 　　中央官学已经混乱到了人们过其门而"不敢跼顾"，见其徒而"何能仰视"，闻其事而"恟骇怛悸"的地步，唐政府自然要进行整顿。可是，不整顿还罢，一整顿更加酿成事端。如开元年间，"学徒渐弛"纪律很差，国子祭酒阳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策"，采用严格考试加轻微体罚的办法予以整顿。结果，"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一群学生在一天夜晚将阳峤打死在街道上。学生打死校长，实在骇人听闻。最后，玄宗下令"杖杀无理者"，风波"始息"（《旧唐书·良吏传下·阳峤传》）。然而，每当朝廷搜捕"凌慢有司，不修法度"的学生时，学生们往往又"咸闻惊惧，莫敢保安"了。在一片混乱状况中，生员势必学业荒疏，"艺业不劝"，"文章帖义不及格限"者比比皆是，而"特殊于众人者无几"（《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培养出来的有用人才不多。诗人韦应物诗云"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姚宽《西溪丛话》），而在唐代的知名之士当中，像韦应物这样上过太学的，真是寥若晨星。元和元年国子祭酒冯伉在其严肃学规的奏书中提出："有具艺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愽，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于一比，并请解退。。。访问以来多改名却入，起今以后，如有此类，请送法司，准式科处。"（《册府元龟·学校部》卷六○四）这个奏书虽然目的是要求整饬学风，它也反映了当时官学教育已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2）弘文馆、崇文馆和广文馆弘文馆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公元626　年）改为"弘文馆"。设学士，"掌详正图书，教授生徒。"同年九月，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中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并于殿侧置一弘文馆，选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南、姚思廉、褚亮、欧阳询、蔡允恭、叶德言等人，以本官兼学士，轮流值宿馆中，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文义，或商量政事，常至深夜方罢。褚遂良受命检校馆务，号为主馆主。当时弘文馆还仅为一研究和咨询性质的机构，尚未成为作育人才之所。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其后又置讲经博士。弘文馆的名称及学官设置亦几经变化。神龙元年曰昭文馆，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公元706　年）曰修文馆。景龙二年（公元708　年）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景云中（公元711　年间），减其员数，复称昭文馆。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又曰弘文馆，置校书郎，又有校理、雠校错误等官。长庆三年（公元823　年），与详正学、讲经博士皆罢，颛以五品以上曰学士，六品以下曰直学士，未登朝为直馆。这些变化并非实质性的，弘文馆仍一直是专门收藏、校雠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但它的学额一直很少，玄宗开元七年仅置学生三十八人。此后，该馆逐渐从一个皇家高级图书馆转变为高级学馆和国家政治研究院，在研究和整理古籍方面成绩突出，即有"学士掌详正图籍"，又有"校书郎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分工十分细密，"四部书"分类法即由该馆首创。入学资格限于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后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从三品的儿子。属贵胄学校。学科与国子学等相同，但不少学生养尊处优，故程度较低，《唐六典》上有"试取粗通经义"之说。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在东宫置崇贤馆。设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设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下，掌校理书籍。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太子宏请于崇贤馆置学士并置生徒，始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和京官职事正三品的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的子孙，为之。上元三年（公元676　年），因避太子名改为"崇文馆"，"学士"掌理经籍图书，兼授诸生。又置"校书郎"二人，以及"令史"、"典史"、"揩书手"等人员，学生的课试和选举，一如弘文馆。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改校雠曰校书郎。乾元初（公元758　年）以宰相为学士，总馆事。贞元八年（公元792　年）隶左春坊，有馆生十五人。 　　由于弘文馆、崇文馆不仅教授生徒和负有校雠经籍的任务，而且"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参议焉"（《新唐书·百官志二》），所以更受统治者的重视，在官学教育制度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教育质量却比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低。《唐会典》云："其弘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又据《唐会要·贡举下》云："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敕文弘文、崇文生缘是贵胄子孙，多有不专经业，便与及第，深谓不然。自今己后，一依令式考试。"由此可见，二馆生门资高，入学要求标准低，平日学业考试和毕业考试松弛，加之他们都是贵胄出身，养尊处优，求学自然肤浅。所以其学习程度，实不如其他三学。 　　广文馆是唐玄宗为了笼络人才，于天宝九年（公元750　年）下令设置的。附设于国子监，规格与太学同，专习进士业，"掌领国子学生业进士者"（《新唐书·百官志》）。有学生七十人。有人认为广文馆是为当时著名才子郑虔而添设的。确实，郑虔与广文馆有着密切的联系。史称郑虔闻命任"广文博士"，"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今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居始，不亦美乎'，郑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原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新唐书·郑虔传》）广文馆是个不受重视的冷衙门，杜甫在《醉时歌》中写道："诸公兖兖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地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而郑虔也"以不事之"，上班之际，常把马系在官舍阶上，"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杜甫《戏简郑广文虔兼苏司业》）。到至德年间（公元756　年～758　年）广文馆就被废撤了。 　　（3）崇玄学建立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据《新唐书·百官志二》云：开元二十五年，置崇玄学于玄元皇帝庙。天宝元年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每祠享以学生代斋郎。二载改崇玄学曰崇玄馆。博士曰学士，助教曰直学士。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曰道德博士，未几而罢。宝应、永泰间学生存者亡几。大历三年，复增至百人。 　　唐朝统治者之所以设崇玄学，是因为老子姓李，被他们视为始祖，称之为玄元皇帝，所以特崇道教，借以巩固其政权。早在开元七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亲注老子《道德经》，命王公以下皆诵习之之后，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不仅诏两京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而且诏诸州亦各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各一所。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西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诸州无常员），学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三年学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门下省"，依"明经"例考试任用。崇玄学虽然不是研习儒家的经学，但它仍属于经学教育的范畴，其学习内容虽限于老庄学说，但学生的出路准许按明经举送。 　　2。唐代的地方官学唐代地方机构基本上实行州县两级制。边远要冲地区，各大州设大都督府，中下州亦设都督府，兼管地方和军队。唐朝的地方学校制度适应中央集权和科举制的需要，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各地管辖范围大小和人户多寡，设立京都学，大、中、下都督府学，上、中、下州学，京县学和上、中、下县学。 　　李渊在即位前夕，便下令州县官学收生。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又下令："州县及乡里并置学"（《唐大学令集》卷一○五《崇儒》《置学官备释奠礼学》）。开元年间，在《唐六典》中规定了州县学生员名额：京都学生八十人；大、中都督府和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畿县、上县各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 　　唐代各级地方政府除设有经学外，县以上还设有医学和崇玄学。武德初沿袭隋制而设经学博士，以五经教授学生。此后，其名屡有变更。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诸州府学博士，改为文学"。贞观三年（公元629）敕州府置医学，设医药博士，开元十一年（公元723　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每州写《本草》和《百一集验方》贮藏。开元中，曾一度废弃医学，但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又恢复。天宝二载（公元743年）改地方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为道德博士，未几而罢。 　　根据《唐六典》有关记载，将唐代地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情况列表如后。但是，事实上有唐一代的地方官学始终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兴盛局面。 　　尽管李渊在即位前夕便下令州县官学收生："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旧唐书·儒学传序》），但这只是具文，并未兑现。因此，他又在武德七年二月下诏："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大唐诏令集·崇儒·置学官备释奠礼诏》），可是仍无实效。直到高宗时，"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破坏，并向来未造，生徒无肆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至飘零"。"向来未造"、"久致飘零"八字表明，即使在贞观年间，州县官学也是既无校舍，又无生员的。有鉴于此，李治在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诏州县官司营葺学庙"。这道诏令倒多少起了点作用，如在四川，"想成均而变色"的"三蜀名儒"便于此时兴修了益州九龙县（治今蓬溪县郪口乡长江坝）县学庙堂（《文苍英华·碑二·儒一》）。可是，全国性的兴盛局面尚未形成，便进入了"学校顿时隳废"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到了开元年间，玄宗曾一度重视地方教育。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勅州县设学。在《唐六典》中又规定了州县官学，唐代地方学校教师学生情况表经　学医　地方　学学校博士品秩助教学生博士品秩助教学生京兆太源河南1　从八2 80 1 1 20三府学品上大都督府1　从八2 60 1　从八1 15品上品下中都督府1　从八2 60 1　正九1 15品下品下下都督府1　从八1 50 1 1 12品下上州1　从八2 60 1　正九1 15品下品下中州1　正九1 50 1　从九1 12品下品下下州1　正九1 40 1　从九10品下品下京县 　　①　1 1 50畿县②　1 1 40上县1 1 40中县1 1 25中下县1 1 20下县1 1 20①京县包括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诸县②注畿县为三府辖县生员名额和教师配置要求（见前表），但仍然只是写在纸上的，未能兑现，如永州州学，生员居然仅有十五人（《新唐书·循吏传·韦丹传》）。安史乱起，"连战交捽，卒无宁岁，耳悦钲鼓，不闻弦歌，目不知书，不害为智。"（《刘梦得文集》卷三）其时，州县官学"堂宇大坏，方郡县多故，未便缮完"，以至"讲习之事设而不备"（梁萧《昆山县学记》）。到叛乱平息之后的大历二年（公元767　年），代宗在《崇太学诏》中说："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谘禀。。。负经来学，当集京师"（《唐大诏令集·崇儒》）。很明显，他的着眼点在于恢复中央官学，而对于地方官学则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整个唐代后期，地方官学的大致情况是："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韩昌黎集·处州孔子庙碑》）。不仅"边州素无学校"（《旧唐书·良吏传二·韦机传》），甚至在"邹、鲁儒者之乡"的兖州也处于"垂五十年""不知礼数"的境地，未曾"立学讲经"（《旧唐书·曹华传》）。总之，在唐代，从全国范围来说，州县官学衰敝之时长，兴盛之日极短。 　　唐代地方官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对兴办地方教育事业十分热衷，对地方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少作用。此类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即有不少记载。高宗以后，有关州县官学兴盛的事例，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都尤多，如：显庆中，韦机在檀州"敦劝生徒"；神龙中，韦景骏在肥乡兴建"学舍"；开元初，倪若水在汴州"劝励生徒"；肃宗时，李栖筠先在常州，后在苏州"大起学校"；代宗时，罗珦在庐州、王纲在昆山、李椅在福建"修学宫"；德宗时，常兖在福建、郑余庆在兴远府"创兴庐"；元和中，韩愈在潮州、曹华在兖州"立学讲经"；杜悰在许州"作学舍"。一时之间，一些州县官学"学废日久"的局面得以改观。李栖筠治理下的苏州，"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王纲负责下的昆山，"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李椅管辖下的福建，"家有洙泗"，"户有邹鲁"，"生徒祁祁"，"儒风济济"，"海淀荣之，以不学为耻"；杜悰主持下的许州，"讲筵有位，鼓箧有室，授经有博士，督课有助教"；"父诲其子，史规其弟；不游学堂，与挞市同。"可是，这些现象犹如戈壁中的几片绿洲，苍海里的几座孤岛，终究属于个别事例。唯其难得，人们才"称詠不已"，要为这些地方官树碑立传。古语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唐代地方官学正是如此，偶然来了个重视教育的青天大老爷，州县学便兴盛起来；过上三年两载，人事更易，"后生无所从学"的旧貌便马上再现，如大历七年（公元772　年）李椅在福建兴学，据称已经改变了"闽中无儒家流"的状况，可是，当常兖建中初（公元780　年）赴福建任职时，又是"闽人未知学"了。其间相隔不过八年，变化之大实在惊人。总之，唐代地方官学的兴盛局面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保证，仅仅靠个别有识之士来支撑；因而只能短时间地出现在个别地方，并不能持之以恒。另一方面，唐代地方官学主要也只是行礼之处而非就学之所。唐时往往庙学并称，所谓庙指孔庙，所谓学即官学，学生不仅要"讲读以时"，而且要"如法以祠"。孔庙是顶礼膜拜"圣人"的地方，连皇上也要毕恭毕敬地亲自到庙里去释奠。因此，统治者普遍重庙而轻学，孔庙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官学。他们在兴建时，以修庙为主，如韦机在檀州，倪苦水在汴州都是如此；在经费上，以祭礼为主，如"夔"（州）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而"于学无补也"（《新唐书·刘禹锡传》）。如此厚此薄彼，造成了许多州县有庙而无学。当时，"郡邑皆有孔子庙"（《韩昌黎·处州孔子庙碑记》），但未必有官学。对于这种现象，宋元之际的史学大师马端临有所揭示："自唐以来，往往庠序颓记，教养废地，而文庙独存。"为什么会出现"庙祀虽设而学校不修"的状况呢？他接着指出："长史之有识者以兴学立教，其事重而费钜，故如葺文庙，俾不废夫了之祠。"（《文献通教·学校考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庙、学并存的地方，州县官学的主要活动也是以行礼为主，教学为辅。学生按政府的规定，不仅要"习吉凶礼、公私礼"，而且要到"有事处"去"示礼仪"（《唐会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这样势必占掉许多学习时间。更有甚者，学生不务正业，专门行礼，如李栖筠作刺史的常州，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曹华做观察使的衮州，"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韩愈任刺史的潮州，师"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行乡饮酒之礼"，"闻鹿鸣之歌"。足见，这种兴盛局面实属祭祀行礼之盛，而非学校教学之盛。 　　州县学的生徒同中央六学生徒一样，经毕业考试合格的，可以参加相应的科举考试，也可升入四门学为俊士。 　　乡里官学是地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已有关于乡学的记载，《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堂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文献通考·学校》则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乡学也。"后世因而常称地方所办学校为乡学或乡校。唐代有时也称州县一级的官学为乡校。如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便称当地州学为乡学。唐代州县学校的普遍设置促进了乡里学校的设立，对唐代教育的普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过，文献中有关唐代"乡学"的记载，大多数指乡村学校。唐代统治者相当重视作为基础教育的乡里学校。建国不久，便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下诏，令州县及乡设置学校。从此，乡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设置。至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正月，政府再度下敕说："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仕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会要·学校》）天宝三载（公元744　年），令百姓读《孝经》，又下令："每乡之内，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促使各地乡里学校普遍设置。当时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于乡学就读或执政。《新唐书·陈子昂传》说陈子昂十八岁尚不能识字，因为是富家子弟，故"尚气决，戈傅自如。它曰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文明初，举进士"。王栖曜天宝中曾"游乡学"（《旧唐书·王栖曜传》）。苗晋卿请归乡里后，"出俸钱三万以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旧唐书·苗晋卿传》）。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说自己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闾家塾"。白居易也说自己曾当过"乡校竖儒"（《旧唐书·白居易传》）。著名宰相权德舆幼时也"从师于乡塾"（《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送郑录东游录》），而皮日休则说自己曾在乡校学过诗文。 　　唐人笔记小说也反映出里学与村学的存在事实。如薛用弱《集异记》补编《蒋琛》载，"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乡里"，每至秋冬时节，于湖中捕鱼以给食。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齐鲁二生·程骧》篇，说程骧破产之后，生活贫苦，在里中借债度日，并做一些挑柴、担水、洒扫之类的杂事，同时，"读书日数千言，里先生贤之"，时常送些粮食布帛给他供养母亲。后程骧渐通《五经》、历代史、诸子杂家，不少人拜他为师。此处所说的"里先生"即里学中的教师。《因话录》卷六《羽部》载，宰相窦易直年幼时，"家贫，受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以上诸例虽出自笔记材料和传奇小说，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唐代里学和村学存在的客观事实。 　　唐代的大量判文虽多为应铨选考时虚拟构成，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形。《文苑英华》卷五○九《师学门》中保存的一些判文，为我们了解唐代乡村学校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兹举数例如下。《坐于左塾判》说："国学宏建，东序西序，乡校大起，右塾左塾。闻《诗》以言，执《礼》而动，遵夫子之善诱，仰先师之至德。里肯莫从，乡人是类。。。"《为其归师扫判》师说："甲为乡学生，为其师扫，或诘之失礼。诉云：有近宾将至。"《掘窖试之判》说："家塾党庠，著以训人之道；儒生辩士，分其志学之门。。。"《请退不益判》题说："戊待先生视日，早暮不请退，乡大夫责之，词云：方及请益。"此道判题中的"乡大夫"是指乡长，"先生"即乡学中的教师。 　　在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学生题记，昭示出当地各类学校设置的实况。 　　北莱19　号《妙法莲花经》背面题记："己巳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郎武保会、判安武保瑞自书笔记。"悬泉是敦煌县的一个乡名，武保会其人当是乡学生。斯坦因4307　号《新集严父教》卷末有一则题记为"定难坊学郎"自书手记，定难坊是敦煌城内的一个坊名，足证当地存在坊学。此外，敦煌文书还证明当地有州学、医学、道学、县学、社学等（参阅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　年1　期）。不过，唐代乡里官学的师资、生员、学费均无统一规定，一部分学校的经费仰仗捐献。天宝年间，苗晋卿便曾经"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旧唐书》卷一一三《苗晋卿传》）。不少乡村学校教师的生活颇为清苦，如前所述，以二经教授乡里的蒋琛秋冬季节还到湖中捕鱼以给食；陆羽因不听老师的教导而被驱使牧牛三十头，大概所得也是作为老师的补贴。牛僧孺《玄怪录》卷三《齐饶州》载：饶州有一"领村童教授"的田先生，有时需"转食"、"求食于牧竖"。既然乡校村学经费来源不由官府，且地处乡野村落，则其兴衰与政局的变化关系较小。因此，虽然唐后期州县官学大量衰废，乡村学校却依然普遍存在，而且比唐前期还更为普及。 　　唐代地方学校还有小学。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给事李栖筠等关于广开学校的奏议里说到："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流离。。"（《新唐书·选举志上》）。足见安史之乱前，小学是确实存在的。乡村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主要有民间流行的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蒙学课本《太公家教》、杜嗣光所著《兔园册府》、天宝中进士李翰所著《蒙求》，还有《开蒙要训》等书。唐人撰著的《蒙求》，取经传故事，编为四言韵语，共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运用典故五百九十二个。内容所涉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多方面。《蒙求》保存于《全唐诗》中，而《兔园册府》则已佚失，仅于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序文和第一卷的部分内容。 　　儒家经典方面的教材，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等五经，所用教材为唐初孔颖达、颜师古等人编写的《五经正义》。此外，乡校学生还经常学习《论语集解》和《孝经》等。《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载，朱温的父亲朱诚"以《五经》教授乡里"。诗赋方面的教学内容则为一些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新唐书·陆羽传》载有陆羽幼时学文识字的艰苦情形。他因读不懂张衡《南都赋》而被老师惩罚。 　　唐代乡村校的广泛设置和教育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举取士的推动。乡村学校的教学内容，启蒙读物是打好识字等文化知识的基础，而经书和诗赋则是科举的考试内容。科举制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学说得到了具体体现。科举可以使布衣变为卿相，使田舍郎"登天子堂"，将读书做官制度化了。苦读可以出人头地，因而即使是贫家子弟，也想尽力读书以改变情况。唐代入官学、私塾和乡村学校中就读者，多数以应举为动机。从诸多文献记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唐代乡村教育相当普及。开元天宝之中，已有"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情况（《通典》卷十五），也有"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的说法（孤独及《权公神道碑铭》）。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在江南一些地区，连娼妓都会吟诵他的《秦中吟》、《长恨歌》等诗作，"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而元稹《白氏长庆集》则说，他和白居易的诗当时是"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诗歌的流传与普及一方面说明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的普及程度。白居易的诗稿完成后曾读给一老妇人听，而她基本上听得懂。这些为我们了解和估价唐代教育普及程度提供了切实的史料根据。 　　3。留学生教育唐帝国国力鼎盛，海内富实，文化昌盛，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成为亚洲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吸引了不少外国留学生前来学习。据《新唐书·选举志》所载，当时有日本、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吐蕃留学生入唐是在文成公主时。神龙二年（公元706　年）九月二十一日敕："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经业，并附国子读书。"（《唐会要》卷三十六） 　　在众多的来华者中，新罗是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即向唐派遣留学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唐高宗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并在以后的三百年里，与唐朝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玄宗开元中，数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学，学要术"（《新唐书·新罗传》）。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在中国学习后还考上了进士。据《东文选》四十七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入朝状》分析，新罗学生在唐学习期限通常为十年。新罗学生来唐人数也因时而变，每次二人至二十人不等，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竟达二百一十六人之多。 　　《唐语林》（卷五）说："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就业。" 　　日本来华留学始于隋朝。公元630　年，犬上三田为大使的第一次遣唐使带领若干名留学生、学问僧随行，揭开了日唐文化交流的初页。日本皇廷对选送留学生和学问僧极其慎重，要求必须是爱好学问、潜心研究的硕学俊彦，以便在短期内学得唐朝的学术、制度。公元645　年日本历史上"大化改新"的有力推动者，就是留唐学生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和学问僧旻。 　　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于公元717　年9　月到达长安，入太学学习，后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唐朝的官吏。他留唐多年，与王维、李白等结为知己，李白的《哭晁卿衡》一诗即是描写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的。著名诗人王维，在赠给阿倍仲麻吕的诗序中说他"名成太学，官至客卿"，表明阿倍仲麻吕确实在太学学习过。 　　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也在太学学习过，后经唐玄宗特许跟随著名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学成回国后位至右大臣。他取汉字偏旁制订片假名，自此日本才有了正式的文字。 　　由于国子监有一定的学额限制，而与唐帝国交往的国家有七十余国之多，加之六学中除律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外，其余均为九年，留学生留唐年限长，又无先来者学成方得以后来者接替之规定，留学生数量越积越多，国子监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一国派遣留学生太多，往往有被退回的情况。《唐会要》卷三十六载：开成二年渤海来的十六人中，只六人获准上学，其余十人在青州就被遣回。新罗来的二百十六人中，只许七人入学，其余二百余人都被放回。可见唐政府对留学生并非来者不拒，亦不致全数勒回。 　　外国留学生一旦获准入学，即与中国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衣食费用均由唐政府供给。 　　留学生除按规定学习有关课程外，还要学习中国诗文。温庭筠《赠渤海国王子》诗有"佳句满中华"之句，想见当时长安留学生文化生活的多采。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吉备真备对中国的诗文都有较深的造诣。小野篁、桔逸势、菅原道真等都以中国诗文擅长。 　　通过吸收留学生，加强了中外文化教育的交流，传播了中华灿烂的文化，也吸取了外来文化的营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宝库。我国文字中吸收的日本词汇多达八百个左右，相当部分就是通过留学生吸收的。 　　4。唐代学校的教材建设及其变革唐代学校的教材，因学校的级别类别性质不同而各有选择，并且前后也有变化和革新。除算学和医学属于实科性质的学校（关于它们的教材和课程设置，我们将在"实科教育"一章中详述）外，作为唐代国家学校教育的教材，主体可分述为：（1）经学教材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及地方儒学等使用的教材。 　　唐朝初年，战争的因素使经籍亡散，国家没有统一固定的教材。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秘书监魏征奏引学者核定四部书籍，全国各地亦纷纷收书献书，"数年之间，秘府必（毕）备"（《唐会要·经籍》）。但是，千年来，儒家经籍注说繁多，释义各异，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教材，给教育事业发展造成很大的困难。要清除思想意识领域中诸家纷争的差异，制定统一的教材是刻不容缓之举。贞观初，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纠正文字上的讹谬。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太宗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樟、王恭及王琰等，汇集儒学各家注释，删繁就简，辨析义理，纠偏划一，撰成《五经义赞》一百七十卷，诏改为《五经正义》而颁行天下（《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汇集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而综合统一的教材。但《五经正义》颁行未久，习者尚少，故贞观十四年太宗又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文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记。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在教学过程中，《五经正义》仍有许多错讹之处。于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勅长孙无忌及国子监三馆博士、宏文学士等，重新加以审定，"至四年，改毕进上，诏颁天下，令国子监各学、州县经学及天下习儒者共习之"（《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明经科考试亦以此为衡量标准和依据。唐玄宗开元时，置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院），集四部书。同时，儒学十二经的教材有了统一的规定，去掉了一些注疏，专以《五经正义》为教学范本。《大唐六典》二十一《国子监》载："《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榖梁》，范甯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此后，唐代儒学教育均以此作为法定教材。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和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教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影响和波及，经籍亡散，教无所依，材非一统，经典不正，取舍莫准。为振兴教育事业，唐代宗于大历十年（公元775　年）六月，诏国子监官员勘校经本，由国子司业张参等，辨齐鲁之音，考古今文字，详定五经，书于国子监讲堂的东西厢墙壁上，作为儒经教学的凭依（《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　年），国子祭酒齐皞、司业韦公肃令国子监内善书法者，将张参所定五经缮写于坚本之上，悬于论堂墙壁，礼部郎中刘禹锡为作记（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论》）。太和七年（公元833　年）末，宰相兼国子祭酒郑覃奏设置五经博士。九年（公元835　年）又因国事衰微，教育不振，典籍散乱，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旧唐书·郑覃传》），并引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况宗等，校定九经文字，于开成二年（公元837　年）冬立石经一百六十卷于国子监，加上《孝经》、《论经》、《尔雅》，合十二经。但此时的十二经及所采用的教材注释与《大唐六典》的记载相比，已有了一些变化（《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周易》九卷，王弼注上经下传共二卷，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共二卷；《尚书》十三卷，孔氏传并序；《毛诗》甘卷，郑玄笺；《周礼》十一卷，郑玄注；《仪礼》十七卷，郑玄注；《春秋左氏传》卅册，杜预集解并序；《公羊传》十二卷，何休注；《榖梁传》十二卷，范甯集解；《孝经》一卷，唐玄宗御注；《论语》十卷，何晏集解；《尔雅》三卷，郭璞注；《月令》一卷，李林甫等注。同《大唐六典》相比较，《周易》去掉郑玄注而加上韩康伯注；习《礼记》者，还须加《月令》一卷；《左传》只保留杜预的注疏；《论语》去掉郑玄注，留何晏集解；去《老子》而代之以《尔雅》。 　　中央及地方学校的教师，以《五经正义》为正式的国家儒学教材，但博士、助教和学士、直学士们并不是仅以此为单轨式的教读，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当时的鸿师硕儒，除对规定的经典注疏有赅详的了解和掌握外，在教学工作中还阐发自己的心得、见解，并著书立说，形成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双轨形式。如唐高祖武德初，徐文远为国子博士，撰《左传义疏》六十卷。陆德明为国子博士，撰《老子疏》十卷、《庄子疏》、《周易疏》各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上）。据《册府元龟》六○六《学校部·注释》二记载，我们试将儒师们所撰写的教学讲义及研究成果汇列如下：《周易》：《周易正义》十四卷，孔颖达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四卷，陆德明撰。《周易文外大义》二卷，陆德明撰。《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薛仁贵撰。《周易大衍论》三卷，唐玄宗御撰。《周易注》十卷，王玄度撰。《周易开题论序疏》十卷，梁蕃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卷、《周易释序义》三卷，梁蕃撰。 　　《尚书》：《尚书纠缪》十卷，王玄感撰。《尚书正义》廿卷，孔颖达撰。《尚书义疏》廿卷，刘燎撰。《尚书注》，王玄度撰。 　　《毛诗》：《毛诗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毛诗纂义》十卷，许叔牙撰。《毛诗注》，王玄度撰。 　　《周礼》：《周礼义决》三卷，王玄度撰。《三礼要记》卅卷，韦叔夏撰。《三礼图》十二卷，张谥撰。 　　《礼记》、《春秋》：《礼记正义》七十卷，孔颖达撰。《礼记绳衍》卅卷，王玄度撰。《春秋振滞》廿卷，王玄感撰。《三传异同》三卷，冯伉撰。《春秋三传总例》廿卷，韦表微撰。《春秋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春秋公羊违义》三卷，刘晏撰，刘晏注。《左传义疏》六十卷，徐文远撰。《孝经》：《孝经注》一卷，玄宗御撰。《孝经疏》三卷，元行冲撰。 　　《孝经注》，王玄感撰。 　　其他教材：《史记注》，王玄感撰。《汉书注》，王玄感撰。《文选注》十卷，李善撰。 　　《大唐六典》规定，《论语》也是唐代学生学习的教材。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关于《论语》的教材。台湾《敦煌丛刊初集》2《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历劫经录》3745《论语》残卷末记："咸通三年。。学生张文■书。"又同集《斯坦因劫经录》2716《论语》残卷末题："大中九年（公元855　年）三月廿二日斈生俞再晟写记。咸通五年（公元864　年）四月十二日童子俞文进书。""斈"是"学"字的俗字，《宋景文笔记》中卷记："后魏，北齐时，里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辩，文子为学之比，隋有抑■，以巩易巧矣"。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考证，从北魏起，敦煌地区便有造字的习惯，张文■（辩）、俞再晟等都是沙州州学的学生。因而可以肯定，《论语》不仅是中央经学，而且也是地方州县经学的教材。 　　此外，唐代还有两项对儒经的音训，解释工作，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也影响以后的教学。 　　一是张参撰《五经文字》。张参在《五经文字序》中说："今制，国子监置学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人，岁登卜之，亦古之小学也。自顷考功，礼部课试贡举，务于取人之急，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由于这种情况，张参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文互体，受法师儒，以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他编订这本书的根据，如他所说："《说文》体包古今，先得六书之要。有不备者，求之《字林》。其或古体难明，众情惊懵者，则以石经之佘比例为助。石经湮没，所存者寡，通以经典及《释文》相承隶省，引而伸之，不敢专也。"（钱穆《国学概论》上《登科记考》卷十一）这本书开始写在太学孔庙墙壁上，太和间改用木版，后又改为石刻。北周时雕印成书。这本书对《五经》文字的源流和正音，做了考订统一的工作，对学生学习《五经》有帮助。 　　二是啖助、陆淳等人倾向于弃传求经的学风。啖助撰《春秋统例》和《春秋集传》，认为《左传》叙事虽多，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非左丘明所著，也非一个人所为。《公》、《榖》空言说经，啖助反谓《左传》"不如《公》、《榖》之于经为密"。陆淳收集啖助所著书。为《春秋集注纂例》。他们师生不为旧说所拘，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要说照注义推演的《正义》。《新唐书》的作者说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肊决"，"徒今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新唐书·儒学列传》下、《登科记考》卷十一）他们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独抒己见，虽不合汉学规矩，却为宋学开风气之先。汉学体系由此渐转入宋学体系。这对以后宋代的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唐文宗时，郑覃判国子祭酒，曾以经籍刓谬。博士陋浅不能正，建言："愿与钜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太学，示万世法"（《新唐书·郑覃传》）。从之，于是将十二部经书，刻在一百一十四块碑石上，共六十五万多字，名曰"开成石经"，也是被广泛使用的可信教材。 　　（2）专业教材（不包括实科学校教材）主要是律学、书学和崇玄学律学，《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成熟的法典，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汉代引《春秋》经义断狱，到了魏晋时代逐渐把儒家的礼引入法律。经过隋朝到唐初，儒家的礼成为国家立法的重要思想原则。用法强制推行儒家伦理学说，又以儒家伦理学说来保证法制的施行，是唐代法律的重要特征。法与礼的紧密结合，广泛加强了唐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唐王朝很重视法的教育，设立了律学，并设明法科考试。在律学中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律、令、格、式是法制文书的主体，范围极广，几乎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详密的规范。据《新唐书·刑法志序》："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新唐书·刑法志》）据《唐六典》卷六称："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律与令的关系是：律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令是诏令中选取长久可行者著为定令。格和式的关系是：格主要是禁人违反的条例，式是要人遵守的章程。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四年（公元653　年）颁布《新律疏》三十卷。唐律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宋、元、明、清法律的楷模。令、格、式多已亡佚，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近年来，敦煌莫高窟藏经楼出现的敦煌文书，保存了唐公式令、唐神龙刑部散颂格、唐开元水部式等，虽然都有残缺，但使我们看到了唐令、格、式的大致原貌。它们提供了作为律学教材的有关唐官制、法制以及有关唐水利灌溉多方面的文献。 　　书学的教材，《大唐六典》及唐代其它一些典籍规定甚为详明：《说文解字》十五卷，许慎撰；《字林》十卷，吕忱撰；《石经三体书》等。《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记载，唐代文字学教科书，除《说文》、《字林》和《石经三体书》外，还有《字统》廿卷，杨承庆撰；《字海》一百卷，大圣天后撰；《文字释训》卅卷，释宝志撰；《括字苑》十三卷，冯翰撰。李唐皇室因老子姓李而攀比附骥，故尊崇道教。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唐玄宗设立道教学校，中央道学称为崇玄学，地方道学则称为通道学，其教材皆为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文子》和《列子》（《册府元龟·贡举部·考试》）。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五月，中书门下省奏请改《庄子》为《南华经》，《文子》为《通元（玄）经》，《列子》为《冲虚经》，同时，又准二月制，以《庚桑子》为《洞灵真经》，但是，《洞灵真经》世间少本，即使是道士也很少有习者，故不久即暂停（《唐会要·崇元馆》）。 　　实科教育首起于隋，大兴于唐。医学、算学作为实科教育的中坚而并入国家教育体系（后详）。 　　（3）蒙学教材唐代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急就章》（史猷撰）、《文选》（梁昭明太子撰）、《开蒙要训》（马仁寿撰）、《千字文》（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次韵）、《兔园册府》卅卷（杜嗣先撰）、《文场秀》（孟宪子撰），以及《蒙求》、《武王家训》、《太公家训》、《弁才家教》和《秦妇吟》、《王梵志诗集》等。这些教材之为唐代儿童教科书，已由刘复《敦煌掇琐》、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作出证实。 　　《急就章》作为传统的蒙学教材，得到颜师古的注释订正。颜师古在《急就章注》的自序中叙述了当时《急就章》的讲授情况。他说："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湮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少者缺而不备，多者妄有增益，人有己私，流宕忘返。至如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既无良师，祗增僻谬。若夫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逐使博闻之说，废而弗明，备物之方，于兹寝滞。"（谢启昆：《小学考》）这是说当时的《急就章》，由于种种原因，错误很多，穷孩子读它，以讹传讹，富贵人家的子弟认为它"鄙俚"，不去问津。于是使这本蒙学教材"废而弗明"。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曾想订正注释，未及成而死。颜师古根据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所书篇章，详加审核，凡三十二章。又感到崔浩、刘芳所注不能使人满意，于是"据经籍遗文，先达旧旨"为之解训。颜师古对于《急就章》的订正是有功的。 　　李白五岁发蒙，他说："五岁诵《六甲》"（《上安州裴长史书》）。 　　《六甲》即六十甲子，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蒙求》为唐李瀚撰，有人认为是后晋翰林学士李翰，故有五代成书说。宋人王栐《燕翼贻谋录》中记宋太平兴国初有右拾遗李翰，故亦有宋初成书说。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认为，从《蒙求》之首的唐饶州刺史李良《荐蒙求表》中，可以确定李翰为盛唐到中唐初期人，官任信州司马仓曹参军。由此可知，《蒙求》从中唐以后，直到北宋初年，均作为童稚教材而广泛使用于全国各地。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称该书"纂经传善恶事实，类者两两相比，为韵语，取蒙卦'童蒙求我'之义名其书，盖以教学童云。"该书的例句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谢安高洁，王导公忠。伊尹负鼎，宁戚叩角。龚遂劝农，文翁兴学。"现存本共二千三百八十四字。《太公家教》（唐李习之文集）说："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谓该书极浅陋鄙俚，"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续传灯录·法戒禅师》称："恰似三家村里教书郎，未念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赛过李白杜甫。"可见这是唐代一本比较流行的蒙学教材。书中例句如"太公未遇，钓鱼渭水；相如未达，卖卜于市。"金元时颇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中。元人曾译为蒙古文，清初曾译为满文，光绪时，敦煌石窟发现古写本一卷。《兔园册府》一书，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十四载，乃"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册府》谓此也。"从唐初到五代，《兔园册府》一直是儿童的启蒙课本，《新五代史·刘岳传》云："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冯）道日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山》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田夫牧子所诵也。故岳举以谓道"。可见，《兔园册府》不仅是唐代重要的儿童教材，而且其被读诵之广，涵盖了贵族和平民在内的广泛的社会阶层。《宋史·艺文志》作《兔园策》十卷。敦煌有唐贞观写本《兔园策府》残卷和杜嗣先序。 　　自晚唐以后，常用咏史七言绝句作为训蒙课本。唐胡曾的《咏史诗》，虽然寄兴颇浅，格调不高，还盛行了几百年，刻本很多，这本书于唐咸通年间由邵阳一位老书生陈盖首为作注。陈盖与胡曾同时同里，胡曾可能是当时的一位农村老塾师。 　　经过识字教育以后，接着就是读《论语》、《孝经》。穆宗问薛放治经何先，薛放说："《论语》，《六经》之菁华；《孝经》，人伦之本。"（《新唐书·薛放列传》）杜甫在诗作《最能行》中说："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杜工部诗集》卷六）唐太宗向举孝廉的人问《孝经》，对方答不出来，太宗不高兴，以后再不举了。可见《孝经》是当时的必读教材。孔颖达撰《孝经章句》，唐玄宗也注《孝经》，元澹为疏，立于学官。天宝三年（公元744　年），令天下每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 　　（4）唐代文学与唐代教材唐代教材与唐代文学的繁荣和改革关系很密切，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以诗取士与唐诗的兴盛。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诗歌繁荣的原因不止一端，但是统治者提倡，以诗取士，是一个重要原因。高宗时，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建议进士科试杂文，即试诗赋辞章。《唐会要》说："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虽暂改更，旋即仍旧。"（《唐会要》卷七六，《进士》）常兖为相时，"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严羽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爵禄所劝，风行草偃，诗歌成为文人得官取禄的正路，与后来明清两代的制艺相同，已成为当时青年的必修科目。扬绾在《论贡举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传文，不越诸家之集。"（《旧唐书·杨绾传》）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白居易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唐宣宗挽白居易的诗中有这样两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白诗的流行是相当普遍的。学童幼而读诗，长而考诗。这种考诗的制度和提倡作诗的风气，对加强诗歌技巧训练，普及诗歌起了重要作用。《全唐诗·序》说："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从幼年起就注意诗歌技巧的普遍训练，是诗歌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显然，唐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是同当时以诗取士，以诗歌作为教材分不开的。 　　第二，教材与古文运动的勃兴。唐代初期，有萧款士、元结、梁肃、柳冕等人提倡文章的古体。柳冕指出文学衰弊的原因，是由于"六艺之不兴，教化之不明"。他把文学与儒道合而为一。这种理论，由韩愈来发扬光大。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旗手，他主张文学为载道之器。他的学术思想是尊儒排佛，文学主张是反骈重散。他在《进学解》中向学生介绍主要教材时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技于百家之编"；"上规姚姒，诨浑天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他把《五经》，子、史之书列为自己的必读书和文学典范，也就是他开展古文运动所用的教材。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宣传者。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了他对文学的主张和他经常使用的教科书。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浩，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他认为一方面要在儒家典籍里求圣人之道，同时要参读于史诗赋以求其文辞。这也就是柳宗元教学生学习古文所读的教材。 　　由此可见，中唐古文运动的勃兴，除了其根本原因应归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韩、柳等人采用这些教学内容，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三，《文选》作为教材的影响。《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由南朝梁昭明太子编撰，又称《昭明文选》。人们能从中读到六朝以前各家的优秀作品，因此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视。曹宪始以《文选》授诸生，魏模、公孙罗、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李善为《文选注》，居汴郢间讲授，诸生自远而至，传其业。从此，对《文选》的注释与研究，便发展成一项专门学问--文选学。唐文上家家有《文选》，像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唐代流行这样的话："《文选》烂，秀才半"，可见《文选》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它对唐代科举，尤其是对进士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李善在《上文选注》中说："后进英髦，咸资準的。"杜甫也说："少精《文选》理"。日本学者梁川星岩在《论诗示王香》中说："一部杜诗君试阅，尽从《文选》理中来。"这反映了日本学者对唐代诗学与汉魏六朝文学相互关系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5）唐代教材在国外的传播唐代学术对日本影响深远。在教育制度方面，日本元明皇帝时，仿唐制设大学寮，并在大学寮中讲授儒学经典。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于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　年）入唐留学，专攻儒术，"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他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成为大学助教和博士，继续传播儒学，并建议从唐制尊孔子为文宣王，是为日本尊孔之始。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隋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和《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左传》、《公羊》、《榖梁》三传。《公羊》、《榖梁》之学由此传入日本。 　　除经学外，中国的文学也传入日本。《文选》作为教材，在日本传播很广，它帮助日本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学知识，培养文学意识，并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本，使得文士们多在骈俪对偶方面下功夫。白居易的诗文在日本也负盛名。著名儒官林春斋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文选》行于本朝久矣。嵯峨帝御宇，《白氏文集》全部始传来本朝，诗人无不效《文选》、《白氏》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教之之法有《周易》、《尚书》、《周礼》、《仪礼》、《毛诗》、《春秋左氏传》等。《孝经》、《论语》则令学者兼习。此外有算学，有书学，有律学，有音学，有天文阴阳历医等学。"奈良朝于大学寮外，专设典药寮，设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传授诸生。医科习《本草》、《甲乙脉经》；针科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赤神鸟针》等。所订制度基本上与唐朝相同。 　　在蒙学教材方面，唐李瀚的《蒙求》、胡鲁的《咏史诗》都盛行于日本。这两种书与梁周兴嗣的《千字文》合刻，作为儿童课本。 　　唐代，中国经史学在新罗传布尤广。公元788　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博通《五经》、《三史》和诸子百家者破格擢用。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教授，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新罗士人还爱读白居易的诗和张。。的文章。蒙学教材《太公尚书》由中国《太家教》翻译而成，用到1684　年，才由新课本代替。 　　中国的数学成就也在唐代传入新罗。新罗国学设算学科，教授《缀经》、《三开》、《九章》、《六章》。《三开》、《文章》等中国数学书并由新罗传入日本。新罗神文王时，置医学博士，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旺堂经》、《难经》传授学生，制度全仿唐朝。 　　唐代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传到国外，说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在亚洲诸国中是比较高的，也说明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展，国家的政治制度比较完备，因而在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出就为外国所取法了。 　　（6）唐代教材建设和改革的特点教材选择的整体性。随着时间的推演，近千年来，儒经注释繁杂，众说纷纭。颜师古、孔颖达的取舍标准有二：一是综汇百家之言，以流传较广，时间范围较大，较切合经义的注释家言为基本，揉以观点相近的注释，认真辨析义理，统而线一，如《五经正义》。二是在《五经正义》之外，取距唐较近的南北朝，隋朝的注释家言为辅助性教材，既统一了教育思想，又涵顾了学术上的兼容，为儒家思想的整体化创造了条件。 　　唐代儿童教材的选择和编纂遵循儿童身心发展有其年龄段的特点。儿童教材大都文字浅显，流畅通顺，采用简短、整齐的韵语，或使用对偶、排比句，读之朗朗上口，便于儿童记忆和理解，而且，寓忠孝节悌等伦理道德于故事之中，适合于儿童生理及心理特点，既能使学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又照顾到通俗性和趣味性，故而为社会广泛采用。 　　总括上述，唐代经过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官学教育制度已相当完备，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在我国和世界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第一，等级制的强化。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入学资格都有严格规定，这种规定不是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文化程度，而是按照身份和地位。在唐代的学校中，弘文馆和崇文馆是贵族学校，国子监是公侯学校，太学是卿大夫学校，四门学、律、书、算学及地方州县为下级官员子弟学校。汉代以来，历朝统治者都重儒学而轻方技，医学、兽医及天文、历法、占卜等学的学生来源只能是庶民子弟。弘文、崇文学生门荫条件优越，仕进多途；国子监学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希望亦很大；职业教育诸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则大都从事所学专业方面工作，仕进缓慢。作为一种制度，什么品级的官员子弟入什么等级的学校，有着严格的界限规定，这是保证其贵族化教育的有效手段。唐代世家大族的特权地位虽然早已丧失，在社会集团和经济群体的意义上已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但作为一种涵濡甚深的社会观念，贵家士族仍是唐朝前期社会风气之所尚。因此，唐代教育的等级性，也表现着当时的社会意识。 　　第二，儒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仅种类多，学额多，而且上下贯通，体系完整。教师、学生的待遇和学校设备也比较优厚和完善。第三，教育体制的系统化。其一是形成了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唐代教育管理制度是贯彻统治阶级教育方针、教育目的的坚实手段。其中，黜罚制度保证教育过程正常进行；招生制度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孝经》、《论语》等是每个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种以儒经学习为主导的教育方针，浸渍着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算学、律学、书学、医学、以及天文、历法、兽医等的学习，则是为了向社会输送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二是建立了上下梯进，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完善的学校体系。唐以前的国家教育机制，虽从汉代起就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但二者均为独立教育单位，没有层次间的递阶和主从性关联。唐代国家教育机制亦可分中央和地方两大教育层次，但二者有着息息相通的关联。里学和乡学是国家教育的基础发蒙；县学和州学是中级教育层次；中央学校则属高等教育。初级学校的毕业生升入州县学校，中级学校的业成者或参加科举考试，或入国子监学深造，以完成教育的全过程。因此，一般来说，低级官员子孙，中、小地主及部分农民了弟均沿着乡学--州（县）学--国子监阶梯接受教育。儒学教育是唐代教育机制的主要内容，其它教育系统则是辅从教育。儒学教育有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连贯性。国子监、贵族学校是中央教育的核心，州县经学既是地方教育的核心，也是中央儒学教育的下接续。律、书、算学、太医署、崇玄学及地方医学则是辅从的外沿教育。这种连贯型的主辅教育体系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特点之一，反映了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精神与社会生活所需的结合。 　　职业教育是唐代兴起的新型教育，包括卜筮、兽医、天文、历法、漏刻等专业。太仆寺和司天台是政府事务性部门，唐前各朝均未招收学生，因而，兽医和天文术等只在民间流传，师承关系十分严格。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大都是贫苦人家子弟，他们在所隶属的官衙中边学习，边实践，业成后有的就地参加工作，有的则分配到对口部门。 　　第四，专业教育开始确立，不仅设立了文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律学、书学，而且设立了实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算学、天文历学和医学等。 　　第五，学校形式多样化。除教育行政直属系统之外，在某些行政部门，如太乐署、太仆寺、太医署、太仆署、司天台等，亦设博士，招收学生，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进行职业训练，把教育、研究和行政三者结合起来。 　　第六，唐代地方学校教育制度也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府县人口多少分为等级，规定教师和学生的名额。一直到乡里均设学校。 　　第七，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唐代是第一个统一道德教育的王朝，无论是教育制度还是科举制度，均设有道德教育课程和考试科目。有唐一代，《孝经》和《论经》是儒家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唐高宗时，武后建议天下参加科举考试者都要修习《老子》，从而使道家经典也进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唐代国家通过政治教育等方式，力图使儒家伦理思想成为全社会的行为指南。 　　（三）战乱中衰微的五代学校进入五代，学校教育及科举之制多袭隋唐旧制，但因为战乱多，时间短（公元907-960　年），统治者虽有心发展教育，在人力和财力上均有很大困难。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　年），即后梁建国之初的第三年，国子监便上奏朝廷要求修建文宣王庙，并请从官吏俸钱中每贯抽取十五文，充做经费。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　年），国子祭酒崔协因经费匮乏，奏请国子监每年只置监生二百员，入学者还要通过考试。但监生并不认真学习，只是挂名候选混资历。同一时期，曾颁诸道州府各置州学之令。二年后，国子监又奏，补国子监生者按旧例入学时应交束脩二千钱，及第后再要交光学钱一千。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保证，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教育的发展自然受到许多不利的影响。十国中，南唐升元二年（公元938　年）冬十月丙子，立太帝，命删定礼乐（陆游《南唐书》），南汉乾亨四年（公元920　年）春三月，从兵部侍郎杨洞潜之请，始立学校。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因为五代的统治者大多是唐代的文武官吏，对旧朝的文教政策和学校制度均已熟悉，所以五个朝代虽递嬗相或如走马灯一般，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基本上都能很快建立起来，在当时起到一定的作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　年）始以大梁（开封）天福普利禅院营建国子监，置学舍，这就是后来宋的国子监所在之地。 　　（四）隋唐五代的私学隋未官学不兴，再加上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许多儒士转入乡间山林进行私家讲学。王通就曾在家里开馆授徒，为唐代开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王通的哥哥王绩，隋末亦称大儒，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作《中说》，并以此教授学生（《旧唐书·王绩传》）。 　　唐代私学状况如何？近人邓之诚说：唐时"学校为官所立，私人不得设立。"（《中华二千年史》卷三第116　页）其依据为《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七》所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　年）五月敕："不得辄使诸百姓任立私学"。仔细通读此敕可知，"不得辄使"四字当属上句，而"诸"字，经查《唐会要》卷三五《学校》所载同敕系"许"字之误。这样，此敕应为："许百姓任立私学"。情况大致是：开元二十一年以前，政府对于私学的设立有所限制，以后则不作任何限制。可见，唐朝政府并非一直禁止设立私学。相反，唐代私学倒是十分兴盛。办私学的有在职官吏和无意仕宦的及政治上失意的儒士，也有借此换取斗箐之资的知识分子。他们精于经学，通晓文史，在地方上被奉为名师大儒，自行在民间聚徒讲学。 　　唐代对私学的政策客观上也鼓励了私学的发展，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中唐以后，由于官学衰微，私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压倒官学之势。私立学校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民间私家讲授有些名流学者，涉猎经史，不交世务，创立了儒宫，开设学馆，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如"张士衡，仕隋为余杭令，以老还家，大业兵起，诸儒废学，唐兴，士衡复讲教乡里。"（《新唐书·儒学传》）又如窦常"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登进士第，居乡陵之杨柳。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旧唐书·窦群传》）再如李德裕"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好著书为文，奖善疾恶。虽位极台辅，读书不辍。。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筝，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旧唐书·李德裕传》）"王恭，每于乡里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数百人。"（《旧唐书》本传）贞元年间，胡珦在献陵市"置田宅，务种树为业，教授弟子。"（《韩昌黎集》卷三十，《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代不少名儒显宦幼时就是在这种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如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自称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间私塾"。又如马怀素"寓居江都，少事师李善。家贫无灯烛，尽採薪苏，夜燃读，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科举，登文学优瞻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旧唐书·马怀素传》）再如窦群"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旧唐书·刘太真传》） 　　家学是私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不少人从"庭训"、"家学渊源"中得到教育。 　　一些名士，也都担任过私学教师。 　　贞观初，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在得到太宗赏识前，"屡甚，资教授为生"。与颜师古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在入仕前也以宿儒开门授业（《新唐书·儒学列传》）。 　　扬州的曹宪在隋时已聚徒讲学，学生常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官员都曾向曹宪学习。隋亡后，曹宪继续在扬州办私学，唐太宗曾打算征其为弘文馆学士，但因为他年纪大了，不能出来，遣使就家拜为大夫，对之极其尊重。此外还有善文达、张士衡、啖助、李邕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私学授学的名儒，培养了不少名人。 　　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唐太宗、高宗都曾召见过，并要授他官职，他"固辞不受"，"辞疾请归"。当时知名之士宋金文、孟洗、卢照邻等都执师之礼焉。 　　2。山林讲学山林讲学的风气从东汉以来就已存在，但兴盛则是唐中叶以后的事情。 　　如："阳城隐于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皆从之学。"（《旧唐书·隐逸传》）、庐鸿庐于嵩山，玄宗征拜谏议下大夫，"固辞，许还山，官为营草堂，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新唐书·隐逸传》）贞观初年，退隐白鹿山的马嘉运，少为沙门，还治儒学，长议论，退隐后，"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孙思邈也曾长期隐居太白山。 　　有人统计，唐代山林讲学，主要分布在终南、华山及长安南郊区，嵩山及其近区诸山，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及其近区诸山，庐山，衡山，罗浮山，四川诸山，九华山，浙江诸山，福建诸山（严耕望《唐史研究论稿》）。名儒讲学山林与士子就学山林的主要原因，除了以上均为南北东西名山，交通便利，人文繁盛，对士子颇有吸引力外，还因为唐中叶以后科举考试资格逐渐放宽，贫民寒士也可以参加，而居家多缺少必备典籍，不少名山中则藏有丰富的典籍，易于学习。 　　3。寺院讲学唐代佛教兴盛。张籍《送朱庆余及弟归越》诗云"有寺山皆通"，可为佐证。僧徒中亦多第一流学者，不仅精通佛典，亦精通经史，不少官吏、名士都乐于与僧侣交游。许多寺院设有义学院，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士子前往就学，促进了寺院教育的发达。 　　《旧唐书》裴休传："家事奉佛，休尤深于佛典，太原风翔过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村，与义学僧讲佛理。"朝官视事之余还入寺与僧人讲求佛理，可见当时的风气。 　　日本人那波利贞考证，甘肃敦煌佛寺中，设有寺塾，并断言："寺塾所教所学为普通教育，非佛家教育，此种情形非当敦煌一地之特殊现象，而可视为大唐天下各州之共同现象。"近代发现的敦煌千佛洞藏书中，除一部分是佛典外，还有相当的经史子籍书，这也可以说明，寺院教育，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为普通教育。 　　据记载，《白氏长庆集》共有五本，其中三本藏于寺院--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解库楼（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可见寺院藏书范围是十分宽泛的。 　　一些寺院还传授实用医学知识。据记载，著名历算天文家嵩山僧一行，"寻该算术，不下数千里，知名者往询焉，未至天台山国清寺。"在国清寺他看到院僧聚徒讲授算术，即向院僧求得算法而归（《旧唐书·一行传》及《佛祖历代通载》）。 　　据《医学总纲》记载，吐蕃医师老玉脱云丹贡布率弟子往五台山求学，受到僧人的热情接待，最后携《体腔内部洞察法》等医书而归。 　　唐政府对私学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官学与私学教材相对一致，官私学学生学成后均可经过考试予以承认，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这使得私学在唐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初唐和盛唐时期，它是官学的补充形式，中晚唐以后，在官学衰败的情况下，它起着继承、沿续的作用。官私学的诸种传播方式混杂在一起，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代教育的完整面目。 　　五代战乱时期，官学不兴，私学是最好的补充。在民间，私人传习、聚书讲学和家庭教育很有生命力，仅从《旧五代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民间研读经书，习学儒术的实例。后唐张宪从小就喜儒学，励志横经，不舍昼夜，尽通诸经，尤精《左传》。长成后与马郁、王缄等燕中名士交游，其"沉静寡欲，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视事之余，手自校刊。"贾馥，家聚书三千卷，手自校刊，以鸿胪卿致仕，退休后结茅于家乡，一边耕牧，一边教育儿孙，自得其乐。后晋张希崇从小通《左氏春秋》，刘晞从小以儒学称于乡里。京兆人郑玄素曾因战乱避难在鹤鸣峰下，汇萃古书千卷，采薇蕨而弘诵自若，善谈名理。梁朝人罗绍威"工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颇有情致。"范阳人窦禹钧"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所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到后汉时，有郭忠恕，七岁童子及第，精通文学，尤工篆隶、子史。龙敏，少学为儒。张允，幼学为儒，后仕本州为参军。后周时，和凝，幼而聪敏，少好学，书一览著咸达其大义。年十七即举明经的司徒诩，少好读书，通《五经》大义。翟光邺"好聚书，重儒者，虚斋议论，唯求理道。"张沆"少力学，攻词赋登进士第"，虽久居禄位，家无余财，只有图书。沈遘"幼孤，以苦学为志，弱冠登进士第"，为人谦和，每有文士投奔，必择其贤者而加以推荐，故当时后进之士之归焉。 　　五代时期家学对于地方教育的保持和发展更有意义。范阳人窦禹钧，"诸子进士及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范文正公文集·窦谏议录》）江州陈氏，长幼七百口，上下雍睦。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优胜皆资焉（文莹《湘山野录》）。由此可见，整个五代的尊经崇儒之风在民间还是颇有影响的，由此形成了儒学发展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基础，虽官学不兴，但一遇时机便可迅速发展。 　　（五）唐末五代的书院1。官立书院：集贤殿书院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最早的是集贤殿书院。它是官立书院，主要职能是为政府修书。据《新唐书·百官志》和《唐六典》载，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收集天下典籍，在乾元殿整理，设各种专职整理和管理人员。六年（公元718　年），乾元殿更号丽正修书院，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并于光顺门外亦设一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公元725　年）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两所丽正修书院均改为集贤殿书院。 　　集贤殿书院职责分明。据《唐六典》载：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管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时，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述而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考察功绩）于外。"以上所引表明，集贤殿书院主要是一个刊辑编定经典，帮助帝王了解经典史籍的官方学术机构。所以袁枚《随园随笔》云："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也。"但是，如果据此认为集贤殿书院，甚至进而认为唐代所有书院都没有教学活动，那就是非常片面了。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来看，唐代集贤书院除了具有收藏整理图书、荟萃才俊、纂辑著述、侍讲顾问等职能外，还兼有聚徒设教的职能，有其特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书院从其名称诞生的早期便与教学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其一，从集贤殿书院的工作性质来看：集贤殿书院藏书总数达八九万卷，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它同时又是当时中央最庞大的文人贤才荟萃之所，兼有国家图书馆和研究院的性质，并编修著译了《唐六典》、《开元大衍历》、《初学记》、《大唐开元礼》等二十多种著作，内容涉及经学、史学、目录学、典章制度、音乐、历法、类书、佛道、文选学、文集等门类。其中有不少是卷帙浩繁的典籍，编纂，校刊，抄写的工作量非常大，单靠学士与直学士若干人和修撰、校理官数人是难以胜任的，还需要一些助手，这其中就有"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书直及写御书，是"开元五年十二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至十九年（公元731　年），敕有官者为直院也。"（《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可见，书直与写御书的身份，与秘书省"职同流外"（《唐六典》卷十《秘书省》）的楷书手不同，也与其它官府中身为胥吏的书令史等不同，他们最初在乾元殿书院成立时，是从秘书省、昭书馆（即弘文馆）和其他工于书法者中召集而来，并经过"御简"，即经唐玄宗或其他中央最高统治者简选而来的。集贤殿书院成立之后，书直和写御书则选取前资官、常选人员、三卫、散官及五品以上官员之子孙充当。其身份与弘文馆的学生类似，也与入学条件为五品以上子孙的太学生有点类似。他们也属于甄叙参选、入仕为官的对象。由于"直书"，"御书手"他们抄写的是皇朝重要典籍，仅书法优美还不够，还须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掌握必备的文史知识，才不至于在校理抄写典籍的过程中出差错。这样，这些学士、直学士和修撰宫等在组织众多的书直和写御书参与整理，抄写图书的过程中，必定要传授、讲解一些有关典籍整理、校刊和其他经史文化知识，而这些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学的学问，大概便是集贤殿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 　　其二，从集贤殿书院任职的学士身份来看：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时，唐玄宗下诏说："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贤，并为学士。国子博士康子元为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冬曦、监察御史咸廙业、右补阙韦述、李子钊、陆元泰、吕向。。"（《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这些兼职集贤的鸿儒硕彦，皆为"博闻多识之士"（《典江集·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士上赐燕序》），他们在集贤殿书院著书侍讲之余，兼承担一些教学工作，则是驾轻就熟、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三，从集贤殿书院的倡立者张说的活动来看，杜牧在《樊川文集》卷十二《上宣州高大夫书》一文中，列举唐朝十九位科第出身的名臣的功绩，其中谈到张说的功绩之一是，"招置文学士，开内学馆"。张说其人与集贤殿书院的建立、发展有绝大的关系，曾网罗引拨许多玄宗朝文人学者任集贤学士。学馆多有教学职能，杜牧将集贤殿书院称之为"内学馆"，说明集贤殿书院也具有学馆教学的性质。 　　张说本人尊崇文儒、倡建学校以及集贤殿书院。唐睿宗复位以后，李隆基为太子，身为宰相的张说便在《上东宫请讲学启》中劝李隆基注重教育和经籍："伏愿崇太学，简明师，重道尊儒，以养天下之士。今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实殿下阐扬之日，刊定之秋。伏愿博采之士，施求硕学，表正九经，刊考三史，则圣贤遗范，粲然可观。。引进文儒，详观文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后来书院的建立便是张说这次倡议付诸实践的结果。集贤殿书院的各种职能，在张说的这次建议中都能找到根据，而张说主管集贤殿书院后，其尊崇学校，重儒养生的思想，也在书院职能的发挥中得到体现。了解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杜牧概述张说一生中主要功绩之一是"招置文学士，开内学馆" 　　张说本人曾作过多首有关书院的五言诗，其中《赴集贤院学士上赐宴应制得辉字》中的"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全唐诗》卷八八》，肯定地提到集贤殿书院中书籍与学徒的互相依存关系。"书共学徒归"很可能是指最初将秘书省、昭文馆及诸色能书著入书院之事。《张说之文集》卷四附有诸朝臣唱和诗，其中裴崔《赋得升字》云："向道图书盛，尊儒礼教兴。石渠因学广，金殿为贤升"；苏頲《赋得兹字》云："肃肃金殿里，招贤固在兹。锵锵石渠内，庠序亦同时。宴锡欢谈道，文成贵说诗。用儒今作相，敦学旧为师。"这些诗作皆以石渠喻集贤，并一再明确提到书院内兼有庠序学生。 　　其四，从其它历史文献所述来看：唐文宗大和中，曾任集贤殿书院学士的刘禹锡出任苏州刺史，后来他回忆在集贤殿书院的生活说："余为书殿学士四年，所与居皆鸿生彦士。一旦诏下怀吴郡章而东，门下生感惜是行，且曰：'吴中富士必有知书，宜为太守所礼者'。"（《刘宾客文集·魂生兵要录》）其中所提到的"鸿生"、"门下生"，是为集贤殿书院中学习者，"门下生"应是指受业门下的学生。刘禹锡又在《荐处士严毖状》中，极力推荐国子司业严士元三子、处士严毖入朝任职，并说："倘弘文、集贤、史民之官，采其实学，有劝诸生"（《刘宾客文集》卷十七）。唐后期弘文馆，集贤院、史馆并称为三馆，刘禹锡举荐严毖入此三馆中的一馆任职，并言若用其艺业实学，则"有劝诸生"。这里为"诸生"即包括集贤院的学生。《唐语林》卷四《企羡》所载的一条材料说得很明白："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官家设教，尽在斯矣。"集贤殿书院学士一般由宰相和其他五品以上大臣兼领，宰相（侍中）裴耀卿兼任集贤院学士后，到集贤院观看丰富的藏书，大概也同时看到了书院的教学活动和众多的学生，因而才会直接说"学徒云集，官学设教"。 　　将集贤殿书院的教学活动记载得最为明确的，是《唐大诏令集》。此书卷一○五所载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七月《选集贤学士敕》在论道干戈战乱以后对教育应采取的措施时，指出："投戈息马，论道尊儒，用弘庠序之风，俾有箪瓢之乐。宜令所司，量追集贤学生，精加选择，使在馆习业。仍委度支，准给厨米，敦兹儒术，庶有大成。甲科高悬，好学者中，敷求茂异，称朕意焉。 　　唐代集贤殿书院性质与弘文馆等学馆相近，有时也与弘文馆、史馆一起称为三馆，因此，所谓追集贤学生"在馆习业"，即在集贤殿书院内学习学业。按唐代中央官学生皆由官方公厨食堂免费供给伙食，故这里所谓"准给厨米"即供给公厨粮食。这道记载明白的《选集贤学士敕》可以说明唐代集贤殿书院是有教学活动的。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集贤殿书院具有读书、藏书、教授生徒、供祀先贤、研治兵法等项内容，其中以教授生徒一项具有特别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常援引清人袁枚"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随园随笔》卷十四）之说，而认定唐代书院无教学活动。其实，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教育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内容，以有无教学活动来衡量书院是否具有"完全意义"这是不能成立的。书院是儒者之区，往往与寺院、道观并立而强调其与佛道的区别，但儒生、和尚、道士又能和平共处，同论短长，显示出文化交融的趋势。另外，仅从教育的意义来讲，书院的教育功能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松洲书院对士民的社会教育和对学生的课堂教学，东佳的书堂书房分级授受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2。私立书院：读书治学之所作为真正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于私人的著书讲学。有的学者说："书院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这是有道理的。从孔墨私学、经稷下学宫、汉代书馆和精舍，到书院制度，代表着古代私学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形态。书院制度堪称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 　　唐代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起初，多数得将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称之为书院，后来逐步发展成聚书建屋，授徒讲学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书院有十一处，如李宽中秀才书院、沈彬进士书院和杜中丞书院等。这些书院多以人命名，还不像是稳定的正式名称，反映了书院初建时期的特点。见于地方史志书，注明为唐代设置的书院的，有十七处，如石鼓书院（衡阳）、丽正书院（绍兴、洛阳各一）、景星书院（九江）等。这些书院多因地因事命名，有了固定的特有名称，表明书院已成为稳定的教育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全唐诗》中李宽中秀才书院和《湖南通志》中石鼓书院之间的联系。石鼓书院"旧为寻真观，唐刺史齐映建，元和间李宽结庐读书其上"（李宽即李宽中秀才），恰好透露了从"寻真观"到"李宽中秀才书院"发展成"石鼓书院"的演进过程。 　　建于唐代的书院，明确记载有讲学活动的有四所：皇寮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皇寮书院在（永丰县）二都渝州，唐吉州通判刘庆霖流寓永丰，建以讲学。其十二世孙炎修。" 　　庆霖生平及建院年代，均无资料可考，只能待之后来，然则书院为讲学授业之地的性质则很明确。光绪《吉安府志》卷十九中也称"唐刘庆霖为吉州通判，留寓永丰，始建（皇寮）书院讲学。" 　　松洲书院。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松洲书院在（漳州府）二十四都，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今废。" 　　查民国《福建通志·列传》卷二："陈珦，字朝佩，元光子，入籍漳州。自幼不群，从许天正受学，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　年）举明经及第"，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登王维榜进士。"武后称制，上疏乞归养，使主漳州文学。龙溪尹席宏聘主乡校，乃辟书院于松洲，与士民论说典礼。是时，州治初建，俗固陋，珦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乞休，复寻松洲别业，聚徒教授。" 　　由上引材料可见福建漳州龙溪县松洲书院创建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书院为具级"乡校"性质，开办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乡里，主持人由县令聘请州文学教官陈珦充任（后期陈珦则以退休官吏身份主持书院教学工作），教学内容为儒家经典和礼仪，教学方法则为"论说"、"开引"，可以名之曰启发式，"于风教多所裨益"，则反映出其良好的教学效果。总之，它是唐代早于丽正、集贤书院，且教育功能齐全的书院之一。 　　东佳书堂（义门书院）嘉靖《九江府志》卷十："义门书院在（德安县）敷扬下乡，去县西北六十里东佳山下。唐义门陈衮即居在建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至宋徐锴为之记。今废。" 　　查徐锴记名《陈氏书堂记》，书院当正名为书堂。据胡旦《义门记》载，唐大顺元年（公元890　年），江州长史陈崇立《陈氏家法》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明者令就学，稽有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诸生中立一个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宾客寄止修业者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另"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人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从上述记载看，陈衮在唐代最迟于大顺元年建立了有高低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文化教育机构，书屋为"训教童蒙"之所，书堂为高一级机构，既为陈氏十五岁以上子弟就学之处，亦为宾客修业之所，内藏书籍供其阅读借用。从"书屋"到"书堂"，再到四十余年后的"书院"，暗示出藏书规模的扩大，也揭示出书院这一围绕着书籍的文化组织的起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桂岩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桂岩书院在高安县调露乡洪城，唐幸南容创。宋幸元龙重修，周必大书额。明成化间幸顺迪修。" 　　幸元龙《桂岩书院记》称，南容"尝卜此山开馆授业，有孙曰轼，以咸通七年（公元866　年）中三史科（科举制中科目的一种），二年后为太子校书郎，家徙于郡，而书院自是芜矣"。按幸南容（公元746-819　年），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与柳宗元同登进士，从此步入仕途，曾任国子祭酒兼太子宾客，六十八岁时致仕归家，家居五年后去世。桂岩书院创建当在家居之时。此时他已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完全可以"开馆授业"。 　　此外，还有"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的梧桐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等。 　　根据以上记载，可以认为，在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中，已有较丰富的聚书授徒的讲学活动。虽然还不甚普遍，没有系统，未成定制，规模也较大，但作为教育机构，确已客观地存在。我们进一步考察宋初的著名书院就会发现，它们差不多都是由唐末五代的私人读书讲学之地发展而成的。所以，我们说，书院之名，虽最早为官方所用，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却起源于私人讲学。 　　3。白鹿洞书院：宋初书院的典型五代遭锋镝之厄，官学教育不兴，儒者潜伏山林，即闲旷以讲授，"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为群居讲学之所"，是书院产生和发展的又一时机，为宋代书院的兴盛作了充分准备。其中尤以白鹿洞书院最为典型。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星子县北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中（公元785-805年），洛阳人李渤及其兄李涉在庐山读书，曾养一白鹿自随。宝历中（公元825-827　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在庐山他读过书的地方，建筑台榭，名其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　年）就白鹿洞建学馆，置田产，供各方来学者。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庐山国学。宋兴以后，白鹿洞屡经修缮，改称白鹿洞书院，成为宋初最兴盛的四大书院之一。从唐末至宋初，在庐山隐居和在白鹿洞书院任教的名人有唐时的颜翊，五代时的李善道、朱弼、陈贶，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珦等。颜翊率弟子三十余人，授经于白鹿洞中达三十余年。李善道任洞主时，学生百余人，皆为时望。宋弼任助教，学生质疑向难，详加剖析，造就不少人材。据马令《南唐书》载：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传，旁贯数经。开宝中，谓金陵，一举以关头中第，授国子助教，知庐山国学。生徒数百。。。弼至，性本严重，动持礼法，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难疑，问辩峰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已出，而事实联缀，宛若宿构，以故诸生诚服，皆循规范。这是关于白鹿洞书院初期教学活动最详尽的记录。宋初明起任白鹿洞主，学生数百人。这说明，在庐山国学时期，除了采取"个别传授"的教学形式外，还采用了"升堂讲论"或称之为"升堂讲释"的教学形式，这是书院教学的基本形式之一。 　　此外，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白鹿洞的教学授徒，大概除了传授与研习儒家传统的孔孟经书外，也学习史籍、诗文以及诸子百家文集。庐山国学诸生，有的长于军事、政治；有的"精于经史、能为文章"；有的以文学盛名；更多的则能诗，善诗，以诗盛名于四方。国学里甚至还发生过学生讼诗的案件。《全唐诗》中至今尚保持了庐山国学师生的不少诗篇。可见诗文也是庐山国学的重要教学内容。 　　从唐末到宋初，在白鹿洞就学的名人有伍乔、江为、杨徽之、刘式、刘元亨、蒯鳌、殷鹄等。伍乔是庐州人，在庐山国学读书数年，苦节自励，对《易》经探索精微。江为是陈贶的学生，在白鹿洞读书二十余年。杨徽之读书于白鹿洞，长于诗。刘式在南唐读书于白鹿洞时，曾手抄《孟子》、《管子》等书，据说是当时的一种日课。刘元亨在白鹿洞读书时，博学贯经史，一百多学生都像对老师那样地尊敬他。 　　五代宋初的白鹿洞书院，已有相当的影响，培养了一些人才，并且显示出书院教学的某些基本特点，诸如选择环境比较安静、交通比较方便的校址；确定固定的、有长期保证的经费来源；选派有相当造诣的教师掌教；学习内容广泛，相对自由，少受科考牵制；师生之间质疑向难，学徒之间互相切磋；师徒各有专攻，各有所长；大师悉心讲学授徒，四方学子闻风聚合等等。这些都对以后书院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科举考试古代社会的人才选拔主要有两种性质：荐举和科举。 　　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前，古代社会的人才选拔主要是乡举里选的荐举制。 　　"科举"一词由来已久，各时代都有其确定的内涵，而其共同的核心却是设科举士。隋唐五代时有称为"科举"者，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但更多以"科第"、"科选"称之（称"科第"者如赵璘《因话录》卷二《商部》上云："权文公德舆，身不由科第，掌贡举三年。"称"科选"者如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无名子谤议》条云："贞元中，刘忠州任大夫，科选多滥进。"）《通典》卷十五《选举》讲唐代科举及第之时说："凡众科有能兼学则加超奖，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径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径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此处所言"科第"，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常科，已明确含有分科选人之意。 　　杜牧与高元裕讨论科举问题时说："科第之设，圣祖神宗所以选贤才也，岂计子弟与寒士也。。。况国家设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为沿，则国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也。"（《樊川文集·上宣州高大夫书》）接着他历举唐朝十九位名臣的科第出身，包括进士科、下笔成章举、制策科、宏辞制策科等。联系当时诏书所说的"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完全可以肯定杜牧所谓的"科第"，即分科举人之意。 　　"科举"、"科第"、"科选"，均突出"科"字，可见今人诠释"科举"为分科举人，正合古人原义。 　　科举制度就是按照不同的科目来选举人才，这在当时的典籍中早已明载。《唐六内》卷书《尚书礼部》云："凡举试之制，每岁仲冬，率与计谐。其科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通典》卷十五《选举》亦曰："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 　　总之，"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即白丁能不能解褐为官，一切都以考试合格与否为标准，这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在选举中是否实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不仅是科举制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而且是科举制与选举制度中其他入仕杂途，诸如恩荫、军功、吏道、赀纳、方技等最根本的区别。 　　（一）从"九品中正"到"设科举士" 　　设科举士的制度创立于隋。隋统治者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制度。 　　用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取士"重门第"，取士权掌握在地方中正官手里，被豪门士族地主阶级所垄断；后者"重才学"，取士权集中到国家中央的吏部，最后由皇帝所控制。隋代由于封建经济发展，豪门士族地主势力日益削弱，已失去了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寒门庶族地主有了更大的经济地位和力量，要求参与政权。隋王朝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后，为加强皇权及适应庶族地主要求参政的需要，便采取了科举取士制度，集中选士权，团结广大庶族地主，解决地主阶级内容的矛盾。这是隋王朝为了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在政治上所进行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 　　唐人刘秩曾说："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典，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士著，萃处京畿。。。五服之内，政法王朝，一命免拜，必旧吏部。"（《通典·选举五》卷十七《杂议论中》）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实行，确实限制削弱了地方士族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般地主参加政权的要求，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另一方面，隋立国之后，由于全国统一，中央集权制确立，封建国家机器的日益完备，需要大批适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各级官吏。隋统治者为了治国安邦，渴望因材授职，求得裨益于"政事之方"的有用人才。这从文帝、炀帝历次所下的诏书中看得十分明显。隋文帝登基伊始，即锐意收罗人才。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正月，"诏举贤良"之士。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曾希望"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之行。"并诏曰："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隋书·高祖纪上》）。此后又陆续下诏公卿士庶，"见善必进，有才必举"，要求"内外官各举所知"。他在死前一年还诏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穷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隋书·高祖纪下》） 　　隋炀帝即位后，即降诏曰："。。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闰七月，他在诏书中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隋书·炀帝纪上》）尤其在兴师征伐高丽失败之后，炀帝于大业八年（公元612　年）九月，下诏曰："军国异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难，则霸德攸兴，化人成俗，则王道斯贵。时方拨乱，屠贩可以登朝，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士。。。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拨足行阵，出自勇夫。教学之道，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专于下吏，贪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隋书·炀帝纪下》） 　　从上述历次诏书中可以看出，隋统治者为了维护与巩固其政权，确有一种求得"人才"的迫切感。这也是其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制度的原因之一。企图通过科举考试的办法，选拔真正符合其统治需要的人才，这是实行科举制度的根本目的。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始置的进士科，但科举制度的建立也有它自身的形成过程。西魏时已经"罢门资之制"，当时认为"周氏以降，选无清浊"（《隋书·卢恺传》），也即选人不全凭门第。这说明北朝后期，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已经开始失去作用，正在发生变革。隋朝完成了这个变革。隋文帝废去九品中正制，开皇七年（公元587　年）"制诸州岁贡三人"（《隋书·高祖纪上》）。开皇十八年（公元598　年）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书·高祖纪下》）这里明显地看出在走向科举制度，接着炀帝始置进士科。《旧唐书·杨绾传》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薛登传》亦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开端。 　　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四月，炀帝下诏云："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仪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隋书·炀帝纪上》）在这里已明确地提出了十科举人的科目，即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仪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 　　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六月，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书·玚帝纪上》）尽管将十科减为四科，但分科举人的旨意仍是很明确的。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四月发布的敕令也证明隋时已行分科举士之制："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所谓"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就是先前已有的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业的人。由于在此以前唐政权并未举行科举，而这些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业者又是唐以前就存在的，而在整个南北朝，并未出现"进士"的称谓，可知修进士业者是在隋代出现的。既然有修进士业的人，必定已经有了进士科。唐人苏鹗说得更为明确："近代以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苏氏演义》卷上）很明显，"复置"决非"创置"，而且，唐人所谓"近代"，也不会指本朝。这同样说明隋代已有进士科，唐武德四年只是恢复了前朝的秀才和进土两种科目而已。 　　根据武德四年的敕令可以认为，最早承认进士科创置于隋的人，恐怕要数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的敕令距隋亡仅四年，这应该说是十分可信的。南宋章如愚论选举之法说："隋置进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一，而明经、进士尤贵。。古之所谓乡举里选者，犹曰乡里之举选云尔。唐则不然，举以礼部，谓之贡举；选以吏部，谓之铨选，其名同，其事异。"（《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八，《选举·贡举》）有人以此为据，认为科举制建于唐朝。其实，这是误解了章氏原意。章所言"其名同，其事异"既不是指隋、唐两种选举制的本质不同，更不是说进士科在隋为荐举制，到唐已发展成科举制。其所指，乃是说从前的乡举里选称举选，唐代的贡举铨选也科举选，就"举选"而言，其名同，其事异。 　　隋朝的科举分为两种：一是常科，如秀才、明经、进士科；二是临时提出的特科，如"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秀才科试策，并加试杂文，如开皇十五年（公元595　年），杜正玄投考，在试策以后，并试杂文，试题是：拟作班固《燕山铭赋》，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上鹦鹉赋》；第二年，杜正藏参加秀才考试，苏威主考，试策后也考杂文，题目是拟作贾谊《过秦论》、《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北史·杜铨传附孙正玄传》）。 　　隋代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资格的有三人，这是最早可以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大业时，第进士"。第二人是张损之。正史无传，《全唐文》说他"隋大业中进士甲科，位至侍御史尚书水部郎"（《全唐文》卷三九三，独孤及：《唐故河南府法曹参军张公墓表》）。《唐摭言》卷一也有类似记载。邓嗣禹认为，"此所谓'进士甲科'，可知其无考试矣"，从而否定张损之的进士出身（《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史学年报》第二卷，第1　期）。其实，隋代进＊地主参加政权开辟了道路，扩大了国家的政治基础，同时，也使人才选拔有了相对稳定的客观标准。这在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发展史上确实是一次变革，是一个进步。所以，到了唐代科举制度便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更加完备了。但也必须指出，在隋统治的三十年中，通过科举考试被录取者是很有限的。"秀异之贡，不过十数。"由于秀才科录取的标准很高，及第非常困难，每年录取人数很少，考生视为畏途，投考者寥寥。后又设进士科，当时只试策，不考杂文，放宽录取标准，使较多知识分子通过进士科走入仕途。明经科考试儒家经典及大义，及第比较容易。这又形成后来薛登所说的：炀帝"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速赴邀时。缀得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这就是说，当时进士科考试专重试策，所以一般士子皆存"速赴邀时"的侥幸之心，只"缀缉"旧策读之，并不认真研习实际的学问，当然也就无真正的人才可选。 　　（二）在争议中行之有效的唐代科举考试唐朝建国以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离心势力的发展。 　　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尊崇儒学的同时，大力发展科举制度，选士以补充官吏队伍，使人才的选拔趋于多元化。贞观年代共取士二百三十六人，其中进士出身二百零五人，占87％；秀才出身二十二人，占9％。进士科出身占比较较大。士子一经科举及第，便可参加唐朝政权。如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刘洎、马周推荐李义府参加进士科考试，太宗出"詠鸟"一题，李义府即写"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太宗喜道："当尽借卿全树，何止一枝也！"遂拜为监察御史。科举一兴，学有专长的"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竟至社会上有识之士"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艺，子房之筹画，宏平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贞观初放榜日，唐太宗私到端门，看见新科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李世民开科取士，"志在牢笼英彦"。纵使"英彦"未被"牢笼"，他也已白了头，减少了唐王朝的对立面，对唐王朝的统治是有积极意义的。 　　1。考生的来源与报考办法唐代科举取士步骤为：乡试（州、县考试）--省试（尚书省礼部考试）--吏部复试。自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至开元廿四年（公元736　年），一直都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考。"开元廿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从此，科举考试归礼部掌管，但也有临时由皇帝委派中书舍人等清要官吏来主持的。 　　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制，取士之科，多用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这就是说，唐朝取士的主要途径有三个来源：由学校出身的叫"生徒"，由州县考送的叫"乡贡"，由天子诏举的叫"制举"。实际上考生的来源只有两个：一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二是社会上一般的读书人。 　　推荐符合要求的考生参加考试称为"解送"。州府的贡生和学馆生徒，每年应"解送"的人数，都由中央政府以法律确定，多则数千人，少则一千余人。据《唐摭言》卷一记载，武宗会昌年间每年全国"解送"考生共一千七百余名。但这一数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朝廷针对每州人口消长情况和政治形势，有时要进行调整，最多时每年有五至七千人应试。 　　"解送"考生的原则虽然有法令确定，但执行时还有不少具体问题。例如武宗时期，朝廷规定每年全国只能"解送"一千七百余名，其中两监生徒共五六百名，余千名左右分配全国各州。但当时共一千五百余县，因此，每年一县平均得不到一个名额。另一方面，礼部每年平均录取进士明经等仅一百余名。因此，年年出现大量落第人员。有些落第人员还要继续争取"解送"，再次或三次投考。不仅如此，因当时考生没有年龄限制，所以州县每年请求"解送"之人甚多。由于名额限制，必须产生激烈的竞争现象。究竟谁被"解送"，与考生家庭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关系。一个普通地主子弟，假若不是才华出众，是很难被"解送"投考的。特别是两都及经济发达地区，更加困难。 　　另一方面，全国各地虽然同样向礼部"解送"贡生，但各地贡生并不能享受同待待遇，其中京兆府及同华二州最受优待。所以五代人王定保说："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选，无不捷者。"（《唐摭言》卷二）因此当时权要子弟，都千方百计争取在京兆、同华"取解"。 　　需要指出的是，开元廿四年以后，对于报考资格的要求越来越严。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严定应举人事宣敕》说："自今以后，府州所送进士，如迹涉轻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旧唐书·宪宗本纪》）开成元年（公元836　年）中书门下奏：今日以后，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后，须照以前的办法，五人相保，如有"缺孝悌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径，言涉多端"（《唐会要·进士》）的，都不准就试。"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新唐书·选举志》）在唐律中曾有这样的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贡举而不贡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减一等。"（《古今唐律疏议》卷九《贡举非其人》）以此保证科举制度的推行。有的皇帝微服采听舆论，考察选士得失。有的皇帝还亲自制举，不许称门生于私门。有的皇帝甚至亲自主持考试，亲自出试题，等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防止"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或私结朋党等现象的发生，把取士权紧紧地掌握在皇帝手中。 　　报考的时间大约是在每年三、四月间。当时曾有这样的谚语："槐花黄，举子忙。"苏东坡也写过"强随举子踏槐花，槐花还似昔时忙"的诗句。报考的办法是："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新唐书·选举志》）即中央和地方官学每年冬天，都可以通过校内考试，挑选所谓学业有成就者，送至礼部参加省试。凡中央六学、二馆的"生徒"，都由国子监祭酒挑选；凡地方郡县学的"生徒"，则由长史挑选。"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新唐书·选举志》）这就是说，非由学校出身的"乡贡"而志愿报考的知识分子，先由本人向本县报告，由县令考选后送州，再由州刺使复核，取中之后，便举行一种很隆重的仪式，然后贡送到中央，参加礼部的省试。"既至省，皆疏名刊到，结款通保及行居，始由户部集阅，而送于考功员外郎试之。"这就是说，无论是"生徒"还是"乡贡"，到尚书省报到后，都要填写自己的姓名、三代履历和保结，先由户部审查之后，再将名册送往礼部，然后由礼部定期命题考试。 　　此外，各"生徒"和"乡贡"到京师之后，还要拜先师。"先试之期，令举人谒于先师，有司卜日，宿张于国学，宰辅以下，皆会而观焉，博集群议，进论而退之。"（《通典·选举三》卷十五《历代制下》）试之日，则水炭脂炬飨具皆须自带。吏人唱名之后，始得入场。场中兵卫森严，荐棘围之。入场时，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既入场，刊棘围席坐庑下，以一日为限。至晚仍未交卷，许烧烛，以三条为度。三条烛尽，便要收卷。舒元舆在《上论贡士书》中曾有这样的描述："试之日，见八百人手尽携脂烛火炭，泊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围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度在地。呜呼！唐、虞辟门，三代贡士，未有此慢易者也。"（《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科举部·艺文一》）可见考试的生活是很苦的，其情景实在令士子难堪。 　　考试时，考生若遇不会回答的问题，就在考卷上写"对未审"三字。考官审阅考卷，凡答题正确无误的，批写"通"字；未答或错答的，则批一"不"字。 　　据史载，武则天于载初元年（公元689　年）在洛城殿亲自策问诸举子，开创了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的先例。唐代省试一般都在京城长安举行，但也有例外。如安史之乱时，省试是分在几处举行的。 　　2。考试的科目、内容与方法唐朝科举所设科目繁多，有常设科目、非常设科目和特设科目。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其中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而三传、三礼、童子、道举等为非常设科目。至于"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所特设科目，更是不胜枚举。大致可分为文、武、吏治、长方、不迁、儒学、贤良忠直等七类，其中有词殚文律科、将帅科、岳牧科、绝伦科、抱儒素之业科、志烈秋霜科等六十余种名目。实际上在唐朝经常举行的乃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六科，而为士子所趋逐者仅是明经、进士两科。下面只就这六科做一简要介绍。 　　（1）秀才科秀才科注重博识高才。考试方略策（计谋策略）五道，以文理通顺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隋唐均以本科为最高，所以被录取也最难。隋代此科先后录取者不过十人，唐时也很少贡举，每次及第者仅一二人。唐太宗贞观年间曾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的规定，因此各地方官很害怕贡举秀才，到了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此科就停止了。开元以后虽然曾考过几次，但登第者绝少。从此士大夫所趋向的惟有明经与进士两科。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唐时秀才，则为优异之科，不常举。" 　　（2）明经科明经科注重经义，要求对经书本文和注掌握精熟。考试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儒家的经典。考试又可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等细科。唐代明经科把儒家的经典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三类进行考试。《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榖梁》为小经。凡参加明经科考试，通二经者，须通一大经、一小经或通二中经。通三经者，须通大、中、小各一经。通五经者，大经须全通，其他各经任选。《论语》、《孝经》为共同必试，要求参加考试的人都要掌握。考试过程，据《新唐书·选举志》云："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综合有关文献记载，凡明经，先帖经，每经十帖，每帖三言，通六以上为及格。然后口试，问经义十条，通十为上上，通八为上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皆为及格。答时务策三道，通二为及格。三试皆及格为及第。录取分为四等，分别授予从八品下、正九品、正九品下、从九品下等级别身份及相应职官。 　　但是，明经科的考试内容也曾有过变化。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　年）诏明经科皆试《老子》第二条。仪凤三年（公元678　年）敕：自今以后，《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皆须兼习。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　年）停试《老子》，改试武则天自撰《臣轨》二篇。这是唐朝既尊崇儒术，又兼重佛道的文教政策在科举考试中的反映。不过在这之后，对于《道德经》的考试，却屡停屡废。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令加试《老子》，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又停。后来在较长的时间里，《尔雅》取代了《道德经》在考试中的地位。从天宝以后，除贞元年间一度恢复对于《道德经》的考试外，其余年代都是用《尔雅》代替《道德经》作为考试内容之一。这反映了道教势力的起伏，也反映了唐朝的文教政策，虽然是兼重佛道，但是以尊重儒术为主。 　　总之，明经科考试实际上要求是比较低的，只要熟读注疏就行，对于经义未必真懂。录取也较容易，曾有"三十老明经"之语。大约每十人就有一二人被录。所以，一般士子曾多趋向于明经科。 　　（3）进士科进士科注重诗赋，但唐初沿隋制，只试策而已。高宗上元二年曾加试《老子》策三条。后来永隆二年（公元681　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才，而有司以文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经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新唐书·选举志》）。此后，进士科考试便包括了帖经、试杂文、时务策三场。《大唐六典·尚书礼部》云："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兼举，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大唐六典·尚书礼部》卷四）《通典》亦云："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通典·选举三·历代制下》）关于帖经，最初是帖一小经和《老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改帖一大经。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又改《老子》为《尔雅》。关于杂文，即是诗赋各一篇，须"洞悉文律"。关于策时务五条，须"义理惬当为通"，若"事义有滞，词句不论"的为下。经策全通为甲，策通四、帖通四以上为乙，以下为不及第。由此可见，进士科虽试诗赋，但最后决定及第否，还在于经策。直至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李隆基敕曰："求贤济理，询事考言，务取由衷，以观深识。顷年策试，颇成弊风，所问既不切于时宜，所对亦何关于政事，徒征隐僻，莫见才明，以此择贤，良未得所。"（《唐大诏令集》卷一○六）加之当时诗赋已成为通用的文体，举子易为，主词易看，所以到天宝初，进士有帖经不及格者，时或试诗放过，谓"内赎帖"。之后，诗赋逐渐被重视，到了大和年间，诗赋与策问便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更偏重于诗赋，往往帖经不及格的，如果诗赋好也可以放过。这不仅是唐诗兴盛的反映，而且也促进了唐诗的发展。进士科录取分为两等：甲等为行政级别从九品上，乙等为行政级别从九品下。 　　自唐高宗以后，进士科最为时人所重视。《唐摭言》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唐玄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说："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蕴才敏行者咸出于是。"（《通典·选举三·历代制下》）由于进士科出身者，仕途优于明经，因而当时士人竞趋于进士科，"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两千人，少犹不减千人"（同上），可见考进士科的人之多。但进士科考试要比明经科难，录取也较明经科严，"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者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同上）。唐代进士科录取人数少者几人，多者也只不过三四十人。所以唐人有诗说："桂树只生三十枝"，言其录取人数之少。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言进士取人之艰难。 　　（4）明法科明法科首次开科的时间，史无明确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颁发的敕文云："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唐摭言》卷一）这是唐朝廷颁布的第一道关于科举开科考试的敕文，其中没有明法科。可见，明法科的首次开科时间，晚于秀才、明经和进士等科。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诏云："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旧唐书》卷五十）据此可知，明法科至迟在永徽三年便已开设。 　　张说《府君墓志铭》云："府君讳骘，字成骘，姓张氏。。。年十九，明法擢弟，解褐饶阳尉。。。调露元年。。弃背于县廨，春秋五十有二。" 　　（《全唐文》卷二三二）张骘于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　年）去世，终年五十二岁，以此推算，他于十九岁明法科及弟是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　年）。由此又可进一步明确：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以前便已开设明法科。综上所述可以判定，唐代明法科首次开科时间，是在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　年）以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以前。 　　明法科的开设是以律学为基础的，所以，从律学的设置时间也可以推测明法科的首次开科时间。《新唐书》云："隋，律学隶大理寺。。武德初，隶国子监，寻废；贞观六年，复置；显庆三年，又废，以博士以下隶大理寺；龙朔二年，复置。"（《新唐书》卷四八）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　年）和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律学的废置与明法科的首次开科时间无关，因为在这之前明法科已经开设。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　年）初年曾经设置律学，但是不久废除，而武德五年以前是没有开设明法科的。所以可以推测：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恢复律学后，开设明法科的可能性较大。 　　尚书省主持明法科考试的官置，前后有所变易。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以前，吏部考功司主持科举考试，以后改为礼部。作为科举科目之一的明法科，也同其他科目一样。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七月二十六日礼部侍郎杨绾提出："明法举人，望付刑剖考试。"（《册府元龟》卷六四○）这一明法考试的官署改为刑部的主张没有实施。 　　明法科考试的课程和项目，《唐六典》云："其明法，试律令各一部。 　　所试律、令，每部试十帖；策试十条：律七条，令三条。"（《唐六典》卷二）据此则知，明法科的考试课程是律和令各一部；律和令的考试各分两项：帖和策。律，试帖十帖，试策七条；令，试帖十帖，试策三条。试帖，就是把所试律或令掩盖两端，中间仅露出一行，用纸裁成帖，每帖遮住三个字，让应试者回答。十帖答对六帖就算及格。出示一行难度较大，玄宗天宝十一载（公元752　年）改为出示三行。试策，就是把律或令中需要论证的问题，编成策目，让应试者去论证或说明。律、令策试的标准，《唐六典》云："该达义理，问无疑滞者，为通。"（同上）这是试策及格的标准；同书："粗知纲列，未究指归者，为不通。" 　　明法科考试的定制，是在发展中完备起来的。高宗永隆二年（公元881年）八月诏："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每经贴经，录十贴得六已上者，。。然后并令试策。。。其明法、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恒式。"（《唐大诏令集》卷一○六）永隆二年之前，明法科和明经科一样都仅试策；试帖是永隆二年才实行的。可见明法科的考试项目，以永隆二年为界限而划分为两个时期：以前，仅试策；以后，试帖和策两项。 　　明法科考试成绩的等次，《唐六典》云："全通者为甲，通八已上为乙；已下为不第。"（《唐六典》卷二）律和令的帖和策两项考试全部答对，即为甲第；各答对十分之八以上，即为乙第；各答对十分之七以下，即为不第。明法科及第，分为甲第和乙第两种。 　　明法及第的授官标准分为两个等次，《新唐书》云："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新唐书》卷四五）。即：明法甲第，授予从九品上行政级别的官职；乙第，授予从九品下行政级别的官职。 　　明法科的创立，是唐代的一个创举。远在西汉，就已有因明习法律而被选拔做官的先例，《汉书·郑崇传》记载："父宾，以明法令为御史。"同书《薛宣传》记载："（薛宣）以明习文法，诏补御史中丞。"但是，这都属于辟召性质，既没有固定科目，又不定期举行，也不考试。确定出固定的科目，每年定期举行一次，而且从举送、考试到任用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程序和规定，则是从唐代明法科方开始的。这反映了我国法律制度发展到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唐代明法科，是我国法学专业考试制度的真正起源。 　　（5）明书科唐代科举常科之一的明书科，简称"书科"，《通典·选举三》云："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或称"明字科"，《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其科之目。。有明字。"今存有关明书科的史料相当零碎，现予汇总考述。 　　唐代明书科首次开科时间，史无明确记载。据《旧唐书·职官志一》所载："有唐以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这是大略言之，并不是说明书科与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同时首次开科。唐高祖武德四年颁发的关于常科开科的敕文中没有明书科，可见这一科目的首次开科时间晚于武德四年。高宗永隆二年诏曰："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恒式。"（《唐大诏令集·政事·贡举》）由此可知这一科目在永隆二年以前已经开设。但究竟开设于何时，还需从其他史料中寻找线索加以推测。 　　明书科的考试内容和程序，据《唐六典·尚书吏部》云："诸试书学生，帖经通讫，先口试。。然后试策。"也就是说，考试程序分为三项：先试帖经，然后口试，最后试策。帖经，试《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共十帖（见《通典·选举三》）；口试"不限条数，疑则问之"（《唐六典·尚书吏部》）。关于明书科的考试程序，《新唐书·选举志上》另有一种记载：先口试；通过之后再墨试《说文》和《字林》共二十条，须答对十八条以上。唐代明书科省试各时期多有变化，以上两种记载，可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考试程序。 　　明书科旨在通过考试为国家选取书法艺术方面的官员。尽管如此，它却在我国考试制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书法是一种艺术，因而可以说明书科是我国艺术考试的开端。明书科又对唐代书法发展有一定影响。我国三大楷书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以及两大草书家张旭、怀素，除欧阳询处于隋唐之际外，其他四人都出现于唐代。唐代书法有如此成就，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明书科的设置则无疑推进了唐人重书法的社会风气。 　　（6）明算科唐代明算科创设于哪一年，史无明确记载。高祖武德四年颁发的关于常科首次开科的敕文中没有明算科，可见明算科的创设晚于武德四年。据高宗永隆二年八月诏："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恒式。"（《唐大诏令集·政事·贡举》）则又可知明算科的创设早于永隆二年。明算科是以国子监六学之一的算学为基础的，所以从算学的设置时间也可以大致推测明算科的创设时间。《新唐书·百官志三》云："唐废算学，显庆元年复置。"唐自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至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不设算学。据此推测，明算科可能创设于高宗显庆元年设立算学之后。这样，可以把明算科的创设时间确定在高宗显庆元年到永隆二年（即公元656　年到681　年）之间。 　　《旧唐书·职官志一》云："有唐以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这是大略言之，并不是说明算科与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同时开设。参加明算科考试的主要是国子监算学学生。 　　明算科省试分为两个分科。第一分科考试《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和《五经算》。考试分两项。第一项试大义：《九章》三条，其余七部各一条，共计十条，需答对六条以上。《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第二项是帖经：《九章》三帖，其余七部各一帖，共十帖。《唐六典·尚书吏部》云："其明算，则《九章》三帖，《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等七部各一帖。"此外，还须帖试《记遗》和《三等数》，大概是属于数学专业的公共基础课，试十帖需答对九帖方为通过。《新唐书·选举志上》云："《记遗》、《三等数》帖十得九为第。" 　　第二分科考试《缀术》和《缉古》。考试也分两项。第一项试大义：《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共十条，须答对六条以上。《新唐书·选举志上》云："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第二项是帖经：《缀术》六帖、《缉古》四帖，共十帖。《唐六典·尚书吏部》云："其《缀术》六帖、《缉古》四帖。"此外，也须帖试《记遗》和《三等数》，试十帖须答对九帖方为通过。 　　明算科及第，便取得做官的资格，叙任的品阶是从九品下。《唐六典·尚书吏部》云："书、算于从九品下叙排。" 　　此外，在常设的六科之外，比较重要的考试有武举和制科：武举科：武周长安三年（公元703　年）创设。考试由兵部主持，用以选拔武官。在实际选举武臣的程序中，设置有众多的正式的考试科目，以应时而举。据《新唐书·选举志》、《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科目》卷六五○《贡举部·应举》、《唐会要》卷七六、《旧唐书》各本纪、《登科记考》等书统计，有智谋将帅、军谋越众、武足安边、识洞韬略、堪任将相、军谋宏达、材任边将、军谋宏远、军谋出众、武艺绝伦、穿叶附枝、军谋制胜、武艺超绝、才兼文武、堪任将帅等十五个科目。此外尚有沈谋秘算、智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等科（王应麟《困学纪闻》云："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此包括选拔文臣的制科而言。徐松在《登科记考》中指明唐制科之数过百。笔者此仅粗略统计了选拔武臣的科目）。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是"画帛为五规，置之于垛，去之百有五步。列坐引射，谓之长垛（弓引一石力，箭重六钱）。又穿土为埒，其长与垛均，缀皮为两鹿，列置其上，驰马射之，名曰马射（鹿子长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断木为人，戴方板于顶上，凡四偶人，互列埒土，驰马入埒，运枪左右，触必板落，而人不踣，名曰马枪（枪长一丈八尺，径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板方二寸五分）。皆经儇好不失为上。兼有步射、穿剳、翘关负重、身材语言之选，通得五上者为第。"（《通典》卷十五《选举志》） 　　武举产生于唐代，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是科举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产物。自隋以后，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但隋祚短暂，科学刚刚推行，至唐初，其常设科目亦不过数种。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载，最为唐人推崇的进士科，贞观年间每年及第人数平均约九人，高宗永徽之际每年约十四人，其后逐渐多至二三十人。武则天统治时期，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发展。"搜扬拨擢，名目甚众"（《唐语林》卷八）。但是，明经、进士等科以儒家经典和诗赋杂文为主，普通地主子弟及部分官僚地主子弟中还有不少人虽不善文，却习于骑射。为了广收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武举遂应运而生。其二，武举是在武选基础上的扩大和发展，唐兴，始于兵部置武选以铨试武臣。其选授标准是"五等三奇"。所谓五等，"一曰长垛，二曰马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五曰应对"，三奇则是"一曰骁勇，二曰材艺，三曰可为统领之用。"（《唐会要》卷五九"兵部侍郎"）然后结合平时的考绩、资历而定去留。其考试内容，几乎和武举完全相似。可见，武举的推行，已有武选作为基础。其三，客观形势的需要。至贞观末年，朝廷已有将帅乏人之忧。及至高宗朝，吐蕃、突厥相继为患，故高宗、武后屡诏选拔武臣。另一方面，武后末年战事相对减少。但为安不忘危，笼络武人，仍设乡贡武举。沈既济就认为乡贡武举之设是武则天恐人之忘战（《册府元龟》卷六八）。其四，武举的推行使人们有通过习武步入仕途的希望，有利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吸引农民当兵。 　　值得一提的是，唐统治者出自关陇军事集团，含鲜卑血统，有尚武之余风，这也为武举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制科：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创立。原则上由皇帝主考。最初试策及杂文，后来专考诗赋，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　年）停废，共实行一百二十余年。制科的名称甚多，至少八九十种。其中常见者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直言急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远虑、堪任将帅、详明政术等。 　　总括以上，在常设的六科中，最初秀才科第最高，但贞观以后便逐渐废绝了。明法、明书、明算乃为专门科目，并不经常举行。所以实际常设者仅为明经、进士二科而已。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在唐代乃为《五经正义》。考试方法，不外是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五种。由于口试内容不详，所以下面仅就帖经、墨义、策问、诗赋这几种考试方法作一简单介绍。 　　帖经　帖经是唐代科举考试的一种重要方法。无论是明经、进士还是法、书、算各科，均须帖经。 　　帖经之法刚开始实行时，方法尚较简明。"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作为测验举子掌握经文熟练程度的一种手段，当然有其正面效果。然而实行稍久，"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拨。"这样做的结果是引起了举子们对试题的多方揣摩，投机取巧之风于是大盛："举人则有驱悬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通典·选举》）这一弊端的进一步发展，是试题的日益艰深冷僻，举子穷于应付，遂避重就轻，避难就易，以致"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其余《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因文字繁多，不便记诵，"独学无友，四经殆绝"，终于导致了学风的更为严重的颓坏。 　　针对这种情况，从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到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代统治者又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开元八年，强令性地规定举子必须通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四经，参试之时，"帖十通五，许其入策"（《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企望达到"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的效果，保持传统儒学流传不坠。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又规定："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同时规定对明经习《左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者加以优奖，"出身免任散官"（《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开元二十五年，又对考试方法作了更详细的新规定："其明经，自今已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案问大义十条，取通六以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首，取粗有文性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以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仍须对同举人考试。"（《册府元龟·贡举部条例》）。开元年间的调整，是唐代科举制度由草创走向成熟，步入正轨的重要转折点。在帖经方式上强调"尽帖平文，以存大典"，鼓励举子注意对儒家经典基本内容的掌握，并且奖励勤学和广学，这在当时，无疑有助于投机取巧之风的纠正；而某些防止舞弊的规定也有助于公平竞争原则的落实。 　　天宝十一年（公元725　年），针对贴经旧弊，改变了最初"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的办法，变为"开为三行"，以防止"贴断绝疑似之言"，造成人为地、毫无意义地增加考试难度的现象；同时又规定："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问之。一经问十义，得六者为通。问通而后试策，凡三条三试皆通者为第。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通典·选举》）此外，还重申鼓励广学的原则："凡众科有能兼学，则加超奖，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同上）是年年底，唐玄宗正式下诏，肯定了上述调整措施。诏文中说："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是厘革。礼部起请，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到了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又规定："明经、进士帖经并减半，杂文及策皆须粗通，仍永为常式。"（同上） 　　墨义　墨义即是一种简单的笔试问笔。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这种考试方法不需要运用思想，只要是熟读了经文和注疏就能答出，所以一问即是几十条，或百条。这种问答有时也采取口试方式，叫做口义。但当时曾有人对"口义"提出反对意见，如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曾奏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文。"（《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二》卷六四○）贞元十三年（公元797　年），尚书左丞权知礼部顾少莲也奏称："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同上）仍请准建中二年所采用的办法。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礼部贡院又奏请："五经举人，请罢试口义。依前试墨义十条。五经通五，明经通六，便放入第。"（同上）这一奏请被皇帝批准了。到了元和七年（公元812　年），权知礼部侍郎韦贯之奏："试明经请停墨义，依旧格问口义。"（同上）也被皇帝批准了。对于"口义"和"墨义"两种考试方式反复不定，乃是因为这两种考试方式各有长短。"口义"比较灵活，但确有"覆视无凭"的缺点；"墨义"虽"明确有据"，但又不灵活。这种在考试方法上演变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是有参考价值的。策问　这种考试方法是从西汉射策沿袭而来的，曾行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更被重视。所谓策问，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论文性问答。要求应试者对现实中诸如政治、吏治、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它比帖经、墨义要求高些。各科考试最后的去取，差不多都决定于策问。它对考查政治才能确是一种较好的方式，汉代的董仲舒即是通过"贤良对策"，显露出他的政治才干。唐代及第进士中，也出现过不少有才干的宰相郡守。但是，这种考试方法行之既久，一般士子都束书不观，只拿缀辑的旧策读之，以应付考试。传说就连李白这样的名人，考试时也曾带着旧策集和同考人"携以就试，相顾而笑。"这样，策问也就难以考查出真正的人才了。 　　诗赋　科试时要求应试者做诗赋各一篇，叫做杂文。考试诗赋始于唐高宗开耀元年（公元681　年）。《唐语林》说："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复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唐语林》卷八）《刘宪传》亦说："父思立，高宗时为侍御吏。。。后迁考功员外郎，始奏清明经加帖，进士试杂文，自思立始也。"（《旧唐书》卷一九○）但这时考试仍以策问为主，只不过加试诗赋而已。到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才于策问之外更试诗赋。但"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新唐书·选举志》），这时诗赋始在科举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策问多属空文，所以试诗赋比策问、帖经不但能考察思想，而且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水平。这种诗赋格律体裁均有固定格式，语句用词又必端庄典雅，堂皇矞丽。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　年）以《性习相近远》赋和《玉水记方流》诗及策中选。我们且看他的应试诗："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矩浮光滟滟，方折浪悠悠。凌乱波文异，萦回水性柔。似风摇浅濑，如月落清流。潜颖应旁达，藏真岂上浮。玉人如不记，沧弃即千秋。"这种试帖诗多为十二句，共六韵（也有十六句共八韵的）。首两句见题，中间八句，两两相对，最后两句作结。但这种格式在后来的科举考试里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注重词藻的所谓"雕虫小技"，形成"争尚文辞，互相矜衒"（《旧唐书·杨绾传》）的风气，反倒具有了禁锢思想的形式主义倾向。 　　3。录取和出路唐朝科举的试卷没有糊名制度，录取与否不完全根据卷面的成绩，考生平时的声望、家庭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推荐都起作用。唐人薛登指出："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兢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敭，则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全唐文》卷二八一薛登《论选举疏》）不仅薛登这样讲，甚至几个皇帝的诏令，也反映出这类问题（《全唐文》卷六十五穆宗《覆试郑朗等诏》）。 　　唐朝末叶，政治更加腐败，很多宰相为其子弟"关节"。宣宗时期，营私舞弊问题更加严重。大中十四年（公元860　年），礼部侍郎裴坦主考，进士科考生一千余人，有三十人及第，其中"皆衣冠士子，是岁：郑义则，故户部尚书瀚之孙；裴弘，故相休之子；魏当，故相魏扶之子；令狐湻，故相令狐綯之子。余不能遍举，皆以门阀取之。惟陈河一人孤平，负艺第于榜末。"（《册府元龟·贡举部·谬滥》）由此可见，唐末的进士考试，基本上被高级官员垄断。一般地主子弟，考中进士者甚少。 　　另一方面，每年录取名额虽无定限，但实际录取人数是很少的。秀才科每年所取不过一二人。明经科及第较易，大致十人中可取一二人，每年及第者也不过百人左右。进士科及第甚难，大致百人中可取一二人，每年应试者千余人中及第者只不过一二十人，最少时只有几人，最多也只有四五十人。所以，唐代二百年间，登科进士仅有三千余人（《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二》）。贞观十八年（公元644　年），对录取名额开始有过规定："明经进士，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册府元龟·贡举部·条例二》六四○卷）此后，对于每年进士、明经科录取人数亦屡有限定。这些限定性的措施，主要在于限制入仕的人数，因为唐室自开国以后，每年入官人数大增，高宗时已"大率十人竞一官"；武后时有"补阙连年载，拾遗平斗量"的讥讽；中宗时有"三无坐处"（宰相、御史、员外郎）的笑话，更有"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的非难，以致演成"士至蹉跌十年不得官"，"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的现象。由于"用荫"的官无法减少，所以只好限制科举这条仕途了。由此可见，士子不仅登科及第难，而且及第后得官更难。尽管如此，科举及第仍是士子最荣乐之事，称之为"登龙门"，意思是鱼过此门可以化为龙，所谓"山川变色，天地为宽"，身价顿时百倍了。有一位名叫周匡物的，中进士后高兴得写了一首诗："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中了进士就如同成了仙上了天一样。按当时的规矩，这些"得仙"的进士，首先主司以黄花笺书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报之，谓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帖至家后，乡曲亲戚例须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登第者之家，每大宴开贺，这自然是一种很荣耀的事。这种报喜之风，开贺之习，一直沿习到明清。其次，进士及第后，同年例须大会于曲江亭（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这一天皇帝亲自登紫云楼垂帘观看，公卿大户人家倾城围观。或于是时择婿，细车珠簾，栉比而至。撤宴后，移乐泛舟，为竟日之欢。这自然是士子及第后又一荣乐之事。唐代诗文记其事者极多。兹录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笔题仙籍，柳色萧声拂玉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面醉，绮陌香车似水流。"曲江盛宴之后，还要于慈恩寺塔下题名。白居易廿七岁一举及第，曾写诗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总之，科举及第后，名誉地位便忽然高起，原来是平常的人，现在忽然已是天上的谪仙；原来被人轻视的，现在立即得到重视。真是天地为宽，山川变色，不仅亲戚朋友，奴仆皂隶一起对自己阿谀附会起来，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都大变了态度。据《唐人说荟·玉泉子》载，杜羔累举不中，将归家，其妻刘氏寄以诗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早早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丈夫失意之余，竟被妻子奚落，落第之难堪，可谓至极。但是后来杜羔中举登第，刘氏又寄诗曰："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达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杜妻前后两诗形成鲜明的对比。故事虽为附会，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 　　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几试落榜后，心境凄怆，写道："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但是，当他一旦登第之后，其诗风流放荡，难以自制："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及第的荣乐既然如此，所以对当时的士子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由于唐朝"常科"考试是由主管机关尚书省下的礼部主持的，故称为"省试"。参加"省试"及第者，并不等于就有官做，还须参加尚书省吏部的考试，及格后才能授官。这就是所谓"释褐"，即出任当官。按唐朝规定，进士明经考中以后，不能直接任职，必须经过吏部考试。吏部考试的主要内容有四："身、言、书、判"，"身取其体貌丰伟"，"言取其言词辨正"，"书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优长"。合此体格、语言、书法、判牍四条标准者，为优秀之选。以"四才"选官有利有弊，它对唐代的社会风尚、书法及文风都有一定的影响。下面分别略予述评。 　　身。"身取其体貌丰伟"，即要体格健壮，仪表堂堂，神气深厚，威仪秀伟，或谓"举措可观"。在隋代，已有以貌取人的事例。"牛弘为吏部侍郎，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朝野佥载》卷四）。唐玄宗时，吏部侍郎崔湜主选，"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君壮，何不兵部选？'（按：唐代兵部武选要求"躯干雄伟，有骁勇才艺者"）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得'。"（《朝野佥载》卷一）大概崔湜比较偏重选身强力壮之人。实际上，体貌丰伟这一标准很难做到。虽然唐代有不少官员"身长七尺"，"风骨峻峙"，但也有像僖宗时宰相卢携那样"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却有才干的人。 　　言。"言取其言词辩证"，即要语言流利，口齿清楚，善言雄辩，对答敏捷，或谓"词说合理"。因为要引用贤良升于达位，必须问以政事，而非言无以知之。唐代学校课试中就有"口问"这种口试形式。以言取人也有弊病，对答时口若悬河，洋洋数千言，"或声色甚厉"（《旧唐书·苗晋卿传》），以至有人"于铨庭言辞不逊，凌突无礼"（《旧唐书·裴遵庆传》）。后人对唐代以身、言为铨选标准评道："若其于身必取其丰伟，于言必取其辩证，则晏婴之貌不扬，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邓艾之口吃，皆在所弃矣。虽以孔子之圣，犹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铨衡者皆中人之才哉！"（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十） 　　"四才"顺序虽曰身、言、书、判，但实际上书、判远比身、言重要。 　　铨选时也是"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通典·选举典》）。由于参加铨选之人渐多，不能一一察其身、言，后来实际上往往只凭书、判用人，形成"吏部选人，必限书判"的情况。 　　书。"书取其楷法遒美"，即要书法端正、工整、大方，笔力雄健，苍劲秀丽，或谓"遒丽""劲媚"。唐代铨选要求书法优美，这应与统治者提倡书法有关，如唐太宗重王羲之书法，自己也写得一笔好字，还曾将其手书飞白书赐予臣下。政府的倡导对当时重书法的社会风尚是有一定影响的。唐代规定弘文、崇文两馆学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否则罢之（《唐会要》卷七十七）。因为考选重书法，所以无论在学的生徒、应考的举子还是一般官吏都很讲究书法。宋人评曰："唐人字画，见于经憧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能及。盖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为选官之法，故世竞学之，遂至于妙"（马永卿《媍真子》），但唐代也有个别人主张选人不必太重书法，如洋州刺史赵匡认为："书者，非理人之具，但字体不至乖越，即为知书。判者，断决百事，真为吏所切。故观其判则才可知矣。比身、言及书，岂可同为铨序哉？"（《通典》卷十七） 　　判。"判取其文理优长"。判即判牍，是判决司法案件的文书，"四方"中拟判一事尤为重要，因为临政治民，必须通晓事理，■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故铨选关键每繁于判。后来以选人猥多，官阙有限，为了解决僧多粥少的矛盾，吏部主选官故意出难题以黜落选人，于是乃采择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使之判断。既而以通经正义，又不足以问，于是乃征僻书曲学伏隐之义为判题，这样就失去了观察吏才的本意。唐代的判文种类繁杂，命题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天文律历、岁时水旱，下至田农商贾、民间隐私，无所不有。如《家僮视天判》："甲于庭中作小楼，令家僮更直于上视天。乙告违法。甲云：专心候业。不伏。"《九日登高坠脚判》："杨甲九月九日，登高坠脚致跛。乙告为不孝。科不应为。"《求邻壁光判》："郗珍性好读书。家贫，邻家富，乃穿邻壁取烛光。邻告为资。"（《文苑英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唐代判牍皆为骈俪四六文，并多引经据典，讲求辞藻。少则五六十字，多则二三百字。由于判牍皆以骈文，因此一般选人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文，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故马端临认为："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殊，不切于从政，而吏部所试，为赘疣矣。。盖判词虽工，亦本无益。故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视之耳。"（《文献通考》卷三十七） 　　试判佳者谓之"入等"，拙者谓之"蓝缕"。试文三篇，称为"宏辞"，试判三条，称为"拨萃"。中者即补官，词美者可不拘限而授职。 　　以身、言、书、判取官，一方面可以促使选士人人习书，笔法精美，并在一定程度上能看出一个人的吏才和对现行法令的理解，然而"以言取人，人谒其言；以行取人，人谒其行"，择人唯取言辞刀笔，不悉才行，而善书判者未必都有吏才，故也有许多弊病。唐玄宗时选人刘晞说：选士不能"只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内"，"夫断者，以狭词短韵，语有定规为体，犹以一小治而鼓众金，虽欲为鼎为镛，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并说假若引周公、孔子等圣人于铨庭，则虽图书易象之道理，叫他们以判体来表达，肯定还不及徐陵和庾信（《唐会要》卷七十四）。沈既济也认为"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通典·选举典》）杜佑则说"文词取士，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词之末者"（同上）。 　　正是因为这种本末倒置的考试，所以出现了"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的怪现象，而不少真正有才干者却终身不进。如唐玄宗时，主选官将张。。列为第一名，玄宗大集登科人亲试，结果登第者十无一二，而张。。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曳白"（《旧唐书·苗晋卿传》）。反之，像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却三试于吏部无成，十年犹为布衣，不得已就藩镇张建封之辟为幕僚，然后得禄。故后人评论这种以身、言、书、判为取士之标准说："严则贤愚同滞，宽则贤否混淆，亦法之使然。"（《文献通考》卷三十七） 　　4。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和士子学风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和士子学风有着深刻影响。 　　（1）科举考试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兴衰其一，科举是古代国家选拔官吏的工具，学校是培养官吏的场所，两者既有一致性，也有矛盾。科举和学校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士，须经过科举选拔，才能取得吏部试的资格，经过吏部试及格才能授官。由于生徒可以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从而有做官的机会，加之唐代前期举人也比较重视两监出身的生徒，这就调动了地主阶级，特别是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子弟学习的积极性。其二，科举考试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结束魂晋以来学校教育所流行的清谈学风和玄虚思想，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的一致，形成社会读书风气，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所谓"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全唐文》卷四六七）甚至士族子弟也不把门荫放在心上，而去埋头攻读。唐宗室子孙李洞屡考不中，竟想去哭祖坟。其诗云："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唐太宗的陵墓）恸哭一生休。"（《唐摭言·海叙不遇》）唐代前期的官学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能不说是科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三，科举科目中有明法、明算、童子、武举等，这对于当时社会上教育重文轻武、重经轻算轻实科和重成人轻儿童的风气或多或少是个冲击，这也是具有积极意久的。 　　从武后时期开始，逐渐偏重科举而轻视学校。由学校出身参加科举而能及第的人数越来越受到限制，仕途越来越狭。杨玚在《谏限约明经进士疏》中说："自数年以来，有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两监惟得一二十人，若常以此数而取，臣恐三千学徒，虚废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臣窃见流外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浮虚之徒，以其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所以到天宝年间便养成了"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新唐书·选举志》）的风气。这样就使唐中叶以后，学校逐渐衰微下来。唐玄宗为了改变这种轻视学校的现象，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　年）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同上）但只过两年又恢复了乡贡。唐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　年）也曾规定："公卿士族子弟，明年之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之限。"（《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三》）然而由于重科举轻学校之势已成，学校的地位终于不能挽回。学校和科举之间的矛盾，自隋唐兴科举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2）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因此学校逐渐成了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也就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检查学生学习成绩所经常采用的方法。唐代的国子、太学和四门学的教学计划，都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安排的，把经书分为大、中、小三类，并规定通二经必须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必须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必须大经并通，而《论语》、《孝经》则为共同必修课。至于律学、书学、算学的教学科目，也与科举考试的科目完全相同。科举考试一度重视书判、策论和诗赋，学校也随之注重习字、习时务策和作诗赋。乃至乡村学也都普通学习作诗，学诗成为一种普遍风气。这在客观上成了推动唐诗发展的难得契机。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写道："或问：唐诗何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天宝以后，在进士科考试中，如果"帖经"不合格，允许以作诗补考（《太平广记·封氏闻见录》）。诗的好坏，对于一般考生的录取，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唐诗纪事》卷五十二李肱条写道："（开成二年）帝命高锴复司贡举，。。先进五人诗，。。高锴奏曰：臣锴昨日奏宣进，旨令将进士诗进来者。伏以陛下聪明文思，天纵圣德，今年诗赋题目，出自宸衰，体格雅丽，意思遐远。诸生捧读相贺，自古未有，倍用精研覃思，磨励缉谐。其今年诗赋，比于去年，又胜数等。臣日夜考较，敢不推公。就中进士李肱，《霓裳羽衣曲》一首，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去就又全。臣前后咏咏近三五十遍，虽何逊复生，亦不能过，兼是宗支，臣以状头第一人，以奖其能。次张棠诗一首，亦绝好，业次李肱，臣与第二人。"从主考官高锴反映的情况看来，李肱考中进士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的诗"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去就又全。"第二名进士张棠之所以及第，也因为其诗"绝好"。由此可见，诗的优劣在录取进士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正因为这样，所以唐朝知识分子不仅人人会作诗，而且都竭力将诗作好，从而推动了唐诗的重大发展。 　　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与要求，确实推动了学校学习内容的发展，这是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学校的学习内容与方法也受到科举的限制。如科举注重文辞，学校也注重文辞而少实学；科举注重帖经、墨义，学校也采用这些方法考试学生，结果只能培养记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这是科举对学校教育的消极影响。 　　（2）科举对士子学风也有很坏的影响首先是知识阶层素质下降。赵匡《举选议》中所指出的"士林鲜体国之论"、"当代寡人师之学"、"当官少称职之吏"云云，无不与学风的颓坏有关。上元元年（公元674　年），刘晞在《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中批评说："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并引"仲尼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矣"（《通典·选举九》卷十七《杂论议中》）。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贾至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批评说："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于末术，是诱道之差也。夫以蝎蚓之饵，杂垂沧海，而望吞舟之鱼至，不亦难乎？所以食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全唐文》卷三六八）德宗时，柳冕致书权德舆，对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自倾有司试明经，奏请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其有明圣人之道，尽六经之义，而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恐清识之士，无由而进，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权德舆复书也痛切指出："两汉设科，本于射策，故公孙弘、董仲舒之伦痛言理道。近者祖习绮靡，过于雕虫。俗谓之：甲赋律诗、俪偶对属。"又说："明经问义，有幸中所记者，则书不停缀；令通其义，则墙面木偶然"；"令书释意义，则于疏注之内苟删撮旨要"；"至于来问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者，虽今吏部学究一经之科，每岁一人，犹虑其不能至也。"（《全唐文》卷四八九）从中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这些批评，尽管出发点不同，但均指出进士科考试偏重词章，浮华少实；明经科考试注重记诵注疏。这种取士方法，如同"使骥捕鼠"，"令鹰守肉"，是选不出真正人才的。 　　其次，学风的日益颓坏，实际上就是学术的逐步没落。 　　科举制度是文化专制的手段，使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其影响不仅是知识阶层自身的堕落，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枯萎。《唐摭言》卷三写道："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可见唐朝实施科举制度，不仅为了选拔官员，同时也想"牢笼英彦"。唐穆宗诏令："将欲化人，必先兴学，苟升名于俊造，宜甄异于乡闾。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练，名登科第。"（《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元德音》）唐敬宗也颁布过同类诏令。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诏令都提出"将欲化人，招引儒学，明加训练，名登科第"的要求。由此可见，"化人"、"兴儒"、"登科"这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统治者利用"儒学"以"化人"，培养自己合格的爪牙。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为了争取及第，皓首穷经，只读死书，不思创造，不究新义，严重阻碍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著名史学家吴晗指出：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作了大孽，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科学的进展，压制了思想，使人们脱离实际，脱离生产，专读死书，专学八股，专写空话，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状数不完，也说不完。（吴晗《明代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再次，由于科举是一般中小地主阶级子弟入仕的唯一途径，所以虽然科场生活很辛苦，甚至要遭受许多耻辱，但人们仍趋之若鹜。社会上广泛养成了做官发财的名利思想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有些士子为了谋取功名，竟不择手段。据《唐语林》说："明皇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倾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戚，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御。"一般士子，如既无门第做靠山，又无权势可援引，就不得不卑躬屈节，低首下心，请人荐举。一经名公钜卿揄扬，立刻便可身价百倍，功名利禄由此而得。所以在当时有一种投诗谒见和所谓温卷的风气。要想请名公大人荐举，就必须先行卷投呈，即把自己所做的诗文，抄录若干篇首，订为卷式，夹着自己的名片，先送上去。如果主人看中了，或许下次准见。这种不良风气，在唐代一度非常流行，连王维这样清高之士，为了行卷，都曾男扮女装，其难可以想见。有这样两句诗："荷衣拭泪几回穿，欲谒朱门抵上天。"可见投诗谒见也是很苦的事，有时竟到处碰钉子。江陵项氏描述说："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帋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其人上谐者。嗟呼！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尽可知矣。"（《文献通考·选举二》）可见当时社会士子学风之低下。 　　尤其寒门庶族地主中的人取得高官厚禄后，本身转化为大官僚大地主，反过来把持科举，营私舞弊，造成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这在高宗以后就明显地表现出来。营私舞弊的名目很多，如"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挟藏入试，谓之书策。"（《唐国史补》右卷中"叙进士科举"）请托、通关节、私荐、场外议定，以及先定及第人等现象屡见不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旧例礼部放榜，要先呈宰相。会昌三年（公元843　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为，如盧肇、丁稄、"姚鹄岂以不与及第耶。"王起于是依而放过。由此可见，宰相一言，即可决定取录与否。又如尚书李景让，其弟景庄累举未第。母闻其被黜，将笞景让。中表皆劝景让嘱于有司，让终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论，岂敢效人求关节乎？主司知景让弟，非冒取名者，自当放及第。"结果，景让虽然没有亲自去通关节，但主司因景庄是方镇之弟，遂放之及第，景庄是岁登科。这两个例子，充分暴露了科举考试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所以，"上第巍峨，多是将相私人，座主密旧。"校书郎王冷然曾上书宰相说："仆窃闻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这一揭露是很深刻的。 　　唐统治者也曾采取过"糊名考试"和覆试等办法，解决科举中营私舞弊的问题，如"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刘晞《隋唐嘉话》下）又如"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二月，谏议大夫、权知礼部贡举陈商选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论以为请托，令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落张渎、李玕、薛忱、张觌、崔禀、王湛、刘伯刍等七人。"（《旧唐书·武宗本纪》）对营私舞弊者，有的也给予了一定的惩处，如"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脏污狼藉，命西堂斩决，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唐语林》卷八）又如"宣宗大中九年三月，试宏词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侍郎辈谂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两月奉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枝出为处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一月奉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旧唐书·宣宗本纪》）但这些措施只是一时之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洋州刺史赵匡的《举选议》，对科举制度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评。他首先批评进士科"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次，谈到一个人的心智有限，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学习时"但务抄略"，就试时则"偶中是期"，以致"业无所成"，"当代少人师之学"。第三，他认为科举考试的方法"既问口义，又诵疏文"，是"徒竭精华，习不急之业"，面对当代礼法，反而"无不面墙"，临到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只有"取办胥吏之口"而已。他指出这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故当官少称职之吏"。第四，他指出举人大率二十取一，没齿而不登科的很多，"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故士子舍学业而趋末技。第五，他指出"收入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亏损国风。"他还指出科举的劳民伤财，远方贫士无力赴试，遂致有抱屈遗才诸种现象。最后他指出当时选司偏重年资所造成的"无能之士，禄以列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的缺点。赵匡的上述批评，确实切中了唐代科举考试的时弊，而且比较注重实用。 　　宝应二年六月，杨绾上疏，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恢复汉代察举之制。疏称："炀帝始制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从此积弊，转而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杨绾认为，欲"澄本清流"，使士人"修德业"、"修廉耻"，使"人伦一变"，皆归"实学"，必须痛下决心，停科举，恢复古制。但是，代宗命大臣商议，得到的结论却是"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七月，杨绾再次上疏，请求调整考试方法，依照汉制，以策试为主，经义为辅，以求士人"有孝义廉耻，谦恭之行，好学不倦，精通经义，并堪对策。"遗憾的是，杨绾此次上疏，同样没有得到代宗与大臣的首肯，理由是："进士、明经，行来颇久"，不可顿改，令士人"失业"。最后，代宗只好下诏调合分歧，命新制"与旧法兼行"（《新唐书·选举志》），草草收场。 　　杨绾的主张没有考虑到时代的变迁，也没有认识到统治者的本意，企图用过时的制度来代替作为统治者强化专制制度有效工具的科举制度，自然不能不遭到冷落。但是，杨绾的奏疏中却指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唐代学风的颓坏，其原因正在于科举制度本身，特别是帖经之法，有百弊而无一利。尽管这一认识仍有其局限，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总括以上，唐代科举的实施，是时代的需要，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科举考试的内容虽然具有片面性，其考试方法偏重于机械记诵，但它比起九品中正制的取士方法来，毕竟还是有了一个衡量知识的标准。仅以进士科而言，策论是关于治世的才能；诗赋杂文是关于文艺、应用文的知识和能力；经义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论研究。因此，进士科及第是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治世才能的。这比过去只凭荐举录用人才要好得多。事实上，在唐代进士科考试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人才，如名臣房玄龄、大诗人白居易、大文学家韩愈等等，都是进士出身。所以，科举在我国古代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它作为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之一，由社会制度所决定，从其一产生便暴露出虚伪性与欺骗性，乃是统治阶级用以笼络知识分子，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行之既久，流弊丛生，对学校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学术思想的繁荣，均曾产生极不良的影响。因此，对科举制度应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尤其应重视其演变过程中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 　　唐代科举制度对当时及以后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唐政府为了满足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要求，特设有宾贡科。《东史纲目》卷五所列穆宗长庆到五代时的后唐，新罗留学生登宾贡第者九十人；日本及其它各国留学生也有许多发策决科者。日本吉备真备在唐留学十七年，精修三史、五经及律、书、算学；菅原梶成入太医署学习针炙，回国后成为天皇御医；新罗宾贡进士金可记及第后，隐居终南山，及后归国时，其中国友人章孝标曾赋诗以赠。项斯、张乔、李白、王维等著名文人，亦都有与外国留学生酬唱的诗篇。唐朝的兴盛发达，使周边各族和各国不满足于自然的文化传播而派遣留学生，直接汲取中国文明。他们长期生活于唐，在社会生活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归国后，移植唐文化于本土，这不仅对改造其国政治，提高文明程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为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开放型功能涂下了重彩之笔。 　　科举制度对欧洲也发生过重大影响。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在欧洲各国逐步推行的文官考核制度就吸收了科举考试制度的合理因素。1791　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核制度；1806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实施文官考核制；1855　年英国开始推行文官考核制。当时在欧洲等级制的土壤里，生长出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僚。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越来越不适应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的需要，这就是中国科举制度在欧洲引起重视的契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美国学者卜德认为，在西方推行的"文官"体制，是在精神文明领域里中国对西方最宝贵的贡献之一。 　　（三）五代的人才选拔据■瑞临《文献通考·选举三》陈述，五代五十二年，朝代更易，干戈抢攘，但贡举之制并未尝废弃，只是每年所取进士极少，最多时也仅及盛唐时的一半。土宇分割，士人流散，固无怪其然。不同的是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为唐所不重，取人也少考，到五代自晋以来，却中选者动以百计。原因一是帖书墨义在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也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举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也只好以此为士子进取之途；二是因为处于乱世，士人不能安心读书，社会上崇学风气也渐淡泊，功名利禄的思想不像太平时候那么炽烈。因而参加考试的不多，中榜者有时只有三四人，梁时极考宏词料的就只有一人。后来，制科取消了，进士考试中诗赋、杂文、策论时有更易，而与经学诸科有关的反而有了起色。三是因为当时文学发展失去了良好的条件；而经书因印刷业的发展而广为流传，方便士人习诵；统治者要利用思想武器，更要宣传儒家经典，所以读经的人多起来，经学诸科所取的人数反而多于盛唐。这其实既是战乱所带来的文化废坠的结果，又在客观上为保存经典，阐说经义及宋人的演"义"之学作了准备。 　　另一方面，五代之时，虽科举未尝废，但很多人厄于乱离之际，不得卒业；或有所长而不能自见，无法施展学问和抱负，老死闾阎。科举虽断断续续一直存在，但中者极少，流弊极深。据《五代会要》记载，当时有关科举的奏折和敕文几乎都涉及请讬舞弊之事，朝廷也一再惩罚主考官，用复试、严审等手段严格筛选考生，但这种事仍时时有之。梁朝曾有意识地利用科举来弘扬儒学，但不久，关于在科举考试中设明经科的争论便不断发生。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罢帖经对义等试经内容，别试杂文及对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将明经考试视为人才选拔的障碍，对经学内容丧失了信心。 　　四、实科教育我国古代实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培养造就了大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工匠，在我国古代人才群体中大放异彩。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改造自然、传授实用科学知识技能和实践活动中，创造并积累了培养、训练实用人才的宝贵经验，大大丰富了古代教育遗产。隋唐时期的实科教育，尤其具有独特意义，因为我国古代实科教育制度，在这一时期得以创建；实科教育的发展先于欧洲各国一千余年，朝廷主持颁定的实科专业教材也为世界之先；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有关实科人才规格、科技道德教育以及教学工作等多方面的论述，成为我国科技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为发展实科教育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第一，奖掖实科人才。当时在天文历算方面，名家如流。祖孝孙"博学，晓历算"，傅仁均"善历算"，傅奕"尤晓天文历数"，李淳风"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崔善为"好学，兼善天文算历"，等等。李世民对他们恩礼有加，封官赐爵，并给以奖掖。李淳风在贞观初为修订《戊寅历》提出七条宝贵意见，很受李世民器重，"授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李淳风在天文研究中不断作出贡献，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李世民又拜他为太史令（《旧唐书·李淳风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第二，兴办实科学校，培养实科人才。当时的太医署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院，医学分科很细，招收各种生徒。太史局也设立了天文学校、历学学校，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这些实科人才的广泛培养，为贞观以后许多重大的闻名于世的科学发明奠定了基础。 　　第三，重视使用科技新成果。李世民很重视科技成果，并加以推广应用。天文学家李淳风在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研制成了一部精密的天文仪器"黄道浑仪"，李世民十分高兴，当即下令把它放置凝晖阁，"以用测侯"（同上），即使这部新仪器能够立即为当时的天文历算科学发挥作用，也使科技人员得到鼓舞。 　　（一）实科学校教育隋唐时代的实科学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属于国家教育行政系统的正规学校：医学和算学，医学又有中央医学和地方医学。二是属于职官"官学"性质的学校，主要有京师药园和太仆寺的医药弟子，以及太史监、司天台系统的天文历法生。 　　1。医学专门学校我国实科专科学校的创立，以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　年）医学校的建立为标志。北魏时又设立了太医博士，培养高等医学人才。据《隋书·百官志》记载，隋代在太常寺下设太医署，除专门的医官，还有专门从事医学教育的学官，即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咒禁博士二人。也就是说，建立起明确的医学教育制度，开始在太医署安置了与医学教育有关的人员。《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记有："太医署有主药（二人）、医师（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咒）禁博士（二人）等员。"从中可见，隋代的医学教育已设置了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等固定的人员，出现了专门化的雏形。 　　唐代的医学校，分中央与地方两级。 　　中央医学校继承隋制，仍然设在太医署，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医学院。它分四科，即医、针、按摩和咒禁。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除医官外，主要的教职人员配备有："医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并从九品下"；"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并从九品下"；"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医学招收生员也有定额："医生四十人"，"针生二十人"，"按摩生十五人"，"咒禁生十人"。与《旧唐书》相比较，此记载除针博士的品级略有出入外，其他内容基本相同，说明唐代中央医学已有一定的建制。 　　医学教学分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四科进行。 　　医科又分为：体疗科（相当于今天的内科）学习年限七年；疮肿科（相当于今天的外科）学习年限五年；少小科（相当于今天的儿科）学习年限五年；耳目口齿科（相当于今天的五官科）学习年限二年；角法科（相当于今天的针炙科，包括拔火罐等）学习年限二年。以上各科均以《本草》和《甲乙脉经》为必修科目，设置医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先读诸经，后分科学习。 　　针科，设立针博士一人，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学习的基本课程主要是与针炙有关的各种书籍，如《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经》，晋朝的《针炙甲乙经》等，并识记穴位和背诵脉诀，然后再学习各种用针的技法；还要在针师和针工的带领下进行临床实习，掌握和熟悉针炙的穴位和手法。 　　按摩科，设立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按摩生十五人。按摩生在按摩博士带领下，学习用按摩治疗外感染症（风、寒、暑、温）关节病和内伤杂症（饥、饱、劳、逸），以及用正骨法治疗骨折、伤筋、跌打损伤等骨科疾病的方法。 　　咒经科，设立咒经博士一人，咒经生十人。咒经生主要学习所谓除邪恶、去鬼神的学问（类似卜巫）。 　　唐代统治者对医学十分重视。唐太宗时，提拔《古今验方录》的作者甄立言为"太常寺丞"，分管太医署的医师。对甄立言的哥哥、擅长针穴疗法的百岁老医师甄权也十分尊敬，唐太宗曾亲自登门拜访，赠以几杖衣服，给以五品散阶官，表示尊养。 　　此外，在师生的管理上，也有一些明确的规定，比如：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经博士"取医人内法术（古典医学书籍的造诣和临床的经验与实绩）"的优异者为之（《养老令·疾医令》）。担任地方医学教育的国医师的教育方式"并准典药寮教习法"（同上）。医学有关学生的入学顺序的规定：第一是具有医学世袭职务药师称号的诸氏；第二是三代以上以医学为业的世习之家；第三是采录庶人十三岁至十六岁中的聪慧者。这也不是普通庶人，一般以五品以上的子孙为原则，根据情况，也采录八品以上者（同上）。医学也讲"束脩"，初入学，皆行束脩礼，一准太学生，其按摩、咒禁生减半。同时要求专业学习，不能从事其它杂事，同太学生一样，也有旬假、田假、授衣假等。医学生在学期间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还要定期进行考试和临床实习。考试有月考（每月由博士主持的考试）、季考（每季由太医令丞主持的考试）、岁考（每年由太常丞主持的考试），临床实习成绩列为参考，以治愈多少病人来计算。学生毕业后，根据学习成绩分别授予医师、医正、医工等职位，然后分别派往全国各州、县，或任教，或医病。如果学生学习满九年，考试成绩低劣，没有达到及格水平，则勒令退学。 　　京师的医学教育，除以上正规教育外，还有职官性的教育：其一是在京师药园招收"庶人十六岁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其二是在太仆寺设"兽医博士四人，学生百人"（《新唐书·百官志》）。这是我国古代药物学和兽医学专科教育的开始。 　　唐代还建立了地方医学教育制度："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未及，医学博士、学生皆省，僻州少医药者如故。二十七年，复置医学生，掌州境巡疗。永泰元年，复置医学博士。"（同上）从这段记载可知，唐自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创立地方医学，其发展不够稳定一贯，随着政局的变化，时兴时废。 　　自天宝二年（公元743　年）起，诸州的医生，"随贡举人列申省补授，十年与散官，同流外列附申。"（《唐会要》）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以后，医学入仕也仿效科举，进行考试："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二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以）下放。"（同上） 　　2。算学专门学校我国自三代开始，小学有传授"九数"（术计）的建制，属于初等性质的数学教育。与天文、历法等关系密切的高等数学多设在史官门下，不列于国学，至隋代才隶属国子寺。此事见于《隋书·百官志》："算学博士二人，算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隶属于国子寺。"又见于《旧唐书·职官志》："隋始置算学博士二人于国庠。"算学博士的官衔为"从九品下"（《唐六典》）卷二十一注）。算学列为国学之一，说明它的专门化程度已得到社会公认，具备了设立专科学校的基础。唐初，废算学。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复置，三年（公元658　年）又废，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又复。从龙朔二年起，"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生员等，均分于两都教授。"（《旧唐书·高宗纪上》）从这一年开始，算学生也分两处就学：一处在京师长安，另一处在东都洛阳。 　　唐代算学在教育管理上，可能曾有双重领导关系：一是与国子、太学、四门、书、律、并称国学六馆，说明它受国子监领导；一是在龙朔三年（公元663　年），"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新唐书·选举志上》），说明算学受秘阁（或如《唐会要》称"秘书局"）领导。唐代算学的建制和管理制度与国学中其他各馆一样，比魏晋时隶属于史官要完善得多，这是算学教育的进步。但是，它又不同于经学教育，不是培养通用人才，而是培养专门人才，在专业上与秘阁所统辖的司天台（专司于文、历法的机构）有直接关系，所以也有可能受秘阁领导。这种领导体制，反映了专科教育的特点，与现代的某些专科大学情形相仿。 　　唐代算学的建制设有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还有"助教一人"。《唐六典》卷二十一则认为有"典学二人"。算学学生入学有资格限制，限"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旧唐书·职官志》），品级要求比国子、太学、四门等馆宽。其数额定为三十人。算学学生入学要行束脩之礼，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载，俊士和律、书、算学生为同一规格，向教师敬献绢一匹。但是《新唐书·百官志》则为"六学束脩礼，督课试举，皆如国子学。" 　　算学生按所学课程与科举明算科相应分为两班。第一班学习《九章》、《诲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和《五经算》；第二班学习《缀术》和《缉古》。此外，两班学生都要兼习《记遗》和《三等数》。两班人数，唐前期各十五人。《唐六典·国子监》云："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诲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其《记遗》、《三等数》亦兼习之。"在这段记载中，第一班所学课程遗漏了《五经算》。第一班受业时间总计七年：《孙子》和《五曹》共一年，《九章》和《诲岛》共三年，《张丘建》和《夏侯阳》各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唐六典·国子监》云："《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诲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第二班受业时间总计五年：《缉古》四年，《缀术》一年。《唐六典·国子监》云："《缀术》四年、《缉古》一年。"另一说，《缉古》受业三年。《新唐书·选举志上》云"《缉古》三岁"。这样，第二班受业时间也总计七年。 　　算学学生在学期间，每旬有旬试，每年有年试，全部学业完成之后参加国子监考试。国子监考试合格，就参加省试。两班中，前者似古典数学专业，后者似应用数学专业。《算学记遗》、《三等数》是公共必修教材。 　　尤其应当提出的是，李淳风与梁述、王真儒等编定和注释了历史上一批数学名著，统称《算经十书》，唐高宗把它规定为国子监的算学教材。这十部算经，不仅成为唐代以后算学和科举明算科的教材，而且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成为了解我国古代数学发展史的重要文献。例如，祖■建立的计算球体体积的一条定理，其计算公式和理论基础，就是通过注释《九章算经》介绍给世人的。这一定理，在一千多年以后，西方才有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证得。 　　唐代算学教育注重考试，要求学生做到"明数造术，详明术理"，也就是既要掌握运算规则，具有运算能力，又必须通晓数学的基本原理。这种考试原则兼顾知识与智能两个方面，在一千多年前是先进的，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国子算学内部的考试，时间安排与其他六学相同。据《唐会要》卷三十五称："其试者通计一年所受之业口问大义，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以下为下。" 　　唐代算学时有兴废，招生人数也有多有少。据史书记载："唐初废算，显庆丙辰复置。"（《旧唐书》卷四，《新唐书》卷四十八）据李俨考释，"贞元前后六馆已亡其三"，可能算学即在已亡之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重新规定国学各馆定员时，"西京书算馆不过十人，东都算馆二人"。李俨认为，"终唐之世，数学教育制度尚未尝废。"（李俨：《唐宋元明数学教育制度》） 　　唐代创立了科举制，并设有明算科，其考试方式有贴经和问答两种，《新唐书·选举志》有详细记载。其中贴经与问答试题的数量，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唐六典》、《通典》和《新唐书》的记载不尽相同。明算科及第之后，送吏部授官："书、算学生从九品下叙"（《新唐书·选举志》）。 　　3。天文、历法专门学校在朝廷的天文、历法机构太史监中设立专科学校始于隋朝，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北魏太史博士的设立（《历代职官表》卷三）。至唐代，太史监屡改名称建制，前后曾命名为秘阁局、深仪监、太史监、太史局、司天台等。名称虽异，建制不一，但都是集行政机关、教育机构、研究单位三位一体的政府职能部门，既进行日常事务性工作，又培养学生。学生毕业后的方向是在本部门就职或在其它部门从事本专业工作，不参加科举考试，属职业教育性质。现分述如下：太卜署　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拜家动用之事。博士、助教和卜师、筮师教学生占卜之法和驱鬼术。业成后，留本署就业。 　　司天台　其名称屡有变更，或曰太史局，或曰浑天监。司天台下设四个职能部门：司历　掌国家历法的推算和制定，历博士掌教历史。历生，开元时三十六人；天宝时四十一人；乾元初五十五人。 　　监侯　掌观察天文气里，有天文观生九十人。 　　灵台　掌天文星象变化并占候，设灵台郎以教学生。天文生，开元时六十人；乾元初五十人。 　　漏刻　设漏刻博士掌教学生习漏刻术。漏生四十人，漏刻生三百六十人。 　　学漏刻节点，以时唱漏，皆庶民中男、小男为之。毕业后，被典钟或典鼓。太仆寿　设兽医博士以教学生。兽医学生以庶人子弟为之，考试其业以录取。学成后补为兽医，或去各地马场工作。 　　掖庭局　设宫教博士，教宫人书法、算术和众艺。开元时隶内侍省，博士由中宫为之。 　　隋唐天文、历法学校，保留着较多的"宦学"性质。在教育管理上，不如医学、算学完善，传授知识也不够系统，比较重视实用性。在教学方法上，继承了我国"天官"的优良传统，注意观察与验证，创立了我国古代实科教育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 　　（二）实科教育的其它形式隋唐时期，不仅通过官办的实科学校培养科技人才，而且私学家传、佛道人士传艺、经师兼授实科知识、训练手工匠人的艺徒制，以及社会性的科普教育等等，都曾培养造就了实科人才。 　　1。私学家传私学传授实科知识，始于先秦，后世不绝如缕。至隋唐，凡身怀绝技之人，大都有门徒，例如隋朝著名天文学家耿询，在陈隋之际沦为王世积的家奴，有幸就教于隋太史局官员高智宝，学习掌握了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并研制成功著称于世的水运浑天仪。炀帝时任太史丞。这是国家科技官员授徒施教的一个实例。唐代名医孙思邈曾收徒传医术，如孟诜和卢照邻等人都曾"师事之"（《新唐书·隐逸传》），后来孟诜也成为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传授医术时，注重直观。他精心制作了三幅大型彩色针炙挂图，称《明堂图》。当时朝庭虽然禁止民间研讨天文、历法，但是这方面的传授活动却禁而不绝，例如宋璟曾师事于李元恺，学习"天普历算"（同上）；又如崔良佐撰写过《历像》、《浑仪》等论著，并隐居授徒。据《畴人传四编》记载："卢肇，宜春，举进士第一。肇始学浑天之术于王轩，轩以王蕃之术授之。后因演而成图，又法浑天作《海潮赋》及图。轩，太和进士。"这段话记载了天文知识转相传授的情况，其中卢肇和王轩都是唐朝的进士，说明当时士人也很注意学习实科知识。 　　家传，是私学的特殊形式，实科人才获益于世传家学的很多，生活在陈隋之际的名医徐之才，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生长在一个世代名医之家，六代之中有十一个著称于世的医生。唐代药物学家李珣出生在一个世代经营香药的波斯商人家庭，从小就有机会学习外国药物学知识，加之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博览药典，终于写成了著名的《海药本草》。古代的史官，特别是其中的天官，多是宦学与家传相结合，俗称"畴人子弟"。隋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唐太史令庚俭，就出身于天文占星世家，李淳风与之类似，祖上四代都长于天文历算。阎立德是唐代杰出的建筑工程师，曾参加建造昭陵、翠微宫、玉华宫等大型工程，官至工部尚书。其父擅长工艺，家传得法。世业家传的方式，由于适应以家族为单位的封建自然经济，因而在古代成为实科传授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它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诚如孙思邈所指出的："各承家传，始终循旧"。这种传习方式的保守性，归根到底是由宗法制度和小生产所决定的。 　　2。佛道传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宗教迷信活动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是，不成熟的科学技术，又往往掺杂着迷信的成份，科学的成果也常常被宗教借用来以售其奸。正是由于宗教与科技有着相互浸入的关系，所以在宗教活动中，就必然也有传授科学技术的事情发生。不论中国和外国，在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古代，都是这样的。隋之世，是我国佛道昌盛的时代，和化学杂揉在一起的炼丹术，自秦汉之际开始，就是道教方士的数术；和医学交织在一起的咒禁，也是他们的绝技。至于占星与天文，勘舆与地质等等，关系都十分密切。加之宗教人士研究天文、历法等"中秘之物"不受律令的限制，只听"道格处分"，因此，隋唐两代的道教人士中，多有传授这些知识的，例如对传习天文知识起过重大作用的《步天歌》，就出自道士之手（据《新唐书·艺文志》）。再如李淳风的父亲李播"弃官为道士，号黄冠子"（《新唐书·方伎列传》），曾撰写过《大象元机歌》三卷及《大象历》等，据清人黄钟骏称"皆《步天歌》之类也"（《畴人传四编》卷四），也是为传天文知识所用。此外，向道教人士学习天文知识而有所成者，还有隋代太史令薛颐；向道教学习炼丹与咒禁的则有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等。 　　佛教传经，同时也要传授有关的实证知识，这与佛经的内容有关。占星是佛学的组成部分，如《大藏经》中就收有《七曜星辰别行法》等天文历算书籍。佛经还有称做"五明"的内容，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其中工巧明是研究历算、工艺技术的；医方明是研究医理、方剂和药物学的。佛教输入也带来了天竺（今为印度）、波斯（今为伊朗）、狮子国（今为斯里兰卡）等国的实科知识。当时研究天竺历法的有三家，即迦叶氏、瞿昙氏和拘摩罗。这三位天文历算家都是佛学大师，他们在中国期间，曾任太史阁，传授天竺的天文历法知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1分册第75　页，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据说瞿昙罗担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对传播印度等国的天算知识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后代瞿昙譔曾编撰著名的《开元占经》，促进了我国天文知识的传授。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编撰《大衍历》，李淳风修定《麟德历》，都曾受到以上三位大历法家的影响。此外，唐代佛教的密宗首领不空和尚，曾翻译了《文殊列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二卷，详细介绍了天竺国当时的天文星历知识，由他的中国弟子杨景风为之作注。唐代著名天文家张遂，循入空门后称一行僧，他学数学曾以嵩山普寂为师。为穷大衍之术，他又登天台山国清寺就教，并亲见"僧于庭布算"的场面。唐代律宗高师鉴真和尚通晓"五明"，认真学习了道岸律师高起的建筑技艺，还亲睹道岸监造长安小雁塔的过程。后来，鉴真又从弘景律师"具足戒"，并学到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掌握了"奇效丸"的配制密方，鉴真的经历，是唐代佛门传授实科知识的典型实例。 　　3。经师兼授实科知识在汉代经学教育中，已具有兼容实科知识的特点。隋唐之世，结束了自汉以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经学。有几位对经学统一曾起重大作用的经学大师，都兼传实科知识。史称"刘焯于《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覈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又称刘炫"与术者修天文律历"，曾编者《算术》一卷（《隋书·刘焯刘炫列传》）。他还修订了《周髀》关于每百里日影差一寸的说法，后世僧一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子午线实测工作。二刘在讲经的同时兼传科技知识，孔颖达就是刘焯的门人。这是经学大师传习科技知识的实际事例。 　　4。手工作坊的艺徒制唐代训练手工匠人有官营作坊的徒艺制和世业家传等形式。我国在商周时代就已有了"百工之制"。唐代继承发展了古制，专设少府监（或称内府、尚方）负责管理百工技巧（"掌百工技巧之政"）和将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少府监负责天子和后妃的器物、服饰、及祭祀用品、朝会仪仗等，将作监负责土木建筑工程。两监都有训练艺徒的职责，少府监还订有培训制度，一边生产，一边训练工人。艺徒训练由少府监（从三品）负总责，据《新唐书·百宫三》记载，少府监训练工徒，有一套管理制度：细镂之工，教以四年；东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矟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四委以令丞试工，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新唐书·百官志》） 　　从这一记载可知，唐朝宫廷作坊，所收艺徒有四个工种："细镂之工"，这是用金翠珠宝等制成各式花朵的首饰工；"车路（即人君所乘坐的车）乐器之工"，这是制作车辆、乐器的工程；"平漫刀矟之工"与"矢镞竹漆屈柳之工"，这是制造大刀、长矛（矛长八尺曰矟）、弓箭的兵器工；"冠冕弁帻之工"，这是制作衣冠的工种。少府丞（从六品下）根据不同工种所传授技术的难易，确定出徒时间，例如首饰工，需要掌握难度较大的刻镂、雕花等工艺技术，学徒时间最长，为四年；"冠冕弁帻"工，其技艺容易学会，规定只用九月时间就可出徒。官营作坊训练工徒，十分重视考核，季试由令丞负责，年终的岁试则由少府监亲自主持。为考核艺徒所制产品的优劣，还规定在制品上标明制作者姓名（"物勒工名"）。唐朝官营作坊，借用皇权威力征用全国的工艺名师来训练艺徒，并指令他们拿出家传绝技教授，即所谓"教作者传家技"。这种传习方式，有助于突破家传技艺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先进的艺徒培训形式。 　　唐朝的官营手工作坊，规模很大，工匠从全国挑选并且进行训练，两监集中了当时手工业工匠中的精英人物，两监的产品则体现了当时手工业最高的技术水平。例如少府监为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织成的毛裙，料用白鸟毛，正看是一色，反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白昼是一色，灯影下看又是一色。百鸟形状都显现在裙子上，是举世罕见的工艺真品（转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247　页）。两监造就了一批绝世巧匠能工。 　　在民间，广泛存在着世业家传的教育活动，凡名牌产品的制作技艺，在古代几乎都是依靠家传继承发展的。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馆现存的唐代名琴绝品"九霄环珮"、"松雪"、"响泉"、"春雷"、"忘味"、"百纳"等，就是唐代西蜀成都雷威和雷氏一家制作。雷氏家族以制琴为世业，所制古琴被人们赞誉为"雷公琴"，数百年间一直颇享盛名。雷氏之所以能取得卓越成就，是由于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在世代制琴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选材、制做、审验的成功经验和独特技术。为使技艺常新不衰，他们广泛吸取各家之长。据《贾氏说林》记载，雷威在■琴的过程中曾得到谙熟音律的老人指点。在古代，世袭技艺关系到家族的经济生活与发展，为保持"独家经营"的优势，往往采取一种封闭的内循环方式，对技术的传播加以限制，诚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吟："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可见这种传习的顽固性，它拒绝了技术上的竞争，是防碍生产技术发展的。 　　可以说，唐代实科教育的确具有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的特点。这与当时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以及政治的开明，都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体现了地主阶级在其上升时期往往还能顺应社会发展要求，因而也为实科教育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实科专业教材的颁定我国自唐代开始，由国家颁定统一的实科专业教材，这与实科学校的建立是相适应的。朝廷对于当时的算学、医学都规定了必修与选修的教材，这些教材或由朝廷诏令编审而成，或选用高水平的专业书籍代之。 　　由国家主持编定统一的实科教材，标志着实科教育地位的提高和进步，当时在这方面我国又居世界领先地位。欧洲最早由国家颁定的药物学专书，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斯药典，颁定于1494　年，比我国晚八百多年。 　　实科教材，除由国家诏令颁定者外，在专科学校中还选用一些内容全面、先进的专业善本书。例如天文学专业，就选用《步天歌》为入门者的必修教材；唐代李石编著的我国最早的兽医教科书《司牧安骥集》，以及当时著名的医学专著《甲乙经》，也都被选作教材。私学家传的实科教育也使用教材，不过其灵活性大大超出官办专科学校，多随大师的所专所好加以选择。 　　唐代颁定的实科教材，大致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荟萃集成。就教材内容而言，囊括了当时最新的科技成就。《算经十书》集以往古算之大成，其中《九章算术》是最重要的一部，"它对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正像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刻的。"（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名著简介》，《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年出版。）这十部算书中不少内容在数学上的成就具有世界意义：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早于欧洲一千五百多年；《孙子算经》的"物不知数"解法，已包含了现代数论中著名的剩余定理的基本形式；《缀术》又记载了早于欧洲一千余年的祖冲之的密率。。。医学教材的内容也是汇集了当时之精萃，属于高水平的。就教材版本而言，所选用的都是经过认真校勘的善本，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高质量的。这不仅保证了我国实科教育的教学水平，而且远传外国，对其他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人才成长都有着积极影响。 　　第二，编定教材和研究相结合。唐代实科教材能做到荟萃集成，不仅由于借助了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而且还由于选派了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在编撰过程中，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所编教材本身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如《新修本草》就是经过药物学家们集体钻研，在广泛吸取了以往本草药书的成果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药物一百十四种，所载入药物竟达八百四十四种，堪称一部恢宏的药典。李淳风编《算经十书》，也正是由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才能超过前人，纠正了"南北两地相距千里则日影长相差一寸"等错误结论，为我国古代算学作出了新贡献。唐代选派第一流科学家，将编定教材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以保证教材的高质量，这经验值得借鉴。 　　第三，具有独特的体例。唐代颁定的教材都是注释本，既保留了前人的原著，使学生能知其源，又通过注释立了新意，创立了新说，作到及时更新教材内容，使学生能知其流，学到新知识；而且，有的还是集注本，有利于学生借以了解各家的见解，开阔眼界，活跃学术思想。所以，这种体例的实科教材，易于学生自学。 　　第四，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唐代《新修本草》包括药图和图经，称得上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这是前所未有的，很有利于采药和教学。被称为天文学入门的教材《步天歌》，首次刊印天文图象。《畴人传四编》赞道："历代天文志，徒有其书，而无载象，学者但识星名，无从仰观。自丹元子著《步天歌》，见者可以观象。"运用诗歌、韵文记述科学知识，在唐代是十分普遍的，就连严肃的医理，医师们也要精心撰文，使其具有一定的韵律，读来琅琅上口。这种生动活泼的实科教材，对后世颇有影响。 　　（四）实科教育观1。实科人才的基本要求实科人才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规格，这是进行实科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唐代科学家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孙思邈在总结医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向后学郑重指出，要掌握医道。必须做到"胆大"、"心小"、"行方"、"智圆"（《旧唐书·孙思邈传》）。所谓"胆大"，指能果决诊断，对症下药；要求学医的人，要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具有胆略和识见之明。"心小"，指治病细心谨慎，如同临深渊、履薄冰那样，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行医关乎患者生死，要求学医的人必须作风严谨，慎重行事。"行方"，指行为方正不阿，不为利欲而偏离正道，不因坚持正义而感到忧惧不安；要求学医的人必须具有高尚的医德，有仁人爱民之心。"智圆"，指知识丰富，又有智谋，能做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要求学医的人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机敏灵活的才干，能洞察隐微，作出迅速反应。"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本是古代为人处世的箴言，孙思邈特用来作为医者立德行业的准则。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实科人才，所以对后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2。实科职业道德教育唐代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工匠大都懂得，实科人才的思想道德水准会直接影响他们事业的成败。因此，在传授科学知识的技艺的同时，十分重视职业道德教育。 　　确立献身科学事业的理想，以服务于天下国家为目的，是唐代实科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儒家关于"开物成务"必须服务于"利用、厚生、正德"的思想，对进行这方面教育曾起指导作用。人们既用此来评价科学技术的价值，也这样要求实科人才。《隋书·艺术列传序》就体现了这种观点，它认为"因民设教"（即传授科技知识）的目的，就在于"救恤灾患，禁止淫邪"，"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也。"《新唐书·方技列传序》也持同一观点，认为有方技的人只有"卓然有益于时者，兹可珍也。"那种"恃已所长，专心经略财物"，或"矜以夸众，神以诬人"的所谓方技之人，被指斥为"技之下者"。在这种思想教育熏陶下，隋唐时期培养造就成了一批具有崇高道德理想，不计名利得失，献身科学，又热心服务于民众的科学家。如孙思邈将医学视为决人生死的"仁术"，并告诫后学："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自己就以"一存仁心"的胸怀，热诚为民众治病，仅他亲手治疗的麻风病人就有六百多例；地理学家贾耽，以"率土山川，不忘寤寐"的爱国热情付出十六年心血制成了《海内华夷图》，这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巨幅地图；陆龟蒙关心百姓温饱，撰写出我国最早的农具专著《耒耜经》，寄托了自己的"农本"思想；陆羽，朝廷曾诏拜他为"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但他不就职，却居家著书，终于写成世界上最早最著名的茶业专著《茶经》。。这些科学家能学有所成，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正在于他们树立了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理想，具有爱国仁民之心。 　　注重培养实科人才的专业品德，是隋唐科技道德教育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当时有些科技工作者已经懂得德高术精可以造福百姓，如果德劣术高就可能造成很大危害。因此，他们在传授技艺时，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专业品德的戒律。例如传授医家的咒禁学，就规定"凡欲学禁，先持五戒、十善、八忌、四归"，要求后学"济扶苦难"，"不怜富憎贫"，"不淫声色"，"调和心性不乍嗔乍喜"（《千金翼方》卷二十九）。专业教材中设专章论述科技道德，是我国首创，足以说明当时对科技道德教育的极端重视。 　　隋唐时代，实科学校的建立和实科教育的实施，是教育史上空前的大举，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第一，它标志着实科教育在学校系统中有了合法地位，这对于提倡科学，培养和造就科学技术人才，有直接推动作用。唐代实科学校的领导体制、管理制度、学科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为我国后代各代所沿用，直至清末新教育兴起时才废止。因此，隋唐之世又可称为我国古代实科学校教育的奠基时期。第二，为世界实科教育之先。据大英百科全书称，欧洲至九世纪才在意大利有医学校的创建，比我国约晚二三百年，其规模也不如唐代医学专科学校。外国教育史家指出，在普通学校中设置自然科技专业，便称之为实科学校，在欧洲，这类学校创建于十七、十八世纪，它是反对中世纪神学教育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在我国，那些被古代欧洲视为神学领地的天算历法知识，早在隋唐之初就已被公开立学施教，并明文规定国学招收文武八品以下官员及庶人子弟进行深造，从而创建了类似欧洲的实科学校，时间却比欧洲要早一千年，它还体现了我国古代育教非宗教的性质和科学精神。这是我国引以为自豪的又一光辉成就。第三，对朝鲜和日本实科学校的建立有直接影响。朝鲜在公元692　年开始设立算学博士，并以《本草》、《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教授学生；公元717　年，开始设立算学博士，用《算经十书》为教材；公元749　年，又设立天文博士、漏刻博士。这些史实说明朝鲜古代实科学校制度与唐制相仿。日本也是这校，据《日本数学史》称，在推古之朝（公元602　年），我国的数学传入日本，他们开始设立算学博士、天文博士和历博士，招收算生、天文生和历生，以培养高等科技人才。公元701　年，日本天皇颁发《大宝律令》，全面模仿唐朝的政教体制，实科学校更加趋于完备，教材几乎全部采用唐朝的译本。科举也设立了明算科。尤其是唐代的医学教育制度对日本的影响更为深刻。日本奈良王朝不仅有类似唐代国学的建制"大学寮"，而且专设了"典药寮"，配置了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以《本草》、《甲乙经》、《脉经》、《素问》、《明堂经》等为教材，培养高等医学人才。与此同时，日本还设立了"药学寮"，以培养高等医学人才，其制度悉如唐代京师药园的建制。 　　隋唐实科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称得上是别开生面的一页。但是，应当看到，尽管隋唐时期我国古代社会尚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统治者对实科教育有提倡和扶植的一面，同时也有压制和阻碍的一面。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也需要推行愚民政策，特别是像天文、历法这类科学技术事业，一向被他们用来显示所谓王政的天意，因此，唐王朝多次颁布法令，严禁民间学习研究，更不许民间造历。他们压制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剽窃其科研成果，还利用宗教迷信活动来破坏科学的发展，这些都是隋唐科技教育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 　　五、教育家的活动和教育思想（一）王通对唐帝国的贡献及其"安邦育人"的教育目的论王通（公元580-617　年），字仲淹，号文中子，山西龙门人，是隋代杰出的教育家。 　　王通出身于儒学世家，其父曾传儒学，教授弟子十余。开皇初年，做过国子博士，并著有《兴衰要论》七篇。由于父亲的教导，王通自幼便立有四方之志，曾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焕，问礼于河东关于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疾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精研儒家经典。当他行年二十岁时，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策十二策，深受隋文帝赏识。但因公卿不悦，自知谋之不用，乃作东征之歌而归，歌云："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转引自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从此拒不出仕，专门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 　　王通归乡后，首先确定了续述"六经"的计划，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退而求诸野"，以著述和教学来弘扬儒学。他用了九年时间著成"续五经"（称《五氏六经》）八十卷，其撰著目的在于"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在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统一之时，扯起了振兴儒学的旗帜。《续六经》完成后，王通名声大噪，求学者自远而至，盛况空前，及门弟子上千人，有"河汾门下"之称。 　　王通的学生很多，往来受业者千余人，如河南董常、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南薛牧、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距鹿魏征、太原温太雅、颖川陈叙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唐代有名的卿相，尤其是房玄龄、魏征等，致唐代于太平，有莫大的功劳。王通培养出这样一些具有政治才干的人才，说明他的教育是成功的。他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死时弟子数百人，"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称他为仲尼以来未曾有的"圣人"。 　　王通在短短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著作，但这些著作（包括《续六经》）均因社会动乱而未及刊行，今已失传。存于世的只有《中说》（即《文中子》）一书，是师生问答记录，由其弟子所编辑，采取《论语》体裁，用对话形式表述了王通的思想。全书共十篇：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它是我们研究和了解王通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王通极力推崇孔孟，志在行周孔之道。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文中子·天地篇》）又说："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同上）他立志以"首"济天下，他所宣扬的"道"即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尊尊亲亲、三纲五常、仁政等思想。 　　王通作为教育家，主要是继承和发挥了孔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同时也吸收了佛家和道家某些观念。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自己的教育经验，并阐述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其中最能体现其教育实践业绩和教育思想特征的是他的"安邦育人"的教育目的论。 　　王通把教育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十分重视教育在治国安邦和陶冶人才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学生，能以道德、学问影响学生，终必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这也就等于为政，何必一定要做官呢？他说"父母安之，兄弟爱之，朋友信之，施于有政，道亦行矣，奚为不行。"（《中说·礼乐》）他的学生董常说："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賛易为司命，元经（春秋）以赏罚，此夫子所以生也。"（《中说·魏相》）意思是说王通续写六经，是为了政治教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直率周孔，以"道"济天下，这就是王通所以生的重大意义。王通辞官归里著书讲学，就是重视教育作用。所以他说："我不仕，所以才能成就学业。"他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教育可以使人成才，"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魏相》），"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同上）。所谓"圣人成之"，即是教育的作用。由此，他进一步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在于人，得失在于教（《中说·立命》）。他说："文武治而幽历散，文景宁则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文中子·立命篇》）他从历史治乱的经验总结中，认为国家的兴衰，政治上的得失，其重要原因在于人才，在于教育。他说："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就是说，要"识远"、"远古"和"居近"、"处今"，只有学习和受教育。他认为只有学习和受教育，才能使人的知识丰富，增强处世能力。他说："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文中子·述史篇》）他反对"生而知之"的说法，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的人才。王通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王通基于其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治国济民，培养和造就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他说："君子之学，讲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文中子·天地篇》）就是说，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在于道义与利欲，两者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增长道义，后者则是为了追求利欲，因此学习的作用与所取得的效果也不相同。他强调"君子之学，进于道"，即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增长道义，成为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王通说："仁者吾不得见也，得见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见也，得见义者，斯可也。如不得见，必也刚介乎！刚者好断，介者殊俗。"（《文中子·王道篇》）所谓"仁者"、"智者"、"义者"、"刚介者"，实际上即是坚信儒家的仁义道德、尊尊亲亲、三纲五常及仁政思想的人，亦即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 　　王通是从立志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理想的王道政治的社会而提出其培养目标的。他要求这种王道政治的人才要对王道政治充满信心，并决心为此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奋斗，"死而后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中说·立命》），"生以救时，死以明道"（《周公》），志在天下，志在救时，志在实行王道政治，以周孔自信，做自己时代的周公、孔子。他认为，君子得时为政，应学周公；不得时在野，应学孔子著述与教学。 　　王通又说："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述史》）。意思是说，天下无道，正是圣人君子施展才能的时机。这与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的态度正好相反，大有激流勇进，积极进取之意。可以说，王通所要培养的王道佐治人才，比孔子所要求的君子，在社会责任感上更加积极主动。 　　经过他的精心教育，确实造就了这样一批人才。《旧唐书》中对魏征有段赞语："曾闻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对应，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一）。此外，房玄龄等人辅助唐太宗达成贞观之治，唐太宗曾说："贞观以前，从我定平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第三》）魏征、房玄龄都是王通的弟子，所用的都是王通教给他们的所谓王道。 　　（二）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其教材论孔颖达（公元574-648　年），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县）人，是隋唐之际的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 　　他自幼学习勤奋，很有才智。"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新唐书·儒学上·孔颖达传》）曾师从于当时著名经学家刘焯，学成之后，便居家兴办私学，以教书为业。隋炀帝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今河南新阳）博士，后又被任命为太学助教。隋末，炀帝曾召天下儒官集于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其时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补太学助教。入唐后，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授国子博士。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擢升国子司业。岁余，迂太子右庶士，乃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又与魏征撰《隋史》。十一年（公元637　年）又与朝贤修订《五礼》，所有滞疑咸咨决之。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升为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因年老辞官。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孔颖达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经学教育，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隋唐时期的文教事业。从乡村儒师、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国子司业，一直到国子祭酒，他经历了从一般学者、教师到教育家、教育界主要行政长官的所有主要阶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教育实践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孔颖达重点在经学方面，也旁及史学、天文历法学及文学等，是个博学的大家。在讲经中，孔颖达又以《礼》、《春秋》和《易》的研究为主，兼及其他各经，在学术界有着较高的水平和声望。 　　唐太宗李世民对孔颖达十分器重，他适应政治统一的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训解不一，应对经文有统一的解释。于是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命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五经义训》撰成，合一百八十卷，命名为《五经正义》。唐太宗对孔颖达这一工作十分赞赏，曾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孔颖达传》） 　　孔颖达撰定《五经正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即是注疏要简明，使教者易教，学者易学。他注重经文的实质，反对追求文字的华丽，更反对牵强附会。他在《书疏序》中根据教学和教材的要求，对他的老师及当代大儒的经说方式提出批评说："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使教者烦而多感，学者劳而少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义既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转引自皮锡瑞《经学历史》）表达了他改革教材的基本思路。 　　《五经正义》撰定后，即付国子监施行。后又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和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颁行天下。不仅作为学校教育的官定教材，而且科举考试也以之为依据。所谓"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教材内容方面，孔颖达十分注重发挥经典所蕴含的政治伦理道德。他不仅经常劝告统治者必须"不自矜夸"，"不自称伐"，切莫"声色自娱"，"玩物丧志"，必须"考于众言，观其是非，舍己之非，从人之是"，而且教诫统治者要注重"五常之教"，即"父义"、"毋慈"、"兄友"、"弟恭"、"子孝"等等。 　　由此，他特别强调《诗》、《书》、《礼》、《乐》等儒学经典的学习。他说："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周易正义》卷三）他对学习《诗》、《书》、《礼》、《易》、《春秋》的意义与作用曾分别做了详细阐述。 　　关于《诗》，他说："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毛诗正义》序）就是说，学习《诗》的意义与作用，在于"止僻防邪"，"塞违从正"，陶冶人的情感，培养人的情操。《诗》在思想品德教育上和稳定社会情绪上具有重大作用。 　　关于《书》，他说："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得之者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尚书正义·序》）就是说，学习《书》的意义和作用，在于"百度惟贞"，使人的一切行事都符合于永恒，因为它是政治伦理道德的典范，历代统治的政治经验的结晶和总结。孔颖达在释《书》中还认为，教育具有"化性"的重要作用。他说："上智不肯为非，下愚戒之无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尚书正义·无逸第十七·周书》）就是说，一般人之性是可变的，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 　　孔颖达认为教育不仅具有化性的作用，而且具有使人增长知识和才能的重要作用。他说："人而不学，如面向墙，无所■见，以此临事，则惟烦乱，不能治理。。惟志意强正业之大者，。。惟能果敢决断，乃无有后日艰难。"（《尚书正义·周官第二十二·周书》）就是说，一个人不学习受教育，便孤陋寡闻，甚至无知无识，一旦从事工作，必然是心乱如麻，束手无策。只有坚持学习受教育，知识渊博，并具有思维能力，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在工作中果敢决断，克服困难。他充分肯定了人的知识与才能来源于学习和教育。关于《礼》，他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者：上谓公卿大夫，下谓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列位于上，士则列位于下。兄前弟后，唯礼能定也。"（《礼记正义·曲礼上第一》）因此，他说："礼者体也，履也，。。顺之则宗祐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教烦、阴阳错于人，人神怨于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辩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礼记正义·序》）就是说，学习《礼》的意义与作用，在于固宗祐、宁社稷、序君臣、正朝廷，维持现存秩序和政治安定。这是对孔子"不学礼，无以立"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还认为，《礼》有"化性"的作用。他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恋之心，于是乎在。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浮燥者实亦无所不为。是以古先圣王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于德义，犹襄陵之侵修堤防以制之，覂驾之马设衔策以驱之。"（《周礼正义·序》）在他看来，人生来的天性本是静的，接触外界事物后产生了动的念头，即产生了"喜怒哀乐"等情感，从而做出动静爱恶的选择。"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而"浮躁者"却"无所不为"了。因此，为了训化人性，节制情欲，使之变好而不变坏，就不能不借助教育作为"堤坊"和"衔策"的手段，而"礼"就正是起这种作用的。在这里，他同董仲舒一样，从人性情欲的角度说明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中人之性可上可下"，这显然是儒家传统的人性观。但孔颖达"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思想，是明显接受了玄学和佛学影响的。这是时代思潮特点的必然反映。孔颖达对《礼》中蕴含的教学方法也给予了充分的发挥。他十分重视《学记》关于教学中的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的理论。他说："使人晓解之法，但广开道示语学理而已。若人苟不知晓，亦不偪急牵令速晓也。。。师当随才而与之，使学者不甚推抑其义而教之。。。但为学者开发大义头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达也。"（《礼记正义·学记第十八》）之所以要启发诱导，是因为"但开发义理而不通达，使学者用意念，所得必深"（同上），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之所以要因材施教，是因为"力不能向，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即教学不可能按主观意志行事，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如果不按学生的接受能力，"务欲前进，诵习使多"，"进而不顾其他"，只能使学生负担过重，那是失败的教学方法。因此，他主张，既要使学生"学而时习之"，又要使学生有"退息"的机会。他说："教学之道，当以时习之"，又必须使"学者疲倦而暂休息"（同上）。这种"习"、"息"结合的主张，是符合学习规律的，是可取的。 　　此外，孔颖达主张教与学都要在钻研和精通"经义"上下功夫，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首先做教师的必须钻研和精通"经义"，这是教学成败的关键。他曾批评有的教师"不晓经义，但诈吟长咏以视篇简而已"（同上）。只是叫学生"诵文而已"，没有把经典的真正道德教给学生，没有引导学生了解经典的本文，这样的教师是不合格的。他还批评有的教师"既自不晓义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问难。。若已有解之然也"（同上）。这样的教师更是根本失去了做教师应尽的职责，是自欺欺人。 　　关于《易》，他说："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视观察，象天地而育群品。。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周易正义·序》）就是说，学习《易》的意义与作用，在于使君臣、父子、夫妇各守本分，从而"五常之教"便可得以维护。 　　他通过《易》的阐释，论述了"教化其民"的思想，证明了"三纲五常"的永恒合理性。 　　孔颖达所谓"教化其民"，即是加强政治伦理道德的宣传和教育，以维护等级制度。他认为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是不可逾越的，更是不能搞乱的。他说："天尊在上，泽卑处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周易正义》卷二）又说："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者，欲明坤道处卑，待唱乃和。故历言此三事，皆卑应于尊，下顺于上也。"（《周易正义》卷一）"若卑不处卑，谓地在上，高不处高，谓天在下。上下既乱，则万物贵贱则不得其位矣。"（《周易正义·系辞上第七》）在这里，他把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说成是自然之理，因此它是合理的，是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 　　孔颖达还用《易》的"天即自然"的观点，论证"三纲五常"是天经地义的。他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者，因王位之言广明家人之义，乃道均二义，非惟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于内，男正于外，二义则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于男正位，故曰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者，上明义均天地，此又言道齐邦国。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国有严君，故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既家有严君，即入不失父道，乃至妇不失妇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为家道之正。"（《周易正义》卷四）在这里，他把"家人之义"与"天地之义"撮合在一起，阐明家庭的尊卑上下的关系是出于"自然"之理，而这种尊卑上下的关系更可以扩大到社会国家。每个人都要正位，使君不失君道，臣不失臣道，父不失父道，子不失子道，夫不失夫道，妇不失妇道。这样便可以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矣。由此可见，孔颖达所谓"自然"之理，并非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给"三纲五常"罩上一件"自然"的外衣，从而证明它是合理的，是不可违背的人间"正道"。他所谓的"王化"或"教化其民"，实质是通过教育的手段，维护与巩固统治秩序。 　　关于《春秋》，他说："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史所职之书。。。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一字所嘉，有同华兖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肖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求也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春秋正义·序》）就是说，《春秋》是政治评价的典范，是永恒的政治价值观。学习《春秋》的意义与作用，在于褒善贬恶，为统治者所鉴戒。 　　总之，孔颖达概述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基本内容，并论述了学习它们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仍是儒家的经典。 　　（三）韩愈、柳宗元的师道论韩愈，字退之，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　年）。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幼年处境艰苦，"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表岭。会卒，嫂郑鞠之。"（《新唐书·韩愈传》）在兄嫂的抚育下，他"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同上）由于他勤奋自学，贞元八年（公元792　年）二十五岁时考取进士。此后，"三试于吏部不成，十年犹布衣。"贞元十八年（公元802　年）三十五岁才步入仕途。在坎坷的仕途中，曾多次做过教育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由节度使张建封推荐，最初做推官，后调任四门博士。元和元年（公元806　年）和元和七年（公元812　年），先后两次诏为国子博士。唐穆宗即位后，奉诏回京征为国子祭酒。 　　韩愈生活在唐中叶以后，唐王朝国势衰微，藩镇割据，地方势力越来越大。许多权贵豪强、僧侣地主利用他们的特权兼并土地，侵吞税户，造成了"国赋散于权门，王税不入天府"，"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加上佛教泛滥，道教盛行，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即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发生了动摇。这一切意味着唐代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有所削弱。韩愈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制"，反对藩镇割据，猛烈抨击佛老，其思想的核心，则是极力维护儒家的道统及其独尊地位。 　　韩愈以卫道者自任。他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并说："汉氏已来，群儒区区儒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以微灭，于是时也，也唱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己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旦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一员主将，并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所谓古文运动，即散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文体，即一般人容易理解，便于说理的散文。所谓"文以载道"，即提倡文章要以体现"道"为目的，"道"要通过文章来表现。表现形式固然重要，而思想内容更为重要。韩愈认为古人的文章都是"文以载道"的，但魏晋以来却追求华丽的辞藻，盛行对偶骈体文，空洞无物，无病呻吟，完全陷于形式主义。因此，他主张写文章必须有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反对形式主义。他主张学习古人文章的目的，在于学习古道。这一主张对当时的文史教学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韩愈先后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直接从事教育与教学工作。他在任四门博士时，曾请求恢复国子监的生徒；在任国子博士时，写作了《师说》、《进学解》等名著；在任国子祭酒时，主张严选教官，坚持每日会讲的制度，积极整顿国学。曾有这样一段故事："有直讲能说礼而陋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他以身作则，建立良好的学风，这是值得后人嘉许和赞佩的。他任地方官时，仍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不仅写了《子产不毁乡校颂》一文，提倡兴办地方官学，而且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来办学。他贬为潮州刺史时，"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今号称易治。"尤为可贵者，他在官学衰落，社会上普遍存在耻于从师的风气下，不顾嘲骂，勇为人师，积极教诲后生。他的好友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说："由魏征已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日牵引，而增为笑词，愈以是得狂名。"韩愈这种"奋不顾流俗"，热心教师工作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此外，他在教学上很成功。他的学生皇浦湜在《韩文公墓志》中称赞说："讲评孜孜，以磨诸书，恐不完善，游以恢笑哨歌，使皆醉义忘归。"说明他的教学很能打动人心，具有很高的教学艺术。由于他诚恳奖导，深得学生信赖。凡经他指教过的学生，皆自称韩门弟子。他是唐代一个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的《师说》是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名著。他继承了我国古代重视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传统，总结和发展了历代教育家关于师道尊严的思想，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经验，从教师的作用、任务、择师标准和师生关系等方面，全面地论述了教师问题。"尊师重道"是《师说》全文的中心论点，也是韩愈写作《师说》的根本目的。 　　韩愈首先阐明了教师的作用。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古之学者必有师"，是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即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人的知识学问，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诲和指导，是不能成为有才智的人的。他认为生而知之者不存在，因此谁都有不懂的东西，"惑而不从师，其为惑矣"，这种人是一辈子也不能聪明起来的。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学习的重要性和教师的重要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时社会上轻视教师工作，不尊重教师，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也，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其皆出于此乎。"他批评社会上一些人"受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吾未见其明也"。认为这种人是十分糊涂的。他还指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与。"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已堕落到不及一般工匠的水平，应该认真引起注意。总之，他认为圣人与一般人之所以有智愚之别，其根本原因在于圣人肯于从师学习。耻于从师学习，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这种批判是很深刻的。 　　其次，明确了教师的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仅十一个字，即把教师的任务概括很全面。一是传道，即传授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政治伦理道德；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的经典；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教师这三项职责，用今日的话说，就是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并要求发展学生的智力。三者的地位摆得也很清楚，第一位的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签疑。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辅佐之。韩愈认为只有完成这三方面的任务，才配称作教师。他对教师任务的这个规定，有着丰富的意义：首先表明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其次、表明了教师的工作原则，是以"传道"为主体，以系统的知识学习为基础。做一个教师如能完成这三个方面的任务，就算履行了职责，否则便是失败。这是教师工作中一条普遍的客观规律。 　　韩愈所说的"德"、"业"、"惑"的实际内容就是他所论述的"先王之教"，因此，教师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明先王之教"。什么是"先王之教"？韩愈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 　　其文《诗》、《书》、《易》、《春秋》；具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原道》）由此可见，韩愈所谓的"先王之教"，其内容概言之，即是"仁义道德"四字。"仁"就是博爱；"义"就是从仁心而产生的适当的行为；"道"就是沿着仁与义的理想和目标前进；"德"就是心甘情愿地、自觉地守仁与义之道。"仁义道德"扩而言之，包括儒家的经典，儒家提倡的伦理和道德，现存社会的政治措施，物质文明、典章制度等。韩愈认为，把这些内容学好，便可以应用无穷。总之。作为教师，教人诵习古圣之书，遵守先王之法，明乎人伦，本乎人生，乃是其从教的根本任务。 　　再次，提出了择师的标准，这就是"道"。韩愈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后，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把"道"作为择师的根本标准，他认为可以师者，不在于其年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师其"道"也。当时有许多人，由于不明白"师道"的道理，而仅以地位高低，身份贵贱来衡量，因而年龄相似，水平相当的人，以向地位低的人学习为羞耻；又以向地位高的人学习为阿谀奉承，从而形成了不尊师、不从师的不良风气。韩愈强调"师道"，正是对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批评，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他把"道"做为衡量和选择教师的根本标准，所以要求做一个教师首先要对"道"有坚定的信念。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对今人也是很有启发的。当然，韩愈要求教师要信守的只是儒家之道，这是不足为训的。 　　最后，论述了师生关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以孔子为例，得出三条结论：一是"弟子不必不如师"，既然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当然学生就完全可能，而且也应该超过老师。就是说，学生是暂时地或在某些方面不如老师，从长远来说或在某些方面一定能超过老师。因此，做学生的不能自卑，要立志发奋，敢于超过老师，这是对孔子"后生可畏"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二是"师不必贤于弟子"，既然老师不一定处处事事都比学生高明，当然做学生的对老师就不能求全责备，要虚心向老师学习，学其所长。同时，做教师的也不应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更不要不懂装懂，要尊重学生，也要向学生学习，在业务上要学而不厌，精益求精，方能适应教学的需要。这是对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三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既然人们闻"道"有早有晚，在学业与技能上各有所长，当然闻道在先，学有专长，就可以为师。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老师比学生懂得道理要早一些，多一些，在某方面是有专长的，做学生的向老师学习也是必然的。同时，学生在老师的启发教导下，不断地提高，在某些方面会有独到之处，甚至有所专长，因此，教师向学生学习也是必要的，是有益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三条标准都是相对师生关系而言，并不是教学过程中的需要。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应该如老师，老师肯定比学生要"贤"，而且老师必须"闻道"在先，术业有定。总括以上三点，韩愈既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的主导作用，又强调了教师要尊重学生，要向学生学习；既要求学生虚心向老师学习，又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老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勇为人师，又宣传不耻不问，虚心拜人为师。总之，韩愈认为师生关系应是相互学习的关系，这是值得后人提倡和发扬的。 　　韩愈在阐述教师的任务、教师的标准及师生关系的问题中，看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业、师与生之间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职守，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教学；暗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自觉地起主导作用，又要尊重学生，教学相长，能者为师。这些见解，不但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教育理论，而且对于我国今天正确理解教师的职责，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人称柳河东先生，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　年）。少时天资聪颖，及长，为文卓绝精致，一时辈行推崇。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二十一岁，中进士第，步入仕途。他一生直接从事教育和教学的实践活动不多，而且断断续续，但却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柳宗元任官期间，热心于教育工作，曾亲自诚恳地指导了许多后学者，而且不少人还是通过通信的方式，由他"函授"的。他说："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又说："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惎，当教字解）之。"（《极袁君陈秀才避师门书》）《新唐书·本传》说："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也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悉有法度可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　年），太学生薛约言事得罪，谪连州。国子司业阳城送薛约于城外，德宗对此很不满意，便把阳城出为道州刺史。太学诸生深为不平，李藩等百数人群集宫门请留阳司业，竟达数日之久。此时，柳宗元身为集贤殿书院正字，特写信给诸生，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同情和支持，勉励他们，谓"不意古道复形于今"，并在信中说，他少时本想游太学，但听说太学学风很坏，就不敢去了。现在诸生"奋志励义，出乎千百年之表"。可能是"阳公之渐渍导训明效所致"。称赞阳城"能并容善伪，来者不拒"，反对有人对阳城"过于纳汗，无人师之道"的责备（《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在当时封建专制统治下，柳宗元敢于公开鼓励太学生"奋志励义"，作正义斗争，勉励学生在斗争中重道尊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师道问题上，他十分同情和支持韩愈的"抗颜为师"，并针对当时风气，结合自己经验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以"交以为师"为核心的师道观。其一，重师道中国古代早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学记》作者明确提出"师严道尊"的主张。到了汉代，由于儒学处于独尊地位，更加重视师道。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和佛学的兴起，儒学一度衰落，师道也愈来愈不被重视。柳宗元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则。。笑之以为狂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种社会风气一直延续到唐代，甚至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所以，韩愈提倡师道，作《师说》，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柳宗元完全赞成。他也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很痛心，对韩愈勇于为人师的精神非常赞佩。他说："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还写了一篇《师友箴》，文中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诚人。"他将师友并提，强调了师生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深感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与季才论师道书》等十几篇文章，专门阐述师道的重要，严肃批评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指出："道苟在焉，佃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同上），不重师道，道就容易被抛弃；道存，即使是奴仆和乞丐也可以和他交朋友；道不存，即使公侯也不必理睬他们。可见柳宗元是把师和道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韩愈的见解完全一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由于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学重振，因此，尊重师道，乃是时代的要求。但现实中却存在着"耻于相师"的不良社会风气。所以，韩愈、柳宗元极力提倡师道，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不过，柳宗元所师之"道"与韩愈的"道"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只有能"当"于"人生之意"的东西才是"道"，强调"道"的实用性。他说："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吾道之尽而人化矣"。（《断刑论》下）这个"道"实际上指的是以"生人"为对象的"济世之道"。所谓"生人"，即"生民"，《荀子·礼论》用过这一名词。这个"道"是作为柳宗元的教育目的和教育理想而提出来的，即不要忘记"生民"的患难，要作有益于"生民"的事情。因此，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 　　柳宗元所谓"圣人之道"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就是"中道"或"大中之道"。他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立大中，去大惑，舍得而曰圣人之道，吾来信也。"按柳宗元的解释，"中道"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形式上仍然没有越出董仲舒以来儒家学说的轨道。但是，柳宗元在批评《管子·牧民》的"四维论"时，又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有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这又同韩愈有类似之处。韩愈为了把儒家思想同佛老区别开来，曾提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韩柳都同样重视仁义，以仁义为本，而这为本之"道"，就表达在儒家的经典之中，"五经"即是"取道之原"。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从而也规定了他的基本教育内容和教材。 　　其二，是"以辅时及物为道"，也即"辅时及物之道"。柳宗元参加过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他一生"怀济世安人略"，念念不忘"及物行道"，认为"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即使在遭贬以后，也还是坚持"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柳宗元的"及物行道"，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实施儒家的"圣人之道"。当然，他所要实行的，是一种改造过的"圣人之道"，例如，他在《六逆论》中，对《左传》的"六逆"说就持不同看法，认为"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三者涉及择君置臣之道，是"天下理乱之大本"，假若贵、亲而旧者愚，贱、远而新者贤，完全是可以"妨"、可以"间"的，否则就会招致败乱。这样，他就把儒家的择君置臣之道作了一番改造。这实际上是为革新派的政治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改造"圣人之道"，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不仅使传统的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为儒学的改造提示了方向。循此前进，后来的宋代义理之学，即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政治伦理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其三，学必有师柳宗元充分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没有良师的教诲，就不可能成才；没有益友相辅，就不能增进自己的才识。只有获得良师益友，才能不断地增进自己的知识、才能和品德，成为"济世安民"的人才。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师友箴》）主张学必有师。他说："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离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诋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送易师杨君序》）他还以个人切身体验，说明无名师指导，仅靠个人努力，再勤奋也不能得其要领，仍是学不好的，甚至会为人所取笑。他说：愚幼时尝嗜音，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蚤起则谬谬■■以逮夜，又增以脂烛，烛不足则讽而鼓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操于众人之坐，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欤！卒大渐而归。及年已长，则嗜书，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与李睦州论服气书》） 　　柳宗元从中总结经验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所以，欲明道，必从师，无师无以明道，师道是不可废的。 　　其四、交以为师由于柳宗元把师与道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把教师看得很高，对教师的要求也很严，认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为人师，必须具有学问、道德、才智，足为师表者方可为人师。他感于当时师道不尊，不敢妄为人师以取辱，力避为师之名，主张"交以为师"。因此，他曾多次不肯接受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其理由或说："仆道不笃，业者浅近"；或说"不足为"、"惧而不为"等等。当时有人对柳宗元拒为人师曾有所责备，但他解释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称》）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也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从上述申辩与解释中，可以看出柳宗元只愿尽为师之实，而不欲居其名。他认为教师的任务和作用，在言道、讲古、穷文辞。其自谓有以此三者来问者，无不举其所知以答，是已具有为师之实。至于为师之名，他表示不敢承担，自认为才能和勇气都不能和韩愈相比。这反映了他的谦虚态度，也反映了他和韩愈是有所不同的。韩愈具有"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卫道精神，曾做过四门学助教、国子学博士、国子祭酒，兴办地方官学，招徒讲学，公开建立师生关系，而柳宗元认为自己是一个贬官之人，经常遭到政敌的攻击，因此，不愿公开建立师生之名，而默默地肩负起教师的责任，诚恳地指导着许多后学者。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拒师之名，和他当时的政治处境有关。他一再说，如果有人要求讨论政治、历史、学术和写作，那怎能白眼相待，闭口不理呢？若免去师弟子的虚名，而实际上处于师友关系，取长补短，相互为师，既免掉了世俗的麻烦，彼此又可得到教益，这是古往今来追求真理的人愿意做的。所以，他提出了"交以为师"的主张，以师为友，师友并提，把师生关系变为师友关系。这一思想也是很可贵的，其中含有学术讨论上的平等与民主因素，比韩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见识又前进了一步。反映了柳宗元教育思想中的进步性。当然，他的"交以为师"的思想是针对有一定学识水平的成人而言的，不是对少年儿童讲的。 　　（四）李翱教育过程本质的"复性"论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　年），出身于官僚世家。"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旧唐书·列传·李翱传》）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　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　年）召为国子博士，直接从事教育活动。以后仕途颇蹉跎。 　　李翱的学术思想受韩愈影响很深，同时也接受了佛家的许多观念。他的教育思想突出特点是，把儒、佛两家的思想杂揉在一起，寻求一种人格解放的道路和方法。虽然他自称："择中庸之蹈难兮，虽因顿而不改其所为。。。心劲直于松柏兮，论霜雪而不衰。"（《感知己赋》）并说："嘉山松之苍苍兮，岁苦寒亦悴。吾固乐其贞刚兮，夫何尤乎小异。"（《释怀赋》）好像他所坚持的是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实际却不尽然。他是把《中庸》里面的一番道理和佛教的理论相结合，进而把韩愈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李翱论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是三篇《复性书》，它们集中表述了他对人性及其教育过程的本质的看法。 　　他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有"性"与"情"，而性是善的，情是恶的。他说："性者天之命也。""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人之性皆善也。"就是说，人之性是天赋予的，任何人生来之性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善的。这里所谓的善，实际上是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德性。他把宗法秩序所要求的德性，说成是人先天本性中所具有的，这显然是对孟子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又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者性之动也"。"情者性之邪也"。"情者妄也、邪也。"就是说，性之动而产生情，情是邪恶的表现。他把情看成是要不得的坏东西，这显然是接受了佛家世幻思想的影响。 　　关于性与情两者的关系，他说："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就是说，情由性所产生，性通过情而显露。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也，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水与火就其本性都是清与明的，水由于沙而浑，火由于烟而郁。人就其性是善的，由于情而恶，如沙沉而水自清，烟消而火自明，情灭而性自充。所以，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圣人得之而下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知其本也。"就是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能保持天赋的善性，其善性不为邪情所匿，而一般人天赋的善性却为邪情所昏惑，故其善性不能充分地显露出来。他认为圣人与一般人就其先天的本性都是善的，是没有差别的，所不同的是圣人能保持它，使之不为情所惑，一般人却为情所陷溺而不知复其先天的善性。因此，性在圣人那里充而明，在一般人那里却昏而塞。 　　李翱从其上述的"性善"、"情恶"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教育的过程在本质上就应该是一个"复性"，即恢复或发展人先天的善性的过程。 　　他认为虽然一般人之性都为情所惑而昏塞，由来已久，但"复性"并不难。因为任何人自身都先天具有一个善性，只不过是为妄情所惑，昏而不充，塞而不明。只要去其妄情也就是了。他说："情不作而性充"，"妄情灭息，本性自明。""圣人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就是说，一个人如能灭绝妄情，即绝情去欲而"复其性"的教育观点，实际上已不是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它同佛家的教育宗旨几乎没有多大区别了。由此，他还提出了一些具有修禅特征的"复性"方法：1。"无虑无思" 　　李翱说："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无虑无思也。"这种修养功夫，是一种否定感知作用，排斥思维活动的非理性的修养方法，实际上与禅宗的"禅定"是没有多大差别　的，是佛家直觉主义的修炼功夫，但他认为仅做到"无虑无思"还不够，"然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于静焉。有静必有动，动静不思，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焉复其性耶。"意思是，"斋戒其心"，还会"生情"，仍不能达到真正"复性"的境界。从而他提出了另一个主张。 　　2。"其心寂然" 　　李翱说："知者无知，动静皆离，而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还说："心寂不动，邪思自息，惟性照明，邪何所生？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斯可矣。无不知也，无弗为也，其心寂焉，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在这里，他提出一个所谓"至诚"和"诚明"的神秘化观念，其核心即是"寂然不动"或"其心寂焉"这么四个字，也就是"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万念皆空。他认为只有具备了这种功夫，才能止息邪思，显出本性的"广大清明"，超脱尘俗，达到真正"复性"的境界。这种"复性"方法，正是一种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佛教徒的修炼功夫。 　　3。"慎独" 　　所谓"慎独"，即无论客观世界怎样"变化无穷"，作为君子都要做到"未始离于不动"，即永不动心，保持心的"寂然"状态。这就是"慎独"的真谛。所以，他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惧乎其所不闻。"因为"不覩之覩，不闻之闻"，实际上是"其心一动"，"心动"则"情生"。如果心已动了，则距离复性的境界也就愈来愈远了。由于"情"是感性的主要因素，所以，"不动心"乃是"复性"的根本要求。可见，李翱提倡的"慎独"功夫，显然是接受了佛家"灭情"以见佛性的影响。后来宋儒强调"慎独"功夫，乃直接导源于此。 　　4。"择善固执"、"终岁不违" 　　李翱认为"复性"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修炼过程，是人生一辈子的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必须具有"择善固执"，"终岁不违"的精神。他说："修道之谓教，何谓也？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就是说，教育是教人修身行道的过程，也就是教人达于"诚"之境界的过程。要想达到"诚"的境界，就必须对于天赋的善性执着不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它。他说："复其性者，贤之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能归其源矣。"意思是，只有经过长期修炼功夫，才能使先天的善性复观。有人问他："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则可以至于圣人乎？"曰："十年扰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谓以杯水而求一车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必明，明与诚终岁不违，则能终身矣。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则可希于至矣。"他强调在修养过程中，要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作长期的努力，这一思想是可贵的。 　　"善"的根本标准就是"道"。李翱认为一个君子，关键在于"从道"。他说："君子从乎道也，而不从乎众也。"所谓"从乎道"，即是立志学道和行道，这个道也就是韩愈所卫之道，是"善"的根本；守着这个"道"，就是"择善固执"。他说："吾之道，学孔子者也"，"是古圣人所由之道"，并说："苟仁且义，则吾之道何所屈焉？。。故君子非仁与义，则无所为也。"（《答侯高书》）还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由此可见，他的"择善固执"，即对传统儒学的仁义道德，不仅要"学其言"，而且要"行其行"；不仅要"重其道"；而且要"循其礼"。其实就是要做一个合符于要求的"忠臣"和"顺民"。和这种精神相联系的是，他强调在复性过程中，要靠个人主观努力。他说："百赅之中有心焉，与圣人无异也。嚣然不复其性感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几于圣人者，自弃其性者也。终亦亡矣，茫茫乎其将何所知。冉求非不足乎力者也，画而止。进而不止者，颜子哉。"（《李文公文集·学可进》）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进德修业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他的这种"复性"论，对于后来的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六、结语历史是一条剪不断的链。隋唐五代的教育虽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但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份值得长久思索的丰厚遗产。特别是作为古代社会典型时期的教育形态，如果我们能以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揭开布满灰尘的历史面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启发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应该是大有益处的。 ◆◆◆ 《中国全史》　049/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文学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重要阶段。隋唐五代文学特别是唐文学成就巨大，意义深远。唐文学文化内涵丰厚，极富盛唐文化气象，创作内容丰富，各种文学体裁全面发展。唐诗苑百花齐放，诗流纵横，妙品迭出，群星灿烂。唐代古文运动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高峰。唐代传奇与变文上承六朝志怪，下开宋明话本，都有深远影响。唐五代词为宋词的成熟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本书以唐诗为重点，整体把握，精心安排，脉络清楚，主次分明。对于著名唐代文学大家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注重文化性格和作品分析，既恰当吸收先人成果，又补充新的研究资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研究水准。全书立论公允，文字生动，风格清新，史料丰富，是一部集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文学史著作。 　　一、隋唐五代文学概述中国隋唐五代文学史是一段伟大的文学乐章。这乐章留给后人的，是无穷的魅力与回想。它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美好象征与光荣。中国古代文化虽然连绵不绝，却并非总是高潮，也并非总在低潮。其发展水平有高也有低，其发展态势有波峰，也有波谷；既有光芒万丈，也有危机四伏。后人回首历史，有快乐也有痛苦，有兴奋也有沮丧，有众口一辞的共识共见，也有歧见纷纭、莫衷一是的不休争论。但有两个时代，人们对它们的看法总是接近的。 　　一个是先秦，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时代。 　　一个是大唐，文苑诗坛，百花齐放的时代。 　　先秦以思想而鸣，如同古希腊的哲学辉煌，令多少后人神往、敬仰、追寻与陶醉。 　　大唐以诗文而鸣，文化昌盛，独步一时。同样令多少后人神往、敬仰、追寻和陶醉。 　　中国隋唐五代文学特别是盛唐文学，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时代。这里且从4　个方面阐释它足称伟大的种种表现和因缘。 　　（一）前瞻后顾，牵动中国文学1500　年--隋唐文学的历史地位隋唐五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它的成就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天外来客"。一方面它是继承者，另一方面又是开拓者，先继承，后发展。以开拓者的勇气，革新者的精神，发展前人，改造旧观，又以新的历史风貌，新的创造成就，证明自身的不朽价值。 　　隋唐五代文学在当时历史条件允许的限度内，在所有文学艺术形式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后人研究隋唐五代文学，首言唐诗，唐诗固然伟大，但伟大的不仅是唐诗。唐代散文，唐代传奇，唐代变文，唐五代同以及唐代某些骈体文，都有重大成就。 　　唐诗自是百花之冠。说它是百花之冠，一是因为各类诗体无体不备--全面发展；二是因为各类诗体无体不精--均有显赫成就。 　　各体皆备，而且各体皆妙，正是唐诗本色。 　　单以诗体而论，律诗、绝句属于唐人。但唐诗的成就，岂止律诗绝句而已。中国古代诗歌，大体上可以分为7　种体裁。唐人自己也有分为古体诗、乐府诗、今体诗三大类的。古乐府也是古体诗，不过乐府又与古诗有别。罗根泽先生说："诗有两种，一是曾经入乐的，一是未曾入乐的。曾经入乐的诗是'选词以配乐'，换言之，就是先选诗词，然后再给词制谱，这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乐诗'。未曾入乐的诗，各家诗集里多得很，已经寻例，亦无须说明。这一种可以名之为'徒诗'。乐诗徒诗都有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9　种。"①但我们读唐诗，除去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9　种之外，还有许多"歌"。那就是说，诗虽然包括徒诗与乐诗，但诗与诗仍然有区别。实际上，唐人所谓的"歌"，其实也是一种诗，也是乐诗的一部分。歌与诗的区别，在于"歌"是"由乐以定词"的诗。"就是先有曲谱，然后再依谱作词。操、引、谣、讴、歌、曲、词、调8　种，是也。"②唐人诗既有古乐府诗和古体诗，又有今体诗。今体诗又分为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排律。其实，除去五言、七言诗之外，还有六言诗和由三、四、五、六言混合构成的杂言诗--古人将杂言也列入七言古诗。这就是说，唐代诗人不但对诗的体裁有自己的独特创造--绝句与律诗，而且有创造性继承--唐人乐府和古体诗。换个角度说，唐代诗人不但在诗体上有自己的独到贡献，擅长以新瓶装新酒；而且在对前人的诗歌体裁的继承上，又擅长以旧瓶装新酒。以新瓶装新酒，也有继承成份在内，以旧瓶装新酒，新酒比旧酒味道更清醇。这是唐人的风格，也是唐人的骄傲。唐人上承魏晋诗风。魏晋诗风首先是建安文学的影响。建安文学发达于二、三世纪之交，以此观之，唐代诗歌可以说是500　年诗史之总结。律诗与绝句是唐人的骄子，但这骄子不是10　月怀胎，一朝分娩；而是集500　年诗家的努力，才得以诞生的诗界之精华。它上承500　年，已经具备不同凡响的高贵出身。此后，又影响中国诗苑1000　年的历史发展，更表现出它的不凡魅力。鲁迅先生曾有"古诗都被唐人做完了"的感喟，并非真的好诗全然做完，后人已没诗可作，而是唐诗已经达到历史高潮，在古代诗歌体裁这个范围内，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7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3　月新一版。②　同上。 　　后人已经很难超越了。 　　唐诗上承500　年先人对音韵、格调、体裁等等的诗歌创造成果，下及1000年，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它的影响都是首屈一指的。无论宋、元、明、清哪一个朝代，无论小说、散文、戏剧、诗词哪一种文学形式，都可以看到唐诗的色彩与斑斓，别的不讲，只消看一看元杂剧《西厢记》中有多少唐人诗句就可以知道唐诗的巨大作用了；只消读一读《红楼梦》中的诗句与诗评，就可以知道唐诗的永久魅力了。 　　唐诗之外，又有散文。散文在唐代的发展不仅是一种历史性创造，而且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即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运动并非一味复古，而是以复古为旗帜，向六朝骈体文开战，一改南北朝以来绮糜不振的文风，走出骈体文的狭小天地。不但解放文体，而且板正人心。唐代散文，上承三代两汉之传统，其出身比之唐诗根须更远，基础更深，而且取得卓越成就。这成就一直影响到宋、元、明、清。前有唐宋散文创造，后有明清散文流派，足见唐代散文的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唐代散文是完全可以与先秦两汉散文媲美的散文高峰。 　　还有唐代传奇。传奇也有自己的传统。其直接传统，可以直追六朝志怪；间接传统，可上溯先秦文学性散文和寓言。一方面它继承了先人，一方面它又超越了先人。它用自己时代的语言，写出自己时代的风格和特征。唐代传奇不仅数量多，尤其质量高。它对后世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宋代传奇，不用说就是唐传奇的继续，而且似乎不如唐代传奇高明。就是宋代话本小说、元代杂剧，也有唐人传奇的贡献在内。凡喜爱中国文学的，谁不知道《西厢记》的大名。《西厢记》成就巨大，因为它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创造源流。先有唐人《会真记》，后有金人《董西厢》，然后才有元人《西厢记》，再有后来的《南西厢》、《北西厢》，直到京韵大鼓《大西厢》和传统京剧《红娘》。当然不能把功劳都归之于唐传奇，毕竟唐传奇开了一个好头，准备了一篇好故事。唐人传奇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再有唐代变文。变文古已流失，后来从敦煌石窟中重新发现，可说宝物重归。变文作为一种成熟文体，主要是唐人的贡献。它通俗易懂，夹白夹韵，或者全用白话写成。它的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明白，纯然唐人白话。若无唐代变文，便没有唐人白话，并非唐人不讲白话，而是后人无法得知他们的讲法。现在既知唐人白话，就可以说：宋代白话文学杰作--话本小说，其源于唐。一个诗词，一个传奇，一个变文，是造就元代杂剧、明清白话小说的三大文学因素。直到民国之后，乃至流传至今的许多曲艺形式，如快板书和各类鼓曲里，还有浓重的变文色彩与痕迹。 　　诗歌、散文、传奇、变文之外，还有唐五代词，词是诗之余，又是诗的继续和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五代词都有重要历史地位。即使唐代骈体文，也有自己独到的风格。不过唐代文学已经远远超越骈体文的规范，它已经不屑于把骈体文作为自己的发展主体。但偶有为之，亦成精品。这也是令多少文学前辈无可奈何的事情。 　　（二）盛大恢宏，兼容并蓄，百花齐放--隋唐文学时代的三大特征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文学，而唐文学，又特别是盛唐文学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上述三大特征。 　　先说盛大恢宏。何为盛大恢宏？盛者，兴隆繁茂，兴旺发达也；大者，无所不容也；恢宏者，气象万千内涵丰厚也。隋唐五代文学虽然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也有自身的兴衰际遇，但从总体上讲，首先就体现了这样一个特征。 　　隋唐五代主要是唐文学之所以有盛大恢宏的特征，因为那本身就是一个盛大恢宏的时代。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强大的王朝，首推炎汉、盛唐。但总体比较，盛唐更为强大，也更加兴旺。正如汉袭秦制，唐朝也全面继承隋的遗产，而且有所完善，更有所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第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是第一次与人为、制度等原因密切相关的大动乱时期，然而又是炎黄各个民族和各类炎黄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时期。魏晋以来国家分裂久矣，国家蒙受苦难，人民颠沛流离。然而，人心思定，民族思和，隋文帝顺应历史潮流，承先人成果，真正取得了国家的统一。后来虽有短时动荡，很快又归于一统。于是久不见家国繁荣的历史场面结束了。随着唐王朝的兴起，不但使苦难沉重的百姓得以重见汉家威仪，而且取得了超越炎汉先人的历史业绩。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大国最需要统一，统一才有大气象、大举措、大发展。自汉末动乱，到隋唐统一，其间大约经过500　年时间。500　年必有王者兴，此一番王者气象，既得来不易，必大有作为。 　　隋盛气象，盛大是其主旨，丰厚的文化沃土是其根基。从文化建筑而言，中国最伟大的建筑，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大运河，大运河就出在隋唐，中国古代王宫建筑杰作，一个是阿房宫，一个是长安城，长安城就出在唐代。建筑工程巨大，人文工程也宏伟。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就发端于隋，成熟于唐。科举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变革。这变革的意义没有专著不能尽述。简而言之，科举制打破了贵族门阀对政权的垄断，实现了封建时代的仕途民主。它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培养系统，尤其形成了封建帝国的人文信息系统。从而以新的形式，凝聚了全国的力量。所谓用混凝土方式，弥补了马铃薯式的小农经济的先天缺陷。 　　顺应历史需求，隋唐国家管理体制也发生巨大变化。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建立与完善，标志着中国古代管理体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如此种种，都是魏晋南北朝无法想见的，也是先秦两汉无法实现的。于是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对外开放，对内宽松，才出现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封建大帝国。 　　这样的帝国必定产生与之相匹配的文学成就。唐文学与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它的气势磅礴，不受束缚。大唐时代的诗人和文士，大多是一些敢想敢说，能想能说，善想善说的人物。他们不像汉儒那样循规蹈矩；不像魏晋南北朝文士那样吞吞吐吐，曲曲弯弯，不像宋明理学家那样一味讲理讲气讲心讲性；不像明清文人那样提心吊胆惧怕文字狱。他们甚至不屑于如同先秦诸子百家那样相互争鸣。盛唐以诗而鸣，首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表现。与其思之、辨之、争之、论之、诘之、摩之，不如歌之、咏之、吟之、唱之、不平则鸣之，既平则颂之。大唐气象，包六合振环宇，天上地下，举世无双，无须乎争吵鸣放，但凭君肆意表现。 　　先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大辉煌，但那是争鸣的辉煌，争鸣表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自由精神与民主精神。大唐的文化辉煌却是一种充满表现的辉煌。唐以诗文而鸣，不是证明别人不行，而是证明自己伟大。 　　再说"兼收并蓄"。历史证明，凡大国文化，必须兼收并蓄；凡强国文化，亦必须兼收并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夜郎自大＝自取灭亡。 　　隋唐文学时代有极强的包容性，什么文化都不排斥。愿意信奉孔夫子也行，愿意信奉佛祖道祖也行；愿意入仕也行，不愿入仕也行；愿意做诗也行，愿意作文也行；愿意写古体诗也行，愿意写今体诗也行；愿意作古文也行，愿意作骈体文也行。大家无拘无束，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狂风骤雨，正好百花盛开。 　　隋唐主要是大唐文学的兼收并蓄，可以从方方面面展现，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不同民族间的共融，不同文化模式的共兴，不同文学流派的共鸣。民族共融。魏晋以降，民族矛盾激烈。华夏各族人民均为此付出极大代价。一方面民族冲突剧烈，民族间的矛盾有时势如水火，有你无我；另一方面，民族冲突的唯一出路，是走向和解和文化融合。隋唐文化的兴旺发达，在于其能熔各个民族于一炉，融万家百姓于一体。少数民族可以顺畅自然地接受汉文化，汉民族也从少数民族文化中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民族共融，气象一新，无论那个民族出身，凡士人皆可入仕，贫民也可以因仕为官。所谓唐人有胡气，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唐文学才得以超越前人。 　　文化共兴。中国先秦时期，有一段文化自由--百家争鸣，诚为中国思想上的黄金阶段。由此生发，终于使中国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秦虽短暂，贡献巨大；汉室兴旺，强国强民。但真正强大的还是文、景、武、昭、宣这个阶段。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性选择。但这个选择无异于一把两面剑，一方面，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有利于国势强大，思想统一；一方面又形成文化专制，不利久后发展。后来王莽篡位；后来桓灵致乱；后来道教兴起；后来玄学盛行；后来佛学东来；后来中原大乱；后来南北分治；后来隋朝统一。隋朝的统一是国家的统一，并非儒家文化的一元化，不仅并非一元化，而且真正地实现多元化。大唐王朝，是儒、道、佛共兴共存的王朝，因为它具有多元文化的共存共兴，才产生极大的包容性。因为有极大的包容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把民族文化的潜力发掘出来。 　　虽说儒、道、佛共存，也有争论。但争论归争论，并没有完全限制谁的发展。不但没有限制，而且共同发达。表现在文学上，就产生了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唐代文学之所以成就历史的大繁荣，和他们兼收并蓄的品格有直接关系。他们不自满，不排外，也不压抑别人。他们不但继承儒家传统，而且也敢于藐视儒家传统。藐视也是一种继承，区别是不再神化罢了。李白"凤歌笑孔丘"，就是一种藐视。因为敢于藐视，才敢于创造。李白信奉道教，对谪仙人称号，沾沾自喜。虽然信道而不纯，但想象丰富，自有仙家气派。因为有这样一种文化契机，才产生了李太白浪漫色彩浓烈的瑰丽诗章。 　　道家影响很大，给盛唐诗苑以推动力。佛教影响更大，而且其影响广度不仅限于诗苑。 　　佛学东来，至唐而波澜壮阔。一些释家子弟，如寒山、如拾得、如皎然，都是诗国重镇。其影响，不但流传至今，而且走向世界，远播四方。寒山、拾得，新旧唐书无传，《唐才子传》亦无传。虽无传却有诗。不但有诗，而且诗题、诗意皆有心得。既有佛学之博大精透，又有释者之平易自然。寒山有《杂诗》十首，皆为五言。其一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与伦，教我如何说。"风情高致，立意新颖。虽讲心，又比月；虽比月，却不是一般天上明月，而是秋潭之月。潭中月已然令人神往，心中月尤其令人清新。心中月，天上月，潭中月；潭中月胜似天上月，天上月何如心中月。心中有月即非空，心中无月何论月？所以寒山又说，"无物堪与伦，教我如何说？"寒山既不知如何说，后人又该如何读之？后人不知如何读之，毕竟天上月在，潭中月在。好一个寒山和尚，能把深奥的释家意旨化作形象思维。这样的诗作怎能不产生永久的魅力？然而不仅如此，其《杂诗》十首第九首云："家有寒山诗，胜如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 　　这一首另有奇趣。佛学讲四大皆空，读经本意在"空"，要诗何用？寒山确是中国化和尚，不但要作诗，而且可以要诗不要经。不但要诗不要经，还要广告一下，告诉诸位一声，如果您有意信佛，就读寒山诗好了。家有寒山，胜似佛经，天天一读，一样修证，看这般意思，寒山确是一位不合格的和尚--真正佛教徒，有主张不读经的吗？殊不知在中国禅宗看来明心见性，才是佛家根本。甚至连讲佛家根本也不确。佛家本无本。佛家既无本，信佛又何必读经？何况说，万物皆有佛性，任你读什么都可知佛意。万物皆无佛性，纵然读经又有何用？ 　　单以诗论，他的那种消闲，那种漫不经心，那种消闲中的意味深长，那种漫不经心中的深刻哲理，那种并不追求哲理而漫"诗"之曰的精神境界，若无佛学东来，若无包容共存的文化精神，又怎能物化为诗呢？ 　　与寒山齐名的拾得和尚，另具诗眼如真。其《题林间叶上》二首之二云："无去无来本湛然，不拘内外及中间。 　　一颗水精绝瑕翳，光明透满出人天。" 　　这诗另有释家意味，但似乎更具普遍精神。现代人常说，一滴水可以映出整个世界。殊不知我们中国的大唐和尚讲得更其妙与？ 　　唐代佛学的影响，不但及于僧，而且及于俗；不但及于官，而且及于民。王维的诗意境高远，主要得益于佛学的博大精深。 　　有佛有道还有儒，而且公道地讲，儒的影响总是主流。虽然在大唐宏观世界里，儒、道、佛都有自己的地位，但儒的主导作用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你可以藐视儒学，但你无法否定儒家文化。实在李白也并非纯道，王维更非纯佛。他们身上的功名利禄，仁义道德的色彩都十分浓重。盛唐诗坛，影响巨大的人物，首推李白、杜甫，但讲到影响后世，则李白不如杜甫，因为李白虽非纯道而近道，杜甫则是典型的儒学诗人。有唐一代，先有陈子昂，后有杜工部，又有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杜牧都是儒家主力，这样的阵容，使儒家地位日益提高。特别韩愈，更是以卫道者面目出现，以他为主将的古文运动恰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中国社会走向一元文化的历史性转变。 　　隋唐文学兴旺发达，不但因为他们善于从儒、道、佛等不同模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还因为他们善于向各类民族文化学习，向民歌学习，向两汉特别是建安诗人学习，也向六朝优秀诗人学习。没有道家文化固然没有李白，没有民歌也没有李白。没有古诗固然没有李贺，没有民歌同样没有白居易和刘禹锡。 　　除去上述内容之外，许多唐代诗人还注重彼此学习。或许可以这样说，唐代文坛是一个最讲友谊和相互扶植、借鉴的文坛，这也是中国历史少有的所谓盛唐气象。 　　文学共鸣。文学共鸣既是唐文化共存共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隋唐文学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或者换句话说，因为盛唐社会赞赏文学共鸣，所以才有文苑诗苑的百花齐放。 　　盛唐文学的百花齐放，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体会。 　　其一，诗文题材，无所不有。以唐诗而论，其方式，所吟所咏所书所记所序所歌所章所颂，可谓无所不有。其内容，或田园，或山水；或宫廷，或边塞；或庙堂，或梨园；或闺房，或战场；或一花一草，或千军万马；或春，或秋，或冬，或夏；或风，或雪，或雷，或雨；或名山大川，或小溪流水；或白头翁，或清谈客；或才子佳人，或农夫农归；或莘莘学子，或张狂酒徒；或仙境，或鬼境，或人境，或物境；或赞赏不已，或直抒胸臆；或柔情似水，或怒发冲冠；或扬之，或抑之；或评之，或表之；或梦之，或戏之；或言简言赅，或滔滔不绝；或四处张扬，或含蓄蕴藉；或写生，或写死；或写笑，或写哭；或以歌当哭，或以物传笑；或言家事，或言国事；或言情事，或言心事；或抒七情，或谈六欲；或白描，或工笔；或写有我之境，或写无我之境；或独吟，或唱和；或言雅，或言俗；或夫妻恩爱，或父子亲情；或姑嫂关系，或姑翁子媳；或身在江湖心怀朝阙，或身在天边情长万里。如此等等，中国唐诗可以说是一部有音有韵的百科全书。其中有人物，有自然，有宗教，有政治，有经济，有哲学，有习俗，有历史，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至今仍非常需要的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其二，唐诗风格，无所不能。风格不是流派，但论及诗风，已近乎流派。今人好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其实，两个主义，未免少些。唐诗诗风，千姿百态。有现实风格，也有浪漫风格，有浓妆艳抹，也有一片天然；有一川碎石大如斗，也有野渡无人舟自横；杜工部沉郁顿挫，变化莫测；白乐天平易近人，喁喁而谈；郊寒岛瘦，贺鬼白仙。从唐初四杰到唐末李商隐，温庭筠，杜牧，韦庄，可以说有唐一代，有多少著名诗人，就有多少风格。同是边塞诗，高适不同于岑参；同是田园诗，王维也不同于孟浩然。同是咏史，有悲壮，有沉重，也有喟然长叹；同是叙事，有简捷，有缜密，也有夹叙夹议。风格代表了诗人的个性，诗人的个性又塑造了各自的风格。有人说风格即人。我们古老大唐的先人们，虽不懂也不必懂得这么繁复的文学理论，却实实在在地以自己的实际创造，启发着我们这些古老文化的后来人。 　　其三，诗歌体裁，无所不备。本书前面简单介绍过唐诗的形式。粗分起来，可以有今体诗和古体诗。细分起来，可以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乐府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以及排律等体裁。单单古体诗一项，就可以分为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乐府诗又可以分为操、引、谣、讴、歌、曲、词、调。于是北风行、长街行、少年行、琵琶行、老将行、从军行；白雪歌、石鼓歌、长恨歌；塞上曲、塞下曲、长干曲、江南曲、听莺曲；凉州词、横江词、贫妇词、采莲词；邺都引、箜篌引，以及古剑篇、农医怨、胡马诗、巴女谣，等等。唐诗佳作，各种体裁，无所不名。李白的七古和绝句，杜甫的七古与七律，王维的绝句和五律，加上李贺的古乐府，白居易的新乐府，李商隐的七律、七绝与五绝，都有许多千古名篇，不但为唐文苑大争光采，直到今天，犹为千千万万读者所喜闻乐见。其四，诗歌创作主体，无所不在。唐王朝是一个诗的王国。帝王将相、宫妃民妇、士农工商、黄童白叟、秦楼楚馆、庵堂寺院，可说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无人不能诗，无处不能诗。而且，有唐一代，289　年时间，不论繁荣衰微，大治大乱，总能诗兴不减。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优秀诗人，他得到的荣誉极大极大，他的知名度也极高极高，有诗为荣，无诗为耻，诗好为荣，诗劣为耻。正因为诗歌的创作主体无所不在，才给唐诗的发展提供了无比雄厚的创作基础。诚如鲁迅所言，需要好花，先育好土。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如潮如流的诗歌创作基础，盛唐文学时代，无论如何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历史成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文人，相轻者少。纵有二三小人，不伤大雅之气。初唐时，还有相互倾轧的现象，以后慢慢淡化，风气一变。很多情况下，他们不问出身，不看年龄，不计名利，不重地位，不贬低对方，不搞小动作，也不进行宗派活动。真可谓自由来往，君子群而不党。以至我们翻看《全唐诗》，会发现有那么多唱和之作；字里行间，又洋溢着那么多真挚的友情。这种情形，在盛唐时期表现尤其突出。盛唐诗人中，祖咏与王维为诗友；刘慎虚与孟浩然、王维有酬唱集；李颀与高适、王昌龄有唱和；王昌龄与王之涣、高适、王维、李白、岑参均有友谊；岑参与杜甫是好朋友；特别杜甫与李白，同为诗界双峰，但相互友爱，成为一段诗苑佳话。对比后来中国文坛种种现象，又岂止佳话而已。而且大诗人并不以诗名而轻视同仁。李白就曾盛赞崔颢岳阳楼诗，说道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杜甫也十分尊重王翰，以"王翰愿卜邻"为荣耀。 　　因为唐文苑唐诗苑以至隋唐五代文学时代有这样的风格和这样的经历，所以盛唐文学时代才成为产生文学巨星的时代。实在说，衡量一个文学时代的优劣，至少应该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看它是否产生过名篇名作；一个标准看它是否培育出文学巨星。 　　盛唐文学时代正是一个产生了大量名作又培育出文学巨星的时代。 　　（三）积新而盛，由盛而变--隋唐五代文学的六个发展阶段隋唐五代史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即隋为一个阶段，唐分为四个阶段，五代为一个阶段。加在一起，共六个发展阶段。 　　那么为什么把隋、唐、五代这三个时代连在一起共同分为六个阶段呢？ 　　并非作者因为书名叫隋唐五代文学史，就硬是这么划分。而是从中国历史与文学史的发展实际考虑，这种划分也比较适宜。换句话说，隋唐和五代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宏观阶段上，应该属于同一个单元。 　　那么理由呢？ 　　首先，隋朝统一了中国，真正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历史局面。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随中国走向统一而统一。其实，自周朝庾信北上起，中国文学南北分立的局面就已经打破。在此之前，南北文学有鲜明的分野。但自庾信北来，中国文坛内部已发生深刻变化，到公元581　年隋文帝建立隋王朝，中国南北文学更以新的风貌即涵融南北文学风格的新风貌渐次登上历史舞台。 　　其次，隋代文学不算昌盛，从表面上看，他的文风还处在齐梁旧文学的水准上，但其骨子里已然发生变化。社会既经巨变，文人心灵敏感，政治家感觉同样敏感，不由他们不变，也不容他们不变。只须细心体味，就可以嗅到隋代文学内部已然隐隐而来的一股春的消息。 　　再次，初唐许多文学人才，其实生长在隋朝。与文学有关联的政界人物，如唐太宗、魏征、虞世南早先都是隋人。不过不是一般的隋人，而是隋朝的叛逆者。他们身上的文气带着浓重的隋文学特色。然后，又以此为基础，开始新的探索。 　　隋文学是唐文学的序幕，序幕之后，才有高潮。 　　唐文学本身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合称"四唐"。 　　"四唐"的分法，历史上有不同意见。文学史分期也有不同的选择。有主张只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阶段的，也有主张把初唐盛唐合起来，把中、晚唐也合起来，分为两个阶段的。本书认为，"四唐"分法，由来已久，"四唐"的史实，大体难争。以时间划分，初唐起于唐高祖武德年间，止于开元。盛唐起于开元，止于大历初年。中唐起于大历初年止于大和年间。其后为晚唐。变成公元纪年，初唐始于公元618　年，止于712　年；盛唐始于713　年，止于766　年；中唐始于767　年，止于828　年；晚唐始于829　年，止于907　年。但文学如流，具体年限的划分只是一个大略的说法。 　　晚唐之后，是为五代。五代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词的创作上。但词的创作不始于五代而始于唐。最早的词是民间创作，经文人学士加工，成为比较成熟的文学形式。"词乃诗之余"，这种说法不免偏颇，但以其创作主流而言，在唐还不过如此。五代词上有唐为滥觞，下有宋为大潮，五代加在中间，属于起承转合阶段。这个阶段可以归于宋，也可以归于唐。归于唐的理由更多些。好比一只金钱豹，隋唐加上五代，是为这个伟大的文学时代画上一条美丽的尾巴。 　　大唐王朝是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代。但比较而言，文化繁荣更是它的特色。它留下的文化遗产，比之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历史贡献要大得多，影响也久远得多。它涵融儒、道、佛三家文化，团结各个民族，走上共同繁荣。它不搞文字狱，更少诛杀功臣与学士。它开科取士，科举的项目之多，取士之多，都具有空前的规模。它允诺和倡导东西文化交流，通西域，也通东瀛。中国人中可能没有多少虔诚的佛教徒，但不知道玄■的人就少了，这不仅因为有一部文学名著《西游记》，而且还因为有一部《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名作，其文学价值也不容低估。佛自西来，终于在唐代稳稳站住脚跟；又经变革，禅宗的影响更其深远。由此东去，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文化。唐代文学艺术，影响到邻国，走向了世界。但是大唐王朝毕竟依然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样一个帝国，尽管它有许多创造和成就，终究逃不脱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必然历史命运。 　　中国封建文化，有它独特的品格，也有它致命的弱点。首先是它的专制性，而专制必定产生官僚与腐败。官僚与腐败是专制制度的一对孪生兄弟，而官僚和腐败的结果，必然走向对外实行封闭，对内出现动乱。首先是土地兼并，中国是古老的农业自然经济国家，它虽然早熟但没有突破性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又十分涣散而脆弱，经不起任何重大的社会冲击。中国封建社会，常常被三个方面的力量所击倒，一个是异族入侵；一个是农民起义；一个是军阀割据。三者有一，王朝已然危险，如果再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那么，这个王朝便该寿终正寝了。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地中海文化，几乎整个文明历史都在宗教、民族与国家三方利益之间奋斗与挣扎。所以容易走向分裂，也容易走向强大。中国人反对分裂，虽分裂必然统一。但它的基础不曾改变，所以有过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许多深重的苦难，但变来变去还依然会回到老路上去。此无他，因为直到清朝中叶，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都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其文化模式又严重迟滞了这种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唐王朝不脱此运。终于由强而盛，由盛而衰，由衰而乱，由乱而亡。于是五代继起，唐朝灭亡了。 　　但是隋唐文学并没有灭亡，虽然它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起伏，却又有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 　　隋文学是唐文学的序幕，这点前已论述。 　　初唐文学同样属于继承、开拓和探索时期，这是一个广泛产生新人与新作的文学时代。 　　盛唐文学是唐文学特别是唐诗的高峰阶段，是它的历史丰收期。此时的唐诗苑，百花盛开，竞相争艳；这是一个产生诗坛巨星的时代。 　　中唐文学是唐文学的分流与转变时期。中唐文学虽然不比盛唐文学更繁荣，但它反映的社会内容却更深刻，而且古文运动由此兴起，唐代传奇由此成熟。这是一个产生各种文学理论与文学流派的时代。 　　晚唐文学是唐文学的技术总结与回声。晚唐文学没有盛唐文学的繁荣，也不如中唐文学的深刻，它已经形不成强大的阵容。但它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作，它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这些人物往往表现得更其个性细腻，而完成这些作品的技艺也更臻于成熟。这是一个诗歌技艺登峰造极的时代。过了这个时代，中国古诗已经没有多大发展余地，诗歌体裁只好随之一变。而后来的文学才子便花更多气力向词的创作方面去努力了。 　　于是，就有了一段新鲜别致的唐五代词。 　　单就唐诗而言，它在诗风特别是诗歌体裁方面也随着历史阶段的演进而发生莫大变化。真正代表唐代诗歌体裁的当然是律诗与绝句。虽然这不等于说唐诗的最高成就只是律诗和绝句，但从它的发展过程看，律诗与绝句必然会慢慢取代古体诗歌在唐诗苑的主导地位。我国著名古代文学史家沈祖棻先生引用过施子愉先生的一个统计资料。施先生的这个统计，是将《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诗人的作品予以分类，从中找出唐诗体裁的发展线索。其统计内容如下表：时期数目体裁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言古诗663 1795 2447 561七言古诗58 521 1006 193五言律诗823 1651 3233 3864七言律诗72 300 1848 3683五言排律188 329 807 610七言排律8 36 26五言绝句172 279 1015 674七言绝句77 472 2930 3591历史演化轨迹十分明显：①总的发展趋向是越至晚唐，古体诗数量越少，今体诗的数量优势越为明显。 　　②今体诗中，五律、七律与七绝的数量优势更为明显。 　　③初唐品种未全，古体诗占有优势，盛唐趋于均衡；中唐古体诗尚有作为（这大约和古文运动也和新乐府运动有密切关系），晚唐已成为向今体诗数量优势一面倒的局面。 　　从这个发展线路中，可以明显看出：随唐五代文学是一个由创新走向繁荣，又由繁荣走向分流和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没有因为唐王朝的灭亡而停止或中绝，而是当它把自己的历史责任完成之后，便顺流而下转到另外的艺术尝试中去了。何况说，中国本有"诗穷而后工"的传统，越是历经战乱，一些大手笔的作品才更加显出其英雄本色。 　　①　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第20　页，上海古籍出版杜，1981　年3　月第一版。（四）缘机而发，穷奢极欲--唐文学繁荣昌盛的两大成因隋唐五代文学的高峰在唐代，代表也在唐代。唐代文学兴旺发达，有众多原因。简而言之，一是历史条件，二是主观努力。历史条件成熟了才能缘机而发，主观努力升华了便又穷奢极欲。 　　所谓缘机而发，其实内容也很多，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缘机而发的"机"，自然是指机会，但不是一般机会，而是历史机遇。这个机遇，也包括两部分内容，一个是"流"，一个是"源"。 　　所谓"流"，就是历史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所提供的条件。唐诗是诗之盛者，它最有特色的部分，一个是"七言"，一个是"绝"、"律"。七言诗，曹丕时代已经有了，但高峰在唐。绝句主要讲音律，律诗则兼讲音律与对偶，音调对偶也不蒙发于唐，但同样也是在唐代才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这就是说，不是唐之先人没有天才，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机遇还差。比如庄子能文，曹雪芹也能文，庄子虽能文写不出《红楼梦》来，并非庄子天才不够，非不为也，势不能也。 　　历史本身就是一股洪流，历史的展示就是这"流"的过程。然而，历史自有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古代文学史特别是诗的历史，特别厚爱唐人，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交给了他们。这种幸运，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还有"源"，历史的发展是"流"，现实生活则是"源"。隋朝统一天下，唐代进入昌盛兴旺，为唐代文学的发达准备了肥田沃土。这块肥田沃土就是唐文学的"源"。 　　首先，诗歌文学的发达需要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这一点，唐王朝做到了；又需要政治清明，国势强大，这一点，唐王朝也做到了；还需要社会物质生活优裕，人民安居乐业，人们有心思有时间去吟诗作诗，这一点，唐王朝同样办到了；更需要社会给文人学士以实现自身价值的渠道和方便，这一点，唐王朝同样办到了。"诗穷而后工"，诗歌需要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从而激发诗歌的社会参与职能，这一点是大唐王朝的统治者们所不愿看到的，然而"世事不遂尔心愿"，安史之乱触发的社会动荡是诗人深刻而痛苦的社会生活经验，于是，啼血杜鹃也开始大声鸣唱了。 　　远有长流，近有沃土，可以说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但也可以说还有一半乃至一多半条件没有具备。因为诗歌不是自然生成的天然物质，而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文明。唐人的骄傲在于：好机遇唤来了大手笔，多少唐人为诗为文终生奋斗，经300　年努力，使得唐文苑如夏夜晴空，群星灿烂。 　　唐人作诗，可谓前赴后继，不懈奋斗；很多杰出诗人又可谓呕心沥血，废寝忘食。 　　前已说过，唐文学特别是唐诗之发达，因为无人不作诗，无处不作诗，这里还要加上一条无日不作诗。唐人重视诗歌，用现代接受美学的语言讲，就是接受者是最有力量的导向者。因为人人重视，所以人才济济。 　　诗人爱诗，愿意为诗歌创作，贡献自己的毕生心血。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中间或有为功名而作诗的，或有为爱情而作诗的，或有为愤世疾俗而作诗的，或有为民间疾苦而作诗的，或有为身心快乐而作诗的，或有为表现才能而作诗的，或有为闲极无聊而作诗的，或有为诀别这世界而作诗的。但其中的骨干与菁华，确确实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李贺，在他生命将近弥留之际，他还幻想着到天上为玉皇大帝去作诗哩！又如孟郊、贾岛，都是肯于为一句诗而殚精竭虑的人物。白居易人称"诗魔"，可知其用功之苦。李白、杜甫同样为诗歌创作穷尽了毕生精力。李白临终，想到的是诗，杜甫体弱，作诗更苦。李白明白杜甫，曾有《戏赠杜甫》一诗："饭颗山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作诗苦了杜甫先生。我们的诗圣辛苦为诗，纵然有某种人生理想在内，也有一大半原因不为别的就是为"诗"。不是说杜甫为诗而诗，而是说为了作诗也劳心。 　　所谓穷奢极欲，是说唐人把历史厚赐给他们的一切优裕条件都充分用尽了；他们把自己的毕生精力也充分用尽了；他们把那个历史时代所能提供的创作天地充分用尽了；甚而至于把彼时彼地能产生诗的一切潜能都充分用尽了。 　　自从唐人风流后，但寻旧路已无诗。 　　二、隋朝文学隋朝公元581　年立国，618　年灭亡，其间隋文帝当政24　年，隋炀帝当政13　年。首尾不过37　年，虽短命，却政绩辉煌，确立三省六部的管理体制，创建科举制，统一中原，再加上开通大运河，等等，都是极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不过，因为它寿命短促，文学上不成气候，它对文学也不够重视，草创时期，未免重政轻文。隋代的文人命运也不好，或贬或放，或者投奔新主子，作新王朝的御用文人去了。但这并不能说隋代没有文学。隋代有专门研究声律的著作，也有颇具见地的文章，有散文，也有诗歌。但比较而言，它仍不过是唐文学的一篇"序言"罢了。就它自身的文学成绩而言，诗歌创作更突出些。 　　隋的诗歌，本源于齐梁。南方诗风细腻，柔媚有余，并非健康颜色，不似青春少女，更似恹恹病妇。但比之北方，还是有文化的所在。从庾信、王褒入周，北方文坛发生变化。到了隋朝，这种诗风已然流行。隋文帝灭陈之后，包括陈后主在内的许多文人学士北来，更加重了这种诗坛风气。所以隋朝的文人诗人，如欧阳询、虞世南、李百药、姚恩廉、萧德言、褚亮、陈叔达、温彦博、颜师古、孔颖达等等，大体不能越此藩篱，虽有许多诗篇，依然齐梁遗声旧调而已。 　　但这风气不合历史潮流，所以作为当时历史变革的代表人物隋文帝就产生了自己的文学主张，隋文帝的天下虽非战争而来，他本人却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和深刻思想的君主。他的历史功绩在于他确立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封建时代中期发展的管理形式。他反对南方的阴柔诗风，更反对齐梁文风。岂但齐梁而已，一切华而不实的六朝风气他都是深恶痛绝的。他是一位贤明果决的行政人才，又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因为他贤明果决，所以不中意那些浮夸之词；因为他深谋远虑，所以不允许糜糜之音侵蚀他所钟爱的江山社稷。《隋书·音乐志》上记载，开皇二年，黄门侍郎颜之推上书说，礼崩乐坏，由来很久了。现在太宰雅乐里面，杂用胡音。请依据梁国旧例，寻考古典。隋文帝不同意他的看法，回答说，梁国音乐乃是亡国之音，为什么要让我选择它呢？不仅如此，调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为所上文表辞藻过于华丽，也被他一怒之下付有司治罪。 　　隋文帝崇尚朴素质直的文风，主张实用的文字，而且不轻视"胡音"，可以说是初唐陈子昂力主诗风文风变革的一位前驱。 　　隋代诗坛上著名人物不多，但薛道衡、虞思道、辛德源、李德林、孙万寿诸人也有些可读之作。其中薛道衡、虞思道可称代表人士。 　　薛道衡（公元540-609　年），字玄卿，河东汾阳人。他少年孤苦，但十分好学。先后事齐，事周，周禅让，继为隋臣。他在当时才名甚著，有文集30　卷行世。他有一篇《豫章行》，结构自然，音韵铿锵，虽为六朝旧调，又添北人气氛。 　　"江南地远接闽瓯，东山英妙屡经游。前瞻叠障千重阻，却带惊湍万里流。枫叶朝飞向京洛，文鱼夜过历吴州。君行远度茱萸岭，要住长依明月楼。楼中愁思不开■，始复临窗望早春。鸳鸯水上萍初合，鸣鹤园中花并新。空忆常时角枕处，无复前日画眉人。照骨金环谁用许，见胆明镜自生尘。荡子从来好留滞，况复关山远迢递。当学织女嫁牵牛，莫学姮娥叛夫婿。偏讶思君无限极，欲罢欲忘还复忆。愿作王母三青鸟，飞来飞去传消息，丰城双剑昔曾离，经年累月复相随。不畏将军成久别，只恐封侯心更移"。他的另一首短诗《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虽平平语，有深深情。即使入唐人诗集，不能殿后也。难怪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称赞它"颇不愧为短诗的上驷"。①薛道衡虽为北人，诗风精巧。但他颇不得杨广好感，终于被杨广杀害。 　　有诗话说，薛道衡作《昔昔盐》，其中有二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两句，隋炀帝十分嫉妒，及至杀薛道衡时，还幸灾乐祸地说："你还能'空梁落燕泥'吗？"这恐怕不是事实。不过薛道衡在当时诗名很大，隋炀帝又大不得人心，编一掌故出来，也不足为怪。 　　卢思道（公元535-586），字子行，河北范阳人。他同薛道衡一样，历仕齐、周、隋三朝，隋文帝时官至散骑侍郎，是与薛道衡齐名的隋代诗人。他的许多诗作，诗风诗意，全然南朝滋味，而遣词用句，又有北人风格。他的一篇《从军行》，似乎更能反映他的本来面目："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御箭，山上金人曾癸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谷，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个征人殊未还。白云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诗意清朗，音节明快，粗粗读来，已有唐人意味。 　　特别值得一书的隋代诗人倒是两位不以诗业成名的人物。 　　一个是隋代立国大臣杨素，一个是亡国之君隋炀帝。杨素作诗，少有齐梁味道。虽用语朴素，但风格强劲。单以诗论，颇似魏征、陈子昂一流人物。只是他身为隋朝元老，却没有魏征一样的忠直与精明，诗的骨子里不免掺杂些官僚气味。他与当时文人常有往来，相互间赠诗不少。临终之前，也曾以一首五言七百字长诗赠播州刺史薛道衡，传为一时佳作。惟诗存人亡，令人感慨，薛道衡引《诗经》语，感叹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若是乎？"杨素另有《赠薛播州》14　首，其一云："北风吹故林，秋声不可听。雁飞穷海寒，鹤唳霜皋净。含毫心未传，闻音路犹■。唯有孤城月，徘徊犹临映。吊影余自怜，安知我疲病。" 　　诗虽无华，却表现出不同于齐梁诗风的新风格与新气象。 　　隋炀帝杨广（公元569-618）以阴谋夺皇位，人品卑劣，做皇帝又昏淫无度，是个反面人物。但他颇有诗才，所作诗篇，有一种清新自然之气，不卑不亢，不激不弱，可谓集南北诗风之长，成其一时之作，杨广的诗作，作为隋文学向唐文学的过渡现象理解，可以认为是一块历史转折的路标。它说明，随着华夏各民族的统一，中华民族文化将迎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虽然杨广本人对此漠不关心，却由他的诗歌作出某种预示。 　　他作《饮马长城窟》，风姿飒爽，形象鲜明，时有警句，出手不凡。他的《野望诗》，尤其影响深远。其诗云："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后人评说此诗，认为"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虽卸华谢彩，而绚质犹存。"联想到宋代秦观词中名句："斜阳外，寒鸦数点，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27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1982　年3　月第5　次印刷。流水绕孤村，"和元人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更看出这位隋炀帝的诗才风骨，确实大不寻常。 　　他的诗用语朴拙，气势恢宏。非一般诗家可言，比之昔日曹孟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之佳作，颇有些许相类处。虽不必超越前贤，确有几分帝王气象。很可惜，隋炀帝阴错阳差，作了皇帝，如果不作皇帝，只作诗人，那结局怕要春风得意多矣。 　　在结束隋代文学介绍的时候，还有必要为隋代几位女诗人说几句话。照理说，隋代女诗人在中国历代女诗人中不算最出色的，但她们很有特点，如大义公主，如侯夫人，如张碧兰，如妓家女丁六娘都有佳作如许。 　　大义公主是北周赵王宇文昭的女儿。其生卒年无考。原称千金公主，远嫁突厥沙钵略为妻。隋文帝以禅让方式建立隋朝，大义公主宗祀绝灭，对隋王朝有不共戴天之恨，每每动员沙钵略兴兵灭隋。后因力量不足，也曾内附隋朝，隋文帝特别赐姓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所谓大义，就是归顺隋王朝之义。这是大义公主所不能接受，也不能容忍的。后来隋文帝赐给她一张陈后主的屏风。她在这屏风上题诗一首，以写情怀，终于被隋文帝不容，设计将其杀害。 　　大义公主的《书屏风》，全诗气势如流，绵延而下，或幽或怨，或哀或恨，或生世事无常之感，又有无可奈何之情绪。开首便说："盛衰等朝露，世事如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若非亲身感受，很难写出这样出离悲愤的词句--语言虽然平静，悲伤自在心头。"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这是无奈，也是抒情--抒愤。但事已至此，纵然抒情--抒愤又有何趣？所以接着又说："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一个"恒"字，一个"讵"，肯定得好，也否定得好。写到这里，已经露出庐山真面目。下面只有质言直书，方能起转得动。于是自报家门："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廷。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连自己的夫君也报怨上了，然而，仍然有满心希望。那么，结尾呢？"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直比汉代王昭君。殊不知，王昭君比她幸运得多哩！王昭君终于成为民族和睦的象征，而她却成为隋王朝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后来《历朝名媛诗词》的编者评论此诗说："屏风之诗抑扬幽邈，无鲁莽气，仍是女郎正格。"他那里知道，没有鲁莽气的忧愤哀怨，才来得尤其深沉。 　　张碧兰，生卒年月、事迹不详，但她有一首《寄阮郎》，立意新鲜别致。"郎如洛阳花，妾似武昌柳。两地惜春风，何时一携手？" 　　短短四句小诗，有朴质，也有精巧。然而精巧不失朴质，婉然民歌风采。侯夫人，隋炀帝宫女。隋炀帝生活糜烂，曾大兴土木，修建"迷楼"。 　　选后宫女数千人迁入宫内。侯夫人未得入选，自缢而死。她有《妆成》一诗："妆成多自惜，梦好却成悲。不及杨花意，春来到处飞。" 　　想象真切，意态深沉。 　　又有《自伤》诗一首，是她的绝命词。写得情凄意重，哀哀可伤。诗中云："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情至于此，不死何为？然而言犹未尽："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虽然下定决　心要死，毕竟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情灰意冷，生又何益？于是"毅然就地死，从此归冥乡。"也许有人觉得侯夫人死得不值　得。然而，死得值得的，古来又有几人？特别是那些在君权、族权、夫权、神权重压下的年轻美貌的女性，她们面对自己悲惨的命运，除去忍辱含垢，或不肯忍辱含垢而愤然自杀，或被人淫杀虐杀之外，又能怎么样呢？ 　　三、初唐文学初唐文学究竟在隋唐文学史或者唐文学史上应占有什么位置，历来有不同看法。大体说来，对初唐文学的评价不高。一些著名文学史家干脆将隋与初唐并在一起，作些简要介绍而已。我的看法，初唐文学历时时间长，人物众多，作品也多，完全可以看成唐文学的开拓时期。初唐文学成就比起盛唐、中唐自然小些，但我们不能苛求前人。盛唐文学气象非凡，成就巨大，文学史家难免情有独钟，然而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开拓者的劳动，那来丰收者的微笑。初唐从头到尾经过三、四代人的努力，历时约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是一段朝气蓬勃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出新人，作新诗，立新论，完成了盛唐文学所需要的一切历史性工作，同时，也加速并大体完成了由宫廷诗人集团主导诗坛向着社会中下层诗人集团主导诗坛的历史性转化过程。 　　（一）宫廷主导，上下努力，为诗苑兴旺调音按照元人辛文彦编撰的《唐才子传》的说法，唐代有诗作留传于世的皇帝共有六人，他们是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唐德宗、唐文宗、唐僖宗，但这个结论和《全唐诗》上的诗作者有出入。《全唐诗》上有名的皇帝也是六人，不过没有宪宗、僖宗，而有肃宗和宣宗。大约是印刷流传之误。其实能诗的皇帝并不止六位，至少还有武则天呢。唐代共有22　位皇帝，除去短命者外，真正有影响的不过十数人，影响重大的首推李世民、武则天和唐玄宗。刚好这三位都雅好诗歌。玄宗列入盛唐，此处不论。那么，唐太宗、武则天对于初唐文学有哪些贡献呢？ 　　唐太宗其人，可谓英才盖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雄人物。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就是其中的一位。其实论唐太宗家庭关系，他却是一位大不幸者。他的前期，因为权力之争，终于阴谋起于宫阙，差不多亲手杀死乃兄乃弟；到了晚年，又为儿子们的争权夺位而苦恼不堪，终于废掉太子，选了一位并不中意的儿子作皇太子。而且他在文才方面也大大不如杨广，杨广能诗，太宗也爱诗，不但爱诗，而且好文，不但好文，而且非常喜欢书法，可以说他是一位对文学艺术情有独钟的人物。可惜的是，他在这些文学艺术中的表现，却样样平庸。他爱诗、作诗，可作来作去，不出齐梁旧格，平平板板，阴柔有余，阳刚不足。他好作文，也曾亲自撰写《晋书》中的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四个人的纪传，《晋书》也因此而身价倍增，号称"御撰"。其实，这四个人的传都不能算上乘之作。个个显得纤弱单薄，材料固然不少，但运用不佳，只见小巧，缺乏雄浑。可谓拙妇好为有米之炊，就是做不出上等味道。他好书法，尤其推崇王羲之的字，为了得到《兰亭序》，不惜大用阴谋。后来遗命《兰亭序》随葬，无疑作了一件对不起中华民族的错事。他喜爱书法，如痴如醉，而本人书法，却实在不能差强人意。有一天他自己先写好"戬"字的左半边，留下"戈"字请初唐书法家虞世南补写。虞补写后，他拿这个字给魏征看，问魏征感想如何，魏征告诉他说："惟戈字笔法逼真。"他身边一群诗人，也大体陈隋旧物，没有多少新的创造。然而正是唐太宗，对唐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不是指他本人的文学才能，而是说他雅好文学艺术，对初唐文学的崛起，与有力焉。 　　初唐时期，主要是在唐太宗时，没有什么大诗人，虽然没有大诗人，却有一批旧诗人，如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李义府、于志宁、苏世长、魏征、王绩、上官仪、陈叔达、虞世南、李百药、欧阳洵、杜之松、褚亮、杨师道、蔡允恭、许敬宗等人。他在秦王府时，就首开文学馆，延揽天下英才。当时就有"秦门十八学士"之称。这十八位学士是：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恩廉、陆德明、孔颖达、李道玄、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 　　秦王府的十八学士也好，做皇帝时的一大批文人诗人也好，总而言之，是要提倡文明，尊重文学。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何况这些文人学士中，很有几位开国功臣，地位显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其中元老有之，重臣有之，宰相有之，六部首脑有之，闲官虚职亦有之，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宫廷诗人队伍，成就可能不大，影响却不能不大。 　　但仔细研究起来，李世民的诗人队伍，其实是一支杂牌军，他们之间，因为经历、地位、学识、价值追求等种种不同，所以诗风、文风以及对诗文的看法也千差万别。但其主流，还是齐梁旧体。 　　虽是旧体，已有新人。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是魏征，一位是王绩。魏征的风格与陈子昂有某些相似之处。王绩则是太宗时期，一群官僚贵族诗人之外少有的中下层诗人。因为他的地位低下，当时的影响也不大。虽然诗的质量大大超过那些宫廷诗人，可是孤掌难鸣，他的真正影响在初唐后期才慢慢显露出来。 　　王绩（585-644　年）本世家子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他哥哥王通是隋末著名哲学家，王绩少年英雄，年十五，游长安，谒见杨素，给杨素留下很深的印象。被杨素称为神仙童子。隋大业末，举孝廉，后来作过秘书正字。但他不愿在朝作官，称病而退。以后又作过一段六合县丞，因为嗜酒过度，妨碍了公事，加上天下大乱，于是又假称得了风症，"轻舟夜遁"。自感叹曰："网罗在天，吾将安之？"①由此可见，他虽早熟，仕途并不顺利。入唐后，依然作官，依然不遂意。唐武德中，朝廷下诏征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他前往应召，他弟弟问他感受如何，他说：待诏没有几个钱、况门庭冷落，没什么意思。不过每天有好酒三升，让人留恋啊！这事被当时贵人知道了，说："三升良酝，未足以绊王先生。"每日供酒一斗给他，人称"斗酒先生"。 　　王绩居官好酒，归隐依然好酒，但也好读书，读《易经》，读老、庄，自然也爱作诗。他一生以饮酒，弹琴，读书，作诗成文为乐，人称"高情胜气，独步当时。"诗文之外，另有《酒经》《酒谱》各一卷。 　　王绩是初唐诗人中的一个例外。因为他早慧，所以诗名也早；因为他仕途不得意，也就不大受宫廷诗风的束缚。他常居村野，性好黄老，加上他哥哥王通是一位不守陈经旧典的哲学家，对他不免产生种种影响。他有时发牢骚，对儒、道、佛全不满意，但比较而言，他本人还是受道家影响更大。他的诗，常能无拘无束，写得自然平易。如他的《秋夜喜遇王处士》："北场耘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倘无生活阅历，很难写出这么生活化的优美意境。他影响最大的诗作是五律《野望》。 　　"东皋薄春望，徏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这首诗影响很大，这是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一篇五言律诗，或者说是最早的五言律诗之一。其时，五律并未真正定型，五律未曾定型，王绩先已有之，恰如聪明的哲学家猜到了真理的内容。本书不惜笔墨，描写王绩，实在因为他可以能算作盛唐诗歌的一位先驱者。王绩的诗虽然未成大气候，但他却似一只未来唐诗苑的报春燕子，--没有大气象，但有了新消息。 　　如上所言，王绩生于隋末唐初，相对于宫廷堂庙文学而言，似是特殊人物。但相对于社会文学或民间文学或山林文学，就不能算特殊了。可惜初唐时期，还是以宫廷诗为首的一个诗歌创作阶段，这个特点，待到初唐四杰才得以根本改变。 　　和王绩同时的特殊性诗人中，还有一位王梵志。 　　王梵志（590-660　年），巴州集阳人。他的诗早已失传，但随着敦煌窟藏书的发现，作品又失而复得。郑振铎先生认为他是一位怪诗人--是初唐 　　①　《唐才子传》第7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7　月出版。 　　几位怪诗人中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多与佛事佛学相关，但有佳作。一些摆脱说教气息的作品，写得散漫清闲，不甚重视章法。他的诗对于后来的寒山，拾得都很有影响。他的一首五言小诗，写得语言风趣，禅意绵绵。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唐太宗对唐代文学有首倡之功，武则天则对唐代文学有再助之力。 　　武则天身边也有一大批诗人，其中还有一位杰出的诗歌裁判，这就是唐初名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 　　上官仪大约生于公元616　年，其时将入唐朝。他在当时颇有诗名，他的诗婉媚绮丽，很受时人欢迎。有许多人专门效仿他的作诗路子，他的诗也被称为"上官体"。但从整个唐文学的历史成就考虑，上官仪的贡献，也许不在其诗，而在于他对律诗的研究。 　　初唐诗歌的基本成就，在于它培养出一批新的诗人，又孕育出新的诗歌体裁，还创作和总结出一套新的成熟的诗歌理论。而所谓新的诗歌体裁，主要是指律诗；所谓新的诗歌理论，主要是对律诗创作的研究。 　　成熟的律诗，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对偶；二是音律，三是用一个特定的格式来安排对偶与音律。或者说确定对偶与音律的句式安排与全诗的行数与字数。后面这一条是律诗的外在形式。而前面的两条则是律诗的内在涵意。内涵比形式或许更重要些。而外在形式又加强和美化了内涵的美学价值。而为着寻找与完善这些内容，自建安以来，多少诗人作出过多少努力，但其完善，却在初唐。其先声是沈约的四声八病，其完全的标志是沈佺期宋之间的沈宋体。上官仪的贡献，是他总结和提出了六对、八对。 　　六对的内容是：①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②同类对；如花叶对草芽，③连珠对；如萧萧对赫赫，④双声对；如黄槐对柳绿，⑤叠韵对，如徬徨对放旷，⑥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 　　八对的内容是：①的名对，如"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②异类对，如"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③双声对，如"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④叠韵对，如"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⑤联绵对，如"残河若带，初月如眉"；⑥双拟对，如"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⑦回文对，如"情新因意得，意得遂情新"；⑧隔句对，如"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位，朝朝君未归。"六对也好，八对也好，待唐律诗成熟之后，都显得有些浅薄。但在当初，确是有作用的。当然律诗的形成并不如此简单，一方面，对于唐律研究的著述还有很多；另一方面，诗歌首先是一门实践性艺术，不进行大量创作，怎能真正完善？上官仪是一位过渡性人物，他的诗不脱齐梁旧体，而他对诗的研究却是唐律的先声。上官仪后来因事被杀，死于公元664　年。 　　上官仪是律诗的研究者，他的孙女则成为初唐宫廷诗作的评判人。 　　上官仪与其子上官庭芝不得善终，父子同时被诛。庭芝的女儿上官婉儿当时尚在襁褓之中，随母配入掖庭。上官婉儿聪慧可爱，幼年即识诗文。14岁时成为武则天宫中女官，负责掌管诏令事宜。后虽因事杵旨。武则天终不忍杀之，予以黥面处罚，依然留在身边。以后宠信愈隆，拜为昭容。她母亲也被封为沛国夫人。她在宫中，深受武则天倚重，特别在文学诗作方面，得以大显身手。她给武则天提过不少收聚文学的建议，也替唐高宗、武则天以及长宁长乐两位公主作过不少诗句。她的诗在当时颇有影响，她的诗评尤有权威。她有一首《彩书怨》，俨然律诗规范。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难怪后代诗家评说："能得如此一气清老，便不得奇思佳句矣！此唐人所以力追声格之妙也。既无此高深，却复铲削精彩，难乎其为诗矣。"①上官婉儿的时代，正是沈宋体诗歌的高峰。武则天又特别喜欢赐唱文学宴。宫中诗唱十分热闹。当时沈宋齐名，不免争锋斗智。武则天兴致高涨，又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评论诗歌优劣的重任就落在婉儿肩上。相传唐中宗曾命群臣赋诗，得诗百余首，其中沈宋争魁，各不相让，中宗命婉儿评之。她选宋之问诗，沈佺期不服。她讲理由：沈诗落句："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不免词气衰竭。宋诗落句："不愁明月老，自有夜珠来。"气象大不相同，于是沈佺期心服。 　　上官婉儿诗才并茂，为武则天时的风云人物，可惜后来落入皇室内部的争斗之中，终于被玄宗所杀。但她对唐代律诗体裁的完成，确有不小贡献。当然，上官婉儿固然是武则天时代的诗坛明星，却不是诗坛主角，也不是推动诗坛发展的中心人物，中心人物是武则天本人。 　　武则天的才能不比唐太宗差，对唐代的繁荣同样贡献巨大。虽然她本人的私生活颇受后人非议，加上重用酷吏，更加不得人心，毕竟国家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国势强大。她提倡诗作比赛，优胜者赐与奖品。有时候，先胜者又被后来者超出，她就下令夺其奖品另赐新人。她的这些作法，无疑对唐诗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她身为一国之主，这种作用的效果愈加不同凡响。 　　武则天本人也能诗。有的诗写得含情脉脉，反对她的人看了，也只能暗自叹服。如她的《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友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天下第一女强人能作这样的抒情诗作，难怪李氏天下要被弄得"镇日里情思睡昏昏"的。也难怪钟惺要说："'看朱成碧'四字本奇，然尤觉'思纷纷'三字愤乱颠倒得无可奈何，老狐甚媚。"①其实，皇帝都能做得，媚一点有什么了不起！ 　　武则天爱写诗更爱评诗。上官婉儿的评诗标准就代表了她的观点，有时候真的看到出类拔萃的诗作，她还要亲自褒扬。唐代国公郭震，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曾预边事，立战功。他有一篇《古剑篇》，写得大气磅礴，深得武则天喜爱，并因此诗而受重用。或说郭震不以诗名，但《古剑篇》确实气韵生动，神采飞扬。作者借物咏志，慷慨过人，深得后来诗苑名家杜甫、张说等人赞赏，可见武则天赏诗眼光确实不凡。 　　①　钟惺：《名媛词归》。 　　①　钟惺：《名媛诗归》。 　　总而言之，初唐时期，因为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又有比较繁荣富裕的社会生活，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潜心提倡，仿佛为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大潮的到来打开了闸门，从此一泻千里，蔚为壮观。 　　（二）诗坛"四杰"的新人效应经过唐太宗，武则天两个时期，唐王朝成为强大帝国。在这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前有唐太宗时的一批宫廷诗人集团，后有武则天时期的沈宋诗人集团，中间则出了几位影响巨大又不属于宫廷圈子的年轻诗人。哪怕是在当时，这几位人物已引起种种争论，他们就是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如果说，唐太宗时的著名诗人还大多来自前朝故旧，甚至是陈国遗民。王、杨、卢、骆就是生在唐王朝，长在唐王朝，创作在唐王朝，也死在唐王朝的完完全全的唐人，他们的作品也是完完全全的唐诗、唐文。他们四个人的年龄其实参差。卢照邻、骆宾王年长一些；王勃、杨炯则更为年轻。 　　卢照邻生于公元637　年，死于公元680　年；骆宾王生于公元640　年，大约故于公元684　年；王勃生于公元650　年，死于公元676　年，年纪轻轻便故去了；杨炯与王勃生于同年，死于公元692　年，也不长寿。他们四个人均成名很早，可说个个神童；同样生活动荡，可说个个经历曲折；但又都受到社会青睐，所以虽然经历曲折又并非大曲折，更非大不幸。他们同样无长寿，其中王勃仅活了26　岁，杨炯活了42　岁，卢照邻大约活了43　岁，骆宾王约在42、3　岁之间。 　　王、杨、卢、骆四位青年豪杰之士，不但诗名早著，而且文名很大。一些名篇，挟风带雨，英气逼人。 　　王勃，字子安，是诗人王绩的侄孙。虚岁6　岁时即能为文。不到18　岁，就被授朝散郎，可说神童有幸，少年得志。但好景不长，因为讽刺唐高宗李治的儿子斗鸡，被高宗知道后，将其逐出王府。从此四处流动，很少再有欢畅岁月。也曾作客剑南，"登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之功，赋诗见情。"①也曾因藏匿犯死罪的官奴，又害怕事情泄露，竟将这官奴杀害。其罪当诛，幸好赶上会赦，免了死罪，但被官府除名。于是去投奔在交趾作官的父亲。途经南昌，恰逢都督阎公新修滕王阁成，于9　月9　日，大会宾客。王勃因才名，受到邀请，不觉青春意气，才子情怀，一时潮涌，化而为文。文不加点，成就《滕王阁序》。个中或别有传闻，意在增加气氛而已。于是得到都督厚赠。然而去南方，船入大海，落水惊悸而死。 　　王勃多才多艺，诗、文之外，对中医中药也颇有研究。他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但有名句，也有名作。例如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虽为送别之作，立意不同前人。有情亦有志，志在情中，情寓志里，把一位青年才子的胸襟披露得淋漓尽致。其中"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两句，更是传颂千古。全诗八句，全然初唐律诗景象："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王勃传颂千古的不朽名作，是他的《滕王阁序》，序后有诗，诗为七言律，作为七律体裁，在初唐也有重要意义。只是因为序名太大，诗的影响反而小了。《滕王阁序》属于骈体散文。实在说，唐代文学不以骈文为代表，但确有骈文佳作可以流传百世的。前有王勃、骆宾王，后有陆挚、李商隐，都是骈文高手。其文章锦心绣口，妙笔天成。王勃的这篇序，尤其如云如虹， 　　①　《唐才子传》第13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7　月出版。 　　如砥如砺，皇皇大作，气宇轩昂。虽为骈体，远非六朝旧声。如果说六朝旧作大抵如美女佳人，那么王勃的序则是才子风流，文中多少名句，广为流传。其中"孤鹜与落霞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尤为脍炙人口。序文全篇抒情状景，如塑如画，而且音韵铿锵，才思奔涌，讲到自己的报负与情怀，更是脍人心肠。其中写道："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想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呜呼！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如此等等，虽千年之下，读者犹能感觉得这位年轻才子的勃勃青春气息。 　　杨炯，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年10　岁，即中童子科，时人目为神童，授校书郎，负责校储典籍的工作。永隆二年，赶上皇太子祭先圣先师，他入崇文馆为学士。后来出为盈川县令，死于任上。 　　杨炯与四杰中的其他三位比较，一生所遇坎坷不多，虽然享年不永，还算死得比较自然。但他同样具有桀骜不驯的性格和新时代诗人特有的凛然傲气。他不能听任权贵们的指摘，也不能忍受他们的胡言乱语。他不但我行我素，而且勇于反击那些攻击他的人们。《太平广记》卷25　上曾有一段记载，说杨为盈川令，"词学优长，恃才简傲，不容于时"。每次见朝官，则目为"麒麟楦"。"麒麟楦"是一句什么话呢？人家不懂。他还向别人解释，说："今铺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复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复麟皮何别矣！"通俗点说，"麒麟楦"就是披着一张麟画皮的驴。甚哉，斯言也；妙哉，斯言也。 　　杨炯有《杨盈川集》传世。但以诗文的艺术价值而言，不算十分突出。 　　特别缺少那种有震撼力的作品。但他毕竟初唐诗人，又有才气，又有一定的生活经历，比之前人，已成异响。他的古乐府《从军行》，历来为人传颂。诗中反映的"宁为百夫长"的情绪，更非宫廷诗人所有。实在唐诗的伟大，不在廊庙之上，而在山水社会之间。杨炯此诗，聊有此意。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卢照邻，字昇之，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少年事，不详。但与唐高祖李渊的第17　个儿子李元裕为布衣交。李元裕封邓王，卢照邻成为邓王府典签。典签者，唐朝诸王府掌管文书的官职之谓也，以后还作过新都尉。卢照邻一生不顺利，主要是身体很坏，史书上说他患有风病，但具体是什么风病，语焉不详。有说是风痹症，也有说是麻风病的。他因病不能为官，便进深山隐居，但他哪里是一位心闲意简的隐士？他的功名心很热，又好诗文，于是病笃乱投医，服用丹药去疾，结果反受其害，终至四肢残废，自称"手足挛缓，不起行已十年。"卢照邻的命运可谓苦矣。自己茫然四顾，不觉感慨丛生。有时想起汉代冯唐感叹身世的话，更多凄苦。自以为高宗当政时崇尚吏才，而自身为儒；武后当政时崇尚法家，自己喜欢黄老；好不容赶上封嵩山，聘贤士，自己又已经残废。由此可见，他的身体虽残，仕途心还是热的。有时激愤之情难于自制，便躺在墓穴之中，权充死人。终于不堪痛苦，40　余岁时，投颍水而死。 　　卢照邻一身疾苦，仕途无望，于诗文极费苦心。他本大唐一代新人，自己也力求新作，挥洒不休，不能自己，他内心悲苦，不能有一时安静，纵假作死人，岂是真的心灰意冷？发而为诗，便好长歌。纵横捭阖，冲动不已。卢照邻留下来的诗歌近百首，其中颇有些力作，如他的《长安古意》，为长篇七言古诗，全诗68　句，反复跌宕，饶有余哀。诗中托古讽今，写长安车马，街巷繁荣，写娼家，写舞女，写剑侠，一直写到王侯将相，写他们的专权与倾轧，最后归于穷居著书的汉儒扬雄，成一鲜明对比。作者心中意想，总在隐喻之中。全诗太长，聊引数语："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肖相。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骆宾王，义乌（今浙江义乌县附近）人。7　岁即能诗，也是一位神童。 　　武后当政，他多次上书言政事。幻想把自己的想法和报负报告给当权者，以求得到他们的赏识。然而，不但没得到赏识，还因此而获罪，蹲了监狱。他的仕途经历原本比较顺利，好像与王、杨、卢三位不同，年纪轻轻便先后作过道王府属，武功、长安主薄、侍御史等官。本来春风得意，不想权贵一怒，成了罪人，好不容易出狱，又被贬到临海县作县丞去了。骆宾王何等样人，区区县丞，怎能如意？正好赶上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后，他就加入到徐的军中，还为徐写了一篇千古传颂的名作《讨武曌檄》。敬业兵败，骆宾王下落不明，或言被杀，或言自杀，或言不知所终。 　　初唐四杰，虽然都不算得志。杨炯的生活经历平稳些，同样恃才傲物，为权贵所忌。王勃年纪轻轻，便名扬四海，少年心性难。。移，情绪不免燥烈。卢照邻，骆宾王可谓一生坎坷，命途多舛。两个人都有追求，都没希望。前者的悲剧主要是疾患，身患绝症，如之奈何？后者的绝望则出于仕宦，一腔热情，尽成冰冷。二人的诗风，也不免有殊途同归之感。骆宾王亦擅长长歌。经历如此，非长歌不足以抒其情，不足以泄其愤。后世论者，以为骆诗"整炼缜密，长篇最见才力。"①"《帝京篇》、《畴昔篇》等诗慷慨流动，排比铺陈而不堆砌，是初唐仅有的大篇。《帝京篇》在当时被称为'绝唱'。"②他与卢照邻同样都在无数坎坷中挣扎奋勇。毕竟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又时有机遇在面前，所反映的情绪，与卢相比，或有不同。他的五言律诗不多，但也颇有成绩，是初唐律诗中最早的一批成熟之作。人们较为熟悉的是《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但他最有影响的作品还是《讨武曌檄》，虽然也是骈体文字，却能做到慷慨陈辞，语意庄严。晓天下以情，言兴兵之理；加之音节铿锵，琅琅上口，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可叹徐敬业的兵，却没有这等厉害，空自辜负了这样一篇千古少见的好文章。文章最末一段，号召天下人马共讨武曌，写得极有 　　①　《唐诗选》第2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4　月出版。 　　②　《唐诗选》第2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4　月出版。 　　气势："公等或居汉地，或叶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其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据说武后得此文，使人读之。听到"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猸偏能惑主"，不觉一笑。待听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就严肃起来，几乎惊出一身冷汗。但她毕竟是一位有才能有气派有见识的女主，见到这样的文字，不是一怒之下，便去掘骆家祖坟，或者一定要将其人碎尸万段，而是责怪宰相，说"宰相安能失此人？" 　　总而言之，初唐四杰是四位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们的时代是矛盾的，他们的命运是矛盾的，他们的作品是矛盾的，人们对他们的评价是矛盾的，最后连他们自身也是矛盾的。一方面，矛盾重重；一方面又蓬勃向上，正是他们那个时代与他们本人的鲜明特征。 　　时代是矛盾的，因为那还是一个英雄草创的时代。自汉末大乱，经过五百年动荡，终于走向统一和稳定与繁荣，多么惬心如意。然而，还有许多内部冲突，一忽儿李世民屠兄杀弟，一会儿武则天望政争权，皇家内部矛盾不断，多少臣子逐波赶浪，随上随下，但毕竟这是一个向上的时代。各种社会力量虽然相互冲突，但走向繁荣与昌盛的形势，已然深入人心，不容更变。矛盾尽管矛盾，毕竟日有所进。安定繁荣已成主流，其他种种疑问、彷徨、麻烦、失误、问题、困难，都退到次要地位。或者一经出现，很快清除；或者无暇顾及，便任凭他去；或者争论未止，主旨犹然；或者虽有小见，难抵大识。初唐四杰正是乘此统一发达之风，成就一段才子风流。 　　就初唐四杰的命运而言，他们的命运也是矛盾的。他们命运如何？应该说十分幸运。如果不是赶上这样的时代，哪能产生这样年轻的文坛人物和这样具有个性的诗文？但他们却又个个命运凄苦，既无一人长寿，也没有一人享受到太平盛世的盛世太平。这是他们的大幸，也是他们的大不幸。他们就在这幸与不幸之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 　　他们的作品也是矛盾的，他们人是新人，作是新作，但此时的新人新作还远非盛唐景象。因为时代没有给他们提供那样的机遇。他们的文章，还使用骈体，至少妙文皆为骈体；诗歌犹有旧痕。因为用骈体，有旧痕，所以后人才有种种争论。有人说他们是六朝文学的叛逆者，也有人说他们是六朝文学的继承人，而且是最充分的继承，把六朝诗文推向极致。继承也罢，叛逆也罢，反正他们全然一代新人。试问，若不是一代新人，那些六朝才子，能够写出《滕王阁序》吗？能够写出《长安古意》吗？能够发出"宁作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号喊吗？能够写出《讨武曌檄》这样的檄文吗？ 　　因为他们处在英雄草创的时代，所以难免有种种不足。或者身上留有旧时代的影子，或者作品中留有旧文学的痕迹。因此，许多论者便在他们身上看到许多毛病，给予过于苛求的批评。当然和盛唐以后的文学大家比，他们毕竟还是"小巫"。虽然六朝文士写不出《滕王阁序》、《讨武曌檄》，唐初四杰也写不出《送孟东野序》和《祭十二郎文》，写不出《永州八记》和《封建论》。虽然他们能写出许多超越前贤的诗章，毕竟写不出老杜的七律和白居易的《长恨歌》。但这不能成为苛求前人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代新人，是一代创世纪的新人。因为他们是时代的先驱者，其自身难免并不成熟，往往因此而受到别人更多的责难。然而，他们属于未来的时代，而不属于已成古董的先人。 　　就初唐四杰的内部关系而言，也是矛盾重重。虽然未必相互攻击，但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座次问题。同为一代文坛豪杰，豪杰与豪杰比，别人看着他们比，或者干脆代替他们比，都要给他们排排座次。新、旧唐书就看法有别。或说骆、卢、王、杨；或说杨、王、卢、骆。他们自己也有看法，但看当时的一般排法，似乎还是以王、杨、卢、骆的顺序比较流行，所以杨炯才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但卢照邻与他看法不同。卢说："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态度谦虚多了。但对座次不能不想。现在又有新的说法，认为王、杨、卢、骆的排列，与他们的水平无关，而是汉语发音习惯问题。王、杨、卢都是平声，而且一个比一个发音时的口形要小，骆是仄声，只好居后。可谓别出心裁，另是一论。我的看法，王、杨、卢、骆的排法，大约是一种约定俗成，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审美时尚，细论诗文，或有高下，但大致处在同一个档次上。四位都是一时人杰，并无大的优劣之别，还是杜甫的几句诗说得好："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体。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从大处着眼，看到初唐四杰的历史作用，写出这样评价，才是不刊之论。 　　（三）沈宋体的诗歌创作与宫廷诗人时代的结束初唐诗歌或者说初唐文学的兴起，有两股力量。一股起于社会，一股起于宫廷。宫廷力量，先有太宗时代的宫廷文人群，后有武则天时代的宫廷文人群。初唐时期，两股力量并存，时有起伏，总的来看，宫廷诗人的力量更大些。这大约也是一个文明时代兴起的时候，难于避免的情况。但无论如何，宫廷文学的价值总是低些，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宫廷诗人可以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可以享受种种方便，可以产生很大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学人士毕竟超不出"平庸"二字的束缚。他们的诗文，也不过是些平庸之作。但这派诗人也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他们的诗作，虽然常常格调不高，但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和极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创作技术上往往也能做到精益求精。这在大时代的大作家看来，无非是些雕虫小技，不足一道。但从唐诗发展的总体效应理解，又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初唐宫廷诗人都有这个特点，而武则天时代的宫廷诗人，这个特点尤其鲜明。其代表人物首推宋之问、沈佺期，与他们相互呼应的还有"文学四友"，特别是杜审言。 　　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最终完成了绝、律两种诗歌体裁的创立。或者说他们是绝句与律诗两种唐代最重要诗体的完成者，虽然使这两种诗体大放光彩的还另须他人。 　　本书反复强调绝、律的完成，非一时一事之功，它大约经历了五百年时间才得以完成。这两类诗体最终需要一种严格的表现形式，而确立这种形式，有多少探索者为之付出过艰巨劳动，而作为一锤定音者，却是两位并不十分出色的诗人。 　　单以初唐而言，为律诗与绝句定型作出贡献的人还有很多。尤其是那些音律与习俗的研究者和尝试这种形式的实践者，更是功不可没。论前者，就有上官仪、元兢、崔融、皎然以及已不属于初唐的王昌龄等。罗根泽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对此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本节限于篇幅和体系，不再一一详解。仅将罗根泽先生一书的有关题目转述如下，以使读者观其大概。罗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相关章节的内容是：第一章　诗的对偶及作法一、对偶说的兴起；二、对偶及其他格律说的史料；三、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四、上官仪的六种对及八种对；五、元兢的六种对；六、崔融的三种对；七、皎然的八种对；八、总不对与首尾不对。 　　第二章　诗的对偶及其作法一、元兢的调声三术；二、佚名的调声数；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四、李峤详诗格；五、王昌龄诗格一--十七势；六、王昌龄诗格二--格律论；七、王昌龄诗格三--今本诗格及诗中密旨；八、皎然诗改；九、皎然诗式；十、佚名的诗文作法。 　　罗根泽说："对偶说的历史，盖源于唐初，而成于元兢崔融。元崔之前，普通的对偶，已泰半次第完成，至他俩又创立许多较新奇的对偶，由是对偶说遂至登峰造极的地位。以故同时而稍后的沈佺期、宋之问，便能以完成'研练精切，稳顺声势'（白居易与元九书）的律诗"。①罗公之言，差强人意。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9　页。 　　沈佺期（？-713　年），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县）人。唐高宗上元二年进士。武则天主政，他官运不错，累迁考功郎、给事中。中间虽曾流放一次，后又召拜起居郎等职，历官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 　　宋之问（？-712　年），字延清，一名少连。虢州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人。也有认为是汾州（今山西汾阳县）人的。经历和沈佺期差不许多。武后当权，他作尚方监丞。后来也曾流放，　不久，逃归。中宗时，入选修文馆学士。以后又因罪贬为越州长史。睿宗继位后，他被流放钦州，旋即令其自裁。 　　沈宋二人皆武后时宫廷诗人的代表人物。他们并非不聪敏多慧，可惜人品不好，甘心为宫廷权贵效犬马之劳，甚至投靠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所作所为，为时人不耻。宋之问竟然堕落到为张易之捧溺壶的地步，连忠厚长者范文澜先生，言及至此，都气愤难平。沈宋一生，大半时间在宫廷上下蝇营狗苟，只因一时富贵，不要人生气节，一旦靠山倒了，只好树倒猢狲散。二人的流放，其实都与张易之兄弟有关。从这一点讲，沈宋堪称无耻文人。宫廷诗人，原本难有大成就，加之人品不好，成就还须再打折扣。虽然沈宋体风行一时，被时人推崇为当代诗宗。但是香风难持久，春雨早归来，结果并不美妙。沈宋二人及其沈宋体，往好里说，是"二流中的人物，人物中的二流"，比起当时也在作官的张说等人，大为不如。 　　但沈宋对律诗的成形定形和发展，确有功劳。二人智商不低，作诗又多，勤学苦练加上脑瓜聪明，必然有一些佳诗佳作。总体观察，宋之问的五言律诗好些，沈佺期的七言律诗强些。二人水平相当，诗风相类，人格相近。但也有些小诗，颇有些人情味的。比如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写得很好。出门久了，信息不通。忽一日，兴冲冲还乡而来。不想越走近故乡，内心反而害怕起来，以至遇到乡里来人都不敢随便交谈了--真怕家中亲友有什么事哟。 　　这诗的立意很妙，为崔颢、王维等人的思乡诗开了一条先路。诗的立意妙说明诗人此时的情意是真挚的。因为真情发自内心，才有这番妙想。 　　宋之问长于五言，流放时，过大庾岭，留下一篇五律，写得十分恳切。 　　看来一出宫门，好处自见--那怕流放也罢。不过人已定势，要改也难。诗虽云好，落句依然骨头太软。诗曰："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怨长沙。" 　　沈佺期善七言，他有一首《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写得也好："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 　　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与沈佺期、宋之问同时的诗人，还有杜审言、崔融、李峤、苏味道等人。杜、崔、李、苏当时也颇有诗名，而且对于律、绝诗体的确立，也多有贡献。这四人被时人合称"文章四友"，但比较而言，还是杜审言的诗更出色些。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约公元646-约708　年），字必简，原籍襄阳，自祖父起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附近），比王勃年长4　岁，但他活得久，享年62　岁，这在当时，也算长寿了。他是咸亨元年进士，作过丞、尉级小官。武则天当政，他授著作郎，以后又升迁膳部员外郎。因为与张易之兄弟有牵连，曾被流放峰州。但很快即被召还，作国子监主簿，并和宋之问一起入选修文馆学士。但他人品比沈、宋好得多。青年时与崔融、李峤等人为友。本性好诗，又以文章自负。他的五言律诗已臻成熟境界。七言律诗少些，也有意味。难得的是他有一位好孙儿杜甫。杜甫确也受到他诗风的影响。加之杜甫最以儒生自命，对自己祖父尤多推崇之词。杜审言有一篇《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写得也确实不错："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此诗写得情景交融，景中寓情，景后有人，深得唐律之三味。《全唐诗》将此诗分别列于杜审言和韦应物名下。内容不过二字之别。韦应物自是唐诗高手，这诗能混淆其间，可知端的是好。 　　但以总体水平而言，杜审言的诗不出宫廷诗风之右。 　　唐诗至沈宋体，绝、律的体式已经完成。更重要的是宫廷派诗人主导诗坛的时代也随之而结束。自此之后，虽然还颇有几位作大官的诗人在，但诗风已入民间，视野随之开阔，沈宋体也随之被一风吹散。但它确立的绝、律诗体却被继承下来，并经其后诸位名家和几代人的努力，创造许多绝、律精品出来。唐诗若无绝、律，至少减色一半；唐诗能有绝、律，沈宋二人功不可没。 　　（四）站在文学历史阶梯上的陈子昂陈子昂是初唐文坛上的一位斗士。 　　陈子昂，（公元661-702　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出身地方富贵人家。18　岁之前，不曾好好读书。大凡富家子弟的毛病，均沾染上不少。史书说他"任侠尚气弋博"，想来全有事实依据。18　岁后入乡校。乡校即乡间学校，也是地方有身份的人们的议事场所。于是受到感悟--足见教育虽于天才，也是十分必要。从此于梓州东南金华山一所道观读书。"痛自修饬，精穷坟典，耽爱黄老、易象。"①光宅元年上书朝廷，武则天皇后因此召见了他，对他的才能很是赏识，拜为麟台正字，即在秘书省做典籍管理工作，以后累迁至右拾遗。 　　陈之昂生性耿直，敢说敢言，不但对当时的文风诗风痛加鞭挞，对于当时的弊政也时有指责。因此得罪武三思等朝中权贵，终被解职还乡。县令段简受武三思指使，竟以诬告，将子昂收监。陈家花去大量资财，始终不见起色。子昂好易经，自己占卦卜筮，以为不祥，惊叹说："天命不祐，我走到末路了。"竟死狱中，年仅42　岁。 　　陈子昂是一位斗士，不但与权贵弊政斗争，终不妥协，而且在转变初唐文风诗风方面，起过重大作用，斗士形象尤其鲜明。他反对六朝文风，推崇建安风骨，曾作《修竹篇序》，为改变旧习，大声呼号。他写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凛然正气，势不可犯。 　　陈子昂主张改变文风，随处而言，经久不懈。正如他对当时弊政反感，反复上书不计后果一样。他在上薛令文章启上说："然则文章薄伎，固弃于高贤，刀笔小能，不容于先达，岂非大人君子以为通德之薄哉！某实鄙能，未窥作者，斐然狂简，虽有劳人之歌，怅尔咏怀，曾无阮籍之思，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①陈子昂的主张，其实由来久矣。只不过没有形成潮流，时断时续，让后人不好遵循。早在隋代，隋文帝就特别厌恶浮华文风，为制止此风，不惜使用刑罚。隋唐之交又有王通等人，陈说六朝文风之弊。唐之后，更有李百药、魏征诸公，先后呼应，各自陈辞，都认定六朝文风有害无益。可惜当时社会正处在剧变与恢复的过程中，人们的注意不在这里，虽义正辞严，认真对待者总嫌不多。唐之初，文风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史学方面。唐初官方开始修史，如《北齐书》、《隋书》、《陈书》、《梁书》、《周书》、《南史》、《北史》等史籍的主要编篡者李百药、魏征、姚思廉、李延寿、令狐德棻等，对于六朝文章旧习，莫不鸣鼓攻之。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当推魏征。 　　魏征系大唐功臣。但他首先辅佐的不是李世民而是李建成，后来归于世民，君臣十分相得。魏征敢谏，太宗能听，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佳话。魏征的文章很好，力主实用，反对浮华。他的诗也很有特点。现代中国大陆学者选编唐诗、唐文，十有八九自魏征开始。足见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虽千载之 　　①　《唐才子传》第33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①　《全唐文》卷214。 　　后，犹有公论。他的文章朴质严谨，言之有物。他的《谏太宗十思疏》，告诫李世民居安思危，以史为鉴，文字明白实用，字字肯切，不作夸张，不用雕饰。但事实深沉，不由开明的当权者不洗耳恭听。此类文风，虽未明言建安风骨，却与陈子昂的主张相同。他的诗风类似文风。但毕竟久在皇帝身边，应酬之作不少，难免染上几分平庸。但他的《述怀》诗，直抒胸臆，颇能看出魏征个性。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思。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前人已矣。而且他们各位的主张，大抵收效不大。唯陈子昂站在历史升华的紧要关头，于是一声呐喊，生出许多精彩。他的诗颇能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尤其《感遇》诗38　首，堪称代表。这些诗的内容丰富，或讽谏朝政，或感怀身世，或关心边疆战事，或取喻言理，不平而鸣。其中有一篇专为幽燕游侠子弟所作，记述他一生经历，表彰他军役边州，感叹他有功无赏，足称慷慨悲声。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 　　陈子昂的诗文批评，发出的声音十分有力，这不但和他本人的努力相关，也是当时社会发展到了呼唤这种理论出现的火候。唐诗至陈子昂，初唐诗人的历史任务大抵上算是完成了。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一直影响到李白、杜甫，影响到元稹、白居易，影响到韩愈、柳宗元，以至影响到宋代词人。可谓影响深远。命虽不永，功在后人。陈子昂曾有一首《登幽州台歌》，气象不凡，影响很大，但看唐文学史的发展历程，知道唯有此公，当有此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其实，陈子昂的时代并不算糟糕，可见真爱国者，并非那些只会歌功颂德高呼万岁的人们，因为他们希望国家更好，才有许多痛切之言。 　　不过，新的时代--盛唐文学就要出现了。前边既有古人，后面必有来者，陈公其实亦不必悲伤。 　　与陈子昂同时，风格和主张相近的人中，还有刘希夷、乔知之等。 　　刘希夷（公元651-679　年），字延芝，或云挺之，汝州（今河南许昌一带）人，是宋之问的外甥。他相貌英俊多才多艺，又善长谈笑交际，还是一位瑟琶高手。他的诗歌"词情哀怨，多依古调。"①特别长于闺帷之作。只是酒量奇大，史传说他饮酒数斗而不醉。但年未及30，即为贱人所害。也有说，因为他写了一首《白头吟》，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宋之问很喜欢这两句，向他索要，他不给。宋之问便阴使恶奴将他用土囊压死了。此传言未必可信。但宋之问人品不好，一些坏事难免瓜葛于他。 　　①　《唐才子传》第30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四、盛唐诗苑盛唐文学是有唐一代的文学精华所在；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精华所在；甚至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文化精华所在。 　　盛唐时间不长，即使算到大历初年，也不过50　余年时间，何况公元755年已逢安史之乱，大唐的昌盛景象已然蒙上重重阴霾。但这短短的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学创作最为发达和辉煌的历史时代。 　　盛唐时代，是唐代社会达到最高繁荣的时期，历史证明，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是同步的。开、天之前，特别是贞观年间，政治状态或许更为清明，但大唐初立，百废待兴，经济急需恢复，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文化需要恢复建设。唐太宗在文学实践方面不过一庸人耳，纵然天才神纵，一个人终究没有繁荣唐文化的力量。到了唐玄宗时代，仿佛一切准备均已就绪，江南江北春雨足，只待千里万里百花开了。 　　盛唐时代，是唐文学呼唤巨星并且产生了巨星的时代。因为文化自由，天下臣民不问信仰如何，奉儒很好，信佛信道也无不可。一方面是限制很少，一方面又有了初唐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实践，到了这个时候，确实应该群星灿烂，百花争艳了。盛唐的文学人物，少数生长于初唐，大部分都是在盛唐这种十分优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起点高，群体效应好，不但产生群星，而且出现巨星，巨星如月，众星捧月，把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盛唐诗人艺术品位很高，不要说李白、杜甫、王维这样超一流的诗人，就是那些二流诗人，其诗歌的水平也远远超过初唐时代那些大人物。从盛唐俯瞰初唐，难怪很多人连王、杨、卢、骆都要批评，都要小看。 　　盛唐时代，诗人的眼界非常宽阔，诗人的创作非常自信。这是个诗歌创作挥洒自如的时期。诗入盛唐，诗歌创作次第进入化境。这不仅因为盛唐诗人处在历史高峰，敢想敢作，能想能作，会想会作，善想善作，而且整个时代文化都具有博大胸襟，佛学也要，道学也要，儒学也要，杂学也要。不但要建安风骨，也要江左诸贤；不管你是曹子建也罢，建安七子也罢，竹林七贤也罢，庾开府、鲍参军也罢，民歌民谣也罢，边声胡音也罢，沈宋体也罢，王、杨、卢、骆也罢，只要有用，一概吸收；化而用之，取而用之，理而用之，论而用之。魏晋以降的500　年积蓄，便是盛唐诗人的500　年准备；魏晋以降的500　年探索，便是盛唐诗人的500　年机遇。于是厚积薄发，超迈古人，终于成就盛唐诗歌的辉煌。以不足50　年的创作，创下了中华文明历史交响乐中伟大的一章。中华民族有5000　年青史，50　年不过1％罢了。但就是这1％，成为中华文化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盛唐盛唐，你是太幸运了。 　　盛唐人物多，线索多，头绪也多。为着叙述方便，先从唐玄宗和当时的几位文人宰相谈起。 　　（一）张九龄、张说及其相关诗人本书在前面介绍过唐代皇帝中颇有几位爱好文学者在。论其才能，还是武则天更高些。唐玄宗堪称风流干练，是一位才子皇上。他作皇帝近半个世纪，有功劳，也有过失。大半生红红火火，到晚来，处境凄凉。其中他个人应负的责任是难于推托的。他喜欢娱乐，也喜欢诗歌。本人的诗作，整体水平不高，但也有刻画逼真的作品，如《傀儡吟》："刻木牵丝作者翁，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也有真情实感，如他的《题梅妃画真》："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 　　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 　　唐玄宗诗不登大雅，但他对盛唐文化的作用确非一般。唐代三个最有作为的皇帝（太宗、武后、玄宗）都喜爱和重视文学，实在是唐文学的一大幸事，也是它成功的一大要因。 　　此外，开、天之间，还有几位有才能又有诗情的宰相，如姚崇、宋璟、张九龄、张说，都是上品诗家。姚、宋不以诗名，而以贤相形象载入史册，唐代宰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姚、宋二位的诗作也很有特点。 　　但以诗文而名的宰相还推张九龄、张说以及苏颋。 　　张九龄（公元673-740　年），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能政，能诗，能文；擢进士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先作左拾遗，官声颇佳。累官至中书侍朗同平章事，再迁中书令。他一生政绩不如姚崇、宋璟。但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对安禄山之流，极为警觉。清醒地看到安禄山早晚必反，奏请玄宗早除隐患。因为他耿直而又敢言能言，为奸相李林甫忌恨，罢政事，贬荆州刺史。后来，安禄山造反，玄宗记念他的忠告，深怀痛悔莫及之情。 　　张九龄的文章讲究实用，不求浮华，属陈子昂魏征一派。但文风清畅，不似陈、魏二人的意态严肃，文字深沉。他的诗清澹和美，多雅士情调，后人认为开了王、孟一派的诗风。他有《感遇》诗12　首，以物喻君子，写得极有味道。《唐诗三百首》的开卷之作，就是他的两首感遇诗。其一云："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另一位诗人宰相是张说。张说（公元667-730　年），字道济，洛阳人。 　　他与张九龄一样，一生跨越两个时代，算作盛唐诗人固无不可，算作初唐诗人也不错。但看史籍记载，他的文名大于诗名，他的文章与许国公苏颋比肩，时称"燕许大手笔"。算作盛唐诗人或更好些。 　　张说为人正直，不佞奸邪。他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并无暮气。武后时张易之兄弟骄宠无度，但他不阿小人，曾遭贬放。中宗继位，始被召还。玄宗时，为中书令，封燕国公。他的文章重视风骨，讲究实用，可说陈子昂文学主张的同路人。他的诗歌，应制之作不少，但佳作佳句也随处可见。其《蜀道后期》，写得很有情致："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 　　所谓"后期"，就是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你不是晚了吗？秋风却不等你，自己先赏洛阳风光去了。 　　张说不能算大诗人，但有宰相肚量。对于有才能的骚人墨客，最肯帮助，最肯推荐，也最喜欢张扬。在他那个时代，经他表扬和推荐的诗人真不算少。杨炯年长，可以看作他的前辈，他表扬；张九龄与他同龄，他也愿意为之扬善。他推荐过贺知章，提携过王翰，也表彰过王湾，而且表彰的方式很特别。他特别欣赏王湾的两句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亲题于政事堂，作为朝中文士习诗的样板。 　　应该说张说确有伯乐之才，经他推荐和表彰的人，确实也很有诗才。贺知章另作介绍。王湾、王翰也都有佳作传世。 　　王湾，生卒年不详，洛阳人。先天年间进士。开元初年为荥阳主簿，并曾两次参加朝廷校理典籍的工作，以洛阳尉致仕。《全唐诗》存其诗10　首，他为张说激赏的诗作题为《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王湾一生与綦毋潜交好。綦毋潜（公元692-约749　年），字孝通·虔州（今江西赣州地区）人。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大半生为官，未见坎坷。先授宜寿尉，迁右拾遗，入集贤院待制，又作著作郎。后来看到社会将乱，官场情形日坏一日，便主动辞官，归隐到江东去了。他大约与王维有交，临别，王维专门有诗相赠"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微物纵可采，其谁为至公？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实际上，王维不如他，他是真的归隐，王维到底做了安禄山的伪官。《唐诗三百首》上选有綦毋潜一首五言古诗《春泛若耶溪》，这诗写得清和雅致，颇得山林隐士之风。 　　"幽意无断绝，此去随所偶。 　　晚风吹行舟，花路入溪口。 　　际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 　　潭惆飞溶溶，林月低向后。 　　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 　　王翰（约公元687-726　后年），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 　　景云元年进士及第，举极言直谏，又举超群拔类科。王翰少年豪荡，恃才不羁，喜欢纵酒。家中生活富有，好养名马，又蓄家妓。与人交谈，颇有自比王侯之意。常聚一伙同好，在家纵禽击鼓为乐。后来经张说提携，召为秘书正字，又迁驾部员外郎。后来张说罢相，他也出为仙州别驾。然旧习不改，复遭贬斥，死。他的诗留传下来的不多，《全唐诗》仅存其诗13　首。他有不羁之才，又有酒徒精神，曾写《飞燕篇》讽刺唐玄宗，可知虽表面不羁，内心却是严肃的。他最为后人传颂的诗歌还是那首《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书写悲壮故事，偏能诗情画意，真正盛唐本色。 　　（二）"吴中四友"之贺知章、张旭、张若虚及包融张说、苏颋跨越初唐、盛唐两个阶段，不免宫中旧习；贺知章等吴中四友已是纯正的盛唐之音。 　　贺知章（公元659-744　年），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肖山）人，和同是浙人的张旭、张若虚（一说刘慎虚）、包融齐名。时称"吴中四友。"吴中四友，可以看作盛唐之始的一个颇具特点的诗歌群体。但这个群体似乎松散不成阵式。或者说吴中四友不以群体效应胜，而以个人才情能力胜。吴中四友水平也不均衡。以诗而言，当首推贺知章、张若虚，张旭则别有所长，惟包融水平差些。但包融的两个儿子包何、包佶都能作诗，父子才情，人称"三包"，《全唐诗》并收其诗。这样的情况，在唐代似乎并不算罕见。"三包"之外，还有"六窦"，即窦叔向和他的5　个儿子：窦常、窦牟、窦群、窦庠、窦巩；加上顾况、顾非熊父子；张碧、张瀛父子；章孝标、章碣父子；以及杜审言与其孙子杜甫；皇甫冉、皇甫曾兄弟，李宣古、李宣远兄弟；姚係、姚伦兄弟；温彦博与其孙温庭筠、温宪父子；钱起与其曾孙钱珝等。 　　看起来家学渊博，父教子传，是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个传统。汉有"三曹"，宋有"三苏"，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上述诗人家庭中，有超级诗才，也有一般诗人，超级诗人如杜甫、温庭筠。即使并非超级巨星，偌大一个中国，唯有这些家庭可因其诗文流芳百世，也不能不引起后人敬慕。 　　包融虽为吴中四友，但存诗不多，《全唐诗》上仅存其诗8　首。水平也不甚高，其五言古诗《送国子张主簿》，尚差强人意："湖岸缆初解，莺啼别离处。遥见舟中人，时时一回顾。 　　坐悲芳岁晚，花落青轩树。春梦随我心，悠扬逐君去。" 　　贺知章少年便以文词知名，性格旷达平和，善谈论善笑谑。证圣初，擢进士超拔群类科。其时陆象先在中书省主事，引知章入太常寺为博士。二人相处十分融洽。大约知章有文名，又有真才实学，加之性格爽谐，能谈能笑，颇得时人青睐。陆象先尝与人言："季真清淡风韵，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①君子不可一日无竹，此公不可一日无贺公谈。开元十三年，贺知章由太子宾客，升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知章性情豁达，多才多艺，不但诗写得好，字也写得好，还十分好交朋友。杜甫有《酒中八仙歌》，头一位就是这位贺公。"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话是有点夸张，但贺公醉情醉态跃然纸上。他还喜欢奖掖后人，哪怕是有可能超过自己的后人。因为他胸襟开放，不懂得嫉妒为何物。李太白一生追求功名，多次干谒，总无明显效果。一见贺公，如千里马逢伯乐，"谪仙人"美名，便是贺知章所赠。贺知章能诗，看来并不着意为诗，好象他的能作官，也并不惨淡经营一样。但他确是诗中奇士，漫若随意为之，往往便成佳句。又似他善作草、隶，每醉后"属辞，笔不停辍，咸有可观"，每纸"数十字，好事者共传宝之。"①他的诗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可能原本他作的诗数量就少。但有奇趣，又有情思。如《送人之军》，写得情长意切，但并不感伤无度。情是情，意是意，情意之外还有鼓励，那意思仿佛是说：边城苦是够苦的，为了国家好自为之 　　①　《唐才子传》第113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7　月出版。 　　①　《唐才子传》第113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吧！其诗云：常经绝脉塞，复见断肠流。送子成今别，令人起昔愁。 　　陇云晴半雨，边草夏先秋。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 　　但他脍炙人口的诗，还是那首《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若非斯人斯趣，哪得如此妙想风流。 　　但他固然性格幽默和平，官场生活并不十分如意。有时发牢骚，说自己是"秘书外监"。唐官制没有"外监"，无"外监"而自称外监，便有被排挤的味道。看他晚年益发放浪，而且自号"四明狂客"的情形，他的内心也一定有许多苦衷。到了天宝三年，他就找了一个由头，上表朝廷，要求出家为道，回归故乡。唐玄宗同意了，下诏赐给他家乡镜湖、剡溪一片地方，供他渔樵之用。并且亲自赋诗相赠，让太子卒百官为之饯行。贺知章是唐诗人中少有的长寿者，终年86　岁，这和他豁达幽默的生活态度必定有关。 　　与贺公齐名的张旭，也是一位奇才。他的草书特别有名，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大有影响，与另一位草书名家怀素合称"颠张，醉素。"是中国草书史上的两块丰碑。怀素是一位得道高僧，张旭则谢顶很早，别人调侃他们："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笔工。"他的草书，裴旻的剑术和李白的诗，世称三绝，好不春风得意哟。 　　张旭留诗不多。他的绝句以写景见长。有一首《山中留客》，特见才情。"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首句便不同凡响，"弄"字尤其鲜灵可爱，短短七个字便令山光物态尽有情趣。而且鼓励同行者，不要有点阴云就想溜回去。和你说吧，就是一片晴空，走到白云深处衣服也会湿的，诸位，请吧！ 　　吴中四友中存诗最少，却留下一篇千古绝唱的诗人是张若虚。也许天下人知道张若虚三个字的不太普遍，但大凡对唐诗有所耳闻目见的，不知道《春江花月夜》的，可是太罕见了。《春江花月夜》本是乐府旧题，不晓得有多少人作过的，但若虚此篇一出，在很多读者心目中，这《春江花月夜》几个字就成了张公的专利了。 　　张若虚（约公元660-约720　年），扬州人。《全唐诗》仅存其诗二首。 　　新、旧唐书均无传。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亦无传，唯《旧唐书·贺知章传》中有几句介绍。张若虚曾作过兖州兵曹，来到北地，而且他仅比王勃年长10　岁，比李白要大40　余岁。从年龄上看，他是一位初、盛唐之交的人物。看他留下来的另一首诗，齐梁旧体对他也有影响。但他写出了《春江花月夜》，纵唐书无传，也无妨；纵习学旧体，又何妨。《春江花月夜》确是一首绝妙好诗："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诗多有选本介绍，介绍多，分析也多，各家所言，仁智互见，在我看来，此诗的主要特色包括：第一，她展示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意境，用现代语言讲，是她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非常优美的感觉。我们现在不是常常要找"感觉"吗？《春江花月夜》的感觉极好，她优雅，自然，深邃，又清新可见。"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不能确知。要回答，非请教古天文学家、古人类学家才行。但也无须确知，虽不确知却能真真切切领悟其中的含意，正是这诗的绝妙所在。 　　第二，诗的音节极好，不但读起来琅琅上口，而且音韵起伏跌宕，仿佛口含橄榄，越咀嚼越有味道。全诗36　句。可分9　个段落。每个段落大体压一韵。韵角变化多姿，口形忽开忽合，忽大忽小；音调忽高忽低，忽平忽仄。如此妙韵天成，有心人闻之怎能不怦然情动。仿佛自己的内心情态也如江水一般荡漾起来。情如江水，心如明月，似影似行，悠然不止；终于归而又逝，不知所之。 　　第三，诗以写景为主，但有扁舟游子，离人妆台，玉帘清砧，鱼龙潜跃。于是江水明月都染上一缕淡淡的离愁别绪。虽然全诗情调略显哀伤，然而春江月夜，恰成此意。于是情景交融，韵远声遥，终于不复可见。 　　唐诗至《春江花月夜》，就该迎接更重要的角色登场了。 　　（三）诗佛王维盛唐诗人，首推李、杜、王。他们不但决定性地影响到唐诗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难于确估的影响。 　　王维是盛唐时代第一颗出现在遥远天边、苍穹之上的文学巨星。有唐一代，他与李白、杜甫鼎足而立。盛唐时侯，他又因种种原因，最先产生影响。唐代文化发达，妙在儒、道、佛三家共存共融，形成博大精深的文化特点。作为儒、道、佛在唐诗苑的代表人物，杜甫、李白、王维各据一方。李为诗仙，杜为诗圣，王为诗佛，虽或经后人论定，其历史成就在当时已赫然可见。 　　作为唐代文学巨匠，他们的诗歌成就有如下共同特征：其一，他们都能充分吸收前人成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其二，他们对各种诗体，都烂熟于胸，不论古体今体，无体不通。 　　其三，他们都有别人不能企及的独特创作，或者说，都有一批别人难于企及的诗歌精品。 　　其四，他们都极大地影响到后来人，虽千百年后，他们的诗歌成就依然为后人敬重。 　　1。王维的生平王维（公元701-761　年），字摩诘，蒲州（今山西蒲县）人。出身一般官宦人家。自小受佛学影响。他的名字取自《维摩诘经》。以维为名，以摩诘作字。 　　王维早慧，对诗、文、书、画、乐，都有兴趣，又都能领悟。9　岁能诗，受人青睐。15　岁离乡去长安洛阳谋取功名。应第之前，即得到岐王宠爱，岐王即唐睿宗第5　子李珍。岐王让他将所写曲词献给九公主。公主说："这些都是我常看的，本来以为是古人所作，原来是你写的呀！"于是延于上座，又力荐之。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进士擢第。为太乐丞。因为他通音律，作太乐丞这个管理音乐的官正取所长。但为官不久，就因为太子署中伶人舞黄狮子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参军。开元十四年，到淇上作官，不能如意，于是弃官不作，便在淇上隐居。但隐居似亦不乐，到了开元十七年，又回到长安，一边赋闲，一边从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佛。如此三、四年。开元二十一年，他已经32　岁了，正是大好年华，适逢张九龄任宰相，他就给张献诗。二十三年春擢为右拾遗。但好景未长，刚刚过去两年，张九龄受李林甫打击，去朝。王维内心不平，却也无可奈何。他本不是一个豪气干云的人物，只好以诗排遣，暗自神伤。同年出使凉州，在河南节度使幕中任职，于人于诗，皆有好处。开元二十六年回到长安，作监察御史，二十八年，迁殿中侍御史，同年冬，赴岭南作地方官，大约只赴任几个月时间，便辞官北归，开始了隐居终南山的生活。这时王维已届不感之年，40　岁了。但此次隐居似乎仍不能遂意。又于天宝元年（742　年）入朝，为左补阙，此后累迁给事中。安史之后，王维扈从不及，为贼所获，缚送洛阳，拘于晋施寺。安禄山大宴凝碧池，他在寺中赋诗，以表心迹："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玄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总算不忘故主。但他经不住威胁利诱，终受伪职。肃宗还京，在安禄山处作官的人都受到严厉处分，他独得幸免，有人以为与他的这首《凝碧诗》有关系，也有人认为和他诗名太大有关系。这时候，他已经50　岁，享名30　年，可以说在诗坛上已经树大根深，赫然一代诗宗。此外，他的获免还与他弟弟的力保有关。王维自然对皇帝感激涕零，继续为官为宦，官至尚书右丞，致仕。 　　王维一生没有什么政绩，也没有什么大理想大报负，如李白、杜甫一般。他不能无官，又不能热心于官，于是官官隐隐，常在官、隐之间徘徊。看他中年丧妻，孤居30　年不再另娶，确是位清心寡欲的大才子。但他不耐清贫，在终南山隐居而复出，便和山中生活不够舒适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不像他自己诉说那么贫困。他的辋川别墅，本宋之问旧居，虽外表追求自然淳朴，其实内里豪华。临终前，"作文辞亲友，笔停而化。"①初名摩诘，死呈圆寂，佛家影响，可见端倪。 　　2。王维创作的文学特色王维是一位艺术天才，他的才能全面，不但诗歌成就巨大，绘画水平极高，书法也卓有所成，又精通音律，文章作得也很好。唐代的主要文学艺术形式，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但样样精通，还能沆瀣一气。世间多面手并不罕见，但样样精通，甚至在两三个领域均达到大师级水平，就非常罕见了。能够在不同艺术形式间相互勾通，更属不易。苏东坡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一点也不过分。 　　王维的绘画成就卓然，实际上是中国宋、元以来中国文人画的鼻祖。盛唐时代，最著名的画家有吴道子、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和王维。道子人尊为画圣，百世一人，且不说他。李氏父子和王维的画，各有特色，成为两大流派。李王两家，路数不同。李氏父子的画，喜用重采，追求堂皇富丽，笔法上重用小斧劈皴，用笔繁琐，色彩辉煌，可看作唐代工笔画。王维另辟路径，独具精神，不用小斧劈皴，而使用披麻皴法，用笔取意，作风简练。可惜当时的画坛尚不能充分认识王维画的价值。加上盛唐作风，最是讲究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李氏父子的青山绿水金碧灿烂的画风倍受青睐，李是正宗，王为旁支。但王维画的影响，却远比李氏父子来得深沉久远，甚至于与吴道子相比较，也难分高下。王维的画法人称文人画，感情虽不激烈，却能意味绵长。文人画自宋代兴起，以后便一发而不可遏止，直达元、明、清、民国，即今仍然是中国画中最具特色的画法。明代时候，画坛有南、北二宗之说。李氏父子和王维分别被奉为南、北画派之祖。照他们的理解，南方画派，就是文人画，北方画派则是匠人画。其实匠人画也同样很有价值，比如中国有名的寺院石窟，总是匠人画为主。匠人在许多文人眼里是贬词，殊不知，齐白石大师也是匠人出身。但文人画的影响确实不能低估。苏轼认为王维的成就在吴道子之上，也和他心目中这种画派分法有关。王维本人对自己的作画才能也充满信心，尝谓"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说自己作诗人是转世时出了差错，他的前身应该是画师才对。这与其是说他不重视诗歌，勿宁说他对自己的画具有同等信心。有人说这是他自负之言，其实不是的。他的诗名，在盛唐并无争议，当他死后，肃宗命他弟弟王缙为他编辑诗集，对王缙说："你的哥哥在天宝年间诗名冠于当代。朕常在诸王府中听到他的诗章"。还 　　①　《唐才子书》第71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在王缙《进王右丞集表》上亲笔批示："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前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云云。自然评价一个诗人，不能以某个皇帝的意见为准，但从肃宗的评价中，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王维的诗名在唐王朝上层始终是首屈一指的。他的诗名高，他无须再争诗名，因为画名不如诗名，他才说"前身应画师"。这并非自负，而是自信。 　　王维的字也有成就，惜乎不传。音律是极精通的，也不传。但前者的造诣可以寻之于画，后者的造诣，可以赏之于诗。 　　诗画之外，王维还是文章高手。只是他的文章中应酬之作多了，抒情写意者少些，但也有美文传世。 　　王维文章流传至今的约有70　篇。虽数量不多，但体裁丰富，计有表、状、书、序、赞、铭、祭文等。一些碑铭，文字不多，却能刻画人物，申张有力，文字圆通，饶有余味。如他的《裴仆射济州遗爱碑》、《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都有这特色。有的碑文还能反映时事，讽刺权贵，王维的另一面性格，亦绰约可见。他的最佳文字，当属那些写景书信，其文如诗似画，虽寥寥数语，风情景物，莫不跃然纸上。知名度最高的，要算《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全文180　余字，但字字言之有物，又能物物生情，情中有趣，趣中有味，实在是一篇白描山水如诗如画的好文章。文中多名句，如："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岗，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又如："当时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 　　如此良辰美景，正是妙笔天成。 　　又有一篇《与魏居士书》，书中与魏居士谈古论今，讲述自己的心境与向往，写得十分精采。较之前篇，同样文字简捷，同样气韵恬然，如诉如流，堪行堪止。唯全篇皆用故实，意在说明人生高洁，当如许由、陶潜。特别赞赏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胸襟气度。但只管款款道来，不急不迫，行文尽在朦胧含蓄倏忽流动之间，结语则干净利落，"孔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倍觉余音袅袅。 　　3。王维的诗歌作品及其艺术成就王维诗歌的艺术成就很难简而言之，务必简而言之，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唐代诗体，无体不备；状物言情，无所不能；最妙田园山水，最擅五言律诗。（1）唐代诗体，无体不备大凡超级诗才，全是多面手。各种诗体，无不为之，亦无不能之。王维、李白、杜甫，都是如此。若单言七绝，则王维、李白、王昌龄都是个中妙手，若单言律诗，王维、杜甫、李商隐堪称律中奇才；若单言古体诗，则王维、李、杜、李贺都是诗中豪士。但李、杜、王与其他诗人的区别，在于他们首先是全才。即使以王维和李白、杜甫比，在全才这一点上，他也毫不示弱，甚至更其均衡发展。一般地说，李白的七律是弱项，《唐诗三百首》勉强选一首，也不是出类拔萃的作品。七绝则非杜甫所长。一些所谓名篇，恰似半首律诗。虽有多少后学为之揄扬，毕竟诗史俱在，不好强辩的。王维则不同。他的古体诗，古乐府诗都很强，今体如七律、五律、七绝、五绝也很强，其他如六言、四言、齐梁小诗、排律、骚体，亦皆有所观。王维遨游挥洒于唐诗诸体之中，并没弱项，这在整个唐诗苑中是少见的，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多见。他运用各种诗体均能得心应手，并有佳作流传。如他的六言诗《田园乐》7　首，篇篇皆为胜品，第二首讲封侯不如退隐，句句白描："再见封侯万户，立谈赐壁一双。 　　讵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 　　第六首讲田园晨光美景，尤其韵味悠长："桃花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 　　花落家童来扫，莺啼山客犹眠。" 　　五绝是王维专长，盛唐几无敌手。《书事》一篇写春阴景色，给人出神入化的感觉："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 　　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 　　又有《杂咏》五首，其二写思乡情绪，别是一种巧妙："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虽然构思巧妙，偏又一往情真。且不失王维个性，闲逸人思乡正宜这般情调。 　　王维作五绝，数量不少，而且几乎篇篇都不一般。他的七绝也不少，比之五绝，则不能独占鳌头。但优秀之作，在所多有。称为七绝妙手，绝无过誉之嫌。他写《少年行》4　首，一片豪俊之气，全不类山水诗风。但也不以躁烈争锋，好似摄影大师，最善选择视角，往往以少胜多，以静制动。其第三首曰："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群只似无。 　　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且不说全诗布局高妙，一句一画，真如"蒙太奇"一般。单说"偏坐金鞍调白羽"一句，就足以百里传神。金鞍配白羽，已然漂亮非凡，还要"偏坐"，一个"偏"字，神情写尽。恰似传统评书中讲到大将临阵擒无敌手，不但无须怒发冲冠，而且还要"轻舒猿臂，款扭狼腰"，只那么轻轻一挟，便手到擒来。 　　绝句之外，律诗也是王维强项。五律稍后再谈，七律亦称一流水准。他有一篇《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 　　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 　　城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 　　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 　　全诗气势高迈，落句尤其不凡。 　　王维精通音律，乐府自是强项，无论五言、七言，均能各占擅场。他的乐府歌行《桃源行》，堪称七言乐府中的范本。《桃源行》发端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后人以此调为诗者，大有人在。诗坛大家中即有王维、韩愈和王安石。应该说，三人的《桃源行》，各具风采。但以整体艺术效果而言，还是王维的这一篇更好。清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论及此事，有几句议论十分肯切："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赤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王维的《桃源行》未必高不可及，但那手法、意象、音韵和遣词造句，确实不同凡响。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式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2）状物言情，无所不能王维的诗歌，不但诸体皆备，而且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诗画相通，意境幽远。 　　首先是题材广泛。举凡文学大家，鲜有题材极为狭窄者，生活视野不宽，只知一味苦吟，总难成大气候。王维成名早，本人经历也相对复杂，加上多才多艺，情感丰富，各样题材，在他笔下，皆成风骚。他不但善写田园山水，也善写边塞风光；不但善写少年英雄，也善写老当益壮。从自然景致到人文物理，或出或入，游习有余。他写读书，写狩猎，写郊游，写边塞；写将军，写步伍，写隐士，写农夫，写少女，写友人，写山，写水，写泉，写滩，写岗，写岭，写池，写田，写涧，写坞，写园，写馆，写茱萸，写牡丹，写古时传闻，写当世英雄，写西施，写班姬，写息夫人；时有戏题，偶生感喟，也曾嘲讽，也曾悲伤；也有仿古，也有断想；加上写云写雨，写花写草，写雾气写微风，写水波不兴，写山鸟鸣唱；写苍苔，写幽林，写月色，写山光；写离情别绪，写兄弟情长；写思乡如饥渴，写游子如断篷。如此等等，非大手笔，谁能为之？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观猎》，一个是《红豆》，由此可以想见王诗题材是多么广泛。 　　《观猎》，是将军打猎情形，可谓风驰电掣，雨激云怒；《红豆》，写男女相思，情意摇摇，铭心刻骨。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除去题材广泛，诗的风格也很齐备。以诗比戏剧，王维的诗，既不限于喜剧，只会一味逗笑；也不限于悲剧，动辄便欲号啕；但也不限于正剧，总觉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王维以田园诗著称，边塞诗也不让于人。妙在写谁像谁，写谁是谁，阳刚之气不缺，阴和之风长在。欲刚则刚，宜柔则柔，柔中有刚，不失男儿本色；刚中见柔，又是才子多情。 　　王维确是才子，但非风流才子；虽非风流才子，又有风流诗篇。他写离情别绪，能使人心酸；写英雄豪气，又能令人奋勇。这是他的好处所在，也是他的优势所在。但他总有自己独具的风格，虽然千姿百态，毕竟出于摩诘。他16　岁时，便写下《洛阳女儿行》，铺陈华丽，动人心扉，对比贫富，又含讽刺。他写《老将行》，初写将军昔日少年英雄，金戈铁马，恍若眼前；再写世事磋砣，又添英雄无奈，感慨百端，末后忽闻战场召唤，不觉跃然而起，便要再作冯妇。其间转合自如，虽是千波万折，竟自一气呵成。这里引一首《夷门歌》，此诗借古喻今，夹叙夹议，状物传神，笔笔波澜。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赢乃夷门抱关者。非但慷慨献良谋，意气兼将身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另外，王维诗很讲究意境。前面说过，苏东坡论王维，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清末学人王国维先生曾讲"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王维诗两境俱佳。作无我之境，真的"无我"，不但"无我"，连一个人影也不见。虽然没有人影，却有人情，这是他的"绝活"。但也善写有我之境，自己身临其境，纵不立意直书，更觉意味深长。如他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导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简而言之，所谓诗中有画，就是意境高妙，所谓画中有诗，就是山水传情。 　　王维的诗讲究意境，除去别的原因，语言功力十分紧要。王维的语言功力深厚，他很少用奇字，也不用僻字，不求古怪，只要准确。他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名句，用字浅显平达，虽浅显平达，却不容有一字更改，确实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得到多少后人好评。他的诗水平固高，但一般不尚华丽，也不刻意搜寻，平易畅达之间，忽出点睛之笔，恰似一枝红杏出墙头，整幅画面都鲜亮起来。 　　（3）最妙田园山水，最擅五言律诗王维诗、文、书、画、乐，样样精通；诗歌形式，无体不备；诗的风格，随遇而安；诗的题材，万千气象。这不是说他所有作品都好得没法想，而是说他的整体水准高，而且全面发展。但也不是样样盛唐第一，如果那样，还要李白、杜甫作什么？王维的诗，虽然题材广泛，又有精品如许，最卓而不群的还是他的山水田园诗。王维的诗，虽然无体不备，最反映他风格，或者说代表他最高水平并独居盛唐诗体首席的则是他的五言律诗。加之他写田园山水多用五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百花齐放的盛唐诗苑里，五绝、五律的首席代表作家，应是王维。 　　王维共留存五言绝句50　余首，几乎篇篇都是山水诗。诗的笔法多采多姿，或写人兼写景，或以景寓人，或咏一物，或写一念，或叙一事，或存一愿，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专写景色的五言诗，即那些属于"无我之境"的典范作品。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栾家濑》这些诗，前人多有赏词，各家选本，大体无遗。诗的意境幽深雅静，只须细细品味，美妙自在其间。 　　其实，他的《南垞》、《欹湖》、《孟家坳》、《文杏馆》也都写得极好。如《文杏馆》："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 　　意态朦胧，大有只可意会，难于言传之美。 　　又如《欹湖》："吹萧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 　　送友已然伤怀，送夫情深意切；何况极浦无边，萧声动魄？更兼日暮情思，哪堪回首？不能回首，偏偏回首，既一回首，但觉青山在目，白云在天，舒卷左右，如心旌摇动。这等手眼，令人叹为观止。 　　王维最擅长五律。他的五律很多，而且几乎篇篇皆为精品。对此，《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曾借林黛玉之口，发表一番见解。这是林黛玉讲给要刻意学诗的香菱姑娘听的："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摸透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读李青莲的七言绝句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庚、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功夫，不愁不是诗翁了。"①由此可见王维五律、杜甫七律、李白七绝在曹翁心中具有怎样的分量。 　　王维五律，用字讲究，布局讲究，格律讲究。并不一味刻求遣词造句，也不以形伤神只讲格律。他有数量很多的五言律诗，诗的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千变万化，莫测高深，代表了盛唐五律的　最高水准。如他的送别诗《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 　　全诗意态百端，时有"神韵俊迈"，"龙跳虎卧之笔"。②又如《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雪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难怪后人评说："幽微夐邈，最是王、孟得意神境。"③王维善用俗字，虽极平常的字一入王诗，便生奇异光采。如他的"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等。这些好似信手拈来的妙句，细想却是万分肯切。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直""圆"二字，得到多少赞赏，已然广为人知，就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样的名句，不过最简捷直白的两句话，但它反映的自然境界，却是优美异常。 　　王维的田园山水诗表现得常常是一种幽远宁静的审美情趣，他的这种情趣，有时只宜领悟，不宜说明。 　　4。王维评价王维是盛唐诗坛上首先升起的一颗文学巨星，他的诗文化内涵丰富，代表了盛唐诗歌的气韵和境界，或者说他的诗歌是盛唐之音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王维崇信佛学，因佛而好隐，或者因隐而好佛。他本人也曾和神会大师会晤，也曾为慧能大师作过碑铭。他的诗甚至反过来影响了禅宗的发展，丰富了禅宗公案的内容。 　　但他与李白杜甫相比，毕竟还有差距。李杜如同日月，他只是苍穹之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①　《红楼梦》第59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卷本，1974　年出版。 　　②　《唐宋诗举要》第428　页。 　　③　《唐宋诗举要》第425　页。 　　他与李、杜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他作人不如李、杜。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也曾被贼人所捉，但头一个念头就是反抗，头一个行动就是逃脱贼手；李白的反映则是拔剑而起，投笔从戎。王维虽有《凝碧诗》，毕竟作了伪官，《凝碧诗》说明他不想作伪官，但终于作了伪官，这就不是用几句话可以解说清白的了。 　　其次，他缺乏李、杜特别是杜甫关心民间疾苦的精神。王维诗最好写山林美景，田舍情怀。但对人民疾苦，缺少关注。总不能说杜甫接触的全是难民，而王维遇到的全是先富起来的人。这就降低了王诗的社会深度和社会含量。 　　再次，他喜欢隐居。虽也曾走南闯北，不是去作官，就是去出使。边塞风光，激动了他，使他写出不少好诗。但他主观方面还是更喜欢优悠舒适，会友玩山，听琴赋诗。所以他的山水诗虽称大家，却不如李白的山水之作，达到辉煌壮丽的审美境界。王维的诗歌，壮丽辉煌者少，幽远宁静者多。后人评价李、杜、王，说："唐无李、杜，王维便当首推。"①也有人说李、杜、王代表诗界三才："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②人之才的艺术特质，一言以蔽之，则为"和"。 　　①　《载酒园诗话》2　编。 　　②　《王右丞集笺注》卷之末附录二。 　　（四）孟浩然与山水田园诗派的其他几位代表性人物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最杰出代表，却不是盛唐最早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比他时间早些又是他亲密诗友的，是孟浩然。以后又有储光羲、刘昚虚、祖咏、丘为以及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等诗坛名家。 　　大凡文学事业的兴旺，非有几个基本条件不可。一是阅读基础，一般阅读者越多，创作者的成就也越大。纵不能一时见效，必定有美好前景。二是群星灿烂，作诗、作文的人多，作出成绩的人自然也多；三是群体效应好。群星灿烂不等于群体效应。群体是指诗风，诗派和诗人群。或者说，是一批颇有文学成就的人组织在一起所产生的创作效应。四是出现超级巨星。孟浩然不是超级巨星，但也是巨星。是盛唐诗人群体中的中坚人物之一。盛唐诗坛的代表人物，李、杜、王，杜甫时间晚些。于是有人就说盛唐诗苑的代表人物是李、王、孟、高、岑。其中的"孟"就是孟浩然。 　　1。"山水"巨擘孟浩然孟浩然（公元689-740　年），襄阳人。比王维、李白年长12　岁。浩然一生布衣，没有做过官。他少年即有节义之声，但作诗与王维相似，特别擅长五言诗--或许五言诗更适合表现田园景色，也末可知。 　　他一生多半时间隐居山林，隐居地在今襄阳县东南的鹿门山。他才华横溢，诗名很大。他长期隐居，使他有时间写诗，更有条件给大自然写诗。隐居者须耐得寂寞才好，但看孟浩然的诗，他却不是一个耐得寂寞的人。于是恭迎友人来访，与友人叙谈友情，送别友人离去，就成为他诗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要隐居，一方面又希望"热闹"，外凉内热，所以他的诗比之王维更能情景交融，别有一缕淡淡的清愁。他与王维声名相近，经历却大不一样。王维真正隐居的时间少而又少，作官的时间则长而又长。孟浩然却一生隐居，绝少入繁华地。所以他的诗没有王维那种富贵人特有的闲散气，静态美的意境与程度也不如王维。他人在山林，心有所思，意有所想，情有所钟，志有所向，虽然以山水田园诗名重一时，却强调山水田园的动态与气势。如他的千古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不是王维可以写得出来的。孟浩然一生不曾作官，却并非不想作官；而是未能如意。到了40　岁的时候，终于耐不住寂寞，或者也因为诗名大了，觉得有资格进入官场了，于是游京师，求仕宦，走了一遭。在京城，曾与张九龄、王维等大诗人联句，深得众人赞赏。有传说，王维曾私下请他去翰林院，议诗论作。忽然有人传报玄宗驾幸，孟浩然不觉大惊失色--毕竟没有思想准备，只好先钻到床下去躲避。但王维不敢对皇帝隐瞒，玄宗说："我早就听说过此人，只是还没见过面呢！"他先生只好从床下爬出来。玄宗问他带诗来没有，回答说"没有"，玄宗就命他吟一首近作，他便吟颂了《岁暮归南山》，当吟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两句时，李隆基不高兴了，说："是你不求功名，朕何尝弃你，为什么诬赖朕呢？"这段传闻，虽正正堂堂写入《唐才子传》，却未必可信。唯孟浩然追求功名是实。他的一些诗反映的渴望功名成就却又无法成就功名，终于化作牢骚的情形，确是很逼真的。比较可信的事实是，他到长安，寄希望于张九龄，而且作诗给张，希望得到提携，这诗就是《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上面提到的那两句千古名句即出自此诗。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前四句讲洞庭景色，好一番壮丽景象，其隐喻之意，可以看作对大唐王朝的比方。后四句讲自己的心情。"欲济无舟楫"--想出仕吧，没人援引；"端居耻圣明"--总闲居吧，又对不起这样的好世道；"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古人云临湖而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自己入仕之心固热，没人帮助也是枉然。 　　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终于没能走上仕宦之路。在京城触了大霉头，便又回鹿门山隐居去了。天真浪漫的李白不解其中之意，还写诗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望，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不知孟公闻此，作何感想。 　　孟浩然是盛唐诗人中的佼佼者，以山水田园诗著称于世。他的诗才全面，无论古体、今体皆有所长，但比较起来，五言诗的功力更厚实些。如他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若非大手笔，不能为此。诗人写移舟，写烟渚，写日暮，写新愁。烟渚者，烟雾迷濛的小洲是也；新愁者，刚刚涌上心头的惆怅情绪是也。这已然是一幅富有诗意的风俗画了。但还不够，还要写"野旷天低树，"因为烟濛濛，雾濛濛，又在暮间，舟中人新愁缕缕，不觉远望，但见天幕低垂，仿佛比远方的树更低；"江清月近人"--于是收拢目光，又见水明如镜，天上的明月映入水中，好似就在自己身边，和自己且亲且近。这诗只有短短的4句，不过20　个字，但把周邻的景致，尽收笔端，而且不为写景而写景，虽不写人又有人，犹如一幅优美的画卷慢慢展开。唯有这样的诗境，方称得上情景交融哩！ 　　像这样的好诗，孟浩然的集子中颇不少见。如他的名作《春晓》，同样清丽可人，不知陶醉过多少读者。 　　孟浩然虽是隐士，很重感情。虽重感情，又不失却本来面目。 　　他的七绝《送杜十四之江南》很有这特色："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 　　日暮孤帆泊何处？天涯一望断人肠。" 　　孟浩然是山水大家，他的诗却并不限于山水田园一途。他的两首《凉州词》，气势豪迈，与田园山水风格迥然不同。尤其是第二首，悲异方之乐，厌羌笛胡笳，更有一股凛然难犯的气概喷涌而出："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 　　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 　　想当初孟浩然赴长安求仕，马近都城，初见繁荣，不觉豪情陡起，加上多饮几杯，更觉别有愉快在心头。兴高采烈之下，写了《洛阳道中》一诗。"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 　　看这时的心境，红尘也没什么不好，一个"走"字，活脱脱画出他的满心快乐。 　　然而，曾几何时，沮丧而归，再隐鹿门，不复乐矣。或许与这心情有关，背上竟生了毒疮。王昌龄来访，他重见诗友，不觉多吃了一些生猛鲜腥之物，竟一病不起，就此告别人世，年仅52　岁。 　　孟浩然一生求仕不成，不知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 　　但作为一名杰出的盛唐诗人，他的诗名将和他的诗友们一起永驻青史。 　　2。王、孟之后的山水田园派诗人说王、孟之后，并非这些诗人的年龄一定小于王、孟，特别是小于王维。而是说王、孟是他们这一派诗人的最杰出的代表。这派诗人中，若非王、孟的诗友，就是他们诗风的继承人。 　　盛唐以及中、晚唐写山水田园诗的人不少，但因此而著名的人物也不多。王孟之后，比较有影响的山水田园诗人，还有丘为、祖咏、裴迪、刘昚虚、刘长卿、韦应物和柳宗元等。刘长卿以下，已是中唐人物。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推柳宗元、韦应物。柳宗元更是有特殊贡献的文学大家，别章另传。这里介绍其他几位。 　　（1）祖咏（公元699-约746　年），洛阳人。当时颇有文名。开元十二年进士，一生事迹无多。但与王维既是朋友，又是诗友。王维在济州任参军时，和他往来密切。二人情趣相投，王维曾赠诗云："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契阔余不浅。"说他们两位是老朋友，可是都够穷的。祖先生贫病交加，王自己也远离富贵久矣，一副难兄难弟模样。 　　其实王维何曾真正穷过，所以他说的祖咏的贫病也应打点折扣，但祖咏却真的没有做过什么官，后来连家都搬到河南叶县北面的别墅中去了，以渔樵自终。 　　祖咏的诗和王、孟一派，善写山水。《唐诗三百首》上收他一首《终南望余雪》，据说是有司考试时出的五言十二韵的排律试帖。但他只写了四句，便交卷。问何故，曰"意尽"，没的写了。即使考试，没的写了也不以辞害意，可见是一位对诗歌怀有一片痴情的诗人。 　　那诗写的不坏，意境在王、孟之间。不如王维的讲究静态的自然美，也不似孟浩然那样讲究动态的自然美。诗中景色自然也是美的，独美景后面尚有平和的人意。 　　祖咏流传至今的诗中，只有一首七律：《望蓟门》，诗风雄浑，气韵亨通，可见他的诗才亦不限于田园景色。 　　（2）丘为，嘉兴人，生卒年月不可详考。史书记载，丘为初入世，科举不顺，屡次考试皆不中。于是回归山里苦心读书数年。天宝初中进士。他的诗风和王孟相谐，深得王维赞许。二人常作唱和。 　　丘为为人忠厚，对继母孝顺，颇有贤名。他长年为官，一直作到太子右庶子。致仕以后，回故乡闲居养老。有县令来访，他还要恭恭敬敬到门口迎候。以示对朝廷礼法的尊敬。丘为是一位性格平静恬淡的老诗人，他也因此而长寿，仙逝时已经96　岁了。 　　他有一首《左掖梨花》，画景摇情，写得十分得体："冷艳全欺雪，馀香乍入衣。春风且莫定，吹向玉阶飞。" 　　（3）裴迪（公元716-年？），关中（今陕西）人。曾做过蜀州刺史等官，其他履历不详。他是王维早年诗友。虽然年龄比王维小将近20　岁。但二人同居终南山时，唱和很多。看来诗人浪漫，自古而然，但有诗兴，便无大小。裴迪的诗全然与王维一派，现存诗大多数为五绝。几乎王维咏什么，他就咏什么，二人一唱一和，有情有趣。妙在他虽年纪轻轻，与维公比，功力固有不及，聪明或不相让。 　　王维有一首《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沙明月下。" 　　裴迪也有一首《白石滩》："跂石复临水，弄波情未极。日下川上寒，浮云淡无色。" 　　虽不若王诗之幽深雅静，却多了几许冷峻，几许无奈。 　　王维有一首《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裴迪也有一首《竹里馆》："来过竹里馆，日与道相亲。出入惟山鸟，幽深无世人。" 　　同样景致，两般心情。 　　与王、孟相友善，诗风也很相近的还有一位刘昚虚。 　　（4）刘昚虚，江东人，生卒年无考。但知其性格早熟，8　岁即能作文章。上书皇帝，蒙召见，拜童子郎。或说开元十一年进士。曾作过夏县县令。他一生官做的不大，似乎时间也不长。虽然官运不善，却为人性情高古，"脱略势利，啸傲风尘。"也曾打算去庐山隐居，不知何故，没有去成。他很喜欢与山僧道侣交往，并且获得很高声誉。但他流传下来的诗作不多，《全唐诗》仅收其诗15　首，而且多为五言诗。《唐诗三百首》收他一首《阙题》。《阙题》者，没有题目之谓也，因后人不能看他没有首脑，代名《阙题》。诗的内容是描写一座深山别墅及其周围的景色，诗中无人，但颇有意。不是离情别意，而是欢情喜意。处处景致，尽从诗人眼里写出。诗的节奏轻快怡然，景色描写十分生动。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 　　王孟诗派的人物还很多。有些诗人既写田园山水，也写边塞风光，后文另叙。但在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中，王孟诗派中的大将首推储光羲。 　　（5）储光羲（公元707-约760　年），兖州人。他功名早成，年仅19岁便中进士，而且大半生仕途愉快。官至临察御史，可算开元天宝间的大官僚了。安史之乱起，他却受了伪职。肃宗复京，他被贬岭南，死。 　　储光羲是一位著名的田园诗人。王孟诗派，过去有人称田园诗派，也有人反对，认为王孟诗作，不仅写田园，尤其写山水。但储光羲确是一位田园诗人，当然他的诗也不是全然写田园的。虽不必尽写田园，精华却在田园方面，这是储诗的特色。过去讲隋唐文学史，田园诗派是一大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孟、储、韦、柳五大家。后两位时代晚些，事迹尽入中唐。储光羲比王维年小6　岁，比裴迪长10　岁，又官场顺利，生活优裕，正是王维一般人物。 　　但他的诗风一半出于盛唐时尚，一半效法魏晋风采。因为生活视野不宽，个人经历也嫌单调，加上意在古人，所以他的诗不免语言古朴，诗味不浓。他的一些咏史古风，虽然强调格调、气势，只是不能达到气韵通达，风貌雄浑的境地，每每落句便嫌气沮。他与王、孟、韦、柳相比，都有不如。后人说他"远逊王、韦，次惭孟、柳"，是不错的。但他的田园诗作，确实很有乡野味道。他的《田家杂兴》八首，可视为代表作。其中之一云："众人耻贫贱，相与尚膏腴。我情既浩荡，所乐在畋渔。山泽时晦冥，归家蹔闲居。满园种葵藿，绕屋树桑榆。禽雀知我闲，翱集依我庐。所愿在优游，州县莫相呼。日与南山老，兀然倾一壶。" 　　虽山翁渔叟，末必有此等闲情逸志，但山光水色，风土人情，确实笔笔如斯。 　　又有五律《张谷田舍》，写得也好，言说丰收景象，句句皆有快意。 　　"县官清旦俭，深谷有人家。一径入寒竹，小桥穿野花。 　　碓喧春涧满，梯倚绿桑斜。自说年来稔，前村酒可赊。" 　　储光羲生于盛唐，留心田舍，比之王维，虽诗情画意不足，却能接近人生，而且终唐一代，唯有盛唐能有此类田园特色。后来安史之乱方平，黄巢起义又起，再想看到这样的田园景致，也不能够了。储诗之所以在盛唐诗苑中占居重要一席，大约与此有关。 　　（五）诗仙李白有唐一代，曾有三个高潮。一个是李世民时期，这是一个开基立业的年代；一个是武则天时期，这是一个巩固发展的时代；一个是李隆基时期，这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开元、天宝首尾42　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文明最繁荣最富于文化内涵的历史时期。这样一个辉煌灿烂的历史时期，理应产生自己的代表人物。汉以政治胜，最恰当的代表人物应该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唐以文化胜，最好的代表人物是武则天和李太白。李白是盛唐第一星，是盛唐文化时代最杰出的代表；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也是最有魅力和影响的文化之星。 　　1。李白的文学历史地位盛唐文学中，最辉煌的是诗歌，诗歌作者中，最有成就的是李白。虽然王维享名于前，杜甫飞腾于后。但他们在盛唐的影响，都不如李白更其耀眼夺神。前面说过，唐肃宗喜欢王维，曾让王维的弟弟编辑王维的诗集，而且亲自评点。说王维是"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似乎李白杜甫都不在话下。但唐肃宗懂什么诗，不过附庸风雅罢了！充其量，唐肃宗的评价也只能代表一部分上层人士的观点。李白诗歌的影响，岂但几尺朝廷而已。李诗如日中天，照耀了他的时代，赢得盛唐另一位伟大诗人杜甫的敬重和钦佩。李白是诗人，杜甫也是诗人，而且二人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诗人评诗人，才是内行之见；伟大的诗人评伟大的诗人，更有价值。杜甫评李白，说"白也诗无敌"，无敌也者，天下第一之谓也。 　　李白是诗坛巨星。作为巨星，非有全面性诗才不可，又非有杰出的诗作不可，这两条王维具备，李白也具备。李白不可企及的地方，还在于他最优秀的作品更高于"杰出诗作"的水准，不但有杰作，而且有绝唱。绝唱者，非学习即能为之，非常人可以为之，亦非前人或后人可以为之者也。 　　如果说王维的诗歌可以比作一幅极其精美的风景画的话，那么李白的诗歌就如风如雨如雷如电，如山如水如天如地。天之苍苍兮，不能限白诗于苍穹；地之茫茫兮，不能束白诗于无极。他好似一条旷世绝代的飞龙，腾云驾雾，喷虹吐雨，移山倒海，上天入地，使整个诗的世界轰鸣、震颤、激奋、痴迷。而他自己偏能潇洒风流，风流倜傥，倜傥无二，潇洒无双。于是隆隆然，腾腾然，雅雅然，喁喁然，激激然，烈烈然，令世界鸣鸣然，令诗心怦怦然，令历史奋奋然。一言以蔽之，李白本可俯视盛唐诗苑，但他只是浑然不觉，率意为之。 　　李白不仅是诗中俊杰，而且是文章高手。李白文章，极富诗情画意，又全然散文本意。他是诗中圣手，几乎无所不能，又是文坛高手，似不刻意追求，却能妙曲天成。他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早已脍炙人口。大凡选古代散文者，几乎无不选之。他的文风有如诗风，却又平和自然，气韵尽在文字之间，读之惟觉畅达清丽。貌似随意而为，思之犹具章法。虽精于文章路数，又能娓娓道来。忽而千回百转，忽而又觉开朗。正当得意之时，即便戛然而止，虽然戛然而止，犹有馀意无穷。他一生为文不少，而且文类齐全，书、表、记、行尽有，赞、颂、铭、文俱全。他一生热衷于干谒，有喜有悲；万里游走，有苦有乐。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无论何文，皆有异采。他有《暮春于江夏送张承祖之东都》一文，写得酣畅淋漓，孜孜以情；云蒸霞蔚，终于自在。 　　"吁咄哉！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变，玉颜以缁；何尝不折松伤心，抚鹤叹息：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禁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遇达人张侯，大雅君子。统泛舟之役，在清川之眉。谈玄赋诗，连兴数月；醉尽花柳，赏穷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迈；惆霞之色，惨为愁容。系巨帆于半天，汛渌水于遥海。欲去不去，更开芳樽；乐虽环中，趣逸天外。平生酣饮，未老此时。至于清谈浩歌，雄笔丽藻，笑饮渌酒，醉挥素琴，余实不愧于古人也。扬袂远别，何时归来？想洛阳之愁风，绘伊鱼以相待；诗可远赠，无乃阙乎？" 　　李白诗不喜欢用格律，没有排律；但他的文章多用骈句，能上下舒畅，不失自然。 　　李白不但能文，而且能剑，自谓神仙人物。又以侠士自命。盛唐文化兴旺，李白以诗名；裴旻以剑名；张旭以书法名；时人称为"三绝"。李白诗好似不若王维的诗那样诗情画意，诗画相通。但他大笔如椽，为文似诗，为诗似画；虽不若王维的安谧无双，耐人寻味，自有他豪迈千古的凌云气在。李白为诗，最重民歌。特别注意从民歌中吸收营养。王维虽是以写田园山水诗著称的诗家巨擘，若论向民歌学习，还是差了古人云文如其人，但须能文才行。只有诗文达到某种高度，人的品质、性格、情感及种种潜意识才能物化其中。单以诗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都是唐诗苑中的奇花异草。王维诗文虽好，人品差些，这自然会影响他的诗文，至少限制了他的诗文向更高层次发展。杜甫为诗中之圣，以儒为本；白居易为人刚正不阿，最为关心百姓疾苦，深得杜诗精华。李商隐生于末世运偏消，纵有才华如流水，终于得之于细腻入微，又失之于细腻入微，仿佛汉之韩信，得之肖何，又失之肖何。唯有李白，才华横溢，袒荡胸怀。不但醒时得剑，尤擅醉里为诗。酒对李白有一种解放作用，他天赋极高，想象力极为丰富，一经酒的催化，一切潜在意识，如潮如流，喷涌而出。李白生来冰清玉洁，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不惧怕酒后吐真言的人。人类历史曾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法则：人的最高创造成就决定他的能级，而他的最差表现决定他的品行。李白的诗歌成就达到历史所能提供给他的可能空间中的最高品位，而他的人品，也是受人喜爱和亲敬的。 　　堪与李白匹敌的诗人，在唐唯有杜甫，终中国古代社会，也唯有杜甫。 　　李白好比英国的沙士比亚，杜甫好比法国的巴尔扎克。 　　李白的诗风纯然盛唐一脉，杜甫的成就却在安史之乱后得到最充分的展现。虽然从时间上讲，杜甫的时代也在盛唐，但他面对的现实，却不再是盛唐的繁荣，而是盛唐的灾乱，或者换个说法，盛唐的繁荣没有看中杜甫，而盛唐的灾乱却使他大器晚成。以此观之，最能代表盛唐雄奇昌盛之音的，唯有李白一人。惜乎好运不常来，昌盛无常在。盛唐逝矣，李白逝矣，随着盛唐的衰落，李白的时代也随之过去了。而且从此江河日下，至五代，至两宋，至元，至明，至清，终整个封建时代，再也没有过盛唐这样的文化兴隆。于是，李白便成为千古一人。 　　2。李白的生平李白（公元701-762　年），字太白，四川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人。 　　李白的一生几乎没有参与什么盛唐时期的重大事件，更不要说进入核心层次了。晚年参加水王李麟的幕府，不想宿志未酬，反成为一大罪行。王维公然受伪职，结果免于处分；李白立志抗击安禄山，因为找错了主子，却成了囚犯。而且遇到天下大赦，他都不在赦免之列。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没有李白的位置，尽管他对政治、对仕途十分热衷。他实在是一个小而又小的人物。但作为一位诗人，却又一生充满神奇瑰丽的色彩。别人经历的事情，他经历过；别人不曾经历的事情，他也经历了。而且连许多诗人做梦都不能想象的事，他也遇到了。不但遇到了，举手投足之间，就掀起大波大澜，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李白的父亲，名李客。祖籍陇右，即现在的甘肃，因犯罪曾被贬窜至碎叶。后因经商而致富，便在李白5　岁那年潜回故土，到四川绵州落户，算是客居。他父亲在碎叶时，当另有"胡"名，既客居绵州，便自名为客。一方面因为他有这样特殊的经历，另一方面，大约也和他本人的性格与生活习惯有关，李客一生不愿抛头露面，只管"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李白一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5　岁之前为发育启蒙阶段；15　岁至25　岁出川前为学习积累阶段；25　岁出川至42　岁入京为游历探索创作阶段；42　岁至51　岁为继续探索与创作阶段；51　岁以后为晚年。但他的创作一直到死都没有停止，也不因为身体变化而转变风格，如杜甫安史之乱前后那般。 　　李白生时，他母亲梦见长庚星入怀，因此为其命名李白，字太白。李白早熟，自谓5　岁诵六甲。六甲是什么，或有不同说法。 　　有人认为六甲即六十花甲，十个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成一花甲。 　　唐时启蒙有这类教育内容。10　岁开始读经史子集。15　岁开始作赋和学习剑术。18　岁入戴天山大匡山随当时一位名叫赵蕤的处士学习、交游。赵蕤任侠尚义，喜爱纵横之术，对李白很有影响。 　　也有史家认为，在此期间，李白还与大匡山的和尚与道士密切往来。 　　李白18　岁第一次去成都，不想因为打抱不平，与一群流氓无赖动起武来，伤了几人，因此被地方官打了一顿。20　岁，当时的礼部尚书苏颋出为益州刺史，就是当时被称为"燕许大手笔" 　　的那个"许"--许国公。李白开始平生第一次"干谒"，很得苏颋赏识，被称为"天下英丽"，说他将来必有成就。虽然如此，却没有具体下文。22　岁游峨眉，23　岁去青城，自此游历不止，一生几乎游遍大唐王朝的名山大川。 　　25　岁出川，经三峡，游洞庭。26　岁游襄阳，登庐山，又东下金陵、扬州。27　岁还游云梦，经朋友孟学士介绍，被已故宰相许圉师的儿子为其女儿招赘为婿。留居安陆许家，次年生一女，从此，四处"干谒"，几无宁日。所谓干谒，就是找有地位有名望有势力的官僚，向他们投递作品，以求援引。唐时此风盛行，李白亦不能免俗。 　　30　岁第一次游长安，又因为打抱不平和一群市井无赖动起武来。幸有朋友相助，未发生大危险。此次游长安，李白诗名大振，但仕途无望。于是离长安继续游历。35　岁与友赴太原，36　岁移家山东，寓居任城。与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会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37　岁得子。39　岁自洛阳去淮南，遇王昌龄。冬，南下，与元丹丘一起问道于胡紫阳。40　岁许氏夫人去世。此后，遇一段小小男女情事。随后继娶刘氏。42　岁，因道士吴筠推荐，应诏入京，被召金鸾殿，命供奉翰林。44　岁放归山林，与刘氏离异，与宗氏夫人结婚。此间，于洛阳遇杜甫，并与高适、杜甫同游大梁，成就中国诗史上一段佳话。此后又陆续去过任城、苏州、扬州、庐江、金陵等地。50　岁时，大约对仕途和政治日益反感，也曾写诗讽刺杨国忠等，如此直至安史之乱，他与宗氏南逃。 　　56　岁应永王邀，宗夫人劝阻，不听。57　岁，永王兵败，李白被贬夜郎。59　岁长流夜郎，途中遇赦。60　岁后还曾投李光弼军，中途因病而返。以后至当涂县令李阳冰处养病，62　岁时因醉死于当涂。 　　纵观李白一生，无非几件大事。一是功名，二是游历，三是求仙，四是交友，五是饮酒。当然还有些别的，比如亲情，比如狩猎，但不是最主要的。李白一生五件大事。这五件大事，事事不离诗。于是这五件事相互融通，合而为一，成为他一生作诗的原因、途径和结果。 　　李白为了功名，可谓千辛万苦，不遗余力。而且他不要小功名，七品知县，他不喜欢，供奉待诏，也不长久。不是人家不用，而是他自己慢慢觉出那不是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要建大功，成大名。不作官则已，要作就作乐毅，就作韩信，就作冯驩，就作郦食其。"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诗之用，不是文之用，不是待诏之用，不是县官之用，而是元帅之用，宰相之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莲蒿人。"李白不是蓬蒿人，李白是谪仙人。谪仙人不是凡人，而是天上仙家，因为某种原因，降临人间。虽然他是"仙人"，但没人发现也没人重用。于是他自20　岁起，就开始了漫长的干谒活动。在四川如此，在安陆如此，在繁华如梦的长安如此，在幽林如醉的庐山也是如此。他总企盼着有那么一天，自己能被权势者发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不幸的是，等待他的却总是失望，安慰式的失望，被人暗算式的失望，没人赏识的失望和似乎有了成功曙光终于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失望。但是李白先生既要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他就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直到他已经60　岁了，还要执剑从军，去寻找自己年轻时就存在的梦想，希望此一去便好梦成真。然而，毕竟老了，身体也不行了，好梦不曾成真，自己也客死他乡。 　　第二件大事是漫游。李白的漫游，堪称天下第一，至少有唐一代，没有超过他的。可惜他没有作游记的雅兴，否则说不定他会成为徐霞客的伟大先驱。 　　他周游中国，各山大川，无所不去。而且他的漫游与常人不同。他不但用双腿去游，还要用双眼去游，更用心灵去游，然后运用妙笔，化作诗篇。他几乎游一处，写一处，而且写一处，妙一处。 　　李白诗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空前成就，得益于他的漫游。王维也是大才，但他雅好田园，本领再大，也写不出《蜀道难》来。因为他既没有李白一样的欲望，也没有李白那种以名山大川为亲为邻为友的深切体验。 　　第三件事是求仙。李白好仙，自幼而然。有些书说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漫游，求仙与任侠。任侠固然也是李白性格的一部分，但不能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毕竟是一位很有学问、很有才华又很有报负的诗人。但他求仙的心总是很热。他不但信道，而且认真地向道士求教；他不但学习道经，而且学习《篆录》。他中年以后，不但自己虔心向道，宗氏夫人也与他志同道合。他的诗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一是得力于求仙，一是得益于饮酒。 　　第四件事是交友。李白的朋友遍天下。他生性豪爽，平易近人；而且撒手散漫，不怕花钱。他有钱，但不爱钱，钱在李白眼里，总不如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牵出换美酒。"不但因为他生性好饮，而且因为他遇到了知音。李白一生，什么朋友不交？上自王公贵族，下自酒叟渔翁，不问是老是少，不问是僧是道，不问是官是民，甚至不问是土是洋。日本人晁卿就是他的好朋友。后来这位东洋朋友回国，中途遇险，大家以为他遇难了，纷纷祭奠。李白特别作诗悼念，留下千古名句："日本晁卿辞故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秋色满苍梧。" 　　李白曾与贺知章、孟浩然、杜甫、高适、张旭、孔巢父、吴筠等多少诗士与名流往来。这里面诗人多，大诗人也多。试想整个盛唐时期，能有几位大诗人，李白几乎与他们个个都有交往。而且每交必饮酒，有酒就有诗。于是李白的酒友，便成为诗友，而李白与这些诗友的往来，又成为他创作的必要条件。 　　第五件事是饮酒。诗人好酒，仿佛常例。文人好酒，也是常例。但一生好酒如李白者，就不是常例了。好酒能诗，酒多诗也多的就更不是常例了。李白好饮，天下闻名，杜甫有《酒中八仙歌》，诗中八仙，个个都是酒场上超一流高手。李白居其间，犹有奇异表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城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这五件事贯穿李太白一生，样样不曾中途失落，而且样样与作诗有关。 　　因为功名，必须交友；因为交友又不免四处漫游；因为四处漫游，又不免天天饮酒；因为天天饮酒，又有了许多新的朋友；因为有许多新朋友，就更其渴望功成名就；因为不能功成名就，又不妨求仙访道；既要求仙访道，又不免四处漫游。 　　于是为着功名要饮，功名不成也要饮；为着名山大川要饮，为着回报名山大川也要饮；为着朋友要饮，为朋友痛饮自己更要豪饮；于是李白成了酒仙。因为成了酒仙，思想更加洒脱；于是诗兴大发，才思奔涌，于是李白大呼、大吟、大唱、大和，终于成就一代诗仙的风貌。 　　实在说，李白平生，也没有干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理解。如果从一位政治家的成长道路理解，李白不过庸人一个，李白的道路就是一条失败的道路。如果从成就一名伟大诗人的道路去理解，李白走的正是一条幸运之路。没有李白式的经历，怎能成就李白式的诗章？没有李白式的道路，怎能成就盛唐文化的超越与辉煌？ 　　李白的诗人之路很值得后人深思与回味，遗憾的是，怕连李白本人在内，对个中奥妙也不能明白。 　　3。李白的文化性格文化性格由什么组成？一是大文化渊源，一是主要的社会生活经历，一是情感与心理类型。换个说法，一叫大文化层，一叫社会生活层，一叫情感与心理层。 　　李白的文化性格，首先得益于他的文化选择。唐文化是中国封建时代少有的多元文化形态，虽然依然以儒家为主导，重要的是儒、道、佛三家共存共融。 　　李白的文化色彩，更多出于道教。王维近佛，杜甫近儒，李白近道。近道并非纯正的道教徒。李白一非教徒，二不纯正，他身上儒家的影响很多也很重。一心报国，不是儒家是什么？一心奔赴仕途，也是儒家理想。以文化类型论，佛教主张出世，道教在出世入世之间，他们的最高理想是肉体飞升。儒家则是入世的：民为贵、社稷为轻。这一点在李白身上也有浓重的色彩。不但道教和儒家思想影响李白，他一生和佛教也有不少关系，不过佛的理想与他性格不和，影响小些就是了。 　　儒、道、佛之外，他又特别喜欢纵横家言，以为"一言能退百万兵"。 　　对于苏秦、张仪式的个人色彩浓烈的社会行为，也不觉心向往之。 　　李白尤其好侠任侠，以古侠士郭隗自命。他钦敬古代侠士，而且身体力行，不畏强暴。未出蜀前，就因为遇到一群流氓欺辱一位渔家女，而勃然大怒，把那几个泼皮无赖痛打一顿。泼皮们不服，找来凶器报复，他的侠气顿高千丈，于是仗剑除霸，伤了好几个人，结果，被当地一位昏官不分清红皂白，把双方各打数十皮鞭。初次入长安，他又与一群斗鸡贼动起武来，幸而朋友来得及时，险些吃了大亏。 　　李白是诗人，但并非一般儒生式的书斋诗人。他一生好读书，好游历，好美色，好功名，又好酒贪杯，而且身体强健，剑术高明。就是射猎的本领也不寻常，自谓一次射杀两只老虎。 　　骨子里儒家文化不少，表现上道家文化犹多，行为上行侠任性，又有古义士风度。这些不算，李白的祖上，曾在碎叶长期居住，异域文化对他的家族和他本人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儒家传统，是不好远游，尤其不好非政治性远游甚至有些惧怕远游的。所以，臣民犯罪，一条重惩就是流放。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李白独不然，一生就爱名山大川，不能说和他身上的异族文化影响无关。 　　从李白的社会生活经历考虑他的文化性格，他的经历同样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他是一位和盛唐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接触的人，上自皇帝、宠妃、太监头子、宰相，以至各级各类当红的、走运的、倒霉的、外放的、致仕的官吏，旁及道士、处士、隐士、名士、学士、侠士、炼丹士，等等。 　　他出生平民，祖辈为商，并且不是一般商人，而是富商。对于农、工、渔、樵，也无偏见。他因为好酒，与酒店老板也能交朋友。他的诗中有一篇《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者，纪姓老人也；宣城者，地方名也；善酿者，长期酿酒者也。纪叟死了，李白心里难过，作诗纪念；"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 　　可谓奇文祭友人。他还有一篇《秋浦歌》，是讴歌冶炼工的劳动场面的。深得郭沫若先生赞许。认为这首诗不仅在李白的诗歌中是唯一的，在中国历代诗歌中也是唯一的一首。给予很高评价。 　　其诗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这些都说明李白的社会经历很丰富。而且他与王公贵族、地方官吏、隐士奇人、诗文艺友、渔女商贾、兵士将军，都能友好相处，只要他们为人正直，李白决不伤害别人。他的这些经历，使他性格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社会影响，从而使他的诗歌也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李白的感情世界同样相当丰富。他的亲情结构，与许多同辈诗人不甚相同。李白一生三次成婚，到了晚年身边还有美丽的歌妓伴随着他。他的三位夫人，许夫人非常贤惠，且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可惜中年弃世，没有看到李白兴高采烈奉诏进京的那一天。他的第二位夫人刘氏，性情不好，但二人生活的时间也短。李白对她很有意见，曾专门写诗猛烈讽刺过一番。他的第三位夫人宗氏，也很贤惠，而且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看法，比李白深刻。李白和她共同语言很多，专门有诗说他们如何信道，如何求仙。后来李白成了囚犯，她历尽千辛万苦，为自己的丈夫寻求帮助。李白发配夜郎，他的妻舅陪伴1000里水路，也可以间接反映出他们夫妻的感情。李白的儿女也都很好，有时漫游在外，想起他们，不觉儿女情长，只好写诗为念，聊表情怀。 　　但李白的感情取向，似乎重点不在家庭，至少不像杜甫、李商隐那样，夫妻儿女，一往情深。与其说他对家庭多爱，不如说家庭对他多爱。李白的情感，三分在家，三分在外，还有三分在乎山水之间也。李白是一位亲情、友情、报国情、山水情兼而有之的诗人。因此，他的诗歌最多情高意爽，绝少儿女情绵。 　　综上所述，李白是一个文化取向非常复杂的人物。但他不因为文化取向复杂而表现出自身的不一致性。他的妙处在于他能把这些以乎相互矛盾的文化有机地化合在一起，然后，非常自然，非常自信，非常自如，非常自由地给一个李白式的表现。干谒高官贵人的是他，求仙炼丹的是他，和酒翁渔女交友的是他，让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的也是他。偏偏这一切从李白身上表现出来，大家不但不觉得有什么诧异，甚而觉得就该如此。倘若不是如此，那还叫什么李太白呢？ 　　这就是说，李白吸收了这些内涵丰富又各具特色甚至相互矛盾的文化，他不但吸收了它们，而且把它们化为自己文化性格的有机因素。在内则为神，在外则为诗。李白的诗风，极其浪漫，极富想象力，他把这些文化以形象思维方式表现出来，而且把它们积极化、理想化、典型化了。李白之所以成为盛唐文化的最好代表，就因为他的诗体现了盛唐文化中最本质的内容。 　　自然，李白的文化性格是有矛盾的，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是有矛盾的。李白的矛盾，反映了盛唐的矛盾。李白的矛盾无法根本解决，因为盛唐自身的矛盾也已经无法解决了，终于酿成安禄山造反的大乱子。于是李白的一生追求，也就应该划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了。 　　李白能吸收这样多的文化养份，并且以瑰丽灿烂的诗作把他们表现出来，真是了不起。人们说李白是天才，不错，李白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诗人。世界上有没有天才？有笨蛋有白痴就证明有天才，笨蛋和白痴是天才的反证。但天才需要开发，天才最怕扭曲，特别是怕文化的扭曲。李白有幸：盛唐文化不但没有扭曲李白的天才，而且哺育了他，锻炼了他，培养了他，造就了他。自盛唐以降，直到封建时代的彻底终结，再也没有出现过李白式的人物。其实，天才何代没有？为什么有天才却没有李白，这不但是后代天才们的悲剧，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 　　自然，李白的文化性格也是有缺陷的。李白接触社会面虽广，却不如杜甫对社会民情体会更深。所以安史之乱激发了杜甫的创作欲望，使他的创作进入新的高峰。李白中年已经面临社会动乱的边缘，但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李白没有政治才能，但他偏偏相信自己有特别大的安邦治国的才能。于是终生不懈，寻求在仕途上发展。虽然屡屡碰壁，他还不以为然。甚至身遭流放之后，一朝放还，马上产生幻想，以为新皇帝又发现他这位治国能才了。大乱当前，不知其乱，不免失之浅薄；无官之才，一意求官，又不免失之滑稽。 　　但浅薄的李白，滑稽的李白，终于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天才的李白，浪漫的李白。因为李白毕竟是一位诗人，而且他创作出那么多传之不朽的伟大诗篇。 　　4。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有唐一代，真正知道李白的人，只有杜甫，真正知道李白和杜甫的人，只有韩愈。因为唯有杜甫对李白的评价，韩愈对李、杜的评价最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杜甫评李白诗，说"白也诗无敌"，认为李白的诗没有对手可比，这个前面提到过了。又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仅用10　个字，就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李白诗歌的特点及其魅力所在。这里讲四个方面。 　　（1）古今诗体，无所不能我在诗佛王维那一章说过，凡大诗人必定全面发展，各种诗体都能擅长。王维如此，杜甫如此，李白也如此。李白诗作，可说无体不备。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比王维更富天才。他15　岁学作赋，从屈原宋玉开始体会，屈宋以下，无所不能。他在《古风》59　首中披露自己的创作观念，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看来他对六朝诗风十分不满。轻描淡写，就给否定了。其实李白不是一般地反对六朝诗风，而是强调古诗古拙朴质的好处。从他的创作实践看，他对建安风骨和江右遗风是兼收并蓄的。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他成为盛唐诗人杰出代表的重要原因。六朝500　年历史，自有其存在的根据。如果一切否定，那只能是陈子昂，还不是李太白。大凡伟大诗人，总能把前人的优秀成果继承下来，不因人废言，不以流派论英雄。 　　李白诗集中，沿用六朝旧体而作的乐府甚多，而且都能得其神髓，不让旧作。比如左延年曾作《秦女休行》，李白也作一首。两相比较，不分伯仲。鲍照作《夜坐吟》，李白也作一首《夜坐吟》。现在我把这两首诗抄在下面，读者可以略作比较。 　　鲍诗："冬夜沉沉夜坐吟，含情未发已知心。霜入幕，风度林，朱灯灭，朱颜寻。体君歌，逐君音，不贵声，贵意深。" 　　李诗："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并泉月入闺，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灭，啼转多，掩妾泪，听君歌。歌有声，妾有情，情声合，两无违。一语不入意，队君万曲梁尘飞"。 　　又如，汉有"长相思"，源于苏武、李陵，后来成为乐府名。陈后主、徐陵、江总等擅作此调。李白作此，同样美奂美仑，不让古人。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相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不但吸收六朝文学的营养，而且注意向民歌学习，是李白诗歌的另一特点。他一生漫游天下，所去地方极多。所到之处，对民歌民谣，虚心倾听，细心体味。他用民歌方式写的诗歌，新鲜活泼，不失民歌本味，又更富文学色彩。应该说，盛唐是文人诗占主导地位的诗歌时代，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还能注意向民歌学习，可说难能可贵。 　　南朝时有非常著名的《子夜吴歌》流传。有《子夜吴歌》，又有《子夜四时歌》，虽为民歌，却比南朝文人诗来得更其纯真、热烈、搔痒情怀。李白喜欢此调，也有《子夜吴歌四首》，写得民歌味道十足，比原歌原调更加耐人寻味。其三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李白不但擅长吴歌，越词同样佳妙。他的《越女词》5　首，其实出于民歌，但一经太白之手，马上字字传神。其中第三首尤负盛名："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此情此态，如描如画。 　　因为李白善于使用民歌体裁，后人就愿意推他为唐人词作之祖。 　　虽然擅长各体，毕竟不离唐音，对于唐诗坛流行的各种诗体，太白更是无体不备。 　　乐府不消说了，七古、五言也不消说。以近体诗论，李太白集中律诗不多。而且有些律诗，似不甚工，太白性情，作诗如流水，下笔千言，倚马立就，大约对律诗不甚感冒，但并非他不懂格律，而是偏爱更能自由表达诗情的形式。其实他的"五律"、"七律"均有佳作。五律如《赠孟浩然》，可谓情景俱佳，写尽风流。七律如《登金陵凤凰台》，也颇有特点："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鸳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近体诗，最妙在乎七绝。古人以为独步盛唐，没有敌手。这话有点夸张，但李白的绝句确实具有超一流水平。其中优秀之作，传诵千古，早已家喻户晓。前面引过的《哭晁卿》即是，《赠汪伦》也很出色。《早发白帝城》尤其脍炙人口。这里引一首《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应该说，唐诗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体还是七律和七绝，而代表七绝最高水平的就是李白，代表七律最高成就的则是杜甫。 　　李白无体不能，确实大家风范。 　　（2）既善融通，更善创造李白的七言绝句已然达到极高水准，他的古乐府诗更有优势，就他自己的偏爱而言，或许更喜乐府。他不但善于继承前人成果，而且善于对旧的内容或者加以改造，或者加以发挥，或者另辟蹊径，或者别开声面。经过这样七改八改，取得旧作无法达到的艺术成果。 　　《李太白集》收《杨叛儿》一首，《通典》上说："《杨叛儿》，本童谣也。齐隆昌时，女巫之子曰杨旻，少随母入内，及长，为太后所宠。童谣云：'杨婆儿，共戏来'。"后来传言走样了，遂成杨叛儿了。李白借此题目，予以发挥："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鸟啼白门柳。鸟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杨升庵曾评说此诗："古《杨叛儿》仅20　字，太白衍之为44　字，而乐府之妙思益显，隐语益彰，其笔力似乌获扛龙文之鼎，其精光似光弼领子仪之军矣。"①这样的诗作还有不少，如《丁都护歌》。此曲起源于南朝宋时，原本有 　　①　转引自《李太白集》第226　页。中华书局1977　年9　月出版。 　　故实，后来衍成曲名。李白作此，别开路径，用新方法写新内容。后人评此，说"太白拟其歌调而意则另出。"②虽然别出心裁，却能化鱼成龙。题材得到扩大，内容更其感人。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系磐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李白极擅创造，特富天才，但他并非不肯虚心，也没有一般文人的那些虚荣。当然，好话也是喜欢听的。他初至长安，见贺知章，献上自己的诗作，贺读到《蜀道难》一首，不觉大钦服大感叹，称其为"谪仙人"。他高兴得紧，从此便以谪仙自命。但他能发现别人的长处，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也不扭扭捏捏，遮遮掩掩。据说，他登黄鹤楼，人家请他题诗，他看见崔颢先前题在楼上的诗，认定崔诗已经把楼前美景写尽，就不肯敷衍。对求诗者说："眼前有景说不得，崔颖题诗在上头。" 　　唯有虚心于人，才能创造在己。 　　（3）敢言能言，个性非凡李白的诗极有个性，李白诗的最突出的个性特征，是想象力特别丰富。 　　今人论唐诗，说李白的诗属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诗风的杰出代表。 　　也有人批评中国文化，说中国文化中没有酒神精神。这批评也有一定道理。但李白的诗风，却有"四气"存在。一是仙气，二是侠气，三是山水自然气，四是酒神书卷气。因为他有酒才有诗，有酒有诗却无醉，所以说他有酒神书卷气。李白饮酒才能为诗，说明他内心的矛盾。因为矛盾重重，不能写出浪漫风格的诗作，于是饮酒，酒能解放精神，虽然效在一时，却能令人忽发奇想。李白不醉，已然与众不同，一旦加上醉意，尤其随心所欲，惊世骇俗。对杨贵妃，高力士都不在乎，还有哪一个不能批评。 　　李白的诗，敢言肯言也能言。言别人之不敢言，之不肯言，之不能言，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至少是李白诗歌创作的一大快事。 　　李白行事脱俗，别人说他狂，他给韩荆州写信自荐，但这韩荆州被他的文字吓住了，不敢推荐。他自己也说："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连孔夫子他也敢笑，还顾忌谁呢？据说，他移居东鲁，东鲁为西周旧地，因为他几次"干谒"都碰壁而归，于是对东鲁人也不快起来。儿子要个学名，他就给儿子取名伯禽。伯禽本是周公之子，封于鲁地，被东鲁兖州一带人视为祖先，李太白给儿子起名伯禽，可谓狂得有点奇异。 　　他看孔子不顺，就敢直呼其名，而且笑之。他看山东腐儒不顺，就写诗讽刺，说他们："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他看朝政不顺，就敢借古讽今，批评玄宗。 　　他好酒便言酒，好名便言名，一点也不遮遮盖盖。他喜欢越女颜色美丽，便作《浣沙石上女》赞扬："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 　　一双金齿履，两足白如霜。" 　　他60　岁上。游金陵，弹琴放歌，为一美女喜爱，便随他而去。他高兴得不得了，作《示金陵子》一诗："金陵城东谁家子，窃听琴声碧窗里。 　　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渡西江水。 　　②　同上，第331　页。 　　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 　　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 　　晚来学者说他好色不好，连圣人之徒都说"食、色，性也"。有美女追随陪伴，哪搭儿不好？ 　　他的名篇《将进酒》，更是风流潇洒，"酒"气夺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自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唯有这般如此，方显出太白本色。 　　（4）数篇绝唱，可歌可泣李白诗歌的最高成就是他的古乐府诗和七言古诗。其中数篇绝唱，诚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这些诗篇包括：《蜀道难》、《梁甫吟》、《古风》59　首，《梦游天姥吟留别》等。 　　李白的这些诗最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创作风格，创作能力，创作天才以及人生观念和价值追求。它们不但意境瑰丽壮观，如日中天；而且遣词造句，打破旧规旧俗，开辟新风新法。好像一切都如江河奔涌，自然流出，却又能布局佳妙，鬼斧神工。李白的诗歌是中国古代浪漫诗风的杰出代表，完全可以和屈原的《离骚》媲美。或者说李白诗是用盛唐语言、盛唐文化、盛唐风范写就的《离骚》。 　　李白主张诗作应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自己的诗就完全没有雕饰痕迹。因为没有雕饰痕迹，仿佛不曾用功，只消随意挥洒，便诗思如潮喷涌而出，贺知章才有谪仙人之感，后进学习李白者则倍觉其难。其实这不是说李白是一位不用功或无须用功的诗人，而是说他完全掌握了唐诗艺术，并且全身心投入，好比特别高明的表演艺术家，他也可能在台上忘词、错词，但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完全与剧中人物融为一体，纵然忘了词，也不是演员的遗忘，而是剧中人的遗忘，纵然错了词，也不是演员的错而是剧中人的错。 　　李白的这些代表性诗篇，不从小处着眼，而从大处着笔，居高临下，势如破竹。"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岂止破竹而已，简直就是长河巨浪，从天而落。所以一般诗人的那些技巧对他来说，并不适用。他也需要技巧，但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如椽巨笔，浓妆艳抹，为天地梳妆，为日月增辉。细枝末节他是不问的。好像也不必问，不须问，不屑问。仿佛大禹王治水，只管移山填海，令洪水东流，至于鱼鳖虾蟹，谁去管他。这不是说李白作诗全然不讲细节--没有细节焉能成诗？而是说一切技术手段都要为他的创作服务，为他的诗歌意境服务。有用的便信手招来，无用的便挥手拂去。其实他的诗歌里面，举凡传说、寓言、历史、掌故、人物、花鸟、神话、梦境、高山、大河、碧潭、花树都多到不计其数。不过这些内容一到他的手里，便益显光采。 　　李白的《古风》59　首，后人认为非一时之作。但无论如何，这些诗代表了他一生的创作追求和价值追求。　59　篇古风，既各自独立成篇，又有内在联系；既各自独据一方，又形成完整体系。古风59　首将李白对人生、对诗歌、对社会、对自然、对国家、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对宗教、对荣辱的看法，即一切李白关心的主要话题，尽行收容，或用比喻，或用讽刺，或用对比，或用白描，或歌、或咏、或诉、或怨、或颂、或哭、或怒、或喜，或歌中有哭，或哭中有怨，或怨中有愤，或愤中有讽，或讽中有颂。　59　首古风，篇篇皆有特色。他们或是李白一生的总结，或是李白一时的感喟，但都不失李太白诗歌本色。他们是用瑰丽奇异、光采夺目的诗的语言，为李白留下的人生回忆。 　　《蜀道难》极写大自然的壮美雄奇；《梁甫吟》啸写李白的社会报负和自己对人生的期望；《梦游天姥吟留别》畅写梦境，虚实相间，闪去闪回，如现代电影蒙太奇一般；《将进酒》速写他和自己的好朋友交往的生活形象与行为色彩。 　　李白的这些诗，篇幅都长。这里只能录其一首《梁甫吟》以飨同仁。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渌水，逢时吐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开说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拓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猰。。磨牙竞人肉，骆虞不折生草茎。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当安之。" 　　总而言之，李白的诗歌特别是他的那些名篇绝唱，最突出地代表了盛唐之音。 　　唐无李白，中国古代文学史都会减色三分。 　　（六）高适、岑参及其他边塞诗人盛唐诗苑，百花齐放，在诗人心目中本没有什么诗风诗派的主观觉悟，但后人客观考察，则认定他们之间有诗风诗派之别。大体说来，李白、杜甫、王维无诗不能、无体不备，是为盛唐诗苑的三位代表性人物。但王维的主要艺术成就在于田园山水，加上孟浩然的呼应与协助，两个人便成为山水田园诗的代表性诗人。山水田园诗外，最有影响的诗派，则是边塞诗歌。山水田园与边塞诗构成盛唐诗苑中的两大主脉。其余出入于两家之外的诗人尚多，但都没有取得这样的规模和影响。 　　边塞诗人，首推岑参、高适，俗称岑高边塞诗。岑高之外，也有把王昌龄、王之涣算在其内的，加上李颀、崔颢等位确实可称名家荟萃，阵容强盛。边塞诗人和山水田园诗人相比，他们的整体效应更强也更好。田园山水诗人，行为近乎高山隐士，更喜欢我行我素，单兵修炼，加上王维严然诗坛领袖，个人的作用或更大些。边塞诗人则颇有些一入此门不分彼此的感觉。个人成就或有高下，其整体形态、气势与规模，则足以与山水田园诗派一比高低。 　　唐边塞诗是盛唐国力强大的外部写照。它不仅在盛唐，而且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边塞诗人，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本人就是将军，领兵作战，有言有行，可以看作"边塞人写边塞诗"，本功本色；有的则是使者，亲身去过边塞，身感实受，颇有心得，可以看作"事关左右，如鱼得水"；有的则是文人，也见过边塞风情，也见过军旅态势，加上主观想象，化为诗行一片，可以看作"局外人言局内事"--妙在旁观者清。 　　大致说来，高适的诗更"现实"，岑参的诗更浪漫；李颀的诗更多想象，崔颢的诗更善观察；严武的诗更多军中厉气，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张巡的诗更具玉碎精神，堪为亡命之歌。 　　诗到张巡，虽写战场，却非边塞事了，边塞诗风中便渗入种新的因素。 　　它预示着盛唐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中唐诗音已然在即。 　　1。边塞诗派中的老将高适高适（公元704-765　年），字达夫，沧州人。他比李白小3　岁，比杜甫大8　岁，他与李、杜都是很要好的诗友，三人曾相与唱和，成为盛唐诗坛一段佳话。但他成诗名很晚，因为他做诗也晚。《唐才子传》说他年50　始学诗，错了。想当初李、杜、高相逢于洛阳，李不过44　岁，高刚刚40　出头，怎能说50　始学诗。但他做诗较晚，则可能是事实。诗歌本少年英雄事，但在唐代，诗的环境很好，即使中年为诗，也容易有所心得。 　　高适年轻时，不近功名，雅好博戏，又尚气节，可以想见这是一位性格颇为不逊的青年人。他中年才中进士，后来入哥舒翰幕府。很快被哥舒翰提为书记官。再后来入朝为官，作谏议大夫。高适敢言，终身不便。又喜欢讲究王业霸业，每遇知音，更是滔滔不绝。这一点和李白自是投缘。不过李白的讲究王霸，大半耽于幻想，高适的王霸之想，常有行动。大丈夫坐而言，起而行。在军中则身先士卒，在朝中则不畏权贵。因此，颇使朝中近臣权臣佞臣们不快。肃宗时专权宫中的太监李辅国尤其对他不满。四川发生变化，他出朝为蜀州刺史，后来又迁两川节度使，颇有作为。晚年再次入朝，作左散骑常侍。永泰初年，卒。 　　高适生活经验丰富，又为人正直。他对社会下层如士兵的疾苦很关心，而对一些官僚将领的奢华生活强烈不满。他的边塞名篇《燕歌行并序》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性格。其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原诗未足论，从他的和诗看，他对御史大夫张公（即张守珪）的作风很不满意，对他的奢华生活深恶痛绝，而对边塞兵士的困苦生活，深切同情。对从军士卒的亲人分离，感同身受；对边塞壮士的舍生为国，极表钦敬。全诗写得气势雄浑，曲折跌宕，时讽贪将，时叙别情，时颂征杀，时言理想。抑扬顿挫，感慨百端。实为边塞诗歌的典范之作。其诗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对老百姓的生活也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愿意为他们主持公道申张正义。曾咏诗明志"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译成白话就是"为着拯救百姓疾苦，纵然惨遭横死也在所不辞"。 　　他经验丰富，目光敏锐，又极有诗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安禄山叛乱，唐玄宗为着把持权柄，决意分封诸侯，以便让他的几个儿子相互牵制。分封诸侯从来不是好办法，至少自秦始皇以后，已无积极意义可言。高适从唐王朝利益出发，反对此议。但也因此得到肃宗青睐。所以尽管他敢言能谏，却终身不曾致祸。 　　高适的边塞诗，既有边塞诗歌特有的雄奇豪迈，又具有比较突出的现实风格，虽气势磅礴，但不打狂言，不作妄语。这大约也和他一生经历有关，又和他本人个性有关。从他留传的集子看，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感叹颇多，这和他一生劳苦，立意执著不无联系。他有《人日寄杜二拾遗》一诗，是写给杜甫的。二人本亲密诗友，无话不可言之。适逢人日（旧历正月初七），忽生感慨，于是吟诗一首，以寄故人。诗中说自己头发都白了，还忝居二千石--当一名劳烦不息的太守，和自由自在的杜甫相比，真有愧意呀！但从全诗看，这是一位将军的感慨，而不只是一位才子的感慨。将军的感慨有别于才子感慨的地方，在于他虽然感慨，还会恪守其责。其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远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高适也有些闲适之作，如他的《听张立本女吟》。虽然诗中情景闲适，毕竟为人慷慨，不知不觉间，笔锋一转，那景象又回到边塞情中去了。 　　"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庭逐夜凉。 　　自把玉钗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2。边塞诗派中的骁将岑参岑参（公元715-770　年），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人。他是盛唐最负盛名的边塞诗人之一。《全唐诗》收其诗作360　首。他与高适齐名，时称高岑。但新旧唐书均无传。岑参无传，李贺无功名，可称有唐一代，两件诗苑恨事。岑参天宝三年及第，累官右补阙，后出为虢州长史。55　岁时迁为嘉州刺史。去官后也没能还乡，最终客死成都旅舍。 　　岑参一生数度出塞，对边塞风光深有体味，对边塞生活感同身受。加上他诗才横溢，气度非凡，所作边塞诗歌，比之高适更多文采。 　　岑诗善用比喻，又不乏联想；善于刻画，又不失生动；诗风峻峭，又不伤韵味；用语奇崛，又无害布局。他不如高适实际生活经验丰富，也不似高适处事严谨方正；他之所以客死他乡，想来与他的这种性格有关。新旧唐书均无传，也证明他不是一位在官场中善于交际的诗人。他的志趣似乎也不在官场。他并非仕途上的能人，却是诗苑中的高手。他和高适一样，也是杜甫的朋友。 　　岑参边塞诗的总体风格，出于豪迈。虽然他的诗中对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困苦和伤害，也有深刻的同情和体会，但这并不能妨碍他诗歌的壮烈精神、豪迈风格。天宝八年，他去边塞军中任职，路逢入京使者，不觉诗兴大发，作《逢入京使》，短短四句小诗，形象突兀，性格传神，彼时风貌，历历如在眼前。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他的抒情诗，即使写对朋友的深深思念，也无小儿女情态，而是风格洒脱，别有精神。如他的《春梦》："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能写这样的诗作，能这样表达梦境的人，我们知道他一定是位诗中豪士。他有数篇七言歌行，堪称盛唐此类诗歌中的典范作品。其中《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首，名气最大，这或许和诗中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每每为名士伟士引用有关。 　　其实他的歌行体诗，极富于变化，每因题材不同，选用不同韵律的歌行体式。或颂、或叙、或歌、或咏、或呼、或祝，都能使声调与内容紧密结合，各得风采。他的《走马川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写情状景，大快人心。"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墓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军师西门伫献捷。" 　　3。李颀、崔颢及严武、张巡的边塞诗作将李颀、崔颢放在一起介绍，是郑振铎先生的发明。而把张巡、严武也放在这里，则是本人的安排。 　　李颀（公元690-751　年），东川（今四川东部）人。少年时曾居住颍阳。一生只做过县尉之类的小官，因为总也没有升迁的机会，干脆辞官不做，回故乡隐居去了。 　　李颀是一位奇人。他一生好道，似与李白相近，善写边塞诗歌，又与高、岑相仿。他和当时的大诗人高适、王维、王昌龄等均有酬唱，后人称为"伟才"。他的五言古诗和七言歌行都很有特色，律诗不多，也有很高水平。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与高适、岑参都有明显区别。他未曾从军，一生只做过一般下级地方官吏，以至被后人痛惜，痛惜他仕途不顺，"只到黄绶"。黄绶者，县级官吏之谓也。他也不曾领过兵，更不曾为过将，却能关心边塞战事，大约和他家居东川有关，也和他长期做下级官吏有关。他的边塞诗不如高诗来得真切，也不如岑参来得狂放。他的诗既有一般边塞诗的气势磅礴，又有诗苑才子的多方联想。诗中人物突兀，情态分明，浮想联翩，笔锋奔放，用语生动，音韵悠长。他有一首《古意》，描写少年从军，不胜其苦，连杀人的胆量还没有哩！然而君命如天，总不得归，一闻羌笛，泪下如雨。不但这位少年人情绪难安，三军上下无不下泪。这种笔法，实为岑、高所无。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蝟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能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他的七律《送魏万之京》，也很有风格。虽为送友之声，别是一番叮嘱。既不像李白那样热情奔放，也不像王维一般佛意禅谈，而纯粹是李颀式的抒情写意。全诗不言别情，只是想象。想象魏万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感慨如何，好像不是他送魏万到像魏万送他一样。然而，其情亦在其中矣，其意亦在其中矣。诗云："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 　　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 　　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崔颢（公元？-754　年），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一年进士。 　　曾作过大仆寺丞，司勋员外郎等官。一生事迹无多，天宝十三年去世。 　　崔颢留传下来的诗歌不多。《全唐诗》仅收存他的诗40　余首。他的诗虽不多，名气却大。这一半因为他的诗确实写得不坏，一半也因为有李白的表彰。他的黄鹤楼诗最富盛名，怕也与李白的充分肯定有关。崔颢写黄鹤楼的景观，李白写不出，后人也写不出，或许可以这么说"自从崔颢题诗后，黄鹤楼景一人收。" 　　但他其实有多样的才能，并非只会写一首《黄鹤楼》的。他很善于写青年男女的儿女心态。所作长干曲数首，写男女乡情，别生妙想。其中第一首写女子问话，第二首写男子答词，极富生活趣味，若没有亲自体验，没有细腻入微的观察能力和遣词造句句句传神的诗才，绝不能运用这么平易浅近的语言，写出那么绵绵无尽的乡思。 　　女子问道："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男子答曰："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 　　他的边塞诗，作品无多，却同样写得很有气概。名篇如《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写得含风吐雨，顾盼神飞。 　　李颀崔颢之外，堪称边塞诗人的还有一些，不过名气没有他们大。想来盛唐时节，做边塞诗的人多，诗还要多。边塞诗如云如雨，说明盛唐国势强大。后来安史为乱，国势日衰，边塞诗风日下，也就不成气候了。到了晚唐虽有小杜擅谈兵事，也不过谈谈而已，那里还有什么胜事可言。不过是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罢了。 　　这里还想介绍几句严武与张巡。 　　严武与张巡都能诗，但两个人的命运大不相同。 　　严武（公元726-765　年），华阴（今陕西省华阴附近）人。曾两任剑南节度使，因为军功封郑国公。但他生活奢侈，贪财好色，恣行暴政，淫欲无度。蜀中百姓叫苦不迭。但他能带兵，也能打仗，化而为诗，诗风凌厉，气度不凡。《军城早秋》一诗，恰如有韵的将军令，倘若敌兵知诗，必将闻言丧胆。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风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兵马未出，气先夺人。 　　张巡（公元709-757　年）蒲州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也有认为是邓州南阳人的。开元二十四年进士。安禄山叛乱，张巡起义兵讨贼，后来与许远困守睢阳。敌军困城一年，攻城不得下。他在上《谢加金吾》表上说："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英雄气概，令人感动，但终于因为寡不敌众，又求救兵不到。睢阳城破，他与许远、南霁云临危不屈，一起遇难。后来中唐大作家韩愈专门为之作传，其人其文都能光照千古，震憾人心。他有一首《守睢阳作》，描写唐军将士殊死守城，极其深刻动人，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万万写不出来。他的诗既不似严武的春风得意，也不似高适的慷慨超迈，又不似岑参的气韵高远。严武、高适虽在军旅，何曾经过此等苦战。写战场诗歌，能以生离死别动人心弦者，张巡当为盛唐诗苑中第一人。他虽不列于边塞诗派，但写军旅生活，写到张巡这里，盛唐的气数也就损耗殆尽了。边塞诗歌反映国家的强大，盛唐的威严，高、岑自是正宗正调，岑诗尤多豪迈。但以烈士之言谈兵言战，张巡虽千古，至今有余哀。 　　（七）盛唐诗苑名家王昌龄、王之涣及常建、李华、刘方平等诗人文学史家对盛唐人物的归类常有不同见解，这是好事情。因为有不同看法才能彼此推动，加深对这些人物的理解。有人将王昌龄、王之涣划入边塞诗人行列，也有道理。因为他们都有些边塞诗作。但在我看来，他们的主要诗歌成就并不限于边塞诗一面。二王如此，李华、刘方平、常建也如此。常建擅作田园山水诗，但他的边塞诗同样很有味道。换个角度看，王昌龄、王之涣等诗人很难将他们划入边塞或田园某一诗派之中。特别是二王，他们的诗歌水平很高，诗歌成就可比高、岑，也可比王、孟。所以，将他们单列出来，另行介绍。何况说，盛唐诗苑本是一个诗风诗派并不占主要成分的时代，盛唐风格，首先是兼收并蓄，百花齐放。后人为突出主要诗家特点，逐个分类，固然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也不能因此便委屈了先贤。 　　1。七绝圣手王昌龄王昌龄（约公元698-757　年），字少伯，长安（今西安市）人。开元十五年进士。王昌龄不护细行，仕途曲折，先后做过汜水尉，校书郎。一生遭受贬谪，先谪岭南，又贬江宁，为江宁丞，再贬龙标尉。但他诗名很大，和李白、王维、王之涣、高适、岑参、孟浩然、杜甫都有交往。他的诗风清丽，虽抒情色彩浓郁但不伤其清新明快。各种诗体中，他最擅长七绝。《全唐诗》收其诗作180　余首，七绝即有60　余首。王昌龄擅长七绝和李白相似，而且他的七绝水平，也不比李太白差。二人同样不拘小节，同样性情潇洒，只是李白于七绝之外，样样皆通，古风、歌行成就尤大。王昌龄用意全在七绝，别的诗体也有佳作，但影响远不如他的七言绝句为大。对此，时人已有定评。王、李二人绝句，可称盛唐独步，终唐一代，以至宋、元、明、清，堪与比肩者，不过二三子而已。王、李七绝，成就相当，但各自的特色分明，色调相近而不相淆。李白七绝，妙在自然，仿佛信口而出，内里功夫却大。王昌龄七绝，妙在千锤百炼，人工造化，浑若天成。若以书法类比，李诗好似张旭草书，虽云烟满纸，规矩自在。王诗如颜柳楷书，虽然有大规矩绝不失之呆板。如他的《出塞二首》、《芙蓉楼送辛渐》、《从军行》等，都脍炙人口，几乎尽人皆知。其流传之广之遥几和李白《朝发白帝》等七绝名作不相上下，如《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绝句的内容广泛，有送友，有观猎，有边塞，有伤怨，有青楼生活，有宫中旧事，也有根据民歌改化而来的艺术精品。如他的《采莲曲》二首，同样传播久远，而且意境美妙，文字活泼："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愿意和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一点也与李白相同。 　　他的七绝诗中，宫怨诗的数量不少，送别诗的数量尤多。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把许多不同的送别感受，用不同的文字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来。 　　如，他的《别陶副使归南海》："南越归人梦海楼，广陵新月海亭秋。 　　宝刀留赠长相忆，当取戈船万户侯。" 　　别情豪迈，如同壮军之酒。 　　他的《送别魏二》："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船凉。 　　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别情凄苦，情长万里。 　　他的《送柴侍御》："沅水通流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 　　别情洒脱，诗里诗外，皆是安慰。 　　奇在他送别必定言"月"，好像无"月"不成行。读者如果把这些送别诗收集在一起，不免有月熟生俗的感觉。但细细品味起来，又觉得王昌龄确是一位借月咏别的高手。因为他送别时的情绪和感受不同，好像天上的明月也知情达意，随离别人心情而变化。月中若真有嫦娥仙子，必以昌龄为知音者。 　　王昌龄写诗多写七绝，写七绝多写送别情，可见他虽然不护细行，但在友情二字上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很可叹他这么一位诗才八斗情重千金的人物，竟然一生仕途如此坎坷不平，可见盛唐之气是要出毛病了。果然在他50多岁的时候，便遇了上战乱。盛唐元气剧伤，从此无法恢复。他也因为动乱而还归故里，竟被刺史闾丘晓"因忌而杀"。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古而然。为时不久，张镐按军河南，命闾丘晓克日赴援张巡许远。偏这闾贼畏敌如鼠，逡巡不前，被张镐杀了，临刑前，他哀告张镐，说家中亲老无人赡养。张镐对他说："王昌龄家中就没有亲老吗？他们靠谁赡养？"于是"晓大惭沮"。其实这类小人那里知道什么惭沮。杀了闾丘晓，对王昌龄在天之灵，可以一慰。但于中国文学史，纵然杀一万个闾丘晓，又怎能消除失去昌龄的千古遗恨。 　　2。以少胜多王之涣王之涣（公元688-742　年），字季凌，并州（今山西太原周围）人。曾作过文安县尉。其生平事迹无考，仅有传闻数则于世流传。 　　王之涣性格豪爽，个性强烈。《唐才子传》上说他，幼年不好读书，"击剑悲歌，从禽纵酒"。情形颇似高适，情态更其张狂。后来折节为文，经过10　年功夫，赢得名声日振。但他看不起科举，科举也不合他的个性。雅好交往名公，与盛唐大诗人王昌龄、高适等皆为诗友。他的诗在当时即流传极广。有传闻说他与高适、昌龄于某处酒家吃酒，一些艺人到来，王昌龄就建议说："我们都有些诗名，但没有排过先后，现在请他们唱几首本代新诗，以谁的诗被选唱者多决定优胜。"于是，一人先唱王昌龄两句绝句，一人唱高适一首绝句，独王之涣诗没人选唱。之涣便说："他们唱的不过是些下俚之词罢了。"隔一会儿，有一出众歌妓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正是王之涣所作，接下来，又唱两首，都是王之涣诗，于是三人大笑。 　　这传闻未必可信，但王之涣声名远大可推想而知，可惜他的诗流传下来的很少。《全唐诗》仅收6　首。妙在这6　首诗的质量很高。上面引过的那一首知名度更高，可以称为盛唐绝句的典范之作。比之李白、王维、王昌龄、刘禹锡、李商隐等七绝妙手，也毫不逊色。 　　他的另一篇五绝《登鹳雀楼》同样杰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据说现代科技成果，越被引证得多，则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可能性越大。此说若通行于诗，则此诗理当获奖。 　　王之涣其余几首诗不如上面两首做得如此出类拔萃。但也同样出手不凡。如他的五绝《送别》："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 　　不是也很出色吗？ 　　王之涣仅以6　首诗作传于后世，而被称为盛唐大诗人，可见其诗魅力如何。 　　3。常建、刘方平、李华及金昌绪这几位诗人比之上述诸人，都有差距，但他们在唐诗发展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殊不知天下诗人，总是杰出的少些，优秀的多些，没有他们以及千千万万个能诗或不能诗而爱诗的人作土壤，盛唐诗苑也开放不出如李、杜、王、孟、高、岑一样的"奇葩"。 　　常建（公元708-？）或说长安人。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 　　《唐才子传》上说他于大历年间授盱眙尉，似不可信。但他仕途不如意则没有疑问。因为仕途不顺，索性放浪琴酒，又曾去山中采药，大约和当时时尚及他的某种信仰有关。有些关于他的神奇传闻，类似小说家言，不谈。 　　常建当时颇有诗名，后人说他的诗以田园山水为主，诗风近乎王、孟，并不十分确切。他有田园山水诗，也有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作。他的不少诗歌个性很强，用语趋于质拙，寓意不肯从容。有一首《塞下》，分析战场功过，可谓是非分明："铁马胡裘出汉营，分麾百道救龙城。 　　左贤未遁旌竿折，过在将军不在兵。" 　　刘方平，河南洛阳人，生卒年无可考。曾经隐居于汝、颍水边。当时著名散文家肖颍士对他很欣赏，称他为"山东茂异"。尝与皇甫冉为诗友，和李颀也有赠答。现存诗25　首。他的五言律诗，时有警句。不过从全诗来看，往往联句很好，但嫌意境不足，颇有些大历诗坛的味道。所作七绝《夜月》尚有盛唐余味："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此外，盛唐诗晚期诗人诗作尚有许多。如李华、肖颖士等。李、肖皆为唐代著名散文家，其生平见古文运动一章。李、肖亦能诗，李华水平尤高。他的七言绝句《春行即兴》，风格流畅，景致清新，颇得春行本色。五言绝句《奉寄彭城公》，巧妙使用对比手法，喻意尽在诗外。 　　"公子三千客，人人愿报恩。 　　应怜抱关者，贫病老夷门。" 　　唐诗中，取自民歌而巧妙加工别出新意者不少，许多名篇，得力于此。 　　也有许多民歌、童谣，虽不必精致细腻，却很能反映当时的社会时尚与民情民意。有一篇《春怨》，全然民歌手法。各类唐诗选本，几乎没有漏掉的。此诗语言生动，人物鲜明，节奏明快，诗味浓郁，极写少妇春愁心态，诗中人物历历在目。此诗《唐诗三百首》署名金昌绪。《唐诗别裁集》或云作者姓名已失。《万首唐人绝句》列入盛唐。此诗风格，颇不失盛唐风范。金昌绪，其人无考。然能为此诗，纵然作者无考，亦堪称盛唐诗苑才子风流。"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　　（八）诗圣杜甫唐诗至杜甫，成就了盛唐这个伟大的文学时代。李白、王维、杜甫是盛唐文学的三大巨星。尤其李杜，更是双峰并峙，没有敌手。在盛唐没有敌手，在中唐没有敌手，自唐以下，终整个中国古代诗坛，也没有敌手。甚至可以说，单以历史成就和影响而言，直到今天，还没有能超过他们的诗人呢！杜甫与李白，虽然都是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但两个人生前走过的道路却又如此不同。李白成名早，在盛唐的影响也大。他第一次游长安时，不过30岁，就得到谪仙人的称号。42　岁待诏翰林，名满天下。而且终其一生，无论如何风狂雨骤，都不改谪仙人本色。安史之乱也罢，入幕永王也罢，流放夜郎也罢，老病交加也罢，谪仙人就是谪仙人，好像无常宿命，是非祸福都不能影响他的浪漫与自信。他也有沮丧的时候，但转瞬之间，就又兴奋起来。仿佛永远充满活力，永远保持胜利者的姿态。杜甫就不一样了。一生颠簸，好像永生永世没有高潮。求官不成，求名也不成。虽然诗名也不小，但影响远不如李白、王维。虽然他最忠于皇帝，但皇帝没有兴致关心他，有一次还差点龙颜一怒，让他魂归西土。他吃的苦比李白也多，比王维更多。盛唐诗苑特别兴旺的时候，他的影响还远不能和李、王相比，因为他最好的诗篇还没有出世呢！唐人选唐诗，在他的时代，还选不到他哩！但他依然埋头创作，也不像李白那样，三杯酒下肚，就大呼大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偏在这个时候，安禄山又造反了，于是天下大乱。昔日诗苑，百花盛开；不堪一阵贼风恶雨，竟至百花凋零，云烟四散。杜甫还让人家捉住一次，但他绝不屈服，舍命逃出。安史之乱祸国殃民，但对杜甫而言，却又是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他原本满腹诗才，仿佛多少甘泉深埋土底；这些极好极美极有价值的矿泉压在巨石之下，无法涌流奔腾。安史叛乱好似烈性炸药发生意外爆炸一样，一方面毁灭了无数生灵，另一方面也炸开了压抑杜甫诗才的巨石。于是杜诗如泉如流，喷涌而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杜甫诗路，正堪此语。面对安史之乱，李白、王维没有写出更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诗作。杜甫不但留下大量诗作，而且正是这些诗篇，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李白与杜甫是盛唐文学时代的两座巨峰，李白诗歌风行于前，杜甫诗歌发达于后。这大约也是一个历史规律，往往浪漫主义风格会比现实主义先行一步登上舞台。浪漫风格，常常来得又迅捷、更强烈、更有感染力也更有震荡作用，但它又常常不能持久。相比之下，现实主义来得缓慢，虽然缓慢却很沉着，一步一个脚印，不求一时闻达，但能笑得长久。这对当事人而言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造就两类文学伟人的，不仅有时代原因，而且有他们本人的经历、性格、心理类型与素质、心态环境、文化取向等原因。但历史不问原因，只管自行安排：先有宣言，后有分析；先有幻想，后有观察；先有表现，后有暴露；先有大气磅礴，后有千回百转；先有天花乱坠，后有入木三分；先有一览无余，后有别开生面；先有所向披靡，后有博大精深。杜甫与李白正好就顺应了这种历史安排，并在这安排得以展现的历史过程中，完成了自己一代文学伟人的历史形象。 　　杜甫不但是在盛唐诗苑可以和李白并肩而立的大诗人，也是对中、晚唐以至宋、元、明、清产生巨大影响、首屈一指的大诗人。如果说，李白是盛唐诗苑的最好代表，那么杜甫就是中国古代诗史上的最好代表。李白是盛唐诗苑第一人；杜甫是中国诗史第一人。 　　为什么？ 　　1。杜甫的文化品位李白称诗仙，王维称诗佛，杜甫称诗圣，又称诗史。三个人的称号虽然都是崇高无比的，但杜甫的美称却来得甚晚。在他生前，他没有这样的名望，更没有这样的地位。前半世四处奔波，人不得志，诗也不得志。志不得伸，才也不得展。后半世总算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伟大成就，然而这时代又变了。人们对诗的看法变了，要求变了，对他们的评价也变了。杜甫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从本质上顺应了这种变化，而他的不幸之处，在于这种变化得到承认还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 　　但这个过程的结果，迟早会呈现出来。这个结果到来的文化表现，就是儒家地位的重新提高，佛、道地位的日益下降。佛、道的黄金时期，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在隋唐。前者主要是发展，后者才能说兴旺。隋唐时期，佛、道最兴旺的则是在初唐至盛唐这一段时期。虽然儒、道、佛之间也有许多争论，但是争论并不影响各自的发展。李世民喜欢道教，武则天喜欢佛教，其作用也不过影响这两大宗教的发展速度而已，但到中唐，情况变了。虽然佛教还有几度辉煌，但韩愈先生已经要上《论佛骨表》了，武宗陛下也要大行毁佛之道了。 　　杜甫的历史幸运就在于，他尽管和佛、道二家也有些瓜葛，但从本质上看，他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家诗人。只有儒家诗人才可能称"圣"，只有最伟大的儒家诗人才配称"圣"。杜甫成为"诗圣"，是中国古代文化对他的历史性选择。 　　杜甫是一位儒家诗人，但儒家作为一门学说也好，作为一种兼有某种宗教职能的社会形态也好，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也好，它的内容都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因为内容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所以有精华也有糟粕。儒家学说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但它最重视伦理道德，兼有某种中国式的宗教特点。他重视人生，崇信"中庸"，以"三纲五常"为本，主张仁、义、礼、智、信，强调道德的社会意义，在己，则讲修身；在家，则讲孝道；在国，则讲忠君；在天下，则讲统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它的最好的文化传统，是重视教育，主张仁者爱人；它的最好的政治社会观念是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凡此种种，杜甫都能身体力行，岂但身体力行而已，还要将它们化为形象思维--一首首充满儒家理想的美好诗篇。 　　杜甫的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而且这个理想，终生不移。不但不移，越是社会处于动乱，唐王朝走向衰败，处于危险的时候，他的决心越加坚定。直到他临终的前一年，大约他自知本人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了，但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于是给朋友写诗，还是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信念。 　　"附书与裴因示苏，此身已愧须人扶。 　　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杜甫的忠君爱国，非李白、王维可比，也非高适、岑参可比。但他并非一味愚忠，他的忠君爱国有比较深刻的儒家思想在内。就是一心希望自己的主子成为与尧与舜一样的伟大皇帝。而伟大的皇帝也是爱护子民的皇帝，所以孟子才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杜甫对此，信念无比坚定，正因为如此，皇帝有了错，他才要写诗讽喻和批评。 　　因为他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才使他的诗歌深刻地真实地史诗一般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反映了人民的疾苦。 　　安史之乱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杜甫经历的，王维经历了，李白经历了，岑参也经历了。王维也曾被叛军促住，但他只能写几句诗表明自己与叛军的不合作态度。李白也曾逃难，与宗氏夫人和千百难民一起，蓬头垢面，千里奔逃。但他没有留下反映这苦难的诗篇。岑参活到公元770　年，是安史之乱的直接经验者，他也没有用自己的诗歌把这一段历史表现出来。他们未能表现，杜甫偏能表现。这不是生活经验够不够的事，而是他们的文化品位不同。王维好佛，因为好佛，便不把变节一类的事情看得那么重。所以内心固然不愿接受伪职，一旦形势所迫，也只好从命。这不是说佛教徒就没有社会信念，而是说他们的行为方式本与儒家有别。李白一心求仙，其诗也如仙，虽经凄风苦雨，不能改变他谪仙立场。岑参擅写边塞，长于战争，喜欢胜利，军旅之音是岑诗主调。唯杜甫不同。因为他是一位儒家诗人代表，所以他对当时的社会苦难有着深刻的理解，写下《三吏》《三别》这样史诗般的诗篇。"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和《潼关吏》，"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三吏》《三别》可以代表杜甫的最高创作成就，也代表了他的儒家文化风范。《新婚别》是讲男女新婚遭遇，新媳妇还没有拜见公婆，丈夫就给抓去从军了。《垂老别》是说一位老汉的儿子孙子都阵亡了，还要抓丁，就只剩下他自己了，只好和老妻作别。老妻却衣衫单薄，卧在路旁呻吟。环顾左右，感慨万千，最后只得忍下伤心伤肝般的苦痛，随他人去了。《无家别》讲的是一个从军男子，因战败队伍溃散而逃回乡里，可是家也没了，人也没了，连篱笆都没了。县里老爷知道他回来，又让他去当兵操训。他第一次离家虽愁虽苦，尚有家可别，这一次出门，已经无家可别。诗的风格沉郁，哀哀可哭；作者悲愤已极，字里行间，都是同情。然而同情何益？于是便借诗中人之口，啸问苍天："老百姓弄到无家可别的地步了，还怎么活下去？"全诗如下："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自然也有人说，光呼号几句有什么用？他们哪里知道，在专制的封建时代，能为人民呼号，绝非易事。 　　杜甫的儒家理想，不仅表现在"致君尧舜上"一个方面，他为人正直，敢言敢谏。他一生官运极坏，好不容易因为拼死从安禄山兵营中逃出来，马上去追随唐肃宗，以尽臣子忠心，因而得了一个左拾遗的官。上任没几天，就因为替房琯讲情，致使肃宗大怒，诏命有司审问杜甫之罪。幸而宰相张镐说："杜甫如果问罪，就没有言路了"。才算保住了脑袋。这不是说杜甫有什么大见解，而是说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纵然这见解不和皇帝本意，他也不管。这正是儒学正路。杜甫一生钦敬君子，痛恨小人，做人做事，俨然君子之风。他的这套作风，正合中国封建文化的需要，他被后人称为诗圣，是有充足理由的。 　　在中国唐代有成就的诗人当中，只有杜甫最合乎儒家传统。楚有屈原，唐有杜甫，二人之外，怕再也找不到这么理想的"圣人"级诗苑人物了。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封建时代一日不亡，杜甫的诗圣地位一日安在。中国封建时代一旦结束，他的诗圣地位也就站不住了。 　　这其实并不奇怪。儒家理想虽好，毕竟属于旧文化范畴。"民为贵"的思想固然很了不起，以至有人认为"民为贵"就是民本思想，其实"民为贵"绝不能等同于"民为本"。"民"固然为贵，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民"所以贵，是因为没有民就没有君。"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为着不使帝王家的大船翻覆，才说"水"是重要的。 　　换句话说，杜甫的文化品位是和封建文化最为和谐的，当这文化必须彻底改造的时候，杜甫理想中的缺限与局限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杜甫其实并非纯而又纯的儒生。如同李白并非纯而又纯的道家弟子，王维也不是真的佛家信徒一样。他思想上既有"佛"的影响，也有"道"的影响，还有"民"的影响，又有其他影响。杜甫是一个诗儒，却不是一个醇儒。孔夫子是主张"不畏人不己知，畏己不如人也"的，一味强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杜甫不是这样。他对自己充满信心，不但充满信心，还要自我肯定一番。他曾向皇帝推荐自己，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年矣，约有千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①怎么样？说得肯定而且大胆，且有些迫不急待的味道。这段话里讲了这么几件事情。一是他本人是杜恕、杜预、杜审言的后代。恕、预皆为三国时的要官，杜预尤其重要，是西晋王朝的镇南大将军，于三国归晋有极大功劳。杜审言则是初唐名诗人，虽然不一定有杜甫讲的那么高的地位，杜甫以他们为荣，先要抬抬身份，二是诉说了自己的困苦生活，希望皇帝恩悯，三是讲自己的才能，虽然不敢说够得上鼓吹六经比肩诸子的水准，扬雄、枚皋的水平还是有的。杜甫其实不曾夸口，他的诗才至少超过扬雄、枚皋。但中国是一个儒学占主导文化地位的国家，不兴自我表现的。古来也只有毛遂，东方朔才有过自我推荐，自我表现的特例。但他们都不是真儒。毛遂与儒无干，东方朔被史家列入滑稽之流。杜甫正人君子，能这样评价自己，可见他的儒家修养，还不到火候。 　　儒家先师又轻视小人。孔子眼中的小人，不是后来人们认为的没有道德操行的人，而是体力劳动者。所以樊迟向他问穑问圃，他就不耐烦，还骂樊迟是小人。杜甫一生交往，不问大人小人，也不问贤者愚者。他有一首《示獠奴阿段》，所谓獠奴阿段即一位名叫阿段的少数民族劳动者。此诗写西南习俗，入山引水需用竹筒分流，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劳动。不但这事本身 　　①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1-72　页，中华书局，1979　年10　月出版。就十分危险，而且深山野岭，虎豹出没，一个人等闲不可为之。但阿段偏不畏艰险，单身独往，很快解决了山下干渴如火的人们的饮水问题。其诗云：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水分。 　　郡人入夜争余沥，竖子寻源独不闻。 　　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 　　曾经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 　　全诗音韵明快，人物鲜明。"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多么干净利落，一片诗情画意。 　　杜甫是一位儒家诗贤，但他发挥了儒家学说中积极的内容，而没有被那些消极成份所束缚。他固然不是一位醇儒，却更为后世文明人所喜欢。 　　2。杜甫的生平杜甫（公元712-770　年）的生平与李白有许多相似处，也有许多不相似的地方，这或者和他们的出身、经济状况有关，也和他们的性格类型和价值取向有关。 　　杜甫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他出生至他14　岁出游为止。 　　杜甫于玄宗先天元年即公元712　年出生于河南巩县瑶湾。 　　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他比李白小11　岁，比岑参年长3　岁。他出身诗书之家，祖上多为官宦，从小受的教育和李白就有差别。他自言7　岁开始作诗，那么启蒙教育时间或更早些。在他4、5　岁的时候，曾先后在洛阳和河南许州寄居过。9　岁学习书法，14　岁开始出游。这一阶段，杜甫打下良好的诗学基础，可以看作他的为学时期。 　　第二阶段，自他14　岁出游至30　岁成婚止。 　　这是杜甫接触社会增加历练的阶段。此间，他曾去过河南洛阳，山西郇瑕，江苏南京、苏州，浙江剡溪。24　岁时赴东都入考，没有考中。25　岁又去山东--当时他父亲正在山东任兖州司马，--登上泰山。此后又去过河北，29　岁，再次去山东省亲。30　岁时归东都。于偃师县西北晋阳山下筑陆浑出庄，并与杨氏成婚。 　　这个时期，他主要以读书和游历为主。他后来的读书行路之学，大约和他的这种亲身体验有关。 　　第三个时期，自婚后游东都与李白、高适相遇，至安史之乱止。 　　这期间，他虽然于36　岁时再次应试不第，41　岁时去长安应召试文章，也无结果，屡次"干谒"，不见下文，但这一时期却是他艺术上进入成熟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得遇李白、高适，一起唱和游历。又先后和王维、岑参、郑虔、苏源明、顾诫奢等诗家艺术家往来。他本人这个时期的作品很多，生活经验也日趋丰富，应试不第自然是打击，屡次干谒而终无结果更是打击，但同时也加深了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加上他生活困顿，又曾在洛阳大病一场，更多人生感喟。可以这样说，这10　余年时间是杜甫颇不得意的年代，也是他走向成熟的年代。他在仕途上终无所获，而在艺术上大技已成。第四个时期，自安史之乱至去世。 　　这时期他的经历更为复杂，他的创作也进入黄金阶段。 　　公元756　年，潼关失守。他举家逃难，同年8　月将家人暂寄羌村。他只身投奔灵武，中途被贼所得，遂至长安。 　　757　年，他潜投凤翔，被授左拾遗。随即因上疏救护宰相房琯，被三司推问，幸得张镐解求，得免。次年，被贬华州，任华州司马。 　　759　年，回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将沿途所见写成《三吏》《三别》。同年回华州，因饥馑，弃官赴泰州，年底往成都。 　　760　年居成都草堂。次年扩建之。762　年严武入川为东西川节度使，他有了好朋友作靠山。同年李白去世。 　　765　年4　月严武死，5　月携家至云安养病。 　　770　年，与苏涣一同避乱于衡州。坐船行至耒阳遇大水，县令馈赠酒肉，因天热牛肉变质，中毒谢世。 　　杜甫一生，走的是一条大诗人该走、能走而且颇有价值的道路。但与李白、王维走的道路不同。王维一生为官，不高兴时，主动要求退隐。李白也曾有过放归山林的要求，但他心里对仕途是热衷的。他既爱神仙，也爱仕途，还爱山水。他在三者之间矛盾，又在三者之间的矛盾中自由，而且无论如何，他总有应对办法。杜甫一心入仕，却一生极少入仕。王维很早便举进士，李白根本不考进士，杜甫却屡考不中。李白不考，杜甫不中，于仕途是坏事，于诗歌创作则是好事。 　　杜甫一生除去诗歌创作之外，主要活动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追求仕途，二是刻苦读书，三是与友人往来，四是漫游，五是为生活奔忙。这五条对他的诗歌创作都有重大作用。 　　前面四条，李白也是有的，但他的道路有不同。追求仕途，李白的起点比他高，虽然走过的道路也不顺利，但很少陷于困顿。读书是二人的共同爱好，大约读法也不同，李白读的是精神，杜甫读的是学问。杜甫的诗用典很多，遣词造句极见功夫，和他读书有莫大关系。李白的诗对格律不甚讲究，固有他天才不究细节的一面，也与他对格律研究不够有些关系。李白最喜漫游，意在山水，情也在山水；杜甫一生游历的地域可以和李白相比，但他更多的还是留意人生。所以虽有山水诗作，却比不上李白。对山水的喜爱程度也不如李白的一往情深。唯有交友，二人颇相似。他们两位本身就是知心朋友。杜甫交往范围也很广泛，从官僚到才子，从学士到艺术家，从将军到邻里同乡，他都与之往来。他的诗音节那么漂亮，布局那么天衣无缝，和他与唐代大艺术家的交往颇有关系，更和他对各种艺术虚心学习大有关系。他小时候亲眼看过公孙大娘舞剑，成年后又欣赏过公孙大娘的弟子舞剑，以剑通诗，受益非浅。也曾经和顾诫奢学习过书法，又观摩过顾恺之的画；幼年听过李龟年的音乐，成年和李龟年成为朋友。他和当时大画家曹霸也有交流，自己还写过一首《丹青引》。他观剑便能知剑，知剑又能吸收其精神，以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兴风雨；他观画又能知画，知画还能作出精辟分析和评价，于他诗歌创作能无裨益？如其《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就是一首绝妙好诗："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茧足荒山转愁疾。" 　　杜甫的诗人朋友尤其多。李白之外，他和王维、高适、岑参、贾至、苏涣、严武、裴迪都有往来。而且相互沟通，得益非浅。 　　他不同于李白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的生活经历。李白从小生活在富豪家庭，求仙任侠是他两大乐事。杜甫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欲望。他一生数度困顿，有时十分艰难。从小就有寄居经历，长大又曾困于长安，中年以后更受离乱之苦。可谓艰难困苦，五味皆尝。 　　因为他有艰苦的生活经历，又因为他有儒家传统理想，还因为他好学上进，关心国家兴亡，于是他的交友，他的游历，他的读书，他的求仕，都和李白、王维产生区别。以游历而言，李白的山水之作，虽然也有人牵强附会，硬说《蜀道难》中的"侧身西望长咨嗟"是关心杜甫的，是讽喻玄宗的，其实都是无稽之谈。杜甫也喜欢游历，但他不能忘却人生，也不能忘却儒家理想。所以他的山水、咏物种种，总有"身在江湖，心向朝阙"的浓重色彩。因为杜甫的人生态度与李白、王维有明显差别，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很不同。王维最好隐居，李白最喜游历，杜甫最近人生。他喜欢和人交往，不厌其烦地写下身边琐事，也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能写得那么美好，那么感人。 　　表现在生活习惯上，他和李白都好饮酒，李白是愈饮酒愈能诗，杜甫则酒能醉人，不能醉心，无论怎样的好酒都不能使他放弃理想，远离人生。表现在艺术创作上，王维能诗也能画，能书也能文；李白好酒又好剑，同样能诗也能文，而且还被认为是唐五代词的鼻祖。杜甫不是这样，他也喜爱各种艺术形式，爱画、懂画；爱剑术，也懂得欣赏剑术；爱书法，也学习过书法；爱读书也爱写文章，但他最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诗上。他虽然也写文章，不能算文章高手，甚至还有不通不畅的毛病。但他的诗才，确实不同凡响。杜甫活得深沉，活得累，这一点也许颇不合乎现代青年的时尚。或许可以这样说，王维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二元的，构成他文化价值观念的一是儒，二是佛；他一生在二者之间倘徉与徘徊，常常因此而倍感失落，也常常因此而受益非浅。李白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三元的，即他不但喜欢入仕报国（儒），而且盼望得道成仙（道）；同时也不能忘情于山川美景（自然），三元互补，使他独具风采。杜甫的文化价值观念则是一元的。这不是说杜甫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只有儒家成份，而是说他以儒为本。儒文化在他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从小如此，一生如此。此所以李白会成为盛唐诗苑的最好代表，而杜甫会成为中国诗圣的最主要原因。 　　3。杜甫的诗歌作品与艺术成就杜甫一生诗作很多，流传下来的也多。而且他的诗集影响越来越大，无须乎借助于名家选编或全编，他本人就是最大的名家。他留传下来的诗有1400　多首，诗集的注释、评介也极多。大约自中唐元稹提出扬杜抑李的观点之后，他的诗受欢迎的程度也慢慢超过任何一位中国古代诗人。这些后人的评论、注释、注解、选本和夹批中有谬误有吹捧也有真知灼见。所以研究杜甫的艺术成就，不但需要研究杜诗本身，还需要研究有关他的这些评述和注释。这里只讲四个基本方面。 　　（1）博大精深，沉郁顿挫杜诗的艺术特点，首先是博大精深。所以论李白杜甫，曾有天才地才之说。李白是天之才，杜甫是地之才。天之才的特点，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个比喻未必恰当，用李白自己的说法，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所以李诗难学。因为他能够任意而为，随心所欲；一般天份不高的人，只好望"天"兴叹。杜诗为地之才，好像不如李白的神思天纵，潇洒浪漫。但地之大，物之博，山川之美，万物之灵，岂有尽时？杜诗如万里山川地貌，特点就是博大精深。因为他博大精深，读杜诗总有周游世界的感觉，杜诗如大地，令人读之不尽，思之不尽，学之不尽，赏之不尽。 　　杜诗之所以具备博大精深的风格，和他善于学习先人成果又善于发展创造有莫大关系。李白杜甫都是吸收前人精华的高手。但李白有时还要褒贬六朝诗风，称颂屈骚，建安文学。杜甫则老老实实，干脆声明一切前人先人古人的好的内容都应该学习继承，以便把他们融汇贯通，拿来我用。他写过《戏为六绝句》，虽说戏言，态度是当真的。六首绝句，都是讲如何看待先人成就与经验的。其中评价初唐"四杰"的那一首前面已经引过了。第五、六两首，尤其立论高明，胸襟博大。第五首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第六首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两首诗的诗眼在于"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 　　首先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并非杜翁一味中庸，其实中庸正是杜甫文化性格的典型表现。他自然是不赞成齐梁诗风的，但他不一概否定，而是既习魏晋，也用齐梁。不但魏晋、齐梁而已，还要"转益多师是汝师"，凡古之精华莫不学习。 　　因为他有这样的主张和胸襟，他的诗作也体现出江河入海式的宏大气魄。他和李白王维一样，对唐诗诸体，无体不备，而且无体不名。甚至可以说他比李、王还要全面些。至少他特别重视的排律就不是李白王维可以与之媲美的。王维尚有五言排律，李白则终身不为此体。一般说来，绝句非杜甫长项。但这要看和谁相比，五绝若比王维，七绝若比李白、王昌龄，则他尚有差距。但他并非没有绝句佳作。他的一些绝句使用对偶句式，仿佛半篇律诗，虽有后人谬夸奖，不能算作绝句正声，但也有音律、意境、语言都很好的绝句，比之李、王，未必逊色。他的《江南逢李龟年》，就属此类佳作。"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据说好的艺术品，初一见，便生奇崛感。杜甫诗作，有这水平。他的很多佳作，无论是诗的意境还是遣词造句，常能给人初读既有出乎意料之外，细想又在情理之中的感受。他的名作《兵车行》，不但选材极富特色，而且音节律法颇不寻常，诗中句子，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十言相杂而用，与诗的内容相依相得，如鱼如水。 　　开头使用三言句，平声而起，加上后面三句，旨在客观写实，铺开场面，介绍新兵入伍，亲人相送的宏观景象。六七两句把"镜头"拉近，描写送亲者悲痛欲绝的情态。此后，杜甫有问，行人有答，既有回忆，也有时事，一时讽喻，一时叙述，一时悲吟，一时感叹。至"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全诗感慨，或可一结，但杜甫偏能奇峰异转，再起波澜，筋节处便用一十字长句"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读者不觉精神为之一振。如此连书六句，讲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无休无止，惨不忍睹。此后笔锋一转，连用八句五言句式，仿佛人心悲愤，又惊又惧又哀又痛又不能号啕又不敢反抗，于是转而低声倾诉的态度和恨恨不已的沉闷情绪。但怨愤岂能压抑得住，于是再用七言结住。第三十二句，又忽改六言，--恰似悲中一顿，末三句，复归七言，如此起伏跌宕，终于一气呵成。结尾以鬼哭之声作结，更多联想。全诗如下：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除去博大精深之外，杜诗风格，自言"沉郁顿挫"。沉郁是他的主调，顿挫是他的音韵。这两点结合得十分完美。杜甫诗作千变万化，但这种风格总在其中。于是凡比较熟悉唐诗的人，一闻此调，就知道这是老杜的声音。（2）忧世亲仁，主旨如流杜诗的感人之处，在于他能把自己和自己的追求非常自然贴切地化入他的诗里。我们读杜诗，仿佛在诗的后面看到了他本人的形象：风尘仆仆，执著不息，为着实现自己的报负而苦苦追求。这有点像屈原，又有点像夸父。夸父不是成功者，但他那精神令人感动。 　　杜诗不作说教，不像后来宋、明某些诗人那样，有许多令人生厌的道学气。他善于使用形象思维，因此，他的追求没有说教气和腐儒气。他往往以自己诗中的人物为寄托，而我们则能通过这些人物看到诗人自己的追求。他的名作《蜀相》内容虽系尽人皆知的事迹，却能写得深沉雄毅、悲凉慷慨，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一生诗友极多，诗友既多，相互间的赠答怀念也多。杜甫做人，愿意为朋友扬善，无论对李白、高适还是岑参都能充分准确形象地肯定对方的成就。这一点其实不易。若无豁达广阔的胸襟，怎能有这样亲仁扬善的诗作。特别是他评价李白的诗作，写得尤其恳切自然，"一片冰心在玉壶"，虽千古后人，犹不能不为他这样对待朋友的成就而对他的人格表示钦敬。 　　杜甫对朋友十分友善，对子女亲人富有深情。由此及而广之，他在自己碰到困难和麻烦的时候，也能想到他人，想到天下和他一样的人们。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的不朽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至今读之，犹动人心。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庆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人近儒家，诗近儒学，凡儒家儒学提倡的品格，他都身体力行，而且做得平和自然坚定，没有浮华夸张气味，更不是有意做给别人看的。 　　他对世间那些没有气节、缺少情操，欺压良善，挂羊头卖狗肉，说得好听做得难看等等恶风恶习是最看不惯的。有时借物喻人，便给一番辛辣讽刺。他有一篇《孤雁》，专门讽刺"天下无意绪人"的。什么叫"无意绪人"，就是"得志固无所表见，即失意也无甚悲感，以其见地原自浅薄也。"①诗云："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 　　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 　　（3）史诗最佳，律诗最精有人说："中国古来无史诗"，是说像西方那样的动辄千言万语，长篇大套的史诗，汉诗中确实没有。但有非常生动、非常全面、非常深刻、非常典型地抓住历史上重大变化的方方面面，并把这方方面面化为诗篇的创作，这个完全可以称为中国式的史诗。其传统自《诗经》以来，就从未间断，而最能代表这个传统的诗人，就是杜甫。 　　他的诗，如《北征》、《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及《哀江头》、《悲陈陶》、《羌村三首》等等，这类文字在杜甫诗中占有很大比重。他们或言观感，或讲体会，或记录沿途见闻，或记载家庭经历，或写一人，或记一事，或表一方战乱，或举某个典型。有些虽事在家庭，却有深刻社会含义。有些虽意在讽刺权臣，却写出当时政治的昏暗不明。把这些诗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安史之乱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世态人心。这些真实深刻的记录，展示了中国式史诗的独特风貌。 　　因为有这些史诗才有诗圣称号，甚至可以说因为有了这些史诗才有诗人杜甫。这些诗仿佛就是为杜甫准备的，而他也就在千辛万苦之中发现了它们，并把它们记述给后来人。 　　杜诗各体皆备，前面已经说过了。单以艺术而论，杜诗中最有特色的诗体还是今体诗，主要是律诗。这不是说他的古诗和古乐府水平不如律诗，而是说，古乐府诗，七言、五言古诗，这些诗体不是他一人独擅的。盛唐诗苑擅长古体诗歌的人物，岑参是一位，高适是一位，王维是一位，尤其李白，他的古体诗歌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杜甫的古体诗歌与李白相比，处在伯仲之间，正堪敌手。今体诗中，李白擅绝句，杜甫则擅律诗，无论五律、七律还是排律，都是诗中圣手。五言律诗还有王维可以与之论短长，七言律诗则在盛唐诗苑中称雄，也在整个中国诗史上称雄。 　　杜诗重律，从大的方面讲，一是他有丰富的生活，二是他有丰富的知识。杜甫之才，一在世上，二在书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其他大诗人比不过他的。单以诗的艺术而论，则因为他第一擅长音律，第二擅长遣词造句。其原因，因为他读书多，创作实践也多，又特别肯下愿下善下苦功夫。杜诗之所以取得博大精深的成就，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没有真正读过多少书的人，没有这种体会，读书不少但并不认真的人也没有这种体会。律诗的核心，一是 　　①　（清）佚名著《杜诗言志》第196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　年7　月出版。音律，二是对偶。讲音律没有知识不能自觉，光靠感觉，没有把握，好像唱歌一样，不会识谱，就凭感觉好，那么处理简单的旋律马马虎虎，处理复杂的旋律，感觉不够用的。杜甫讲究音律，下过一辈子功夫，他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中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可谓个中人言个中事，诗后甘苦，难以言传。 　　杜诗重音律，也重语言，或者说更重语言。他的律诗尚有个别不和音律的地方，但论遣词造句，则几乎篇篇都经过千锤百炼。杜甫自己说："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陶冶性灵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有时论诗累夜不眠，有时觅句摊书满床，在对语言的锤炼上，几乎到了痴迷陶醉的程度。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诗确实产生极大艺术效果。他的许多对偶句式，常在人们意想之外，又在诗格限定之中。如他《春夜喜雨》的前4　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俗话说春雨贵如油。恰恰喜逢春雨，多么惬意！但他偏不说人们喜雨，而说好雨知时。这个"知"字用得绝妙。后面"当春乃发生"的"当"字用得同样绝妙。不但加强了气氛，而且烘托住前一句的气势。"随风潜入夜"的"潜"字更是活龙活现。"润物细无声"的"无声"描写尤其出神入化--想如此美事竟自悄然而至怎能不喜？这样的佳作，不读书焉能为之，不炼句又焉能为之？又如他的《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用"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10　个字描写忠州的偏僻、饥馑与荒凉景象，传神写照，入木未止三分。 　　因为饥饿才要"常争米"，因为萧条才要"早闭门"，看似最最平常的两句话，偏能排比严谨，意象鲜明，非老杜一样的大手笔，谁能写出？ 　　杜诗炼词锻句功夫极深，以至有人说："杜诗长于学，故以字见功；李白长于才，故以篇见功。"这话其实不确。杜甫的诗不但语言功夫好，而且全诗的意境也好，这才是杜诗。即如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全篇通达透彻珠联玉缀的意境，那欢快心情溢于言表的神态，那遣词造句鬼斧神工般的能力，那金玉和鸣铿锵跌宕的韵律，几乎到了可闻可见而不可及的程度。其诗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人喜不自胜，读者痛快异常。 　　在结束本节之前，顺便再比较一下李杜。 　　李白杜甫生时，便有李杜之称，李白杜甫去后，更有多少比较。比较不是坏事，但也并非易事。特别是比较李杜，更不容易。比较要看比什么。比人，比诗，比某种体裁的诗，比文，比对后世的影响，还是笼而统之，来一大比。 　　实际上来一大比较，不过是比印象罢了。印象优劣因人而异，不去管他。倘以人与人比，两个人品格相当，并无优劣。但他们的文化倾向不一样。李白近道，杜甫近儒，这可能是造成后世诗人学者对李杜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终封建时代，扬杜抑李一派渐占上风的主要原因。公平地说，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在这个文化范畴内，杜甫自然要占上风。杜甫之所以称为诗圣，原因在此。以至后世金圣叹批六才子书，便不选李白。六才子书不能算醇厚的儒家著作，但经金圣叹一解释，就有了浓郁的儒学味道。 　　单以诗论，李白杜甫不相上下，因为，决定诗人级别的是他的最佳诗作，而不是他的风格；决定诗人人品级别的是他的一生表现特别是极端表现，而不是他的文化。 　　以风格而论，王维极静，李白极动，杜甫在动静之间。李白以浪漫色彩为主调，杜甫以现实色彩为主调，高下不分，凭君所好。从体裁上说，古体诗特别是七言古诗与歌行乐府，二人皆长。今体诗中，李白最长于七绝，杜甫最长于七律。以他们诗作的最高成就而言，李白有千古绝唱，杜甫也有千古绝唱。所谓绝唱，不是由人们主观喜好而作出的选择，绝唱是历史回顾得出的判语，是历史比较得出的评价。李白杜甫经过1200　余年的历史考验，证明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诗史上的超级诗才。 　　李白，杜甫，还有王维，他们的文化倾向不同，并不证明他们的人格高低。王维不如李杜，并非因他倾向佛学，而是因为他曾经变节。现代某些文学史家，滥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李杜，是徒劳了。用文化优劣的观点评价李杜，同样徒劳。在李白那里看不到的，在杜甫那里也看不到--你想从李白那儿找出有利于现代政治的论据，或者从杜甫那儿找到阶级斗争的把柄，这只能证明自己的滑稽与古人无关。还是韩愈讲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五、中唐诗流安史之乱，证明盛唐气数己尽，但真的进入中唐还有一个过渡时间。杜甫站在盛唐边缘，他的最好的诗歌，写于安史叛乱之后，他的巨大影响，直到中唐才第一次展示出来。 　　盛唐诗人和中唐诗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唐诗人已经没有那种朝气蓬勃、兴旺昌盛的景象和气派。盛唐处在大唐王朝的兴隆时代，诗人对自己的时代是满意的。他们的诗篇，既为这个时代讴歌吟咏，也为自己开辟美好的前途。他们的诗就是他们晋升的阶梯。盛唐仿佛一个大苑林，盛唐的诗歌就是苑林中的奇花异草。 　　中唐已经走向衰落，虽然还不是一下子进入衰亡阶段，改革也有，统一的指望也有，经济复苏的迹象也有，开明的政治举措也有，但是从主体上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们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没有先前那许多信心，环境和现实也不让他们有那许多信心了。许多社会腐烂现象又给他们的信心不断浇泼冷水，但他们中的佼佼者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于是批评时政，推尊道统，就成为这个时期的文化主流形态。批评时政的代表作品是新乐府，推尊道统的代表活动是古文运动。这个时期，佛的声音减弱了，道的声音也减弱了。并不是他们降低了自身的影响，而是儒家学说开始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范围。虽然儒、道、佛三家都还有自己的信仰者，而社会生活的现实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彼时彼地的文人学士，使他们按捺不住自己的看法与情绪，或者发表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主张，或者就个人感受发发牢骚与感慨。 　　但文人学士们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个人的经历和对社会的看法与热心程度也不一样。因此，盛唐时代的那种相互沟通、相互唱和、相互扶持、相辅相承的局面没有了。盛唐时代，只有不同风格的诗，却没有自觉的"派"。中唐时代，是既有不同风格的诗，也有完全自觉的"派"。他们不但有"派"，而且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派"张扬和辩护。 　　有派别又有争论，是中唐文学特色，也是中唐文学的光荣。有不同声音总是好事，因为有不同声音，才能产生共鸣。中唐诗派纷争，本身就是一种共鸣，何况中唐诗派对诗人要求并不十分严厉，一方面，固然有彼此之别，另一方面也不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后人评中唐诗人，说："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①说得有些道理。纵观中唐诗派的流向，最重要的派别，一是以韩愈孟郊为首的奇崛派，一是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为代表的元和体。取得最突出成就的中唐诗人，则首推白居易。 　　中唐文坛，不仅诗歌占有重要地位，狭义的古文运动也从中唐开始。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取得完全可以和中唐诗歌创作抗衡的艺术成就。大约在古文运动兴起的同时，唐代传奇的创作也达到高潮，出现一批著名作品和著名人物。他们同样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这影响愈到后世才看得越发分明。还有变文和其他通俗文学，大约也在中唐时候，开始大量蔓延，并且取得未可小觑的历史成就。 　　①　《唐国史补》卷下。 　　总而言之，中唐文学虽然不如盛唐诗苑那般兴盛发达，但公平地讲，中唐文学家们确实尽了自己的责任。 　　（一）大历诗人1。大历诗人的过渡特征与张继、刘长卿、戴叔伦大历是唐代宗年号，自公元766　年起至公元779　年止，但代宗前面还有宝应、广德、永泰三个成号约5　年时间。而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到德宗贞元末年才暂露头角，那么自公元761　年起至贞元末年即公元805　年，前后就有40　余年时间。安史之乱发生在公元755　年，时间更早些。可以这样说，大历诗人代表的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大约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时间。在此期间内，诗坛变化，起伏不定，各种诗风，一时并起，诗人成份也很复杂。杜甫自然是最能反映这个时代变化的诗人，他本人故去后，他的追随者犹在。最著名的人物如元结、顾况，既可看作盛唐之余音，也可看作大历之先导。这两位是主张干预生活、反映黎庶疾苦的，与大历诗人相比，可说别具风采。而且起到开白居易新乐府诗先河的作用。 　　大历前后，诗人很多，但名家不多，特别著名的诗人更少。所谓大历十才子，主要是一些善于作诗的文士。他们对社会理解不深，诗风柔弱，已全然中唐气氛。虽然中唐气氛，却不是中唐高潮。十才子外，也有喜僧好道并且兼写民俗的于鹄；也有写景名家又有禅家意味的张继；也有堪称盛唐遗老却与大历诗风特别相近的诗人刘长卿；也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山水大家韦应物；也有与元结友善并为元结所推崇的诗人沈千运、孟云卿和刘湾；也有杜甫晚年朋友、土匪出身的苏涣和杜甫青年时的同窗苏源明；也有中国历史上茶文化大师，撰写《茶经》的陆羽；也有与陆羽十分友善的诗僧皎然和女诗人李季兰；也有与韦应物诗风相近的冯著；也有特别主张抵御外族侵犯的戎昱；也有对民歌特有兴趣，诗风近似民歌的张潮；也有与大历才子交厚、身在中唐、诗风颇近六朝的柳中庸；也有善写胡茄十八拍的刘商；也有被一时尊为文伯的皇甫冉及其兄弟皇甫曾，加上大历十才子，如此等等。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不需要巨人也没能产生巨人的年代，这是一个纷纷扰扰一时找不到新大陆也无须找到新大陆的年代。大家好像都在追求，结果却没有追求到真正的理想，好像又都在停滞，虽然停滞却又没有停止创作。比较而言，还是当时的某些山水诗歌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作更有味道。比如张继的《枫桥夜泊》，可称千古名篇："日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字懿孙，襄州（今湖北襄阳县）人。生卒年已不可考，只知道他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　年）进士。大历末年，以检校祠部员外郎致仕。他曾做过地方官，颇有政声。从他的诗作来看，他是一个有气节的诗人，也是一位关心百姓疾苦的诗人，又是一位颇有禅意的诗人，还能作绝妙的山水诗。据说他的《枫桥夜泊》，最得日本人喜爱。以其为内容的书法条幅，可以长卖不衰。日本人有禅宗佛教传统，这首诗也有浓郁的禅家味道。 　　刘长卿，（公元709-780　年），字文房，河间人。开元年间进士，少年时曾居嵩山读书。唐肃宗至德年间，做过监察御史。刘长卿一生仕途不顺，曾一次入狱，两次遭贬。他年龄仅比李白小8　岁，还要比杜甫长3　岁。但他好像"大器晚成"，虽为盛唐人，却作中唐诗，和大历诸才子齐名，他自己也对与大历才子为伍甚为满意。曾说："现在人都说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①沈、宋、王、杜，说的是沈佺期、宋之问、王维、杜甫；钱、郎、刘、李，钱指钱起，郎指郎士元，李指李嘉佑，这三位都名列大历十才子。刘就是刘长卿，可见他在大历年间，颇有诗名。 　　刘长卿比较擅长五言律诗，自翊"五言长城"。虽时有佳作，缺点是视野不宽。他的五绝《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写得很有特色。诗的末一句曾被当代剧作家吴祖光借作剧名，更是闻名遐迩："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戴叔伦，（公元732-789　年），字幼公，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县）人。《唐才子传》说他贞元十六年（公元800　年）进士，错。因为他没有活到公元9　世纪。他曾师从肖颍士，也曾作幕僚数年。为官有政声，累迁抚州刺史。也曾做过边陲军事长官，官声很好。他晚年上表求为道士。未几，卒。 　　戴叔伦为官勤政，又去过边远地区，对于民间疾苦，比较了解。他的一些诗作，反映贫苦农民生活，十分典型细腻，虽然诗的意境未臻上乘，但那精神，颇值得后人钦敬。他的《女耕田行》，描写一家农户，哥哥当兵，嫂嫂未娶，姊妹下田，持刀斫地，情势非常感人。诗的结语云："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余芳泪满衣。"春香遗恨，最令人悲。 　　戴叔伦的一些抒情诗作，语句清丽，感情真挚，也很动人。 　　2。大历十才子大历十才子，理应十人，其实未止十人，因为对十才子的说法不同。《新唐书·卢纶传》认为十才子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和李端。《唐诗纪事》也讲大历十才子，但人物发生变化，减去吉中孚、韩翃、崔峒、耿。。、夏侯审，加上郎士元、李益、耿伟、皇甫曾、李嘉祐，二者相差甚远。不但这样，作者还补充说，吉顼、夏侯审亦是。但这已经不是十才子而是十二才子了。严羽的《沧浪诗话》则说："冷朝阳在大历才子中最下。"那么，就算十二个人还漏掉一个哩！ 　　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就是十才子只是一个泛称，大历年间有这么一群会作诗的文士，他们诗风相近，又有一定影响，加上中国人偏爱整数的习惯，就说是十才子，具体是谁，因为对这些诗人的评价不同而选择不同。但他们的诗风确是相近的，他们的年龄也相去未远。刘长卿也是这一派，没有选入，大约和他年龄有关。元结、顾况、冯著、韦应物没有选入，则和诗风有关。大历才子，现在看来，才气有些，并不算大。他们大多处于盛唐中唐之间，生长在盛唐，成熟于中唐。他们在盛唐诗人的影子里一时走不出来，却又拿不出可以和盛唐气氛相和谐的作品，一是才能不够，二是时代错了。但他们又未能或不肯直面人生，寻找新的道路，也不如杜甫、元结、苏涣、顾况那样对社会现实有深入的接触。他们只是一些爱诗也会作诗的文士，虽然也有诗才，难免不落入二流水平。可以说大历才子是一群不幸的诗人，这不幸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 　　十几位才子也多有诗歌流传，但水平参差。一些人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 　　①　语见《唐才子传》，中州古籍出版社第75　页。 　　中，年世身份乃至诗作已不为人知。也有几位颇有影响，比较著名的有卢纶、韩翃、钱起、司空曙和李益。 　　卢纶（公元748-约800　年），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永济县）人。 　　曾经做过河中元帅的判官。也曾避安史之乱，客居鄱阳。他的诗以"送别"为主，特色不多，但善写景。他的才气在大历诗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一些佳作，笔力苍劲沉着，颇为耐读。他有《和张仆射塞下曲》数首，可称大历才子诗中的翘楚之作，其第二诗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这大约和他曾在河中帅府中作判官有关，因为他有生活，直书所见，气势逼真。 　　韩翃，字君平，生卒年无考。南阳（今河南沁阳县附近）人。天宝末年进士。曾入节度使幕府，也担任过起草皇帝诏书的职务。大约才子佳人最好编故事，他和李益都曾被写入唐代传奇，他们也因此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诗几乎全是赠别诗，但写法常有别于俗套，不但写离情，而且善于代被送行者想象，颇有诗意。有时言说舟行神速，如御风云，"枕上未醒秦地酒，舟前已见陕人家"。但从诗的艺术性考虑，不过小巧而已。但他的七绝《寒食》，语含讥讽，颇有诗境："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钱起（公元722-780　年），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天宝10年进士，大历中为翰林学士。钱起与大历才子郎士元齐名，时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他交游很广，又有才名。曾与王维唱和，又与刘长卿相埒，和日本诗僧也有往来。《唐诗三百首》中有他一篇五律《送僧归日本》，写得颇有禅意，但他似乎尤长于写景，其《归雁》一诗，更多诗味："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 　　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 　　司空曙，字文明。生卒年不详。广平（今河北永年县附近）人。登进士第。贞元年间曾为水部郎中。他是卢纶亲戚，也是大历诸才子中比较突出的人物。后人评诗认为他才力不及卢纶，而高于钱、郎。但其诗风依然大历才子一流。他以五律见长。《唐诗三百首》收他五律三首，可见他的诗流传很广，影响不小。其《喜外弟卢纶见宿》颇见功力。诗中"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叹人间景物，尤为别致。 　　"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 　　李益（公元748-827　年），字君虞，姑臧（今甘肃武威县）人。大历四年进士。曾作县令，也做过幽州节度使的从事。他虽列入大历十才子，其实是个例外。他的诗风颇得盛唐气韵，其长短歌行气韵雄劲，七言绝句意境优美，律诗中也时有佳作流传。他诗名颇盛，连唐宪宗都有耳闻，任命他为秘书少监，后来一直做到礼部尚书。李益堪称真才了，而且和韩翃一样，是被写入唐传奇中的人物。可惜他在小说中的形象不佳，委屈了他。他的七绝《夜上受降城闻笛》，写得悲凉慷慨，有盛唐之风："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诗至李益，盛唐之音亡矣。 　　3。元结与顾况大历才子诗风柔弱，虽有佳句，不能产生盛唐诗歌的影响。而且过于讲究形式，不能反映社会生活。缺少必要的力度，往往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安史叛乱后，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杜甫的一些友人如苏源明都因饥饿而死，可以想见一般穷苦百姓的生活景况。大历才子们对此反映无力，虽然诗名不小，但缺乏根基，兴旺只在一时，不能产生长久影响。倒是大历才子之外的元结、顾况继承杜甫传统，不求华丽，面对现实，以写实的手法，继续开拓了新的诗歌领域。 　　元结（公元719-772　年），字次山，号漫叟，河南鲁山人。天宝二年进士。与杜甫大体同时。杜甫的朋友大半也是他的朋友。安禄山作乱，他起义兵抵抗叛军，保住15　座城池的安全。他统兵有法，居官勤政，为人正直，不畏权贵，累遭权官嫉恨，终于辞官归隐。 　　他本人历经战乱，对当时人民的苦难，亲眼目睹，感慨百端，化而为诗，自有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他写《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深得杜甫赞赏。他本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既有见解，又有诗才，所以对当时的诗风忍不住就要发表看法。他反对浮华不堪实用的作品，主张"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①的创作理想。他交游甚广，当时许多诗歌名家都是他的好友，如沈千运、孟云卿、苏源明、刘湾等等。他将与他志同道合者的诗作编为《箧中集》，亲自作序，以为张扬。《箧中集》收其友人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7　人作品。共五言律诗25　首。从元结序上看，这7　位诗人都没有禄位，生活贫贱。仅从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也可以看出元结编《箧中集》的胸襟与志向。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盛唐之后，韩孟、元白兴起之前，元结周围也形成一个小小的诗歌创作集团，元结则是这个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前承杜甫，后启元白，可以说是中唐诗坛颇值得书写的一笔。 　　元结等人诗歌的共同缺点是过分强调反映现实，而缺少对诗歌韵律和艺术境界的追求与研究。比起李、杜、王、孟，元结更喜欢直接写实的手法，甚至干脆创作民歌，令船工歌唱。结果不免力度很强，诗味不足。他们一方面注重反映现实生活，一方面轻视诗格音律，这两个特点，前者为元白巧妙发挥，后者则被韩孟诗派另行改过。 　　元结诗作中有一首《贫妇词》，借用贫妇之口，诉说老百姓为差役频繁逼租取税无法苟活之情。其哀怨之声，无须修饰，已经感动人心："谁知苦贫夫，家有愁怨妻。请君听其词，能不为酸凄。 　　所怜抱中儿，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为人吏蹊。 　　出门望山泽，回头心复迷。何时见府主，引跪向之啼。" 　　顾况（公元725-814　年），字逋翁，晚又号悲翁。苏州人，或说盐海（今浙江盐海县）人。至德二年进士，任著作郎。顾况性格诙谐，好开玩笑。他的声名，其实和白居易有关。白年轻时，于长安向他献诗，他看到白居易三个字，就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后来读到诗中的"野火烧不尽，春 　　①　《元次山集·箧中集序》。 　　风吹又生"两句，忙改口说，能作这样的好诗，居住长安也不困难，后人以此为笑谈。其实这则传闻也反映了顾况的性格幽默，--他并非一味眼睛向上鄙视后学的昏庸之辈，或者随口言之，与年轻人开个玩笑而已。 　　他一生官场不得意，虽曾结交李泌，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李泌本奇人，奇人为奇事，无可埋怨。顾况喜欢道教，曾向李泌学习吐纳之术。顾况行事方式有点像李白，既性格外向，又与道家多有瓜葛。后来因诗被贬，干脆去山中隐居。以后还有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均查无实据。但他确有一子，名非熊，是位极其聪颖的少年诗人，但考场困顿，屡试不中。后来皇帝亲令入榜，却又不适应官场生活，终于和他老爹一样，到深山修道去了。 　　顾况喜欢道术，而且身体力行，但看他一生经历，对于仕途也是不能忘怀的。他的诗作尤其远离李白，接近杜甫，关心民生民苦，实为元结一流人物。独他首先发现白居易的才能，相互契合，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算得上一位慧眼识真的伯乐，而他的诗也堪作白诗先声。只是他的诗用语流于奇特，又似韩孟一派的滥觞。他有一篇《囝》，用四言诗句写成，暴露福建一带掠卖童奴的恶俗，令人生满目疮痍之痛。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诗中郎、囝二字为闽语父子间的相互称谓。 　　4。山水诗人韦应物韦应物（公元737-约789　年），长安人，少时尚侠，于唐玄宗宫中作侍卫官。玄宗死后，后悔尚侠无学，开始发愤读书。永泰年间，任洛阳丞，建中二年，出为滁州刺史，至滁州不久，又改为江州刺史。贞元初为苏州刺史，故史称韦苏州，不久，卒。 　　韦应物堪称中唐诗坛一大家。他的诗属于山水田园一派，上承王维、孟浩然、储光羲，下启柳宗元，一些文学史家干脆将王、孟、储、韦、柳合于一章叙述。 　　韦应物年轻时尚侠使气，以后出为刺史，颇有政绩。可见其学习甚为用功也甚为有益。他性格刚强，为政严厉，对百姓疾苦很是关心。但他的诗风不似政风，不走刚烈一派，而追求恬淡平和，闲静幽远。这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他为政性格的补充或者说是他本来面目的体现。他钦佩陶潜，既喜欢陶潜诗文，也佩服陶潜的为人。他的诗风近于陶潜一流。他远学陶、谢，近似王维。既有陶潜的恬淡自然，也有谢灵运的空灵优美，还吸收了王维山水诗意境高远简寂的风格。 　　从他为人考虑，实与陶潜一脉相通。但陶潜虽钟情山水，为诗为文，自然平易，却也有金刚怒目式的诗歌传世，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不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已。韦应物似乎更能在诗歌创造上把握自己的情绪，非心静如水不作诗篇。他的诗自然不如王、孟盛唐之音那样有更广阔的背景和更浓郁的味道。但在大历诗人中，确实出类拔萃，有鹤立鸡群之感。他的名作《滁州西涧》和张继的《枫桥夜泊》，可称大历年间山水诗歌的双壁，不但风格切近，而且妙语惊人。这种惊人妙语，只在身边心上，却不易用诗言歌语表达出来，一旦平易出之，便生奇趣无限，又似有禅意无限。 　　韦应物古体、今体诗均擅长，且各有佳作如许，但更擅长的还是五言诗作。他的五言古诗、律诗都有很高的造诣。不但意象幽远，而且情景交融。景色与心境和谐，景中已经有情，情色正堪景致。他的送别之作，常借姑苏一片烟雨，尽写淡淡哀愁。他本性刚强，却不是一个感情过于外露的人，所以他的送别诗的特点，是细读更有滋味。情似无为，平和致远，正是韦诗特色。《赋得喜雨送李曹》深得此中之味。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大历诗人中，若无韦应物，或可说，盛唐之下，大历无诗。 　　（二）韩愈孟郊诗派唐自安史之乱后一二十年间，诗坛文坛不免青黄不接，昔日英雄，尽皆逝去。给人"西蜀无大将，廖化当先行"的感觉。历史和现实都在呼唤新人出来，而这一大批新人，到了贞元中后期，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唐文学人物首推韩、柳、元、白，不是说他们的诗文无人可比，而是说他们的影响最为显赫。韩愈生于公元768　年，贞元八年（793　年）进士；柳宗元生于公元773　年，贞元九年进士；元稹生于公元779　年，与柳宗元同年及第；白居易生于公元772　年，贞元十六年及第；加上刘禹锡（生于公元772　年）、张籍、王建和孟郊（皆生于公元768　年）、贾岛（生于公元779年），一时风云聚会，蔚为壮观。 　　这不是说，上述诸人的出现，就如《水浒传》开篇一样，是文曲星下凡，或者36　位天罡星下界；而是说，唐代进入中期，旧的文化形态已经不能满足社会要求，儒、道、佛三家共融共存的三元局面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盛唐时的繁荣已经过去，统治者需要稳定，老百姓需要安稳的生活，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要求更多的发言权。于是在文学流派上，中唐文坛分成两大主流。韩、柳于前，特别是韩愈，以道统自命，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舍吾其谁与"的气派；元、白于后，尤其是白居易，转变诗风，接触社会，自觉创立新乐府诗。在诗歌创作上，柳宗元、刘禹锡遭贬以后，韩愈就与孟郊、张籍、王建、贾岛、卢仝、樊宗师、张碧、刘叉、张仲素、陈羽、朱庆余、姚合以及后来的方干、李贺等人形成一大诗派。尽管这个诗派中人例如张籍、王建并非韩、孟风格，但他们往来甚密，前呼后应。这个诗派可以说是文人荟萃，精华咸集，气势威猛，个性非常。他们特别自信，因为自信就不将旧时规矩放在心上，什么音律格调，四声六对，想沿用就沿用，想突破就突破；他们很有才华，因为很有才华，就要创造新诗新意，也不管别人能否接受，我行我素，吾爱吾庐，我自为之，君将奈何。他们声势十分显赫，因为声势显赫，更加肆无忌惮。实在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给后人留下几首好诗，但那声势，无疑是相当大的。 　　比如樊宗师，一味追求苦涩怪异，写的诗别人很难看懂，他自己还孤芳自赏，得意非凡。樊宗师一生作诗719　首，文章291　篇，杂文220　篇，赋10篇，可以算一位多产作家。但他的诗文古怪到了极处，苦涩也到了极处。除去自己，别人很难明白。他的诗文留传下来的只有诗一首、文一篇。其用字怪异险僻，意境不明不白。诗中说："危楼倚天门，如■星辰宫，穰薄龙虎怪，洄洄绕雷风。"诗前有序，开篇便说："绵之城，帝猲■、掀明威。。"，连范文澜先生都说："只有'绵之城'三字尚成语。余句全不可懂。"后人不懂，时人伯也难明白，想传播久远，怎么可能？一般人不能理解的，韩愈偏能理解，而且为文褒扬。足见樊的诗文虽怪，但在当时，影响不小。无论当时还是以后，论及韩孟诗派的，都把他看成元和时期很有代表性的一家。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凡要改变旧说，不能不矫枉过正，而那些先锋派人物，常常在这种矫枉过正中，方便了后人，牺牲了自己。联想到本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对于生活在8、9　世纪之交的樊宗师，也就觉得可以理解，甚至有某些敬意了。 　　韩孟诗派的古怪奇崛不在一人。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不合流俗，这种诗风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就他们的创作而言，也确实写了一些无法令人恭维的作品，写了一些难于普及和流传的作品，写了一些只可作为研究史料的作品，但也写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作品。韩孟诗派影响奇大，他们中间出的人材也很多，但以创作实际与流传范围而言，则不如白居易的浅近平和，传播广远。 　　1。以文为诗的韩愈诗风韩愈是一位奇才，而且是一位帅才，奇而能帅，颇不简单。他交游广泛，心怀开阔，几乎和当时所有著名诗人都有往来。若不是韩孟一派，也是他的朋友，纵然竞争对手，也往来如仪。 　　韩愈的诗歌特色，用最简捷明快的语言表述，就是以文为诗。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的规范，不但打破了旧体诗的规范，连今体诗的规范也不十分在意。他的这种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的作风，可以说，一直上溯到魏晋建安诗人都是他冲击的对象。 　　因为以文为诗，遣词造句非别出心裁不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樊宗师才倍加赞赏，说樊宗师不以一字袭古人。他的诗，造句别扭，不合常法。一般五言诗，音节多半为上二下三，少量上三下二。他好像更喜欢上三下二，有时偏要上一下四。七言诗的句子一般上四下三，他偏能上三下四。诸如"乃一龙一猪"，"有穷者孟郊""子去矣时若发机"之类的句子都进入韩诗。他的文章本来以文从字顺著称，他的诗作却不避险韵，岂但不避而已，简直兴味浓厚。他的《陆浑山火》诗里有这样几句："虎熊麋猪逮猴猨，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鵰鹰雉鹄鹍，■炰煨燻孰飞奔。"①刘大杰先生称为"奇怪"。这可太难了。韩公能为此诗，直令史家一笑。 　　因为韩诗有这些特点，自然引起后人很多又很激烈的争论。说韩诗好的有，说不好的有；明明不好硬说好的有，诗虽不算很好，但说不影响韩公伟大的也有。赞成者中，最典型的说法是，"杜甫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但按古时的标准讲，杜甫以诗为文，还可勉强，韩愈以文为诗，写的就不像诗了，至少不算好诗。宽容些考虑，或许现代人写现代主义风格的诗作，可以从诗中得到某种启迪。但在当时，未必成功。 　　然而，韩诗毕竟是大家。重要的是他的诗风对后世，特别是对宋代诗歌产生了莫大影响。实在说，中唐乃至晚唐，天下人还是喜欢元白诗风的人多。元白诗可以看作大众诗，而韩、孟诗则是典型的文人诗。妙在元白诗虽然大众化，通俗但不庸俗，诗中自有精品在。韩孟诗特别是韩愈的诗虽然是文人本色却又不是一般只会寻章雕句的文人，他的某些精神和卫道勇气，使他的影响直到宋代才充分显示出来。宋代大诗人中，学白者不过十之一二，学韩者倒有十之七八。 　　韩愈也有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好诗。如他的《山石》、《八月十五赠张功曹》，连毛泽东这样的诗歌论者也很喜欢。《山石》写得奇异而不怪异，流畅而不流俗，气派而不气梗，感慨而不感伤，确是一篇佳作。如果说李白的《蜀道难》特能代表盛唐风化，则韩愈的《山石》则特别合乎中唐时尚。"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 　　①　转引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第51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5　月新一版。壁佛画好，以火照来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粗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应该说明的是，韩愈作为中唐诗坛大家，好诗其实很多，并非仅《山石》、《八月十五赠张功曹》而已。他其实是位全才，文章无须多说，有唐一代，韩柳并称，全无敌手。诗歌创作也是有体皆能。不过他意在突破旧习，有些啸立诗坛、桀骜不驯罢了。无论哪种诗体，他都有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佳作传世。如他的古诗《雉带箭》，写狩猎情形，场面非常壮观，气氛十分感人："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浓彩艳抹，风高火急，将军飞马成功，诗便戛然而止。韩诗内容博大，能写人，也能写景；有严肃，也有诙谐。他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第一首，写新春草色，不但意象贴切，而且非常优美："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没有入微的观察，没有绝好的诗感，没有千变万化的笔力，怎能写出这样的好诗来？ 　　他和白居易的诗歌观念并不相合，两人不免心存芥蒂。有一次他请白居易春游，白借故未去，他作诗调侃，写得虽怨不怒，气度大方。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顺便说，无论韩诗作何姿态，他的情感反映都十分浓郁，情深意切，正是韩文本色，也是韩诗富于影响的重要原因。 　　列入韩氏门墙的诗人很多，如卢仝、贾岛、李翱、刘叉、张籍、王建、陈羽、张碧、张仲素等等。其中卢仝的《月蚀诗》最得韩愈赏识。但论诗歌的成就和影响。还是张籍、王建、贾岛以及与韩愈齐名的孟郊更有成绩。2。"郊寒岛瘦" 　　郊寒岛瘦是一句成语。说的是韩孟诗派中孟郊与贾岛两个人的诗风特征。 　　（1）孟郊（公元751-814　年），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武康县） 　　人。他比韩愈年长，但成名不算早，获取功名尤其不早，直到46　岁时才得中进士。但这位老进士性格耿直，不随和，和一般人相处，不很容易。但韩愈喜欢他的性格，二人一见如故，为忘年交。孟郊一生，大约朋友不算很多，但韩愈是一个，韩愈的弟子李翱是一个，韩门著名诗人张碧算一个。他们三位在中唐都是特别有名的人物，对孟郊也都很好，可见孟郊虽然性格耿直，人品是好的。他一生不治家产，似乎也没有治产的能力，或者说没有这种欲望。他只要吟诗作诗，别的不感兴趣。他中进士后，曾任溧阳尉。溧阳有一条著名的文化河--溧水河，据说是伍子胥当年乞食投金的地方。这地方，孟郊一见，如见故人，常常坐在那里和朋友听琴会酒，赋诗终日，连公务都忘记了。幸亏县令明白他为人，就叫人代他办公务，分一半俸禄给代理的人。后来，他干脆辞官不作，回家作诗去了。 　　孟郊一生，生活困苦。困苦又"拙于生事"，结果更加困苦。但困苦不影响他吟诗，愈困苦还愈吟诗，于是诗也从根上苦起来。他曾有《谢炭》诗云："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以此知道他连炭也买不起；又有诗说："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以此知道他家中不唯无炭，连起码的用具也少得可怜。这样的生活，加上屡试不第，不免身心俱苦，化而为诗，苦涩可知。但他活得有骨气，虽贫穷如洗，从来不低眉顺眼作可怜状。他一生大约没有几次欢快，唯有终于金榜题名的时候，高兴过一次。他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然而，不过一瞬欢欣，随复不乐。到他64　岁时，他赴山南西道任官，未至任所，发病暴卒。 　　孟郊一生凄苦，虽有韩、李、张等名家为之揄扬，不能改变他的贫穷面目。人称"寒酸孟夫子"。但他人虽贫寒，情却不少。他的诗虽然词藻方面不甚讲究，但他似乎也不把修辞看得那么重要。他诗如其人，虽然囊中羞涩，并不缺少友情。他的那篇《游子吟》大约是最能打动天下做母亲心弦的诗篇，也使天下具有孝道之心的儿女产生强烈共鸣。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他自身贫寒，也能理解天下人贫穷饥寒的苦痛。他的《寒地百姓吟》，可以看作是一篇贫穷百姓的控诉书。 　　孟郊今、古体诗均能为之，他的五言绝句，大约因为诗体短小，文字更加明白。而风格总是一样的。他有一首《喜雨》："朝见一片云，暮成千里雨。凄清湿高枝，散漫沾荒土。" 　　前两句面露喜色，后两句又复"寒酸"。孟郊为诗，何喜之有？ 　　孟郊死后，同人无不悲伤。张籍谥为贞曜先生，朱庆馀给钱数万作丧葬费用，又负责赡养其妻子累年。可见他为人很得人心，他的一生境遇令人同情。 　　（2）贾岛（公元779-843　年），字阆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贾岛与孟郊齐名，但二人年龄相去甚远，诗作也有很大不同。所谓郊寒岛瘦，虽有相似之处，并不十分相近。孟郊称寒，主要是他生活凄苦，凄苦之寒；贾岛称瘦，主要是吟诗太苦，苦吟之瘦。从诗的内容看，孟郊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作不少，诗风虽多"寒"意，却能有情有感--诗心还是热的。贾岛主要在诗的语言上下功夫，诗的内容则比较狭窄，感情方面也不那么能感动读者。但他有诗癖，吟诗入魔，几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而因此冲撞了达官贵人，被拘留一夜的事情也曾有过。他懂音乐，喜琴瑟，常与姚合、王建、张籍、雍陶等相聚为乐。他年轻时也曾追求功名，但连考不中，钱也没了，心也灰了，就出家做了和尚，法名无本。但他诗心不静，做和尚也不合格。那时候朝廷禁止僧人午后出入寺庙。他忍耐不住，就写诗发牢骚，说牛羊还让出入，做和尚连牛羊都不如（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后来，就还俗了。他一生只做过几天小官，但没有积累下钱财，临终时，家中物件不过病驴一头，古琴一张而已。 　　贾岛吟诗，传扬最广的一则掌故，是关于"推敲"二字的。他骑驴访友，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二句诗。然而不能满意，想改作"僧敲月下门"，但又犹疑不定。于是沉吟不已，神游物外，正值韩愈作京官，他的驴一惊，把韩大人的扈从队伍都闹乱了。从人将其拿住，问"什么人？"回答说为推敲二字神魂颠倒。韩愈便不计较，反而停车驻马，代为思之，良久，说："还是敲字好。"二人从此成为好朋友。他的这首诗，确实写得不坏，虽不免寻章雕句之嫌疑，犹有清闲远世之雅意。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贾岛对自己的诗作特别看重，每过新年，都要把一年之作，翻检出来，焚香礼拜，酹酒祝词，曰："这就是我一年的心血呀！"但他的诗作，还是那些风格自然流畅的更好。比如他的五绝《剑客》，不加雕饰，不用奇字，婉若应声而起，却有余味在心。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三）游离于韩、白之间的诗人：张籍与王建虽同为韩、孟诗派，张籍、王建与孟郊、贾岛十分两样。如果我们对韩愈、张、王和孟郊、贾岛作个比较，可以这样说，韩愈是诗怪人不怪；孟、贾是诗怪人也怪；张、王是诗不怪人也不怪。在韩、孟诗派中，张、王两人可以看作是一个特例。他们的诗比较平易近人，如果不问当初的历史，只以诗而论，张、王之作，似既有韩、孟之风采，又有元白之精神。 　　张籍（约公元678-约830　年），字文昌，祖居苏州，后迁至和州（今安徽和县）。贞元十四年进士，作过水部员外郎等官，终于国子司业。 　　张籍是中唐诗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和韩愈交厚，也和孟郊、贾岛、王建、于鹄、朱庆馀等友善。他性格刚正，为人仗义，朝野之士莫不与之相闻。史书上说他们这些诗人，都是离家千里之外，游宦四方的人，身边别无长物，骑的马也很瘦，随行的童子也面有饥色，本人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大家碰在一起，怎能不殷勤相问，何况说又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呢！①张籍的诗歌，没有樊宗师、孟郊、贾岛一些人的奇险冷异，而是主张风雅，讲究意境。他的诗作中以乐府歌行水平最高。他的这些乐府诗注意接触社会生活，同情人民疾苦，大胆暴露当权者的种种丑恶。他善于使用旧乐府，又喜欢创作新乐府，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白居易创造新乐府诗的积极支持者。他的诗虽不如白诗内容翔实，影响深远，确也有自己的独到贡献。白居易对他的诗作也非常赏识，曾专门题诗予以很高评价。 　　张籍的诗风近乎白居易但比白居易来得简爽凝练。一般不直接表明作者的见解，更喜欢用诗中人代言心中事。或者因为他生活阅历比较丰富，他的诗中人的意见，不过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社会生活的诗化罢了。他的《野老词》、《董逃行》、《筑城词》、《征妇怨》均为暴露人民疾苦的名作，虽然其激动人心的气势与力量不如杜甫，但其用心却与杜诗相似。韩孟诗派多为才子，韩愈本人就是大文人大才子，他们的诗作不甚考虑下层人民生活，韩孟诗派的特点也不在这里。但韩孟诗派中确有注视社会生活的人在，张籍就是其中一位优秀代表。比如他的《征妇怨》，写得情诚意切，哀婉感人："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王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大历十年进士，授渭南尉，调昭应县丞，迁大府寺丞、秘书丞等官。后任陕州司马。史书不记年庚。但张籍的《逢王建有赠》一诗中说"年状皆齐初有髭，鹊山漳水每相随"，大约与张籍同年。 　　王建能诗亦能词，是中唐一位才子。他是韩孟诗派圈中人与张籍交谊最厚的一位，同时也和白居易交好，如同张籍一样。王建最出名的诗歌是他的百首《宫词》，因为《宫词》作得十分逼真，还险些引发一场风波。但他的诗歌成就不仅宫词而已，他的乐府也很有水平。他写乐府诗，颇不失古意，又能赋与新意，既能体现古乐府清远雅丽的风格，又不乏自己的创造，让其为我所用，反映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他的诗风最似张籍，他比张籍或许更有才气。二人诗风相近，诗艺有别。他的许多诗作都能抓住细节，搔到痒处，令人一见便产生强烈共鸣，觉得现实生活就是如此，似乎不这样就不算生活。 　　①　见《唐才子传》第241　页。 　　他的名篇《新嫁娘词》特别能体现这种特色。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他写《望夫石》，虽是古旧题村，为前人千百遍吟咏过的，他独能另辟路径，又添新意："望夫石，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 　　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 　　王建所作《宫词》一百首，极写宫中世象，几乎无所不至。内容不免单薄，意象殊多想象。这好像近时青年作家专写古来事迹，也能写得头头是道。他的这种诗风，近则影响元、白，远则直达五代。王建宫词可视作五代词的先声。其中第59　首，写宫中嫔妃心态，婉如亲见："御池水色春来好，处处分流白玉渠。 　　密奏君王知入用，唤人相伴洗裙裾。" 　　韩、孟、张、王诗友极多，诗作更多，如卢仝、姚合、雍陶、陈羽、张碧、朱庆馀、张子羽等，但选凤头豹尾，恕不一一记述。 　　（四）白居易与元和体旧时研究唐代诗风变化，有陈、杜、韩、白诗风四变之说。认为陈子昂改变六朝诗风。为第一变；杜甫经安史之乱，反映社会离乱态为第二变；韩愈提倡道统，写硬派诗歌为第三变；白居易首倡创作新乐府，主导元和体为第四变。其实，韩愈对诗歌的贡献没有这么大，他的最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古文运动方面，因为古文运动顺应历史潮流，主张"文以载道"。他本人又是一位极有天才的人物，对中唐诗歌自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论实际成就，他并非白居易敌手。白居易实为唐代超级诗人，虽不能比肩于李白，杜甫，尽可以比之于王维。唐代诗人，应以李、杜、王、白居其首席。或以诗艺而言，还应加上李商隐。李、杜、王、白、李，可算唐诗五大家。 　　白居易对中唐政治文化的走向，不如韩愈认识明确，但他反映现实生活的本领，远比韩愈为大。由此可见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或人物会是永远正确的。更多的情况下，是对中有错，错中有对，或兴盛一时，或影响久远；或二者相兼，或一花独秀。韩、白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走向没落的开端。虽然百足之虫，虽死未僵，但已风雨飘摇，内外交困。韩愈的药方是重振道统，辟佛尊儒；白居易的药方则是不断提出讽谕，努力减少人民苦难。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经过几十年官场奋斗，诗场奋斗，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那个时代的诗歌使命。 　　1。白居易在元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元和体旧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专指由元、白唱和而成的独特诗风；一个是泛指元和年间各类诗派。这里用的是第一个含义。 　　元和体的创建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凭空无据。元和体的主导人物自然是白居易。白居易作为中唐最有成就的诗人，也同李杜一样，非常注意吸收前人成果。韩愈、孟郊不入流俗，元白这里发展传统。李杜为诗上追屈宋，次及建安，直通庾、鲍以及江左诸才子。白诗不同于李杜：盛唐既然已经辉煌，中唐就无须绕过佛陀，去拜罗汉。六朝诗自然也要参考，盛唐尤当学习。元白诗的平易之处，非六朝所有，白诗刻意反映民生民苦，则是杜甫后承。元白诗风一面向老杜学习，而且极其推崇杜甫，认为杜甫远胜李白的议论最先即出自元稹之口；又注重借鉴韦应物平和自然的诗风。元白远慕陶渊明，近习韦苏州，从陶、韦诗风中得益很多。 　　除去借鉴前人成果，促成元白诗风的还有许多同时代人。比如李绅，此公诗作平庸，本无足道；作官亦平庸，更不足道。但他有一首我国几乎家喻户晓的诗作，却与元白诗特别是白诗风格极其相似，主旨相近。倘说此诗是白居易所作，有人信的，若说此诗会使白居易感动，也不过分。其诗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再如张籍、王建、朱庆馀、张仲素、张碧、张祜、刘采春等人的诗作诗风，也和元白体的形成有许多内在外在联系。张籍的歌行，王建的宫词，张碧《农夫》一类的采风，张仲素的闺情诗都和元白诗极多相通之处。一些诗人与诗作虽不入元白诗派，也受到他们的高度赞扬。如张籍的朋友朱馀余所写《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倩入元白诗品，犹能摇摇曳曳，顾盼多姿。 　　元稹最欣赏的女诗人刘采春，本伶工周季崇之妻，即为伶工妻，诗歌多生乐感，又因女子之作，诗风复转细腻。所写离情别绪，"低回秀媚，雅措风流"（元稹语）。但以自然而又富于生活气息而言，刘采春的《啰唝曲》等诗作不如皇甫松的《采莲子》更有魅力。 　　"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皇甫松，散文家皇甫湜之子，诗风清雅，别是玉兰花一技。 　　即使元稹大不喜欢，并且被他压抑、排挤的张祜，其实也和元白诗作目光流转，暗地传情。 　　元白诗吸收前人成果，特别是与时人相互借鉴，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也使得他们的诗歌不如盛唐诗作那样有立体感。毕竟李杜前面有500年厚遇，元白就没有这么好的福份了。 　　元和体在中唐诗苑造成极大影响，但这样评价都不算褒扬。实在元白体的最大影响还在民间，它原本不是宫廷旧物，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只有接触人生，接触现实，接触三教九流，接触美好的大自然，才更能充分显示出来。元白唱和的内容广泛，收集在元白各自的《长庆集》中的各类诗作，几乎无不包容。但最有影响、最具魅力的还是他们的新乐府歌辞。这些新乐府歌辞既能迅速反映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又便于书今写古，更便于吟唱。应该说，能唱的诗远比只能朗颂的诗要传播得快。一首诗，若只能朗颂，好比只有一支翅膀，加上歌唱，变成两个翅膀。元白期间，天下人无不唱和元白诗，不能说不是他们取得空前荣誉的原因。这样的荣誉，连李、杜、王、高、岑都是没有过的。此无他，就是因为元白诗更通俗，更便于吟唱，从而更易传播。 　　元和体的主将自然是白居易，副将才是元稹。 　　无稹是个大才子，白诗所有，元诗多有。白居易有《卖炭翁》，元稹有《田家词》；白居易有《长恨歌》，元稹有《连昌宫词》。加上二人唱和之作极多，不但诗风一致，而且喜好相近。白居易的诗影响奇大，元稹的诗影响也不小，他的诗不仅传播四方，而且深入朝廷，宫中呼为"元才子"，连皇帝老官都亲自过问，但元稹终究不能和白居易平起平坐，这是因为：第一，元白人品有优劣。白居易一生正直，在朝能言，出外能政。他不避权贵，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关心民间疾苦，与他们有相通的感情，"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无稹也写民间疾苦，但人格低劣。青年时也曾有过一段敢作敢为的历史，但总体评价，则没有一个完整的人格。他排挤张祜，有为虎作伥之嫌，不但不能比白居易，更不能比韩昌黎。白居易与樊宗师是好朋友，以诗而论，两个人似有天壤之别，但不因此伤害友情。当时人物，如贾岛、张籍，均个性很强，不易合作，韩愈偏能见一个喜欢一个。而且都有深厚友情。元稹一生没有几个诗友，尤其没有几个朋友，白居易之外，不知道他和谁能长期合作。元稹一生轻浮，据说《会真记》中有他的影子。他人似张生，对"崔莺莺"，始乱之，终弃之，还强辞夺理，讲一篇道理出来，这类作风，徒增旁人厌恶。他曾作过宰相，也曾巴结太监；还曾阻挠裴度用兵消取藩镇割据的计划。因为人品如此低下，元稹一生不过才子而已。他是一位能诗能文的风流才子，虽然也曾写过内容严肃的新乐府，也曾作过刺史作过宰相，但摇来摆去，不像正人君子。 　　第二，元稹不及白居易的创作时间长，也不及白居易对诗坛的影响大。 　　中唐最著名的诗人唱和，先是元白，后是刘白。元稹死得早，他死后，白居易便和刘禹锡继续他们之间的诗人酬唱。元白唱和有创业之功，刘白唱和有完美之意。前者取得影响较之后者应当容易，但刘白唱和不比元白唱和逊色，因为刘白不但诗歌水平相埒，而且为人处事也相去无多。 　　第三，元稹不及白居易的贡献大。白居易的贡献大，并非他比元稹更有天才，而是他能全身心投入创作。白居易着迷于诗，和盂郊、贾岛一样，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不过他走的路子正，不偏激，不怪癖，又有较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他对诗歌创作有这样深的感情，肯下这样大的功夫，所以他一生作诗很多，却绝少败笔。这和元稹不同，元稹不免恃才卖才，二人诗风相似，细细考究起来，就看出元诗疵点太多。他为人轻浮，诗的追求也低。那么为什么元白还会成为极好的朋友，而且有那么多成绩斐然的唱和呢？ 　　历史表明，人品并非人生的唯一因素。而且元白的相交，主要不在其事而在其诗。以诗而言，两个人的心是相通的：元诗平易，白诗更平易；元诗宜于歌唱，白诗也好入曲；元诗写宫廷情话，人间情话，白诗对此也有极大兴趣，虽然言情与言情也有不同，毕竟相同大于相异。以此言之，元白二人不但诗歌同道，两人之间的真情实意，深情厚意也无可怀疑。元稹于元和十年贬通州，同年8　月，白居易又贬江州司马，二人境遇相同，心事凄凉，元稹曾作《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诗情感人，感人肺腑，若非情同骨肉，不能作此诗篇："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元稹为中唐诗中大家，他的诗各体咸备，长短皆宜，与白居易同创元和体，功不可没。其传写入唐代传奇一章。 　　或可说，是元和体造就了白居易；或可说，是白居易主导了元和体。 　　2。白居易的生平白居易（公元772-846　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下邽（今陕西渭南县境），生于河南新郑。居易早慧，又肯用功，或说18　岁时，曾在长安路谒顾况，诗名鹊起。28　岁中进士，累官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比之李白、杜甫仕途顺利。李杜非官场中人，白居易则能官能政亦能诗。他为人耿直，居官尽责，直言敢谏。对于当时时政，屡次上疏，极言其弊。当时宪宗在朝，对他的意见，也颇能采纳。元和四年，南方大旱，宪宗下诏减轻农民负担，但具体措施不详，白居易专此建言，要求将江、淮两地的赋税尽行免去，被宪宗采纳。又建议出宫女，也被采纳。他作左拾遗数年，确确实实尽了责任。而且直言无惧，大有古贤者之风，有时他的意见和皇帝相左，竟然敢于当面批评皇帝，说"陛下错了。"皇帝不高兴，他也不十分在意。但也因此，左拾遗任满时，只得转调，不获升迁。后来因此得罪权贵，被放出朝，终至谪为江州司马。其时45　岁。但他官运不恶。49　岁拜尚书司门员外郎，50　岁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成为朝中要臣。经过这一番波折，一方面，他历经浮沉，不免处事趋于谨慎，意志有所消沉，更多精力转于诗歌、禅、道；另一方面，时上时下，其间还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有职有权的地方官，且均有政声。在杭州还亲自领导治理西湖工程，以益农事，后人称其所建堤坝为白堤。白堤、苏堤（宋苏东坡修）成为西湖名胜，也成为文学才子作地方官的两段佳话。白居易晚年，身体不好，68　岁时患风症，已成残疾。但直到71　岁时才以尚书致仕，75　岁去世，赠尚书右仆射，谥为"文"。白居易不同于李白、杜甫，不但阅历不同，风格不同，文化选择方式不同，个体心理类型也有很大区别。 　　首先，白居易是一位颇有行政能力的官员，这一点就和李白大不一样。 　　李白的壮志与幻想是谁也比不过的，但他能作诗不能作官，这一点他自己固然永远也不会承认，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唐玄宗说他不是"廊庙之材"，并非没有道理。杜甫居官也敢言能谏，但比之白居易，仍嫌理想太多，实际不足。 　　其次，白居易是一位有明确文学追求的诗人，他的文学主张，可以看作有唐一代最著名的文学理论之一。李白、杜甫的理论表现主要在于诗歌创作经验。杜甫还算实事求是，李白耽于幻想，难免言行不尽一致。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自觉的，他的文学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所以郑振铎先生说他是："彻头彻尾抱着人生的艺术之主张的。"他的这个观点不但用于自己的实际创作，而且影响了他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的相当时间内，也是最受欢迎的古代文学主张。 　　再次，他年轻时锐意求学，中年时锐意为官，后来受到挫折，又曾近佛近道，尤其向往佛学。但他与李白、杜甫、王维不一样，毕竟时代不同了，他的文化品位没有达到盛唐几位大师那么高的文化追求。他近佛，但不能在诗歌中充分反映佛的文化意境，这一点不如王维；近道，又不能在诗歌创作中反映出道教的文化精神，则更不如李白；纵然他比杜甫更具行政才能，对于儒学的历史作用，却又看得不甚明白，不但不如杜甫那样对儒学一往情深，也缺乏韩愈那种以儒学继承人自命的勇气和精神。他一生所爱，其实专在他的诗歌。后人评价白居易，称之为"诗魔"，很是恰如其分。他爱诗如命，既天性早慧，又刻苦过人；既有理论，又多实践，这种风格，一直到他晚年，都不曾改变的。而且愈到晚年，此情愈切。即使已经中瘫，犹然伏枕作诗不辍；虽佳人宝马，都能放弃，唯有诗歌，一时也离不得。他生前亲手写定同样内容的诗集五本，每本皆收有诗文3784　篇。而且将这五本诗集分于五处，一本藏于庐山东林寺，一本藏于苏州南禅寺，一本藏于洛阳圣善寺，一本交给他信任的侄儿，一本交给他疼爱的外孙，其用心之良苦，史所罕见。大约只有贾岛对自己的诗作才有这般痴迷，却没有这样有条不紊的精心安排。或许可以这样说，李白近道，王维近佛，杜甫近儒，白居易终生只管痛爱其诗。因为白居易有这样独特于前人的自觉追求，他的诗名才如此广大。但也因此，使得他的诗歌，从历史的悠远地方遥遥看去，不如李、杜、王、孟、高、岑的诗歌来得立体浑然。 　　3。白居易的诗作与艺术特色白居易一生诗作编入《白氏长庆集》，后世虽有散佚，损失不多。他的诗流传至今的有3000　多首，堪称唐代诗人之冠。他自己将这些诗分为讽喻、感伤、闲适和杂律四个部分。对其中的讽喻诗最为重视，最有自信。 　　白居易诗才卓越，无体不能，这一点是可以和李白杜甫比美的。他的诗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简而言之，白诗的艺术特征，可称之为"三最"。（1）白诗最典型的风格是"铺绘陈事，平易近人"。铺绘陈事是白诗的创作手法，平易近人则是白诗的典型风格。或者说，没有铺绘陈事，很难平易近人。元稹为白集作序，说："20　年间，官署、寺院、驿站墙壁上没有不书写元白诗的，王公、妾妇、牧童、马卒也没有不吟唱元白诗的。至于手抄本摹写本在市上贩卖，或者用它们换茶换酒的，更是比比皆是。我在平水草市看到村里学童都在学诗，就问他们学的是什么，学童们齐声回答：先生教我们元白诗。"这样的影响，没有平易近人的风格是办不到的。据说白居易作诗，每每请一位老大妈来听，听得懂，留下；听不懂，改写，直到听懂为止。这传闻颇有些杜撰嫌疑，但白诗平易，确实不错。 　　白诗平易但不平庸，貌似顺流而出，却有诗意诗味。他的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都能作到明白如话而意境自在。他有一篇《闻夜砧》，内容固然深沉凄苦，同样做到字字明白，诗境不俗："谁家思妇秋捣帛，月苦风凄砧杵悲。八月九月正长夜，千声万声无了时。应到天明头尽白，一声添得一茎丝。" 　　（2）白诗最重要的成就是他的"讽喻诗"。 　　讽喻是唐人旧话，变成现在语言，就是写实手法与写实作品。白居易本人最看重这部分诗作，以为他的其他作品都是"不足为多"的，唯有这部分诗，才是他的压卷之作，白居易这个评价有他的道理。白的讽喻诗继承杜诗传统，而且题材尤其广泛。加之语言比之杜诗又特别通俗易懂，写实色彩愈加浓烈，这类诗作题材几乎无所不在。诸如广为流传的《上阳人》、《杜陵叟》、《盐商妇》、《重赋》、《轻肥》、《歌舞》、《卖花》种种。这些诗大部分皆为《新乐府》，也有的收入《秦中吟》。这些虽历千年而久颂不衰的讽喻诗作，正是白诗中的主要精华所在。此处收他的《歌舞》一首，以飨读者："秦城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 　　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 　　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畅促密坐，醉暖脱重裘。 　　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 　　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3）白诗中最广为传播的则是他的《长恨歌》、《瑟琶行》。白居易对此也十分清楚，只不过他有自己的评价就是。他说："自长安到江南三四千里路，大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写我的诗句，士民、僧徒、孀妇、处女口里，每每吟咏我的诗句，时俗所及，正是杂律诗和长恨歌一类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的诗。" 　　但文学艺术有它自己的传播规律。当她未曾面世的时候，她只是作者的一片情思，而一经面世，便成为社会的公有财富，至于她是否被人理解，受人欢迎，能够传递和反馈到什么样的信息，就不是作者可以左右的了。况且说，毕竟历史的发展既需要反映社会现实的写实之作，也需要以给人审美享乐为主的艺术品。高山大川是一种美境，奇花异草又是一种美境。不但要叱咤风云的秦始皇，还要捧心颦眉的浣纱女。从现时情况看，越是繁荣昌盛的时代，人们对于"寓教于乐"或者"有乐无教"的文学作品还更为喜欢。毕竟人类的生存，需要欢乐的时候远比需要庄严的时候为多。 　　白公一代诗宗，人愈远，诗愈行。 　　（五）韩白诗派之外的重要诗人刘禹锡、柳宗元与李贺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是中唐诗坛上的三颗耀眼明星。他们的诗歌质量并不比韦、韩、白、元逊色，但影响不及韩白。这是因为韩白二人是中唐诗派的代表人物，而刘、柳、李主要是单兵作战。这和他们的生活命运有关，也和他们的独特经历及个性有关。 　　刘禹锡，有人将他划入元白一派；李贺，则有人将他列入韩孟诗派；柳宗元则上承王、孟、储、韦，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歌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但他们的诗作都有极鲜明的个性，他们的为人也都能特立独行。他们是可以与中唐韩、孟、元、白诗派并立的大人物，如果说他们最终没能确立自己的诗派，那也只是因为历史老人出现某种误会罢了。 　　1。诗中豪杰刘禹锡刘禹锡（公元772-842　年），字梦得，洛阳人。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物。他是大诗人，也是重要的散文家；是唐代文人词的主要作者，也是唐代名列前茅的哲学家思想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改革家和卓有贡献的地方长官。他于贞元九年进士，年仅21　岁，他才学满腹，年轻有为，关心时政，要求改革。德宗去世，顺宗继位，他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形成当时政坛上的一股清新活力。但顺宗未曾亲政，已然中风，王叔文的改革，又缺少必要的基础，加上他们年轻气盛，理由充分，准备不足；很快顺宗被逼退位，贞元改革归于失败。王叔文被逼自尽，他和柳宗元等8　人被贬边远地区，各任司马之职，史称八司马。刘禹锡自是八司马中的翘楚。而且不畏艰险，不改初衷。直到公元815　年，他被召回京师，因为游玄都观时他的一首诗而再次被贬。等到14　年后再次诏回，已经是公元828　年了。此时，不但宪宗已经亡故，连穆宗也去世了，他本人业已54　岁，然而豪气不减当年，重游玄都观，又赋诗一首，还加一个序言在诗的前面。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令又来。" 　　虽熬过14　年光阴，还是这般神气，不逊当年。 　　刘禹锡一生为官，近似自居易。他曾作过多年刺史，所到之处，总能革除旧弊，确立新风。他曾任苏州刺史，苏州人将他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贤"。可见他是一位很得民心的地方官。晚年虽然没有实权了，依旧壮心不已。作诗说："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 　　他思想深刻，又能接触实际，加上对于佛学、儒学都有研究，写过很有水平的哲学文献。他的《天论》、《因论》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他的诗既有文传，又有人传。所谓文传，是说他读书广博，熟悉《诗经》、《尚书》、百家之言；所谓人传，是说他曾师事中唐著名诗僧皎然，并得到皎然、灵澈两位高僧指点。他虽然和韩白为同时代人，小韩愈4　岁，与白居易同年，长柳宗元1　岁，但他的诗不受韩白影响。韩孟诗派声势浩大，不能让他走向怪僻奇崛；元白诗风传播久远，也不能使他肆意铺张陈事。他的诗风贵在凝练而不凝重，通达而不通俗。他的诗反映社会生活广泛，因为他生活阅历丰富，对人民的疾苦和劳动者的才华都有很深体会。他的这类诗歌数量不小，置于中国古代诗歌丛中，具有别样奇香异丽。如他的《浪淘沙词》、《采菱行》、《播田歌》、《畲田行》、《武昌老人说笛歌》等都是这类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既善写景，也能写人；既善抒情，也善记事。妙在情景交融，自然舒展，意象凝约，不生枝蔓。偶发一点议论，意在画龙点睛，绝不浪费笔墨，却能取得以少胜多的效果。他最为人传诵的名作如《金陵五题》，尤其其中的《石头城》一诗，获得多少盛誉！他自己对这首诗也是很自负的。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他是唐代最早一批尝试文人词的作者，文人词意境高雅，颇和刘禹锡诗风。他作词善于向民歌学习，经着意加工，翻为妙曲。如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莫不如此。后人或将这些作品列入唐人词中，但在刘禹锡看来，恐怕还是一种新诗。这里引他《竹枝词》中的一首，词的比喻奇妙大有民歌情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刘禹锡的诗歌，影响日深月远，到了宋代，达到高潮。不但他的诗作成为宋人争相取纳的宝库，他的诗风也得到充分肯定。 　　2。山水大家柳宗元柳宗元是唐文学史上一位奇才。他的诗好，文章更好，对其文章的介绍，列入唐古文运动一章。 　　柳宗元与韩愈、刘禹锡、白居易为同时代人，他与刘禹锡同年进士，又同是王叔文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结果改革失败，又与刘禹锡等一同遭贬，发配永州任永州司马。永州边荒之地，名为司马，实如囚徒。但他壮志不已，刻苦为文，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他的文章堪称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丰碑，有唐一代，唯韩愈可与之并驾齐驱。他不但善于为文，而且有非常难得的政治见解，又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且人品非常高尚，成为一代文章巨匠，绝非偶然。柳宗元后来作柳州刺史，同样政绩斐然，他病死柳州任上，当地人民对他非常怀念，为之立庙祭祀，奉为神明。 　　柳宗元的诗歌，继承陶渊明传统，又加上自己的潜心创造，实为唐代山水大家。他是唐代五大山水田园诗人之一。俗称王、孟、储、韦、柳。他的山水诗水平很高，可以直迫王、孟，胜过储、韦。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评价柳宗元山水诗，认为他的诗应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话或有道理，也不尽然。陶诗主要特点是清淡悠闲，虽不着意为之但意蕴深厚，柳诗虽善写山水并不专心致意于山水，而是一边写景，一边寄托自己的不平之气。但他并非心胸狭窄的人，也不像王维那样，一面想作官，一面又希求舒适安逸，常在官、隐之间，两面都想讨好。柳宗元的山水诗歌，虽写山川景色，不忘人世沧桑，固然活得辛苦，但那种孜孜以求的赤子之心令人尊敬。 　　柳诗擅长炼词造句，恰如其文。他的诗不以风格流畅著称，这一点仿佛不如王、孟。但他字句考究，恰似五彩飞虹，点点都成颜色。风格远于流畅，近乎冷峻，虽是山川小景，写来别有精神。他的《江雪》一诗，可得绝唱美誉，虽然只是一首五绝小诗，却能意境幽深，诗容警策。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又有《渔翁》一诗，不但情景交融，而且图画清新，佳音在耳。虽不故作声张，已然情高意远。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柳宗元古体、今体皆长，而且因为他诗才八斗，个性鲜明，无论使用何体都会印上他独特诗风的浓烈色彩。但柳诗高深雅健，不免和者盖寡，加上他不如刘禹锡一样性情豪放，什么挫折、打击全不在话下，他性格刚直，但偏于内向，许多苦闷，无法宣泄，发而为诗，不免情感凄楚，伤心语重。特别遇有亲人相别，倍觉烟寒云瘦，苦人心肠。他的《别舍弟宗一》，可作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即树烟。" 　　3。奇人"鬼才"李贺李贺（公元790-816　年），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昌县）人。 　　李贺是一个奇人，又是一位天才。他的才能全部表现在诗歌创作上，而且专心致意，用功过人，使他的天才得到充分发挥。他的诗在整个唐代都是风格非常独特，水平堪称一流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人物。单以他诗的瑰丽无比，色彩绚丽而言，怕只有屈原的作品才能和他相提并论。 　　但李贺一生不幸，他少年早慧，便有诗名。韩愈、皇甫湜见到他的诗，不相信他小小年纪有这般才干，便当面去考试他，他略作沉吟，便写下一篇《高轩过》，韩愈皇甫湜二人大惊，亦大喜。韩愈本极其爱才的人，又名重当代，经他揄扬，李贺诗名大噪。但李贺的不幸仿佛是他命中注定的，因为他父亲名晋肃，晋肃的晋字与进士的进字同音，于是元稹一流人就认为他不能考取进士。韩愈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讳辨》，依然于事无补。李贺入仕无门，加上作诗太苦，27　岁时，便青春夭折，永别人世。 　　李贺的一生是一个奇异的矛盾结合体。 　　一方面，他出身贵胄，是唐王室宗亲，而且他也以此为莫大荣幸，自称陇右人氏。不言籍贯，只言郡望，正是他不能忘记贵族出身的典型表现。但他的家庭早已败落，到了他这一代，常常连温饱都不能保证。他以一个贵族公子的身份，而没有温暖生活。所以他的诗歌既有贵族气派，又有现实风格。一方面，他的想象力极其丰富浪漫，能思人之不能所思，言人之不能所言，从而给他的诗歌涂上一层神秘莫测的光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冲破旧文化传统的束缚，内心世界十分敏感且又十分脆弱。因为内心世界十分敏感，使他对外面的任何刺激都会作出强烈反映；因为内心世界十分脆弱，又使他无力对压抑他的文化传统予以挑战。虽然名公韩愈曾为他竭力开脱，为他考取功名扫清道路，但他本人依然不敢大胆应试。 　　一方面，他才高八斗，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对外间种种压抑，内心充满抗拒。另一方面，他又缺少必要的社会经历与生活经验，他一生时间几乎不是用来吟诗，就是用来读书。每每骑一弱马，带一书童，沿荒郊野地，自去寻赏。但有诗句，便书写纸上，放入囊中。因为他没有更多的社会生活，所以他的诗歌往往有一种诡异的色彩。最擅长描写的不是明媚的春光，而是秋风雪夜，鬼泣神哭。 　　一方面，他极擅读书，虽然所留诗作不多，但诗中用典很多，涉及各类书籍极广，上至屈骚，次及魏晋，囊括六朝，不忘唐贤，古今南北，他都能从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他又身体极差，不能承受这样繁重的脑力劳动。一方面，他的诗歌常与鬼魂为伍；另一方面，他又不像李白，满脑子神仙理想，动不动就御风飞行八万里，纵横世界一千年。他没有这样的精神，好像也不喜欢这样的幻想。他写《梦天》，没有半点神仙痕迹，倒好似现代人乘坐宇宙飞船回首地球一般。这样看来，他虽然好言鬼事，却是一位绝少宗教色彩而比较近于儒学理想的青年才子。 　　因为李贺一生充满矛盾，所以他的诗作即在这矛盾的挣扎困扰处处不平之中发出奇异诡谲的音响，后人称他鬼才，缘由在此。 　　李贺的诗作，水平极高。相对而言，他不擅律体。他的诗集里没有一首七律，五律有些，不算精华。他最擅长的还是古体诗与乐府诗。他不写新乐府，好像不屑做这件事，也不必做这件事。他诗歌的最大特色，是他的构思与语言。构思已经奇妙无比，语言更其变化多端。如前面提到的《梦天》，极写人在天上回首人寰景致，堪称古诗中之绝品。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李贺诗歌因为构思奇异，常常打破常规。他的代表性作品，《李凭箜篌引》、《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等，起首便成高格，无须交待背景，已入高潮。未曾气力稍衰，已经戛然而止。仿佛老北京人听京剧，不要两头，只留"戏核"，李贺的诗就是"戏核"。凭你千条诗路，只要最佳选择。这一点不要说元白一派诗人不曾做到，就是韩孟一派的诗人也绝少可以做到。韩孟追求怪险奇崛，常多人为痕迹，李贺奇思异想，仿佛妙笔天成，直如浓霞艳霭，虽然千变万化，只是天作之合。例如他的《李凭箜篌引》，这特色就十分鲜明。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李贺的近体诗也很有特点，虽不作七律，好像律体妨碍他手脚，偶作五律，也是一流水平。他的七绝成色更美，虽然一样不失鬼才本色，仿佛更能直抒胸臆。他有《南园》13　首，首首都是李贺风格。第6　首云："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李贺特立独行于世，终至无可奈何。据说在他弥留之际，母亲伤心欲绝，他忽然神智清醒过来，郑重对他母亲说，上帝选好白玉楼，要召孩儿为楼作记去了。 　　李贺的悲剧，固然有他本人性格上的原因，更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也有他所处时代的原因。李贺是一位站在中晚唐交接线上的诗人，正如杜甫是站在盛中唐交接线上的诗人一样。不过杜甫所看到的是一大批追随者，而李贺看到的却是一些和他命运相似或者比他更其命途多舛的后来人。也许李贺并不曾思考这一切，但这正是他虽然具有极高的诗歌创作才能却终于没有成为唐代超级文学巨星的历史原因。 　　中唐诗坛上，除去刘、柳、李三大诗人外，还有一些颇有影响的诗僧和女诗人。诗僧如皎然、无可，女诗人如李冶、薛涛及后来的鱼玄机等，都享名一时，未可小觑。薛涛所制松花小笺，时称薛涛笺，其才情技艺，可见一斑。 　　六、晚唐诗人晚唐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历史阶段，此时一切均成烦躁，黄巢也在起义，武宗又曾灭佛，割据日益严重，宫廷内部也是一片混乱，大唐王朝的气数尽了。昔日的昌盛、强大、繁荣和富足，已一去不复返。反映在唐文学领域，同样弥漫着一种哀伤、忧怨、愤怒、放纵而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文化情绪。但晚唐文学犹有创造，晚唐诗人也别有特色，他们是一些为大唐乐章谱下最后一段乐曲的不幸的人。 　　（一）晚唐诗坛概览如果说，初唐文学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新人新作鱼跃而出的文学时代，那么，盛唐就是一个万花盛开，无比繁荣的文学时代。到了中唐，昌盛时期已经过去，诗派开始自觉，诗人开始分流。人们虽然已经不满足甚至无法真正信赖当时的社会，但毕竟还有中兴的希望。他们为着实现中兴，开出种种药方，或主张变革，或主张恢复道统，或暴露民间疾苦，或用诗歌抒发自己的种种情绪与要求。内部不免见解不一，外部不免异论纷呈。虽然没有盛唐无所不能的辉煌气象，却自有一股不屈不挠凛然不可侵犯的正义之气。韩、孟、元、白竞相发展，古文运动形成大潮，传奇作品走向成熟，道统观念重振旗鼓。但是这一切，仿佛转瞬时间，已然消失殆尽。诗人至晚唐，好像全然没有了昔日那种勃勃生气，也没有了那种执著不可动摇的追求精神。诗歌到晚唐，已经成为散兵游勇，仿佛个个都要游走江湖或退隐山林。如果说，初唐文学时代是宫廷诗人与社会诗人争胜的时代，那么，盛唐文学时代就是整个诗苑向着大唐王朝全面开放的时代；中唐文学时代则是诗流纷呈，各抒己见的时代；而晚唐文学时代则已经兵不成阵，虽有众多诗人，也有几位极富才华的大诗人，不幸风衰日落，孤掌难鸣了。初唐诗坛讲的是新人效应，盛唐诗坛讲的是整体效应，中唐诗坛讲的是流派效应，晚唐时代则只剩下诗人效应了。这个时候，诗的繁荣，已成回响，古文运动也因为韩、柳去世，声势消沉，传奇文学的创作也进入低谷，好像一切都像大唐王朝一样，即将山穷水尽。 　　但也不然。唐代文化固然已经衰落，唐代文学还远未走到尽头。诗的全盛时期固然已将成为过去，词的美好未来则刚刚开始。韩、柳文章固然一时无两，皮、陆小品文另有一派锋芒。元、白、韩、孟固是一代雄杰，晚唐诗坛还有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这样的大诗人。他们的作品虽不免印上时代走向衰亡的符号，但他们的杰出创作成就，又显示了晚唐诗人娴熟的创作才能和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种种特色。 　　应该说，无论大唐王朝也好，无论盛唐文化也好，既然他们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持续繁荣的道路，他们的衰亡就是不可避免的。大唐王朝王气已尽，盛唐文化即将成为历史，以杜、李、温为代表的晚唐文学则以晚霞般的色彩给唐代文学划上了一个令后人相对满意的句号。 　　或许可以这样说，杜牧是唐诗苑最后一位英雄，李商隐是唐诗苑最有成就的反思者，温庭筠则是唐诗坛的转向人，因为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诗人，更是一位著名的词人。 　　杜、李、温之外，晚唐还有许多诗人，也有不少名作，但他们囿于时代局限，难有大的作为。一般说来，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社会影响有限，但他们又渴望能产生先人般的影响，不甘心国家与文化的没落。于是有人发愤作诗，如姚合、马戴、方干；有人以才艺自许，如李涉；有人感慨百端如秦滔玉；有人忙于党争如令狐楚；有人愤世嫉俗如曹邺、刘驾；有人耽酒寻欢如张孜；有人专作古诗却能面对人生如于。。；有人喜欢在诗中弄巧，大写回文诗、双声诗、人名诗如皮日休、陆龟蒙；有人同情仆婢，别作诗言如李昌符，有人瞩意农桑，同情农人疾苦如聂夷中、杜荀鹤；有人为诗激愤，用语老辣如章碣；有人一生为着功名，劳碌奔忙如曹松；有人怀古论今，心事无尽如崔道融；有人情游八极，自称"野心已被云留住"如陈抟；有人一生感伤失意如罗隐；有人脂粉气浓，香奁风烈如韩翃；有人好作别愁离绪如崔涂；也有中唐遗音如许浑、钱珝；还有人善作长篇巨制诗作如韦庄；加上农民军首领黄巢，道士吕岩，和尚贯休，隐士唐求，其余还有来鹄、郑谷、张泌、郑邀、罗邺、胡曾、黄滔、张。。、曹唐、孟宾于、卢汝弼等，但觉西风吹来，云英漫舞，一时不能尽数。 　　从这些诗人的价值追求看，也大大有异于他们的前辈。初唐诗人，只欲成名，希望太平盛世不要丢弃自己。盛唐人只要创造，凭藉文化优势，写作大好诗篇，意在得到国家的重用，要作就作栋梁材；安史乱后，世风日下，人民苦难深重，于是开始以自己的诗作文章反映生活，发表意见，意在佐助朝廷，中兴国家。到了晚唐，杜牧虽有英雄豪气，但已英雄末路，难免与红粉佳人为伍；杜牧、李商隐之后，希望朝廷重用的幻想已不存在，希望国家中兴的欲望也大半破灭了。以此看来，初唐诗人朝气勃发；盛唐诗人目光远大；中唐诗人正义在胸；晚唐诗人则一大半只关心身边琐事，喜欢游戏文章，以至隐身江湖，投身红粉，这并非唐代诗人退化--一蟹不如一蟹，实在时代兴亡，自有其本身规律。晚唐诗人中，无志的便消沉，有志的便嫉世愤俗，嘲讽以至漫骂；无情的便归隐，隐于山野丛林之间，有情的便放荡，但将喜怒哀乐，注于嬉笑怒骂之间。和他们的前人相比，他们是太不关心国家大事，而过于关心自己了。他们的诗歌，总体说来，只善于从小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不爱高山大川，偏爱象牙宝塔。 　　这些诗人的结局，也是千差万别。或有归隐长寿者；或有投靠起义军者；或有不知所终者；或有终身寄托于幕僚者；或有老死江湖者；或有流入新朝者。其作风，以散漫、放浪者为主；其诗风，柔媚、火辣者相间；其人物，个性独特、行为放任；其情感，不免愤恨丛生，哀怨混杂。然而，江河毕竟东流去，只留下几位文士，几篇诗章，几则小品，几首艳词，悲夫，晚唐诗苑！ 　　然而，并非缺少名作。如秦滔玉的《贫女》；"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又如聂夷中的《咏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这类好诗，在晚唐一代，绝不缺乏。 　　（二）晚唐三位诗坛代表：杜牧、李商隐与温庭筠1。"兵家"诗人杜牧杜牧（公元803-约852　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 　　世家出身。 　　杜牧是一位奇士。他能文能武能诗能政，又喜风流、善交际，不仅诗人而已。 　　杜牧风流，非前辈诸先生可比。李白也曾纳妓，韩愈也有艳闻，诗圣杜甫犹不能免俗。但大体系君子之游，未事声张者也。杜牧风流，不但有表现，而且有声势，声名卓著，令人"紧张"。史书说他"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他作御史的时候，有一位李司徒在家闲居，家中蓄一歌妓，被人目为艺中第一。但他每晏朝士于家，不请杜牧。非不欲请，实在不敢请他，怕他不能"自遏"，然而最终还是败在杜牧风流旗下。杜牧在湖州时，看到一位俏女子，不过10　多岁的样子，他就和人家相约，10　年后"吾来典郡当纳之"。①并赠以金币为信物。待到14　年后，他真的不忘旧言，可是从前女子，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感慨之余，题诗一首："自恨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荫子满枝。" 　　杜牧是一位奇士。奇在他疏狂却能为政。他太和二年中进士，既作过地方官吏，也作过朝官。地方官作过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州的刺史，朝官作过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等高级官吏。 　　疏狂风流且能为官，不但能官而且能文。他的《阿房宫赋》，写得笔力遒劲，风驰电掣，有理有据，能言能问，而且铺陈华丽，音韵跌宕，深得赋家本色。唐人本不以赋为能，也不以骈体文为其文学主调。但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和杜牧这篇《阿房宫赋》可称唐代骈体中三大奇文，而且篇篇都有很高的文字价值。这样的奇文，只能出自唐代，也只能出自王、骆、杜这样饱学多才、风华茂盛的文人学士之手。比较起来，杜牧这一篇，更能切中时弊，不尚空谈。 　　杜牧不仅能文能政，还是一位兵学专家。他为《孙子》十三篇作注，成为兵学名注之一，直到今天，仍有影响。杜牧言兵，并非偶然，他所处的时代，大唐帝国内外交困，藩镇割据势力顽固不化，而且分裂势头愈演愈烈。杜牧是位才子，才子感觉自然敏锐；他又是一位久经历练的地方官，地方官对于社会现实自应多有体会；加之他又绝非一位只会吟诗读书的学士，对于政局自有他一定的看法。而且他生性爽急，风流倜傥，观古察今，感想良多。发而为诗，别有声色。 　　杜牧诗如其人，能刚能柔，柔中有刚，刚而不烈，不失俊美豪杰之气，仿佛《三国演义》上的周公瑾，是一位诗坛儒将，神姿顾盼，笔笔生辉。杜牧最优秀的诗歌还是他的咏史诗。他能从历史，而且往往就从去之不远的历史中找准视点，一针见血。比如他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极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但选择准确，用墨不多，却能做到诗境优美，寓意显然。这里选了第二首： 　　①　《唐子才传》第286　页。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杜牧的咏史之作常能因地而发，他作宣州团练判官时，曾作一首七律，因为篇幅较之七绝长些，容量增大，写来不但意趣鲜明，而且诗意更浓。诗色呈五彩，写景又写史，写史先写人，写人重写情，写情又不忘写景。通观全篇，古今山川，人情物理，浑然一色，却又话语无多，读之倍觉回味无穷已。这诗题名《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杜牧诗歌精华多在咏史之作，但他并非只擅长咏史。他的一些写景诗作也很有特色，如《山行》、《秋夕》种种，历来脍炙人口。其《秋夕》诗云："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杜牧生于晚唐早期，他虽然比白居易小30　余岁，因为盛年故世，所以两个人去世时间相去不远。杜牧生在这样的时代，不免对诗歌理论发生兴趣。他推崇杜甫、韩愈，反对白居易式的平易通俗，主张"不今不古"，独立风骚。但他毕竟属于晚唐这个时代，他的诗歌虽然能切中时弊，却提不出改变这时弊的办法。他也曾写过《感怀诗一首》，长篇大作，有老杜《北征》之意，怎奈大唐王朝已江河日下，诗的内容固然郑重严肃，却嫌诗味不浓，比之老杜《北征》，不似吟咏，更似呐喊。 　　杜牧一生不曾春风得意，满腔报负，难以实现。加上风流情多，更易沉沦。去世时年仅50　岁，可叹也夫。他留给后人的诗人形象，既有"停车坐看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也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唯不知是杜牧薄幸于唐文化，还是唐文化薄幸于他。 　　杜牧祖父杜佑，庶子荀鹤，皆为唐代名人。 　　2。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李商隐不但是晚唐大诗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大诗人。以他的才能而言，他不比李、杜、王、白这样的超级诗人差。以他的诗作而言，虽然在诗的文化内涵与气象上不如李、杜，但在技巧娴熟，应用自如方面并不输于他们。李商隐是一位全面发展的人才。不但诗歌有巨大成就，骈体文也称唐人独步，几乎没有能和他抗衡的人物。时人虽将他与温庭筠、段成式合称三十六体，但温、段二人不能达到他那么悠然自得又精美绝伦地写骈文的艺术修养高度。他的散文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他写的《李贺小传》，生动传神又笔墨简洁地介绍了李贺的一生主要事迹与特色，深得文章三味。李商隐的七律，只有杜甫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二人各有所长，平分秋色。他的七绝，独步晚唐，和李白、　王昌龄等七绝圣手处在同一个档次。他的五律可称唐诗中的上乘佳品；他的五言绝句，数量少些，质量称优，早已享誉诗苑。他的古体诗似不如今体诗名气更大，但同样具备一流水准。个中佳作可与老杜为伍。 　　李商隐才高八斗，独步晚唐，但却命途多舛，终生不幸。 　　李商隐（公元813-858　年），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人。幼年丧父，家道中落，自称"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但他聪慧过人，16　岁，即能作诗为文，并且得到同样能诗能文又身居高位的令狐楚的赏识。令狐楚深爱其才，把他安置到自己府中，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学习，还把自己作四六文的本领倾囊传授给他。李商隐年纪轻轻便遇伯乐，而且是当代重臣，应该说是一生之大幸。殊不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他的终生不幸却也因此而埋下祸根。 　　李商隐的不幸，发端于他娶王茂元之女为妻。王茂元之所以嫁女给他，其实也是出于爱才之心。糟糕的是，当时朝臣之间党争激烈，令狐楚属于牛党，王茂元属于李党①，牛李相争，水火不容。李商隐既得令狐楚厚遇，便应入牛党，势与李党不两立，在牛党眼里，才算知恩图报，有节有义。但他竟然不顾"党性"，而入王茂元幕，娶王茂元女，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从此以后，他便深深地陷入党争的旋涡之中，一生不曾解脱。 　　李商隐不但是一位才子，而且有很大的报负。他对儒、道、佛三家文化部有所受，但骨子里还是一位极富才气的儒生。儒家的理想正是他的理想。而晚唐的现实，又使他产生"欲回天地"的雄心。他一生尊崇汉高祖、唐太宗，也推崇张良与诸葛亮。他的诗风虽然深沉清丽，含蓄婉转，而自比张良、孔明的意思也能在字里行间看得意态分明。 　　他一生忠于爱情，对妻子一往情深，他的名篇《夜雨寄北》既有柔情似水，又能情贞如玉，故能笔下情意，如此动人："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倘若生在盛唐，几乎是一位超人。但他偏偏生在晚唐环境下，又处在牛李两党软磨硬斗的时代，加上他受儒学影响极深，三者归一，使他终生郁郁不乐。他从十六七岁入令狐楚幕，又入王茂元幕，再入郑王幕，直到入柳仲郢幕，30　年幕僚生活，使他瞻念前途，一片茫然。他的这些主人，今天这个贬谪，明天那个死亡，而他昔日的同窗好友，恩公之子，却青云直上，成为宰相。于是他哀怨，他愤懑，他感伤，他浮想联翩。他向人倾诉，他求人谅解，他给人解释，他承认过错，但是，没用。儒家传统文化束缚了他，他的"冤家"对头又不能原谅他。而且还要不断诅咒他，刺激他，小看他，羞辱他。这一切，使得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变得心情沉重，永无欢乐。反映在他的诗里，就有一种凄清欲绝的风格，正如他在《楚吟》诗中所写："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 　　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 　　但这一切，确又玉成了他。他的诗歌能取得那样大的成绩，不能说和他的这种经历没有关系。他的诗歌专能在别人似乎已经无产可作的地方再生枝节，重起旋律，而且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种杜鹃啼血式的哀音，这种天鹅临终前的吟唱，这种鸿雁丧偶般的悲歌，这种凤凰涅槃时的长鸣，具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然而却又来得那么完美警艳，令人惊叹莫名。有人说正是大唐王朝走向衰朽时的独特环境造就了李商隐。我想说的是，我们宁可不要李商隐，也一定要彻底消除那种罪恶的环境。 　　而正是这样的环境和李商隐独特的个性，使得他的诗意异常朦胧隐晦， 　　①　因两党首领牛僧孺、李德裕而得名。 　　好像一切都在模棱两可不可确定之间，那些美妙的诗句不过是些奇异的符号，而这些符号偏偏又具有秾丽的色彩。他的诗常常离不开梦境。而他的梦无边无际，挥手即来，转瞬又去。他不但夜间有梦，旅途有梦，甚至白日便可作梦。李商隐的梦境，似真似假，似虚似实，似隐似现，似远似近，似喜似悲，似无似有。他的处境代表了他的诗境，他的诗境原本就有强烈的梦的色调。 　　李商隐的诗，梦多，情诗更多。李诗言情，同样有梦的颜色。他的那些浓艳的情诗--我们姑且称之为情诗，写得情切切意浓浓，挥不去斩不断。但又似无确指，意态朦胧。于是许多人便说他的言情诗并非真的情诗，不过是美人香草一种比喻罢了。如同屈原作《离骚》使用的手法一样，这似乎也有道理。李君不多情，怎能有这样的作品。但他的多情似乎又并非全是男女之情。更多的--起码相当多的是他忠于皇室，忠于国家，忠于儒家伦常礼法的感情表现。李商隐恰似一位美貌绝伦的贞节妇。因为他美貌绝伦，才尤其动人心弦；因为他无比贞节，才又从那绝伦艳美中生出这无边的凄清与婉哀。在他的情诗艳歌之中，那些《无题》诗作最为有名。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语言功力非常深厚。他的诗，注重吸收前人成就，但又有自己特点。他擅长用典，因为用典太多，有时不免诗意难明。一些著名诗作，几乎句句是典，没有一定的修养，只能读唐诗，不能读李诗--在用典方面，李诗是唐诗的特殊品种。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也是用典高手，但比之商隐，尚有一别。李诗用典更多，也更成熟。当然这不说明他的诗高于杜甫。但可以说明，作为后来者，能在律诗上与杜甫一争短长，应该是下过更深的功夫。从他读书用典之多之广之深之妙的情形看，李商隐不但善于向前人学习，而且注重向当代人物学习。看来在学习这点上，凡诗文大家，必定同心。他师承借鉴很广，但反映在他诗中最明显的人物还是杜甫、韩愈与李贺。 　　难得的是，他能把杜、韩、李诗的精华化为己用，取其有益者吸收之，其无益者更改之，其有悖者扬弃之。杜诗沉郁顿挫，李不能为，但他能得杜诗律法，化为意味悠长；韩诗怪涩奇险，他不能学，但他能化韩诗的怪涩奇险为深奥华丽，虽词不相类，而意境相通。以五言诗为例，旧例常2-3　式音节组句，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韩诗一改旧俗，偏要3-2　式造句，或用1-4　式句型。其诗韵虽新奇，诗艺不算成熟。后人婉言韩愈以文为诗，虽为褒语，实近批评。李诗偏能做到既改旧韵，又成新声，虽步韩愈后尘，却能别开生面，隐去韩诗真面目。如他的"烟带龙潭--白，霞分鸟道--红"，实在就是4-1　式句型，读者闻之不但不觉其怪，反而似更有余味在其中。他对李贺很有好感，诗中也有李贺诗歌痕迹，虽有痕迹，并不失他缜密浓丽的诗歌本色。此李并非彼李，恰似这鸭头不是那丫头。杜、韩、李之外，白诗也有些影象。据说，白居易晚年，衰朽病体，万事皆轻，唯爱诗如命。他激赏商隐诗才，曾感叹百端地对李商隐说："我死之后，能转世作你的儿子就心满意足了。"李诗风格浓丽凄清，与白诗无缘，但他的《骄儿诗》写得平和浅显，情意深长，又似乎与白诗也有曲径通幽处。诗中说："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文葆未周睟，固已知六七。四岁知姓名，眼不视梨栗。交朋颇窥观，谓是丹穴物。前朝尚器貌，流品方第一。不然神仙姿，不尔燕鹤骨。安得此相谓，欲慰衰朽质。"明白如话，清新似水。李商隐诗歌中最有进取精神的是他那些讽喻时政的诗篇。这些诗篇，不再朦胧如梦，不再花浓雨艳不辨路径。虽然同样诗境优美，却能批评时病一针见血。宛如杜牧咏古七绝，又比杜诗更多文采。大抵他的《咏史》、《隋宫》、《齐宫词》、《贾生》都可看作这类诗歌的范作。这里例举《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诗影响深远，至宋"西昆体"成为一派诗宗。这一点也是杜牧比不过李商隐的地方。所谓"李成宗派而杜不成"。 　　李商隐有一首《乐游原》，诗中警句，流传特广。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或许这是李商隐以他诗人的敏锐心灵对唐王朝黄昏将逝的凄凉景象的一种感喟，喟然一叹，李商隐式的喟然一叹。 　　3。风流才子温庭筠温庭筠（公元812-约870　年）本名岐，字飞卿，太原人。 　　温庭筠自然也是一位大才子，但他和李商隐、杜牧可不一样。杜牧虽然风流倜傥，但能忧国忧民，三分风流，三分兼济，还有三分深沉。李商隐是儒生本色，固然才高八斗，不失儒学本意；好比巨石下面的青藤，虽是千磨万折，只要委屈求全。温庭筠才是真正风流才子，不但风流才子，而且有三分无赖气。先前也曾有心上进，只是管不住自己，后来干脆顺流而下，管他什么修、齐、治、平，天、地、君、亲、师，老子不言天下第一，老子何妨天下第一？甚至连第一第二也不管他，能纵情乐去只管纵情乐去。 　　温庭筠出身高贵，他是初唐宰相温彦博的裔孙。温彦博是唐初名相，他出身世家，看天下事便有几分贵族公子气。这一点和杜牧相近，和李商隐相异。但他家道中落，到他这里已成破落户子弟。偏他才高气盛，才高使他有过人本领，气盛又使他不容于权贵。 　　他的艺术才能也是非常全面的，他能诗、能文、能乐、能词。自我评价说："有弦就能弹，有孔就能吹。用不着什么名贵的琴，也不要名贵的笛"。他的文名与李商隐、段成式相埒。因为他们在本家族中均排行十二，人们称他们的文章为三十六体。他的词极有名，不但有名，而且在有唐一代，足称大家。大约只有韦庄，韩翃可以与他一比优长。他的诗才敏捷自如，入考场，赋官韵，只消八次叉手，就可以完成试帖诗，人称"温八吟"，又叫"温八叉"。他才思便给，又自由放荡，不把官场规矩放在眼里，也不把儒家传统放在眼里，他似乎认为儒、道、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不曾言之，也不屑言之。他自己屡考进士不中，却能为旁人作弊。结果自己不中，别人能中，这点颇受前人讽刺。但实事求是地讲，该讽刺的不该是温庭筠，而应该是那些埋没了温氏才能的考官与考制。 　　温庭筠放浪形骸，常出入于里肆妓院之中。他的各类朋友均多，唯独对权贵不敬。一次还因为酒后撒疯，被巡逻的士卒打断了牙齿。但看他以后风流如故，似乎掉几只牙齿也不大在乎。他当初受宰相令狐绹赏识，但他自由如闲云野鹤，放荡如花花公子，散漫如山野村夫，荒唐如王公贵胄。令狐绹对其日益反感，以至屡屡压抑他仕途发展。他一生不曾中进士，只作过诸如京城县尉、国子助教一类的小官。晚年更其潦倒，至使后人无法确知他故世的时间。 　　温庭筠的诗歌多香秾意韵，善脂粉风流。过去史家对他这个缺点，十分反感。旧时代道学先生当行，反对这点，以为不合"温柔醇厚"之古意；现代人也反对，认为不合反映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实秾歌艳诗，未可一概否定，即使现代人类，一样既需要航空母舰，也需要时装模特，更何况，温庭筠的艳诗，还颇能反映当时破落子弟的生活方式，一味反对，似乎不智。他的这类艳诗，虽有秋丽缜密风格，并不十分难懂。后人责之没有深刻内容，正确，但没有深刻内容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他的一些乐府诗歌最具这类特点。如他的《春愁曲》、《春晓曲》，描写旧时女子生活，虽似齐梁旧体，却是晚唐声音。其《春晓曲》全诗如下："家临长信往来道，乳燕双双拂烟草。 　　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晓帐春鸡早。 　　笼中娇鸟暖犹睡，帘外落花闲不扫。 　　衰桃一树近前池，似惜红颜镜中老。" 　　温庭筠还是写景高手，他的《商山早行》中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最为后人称道。郑板桥因之而得名，欧阳修称赞这诗的妙处在于写道路辛苦见于言外。诗云："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檞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他有一首《烧歌》，颇得今人称许，说它有现实主义之风。其实这诗的价值不仅因为它反对官府肆意征税，百姓困苦不堪生活，还因为他写了唐时烧山种田的种种习俗。 　　他的咏古诗声誉很好，七律《经五丈原》，不但继承传统讽喻之风，而且写得气度非凡，颇得大家风范。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温庭筠风流才子，各类诗体，无所不能。但因为他没有杜牧那样情系家国式的深沉，也没有李商隐那样的曲意求成式的束缚。他的咏古，不再如杜牧般地向着唐王朝大声疾呼，也不似李商隐式地为着这王朝的不灭而委委屈屈进一言。他只管目有所见，口有所言，题材尽管严肃，终不失才子身份。（三）值得一提的《诗品》及其作者司空图晚唐诗人中值得书写的人物还有许多，但比起杜、李、温三位都有相当差距。但他们也有很多好诗佳作流传。大体说来，这些晚唐诗人主要是继承前人诗风，虽有个别突破，未有大的成功。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撰写《诗品》的司空图。 　　司空图（公元837-908　年），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县附近） 　　人。他33　岁时登进士第，累官至中书舍人。光启三年辞官归隐，到他去世的时候，大唐王朝已经灭亡。 　　司空图的诗未见多么高明，但他写了一部很有名的《诗品》。该书是中国唐代很重要的理论著作。他将诗歌分成24　种类型，而且使用诗的语言说明他们各自的风格。他的这种美学认识，不但对后世诗评产生重大影响，对其他艺术的审美范畴与审美评价也有重大借鉴价值。他的24　种诗品风格包括：雄浑，冲淡，纤秾，沈著，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比如他写劲健："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 　　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 　　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 　　又如他写绮丽："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者屡深。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尊酒满，伴客弹琴。取之不足，良殚美襟。" 　　司空图本人的诗可没有这么高的水平。不过，他好像早就明白大唐帝国快完了，所以才有这般兴致，以隐喻空灵的语言给唐代诗歌来一番全面总结。七、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运动是唐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唐诗与唐文，是唐文学的两大成就。二者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体现了唐文学的时代精神，而且唐诗唐文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一身而兼二任。后人评点唐时文学人物，好以李、杜、韩、柳并称，说明唐诗唐文对后世的影响也大体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唐诗更有成就，也更能反映盛唐文化精神。而唐文却比唐诗更后继有人。唐诗至晚唐，已开始向词转化；五代文学，以词为主调；降及宋代，诗不如词，词更能体现宋代文学特色。但唐代古文运动并未因唐代灭亡而终止，到了宋代犹然气势不衰，其中的领袖人物，韩、柳、欧、三苏、王、曾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唐宋八大家的影响，直到民国初年，还很有力量，能与之抗衡并渐次取而代之的只有"白话"--明清经典小说与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白话散文作品。 　　唐代古文运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但它并非凭空而降，实际上，唐文比之唐诗，同样具有很深的历史根基，也具有很远的历史渊源。 　　（一）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声唐代古文运动推崇的是三代两汉之文。而所谓三代主体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和《春秋》、《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史学名著。中国古代散文，先秦散文为第一个大高潮，代表人物无非孔、墨、荀、孟、老、庄、韩、左。这个时代的散文影响极为深远，后来中国的一切散文传统，莫不与之相关联。第二个大高潮则是汉代班、马史作，晁、贾文章。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鲁迅先生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完全可以称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第三个高潮就是唐代古文运动及其代表韩、柳的散文作品了。 　　自司马迁作《史记》，到韩、柳发起古文运动，其间相隔约800　年时间，即使算到建安文学，也有约600　年时间。600　年间，骈体文兴旺，散文受压抑。骈文成为官方文章正体，散文郁郁不得志者久矣，沦落成无足轻重的文体。但六朝文风轻浮华丽，只在形式上用气力，虽有妙文奇句不少，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历史成就。这种骈体文的泛滥，束缚了文学之士的创造才能，也束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充分发展，就连刘勰这样的文学巨擘，也只能用四六体撰写他的文评巨著《文心雕龙》。 　　骈文占据这样的地位，浮华文风取得这样的压倒优势，自然与六朝文化不能分割--有什么样的文化必有什么样的文学。骈体的高潮其实在汉，汉代散文与汉赋是汉文学的两大成就。但至六朝，汉赋的生命力已消耗殆尽，骈体进入文学发展的死胡同。外表奢华，内里糜烂，已经病入膏肓。在此期间，虽有北魏一段反对骈文的佳话，因为力量不够，方式粗糙，终于不成气候。直到隋统一天下，社会面貌为之一变，文化气象也为之一变，诗文风格随之产生变革要求。隋王朝命蹇时促，唐王朝继行其道，于是反对六朝浮艳文风，要求改变骈体地位的呼声，此起彼伏，终于成就了文学史上的大气候。在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中，有政治家，有思想家，有史学家，也有文学志士。 　　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首推隋文帝。文帝反对六朝之风不惜矫枉过正，因为臣下文章华而不实，发付有司治罪的事都曾有的，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文章之外，唐初大政治家魏征也是一位代表。魏征反对六朝文风，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他本人的文章就写得朴质实用，不尚空谈。魏征是政治家，也是史学家，与他前后的史家如李百药、刘知几都是他的同道。他们从历史经验与史书编撰的实际需要出发，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改变六朝文风的依据和主张。 　　思想家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隋人王通。王通是唐初四杰之首王勃的伯祖父，是隋唐之际一位十分奇特而重要的人物。他不但在哲学思想方面有许多新知别见，对于六朝文风更是深恶痛绝。他评点六朝文章，不免带点过激色彩，但也由此可知他要改变旧习的欲望有多么强烈。他评论说："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①加上"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刘孝绰兄弟，"鄙 　　①　王通《文中子·事君篇》。 　　人也，其文淫"，湘东王兄弟，"贪人也，其文繁"。②不但文风不好，连人都给否定了。在王老先生眼里，整个六朝文坛，简直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和王通同时而且同道的人物还有李谔，李谔反对六朝文风，虽不如王通的激烈刻薄，却比王通更意气深沉。 　　反对六朝"淫巧文风"的代表性文学人物中，有初唐四杰与陈子昂。初唐四杰，只反文风，不言文体，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骈文能手。但他们毕竟是有唐以来的第一代文学新人，加上年轻气盛，嗅觉灵敏，虽然未曾亲眼见过也未曾亲身经历过隋末唐初的大动荡大统一，却有初唐开拓者们所缺乏的对新时代新风格的新追求。虽然他们还不能彻底摆脱旧时代的阴影，却已经发出新时代的声音。他们感慨："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①他们认为："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雄，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未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之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则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足北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潜夫昌言之论，作之也有逆于时；周公孔子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糜不坏矣！"②连屈原、宋玉都遭到批评，足见大唐文化，真不平凡。 　　初唐盛唐反对六朝文风的人物中，还可以这样区分，即他们中间有言而不作者，有作而不言者，也有言作并举连说带干的人。 　　隋文帝属于言而不作，只讲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本人不是新文风文体的实践者。 　　张说、苏颋、李白、王维属于作而不言。他们没有或极少发表反对六朝文风的理论文字，却都能身体力行，先干起来再说，或者以自己的文章实践表示自己的喜恶爱憎。张说、苏颋，时称"燕许大手笔"。他们不但是著名诗人，而且是著名宰相，还是著名文士，尤其张说，文章已然盛唐气象，不求包罗万象，但要唯我所用。他的《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借卢之碑石，言己之感想；虽然评价前贤，有谥美成份，但那口气、那气势，已然显现盛唐风采。他写道："昔仲尼之后，世载文学，鲁有游、夏，楚有屈、宋。汉兴有贾、马、王、扬，后汉有班、张、崔、蔡，魏有曹、王、徐、陈、应、刘，晋有潘、陆、张、左、孙、郭，宋、齐有颜、谢、江鲍，梁、陈有任、王、何、刘、沈、谢、徐、庚，而北齐有温、邢、卢、薛，皆应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之人，谓之文伯。於戏！国有校，家有塾，禄位以劝，风雅犹存。然千数百年，群心相尚，竞称者斯之鲜矣。才难，不其然乎！然则飞黄虚骋，百辔遗路；鹪■天运，万翼天阶。文士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亦云才力绝众故尔"。 　　言文并作，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创作，不但改变旧风，而且改变旧体的人物，陈子昂可算唐代第一人。 　　①　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17　页，1984　年3　月新一版。②　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18　页，1984　年3　月新一版。陈子昂诗文俱佳。诗风悲凉慷慨，已是新人新声。文章朴拙实用，又近古意。他反对六朝旧习，给人议论风发，势如破竹的感觉。虽不似盛唐大家的雍容大度，另有一番气冲云汉的英雄气概。他的这种作风，一直到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兴盛起来，还为人们所景仰，所称道。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①陈子昂独立于世，是盛唐之音的先知先觉者，他有实践，也有理论。不过实践不算很多，成绩也不算很大；理论不算很深，在当时的影响也比较有限。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泣下"的悲凉感触。 　　而他对散文的自觉，与他后面的张说、李白、王维等盛唐大手笔相比，还有些超前哩！真的盛唐诗人，并不认真关心散文的发展--虽然他们能文；更不关心唐代散文是否应该继承三代两汉的散文传统。他们生于盛世，胸怀博大，熔儒、道、佛于一炉，要继承自屈骚、《诗经》之后的一切传统，而且融而化之，超过他们。这样的时代，不是古代散文传统可以表现的。这就是为什么盛唐诗苑兴旺，而它的散文成就不能同样兴旺的主要原因。 　　对古代散文传统一往情深的人物，首先是肖颖士和李华。 　　肖颖士（公元708-759　年），字茂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人，开元年间进士。他4　岁能文，10　岁补太学生，是个神童，28　岁举进士，对策第一，足见文章功力十分深厚。天宝初年，补秘书正字。他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所处的时代虽然是诗歌无比繁荣的时期，但天下喜欢散文的人还是不少，即使他免官之后，向他学习文章的人依然很多。 　　李华（约公元715-约774　年），字遐叔，赞皇（今河北元氏）人，也是开元年间进士。曾官监察御史等职。他和肖颖士文章齐名，世称肖、李。他在安史乱后，曾受伪职。乱平贬官，后又起用，晚年辞官归去，同样文名很大。而且他与肖颖士不同，肖颖士推崇古文，才学满腹，但文章流传下来影响后人的不多。单以文章的艺术价值而论，不算高明，他是一位一心复古而且确实古朴无华的人物。李华与肖的文章观念如出一辙，但他更能创作，他的《吊古战场文》，成为千古名作，几乎没有唐散文选本不收入的。其写战争情态，少有其匹。虽然似乎渲染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免过于惨烈，但为文如此，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位古代散文高手。文章开首便写古战场风貌，一下子就能抓住读者的情绪："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文气如龙，不由你不读下去。 　　肖、李对古文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宗经，非六经思孟，不足为文章范本；二是载道，最尊崇孔夫子修春秋的微言大义；三是尚简，反对铺张陈事，这一点肖颖士更为典型，不但六朝骈文不在话下，连战国策，两汉散文都认为不合圣人古义。 　　肖、李之后，又有独孤及、元结、李观、梁肃、权德舆、吕温诸文。他 　　①　转引自罗泽根《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48　页。 　　们的文学见解，或有不同，但反对六朝浮艳之风，主张文以载道，文以致用方面则大同小异。 　　由此也可看出，古文运动并非一人一时之事。如果从北魏苏焕算起，到韩、柳时代，就有300　年了；如果从隋文帝算起，也有近200　年了；即使从陈子昂算起，也有100　多年了。200　年间，留下记载的人物固然不多，而参与其中的人一定不少。据说肖、李晚年，特别是李华晚年，虽然已然隐居，向他求文的人依然很多，而且多送厚礼，可见当时的散文之风之烈。罗根泽先生认为："韩、柳之前，载道说也有了，文气说也有了，简易说也有了，宗经学史的学说也有了，推崇周秦两汉、卑弃魏晋六朝的学说也有了，那么韩柳之对于古文的理论，不只是前人的追随者吗？"①其实韩柳之前具备这些理论，只是说有这些见解。这里只想指出，为什么肖、李、独孤、梁、权、吕、元诸人没有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更没有倡导起这样一次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究其原因，首先还在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虽然他们或许和韩柳只有一步之遥--还没有产生对古文运动强烈的社会需求。 　　历史无数次证明，需求决定创造，创造产生天才。唯有强烈的社会需求才能产生强大的创造动力。 　　韩柳主导的唐代古文运动，首先是响应社会的召唤，因此他们才具有这样巨大的能量，当时的社会，既经安史之乱，国家元气大伤。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了，但诸侯拥兵，藩镇割据，对此，唐王朝中央政府，欲平难平，欲忍难忍，不平不忍，处境尴尬。整个国家充满了藩镇与藩镇之间，藩镇与朝廷之间，藩镇内部各种力量之间，朝廷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大家都觉得会发生什么不测，但又十分不愿和惧怕再发生什么不测，虽然不愿和惧怕发生什么不测，却又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阻止和消除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不测。安史之乱伤了大唐王朝的元气，但大唐王朝的余威犹在--毕竟它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辉惶的盛唐文化，于是中唐一切有为之士，都在顺应历史潮流，寻求国家能够中兴的办法。韩愈、柳宗元便在这样的历史转变时刻，开宗明义，不失时机地扬起古文运动的旗帜，可谓因时而生，所向披靡。为什么这个时候以至由此而始的数百年间，社会这么需要古文运动呢？ 　　因为古文运动的主旨，在于回归尊儒轨道，维护朝廷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我在前面说过，盛唐之盛在于它有兼容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大文化的胸襟与大文化气象，于是产生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产生大量后世封建时代无法企及的文化成就。中唐则不然，国家已经出现危机，人们企盼中兴。这种时候，靠佛不行，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认为一切皆由缘法，任你兴盛也罢，衰亡也罢，他都无动于衷；靠道也不行，佛教一切皆空，道教只要成仙，金丹仙药，神符鬼箓，于事无补。尽管两家文化还有巨大的文化生命力，但在中唐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于是韩愈辟佛，便得到士人喝采，虽然发配边远荒凉之地，反而成为胜者。宪宗佞佛，不能长久，到了武宗，干脆大规模地灭起佛来。 　　儒家学说本来于乱世无用，从来开国创业的时代，儒家不受重视。它的作用在于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儒家理想，而且只要中国式的封建基础不根本改变，儒学总能屡试不爽。但在韩柳时代，说乱世又并非乱世，说治世又何曾能治？韩愈便写《原道》，柳宗元又写《封建论》，古文运动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39　页。 　　更大声疾呼文以载道。不用说，古文运动这个主旨，自陈子昂提出，经过100年努力，终于由韩公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从此便蓬勃发展起来。而且此风不吹则已，一吹便不可收拾。直到宋代濂、洛、关、闽几位大儒出来，才算慢慢止息--它的任务大抵完成了。而中国古代文化也就进入最后一段僵化时期。 　　古文运动不但主张"非三代两汉文章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能存"，而且主张"唯陈言之务去"。就是说从主旨到文体、文风、文字，要统统予以改变。至于六朝文学，干脆就保留不得。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批评六朝文学说："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请注意，这还是就其善者而提出的批评；其余文章实在连挨批评的资格都没有。韩文公大气磅礴，眼角都不去扫他们一下。 　　但既为一场文学运动，非有创作实绩才行。韩、柳以前，主张恢复古文风格的人们，不但其宗旨不如韩、柳明确，实际成绩尤其比不过他们。如唐代文学理论家柳冕，也有些好的理论，却不能实践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就差了。不唯柳冕，就是肖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乃至张说、苏颋、李白、王维，在古文一途都不及韩、柳。肖的文章不过平平，李华文章达到《吊古战场文》水准的没有第二篇，而《吊古战场文》又不能算散文正脉。元结有些小品，颇有意味，但不能成为洪流巨制。李白、王维虽为文章妙手，但主要精力不在于斯。可以这样说，韩柳之前的隋唐散文，不但远远达不到两汉散文水平，就是真与魏晋六朝文比起来，力量也显单薄。韩、柳则不然，他们的文章，虽打着复古的旗子，却是全新的创造。不但可以直追班、马，而且比司马迁之外的任何一位散文家的成就都高。贾谊、晁错、扬雄、王充、三曹七子都被他们超过了。 　　事实上中唐确实有过一段平静，甚至有过一段中兴的苗头，这不能说和古文运动没有关系。而且唐代古文运动的意义早已超过唐代的范围，它具有文化与文学的双重价值。 　　（二）古文运动的主帅韩愈1。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韩愈大才，在有唐一代文学人物中屈指可数。他的诗歌独成一派，本人又是中唐两大诗派之一的领袖人物。但他的诗和他的文章比起来，还只能排在第二位。他文章极好，单以文章而论，已经可以称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一员主将。他还有另外一大功劳--他还是唐古文运动的直接领导者，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导向人物。虽然人们讲到古文运动总要韩、柳并称，其实两个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韩愈是主帅，而且唯有韩愈够主帅的资格。柳宗元不具备韩愈的条件，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观条件。 　　韩愈之所以成为古文运动的主将，首先是他生逢其时。如果他早生20年，或晚生20　年，那就轮不到他作主帅了。而且他不但生逢其时，举进士的时间也恰到好处。他中进士的这一年，人称龙虎榜，多少中唐人物都中在这一榜上。他本人又有强烈的儒学精神，且好为人师，能文能言，又善于团结和交好各类文学人物，这一切都很自然地使他成为这场古文运动的主导者。韩愈尊儒敬道，由来久矣。他的《原道》、《原毁》都是比较著名的思想理论著作，文章自在，写得头头是道。他不但亲儒，而且辟佛，他的思想与佛教势不两立。虽然也有和尚朋友，朋友归朋友，该反对佛教照样反对--他对和尚的态度也体现了儒学精神。他的《论佛骨表》，写得神采飞扬势如破竹，不但理直气壮，而且义正辞严。当是时，国家刚刚经受过巨大灾难，虽然宪宗当政有中兴之意，但佛教的蔓延，其实不利于国家统一权力的加强，佞佛活动，更是劳民伤财。这些都是韩愈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的。他的《论佛骨表》早有思想基础，又有现实原因。两势归一，发而为文，真如狂风骤雨一般，披头盖脸向宪宗抛去。宪宗恼羞成怒，要把韩愈处死，幸亏众官求救，才改贬潮州。 　　按现代人习惯，此文可分若干段落，但在古人未必如是。何况韩公文章，最是一气呵成，字字句句都带着一股精神。文章开笔就讲："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三言两语，先给佛教定了性。然后急转直下，便举史实。大讲三皇五帝的光辉经历，说黄帝活了110岁，在位100　年；少昊活了100　岁，在位80　年；颛顼活了98　岁，在位79年等等，那个时候的皇帝可真不得了，最短寿的一位还活了90　多岁哩！可是，佛呢？那时候根本没佛！讲了正面经验，又讲反面经验，说汉明帝以后，有了佛了，可各位信佛的皇帝全倒霉了。一个个寿夭命短，好不可怜。梁武帝虽然多活了几岁，临了还是让人家围在台城，活活饿死。 　　讲了远的，又讲近的，说李渊如何，李世民如何，抬出宪宗的祖宗，说明问题，看看是祖宗重要还是佛教重要。然后笔锋一转，又讲佞佛的危害。讲罢危害，更恭恭敬敬，把孔圣人请了出来。圣人说："敬鬼神而远之"。如此一气说来，步步为营，条条是理，挟风裹雾，不可一世。说到最后，情绪激动不已，干脆来个发誓明志，以毒攻毒。文章写道："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韩愈好为人师，同样由来久矣。他年纪轻轻，便有狂名，不仅人家说他"狂"，他自己也承认"狂"。不过不是狂妄之狂，而是"余憨而狂"；什么叫"憨"呢？老老实实就是。其实这句话本身就够狂的--因为我老实，所以我不会弄虚作假，没办法，只好该狂就狂。但韩愈虽狂，却能团结别人，他的朋友特别多，而他偏又喜欢交朋友，收学生。不但喜欢交朋友，收学生，而且朋友也好，学生也好，发现长处，马上表彰。经他表彰的人物中有李翱、孟郊、张籍、贾岛、樊宗师。。直到李贺。不但肯于表彰别人，而且能为别人仗义执言。他与同仁相处，不怕别人有怪癖，好像越有怪癖，还越能一见如故。樊宗师可谓怪中之怪，他一见如故；贾岛也堪称怪中之怪，他又一见如故；张籍才高善辨，常与他发生争执，他依然把张籍作为好朋友；李贺年少有诗名，他便亲自上门探访，李贺因父名重讳难于考进士，韩愈虽重儒学，却亲写《讳辨》，为李贺入考寻找根据。他虽好为人师，绝不心胸狭窄，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韩愈的这种作风，使他深得同道人心。自然而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他自信，自信才好为人师；一方面，他又自尊自强，因为自尊自强，别人才喜欢承认他的尊师地位。 　　韩愈成为古文运动主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确实作出比周围人更大的古体散文成就。他的诗歌，风格奇崛，水平也不低，但要说独步中唐，那不符合实际，更不要说独领风骚于唐代了。但他的散文，自西汉司马迁以来，确实没有敌手。柳宗元以外，唐代文坛上任何一位显要人物和韩愈比美散文，都难免成另一场龟兔赛跑，而且韩愈还是一只不喜欢睡觉的长脚兔。 　　2。韩愈的生平韩愈（公元768-824　年），字退之。南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幼年即父母双亡，全靠兄长和嫂子抚养。他聪慧过人，博闻强记。史书上说他日记数千言，通百家。贞元八年进士。但未很快任用，他耐不住寂寞，连续给赵琛等三位宰相上书。后入朝为官，作监察御史。因为上书论宫市之害，触怒了皇帝，贬到山阳任县令。韩愈有行政才能，县令做得不错，于是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年间，成为国子博士，河南令。但他才高气盛，不免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加上旧势力嫉妒，使他长期得不到升迁。后来终于得到裴度赏识，才算走出低谷。宪宗时，任中书舍人，裴度平定淮西，他随军有力，表为行军司马，胜利后，升为刑部侍郎。这一段仕途得意，颇有青云直上的好感觉。但很快发生"论佛骨表"事件，于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给发配出去了。后来自己见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便向皇帝承认错误，说自己被贬全怨自己糊涂，终于得到皇帝原谅，迁袁州刺史，寻，又拜国子祭酒。还作过兵部侍郎、京兆尹等官，于长庆四年，因病去世。 　　韩愈一生，一是作文作诗，二是作官作事，二者都做得很有影响。但比较起来，还是诗文更有成就。他一生经历比较得意，虽有挫折，都不算很严重。柳宗元中年谢世，他为柳公撰写碑文，说柳宗元被贬边荒之地，久久得不到赦免，和没有大人物援引有关。这是他经验之谈。韩愈生平，最喜欢干谒。他好为人师，又好找靠山，所以每遇挫折，总有大人物援引。他本人不能吃苦，一有苦处，马上四处求援。他常报怨生活贫困，其实他何曾真正贫困过。 　　韩愈思想的主流部分是儒学传统，但也不纯粹，他写《原道》、《原鬼》、《原毁》等书，好像全然儒家声调，其实里面有杂音。他对孔子孟子绝对敬服，但一读《荀子》、《墨子》，即刻产生新想法。荀子与孟子矛盾，孟子乃儒学主流，一般儒家正统人士，对荀卿多贬，但他读罢荀子，就将荀孟作个比较，并且得出结论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孔子与墨子势不两立，但他读了《墨子》，又写读书心得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还大胆猜测"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以此观之，韩愈的思想其实驳杂，这种驳杂对他的文学很有好处。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的人格--他不因人废言，而是因文论人，颇有些实事求是的意思在内。 　　韩愈的主要缺点，是他喜欢眼睛向上看，一生干谒，不怕挫折，比之李白还有过之，而且态度谦卑，有时到了他的同道后人难以为之圆说的程度。因为他有这个毛病，所以他的文章中，反映个人生活和文学之道的内容最为精采，而反映社会下层的内容几乎是空白。 　　但他毕竟有大功劳于唐代文坛，也有大功劳于中国文学史。后人对他评价很高，一般也符合事实。韩愈作为一代文宗，不但后人尊崇。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然享有极高声誉。 　　3。韩愈的古文作品及其艺术特色韩愈的散文，几乎无所不有。其中也有许多应酬之作，以及无甚意义的表章之类，但这属于彼时风尚，不便苛求于前人的。他的优秀作品，数量很多，而且不论哪种文体的题材，都有优秀作品。如果按现代人的分法，他的议论文，记叙文，抒情文，人物传记，小品文和寓言故事，都写得非常出色。他的《祭田横墓文》、《与孟东野书》、《送孟东野序》、《师说》、《答李翊书》、《祭十二郎文》、《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杂说》等，都可称为千古佳作。 　　他的文章恰如行云流水，不拘常格，但有常法。他长于抒情，又善于选择典型情节，抒情色彩更为强烈，所写所记人物事件也特别具有立体感。他为文敢于也善于创新，能将文章旧体，加以改造，打破旧时传统，另成一家。如古时撰写祭文，没有《祭十二郎文》这种写法的，因为没有这般写法，也就收不到他这篇祭文的巨大效果。后人评说："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可见其影响之大。他写《毛颖传》，开士大夫撰写寓言的先例，虽然遭到许多人反对，他依然无所畏惧。通过他的文章，人们可以非常生动地看到他本人的风采，也可以看到他周围亲人、朋友、环境、历史人物、时代风俗等种种有价值的内容。韩公妙笔如神，韩文精采如画。 　　他文章的风格，雄浑雅健，有浩然之气。"气"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特有说法，好像现代人论文喜欢说某某文章有没有"味"。气是什么，众说不一。但这个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有名，其始出于孟子。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先秦散文风格，可分为四大流派。孟子就是"浩然之气"派。即使平常之事，经他笔下，就有席卷千军的气势出来。韩非是斩钉截铁派，所谓握拳透爪，寸铁能屈。荀子是缜密严谨一派，今人所谓学者之文。庄子是汪洋恣睢派，遣词造句，随心所欲。韩文风格属于孟子一派，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继承孟子文风最好的一位。对他的文章，不接触则罢，接触便仿佛有无数触角伸将出来，将你团团围住，前推后拥，左挟右持，使你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有人说韩文中未必有多少深刻的道理。虽然不见得有多少深刻的道理，却一经他手，便产生巨大的感染力。韩文的讲理，确与柳文不同，柳文得荀子本色，文理缜密，丝丝入扣；韩文则情、理并举，风中夹雨，雨又生风。他的道理不多，但能讲得尖锐通透，风起云涌，大气磅礴，虽是小题，偏能大作。纵然大题，绝不枯燥。比如他的《师说》，开口就讲："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高屋建瓴，一句话就抓住核心问题。又如他的《送孟东野序》，虽为别辞，绝不凄苦，一样气韵高迈，一样振振有辞。本意虽在安慰鼓励孟郊，却能借用比兴手法，言别不讲客套，客套便落俗套；也不一味抒情，抒情过度反觉虚假。而是别指一物，以物喻人，由此生发，如江河而下，反映出来的相互友情，又深了一个层次。而且文字优美，诵之若有金石之声。文章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韩愈文章的特色，首先就是义正辞严。不但义正辞严，而且居高临下。 　　你和他对话，恐怕要仰起面孔看他，并非他人品孤傲，而是他的文章视点高绝，笔锋所及，便有势如破竹的气势。 　　韩文善使气，又善抒情，非常雄辩，却不盛气凌人。 　　韩文语言功力极深。他是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的，他的诗歌不免怪险奇崛，但他的文章却能做到文从字顺，使用平常文字，写出不平凡的文章。他的文章用语不难不僻不生不涩。他肯定是一位创造新词的高手，却能使读者欣然接受，有视新如故的熟悉感和亲近感。现代人常用的许多成语，如痛定思痛，俯首贴耳，杂乱无章，深居简出，冥顽不灵，面目可憎，垂头丧气，牢不可破，大放厥辞，百孔千疮，一发千钧，不平则鸣等等，都是经他首创或者从他的文章用语中演化而来。他还注重口语的应用，虽非白话，却使文章增色不少。 　　韩文另一个艺术特色是注重文章的布局和剪裁。布局得体，剪裁新颖。 　　他的文章固多，但不给人雷同重复的感觉，一种文章一种作法。同是作传，有亲疏远近之别；同是序言，有高低深浅之分；同是碑铭，有取舍收放之妙。因为他很重视剪裁功夫，从不平均使用气力，要在抓住细节，写出精神。他写《张中丞传后叙》，把张巡、许远和南霁云三个人物写得淋漓尽致。虽然着墨不多，笔笔皆在"坎"上。他写《画记》，虽是记叙小品，却能有虚有实，虚虚实实，使人不但能够通过他的文章去"看"，还能透过他的文章去"想"。实的部分，"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顺叙而下，笔笔清楚，标准的说明文字，可谓笔笔皆实。但随即笔锋一转，便成模糊，依然如实介绍，却给人畅想空间。他描绘说："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踶■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三）古文运动的大将柳宗元1。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独特贡献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一员大将，但不是主帅，这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柳宗元少年得志，比韩愈早走上仕途，而且曾一度辉煌，也是韩愈所不能比拟的。那时候，韩愈还在为没人赏识而着急哩。但他一生不顺。王叔文变革集团一败，他就被贬永州，永州乃荒凉边塞之地，使他远离了唐代文化中心，失去成为古文运动主将的客观条件。就他本人性格而言，他也没有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精神，比较起来，他更喜欢和别人平等谈心。有人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被贬谪他乡，心情抑郁的结果。其实不尽然。韩愈也曾被贬，但好为人师的精神始终如一。过去研究历史，对人物性格关注不够，把这方面的荣誉都无偿送给小说家了。人的性格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的前途，至少决定人们在选择前途时的行为方式。柳宗元的性格特点，是做得比说得更多，也更好，而且并不因此而产生特殊感觉。 　　柳宗元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创作实绩。他的诗歌，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诗歌成就之高，堪称卓然大家。他的散文比他的诗歌更有成就。与韩愈相比，也在伯仲之间。他的散文主张，和韩愈大同小异。他不像韩公那样认定佛教是外来之物，一点益处没有，于国于民全是祸害。他的主张非但没有这样强烈，而且对佛学仿佛也有研究和信任。他女儿身体不好，求医不成，就去求佛，希望得到佛的帮助。但他的理想依然是儒家的，他的观念更是儒家的，他最推崇的依然是"尧舜孔子之道"，坚决主张"立仁义，裨教化"；"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之道则安元元为务。"但他比韩愈更具现实精神，或者换句话说，他对古文运动的主张在主旨上和韩愈并无二致，只是更其扎实、深沉，因为他是一个对社会底层和民间疾苦有更多了解与深切同情的人。 　　他的散文，几乎无所不能。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与韩愈旗鼓相当，具体领域，则二人各有长短。可以这样说，柳宗元是以自己的实际创作支持和推动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虽然他并非主帅，但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把他和韩愈并举，看作唐代古文运动中两位杰出代表。后世文学人物虽然多有抑柳扬韩情绪，但柳文的成就是抑不住的，韩柳恰如李杜，自有文章传千古，不管他人论短长。 　　2。柳宗元的生平及其文化取向柳宗元（公元773-819　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他去世前曾作柳州太守，深得人们爱戴，后人又习惯称他柳柳州。 　　柳宗元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贞元九年，他年方21　岁便中进士。26　岁中博学鸿词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县尉，累迁监察御史里行。与当时的改革人物王叔文韦执谊等关系密切。德宗死，顺宗继位，他和刘禹锡一起，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摄礼部员外郎，成为政坛风云人物。但他们的改革，基础不够牢固，推行者又缺少必要的政治经验，加上顺宗身体很差，改革很快失败，他以此贬永州，任司马。在永州一住10　年，景况凄凉。但他初衷不改，行政不行，继之以文章，他最好的文章，大多出于此时。元和十五年，他和刘禹锡等所谓"八司马"被召回京，又因为刘禹锡的一首诗，触怒了权贵，结果再次被遣，任柳州刺史。在柳州任上他政绩颇佳，但身体很差，在任不过4　年时间，便因病去世。柳州百姓对他非常敬仰和怀念，为他立庙以示纪念，庙字至今犹存。 　　柳宗元政治信仰明确、坚定，而且比韩愈更富于现实色彩和进取精神。 　　韩愈也可以称为改革式人物，但他的改革，主要通过古文运动表现出来，与其说意在变革，不如说意在中兴。柳宗元则是一位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青年改革家。看他参加王叔文集团，柳州政绩，和关心民间疾苦的社会实践，以及他写下的以《封建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知道这是一位具有卓越政治见地与行政才能的文学人物。这一点，不唯唐代比较少见，即使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多见。唯王安石更有建树。柳宗元的政治成就不如王安石，不是他才能不行，而是没有得到历史的青睐。 　　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也比韩愈高明，他并不一味反对佛教，但他却坚决反对迷信。他写《天论》，认为天是无知的，和世间万物并无不同。他写《断刑论》、《时令论》，认为把一年四季的季节特点与刑罚生死联系起来没有道理。古人主张春生秋杀，这种远古遗风直到清代犹存，可谓古已有之，经久不衰，但柳宗元不能认同此说，给予有力批评。 　　不但如此，楚辞里有屈原一篇《天问》，大气磅礴，色彩斑斓，满心疑窦，百问苍天。然虽有天问，但无天对。柳宗元勇作《天对》，与屈翁对话，充分显示了他的非凡才华。《天问》留下多少文章天地，《天对》只管主张自然之说，百问百对，堪称敌手。这里摘引第一、第三、第五三段，作为例证。 　　屈原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板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柳公对："曰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屈原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柳公对："无营以成，沓阳而九。转輠浑沦，蒙以圜号。冥凝玄厘，无功无作。"屈原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隈隈多有，谁知其数？" 　　柳公对："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无际乎天则！巧欺淫诳，幽阳以别。无隈无隅，曷懵厥列？" 　　现在看来，所问所对，并非尽如人意，但在那样的时代，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确实非同等闲。 　　由《天对》推及其他，柳宗元在对宗教、神鬼自然的态度上，确与韩愈有别。他固然没有写过《论佛骨表》，但也不写《送穷文》。 　　柳宗元的作文主张，也与韩愈有所不同。他不像韩愈那样，对六朝文弊持极端立场，反对骈体文章，"唯陈言之务去"，骚体赋声，一概不要。他的文章能散能偶，以散为魂，并不一概排除骚体赋声。他的文章句型，也时有骈体风格。不但如此，他还是写赋的能手。他的《牛赋》、《瓶赋》、《囚山赋》、《闵生赋》、《佩韦赋》等都深得屈骚精神，又不失唐人意趣。柳宗元高出韩愈的地方，在于他肯于面对人生，痛恨官僚腐败，了解人民疾苦，并且能将这种种想法和情绪通过具体事实，形象地表现出来。韩愈也写过《五坊小儿》一类文字，但为数不多，因此遭贬之后，便再不提起。柳宗元一生对此矢志不移，而且运用各种创作手法，予以表达。一方面，他对官僚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对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苦难予以深切同情。他的《捕蛇者说》之所以成为千古名文，不但文章极好，而且内容深刻。柳宗元为人正直，虽不善于自我表白，但勇于为患难朋友作出牺牲。他贬谪永州10　年，好不容易回到京师，因为刘禹锡的一首诗，再次被遣出京，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但他对引出麻烦的刘禹锡没有怨言，反而对刘被贬连州，十分同情。刘禹锡上有老母，连州又是边远荒芜之地，儿子受得此苦，老母如何安置，于是上表皇帝，要求和刘禹锡调换任所。这种为朋友的牺牲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大体说来，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柳宗元要高要大，倘无柳公，韩公依然可以成就古文运动的大事业。但以韩、柳二人的文章人品而言，柳宗元比之韩愈，思想更具深度，人品也更磊落。 　　3。柳宗元的散文作品及其艺术成就柳宗元的散文艺术成就与韩愈散文相比，各具特色，不分上下。 　　一般说来，他的议论文比韩文更为缜密严谨，无懈可击。韩公以其浩然之气取胜，雄浑畅达，气势夺人。柳文则以说理见长，条分缕析，以理服人。他的人物传奇，和韩文相比，恰似春华秋实，各具风采。韩愈写张巡、许远、南霁云的英雄节义，有石破天惊般的艺术魅力，文章写到南霁云求救兵不得，酒席宴上，慷慨陈辞，声泪俱下，拔刀断指，以明心迹，具有雷霆万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柳宗元写《段太尉逸事状》，妙在强化对比，注重铺垫。文中说汾阳王郭子仪的儿子作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邠州，纵士卒无赖。"老百姓苦不堪言。段太尉便将乱市伤人的17　个营卒抓住，个个砍头示众。于是兵营大噪，气氛极其紧张，但太尉独不惧。闻尚书有召，马上应命前往，而且连佩刀都解下不带，只请一行动不便的老人代为持马，便进行营。至军营，营中兵士如临仇敌，带甲冲出。太尉见状不觉一笑，对他们说：杀一个老卒，还用带甲吗？"吾戴吾头来矣"。这种从容气派，比之张巡、许远，别是一番风采，于是尚书出面，太尉无伤。而且他要求在营中吃饭，饭罢又要求在营中住宿。饭饱睡足，礼貌而归。行文跌宕有致，人物刻画入木三分。柳文中人物传记不少，都能因材授意，各见所长。他的《种树郭橐駞传》，但用白描手法，隐有庄子之风。柳宗元散文中，读后感一类文字占有不小篇幅。正如韩愈读罢墨子便评价墨翟，读罢荀子又评价荀况。柳宗元读书极多，感想也多，他不但评文，而且论史，评文能辩，论史能议。他评文的文章如《辩鬼谷子》、《辩列子》、《辩文子》、《辩论语》、《辨晏子春秋》、《辩亢仓子》等；论史的文章，如《断刑论》、《四维论》、《时令论》、《封建论》、《六逆记》，都能分析精辟入腠，议论笔笔成文，而且富于借古讽今的现实主义风格。他写《封建论》，反对封建割据；他写《六逆论》，反对宦官专权；他写《时令论》，反对听天由命；他写《断刑论》，反对旧说旧俗。其《辩列子》、《辩文子》都能因文论事，找出真伪原由。柳宗元是一位精于思考，重视佐证的散文专家。他继承荀子传统，又比荀文富于文采，堪称古学者之文；他继承中国史家传统，以史为本，不卑不亢，对《国语》也敢批评。他写的《敌戒》，不但用意深沉，而且充满辩证精神。柳宗元写的散文体寓言，多于韩愈。韩公于此不过偶尔为之，柳公却能专心创作。而且当韩愈因此受到批评的时候，他便站出来说明自己的看法，支持韩愈。他的寓言，几乎篇篇精采。如《三戒》，如《罴说》，如《。。。。传》，都寓意深刻，文尽其妙。《三戒》中的《黔之驴》一篇，更是闻名遐迩，无人不晓。《三戒》中另一篇《永某氏之鼠》，借物喻人，说的是贪得无厌的老鼠，读者想到的却是更其贪得无厌的"人"。其讽刺手法高明，给人印象深刻。 　　抒情散文方面，柳宗元似不如韩愈。他没有《祭十二郎文》那么动人魂魂的抒情文章。韩文如同文人写意画，妙在随心所欲，虽然骨子里依旧法度森严，表现出来却如行云流水，但见满纸云烟，宛若天然而就。柳宗元的文章主观色彩不浓，虽也抒情但有分寸。他为文并不恣意为之，更善于把事情客观地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理解。他的散文更像西方古典油画，追求的是画面本身的成就，作家的感情只管通过描写对象予以表现。他的山水游记为韩文所无，而独成一体，几乎篇篇都是散文精品。描写普通劳动者苦难生活的散文，更是他独擅的专长，也为韩文所无。 　　他的社会散文，如《捕蛇者说》，前面已有介绍。他的山水游记，还应细作说明。柳宗元是唐诗中的山水大家，诗文一气相通，在散文方面他也是写景能手。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一类山水文学传统，风格清丽，细致入微，状物绘景，出神入化。他被贬永州，无所事书，每见风景妙地，便暂放愁怀，不觉一快。但他毕竟是一位性格刚直又十分内向的诗人、学者，尤其是一位心怀报国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所以尽管他的山水游记，不露声色，却引人入胜。但在那美妙无比的风景后面，人们还是能隐隐感到作者的一缕深愁，绵绵无绝。他在永州曾有八篇山水名作，史称《永州八记》，在中国山水游记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永州八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和《小石城山记》。《永州八记》篇篇皆好，其中《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潭中景色，最为传神。其文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短短106　个字，跌宕曲折，写照传神，虽百静如动，不涩不滞。所言景色，或曾见之，但不能写出，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柳宗元偏能以传神之笔，使如花美景，活灵活现。 　　柳宗元总结本人写作古文的经验时，有一段非常精采的议论。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写文章，以为修辞是最重要的。等到成年以后，才知道文章是宣传'道统'用的，用不着在修辞方面下那么大的功夫，去追求色彩与音响"。话虽如此，书总是要读的。而且他本人也曾下大功夫学习和研究古代经典文章的长处，博采多学，以为我用，所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因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至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文也。"① 　　①　《柳宗元集》第二册，第871　页。 　　柳宗元说到做到，心口如一，他的文章确实有深厚的渊源，又有很高的修养。联系到韩愈论文的经验，有殊途同归之感，异曲同工之妙。 　　总而言之，柳宗元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唐代大散文家，也是唐代古文运动骁勇善战的大将。比较起来，柳文缜密严谨，学问深厚，而文字不甚通俗；韩文更善抒情，文从字顺，又极力宣扬儒家道统，故此，后人更容易亲近他些。 　　（四）韩、柳之外的中、晚唐散文作家唐代古文运动非一人一时之事，韩、柳之外，还有一批追随者或同道者或虽不同道却有实际创造者在。这些作家中，一些是韩、柳传人，主要是韩愈的传人与朋友，如李翱、孙樵、皇甫湜等；一些人在理论上与韩、柳古文运动并不相干，却有很高的散文创作水平，如白居易；还有一些乘韩、柳遗风，另成一体的散文作家，如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也有几位不以散文创作为重，而专善骈体的文章高手如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这四种人中，第四种已非散文，与本节内容无关。第三种，时间且晚，已入晚唐。 　　李翱（公元772-841　年），字习之，陕西成纪（今甘肃泰安东）人。贞元年间进士。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他虽然是韩愈的同龄人，却师事韩愈，是唐古文运动的重要成员，他在哲学上也有建树。可惜，唐代哲学无巨人，所谓哲学家者，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李翱数人而已。他的哲学思想中，掺有佛学内容，但仍以儒学为主。他的日记体文章《来南录》，在唐代散文中别具一格。他散文水平不算很高，但文风平易，比之樊宗师等几位怪杰，可说文气通达，可读性强。他有一篇小品《拜禹言》，文章简易流畅，一波三折，情感充沛，是他文章中颇有文学价值的一篇。其文曰："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陇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宾阶升，北面立，弗敢叹，弗敢祈；退降，复敬再拜，哭而归。且歌曰：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住者，予弗及；来者，吾弗闻；已而，已而。" 　　孙樵，生卒年不详，字可之，一作隐之，关东人。大中年间进士，授中书舍人。孙樵也是韩愈古文的重要继承人。而且在反佛辟佛这点上，也和韩愈同声同息，甚至比韩愈表现得更为激烈。他文章的风格奇崛险厉，大似孟、贾诗风，又多讽喻时事，有古代杂文风格。他文章中也时有写景佳句。刘大杰先生认为他的《书褒城驿壁》、《龙多山录》、《祭梓潼神君文》、《骂僮志》等较能代表他的艺术特色。现引《祭梓潼神君文》为例说明，其中有一段描写景色的文字，确实不错："会昌五年，夜跻此山，冻雨如泣，滑不可陟，满眼芒黑，索途不得，跛马愠仆，前仆后踣。樵因有言：非烛莫前！须臾有光，来马足间。北望空山，火起庙壖，焰焰逾丈，飞漆射天，螟色斜透，峻途如昼。樵谓庙奴苦寒，。。薪取温。晓及山巅，。。涩庙门，余烬莫睹，孰知其然。" 　　韩、柳之外的散文大家，首推白居易。白居易本与韩、柳同时，但于古文运动不闻不问，听其发展，未与其事。但他的创作，俨然成熟的唐人散文，而且风格清新流畅，语言生动、准确、活泼，意境悠远，不尚奢华，大有陶渊明诗文馀味，又和宋代欧阳修的散文风格有某些相似之处。白居易的散文中小品很多，犹能知情达意，挥洒自如。如他的《冷泉亭记》、《荔枝图序》、《游大林寺》、《代书》等，都有很高水准，入于唐宋八大家文中，正不知孰高孰低。其《荔枝图序》一文写道："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宾守乐天，命工吏图而书之，盖为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文入晚唐，昔日中唐风采已消失大半，散文独专的局面又被打破，于是出了几位骈体作家，如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段、温亦有佳作，李文尤其特殊。但古文运动业已生根，骈体文学到了末路，李商隐固诗文大才，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他的美妙高绝的骈文作品，也不过是一种过时文体的回光返照而已，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但骈体文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永远有益于后人。即使在中唐，也有陆贽的骈体奏议，享誉于世。陆贽、李商隐均为骈文大家，不过陆贽的文章，已不甚规整，所用排偶句型较多而已。他的奏议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应有一席之地。就是唐宋八大家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骈体句法，而且一经妙用，使他们的散文更具光采。直到现代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也曾用骈体文作过一篇序言，而且颇觉满意，也曾和许广平女士并坐一起，吟颂过的。 　　晚唐时期的散文能手，应推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三位小品文作家。 　　陆龟蒙（？-约881　年），字鲁望，自称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姑苏（今江苏苏州）人。他幼年早慧，有神童风采。喜读《春秋》，明其大义。又善作文章。尤其喜欢谈笑戏谑。他家中藏书极多，本人学习刻苦，足称晚唐才子。曾举进士不中，从此不再应试。他也有与地方官打交道的经历，但一礼不合，拂袖即去。以后甘心隐居山林，与山、水、渔、农为乐。山中有水患，他亲身劳作，不畏辛苦。他喜饮茶，善辨水，对《茶经》、《茶诀》、《水说》皆有心得。 　　皮日休（约814-约883　年），字袭美，一字逸少，号"醉吟先生"，又自称"醉士"，"间气布衣"。间气布衣者，说自己乃天地之间气也。性格傲岸，以文章自负。咸通八年及第，为著名郎，迁太常博士。他个性强烈，正与陆龟蒙相同。黄巢起义，落入起义军中。黄巢爱惜他文才，授以翰林学士，其后不知所终。 　　史载，皮、陆二人"交拟金兰，日相赠和"，关系非常密切。又把他们所作文章合编为10　卷，题名《文薮》。 　　皮、陆二人文风相近，见识也相近，最恨世间不平事，化为文章，文风犀利。皮日休曾作《鹿门隐书》60　篇，专门讽刺谬政。对虎狼当路，百姓苦难深重的局面深恶痛绝，鞭挞不已。文中有云"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①又说："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②此种言辞，不但中唐作家中不曾有的，即使上追三代两汉，也极为罕见。后代儒生讥其降贼，多所诋毁，纯属多余之举。 　　皮、陆二人的散文，除去讽刺时政之外，也有抒发个人情感的佳作。这些小品，风格已远于唐，而近乎宋；其放浪不羁之态，几乎和明代性灵小品有隔代相招之感。陆龟蒙有一篇《与紫谿翁赓歌》，极富此种特色："紫谿翁过甫里先生，举酒相属，醉而歌曰：'一邱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劳以息。一窦之泉，其音清也弦，吾方在悬。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乐而赓之曰：'采江之鱼兮，朝船有鲈；采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图且书，右瑟与壶。寿欤，夭欤？贵欤，贱欤？'歌阕而去。"①罗隐（公元833-909　年），字昭谏，或说余杭（今属浙江）人。也有指 　　①　《唐才子传》第361　页。 　　②　《唐才子传》第361　页。 　　①　《古今小品精华》第206　页。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1　年4　月第一版。为新登（今浙江桐庐）人的。罗隐本名"横"，因为10　次考取进士而不中，故改名隐--从此隐去，不赴考矣。他一生白衣，虽奔走诸侯间，屡受赏识，终不能如意。据说过钟陵时，曾见一营妓云英，颇有才思。后10　余年，复遇之。这营妓说："罗秀才尚未脱白。"他就赠诗给她："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但他人隐而心不隐，所作文章多激愤之辞，批评时政，不留情面，文笔肆虐，如锋如镝。他和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文倍受鲁迅先生称赞，说他们虽为隐士，"并没有忘记天下"。说他们的小品文"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罗隐有一篇《蒙叟遗意》，感叹人生，味觉苦涩。他写道："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节为山岳，以肠胃为江河，一旦虑其掀然而兴，则下无生类矣。于是孕铜铁于山泽，滓鱼盐于江河，俾后人攻取之，且将以苦混沌之灵，而致其必不起也。呜呼！混沌氏则不起，而人力殚焉！" 　　唐文至罗隐，便以铜钉铁簇般的文字划上一个不屈的句号。 　　八、唐代传奇与变文唐文学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非同寻常。可以说，到了唐代，中国历史上一切主要文学形式均已有所展示，而且这些文学形式都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后代各类文学的发展。这些文学形式在唐的表现，可以分为五个基本方面，即：诗歌、散文、传奇、变文和词。 　　那么，为什么将传奇与变文放在一个总题目下进行叙述呢？简而言之，因为它们都是小说。 　　（一）唐传奇与变文的本义及其历史地位传奇，即唐代小说的别名。既是小说的别名为什么非用传奇这个名称呢？因为唐传奇虽然源于六朝志怪，又不同于六朝志怪，它的情节、手法比之六朝志怪更新奇、神异和完整。它的内容也更加贴近人生，贴近社会。而在现代人眼里，六朝志怪是小说，唐代传奇也是小说，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小说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而已。那么，换个角度看，唐代传奇就是中国唐代的小说。 　　变文呢？变文古已失传，清代才又重新发现，所以后人对它的定义就有争论。概括地讲，变文属于唐代特有的或者说唐代才大量出现的说唱体文学作品。它属于口头文学，但有脚本存在。这些脚本，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变文。但它为什么不叫说唱本而叫变文呢？这和它的表演特点有直接关系。变文的表现形式，是演唱与图画（或者图像）二者相配合的，而这些图像，在当时被称为"变相"。变文既然是记述变相故事过程的文学底本，于是就叫变文了。那么，当时的图画或图像为什么叫"变相"，它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呢？照我看来，所谓图画或图像，可能主要是指庙宇中或石窟中的神像而言，好像旧时北京的拉洋片，图片其实不多而唱词确实不少。演唱人一面向听众指示这些单个或成组的神像，一面把神像所反映的故事演唱出来。 　　变文可以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变文不包括讲经文、话本等单一口头演唱形式在内。一些学者干脆认为变文并非讲经文，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这说法属于狭义变文观点，但这要看从什么意义上理解它们。如果从它们的表演形式上分析，二者区别并不大。如果从它们反映的内容上分析，则讲经文内容比较专一。但我想，现在我们看到的变文，很多已经脱离讲经本义，大约正是讲经文发展演化的结果，但那祖始，则与讲经文有渊源关系。事实上，广义变文不但应包括讲经文在内，连话本、词话、诗话等敦煌发现的说唱本都应尽行包括在内。广义变文是指一切唐代口头表演文学的底本。不过到了宋代，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不再把话本归于变文，而是把变文归于话本了。鲁迅先生分析宋代话本种类时，曾引《梦粱录》、《都城纪胜》等书的观点，"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哪"四家数"呢？"曰小说，曰说经说参请，曰说史，曰合生"。鲁迅先生赞成这说法，但他没有看到敦煌发现的有关变文的原始资料。所以他说："以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①或许可以这样说，敦煌发现的变文，本质上就是唐代的白话小说。 　　更重要的是，传奇和变文是唐代两种最基本的纯文学形式。这一点，它们与唐代诗歌和散文都有区别。至少传奇与变文不能成为科考对象，它们只是文学，而纯文学的功能和兼有社会其他职能的唐诗唐文显然有本质不同--至少在唐代有本质不同。 　　传奇与变文极大地影响了后代文学的发展，虽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唐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有成就的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和戏曲，而唐代传奇和变文正是后来白话与戏曲的两个最重要的来源。（见图）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87　页。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确切地说明唐代传奇与变文之间的联系，但可以说，任何文学形式，都是由民间和专业人员--在古代则是以主要精力从事某种艺术形式创作的士人--两个方面共同努力完成的。而且一般情况下，首创者总在民间，经过民间相当阶段的创作与传播，才引起士人的注意，并经过他们的再创造而渐次成为成熟的文学艺术形式。小说如此，词、曲、戏曲莫不如此。 　　（二）唐人传奇1。唐代传奇的成因唐代传奇有六大成因。 　　第一，唐传奇是前代志怪小说特别是六朝志怪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小说史的发端，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时代，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小说形式，但在先秦诸子中，尤其是《山海经》、《庄子》一类文章中，都有许多神话和寓言，这些神话和寓言便是后来小说的雏型。小说二字，最先大约出于庄子，可惜儒家不喜欢这种形式，"子不语怪力乱神"。后来小说的创作遇到麻烦，于是一时沉寂，进入低谷。魏晋之前，我们祖先对小说创作的热情和才干一大半全用到史籍中去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可以称为最具文学色彩的史书。到了魏晋时期，儒术已不能独尊，玄学继之兴起，加上佛教、道教的巨大影响，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人们对现实日益不满和失望，于是出现了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说。六朝志怪小说，是唐代传奇的一个创作源头。 　　第二，唐代文化的孕育与培养。唐文化代表了一个宽容强盛的封建文化时代。它的最大特点，是兼融儒、道、佛三家文化，准其自由发展。而兼融的结果，是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基础。儒家主张入世，不言神鬼；重视经典，小觑文学，对于诗歌类文人必备的本领，因有《诗经》作典，还算宽容；对于小说之类，则一概不予重视，甚至必欲排之而后快。但佛、道二家并非如此，特别是佛教，佛本言空。既然四大皆空，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便不太分明，不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不太分明，就是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不分明。现实即是幻影，那么幻影也可以算作现实。虽然佛家并不关心文学，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反映在唐代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就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的馀地。佛家如此浪漫，道家亦然，二者相互通融分野，形成新的时代精神。唐人小说中，因果报应观念不少，羽化升天的内容也很普遍。一些颇有影响的唐人传奇，如《长恨歌传》、《杜子春》等，都和道家文化有关。《严武盗妾》、《王鲔》等作品又和佛家因果报应观念密切联系。严武本是一位将军诗人，他为人性烈，又奢侈无度，在这个故事中请他作主角确实合适。故事大意是说严武与一位节度使作邻居，他把人家未出嫁的女子勾引逃走，节度使发现后拼命搜寻。严武一害怕，竟然亲手把这位漂亮女子勒死，尸体沉入江中。后来严武作了节度使，终于受到报应。《王鲔》似亦实有其人。故事说他十四五岁时，与一群伙伴在果园玩耍，看到两块枯骨被粪土所污，他就把它们洗干净另行掩埋了，于是感动了这两块枯骨所代表的鬼魂。这鬼魂知恩图报，每有凶吉祸福，便事先告诉王鲔。一天，节度使崔珙留他饮酒。酒酣耳热，崔珙告诉他，府中有一妓特善歌舞，叫人请她出来歌舞助兴。"召之，久不至。珙自入视之"。回来对王鲔说，这歌妓刚梳妆罢，忽然心口疼起来，等一会喝完汤药再出来表演罢。王鲔就和他说这歌妓的相貌衣着。崔大惊，王说我刚才看到她骑着马出去了。故事十分离奇，结尾皆大欢喜。王鲔埋骨得到鬼魂报答，正是佛学汉化后的艺术表现。 　　第三，儒家思想的参与。儒家看不起小说创作，但儒家思想无处不在。 　　盛唐文化既是三教共融的文化，那么，儒家思想自然会在唐人传奇中有充分地参与和表现。应该说，这正是唐人传奇的一大标志。六朝志怪小说，重心只在志怪，社会意义不多，很难取得社会文化共鸣。唐人把儒学引入传奇，特予重视，意义非凡。唯因此，唐人即使重谈志怪，也与往者有别。诸如《李娃传》、《会真记》等传奇名篇，更与志怪小说划清了时代界限。 　　第四，唐代现实的文学反映。唐代传奇，所以到中唐才出现高潮，和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社会一乱，就易出传言、谣言、笑话和臆想。这种社会状态，于经济不利，但于文学有利。于是能文的人们便把现实生活中许多不能实现，或不能接受，或不能改变的内容曲曲折折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内外交困，最大的危险来自藩镇拥兵自重。而唐人传奇中的许多佳作就和藩镇割据这个现实有关。唐王朝既然已经没有本事真正统一全国的军队，于是人们幻想中的剑侠之类的超人便应运而生。国家中兴靠他们，制止战乱靠他们，追求爱情也靠他们。殊不知靠着剑侠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已经是没有多少希望的时代了。但剑侠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却很有欣赏价值。他们个个身怀绝技，而且个个侠肝义胆，一人能退百万兵。如《聂隐娘》、《红线》、《昆仑奴》都属于这类英雄。 　　第五，古文运动起了催生作用。过去有人认为，唐代传奇的创作功劳全在古文运动，并不正确。与其说，传奇的出现有赖于古文运动，勿宁说，唐人传奇对古文运动也有很大影响。毕竟古文运动的主力军主要在士人圈里。而传奇的传播范围要广泛得多。公平地讲，古文运动对于传奇的出现确实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古文运动不但为散文--传奇也是一种散文--的发展正了名、出了气、开了路，而且本身也做出巨大成就。古文运动的两位杰出代表韩愈和柳宗元其实也写传奇。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三戒》，不过不用传奇名目罢了。《古今小品精华》中收有一篇列在段成式名下的文章，题目叫《与温庭筠》。但看文章口气，全然死人口吻。逝者留给人间故友的书信，竟然作为段成式作品流传，已然可怪。其眉批上还要补充说"段成式卒，庭筠凌晨有叩门者。隔扉接一竹筒，云段少常送书来，发筒获书，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惊，驰出户，其人已灭矣。"这眉批本身就是一篇传奇，而且是一篇令人惊疑不置又富于馀味的传奇。中唐著名学士参与传奇创作，自是一大动力。 　　第六，市民阶层的参与和说唱文学的影响。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市民阶层往往代表近代文学艺术的社会基础，或者说凡有市民阶层的地方必定产生自觉的文学现象。而且，不论西方和东方，都大抵如是。这方面材料虽然不算很多，但有关白居易等人常去欣赏口头文学的史料可算一则有力的佐证。 　　因为有上述六大成因，唐人传奇才得以取得超越前人的历史成就。 　　2。唐人传奇的特征、主要作家及其艺术成就唐人传奇有如下三个特征：（1）作者成群如流，作品良莠不齐六朝志怪流传下来很不容易，一是作品不多，二是散失严重。唐人传奇则幸运多矣，作者很多，流传下来的作品更多，还有不少作者因此成为历史文化名人。 　　唐人传奇的作者中，有当朝权贵，也有一般文人学士，还有很多佚名或者化名的人。仅以成集者计算，就有专集多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牛肃的《纪闻》，刘肃的《大唐新语》，薛用弱的《集异记》，包諝的《会昌解颐录》，李玫的《纂异记》，李隐的《大唐奇事》，卢氏的《逸史》，薛渔思《河东记》，皇甫氏的《原化记》，范掳的《云溪友议》，陈翰的《异闻录》，段成式的《西阳杂俎》，裴旻的《传奇》，温庭筠的《干■子》，孟棨的《本事诗》，张读的《宣室志》，戴孚的《广异记》，胡璩的《谭宾录》，康骈的《剧谈录》，谷神子的《博异记》种种。这些集子虽然很多都散失过的，但大部分文章保留在《太平广记》当中，可知唐人传奇作品，一直到宋，影响还是非同小可。 　　这些作者中，有宰相，有学士，有布衣，有无可评考者，也有鼎鼎大名的诗人或风流才子，还不算那些写出过长篇传奇名作的人们。以这样的阵容创作唐人传奇，是唐传奇有别于前人的一大特色。 　　自然，因为作者成分复杂，作品的品质也不免良莠不齐。其中优秀之作，已成历史名篇；而一些平庸之作，还达不到六朝志怪的档次；个别劣品，专事人身攻击，或则滥竽充数，无足道矣。 　　虽然良莠不齐，但发展线路十分清晰，大体在开元、天宝之后，开始出现比较成熟的作品。 　　（2）题材涉猎广泛，打破旧时藩篱唐传奇的第二个特点，是题材十分广泛。如果按照《太平广记》的分类方法，其所收篇目即分为10　大卷91　类。只是《太平广记》包括的范围广阔，不止唐人传奇而已。但可以这样说，虽然《太平广记》收集的范围更广泛，而其主要部分或说主体部分还在于唐。举凡爱情、讽刺、暴露、报应、神佛、鬼怪、历史人物、技艺、侠义、仕宦、公案、寓言等几乎后世所有的小说题材，唐人传奇已经一应俱全。 　　（3）名家名作迭出，形成文坛盛事任何文学形式，倘没有名作，就不能算成熟，甚至不能保存自己。而名作背后必有名家，唐人传奇中的杰作，多数已由鲁迅和汪辟疆先生收在《唐宋传奇集》与《唐人小说》之中。不是说没有遗漏，至少可以说，即使有遗漏，所遗漏作品的水平也超不过所选作品。著名的传奇作家，有些本人就是唐代大诗人，如元稹；有些则特以传奇成名，如白行简。 　　按照鲁迅先生说法，唐人传奇作者中，"有特有关系者二人：其一，所作不多而影响甚大，名亦甚盛者曰元稹；其二，多所著作，影响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曰李公佐。"①为什么鲁迅先生单将这两位作者提出来，并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另辟章节，单独介绍呢？因为他们两位的传奇作品水平既高，影响也大。元稹（公元779-831　年），字微之，河南（今洛阳一带）人。他少年早熟，9　岁即能作文章，15　岁擢明经，可说少年得志。元和初年，对策第一，拜左拾遗。他一生仕途在顺与不顺之间，作过重要的地方官，也作过朝官，还拜过宰相。但他人品低劣，"举动浮薄，朝野杂笑"。为相不久，罢相后，曾作武昌节度使，卒于官。他是元和体的首创人，是白居易的好朋友，是一位特有才华又特为人们不耻的大才子。他一生成就尽在文学，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和白居易一起创作以新乐府为代表的元和体诗派；二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63　页。 　　是他写下了唐人传奇中的名作《莺莺传》。前一件事，他并非主将，诗的水平，也不敌白居易，大唐诗人排座次，他属于二流水准，比李、杜、王、白低一个档次。但他的《莺莺传》，却非同小可。不但在有唐一代，极富盛名，对后世影响，也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莺莺传》，又名《会真传》。后来经董解元改造，成为《董西厢》，又经王实甫创作，成为千古名剧《西厢记》。《西厢记》较之《莺莺传》，几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情节，基本上还是《莺莺传》的。人物是，甚至人物性格也是。王实甫突出红娘，可说独具慧眼，但没有旧作基础，新作不能成功。《莺莺传》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是说有一张姓书生，漫游至蒲州普救寺，巧遇故丞相女崔莺莺，一见钟情，不觉魂摇意染，无法自持。彼时又遇乱军围普救寺，张生求援于故友，退其乱军。又请莺莺使女红娘相助，几经波折，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这位张生忽然想起圣人教诲，便把崔莺莺抛弃了。所谓始乱之，终弃之。全文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一波三折，活灵活现。虽然后面张生一篇歪理，令人厌恶，但整个故事，戏剧性强，趣味性强，语言准确生动，极富感情色彩。宋代洪迈评唐人小说，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言事凄婉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①用这几句话评价《莺莺传》，确也恰到好处。文中诗句、书信都好。诗句已成名句流传，书信为崔莺莺被弃后所写，正是"凄婉欲绝"，又不失东方传统女性之情态。论其总体影响，《莺莺传》可称唐人传奇之冠。 　　李公佐，字颛蒙，生卒年不可详考。但知其于代宗至宣宗初年在世，曾举进士，也作过江西从事。 　　李公佐的传奇之作，也极有名。他的《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和《庐江冯媪传》并称名篇，而且三篇各有特色。《南柯太守传》实乃一篇成年人童话。说某人醉后，梦入南柯国，其间所见所遇，不胜奇异。先娶王女为妻，又拜南柯太守，娇妻美妾，荣华富贵，心想事成，瞬息备至。如此守郡二十载，风化大醇，百姓爱戴。所生五男二女，男授显官，女聘王族。真真春风得意，半世腾达。然，不幸领兵御敌，大败而归。接着妻子去世，国王猜疑。转眼之间，种种不幸纷至沓来。最后被送回原籍，但见故土如昔，贫穷依旧，于是大惊而起，原来南柯一梦。所去之处，不过槐树下面一大蚁穴而已。《谢小娥传》写的是一则复仇故事，妙在情节迷离，悬念引人，但绝非卖弄技巧，以事伤情。故事以第一人称写成，虽情节不甚繁杂，也有后代公案小说之影象。《庐江冯媪传》则是一则鬼魂故事。说一姓冯的老太太，求食于舒州途中，"瞑值风雨，止于桑下，忽见路隅一室，灯烛荧荧。"门内一青年女子，带一三岁女儿，倚门悲泣。又有夫妇俩，据床而坐，神气惨戚，有向青年女子追索钱物状。媪询问之，女子告诉她说，丈夫另有新欢，明日就要迎娶。二老人乃公婆，向她索要刀尺祭祀旧物。并说丈夫名董江，住相城县里。冯媪次日进县城，问及此事，知情者告诉她说，董江的妻、女、父、母都早已亡故了。这故事写得哀婉动人，而且结局出乎读者意外，董江如期成婚，妻魂终于无奈。虽鬼之情意，深于世人。文字优美新奇，情绵意切，虽置之"聊斋志异"，也并不逊色。 　　元稹、李公佐外，唐传奇中名家还有几位。 　　沈既济（约公元750-800　年），吴（今江苏先县）人。曾任左拾遗，礼 　　①　转引自《太平广记选》第7　页。 　　部员外郎等职。撰有《建中实录》10　卷，有史学之才。传奇代表作为《枕中记》、《任氏传》。 　　《枕中记》写黄粱一梦故事，和《南柯太守传》有异曲同工之妙。《任氏传》讲人、狐婚姻故事，虽不像《枕中记》那样有讽刺人生意味，却情节婉转，别有动人之处。只是中间插入一位第三者，本意旨在证明女狐贞节不二，反觉累坠。唯结局悲惨--女狐无端为猎犬所毙，构思奇异，如奇峰陡起，动人心弦。《任氏传》可以看作后世狐鬼故事的一个先驱者。 　　蒋防，字子徵，义兴（今江苏宜兴）人。生卒年月无考。但知他少年能文善赋，18　岁时，他父亲的朋友让他作一首《秋河赋》，他援笔立就，赋惊四座。于简因此将女儿许配给他。元和年间，他得遇李绅，席间赋诗，有"几欲高飞天上去，谁人为解绿丝绦？"。李绅会意，荐之，以司封郎知制诰，进翰林学士。后李绅失势，他也随之被贬汀州刺史，再改连州，卒。 　　蒋防能赋，但不以赋名。他的传奇作品《霍小玉传》极富盛名，可称唐人传奇中的悲剧代表作。 　　《霍小玉传》写长安名妓霍小玉与大历才子李益一段恋情，大体不脱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窠臼，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创造。故事情节委婉多姿，文字风格深沉流转，抒情色彩十分浓郁。霍小玉临终的一段文字，感情激愤，有裂帛之声。文中写道："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故事的结局自然是恶有恶报，似有蛇足之嫌。不过这也许是现代人的看法，当时读者，正要他恶有恶报，若无这条尾巴，必不喜欢。 　　白行简（公元776　年-826　年）字知退，下邽（陕西渭南东北）人。白居易之弟，贞元末举进士，历官左拾遗。曾随其兄住江州多年，兄弟二人情谊甚好。他的传奇名作《李娃传》是和《霍小玉传》情节相似而结局相反的一段才子佳人故事。虽然整个情节十分曲折，故事结局却是皆大欢喜。书中人物性格鲜明，李娃尤其是作者心爱的人物。作者写她忠贞不淫、深明大义的性格品质，不惜花费笔墨。男主人公个性差些，但他父亲的性格却很典型，虽笔墨不多，却句句有声。他因为儿子与妓女成婚，觉得丢了脸面，痛责儿子；儿子不服，又痛打儿子。直到把儿子打得昏死过去了，他竟然丢下儿子，一走了事。但后来儿子中了进士，授了官职，他又和儿子讲和，"父子相好如初"。《李娃传》反映的伦理爱情观念，怕不合现代人心意。但它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反映了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结局的民族文化性格。加上文字优美，情节生动，这传奇历来享有盛名。 　　蒋防、白行简、沈既济之外，还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白猿传》、李朝威的《柳毅》、陈鸿的《长恨歌传》、薛调的《无双传》、沈亚之的《湘中怨解》、《异梦录》、陈玄祐的《离魂记》、许尧佐的《柳氏传》、张簇的《游仙窟》、以及《杜子春》、《申屠澄》、《红线》、《聂隐娘》、《步飞烟》、《板桥三娘子》等名作，都为唐人传奇的繁荣作出各自的贡献。唐人传奇大大地超越了前人。在故事题材，语言艺术，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审美类型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唐人传奇不但影响到宋代，而且影响到明清历代的文言小说。而且几乎所有的中篇传奇名作，都被后人改编为各类民族戏剧，至今仍在舞台上"活"着。 　　（三）唐代变文唐代变文，曾经亡佚。直到光绪年间，才由外国来华人员在敦煌石窟中发现。而且大部分被偷掠到国外去了。好在现在总算有了复印本，中国人可以看到出口转内销的二手货了。 　　随唐代变文而一起发现的散佚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词作、民歌以及韦庄的《秦妇吟》等，都是沉沦已久，重见天日。但最有价值的恐怕还是说唱底本，即变文这一部分内容。 　　唐代民间说唱艺术，首先得力于佛教的传播与影响，但并非佛教一家功劳。佛教既入中国，不可能完全保持原有形态。实际上，佛教得以在中国扎根，还是唐代的事。这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出现禅宗--禅宗是中国文化气息极为浓郁的中国式佛教。第二个是佛教经数百年砥砺，终于与儒学找到共鸣点：即佛教在中国落脚，不能再正面反对儒家有关"孝"的伦理观念，唐时的许多佛教徒，不但不再正面反对行"孝"，甚而至于和儒家一起讲究起孝道来了。 　　唯其如此，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作品才得以在唐代充分发展。 　　唐代变文，自身的艺术水平不是很高。其历史意义在于，第一，它向现代人展示了唐代民间文学的本来面貌；第二，它证明了宋代话本的源头出自于唐。 　　唐人变文在名称上多有变化，这点前面已有介绍。我认为，讲经文、话本，以及所谓的诗文、词文、缘起都是变文的别名。之所以有这些别名，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一般说来，民间文学对自身的认识也往往不易达到完全自觉的程度。不像律诗那样，有十分明确的写作标准。而且，即使律诗，也并非一下子便完善起来，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唐代变文，内容广泛。后代评话所有品种，几乎尽皆包含在内。从已发现的变文内容看，讲经文，即宋代的谈经，说参请；讲史，即宋代的讲史书者；讲神怪、讲婚姻，即宋代的所谓"银字儿"，可谓样样齐全。而数量最多的还是讲经文和讲历史的。特别是西汉历史，倍受青睐。这大约是汉、唐两代有许多相似处。唐在盛时，常与炎汉作比；唐在衰时，又以炎汉为荣。也有所谓因缘，即缘起，这种形式后来大约就变成宋代评话中的"入话"了。1。韵文体变文--词语韵文体变文，即全篇皆由成行的韵文组成，没有散文句子。这在敦煌变文中，只有《季布骂阵词文》一篇。但同样内容的藏本却有10　个，可见它在当时的影响不小。这种韵文体变文，几乎全由七言句型构成，上下句成一韵，转换韵角十分方便。个别句子为3-3　句型，使句式音节更显活泼生动。 　　《季布骂阵词文》的素材出自《史记·季布列传》。太史公曾言，刘项相争的时候，汉王曾数次遭季布困辱，大约就有骂的意思在内，然而语焉不详。唯其语焉不详，才给后人以发挥的余地。加上季布人生曲折，既曾腾达，也曾屈辱，正合说唱文学的要求。于是敷衍成篇，传播开去。这篇词文，共有640　句，4474　个字，可视为长篇大作，但它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段是楚汉交兵，季布请战，要用漫骂战术，大败刘邦。于是出战，于是开骂，于是刘邦闻骂而逃，于是季公大胜。一段是楚军战败，季布四处藏匿，寻求保护，受尽各种苦处。一段是后来终于得见刘邦，得到刘邦谅解，君臣相得，封官作讫。 　　本词文的内容既不复杂，艺术水平也不很高，但语言极为通俗易懂，便于传唱，也便于理解。虽然人物的刻画缺乏细腻，也缺乏独立个性，但依然能使人对季布的个体形象和刘邦的作风留下比较鲜明的印象。其余出场入场、过渡语言，都近乎套话，联想到近代以后中国民族戏剧的表演"程式"，也就毫不足怪了。开首几句演唱话头，简练概括，颇似近现代鼓曲模样："昔时楚汉定西秦，未辨龙蛇立二君。连年战败江河沸，累岁相持日月昏。汉下谋臣真似雨，楚家猛将恰如云。各佐本王争社稷，数载交锋未立尊"。 　　以后描写季布骂阵，依然评话口风，先作场面介绍，继而开骂。其实骂也是一个过场，概括言之，与其强调骂的内容，不如渲染骂的阵式。 　　"高声直喊呼刘季，公是徐州沛县人。母解缉麻居村墅，父能牧放居乡村。公曾泗水为亭长，久于阛阓受饥贫。因接秦家离乱后，自号为王假乱真。■鸟如何披风翼，鼋鼍争敢挂龙鳞。" 　　其实也真没说出什么不好接受的来，但这也就够了。因为词文向听众展示的并非如何骂人，而是如何把故事继续讲下去。 　　这种词文形式一直流传到元、明，后来大约便与评书、鼓曲合流，成为近、现代曲艺的先声。 　　2。散文体变这--话本敦煌发现的话本，种类较多，计有《唐太宗入冥》、《叶净能诗》、《孔子项托相问书》、《苏武李陵执别词》、《■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种种。话本已经全然宋代话本小说雏型，甚至无甚明显区分，语言、结构、风格都相去不远。可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起源于唐。一是古文运动，二是白话小说，三是韵文演唱词曲，三个内容相互影响，合而又分，分而又合，对后世的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元曲杂剧以至评书鼓曲，都起到母体性作用。这些话本中，比较出色的作品当推《韩擒虎话本》。这也是一则讲史故事。原本无标题，现名系整理者所加，话本内容简直流畅，材料大体来源于《隋书·韩擒虎传》，但有移花接木的现象。书中写韩擒斗箭退敌，本贺若弼的事情，把它移到韩擒虎头上，意在加强故事的感染力。此类事，中国古典小说中甚多，如三国时候明明周瑜借箭，到了《三国演义》那里就成了孔明借箭。这正是文学不同于史学的地方，因为有夸张、剪裁、重塑和虚构，才成其文学本色。本篇段落分明，可分为四个大段。一是介绍背景--杨坚称帝；二是韩擒虎灭陈；三是韩赌箭威服大夏单于；四是韩死后成神。全篇铺陈交待，俨然评话口吻。文中写韩擒虎、贺若弼与蕃臣赌箭时，颇有后世评书戏剧中打擂比武定输赢的味道。 　　"皇帝闻奏，即在殿前，遂安射垛，画二鹿，便教赌射。蕃人一见，喜不自胜，拜谢皇帝，当时便射。箭发离弦，势同劈竹，不东不西，恰向鹿脐中箭。皇帝一见，宣问大臣：'甚人解得？'时有左勒将军贺若弼：'臣愿解箭'。。。当时便射。箭起离弦，不东不西，同孔便中。。。应是朝臣，一齐拜舞，吋呼万岁。时韩擒虎见箭不解，不肯拜舞，独立殿前。皇帝宣问'卿意如何？'擒虎奏曰：'臣愿解箭'。。。遂臂上捻弓，腰间取箭，搭栝当弦，当时便射。箭既离弦，势同雷吼，不东不西，去蕃人箭栝便中，从杆至镞，突然便过，去射垛十步有余，入土三尺，蕃人一见，害怕非常，连忙前来，侧身便拜。"人物形象，历历在目。 　　3。韵、散结合体变文韵散结合体变文数量最多，如《文殊问疾讲经文》、《破魔变文》、《汉将王陵变文》种种。其风格内容与其他两二种相去无多，只是韵文、散文相交而成，更便于演唱，也更显活泼生动。 　　上述二种变文体裁，如果用以比拟现代中国曲艺艺术，则韵文体相当于山东快书与快板书，话本体相当于评书，而韵散结合体相当于长篇鼓曲。令人奇异的是，即使民国以后出版的各类口头演唱文学底本，如《大八义》、《呼家将》、说唱《西游记》和南方长篇评弹底本，依然不脱唐人旧味。甚至与某些敦煌变文如出一辙。这说明一个国家文学的发达，接受者一方的素质是多么重要，同时也说明唐代口头文学已达到怎样的发展水平。 　　九、唐五代词五代并非一朝，在文学因果关系上与晚唐更是难解难分。正如隋与初唐的样子，许多晚唐词人也就是五代词人。 　　五代的文学形式，主要成就在于词，但并非没有其他内容。例如诗，晚唐词人全是诗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后来皆入五代，诗也就一同进到五代去了。也有些诗词界限不明的作品，如所谓《宫词》，词集也收，诗集也收。中唐王建的《宫词》就属于这种情形，花蕊夫人的一些作品也是这样。 　　唐以传奇闻名，但传奇作者也有不少五代时人。如写《神仙感遇传》的杜光廷，写《玉堂新话》的王仁裕。他们的作品，也很有影响，虽不如唐传奇之盛，并不逊于唐传奇的一般作品。变文也是如此，有些是唐人之作，也有些是五代人之作，唯散文无大建树。这大约和晚唐文化形势及李、温、段等大文化人都专心写骈体文有某些关系。 　　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也许并没有这么清晰的历史界限。从唐人这面看，天下大乱，王朝不存，主要的心理是慎情和惧乱，首先的选择是如何继续生存下去。从五代这一面看，只要急功近利，称王称霸，至于未来如何，也不管它。五代十国，前后不过半个多世纪，真和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追求盛唐时代的大气象大文化是不可能了。但文学的本性是从来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停止自己的活动，顶多只能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形态。于是随着人们把主要精力与情感日益集中到生命享乐、男女性娱、个人得失方面上来，词便渐次成为五代时期的主导文学形式。 　　词的意义，自不如诗，它是诗之馀。但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无足轻重的。唐诗宋词，两大高峰。而宋词的这扇门恰恰是从晚唐开启，到五代完全打开的。五代词人，声名不算显赫，但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毕竟是他们而不是苏、辛、刘、柳、周、史等人开辟了词的世界。而且到了李煜那里，词的形式和内容都已经完全成熟。五代是一个黑暗、动乱、丑恶和衰败的时代，但拯救五代的并非别人，而是它们自己。正如唐承于隋，宋也承于周。周世宗已经把中国统一的主要基础打好，宋太祖则在这个基础上扩大成果，更上一层楼。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自六朝诗人兴，而五代以花间词人止，恰恰走了一个圆的螺旋，哲人所言否定之否定规则，对于隋唐五代文学史也是适用的。到了五代，这个伟大的文学时代真的结束了，同时，五代词又预示了另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开始。 　　（一）词的成因词的形成，旧时有人认为自李白开始--李白有6　首词。但现代文学史家多不同意此说。认为即使李白能词，现在看到的《菩萨蛮》、《清平调》等6　首属名李白的词也非李白所作。有人则认为这几首词是温庭筠所作。但至少白居易、刘禹锡已经成为作词的能家。他们的《江南好》一类词作，影响深远，已是词坛正声。白词已有所引，刘的两首和词也很有特色。其一曰："春过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樽前，惟待见青天。" 　　刘、白与李白相去不远，但刘、白均长寿，或者可以说唐词就出在盛唐与中唐之交，也未可知。 　　1。词是唐诗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古人称词为诗之馀，又叫曲子词，这个名称值得研究。为什么要叫诗之馀呢？就是因为它原本和诗没有大区分，但又有区别，是诗的进一步改良而已。为什么叫曲子词呢？因为它是一种唱词，所以当它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有人把它划入乐府诗中，而它形成之后，又有人把某些乐府诗划入它的范围之内。它脱胎于唐诗，是唐诗发展成熟之后的一个变种，又是可合于乐调的歌词，故称诗之馀和曲子词。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成熟的已经得以充分发展的唐今体诗，主要是绝句和律诗，那么，词就难于迅速出现在文坛上。 　　一则，今体诗未能充分发展的时候，古体诗的第一个历史任务是走向律诗及绝句。 　　二则，当律诗、绝句已经充分成熟之后，它依然会寻求新的发展，于是打破诗的界限，进入词的领域。 　　词与诗比，更宜配曲。音调也更委婉多姿。因为绝句、律诗以及古乐府诗的句型、字数都是相等或基本相等的。因此才有五言、七言诗之说。但是由相等字数的句型组成的诗歌，既不利于行腔，也不利于演唱，这道理，其实简单。所以，古时唱《阳关三叠》，非有和声不可。于是诗歌中出现衬字。这些衬字，没有实际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还必须保留它们？因为它们虽然没有词义，却有曲义。刘大杰先生讲词的兴起，远喻近比，引用过《上留田行》这首古乐府。此诗属名曹丕作，恐未足信。其辞曰："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一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惜，将欲谁怨，上留田"。连用6　个"上留田"，其实意思不大。这好像现代民歌中，常有"呀儿呀儿哟"之类。"呀儿呀儿哟"没有什么实际意思，但有了它就好唱也好听多了。 　　诗的句子太齐整，加上衬字或用和声，便更好听。如果把和声和衬句中的虚字换成实字，不也很好吗？词与诗的外形区别，就在于词的句子大多长短不齐，或许作这些诗的人，心目中依然把它们看成诗的，但又觉得二者已经不同，偏一时还想不出新的名目，就把这些新"诗"姑且呼之为长短句了。2。民间的创造大约无论哪种文学艺术形式，都首先发源于民间，这一条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古今中外，大抵如是。但民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唐代文化兴盛，得益于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得益于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的发展，则得益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而社会经济的繁荣，又得益于社会的开明和进步，这是一个大文化圈。但社会文明一旦发展起来，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衰败的，所以故朝虽去，遗老犹存，已经形成的城市阶层，还会在不同的背景和社会心态下发出自己独特的光采。 　　唐五代词的创作，首先就得力于市民阶层的努力和创造。但又并非某一个阶层努力的结果，大体说来，又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是村歌野调。所谓村歌野调，其实是民歌正声。这不仅于唐，就是现代大陆人无人不晓的《东方红》，其实也是从陕北民歌中演化出来的。民歌中的好东西多到数不胜数，很多大文学家，都是从向民歌学习而取得大成就的。唐代大诗人里，闭眼不看民歌的人可说少而又少，而虚心借鉴民歌手法，又演为新声的则大有人在。特别著名的诗人如李白，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都是如此。民歌资源丰富，几乎永不枯竭，就是唐诗已经走过高峰之后，民歌创作依然蓬勃发展。唐的诗歌，还是文人主导的诗歌时代，到了明清，民歌比之文人诗更有特色。 　　二是行业民歌。很多行业，特别是需要集体操作的行业，非有民歌不能取得满意效果。如北方的夯歌，大江大河中的拉纤歌，水手歌，俗称劳动号子。劳动号子千变万化，魅力无穷。而且唐时经济繁荣，行业很多，即使并非集体性劳动项目，也有行业民歌存在。行业民歌是民歌创造的重要方面军，反映在唐诗唐词中，更多的是年轻女子在湖中采菱时所唱。这倒不是因为只有女子才唱民歌，更不是唯有美丽的湖中才有民歌，而是说，这是文人学士常去的地方，他们对此比较容易了解也容易欣赏就是了。 　　三是胡乐的推动，所谓胡乐并非贬词，是指由北方少数民族传来的歌曲与音乐。这一点，《隋书·艺文志》等史籍中多有记载。音乐也好，文学也好，非有嫁接才能取得大成就。唐文化不仅儒、道、佛各显神通，而且有少数民族文化参与其中，词所使用的声调，既有中原旧体，也有胡乐新声。四是民间艺人的加工、创造与传播。民间艺人的说唱艺术，在唐代至少中唐以后，已十分广泛。白居易是看过目莲戏文的，对此《唐摭言》中曾有记载。文中说白居易作苏州刺史时，张祜来拜访他。"才相见，白谓曰：'久钦藉甚，尝记得右款头诗。'祜鄂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微笑，仰而答之曰：'祐亦尝记得舍人目莲变。'白曰：'何耶？'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莲变何耶？'遂欢晏竟日。"与白居易有大交情的元稹，则在他的一首诗的小注中，说他"尝于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白、张所好，反映了当时民间文学的状况，也反映了他们表演的水平。 　　五是妓院的打磨与传递。妓院并非健康的历史文化现象，却是必然的文化现象。妓院文化，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妓院在习俗、文学、艺术、服饰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历史作用，有时作用很大。而且通过妓院文化还能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妓家对词的影响，可谓大矣。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前二人时称"李杜"或"小李杜"，温庭筠和李商隐人称"温李"。他们都爱民歌，但论作词，唯温庭筠一个而已。究其原因，和他们三位的生活经历有关。商隐生活严肃，对于妓家之类，少有接触。杜牧在风流与严肃之间，对于妓家生活十分熟悉，而且他性格中风流因子不少，只是年纪长些，又钟情于政治、军事，于词之类着眼不多。《唐五代词》收他一首"八六子"，但彼时词作一般短小，怕未足信。温庭筠则不同，一好乐，自称"有孔即吹，有弦即弹"；二好风流，歌妓是他相好，妓院是他别墅。他的词写妓家生活十分逼真，没有实际感受焉能为此？温庭筠知妓善乐，因为他有两个优势，使他得以成为有唐一代第一词人。 　　3。诗人的贡献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源头固然出于民间，但没有专门人才加工整理特别是再创造，不能成为真正成熟的艺术品。唐人词的兴起，实在和当时诗人学士的参与有莫大关系。因为有他们的参与，词的地位提高了，品位也提高了。温庭筠的词作固然与妓家有关，但他能写出优美的词作；妓家却不能。只此一端，便知道诗人的创造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 　　4。当权者的支持与提倡封建时代，最大的当权者就是皇帝，而且唯皇帝独尊。虽然历史的发展，首先是全体人民的创造，但当权者的努力，也不容忽视。不过因为封建独裁者的权力特别大，做好事时固然以一当十，做坏事时犹能以一当百。 　　唐诗的兴旺，首先就有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功劳在内。词的兴起和成功，也与五代几位皇帝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有必然联系。 　　五代皇帝中草莽之夫不少，卖国求荣者也有人在。如石敬塘之流，状如猪狗，不能挂齿，他们与文学也根本不沾边。实在五代也有几位知文知艺的皇帝在，如后唐李存勗，蜀后主王衍，以及闽皇后陈金凤，特别是后蜀主孟昶和南唐中、后主李璟、李煜父子，更是功劳卓著。李氏父子以词闻名于史，是五代词人中顶尖的作家。孟昶则是五代词作中心的东道主。五代时期，水平最高的词人在南唐，影响最大的词集在西蜀。孟昶爱词能词，个中作用，不容小觑。 　　因为皇帝提倡，周围就容易形成词人团的群体效应。词人也罢，诗人也罢，文人也罢，终归不能太穷，再穷也得有酒喝，有饭吃，否则便不能为词为诗为文，只好另谋生路去也。后唐庄宗能戏亦能词，皇帝作得固然太不高明，词作写得却有特点。他的《一叶落》，写初秋景象，风格清朗；《阳台梦》则情致风流，柔情似水："薄罗衫子金泥缝，困纤腰怯铢衣重。笑迎移步小兰丛，亸金翘玉凤。 　　娇多情脉脉，羞把同心撚弄。梦天云雨却相和，又入阳台梦。" 　　后蜀主孟昶，亦有不少词作，但词风不出五代一般文人词的浮艳风尚，这和他的生活环境与本人气质都有关系。他有一篇《春光好》，写富贵人家女子，颇为得体："纱窗暖，画屏闲，亸云环。睡起四肢无力，半春闲。 　　玉指剪裁罗胜，金盘点缀酥山。窥宋深心无限事，小眉弯"。 　　晚唐五代的皇帝，几乎个个胸无大志，偏又喜欢入温柔乡内，还以为作皇帝理应如此。所以他们对词的重视、支持与提倡，一方面促进了词的兴起与成熟，另一方面，也对五代浮艳柔媚的词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唐人词唐人词起于中唐，盛于晚唐。 　　唐人词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早期词人，词风兼有诗风，风格疏朗流畅；一个特点，越到晚唐末期，词风愈趋华丽浮艳。 　　这其实和大唐王朝的命运有关。唐的灭亡已成定局，中兴云云皆成梦幻。于是一些有才华的文人便在个人享乐的小圈子里去寻找词的寄托了。 　　唐代颇有几位词人出现，最有成就的自然是温庭筠。 　　温庭筠之前，也有几位词家。但他们并不以写词为主，而且颇不类晚唐词风，他们的创作不过是一种过渡。因为是过渡，所以常常兼有诗人气质、民歌味道和词的形式。这些作词的人中，比较有名的包括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张志和以及段成式等。 　　白居易、刘禹锡已经介绍过了。皇甫松的词，也属此种风格，所以后人编的诗集也收他，词集也收他。并非编辑者因偏爱而掠美，而是这种作品常在两可之间，界限本不分明。比较起来，还是他那些民歌味道浓郁的词更其生动感人。 　　皇甫松，字子奇，生卒年无考。他是唐代散文家皇甫湜的儿子，自号"檀栾子"，睦州新安人，一生不曾入仕。他的两首《采莲子》，最能反映这种诗词相兼的风格。其一云："菡萏香连十顷陂，（举棹）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 　　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 　　张志和（约公元730-约810　年），字子同，曾名龟龄，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少年有为，多才多艺。他10　岁即举明经。肃宗时为待诏翰林，后来隐居江湖，自号烟波钓徒。他是一个极有才情的人，能歌、能画、能鼓、能笛，加上隐居山林，青山绿水为邻，蓝天飞鸟作伴，更形成他词的独特品位。大体说来，读张志和词，仿佛读唐代山水诗。他的词疏朗清丽，颇有韦应物山水诗风采。他的词作名篇《渔父》五首，极富这种特色："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词到段成式，兼有诗风的词作成为绝响。 　　段成式（？-863　年），字柯古，临淄（今山东境内）人，曾经因为他父亲的关系而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官至太常少卿。他能诗能文也能词，却一生不曾适应时代的需要。或者换句话说，他永远也没有抓住文学发展的时代热点。诗不能独成一家，文则陷入骈体旧套，词风又与诗风不辨，虽然他和李商隐、温庭筠齐名，他的文学成就却远远不能和那两位学人才子相提并论。他的词也就成为中唐词人的馀声。唯《闲中好》一词甚得郑振铎先生欢心。 　　"闲中好，尘务不萦心。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 　　唐代大词人还得数温庭筠，跟在他后面的有韩翃与韦庄。 　　温庭筠是一位风流才子，又是一位出身旧世家的贵公子，不过家道中落，没有钱了，但富贵气派还在，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颇有一些。所以温庭筠的诗和李商隐比起来，李诗一派莘莘学子气，温诗却是一副浪荡公子相，而且是带有富贵人家馀气的浪荡公子相。他的词也是如此，辞藻华丽，颜色高贵。读他的诗词，仿佛欣赏珠光宝翠美人头，虽然华美，但有雅意，不使人心乱。他词的主色为金色，因为金色高贵。以金色为主调，多少有些浓得化解不开的意味，但也因此，温词才十分耐看。 　　温词对于整个晚唐五代词坛都有大影响，似乎他一人给五代词坛定了调--要写词填词，请照此办理。他是"花间派"的旗帜，由他领衔而及五代各大词人。他的词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因为他的词已经成熟，而且只有成熟的艺术才能有深远影响。所谓成熟，是说他的词风固然与他的诗风相通，但又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创造。好像川剧是戏，京剧也是戏，但二者不能放在一起唱的。温词中也有诗词界限不明的个别作品，但其主要作品，都没有合流的馀地。 　　温词艺术水准很高，他的一组《菩萨蛮》，已经达到唐人词的空前艺术境界。整组词都是讲一位青年女子的思恋之情的。以思恋之情作为诗词题材，是最平常的事情。但温庭筠的这组词却成为精美的艺术品。他视角独特，不放空论，而是将这位女主人公思恋亲人的心情与她的梦境联系起来，时而于梦中，时而于醒时，时而梳妆，时而凝思，时而揽镜自视，时而远眺窗外。但觉慵慵懒懒，又似刻骨铭心，终于梦境如真，转瞬梦醒无绪。作者笔笔写来，字字皆有精神。这一组词，可以单独欣赏，也可以整体揣摸，其中第一首"小山重叠金明灭"，最富盛名："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这八句词，尽写女主人梦醒思春之态。起句就写"小山"：春闺梦醒，一眼就看到枕屏图案上的小山明明灭灭地映着光华，不觉梦中情思似远又近，似近还远。其意若曰：恋人远去不归，如山水相隔，明灭无时。第二句又写女主人自己的慵懒态。女主人刚刚看了一眼枕屏，心烦，看不下去了。又看自己--可怜自己。但见如云的鬓发散乱于腮边，黑白分明，楚楚可人。偏心上人远去不归，令人无情无致：于是懒懒起来画眉梳妆（第三句）。却又因心绪不佳，画也无绪，妆也无绪，白白用去许多时间（第四句）。至此，词的上半阙结束了。 　　但女主人毕竟年轻貌美，毕竟对亲人归来报有希望，于是一面梳妆，一面对镜：呀！原来自己是这般美丽呀！但见镜里镜外全是美人形象，前后交映。（第五、六句）不觉心中一快，动作也敏捷起来。于是穿上漂亮的贴身短衣，更漂亮？不。当她一眼撇见衣服上绣的双鹧鸪时，禁不住又情思悠悠想起了未归的亲人，于是一段愁思，再上心头。 　　全词句句以女主人公的眼睛去"看"，作者不过跟着女主人公的一双俊目作个记录罢了。这样的笔力，在温词之前，还未曾有过的。 　　更妙的是，温词写的含蓄，不是一下子可以看得透彻的。不像唐诗，更不像六朝文字。六朝骈文，往往韵深而意浅。温庭筠的词则是字句通俗，颜色富贵，词中意味，足称绵长。 　　温词的风格，是色艳而不浮，情浓而不媚；极写恋情却没有浮躁不安的感觉，述说风情又能保持婉约含蓄之意。他的词，主调是金色，风格十分华贵。这样的主调，正适合五代词人的追求；正好反映彼时词人虽有才华，又没有更大才华；虽有希望，又没有更大希望，尽管没有更大希望，却又易于沉缅于春情欢乐之中的时代气氛。这种气氛终整个五代，都未曾发生大变化，直到南唐后主被赵匡胤掳到京城，才真的有了改变。温庭筠喜爱和倡导的金色主调，也随之改变了颜色。 　　温词的选本很多，数量多少不同。但真正属于他的，约有60　馀首。总的色调相去无多，这一点，也是五代的通病。偶然翻看其中一首，常觉词意绵绵，不忍释手，但真的一首一首读下去，又不免有重复之感，换句说法，就是有点"腻"了。 　　但温词并非尽写室中春思景象。他的不少词，都能联系周围景致，作到情景交融，虽然其内容仍不过离情别绪。他有数首《酒泉子》，其三云："楚女不归，楼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风又起，杏花稀。玉钗斜簪云鬟髻。裙上金缕凤，八行书，千里梦，雁南飞。" 　　温庭筠之外，值得一书的晚唐词人还有韩翃与韦庄。韩词不多，他以诗成名。有《香奁集》传世。闻其名，想其声，知其色。但他的这路风格，无疑对温词和晚唐五代的词风很有影响。晚唐诗人中，有追随李商隐的，但为数不多，也有追随温庭筠的，人数不少。韩翃是其中诗、词兼长的人物。他的诗风华丽，多用辞藻，和五代词人已无多大区别。 　　韩翃（公元844-约914　年），字致尧，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东南）人。龙纪年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后来因为不肯依附朱全忠，而遭贬斥。南下至闽王王审知处，卒。 　　一身跨两代，又颇有影响的词人当推韦庄。韦庄不仅以词闻名，他的诗也很有影响。其长诗《秦妇吟》，气度恢弘，音韵跌宕，是晚唐少有的写实作品。后来失传，直到敦煌诗文被发现时，才重见天日。诗的内容复杂，因为有指责黄巢起义的语言，曾被人指为反动。其实，对古诗未必用这种眼光去看。韦庄古体、今体诗都好，写抒情绝句尤具特色。而且他和温庭筠一样，也是一位成熟的词人。但他的词风与温庭筠有别，风格清新畅达，语言明洁疏朗，是唐五代词中独树一帜的词作家。 　　韦庄（公元836-910　年），字端己。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出身没落贵族家庭。虽有诗才文才，却几乎终身屡试不第。直到60　多岁才得中进士。他中年时期，正逢黄巢起义，于是作《秦妇吟》。诗中对唐王朝的腐败充满怨愤，也对黄巢起义军充满敌意，并因此诗而诗声大振。晚年至四川投奔藩将王建。唐王朝灭亡后，王建称帝，史称前蜀。韦庄作过一段前蜀宰相。他的词作，《花间集》中收48　首。他写少女春情，别是一番情致。其《浣溪沙》五首其二云："欲上秋千四体慵，拟教人送又心忪，画堂帘幕月明风。此夜有情谁不极，隔墙梨雪又玲珑，玉容憔悴惹微红。" 　　他的《清平乐·野花芳草》，也写离情别绪，比之温词，感情表现急切深沉："野花芳草，寂寞关山道。柳吐金丝莺语早，惆怅香闺暗老。 　　罗带悔结同心，独凭朱栏思深。梦觉半床斜月，小窗风触鸣琴。" 　　因为韦庄作过蜀相，一些史书将其列作五代词人。 　　（三）五代词人五代时间不长，首尾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五代词的发展，可以大致概括为一种风格两大集团。风格多相似，无非写离情别绪，春云秋雨。两个集团，一个是西蜀集团，包括前蜀后蜀；一个是南唐集团，代表人物即李璟李煜父子和他们的宰相冯延巳。中原地区也有词人，但人数很少，影响也小，词风不能独立。比较出名的人物和凝，也被挤到西蜀圈子里去了。荆南还有一位孙光宪，命运也大抵如是。 　　五代词人绝大多数集中于西蜀南唐。西蜀于前，有赵崇祚编选的《花间集》；南唐于后，有冯延巳编选的《阳春集》。这两本专门的词集，都是行家里手所编，研究唐五代词，自是首选资料。 　　1。《花间集》中诸词人《花间集》共收18　位词人。其中真正属于晚唐的2　人：温庭筠、皇甫松；中原1　位：和凝；荆南1　位：孙光宪；还有张泌，一般认为是南唐人。但郑振铎认为南唐另有词人张泌。那么，如果不算张泌，西蜀词人也有13　人。《花间集》中的词人，词风大抵一致。其领袖人物则是温庭筠。温庭筠死于公元866　年，他知道什么前蜀后蜀？但他的词风影响蜀人至深。西蜀词人风格，不出温词规范。 　　《花间集》既尊崇温词，便特别反对浅显直露，而崇尚词藻华丽，山水明灭，中心只在女人身上。虽如此，却成为五代词主流。而且词在五代，独占风流，西蜀词人，影响更大。时人独喜此风，历史也无可奈何。 　　所谓西蜀词人，其实有前蜀后蜀之别，但风格大抵无异。唯前蜀的韦庄、牛峤等来自晚唐，词中或有晚唐遗音，也未可知。 　　牛峤，字松卿，一字延峰。生卒年不详。他出身贵胄，是中唐宰相牛僧孺的后人。唐乾符年间进士。历官拾遗、补阙、校书郎。后投奔王建，官至给事中。牛峤词风，不出西蜀词人之右。唯写男女风情，颇有民歌意趣。其《忆江南》二首之一曰："红绣被，两两间鸳鸯。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全胜薄情郎。"牛希济，牛峤兄之子，在蜀时为御史中丞，后来投奔南唐。曾作雍州节度副使。《花间集》收他的词11　首。他的词虽花间格调，却能写各种情态。其中《生查子》等，郑振铎先生颇为赞赏：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欧阳烱（公元896-971　年），益州华阳（今成都）人。他生于晚唐，长在西蜀，已与唐王朝干系不大。他年寿颇高，曾在前蜀作中书舍人，在后蜀作宰相。后从孟昶降宋，又作过左散骑常侍。75　岁时去世。他一生官运亨通，但名声不佳。他居蜀时，就和当时词人鹿虔扆、阎选、毛文锡及韩琮被人们呼为"五鬼"。看他们一生降来降去，国虽亡而官运不改，确有鬼色。词风低下，又近鬼声。这几个人比较起来，韩琮不能入流。阎选、毛文锡词风既低，词艺又差，亦不堪言。欧阳烱的词作得好些，鹿虔扆人品略胜。五代词人，最少节义观念，好比墙头茅草，只顾随风来去，事二朝三朝的都不算少见，也不觉得耻辱。唯鹿虔扆尚存儒风。他曾事后蜀孟昶，为永泰军节度使，加太保，蜀亡，不再入仕。他的词虽为花间情调，但有感慨之音。其《临江仙》云："金锁重门荒园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欧阳烱善作情词，写少妇心态，犹为得意。他的《更漏子·玉栏干》写夜景春怀，另成套路："玉栏干，金甃井，月照碧梧桐影。独自个，立多时，露华浓湿衣。 　　□一向，凝情望，待得不成模样。虽叵耐，又寻思，怎生嗔得伊。" 　　顾夐，生卒时间、表字乡籍均不可考。只知他曾在前蜀作刺史，在后蜀为太尉。他的词，时有深情切语，不免姿态轻狂，略与花间词风有别。但其主旨，依旧花间本色。他有《荷花杯》9　首，极写春情少妇，每首独写一种情态，连写知、愁、狂、羞、归、吟、怜、娇、来9　种情态，可说用心良苦。其《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更是别具精神："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后人评说这词，说它"透骨情语，已开柳七一派"。 　　和凝（公元898-955　年），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平阴、汶上）人。他是花间集中唯一一位中原籍作家。一生历仕五朝，也算一个小小的奇遇。但他平生经历甚多，遇到的事情也多，加上才思敏捷。虽然是一位不倒翁式的老牌官僚，其词风却比较活泼有趣。描写少女思春情态，大为得趣。这一点和温庭筠颇为不同。温庭筠虽称大手笔，却善写少妇，对少女春情，绝少提及，这大约和他风流成性总入妓家有关。好像后来的《金瓶梅》，美人固多，没有处女。和凝的《采桑子》，可不是那样："蝤蛴领上诃梨子，绣带双垂。椒户闲时，竟学樗蒲赌荔枝。 　　丛头鞋子红编细，裙窣金丝。无事嚬眉，春思翻叫阿母疑。" 　　孙光宪，字孟文，号葆光子，生卒年不详。贵平人。唐时曾为陵州判官，蜀时官至御史中丞。后降宋，为黄州刺史。他的词与温庭筠词颇相似，也有说他是可以与温庭筠平起平坐的词家的，似不妥。但他确有几首好词，突破一般花间情调。其《谒金门·留不得》一词，甚得后人称道："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紵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 　　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在一片华美柔丽之中，这首词可算得上女中情豪，强心劲语。 　　上述词人外，还有张泌、魏承班、薛昭蕴、尹鹗、毛熙震、李珣，也都是《花间集》中作者，他们也都有一些佳作，但大体相袭温韦之风，不出欧、孙之外。唯李珣能别开生面，与众不同。 　　李珣（约855-约930　年），字德润，其祖先为波斯人。家居梓州（今四川三台）。因他妹妹是前蜀主王衍的昭仪，他也算一位皇亲国戚。他不但能诗能词，而且对中医中药颇有研究，所著《海药本草》，李时珍都曾引用过的。 　　李珣的词，也写艳情，也写离情，也写恋情，但不止于此。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打破情词旧套，抒发秀才胸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的《渔歌子》写得很有隐士之风，《渔父》则愈加简捷明快，风格喜人。《渔歌子》其一云："楚山青，湘水绿。春风淡荡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渔艇棹歌相续。信浮沉，无管束。钓回乘月归湾曲。酒盈樽，云满屋，不见人间荣辱。"2。李煜与南唐词人南唐、西蜀均为五代词人中心，但南唐词的水平高于西蜀。这不仅因为南唐时间晚些，创作机会较多，而且因为南唐出了三位著名的词人。一位是南唐中主李珣，一位是南唐后主李煜，一位是南唐宰相冯延巳。特别是李煜，他的词超越温庭筠以来所有唐五代词人的水平，成为唐五代词坛上的一声绝响。 　　李煜词可以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前期是他在南唐作皇帝时的作品，后者是他被俘北上京城后的作品。前后风格大变，几乎判若两人。这显然和他的生活环境、心理状态、政治处境等发生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李煜作为皇帝，可以说事事有误，而他作为词人，却事事皆宜。 　　他生于公元937　年，是唐中主李珣的第6　个儿子。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因为他是南唐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故史称李后主。他作皇帝没有多大本领，客观形势对他也不利。彼时，北宋政权已经稳定，对南唐领土觊觎已久。他没有能力组织反抗，也没有胆量组织反抗，又没有力量组织反抗，只好一味求和。对北宋皇帝赵匡胤提出的要求，无一不听，无一不从，让进贡，便进贡；让称臣，就称臣；让自己儿子作人质，马上送儿子去。可谓谨小慎微，兢兢战战，但还是不行。宋朝立意灭唐，他派使者去汴京，使者责问赵匡胤，南唐有什么对不起宋朝的地方，赵匡胤答不出。但赵有自己的哲学："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梦？"李煜岂敢酣梦！老虎居于侧，怎么酣然入梦？但他确实毫无抵抗准备。他只知作词、求和、听佛论道，别的事情一概无能。北宋大军入境的消息传来时，他还在听和尚讲解经文哩！宋军兵临城下，他便袒缚出降，这一年他刚好38　岁。到了北宋，头脑清醒多了，怀念旧时生活，不觉悲从中来，便寄情于词，词风发生巨大变化，但赵匡胤依然饶不过他。在他42　岁那年，正值旧历7　月7　日，他被赵匡胤用牵机药毒死了。 　　李煜一生，前期生活条件优裕，南唐本鱼米之乡，他父亲也是著名的大词人，他的夫人又是能歌善舞极解人意的大才女。加上他读书既多，天赋又高。一有山水涵养，二有文化熏陶，三有充裕时间，四有极好天赋。四者合一，使他虽身为皇帝，却能写出清新醇美摇曳多姿的词篇。即使将他的词和温庭筠相比，他也更胜一筹。 　　他的那篇《一斛珠》，特别受到后人赞赏。冯沅君先生曾有专文介绍，说他写景写人有猛虎搏兔之势："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全篇只写女子娇态。头一句"晚妆初过"，便成欢欣色彩。试想刚刚梳妆罢的一位漂亮女孩儿，心情怎能不好，何况，黄昏色调，更添美丽。"沈檀轻注些儿个"，梳妆很美，还要轻注香儿，美人芳气，更具精神。此时，她的心上人正目不转睛"偷"看她哩，于是她嫣然一笑，露一露好看的牙齿："向人微露丁香颗。"这等好心情。梳妆不足，还要檀香，檀香不足，还要倩笑，倩笑不足，还要歌唱；但非一般歌唱，而是"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樱口微开，愈加可人。短短五句，已经一幅绝好的美人图。 　　下阙再添精采。"罗袖裛残殷色可"，吃饭时把袖子不小心弄湿了。"杯深旋被香醪婉"，美人酌酒，妙在有度，再喝可不醉了。美人有一点点累了，歇一歇，如何？"绣床斜凭娇无那"，又是一副佳人姿态，但还不够哩，还要"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真是漂亮极了。 　　李煜作词，独成妙法。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词中是女主人用眼向外看；李煜的这首词则是作者展目向里看。不仅看，而且真真切切参与了词中女主人的各种活动。但他把自己和自己参与的活动"省"去了，却又把省去的一切通过女主人公的表现一一展示出来。这等艺术功力，寻常怎能企及？ 　　李煜的词，不但有绝唱数首，而且几乎篇篇都成精品。他的一首《菩萨蛮》，写恋人情思，别成一格，宛若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某些作品，但又比李清照的作品更多些含蓄安闲，心痒情摇。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韈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这词有实事可考，是写他与小周后幽会之事的。从古至今，写情男情女偷相会的词曲不少，但写皇帝偷会的，怕是不多。皇帝能作这样情词，实在这皇帝当也可，不当也可，纵然我们并不受用，想到词中人提着金缕鞋，蹑手蹑脚的样子，也会忍不住一笑。 　　李煜最好的词作，还是他被俘北上之后的作品。在这期间，他的词风变了，由清丽闲雅进入深沉悲怆，虽深沉悲怆，并不滞涩也不激烈，而是以准确的文字，深切的情感，绝妙的比喻，压抑的心绪，写他的亡国之音思乡之愁："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纵然一时入梦，醒来倍觉悲伤。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本来愁肠将断，却又无人可诉！ 　　如此种种，李煜的内心正如一江春水，万转愁肠，终于写下了他的那首被人们千古传唱的《虞美人》："春花秋叶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温庭筠的词最喜欢用"金"色，金色是他词的主色。李后主的词最常用"清"，"月"，"春"，"江"这样的字词，这些字词辉映着"绿"的颜色，或者说，绿色乃李煜词的主色。他的词调是绿色的，他的词风恰如早春二月的天气，乍青乍绿，料峭春寒。李后主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苦难和别离，忍受了最难耐的春夜和最无聊的囚禁生活，但他内心深处的诗情不绝，词思不断，于是这诗情词绪如潺潺流水，汩汩有声，流出囚门，流向无极。李后主是一位不幸的君王，又是一位杰出的词家。值得说明的是，李后主不但是一位大词人，而且是一位很有造诣的书法家，他不但善书，而且善于创新。他作书喜用颤笔，字形扭曲，有寒松霜竹铁节虬枝之态，号称"金错刀"体。他又善写大字，直接用帛沾墨书写，气韵饱满，别具风采，史称"撮襟书"。单以艺论，李煜确是天下奇才。 　　南唐著名词人中，还有李煜的父亲李珣和他的宰相冯延巳。 　　李璟（公元916-961　年），本名景通，改名瑶，再改名璟，字伯玉，徐州人。他是南唐第二个皇帝，后人称李中主。周世宗南征时，他没能力抵抗，便把江北的土地拱手献给柴荣，同时去掉皇帝称号，向周主称臣。他的性格与作风和他儿子十分相似，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词水平也很高，但流传下来的不多。他的词风虽不若李后主那样清深雅丽，却也脱出一般五代词人的浮艳之区。读李珣词，如见江南春色，自有一般出于言表的好处尽在字里行间。他的《摊破浣溪沙》二首，极富盛名。今选其一："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之楚暮，接天流。" 　　冯延巳（公元903-960　年），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 　　人。唐中宗时，曾为宰相。他的词水平很高，但人品不好。为人险诈，好作谀词。未作宰相时，一心要作宰相；既作宰相，却又无心政事。他是一个中国古代只要当官不肯做事的典型。周世宗南征，中主不明军事，只管于宫中贪欢不已。他还奉承中主，说："烈祖打了败仗，损失几千人马，就辍食伤心好几天，那不过是田舍翁水平。现在数万人马暴师于外，而主上照样宴乐游戏，才是真英雄呐！"如此胡言乱语，心肠如妖似鬼。但他确实很会填词。他的词比之李珣，当在伯仲之间。比之西蜀诸词人，皆胜一筹。 　　他的一篇《谒金门》，传播久远："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捋红杏蕊。 　　斗鸭栏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词中警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足呈写景风流。 　　他的《金错刀》，自言于功名，禄位皆无所求，情调旷达，词风潇洒，确是一首很有特色的佳作，不过以其词比其人，句句皆成讽刺，佞人大谈正言，最让君子伤情。偏他能正襟危坐，一副无辜君子状，令人禁不住会想起黑色幽默来。其词云："双玉斗，百琼壶，佳人欢饮笑喧呼。麒麟欲画时难偶，鸥鹭何猜兴不孤。歌婉转，醉模糊，高烧银烛卧流苏。只销几觉懵腾睡，身外功名任有无。"南唐国重用这样的宰相，不亡而何？ 　　（四）民间词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五代民间词资料，同样出于敦煌。其中有诗，有词，有教坊杂曲词。诗且不去管他。只说那些民间词曲，已然令人振奋。这些民间词，不知出于何人，但有一股文人词所没有的浸淫人心的力量。他们率性而言，他们善用比喻，他们没有顾忌，他们贴近生活。他要说爱，便是真爱，或者说，他有真爱，一定直说。比之文人词的含蓄闪烁，不肯明言，还自以为是韵味高深，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民间词是唐五代的必要组成部分。不了解它们，就无法真正弄通唐五代词史，也无法弄通中国古代文学史。民间词同样最重视言情，只是风格有别于文人词。有一首《菩萨蛮》，是讲忠贞情爱的，一串比喻，刻骨铭心："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商现，北斗回南面。休郎未能休，且侍三更见日头。 　　讲到负心人的时候，另是一番景象："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以上梦江南） 　　也有人生感叹，如《杨柳枝·春去春来春复春》："春去春来春复春，寒暑来频。月生月尽月还新，又被老催人。 　　只是庭前千岁月，长在长存。不见堂上百年人，尽总化为陈。" 　　词中用语，不怕重复，好像越是重复，越觉通俗上口。 　　民间词题材广泛，不仅谈情说爱而已。也有抒发忠君爱国情义的，如《生查子·三尺龙泉剑》；也有讴歌剑侠八面威风的，如《河满子·平夜秋风凛凛高》；也有写游子乡情的，如《临江仙·岸阔临江底见沙》，等等。比之文人词，似更有涵容力量。另有《别仙子》一词，文人词中未见此词牌。这首词写一位远游男儿对情人的追忆，笔法细腻，结构精巧，抒心写意，不在文人词下："此时模样，算来是，秋天月。无一事，堪惆怅，须圆阙。穿窗牖，人寂静，满面蟾光如雪。照泪痕何似，两眉双结。 　　晓楼钟动，执纤手，看看别。移银烛，偎身泣，声哽咽。家私事，频付嘱，上马临行说。长思忆，莫负少年时节。" 　　十、结语纵观隋唐五代史，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时代。 　　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个时代能够吸收各类文化营养，具有中国封建时代非常少见的涵容广大的文化精神。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事；传奇和变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唐五代词则首创了中国文学形式的一个新品种。五代文学未兴，但它预示了新的文学高潮即将来临。而唐后主李煜，就以他的词声，成为新文学时代即将来临的一只知更鸟。 ◆◆◆ 《中国全史》　050/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艺术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公元581-960　年）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本卷将以这一高峰时期的各种艺术门类为中心，选取艺术形式、艺术作品、艺术流派和艺术代表等侧面，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次第展现三个朝代在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建筑、工艺美术等方面的艺术成就，并透过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存在与艺术创造所形成的辩证关系，揭示那些创造奇迹的古代艺术家们的创造情势和时代精神。 　　通过对隋唐五代的艺术成果及其成因的分析，不难发现，它的每一艺术门类和每件艺术作品，无不焕发出自发性和独创性、开放性和融合性、广泛性和民众性的奕奕神采，同时也折射出封建社会文化艺术承转启合的历史趋向。 　　一、隋唐五代艺术概述公元581　年至960　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隋、唐、五代三个封建朝代的兴衰演进。这三个朝代的王公贵族和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总和，便是隋唐五代文化。隋唐五代艺术则是这一文化部类的有机构成及其艺术表现。 　　李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高度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隋代恰似它崛起的前夜，五代十国形同其衰落的末路。作为这一文化高峰的艺术表现，隋唐五代艺术素以宏伟壮丽、灿烂辉煌的成就闻名于世，大唐文化则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巍峨的丰碑。 　　（一）隋唐五代艺术的发展状况隋唐五代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除了直接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外，还建立在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繁荣的社会基础之上。 　　1。隋代艺术公元581　年，隋政权建立。公元589　年隋文帝结束了南北朝近300　年的分裂局面，从而使灾难深重的古老民族得以统一，劳动人民厌恶战乱、寻求社会安定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 　　隋文帝杨坚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他即位以后，立即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了改革，迅速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在政治上，他以确立"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为中心，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他还创立了科举制度，用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打破了封建世袭的贵族荐用体系；还制定了简便易行的法律。在经济上，隋文帝采用北朝以来的均田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发展。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社会意识形态也明显地趋于一致，正统的经学和佛教文化同时并行，纠正了北朝以佛教为国教和南朝清谈颓废的偏向。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南北合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政治的改革、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的繁荣，成为艺术发展的有利条件，推动着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活动的迅速发展。在隋代的艺术成就中，建筑艺术最为出众。大兴城、洛阳城和安济桥，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和桥梁建筑的杰出代表；宇文恺和李春则是当时卓越的建筑艺术大师。佛教在全国范围的发展，雕塑艺术因之大放异彩。就敦煌石窟来说，隋朝在短短的30　年中，开凿了95　个，占现存石窟总数的15。同时，大量的壁画也涌现出来，在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时的人物画在"齐梁画风"的影响下继续发展，山水画开始以独立的画科出现在绘画史上；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早期青绿山水的杰出代表，并为唐代金碧山水的出现开了先河。在音乐、舞蹈方面，隋代对旧乐进行了整理，同时又有创新，使近乎绝响的清商乐和雅乐得以复兴，而《七部乐》和《九部乐》则是隋代的贡献。 　　2。唐代艺术公元618　年至907　年，李渊及其子孙统治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唐承隋制，李唐王朝完善了"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完备了科举制度和教育体系，制定了更加系统的法律。在经济上，唐王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安定农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手工业出现了官营和私营作坊，丝绸产品已多达几十种，"唐三彩"则是陶瓷中的瑰宝，金银器和铜镜的制作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唐代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当时的都城长安已有中外商贾"二百二十行"之多；各国的使臣商旅云集在此，长安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开放城市；它既是"丝绸之路"的策源地，也是文化交流的圣殿。从思想意识上说，大唐并不"独尊儒术"，而是儒、佛、道三教并举。就其积极的一面而言，它增进了政治的开放和民族的融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艺的繁荣。 　　唐朝的兴衰，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大唐繁荣昌盛。尤其在"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拥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和欣欣向荣的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的繁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大唐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散文和传奇也有很高的成就。与文学成就同样彪炳千秋的各种艺术形式，都能继往开来，大放光芒。无论是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杂技、建筑等艺术门类，还是工艺美术，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兴旺景象，取得了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那些"满壁风动"的人物画，洋溢出大唐上下意气风发的进取精神；"金碧辉煌"的富丽山水，一展宏伟壮观的帝国江山的豪迈气概；宗教壁画不再是"苦难的呻吟"，而是美满幸福的西方"极乐世界"；"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的乐山大佛，是唐代雕塑艺术的一大奇迹；浓艳明丽的"唐三彩"，驰名中外；《九部乐》和《十部乐》，奏出时代的最强音；颜柳的法书和颠张狂素的草书，被视为稀世珍宝；迎来送往的长安城，是著名的国际性城市。。这些令人惊羡的艺术成就，既是民族文化的累累硕果，同时也极大推动了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并且随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而远播伊朗、日本、高丽、南亚次大陆、阿拉伯、东罗马帝国、非洲等3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五代十国艺术创造的相对繁荣中晚唐以后，由于藩镇和中央政权的对立，新旧官僚的对立，宦官与朋党的专权争斗，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军阀割据的结果，最终出现了五代十国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这个时期，经济凋敝，人民困苦。只有金陵、成都等地，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免遭北方战火的侵扰，社会生活比较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所发展，形成了南唐、西蜀的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保持着较高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宫廷之中的歌舞戏更为普遍，戏剧角色开始出现，早期的戏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绘画和书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有"荆关山水"、"徐黄异体"，顾闳中、杨凝式等著名艺术家及其传世之作。（二）隋唐五代艺术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艺术发展到了隋唐五代，出现了门类繁多、作品称巨、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壮阔景观。各个艺术门类，在继承民族传统，融合南北文化、吸收外来精华的同时，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显示出这个时代特有的信心和气魄，伟大的成就和卓越的贡献。 　　1。划时代的绘画艺术隋唐五代的绘画艺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盛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国际交通的畅通无阻，激扬出各阶层人士的豪迈气概和创作热情，他们运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把社会生活的万千气象真实地描绘出来，形成了一个名家辈出、门类齐全、成绩斐然的绘画高峰。 　　隋代为时短暂，但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佛事壁画、人物画和山水画的成就更为突出。以敦煌石窟为例，隋窟以全数五分之一的比重，95　窟的绝对数值，位居第一。其中的绘画、雕刻和彩塑作品，无论布局、形象、用笔、赋彩等各个方面，都接近北朝风格，但又显然不同于前代。它们和初唐的风格相同，但又不及初唐的成熟。显然，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绘画发展阶段。著名的画家如展子虔、董伯仁等，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史载展子虔从河北来到长安、董伯仁自南齐入隋，两者的画风有着明显的不同。开始，两人互相轻视。后来，两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了隋朝绘画事业的发展。这是隋代绘画在南北文化融合上的一段佳话。从画风上说，隋代的画家各有异同，但大体保持着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人建立起来的"细密、精致、臻丽"的传统，被后世称为"齐梁画风"。 　　大唐的绘画艺术，在历史上有着空前的成就。据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载，当时的绘画，已出现人物、山水、花鸟、鬼神、鞍马、屋字等分科，标志着唐代绘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佛寺、陵墓、石窟中的大量壁画更加出色，成为绘画业绩上的神来之笔。绘画人才的大量涌现也非他朝可比，至今有文献或画迹可考的画家就有400　多人。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如阎立本、尉迟乙僧、李思训、吴道子、王维、曹霸、韩干、张萱、周昉、薛稷、边鸾等，都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唐代的绘画，大师林立，流派纷呈。在人物画中，"张家样"、"曹家样"等"齐梁画风"在初唐势头不减，"吴家样"、"周家样"等新风格又应运而生。山水画在"青绿"、"金碧"等画风盛行之时，又出现了水墨山水运动，"浅绛风格"风靡全国，为五代两宋水墨山水的蓬勃发展开了先河。花鸟画一经诞生，就以其丰富多彩、清新活泼的风姿而独领风骚，并开辟了五代"徐黄异体"的前端。 　　五代的绘画艺术，达到了中古绘画的新水平。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全面继承了唐代的绘画成果。其中尤以西蜀、南唐最有成就，人物、花鸟和山水最为出色。由于北方和中原战乱频繁，不少学者、画师、伎巧百工，纷纷流入金陵、成都，使南唐和西蜀的绘画空前繁荣。西蜀、南唐等国，开始正式设立画院。西蜀画院以专工道释、肖像、花鸟的画家为多。以黄筌父子的花鸟画成就最大，在绘画史上与徐熙齐名，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南唐人物画家很多，周文矩、顾闳中等，都是杰出的代表。他们的作品，多以现实的人物活动为题材，其风格与"周家样"一脉相承。董源、巨然是南唐的山水大家，他们和北方的荆浩、关仝的北派山水，都有创造性的成就，并成为两宋山水画家的宗师。 　　隋唐五代绘画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隋到初唐。这是一个继承和革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南北朝以来的青绿山水更加完美；人物画中的"张家样"、"曹家样"等多种画风在画坛涌现。二是盛唐阶段。"吴家样"异军突起，与"张家样"、"曹家样"各执牛耳，三家画风争奇斗艳；花鸟画登上了画坛。三是中晚唐至五代阶段。色彩人物画以"周家样"最为突出，水墨山水运动兴盛起来，花鸟画跃上了高峰。 　　隋唐五代的绘画理论，计有20　多种，有属评论、有属画史、有属画法、有属鉴藏，都在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2。蓬勃发展的雕塑艺术隋唐五代的雕塑艺术，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创作高峰。中国的雕塑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秦汉、北魏和南北朝，都创造出大量的震惊世界的无价之宝。到了隋唐，宗教兴盛，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儒道佛三教并举的文化氛围，又使雕塑艺术掀起高潮。这一时期的陶俑、石窟造像和彩塑，以及陵墓雕刻，都显示出雄健奔放、饱满瑰丽、意气风发的时代风格。就连方寸之间的篆刻艺术，也有着时代的特色。 　　古老的陶俑艺术，发展到隋唐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享有盛名的"白衣彩绘"陶俑和浓艳明丽的"三彩俑"，都是当时的杰作。题材的广泛涉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发展阶段而言，可分为隋至初唐、盛唐、中晚唐以后共三期。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艺术风格发展重大变化的时期。陶俑和三彩俑的塑造风格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从事陶俑和三彩俑的塑造者都是民间艺人，他们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精湛的表现技巧，能够准确地塑造形体，生动地表现精神，极富时代气息和民族色彩。 　　佛教石窟的开凿，与佛事的兴衰息息相关，随着隋的统一，佛教因之再兴。在大建寺院的同时，也大量地开凿石窟，遗迹散见于北方各地，尤以甘肃为多，宁夏、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也有少量遗存。隋代造像，其全身比例不甚协调，但花纹洗练简洁，敷彩淡雅、和谐，外部轮廓曲线不多，形体质朴、健壮，具有石雕般的质感。在洞窟形制和艺术风格方面，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色。它的若干特点，都被唐代所承继，并加以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唐代的石窟，几乎遍布北方各地区，南方也有相当数量的遗存。其造型的多样，题材的丰富，艺术水平之高超，都是前朝后代所不及的。"唐十八陵"是陵墓雕刻的一座宝库。其题材和雕刻手法都超越了前代。在地面石刻群的组合上，唐代帝王陵墓继承了秦汉至魏晋的建制，固定为跃马、卧马、马踏匈奴、人抱熊、怪兽吃羊、卧牛、伏虎、卧像、石人、石虎、石兽、石柱、石碑、直阁将军石像等，还有石刻篆书、隶书等其他形式。这些石刻作品，比例和谐，造型生动，制作精美，风格雄伟、奔放，体现了唐人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达到了中国古代陵墓雕刻的顶峰。特别是那组绝无仅有的"昭陵六骏"，由当时著名的画家阎立本绘稿，令当时最优秀的雕刻家精心雕刻而成，堪称精美绝伦，历来为世人所重，以至招致匪盗，至今仍有两块神骏流落异族他乡。 　　除了气势磅礴的巨型石雕外，方寸之间的篆刻艺术也有新意。 　　3。盛况空前的书法艺术隋唐五代的书法艺术，是中国书法史上盛况空前的时代。中国的书法艺术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心"的艺术。所以，在魏晋六朝300　多年的动荡年代里，书法艺术仍有长足的发展。隋唐书法艺术所以空前繁荣，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魏晋南北朝书法传统及名家墨迹的直接继承；二是这一时期的帝王大都重视书法艺术；且工于书法。据史书记载，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设书学博士；唐则全面采取了这些措施，并专门设立了培养书法人才的"书学"，翰林院设有书学博士；科举有书科，吏部以书法水平判定选额，朝廷对书艺的要求是"楷法遒劲秀美"。可见，唐代把书法置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隋朝虽然短暂，但书家辈出。特别是智永、智果等僧人书家，创造了大量优秀的书作，对楷书的逐渐完备奠定了基础，成为汉魏六朝过渡到大唐的一座桥梁。 　　史论"楷体书法，萌芽于汉魏、根植在两晋、缤纷于六朝、结实在李唐"，说明唐朝的楷书达到了一个完美的阶段。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史称初唐四杰。他们的书作具有典型的晋隋风骨，但又各具情态，自成一家。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成为中国古代享有盛誉的帝王书家，极大地推动了初唐时期书法创作的繁荣。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是唐朝最富创造性且成就最大的书家。颜书以圆笔为主，结体宽博端庄，姿质严正活泼，突破了前人清瘦、流畅、秀雅的书风。柳体熔王书、虞书、欧书、褚书、颜书等名家技法为一炉，行笔方圆兼备，结体中宫收紧、四面开张，具有劲健爽利，遒劲舒展的精神。颜、柳书作法度森严，神完气足，但又各有特色，人称"颜筋柳骨"，具有典型的唐楷风范，其影响深远。张旭、怀素是伟大的狂草大师。他们的书作笔意奔放，气势连绵，精美绝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 　　唐代社会崇尚书法，擅书之人层出不穷。据马宗霍的《书林藻鉴》载，多达245　人。而未被记载的民间书家更是难以计数。他们通过书写碑文、墓志、经卷，撰写文稿、书信，在宫殿、寺观墙壁题字等方式，创造出大量的书法杰作，成为国之瑰宝。 　　五代的杨凝式，其书艺源于前代墨迹和晋隋碑帖，书作清丽洒脱，别开生面，是五代十国最有成就的书法家。 　　和书法创作的丰硕成果相辉映，隋唐五代的书法理论也很有成就。 　　4。强大帝国的时代乐章隋唐五代的音乐舞蹈艺术，是中国古代最宏伟嘹亮的乐章。特别是唐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乐舞艺术的高峰。唐代的中国是亚非欧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首都长安则成为国际性的音乐城市。当时，中外各民族乐舞的交流融合蔚然成风，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灿如繁星，光彩夺目的乐舞作品层出不穷。隋代统一后，在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条件下，歌舞诗乐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了满足宫廷庆典、国内外文化交流以及各阶层人士的精神生活的需要，隋朝在继承前代乐舞的基础上，集中对汉族、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的各种乐舞进行了挖掘和整理，于开皇初年（约公元581-585　年）制定了《七部乐》。隋炀帝大业中（公元605-618　年），又增添为《九部乐》。此举推动了音乐舞蹈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唐代的音乐舞蹈，已有大曲、散乐和歌舞戏之属。大规模的舞曲，如《破阵乐》、《庆善乐》、《霓裳羽衣舞》等，都称为大曲或法曲。这是歌舞诗乐相结合的体裁，歌词都是五言或七言的绝句。唐代的散乐①，多是表现一定风格、情绪较为单纯的舞蹈。此外还有以歌舞表现一定人物和情节的歌舞戏。散乐和歌舞戏源于民间，偏重敲击，具有淳朴奔放的风格。 　　唐代著名的乐舞，按其特点还可分为三大类别。一是表演性舞蹈，如《健舞》、《软舞》、《法曲》等；二是来自民间的宫廷宴享乐舞，如《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等；三是民众自娱性及民间祭祀和寺院中的舞蹈，如《踏歌》、《泼寒胡舞》、《四方菩萨蛮舞》等。 　　唐代乐舞的出色成就，是大量吸收融化中外各民族乐舞精华的结果。《坐部伎》和《立部伎》，就是在初唐到盛唐的一百多年里，以中原乐舞为基础，广泛吸收融化各兄弟民族乐舞和外国乐舞的素养而创新的乐舞节目，并成为唐代长期积累的保留节目。 　　唐代乐舞的空前繁盛，与皇室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在唐代帝王中，酷爱艺术、谙熟音律者不在少数。他们的直接参与，极大地推动了乐舞创作的繁荣，并且加强了乐舞机构的设置。唐代宫廷的乐舞机构，有教坊、梨园、太常寺，集中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人，并培养了不少专业艺人，就连分散在各地的官伎、营伎、家伎，也多是经过选拔和培训，具有能歌善舞的才能。唐代乐舞的理论著作，主要有元万倾的《乐书要录》、崔令钦的《教坊记》、南卓的《羯鼓录》、段安节的《乐府杂录》等。 　　五代十国各个国家的国王，都是唐末藩镇的首领。受大唐遗风的影响，他们也视音乐舞蹈为政治生活的必要内容，而且在宫廷还出现了戏剧。但是，在硝烟弥漫、经济凋敝的情况下，乐舞丧失了发展的基础，因此削弱了生机，而成为大唐之声的余音了。 　　5。宏伟壮丽的建筑艺术隋唐五代的建筑艺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都在建筑事业上显现出来。尤其隋唐两代，是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最为壮丽的时代。都城的兴建、大运河的开通、桥梁的精绝、陵墓的宏伟，都是这一时期的巨制佳作。他如寺院、佛塔、石窟等佛教建筑、园林和民居建筑，也有着独特的风采。 　　隋唐建筑艺术，总结吸收了秦汉以来的建筑艺术成果，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建筑体系。特别在桥梁建筑、城市建筑、陵墓建筑上，最有特色。在桥梁建筑史上，安济桥是一座罕见的瑰宝。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典范。"唐十八陵"气势磅礴、规模宏伟，其分布自东向西长达100　多公里，形成了一幅瑰丽多姿的陵墓建筑的画卷。 　　隋唐兴佛，寺院建筑盛况空前。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都建有富丽巍峨的寺庙，构建形制包括正殿、侧殿、山门等，建筑规格类似帝王的宫殿，拥有冠绝于世的佛像、壁画、碑刻等等。唐朝的佛塔也别具特色，大塔分外雄伟壮丽，小塔显得秀丽玲珑。 　　隋唐的建筑遗存已经不多，很多成就依据文献和发掘才得知大概。但是，当时的艺术成就确是不可磨灭的。 　　6。举世瞩目的工艺美术隋唐五代的工艺美术蓬勃发展，成为历史上一个成熟的创新时代。无论 　　①　杂技的别称。在汉代称百戏、隋乐叫散乐。唐宋以后，为了区别于其他歌舞，才称为杂技。铜镜、金银器和漆器、陶瓷，还是染织刺绣，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铜镜艺术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汉以前的铜镜布局拘谨、过于规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具有流畅华丽、清新优雅的风格。至盛唐，在形式、题材、风格上又有创新，进入了豪放新颖、富丽绚烂的时代。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制作工艺上，都显示出组织完美、色调鲜明的成熟美、充满健康活泼的艺术魅力。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在制作工艺、造型设计、纹饰图案、生产技术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在开元、天宝年间，金银器的社会需求大增，生产场所也有了"官作"和"行作"之分。从制作上说，在继承锤打、铸造、焊接、掐丝、嵌铸、锉磨、抛光、连接、胶粘等传统技艺基础上，又创造出切削、铆接、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焊等新技术，特别是简单的机械车床的使用，更是中国金属制造工艺史上的辉煌成就。 　　在漆器制造上，除了对传统工艺的继承发展外，唐代还出现了螺钿和珠玉镶嵌。尤其是雕漆的首创，为宋元时期雕漆艺术的繁盛开了先河。 　　隋唐时期，陶瓷美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白瓷发展很快，青瓷的成就更高，长沙的釉下彩绘瓷则独步一时。白瓷生产始于北朝，隋代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唐的白瓷生产飞速发展，窑场也大量涌现。其中河北的邢窑最为有名。邢窑的白瓷，白度较高，色调稳定，釉色干净明亮。杜甫诗赞为"君家白碗胜霜雪"。青瓷以越州窑为代表，在隋唐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青瓷历史悠久，制造工艺经验丰富。隋唐青瓷造型雅致、装饰瑰丽，胎质如玉，釉色晶莹、润泽，其影响较白瓷为大。茶圣陆羽评价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在这三个方面，青瓷优于白瓷。 　　在青白单色瓷器一统天下之时，长沙窑首创了多彩瓷器。制品有黄色釉下画以蓝褐两彩的，褐蓝、绿褐多彩的，还有青釉带褐彩的、青釉褐彩贴花等种类。从装饰艺术着眼，多彩瓷的意义更是不凡。 　　"唐三彩"是唐代陶瓷美术的首创。在同一陶器上，交错使用黄绿白或黄绿蓝赭等釉色，烧成之后，色泽斑驳淋漓、浓艳明丽，这就是三彩陶瓷。"唐三彩"取材广泛、富有特色，成为驰名中外的艺术精品。传到朝鲜后，被称为"新罗三彩"，日本仿制成功，称为"奈良三彩"。 　　隋唐时期，染织刺绣工艺特别发达。尤其是丝织品中的纬锦，用多重多色纬线织出复杂的图案，是工艺美术家的首创。由于佛像、经卷等佛事的需要，唐代的刺绣有了飞跃发展。当时的丝织品，非常重视图案装饰。特别是织锦，更加突出精细华美的图案。唐代丝织品种类繁多，装饰风格在继承六朝以来传统、吸收外来营养的基础上又有突破，富有独创性，给人以壮丽秀美的印象。唐代涌现出不少丝织艺匠，著名的窦师纶便是其中之一。 　　（三）隋唐五代艺术的显著特征隋唐五代高度发展的封建王朝为艺术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隋唐五代艺术的每一项成就，都凝结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带有区别于其他历史阶段的显著特征。 　　首先，隋唐五代艺术，作为大陆性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自发性和独创性的特征。隋唐五代占有380　年的历史跨度，经历了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过渡历程，造就了以盛唐为顶峰的文化高峰。在这个文化高峰崛起的进程中，帝国江山重新统一，社会改革获得成功，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海陆交通空前发达，中外文化融合形成潮流，各种艺术形式多样化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翻天覆地、物态变迁的时代特征，以及继承传统、以通变求新意的民族特质。在繁荣昌盛的社会条件下，绘画出现了系统的分科，杰出的画家和流派层出不穷，使现实主义的唐代绘画出现了空前的盛况；陶俑、唐三彩、雕刻、彩塑、楷书、狂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金银器和铜镜艺术以"炉火纯青"的赞誉著称于世；建筑艺术形成了强烈的风格和完备的体系；音乐舞蹈盛况空前，有些乐舞曲目至今都是无与伦比的。那宏伟壮丽的都城长安，满壁风动的丹青绘画，奔腾咆哮的昭陵六骏，万千情壮的三彩陶俑，激荡人心的歌舞诗乐等等，都是强大帝国沸腾生活的真实写照，并且强烈地焕发出这一伟大时代所特有的大胆变革、自信开放的心理特征和豪迈奔放、气势磅礴的创造激情，以及意气风发、乐观向上、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隋唐五代艺术讲究体系，注重法度，崇尚品味，在内容和形式上富有和谐统一的艺术特质。但是，隋唐五代的艺术作品，往往又突破了传统规范的束缚，因而更能生动地反映内容，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仅以书法为例，大唐尚法，成功的书作必须符合"遒劲秀美"的标准，所以颜柳书体法度森严、点画皆成规矩。可是，颜柳书法源于魏晋初唐又与之迥然不同，而且鲁公一生的书作，前后判若两人，表现出他们继承传统而又不宥成法，大胆创新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胆略。而张旭、怀素的狂草，古往今来无人所及，成为唐代艺术创造的一大奇迹。 　　其次，隋唐五代艺术，作为特定时代的艺术主体，具有开放性和融合性的特征。隋唐五代艺术的来源，一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合流，二是对外来文化的汲取。处于上升时期的隋唐帝国，具有变革的性格和开放的氛围。唐室起自西北，少受汉族正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三教并举"的思想文化政策，使佛道大为发展，老庄文列皆升为经，并纷纷纳入考试科目，儒学失去了正统独尊的地位。特殊的社会开放的政治局面，必然呈献出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特征。各族劳动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信仰的自由，参与社会生活的自由，进行艺术创造的自由等。正是这种自由创造的社会风尚和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国内各民族得以和睦相处和亲密交往，南北两种文化以两京为中心，得以交流和融合，造就了一个灿烂多姿、壮丽辉煌的艺术景观和高峰文化。北方文化在雕塑、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等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南方文化在绘画、书法、染织、刺绣等方面有着出色的业绩。各种优势的吸收、融合，使隋唐五代艺术不断推陈出新，产生出极富个性和更高程度的艺术特质。唐代是国际交往最频繁的时代，而且每次交往都与文化有关。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东亚、西亚、地中海沿岸、古罗马等地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他们特有的艺术成果。隋唐的艺术家们以现实主义的艺术眼界，将中外文化交往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再现出来，创造出大量的富有异国风情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杂技和手工艺品。同时，根据民族艺术发展的需要，大胆地吸收外来艺术的表现方法，完成了外来艺术民族化的进程。 　　最后，隋唐五代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的特定艺术部类，具有广泛性和民众性的特征。隋唐五代艺术，有着广泛的社会参与层面，因而具有民众性的特色。艺术自古以来就是民众的专利，凝重典雅的司母戊鼎，秦始皇兵马俑群、西汉帛画等，都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艺术结晶。到了隋唐，建筑、雕塑、音乐、舞蹈、陶瓷、染织刺绣等艺术创造活动规模浩大，哪一样也少不了劳动人民的直接参与。工匠李春、俗讲僧文溆、纺织专家窦师纶，舞蹈大师公孙大娘，以及成千上万的民间画家、乐舞艺人、工艺匠师等，他们和宫廷艺人共同形成了庞大的艺术创作队伍，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唐代以科举取士，寒素文人可以凭借真才实学进入上层社会，在一定意义上使统治阶层出现了民众性的成分。到了中晚唐，宫廷文化每况愈下，歌舞诗乐俗讲百戏、陶俑彩塑壁画工艺等市民文化有所发展，说明文化发展的规模有所扩大，社会参与程度有所提高。隋唐五代艺术的国际交流及其对周边民族的影响也具有空前的广泛性。日本的京都、奈良依长安的形制而建；亚洲一些国家的使者，专备货币采购唐人书法；陶瓷、金银器、染织刺绣等工艺美术，输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在广泛的中外交流、劳动人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隋唐五代艺术怎能不大放异彩、蓬勃发展呢！ 　　二、隋唐五代的绘画艺术隋、唐是我国绘画艺术全面繁荣的时期。隋朝初年，杨坚在政治、经济上都作了改革，使生产和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代。唐初开元、天宝年间，封建经济获得空前发展，民殷国富，社会安定，是发展文化艺术的物质基础。贞观、开元之盛，举世向往。东西方的交流，为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加上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更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时崇尚文学艺术蔚然成风，文苑、艺坛群芳竞发。所以唐代绘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到了五代，虽然这个时期只有短暂的五十多年的时间，却为宋代山水、花鸟画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封建统治者在宫廷里设立"图画院"的制度，也肇始于西蜀、南唐。这说明五代在绘画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隋唐五代的绘画艺术发展史，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隋到唐初。这是南北绘画融合、发展的阶段。《历代名画记》载有隋代的名画家展子虔、董伯仁的情况，"初董与展同召入隋室，一自河北，一自江南。初则见轻，后乃颇采其意。"这是南北绘画风格融合的记录。不过，这个阶段还是南北绘画革命的阶段。人物画有阎立本、尉迟乙僧等名家，反映出中外画法在画坛共辉之情状。山水人物画、楼阁人物画演变为青绿山水画并得到迅速发展，以其辉煌的成就跨入盛唐。 　　第二个阶段是盛唐时代。人物画此时发展到顶峰，呈现出辉煌富丽、豪迈博大的风格；山水画成熟；花鸟画向独立画科迈进。 　　第三个阶段是中晚唐时代。人物画发展到以周昉的仕女画为代表的"周家样"，表明绘画世俗化的进程已经完成。纯粹观赏性的绘画逐渐取代宗教画和教化性绘画。水墨山水画兴起，开宋代山水画之先河。花鸟画亦有所发展，为五代徐熙、黄筌两派花鸟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第四个阶段是五代。人物画相当盛行，主要是继承前人的成就，新的突破较少。周文矩、顾闳中的画代表了五代人物画的最高成就。山水画则比唐代更加发达成熟。花鸟画是五代绘画最光辉的部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唐代、五代的画论也极其繁荣，是中国绘画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枢纽。 　　（一）人物画在中国的绘画领域里，人物画的历史是最悠久的。最早可追溯到人类诞生初期的彩陶人物画。到汉代，人物画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无论是画像石、画像砖、木板画、漆画、壁画、帛画，几乎都以人物为主要题材。魏晋南北朝是人物画的发达成熟期，几乎所有的著名画家都是以人物画而驰誉后世的。这时期的人物画又直接影响到隋、唐人物画的发展。 　　隋朝人物画基本上是继承南朝精致臻丽的画风。而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需要和统治阶级的提倡，人物画空前繁荣兴旺起来，宗教画、肖像画、仕女画、历史画、社会生活画都有大量涌现。杰出的人物画家辈出，他们都以不同的风格、卓越的成就，气绝当代，把人物画推向高峰。如阎立本的历史人物，吴道子的宗教人物，张萱、周昉的"绮罗人物"等等，都足以垂范千秋。 　　如果说唐代的人物画是"焕烂求备"，那么五代的人物画家则是在"备"中求"变"，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按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作新的开拓，顾闳中、周文矩的人物画又开宋代之先河。 　　1。阎立本及其作品阎立本（公元601-673　年），雍州万年（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人。他是以画艺闻名于当时的隋殿内少监阎毗的次子，和他的哥哥阎立德二人都是初唐时期杰出的画家。显庆初年他以"将作大匠"代他的哥哥阎立德做工部尚书。总章元年（公元668　年）官拜右丞相，封爵博陵县公，咸享元年（公元670　年），改迁中书令。卒后谥文员。阎立本以政治性题材的历史画和肖像画最为著名。由于他曾做过右丞相，因此有了"右相驰誉丹青"的称号。阎立本高超的艺术造诣来自于家学和向名家虚心求教。他曾到荆州看张僧繇的画，开始认为画不好，说："定虚得其名。"第二天又去看，觉得不错，就说："还是近代的好手。"第三天又去看，越看越好，说："名下定无虚士。"一连十天卧在画下细心揣摩。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使他的作品具有形神兼备的特色。 　　阎立本作画很多，如《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职贡图》、《历代帝王图》、《萧翼赚兰亭图》、《孝经图》、《步辇图》等等。其代表作为《历代帝王图》和《步辇图》。 　　《历代帝王图》，原作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画幅描绘了13　个帝王像：前汉昭帝刘佛陵、后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司马炎、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陈文帝陈茜、陈宣皇帝陈顼。阎立本把这些帝王分为两种态度进行表现。开国帝王写其开拓进取之气，往往表现威武英明的庄严气概。亡国之君写其软弱淫逸的风貌，往往表现其浮夸平庸，黯弱无力的特点。阎立本创作这一幅画，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步辇图》是阎立本流传至今的真迹，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宋代大书画家米芾对此画曾做过详细的记录，请看他在《画史》中说："唐太宗步辇图，有李德裕题跋，人后脚差是阎令真笔，今在宗室仲爱君发家。"又记："宗室君发以七百千置阎立本太宗步辇图，以熟绢通身背，画经梅使两边脱磨，画面苏落。"可知此画在唐、宋两代均有题跋。元汤垕在《画鉴》中说："阎立本画。。及见《步辇图》，画太宗坐步辇上，宫人十余舆辇，皆曲眉丰颊，神采如生，一朱衣髯官执笏引班，后有赞普使者，服小团花衣，及一从者。赞皇李卫公小篆题其上，唐人八分书赞普辞婚事，宋高宗题印定，真奇物也。"这些可以证明《步辇图》的真实来历。 　　《步辇图》真实地记录了1300　多年前，汉、藏民族之间亲密交往的重要历史事件，那就是著名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联姻。《步辇图》所展示的画面，就是描绘唐太宗接见禄东赞的情况。画家通过对服饰、举止，特别是容貌神情的描绘，生动地刻画了藏使者禄东赞的精神气质。《步辇图》的表现手法简练而明朗，舍弃了一切不必要的背景和道具，使人物更加突出。在这幅画上，唐太宗无疑是最主要的人物，所以作者匠心独具，既表现出帝王的尊严，又表现出唐太宗的雍容气度和博大胸襟。《步辇图》是一幅工笔重粉画。阎立本以重彩刷染、脸部加晕，其效果单纯而明朗，师承前代优秀画家顾恺之、张僧繇的笔法。线条匀细挺拔，富有弹性。《步辇图》充分体现出阎立本的艺术风格和政治素养。 　　2。尉迟乙僧及其作品尉迟乙僧（生卒年不详），于阗（今新疆和田）人，他的父亲是隋代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当时人称"大尉迟"，称乙僧为"小尉迟"。贞观初年（公元627-636　年），于阗国国王因为他丹青奇妙，推荐给唐太宗，起初做宿卫，后来封郡公。 　　年轻的尉迟乙僧来到长安，抱着促进祖国统一的愿望，为唐代的美术增添了异彩。尉迟乙僧创作了大量的壁画，他画扇每把"值金一万"，并且无私授艺，为唐朝培养了一批美术人才。《历代名画记》对他作了比较全面的记载，他在全国很多寺院创作过壁画，最著名的有《降魔变》。尉迟乙僧从贞观初入唐，到景元年间还健在人间，从事了70　多年的艺术创作，为祖国的古代文化艺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尉迟乙僧的绘画艺术有其独具的魅力，总括起来为：第一，他所选取的绘画题材特别广阔。既善画道释人物、风俗故事和肖像，也善画花鸟。无论什么题材，他的画都具有鲜明的西域色彩。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记载他："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宣和画谱》也载他："衣冠物象，略无中都仪形。" 　　第二，他的画幅，构图雄伟，匠意极险，具有新奇的魅力。他的《降魔变》素为历史文献所赞誉。据《唐朝名画录》记述，《降魔变》"千怪万状，实奇踪也"。这里所说的"千怪万状"，不仅包括有魔鬼、刀、剑、怪兽和魔女在内的完整场面，并且看到画家运用奇特纵阔的构图，使其景物宏伟。第三，他的表现技法丰富多彩。他善于运用色彩晕染法，表现物体的立体感。《画鉴》里分析其特点："用色沉着，堆起绢素而不隐指。"就是说，看去凸出画面，但用手一摸却是平的。这种富有凹凸感的渲染法是需要丰富的色调才能完成的。从线型上说，具有中原传统的技法笔墨，僧彦悰说他的用笔："笔迹洒落，有似中华"。张彦远的分析更加具体"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形象地描述出这种线型的特点，均匀有力，圆屈紧劲，不仅具有锐利的气魄，而且具有韵律感。犹如"春蚕吐丝"，自成"气正迹高"的境界。 　　尉迟乙僧，既发挥了本民族的艺术特色，又不拘泥于本民族固有画法，转益多师。他与中原画家共同创造了气魄雄伟、色彩斑斓、作风豪迈的唐代绘画艺术。 　　3。吴道子及其作品吴道子（公元689-758　年），唐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初名道子，玄宗召他入宫时改名道玄，仍以道子当别号。他出身贫寒，曾从"狂草"大书法家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学书法没有显著的成就，于是改而学画。《唐朝名画录》说："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但画史从未记载过他在绘画上的师资，张怀瓘只说他是"张僧繇后身"，指的是他远师张僧繇。因此可以断定吴道子是学于民间画师的，充当绘画工匠的学徒，是民间画工出身。随着吴道子艺术水平的提高，他也受到帝王的器重，可他不愿做官。他为人好酒使气，是一个感情激越、意气奔放的画家。所以他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来。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载："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斐旻将军、张旭长史相遇，各陈其能。时将军斐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道子封还金帛，一无所受，谓旻曰：'闻斐将军旧矣，为舞剑一曲，足以当惠。观其壮气，可就挥毫。'旻因墨缞，为道子舞剑。舞毕奋笔，倾顷而就，有若神助。张旭长史亦书一壁。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中，获观三绝。"同篇文章还记载说："凡图圆光，皆不用尺度规画，一笔而成。。。画兴善寺中门内神圆光时，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竞至，观者如堵。其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吴道子的下笔，正是如风雨驰骤，他的创作是既敏捷而又精妙的。可以想象吴道子到了中年，绘画已臻炉火纯青的境地，他那充沛的情感与他的艺术风格有密切的关系。 　　吴道子之所以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因为他在绘画上有多方面的修养和高深的造诣，他的作品往往具有极高的写实性和创造精神。吴道子对我国民间绘画艺术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他的艺术标志着外来画风的结束，新的民族风格的确立，即所谓吴家样。吴家样以强有力的夸张手法与生动的形象，而成为我国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画派。 　　吴道子及其画派，是在盛唐时代形成的。这是因为：一、吴道子生长在唐王朝的兴盛时期。此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是由于社会需要，画家队伍扩大了。画家队伍的扩大，自然就增进了相互交流、切磋的机会，不仅磨练了技巧，而且使整个社会的绘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三、当时绘画界的许多画家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和人民群众，民间画工占绝大多数，他们本身就是手工业劳动者，吴道子也是其中的一员。四、唐代人民群众爱好绘画同他们爱好诗歌一样成为普遍的风气。五、盛唐绘画奇艺骈罗。正是在这些条件下，才能产生象吴道子这样的"百代画圣"。 　　吴道子的绘画作品不少，但原作没有保存下来，《天王送子图》相传是李公麟的摹本。此画描写佛教始祖释迦牟尼降生后，他的父亲净饭王抱着他进入神庙，诸神向他礼拜的故事。在造型上，此图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尤其注重眼神的描写，整图没有一点公式化的感觉。在用笔和线型上，采用"莼菜条"的线型，具有飘逸、柔软的效果，同时又给人以"吴带当风"的感觉。在运用线条在画面上组织物象的过程中揉入了画家的思想感情，产生了新的生命力。在着色方面，吴道子采用"浅深晕成"的方法，增强了线的表现力量。《天王送子图》基本反映了吴道子的艺术风貌。4。张萱及其作品张萱，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生平事迹不详。据唐典籍记载，他曾为"开元馆画直"。他的艺术活动主要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公元713-756年）前后。他善画人物，尤以画贵公子与闺房之秀最为著名，又擅长画婴儿，其笔下的婴儿，身份、气度和形貌骨法自成一家。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说张萱是"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幛、宫苑、仕女，名冠于时。善起草，点簇景物位置、亭台、树木、花鸟皆穷其妙"。张彦远也说"萱好画妇女婴儿"。根据《宣和画谱》所载，张萱画迹四十七卷中有三十余卷都是仕女，其余虽不以仕女为名，但也与仕女有关。这些画的内容多半是描写贵族妇女优越、闲散和快乐的生活。如"挟弹宫骑"、"按乐"、"赏雪"、"捣练"、"整妆"、"鼓琴"、"藏谜"、"烹茶"、"游行"、"七夕乞巧"、"虢国夫人夜游"、"太真教鹦鹉"之类都是。此外，如"明皇纳凉"、"明皇斗鸡"、"明皇击梧桐"等，自然也少不了仕女，可见他是一个十足的描写当时贵族仕女生活细事的宫廷画家。他以"金井梧桐秋叶黄"之句画《长门怨》，极见构思之精巧。他不仅在取材上一变汉魏以来那些"列女"、"孝子"的传统，而表现现实的生活，且在宗教画盛行的当时，以极大精力来从事风俗画的创作。《长门怨词》就是描写宫廷妇女的凄凉生活。他的《宫中七夕乞巧图》、《贵公子夜游图》和《望月图》，皆多幽思。《唐后行从图》、《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不但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反映现实的作品，也是代表盛唐人物画的传世杰作。在他以前虽有人作过风俗画，但形成一时风气以至画派的，当开端于张萱，经周昉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给后来工整浓丽的人物画开辟了新路。 　　张萱的《捣练图》，绢本、设色，宋徽宗赵佶摹本，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捣练图》是一幅表现贵族妇女生活的传世珍品。它通过描绘宫廷妇女从事捣练、络线、缝制、熨烫的全过程，刻画了主妇、女侍等不同身份人物的性格、形态、仪容，及不同的活动和表情。全图分三部分，卷首四个妇女围立在练砧旁，二人相向举杵捣练，另二挽袖、执杵跃跃欲试；卷中二人，一个牵引纺车上的丝线，一个低头缝纫；卷末有四人交叉配合，二人拉练，二人操熨斗烫熨，还有一孩童玩耍在其下，另一孩童扇炉火列其右。捣、缝、熨三个工艺程序渐次展开，左、中、右三组人物活动并列铺陈。全画共12　人，姿态各不相同，然而却能顾盼有情，呼应一气，整个画面有疏有密，有起有伏，颇有节奏感，显示出画家别具匠心的构思。人物造型丰腴健美，神态生动。衣纹的线条细腻、匀整，圆转柔韧，富于弹性，表现出丝织衣服很强的质感。设色用重彩渲染，华丽明快，艳而不俗。这幅画在艺术处理上极为统一、完整，充分体现了画家高度的艺术创造才能。 　　张萱开创了"绮罗人物"的创作，扩大了绘画创作的现实主义范围，形成了独具面貌的"张家样"，在人物画，特别是在风俗画发展方面，张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5。周昉及其作品周昉（生卒年不详），字仲朗，又字景玄，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曾任宣州长史。周昉是一个出色的人物画家。 　　周昉学画，自有师承。据《东观余论》所说："设色浓淡"，便是得"顾、陆旧法"。《云烟过眼录》说他"所临六朝画天官甚佳"。与周昉同时代，比他略早的画家张萱，对周昉的影响更大。《历代名画记》说："周昉初效张萱，后则小异。"关于周昉在绘画上的造诣，朱景玄认为"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品"，把他列在"神品"中，仅仅次于吴道子的地位。虽然周昉是佛像、人物、神仙无所不能的画家，但最突出的还是仕女，所以朱景玄又说他"画仕女为古今冠绝"。周昉的人物仕女体态也和张萱的作品一样，是一种丰肌肥体的风貌。历代论者多有如此叙述，《宣和画谱》说："世谓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元汤垕说："周昉善画贵游人物，又善写真，作仕女多秾丽丰肌，有富贵气"；明代汪珂玉跋他的《春院斗鸡图》说："闺人具秾丽丰肥之态"，诸如此类的记载还很多。为什么周昉的仕女都是这样呢？这一点，已为宋人所指出，《宣和画谱》上说："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女纤弱者少。至其意秾态远，宜览者得之也。"董广川跋他的《按筝图》说："尝持以问人曰：'人物丰秾，肌胜于骨，盖画者自所好者？'余曰：'此固唐世所好，尝见诸说，太真妃丰肌秀骨，今见于画也肌胜于骨。昔韩公言，曲眉丰颊便知唐人所尚，以丰肌为美。昉于此，知时所好而图之矣。'"这说明时代风尚是由现实生活决定的，因昉既是贵公子出身，又经常出入卿相之门，所接触的都是些贵族阶层人物，由于他们本身的优闲生活，使之易成为一种丰肥的体型。再加上当时杨妃受宠红极一时，这位胖美人的体型便成了当时妇女的标准美。这种审美爱好反映在艺术作品上，就形成了一种健壮丰肥的时代风格。 　　周昉画迹，见于著录的不算少，从《宣和画谱》及汪氏的《珊瑚纲》等29　种著录中，有百余幅，但遗留至今的却非常少。有《纨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等。 　　《纨扇仕女图》集中地表现了周昉创作的基本思想与艺术特征。《纨扇仕女图》通过四组人物的活动，刻画了宫廷生活的某些侧面。起卷一组四人，坐着的妃子现出目长慵困的情绪，一女官为其轻轻挥扇，二女侍已为其准备好了梳洗用具。在她们的侧边是二女侍从袋里抽琴，准备让嫔妃们用曲子打发那无聊的日子。过去是另一妃子对镜梳妆，这正与第一组情景相呼应。再过去，是三人围绣床而坐，一女停扇深思，二女对绣。最后，一女背向而坐，一女倚梧桐而立，都若有所思，画面虽自成几组，但各组间，通过情景意态，表现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使全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服饰装束以及人物动态看，画家所反映的是深宫内院的生活。从女官轻轻挥扇的动作，与妃子们或倚梧桐而立或停扇而思的神情看，画家所欲刻画的大概是秋风将入庭树，渐近凉爽的深夏季节，而这种情景正好与全画人物通过不同情态所表现的同一郁闷情绪是相关联的。画家周昉通过所塑造的种种不同形象，从各个角度，表达了当时宫廷妇女的不自由的生活和忧郁心情。 　　《纨扇仕女图》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周家样"的艺术特色。在造型上，丰腴的体躯给人以温柔、香软之感；在用笔上，"周家样"独创的"琴丝描"，特别适合表现质感；在设色上，鲜艳明快"周家样"所画仕女往往是一副艳媚浓装的形象。 　　"周家样"的仕女画到晚唐成为人物画的中心题材。这种将外来的设色浓艳和传统的线的勾画结合的画技，为工笔重彩人物画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五代、两宋的人物故事画树立了楷模。 　　6。周文矩及其作品周文矩（生卒年不详），五代南唐金陵句容（今江苏南京）人。后主李煜时为画院待诏。他擅长画人物、车马、屋木、山川，尤以精妙绝伦的仕女画著称于世。 　　《画鉴》记载周文矩所画的一幅《宫女图》，说他作一宫女"置玉笛于腰间带中，目视指爪，情意凝伫，知其有所思也"。而画《高僧试笔图》则"一僧攘臂挥笔，旁观数士人咨嗟啧啧之态，如闻其声，真奇笔也"。周文矩传世的作品不多，据北宋《图画见闻志》和《宣和画谱》举述，他有《贵戚游春》、《捣衣》、《熨帛》、《绣女》等图传于世。现存只有宋代摹本《宫中图》。该画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宫廷妇女的生活，包括奏乐、簪花、扑蝶、戏婴、调犬、画像等多种情节，全图分12　段，共81　人，人物情态及相互间的呼应关系，处理得十分自然而又有条理。其中画像一段，是中国古代人物画家，对人写真的形象资料，尤为难得。周文矩也是出色的肖像画家。南唐保大五年（公元947　年）元旦大雪，中主李璟与兄弟及近臣宴饮赋诗，诏周文矩及宫廷画家高冲古、董源、朱澄、徐崇嗣等合作描绘《赏雪图》。图中"侍臣、法部丝竹"即由周文矩主笔，甚受称誉。他还画过《重屏会棋图》、《五王酩饮图》等，也是表现李璟及其兄弟们的群像和生活情态。《重屏会棋图》是周文矩的力作，现藏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据南宋王明清《挥麈三录》考，此图描绘的是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景遂、景达、景逖3　人下棋，在下棋的高雅生活中流露着友爱气氛。李璟坐正中，其肖像神情逼真，颇有特色，衣纹细挺而带转折，瘦硬战掣，正是周文矩线描特色。图画中屏风之上画唐白居易《偶眠》一章诗意，画中又是一小屏风，作"中远"山水，因此称之为重屏。周文矩的仕女人物画学周昉，与周昉不同之处就是他创造"战笔"一法，即根据所描绘的人物情态、服饰的不同、运笔用线富于阴阳顿挫，轻重疾徐之变化，以达到尽其灵而足其神的境界。对于周文矩的艺术风格，宋代郭若虚说"体近周昉，而更纤丽"。这是很正确的。 　　周文矩的功底特别深厚，在五代的人物画家中可称为佼佼者，与周文矩同时在南唐画院的还有顾闳中，他们都成为五代的人物画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7。顾闳中及其作品顾闳中（生卒年不详），五代南唐江南人，为南唐画院待诏，是与画家周文矩同时代的著名画家。他最擅长于人物画，是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他传世的作品虽只有一幅《韩熙载夜宴图》，却称得上"以孤幅压五代"，突出表现了他的艺术才华。《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线条流利圆劲、用笔娴熟、设色浓丽、人物造型清秀娟美的工笔重彩画，历来极为人们所重视。 　　关于《韩熙载夜宴图》的来历，《南唐书》有过详细的记载。图中的韩熙载是南唐（公元937-975　年）时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化人，既长于文学，又"审音能舞，分书及画，名重当时"。他原是北方贵族，由于战乱，他父亲被杀，才投奔到江南。后来受到南唐中主李璟的重用，成为南唐朝廷中比较有政治识见的士大夫，他多次上疏建议中主北伐，没有被采纳，他很失望。南唐国势日趋衰败，至后主李煜即位时，失败已成定局。面对腐败无能的昏君所造成的即将灭亡的国势，他感到极度的悲观失望，因而一改往日的俭朴生活，疏狂自放，纵情声色。他经常在家中宴集宾客，男女糅杂，不拘礼法。皇帝李煜为了解他放荡生活的真情，于是派遣当时著名画家顾闳中潜入其府第，窥探其府的宴会活动情况。顾闳中回去后，凭借着他那目识心记的过硬功夫，把在韩府上观察的夜宴活动场景惟妙惟肖地画了出来，成为千古不朽的杰作。 　　《韩熙载夜宴图》，绢本设色，横幅长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画通过五个互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人物活动片断，展现出整个夜宴的活动内容，同时也通过不同的活动场面塑造韩熙载的形象。 　　第一段听琵琶演奏。出现的人物最多，有五女七男，韩熙载与穿红袍的青年官员坐在床上，其余男宾都著软脚幞头。这些人物虽不能一一确指为谁，但在画的题跋中有一段具体的说明："。。常与太常博士陈致雍、门生舒雅、紫薇朱铣、状元郎杰、教坊副使李家明会饮。李之妹按胡琴，公为击鼓，女伎王屋山舞六么。。"。韩熙载本人的形象，据文献记载是"小面而美髯，著纱帽"，这与画面形象是吻合的。至于听乐者的神情，作者按照多样统一的规律，在许多人物的构图中，注意了每个人不同的情绪反映，但是都集中在一个"听"字上。"奏乐者与听众的情感互为交融。有的人回首专注地看着演奏者，有的人目光虽不在演奏者身上，但从他双手按着节拍应合的动作上，便可感受到他是听得何等会心啊。 　　第二段的内容，元代书法家班帷志在画后的题诗中有过具体的描写："胡琴娇小六么舞，蹀躞操挝如鼓吏。"对照题跋和文献记载，六么舞的表演者是王屋山。画面上见到的是她翩翩起舞的背影。画面上另一个新出现的人物，应是韩熙载的好友德明和尚。 　　画面的第三段，从整个画卷的情节起伏的节奏看，是一个间歇。韩熙载与家伎们聚坐于床上，韩熙载的双手正在濯洗，目光却转向徐步而来的侍女所抱持的琵琶和笛子上。 　　第四段是全画中又一个精彩的片断。韩熙载解衣盘膝坐在椅子上，漫不经意地欣赏着五个歌女的筚篥和笛子演奏。这一段的收尾是男女两人隔着屏风对语，非常巧妙地过渡到下一个情节。 　　第五段是夜阑乐散，韩熙载的宾客与诸伎在调笑，韩熙载握着鼓槌，扬手向人们告退，结束了画面。 　　在这五个片段中，第一、四段中听乐的场面是《韩熙载夜宴图》的重点情节，其画面构图的处理各不相同。第一段是八个人听一个人独奏，每个人的神态表情，都集中在拨动的琴弦上。第四段却恰恰相反，是集体演奏一个人听，韩熙载面前偏偏又站了一个正在与他交谈的少女，把两组人物分开，与第一段的构图迥然不同，它是分散的，但是给人的感觉仍然在听，整个画面弥漫着清彻悦耳的乐音。这样处理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构图的重复，而且完全符合独奏与合奏不同情节的需要。 　　在《韩熙载夜宴图》中，顾闳中成功地塑造了韩熙载的形象。他以解衣磅礴的形象来描写韩熙载，表现出韩熙载超尘脱俗、豁达大度的精神气质。同时，又从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彼此呼应以及各个活动的片断中，刻画居于支配地位的韩熙载之悒郁神态，眉宇间含着沉思与隐忧，虽置身于夜宴的环境之中，却又超脱于欢乐的气氛之外。能够如此有深度地刻画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情绪，确乎是中国古代人物画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此外，对韩熙载面部的须眉勾染结合得很好，蓬松的须发像是从肌肤中生出来的，真是"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其身上的衣纹组织得既严整又简练，利落洒脱；勾勒的用线犹如屈铁盘丝，柔中有刚。服饰的色彩丰富而又统一。这些又表现了画家在用笔赋色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 　　在《韩熙载夜宴图》中，顾闳中除了对韩熙载下笔重描之外，对其他人的身份、表情、性格、外貌也作了非常细腻又传神的描写，对各种陈设、衣冠也作了真实的写生，显示出顾闳中杰出的写实能力。 　　顾闳中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对典型人物形象的神妙刻画，使他在美术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声誉，他的艺术创造代表着五代人物画的最高成就。 　　（二）壁画隋唐是壁画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石窟壁画、寺观壁画、宫殿壁画、墓室壁画等都以多彩多姿的风貌交相辉映于画坛。除大量的民间画匠外，有名的画家如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卢梭伽、杨庭光、王维、李思训、韩斡、周昉、孙位等近百名画家，都有壁画作品留录于《历代名画记》。可惜大量的寺观壁画和宫殿壁画随着建筑物的毁灭，早已荡然无存，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石窟和墓室里的壁画。 　　1。石窟壁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石窟壁画的艺术风格最为成熟、艺术成就最高的，要数敦煌莫高窟盛唐时代的壁画了。这些壁画所描写的内容此时由南北朝以来关注的忍耐牺牲精神，逐渐转变为宣扬西方极乐世界的欢乐享受。如《西方净土变》、《法华经变》、《弥勒净土变》等都是，其中画得最多的属《西方净土变》一类。据1951　年的统计，现存有125　窟。 　　所谓"净土"即是"秽土"的净化，是佛住的地方，是幻想出来的一种"极乐世界"。"西方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所居的佛国。《西方净土变》是根据《阿弥陀经》所画的。它把极乐世界描绘得富丽堂皇，殿堂楼阁，参差错落，莺歌燕舞，一派升平，实际上就是帝王贵族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整个画面在艺术处理上，表现出宏大的场面和纵深的透视感。中央主群和左右两大菩萨以及其他菩萨、歌乐队互相对比呼应，层次繁密而有节奏，重点突出，形成了一个集中而有变化的整体。背景的布置又烘托了环境气氛。楼台殿阁的比例和远近大小，又非常合乎透视法度。菩萨形象，生动有姿，结构严谨，造型准确。那健康丰满的躯体，曲眉丰颊的面容，线条熟练酣畅，飘逸自由而有韵律，设色灿烂绚丽，又很调和悦目。其衣装多用中间色晕染，层次浓淡富于变化。整个画面充分地表现出了"极乐世界"欢乐、热烈的气氛，具有摄人的艺术效果。 　　2。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在经受了大自然的无情侵蚀和人为的破坏之后，其画面和色彩比以前大为逊色了，它只能默默地向人们叙述着唐代美术思想的变迁和中印艺术的交融历程。唐代壁画保存最好的是墓室壁画。早期的如李寿墓、郑仁泰墓、阿史那墓；盛唐的如章怀太子李贤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永泰公主李仙蕙墓、韦泂墓等，墓室内的壁画都极丰富。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李寿墓壁画墓主李寿，字神通，是唐高祖李渊的从弟，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死后葬于陕西省三原县。该墓发掘于1973　年3　月。 　　墓葬全长44.4　米，由墓道、过洞、天井、小龛、甬道、墓室组成，壁画分别绘于各个部分。墓道东西两壁中间以较宽的红色带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狩猎图》，画的是猎手们在丛山峡谷间行围射猎；下层为声势浩大的《骑马出行图》。在第一、二、三、四过洞南壁绘有重楼建筑，东西两壁绘《步行仪仗队》。第三天井绘牛、车、农事、播种、牛耕、牛栏、饲养家禽、推磨、担水、膳事。第四天井东西壁各绘《列戟图》。甬道南段东西壁上部绘飞天，下部绘武吏和文吏，中部绘侍女和内侍，北段东壁绘寺院，西壁绘道观。顶部有四组花纹图案，东西绘三个飞人。墓室的北壁绘贵族庭院一座，西壁绘马厩及草料库，南壁绘有两幅《侍女图》。 　　李寿墓壁画在人物的刻画上，颇为生动传神。如《骑马出行图》，描绘的是由200　多人所组成的骑马出行仪仗队，队伍正整装待发，有的肃然静待，有的焦急回首。人物和马的轮廓多用粗壮有力的中锋线条勾勒。绵延起伏的山峦，则用粗犷的几笔稍加勾勒。而雉尾扇用尖锋描绘，线条细如游丝，表现出羽扇的质感。在色彩的运用上，根据对象的不同，以平涂或晕染的手法，施以朱、赭、黄、青、绿等颜色，使色彩达到单纯而清雅的效果。 　　（2）李贤墓壁画墓主李贤，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次子，因被猜忌诬陷而降为庶人，死后于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　年）以雍王身份祔葬乾陵，景云（公元710-711年）年间追封为章怀太子。李贤墓位于陕西省乾县。该墓发掘于1971　年7月。 　　墓葬全长71　米，由墓道、过洞、天井、前后甬道、前后墓室组成，各部上面均有壁画。现残存有五十多组，面积达40　平方米。墓道东壁绘《出行图》、《礼宾图》、《仪仗图》和《青龙图》。西壁与之对称画《马球图》、《礼宾图》、《仪仗图》和《白虎图》。《狩猎出行图》画了40　多个骑马人物扈从者架鹰携犬，有的携带猎豹，声势颇为浩大。《马球图》以青山和古树为背景，绘出20　多个骑马人物，体态矫健，有人驰马追逐，其中一人作回身反手击球状。东壁《礼宾图》有唐代鸿胪寺官员3　人作导引，后随3　个宾客，据《旧唐书》、《新唐书》所载，推测为东罗马帝国、高丽、东北少数民族使臣。西壁《礼宾图》有唐代鸿胪寺官员3　人作导引，也有3　个宾客，推测为大食国、高昌和吐蕃使臣。东西两壁《仪仗图》各由10　人组成仪仗队，为首一人双手拉一长剑，其余分成3　组，每组3　人，腰间佩箭囊、弓囊和剑。过洞内壁画绘有各类男侍。甬道的东西壁绘有各类男侍和侍女，侍女中有的手托盆景、黄盘、双手抱公鸡、持乐器，生活气息浓厚。前墓室西壁绘有《观鸟捕蝉图》、《侍女图》，东壁绘有手持琵琶、钹等乐器的侍女，南壁绘侍女和侏儒等。北壁侍女着男装，后墓室绘有《宫苑仕女图》。 　　李贤墓壁画所绘人物、动植物、山水等，技巧都比较娴熟，生活气息浓厚，画家挥毫自如，把各类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摆脱了一些唐墓壁画格式化的手法，呈现出生动活泼、自由奔放的特点。 　　（3）李仙蕙墓壁画墓主李仙蕙，即永泰公主，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女，字秾辉，嫁于武延基，死于大足元年（公元701　年），时年17　岁，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　年），从洛阳迁来乾县，与驸马都尉武延基祔葬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北原。该墓发掘于1960　至1962　年。 　　墓葬全长87.5　米，由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所组成。该墓出土的壁画为陕西唐墓壁画之精品。 　　墓道东西两壁绘武士仪、青龙、白虎、阙楼城墙、山水、树木。五组武士仪仗队，每组6　人、6　戟架、2　匹马、马伕二人。第一、二、三过洞顶部为宝相花平棊图案。第四、五过洞顶部为云鹤、宝相花平棊图案。前甬道东西两壁绘人物、花草、假山、红珊瑚，顶部为平棊图案。后甬道东西两壁绘人物、花草、假山，顶部为云鹤图。前墓室东壁绘《侍女图》两幅；南侧绘侍女9　人，手持玉盘、方盒、烛扇、高足杯、拂尘、包裹等。北侧绘侍女7　人，手持小盒、烛台等。北壁东、西侧各绘侍女2　人；西壁南侧绘侍女9　人，顶部绘《星象图》。后墓室绘男侍和女侍，顶部绘《星象图》。此墓壁画以《侍女图》最为精妙，她们虽成队列，但布局高低错落、疏密相间、顾盼有神，她们有的微笑，有的沉思，一派少女的天真聪颖。画像几乎跟真人一样大小，生动传神，线描气脉连贯，流畅圆浑，与盛唐时代的绘画风貌相一致。 　　（4）李重润墓壁画墓主李重润为唐高宗李治及武则天之孙，中宗李显的长子，公元701　年死于洛阳。中宗复位后于706　年追封为懿德太子，祔葬乾陵，其墓位于陕西省乾县。该墓发掘于1971　年7　月。 　　墓葬全长大约100　米，由墓道、6　个过洞、7　个天井、8　个小龛、前甬道、后甬道、前墓室、后墓室等8　个部分组成，规模宏大。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内，都绘有精美的壁画。据统计全部壁画面积近400　平方米，其中比较完整的有40　幅。 　　墓道入口处两侧绘楼阁仪仗、青龙、白虎。楼阁城阙巍峨壮观。城内大批仪仗队作出城行进状，仪仗队包括车队、骑马仪仗及步行仪仗队。据《旧唐书》、《唐六典》等书有关唐仪卫制度的记载，结合壁画考证，确定为《太子大朝仪仗图》。墓道北壁顶部墙面有建筑画一幅，与东西两壁的楼阁城墙构成一组完整的唐代建筑图，这一题材在陕西省唐墓中尚为首次发现。第一过洞东西两壁绘《驯豹图》。第二过洞东西两壁绘有架鹰、架鹞男侍。第三过洞东西两壁各绘有内侍7　人。第六过洞东西两壁绘有手抬大炭盆的侍女。第一天井东西两壁绘有大型戟架，东壁列戟12　竿，西壁列戟13　竿。第二天井东西两壁的大型戟架，均列戟12　竿。据《唐六典》、《新唐书》记载，列戟是属于帝王一级的仪仗制度。第三天井东西两壁绘有车及随从男侍。甬道东西两壁绘各种侍女，有的手捧包裹、有的手捧三足盘、有的手捧蜡烛台，表现了墓主人的宫廷生活。甬道顶部平棊有团花、宝相花、海石榴等图案花纹。前墓室东壁红柱两侧各绘7　个侍女，手中捧持烛台、盘、包裹、瓶、杯、团扇等日常生活用具。西壁与此相似，南壁门洞两侧各绘侍女2　人。后墓室顶绘银河和星辰，东西两侧绘有象征日、月的金乌、蟾蜍。东壁画柱两侧分别绘侍女9　人，手持各种生活用具和乐器，北壁绘有侍女4　人。 　　李重润墓壁画题材丰富，是了解唐代皇室埋葬制度、宫廷生活的重要资料。壁画构图宏伟，技艺精湛，山水楼阁以青绿、朱赭等颜料进行重设色，取得了富丽强烈的效果，显示了唐初人物画、山水画、宫室画的时代风貌。（三）山水画山水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但它是出现较迟的画科。山水画在汉代开始萌芽，到了魏、晋、南北朝，才有了迅速的发展，而且成为独立的画科。六朝时，山水画的技法仍是很简单。隋代山水技法上已有长足进展，六朝山水的缺点已不存在了。展子虔的《游春图》就是最早的山水画。唐代山水画已进入成熟时期，因而有各种风格竞相出现的繁荣局面。总的说来，唐代山水画开创了两大流派：一派是青绿山水，它继承了隋代展子虔以来的传统表现方法，更加完善，大有提高，发展成为工细巧整、金碧辉煌的风格，即为后世所称的"北宗山水"，它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另一派是水墨山水，这是唐代兴起的山水画的变法。这一派的始创是吴道子，但他的主要精力毕竟在人物画方面，所以张璪成为"南宗山水"的代表，王维则被奉为南宗画的始祖。 　　五代是宋代山水画鼎盛的准备阶段。这一时期的山水画，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观察方法与表现方法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之势，荆浩就是一个突出的山水画家。 　　1。展子虔及其作品展子虔（约公元550-604　年），渤海（今山东阳信）人，历经北齐、北周、隋三个朝代，曾为隋文帝所召，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 　　唐代张彦远评展子虔为"触物留情，备皆妙绝"的无所不能的画家。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台阁、人马、山川，都能栩栩如生，他擅长画道释人物，在大江南北的寺观中留下不少壁画，可惜现在绝无一存。汤垕的《画鉴》评他的人物画"描法甚细，随以色晕"，这是在勾线的传统画法上加晕染，增强立体感。因此，他的人物画具有"神采如生，意度具足"的特点。赵佶也赞扬他"凡人所难写之状，子虔独易之"。展子虔的车马杂画也很突出，张彦远评他："车马为胜"，董逌在《广川画跋》中评他画马："立马有走势"、"卧马有腾骧起跃势"，颇具"传神"之妙。而《宣和画谱》评他的山水画为："善画台阁，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有咫尺千里之趣。"从这些记载中，证明展子虔对各个画科都很精到，所以美术史家们把他与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合为唐以前最杰出的四大画家，有"唐画之祖"的美称。 　　展子虔一生绘画的作品很多，主要有《法华经变》、《授塔天王阁维摩像》、《北齐后主幸晋阳图》、《朱买臣覆水图》、《长安车马人物图》、《弋猎图》、《披鹰图》、《十马图》、《游春图》、《南效图》等，并传于后代。故宫博物院现仅存绢本设色《游春图》一轴。这幅图无款，却有宋徽宗题字"展子虔游春图"，从北宋一直流传至今。 　　《游春图》是经过历代皇家贵族及其他收藏家辗转珍藏而保存下来的艺术珍品。它处于自出现山水题材以来一直是青绿着色的不成熟的青绿山水画，向成熟的李思训父子的金碧山水画转化的关键地位。因此，它在山水画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 　　《游春图》全图描绘官贵士人在风和日丽、春色宜人的季节，到都城郊野"踏青"的游乐情景。画面上展现出初春的宜人景色：辽阔的江面，水波荡漾；茂密的树丛，嫩芽初吐；远山笼翠，白云缭绕；堤岸迂回，曲径通幽。春游人物点缀其间，或策马，或曳杖，或乘船泛游，或仁立闲眺，均姿态各异，怡然自得。所画四马，依次前行，一为前导缓行，二为昂首疾步，三为扬蹄奔跑，四为低首紧追，生动有趣，为静穆的山水平添蓬勃生气。所画的景物，比例适当，布局得体，轻重有致，表现了空间的深度，使人游目骋怀，如临其境。后人对《游春图》颇为赞赏，为其所作的诗跋有多种。其中元人有题诗云："暖风吹浪生鱼鳞，画图仿佛西湖春。锦。。诗人两相逐，碧山桃杏霞初匀。粉阶朱槛眼欲醉，垂杨浅试脩蛾颦。人间别自有蓬岛，仙源之说元非真。危桥凌空路欲转，飞流直下烟迷津。画船也有诗兴好，婵娟未必飞梁尘。两翁隔水俯晴绿，韶老似酒融芳晨。望中白云无变态，我欲乘风听松濑。落花出洞世岂知，瑶池池上春千载。"这对《游春图》画面内容和深刻含意的揭示，可以说是"点睛"之笔。 　　《游春图》对具体树石的画法，只用勾勒而不用后代山水画中最重要的山石表现技法--皴擦法，但此图仍然对物象表现得曲尽其妙，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设色。明代鉴赏家詹景凤在《东图玄览》中对此图的设色作了详细的论述："其山重着青绿，山脚则用泥金，山上小林木以赭石写干，以水沉靛横点叶。大树则多钩勒，松不细写松针，直以苦绿沉点。松身界两笔，直以赭石填染而不能松鳞。人物直用粉点成后，加重色于上分衣折，船屋亦然。此殆开青绿山水之源，似精而笔实草草，大抵涉于拙，未入于巧，盖创体而未大就，。。"可见山水画的青绿设色至展子虔的《游春图》这里已发生了转变，逐渐趋向成熟，向金碧山水发展。 　　在透视关系的处理上，《游春图》已经把山水画发展成为具有较合乎比例的新布局了。与张彦远所形容的"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魏晋山水画相比，不论是布局还是设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出现，预示着先代山水画的稚拙阶段已经结束，而"青绿重色，土细巧整"的成熟的金碧山水即将到来。 　　《游春图》是早期山水画的一幅代表作，历来被评论家们视为"开青绿山水之源"的重要作品，在山水画发展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 　　2。李思训及其作品李思训（公元651-718　年），字建，一作建景。他是唐朝的宗室，高宗时，他仅20　岁就少年得志"累转江都令属"，但很快碰上了武则天秉政，在垂拱四年前后，武则天大杀唐朝宗室，李思训就丢了官职隐藏起来，一直到唐中宗的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初，武则天死后，他才公开露面，任左羽林大将军，晋封彭国公，以后又转为右武卫大将军，时人称他为"大李将军"。他们一家五人善丹青，其弟思诲、子昭道、侄林甫、孙李凑，在画艺上都有很高的造诣。特别是子昭道有"变父之势，妙有过之"之誉，因而被时人称为小李将军。 　　李思训和他的儿子李昭道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展子虔一系列的山水画，借鉴和丰富了前人小青绿设色法，开创了"青绿为质，金碧为纹"的"金碧山水"画先声，形成我国山水画中独具特色的青绿山水画派。李思训的山水画，能比较真实地捕捉对象的情态，通过致密的描绘，构拟动人的意境。也就是《唐朝名画录》、《历代名画记》中所说的："思训格品高奇，山水绝妙，鸟兽草木，皆穷其态"，"其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濑潺湲，云雾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他的青绿山水画金碧辉映，富有真实感，所以在当时特别受推崇，被《唐朝名画录》称为"国朝山水第一"。唐弁融在《题思训山水》诗中进一步评述说："卜筑藏修地自偏，尊前诗酒集群贤。丰岩松瞑时藏鹤，一枕秋声夜听泉。风月漫劳酬逸兴，渔樵随处度流年。南唐人物依然在，山水幽居胜辋川。"可见其山水画之奇妙胜境。因此，对李思训山水画有这样的传说："明皇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对语思训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也。'"当然不是画的水真正有声响，而是形容李思训技艺高明。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还记载李思训曾在大同殿上与吴道子一起作画，明皇看后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这段艺林佳话，尽管只是一个传说，因为李思训死于开元六年，不能设想他在死后20　多年还与吴道子一起作画。但这个传说多少反映了人们对两位大师的景慕之情。 　　李思训的作品传世极少，现在能见到的《明皇幸蜀图》、《青山行旅图》、《宫苑图》等虽属李氏流派，但皆为后人摹本。因此，《江帆楼阁图》就成了研究李思训山水画风格和中国古代山水画特色的珍贵作品了。 　　《江帆楼阁图》，绢本，青绿设色画。图中的收传印记有"缉熙殿宝"、"安"、"仪周鉴赏"等。宣统渚玺《石渠宝笈》原来未曾著录。该画上部江天浩渺，风帆溯流，展现了千里之遥的纵目境界。左下部为长松秀岭，碧殿朱廊。在翠竹茂林的掩映之下，山径蜿蜒曲折，点景人物中，或乘骑蹲道，或闲步同游，或肩挑背负，缓行于桃红丛绿之间。满山的古树苍枝，杈槎交纵，状如屈铁。藤条绕柯，盘根错节，更给画面意境增添了古朴的气氛。全图峰峦连绵，境界雄远，结构新颖，笔墨工致，无论是青绿着色，还是朱墨皴染，都有入木三分之妙。特别是由于画家出身豪门，对宫苑的楼台殿阁和树石山泉，本来就非常熟悉，再说他又有一手"界画"的高超技艺，笔调上以劲健见长，善于在精绘妙制之中，求工细巧整和古雅厚实之趣。因此，表现在《江帆楼阁图》中对山水、人物、建筑的刻画，以及赋彩染色、钩斫填皴等技法，都达到了自成家数的境地，真是"风骨奇峭，挥扫躁硬"，进而使画面状山水之貌而气势无穷，发景外之趣而余味不尽。 　　从《江帆楼阁图》我们可以看出李思训的画法有四方面的贡献。第一，在意境方面，李思训"画夺造化"的艺术魅力远胜前人。第二，在用笔方面，李思训改变隋代细润勾斫的特色，开创了"此宗画法"。第三，在设色方面，李思训发展了展子虔的青绿设色，使画面金碧辉煌。第四，李思训的界画水平极高，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这里，我又可以看到青绿山水画成长发展的轨迹，李思训所代表的青绿山水派和盛唐以后兴盛起来的水墨山水，为晚唐五代山水画的成熟准备了条件。 　　3。王维及其作品王维（公元701-761　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开元进士，官至给事中。因安禄山陷长安时曾受官职，乱平，降为太子中允。后官至尚书右丞，故世称为王右丞。他崇信佛教，性喜山水，晚年退居蓝田辋川，过着谈禅说佛、吟诗作画的隐逸生活。 　　王维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大画家，被称为"文人画宗师"。他在诗与画的成就上为历来的论者所称道，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画，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也不在其诗之下。 　　王维向"国朝第一"的李思训学过画，他的画不但青绿着色匀衡有层次，且笔法精细，有"刻画"之痕。董其昌说："大青绿全法王维"。谢肇淛说："李思训、王维之笔皆细入毫芒。"陈继儒说："王维之画笔法精细。"米芾说："王维之迹，殆如刻画。"米友仁说他的画"皆如刻划不足学"。大青绿，笔法精细，刻划乃是"古代"山水画的特色。王维又学过吴道子，他曾把吴道子在大同殿上的壁画，在绢上画成一卷，称为"小簇"。《唐朝名画录》说："王维。。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 　　对于王维山水画的特色，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做了详细的论述。 　　第一，总结王维的山水画成就："工画山水，体涉古今。"认为王维是"水墨画"的代表人物。第二，"原野簇成，远树过于朴拙。"这说明了水墨法的艺术效果，并指出是创始于王维。第三，"复务细巧，翻更失真。"这说明了王维的用笔特色，而且王维不泥于古人。第四，"清源寺壁上画辋川，笔力雄壮。"这说明王维善于吸收前人之长，其画气势宏大。第五，"余曾见破墨山水。"说明王维善于用水墨，以新创不同于青绿颜色的画面效果。第六，"笔迹劲爽"。说明王维画法的总体风格。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维与吴道子、李思训的技法有很大的区别，自然他们的绘画题材也很不同。要探讨王维绘画的特色，我们不妨看他的作品。 　　关于王维的画迹，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而且比较可信的有《江山霁雪图》、《伏生授经图》、《雪溪图》。 　　《江山霁雪图》，绢本，设色。明以来诸家均曾著录，所谓"海内推为墨皇者也"，现藏于日本。这幅画，不仅构图自然，层次分明，且山水树石，人物屋宇都有明确的交待。已与后世的山水画没有什么两样。但这幅画技法还比较单纯，王世贞说："右丞始能发景外之趣，而犹未尽。"所谓"未尽"，即是指王维在技法上还未能达到十分完美的地步。 　　《伏生授经图》，纸本，设色。卷首有宋高宗题写"王维写济南伏生" 　　的字样，现藏于日本。这幅画，从《宣和画谱》起，许多史籍均曾著录，是流传有绪的王维传世作品中比较可靠的一件。画面上伏生为一老者，肌肉削瘦多皱，赤足盘腿坐在薄垫上，前面放着一张矮几，伏生以两肘倚几，而右手执经卷，左手食指微屈以指定行间，又与伏生正在授经的面部表情互相呼应，将伏生的情绪感情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 　　《雪溪图》，绢本，设色。右上角有宋徽宗题签"王维雪溪图"的字样，原藏于清宫。这幅画画的是江边的雪中景色。用皴法表现山石的特征之处不多，但采用渲染的痕迹是可以看见的。全图笔墨浑厚，可以称得上"笔踪雅壮"。构图也有所变化，尽管画面繁复，但仍然条理清晰。 　　除了绘画实践之外，王维还有精辟的画论著作，可供后学者作参考。 　　王维的山水画，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被画家们奉为"南画之祖"，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4。荆浩及其作品荆浩（公元901-960　年），字浩然，五代梁朝沁水（今山西沁水县）人。他是个读书人，因五代政治动乱，不愿做官，隐居于太行山的洪谷，自号洪谷子。他一面"耕而食之"，一面观察山中四时朝暮景色的变化，并不断写生。观察自然，从真山水中领悟造成万物生成变化的生命的本源，再发之于笔端，从而创造出巧夺造化的优秀画作。 　　荆浩山水画的技法沿续唐代的水墨山水而又有新的创造，他曾对人说："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可知荆浩的山水画是有笔又有墨的。他的笔墨不是吴道子、项容笔墨的组合，他的所谓笔乃是有勾有皴，他的所谓墨已具有阴阳向背的效果，是山水画技法完全成熟的标志。从他与大愚和尚互相唱和的诗中可想见荆浩山水之风貌；邺都青莲沙门大愚乞画诗说："六幅故牢建，知君恣笔纵。不求千涧水，止要两株松。树下留盘石，天边纵远峰。近岩幽湿处，惟籍墨烟浓。"荆浩答大愚诗说："恣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到水平。禅堂时一展，兼称苦空情。"从这两首诗里，我们可以知道荆浩所画的全是大山、大树，是全景式的水墨山水画。 　　中国山水画在六朝时已出现了"卧对其间可至数百里"的作品。到了荆浩，获得了更大发展，遂成为宋人所称的"全景山水"。荆浩善画北方地区的崇山峻岭、层峦叠嶂，米芾说它"云中山顶，四面峻厚"。这种大气磅礴的山水创作，正是通过"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表现方法得到的。今传荆浩所作的《匡庐图》，就体现了这种山水画的特点。 　　《匡庐图》现藏台湾中山博物院，此画绢本，水墨画。此图画危崖奇峰，高耸入云，峰巅树木丛生，岩崖间飞瀑如练，烟岚缥缈。山腰密林深处，露出了一处院落，或是文人隐士的幽居。从这里有路下山，沿着路旁，迭瀑溪流蜿转曲折地流下山坡，注入湖沼。山脚水畔，劲松欹斜参差，巨石耸立，村居屋舍掩映在错杂的群木之中，水上有人撑船，不远的坡旁路上一人赶着驴子缓缓而行。全图峰峦巍峨，林木瘦劲，溪流曲折，山居静谧，布景丰富，引人入胜。此图作全景式高远构图，画家仿佛居高临下，把从不同视点观察来的峰峦岗岭，林屋路径，飞瀑流泉，巧妙地组织在一个画幅内。结构森严，笔墨精润，功力深厚，代表了当时水墨山水画的最高水平。《匡庐图》从画题看彩画江西庐山，实际是以北方的深山大岭为依据而加以创作的。荆浩的这种"全景山水"影响很大，揭开了中国水墨山水画史上新的一页。 　　（四）花鸟画花鸟形象作为绘画形式出现，比人物、山水都早。在约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鸟纹、叶纹的骨雕品。但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了擅长花鸟的画家来，此时花鸟画还没有成为独立画科。至唐代，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统治者生活日益奢侈豪华，带来了社会习俗与审美趣味的变化，促进了花鸟画的发展，使它逐渐独立出来，并孕育了五代花鸟画的两大流派。"黄家富贵"与"徐熙野逸"两种不同的风格，代表着花鸟画的成熟。 　　1。边鸾及其作品边鸾（生卒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德宗时曾任右卫长史。边鸾是中晚唐时期的花鸟画大家。 　　边鸾擅长画花鸟、草木、蜂蝶、雀蝉，以画"折枝花"最为著名。他的画法特点，唐代的画史《历代名画记》有记载："边鸾善画花鸟，精妙之极，至于山花圆熟，无不遍写。。花鸟冠于代，而有笔迹。""边鸾，京兆人也。少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草木三妙，未之有也。或观其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弱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者，德宗诏于玄武殿写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羽辉灼，若连清声，宛应繁节。。。写《玉兰图》连根苗之状精极，见传于世。近代折枝叶，居其第一。凡草木、蜂蝶、雀蝉，并居妙品。"宋代的画史《宣和画谱》也载他："精于设色，无斧凿痕。"可见他精于写生，妙于设色。他的用笔是"有笔迹"、"下笔轻利"，即是用轻利的墨线勾出物象的轮廓，再填以鲜艳的色彩，这种画法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工笔花鸟画画法，故在他的笔下，花鸟草木的形象无不自然生动活泼明快。又如他所画的《玉兰图》，连根苗都画出来，而且画得非常精细，显示了他高超的写生能力，所以在当时他的"折枝花""居其第一"。根据宋人的记载，他所画的牡丹，花朵红淡、赋色润泽，有如真实的牡丹花形象。边鸾的花鸟画，多采用我国花鸟画特有的民族形式--"折枝花"式的构图形式进行创作。但他所应用的"折枝花"手法又别具一格，使画面充满了自然的天趣，令欣赏者回味无穷。 　　边鸾的一生创作甚丰，据《宣和画谱》记载，他有33　件作品，其内容多为孔雀、鹧鸪、鹡鸰、白鹇、牡丹、梨花、桃李、木瓜等名贵禽鸟花木。他还把题材扩展到"山花野蔬"，丰富了花鸟画的内容。他给长安等地的寺观绘制的花鸟画，颇受当时人们的喜爱。 　　边鸾采用独具一格的工笔重彩法去创造他的花鸟画艺术，成为一代大家，历来被美术史家们奉为花鸟画之祖，对后代花鸟画家的影响很大。如唐末五代的花鸟画名家刁光胤，以及五代宋初黄筌画派，都直接承袭他的画风。正如汤垕在《画鉴》中所言："唐人花鸟，边鸾最为驰誉。大抵精于设色，浓艳如生。。。要知花鸟一科，唐之边鸾，宋之徐、黄，为古今规式。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也。" 　　2。徐熙及其作品徐熙，钟陵（今江西南昌）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公元894-975　年）前后，他出身于"江南名族"，但他却没有做过官，郭若虚称他为"江南处士"，沈括称他为"江南布衣"。徐熙性情放达，志节清高。根据有关史料推测，保大五年（公元947　年）他的孙子徐崇嗣已参加了《赏雪图》的集体创作，徐熙当时约在60　岁左右。《梦溪笔谈》说，公元975　年南唐灭亡，他来到汴京，献画到画院品评受到排挤。当时已是宋太祖开宝八年，这样，他的享寿约有80　多岁了。 　　徐熙擅长写生，在当时以花鸟画为著名。花竹、林木、蔬果、禽鸟，无不成为他的绘画题材，他经常游览园圃，力求能更好地掌握它们的性格特征。甚至连一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小植物，在他的笔下也栩栩如生。他作画不依靠师承，而是注重自己的独创性，做到意出古人之外。 　　徐熙用质朴简练的手法，创立了清新洒脱的"水墨淡粉"风格。《图画见闻志》引徐铉的话说，徐熙的画"落墨为格，杂采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宣和画谱》说："且今之画花者，往往以色晕淡而成，熙独落墨以写其枝、叶、蕊、萼，然后傅色，故骨气风神，为古今之绝笔。"《梦溪笔谈》说："徐熙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殊有生动之意。"《德隅离画品》记载徐熙所作《鹤竹图》："丛生竹条，根、干、节、叶皆用浓墨，粗笔其间栉比，略以青绿点拂，而其稍萧然有拂云元气。"徐熙自撰的《翠微堂记》叙述他自己作画说："落笔之际，未尝以傅色晕染细碎为功。"从这一系列前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徐熙独创的"落墨"画法。他所作的花鸟画，是先用墨写出枝、叶、蕊、萼，然后在某些部分略加一些色彩，便神气突出，意趣生动。徐熙画派在唐末五代水墨画派确立之后，创造出前人所未曾有过的新形式，成为绘画史上传统花鸟画重点由工笔设色向水墨淡彩过渡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徐熙的画法注重表现对象的精神内质，以线条墨色为主，以设色技法为辅，并且讲究线与色的互相结合，不使色彩淹没线条，这就充分发挥了传统技法的特长。梅圣俞咏徐熙《夹竹桃花》诗："年久粉剥见墨踪，描写工夫始惊俗。"苏东坡题徐熙的《杏花图》诗："却因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花。"这两首诗中的"粉剥见墨踪"、"落墨花"就是指"水墨淡粉"这一独创的风格，也即是被后世所盛称的"徐体"。"徐体"与其同时代的画家黄筌的画风迥然不同，而黄筌画风在当时的宫廷画院又占上风，故"徐体"不受宫廷贵族的欢迎。故徐、黄二体形成了花鸟画的两大体系。然而徐、黄二人风格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处环境地位以及性格不同而造成的。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徐黄异体"指出："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盖尔耳目所习，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也。何以明其然：黄筌与其子居宷始并事蜀为待诏，筌后累迁如京副使；即归朝，筌领真命为宫赞，居宷复以待诏录之，皆给事禁中，多写禁苑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又翎毛骨气尚丰满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又翎毛形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徐、黄二体画风特点的不同，也标志着花鸟画的进步。 　　尽管徐熙的画受到官廷画院的排斥，但他那高度的艺术修养和独创的艺术天才，还是受到后代许多鉴赏家和评论家的肯定。如郭若虚认为在徐熙这一时代中，花鸟画"古不及近"。刘道醇在《圣朝名画评》里所列花竹翎毛门的"神品"四人，徐熙被放在第一位。并认为黄筌的作品"神而不妙"，赵昌"妙而不神"，只有徐熙才能真正达到"神妙俱完"的境界。李荐也曾就宋代的写生名手赵昌的花鸟画与徐熙做过一番比较，他说："徐熙画花传花神，赵昌画花写花形；然比之徐熙则差劣。"故米芾说："黄筌画易摹，徐熙画不可摹。"沈括的《图画歌》也说："花竹翎毛不同等，独出徐熙入神境。"所谓"不可摹"、"入神境"，正说明徐熙的表现手法有独到之处。清代花鸟画大家恽南田也极力推崇徐熙的花鸟画，说他"灵气在笔墨之外"。一千多年来，徐熙的风格，在中国画坛上起着重要的影响。如明代的沈周、陈道复、文徵明、徐渭等人无不受益于他。 　　徐熙是一位高产的画家，单就《宣和画谱》所记录下来的画迹，已有259件之多。徐熙又是一位高质的画家，《圣朝名画评》上载他有一幅《石榴图》，在一株树上画着一百多个果实，石榴栩栩如生，笔力豪放。宋太宗一看即拍案叫绝："花果之妙，吾独知有熙矣！"米芾的《画史》载他的一幅桃子，"绿叶虫透背，二叶着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纸素。"又"徐熙在澄心纸上，画一飞鹑如生"，米芾称它为"奇物"。还有"徐熙画牡丹图，叶几千余片，花只三朵：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众枝乱叶之背。石窍圆润，上有一猫儿"。从上面这四幅作品可见徐画别出心裁，神妙无比。可惜的是，徐熙竟连一幅可靠的作品也没有留下来，所传的《雪竹图》、《玉堂富贵图》、《雏鸽药苗图》是不是徐熙的真迹还无法确定，许多鉴赏专家认为可能是后人的摹本或摸拟其风格的作品，我们只能从中大致领略其风格和揣摩其画法了。 　　3。黄筌及其作品黄筌（公元903-968　年），字要叔，四川成都人。他从13　岁起就拜刁光胤为师学画，17　岁时就在前蜀后主王衍的画院里当待诏，从此一帆风顺，23　岁时后蜀孟知祥称帝后，即授予他翰林待诏，命他主管画院事务，并赐给他紫金鱼袋。到了后蜀孟昶掌握政权后，对黄筌又加授"内供奉朝议大夫"、"检校少府少监"等官衔，仍主持画院事务，累升至"如京副使"等职。他的儿子居宷、居宝，兄弟黄惟亮，那时也都同在画院里任"翰林待诏"。因而黄家的画派，左右了当时画院的画风。宋德宗三年（公元964　年）黄筌与他的弟弟及两个儿子都入宋翰林院，宋太祖授予他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的官职。乾德六年（公元967　年）黄筌因病去世，享年65　岁。他的一生在皇家画院近50　年。 　　黄筌"幼有画性，长负奇才"。他13　岁跟随刁光胤学画，刁授其鸟雀，又博采孙位的人物、龙水，李璟的山水竹树，薛稷的云鹤，滕昌祐的花卉蝉蝶，融为一体，自成一家。《益州名画录》说："筌早与孔嵩同师，嵩但守师法，别无新意。签既兼宗孙李，学习因是博瞻，损益刁格，遂超师艺。"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称他："资诸家之善兼而有之，无不臻妙。"郭若虚称他："全该六法，远过三师。"可见黄筌已具有很高深的造诣，其六法俱备，而且远远超过他的老师的艺术水平。 　　关于黄筌的创作，有不少生动的传说。例如，后蜀主孟昶广政七年（公元944　年），淮南和蜀通聘，礼物中有活鹤数只，孟昶命黄筌画于偏殿的壁上。黄筌充分发挥了写生的才能，描绘"唳天"、"惊露"、"啄苔"、"舞风"、"梳翎"、"顾步"鹤的六种不同姿态，生动无比，致使活鹤飞过去和它们站在一起。孟昶大为惊奇，非常佩服黄筌的高超技术，于是把这座偏殿改名为"六鹤殿"。还有一次，就是在广政十六年（公元953　年），孟昶大兴土木，建造"八封殿"，竣工后，命黄筌在四壁上画四时花竹、兔雉。黄筌又大显身手，从七月份起一直画到深冬才画完。这年冬天有人在殿前向孟昶进白鹰。不料该鹰见了壁上画的野鸡，误以为是活的，连连飞扑。黄筌所画的野鸡竟能让这只猎鹰误以为真，孟昶嗟叹不已，称他为"当代奇笔"，并且命翰林学士欧阳炯撰《奇异记》一篇，把这一奇事记下来。 　　黄筌不仅擅长花鸟画，对人物画、山水画他也具有独到的表现力。传说前蜀后主王衍有一天召黄筌于殿内一起观赏吴道子的画作《钟馗图》，画里的钟馗神气活现，捉住一个小神，用右手食指挖鬼眼，笔力劲健挺拔，可称得上绝妙之作。但王衍却命他将画中钟馗以食指挖鬼眼改为拇指。黄筌经过考虑之后，便决定重画一幅，再连同吴本献呈。后主怪他为什么另画？他回答说，吴道子所画的钟馗，全身力量和眼神全集于食指上，故不能作局部变更。而他所画的钟馗，力气及眼神俱在拇指，有明显的区别。王衍听完后恍然大悟。可见，黄筌对人物画的理解之深刻。《宣和画谱》说他："作人物，不妄下笔。" 　　黄筌与南唐的花鸟画大家徐熙并称"徐黄"，并形成五代、两宋花鸟画的两大流派，徐黄俱是五代花鸟画的宗师，在北宋初年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所谓"徐黄异体"，这是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客观条件的影响分不开的。黄筌的花鸟画，多用淡墨细勾，然后用重彩渲染，敌人称它为双勾填彩画法。《梦溪笔谈》载他的画法说："妙在傅色，用笔极精细，几不见墨迹，但以五彩布成，谓之写生。"黄筌的绘画不仅色彩秾丽丰富，用笔工整细腻，而且高度把握物象的真实形态，赋予绘画作品以新的生命力。"黄家富贵"正是适应宫廷和大官僚的意识和艺术爱好，所以黄家画格成为北宋画院一时品评花鸟画的标准，并且这种画风整整统治了北宋画坛一百年，直到北宋中期以后，才有了新的变化。 　　黄筌的画迹，流传很广，数量也特别多，仅《宣和画谱》所录就有349件。但可惜的是流传至今的作品已很少见了。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幅《珍禽图》是现存国内有名的黄筌真迹。《珍禽图》，绢本，设色，是一幅近于"粉末"的画稿。里面画着鹡鸰、麻雀、鸠、腊嘴等十只鸟和一大一小两只龟，还有蚱蜢、蝉、蜜蜂、牵牛等若干昆虫。大小间杂，信手拈来，不求章法，故当是作为素材用的画稿。画的左下角题有"付子居宝"字样，大约是黄筌给他次子黄居宝画的一幅临摹范本。此画的特点是观察细致，形态生动，技巧纯熟，风格严谨，一丝不苟。画面全部用墨线细勾轮廓，然后再略施淡彩，层次丰富，充分显示出他深厚的写实功底。虽是一幅画稿，但其用笔工致挺秀，是标准的"双勾"工笔的画法，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 　　黄筌在花鸟画上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善于继承优良的传统，善于融汇吸收各家之长的结果。黄筌的画不仅在当时的画院里备受推崇，就是在绘画史上也是被公认为与徐熙画派执一牛耳的黄家体制。徐黄两派各垂千秋，互相辉映。 　　（五）画论中国画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包括画史、画理、画法以及审美观念、画家修养等内容，形成一个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画论是伴随着中国绘画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唐代是中国绘画繁荣兴盛时期，代表线条美的人物画在此时达到顶峰，代表水墨美的山水画在此时也完全成熟，代表色彩美的花鸟画在也逐渐形成。唐代在绘画上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与之相应，唐代的画论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传记体的中国绘画史--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这是一部有如巨史中《史记》一样的绘画史书。而五代是山水画、花鸟画的鼎盛期，反映在画论上，则出现了有关山水画、花鸟画的重要论作。如荆浩的《笔法记》就是一篇有关山水画理论、技法的总结性论文。 　　1。《历代名画记》《历代名画记》是世界上第一部绘画通史。唐代张彦远著。 　　张彦远（公元约815-约875　年），字爱宾，河东（今山西永济）人。 　　他出身于宰相世家。学问渊博，擅长书画。曾任舒州刺史，官至大理寺卿。他的家收藏六朝隋唐时期名画甚多，遂于大中元年（公元847　年）著成了这部被称为"画史之祖"的《历代名画记》。 　　《历代名画记》十卷，分三部分：一是对绘画历史发展的评述与绘画理论的阐述，即原书卷一全部与卷二前两节。二是有关鉴识收藏方面的叙述，即原书卷二后三节与卷三。三是原书卷四至卷十，系370　余名画家传记，始自传说时代，终于唐代会昌元年（公元841　年），大体按时代先后排列。该书总结了前人有关画史和画论的研究成果，继承了史与论相结合的传统，开创了编写绘画通史的完备体例。作者尽可能地占有丰富的资料，力求从理论上探讨绘画史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联系，并以系统的绘画史实来支持其理论认识。该书还编入了极为丰富的绘画史料，其资料来源除前代绘画史籍外，还包括大量的史书、小说杂著、文集。该书最重要的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是对绘画理论的总结和探讨。作者提出很多精辟的命题。 　　第一，在绘画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谢赫的"六法"。张彦远针对"六法"的难点，提出"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这就是说画家表现对象时，着眼点首先应该是气韵、是神，抓住气韵，造形就既有神，又有形了。这说明了绘画中"形似"与"神似"的辩证关系。张彦远进一步论述了形似和用笔的关系。他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二画者多善书。"意思是，给画造形的根据是画家反映对象的立意，表现的手段是用笔，所以善长绘画的人多半善长书法。张彦远在谈论形似与骨气时，补充了谢赫没有涉及的立意问题，立意即构思，是创作的重要一环，是迁想妙得的结果。经营位置即章法，就是依据于立意，立意存在于书画家的头脑中，是"腹稿"，而经营位置的章法则已经体现于视的形象了，是立意的化物，一个无形，一个有形。立意是画的基础，"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张彦远又用气韵和用笔的关系来说明艺术美的表现。他说："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他特别推崇吴道子的画，主要着眼点就在于气韵和用笔。他说："唯观吴道玄之迹，可谓六法俱全，万象必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也。所以气韵雄壮，几不容于缣素，笔迹磊落，遂恣意于壁墙。"显然，张彦远对"六法"重新作了阐述与补充。 　　第二，指出评画时必须知道"师资传授"和"南北时代"。评画应该尽可能了解作者，知人论世，全面观察，评论才会正确。而且对后世研究画史，研究绘画风格的演变也有好处。因此必须知道画家的"师资传授"，才能知道他所掌握的技巧到形成风格以至流派和他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与革新的情况。 　　评画时必须知道时代特点和环境特点，他说："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并举出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立本画王昭君"已着帏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于国朝（唐朝）"。这是时代的错误。接着他又从以"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车非岭南所有"来论说分不出地区风土特点对绘画创作很不利。这些见解为今天创作历史画和历史戏的舞台美术工作者提出了宝贵的参考意见。 　　第三，对绘画用笔的新阐述。用笔是中国画造型的主要手段和形式美的表达手段。而用笔实践的探索为理论总结准备了条件，理论总结反过来又为用笔实践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张彦远认为书画用笔同法，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画与书法用笔有相同之处。如汉代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成为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其后南朝的陆探微也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吴道子"授笔法于张旭，此又知书画用笔同矣"。这说明，书画同笔上有共性，善学者当可借鉴于此。 　　书画用笔上有共性，但也有不相同之处，不同的用笔将导致作品风格的不同。他说，顾恺之的笔意"紧劲联绵"；陆探微用笔"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张僧繇用笔"点曳斫拂"，"钩戟利剑森森然"；吴道子用笔"力健有余"。这正是指出由于用笔不同，所画线条所呈现的形式美也不同。而线条形式美的不同，自然导致线描及造型的不同。那么，其风格也就不相同。如杜甫诗云："画工如山貌不同。" 　　张彦远接着又提出了"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进一步论述了画家的用笔。他认为，画家的思想感情支配用笔，笔与意的关系是意在笔先，也就是画家的立意思想指挥用笔、笔是为表达主题思想和塑造形象服务的。意存笔先，就是指画画落笔之前，要全局在胸，到下笔开始画的时候，就精神连贯，一气呵成，以"全神气"。张彦远讲画尽意在，是指笔墨上的含蓄。讲含蓄和内在美，这是中国画的一大特点和长处。故他特别注重那些"画外有情"的作品。这也是中国画不同于西洋画的特点之一。 　　在此书中，张彦远还提出了"书画同体"和绘画的社会功能是"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以及提出作画以"自然"为上，神、妙、精、谨细次之等观点，使后人从中受益匪浅。 　　2。《唐朝名画录》《唐朝名画录》又称《画断》或《唐朝画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绘画断代史。由唐代朱景玄撰写。 　　朱景玄（约787-年），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唐代翰林学士，官至太子谕德。他酷爱画艺，多方寻访，不见者不录，见者必录，为明其善恶，别其高下，根据张怀瓘《书断》以神、妙、能三品论定书法家成就高下的体例，同时又仿效李嗣真《后书品》标出的"逸品"的办法，列于神、妙、能三品之外，并且再加上他对所品评的画家的生评事迹和画艺特长所写的评传，从而形成一部断代画史著作，为后人研究绘画史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材料。《唐朝名画录》评价了120　位唐代画家，按照神、妙、能、逸四品排列。神、妙、能三品又分为上、中、下三等；"画格不拘常法"的画家则归入逸品。在所评论的画家中，朱景玄最推崇吴道子，把他列为"神品上"。书中记载："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将军、张旭长史相遇，各陈其能。时将军裴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官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道子封还金帛，一无所受。谓旻日：'闻将军旧矣，为舞剑一曲，足以当惠，观其壮气，可就挥毫。'旻因墨缞为道子舞剑，舞毕奋笔，俄倾而成，有若神助。张旭长史亦书一壁。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中，获睹三绝。'"这里说的"观其壮气，可就挥毫"，"壮气"二字可以说就是唐代艺术（绘画、书法、雕塑）的时代风格特征。这段话与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介绍吴道子的事略有相似之处。 　　但是，朱景玄对绘画艺术的品格的划分，不仅仅出于笔墨技法，而是出于人的精神。他对绘画艺术最突出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他的序言，他说："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强调绘画不是自然的再现，提出"万类由心"。心的作用，意气的显现，表现出来才是真正的艺术，心不同一般，意气异于寻常，艺术才不同一般，才异于寻常，才有艺术的魅力。唐朝之前的艺术，虽然都不是写实的，但它们都有一股震撼人心的气势，就是强调心的作用之结果。故中国画论中一再提出"万类由心"这个原则，不同于西方绘画以极尽摹仿自然为能事的审美趣味。 　　朱景玄接着又指出："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移神"是指人的变易精神，可能是情绪处于十分激动的状态，也可能是心境处于十分宁静的状态，反正不是通常的心理状态，只有这时候才能产生作画的意欲。"质"是指绘画本体。先有"移神"才能有画，以轻墨落于绢素上，把本来存在的形象或不实际存在的东西，通过心的作用，在画面上表现出来。而"无形"讲的也是心的感受，或指心中想象的内容，或指气势、韵度等感人的艺术魅力。故朱景玄所强调"画乃心印"的观点，影响着唐以后各时期的创作，《唐朝名画录》在绘画史料上具有其他画论不可替代的价值。 　　3。《笔法记》《笔法记》，是山水画理论上的一篇重要文献。五代荆浩撰述。 　　荆浩是五代后梁时期的著名画家和画论家。他不仅在绘画创作上卓有成就，而且在绘画理论及美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写的《笔法记》虽然字数不多，但在中国美学史上却是一篇极有价值的理论文献，值得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 　　围绕着艺术创作问题，荆浩建立了一个以"真"（气）为核心的绘画美学体系（"六要"）。对艺术本源形而上的关切（例如关于气），始终贯穿于荆浩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之中，并构成了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绘画艺术的本质和目的就在于，创造出符合自然之真之妙的审美意象（"景"）。所以，"真"是"景"的生命本体所在。而审美意象的创造是通过主体之"思"（艺术想象活动）来完成的。 　　荆浩理论的另一个特色是，把绘画的笔墨形式特别强调出来，把它作为中国绘画艺术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论述，注意挖掘它的深层形而上意味，揭示了笔墨形式在绘画审美意象创造中的奥秘和意义。 　　荆浩的绘画美学思想是唐代以及前代艺术和美学思想的结晶，它为形成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基本理论框架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荆浩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他关于绘画定义的一个著名命题中，即"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要想"取其真"，达到绘画艺术的目的，必须"度物象"。因此，"度物象"就成了审美活动的起点。 　　荆浩心目中的"物象"不是指物的外在形貌，而是指充分显示其得以存在的本源和本性的象。正如他所说："写云林山水，须明物象之源。夫木之生，为受其性。"按照荆浩的理解，这个物象之源之性就是气。所以，他才认为："山水之象，气势相生。"荆浩的美学显然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中有关气的思想的影响，《笔法记》的全篇都体现了这一点。他的绘画"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之首就是"气"。荆浩还进一步揭示了物象的有与无、虚与实相统一的特征。 　　与前人相比，荆浩的美学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敏锐地把审美活动中首先要碰到的物象问题提了出来，并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特别强调作为物象本源的气，强调物象的不能脱离本体而存在的基本特征。而这也正道出了中国古典艺术（绘画）　的神髓所在。 　　从艺术本体的层面看，把"度物象而取其真"落实到画面上，就是荆浩所说的"景"，也就是一种审美意象的创造性生成。 　　荆浩对"景"的规定是："字者，制度原因，搜妙创真。""真"是"景"的生命本体所在。 　　在荆浩之前，张彦远曾经比较集中地讲到过气韵与形似的关系。在"景"之前，被荆浩列为绘画"六要"第三位的是"思"。而在"景"的创造过程中，是通过主体之"思"来完成对"气"的把握。 　　荆浩进一步指出，艺术是高尚之事，不论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欣赏，都必须去除杂欲，保持高洁的审美心胸。而这也可以看成是荆浩对进行"思"的活动的主体的一种要求。 　　中国绘画的笔墨问题，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受到历代画家的重视。南齐的谢赫"六法"之二"骨法用笔"，唐代张彦远的"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均涉及了笔墨问题。荆浩对此题更加重视，在他的绘画"六要"里明确地列为两项（五曰笔，六曰墨）加以分别论述，第一次将笔墨并重。可以说，到了荆浩这里，笔与墨才在完整的绘画理论体系中有了明确的位置。 　　按照荆浩的理解，创造出符合"真"的要求的审美意象（"景"）是绘画艺术的目的。作为绘画基本语言形式的笔墨的运用，实际上包括在"景"的整个创造过程之中。但由于中国绘画笔墨形式在中国美学中的独特价值，加上荆浩对它极为重视，所以，荆浩对绘画用笔的规定，突出了笔的飞动性特征。他说："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用笔虽然要依循一定的法则，但是应该灵活运用，冲破形质的束缚和局限，做到势如飞动、生气流通。 　　把"墨"作为独立的部分加以论述（六曰墨），也是荆浩的首创。 　　他对"墨"的规定是："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也就是说，用墨要以晕染渲淡来表现物象的高低深浅，墨所表征的物象的文采是最接近自然本身状态的，能达到宛若没有人工用笔痕迹的效果。 　　他认为笔与墨各自的妙处应该统一融合在一起而发挥其整体的艺术功能。他曾经明确地指出："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 　　在荆浩的理论体系中，笔与墨是分为两项进行论述的。对于用笔，荆浩强调它的骨力气势，以呈现那物象深层本体的动力核心；对于用墨，荆浩侧重它的文采自然，以展示那艺术意境的玄妙之本。 　　在《笔法记》的最末一段，荆浩又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对笔墨的超越。他指出："可忘笔墨，而有真景。"这里的"真景"也就是符合了"真"和"妙"的要求的审美意象在具体进行绘画创作时，必须借助于笔墨这种基本的语言形式，否则，"景"就是不存在的，无法呈现出来。有笔墨而又超越笔墨，才符合高妙的绘画审美意象和意境的要求。 　　《笔法记》精论叠现，它既是荆浩对绘画美学问题的理论思考，又可以看作一位艺术家就有关艺术与审美活动而进行的真实的心灵剖白。 　　三、隋唐五代的雕塑艺术隋唐大一统的局面，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促进了艺术的发展。隋唐的雕塑艺术，正是对南北朝时期各地不同风格的雕塑进行大融合、大发展的结果，成为雕塑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以后又一高峰。隋唐时期，雕塑受到高度重视。其一是由于统治阶级为了显示帝王权威大兴陵前石雕和墓中随葬俑人，其二，隋唐时期，佛教几近国教，佛教造像遍及全国。隋唐统治者继秦、汉、南北朝之后，为自己大造陵墓，并在陵前广设石雕人马作为仪卫，仅"唐十八陵"前的石人石兽就不下数百件。而且，所有雕像和墓内俑人都以现实为依据，运用写实手法进行雕塑，作品精致完美、绚烂成熟，足以与质朴道劲、含蓄蕴藉的秦汉雕塑，健壮精练、极富装饰意味的南北朝雕塑相媲美。隋唐雕塑作品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看出隋唐人对现世的满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种自信豪迈的气度和神采瑰丽的风貌，使隋唐雕塑艺术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成就空前。 　　从佛教题材的雕塑来说。隋唐不仅提倡固有的道教，而且不限制外来的其他宗教，准许它们在中国建寺传教。尤以佛教流行最广。佛教造像此时趋向于世俗化，如佛、菩萨或天王、力士等。那美仑美奂的菩萨或观音像，把广大人民对于人世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用光彩美丽的艺术形象充分表达出来，成为人世间美与善的象征，体现了唐代民间雕塑大师卓越的创造才能和天才的艺术感受力。 　　隋、唐，尤其是唐代佛教造像，在造型方面有明显的特点，即强调对典型形象的刻画和主题的突出。唐代佛教造像，与魏晋时期相比，宗教色彩大为减弱，手法更为写实，更接近生活，更具人间意味。 　　唐代，除了佛教，道教和儒教也多利用造像作为宣传工具，甚至还以皇帝的雕像作为配侍。道、儒、佛三教建庙造像之风兴盛，又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发展。 　　同时，唐帝国的帝王贵族、官僚地主厚葬之风较之前代更为盛行。于是，陵墓雕塑相当考究，其艺术水平之高可与宗教造像艺术相匹敌。 　　陵墓雕塑分为陵墓石雕和墓俑雕塑。陵墓石雕是指统治者在其陵墓前设置的守墓。唐代的守墓兽由前代附会神权思想的飞狮、飞虎演变为现实中的狮和虎。如唐代各帝陵前的翼马，其形象与现实中的马匹基本一致。墓俑雕塑也就是陶俑，是统治阶级作为墓葬以及陪葬的用品。俑塑是一门很古老的艺术，发展到隋唐时代，可谓登峰造极。隋唐的陶俑大致分为镇墓兽、男女俑、动物俑三大类。这些作品多出自民间匠师之手，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隋唐的装饰雕塑是与佛教雕塑和陵墓雕塑联在一起的，也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这可从建筑装饰和碑石、墓志、石棺、石椁线刻以及工艺雕刻小品上得到印证。如桥梁建筑的桥栏板雕刻，寺、庙、塔的门框和门楣及柱梁的线刻，碑石墓志上的刻字刻图，石棺石椁上的侍女线刻，等等，都显示出雄奇奔放、饱满瑰丽、意气风发的时代风貌，就连方寸之间的印章艺术，也别有洞天。 　　唐王朝的统治，延续了将近三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年代里，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很大。经过盛唐时期，至玄宗十四年"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走向衰落，至公元907　年，裂变成为五代十国。但由于五代为时短暂，只有53　年的时间，雕塑又一直受到歧视，故五代雕塑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成就。 　　（一）佛教雕塑艺术隋唐五代，雕塑艺术步入更为成熟的阶段，特别是佛教雕塑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雄踞峰巅。 　　隋唐的宗教造像以佛教造像为主，分为石窟造像和寺庙造像。隋代的石窟造像，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但每处数量不多，其中以敦煌莫高窟的窟数及规模为最。目前所知者大概有下面这些：1。莫高窟石窟群（甘肃敦煌）中的隋代洞窟造像。 　　2。马蹄寺千佛洞窟群（甘肃民乐）第5　窟三尊像。 　　3。天梯山窟群（甘肃武威）第7、8　窟造像。 　　4。炳灵寺石窟群新编号第6、8、82、134　窟、龛造像。 　　5。麦积山（甘肃天水）窟群的摩崖大佛及"牛儿堂"塑像。 　　6。须弥山圆光寺窟像（宁夏固原）第5、6　两窟造像。 　　7。药王山石窟（陕西耀县）坐佛。 　　8。云冈窟群第3　窟三尊像。 　　9。天龙山窟群（山西太原）第8、9、10　和16　窟造像。 　　10。佛凹山石窟群（山西平定）摩崖龛像和圆兴寺石佛。 　　11。挂甲山（山西吉县）摩崖龛像和浮雕。 　　12。龙门石窟群宾阳南洞五尊像和小龛以及药方洞王尊像。 　　13。巩县石窟寺窟群少数佛龛雕像。 　　14。灵泉寺窟群（河南安阳）大住圣窟窟门雕刻及窟内造像。 　　15。南响堂山窟群第5　窟窟门造像及第17　窟造像。 　　16。北响堂山石窟群第1　窟部分造像。 　　17。宣雾山千佛崖（河北隆尧）部分造像。 　　18。白佛山石窟群（山东东平）部分造像。 　　19。王峰山石窟群（山东长清）部分造像。 　　20。千佛山石窟群（济南）部分小型龛像。 　　21。玉函山石窟群（济南）约造像90　余躯。 　　22。云门山石窟群（山东益都）第5、6　两崖龛像。 　　23。驼山石窟群（同上）第2、3、4　窟造像。 　　24。白云山石窟群（山东东平）大佛洞大佛和部分造像。 　　25。皇泽寺石窟群（四川广元）部分造像。 　　隋代石窟艺术的题材是以密宗像为主，从造像的特征看，佛像由前期长方面型，发展到方圆适宜的面型，菩萨像面相与佛相同，身披袈裟的立身像下部紧窄，作"出水"之式，体现出隋代石窟艺术的独特性。 　　唐代的石窟艺术继隋代之后有了长足的发展，若按历史分期，可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初唐：由高祖武德到中宗延和（公元618-712　年）。 　　盛唐：由玄宗先天到代宗永泰（公元713-765　年）。 　　中唐：由代宗大历到文宗太和（公元766-835　年）。 　　晚唐：由文宗开成到哀帝天祐（公元836-907　年）。 　　四个阶段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初唐的风格与隋代有相似之处，天王像那种豪迈的气势、威武雄壮的风姿，充分地表现了一代英雄的风采。盛唐造像从题材上看有卢舍那佛与大日如来、十分佛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阿弥陀佛与弥勒佛像、东方药师佛像、三佛像、业道像、观世音菩萨像、地藏菩萨像；主要特征是，造像的面相较为丰圆，表现出由雄伟劲健转向丰满细腻的风格。 　　中晚唐石窟艺术的题材最为广博，主要以密宗造像为主；其特征为：精致细腻的雕造手法，塑、绘结合的作风。初盛唐的石窟艺术显示出唐代的兴盛气象，给人以雄伟瑰丽、劲健有力的美感。中晚唐已囿于成规，风格趋于柔媚纤丽，萎靡无力。 　　五代在历史上是中晚唐的一个继续，石窟雕像数量不多，也少有新的发展。 　　寺庙造像之风，隋唐时代特别盛行。隋文帝开皇元年即下令修复全国佛寺，唐宋时代均有"倾国造寺"之风。在隋代寺庙造像中，河北曲阳修德寺石雕像的体躯造型完美生动，表现手法简洁洗练；河南南渑池鸿庆寺石窟破洞中的菩萨残像结构巧妙，"曹衣出水"式的衣饰和宽展的下裙雕刻，细腻生动。在唐代寺庙造像中，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的泥彩塑像，表现了盛唐时代丰腴绚丽而又简洁洗练的造型特点；安国寺和唐大明宫的单身菩萨残像手法概括，造型疏密适称，圆润流畅。在五代十国寺庙造像中，也有一些小型的雕像精品。 　　但是，隋唐的佛教雕塑，多集中在石窟中，唐代所造石窟遍布全国各地，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现以敦煌、龙门、天龙山、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为重点作一介绍：1。敦煌莫高窟历史悠久的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部的敦煌县城东南30　余公里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的河谷中。洞窟绵延4　公里，是唐代规模最宏大的石窟。敦煌莫高窟的创建年代，据《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上说："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口，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这明确指出，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即是公元366　年，开凿者是乐僔、法良二僧。自此，莫高窟兴建不绝，经历了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　个朝代。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古代的艺术宝库，它是建筑、彩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统一体，主题是彩塑。彩塑以它主体的造型而显得形象突出，又因它的敷彩而与壁画产生非常和谐的气氛，形成完美的艺术效果。从彩塑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发展期　包括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朝代。早期洞窟的开凿形式是方形或长方形佛堂式和中心柱塔庙式等，多是禅窟，至北朝时期，中心柱式成为洞窟的主要形式。早期的彩塑有300　多件，主要内容有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说法像、禅定像、思维像以及表现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苦修、降魔、成道、说法等像。佛像一般都有侍从菩萨组成一佛二菩萨的形式，早期多以弥勒（菩萨或佛像）为主像。创作特点是：以浮雕表现，主要有千佛、飞天等。从制作手法看，先在泥塑上制范，再用范复制出来，姿态种类不多，经参差排列，贴在壁面，敷以既有规律又有变化的色彩，极富装饰效果，又与壁画形成完美的整体。以浮雕表现。主要有楣梁上的龙头、羽人等，都是紧靠壁面捏塑的，形体比较扁平。以圆雕表现。主要有较大型的佛、菩萨、天王等，头部及身体体积比较饱满，但仍然不能从四周观赏，背部紧贴壁面，在人物的手等局部的塑造上仍然采用浮雕手法处理，效果很像石雕，还是在摹仿石刻，塑像和龛、壁结合为一体。在布局及人物动态表现方面，早期风格匀称安定。在人物造型与衣冠服饰方面，经不断发展和演变，形成两种主要风格：一是西域式，圆脸、直鼻、体壮，半裸披巾，衣纹密集，有犍陀罗遗风；一是中原式，面貌清秀，褒衣博带，大冠高履，风流潇洒，俨然南朝士大夫形象，这是北魏孝文帝改制实行汉化后，流行于北方的新风貌。 　　极盛期　包括隋唐两个朝代。隋唐的洞窟开凿形式多数是方形佛殿式，一般均在正壁大龛中或中心佛床上列置群像，少则3　身，多则11　身，内容有三世佛、三身佛、七世佛、弥勒像、阿弥陀佛、释迦牟尼、观音、势至、阿难、迦叶、四大天王、金刚力士、供养菩萨及高僧像等。在莫高窟，是从隋代的彩塑才逐步向极盛期过渡的，这一转变反映在体裁上，即从高浮雕变为圆雕。所以，隋代的敦煌造像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特点，即造型的解剖比例大多不够合理和匀称，类似尚未成熟的"原始"形式，但也有部分造像比例匀称合度。如敦煌莫高窟427　窟的隋初造像"一佛二萨"，从造型看，这三尊像继承了北朝的某些传统，形象古朴、单纯，衣饰简练庄重，但其面容，却比北朝造像显得丰腴圆满。过渡时期的这一特点在两个胁侍菩萨像上体现得更为充分。二萨在发髻的梳法上与佛的圆肉髻明显不同，如额际的分发与顶上发结的形式等，却与北朝晚期特别是麦积山石窟中西魏、北周的菩萨装束颇相一致。裙带的样式，如下边缘敞开、两角飘举，也是北朝菩萨造像中常见的。另外一些装束，如腰间的短裳及胸前的项饰，又有些接近于后来的唐、宋菩萨像的形制，只是在解剖上显得头大身小，比例不称。而244　窟的塑像，在造型上则与427　窟迥然不同。首先是胁侍菩萨橡，不仅服饰显得富丽华美，璎珞璧珰变化多样，体态比例也正确合度，并且肌肉的质感表现得真实动人。尤其是手的塑造，富有弹性，显示出肌肉的圆润感。这种写实的艺术手法，已经接近于初、盛唐时期的水平。 　　唐代的彩塑是高度写实的，造像面相丰满，比例适度，姿态优美，神情静穆，表现了各自不同的"情性笑言之姿"。尤其是菩萨塑像，在敦煌，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塑者运用了高明的手法，把理想中美的形象很真实地塑造出来。如盛唐时敦煌莫高窟第79　窟中的两个胁侍菩萨，一坐一立，都是袒胸裸足，上身仅仅斜挂一条帔巾，下身系着很薄的敞裙，姿容美丽，神采奕奕，是典型的"曲眉丰颐"的唐代美人形象。像这样肌肤毕露的人体，显然已不单纯是宗教偶像。第150　窟和第159　窟晚唐的两躯供养菩萨塑像，则更加世俗化了。 　　菩萨造像以外，在敦煌佛窟中，较为出色的还有佛弟子、天王和金刚力士像。如第45　窟的弟子像，迦叶沉着老练，阿难聪俊智慧；第46　窟的两个天王威武睿智，第194　窟的力士勇猛有力。 　　衰落期　包括五代、宋、西夏、元四个朝代。五代宋初，瓜沙曹氏设立画院，集中了一批打窟工人、画工私塑匠，专门从事开窟造像。但由于洞窟多在下层，受到很大的破坏，现存完好的塑像不多，成铺群像较完整者有第261窟（五代）、第55　窟等，造型仍保存晚唐遗制，艺术风格也承袭唐代余风。西夏和元代，现存的莫高窟塑像就更少了。可见，五代以后，佛教艺术已呈衰落之势。 　　敦煌彩塑虽然是被封建统治者用来宣扬宗教迷信思想的，但是作为艺术瑰宝，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充分体现了民间画匠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从题材看，虽然较多局限于狭窄的宗教造像，往往重复一些固定的历史、传说和幻想中的人物，但却并非千篇一律的模仿，而是融入了匠师们自身的感受，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在技法方面，敦煌敷彩泥塑，为我们积累了千余年无数雕塑匠师的智慧和经验。 　　敦煌彩塑艺术，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敦煌彩塑艺术，我们可以了解我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探索古代艺术发展的规律，更好地研究我国古代的雕塑史和艺术成就。敦煌石窟不但是我国珍贵的民族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夺目的艺术瑰宝。 　　2。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13　公里伊水两岸的东、西山上，南北长约1　公里。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龙门石窟大约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　年）迁都洛阳前几年，继云冈石窟之后开凿的，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北宋。两山现存窟龛2100　百多个，佛像10　万余身，碑刻题记3600　多块，佛塔40　余座。 　　按照窟龛的纪年造像题记和造像风格，龙门石窟群大致可分为五期。 　　第一期：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至孝明帝时期（公元488-528　年）。 　　这一时期继承了云冈昙曜五窟和孝文迁洛前的传统，并有所发展。开凿了古阳洞主像一佛、二菩萨和南北壁列龛以及宾阳三洞。造像主要是三世佛或释迦一铺，雕刻手法有从云冈的平直刀法向龙门圆刀刀法过渡的趋势，艺术风格从云冈的奔放粗犷、大体大面、概括洗练、富于幻想的神秘色彩迈向龙门的精细入微、一丝不苟、趋向写实的境界。 　　第二期：北魏孝庄帝至东魏孝静帝时期（公元528-550　年）。 　　这期的纪年造像，规模显著变小，数量显著下降。没有一个有纪年的洞窟。造像题材，除了较多的释迦、交脚弥勒和观音外，也有多宝和无量寿。第三期：北齐文宣帝至隋炀帝时期（公元550-618　年）。 　　这期的纪年造像很少。北齐造像多为释迦，采用高浮雕表现，形象胖壮、衣褶简洁、龛饰大为简化。北齐造像已孕育着另一种新的特点，但由于它处在一种新形式的探索、过渡阶段，所以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至隋代，随着隋王朝政治上的需要，龙门石窟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进程加快了，形成了形象饱满健壮而衣褶处理改为圆刀刀法的隋代特点。 　　第四期：唐高祖至玄宗时期（公元618-756　年）。 　　这期是龙门造像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题材内容更丰富的重要时期，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造像，包括唐太宗至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18-655　年），是初唐造像形式的探索与确立的时期。此期大窟，主要为贞观十五年前后完成的宾阳南、北洞及其后开凿的潜溪寺。洞窟的形体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莲花藻井。造像布局为一铺七尊像，主像为阿弥陀佛和弥勒佛。佛着双领下垂大衣或通肩大衣；菩萨头戴宝冠，斜披络腋。造像多圆肥丰满、身躯挺直、少曲线。身体各部分刀法不同，已注重人体解剖关系，这是唐代造像的一大突破。 　　第二阶段造像，包括武则天立为皇后至武周时期（公元655-704　年），是唐代造像代表形式的确立阶段。其间，龙门石窟造像的热潮达到顶峰，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就艺术成就而言，这一时期可谓龙门石窟艺术的鼎盛期。其中以上元二年（公元675　年） 　　完工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永隆元年（公元680　年）完工的万佛洞等窟为代表。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为高宗、武则天开凿的露天大摩崖像龛。这是武则天形象的化身，是给武则天树碑立传的。大像龛的群像布局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土、二供养人。主佛高达17　米多，群像布局严谨，刀法纯熟，是龙门唐代造像的代表作。宗教神秘气氛被人间情调所代替，人物注意刻画动作与感情，身躯肥硕，刀法豪壮。佛像衣褶流利自然，菩萨端庄温柔，天王力士雄武有力。万佛洞是为高宗、武则天及其诸子开凿的另一大窟，后室正壁凿一铺九尊像，南北壁刻满了15000　尊坐佛，窟门外侧雕二力士。洞窟的形制是后室近方形平面、圆顶，而前室为平顶。后室周壁凿坛床，布置列像，力士把门。这是石窟布局的新现象。造像题材，以崇拜阿弥陀佛为主，弥勒次之，还有观音菩萨，说明当时流行净土信仰，特别是向往西方净土。此外，还有以奉先夺卢舍那佛为主的华严宗，以地藏菩萨为主像的三阶教以及雕刻西土二十五祖的大万五佛洞及雕刻西土二十九祖的看经寺禅宗。这时，佛主要着通肩大衣或双领下垂大衣，菩萨多袒上身或斜披络腋。奉先寺造像多肌肉丰腴，身姿婀娜，具有曲线美。这种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是我国古代美术史上的奇观，也是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 　　第三阶段造像，包括唐中宗至唐玄宗时期（公元705-756　年），为唐代造像代表形式的成熟与衰退的时期。造像规模和数量远不如第一、二阶段。石窟形制多为方形平顶窟，造像群以一铺九尊像为主。崇拜题材主要是净土内容。密宗造像大盛，弥勒几乎灭绝。 　　第五期：唐肃宗以后（公元756　年）。 　　由于"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王朝国势由盛而衰。中唐、晚唐龙门造像已较初、盛唐大为逊色了，五代、宋及以后龙门造像又不如唐代了。 　　龙门石窟的每一窟龛、每一身造像，都是中国古代雕塑匠师们一锤一凿创造出来的。但龙门石窟却是皇家经营的皇窟。其窟型虽然比较单纯、少有变化，但题材内容趋向简明集中，大都突出主像。龙门石窟聚集了佛教各宗派的造像，以及道教和外国僧人的造像，同时，窟内碑刻题记之多居国内石窟之冠。在中国石窟寺艺术中，龙门石窟艺术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3。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45　公里的天龙山麓，创建于东魏（公元534　年），盛于北齐、隋、唐。天龙山现存石窟分布在东峰8　窟，西峰13窟，共21　窟。其中以唐窟为最多，另外还有一些小型窟龛。 　　天龙山第2、3　窟就是在东魏时期开凿的，窟内方形平面，窟顶作覆斗形，四斜面各浅雕一飞天，正中藻井浅雕莲花。正壁和左右壁下面设有低矮坛座，在座上面三壁各凿一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外雕弟子及供养人，或龛内雕一佛，龛外雕二菩萨、弟子及供养人。佛像跏趺坐或善跏坐，褒衣博带。胁侍菩萨披天衣着长裙。造像体态、衣纹、服饰继承北魏传统，雕刻手法主要运用圆刀刀法，艺术风格细腻、充满写实感。而且窟内造像个个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隋代第8　窟是雕前柱的方形中心柱窟。左壁有开皇四年题记（公元584　年）。佛像以一铺三尊为主。佛像跏坐于束腰仰覆莲座或须弥方座上，造像形体方整，衣纹简练。至唐代，天龙山石窟有很多盛唐时代"曹衣出水"式的代表作品。 　　著名的天龙山第14　窟，就是唐代造像最为出色的一窟。窟内有一菩萨半趺坐，身着柔和贴体的罗衣，姿态优美而又富有变化。显示了古代雕刻匠师们极富概括力的写实手法，他们所要表现的人物的体态以及裙带、衣褶等运用不同的线与面的交织，处理得非常恰当，从而组合成为一个美丽和谐的整体。窟内另一菩萨，姿态静立，肌体丰满温软，整体比例合度，可与希腊雕像中被认为最美的"米罗岛的维那斯"相媲美，只不过是各有其民族特色而已。当然，从天龙山这一立菩萨像的衣饰表现手法和造型风格来说，似乎可以看出多少残留有希腊、印度式雕像的某些痕迹，但她毕竟是由中国雕塑匠师们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凭借着自己的审美理想而精心创造出来的优美生动的中国雕刻。又如天龙山第15　窟的一菩萨，在造型手法上，它和第14　窟半趺坐菩萨同样，除了用"曹衣出水"或"湿衣褶"来表现轻软的薄裙以外，仅仅用了一根细长的帔带，遍绕胸肩手臂，使它随着人物的动作，呈现出种种不同变化，与柔软多褶的衣纹相互辉映，形成了曲折流畅的线的交织。再如天龙山第4　窟的一坐佛像，其造型手法和风格与第14　窟的雕像几乎完全一致。从这类佛像的造型上，可以体会到盛唐时代的雕像艺术，不仅充满着愉快乐观的精神和爽朗的朝气，而且很坦率地把人间现实和理想中的美的形象直接展现于观众之前，绝无隐讳或矫饰。 　　第9　窟是天龙山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一窟。窟的形制为方形的露天大龛，分阶梯形的上下两层。上层雕有高达8　米的善跏坐弥勒大像，造型丰满，技法纯熟。下层正中为十一面观音，左、右为骑狮、象的文殊、普贤，局部雕刻细腻华丽。如普贤菩萨飘垂的衣带，踏在莲花镫上的丰润下肢以及对于象的形象、性格的刻画，都表现出特有的时代气质及生动神态。在第17　窟前廊的两个守门力士像，形象、姿势和神态的刻画很出色，极富个性化特征。天龙山石窟造像在20　世纪40　年代遭到人为的巨大破坏，很多优秀雕刻品被盗运到国外。天龙山石窟雕刻在我国石雕造像中是一个特殊体系。从它的唐代造像中，可以在敦煌莫高窟的唐塑中找到近似的类型，它们之间是否有血脉关系，这对于莫高窟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天龙山石窟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中所占的历史地位，应该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注意。随着考察研究的进展，将进一步认识到天龙山石窟艺术独特的魅力。 　　4。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城西南35　公里的积石山黄河右岸的大寺沟内。魏晋时炳灵寺称唐述窟，唐代称灵岩寺，宋代称炳灵寺，系藏语"仙巴炳灵"的音译，藏语"仙巴"即弥勒像，"炳"是数词10　万，"灵"是仙的所在，意译即为"十万弥勒州"，也就是相当于千佛洞、万佛峡之类的名称。由于炳灵寺石窟所处积石山山岩属白垩纪砂岩，颗粒小，胶结性能好，宜于雕刻，加上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当时的交通要道上，促进了炳灵寺佛教艺术的繁荣，所以炳灵寺石窟遗留下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 　　炳灵寺的窟、龛分布在大寺沟西岸长200　米、高60　米的崖面上。其窟、龛183　个，共有石刻造像694　身，泥塑82　身，壁画约900　平方米，大型摩崖石刻4　方，石碑1　通，墨书及石刻造像题记6　方。这183　个窟龛的年代，经考古学专家鉴定，大致可以断定为西秦开凿的有2　窟1　龛，北魏的8　窟25龛，北周的2　窟，隋代的4　窟，唐代的20　窟113　龛。 　　炳灵寺早期石窟中最重要的第169　窟，位于大寺沟窟龛群的北端高处，距地面约45　米，是一个高15　米，宽27　米，深19　米形状不规则的天然洞穴。窟内造像和壁画是应不同功德主的要求先后营造而成，并无统一的规划，现共编为24　号。窟内最早的龛像都是单身佛像，镌刻在正壁上部的十二身（第18　号），居中为一舟形浅龛中4　米高的立佛，为石雕并用泥增塑。其左右多为圆券形浅龛中的坐佛，大小有别而形式雷同。这些造像风格古朴，是中国石窟造像中最早的作品，完成于西秦永康年间。 　　此后，由于炳灵寺窟内没有平整的岩面，大多依岩势凿栿孔设栿桩，用木料及编织荆条为骨架然后设施泥涂垩而成背屏式龛，于其中造像。有的还置木板为龛底。佛龛因地制宜、形式灵活、题材和内容也趋于多样。最重要的第6　号龛塑有一佛二菩萨，榜题标明为无量寿佛和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坐佛形体健硕，面形方圆，神情刚毅。在龛侧有墨书题记一方，末尾题"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可知该龛为420　年造。但是，如果依星岁纪年玄枵，则相当于建弘五年（公元424　年）。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石窟中最早的纪年题记。窟内还有一批风格相同、敷泥层次相同的龛像和壁画可据此判定为同期的作品。 　　至北魏年间，炳灵寺的窟龛群中段有规模可观的开窟活动，如第126、128、132　等成组的窟和第125　等数十龛。窟均以释迦多宝佛为正壁主尊，两侧壁各一佛或分别雕一佛一高脚菩萨，组成一佛或三世佛的主题。造像秀骨清相，雕琢细腻，可以看到内地云冈、龙门等石窟对它产生的影响和南北佛教文化的交融。炳灵寺石窟北周、隋代的造像不多，是经过唐代的开凿，才达到了今天的规模。现存唐窟20　个，唐龛113　个，占窟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唐代炳灵寺石窟的造像，其造型特点是从隋代发展而来的，但艺术处理已达到高度的成熟，细腻而富于变化。造像在周围生动活泼、色彩富丽的壁画形象的衬托下，达到神秘的境界。如炳灵寺第64　号龛所雕出的五尊像，在主佛左右的胁侍菩萨，作S　形曲线站立姿势，面部作瞑想的神态，这在其他各地的佛雕中很少见到。而胁侍菩萨的衣饰比较朴素，仅仅戴有很少的璎珞胸饰及简单的帔带，但上身却穿了一件近似紧身背心之物，这是别处佛雕中从未见过的奇特装束。这一方面说明唐代佛教艺术的世俗化，已经达到了超乎常规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代的佛教造像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从布局上看，这一组龛像的整体风格简洁流畅，所有的衣饰帔带、躯体姿态，均交织成优美和谐的线的舞蹈，表现出清新爽朗的气息。唐代以后至元代，除少量补塑修缮外，实际上已无开窟之举。元代以后，喇嘛教在西北地区盛行，曾对炳灵寺石窟许多洞窟的壁画进行重绘，改成了密宗的壁画，因而造成了前代壁画的湮灭，唯有当时难以登临的天桥南洞以及为数不多的窟龛免遭厄运。 　　炳灵寺石窟历史悠久，距今已近1600　年，西秦、北魏和唐代的炳灵寺石窟艺术精品，为我国佛教造型艺术增添了光彩，为我们研究中国石窟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宝贵资料。 　　5。麦积山石窟麦积山位于甘肃省天水县东南45　公里处的秦岭山脉的西端，麦积山石窟就开凿在山峰南面的峭壁上。据《高僧传》中《玄高传》记载："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僧隐在此山，与高相会。"可知石窟是在西秦年间开凿的，石窟分布在山的东崖和西崖，龛窟编号194　个。东崖的龛窟里，最重要的有涅槃窟、千佛廊、散花楼上七佛阁、牛儿堂、中七佛阁等，规模都是很大的。西崖的峭壁上，最重要的有三大窟，都是魏代晚期所开凿的。其中最大的是万佛堂，位置最高的是天堂洞，其次是第127　窟，此窟中壁画最多，魏塑像及石刻造像也都相当完整精彩。现存最早的洞窟是第115　号窟，窟中有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02　年）九月，张元伯造石室一区的发愿文墨迹。这是麦积山唯一有纪年造像题记的洞窟。麦积山石窟里的壁画正是这时期创作的，虽然数量不多，保存情况不及敦煌的完整，但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资料。而最有价值的却是这里遗存下来的，公元第五世纪以来塑造的泥像，这些塑像，小型的不计，仅大型的就在1000　尊以上。塑像大部分是北魏后期、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后代重塑或重妆的。麦积山石窟造像的艺术水平相当高，有助于我们探寻中国雕塑艺术的源流和发展。 　　麦积山北魏时期的第100　号窟，龛里有一佛像，神态矜持、温婉和愉快，自然生动又很感人。这些塑像和中亚或印度佛像都不同。如果说著名的龙门古阳洞佛像的造型还显得过于清癯，那么，麦积山"碑洞"右侧的小佛像则具备了柔和、圆润、丰满的特色。从面部上说，虽然面型和眉眼都是修长的，基本上是北魏末期流行的风格，在一定的光线下从某个角度看，那种微笑的神气，显得婉美动人。这些佛或菩萨像，透露出向隋、唐艺术风格过渡的端绪。又如第123　号窟里的一对供养童男童女，极有真实感。 　　麦积山的隋代造像不多，在艺术风格上，承北周而有所发展，造像手法朴实、简洁、概括，造型结实厚重，不再紧贴壁面而逐渐向圆雕过渡，较前代已有明显的突破。至唐代，造像的表现手法又有进步，可惜作品很少，但也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上七佛阁两廊端的高达5　米的泥塑威神像，全身肌肉紧张，表情激烈，大有叱咤风云、威慑鬼神的气势。塑造这样大的造像，既要掌握全身的解剖比例和支撑点，又要突出表现特定人物的神态性格，同时为了加强主题人物的威势，还得精心安排了衣襞、飘带的布局和位置，可见雕塑作者所具备的非凡的才能。 　　又如麦积山第5　窟里某些佛、菩萨，身段比例都很恰当。其中的一个胁侍菩萨的左手，塑造得尤为真实生动，足以与新疆出土的佛手相媲美。如果把两只手细心地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因为一是佛手一是菩萨手，佛与菩萨在性格上大致相近，但他们的身份毕竟有很大的区别。因此，麦积山第5　窟中这一胁侍菩萨的手被表现得既柔润温软，又纤腻秀丽，好似少妇的纤纤素手，与应该表达出健美气质的佛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麦积山石窟的艺术品主要是塑像，数量不多的壁画也显出极高的水平，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麦积山石窟艺术，也丰富了中国的石窟艺术。 　　（二）陵墓石雕艺术中国的陵墓石雕，始于春秋战国，发展于秦汉，兴盛于隋唐，尤其是唐代的陵墓石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唐代的陵墓石雕，数量和种类都非常丰富。唐代的帝王从李世民起，就建有唐代十八帝陵，以及太祖李虎的"永康陵"和世祖李璟的"兴宁陵"。如果按照年代分，唐代帝王十八陵陵名和所在地是这样：初唐时期（公元618-712　年） 　　太祖李虎"永康陵"，三原县城东北30　公里北原。 　　世祖李璟"兴宁陵"，咸阳县城东北20　公里咸阳原。 　　李虎为李渊祖父，初仕北周为八柱国之一，封唐国公，子李璟为李渊父，承袭李虎爵位。两陵和庙号均系追封，陵前均置有石雕蹲狮、瑞兽、华表等。以下为在位的帝王陵墓。 　　1。高祖李渊"献陵"，三原县城东白鹿原。 　　2。太宗李世民"昭陵"，孔泉县城东北九嵕山。 　　3。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墓"乾陵"，乾县城北梁山。 　　4。中宗李显"定陵"，富平县城西北凤凰山。 　　5。睿宗李旦"桥陵"，蒲城县城西北丰山。 　　盛唐时期（公元713-765　年） 　　6。玄宗李隆基"泰陵"，蒲城县城东北金粟山。 　　7。肃宗李亨"建陵"，礼泉县城东北武将山。 　　8。代宗李豫"元陵"，富平县城西北檀山。 　　中唐时期（公元766-835　年） 　　9。德宗李适"崇陵"，泾阳县城西北嵯峨山。 　　10。顺宗李诵"丰陵"，富平县城东北金瓮山。 　　11。宪宗李纯"景陵"，蒲城县城东北金炽山。 　　12。穆宗李恒"光陵"，蒲城县城北尧山。 　　13。敬宗李湛"庄陵"，三原县城东北白鹿原。 　　晚唐时期（公元836-906　年） 　　14。文宗李昂"章陵"，富平县城西北天乳山。 　　15。武宗李炎"端陵"，三原县城东北白鹿原。 　　16。宣宗李忱"贞陵"，泾阳县城西北仲山。 　　17。懿宗李璟"简陵"，富平县城北紫金山。 　　18。僖宗李儇"靖陵"，乾县城东北鸡子堆。 　　以上陵墓，由于年代的不同，雕塑匠师审美观点及表现方法的不同，所以形成了各自的特点。现择要分析如下：1。献陵石雕唐高祖献陵前的雕刻，是唐代帝王陵墓仪仗卫石雕中最特殊的一个。 　　献陵石雕是最早的唐陵石雕。 　　献陵前的石雕是石虎，而不是一般用以守护陵墓的凶猛狮子。献陵前的石虎有8　件，分置于陵园的4　个门之外，它们不是蹲坐的姿势，而是表现着走动觅食的动态。另外，在各门外也设置石犀牛和华表，每门各2　件。用高大体躯的犀牛守墓也属首创。觅食的石虎，高大的犀牛，其形象足以显示出无穷的威力。 　　说献陵石雕是最早的唐陵石雕，这是因为隋至初唐时期，雄厚的经济基础促进了雕刻技术的发展和工具的革新，从雕刻刀法看，有一种锐利清新的造型显现在刀锋上。在石虎的形体上，雕刻者运用洗练的手法和高度的写实技巧进行刻画，使虎的精神状态随着肌肉关节的起伏变化而表现出来，既机警又深沉。从整体结构看，非常和谐完美，富有生气，具有北朝末期和隋代的劲健、淳朴的气质。从这一雕刻物，我们不禁联想起西汉霍去病墓的伏虎石雕来，两者虽然具有不同时代的造型风格，但都使圆雕、浮雕与线雕多种手法互相结合，服从于主题和创作意图，成为划时代的陵墓石雕艺术的珍品。2。昭陵石雕唐太宗昭陵坐落在西北方的九嵕山，它是唐代帝王最初以真山为坟的首创，是十八陵中最高大、最规整的一座。 　　昭陵前的石雕有六骏马浮雕、"番五"像和石狮子。 　　昭陵前六骏马浮雕，也称"昭陵六骏"，是中外驰名的雕塑杰作。它们是在唐王朝开国战争中立下战功的六匹战马，名字分别为飒露紫、拳毛■、特勒骠、白蹄乌、什伐赤、青骓。据记载，贞观十一年（公元636　年），李世民命宫廷画家阎立本绘写图形，并选用名匠把它们雕成比真马略小的六块浮雕，又命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在每块浮雕右上角写下太宗自撰的赞词。如飒露紫有"紫鸾超越，骨腾神骏"；拳毛■有"弧矢载戢，气埃廓清"；特勒骠有"应策腾空，乘危济难"；白蹄乌有"依天长剑，追风骏足"；什伐赤有"足轻电疾，神发天机"；青骓有"朱汗骋足，青旌凯归"等等。 　　"昭陵六骏"分别置于陵山北坡的陵垣北门内东西两庑，以作为陪侍，其列置次序是，东庑：一、特勒骠，二、青骓，三、什伐赤；西庑：一、飒露紫，二、拳毛■，三、白蹄乌。其中有3　匹站立、3　匹奔驰，都体态矫健、雄劲圆肥，刻画出唐代统治者所喜用的西域名马。如"飒露紫"，是表现马在战阵上受了箭伤，随将邱行恭为之拔出箭矢的顷刻情形。唐代雕刻匠师在这一题材的处理时，体会到马因拔出箭矢所感到的疼痛和紧张，马却步后退，但又不失雄强的战马应有的骄矜气质。又如"拳毛■"，虽因战阵中身受9箭，疲惫不堪，却仍然显得神态自若，具有刚毅之气。马的形体比例准确，神态感人，好像雕刻者亲临其境，面对这匹战马而进行创作的。 　　六骏马浮雕，是雕刻者运用写实精练的造型借刻画唐代统治者的战马，反映出盛唐帝国的兴盛气象。从题材意义说，"六骏"记载了唐代帝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3。乾陵石雕唐高宗乾陵位于唐代陵山群最西的梁山。乾陵又是与武则天合葬之处，规模很大，陵前的石雕更是为人瞩目。 　　乾陵石雕形式多样，有守护蹲狮1　对、"客使"像61　人、文武侍臣10对、仗马和牵马人各5　对、朱雀鸟1　对、带有飞翅的翼马1　对、华表1　对，形成了一个石雕群。这些形体高大的石雕均用坚硬的石灰岩雕成，虽经一千多年的风雨摧蚀，依然完好，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乾陵石雕群中有一对翼马，其两肩的飞翅，以高度的装饰结构和洗练的艺术手法来表现，飞翅形象卷曲自然，犹如唐代装饰花纹中的蔓草，造型典雅华美，具有和谐的韵律感。而庞大的石狮则通过踞坐雄视、张口作吼的凶猛形象，表现为一种雄强之美。 　　在乾陵中，鸵鸟与翼马相匹配，成为"珍禽异兽"。对鸵鸟的雕刻，雕塑者运用了与昭陵六骏同样的手法，颈部和腿部以浮雕形式加以表现，羽毛和神态也表现得惟妙惟肖。乾陵鸵鸟在唐陵石雕中是最早的鸟类雕刻之一，以后在顺陵和桥陵中也有颇多相似之作。 　　文武侍臣像和"客使"像是乾陵石雕群中的另一类特出的石雕。文武侍臣分为文侍臣和武侍臣，文侍臣拱手持笏，武侍臣双手按剑，一个个健壮坚实、巍然屹立。而"客使"立于坐狮两侧，耐心等待召见，匠工对于人物精神状态的刻画细致入微。 　　4。顺陵石雕顺陵，是被誉为天后的武则天为其母杨氏的坟墓加封的。顺陵的动物雕刻很多，其中以石狮和石兽最具有特点。 　　顺陵陵垣的四个门外，雕置有4　对守护蹲狮。蹲狮高达3　米多，俨然是一个庞然大物。雕刻者以夸张的手法，强调了狮子各个部分的比例，筋肉突出、爪牙锐利，令人望而生畏。 　　而在顺陵陵垣的南门外，则雕置有一对正翘首走动着的狮子和一对昂然站立的瑞兽。走狮身高3.55　米，昂首挺胸，比同陵的蹲狮更加高大、更加凶猛。手法比蹲狮更夸张，肌肉突出，气势雄迈，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而瑞兽比走狮又更高大，身高4.45　米，头似鹿，一角，身如牛，长尾曳地，肩生双翼。这形象显然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瑞兽符拔相符，似鹿长尾、一角者称"天鹿"，双角者称为"辟邪"。可是由于顺陵这瑞兽的形象特殊，故又称为"独角兽"。表现手法夸张，与走狮造型一致，以炫耀统治者的威势。 　　顺陵的石狮、石兽形象高大特殊，超越了唐帝陵体制的石雕像，成为唐代陵墓雕刻中的巨制佳作。如果把顺陵走狮、瑞兽与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的名作"奴隶"相比拟，虽然题材迥然不同，但从造型手法上却能看出早于米氏1000　多年的我国唐代无名雕刻匠师们的天才的创造才能和惊人的魄力。 　　（三）墓俑雕塑艺术中国的墓俑雕塑创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已形成质朴劲健的风格，发展到隋唐时代，可谓登峰造极，"白衣彩绘"的陶俑，灿烂夺目的三彩俑，都是我国古代雕塑史上的杰作。 　　隋唐时代的墓俑雕塑，可分为镇墓兽、男女俑和动物俑三大类。各类的发展分别贯穿于各个时期。 　　隋代的墓俑雕塑，在西安隋唐两代的京城遗址上出土较多，有人面、狮面镇墓兽，有守墓武士俑，也有男女侍从俑，以及动物俑。在河南安阳、湖南湘阴、山东嘉祥也有很多墓俑出土。 　　隋代的镇墓兽面貌狰狞、凶猛，制作奇特，与以后出土的唐代镇墓兽基本一样。隋代的女俑身躯修长秀丽、面相清秀，男俑身躯比例合适，多为张口鼓目、握拳执盾之态。隋代动物俑的形态塑造和艺术加工水平与前代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如马和骆驼都刻画得很精细，充分体现了制作者的智慧和高超的工艺。 　　唐代的墓俑雕塑，丰富多彩，以西安和洛阳出土最多。仅唐懿德太子墓就出土了793　件精彩的陶俑，永泰公主墓也出土了777　件陶俑和三彩俑。三彩俑是唐代墓俑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种类，也是最出名的俑塑之一。 　　唐代女俑以盛唐时的三彩女俑最为精彩，女俑的服饰和装束都以唐代"丰腴"之美的标准而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唐代的动物俑很多，表现形式变化不大，以骆驼俑和马俑的造型最绝。 　　唐代墓俑雕塑兴盛于初唐和盛唐两个时期，中晚唐基本保持盛唐水平，五代开始衰落。下面对镇墓兽、女俑、男俑、乐舞俳优俑、骑卫仪仗俑、马俑和鞍马俑分别作一简单介绍。 　　1。镇墓兽镇墓兽是古代墓葬中用作驱邪避恶、保护死者安全的一种镇墓怪兽。或是人首兽身，或是威神像，或是半人半兽，怪异无比。 　　镇墓兽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北朝墓葬中就有人首兽身的镇墓俑，到隋唐就更多了。唐墓中出土的多这种面貌狰狞的怪兽，也有足踏鬼卒的"威神"。威神像是受佛教造像中以天王武士作为护法神的影响而产生的，其形象与佛窟中的天王像很相似。在西安和敦煌出土的一些护墓威神像，足踏面目狰狞的鬼卒，身披铠甲，怒目挥拳，以显示威武凶猛之势，使来犯的鬼魔望而生畏。 　　在隋唐墓葬中也常有半人半兽的镇墓兽出土，这种怪兽则是由古代用以送葬的"方相神"演变而来的。据《周礼·夏宫·方相氏》载："其人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师百隶以索室殴疫，大丧，则先柩。"这方相就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山川精怪，有驱除邪恶的法力。隋唐的半人半兽镇墓兽就是从它变化来的。隋墓中也常有狮面兽出土，它一般是由狮身狮面与狮身人面配对而出现的，其形象有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颇具镇墓之威力。 　　西安附近的唐墓兽出土两件威神像，它们的形象粗看基本一致，均身着铠甲，足踏鬼卒，只是头盔上的鹘鸟装饰结构不同，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所运用的造型手法和艺术技巧特别是足下两个鬼卒的形象，却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出土的另外两件镇墓兽，从形象看，一个是狮面狮爪，头生双角，背后生翅；一个是人面兽身，猪耳，头生长角，背后生翅，两兽的动作姿势基本一样。从神态看，狮面兽张牙舞爪，人面兽则怒目激忿。从其凶猛威武的气势，可见雕塑大师高超的艺术概括能力。 　　2。女俑唐代的女俑，从隋代女俑的身躯修长、面相清秀。演变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形体肥胖臃肿的所谓"胖俑"；第二，身躯一般而面相丰腴；第三，较为瘦削秀丽的普通形象。她们的服饰装扮是当代的时装，神态动作也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形象。请看，唐太宗昭陵陪葬墓、右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墓出土的50　多件彩绘釉陶女俑，她们的装扮就可以分为六种：1。头梳双螺髻，面目娟秀，上身穿窄袖衫，袒胸披帛，下系长裙。 　　2。头梳半翻髻，面目丰圆，衣裙略同1　式，但细腰宽摆，别有一种风韵。3。头梳圆单髻，面圆，上身穿窄袖衫，袒胸披帛，帛绕胸前再披至背后，右手按胸前作势。 　　4。头戴折沿花胡帽，面形丰腴，身穿窄袖圆领长袍和长管裤，圆头鞋，腰束锦带，身材秀美。 　　5。头梳条形发髻，圆脸细目，着圆领偏衿长褂，腰束锦带，形象秀丽。 　　6。头饰男装幞头，穿花边长袍，长管条纹裤，束腰，拱手而立，神态拘谨。 　　在盛唐墓葬中出土的几件三彩女俑，是较有代表性的。其中有两件女坐俑表现为高髻袒胸，长裙曳地，面容丰腴，神情端庄和蔼：一人双手举起，好像在谈论故事；一人安坐，神态娴静，富有生活情趣。另外一件三彩玩鹰俑，她的装扮是盛唐时代宫女最喜爱的幞头胡服，表现了宫廷中的消闲生活情形。 　　在西安唐墓出土的一些"胖俑"，可以说是女俑的典型。这些胖俑，在制作上，多烧为红素陶，不涂任何釉彩，质地独特；在造型上，则以盛唐高贵的中年妇女为雕塑对象，塑造盛唐"美人"，成为标准式的"唐俑"。有三件胖妇俑，其中一件左手残损，右手抚弄一婴儿，眉目表情慈祥而俊美，流露出母爱情怀，她的服饰特点是长袍下摆宽大。另外两件体形更胖，长袍下摆也更为夸张。这三件女俑的塑造技术，熟练自然，衣纹明快，刀痕如新，不像三彩女俑那样以写实手法作精细的表现，而是接近于现代人物雕塑的速写草样。 　　从总体上看，唐代的女俑是写实的。由于区域不同、社会习俗不同、审美爱好不同，女俑的形象也不尽相同。如在西安唐京城，多以丰腴或肥胖为美；而长江流域或江南一带，则多以身段苗条为美。但丰腴之美毕竟是唐宫廷贵妇的规范，甚至连偏远的新疆东部地区也受到影响，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女俑，其颜面的花饰就是长安京城贵族妇女最流行的样式，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盛唐之时中原文化的强大力量。 　　3。男俑唐代墓俑中的男俑样式很多，除武士、仪仗、驭马卒等需要由男性担任俑人外，一般的侍从也有由男性担任的。他们的装扮，从隋至唐有了明显的变化，隋代男俑着广袖长袍，有的外套。。裆，有的袒肩披露，身体硬直，脸形丰满适中，到唐代则大不一样，这可从郑仁泰墓、永泰公主墓、章怀墓、懿德二太子墓以及一些唐墓中得到证明。如郑仁泰墓中的侍从男俑，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服饰也不同，大约有六种样式：1。头戴高冠，身穿宽袖外衣，外套。。裆（背心），袖、领和下衿均饰有花边，宽裤腿，如意履，年稍长，有须。 　　2。头戴高冠，身穿方领交衿，宽袖外衣，无。。裆。内穿圆领内衣，裤、履同1。 　　3。头戴笼冠，穿方领长袍。 　　4。幞头，身披高领外衣，内圆领窄袖长袍，足穿靴，或卷须或八字须。 　　5。幞头，穿圆领褊衿窄袖长袍，足穿长筒尖头靴，面容光而无须。 　　6。卷发，上身斜披巾，劲戴项圈，下身穿短裤。 　　唐代的侍从男俑一般可分为"崑。。奴"俑和"胡俑"与一般的侍役俑。 　　唐代统治阶级为了夸耀其宫廷强大，大量雇用西域少数民族或卷发黑肤色的西亚人任奴仆、驭马、饲马等杂役。同时，由于西亚一带盛产名马，而唐宫廷又多养这类壮马，那么饲马、驭马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当地人身上，所以，在一些唐墓出土中常有"崑。。奴"俑和"胡俑"。 　　在出土的侍从男俑中，有两件髯鬚短袍俑，他们的身份都是马卒，体质健壮，神态昂然，表现出少数民族劳动阶层开朗活泼的性格。如其中一个，头戴尖顶毡帽，身穿翻领短袍、右臂平曲向左边侧转。两腿叉立，全身气力充沛，一看就知道是个牵马者。另一牵马者从面型到服饰装扮，都有着浓厚的异国情调，面目表情生动，好像正高唱着家乡的民歌。 　　有两件童装俑，他们的身份也是马卒，身体矫健，精神抖擞，动态灵活，充满着青年人特有的生气。 　　还有一个卷发仆童俑，是一位身着少数民族短外衣的球童，右臂间挟着个皮球，他的形象和神态都非常生动。 　　陕西博物馆藏有三件髯须胡人俑、一件卷发的胡俑头像。其中有一件深目高鼻髯须，属于阿拉伯类型的典型人物，有一件头戴毛线风帽，又目熠熠有神，带着某种惊喜之情；另一件幞头髯须，肌肉夸张，神情毕现；还有一件无须卷发，瞪目作态，富有个性。 　　以上这几件男俑，人物刻画得细致真实、惟妙惟肖，从中可以领略唐代塑工们高超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 　　唐代的侍役男俑，有侍从和执役两种。因为侍从的身份高于执役，所以他们的服饰装扮和神态表情也不同。 　　至目前，唐代劳动俑极少，只有1975　年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有一组从事箕粮、磨面到烙饼等工作的女劳动俑；在山东济南附近唐墓中，也出土了一件手提水壶背负包袋的髯须老人俑，从毡帽毡靴和翻领短袍等装扮上看，他是一位来自阿拉伯的商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与西亚各国的经济交往。侍从俑一般是用泥塑的，很少用石雕，在西安的一座唐墓中曾出土两件用白大理石雕成的侍从俑，他们满带着弓箭佩刀提袋等出猎工具，显然是为服侍主人外出打猎而准备的。雕技精湛，似可看到头发的细丝和感受到皮靴柔软的质感，充分显示了艺匠高超的写实技巧，不愧为唐代雕塑艺术的杰作。4。乐舞俳优俑在我国古代，乐舞的种类很多，大的类别可分为"雅乐"和"杂乐"两类，前者用于郊庙大典，后者则用于宴会享乐。雅乐和杂乐中细目繁多，各项的舞姿、所配音乐和乐器均不同。乐舞者多数为婀娜多姿的女性。乐舞俑正是根据乐舞者的形象制作而成的。50　年代在河南洛阳出土的乐舞俑特别多，遗憾的是大多数早已流失海外。 　　在河南洛阳唐墓出土的3　件乐舞俑，都是唐代乐舞俑中较为优异的作品。这些乐舞俑装扮不一，神态优美动人。 　　俳优俑和乐舞俑一样，是供死者赏乐的。所谓"俳赏"，就是在歌舞之外兼长于戏谑性的说唱表演，也称为优伶或俳优。早在秦汉时代，就有所谓俳优百戏，到了唐代流行一种"参军戏"，由"参军"和"苍鹘"两个角色作各种滑稽的对话表演。这种俳优式的随葬俑像，在唐代墓葬俑人中很多，而且多为男性。如陕西长安唐京城附近唐墓出土的歌舞俑中，有一组俳优俑群，其中那件手舞足蹈的歌唱者，刻画得惟妙惟肖，似有动人的歌声送入耳鼓。 　　唐代的俳优俑，也有身着异国服饰或胡服的，这些俳优俑往往动作明快热烈，表情丰富动人。此外，还有不少属于乐舞俑、俳优俑的杰作，如三彩"驼乐俑"和怀抱琵琶的伎乐俑，都达到了惟妙惟肖的艺术高度。 　　5。骑卫仪仗俑唐代封建贵族，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日常生活中不仅有很多奴仆侍从和舞乐说唱的供奉，在出外游猎时，还有更多的侍卫仪仗护从。在《新唐书·仪卫志》中，对于帝王宫廷贵族等出外仪卫阵容人数等都有规定。现出土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叔父李寿墓中，其墓室甬道左右壁彩画有盛大的行骑卫仪仗队。这类骑卫仪仗，在许多出土的唐墓都常有出现，仪仗队里不仅有卫士，也有侍女的队伍。因为唐代妇女也多喜骑马，宫廷中为护从女主人骑马的女侍卫也很多。如在永泰公主墓中出土的870　多件俑人中，男骑士俑有220　多件，女骑士俑有70　多件。在懿德太子墓中出土的随葬俑900　多件，其中以三彩武士骑俑、贴金铠甲男骑俑、帷帽男骑俑、幞头男骑俑、小冠男骑俑等骑卫仪仗俑占多数。 　　在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男女骑卫中，多数为画彩陶俑。如其中有一女骑俑，头戴一顶当时唐俑中极少见的宽檐便帽，身着敞领短襦，下着长裙，仪态安详，控缰缓行，整个造型极优美生动。另一男骑俑，姿势动态也很真实。在同墓出土的出猎仪仗俑中，有一骑士身后带有猎狗，机警地坐于马的后背上。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男女骑卫仪仗俑，人物姿态各异，有的携带着鹰犬以伴从出猎，有的吹奏着号角以壮声威，有的仰视天空以搜寻飞雁猎物，表现了唐代塑工们在俑塑方面的卓越成就。 　　6。动物俑隋唐的动物俑是很多的，常见的有鸡、狗、猪、羊、牛、豕、马、骆驼等，可以说诸类俱全。其中尤以唐墓出土的马俑和骆驼俑最为绝妙。 　　在人们的意识中，马是勇武的象征。早在秦代就有以骑兵代替车战、秦穆公使伯乐相千里马、秦始皇陵的骑兵队伍出现。并且很早以前马俑和鞍马俑就作为随葬品。到唐代，马和鞍马就更多了，马匹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加上统治阶级大量养马，尤其喜欢养西域名马，所以唐代的养马和爱马远胜于汉代。唐太宗李世民爱马，因而有了昭陵六骏这样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念性雕刻。唐玄宗李隆基爱马，"御厩"中常常名马万匹，画马的大画家也应运而生，曹霸、韩幹便是。就连一般的贵族，也都争相以养名马好马为荣。因此，唐墓中随葬的马俑和鞍马俑很多。 　　马受到重视，出现了画马名家，马的雕刻艺术也大大提高。秦汉墓莽中那四平八稳、站立姿势呆板的造型，到唐代时已变为四腿着地，静中有动的骠悍形象。 　　西安唐墓出土了三件质地不同的鞍马。其中有一匹三彩釉马，昂首屹立，正在嘶鸣，神态英武逼真；有一匹单纯黄釉马，俯首后退，显出难以制驭的倔强性格；另一匹是陶质彩绘马，仰首向天，表现为雄性马常见的嘶鸣求偶的特殊姿态。这三匹马膘肥体壮，富有活力，象征着唐帝国国力的强大。另外还有一件出自西安的唐三彩奔骑俑，曾载于1980　年《人民画报》上，马作四腿平扑的疾奔姿势，其奔势比武威出土的东汉青铜奔马更为快速，神态机警矫健，全身肌肉富有变化，颈项鬃毛和鞍上花毡随风飘动，产生柔软的质感。马的全身施以绛黄色釉，少数局部间以黄彩，而乘坐在马上的双髻童子和坐氈则涂为蓝绿色或蓝、绿、黄相间的和谐釉彩，形与色的完美交织使这一骑俑的整体呈现出光华灿烂之美，堪称希世珍奇的骑马俑，是雕塑匠师们智慧的结晶。 　　骆驼与马一样，也可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在唐墓出土了很多骆驼俑。 　　唐代的骆驼俑制作水平很高，无论是对真实形象的刻画，还是对性能和动态的表现，都是惟妙惟肖的。如胡人骑骆驼的形象，有的翘首望前，向漫无边际的沙漠前进；有的昂首长鸣，正待站立，前脚还在跑着，后脚先起，尾巴翘转，完全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甚至在骆驼前胸项下以及前腿上的披毛极其精细而真实地雕了出来，对此，我们不能不惊叹古代塑工们的艺术才能。（四）装饰雕塑艺术1。桥、塔的装饰雕刻隋唐两代的宫殿建筑和碑石墓志及其他工艺雕刻的空前发展，促进了装饰雕塑艺术的发展。 　　隋唐帝王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建筑装饰、雕刻、绘画样样备极。但隋唐时代的宫殿建筑物早已毁失了。隋唐的佛塔和桥梁建筑至今尚有少数存在，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隋唐时代的装饰雕塑艺术的发展情况。 　　安济桥，是隋代一位民间石工李春一手设计建造起来的。这座桥全部用石料建筑而成，桥拱跨度很大，所有的桥栏板都雕刻有装饰物。其中有一栏板，雕刻着蛟龙穿岩的形象，从龙的题材看，显然是承袭商、周有铜器上的夔龙加以演化而来的，现在把它雕成穿岩的栏板装饰，应是寓有龙能激水之意。从其造型看，神龙形态矫健，极富装饰效果。雕法洗练，刀锋犀利，是一件艺术性很强的石雕作品。安济桥上的石栏和栏板的装饰雕刻，除蛟龙以外还有其他的动物和植物纹样，均精细生动，充分体现了隋代民间雕刻匠工的创造才能。 　　西安大雁塔，是初唐时代的佛教建筑，为唐玄奘译经之所。其塔门形制，是在塔的下层四门上端，横以半圆形门楣石，门框也是用石条建成。所有门框、门楣，满饰阴线刻出的佛菩萨天王像。在大雁塔的南门和西门门楣上，刻有佛说法图，特别是西门楣，连佛殿也一齐刻了出来。南门楣所刻说法图，场面宏大，除中央坐佛和众多的胁侍以外，还刻出了两身供养菩萨，很惹人注目。这一说法图线条坚劲流动，人物造型完美，在唐代线刻人物中可称为上乘之作。大雁塔门框上，刻出各种形神不一的护法神王，其题材和形式与一般石窟中的同类雕塑制作很相似，只是这里是接近于绘画形成的线刻，刻线特别劲健有力，与南门楣上的线刻佛、菩萨同样，都表现了中国古代绘画中所谓"铁线描"的造型特点。在现今能见到的唐代线刻艺术作品中，大雁塔的线刻佛菩萨天王像可谓难得的珍品，是研究唐代雕塑艺术的珍贵资料。2。碑石、墓志的装饰雕刻碑石、墓志的装饰雕刻艺术是从东汉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到隋、唐时代更为流行，特别是唐代，已达到瑰丽绚烂的阶段。 　　就碑的装饰雕刻来说，在碑头、碑身、碑座各部分所刻的花纹图案都不相同。 　　唐代碑头的雕刻，结构复杂。一般是由八条蟠龙相互缠绕，龙头低垂于碑头两侧，身躯绕于碑顶，形成半圆形。在碑的正面中心，即龙身纠结处，刻出备为题名的碑额。碑头雕刻，除蟠龙形式以外，当然也有很多特殊的样式。 　　唐代碑石装饰之丰富，更多的体现在碑身和碑座两个部分。碑身两侧刻有唐代纹饰中常见的缠枝海石榴或西番莲，在曲折的枝叶间，衬托着菩萨、狮子、凤鸟、鸳鸯以及佛教神话中的迦陵鸟。碑座的装饰与碑侧的花纹相适应，一般多在碑座两侧刻狮子蔓草，并且大多用流动的阴线刻前肢起立、腾跃怒吼的雄狮子。但也有特例，把狮子改为瑞兽。西安碑林所藏唐碑的《集王羲之圣教序》、《大智禅师功德碑》、《石台孝经》、《隆禅法师碑》，其碑头、碑身、碑座可称为唐碑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表现出唐代特有的艺术造型和风格。 　　隋唐的墓志装饰雕刻，主要沿袭北朝墓志风格并有所发展。隋代和唐代的墓志装饰，在周边雕刻的图案纹饰、题材和结构上有所不同。隋代是南北朝到唐代的过渡期，纹饰简洁疏朗，题材仍是北朝纹饰中最多见的忍冬草，枝叶劲壮，显示出启发未来的形象特征。而唐代由于时代的发展，一切文化艺术都表现为绚丽精美，纹饰已不是忍冬草，而是唐代最常见的宝相花和缠枝西番莲，并在花叶中配以奔腾的狮子和瑞兽，灿烂飞动，富有生气。 　　3。石椁、石棺的线刻艺术唐代石椁出土较多。著称于世的有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和唐高祖李渊的族弟李寿、侍臣郑仁泰以及唐中宗的皇后韦氏族弟韦泂和韦顼墓椁。其中又以永泰公主和韦泂、韦顼墓椁最有代表性。 　　永泰公主墓椁很高大，椁壁由10　块厚石板和10　根石倚柱构成，每块石板内外两面都用细线刻出宫女侍从人物，装扮和动态各不相同。多数人们正在花园里款步。在人物背景空间刻上飞鸣的禽鸟和奇花异卉作为衬托，墓椁生活气息浓郁。如其中有一石，上刻一身着紧身敞领罗襦、下系曳地长裙的宫女，双手正撩起纱巾披到肩上。不仅神态婀娜娇美、宛如一幅美好的唐代仕女画，而且将唐宫女的服饰和纱巾的披绕方式都清楚地显示出来，也有助于唐代服饰的研究。画面上还有一对鸾鸟飞鸣空际，与盛开在宫女足边的香花上下映照。再加上周边满布繁丽的宝相花边框，更加衬托出这幅人物画的华丽超众。另一石板上刻有二个正在花间谈话的宫女，雕刻精细，从发式上就可以看出她们不同的身份和年龄。少女手捧果盘，妇人似有所吩咐，彼此间的神态，刻画得生动而亲切，空间背景也是飞鸟琼花，景色幽丽。从人物脚边刻出的山石景色，也可看出她们是在皇家的御花园中游乐。 　　在唐代的石椁线刻艺术中，较突出的还有韦泂和韦顼夫妇合葬的石椁。 　　韦泂石椁线条圆劲有力，韦顼石椁线刻所用的则是游丝般的细线，这是因为韦泂的仆从多为男性，而石椁所表现的是宫廷妇女的形态神情。从刻线的艺术性来说，这两椁已发挥了唐代线刻人物的优点。 　　在已出土的隋代墓葬中，虽未见有如唐代那样的石椁，但石椁却并不少见。如西安出土的李静训墓，墓椁仅为岩石板镶成，雕刻工程则集中在石椁内的石棺上，装饰雕刻的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石棺上的雕饰，独出心裁，外形雕制为一座三开间的殿宇，棺盖雕为歇山式的大屋顶，前壁殿门左右，线刻守门侍女，两侧间刻为青龙白虎，其他楹柱殿壁，满刻缠枝花鸟。虽系线刻，但隐约中仍可看出平雕剔地的手法，用这样精雕细琢的石棺入葬，随葬的金玉珍奇，可想而知。如其中的一串镶有红宝石的金项链，就是精工镂雕的艺术珍品。 　　除永泰公主墓椁和李静训墓棺外，还有一些墓椁、墓棺的线刻很精绝，在墓门上也刻有与墓椁、墓棺同样的线刻人物，并间以边饰花纹。这些线刻同为隋唐装饰雕刻艺术的珍贵遗产。 　　4。印章雕刻艺术隋唐五代的工艺小品雕刻丰富多彩。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需要，隋唐时期在发展小型金铜铸像、铜镜、金银器皿雕镂的同时，属于日常生活用品的雕刻欣赏小品，如砚石、墨架、书镇、印章及其他的手杖把、麈尾柄、剑鞘、佩玉等等，也无不雕镂精巧，高出前代。 　　印章雕刻，其实就是碑石雕刻的一种，也是一种"线的艺术"，只不过体积缩小了。这种线的艺术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孤立的一字的好坏，而且要做到字与字疏密相间、配合得宜，共同组成为一幅整体的图案。 　　隋唐时代的印章应用广泛，由于纸张的发明与普及，隋唐时代的印章渐渐由封泥形式进而发展为蘸印泥钤盖在纸上。作为封泥使用的印章，尺寸不宜大，捺在软泥上，白文印显得醒目。而用印泥钤盖在纸上时，尺寸可自由放大到五、六厘米，朱文印的效果必然清晰。 　　印章放大后，要求有效地在空间中填得停匀齐整，所以隋唐的官印，其文字大多采用盘曲折叠的九叠文。这种九叠文基本以小篆为形体，将某些笔画反复折叠，达到布局上的平满匀称，甚至个别笔画有叠之十叠以上的。这种创作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隋唐时代印章制作者的审美趣味。 　　在遗留下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隋官印有"广纳官印"、"观阳界印"；唐官印有"鸡林道经略史之印"、"蒲类州之印"、"淳化县之印"、"归顺州印"，"中书省之印"、"尚书兵部之印"等。从印文字句上看，似乎隋官印多不加"之"字，而在唐官印中很多出现"之印"字样。 　　"中书省之印"，是传世极少的唐代官印之一。"中书"二字一简一繁，占一行，"中"字一竖下端屈曲与"之"字相呼应，"省、之、印"三字另占一行，并压缩"印"字，全印统一在圆形的基调中，所以，"书"字"曰"部也作圆形。印中文字均与上下连接，互相呼应，给人以匀称和谐之美。如"尚书兵部之印"，这是一方没有钮的唐代瓦质印章，是一方殉葬用的明器。此印六字分列成行，每字的横线条都带波形，虽然部分边线和文字残损，但全印仍给人一种典雅秀丽的印象。 　　四、隋唐五代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它是中国的国粹，它是东方艺术中时间最悠久、空间最辽阔、内涵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一种艺术，它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它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中国书法艺术肇始于汉字产生阶段。历经史前书法艺术的"刻画符号" 　　阶段、仰韶文化晚期的"陶文"阶段，至开天辟地的盘古氏，在"三皇"、"五帝"的古史中，已经有了"伏羲画卦说"、"神农结绳说"、"仓颉造字说"，于是有了书法艺术史混沌初开的第一页。伴随人类文明的进程，书法艺术渡过了朦胧期，进入到蓬勃发展涨落有序的生长期。这个时期，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再到秦汉王朝，共计2500　年的历史期间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接踵出现。以后的篆体、隶体、草体、楷体等书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过程中定型完备，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的发展。 　　当中国书法艺术告别混沌期，走过有序期，正式跨入繁荣昌盛阶段，已是东汉时代了。东汉打开了书法艺术繁荣的大门，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为繁荣的第一阶段。此期之书法度高韵胜，在整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500　多年历史中交相辉映，蔚为壮观。 　　接着，中国书法艺术从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度高韵胜，走入第二个繁荣阶段，这就是隋唐五代的求规隆法时期。从"尚韵"到"尚法"，这是书法艺术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中国书法艺术的"法"也就是从唐代书法艺术尚法开始制定的。"法"不是单纯的字法、章法，法生于韵，法长于韵，法是神采与形质的高度统一，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唐代以无懈可击的法度，把书法艺术推向高峰，形成了豪华壮丽、雄浑奔放、规整博大的艺术特色。明代项穆的《书法雅言》说得好："大要开卷之初，犹高人君子之远来，遥而望之，标格威仪，清秀端伟，飘摇若神仙，魁梧如尊贵矣。及其入门，近而察之，气体充和，容止雍穆，厚德如虑愚，威重如山岳矣。适其在席，器宇恢乎有空，辞气溢然倾听，挫之不怒，惕之不惊，诱之不移，陵之不屈，道气德辉，蔼然服众，令人鄙吝自消矣。"这段文字形象地描述出唐代的书法之美，远看"魁梧如尊贵"，近看"威重如山岳"，细看"道气德辉，蔼然服众"。唐代书法的这种风格，正是"唐人尚法"所带来的。唐人之"法"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壮丽之法，这充分体现在楷书、草书、行书、篆书和隶书之中，无论哪一种书体都能体现出盛唐的气象。 　　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至唐代，呈现出鼎盛的局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强盛统一的社会政治经济作为强大后盾。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灭亡的教训，知人善用，同时又制定了一套巩固统治的制度，形成唐代建国初二十年"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盛况空前的"贞观之治"。此后，从武则天的"僭于上而治于下"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治"，呈现出一派超越两汉的兴盛气象，奠定了唐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对唐代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势强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也作过这样的描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唐代书法的繁盛，正是根植于发达的大唐文化之中，"书体之美，魏晋以后，始以为名矣；唐以后，始以为学矣。"（龚自珍《说刻石》）与中国诗的历程几乎一致，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审美自觉，而在唐代则达到无可再现的高峰。 　　另一个原因是唐代帝王极力重视、推崇书法。唐代自太宗李世民以下高宗、睿宗、玄宗、肃宗、宣宗以及窦后、武后和诸王都好书法。统治者对书法艺术的重视和亲身实践，使书法与诗一样，成为唐代最为普及的艺术。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唐则全面采取了这些措施。唐代在铨选人才时，有四项考察标准，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对书的要求，必须是"楷法遒美"。与此同时，朝廷又开创性地在最高学府中设立书学，形成书学与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和算学比肩并立的格局。于是，唐代的书法艺术自然走向繁盛。诚如《书法艺术》（中国书法杂志社编）所说："有唐一代书法，真草篆隶行，百花齐放，争奇斗妍；欧、虞、褚、薛、李、孙、颜、柳，颠张狂素，群星熠熠，组成了中国书法上空前绝后，最为辉煌的图卷。" 　　唐文化的高度发达及文化的对外辐射，不仅使我国书法艺术得以迅速发展，而且把中国书法艺术推向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书法传到东瀛后，经过彼邦人士世世代代耕耘，形成了与"茶道"、"花道"三足鼎立的"书道"，如今足与中国书法相颉颃、相媲美。 　　但是，到了唐末，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至极。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给李唐王朝以最后的毁灭性的打击。公元907　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由此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称五代，又有前蜀、吴、楚、闵、南唐、荆南、后蜀、南汉、吴越、北汉十国。这种分裂混乱的局面持续了54　年，其间兵戈叠起。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无可奈何的现实，多采取逃遁退避的态度，因此，在艺术情趣上转向于对人的心境、意趣的表现。于是，在文学上产生了以李后主为代表的五代词，在书法上杨凝式承唐末之余绪成为这一时期的砥柱中流，但终因兵荒马乱，五代书法在总体上呈凋落衰败的趋势。 　　隋唐五代书法艺术经历了一个发展、兴盛而至衰落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把隋唐五代书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隋至初唐阶段。隋朝的时间是短暂的，但隋代书法之书风与初唐相一致，所以，隋代是书法史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初唐在书法上是一个继承与立法的阶段。以初唐四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为代表的书家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倡导下，他们努力继承优秀传统，并不断更新审美观念，创立新的楷书规范。他们的楷书一变六朝遗法而臻于极致。虞世南的书法外柔内刚，气宇轩昂；欧阳询的书法险劲峭拔，淬砺猛锐；褚遂良的书法豪劲清润，温雅舒展；薛稷的书法瘦劲疏朗，志驱千里。他们都表现出南方书风之流美飞扬与北碑之凝重严谨相交融的特点，达到了刚柔相济的美的境界。同时，他们的楷书又代表着"重间架"的初唐书法主流。二是盛唐中唐阶段。如果说初唐书法是以继承为主的话，那么，盛唐中唐书法就更有新意了。盛唐中唐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有时代精神、有强烈个性特征的书法家，他们是张旭、贺知章、颜真卿、怀素、李白、梁升卿、苏灵芝、蔡有邻、史惟则、李潮、韩择木、李隆基、张从申、尹元凯、李阳冰、魏栖悟、徐浩、沈传师等，特别是张旭、颜真卿、怀素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被公认为划时代的书法革新大家；与此相应，产生了一大批博大雄奇的书法作品，无论是楷书、行书、隶书、草书、篆书都有无愧于时代的杰作。三是晚唐五代阶段。书法由盛极而趋于衰落。柳公权是晚唐大家，他师承颜真卿，独出新意，创造出清劲峻拔的柳体，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但已经失去盛唐中唐那种豪迈壮丽之美了。到了五代，杨凝式师法欧、颜，上溯二王，书以行、草称，似是唐书"尚法"的回光折射，又开宋书"尚意"之先河。隋唐五代书法就是这样辉煌地走过了400　年发展历程。 　　（一）楷　书楷书即真书、正书。 　　楷书萌芽于汉末，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代。魏代钟繇"师资德计、驰骛曹、蔡"（《书旨述》），"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秦汉以来，一人而已。"①从流传至今的书法遗迹来说，钟繇的楷书确实最早，《宣和书谱》称他的《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是非常准确的。钟繇是楷书之祖，但他的楷书还是楷隶，只有到了东晋王羲之和王献之在《乐毅论》和《洛神赋》中，楷法方进一步得到体现，此后，广为流传。但二王的楷书自然秀逸，缺乏豪迈雄强之骨力。到了南北朝，北方"胡"族先后进入内地、纷纷建立政权，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质，使这些民族形成一个"胡"文化共同体，与中原的"汉"文化发生持久而激烈的冲突，从而在书法上促使楷书掀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无论是造像题记，还是摩崖墓志，都在楷体上下功夫。魏体楷书以雄健为主调，由于多系民间无名书家所作，其结体多样而无定式，但充满活力，故魏楷以特有的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隋唐是大一统的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实行大一统，书法自然也不例外，于是楷书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也就是尚法的高潮。此期，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盛唐颜真卿、晚唐柳公权的楷法登峰造极，是后代难以逾越的高峰。欧、虞、褚、薛、颜、柳合称唐楷六大家，是我们探讨隋唐五代楷书艺术的主要对象。 　　当我们叙述唐楷书家时，有必要先谈谈隋代楷书。隋代虽短暂，但隋代楷书却是尚法的过渡阶段。对于隋碑的楷书风格，沙孟海先生从字体结构上作了分类，为以下四种：第一，平正淳和美。这一风格继承二王书风，以丁道护为代表。《书林藻鉴》评曰："隋以丁道护所得之法为最多。蔡襄谓其兼后魏之遗。赵孟坚谓其有右军一榻直下之妙。则由内承周齐之绪，外沐梁陈之风，淳朴未散，纤丽相乘，固时会有以成之耳。"丁道护的代表作是《启法寺碑》。丁道护平正和美之书风，下启虞世南和殷令名。 　　第二，峻严方饬美。这一风格是从北魏的造像、摩崖、墓志中兑变来的，以《董美人墓志》、《苏慈墓志》为代表。《董美人墓志》端庄妍美、峻严挺拔、骨秀而不瘦、肌丰而不肥的风格，下启欧阳询和欧阳通。 　　第三，浑厚圆劲美。这风格由北齐《泰山金刚经》、《文殊经碑》等碑变化而来，以《曹植庙碑》、《章仇禹生造像》为代表。《曹植庙碑》笔法圆浑、筋强骨胜、庄和稳重，对唐颜真卿影响很大。 　　第四，秀朗细挺美。这书风也从北齐书风变化而来，运笔细挺，自成另一境界，以《龙藏寺碑》为代表。《龙藏寺碑》纯净雅健、秀韵芳情之美，开启了初唐褚遂良、薛稷之书风。 　　根据上面这四种风格，我们可以断定唐楷的形成，正是在隋碑艺术这片沃土上孕育出来的。 　　1。欧阳询及其书作欧阳询（公元557-641　年）字信本，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自幼 　　①　宋朱长文《书断》。 　　聪颖过人，博贯经史，曾为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欧阳询为书法吏上第一大楷书家。 　　欧阳询书学王羲之楷书，兼攻隋碑，用笔法度森严自成一家风骨。其书自名为"欧体"，与颜（真卿）体、柳（公权）体、赵（孟頫）体并驾齐驱。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评其书云："杰出当世，显名唐初，尺牍所传，人以为法，虽戎狄亦慕其声。。。其正书，纤浓得体，刚劲不挠，有正人执法，而执廷争之风；至其点画工妙，意态精密，无以尚也。"欧阳询以楷书为最，代表作有《皇甫誔碑》、《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小楷千字文》等。其他书作也颇多，隶书有《房彦谦碑》，行书有《史事帖》、《卜商帖》、《张翰帖》、《梦尊帖》等。除了传世书迹之外，欧阳询一生辛勤翰墨，呕心沥血，总结出书法创作经验，有《三十六法》、《八诀》、《传授诀》、《用笔论》等书论精粹留给后世。 　　《化度寺碑》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贞观五年（公元631　年），化度寺邕禅师圆寂，修建舍利塔，此为铭文，散骑常侍李百药撰，欧阳询书丹，正书，35　行，每行33　字。原碑不存。清光绪末年（1896　年），在敦煌石室发现了此碑唐拓剪裱残本6　页。首页被法国人伯希和得去，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其余5　页被英国人斯坦因携去，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化度寺碑》为欧阳询75　岁时的碑书作品，风格老而弥精，既有北方书风的艺术意象，点画工妙，意态自然；又有神清骨秀的南方书风的痕迹。可见，此时他已将南北两派书法艺术的精妙特长，成功地熔铸为一炉，独创一体。如果将此碑与魏碑楷书相比，他已将楷书用笔的方法极端地提纯净化了，寓个人情感于笔墨之中，所以在下笔、收笔、挑出或转折等处，全都小心收敛，含蓄蕴藉，给人造成一种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本该有的泼墨淋漓状的印象。这也正是"欧体"书艺流派的审美特征之所在。《化度寺碑》将雄健刚直的骨力与典雅丽泽的丰神，衡剂而成一体，结字稳健凝重，为初唐书法所少见，历代书家对此碑的评价颇高，南宋姜夔甚至将其列为神品。的确，《化度寺碑》是欧阳询人书俱老的得意之作。 　　继《化度寺碑》之后，隔年欧阳询又创作了《九成宫醴泉铭》。 　　《九成宫醴泉铭》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刻，魏徵撰文。正书，24　行，每行49　字，碑高2.5　米，宽1.2　米，今在陕西省麟游县天台山。最精良的历代拓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九成宫醴泉铭》影响很大，有两个原因：一是此碑有特殊的历史因素，一是此碑的艺术价值很高。据传，太宗于贞观六年夏天避暑于天台山九成宫，一时感到水源不足，以手杖戳地，希望在此能得到水泉，随命工匠凿地成泉，其水味甘醇，太宗大悦，即命其名曰"醴泉"。唐秘书监魏徵奉旨作铭，欧阳询奉旨写此铭，而刻石于九成宫内，永留纪念。书写此碑时欧阳询已76岁高龄了，但因是应诏而作，书写时恭谨严肃，一笔不苟，故用笔、结构高华深穆，气象万千，字围较大，字体方正，丰厚挺拔，有晋人风韵，并开唐人楷风。间架开张，能敛能伸，能擒能纵，无施不可。转笔处一提一按，随势抽锋，写得似方非方，似圆非圆，有右军《黄庭经》、《乐毅论》遗意。请看他碑中的字，如"充"，点画多变化，顶点为竖点；"昆"之"比"左右参差，"可"之"口"与横端相并，"凿" 　　与"井"笔画相差悬殊，却气势调和。纵观此帖，端庄严整而不呆板，紧密刚劲而不局促，于平稳中见险绝。此碑历来为学术者所重，如陈继儒评曰："此帖如深山主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石墨镌华》则誉此碑为正书第一。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楷书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他晚年奉旨而苦心经营的得意之作，他的书名和他在初唐楷书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正是由此碑而树立起来的。如果把《九成宫醴泉铭》与《化度寺碑》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欧书的字形大体上"易方为长"，造成一种恰似"黄金分割比例"般的态式，并且采用移位、借篆、借行、借草、换型等方法，而使字形结构变古意为新意。在章法布势上，此碑结字大小扁方、浑然一章，如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指出，欧阳询常把大字写得更大，小字写得更小，字形长的写得特长，字形扁的写得特扁。这种艺术夸张充分体现了一个大艺术家应有的胆略和气魄。对此，清代翁方纲在他的《复初斋文集》中作了准确而具体的评价："率更正书《九成宫》、《皇甫》、《虞恭》皆前半毅力，入后渐为轻敛，虽以《化度》淳古无上之品，亦后半敛于前半，此其自成笔格，终身如一者也。惟《醴泉铭》前半遒劲，后半宽和，与诸碑之前舒后敛者不同。岂以奉敕之书为表瑞而作，抑以字势稍大，故不归敛，而归于舒欤？要之合其结体，权其章法，是率更平生特出匠意之构，千门万户，规矩方圆之至者矣。斯所以范围诸家，程式百代也。"《九成宫醴泉铭》正是欧阳询"范围诸家，程式百代"的奥秘所在，也是楷书法则定型前期的里程碑。 　　2。虞世南及其书作虞世南（公元558-638　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官至秘书监，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赐封永兴公，世称虞永兴。虞世南为初唐四大楷书家之一。 　　虞世南曾跟智永禅师学过笔法，后人说他得了山阴真传。他继承王羲之的书法传统，又吸取了北碑之长，融南北书风为一炉，而创造出自成一家的面貌。故在唐初楷书家中，与欧阳询各领风骚，欧主峻整，虞主潇洒。由于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二王"书法，所以虞世南深受太宗青睐，其书名亦由此大噪。虞世南书法用笔圆润，坚挺遒劲而不露锋芒，外柔内刚，平正安详，自然沉重，法度森严，而又潇散洒落。这与中华民族的中和虚静美学传统极能相容，后代的褚遂良、陆柬之、蔡襄、赵孟頫、祝允明、董其昌、乾隆帝等，都是虞世南书法的崇拜者。后代书论评他这种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的书风为"君子藏器"，有"内含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之誉。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69　岁时写的，这时他的书法已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此碑用笔骨力遒劲，俊朗圆润，笔势轻盈秀丽，结体安排巧妙，表现了一种外秀内刚的力感，在运笔上，藏锋、露锋、筑锋、侧锋、中锋根据需要而用，使笔下的字，平正中见姿荣，秀媚里有遒健，圆腴而包含神气，飘逸而不失劲力。如精美的"戈"法就突出表现了主笔的风格个性特征，"则"之"刂"又是书家的传神之笔。综观该碑，点画无一不精思殚志，风神浮动，一波三折，转折顿挫，力达锋端。明代董其昌说："虞永兴书，尝自谓于道字有悟，盖于发笔处出锋如抽刀断水，正与颜太师锥画沙屋漏痕同趣。"从结构上看，《孔子庙堂碑》表现的是典型的南派书法艺术的特点，横平坚直，左紧右舒，右肩略微抬起，字形稍狭长，独具灵巧、潇洒的风姿。向右伸展的"戈法"、"波捺"、"浮鹅笔"都有扩张之势，使得字形更为飞逸，气韵生动。在章法上，此碑"字距玉筋"。 　　虞世南身为唐初谏臣，敢于直言不讳，活到81　岁才去世。唐太宗评价他是"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并称他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虞世南是一代大书法家，而唐太宗对他的评价却把书法放在第五位，这是因为书法美是人格美的体现。 　　虞世南的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境界。其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此外，还有其他墨迹传世，有《破邪论序》、《千人斋疏》、《道场碑》、《千文》、《心经》等。 　　《孔子庙堂碑》记述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封孔子后裔，并修葺孔庙之事。碑刻立于贞观初年，虞世南撰文并书丹。石立后"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不久碑石就被毁坏。武后时又命丞相王旦重刻，正书，35　行，每行64　字，后又毁。原拓本在宋时已不多见，故黄庭坚说："孔庙与行距都较大，显得宽舒明丽，风畅日和。《孔子庙堂碑》正是这样，一反过去以技巧为本位的作法，而把重点放在那伟大而沉静的精神传达上，透过那肥瘦适中、刚柔相济而又极其纯净的线条，以及那端正静穆而又宽疏的结体，表现出虞书那阳刚美与阴柔美巧妙结合为一体的"中正冲和"的最高境界。 　　《破邪论序》为虞世南晚年撰序并书，是一帧著名的小楷作品。其通篇用笔内捩柔和，转折处不藏棱角，故绝无剑拔弩张之态，笔势圆润，气息充盈。这种饱满的精神贯穿于此碑那错综得体的布白中。全篇虚白疏朗，经营从容，行距虽宽，却不松散。每行虽字数相等，但有竖列而无横行，真是匠心独运，虚实合度，相映成趣。明代王世贞曾云："世南书迹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邪论序》，稍大者《孔子庙堂碑》而已。"他对《破邪论序》书作推崇备至，评为"几夺天巧"，但确实不为过。此碑在笔法的运用与布白的调度上可谓恰到好处，变化无穷。如果拿此碑与《孔子庙堂碑》相比，《庙堂碑》为大楷，《破邪论序》为小楷，各有特点，但二者均代表虞书宗法二王而又另辟蹊径的最高水平。后代也有人评价虞书继承多于创造，甚至大作文章，贬低虞书的地位和价值。殊不知"任何艺术家都师法其他艺术家的风格，采用其他艺术家用过的素材，像其他人已经处理过的方式那样处理它们。"①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都是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书法家之间的"合作"成果。虞世南毕竟还是虞世南，他创造出于凝重严肃之中含流美飞扬韵味的"虞体"书法。 　　3。褚遂良及其书作褚遂良（公元596-659　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虞世南的学生，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徵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论书。"魏徵立即向他推荐："褚遂良笔下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从此，褚遂良深受太宗赏识，先后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官居极品。封河南县公，世称褚河南。后来因他反对立武则天为后，激怒了高宗、武后，迭遭贬谪，显庆三年死于荒远的爱州，死时63　岁。 　　褚遂良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但他的书法艺术生命却永驻。他学习书法，早年从北方书体入手，很明显地受到《龙藏寺碑》、《朱君山墓志》、《贺若谊碑》等的影响。从他早期作品《伊阙佛龛碑》中，可以看出他对北方书风恋恋不舍。23　岁时他由隋入唐，此时虞、欧都已年逾花甲，成为声名显赫的大书法家，他拜虞世南为师，专心寻找虞帖中的艺术细微处，兼学欧阳询 　　①　德国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325　页。书法艺术之特长，由此上溯到二王，获得书法艺术的真谛，熔碑学与帖学于一炉，汇南北书风于一体，继欧阳询、虞世南之后，褚遂良树起了唐楷尚法的鲜明旗帜。后人对褚遂良高深的书法造诣无不叹服，称其书或"疏瘦劲炼，细骨丰肌"；或"清远萧散，丰艳流畅"；或"字里金生，行里玉润"；或"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初唐以后学褚字风靡一世。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小唐碑，几乎大半源出于褚字，故刘熙载赞他"为唐之广大教化主"。晚年他更加刻苦地研究钟繇和王羲之的楷书，使其书风更具风神温润，更显古雅绝俗。宋代朱长文的《续书断》评曰："其书多法，或敬钟公之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在余。至于章草之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也。"米芾在《海岳名言》中则认为其书："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别有一种骄色。"在四家争雄的初唐书坛，"褚体"确实是书苑中的一朵奇葩。 　　褚遂良一生勤于翰墨，传世书迹甚多，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倪宽赞》、《阴符经》、《度人经》、《西升经》、《千字文》、《褚遂良摹兰亭序》、《文皇衰册》、《枯树赋》、《黄庭经》等。其中以《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阴符经》为代表作。 　　《孟法师碑》全称《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楷书，褚遂良书于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碑文为岑文本所撰。此碑现有清李宗翰旧藏剪裱唐拓孤本传世，共20　页，每页4　行，计776　字，藏于日本，国内有影印本。褚遂良写此碑时47　岁，书法已经成熟，故挥毫自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其书体势方峻，清远萧散，微有隶体，略含隋人韵致。此碑用笔在方拓中参以篆籀，圆润秀媚，幽深古质。由于褚遂良师学虞世南，早期书法受到虞世南圆润、秀整、外柔内刚那种"君子藏器"风格的熏陶，于是这一特点在此碑中有较多的体现。如"感"、"静"、"停"等字的"趯"法和"戈"法，简直就像出于虞世南之手。对此碑笔法的精妙，王世贞赞其"波拂转折处，无毫发遗恨，真墨池中至宝也"。此碑结构左紧右舒、上密下舒，变化多样，整篇章法洋溢着阴阳起伏、高低错落的节奏美。《孟法师碑》代表着褚遂良早期书法的风格，暂且未达到晚年所写的《雁塔圣教序》那样洒脱自然。 　　《雁塔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碑立于西安慈恩寺雁塔底层，塔门东龛为唐太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西龛为唐高宗作太子时所制的《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碑文叙述玄奘法师西行印度求取佛经之事。二碑均为褚遂良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所书，褚时年58　岁，已处于艺术风格成熟时期，楷法日臻完善，特别精工秀雅，所以该碑书作是他晚年书法的精品。综观此碑，用笔方圆兼施，以隶法、行书意味参入，运笔流利飞动，犹如佛教徒入空灵无迹之境。结字于紧密中求变化，中宫收紧，四方散开，舒展大方，俯仰有情，笔力千钧。真可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艺舟双楫》）章法疏朗，更显清俊飘逸，有见其书如见其人的生动感觉。此碑是晚于《孟法师碑》11　年写的，褚遂良经过这11　年时间的锻造，无论是笔画变化、笔画间的韵律感，还是结字、章法与布白的调度能力，均远远超过书写《孟法师碑》之时，但初看此碑又似无法，细看则法度俱全，而且法为我用，成为不同于欧法、虞法的"自家之法"，当以此碑最具褚家特色。张怀瓘称"褚体"是"美人婵娟，不胜罗绮"，看来非《雁塔圣教序》莫属。 　　《阴符经》传说褚遂良所写的《阴符经》有三种：一种是草书，一种是小楷，一种是大楷。草书《阴符经》疑为伪作，故在此不论。大楷《阴符经》，也就是常称的《大字阴符经》，写于唐永徽五年（公元654　年），即褚遂良写《雁塔圣教序》的第二年。此帖为墨迹本，楷书，全帖96　行，461　字，上面钤有"建业文房之印"、"河东南路转运使印"等鉴藏印，后面署"褚遂良奉旨书一百廿卷"字。《大字阴符经》的笔力劲峭，气韵古淡，形态多姿，篇章绚烂，不愧是褚书中一件别开生面的楷书杰作。其"一点一画，皆有三转；一波一拂，皆有三折"，每笔点画都力求其曲，曲尽意态，竭尽风流。主笔则又别具面目，横中含波，婉美多姿，摆布自由，具有一种特殊的灵活性和流动感。由于褚遂良笔姿多变，节奏起伏，使得原先枯燥抽象的线条，变得或肥或瘦，或长或短，或侧或正，或卧或起，或藏或露，或隐或显，千姿百态，极有生气。刘熙载赞"褚字如鹤游鸿戏"就十分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天真烂漫的特点。褚遂良的大字和小字写得都很好，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并且他写大字与写小字在用笔上又有不同特点。小楷《阴符经》的确有褚书的另一风格，字小如豆，楷法端研，心细如尘，有不可思议之妙。清代周星莲说："欧、颜大、小字皆方；虞书则大小皆圆；褚书则大字用方，小字用圆。"且不说他所评欧、颜用笔特点是否正确，他则是看出了褚书在大、小字之间方圆不同的特点。而这一点也是王书所没有的。清人《庚子消夏记》说："晋人无蝇头小楷，其法至虞、褚而精，而褚尤生动。"王羲之有小楷，虞、褚有蝇头小楷，这是事实。褚灵活运用魏晋笔法，形成他自己由方到圆的独特笔法，这与王书截然不同，于是写出这样严谨、茂密又疏朗行气之蝇头小楷，确有深厚功力。我们知道，褚遂良楷书曾师学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等人，所以我们不能只听从清人的观点，而认为这三人没有楷书。实际上，公元348年，王右军特地给儿子王献之写过一部小楷《乐毅论》，作为习字范本。三百年后的641　年，也就是欧阳询85　岁高龄时，他也给儿子欧阳通写过一部极其精致的小楷《千字文》。这两部名作难道不是蝇头小楷吗？ 　　4。薛稷及其书作薛稷（公元649-713　年），字嗣通，浦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人。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世称"薛少保"。薛稷嗜学，又多才思，善诗能文，精于绘事，人物、花鸟高标一帜，为初唐画坛大师。他还精于书画鉴宝。因为他的外祖父是名臣魏徵，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大书法家均为至交，所以家中收藏甚富。薛稷锐意临仿，书名大震。他的书法主要得力于褚遂良。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薛稷"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称。其字笔态遒丽，楷法精妙，唐代大诗人杜甫，写了一首《观薛少保书画跋》诗："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据传，他能作擘窠大字，这是他稍胜于前贤处，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载："薛稷书'慧普寺'三字，方经三尺，笔画雄健，在通泉寿圣寺聚古堂。"可惜这郁郁三大字没有保留到今天，让人们一睹风采。而留下的是可引以为自豪的《信引禅师碑》，是把褚字发展到极境的代表作品，故而被奉为"初唐四家"之一。《信行禅师碑》全称《隋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赵王李贞撰文，薛稷书丹。碑文颂扬了隋代高僧信行禅师颂佛传教的事迹。碑立于唐神龙二年（公元706　年），也是薛稷57　岁时书法艺术达到成熟阶段的代表作品。《信行禅师碑》瘦劲妍丽，疏朗挺秀，尽得褚遂良的法乳。《唐人书评》曰："薛稷书多攻褚体，亦有新奇。"董逌也谓其"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一家"。都说薛稷学褚而能自具风貌。不错，《信行禅师碑》既有骨气洞达、平稳宽博的形质，又有婉约多姿、清逸娟秀的神韵。运笔纤细瘦挺，构趯之处，常用侧锋顿出，有此碑遗意。结体疏朗宽松，虽没有褚字紧密，却显得胸襟开阔，落落大方。神态端庄冷穆，虽没有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那样婀娜多姿，却刚断果敢，清新淡泊，别具神韵。所以杜甫称赞其"书贵瘦硬始通神"，这种书风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大书法家柳公权，同时也开启了"瘦金体"的先河。此碑原石已佚，现存清人所藏剪裱孤本也流入日本。 　　E　虞、欧、褚、薛合称"初唐四家"。世称"唐书尚法"，而初唐四家可以说是法书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颜真卿及其书作颜真卿（公元709-785　年），字清臣，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后迁居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因曾任平原太守、鲁郡开国公，故世称他为"颜平原"或"颜鲁公"。 　　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他勤奋读书，写得一手好文章。玄宗开元年间，他考取进士，开始步入仕途。由于秉性刚直，得罪宰相杨国忠，被贬出朝廷去做平原太守。他任太守时，遇上了安禄山谋反的大事件，"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县备。"（《新唐书》）当时唐玄宗正叹息："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耶？"得知颜真卿仍镇守平原郡，倍加称赞。接着颜真卿与其兄常山太守颜杲卿率领十七郡的兵马去讨伐安禄山叛军。安史之乱平息后，颜真卿被封为鲁郡开国公。鲁公在朝，刚正不阿，凡是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无不上奏，可是他的一片真诚之心，皇上却没有体察到，反遭奸臣的排挤与陷害，并被派往叛贼李希烈行营进行晓谕安抚，劝其归顺。颜真卿明知是奸权陷害，但他仍以社稷为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毅然直驱蔡州，以满身正气压倒叛将。但颜真卿终于身陷囹圄，被囚于龙兴寺里，临死之时，从容地为自己写了墓志、祭文，并挥笔书了一副草书对联"不忍金瓯缺，长怀玉露情"，以表白他捍卫大唐统一的洁白无瑕的忠心。最后，一代名臣、伟大的书法家颜真卿以身殉国。 　　颜真卿从小就酷爱书法艺术，及至二十几岁时，自觉书法长进不大，仰慕张旭之名，毅然辞去县尉的职位，来到京师张旭门下学书。张旭悉心指教，两年之后，颜真卿只略得笔法，但他为了谋生，又离开张旭了。至35　岁时，颜真卿又一次辞官再拜张旭门下学书，张旭更是悉心传授，告诉他："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须思妙。"并把钟繇的笔法十二意一一地解释给他听，著名的《张旭笔法十二意》就是他们这次讨论的记录。颜真卿除了从师张旭以外，对前代及唐初名家都下功夫学习。他取"二王"、北碑、欧、褚等艺术的长处，凝炼为自己的风格，独创一体，后人称为"颜体"。颜体的用笔融篆隶笔法于楷、行、草之中，其笔意无不蕴含着"折钗股"、"屋漏痕"、"印印泥"、"锥画沙"的奇妙，给人以骨力雄强、筋肉丰实之感。宋代朱长文在《墨池编》中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结体方正饱满，端庄严整，气势宽博。综观颜字，颜楷确是一种接近"全美"的登顶之书，"庄严则清庙明堂，沉着则万钧九鼎，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则泰山乔岳，圆畅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急雨。 　　一篇之中，必数者兼备，乃称全美。故名流哲士，自古难之。"（胡震亨《唐音癸签》） 　　颜体书法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独特风格就是唐代风格的影子。宋苏轼《东坡题跋》云："诗至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清王文治《诗书绝句》如是说："曾闻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颜真卿的书法与杜甫的诗歌、韩愈的文章、吴道子的绘画一样，都反映了唐代雍容壮美的文化风貌。颜真卿是继东晋王羲之之后书坛的第二颗最亮的巨星，他的一生，是壮美的一生。 　　颜真卿传世的书迹很多，碑刻、拓本和真迹有70　多种，这些都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稀世之珍。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就楷书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50　岁以前，是颜书独特风格的酝酿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特点是清雄坚韧。代表作是《多宝塔碑》（44　岁作）、《东方朔画赞》（46岁作）。第二个时期为50　岁至60　岁，是颜书独特风格的形成时期。这时期作品最多，有《谒金大王神词题记》（50　岁作）、《鲜于氏离堆记》（54岁作）、《大字麻姑仙坛记》（63　岁作）、《大唐中兴颂》（63　岁作）等。第三个时期为65　岁以后，是人书俱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颜真卿把影响深广、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颜体"推入极致。代表作有《竹山堂联句》（66岁作）、《颜勤礼碑》（71　岁作）、《颜氏告身》（71　岁作）、《颜家庙碑》（72　岁作）等。此外，颜真卿的行、草书造诣也极高。其中《祭侄季明文稿》与《争座位帖》尤为奇绝。前者有"天下第二行书"之称，后者与《兰亭序》并列为世之"双璧"，两帖都成为千古绝笔。 　　《东方朔画赞碑》全称《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十二月立，晋夏侯湛撰文，唐颜真卿书，此时颜真卿46　岁。碑刻于德州（今山东德州）。王羲之写过《东方朔画赞》，而颜鲁公再写《东方朔画赞并序》，两碑风格都以清雄为基调。宋苏轼评论说："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碑》最为清雄，字间栉比不失清远。"黄庭坚认为此碑"笔圆而劲，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长，盖崔子玉字形如此。"《墨林快事》认为"碑阴比《画赞》更大而笔尤丰伟，锋芒转换，一一如新"。苏轼还认为《东方朔画赞碑》是字字临王羲之《东方朔画赞》而来的。其实此碑是在平息安史之乱前夕这个特定环境下写的，不可能去临写王书《东方朔画赞》，只是此碑深得王书的笔意而已。颜真卿在碑阴记中说，为使此碑能长久保留下来，特意把字写得大些。而不计其工拙。此碑书法的运笔清劲而浑厚，笔墨酣畅淋漓，结体平整谨严、厚重而结实，字内大胆留白，字势满格，动有姿态。正如清梁。。在《承晋斋积闻录》中所说："其骨从欧出，而结体展促方正，大小合一，满格而止，不使行间稍留余地。夫'展促方正，大小合一，各期满格'，此即是颜法也。"从此碑，可以看出颜字已遂渐成熟，"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审美标准到这时也发生了变化。苏轼诗说："少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东方朔画赞并序》的出现，预示着书坛新的盟主时代的到来。 　　《麻姑仙坛记》　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唐大历六年（公元771　年），颜真卿63　岁时所书，并立于江西建昌府南城县。原刻于明时，毁于雷火，传世拓本极少。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现藏仅有何绍基递传之宋拓本。此记是当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游览麻姑山所写的游记。由于是一篇带有神话色彩的叙事文章，颜真卿在写这篇作品时，因不受写神道碑铭时要求书体庄严的拘束，故笔下自然奔放，结体宽博，笔画圆转而遒劲。颜真卿书写此碑时，其书法艺术风格已臻成熟、艺术水平处在高峰阶段。细观此碑，可谓达到无法之"法"的境界。在用笔上，"藏头护尾"，中锋运笔，如他在《述法长史笔法十二意》中所说："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故其点画圆劲有力，富于立体感，且具有秀颖超举之灵气。在结体上，中间疏朗而外部茂密、左右对称，舒展宽博，字字如壮汉正面而立，懔然不可犯，似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此记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颜公忠义风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而不免于惑神仙之说，释老之为斯民患也深矣"。所以清代康有为认为："鲁公诸碑，当以此为第一也。" 　　《颜勤礼碑》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君神道碑》，简称《颜君神道碑》。此碑立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系颜真卿71　岁时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所写的神道碑，碑文记述了颜勤礼的生平事迹。此碑四面刻字，现存两面及一侧。正面19　行，阴面20　行，每行38　字。碑左侧5　行，每行37　字。全碑共921　字。此碑自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著录外，元、明以后被埋入土中，鲜为人知，直至1992　年10　月才从西安旧藩廨库堂后土中发掘出来，碑已中断，但上下完好。后来移置西安碑林。由于此碑长久埋藏土中，免遭风化，字迹未损，故其拓本神采丰足，是学颜书的最佳范本。 　　此碑为颜真卿人书俱老时所作，是颜真卿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运笔上以逆锋起笔，中锋行笔；转折处或提笔另起，或使转"暗过"；钩法大都是蓄势回锋趯钩；从而写出了"折钗股"、"屋漏痕"、"蚕头雁尾"的笔画审美特征。与初唐诸家相比、颜书用笔提按鲜明，变化幅度很大，《颜勤礼碑》提锋时轻细如游丝，按锋时厚重如坠石，横轻竖重，使每个字都具有强劲的笔力和厚度，给人以浮雕般的立体感。其结体方正平直，上密下疏，这是颜真卿吸取了秦汉篆、隶书法以正面取势的创作经验和均衡对称的结构方式，并成功地运用于楷书之中。其重心平稳，外紧内松，显得丰腴雄伟，气象博大。在章法上遵循"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使大，兼令茂密"的结字原则，从而显得充实茂密，气势充沛，仿佛是一曲震撼人心的交响乐。综观此碑，端庄伟岸，雍容雄秀，高古苍劲，气势磅礴。与秀媚的《多宝塔碑》、清劲的《东方朔画赞碑》、浑穆的《鲜于氏离堆记》等相比，此碑更具颜家风范。正如陈振濂所说："面对王羲之的清秀婉媚，他提出雄强浑厚；面对魏晋风度的潇洒俊逸，他提出端庄凝重；面对两晋南北朝的书风不是轻盈即是粗拙，他提出沉稳而严整；'书贵瘦硬方通神'是古来审美理想，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丰腴和筋肉饱满。"这些正反映了唐代高品位美学的壮美风格。 　　《祭侄稿》　唐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颜真卿50　岁时书，白麻纸墨迹卷，纵28　厘米，横75　厘米，25　行，334　字，钤有"赵子昂氏"、"大雅"、"鲜于枢"等印，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影印本。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唐王朝发生了"安史之乱"，北方多数郡县迎降于安禄山叛军，只有颜真卿镇守的平原郡依然完好，这时颜真卿的兄长颜杲卿也固守常山郡。次年正月，安禄山围攻常山，正当危急存亡之际，颜杲卿命其子季明在常山与颜真卿的平原郡之间做联络。后因常山粮尽水竭而陷于敌手，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执并先后遇害，颜氏一门死于贼刃的有30　多人。当官军收复常山，颜真卿面对在平叛战争中壮烈捐躯的爱侄的首梓，追数骨肉之惨，"抚念摧切，震悼心颜"，国仇国恨，澎湃于心，一气呵成写就此篇祭文草稿。通篇波澜起伏，时而沉郁痛楚，声泪俱下；时而低回掩抑，痛彻心肝，堪称一首动人心魄的悲愤诗篇。此稿的书法艺术境界极高，足与《兰亭序》相媲美，有"天下第二行书"之誉。 　　《祭侄稿》通篇书体纵笔豪放，一泻千里，一气呵成，笔走龙蛇，字字飞动。前12　行因是叙述个人身份和颂扬季明生前的情况，作者没有过多地考虑措辞，故书写时心情尚较平静，字也写得规矩、圆浑。至"贼臣不救"，尤其"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时，愤慨、悲痛之情进入高潮，字体逐渐打破原来的矜持规矩，显得忽大忽小，时滞时疾，错、舛之处也增多，神情呈恍惚之状。至末两行"视而有知，天嗟久客"特别是"呜呼哀哉，尚飨"，似无意于书，信笔所之。通篇笔法圆转而遒劲，笔画的横转笔轻而直弧笔重，中锋用笔，锋含画心，随行笔时的笔锋方向的转换，笔画呈现出绞动之势，笔法刚劲、圆健，有力透纸背之势。元代陈深评此稿书法："时而遒劲，或杂以流畅，或若篆籀，或若镌刻。"在使转时，以中锋的圆转笔为主又杂以方折笔，浑厚中时带劲挺，既有篆籀中锋圆笔的余味，又时渗入刻石刚劲的效果。清代康有为对此稿特别赞赏，他认为此稿"比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这正道出颜真卿行草艺术的特点，一是用笔用墨非常奇特；二是无意求工，信笔而书，自然朴实；三是动有姿态，神情毕现。颜真卿行草书的这种圆健浑厚的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方劲秀逸的行草书风格迥然不同，从而开创了独辟蹊径的行草风格，成为后世书法界的楷模。 　　6。柳公权及其书作柳公权（公元778-865　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为人耿介刚正，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他因擅长书法，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侍书于宫中。穆宗是个昏君，却也附庸风雅，有一次竟向柳公权询问笔法。柳公权想起平时穆宗荒纵无度、不理朝政以致民不聊生、朝野不满，而又深感位卑言轻，无法进谏的境况，于是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为法矣。"一句话戳到了穆宗的痛处，立时"改容，悟其以笔谏也"。这件事说明，柳公权是风骨凌然的君子，在封建社会里，不惜冒杀头之罪，敢于向皇上笔谏。同时也说明思想修养与书法艺术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在中国书法史上被传为"笔谏"佳话。柳公权为人耿直成就了他书法上一种铁骨铮铮的独特风格。 　　《旧唐书》云："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他学"二王"，后参以初唐欧、虞诸家笔法，特别受益于颜书，但能自创新意。他学颜字，吸取了颜楷结体的纵势和钩、挑、捺的写法，却避开了颜楷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他学欧、虞楷书，主要吸取其结体紧密的特色和横画的写法。同时，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铁、棱角分明的长处，把点画写得好像刀切一样爽利森挺，最后形成刚劲峻拔、端庄严谨的自家风格，世称"柳体"。故苏轼云："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董其昌云："柳尚书竭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都说明他师古而不泥于古，力求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柳书是继颜书之后，对后世具有很大影响的书体，两书并称为"颜筋柳骨"。柳公权传世墨迹甚丰，有《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福林寺戒塔铭》、《送梨帖题跋》、《度人经》、《阴符经》、《清净经》、《心经》、《寄药帖》、《官相帖》、《检领帖》、《兰亭帖》、《蒙诏帖》、《李石神道碑》、《苏夫人墓志》、《苻璘碑》、《李晟碑》、《高元裕碑》等数10　种，代表作为《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兰亭诗帖》。 　　《玄秘塔碑》　全称《唐故左衔僧录内供奉一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会昌元年（公元841　年）立，裴依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邵建初镌字。楷书，28　行，每行54　字，原碑每行末尾均有两字磨灭，共计1200　余字。原碑现存西安碑林。 　　《玄秘塔碑》历来被称为书法"经典"，是柳公权的代表作，童孺学书的范本之一。《玄秘塔碑》之所以能在书法史上取得这样的地位，主要是它具有独特的风格。此碑具有楷书点画、结体的典范性。其用笔全系中锋正笔，方圆并用，逆起回收，起迄分明。其短横多粗壮，而长横则瘦挺舒长，状如伏舟，竖画顿挫有力，钩法回锋猛踢，撇轻捺重，于浑厚中见锋利，引筋入骨，寓遒媚于劲健。其"中锋行笔"、"藏头护尾"的楷法笔画，既合乎软笔书写的性能要求，又与书写能力的循序渐进相适应。此碑的结构布势，左右对称，中宫收聚，匀称适度，有矩可循，端庄俊丽，在严谨中具有开阔的气度。的确，此碑的结构颇为典型，严整平稳，荦荦大方，不失为学书的范本。 　　《玄秘塔碑》是柳公权64　岁时所写，此时个人风格已十分成熟，故此碑表现出柳体端庄严谨、遒媚劲健的艺术特色。明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云："此碑柳书中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劲健，固自不乏，要之晋法亦大变耳！"这是一个公允之论。筋骨显露是柳书的特色，也是它的短处，常因"露"而遭到不少人的非议。试问如果不露何以给人以斩钉截铁的感觉？露只要露得有变化，露得不板直，仍然是一种美，此碑正是在露中变化了粗细，变化了运笔，变化了结构。运用软笔，写出这样矜炼之硬字，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迷人之处和神秘之处，柳公权作为一位书法大家，落笔则千毫齐用力，艺术效果才这样显著。如果把柳公权放在楷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柳公权的影响之大，贡献之卓。唐楷承上启下，成为我国书法史上的极致。书法自甲骨、石鼓文始，至秦汉，东晋二王，至北魏，篆、隶、草、正已大体成型。而到了唐代，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兴盛发达，楷书承继前代的书法传统，柳公权又把它推向精谨工丽、端庄豪健的发展方向，确立了唐楷的历史地位。楷书至今仍为汉字的规范书体。这其间，柳公权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这是谁也难以抹煞的。 　　柳公权的"笔谏"成为书法史上的佳话，他的"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的观点在《玄秘塔碑》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故米芾赞"公权如休粮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把《玄秘塔碑》作为范本，不仅可以学习柳公权的笔法，还可以学习柳公权的高尚人格。 　　《神策军碑》　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刻于唐会昌三年（公元843　年），是柳公权66　岁时所书，由崔铉撰文，由于该碑记述的是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事，书刻后被立于皇宫禁地，不能随便捶拓，原石已佚，只有宋贾似道旧藏拓本上半册传世，现藏北京图书馆。此碑作为柳公权的书法成熟后的楷书代表作，书迹苍茫浑穆，爽爽有神，摹刻极精，无异真迹。此碑将欧体的结字严密、法度森严和颜体的结体宽绰结合起来，并融入了方笔硬折的点画特征，因此，点画落笔斩钉截铁，棱角分明，运笔挺拔，方中带圆，那些点、横、撇、竖、捺、折、勾等都是逆锋而下，重按后提笔出锋或回锋，有一种铁骨铮铮的艺术效果。结体略呈长形，内敛外拓，上紧下松，呈现出一种端庄肃穆的气氛。此碑比早期所作的《金刚经》显得更加老到，比近期所作的《玄秘塔碑》更加整饬。从此碑我们可以看到柳公权对唐楷的总结，其技法可谓愈益精致、整饬而又爽爽有神，成为唐代楷书的珍品。故后世不少书家对此特别赞赏，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说："公柳博贯经术，正书及行，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养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成一家。"明代董其昌则说："柳之书极力变右军之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腐朽，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褚、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这些正好指出柳公权的长处。 　　"书贵瘦硬方通神"，柳公权的书法就是以此取胜的。当然，柳公权书法也不绝然是千书一面，他还有令人击节称赏的行书《兰亭诗并序》和《蒙诏帖》，更为柳公权的书法艺术增添了光彩。 ●　　（二）草书"汉兴而有草书"，这句话明确地告诉我们，草书是从汉代产生的，发展至唐代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东汉时的杜度即以草书闻名，后来崔氏父子从他学书，都以草书见称。以后又出了个张芝，也以草书闻名。史载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遂"超前绝后，独步无双"，被称为"草圣"。《书断》载其"学崔杜之法"，"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如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无穷"。到了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时，今草更趋成熟，纵逸飞动，如《十七帖》、《鸭头丸》、《中秋帖》就是很典型的今草了。今草的发展历经东汉张芝、东晋二王来到唐代，张旭、怀素又把今草推进一步，创造出"狂草"，孙过庭、贺知章则继承二王的风格，从而形成了以张、怀和孙、贺为代表的两派草书风格，自此，章草、今草、狂草遂并行发展，流传至今。 　　1。孙过庭及其书作孙过庭（公元648-703　年），字虔礼，富阳（今浙江富阳）人，自称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由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重视士族，而他出身寒微，得不到进身的机会，虽曾当过府录事参军，又因为人忠信实显，得不到朝廷的信任，有时竟弄得贫病交迫，凄苦万分。但面对生活的种种逆命却不为物累，恬然养心。可见其人品是极高贵的。他曾自言："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并与当时一些著名书法家交往甚密，悉心研究书法艺术20　多年，他的书法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了。正是他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而热衷于书法，潜心著书立说，才写下了《书谱》这一伟大著作。可惜的是，他因暴病而过早地去逝。陈子昂曾深为悲叹："呜乎！天道岂欺也哉！而已知卒，不与其遂，能无恸乎！"同时他又称赞他的书法："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 　　孙过庭工正、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他传世的作品除了一些墨迹和帖刻之外，最可靠也是最精彩的就是草书《书谱》，文书俱绝，充分体现出孙过庭的意义。 　　《书谱》　是一篇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评论书法艺术的文稿，长达9　米，墨迹纸本，351　行，凡3654　字，是一篇草书手稿。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书谱》是在孙过庭学有成就的盛年即40　岁后写成的，深得"二王"及陆机《平复帖》笔意。米芾《书史》云："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若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反复察其结法，空旷而完密，气力实有过人。拟之数过，盖能尽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规矩而弊于拘束，雕疏为甚；'而东晋士人'以下千余言，渐会佳境；'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飞之乐，至为合作；'闻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则穷变态，合情调，心手双畅。然手敏有余，心闲不足，赏会既极，略近烂漫。是故吴郡语虽过分，然使稍存谦抑，不尽所明，则枢机永秘，希风无从。草法如线，艺林实载其功矣。"这两段话，对《书谱》之书法艺术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此帖空旷完密，气力过人。洋洋洒洒三千六百余言，从书法艺术变化方面来看，可分为4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篇七八百字，受成规所羁，显得有些拘束，故不少字故意雕琢甚至个别比较呆板。第二部分是从"而东晋士人"开始的一千多字，他书写时心情渐渐放开，字写得流速不羁，气势宏阔，渐入佳境。第三部分是从"然消息多方"开始的七八百字，他越写越快，思逸神飞，姿态变化无穷，达到心手皆忘的境界，此时将草书艺术之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第四部分是从"闻夫家有南威"至篇末，他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速度也渐渐放缓，心手双畅，书风烂漫。从《书谱》的书法艺术上看，我们可知孙过庭的草书艺术是完全继承"二王"今草的，它创造了从王羲之而下的各种各样的草书笔法、墨法和章法，简直就是"法"的大全。草书中含有隶意又字字独立而不相拈连的称为章草。没有隶意而上下字不相拈连的称为今草，字字相连又钩连缠绕且尽兴挥洒的称为狂草。章草难学，狂草难认，学草书基本是从今草开始学起。孙过庭的《书谱》，向来被公认为学习草书的极好范本。在理论上，《书谱》是研究书法的人所必读的文字。《书谱》具有高度的审美境界，在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两个方面对学书者均有裨益。 　　2。贺知章及其书作贺知章（公元659-744　年），字季真，又字维摩，号石窗，晚年自号四明狂客，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贺知章少时以文词知名，一首《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及《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成了千古吟咏不绝的名诗。他的诗以绝句见长，著有《贺知章集》。开元（公元713-741　年）中，贺知章任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迁太子宾客，授秘书监，史称"贺秘监"简称"贺监"。但由于贺不热衷仕途，晚年还乡出家为道士，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贺知章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书法家。其人其书均体现出"狂客风流"。他性格旷达，爱好喝酒，喜欢交游，善于谈说。李白第一次来到长安，两人一见竟成了忘年之交。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二首》中说："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又在《送贺宾客归越》中说："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与《黄庭》换白鹅。"为人为书狂放风流，有如王羲之写经换鹅一样。贺与草书大家张旭也是忘年之交，杜甫称他为"酒中八仙"之一。他与张旭一样爱喝酒，爱醉后著文，爱醉后作书。《会稽志》云："贺知章尝与张旭游于人间，凡见人家厅馆女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鸟飞，虽古之张（芝）、索（靖）不如也。"贺知章善于草书，笔力遒雄，纵情而书，运笔如飞，神采奕奕，给人以磊落不羁的印象。《述书赋》评价他："湖山降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嗣寡俦。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雍容省闼，高逸豁达。解朝服而归乡，敛霓裳而辞阙。"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诗赞其书："高楼贺监昔曾登，壁上笔踪龙虎腾。。偶因独见空惊目，恨不同时便服鹰。"这都赞美贺知章的书法具有天真烂漫之美。贺知章一生所创作的书法作品颇多，可惜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仅有一卷草书《孝经》墨迹。 　　《孝经》　墨迹纸本，草书，共32　行，417　字。宋代有两拓本，现藏于日本皇宫，国内仅有影印本。此帖与孙过庭的《书谱》一样，继承了二王草书艺术的法度和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芽了新的书风。此帖"尖锐的笔锋在激烈地跳荡着，侧笔刷扫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形态则是从整体章法到局部架构，无不是一种精巧、华美的平衡感和对比度"。在无懈可击、令人叹为观止的技巧中，我们可以看到《孝经》的格调"是一种不安现状、思得一抒积愫的明晰的心态表现"。①然而，贺知章这种不安现状的创作心态却无法以新的形式充分表现出来，直到他的酒友、诗友和书友张旭才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成为草书大家。但是我们不能抹煞《孝经》极高的艺术成就，它可谓唐草中今草与狂草的桥梁之作，从此以张旭为代表的狂草风靡书坛。3。张旭及其书作张旭（公元689-759　年），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县尉，后任右率府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张旭是一个奇人逸士，他为人潇洒不羁，豁达大度，才华横溢，学问渊博，与李白、贺知章是好朋友。李白诗赞其："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张旭的楷法精深，尤擅狂草，其书逆笔涩势，连绵回绕，体态奇峭狂放，是王羲之之后又一新风格，有"草圣"之誉。在当时，他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和斐旻的剑舞合称为"三绝"。他跟楷书大家颜真卿也有密切交往，并传授颜真卿笔法，他告诉颜真卿用笔之法"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使颜真卿深受启发，以后便成了大书法家。他嗜酒如命，常常喝得大醉，呼叫狂奔而后下笔，书法越发奇绝，有时竟以头发濡墨而书，等到醒来一看，连自己也觉得神妙无比，不可能再写出这样的好作品，正因为他的性格、行为和书法风貌是如此的颠狂豪逸，所以人们称他为"张颠"。高适在《醉后赠张旭》一诗中说他："兴来书自圣，醉后语犹颠。"李颀在《赠张旭》诗中描绘他："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描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把"草圣"张旭狂放倜傥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 　　张旭的书法艺术也是从学"二王"开始的。他得其舅父陆彦远传授，彦远得其父陆柬之传授。陆氏父子都是初唐名家。陆柬之又传自其舅父虞世南，虞世南师法智永，为"二王"谪传。从传世的张旭楷书《郎官石柱记》来看，完全是虞、欧一路的写法，极其端正严谨，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黄山谷称誉他"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如果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的话，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了不起的书法上的创新与发展了。他在继承"二王"今草之术的基础上，又法接张芝狂草之艺，独创了"一笔书"，奇状谲态，纵横跌宕，气势雄强，一变东晋以来温雅妍美的书风。据《新唐书》本传记载，他任常熟县尉时，有一老人来告状，等他写下判词后，便高兴地拿着状纸离去。但没过多久，那老人又来告状了，当张旭责备他不该常常扰乱官府时，他方吐露真情，"我是爱好你的书法，意欲收藏，别无他故。"张旭便问他有些什么藏品，老人拿出他父亲的遗墨来。张旭一看，认为是"天下奇笔"，"自是尽得其法"。张旭不仅从笔墨间学习，而且还从生活中悟得。他曾自言，始见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而使他深受启发，从而获得极大成功的，是公孙大娘的《西河剑器舞》。杜甫诗中有这样的描写："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末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公孙大娘这种剑器舞的节奏迅速、动作强烈、变化不羁、气势磅礴的特点被张旭吸收了，他的草书也变得"豪荡感激"起来。豪荡，豪放不羁；感激，意气风 　　①　陈振濂：《历代书法欣赏》，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版，第81　页。发。亦即窦臮《述书赋》所谓："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兴有余"；米芾的《海岳书评》所谓："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董逌《广川书跋》所谓："惊雷激电，变怪杂出。气蒸烟合，倏忽万里"。可见其节奏之迅速，动作之强烈，变化之不羁，气势之雄壮，一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张旭自己说他的草书是从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得其神"。张旭创造的这种狂草，更重要的是得之于他那非凡的性格和怀抱。正如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所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韩愈这段话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对张旭狂草艺术的深刻理解。张旭的狂草不仅仅是一种技艺，他已经而且把狂草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达书家的思想感情的高度。其用笔顿挫使转，刚柔相济，内■外拓，千变万化，神采奕奕。观其书，充满音乐的旋律、诗歌的激情、绘画的色彩、舞蹈的动态，展示了他那充满灵感的艺术创作心态，充分发挥了形象思维与艺术联想的特点，因而达到了神奇的境界。张旭的独特书风堪称前无古人。 　　张旭传世书迹不多，除楷书《郎官石柱记》外，其余都是草书作品，有《自言诗帖》、《肚痛帖》、《晚复帖》、《千字文断碑》、《酒德颂》、《古诗四帖》等。 　　《古诗四帖》　墨迹，五色笺纸本，共40　行，188　字，现藏辽宁博物馆。《古诗四帖》是张旭狂草书的代表作。共录古诗4　首，前两首为北朝庾信的《步虚词》、描写的是道家生活，"飘摇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棘花"，"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龙泥印玉筒，大火炼真文"。后两首为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与《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诗云："淑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王子复清旷，区中实哗喧，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繙。""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可别。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此帖是张旭有感于诗人所描写的道家隐居生活，而以"挥笔如流星"的抒情方式所书写的。其用笔融入篆书笔法，逆锋使转，无往不收，如锥画沙，圆劲洒脱。其刚柔相济、顿挫使转、内擫外拓之变化，极其丰富而神出鬼没，令人目不暇接。通篇宏观，其笔画线条呈现出一派飞动狂逸、急如流星的气象，其章法布白大块与小块、黑与白的对比强烈，而总体上又相互制约，顾盼生情，浑然一体，仿佛弄舟于狂浪惊涛之中而神态自若，充分流露出"雨夹雪"式的自然美。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空灵美和虚静美。《肚痛帖》　单刻本，共6　行，30　字，宋嘉祐三年（1058　年）刻本，现藏西安碑林。此帖是一则医案，内容为"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命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因首行有"肚痛"二字，故以此名帖。本帖为狂草著名法帖之一，历代评价甚高，认为怀素以《圣母帖》最为著名，张旭则以《肚痛帖》最为著名。明王世贞称张长史《肚痛帖》"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测"。此帖用笔以雄浑的中锋为主，间以侧锋，方圆并用，顿挫转折强烈。其线条筋力弥满，又间用了大量回环圆弧形线条，给人以活泼飞动的美感。同时，由于字与字之间运用了稳与活、粗与细、大与小、润与枯等多种对比形式，造成空间布局上节奏张弛快慢，千变万化。透过此帖，可以看见张旭抒发自己此时此刻因身体不适，而内心不可遏止的激情的过程。那萦回缭绕、起伏迅捷、飞旋奔泄的笔姿线条，正是一首激越而带有伤感的心曲。这种瞬间灵感的律动，也同样表现在李白身上，他与张旭一样是浪漫型的、一样是创造型的。在这两位伟大的天才艺术家面前，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成抒情，一切自然事物的存在都成为艺术家动荡情感的发展轨迹。他们的精神正是盛唐气象的反映。 　　4。怀素及其书作怀素（公元725-785　年），字藏真，本姓钱，长沙人。自幼出家为僧，世称沙门怀素、释怀素、僧怀素、素师，为玄奘三藏法师之门人。他的悟性极佳，精通梵文，"颇好笔翰"。初学书时，由于家境贫穷，买不起纸张，便在寺庙附近种了上万棵芭蕉，以供挥洒，并将居住处取名为"绿天庵"。他还做了一个圆木盘和一块板子，在上面写字，日子长了，竟将木板、木盘磨穿了。他把所用笔头退下后，日积月累竟成为一座"笔冡"，可见他的刻苦用功。怀素好饮酒，每当酒酣兴发，见到寺壁、院墙、衣服、器皿，无不书之，所以，人们称他为"狂僧"，他的字被称为"狂僧书"。 　　还在青年时期，怀素的书法在长沙一带已有相当大的名气了。但他自己却远不满足，认为功力还不够深，学识也不够广，离书法之堂奥尚远。因此，他萌发了外出寻求名师指点的念头。于是"担笈杖锡，西游上走"，来到京师长安，希望能拜"草圣"张旭为师，而张旭却早已回故乡吴郡去了。但他仍有幸结识了时为殿中侍御史的颜真卿，并找到了他的表兄邬彤。颜真卿和邬彤都曾得到张旭亲传，怀素便从他们二人探求"草圣"秘诀。邬彤告诉他张旭老师曾对他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怀素听了，高兴得连叫几十声"得到了！得到了！"后又将"古钗脚"的秘诀传给他。怀素接着又去向颜真卿求教，颜真卿对他说："草书一道，必须在师授之外，自己有所领悟，不知你表兄有否？"怀素答："古钗脚是他的体会。"颜真卿又问"古钗脚何如屋漏痕？"怀素一听，激动不已并跪下表示感谢。颜真卿接着又问："你自己有什么体会呢？"怀素答："贫僧观夏云因风变化，奇峰迭起；又见墙壁坼裂之痕，无不自然。"颜真卿听后对他大加赞赏："草圣之妙，代不绝人。"显然对怀素已是以张旭传人相期许了。求教完毕之后，怀素又返回他的家乡长沙，继续刻苦钻研书法艺术。 　　对于怀素的草书艺术，历代评价甚高。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　年）怀素在零陵时，李白曾和他相遇，观看了他的狂草书并作《草书歌行》一诗赞之："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嶂书题遍。。。"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怀素又来长安。此时，盛唐巨星多已逝去，出于对盛唐的怀念，出于对他们的怀念，出于对草圣张旭的怀念，颜真卿、张谓、苏涣、任华、戴叔伦等人特别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写了很多赞颂他书艺的诗歌，使怀素在长安轰动起来，名气比张旭还大。如戴叔伦在《怀素草书歌》中作了这样生动的描述："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变新有余。神清骨竦意真率，尔时为我称健笔。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忽而壮丽就枯涩，龙蛇盘腾兽屹立。驰象聚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着不及。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奇状翻合宜。有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 　　怀素的狂草承张旭而有所发展，兴到之时，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变化莫测而又法度谨严，故称为"以狂继颠"。他与张旭齐名，世称为"颠张醉素"。怀素一生留下了很多书迹，《宣和书谱》载其狂草书迹一百零一帖，现有《食鱼帖》、《论书帖》、《苦笋帖》、《自叙帖》、《圣母帖》、《藏真帖》、《千字文》等，对后世书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叙帖》　墨迹纸本，草书，纵29　厘米，长755　厘米，共126　行，698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怀素中年时所书，真迹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 　　《自叙帖》是怀素狂草的代表作。怀素在此帖中自述学书的经过，以及一些封建士大夫对他的书法艺术的评价，内容非常丰富。第一部分简述他来长安之前学书和创作的情况，和初到长安时的所见所闻。这段书法行笔舒缓，如行云流水，飘逸自如。第二部分叙述他虚心向楷书大家颜真卿求教，而颜真卿毫无保守地传授秘诀，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并为他书《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在这一部分里，他的书法美学思想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段书法，由平稳趋向激动，笔势渐趋狂放，笔飞墨舞，回环缠绕，如夏云因风，变化万状。第三部分写的是人们对他的草书艺术的高度评价，凡是人类社会、大自然以及神话世界中最能表现轻捷、矫健、疾速、雄奇、有力的形象，都用来形容他的草书艺术。这段书法更是狂态毕露，痛快淋漓地尽情挥洒，如狂风骤雨，走虺惊蛇，气势磅礴。最后落款，在高潮之后戛然而止，余味无穷。综观全篇，其刚健的笔力、飞动的意趣、纵肆的结构，合成《自叙帖》书法的艺术特色，即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怀素进入颠狂状态的创造美。 　　《苦笋帖》绢本，墨迹，2　行，14　字，钤有"绍兴"、"内府图书之印"、"项子京家珍藏"、"乾隆御览之宝"等鉴藏印记，现藏上海博物馆。 　　《苦笋帖》是怀素致友人的一通短札。对其原迹，乾隆曾释文作"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怀素白。"《苦笋帖》是怀素处于其艺术嬗变的期所写的。明项元汴的《跋》云："《若笋》一帖，其用笔婉丽，出规入矩，未有越于法度之外。畴昔谓之狂僧，甚不解。其藏正于奇，蕴真于草，含巧于朴，露筋于骨。观其以怀素称名，藏真为号，无不心会神解。"在《苦笋帖》里，可窥见怀素沉厚的传统功力：结体开张雄阔，用笔多篆籀意，圆浑自如，显然深得张旭、颜真卿三昧。而笔致坚实，顿挫停匀，则分明是二王风规的遗韵。通篇看来，点画粗细、浓淡对比强烈，结体大小、正斜错落有致，在紧紧围绕通篇重心与气势的前提下，每个字的个性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通篇章法又是那样的和谐统一，所谓"无法有法"，正是怀素书法超迈的艺术境界。 　　从《苦笋帖》和《自叙帖》的艺术特色看，怀素成功的奥秘是"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怀素语）；"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许谣诗）；"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时"（戴叔伦诗）。艺术贵在创新，艺术家志在创新，艺术史才能不断刷新。怀素与张旭对书法艺术的追求达到如狂如颠的地步，创造出表现自己深层意识的艺术境界来，这是盛唐高扬自我的浪漫精神造就的结果。怀素的狂草艺术，是"盛唐之音"的最后一曲浪漫天真、热情奔放的高歌，它将久久地回旋在后世书坛的上空。 　　（三）行书所谓行书，古人已有很多论述。"行书之体，略同于真。"①"（行）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②"不真不草是曰行书。"③"行出于真。。便于挥运。"④这是很好的定义。 　　行书在篆、隶、楷、行、草中是最年轻的书体，它产生于东汉时代，相传为刘德升所创。但《四体书势》曰："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文字志》曰："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无常善行押书是也。"钟繇的三体之一的"行押书"就是指行书，可见他是行书的创始人。行书繁盛于晋代，尤以王羲之父子"并造其极"，把行书艺术推向顶峰，留下千古不朽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到南北朝，楷书碑版逐渐取代行书的位置。到了唐代，行书虽稍逊于楷书和草书，但因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爱书法，尤其对王羲之的书法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当太宗得《兰亭序》真迹后，命冯承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诸人临摹之，于是有了历史上的神龙版本，于是有了以《兰亭序》为基调的行书书风，大有晋代行书风韵再现之势，遂产生了一大批行书名作，如欧阳询的《卜商读书帖》、《张翰思莼帖》，虞世南的《汝南公金墓志》，褚遂良的《枯树赋》，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柳公权的《蒙诏帖》、《兰亭诗》等，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专事行书的书法大家，唐太宗、李邕、陆柬之、杨凝式等人便是。 　　1。唐太宗及其书作唐太宗，名李世民，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九年（公元599　年），卒于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唐高祖李渊之次子。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古人称赞他"文治武功"，"以武功定祸乱，以文德致太平"。他以武力夺取天下后，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发展经济，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同时，他致力于文化建设，重视文学艺术，促成了文化盛世、尤其是书法盛世的出现。唐太宗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也是帝王书法家第一人。他酷爱书法艺术，珍视书法人才。即位后设置弘文馆，准许爱好书法或有写字素质的人，可以自由出入弘文馆，弘文馆成了最高的书法艺术大厦。为了方便入馆学习，他指令虞世南与欧阳询在馆中负责指导工作。他最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命冯承素、褚遂良、虞世南等大书法家临摹《兰亭序》，把唐代重书法、爱书法、崇王体推向了高峰，至今仍传有冯、褚、虞的三种《兰亭》摹本。另外，为了纪念三藏法师玄奘西行印度取回众经，他亲自作序，命弘福寺僧怀仁从王书中集出所需之字，摹勒上石，开创了书法史上集字立碑的先例。唐太宗不仅是一个书法艺术的鉴赏家、收藏家和促进者，而且还是一个艺术水平很高的书法家。他常以真、草二体书写屏风，笔力遒劲，群臣叫绝。他创作过很多作品，其中以《晋祠铭》和《温泉铭》最为出色。他把这两个行书墨迹刻入碑，成为书法史上第一个将行书字体刻入碑版的创始人。《晋祠铭》书体 　　①　唐虞世南《笔髓论》。 　　②　唐张怀瓘《书断》。 　　③　唐张旭《六体书论》。 　　④　南宋姜夔《续书谱》。 　　活跃倜傥，神气浑劲，字里行间，充溢着唐代建国时整个上层统治阶级勃勃向上的生气和踌躇满志的神态，太宗将时代的氛围注进了自己的艺术作品。这是太宗长期心摹手追王书的结果。正如他的书论所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之所为，皆作意，是以果能成也。"①《温泉铭》为唐太宗李世民撰并书，原石在陕西温泉，久佚。有唐拓本，装裱已残，计存345　字，末尾有墨书"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一行，系拓于初唐。原藏敦煌石室，后被法国人伯希和掠去，藏于法国巴黎博物馆。此铭北宋刻《绛帖》"后十卷·第二·太宗书"自铭曰从"岩岩秀岳"起，至"芳流无竭"止，共128　字，称《秀岳铭》。清代吴荣光又转摹入《筠清馆帖》。近代俞适存题此铭唐拓本云："余初见《晋祠铭》，爱其字体奇古，遂得旧拓数本；继见筠清馆所刻《秀岳铭》，尤深契悦。因欲见其祖石本，更求之绛州帖（《绛帖》）中。今见此本，举昔年之结爱，悉移集于此。因知《晋祠之转折，已属钝锋；《绛州》之再传，更失真意。此则锋颖如新，夭矫不可方物，太宗之书，于此叹观止矣。当时如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后来米襄阳窃取其形貌，竟以成家！然举以拟似，则婢学夫人，终损者气为之沮。此之不逮，时代为之乎！学识为之乎！艺事虽小，亦受诸天，固未容相强也。"这些话虽不免有些偏颇，但细观此铭，笔势圆劲流丽，中锋运笔，疾迟交互。通篇在雍容和雅之中更显剑戟森严、凛然可畏之气势。太宗作书，他主张"惟求骨力，形势自生"，故此铭洒脱自然，抑扬流转，骨力浑厚，劲整奔放。这是太宗将自己的英迈气度、雄强精神化入书作之中，具有一般艺术家难以企及的独特意志和光彩。唐太宗作为开国帝王，日理万机之余竟能精研书法艺术，而且在书法艺术上有新的创造，其所作出的贡献令人不能不在中国书法史上大书一笔。 　　2。陆柬之及其书作陆柬之，生卒年不详，江苏吴县人，初唐大书家虞世南的外甥，官至太子司仪郎。书法早年学其舅，后学"二王"，卓然成家。张怀瓘在《评书药石论》中云："昔文武皇帝好书，有诏特赏虞世南，时又有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等，或逸气遒拔，或雅度温良，柔和则绰约呈姿，刚节则鉴绝执操，扬声腾气，四子而已。"陆与虞、欧、褚齐名，并称"四子"，可见其书名之大。陆的书法特色是"鉴绝执操"，与虞之逸气、欧之雅度、褚之绰约殊趣同质。陆善正、行、草，尤以行书著称唐代，可惜他的书法遗迹传世者甚少，只有西晋陆机的《文赋》一卷留给我们。 　　《文赋》行书，纸本墨迹卷，据《石渠宝笈》载：纵约26.5　厘米，横约367　厘米，144　行，凡1658　字。今有"河东李倜士弦章"、"拟晋山房"、"乾隆"、"嘉庆"、"宣统御览之宝"等鉴藏印记。卷前引首有明代李东阳篆题"二陆文翰"及沈度隶书"陆机文赋，陆柬之书"。帖后名款已佚。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赋》为西晋书法家陆机的名著，可惜陆机只留下《平复帖》，而没有留下《文赋》墨迹。《文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极其深远，柬之面对远祖的宏文，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予以书丹，文章、书翰遂称双绝，历代书家均视此卷为瑰宝。元揭傒斯跋云："唐人法书，结 　　①　唐张彦远《＜唐朝叙书录＞引》。 　　体遒劲，有晋人风格者，惟见此卷耳"。陆柬之此帖结体方整，笔力遒劲而温润，行间排列疏密由之，大小浓淡，轻重疾徐，俯仰跌宕，皆取法于王羲之的《兰亭序》。其转折处方圆交替使用，以圆折居多。宋濂评曰："唐人之书，论者以其临晋，往往少之，殊不察其变化之妙也。柬之此笔，神俊超诣，尤非诸家所能及。"此话说得很准确。陆柬之学得其舅之圆劲，又得王羲之之神韵。今观传世之唐人行书墨迹，确实很少能超过它的。而王羲之的真迹已佚，后人学王羲之书法的笔法，大都从《文赋》帖入手，元代赵孟頫就是得力于此帖。我们看《文赋》帖正如陆机文中所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飘逸潇洒，宛如一幅典雅清丽之晋唐山水画，绝少尘俗，意境深远。 　　3。李邕及其书作李邕（公元678-747　年），字泰和，扬州江都（今江苏）人。著名学者李善之子。初为谏官，历任郡守，官至汲郡、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命运坎坷的人。他从小就擅长文章，博闻强记，曾经增补改进了父亲的《文选注》，深受时人称赞。后来进秘书阁读书，学问更为长进，曾以渊博的学识惊倒当时著名学者、内史李峤和监察御史张廷珪，于是被他们推荐当了谏官"左拾遗"。李邕所任官职虽小，可他性格耿直，而且"意气"很盛，敢于直言不讳，参倒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武则天的幸臣李昌宗兄弟。中宗即位时，任命术士郑普为秘书监，他觉得不妥，挺身而出，上书诤谏，因此以刚正不阿的品格和明智博识而为世人所重视。后贬职在外，以卖文卖字所得收入救济贫困百姓。但最终遭奸相李林甫暗杀。李邕生前对文章、书翰、正直、辞辩、义烈研究得很深，被称为"六绝"，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高适都以后学晚辈的身份与他交游。杜甫曾赋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赞颂他："忆昔李公存，词林属根柢。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各满深望还，森然起凡倒。"诗人表达了对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的热情赞颂和深刻怀念。 　　李邕学书法从"二王"开始，并广泛地吸收了"二王"与北朝诸家的优秀传统，而又能"摆脱旧习，笔力一新"。他擅长正书、行书，尤以行书艺术饮誉后代，有"书中仙手"之称。他的正书、行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宣和书谱》对其书艺进行了概述："邕初学，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谓之'书中仙手'，裴休见其碑云：'观北海书，想见其风采。'大人之才术多不兼称：王羲之以书掩其文，李淳风以术映其学。文章书翰俱重于时，惟邕得之。当时奉金帛而求邕书，前后所受钜万余，自古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观邕之墨迹，其源流实出于羲之。议者以谓骨气洞达，奕奕如有神力。斯亦名不浮于实也。杜甫作歌以美之曰：'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为世之仰慕，率皆如是。"李邕是继楷法森严的初唐四家之后，专以行书艺术问世的，他从本质上一改王羲之以来的传统行书的结构模式和温润闲雅的情调，代之以荒率雄沉、执拗不驯的艺术格调和游弋奔走、攲侧复又端凝的艺术风格，为盛唐新的书风的到来，吹响了号角，翻开了中国书法史上行书艺术的新篇章。李邕又是一位继李世民之后，唐代深具功力的行书入碑的大书法家。可以说，李邕的行书艺术是王羲之以后再变行书书体而崛起的又一座高峰。后世书家常把他同王羲之相提并论，明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清冯班说："右军如凤，北海如俊鹰"。"象"言其凝重，"俊鹰"言其猛厉，都是他的书法所具有的特点。他的用笔方圆兼施，遒劲刚健；结体内紧外拓，似欹反正，于凝重中具有流美飘逸的风韵。宋代苏东坡、米芾都吸取了李北海的一些特点。元代赵孟頫写大字也极力追求他的笔意、体势，从中学到了"风度闲雅"、"翩翩自肆"的书法境界。如何学李北海呢？李北海自己曾说过"似我者俗，学我者死"的话。这是学习李北海书法，甚至是学习一切个性特点极强的书家作品所应注意的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学习李北海应重其革新精神和传统根基。李邕一生创作甚丰，有《李秀碑》、《叶有道碑》、《任令则碑》、《卢正道碑》、《娑罗树碑》、《大照禅师碑》、《少林寺戒坛铭》、《东林寺碑》、《法华寺碑》、《灵岩寺碑》、《麓山寺碑》以及《出师表》等遗留下来，其中最著名是《李思训碑》和《麓山寺碑》。 　　《李思训碑》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并称《云麾将军碑》，行书，立于唐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李邕43　岁时撰并书。此碑共30　行，每行70　字。现存陕西蒲城县。明代杨慎在他的《升庵集》中评价此碑曰："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为第一，其融液屈衍，行徐妍溢，一法《兰亭》，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询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细观此碑，用笔豪爽猛厉，起落争折，直多于曲，一点一画如抛砖落地，铮铮有声，行笔果敢简捷，笔笔铁画银钩，瘦硬通神。结体方正夭矫，笔势向外扩张，上展下放，左低右高，多呈欹侧之势，造形峭拔雄肆，恰似千仞绝壁，百年劲松，给人以气宇轩昂、风姿洒脱的感觉。正如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指出："李北海书多得异势，然所恃全在笔力。"李北海的行书就是以豪健之气一改右军之秀逸，把唐太宗未能做到的予以完成了，从而把行书的发展推向又一个高峰。 　　《麓山寺碑》亦称《岳麓寺碑》，立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　年），是李邕53　岁时贬谪途中所撰写的得意之作。碑正文行楷28　行，每行56　字。全碑从撰文、书写到刻石，都是李邕自己所作。碑额上篆书"麓山寺碑"四个挺拔、端庄的大字，也是李邕亲自书写。原碑现仍留存于湖南长沙岳麓公园里。 　　《麓山寺碑》是李邕书法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反映了李邕书法的主要特点。此碑字字劲峭，神采夺人，用笔博采钟、王书体和北朝碑书之长，笔势凝重俊截，笔力浑厚雄健，结字纵横开合，取势与运笔墨法蕴藏着北方书派的风骨，大有压倒群山之势，为后世艺林所推崇。明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评其"钩磔波撇虽不能复寻，览其神情流放，天真烂漫，隐隐残楮断墨间，犹足倾倒眉山（苏轼）、吴兴（赵孟頫）也。"苏轼、赵孟頫作为大艺术家，为之倾倒的正是因为李邕用笔沉着流动耸挺的艺术效果。"神情流放"，依附于具体点画结构之中，此碑的神情就是通过线条本身形态和相互构建后所表露出来的既果断又活泼的本性和傲岸多姿的瑰丽色彩。无论是用笔、结字，还是章法、气韵，处处都焕发出凌厉劲拔、气宇轩昂、"前无古人"的崭新风貌。如果把它与《李思训碑》相比，艺术风格差别很大。《麓山寺碑》的笔画挺耸、随势右倾，充分表现出浑厚凝重的笔姿、奇崛多变的体势，标志着"书贵瘦硬"的时代的终结和盛唐气象的到来。难怪袁褒评李邕的书法艺术时说"北海专事奇崛"。《快雨堂跋》中也说："以荒率为沉厚，以攲侧为端凝，北海所独。"而刘熙载的《艺概·书概》则指出："李北海书以拗峭胜，而落落不涉做为。昧其解者，有意低昂，走入佻巧一路。"这里"奇崛"、"攲侧"、"拗峭"都是说李邕行书的字形的独特。他的字"形"不是那种"稳定的形"，而是存在于内力与外力互相冲撞又交融在一起的力场中的"不稳定又稳定的形"，它反映出李邕书法创作的鲜明个性。这正是李邕的艺术追求。所以他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告诫后学者不要一味模仿，步人后尘，而真正想有所成，只有创新。 　　4。杨凝式及其书作杨凝式（公元873-954　年），字景度，号虚白、癸已人、希维居士等，华阴（今陕西）人。进士出身。历仕梁、唐、晋、汉、周五朝，官至太子太保，人称"杨少师"。杨凝式作为五朝元老，并非是一个庸庸碌碌之辈，而是一位有才华、有见地、有抱负之人。因此，在思想禁锢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五代动荡的朝廷之内，杨凝式在35　岁时便因直谏而不得不佯狂远祸，在衣衫褴缕、行迹自晦放浪的外表下深藏起激越不羁的内心，"杨疯子"的称号，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杨凝式以发疯来对待人生，以颠狂的行为姿态作为对抗黑暗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与颜鲁公的凛然正气、以死抗争不同，与释怀素的忘怀世故、寄情自然也不同，这是一个无可奈何之法，恰恰体现出一个深藏着正义感的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哀。杨凝式以特殊的心态，颠疯的形貌，在书法艺术领域里踽踽而行，成为承唐启宋的行书大家，是唐楷向宋行过渡的关键人物。 　　杨凝式的书法师法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及二王，却又抛开了唐书严整的法式，以一种无法无度、天真烂漫的抒情写意的面目出现。杨凝式与"颠张醉素"一样，特别喜欢壁书而极少写笺牍。杨凝式书壁时的精神状态，也与张旭的"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和怀素的"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十分相仿。然而，身处乱世、心情郁闷的杨凝式，毕竟与身处盛世、情绪昂扬的张旭、怀素不同。张、怀书壁是使酒任性，在热情奔放之时，觉得"吴笺蜀素不快人"，而"书于高堂三丈壁"，这才如痴如狂。杨凝式是避俗遁世而不可得的情况之下，借书壁的方式佯狂，宣泄心中的苦闷。杨凝式"素不喜尺牍"，他的"淋漓快目"的书迹都是题写在寺庙墙壁上的。陈思《书小史》载："西洛寺观二百余所，题写几遍"。《旧五代史·杨凝式传》里也说："洛川寺观兰墙粉壁之上，题纪殆遍。"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因长年经受风吹雨打日晒，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而留下来的几件作品，倒是他"不喜"之"尺牍"，有《韭花帖》、《夏热帖》、《神仙起居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等帖，米芾称其书"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从这些传世的作品看，杨凝式作为一个杰出的书法家，他是深谙书法艺术基本功的重要性的。他有强健的笔力，敏锐而精确的造型能力，以及有适应和创造千变万化的视觉空间的非凡本领。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有诗赞道："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下笔便到"四字，概括了杨凝式"稳、准、狠"的手腕功夫；一句"欲换凡骨无金丹"，更是为世人、也是为自己感叹，言语之间，唯独杨凝式才有那种"欲换凡骨"的灵丹妙药。故大书法家苏轼同样对杨凝式予以高度评价，将其与颜真卿并称"颜、杨"。 　　杨凝式作为五代的行书大家，他的传世墨迹中，《韭花帖》是一件最突出的墨宝，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经典性的巨迹。 　　《韭花帖》纸本，行书尺牍，墨迹，共7　行，63　个字，高26　厘米，宽28　厘米，是一通写在白麻纸上的信札。真迹于清末年间为罗振玉所藏，曾被印入《百爵斋藏历代名人法书》，不知下落。当时清朝内府以及台湾兰千山馆所收藏的，则都是后人的摹本。 　　《韭花帖》是杨凝式答谢友人的一封书信，信中所述他午睡起来，腹味舒适，恰逢馈赠韭花所作食品，十分可口，便执笔以示谢意。内容读来平实清淡，字也写得萧散随意。 　　《韭花帖》通篇字形工整，矫健爽朗，体现在字里行间的，一方面是笔锋入纸如锥划沙般的劲利；另一方面，又出神入化地表现出笔墨间的神情顾盼。在用笔上，其中锋的健洁雄强以及提按顿挫间的笔势往来，大都采自《兰亭》一脉。尤其是气息的清远上，两者也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在结体上，《韭花帖》以其疏秀空灵代替了《兰亭》的端凝飘逸。在行距上，此帖更是独具一格，字与字间距处理上的大胆拓宽，使得他对于结字又流露出精创的安排，或密或疏、或正或欹、或拙或巧，或以文章留空，或以变幻取胜。疏朗虚白，相映成趣，不仅达到了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而且为新意境的诞生创造了契机。乍看《韭花帖》，仿佛觉得字里行间能容千军万马，但仔细一看，却并非如此，作者在黑白虚实处理上，独具匠心地通过字与字的呼应，行与行的映带，使得疏旷的布置藩篱完固，从而显示了一种白多黑少，以白醒黑，衬景开阔，气韵横溢的深远境界。宋代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都醉心于此帖，尤其是明代的董其昌，他在继承了《韭花帖》疏秀清朗之章法的同时，又夸张地融进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从而形成了"超然旷达"的董体书风。 　　杨凝式的书法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他的《韭花帖》摆脱了庙堂碑石那种由于森严惊心而导致的人格异化，它清挺疏淡而更接近人生，传达给人们的是对人生往事的回忆和对现实世界的珍惜，婉约深沉的艺术语言，把人们引进了亲切而略带伤感的真实情绪之中。正如王文治在《论书绝句》中所赞道："韭花一帖重球琳，千古华亭最赏音。"与《韭花帖》出自同一机杼的草书《神仙起居法》帖，它继承了张旭狂草的笔法，但轻松自如而无任何自我表现和浮躁不安的痕迹。书法与文字内容暗合，都讲究道家养身修心之道。而《夏热帖》与《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却跟上两帖相反，一变纵深的结体为疏朗，使人的视觉世界从奇险的峰峦转移到豁然开朗的浩瀚大海。杨凝式正是以这样风格多样、面目不同的艺术语言，塑造了他的双重人格，留给后人以深思。 　　（四）篆隶篆以秦兴，隶以汉盛。 　　《续书断》说："自秦李斯以苍颉、史籀之迹，变而新之，特制小篆。 　　备三方之用，合万物之变，包括古籀，孕育分隶，功已至矣。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唯真、草是攻，穷英撷华，浮功相尚，而不曾省其本根，由是篆学中废。"宋代朱长文这段话正道出了"篆学中废"这一历史客观现实。确实，自秦朝李斯之后，没有人继承其篆法加以发扬，只有到了唐代的李阳冰，才把篆书再次掀起高潮，使篆书延传至清代，以至现当代。李阳冰这一壮举确实伟大，不愧为一位大篆书家。《宣和书谱》赞曰："有唐三百年以篆称者，惟李阳冰独步。" 　　隶书至唐代，已发展成为程式化极强的恹恹无生气的书体。但也有专事隶书的书家，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李隆基、梁升卿等人便是。其中韩、蔡、李、史合称为唐代隶书四大家。唐隶四家以韩、蔡之书见称，但蔡有邻、李潮之书流传下来的极少，后世难得一见，韩择木、史惟则二人尚有作品可寻。 　　1。李阳冰及其书作李阳冰（公元722-789　年），字少温，唐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据传为李白族叔，但年龄小于李白。他是唐代以篆书闻名的一代书法大家。 　　李阳冰毕生专攻篆书。初学李斯《峄山刻石》，后从《吴季札墓志》得到启发："变化开阖，龙蛇盘踞，劲利豪爽，风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自此面目一新，独创一家。所以小篆圆活姿媚，神采飞动，劲利豪爽，骨气丰匀。李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有"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美"，"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之句，对他推崇备至。唐吕总在《续书评》中云："阳冰篆书，若古钗倚物，力有万钧，李斯之后，一人而已。"宋陈■《负暄野录·篆法总论》云："小篆自李斯之后，惟阳冰擅其妙。尝见真迹，其字画起止处，皆微露锋锷。映日观之，中心一缕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且直下不攲，故锋常在画中。"明赵■《石墨镌华》称赞李阳冰篆书"瘦细而伟劲，飞动苦神"。这些评论都指出李阳冰篆书中锋笔力运用特盛。这也就是李阳冰篆书的特点与优点。李阳冰对自己所创"玉箸篆"也非常自负，曾自言道："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从唐至元，他所得隆誉可谓无以复加。但是，清代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却批评李阳冰篆书说："笔法出于《峰山》；仅以瘦劲取胜。若《讦卦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事实上李阳冰的篆书，是没有两周金文、石鼓文朴茂浑厚，也没有李斯小篆的圆融劲挺、结法险奇，更没有汉篆的方整刚劲。但作为小篆这种书体，到沉寂冷落了500　余年后的盛唐，却由李阳冰重新拈出，而且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他在当时的书坛上赢得了像稍晚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那样的赞誉，丝毫也不用诧怪。与李阳冰同时代及五代、宋、元的篆书书家都不能与他同日而语，他作为一座历史的高峰仍受到后代的景仰和膜拜。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观点去看待李阳冰的书艺。他作为特定历史范畴中继往开来的杰出人物，其功绩谁也难以抹煞。《缙云城隍庙碑》、《怡亭铭序》、《李氏三坟记》、《谦卦爻辞》、《般若自题名》、《滑州新驿记》、《琴铭》、《听松》等书迹，就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三坟记》为李阳冰的代表作，言阳冰必言《三坟记》，艺术价值很高。此碑由李季卿撰文，李阳冰篆书，刻于大历二年（公元767　年）。碑高2.15米，宽0.93　米，两面刻，共23　行，每行20　字。原石已佚，现存于西安碑林者为宋翻刻。 　　《金石录》云："阳冰在肃宗朝（公元756-761　年）所书，是时年尚少，故字画差疏瘦。至大历以后诸碑，皆暮年所篆，笔法愈淳劲，理应如此也。"细观此碑，用笔粗细圆匀，稳健自然，结构均衡对称，十分沉稳，线条秀美遒劲，冷峻而静穆，字字犹如秦陵严整之兵俑，不可随意涂抹与挪动，确实为他晚年所作。如果把它与秦篆笔法比较，此记圆弧笔画明显增多，将秦篆之上密下疏改为上下停匀，瘦细健伟。览此记，别有一番情趣，若山涧之流泉，若松间之明月，若江上之清风，徐徐涌入胸怀。清孙承清在《庚子消夏记》中云："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李阳冰的《三坟记》确实遒劲而又逸致翩然。 　　与《三坟记》同年而作的《栖先茔记》，用笔遒劲、开张，笔道丰茂厚实，体格有所不同，是为李阳冰有变秦小篆遗风，故求其真而葆其美也。"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嘴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有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上李大夫论古篆书》）而早于8　年所作的《城隍庙碑》，其用笔纯系秦刻石《峄山》的程式。再观他晚年所作的《般若台记》却有返朴归真的倾向。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云："少温《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从《城隍庙碑》到《般若台铭》，我们可以看到李阳冰之篆法有日新月异之猛进，致使书艺与时并增，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广川书跋》云："观阳冰篆千字，得书法三昧，虽规合矩应，不遁方圆，至其神明合离，殆无蹊径可蹈而循，固知与长史异者形迹之间也。书家以法相授，其律甚严，非心融神会，未尝以付。始求于法，终不参流，动如羚羊挂角，更无形迹，逮及游于法之外，斯可语成法矣。" 　　2。史惟则及其书作史惟则是唐玄宗朝代的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其生卒年代记载不详。 　　他的原名为浩，惟则是他的字。唐玄宗时，他初仕伊阙尉，迁集贤院待制兼校理，后任殿中侍御史，故世称"史侍御"。他精研书法，特别是在隶书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风格特点是发笔方广、字形峻美、进退有度、雁足印沙，从而成为唐开元年间的第一位隶书专家。唐窦臮在《述书赋》中说："史侍御惟则，心优世业，阶乎籀篆，古今折衷，大小应变，如固高而瞩远，俯川陆而必见。"史惟则传世的书迹不多，有《大智禅师碑》、《龙角山元元宫碑》、《庆唐观金录斋颂》、《李楷洛碑》、《大照禅师碑》、《舞阳候祠堂碑》、《刘飞造像记》、《凉国夫人碑》等。其中以《大智禅师碑》为代表作。 　　《大智禅师碑》亦称《义福禅师碑》，全称《大唐故大智禅师碑铭并序》，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刻，严挺之撰文，史惟则隶书并篆额，史子华刻字。碑身高202　厘米，宽112　厘米。碑阳32　行，每行61　字，碑额3　行共9　字。碑阴比碑阳晚五年，即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刻，刻的是"大智禅师碑阴记"，阳成伯撰文，也是由史惟则隶书，27　行，每行9　字。碑末附宋淳化、宣和、金大宣、贞祐、明弘治年间的题名。此碑现藏西安碑林。此碑书法苍劲庄严，颇具骨力。其结体用笔基本保留了汉隶特点，其章法布白也颇似汉代《乙瑛碑》，有疏有密，刚柔相济，大小变化，是标准的唐隶之一。但因"唐人尚法"，唐隶受到唐楷笔法和结构规范化的影响，故失去汉隶自然朴实的意味，其生命力也就大大不如汉隶。同时，由于受唐楷的影响，此碑也就明显地存在程式化倾向。如果把此碑与汉隶之不同艺术风格相比，就能很好地看出唐隶的风格特征，"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落，唐则专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化。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①3。韩择木及其书作韩择木是中唐时代的昌黎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叔父。他的生卒年代记载不详，只知他活动于开元年间（公元713-740　年）。官至工部尚书、右散骑常侍，故世称"韩常侍"。韩择木也精研书法，师承蔡邕，以隶书著名，有"蔡邕中兴"之誉。《述书赋》说："韩常侍则八分中兴，伯喈（蔡邕）如在，光和之美，古今迭代。昭刻石而成名，类神都之冠盖。"韩择木隶书非常出名，远超"唐隶四家"的另外三人，赞美之词很多，有"庄重有法"，有"如龟开萍叶，鸟散芳洲"，有"如山东老儒，虽姿宇不至峻茂，而严正可畏"。宋朱长文在《续书断》中更是给予他以高度的评价："在唐中叶，以八分名家者四人，惟则与韩择木、蔡有邻、李渐也。择木尤妙，名重当时，惟则可以亚之。"朱长文认为韩择木的隶书排第一，而史惟则排第二，这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作品得到证实。他传世的书迹不多，有《祭西岳神告文碑》、《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叶惠明神道碑》、《桐柏观记》、《曹子建表》、《心经》等。韩择木的代表作是《祭西岳神告文碑》和《荐福寺临大戒德律师之碑》。 　　《祭西岳神告文碑》立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韩赏撰文，韩择木隶书，凡22　行，每行15　字，共330　字，碑额有篆书"开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此碑现存于西岳华山。 　　《祭西岳神告文碑》基本反映了韩择木隶书的风格特点。其用笔以篆法入隶，如锥画沙，如折钗股，既显示出韩择木书法的深厚功底，又颇具笔墨趣味。其结体端庄平正，内敛外拓，给人以静穆稳定的感觉。细品此碑，其点画结构无不暗合《曹全碑》的审美特征，自然洒脱，波磔飞动而不轻佻，正如清代万经所说："不束缚，不弛骤。"与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相比，技法更显娴熟。加上置于华山上，长年经受风雨的剥蚀，又多增一分苍茫劲健之美。难怪宋代朱长文看了此碑后，把韩择木列于"唐隶四家"之首。《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此碑是韩择木写《祭西岳神告文碑》三十年后的又一代表作，韩择木经过这三十年的磨练，吸收了《张迁碑》的苍劲凌厉、《曹全碑》的妍丽清韵、《石门颂》的纵横逸宕，同时又融入他那充满中和之气的楷书笔意，从而形成一种清新而萧散的风格。观看此碑，字字骨力遒劲，端庄稳美，合规中矩。字形大小有变化，整体上和谐统一，基本脱离了唐隶的程式化。与其他诸多唐隶碑帖拉开距离，为我们研究隶书艺术的发展规律增添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此碑刻于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现存陕西泾阳县文化馆。 　　①　清万经《分隶偶存》。 　　（五）书学论著书论是关于书法的理论或著述。它是在中华文化思想中孕育而成的，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书法本身的范畴，它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书论与书迹结伴而行、理论与实践互相观照，书法就繁荣昌盛，这是中国书法发展史所显示的一大特点。 　　隋朝统一南北，享国虽短，但在中国书法史上却是一个关键时期。隋代书论传世不多，有释智果的《心成颂》等。 　　大唐帝国国运昌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唐代不仅是书法艺术的昌盛时代，而且也是书法理论大丰收的时代。书论撰写者之多，论述体例之丰，阐释内容之深，都是前代所没有的，也是以后的宋、元、明望尘莫及的。据史籍所载，唐代书论达一百余种。现在留传下来的有欧阳询的《八诀》、《传授诀》、《用笔论》、《欧阳率更三十六法》，虞世南的《书旨述》、《笔髓记》，李世民的《笔法诀》、《论书》、《指意》，孙过庭的《书谱》，李嗣真的《书后品》，张怀瓘的《书议》、《书估》、《书断》、《文字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评书药石论》，蔡希综的《法书论》，徐浩的《论书》，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怀素的《自叙帖》，韩方明的《授笔要说》，韩愈的《送交闲上人序》，张彦远的《法书要录》，林蕴的《拔镫序》，释亚栖的《论书》等等。 　　五代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虽然出现了像杨凝式这样的大书法家，但五代书法的批评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把它看作为宋代书论繁荣的准备阶段。 　　唐代书学论著非常丰富，其中著名的也很多，现试举几例。 　　1。第一部书学论著--《书谱》《书谱》是一部文书并茂的论书著作，是中国书论史上的杰出篇章。唐代大书法家、书论家孙过庭撰文并书。 　　关于《书谱》的篇幅，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根据《书谱》最后一段说："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可是现存《书谱》就只有一篇，所以论者产生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今存《书谱》只是原书的一篇序言，故作《书谱序》；二是因原文中有"分成两卷"，且有"卷上"字样，所以认为它是两卷中的上卷，下卷已佚；三是认为今存《书谱》即为全文，因原文的内容和结构都完整，可能是由于屡经装裱而在中间断失"卷下"等字。但是，无论今存《书谱》为序言或为正文，为完帙或为部分，其理论价值并不因此而减低。 　　孙过庭从书体发展的总体趋势上评述了钟繇、张伯美、王羲之、王献之四家书艺的优劣，表现出他对书法发展观的深刻理解：书法的"质"与"文"的问题，即为内在美与外在美的问题；书法艺术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内在美，就是"质"，有志于书道者应在这上面下苦功夫学习。 　　孙过庭评价钟、张、二王的书艺，他最推崇的是王羲之兼擅各体。在他的书论中，他一方面强调辨体，即指出各种书体用途、特征、规律的区别。"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疏而畅，章务检而便。"（《书谱》）另一方面主张融汇贯通，重视各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统一。他以"使转"、"点画"来分析真书与草书的异同，真书以点画作为外在的表现，以运笔的使转作为内在的精神，而草书则相反。然而"点画"与"使转"在字中是相关连的，"形质"与"情性"也是统一的。他认为只要在这两方面上下功夫，其书艺便能达到炉火纯青、左右逢源的境界。他称赞王羲之的字说："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可见他注重情感对书法的影响。但他又主张不必从书法形态上去区分不同作品之间的异同，而应从书家的心理上去把握其实质，所以他说："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书谱》）至于人的性格与书风的关系，孙过庭在解释如何同学一家之书而各人面目纷呈，他以为书法的本原在创作者自身，而书法的气势波澜系于人心。所以对于书法创作的条件，他提出了五合、五乖的理论，认为作书者在心情既佳、笔墨精良、气候宜人的情况下，自然便触发起创作的欲望，这样产生的作品无不畅情达意。同时，他还主张融合各种风格，兼取其长，形成一种综合而协和的中庸之美。 　　孙过庭在他的书论中，还提出了自己对书法批评及鉴赏的看法。他指责了三种批评态度：一是人云亦云，一是倚老卖老，一是贵古贱今。他提倡在书法批评中应独立思考，要具有蔡邕识琴、伯乐相马那样见微知著、不为时尚所囿的精神。他认为批评的目的在于从纷繁复杂的书法创作中总结出规律，以期有助于现世与后代的学书者。因而在他的理论著作中贯穿着求实切用、理论指导创作实践的思想。 　　孙过庭的《书谱》博大精深，宏观论及书法艺术的法度与书人情性，微观至于点画与结构，充满了发展辩证的观点。《书谱》是中国书法史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历来被书家们奉为学习真草的圭臬。 　　2。书法品评专著--《书断》《书断》是评价书家和品鉴书艺的著作。唐张怀瓘著。 　　张怀瓘，是唐代开元年间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是一位很有独到见解的了不起的艺术批评家。他的著述很多，传世的有11　篇，最有价值的首推《书断》。 　　《书断》分上、中、下三卷，包括《书断序》、《书断上》、《书断中》、《书断下》、《评》五部分。 　　《书断序》是讲作《书断》的目的，要纠正前人书评的错漏，重新评价古今书法。《书断上》叙述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等十种书体的源流和发展概况，对各书体的特点及书家的赞语，颇有远见，且文字优美，文质相辅。《书断中、下》把古今书家列为"神、妙、能"三品，神品25　人、妙品98　人、能品107　人，然后分别评论书家。《评》是全篇之跋语。综合论述古今书评家梁武帝、羊欣、虞和、赵壹、萧子云等评论的要旨。此《评》创稿于开元甲子年（公元724　年），脱稿于丁卯年（公元727　年）。《书断》引征繁博，资料丰富，作者自谓："不虚美，不隐恶，近乎司马迁之书也"，可见作者撰写此书的态度是很严肃的。唐代张彦远所编的《法书要录》也辑录了这部书的全文，可见此书在唐代已得到重视。近人余绍宋对此书的评价也极高。 　　3。崇尚自然的书论--《述书赋》《述书赋》是品评书法家及其书作的著作。唐代窦臮著。 　　窦臮，字灵长，扶风（今陕西麟游县西）人，他大致生活在唐玄宗天宝（公元742-756　年）前后，曾任检校户部员外郎、宋汴节度参谋、刑部都官郎中等职。他是唐代天宝年间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其兄窦蒙在《〈述书赋〉语例字格》中说："吾弟尚辇君，字灵长，翰墨厕张、王，文章凌班、马。词藻雄赡，草隶精深，平生著碑志、诗篇、赋颂、章表，凡十余万言，较其巨丽者，有天宝所献《大同赋》、《三殿蹴踘赋》，以讽兴谏诤为宗，以匡君救时为本。"可见他在当时已文名显著。《述书赋》是他的一部代表作。《述书赋》二卷，综论历代书家，起自上古，迄于当时，共收录198　人，并及署证、印记、征求、保玩等等。其品题叙述，皆极精赅，书评而下，亦或有议。所注全凭史传，典切精当，颇为扼要。他自言："今记前后所亲见者，并今朝自武德以来迄乾之始，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咸备书之。"《述书赋》的论书宗旨是崇尚自然，主张任兴所适，不受规矩格法的限制，它体现了盛唐时代追求自然之美，反对矫揉造作的艺术审美趣尚。《述书赋》论历代书家，贵其能通乎自然。只有不忘童心，意在返回自然，排除世情，进入"忘情"的境界。与"忘情"相连的就是强调任兴所适，不受法度规矩所限，因而在《述书赋》评论具体书家之中，窦臮特别重视风流逸放一路。在《述书赋》中还涉及到了"真"与"美"的问题。所以，全面考察《述书赋》，我们可以看出窦臮的书论相当明显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述书赋》是道家崇尚自然的审美观在书论中的体现。 　　4。权威的书学编著--《法书要录》《法书要录》是书学论著总集。唐张彦远编著。 　　张彦远（公元815-875　年），字爱宾，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他出生在一个缙绅大族，高祖嘉贞相玄宗，曾祖延赏相德宗，祖弘靖相宪宗，有"三相张家"之称。张彦远博学能文，乾符中，官至大理寺卿。他精研书法，擅长隶书，在艺术理论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艺术理论家。除《法书要录》之外，还有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历代名画记》。 　　《法书要录》十卷，编辑自东汉至唐元和（公元806-820　年）年间的书法理论著作34　篇，采摭繁富，精审有识。他自己在《法书要录自序》中说："好事者得此书及《历代名画记》，书画之事毕矣。"张彦远在他的论著中，提出了关于书画同体的理论，开启了后代诸种书画相通的主张。同时，他又认为书画都本乎立意而归乎用笔，其创作过程是相通的。正如他在《论画六法》中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来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他的宏观艺术理论思想正来自于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在《法书要录》中，他编入了赵壹的《非草书》、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僧虔的《论书》、虞和的《论书表》、梁武帝的《论钟书十二意》、《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庾肩吾的《书品》和李嗣真的《书后品》、窦臮的《述书赋》和张怀瓘的《书断》等古代书论中的名篇，还有那更为著名的卫铄的《笔阵图》和王羲之的《题笔阵图后》。可见《法书要录》确实是一集大成的作品，享有很高的学术性与权威性。 　　五、隋唐五代的音乐舞蹈艺术隋唐五代的音乐舞蹈艺术，是中国古代乐舞文化的高峰。这一高峰的出现，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合力。其一，音乐舞蹈，历来是封建礼教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隋唐初创之时，国家为稳定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迫切需要礼乐建设的辅助。因此，隋设清商署，唐增设教坊、开辟梨园等专职机构，锐意挖掘整理前代各国遗留下来的乐舞遗产，大规模地进行乐舞的修定。其二，隋唐两代的文治武功使歌舞诗乐层出不穷。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为乐舞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题材和难得的历史机遇。其三，外来乐舞为中国乐舞的繁荣注入了新的酵母。自汉魏至隋唐，中外各民族长达几百年的广泛交流，使中国传统乐舞得以多方借鉴和融合。尤其是到了唐代，几乎将进入本土的所有外来乐舞，都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民族化、大众化的再创造，使之成为大唐乐舞的优秀成果。其四，诞生在民间的"散乐"、"歌舞戏"、"俗讲"等艺术形式，以其清新独特的风格，深为朝野官民所喜闻乐见，因而有着蓬勃的生机，成为隋唐五代乐舞体系中最为强大的望族。 　　隋唐五代乐舞的内容，可概分为四大类。一是"先王之乐"，即古老悠久的雅乐，专供帝王祭祀天地、祖先以及举行朝贺、宴享等大典所用。二是北朝以来北方乐舞的龟兹乐，以及源于龟兹乐发展而来的燕乐，专供朝廷宴娱所用。三是汉魏以来所创作的清乐，属于汉族传统的乐舞。四是散乐，为别于殿堂雅乐而言的民间乐舞百戏。其中"杂曲"、"俗讲"和"燕乐"，是唐代的最新成果。 　　（一）雅乐与俗乐《新唐书·艺文志》载，"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因此，隋唐五代的音乐，主要由雅乐和俗乐构成。雅乐由古代的"先王之音"和汉魏以来的"前世之音"--"清商乐"构成。俗乐包括各兄弟民族的乐舞、唐代创造的燕乐和民间音乐。 　　1。隋代的清商乐历经南北朝300　余年的战乱，天下礼坏乐崩，各地典章殆尽。隋文帝立国，锐意复兴礼乐。诏令太常卿牛弘等人增修雅乐。牛弘召集伶官，搜集清商乐遗迹，仅于郊外寺庙征得祭神所用《黄钟》一曲。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国，才获得江东乐工和四县乐器。文帝召至宫廷演奏，赞叹"此华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于是调整五音，再生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14　调。自此，隋朝有了清商乐，特设置清商署掌管。 　　清商乐，是古代汉族民间音乐的总称。晋到南北朝期间，相和歌曲融合南北不同的传统和风格，逐渐发展为清商乐。西晋时，设音乐机构"清商署"，由律学家荀勖主持，对旧有的相和歌进行收集和改编。东晋南迁后，南方音乐在吴歌、西曲的基础上，结合传入的中原音乐而发展起来。后来，魏孝文帝元宏收集中原旧曲、江南吴歌和荆楚西声，总称为"清商乐"，以别于"胡乐"和"先王之音"。 　　隋设清商署后，协律郎祖孝孙依据京房旧法，推5　音12　律为60　音，每音再以6　调分奏，演变为360　乐。后被列入《七部乐》中为第二部，名作《清商伎》。再后，又设《九部乐》，改称《清乐》，列于九部之首。唐代，初设《九部乐》，后增设为《十部乐》，《清商乐》均排在第二部。 　　隋朝灭亡，清乐散缺，存者仅剩63　曲。留传后世者有：《平调》、《清调》，由南北朝周国《房中乐》所出；《白雪》，古代楚地之曲；《公莫舞》，南北朝汉国之舞；《巴渝》，南北朝汉高帝命乐人所作；《明君》，汉元帝时所作；《明之君》，汉代《鞞舞》之曲；《铎舞》，汉代之曲；《白鸠》，三国时吴地《拂舞》之曲；《白纻》，三国时吴舞之曲；《子夜》，晋代之曲；《前溪》，晋代车骑将军沈珫创作；《团扇》，晋代王珉所作之歌；《懊侬》，晋代隆安初歌谣；《长史变》，晋代司徒长史王廞创作；《丁督护》，晋、宋间乐曲；《读曲》，宋人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创作；《石城》，宋臧质创作；《莫愁》，出于《石城乐》；《襄阳》，宋、隋时人王诞创作；《常林欢》，宋、梁间乐曲；《三洲》，商人歌曲；《乌夜飞》，南北朝宋人沈攸之创作；《估客乐》，南北朝时齐武帝创作；《杨叛》，南北朝时北齐歌曲；《骁壶》，投壶之乐；《采桑》，《三洲曲》所出；《玉树后庭花》、《堂堂》，南北朝陈后主创作；《泛龙舟》，隋炀帝杨广创作。 　　还有《吴声四时歌》、《雅歌》、《上林》、《凤雏》、《平折》、《命啸》等曲，词与曲多有散佚，十不传其一、二。 　　2。唐代的雅乐前代儒者，专视"先王之音"为雅乐。雅乐，是古代宫廷用于祭祀和仪典的音乐，源于周朝的礼乐制度。周朝的"礼"有五类：一为吉礼，讲祭祀，敬事邦国和鬼神；二为凶礼，哀忧患，多属丧葬凶荒；三为宾礼，讲会同，多属朝聘过从；四为军礼，讲兴师动众，征讨不服；五是嘉礼，为宴饮婚冠，吉庆活动。古代"乐"与"礼"紧密相联，在这五类宫廷礼乐活动中，"乐"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隋之前，这些音乐也被称为清商乐，隋改称清乐。因其"中正和平"、"典雅纯正"，故署名雅乐。唐代燕乐流传到日本，也被称为"大唐雅乐"。 　　唐代大规模地修定雅乐有三次。 　　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李渊始命太掌少卿祖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六月，孝孙奏请修定。高祖令其斟酌南北，考以古音，遵照《礼》中"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要求，制定"十二和"之乐。 　　《豫和》之乐，用于祭祀天神；《顺和》之乐，用于祭祀地祇；《永和》之乐，用于祭祀宗庙；《肃和》之乐，用于天地、宗庙登歌；《太和》之乐，用于皇帝临轩；《舒和》之乐，用于王公出入；《休和》之乐，用于皇帝举食及饮酒；《政和》之乐，用于皇帝受朝；《承和》之乐，用于皇太子轩具出入；《胎和》之乐，用于冬至皇帝礼会登歌；《雍和》之乐，用于郊庙俎入；《寿和》之乐，用于祭享酌酒，宣读祝文及饮福、受胙。 　　此外，五郊迎气，各以月律而奏其音，郊庙祭享奏《化康》、《凯安》之舞乐。至此，亡绝已久的周礼旋宫之义，以及与礼相联的雅乐重又复兴起来。 　　祖孝孙逝世后，新任协律郎张文收依据《周礼》，将十二和之曲与乐器相配定制：祭昊天上帝、封太山：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奏《预和》之舞；祭地祇方丘：以函钟为宫、大簇为角、姑洗为徵、应钟为羽，奏《顺和》之舞；祫禘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奏《永和》之舞；祭五郊、明星辰及类于上帝：黄钟为宫，奏《豫和》之曲；大蜡、大报：以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调，奏《豫和》、《顺和》、《永和》之典；明堂、雩：以黄钟为宫，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籍田：以太簇为宫，雨师以姑洗为宫，山川以蕤宾为宫，并奏《顺和》之曲；飨先妣：以夷则为宫，奏《永和》之舞曲；大飨燕：奏姑洗、蕤宾二调；皇帝郊庙、食举：以月律为宫，并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庙出入：奏《太和》之乐；临轩出入：奏《舒和之乐》；并以姑洗为宫。 　　皇帝大射：以姑洗为宫，奏《驺虞》之曲；皇太子：奏《貍首》之曲；皇太子轩悬：姑洗为宫，奏《永和》之曲。 　　因黄钟为十二调之首，以其为尊贵的象征，按等级规定：为天子之乐，用十二钟；为上公之乐，用九钟；为侯伯之乐，用七钟；为卿之乐，用六钟；为子男之乐，用五钟；为大夫之乐，用四钟；为士之乐，用三钟。 　　这套乐舞制度，深得太宗称善，成为"贞观之治"的一套盛世乐章。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经太宗提仪，朝廷议定：皇祖弘农府君、宣简公、懿王三庙的祭乐，均用《长发》之舞。 　　太祖景皇帝庙乐，用《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庙乐，用《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庙乐，用《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庙乐，用《光大》之舞。 　　其他各庙祭歌，请每室别奏。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经太尉长孙无忌、侍中于志宁提议，太宗诏令：太宗庙乐定为《崇德》之舞，文德皇后庙乐停《光大》之舞，同奏《崇德》之舞。 　　随后，太宗再次诏令秘书监颜师古等人，撰定弘农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庙乐曲舞名，其后变更不一，而自献祖以下所定庙曲，大体未变：献祖，《光大之舞》；懿祖，《长发之舞》；太祖，《太政之舞》；世祖，《大成之舞》；高祖，《太明之舞》；太宗，《崇德之舞》；高宗，《钩天之舞》；中宗，《太和之舞》；睿宗，《景云之舞》；玄宗，《大运之舞》；肃宗，《惟新之舞》；代宗，《保大之舞》；德宗，《文明之舞》；顺宗，《大顺之舞》；宪宗，《象德之舞》；穆宗，《和宁之舞》；敬宗，《大钧之舞》；文宗，《文成之舞》；武宗，《大定之舞》；昭宗，《咸宁之舞》。 　　此后，历代帝王虽有个别调整，但体系格局不变。经过多年的努力，唐代的帝王之音，终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体系。但与俗乐相比，仍相形见绌。3。唐代的俗乐和宴乐俗乐一词，源出《孟子·梁惠王》，有"寡人非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唐代的燕乐，也称为俗乐。《新唐书·礼乐志》载："凡所谓俗乐，二十有八调。。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则益浊，上则益清；慢者过节，急者流荡。其后声器浸殊，或有宫调之名，或以信四为度；有与律吕同名，而声不尽雅者。其宫调乃应夹钟之律，燕设用之。" 　　燕乐，也叫"宴乐"、"嬿乐"。《周礼·春宫》载："磬师：掌教击磬。。教缦和燕乐之钟磬。"这是指天子和诸侯宴享宾客所用的音乐，一般是采自民间的俗乐，又称"房中乐"。《仪礼·燕礼》载："若与四方之宾燕，有房中之乐。"至秦，"燕乐"的涵义与汉以后的"食举乐"相似，仅为宫廷宴享时所用的音乐。魏晋至隋"燕乐"则概指宴饮、游乐及娱乐活动所用的音乐。隋唐时期，"燕乐"为宫中所用俗乐的总称。杜佑在《通典》中载，"燕乐"为"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的总称。沈括的《梦溪笔谈·乐律》云："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可见，俗乐由两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皇帝和诸侯宴享宾客时所用的音乐，一般采用民间俗乐，以别于庙堂和庆典所用的雅乐。二是宫廷以外的各种民间音乐。实际上，燕乐将中外各种音乐形式，统统加以创造性地吸收，用于宫中。宫中所有俗乐也统称为燕乐。而燕乐是唐朝的巨大成就。 　　（1）《十部乐》《十部乐》是在"隋七部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掉陈国，便将北周、南陈以前的乐舞加以汇集整理，分为雅俗二部。又收集波斯、中亚诸国及邻邦的乐舞，合为七部，为《七部乐》。即《清商伎》、《国伎（西凉伎）》、《龟兹伎》、《安国伎》、《天竺伎》、《高丽伎》、《文康伎》，大业中（公元615-618　年），隋炀帝增加《疏勒伎》、《康国伎》，成为《九部乐》，并将《国伎》改名为《西凉伎》，《文康伎》改名为《礼毕》，作为终曲。 　　唐武德初年，李渊沿用隋《九部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舍去《礼毕》，用《天竺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平定高昌后，增加《高昌乐》，去掉《扶南乐》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 　　（2）"坐部伎"与"立部伎" 　　唐代中叶以后，宫廷表演艺术强烈地吸收融化少数民族乐舞，新编燕乐异常繁荣。武则天、唐中宗时期，根据演出规模的大小，统编为"坐部"和"立部"两类。乐府便将立奏之乐称为"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坐部伎"在堂上坐着演奏，人数不多，规模较小；舞者3　至12　人，用丝竹细乐伴奏，风格较为清雅，乐工和舞者的表演水平较高。其构成包括《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六部乐舞。 　　"立部伎"，舞者60　至180　人，声势浩大；以鼓和金钲伴奏，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气势宏伟壮观。由8　部乐舞构成。即《安舞》、《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寿乐》。《安舞》、《大平乐》，乃周、隋遗音，其他乐舞皆用大鼓，杂以龟兹乐。《大定乐》又加金钲。《庆善乐》用西凉乐，声颇闲雅。 　　（3）少数民族乐曲从"十部乐"曲目构成上看，少数民族的乐舞对隋唐俗乐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西凉乐和龟兹乐的曲度，能够被当时的百姓熟知，足以说明少数民族乐舞的发达和影响之大。据唐书记载，享有盛誉的少数民族乐曲有十几部，分别为《西凉乐》、《高丽乐》、《百济乐》、《扶南乐》、《天竺乐》、《骠国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北狄乐》等。（4）大曲和杂曲古代的音乐，与诗歌舞蹈融为一体，称为"乐"或"乐舞"。隋唐时期，乐和舞还没有分离，乐曲之中多数为舞曲。唐代的舞曲，有"大曲"和"杂曲"之分。据宋《乐府诗集》所载："'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役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据崔令钦《教坊记》载：盛唐时教坊共有杂曲278　首。其中，清商乐仅68　首，其余都是来自民间和兄弟民族的乐曲，以三倍之数盛于清商乐。现摘其数例，以观其大略。 　　《欸乃曲》，为唐代曲子新作之一。代宗大历初年，元结为道州刺史，因军务到长沙。归途中遇水大涨，船只难进，乃作此曲5　首，使舟人唱之。内容写沿途山水风光和作者自身的感受，形式为七言四句。"欸乃"，即摇橹之声。 　　《天仙子》，原名《万斯年》，来自西域。吸收入教坊，后用作词牌。 　　因皇甫松词有"懊恼天仙应有以"句、韦庄词"刘郎此日别天仙"句而易名。有单调、双调二体。单调34　字，五仄韵，或五平韵，或两仄三平韵，或四仄韵。双调68　字，上下阕各五仄韵。 　　《何满子》，又作《河满子》。唐教坊曲子。后用作词牌，相传玄宗时有歌人何满子，触犯刑法获罪，临刑进此曲以自赎，竟不得免。后遂以其姓名为此曲之名，单调36　字，双调73　字。 　　《破阵子》，又称《破阵乐》、《十拍子》。唐教坊曲子名。在唐为舞曲，舞者2000　人，皆画衣甲，执旗旌，威武壮观，有军旅"破阵"之意。本以七言绝句入乐，后用旧曲名另度新声。 　　《婆罗门》，唐教坊大曲名，后用作词牌。又称《婆罗门引》、《望月婆罗门引》。敦煌曲子词有"咏月"4　首，每句均以"望月"二字起。单调34　字，平韵，一般为双调76　字。 　　《望江南》，唐教坊曲子名。后用作词牌。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德裕）镇浙日，为亡伎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白居易曾依其词作词，词中有"江南好"、"能不忆江南"句，遂更名为《江南好》、《忆江南》，又名《梦江南》，有单调、双调二体。唐时为单调，27　字，三平韵。 　　《木兰花》，唐教坊曲子名，后用作词牌，唐和五代多有《木兰花》词，句式参差不一。双调，52　字、54　字或55　字。多为三字句和七字句相间，仄韵。原名《玉楼春》，因五代欧阳炯词中有"同在木兰花下醉"句，而改名。《倾杯乐》，唐教坊曲子名，后用作词牌，又名《倾杯》、《古倾杯》。其词最初为长孙无忌作。玄宗时用于马舞。敦煌写本《云谣集杂曲》有此调二首，分别为109　字与110　字，仄韵。 　　"大曲"是一种大型多段的歌舞音乐。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散序"，无歌无舞，无节拍地演奏音乐若干遍；二为"中序"，或称"拍序"，也叫"歌头"，音乐为板眼分明节奏较慢的四拍子曲调，歌队开始唱歌，舞队仍不出场；三是"破"，或"舞遍"，其中包括"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拍"、"杂衮"等段落。音乐为二拍子曲调，舞队入场起舞，无歌唱。节奏渐趋急促，舞者盘旋腾跃，令人目不暇给。"大曲"源于汉、魏，当年"相和大曲"和"清商大曲"已经出现。南朝大曲，多为清商三调中的大曲，隋唐五代时期，雅乐、清乐、燕乐都有大曲。据《教坊记》载，盛唐时期教坊共有大曲46　首。其中，有少量大曲的音乐介于雅乐与燕乐之间，多数均为燕乐。如《庆善乐》、《上元乐》、《破阵乐》、《绿腰》、《薄媚》、《柘枝》等等。在表演形式和演出规模上，都有较大发展，其歌词主要是诗体语言，入乐叠唱。 　　清商乐成分较多的大曲又称为"法曲"，情调更加幽雅。法曲也称"法乐"。源于东晋和梁代的"法乐"。东晋时，将用于佛教法会的乐曲称为法曲。梁以后，形成以清商乐为主的法乐，到隋唐称为"法曲"。《新唐书·礼乐志》载："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等。"隋炀帝厌其声淡，曲终复加解音。"唐代，"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曾下诏将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产生了不少著名的新作，如《赤白桃李花》、《霓裳羽衣曲》等。 　　大曲或法曲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唐代的乐舞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中唐以后，法曲渐衰。 　　隋唐五代的声乐，已无法谛听。但在"唐书"和《乐府诗集》等典籍和其他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歌词，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独唱、合唱、伴唱歌曲。玄宗时著名女歌手许和子，就是以其天才的歌唱艺术而载于史册的。可见，隋唐时期的声乐，也有着辉煌的成就。 　　（二）文舞和武舞隋唐两代，传统雅舞得以荟集，重获新生；由于舞蹈艺术的繁荣，又有文舞和武舞之分；健舞和软舞层出不穷。特别是各种中外乐舞的大量涌进和广泛交流，使长安城客观上成为表演艺术的国际中心。大唐舞蹈则以其不朽的传世之作，跃上了中国古代舞蹈艺术的高峰。 　　1。重获新生的古代乐舞隋文帝承袭旧制，将乐舞按文舞、武舞加以类分。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高宗李治也将文舞、武舞重新规定，形成定制。"文武"和"武舞"源于周代，是雅舞的两大结构。雅舞是古代帝王用于祭祀和仪典的舞蹈，用于宴筵、享乐、祭祀三项大典，以及"吉"、"凶""军"、"宾"、"嘉"等重要国事活动。按其用途、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分为"文舞"和"武舞"。文舞的演员，手执鸟羽和施（牛尾）；武舞的演员，手执牛干（盾）和王戚（斧）等兵器。"文舞"重在歌颂本朝的文德，"武舞"主要用于赞扬国家的武功。 　　唐代立国，百业并举，国力昌盛，乐舞隆兴。武德九年，祖孝孙等奉诏定乐，将文舞改称"治康"，"武舞"易名"凯安"（后世仍用旧称），舞者各64　人。"文舞：左籥右翟，与执纛而引者二人，皆委貌冠，黑素，绛领、广袖、白绔、革带，乌皮履。武舞：左干右戚，执施居前者二人，执鼗执铎皆二人，金錞二，与者四人，素者二人，执铙二人，执相在左，执雅在右，皆二人夹导，服平冕，余同文舞。"（《新唐书·艺文志》）论用途：则在朝会、献祭、太庙、禘祫，各有定制。《新唐书·艺文志》载："朝会则武弁，平巾帻，广袖，金甲，豹文绔，乌皮。。。执干戚夹导，皆同郊庙。凡初献，作文舞之舞；亚献、终献，作武舞之舞。太庙降袖以文舞，每室酌献，各于其庙之舞。禘祫迁庙之主合食，则舞亦如之。"（《新唐书·艺文志》）唐代是一个热衷于创造的时代，由于礼乐的重要社会地位，乐舞的创造更加非同凡响。 　　仪凤二年（公元677　年），太常卿韦万石定《凯安舞》六变：一变象龙兴参墟；二变象克定关中；三变象东夏宾服；四变象江淮平定；五变象猃狁服从；六变象复位以崇，兵还振旅。 　　太宗时，令颜师古等人撰定弘农府君至高祖武皇帝六庙乐曲舞名，虽各朝多有变更，仍有20　余舞见于著录。 　　太宗为秦王时，大败劲敌刘武周，军中作《秦王破阵曲》。太宗即位后，宴乐必奏之。后又令魏徵等人改填歌词，名曰《七德舞》，隶属武舞。其乐共52　曲，内有雅乐二曲。 　　太宗生于庆善宫，贞观年巡幸至此，大宴同来群臣，太宗兴致勃勃，赋诗若干。起居郎吕才谱曲，名曰《功成庆善乐》。以儿童64　人起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征文德。属于文舞。有乐50　曲，内有雅乐一曲。《上元舞》，为高宗李治所作，舞者80　人，舞衣绘祥云五色，以象征元气。其乐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共12　曲，大型祭祀和宴享活动均用之。此舞全曲共29　首，皆属雅乐。 　　高宗即位时，景云见，黄河水清，张文收选择古曲相宜者，作《景云河清歌》，又称《燕乐》，分《景云舞》、《庆善舞》、《破阵舞》、《承天舞》四部。 　　唐代燕乐的诞生，使舞蹈空前繁荣，达到了中国古代乐舞的最高峰。 　　2。健舞、软舞及诸舞唐代舞蹈的种类繁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小型舞蹈，人们对其作了"健舞"和"软舞"的划分。"健舞"和"软舞"的演出规模不大，多为独舞或双人舞，艺术技巧很高，并成为教坊传教授业的主要内容。 　　"健舞"原为民间舞蹈，后经教坊整理改于宴享时演出。这种舞蹈，舞步壮健，伴奏多用繁弦急管，气氛热烈，节奏明快。据崔令钦的《教坊记》和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记载，当时的"健舞"有《阿辽》、《柘枝》、《黄獐》、《拂菻》、《大渭州》、《达摩支》、《棱大》、《阿连》、《剑器》、《胡旋》、《胡腾》，共12　种。 　　软舞也是由民间乐舞改编而成，多用于宴享。这种舞蹈姿态柔婉，舞步轻盈，音乐伴奏舒缓平和，表演时感情较为细腻。见于记载的舞蹈有《垂手罗》、《春莺啭》、《乌夜啼》、《半社》、《回波乐》、《渠件席》、《兰陵王》、《凉州》、《屈柘枝》、《团圆旋》、《绿腰》、《苏合番》、《甘州》共13　种。 　　《胡旋舞》是"健舞"中较为著名的舞蹈，从中亚地区传入。以快速、轻盈的旋转动作为主。白居易赋诗赞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此舞风靡宫廷和民间，人们对它的喜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绿腰》是"软舞"中影响最大的创作舞蹈，为女子独舞。舞者身着长衣襟的长袖舞衣，舞姿轻盈柔美，舞袖动作非常出色。初舞时，动作"慢态不能穷"；舞到极兴，则"低回蓬破浪，凌乱雪萦风"；临近结尾，动作繁急，衣襟也飘舞而起，使观众产生"唯恐捉不住，飞去逐惊鸿"的美感。《霓裳羽衣舞》，是一种不同于"健舞"和"软舞"而又兼有这两种风格的舞蹈。《霓裳羽衣舞》是同名法曲中的舞蹈。舞者必须装扮得极其典雅美丽，宛如仙女。演出服饰必须遵照特殊规定，上身著"羽衣"，象征孔雀翠羽；下身著"霓裳"，即艳如彩霞般的彩裙。该舞的编导手法十分高妙，运用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的变化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递次展现、或同时齐发，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因此舞蹈难度较大，表现力极强，要求表演者具有很高的水平，致使白居易观看后发出了"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的由衷赞叹。 　　风行于壮族民间的《春堂舞》，专门表现农民劳动的生活乐趣。舞蹈分为四节：一为"插秧"，二为"车水"，三为"打谷"，四为"舂米"。此舞人数没有严格限制，但必须是双数。舞者每人手执一条扁担，围绕在舂米糟或长凳旁边，上下左右前后，边打边歌边舞，并配以竹筒、鼓乐等，声音和谐，节奏强烈。 　　规模庞大的《叹百年队舞》，是唐代的又一创举。懿宗与宠妇郭淑妃所生的同昌公主，于咸通十一年病死，夫妇甚为悲痛，特举行隆重葬礼，懿宗亲作挽歌，并令百官奉和。宫廷伶官李可及进献《叹百年》曲，并据此曲编导队舞。舞者数百人，盛装打扮，饰以珠宝首饰；以绘有鱼龙图案的800　匹绸缎铺于地上，作为布景，舞者均像在水上漂浮；边唱边舞，动作徐缓，声词哀怨，情调忧伤，听之莫不泪下。 　　"字舞"和"花舞"也是队舞的种类。《旧唐书·音乐志》载："若《圣寿乐》，则进身换衣，作字如画。"《圣寿乐》就是唐代宫廷中表演的一种字舞。表演时，140　人头戴金铜冠，身穿五色画衣，通过舞蹈队形的变换，呈现出"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岁、宝作弥昌"的十六字令。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　年），也常演出《圣寿乐》。舞者运用服饰色彩的变化组成字句。崔令钦的《教坊记》载：舞者衣襟上，各绣一大窠（团状花纹），皆随其衣服本色，制成纯缦丝衫（无花纹丝衣），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边。舞人初出，音乐过后，皆是缦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人之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纳怀中。观者忽见众女皆文绣炳焕，莫不惊异。 　　3。唐代著名舞蹈的特征唐代舞蹈体系完备，种类繁多，艺术成熟，影响深远。从表现内容和历史沿革上看，有文武和武舞、健舞和软舞之属。因其用途和表演场所也有明显区别，还可分为表演性舞蹈，宫廷宴享舞蹈，民众自娱、民间祭祀和寺院佛事舞蹈等三类。 　　（1）表演性舞蹈多在后宫，贵族集宴，酒肆，街头和广场演出。表演性舞蹈的表演节目，涉猎古今中外，经教坊专门训练后才正式演出，艺术水平高于其他各类舞蹈。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技巧尤为繁难。舞者1　至3　人，规模较小，以"健舞"和"软舞"的节目为主。优秀的"法曲"舞蹈难度更大，艺术水平更高，也是表演性舞蹈的"拿手好戏"。表演性舞蹈均源于民间。其中，中外各民族的民族舞蹈有《柘枝》、《胡旋》、《胡腾》，以及用地名命名的《凉州》、《甘州》、《大渭州》、《拂菻》等；继承前代的舞蹈有《兰陵王》、《乌夜啼》、《回波乐》等；另有《剑器》和《春莺啭》、《胡旋》、《绿腰》和《霓裳羽衣舞》等舞，则是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其他舞蹈因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乐舞。它们的出现，把表演性舞蹈发展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充分体现出盛唐那种包容一切的吸收能力，大胆豪放的创作热情，以及自信向上、气势豪迈的进取精神。 　　（2）宫廷宴享舞蹈为了满足宫廷朝会、庆典的需要，隋朝在继承南北朝乐舞的基础上，集中整理了汉族传统乐舞，兄弟民族乐舞和外国传入的各种乐舞，先后制定了"七部乐"、"九部乐"。唐初，在沿用"隋九部乐"的基础上，经太宗增删，诞生了"十部乐"。其中，《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8　部，均为兄弟民族和国外乐舞。它们多在南北朝时传入内地。经过隋唐的开发和磨练，更为纯熟精湛，代表中原传统乐舞的《清商乐》，内容十分丰富，且有严格的礼数，不能随意处理，若越礼使用，便会受到惩处。因此必须成套地、完整地演出。《燕乐》一经诞生，更显生机勃勃，并以其强大的阵容，列于"十部乐"之首。"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的各部名称，实质上都有两种含义：一是专指某一乐部的狭义属性，二是指某一民族或地区具有的特殊风格的舞蹈，带有广义的性质。可想而知，每个舞部的数目，不是一成不变的。 　　"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的演出规模并不大。每部乐舞，舞者最多4　人，乐工最多27　人。除《燕乐》外，其他各部都是民族风格很强的民间歌舞，没有明显的政治内容。但经过朝廷修定后，被王公视为神圣，只能在皇帝宴请群臣、招待外国使节和少数民族首领，庆祝丰收等活动时，才郑重演出。只有《康国乐》中的《胡旋舞》、《清商乐》中的《白纻舞》、《公莫舞》等少数乐舞，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不断发展。 　　"坐部伎"和"立部伎"，是唐代撰定的乐舞保留节目。其中包括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则天武后、玄宗李隆基等各个时期的作品。这些乐舞已不像"九部乐"、"十部乐"那样地照搬演出，而是在继承、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造的新乐舞。 　　（3）民众自娱性、民间祭祀和寺院佛事舞蹈唐代的民众自娱性舞蹈，是历史上最为活跃的时代景观。这类舞蹈，人数没有规定，观众也可随时加入表演行例，大家在同一节奏中欢呼、跳跃。舞蹈的动作朴拙自然，节奏强烈鲜明。当个人、集体、音乐、舞步浑然一体时，便形成一种特殊的氛围，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使人产生极大的愉悦感、享受参与感。民间的《春堂舞》和《踏歌》，就属于这类舞蹈。其歌唱特点是：同一曲调，即兴填词，反复传唱。刘禹锡《纥那曲》赞为"踏与兴无穷，调与词不同"。数百人齐声欢唱的沸腾场面，更是惊天动地、气势磅礴。张祜的《正月十五夜灯》盛赞为："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其舞蹈特点是：人数众多，手连着手，肩并着肩，随着歌唱的节奏以脚踏地，即所谓"连袂踏歌"，间以轻盈美妙的舞袖动作。 　　民间风俗祭祀和寺院佛事舞蹈，随着隋唐宗教艺术的世俗化和民族化而有所发展。民间祭祀舞蹈，较为普遍的是巫术活动中的娱神舞，由巫人独舞，称作"巫舞"。在祈求神灵保佑而举行的迎神、送神或求雨等祭祀、祈祷活动中，都有巫人舞蹈。与前代相比，唐代巫舞的神秘气氛淡化，审美的色彩更加浓厚。 　　隋唐的寺院，承袭了南北朝时期常设女乐的风气。安国寺在佛事活动中表演的《四方菩萨蛮舞》，是突出的例子。 　　（三）"俗讲"、"散乐"等表演艺术在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中，"杂曲"、"变文"、"俗讲"、"散乐" 　　等各种民间表演艺术，占有很大的比重。由于封建礼乐制度的约束，它们很少进入宫廷献演。但是，它们生长在民间，直接为百姓演出，频繁地与国外的表演艺术家进行交流，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广泛的观众层面。虽然它们缺少"雅乐"那样的优厚条件，但也少受宫廷礼乐的束缚。因而更能自由发展，更加绚丽多姿。相比之下，"雅乐"却愈发不景气，而日渐衰落了。1。民间的"变文"和"俗讲"艺术"变文"是唐代说唱艺术"俗讲"的文字稿本。"俗讲"是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形式。原为寺院僧侣面对俗众讲唱佛经故事，以招徕香客，增加布施，故称"俗讲"。后来，寺僧为了引起俗众的兴趣，逐渐在佛经故事之外，也采取边唱边讲的形式，表演一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唱讲的艺术水平也得以提高。因俗讲具有故事情节和演唱艺术的双重特征，深受民众欢迎，渐渐地从寺院走向民间。以俗讲著称于世的僧人，首推文叙。唐代末年也有关于女演员专门演唱俗讲的记载。 　　"俗讲"不但具有故事情节和演唱技巧，而且还有很强的文学性。优秀的俗讲段子作为传统的保留节目，于是便出现了"变文"，以供俗讲艺人长期应用。变文的文学体式为散文和韵文相结合，对后世曲艺艺术及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王昭君变文》，现存残卷，作者不详。写王昭君身为汉元帝宫女时，因性格刚正，不愿奉承画师，被毛延寿画了个其丑无比，汉元帝从未发现其才貌。后匈奴单于求亲，元帝诏令昭君出嫁匈奴。及至宫廷礼见，元帝惊其美艳，但后悔已晚。昭君嫁至匈奴后，册封为胭脂皇后，单于令部署大加庆贺，又陪伴昭君出猎，以慰藉她的思乡之情。昭君登高狩猎，南望故国，大动乡思，终于病绝。这是一个爱国思乡，情意深沉的故事，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在当时是比较著名的俗讲节目，其流传也相当广泛。 　　唐代变文稿本一直藏于敦煌莫高窟中，清光绪年间被偶然发现。计有《维摩诘经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秋胡变文》、《捉季布变文》、《唐太宗入冥记》、《降魔变文》和《张义潮变文》等多种。这些变文稿本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曲艺和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可惜原本大部分已散失于英、法、日、俄等国。 　　2。地方歌舞戏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风俗迥异，因此地方歌舞戏也以其独特的情调和可观的创作，活跃在隋唐的乐舞天地之中。 　　有着悠久历史的《泼寒胡舞》，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又称《苏幕遮》。这是一种集歌舞、游戏于一身的艺术形式。它比隋唐时期任何乐舞都更受民间欢迎。《泼寒胡舞》源于民间的泼水游戏，是一种祓除不祥、祈祷人寿年丰的群众性舞蹈。后由康国人（前苏联撒马尔罕）经龟兹（今新疆库车）传入中国，并进入宫廷。此舞不受人数限制，舞者裸体跳足，泼水取乐，在唐代风行一时。因舞蹈风格与传统礼法不符，又被朝廷取消。据《旧唐书·张说传》载，开元元年（公元713　年），朝臣上疏反对，"谓《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玄宗乃下令禁止。但并没有妨碍其在民间的发展。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谣娘》、《窟垒子》等戏。玄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可见，玄宗对此类歌舞戏也是爱不释手的，因此令教坊在禁中表演，以供享用。《踏谣娘》、《钵头》、《大面》，是唐代最为著名的歌、舞、戏相结合的表演艺术形式。 　　《踏谣娘》的故事源于北齐。相传有一苏姓男子，面貌丑陋、酗酒成性，经常酒后殴打妻子。其妻貌美歌甜，挨打之后便向邻里哭诉。人们都很同情她，便常常模仿受屈挨打的动作和哭诉的音调，渐渐形成了一种民间歌舞。表演时，由一男扮妇人边走边唱，并随着歌唱的节拍摇动身躯。"她"唱一段，旁人即一齐伴唱："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接着，丈夫入场，表演殴打妻子的动作，滑稽而可笑。 　　《钵头》又叫《拨头》，是从西域传来的一种民间舞蹈戏。情节是一个胡人被虎吞噬，其子上山寻找父亲尸体，捕杀猛虎。山有8　折，曲有8　段。表演者身穿素衣，披头散发，面带哭相。 　　《大面》又叫《代面》，原称《兰陵王入阵曲》。相传北齐名将兰陵王高长恭，因嫌面相秀丽，临阵缺少武威，便戴上狰狞的假面具与敌人作战，每战必胜。军士们为了歌颂他的英雄气概，编排了《兰陵王入阵曲》。 　　由于这三种歌舞戏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实质上开辟了后代戏剧的先端。 　　源于汉代的俳倡戏，到了隋唐时期衍变为4　种新的表演形式：假妇戏、排闼戏、参军戏与小说。假妇戏是唐代俳优演出节目的泛称，主要指男扮女装的歌舞戏，是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演唱形式，《踏谣娘》就属于这种类型。排闼戏又称"樊哙排闼"、"樊哙排君难"。唐昭宗时，盐州（今陕西定边）雄毅军使孙德昭等人杀了幽禁昭宗的宦官，使昭宗重新复位。昭宗令艺人编演"樊哙排君难"，以褒扬孙德昭众将。这也是以演唱故事情节为主的一种表演形式。 　　南北朝时出现的参军戏，至唐时形成了固定的程式。表演者只有2　人，以一人充参军，装痴装聋，任人调笑。另一人充苍鹘，机俏幽默地调弄参军。二人共同作滑稽的对话或动作，以达到强烈的喜剧效果。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载：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侍中宋璟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悉付御史台治之。谓中丞李谨度曰：'服不更诉者出之，尚诉未已者且系。'由是人多怨者，会天旱，有魃。优人作魃状，戏于上前。问魃：'何为出？'对曰：'奉相公处分。'又问：'何故？'魃曰：'负冤者三百余人，相公悉以系狱抑之，故魃不得出。'上心以为然。"可见，参军戏已成为宫中娱乐的一种表演形式。 　　3。隋唐五代的百戏百戏又称散乐。《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总谓之百戏。"百戏实质是民间歌舞和杂技等表演艺术的总称。 　　（1）"超诸百戏"的傀儡戏傀儡戏包括木偶戏和皮影戏。在唐代已很盛行，达到了成熟阶段。现在，唐代傀儡戏的脚本和实物已不复存在，但史书典籍仍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南宋周密所撰的《武林旧事》中，有"舞队"条目，在"大小全棚傀儡"的标题下，列名目70　种。其中多数为傀儡舞队。"郭郎"和"郤翁伯"等角色，在唐代已是妇孺皆知的木偶人物了。 　　唐代木偶戏的表演种类，已有"盘铃傀儡"、"提线傀儡"和"机心暗起"等多种。唐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里记载：大司徒杜公在维扬，常对部下说：我致政之后，"著一粗布烂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说明街市已有盘铃傀儡的表演。林滋的《木人赋》有："藏机关以中动，假丹粉而外周"的记载，说明"机心暗起"的木偶也已出现。 　　唐代木偶的制作技巧非常纯熟。文宗太和年间，谢观撰《汉以木女解羊城围》赋，赋中记述："于时命雕木之工，状佳人之美。假剞劂（jījué，刻镂用的刀和凿子）于缋事，写婵娟之容止。逐手刃兮巧笑俄生，从索绹而机心暗起。动则流盼，静而直指。""既拂桃脸，旋状柳眉。""摛（chī，意铺陈）粉藻而标格有度，传簪裾而朴格生姿。""浓华窈窕，见削成之肩不疑。" 　　唐代傀儡戏的表演非常普遍，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杜佑的《通典》记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谣娘、窟垒子等戏。。窟垒子，亦曰《魁垒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乐也，汉末始用之嘉会气。北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之国亦有之，今闾市盛行焉。"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载，唐崔安潛之镇西川曰："频于使宅堂前弄傀儡子，军人百姓穿宅观看，一无禁止。"顾况《越中席人看弄老人》诗曰："不到山阴十三春，会中相见白头新，此生不复为年少，今日从他弄老人。"卢纶《焦篱店醉题，时看弄郤翁伯》诗云："洛下渠头百卉新，满筵歌笑独伤春，何须更弄郤翁伯，即我此身如此人！"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第一，唐代的傀儡戏已遍及全国各地。如杜佑在长安街市，孙光宪在西川，顾况在越中（江浙一带），卢纶在洛阳等。都看到了傀儡戏的表演。第二，傀儡戏深受人们的喜爱，以致"闾市盛行"、"穿宅观看，一无禁止"。林滋《木人赋》赞之为"超诸百戏。"其艺术水平，达到了中国傀儡发展史上的成熟阶段。 　　（2）震惊中外的杂技艺术两汉以后，杂技艺术散于民间，度过了漫长的低落时期。晋朝虽有盛况，但为时短暂，及至隋唐，国力强大，文化繁荣，杂技艺术也随之昌盛起来。成为与两汉同样辉煌的杂技发展高峰。 　　《隋书·音乐志》对隋代宫廷杂技表演有着生动的记载："初于芳华苑积萃池侧，帝令宫女观之，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鱼鳖，水人虫鱼，遍复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翁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而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于大骇。"这样名目繁多、出神入化的演出，足以说明隋代杂技艺术的高超绝妙。 　　唐代的杂技表演艺术更加丰富，水平也大有提高。据《旧唐书·音乐志》载：汉世有"橦木伎"，又有"盘舞"。晋世加之以杯，谓之"杯盘舞"。乐舞诗云，"研袖陵七盘"，言用盘七枚也。梁谓之"盘舞伎"。梁有"长蹻伎"、"跳倒伎"、"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又有"舞轮伎"，盖今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透飞梯"之类也。"高絙伎"，盖今之戏绳者是也。梁有"弥猴幢伎"，今有"缘竿"，又有"弥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又有"弄碗珠伎"、"月珠伎"。江东还有"高絙紫鹿、跂行鳖食、齐王卷衣、。。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戏背负灵岳、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伎。"①仅就《旧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唐时常见的杂技表演，就有：旱船、长屩、掷倒、戏轮、跳铃、掷剑、透梯、戏绳、缘竿、弄碗珠、扛鼎、旋盘、弄枪、蹴瓶、擎戴、飞弹、拗腰、踏球、瞋面、冲狭等。高宗时，天竺艺人献演幻术，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之类，高宗恶其惊俗，命西域关令不准此类艺人进入中国。自此，唐代的幻术较之汉晋大为逊色。常见的有吞剑、。。鼠、藏狭、挂树白雪、画地成川、激水化鱼龙、巨象行乳、秦王卷衣、神龟负兵等等。 　　隋唐的杂技艺术，在内容上主要是继承和开发前代的节目，新创不多，但在演出水平和演出规模上均超越前代，成为杂技艺术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显赫时期。 　　（3）别出心裁的马戏和击球唐代多马上运动，马舞马戏、蹴球和击球，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唐代的马戏表演，规模之大、技艺之精湛均堪称空前。《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玄宗时，"日旰（傍晚），即内闲厩引蹀马四十匹，为《倾杯乐》，奋首顾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振，中于音律，竟日而退。"从这几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第一，唐玄宗酷爱马戏，宫廷表演已很普遍；第二，马舞和象舞表演已有很高水平，40　匹马能够按照《倾杯乐》曲的节奏而"纵横应节"。唐代盛行蹴球（足球）表演，由于发明了"冲气"技术，增加了球的弹性，表演规程随之改变，原有的"球场"，东西两边各设6　个球门，现改为只设一个大网，以踢进多者为胜。表演形式也有多种：一是"分左右朋，以角胜负"的球门比赛；二是1　人独踢的"打鞠"；三是2　人、4　人、8　人对踢的"白打"；四是以踢高为优胜的"趯鞠"；五是群踢而不使坠地的"筑球"。不仅男子善于此道，女子也有参加表演的记载。王建《宫词》有"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与散与金钱"。可见，在寒食节等稍闲时刻，内人（家庭妇女）们也以蹴球为乐，其影响之大，普及之甚，可以想见。 　　从蹴球发展而来的击鞠，后人俗称马球，是一种骑在马上持杖击球的运动。西安乾陵章怀太子墓有"马球图"壁画，描绘了这种竞技表演的热烈场面。唐中宗时，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与梨园弟子比赛击鞠。封演的《封氏闻见录》记载：此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文、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驰突，风回电激，所向无敌，吐蕃功不获施。"宣宗也喜击鞠，王谠的《唐语林》记载："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处，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击鞠是唐代的首创，其水平之高，显然是无与伦比的。唐代起于胡部，西部、北部少数民族马上生活的习惯影响极大，以至马上表演项目也深为唐代宫室和民间所喜爱。 　　（4）竞技成风的娱乐活动唐代的娱乐项目数不胜数，尤其"角抵"和"拔河"最为盛行。 　　汉代流行的角抵，唐时也称"相扑"、"角力"。角抵表演，在隋唐五 　　①　《旧唐书》第二十九卷。 　　代都很普遍。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散乐百戏》中记载："角力戏，壮士裸袒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毕，左右军擂火鼓而引之。"《新唐书·刘克明传》记载："帝常阅角抵于三殿，有碎首断臂，流血廷中，帝欢甚，厚赐之，夜分罢。"又据《角力记》载："五陵、鄱阳、荆楚之间，五月盛集，水嬉则竞渡，街坊则相ē（相扑）为乐。"在敦煌壁画中，有一幅五代相扑壁画：在一块方形地毯上，两名大力士表演角抵。进功者一手在前、一手在后，用弓步直取对方；另一人双臂弯曲，低俯身体，左右回旋，伺机反攻。从这幅壁画上，我们得以一窥五代角抵的精彩场面。 　　唐代列入"百戏"之一的"拔河"，也是一种竞技表演。 　　此外，民间还有许多风格迥异的娱乐活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们。如在内地，有相沿成习的"社火"、"双陆"、"斗百草"、"斗鸡"、"斗鹌鹑"、"斗蟋蟀"等等；苗族的重要节日必有"斗马"；苗族、侗族、黎族等地区流行"斗牛"；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地盛行叼羊；壮族擅长"吹木叶"等等。 　　"吹木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行。唐杜佑在《通典》中记载：当时人们"衔叶而啸，其声清震"。白居易赋诗描绘道："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实际上，唐代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娱乐方式。尤其在节日期间，人们通宵达旦，欢娱尽兴。因此，百戏、娱乐的内容也异常丰富。它们都是中国古代表演艺术的瑰宝。 　　4。萌发于五代的戏剧中国的音乐、舞蹈、百戏等表演艺术，在盛唐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自安史之乱后，国力日渐衰微，大唐乐舞也江河日下。实际上，因循守旧的雅乐早就丧失了生机，清商乐在开元初年已经不振。及至僖宗昭宗末年（874-903　年）时，"十部乐"也逐渐散失。晚唐时期，藩镇割据，战火不断，民间迫于生计，流离失所，散乐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到了五代，只有一些宴乐饮曲和前代遗留下来的歌舞戏支撑宫廷的表演艺术。但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一些带有角色的歌舞戏出现在宫廷舞台上，这就是创始阶段的戏剧。据宋人马令《南唐书》记载："晋出帝开运元年（公元944　年），南唐伶人李家明，演《自家何用多拜》，讽元宗，老生、老旦、小生、小旦、杂陈。"同书还有："周世宗时，南唐韩熙载、舒雅杂侍婢演戏，已有生、旦、末、酸诸色。"①从这两段记载可以看出，《自家何用多拜》的演出，是非比寻常的。第一，该剧以赞颂元宗为主题，必有故事情节；第二，剧中的人物较多，均用老旦、老生、小旦、小生等戏剧角色担当；第三，南唐伶人李家明身兼演员、导演，剧作无疑。说明，《自家何用多拜》即使不是成熟的戏剧，也是具有草创特征的戏剧。无独有偶的是，南唐韩熙载和舒雅在内宅演戏，也有"生、旦、末、酸诸色"的划分，说明初级阶段的戏剧在五代已不鲜见。这就为宋元杂剧的生成开辟了通途。 　　①　参见任半塘《唐戏弄》上册。 　　（四）著名的乐舞作品隋唐五代，音乐歌舞异常繁荣，优秀作品难以胜数。其中有些作品，由于编创的新颖，风格的独特，艺术的高妙，传播的广泛，已被历代视为经典，为人类所崇尚。 　　1。胡腾舞《胡腾舞》，唐代归属健舞。原为西北少数民族的一种舞蹈，由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一带）传入。因从"胡"部进入内地，又以跳跃上腾、舞步壮健见长，故名《胡腾舞》。《全唐诗》有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李端《胡腾儿》两诗，生动地记述了《胡腾舞》的演出盛况。诗中对舞态、舞服、舞人的面貌，都有真实的记述。从刘诗中可知：石国的胡儿，来表演《胡腾舞》；舞者头戴尖顶蕃帽，身穿毛织胡衫，两袖紧小；蹲身在舞筵前腾跳起舞，急如飞鸟一样，腰间的宝带发出时强时弱的响声；音乐以横笛、琵琶伴奏。在李端的诗中，人们仿佛亲眼看到：从凉州来的胡腾儿，肌肤如玉，鼻准如锥；他们身着桐布轻衫，前后卷起，腰间系有葡萄长带，垂在一侧；足下穿的是柔软的皮靴，便于轻捷飞跃；他们偏戴着珠帽，在花毡上翩翩起舞，面上红汗交流；他们时而扬眉动目，时而满场环行；有时急跃，有时东倒西倾，如同醉后一般；忽而反手叉腰，身如弯弯的月牙。 　　从这两首诗里可以看出，《胡腾舞》的动作节奏非常快速，舞中多作圆转。舞蹈在地毯上表演，开始时，舞者痛饮一杯酒，然后将酒杯一抛，借势起舞；有时舞者先用本民族语言，说几句祝福的话语，便跳起舞来。音乐多以丝竹、琵琶为主，声音嘹亮激越。这正是我们在新疆舞蹈中所看到的那种热烈奔放的格调，至今在中亚一带，仍盛行这种跳跃动作很多、踏步节奏复杂、技巧高难、风格豪迈的舞蹈。显然，这与《胡腾舞》是一脉相承的。2。柘枝舞《柘枝舞》，在唐代非常盛行，文学之士多有赞咏。段安节《乐府杂录》将其归入健舞一类，崔令钦《教坊记》所载大曲中有《柘枝》，杂曲中有《柘枝引》，其影响之大，形式多样，可见一斑。 　　《柘枝舞》原为西北少数民族舞蹈，出自■逻斯（前苏联江布尔）。初为独舞，后发展为双人舞。伴奏以鼓为主，节奏鲜明强烈。舞者头戴绣花卷檐胡帽，帽上系有金铃；身穿锦袖红紫罗衫，脚穿红锦蛮靴。舞姿变化丰富，既刚健明快，又阿娜柔美。舞者的长袖，时而应着鼓声飘起，时而低拂于华美的地毯之上。刘禹锡诗赞为"翘袖中繁鼓"、"长袖入华烟"。那双穿著锦靴的脚，踏着快速多变的节拍起舞，帽上的金铃发出清脆的响声。张祜诗赞为"旁收拍拍金铃摆，脚踏声声锦袎（yào）摧"，观众被优美的舞姿深深吸引，与舞蹈演出浑然一体，以至"体轻似无骨，观者皆耸神"。舞蹈将要结束时，有深深的下腰动作，更加优美险绝，此时舞者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赞为"鼓摧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 　　《柘枝舞》不仅注重身体的姿态，而且也很讲究眼神的运用。白居易有"帽转金铃雪面回"的诗句，描绘出一个柘枝艺人，在花帽上的金铃转动有声之时，粉面轻回，秋波横传，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柘枝舞》原为独舞，后来发展为二人表演的《双柘枝》。据乐府《柘枝词》序记载："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抃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chè，意分裂）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两个女孩先躲入莲花中，花瓣慢慢张开，二人从花中走出来翩然起舞，这样的设计多么富有诗情画意！ 　　《柘枝舞》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及州郡；王公贵族、文学之士都有雅好。张祜、白居易、刘禹锡、段尧藩、章孝标、薛能、杨巨源、徐凝、杜牧、许浑、李群玉、和凝、沈亚之、卢肇等人，都有诗文记胜。而官宦人家均养有柘枝伎，以便内宅表演。可见，有唐一代，《柘枝舞》的兴盛。 　　3。五方狮子舞《五方狮子舞》，也叫《太平乐》。盛行于唐代宫廷和民间各地。 　　唐代狮子舞的道具制作已很讲究。白居易《西凉伎》诗中记述："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这种金眼睛、银牙齿、刻木为头的假面；丝绒做成的尾巴，以及用毛类做成的狮衣，与今日流传在民间的舞狮几乎完全一样。 　　狮子舞在唐代以前就在民间流传。后汉时，月氏（今阿富汗和克什米尔一带）和安息国（古波斯）曾遣使者献狮子于汉朝。三国时已有狮子舞，南北朝时民间已有流行。及至唐代，狮子舞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创新，并与《太平乐》结合而乐舞一体。《太平乐》属于"立部伎"，表演规模相当庞大：人们披起缀毛的假狮衣，装扮成五种不同颜色的雄狮，各立一方，表演狮子俯仰驯狎等各种情态。另有二人牵绳，手持红拂往来逗弄狮子，周围有140人的伴唱队，高唱《太平乐》歌曲。这是段安节《乐府杂录》和杜佑《通典》所描述的宫廷狮子舞。 　　据白居易《西凉伎》诗中所述，除了宫廷外，镇守边城的官兵对狮子舞也很喜爱。同时，传入民间，成为各地士农工商都喜闻乐见的乐舞之一，凡节日、庙会、宗教活动等，都有盛大的演出。 　　4。西河剑器舞"公孙大娘舞剑器"，早已脍炙人口，可谓任人皆知。《西河剑器舞》常与《浑脱舞》结合演出，故又称《剑器浑脱》。初为独舞，是一种带有武技性质的剑舞。隶属健舞，舞姿英武，气势宏伟。唐代擅长此舞者，首推公孙大娘。究竟手持何物，说法有三：一是手持双剑。唐郑嵎《津阳门》诗有"公孙剑伎方神奇"句，诗的注脚中说："有公孙大娘舞剑，当时号为雄妙。"二是空手而舞。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指出："剑器，古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伎，雄装，空手而舞。"唐司空图有《剑器》诗："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潼关一败胡儿喜，蔟马骊山看御汤。"诗中只说公孙大娘身着军装，未持剑器。三是流星彩球。清代桂馥在《扎扑》中记述："盖君元吉言：在甘肃，见女子，以丈余彩帛，结两头，双手持之而舞，有如'流星'。问何名？曰'剑器也。'乃知公孙大娘所舞即是。" 　　《西河剑器舞》在唐代确实流行于甘肃一带，因此冠之"西河"二字。 　　大约开元之时传入长安，纳为宫廷教坊舞曲之一。开元三年（公元715　年），杜甫在郾城曾亲见公孙大娘舞剑器。大历二年（公元767　年），又于夔府别驾元持宅，观看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李十二娘是公孙大娘的弟子，舞艺深得其师风范。杜甫观舞生情，抚今追昔，想起了52　年前的往事，写下了《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的著名诗篇。诗前作序说明由来，称赞当年公孙之舞"浏漓顿挫、独出冠时"，周围"观者如山"，杜甫年幼，夹在人丛中玩看。诗中形象逼真地描写了公孙大娘的表演："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k））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这首诗称赞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早已声震四方，所以此时表演观者如山，人人争看。当她起舞时，光芒四射，有如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那矫健迅捷的舞姿又像群仙乘龙飞翔。随着那隆隆的鼓声，奔放急速的舞蹈动作如雷电袭来；而那稳健沉毅的静止姿态，又如江河湖海凝聚着青光。观众为之色变，天地似乎还在旋转而低昂不定。 　　从杜诗中可知，《剑器舞》是独舞，艺术水平很高，堪称当时一绝，深受民间欢迎。到了元和年间，已引入军中做队舞演出，这就为宋代大曲队舞的出现开了先河。 　　5。绿腰《绿腰》也称《六幺》、《录要》。唐代著名的软舞之一，为女子独舞，乐曲流行极其广泛。 　　在软舞类中，《绿腰》是最著名的舞蹈。据白居易《乐世》诗序记载："唐贞元中（公元785-805　年），乐工向德宗献上一首乐曲，德宗命乐工将曲中最主要、最精彩的部分摘录下来，因此又叫《录要》，也叫《六幺》、《乐世》。此曲在民间广泛流行，为百姓熟知。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有"六幺，水调家家唱"句，足见其乐在江南水乡的普及。软舞《绿腰》，就是采用这支乐曲编成的女子独舞。 　　表演时，舞者身着修长衣襟的长袖舞衣，舞姿柔美轻盈，节奏由舒缓渐至急促，后又转为悠然平和。唐人李群玉《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诗中记述："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翩若兰苕翠，婉如游龙举"，"慢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坠耳时流盼，修裾欲溯空；唯愁捉不住，飞去逐惊鸿。"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全舞的表演过程。初起时，"慢态不能穷"，渐渐由徐缓转入急速，流畅的舞步婉如游龙，优美连绵的舞姿变化无穷，低回之处如破浪出水的莲花，急舞翻转时又像风中飘舞的雪花。越是临近结束动作愈加繁急，修长的衣襟随风飘起，舞者好像要乘风飞去，追逐那惊飞的鸿鸟。 　　五代南唐（公元937-975　年），对《绿腰》也有继承。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中，有女艺人王屋山舞《绿腰》的场面。舞者王屋山穿着袖管窄长的天蓝色长襟舞衣，她背对观众，从右肩上侧过半个脸来，微微抬着的右脚正要踏下去，双手背在身后，正欲向下分开，长袖随之飘舞起来。这是《绿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生动的舞姿。 　　《绿腰》因舞艺精妙，享誉全国。不但内地推崇备至，唐代汉族乐工还将其乐曲带到西藏。此后，赞普在为唐使举行的宴会上也演奏此曲。可见其流行之广了。 　　6。破阵乐《破阵乐》又叫《秦王破阵乐》、《七德乐》，是坐、立二部中最著名的乐舞之一。舞蹈阵容庞大威武、激昂慷慨，声震天地，显示出赫赫军威。后传入日本，驰名中外。 　　《破阵乐》原为军中歌颂唐太宗李世民以武功统一国家的乐舞。李世民为秦王时，大破叛军刘武周，军中以此事作曲编舞，命名为《秦王破阵乐》。李世民即位后，出于"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的用意，于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令魏徵等人改制歌词，更名为《七德》之舞。后太宗亲绘舞图，教导乐工。 　　《破阵乐》舞者120　人，身穿银饰盔甲，手持画戟；舞蹈队形为左圆右方，前有战车，后有队伍；时而作纵队，成"鹅鹳阵"，有如鹅鹳前后相随；时而变横队，成"鱼丽阵"，有如鱼群比次而行；有时中间作箕状张开，两翼舒展；间以队伍时屈时伸，互相交错；最后首尾相应，连结一起。全舞共分三大段，每段四次变换阵形。伴奏用大鼓，乐调以龟兹乐为主。舞中的击刺动作，都与雄壮的歌声相合。 　　到了公元656　年，高宗将其改为《神功破阵乐》，主要用于祭祀。玄宗时（公元713-755　年），以《破阵乐》编入"立部伎"，仍有"发扬蹈厉，声调慷慨"的气魄，保持了初创时期的特色。但在"坐部伎"《燕乐》中的《破阵乐》，则是四人表演的小型舞蹈。舞者身着华丽的红色绫袍、绫裤，舞法与"立部伎"中的《破阵乐》有所不同。玄宗曾用几百宫女舞《破阵乐》，艺术效果也很好。至此，《破阵乐》的形式更加多样，影响更加深远。 　　7。泼寒胡舞《泼寒胡舞》，是唐代民间广泛流传的著名乐舞之一。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唱词中也有"苏幕遮"之语，故又称《苏幕遮》。源于民间泼水游戏，是一种祈祷上天降寒祓除不祥的群众性舞蹈。约公元前8　世纪由康国（前苏联撒马尔罕）经龟兹（今新疆库车），传入内地，并进入宫廷。舞者裸体跳足，泼水取乐，热情豪放，载歌载舞，曾盛极一时。 　　《文献通考》记载："乞寒本西国外蕃康国之乐。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子。其舞大抵在十一月，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旧唐书·康国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欢乐。"说明此舞确实来自康国。 　　唐作《泼寒胡舞》，始于则天末年。据《旧唐书·张说传》载："自则天末年冬季，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中宗时，除长安、洛阳两京外，各地也盛行此舞。因舞者头戴"浑脱帽"，因此也叫《浑脱舞》。浑脱队穿着胡服，骑在马上，泼寒胡者裸体跳足，尽情笑乐。皇帝诸王都很喜好，常举行大规模的泼水戏，到唐玄宗时，已流行了几十年，才以不合古礼之名而禁止。但教坊仍作保留，玄宗常于宫内组织演出，以供赏玩。 　　张说曾亲眼看到《泼寒胡舞》的演出，所作《苏摩遮》诗五首，其中四首对此舞的演出盛况均作了生动的描绘。诗的大意是说：苏幕遮本从海西传来，作此舞的胡人，有蓝色的眼睛和紫色的胡须。因为大唐的仁风播扬四方，所以远道而来表演歌舞，以助欢娱。他们用锦绣装束带有宝花的头冠，骑着骏马唱着异国的歌曲，他们能够激水结成阴气，寒冷与否全不在意。腊月的紫云笼罩着长安，他们在鼓声中高歌送寒，用油囊取来了天河的水，在起舞时泼洒在筵席前。祝福宫廷无限的长寿，新年永远接续着旧年。在这首诗中，《泼寒胡舞》的举办是为了辞旧迎新，因此群众踊跃参加，在歌唱之中，还不时地发出"亿岁乐"的和声。 　　《泼寒舞》传入日本，名为《苏莫者》，也常盛不衰。 　　8。踏谣娘舞《踏谣娘舞》，也是唐代最有影响的著名民间乐舞之一。源于河北的地方民间歌舞，伴奏的音乐也是河北风格。舞为二人，常在广场演出，由群众围观。此舞甚为流行，以至崔令钦的《教坊记》、杜佑的《通典》、段安节的《乐府杂录》、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及《旧唐书·音乐志》、《太平御览》等，都有记载。 　　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踏谣娘是隋末河内人的妻子，美色善歌，河朔演出其曲，伴以管弦。歌时凄苦，摇顿身体，所以叫《踏谣娘》。近代优人改变了情节，已脱离原旨了。 　　另据《教坊记》载：大约在天宝年间（公元742-755　年），《踏谣娘舞》常在宫廷表演，崔令钦任著作郎曾亲临其境，遂记下演出实况。在北齐时，有一苏姓男人，长着一个酒糟鼻子，他本来没有作官，却自称为"郎中"。此人不事生产，但酗酒成性。醉后常殴打他的妻子。其妻心怀怨苦，只有向邻里诉说。当时的人们取其情节，演为舞剧。上场时由一男子着女服假扮妻子，徐步入场，且行且唱。每歌一叠，旁人齐声合唱："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接着其夫上场，与妻作殴斗状，以取笑乐。到唐时，以妇人扮演妻子，遂不呼丈夫为"郎中"，但云"阿叔子"。 　　从这两段记载看，《踏谣娘》的表演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时间有先后之别。因北齐建国在河朔（今河北一带）地区，所以两者所述也都是河北民间的乐舞。但是，天宝时的演出"以取笑乐"，则多少离开了诉其"凄苦"，同情贤德、讽刺恶夫的原意了。因此，《旧唐书》责之为"殊非旧者"。在后来的演出中，《踏谣娘舞》被分为两场。第一场，妇女出场，缓步行歌，至感情激愤时，悲从中来，乃摇顿其身而舞。悲歌倾诉，道其冤苦。第二场，丈夫登场，与妇对白，以至殴斗。观众资为笑乐。在晚唐的演出中，于夫妇殴斗后，又增加了第三场：有一质库中人登场，妻典质衣物，以供夫挥霍。这一情节的增加，更加突出妻子之贤，其夫之恶。 　　9。霓裳羽衣舞《霓裳羽衣舞》，是唐代最出色的大型乐舞和著名的法曲。其乐曲主体为道调法曲，唐玄宗吸收了《婆罗门曲》的要素创制而成。舞蹈是此曲的组成部分，舞者必须身着象征孔雀翠衣的"羽衣"，和艳如彩虹般的霓裳（淡彩衣裙），装扮得极其典雅秀丽，有如天仙。因其舞兼有健舞、软舞之长，而又非属两舞之一，实乃开创了一种典雅华贵的新舞风。风靡大唐，官宦民间多加仿效。 　　此舞首次推出，是玄宗在册立杨玉环为贵妃的庆典上。全舞共分三段。 　　音乐、舞蹈、服饰、道具，都以仙女在仙境中飘然曼舞的构思设计。第一段为散序，乐用散板，无歌无舞，只用诸般乐器独奏和轮奏；乐器主要有磬、箫、筝、笛等；演奏六遍乐曲后，进入第二段。第二段为中序，也叫歌头。表演抒情意趣的轻歌曼舞18　遍；乐为慢板，舞蹈姿态优雅舒缓，回旋如雪；小垂手后如弱柳飘摇；斜曳衣裙时如白云初生；舞者双蛾微敛，舞袖低昂，含情不胜，如置仙境。第三段为"曲破"，也称"舞遍"，以舞蹈为主；音乐由慢板转为快板，共12　遍。音乐急管繁弦，催拍愈紧，有如跳珠撼玉一般，达到高潮；到曲终时，乐与舞同时转慢，长引一声结束。令观者听众产生余音袅袅、回旋不尽的余味。 　　《霓裳羽衣舞》的编导手法非常高妙，它通过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变化的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运用，创造了新颖独特的乐舞形式，使人产生无限丰富的想象，以致白居易由衷地赞叹："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霓裳羽衣舞》编导者在创作上以传统音乐的主体，广泛吸收外来民族的音乐特长，将浑厚深沉的印度佛曲与含蓄婉转、清丽悠扬的清商乐融为一体，成为外来音乐民族化的一大杰作。同时，通过道调、佛曲的并存运用，还体现了释道互补的宗教思想。这在中国音乐史上堪称创举。舞蹈中运用了传统的"小垂手"，借鉴了西域舞蹈旋转、迅疾的动态，使中国传统舞蹈的妩媚、典雅，与西域舞风的俏丽、明快水乳交融，形成了既保持民族神韵、又具外来风情，既不同于健舞、又有别于软舞，兼收并蓄的一种特殊风格。《霓裳羽衣舞》的演出形式并不完全固定，有独舞、双人舞和大型群舞。唐代宫廷几个时期的表演均有不同。天宝四年（745　年）册立杨贵妃时和杨贵妃在木兰殿的两次表演，都是独舞形式。元和年间（公元806-820　年），白居易在宫中所见的是双人舞形式。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　年），朝廷曾以15　岁以下少年舞者300　人表演《霓裳羽衣舞》。宣宗时也曾用几百宫女予以表演。 　　《霓裳羽衣舞》声势浩大，乐舞精妙，轰动天下，文学雅士争相赞咏，擅艺之人多方肄习，传授各地，乃至家伎，可谓空前的繁盛。但是，到了晚唐，屡经战乱，几乎灭绝。虽有残存的舞曲，也已难复旧观。及至宋代，舞曲虽有开发，而舞蹈部分已逐渐丧失。 　　（五）乐舞理论隋唐五代乐舞艺术的空前繁盛，既包括风靡四方的乐舞表演，也包括见诸文墨的乐舞理论。这一时期的乐舞理论应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乐志，二是专著，三是散见于各种典籍的有关论述。 　　乐志是断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叫音乐志，与礼合写的篇章称为礼乐志。唐代编撰了《晋书》和《隋书》。《晋书》的《音乐志》上、下两卷，为房玄龄等人撰写。《隋书》的《音乐志》有上、中、下三卷，为长孙无忌等人撰写。五代编撰了《旧唐书》，其中有《音乐志》四卷，为后晋刘昫撰写。这三部音乐志，按照时序进展，记述了晋至隋唐乐舞艺术的发展沿革、典章制度、重大决策、重要事件和重要成果，从整体上记录了隋唐两代乐舞艺术发展的基本状况，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 　　隋唐五代的乐舞专著不在少数，但多数早已散佚，仅有《乐书要录》、《乐府古题要解》、《羯鼓录》、《教坊记》、《乐府杂录》等屈指可数的几种保留下来，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乐书要录》　唐代的乐律学著作。元万倾奉武则天之命编撰。全书共十卷，现仅存第五、第六、第七3　卷。第五卷有"辨音声"、"论二变义"等11　篇。第六卷有"纪律吕"等4　篇。第七卷有"律吕旋宫法"、"识声律法"、"论一律有七声"等3　篇。文中强调"二变"的运用，阐明七声的起源，论述了旋宫之法。 　　《乐府古题要解》　唐代音乐理论著作。撰者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曾撰有《贞观政要》等书。本书二卷。根据阅读各家文集、传记所得，记述了100　多首曲子名字的由来。其中相和歌曲26　首，短箫铙歌9首，横吹曲9　首，舞曲5　首，清商曲7　首，琴曲6　首，杂曲46　首。对研究汉、魏、六朝音乐具有参考价值。 　　《羯鼓录》　唐代研究鼓乐发展的笔记类著作。作者南卓根据当时的传闻编撰而成。共一卷，分为前录、后录两部分。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公元848年），记述羯鼓源流、形状及玄宗时代的轶事。后录成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记载着宋璟的传说故事及150　多首羯鼓曲目，对古代鼓乐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教坊记》　唐代研究乐舞发展的笔记类著作。崔令钦撰，共一卷。书中记述了开元时期的教坊制度和乐舞活动方面的趣闻轶事。卷末载有教坊曲目325　个。崔令钦为博陵（今河北定县）人，开元年间曾任京城防务长官，下属多为教坊中人，故得知教坊中事。"安史之乱"后，寄居江南完成此书。此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唐代表演艺术的重要资料。 　　《乐府杂录》　唐代研究乐舞艺术的笔记类著作。著者段安节，临淄（今属山东）人。其父段成式，曾任太常少卿，善音律。段安节曾任国子司业，善乐律，能作曲，书一卷，成于唐代末年。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乐部9　条；第二部分为歌舞俳优3　条；第三部分为乐器13　条；第四部分为乐曲12　条；第五部分为《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早已散佚，仅存说明文字。后世晁伯宇在《续谈助钞》中称此书为《琵琶录》。对研究唐代的乐部、歌舞、俳优、乐器、乐曲，歌唱家和琵琶演奏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除了专著外，散见于其他典籍的乐舞理论异常丰富。较为重要的，如《朝野佥载》、《封氏见闻录》、《苏氏演义》、《唐国史补》、《大唐新语》、《酉阳杂俎》、《因话录》、《北里志》、《开元天宝遗事》等，都有丰富的乐舞艺术的记载和评述。 　　六、隋唐五代的建筑艺术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古代建筑艺术发展的成熟阶段。 　　隋代对中国的重新统一，为建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短短的三十几年中，规划兴建了大兴、洛阳城，建造了大规模的宫殿、园林，开凿了闻名世界的大运河，建成了世界上最出色的敞肩石拱桥--安济桥。 　　唐代在隋代建筑成就的基础上，继续营建了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使这两座城市更趋完善。同时，还兴建了一大批规模巨大、气魄雄浑的宫殿和皇家园林。富有诗情画意的私家园林大量涌现。随着佛教的发展，寺庙、古塔等宗教建筑遍及全国。绵延百里的唐十八陵，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园中最浩大的建筑艺术群体。 　　唐代各类建筑都有辉煌的成就，其风格特点是布局严整、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工艺精湛，既注重功能需要、也突出艺术形式，统一中富于变化、华美间不失典雅，强烈地显现出强大帝国自信向上、锐意进取、力求众美的创造热情和时代精神，成为古代东方建筑艺术的典范。 　　（一）大兴--长安城的艺术成就大兴--长安城，是隋唐两代的都城。自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开始营建，至唐昭宗时的人为破坏，在320　年的峥嵘岁月里，它以特有的宏伟富丽和强大帝国的豪迈气概而著称于世。尤其是那功能完备的艺术格调和方整对称的整体布局，都达到了当时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对国内外的城市建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功能完备的宏大都城形象地展现城市的功利性能，是建筑艺术的首要法则，也是大兴--长安城所具有的艺术特色之一。 　　大兴--长安城，位于八百里秦川中部的渭河南岸，是隋唐两代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自隋文帝开始，经过隋炀帝至唐玄宗百余年的多次营建，完成了它的宏伟规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宏大最繁华的东方都城。隋文帝建国之初，以西汉的都城长安为国都，位置在今西安西北的汉城一带，面积约36　平方公里。由于此城城池狭小，宫殿、官属、居民相间杂处，况且日久凋残、水质咸卥、水量不足，难以适应新生帝国发展的需要，便于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命宇文恺重新营建都城。因杨坚在后周受封大兴公，故名为"大兴城"。公元618　年，李渊灭隋建唐，仍以大兴城为国都，但改名长安。 　　大兴城地势南高北低，北有渭河，东临灞水、浐水。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于城东开凿龙首渠，引浐水经通化门北侧兴宁坊入城，其支渠经皇城再入宫城，最后到达城北的御苑，满足了城东北地区的用水。又于城西开挖永安渠和清明渠，引洨水和潏水从城南入城。两渠相隔一坊，纵贯南北，解决了西北城的用水。开皇四年，又命宇文恺率水工由城东凿广通渠300　余里至潼关，引渭水入渠中，使潜运直通黄河。城东南原有曲江，地形复杂不便作居住坊里，宇文恺遂开通黄渠，引水入曲江池，开发了曲江芙蓉园风景区。又引潏水绕城西，作为运输的漕河，致使城中水网如织，园林密布，虽身居关西，却如江南景色。唐长安城在大兴城的基础上加以完善，除将大兴宫改称太极宫外，又于城东北兴建大明宫和禁苑，使宫室向北移至大明宫。后又在城东修建兴庆宫，城东南扩建芙蓉园。并在城的东北部和东侧修建夹城，使芙蓉园与大明宫相连。形成了帝王、朝臣、贵族集中到东北部，城市重心偏于东北的格局，以取龙首之势。 　　长安城东西长9721　米，南北宽8651.7　米，周长35　公里多，面积84　平方公里，平面略显正方形。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相当于10　个今日规模的西安古城。城内由宫城、皇城、外城廓三部分组成。城墙厚约12　米，每面各设三门，每门三道。符合《考工记》所载"九经九纬"的周朝礼法制度，体现出帝王至尊的规格。皇城、宫城与居民严格分开，置于南北中轴线的北端，以示统摄天下四方。 　　宫城位于全城北部的正中，东西长约2820　米，南北宽约1492　米。宫城正中为大兴宫，有16　座大殿，是皇帝起居、务政的地方。西部为掖庭宫，是嫔妃的住所。东部是太子居住的东宫。皇城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约1843米，城内设有宗庙社稷、官署衙门，是百官办理公务的地方。在宫城与皇城中间，有一条宽441　米的街道，横街酷似一个广场，可供士兵操练，也是接受百官和外国使臣朝贺的地方。 　　皇城正中的朱雀门北向与宫城正中的承天门为承天门大街，南向与外廓城正中的明德门相通的朱雀门大街，街道宽150　米，长分别为1843　米和4500米，两街贯通南北，把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城内有东西大街14　条，南北大街11　条，把全城划分为108　个排列整齐的坊里，为居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宽阔笔直的街道两旁，都栽种着整齐的槐树，宫城、皇城里则种植梧桐和柳树。在树荫掩映之下，整个城市更显得壮观幽美。 　　隋代兴佛，唐代三教并举，隋文帝迁入新城时，曾于朝堂之上陈列寺庙匾额120　块，自愿造庙者即可取走匾额，促进了寺院佛塔的建设；又在皇城中轴线两侧，建造了左右相对的大兴善寺和元都观；在城西建有庄严寺，寺内营造90　米高木塔一座。大业三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为了纪念文帝，又于庄严寺旁建总持寺，其规模及寺中木塔与庄严寺相同。及至唐代，长安城内有僧寺81　座，尼寺28　座，道观30　座，女观6　座，波斯寺2　座，胡袄祠4　座。这些宗教建筑的大量出现，使繁华的长安城又增添了外来民族建筑的异域风情。此外，唐长安城中还辟有教坊和戏场数处。宫城北面的禁苑是皇族游猎的地方。其中设有马球竞赛的球场。这些都是长安城极具特色的建筑之花。 　　长安城自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从平地始建，继承了历代都城的优秀传统，经过历年修建，终于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繁华都城。但至唐朝末年，它却屡遭破坏，日益衰落。第一次是广明元年（公元880　年），黄巢义军攻克长安，至中和三年（公元883　年）被迫退出，唐兵蜂拥入城肆行烧杀，造成了城中宫、庙、衙、署的严重损坏。第二次是乾宁三年（公元896　年），李茂真兵变，入长安后大肆焚烧。第三次是天复元年（公元901　年），韩全海等劫昭宗去凤翔，然后火焚宫城。第四次是在天祐元年（公元904　年），朱全忠（即朱温）强迫昭宗拆城、迁都，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繁华富丽的长安城尽遭破坏。现在的西安城垣，是明朝重修的，它只包括唐时的宫城和皇城，规模小得多了。 　　2。和谐统一的整体布局除了功能完备的艺术构思外，大兴--长安城在整体布局上更富有艺术特色。无论是城址的选择、水利的开发、宫城的方位、街坊的组合，还是园林的开发、文化设施的安排等等，都富有形式多样、主次分明、和谐统一的审美特征。尤其是皇宫、官衙、民居的分区安排、全城设中轴线、东西相等对称、城内置风景区，街道宽直、坊市整齐、引水入城等重大举措，都是我国城市建筑史上的新创造。它们显现出来的迥然有别的意境和风格，及其有机的结合和高度的统一，集中地映射出隋唐帝国在城市整体规划方面的设计能力和艺术风范。 　　宇文恺是古代杰出的城市设计家和建筑工程师。他曾主持修建水利、长城、桥梁等建筑工程，设计过其他一些大型建筑。开皇二年，隋文帝命他为营都副监，与杨素一同主持营建新都。凡大兴城规划设计，均出自其手。在规划新都之前，他先到北魏的洛阳、东魏和北齐的邺都考察，经过分析比较，吸收它们的长处，确定了建筑方案。 　　大兴城建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一带。此地北有渭河，地势略显低平；南部岗峦起伏，形同天然屏障；东临灞水、浐水，可得舟楫之利；西部有浐水和届水遥相呼应，可分水入城；中部龙首原地势高爽平坦，川原秀丽，卉物滋阜，能够满足宏大都城的土地需要，是一块符合封建帝王所崇尚的风水宝地。整个地貌具有虎踞龙盘、山青水秀之势，水源充裕，交通方便之优，又有源长流远、江山永固的象征，还因"龙首"起城，含有蛟龙入海、前途无量的寓意，使得封建帝王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得到完美的结合和形象的体现，并尽皆融入到都城建筑与自然景物的和谐统一之中。后来，唐高宗所以移入大明宫临朝听政，原因在于大明宫正建在龙首岗的东北端，此处既可俯瞰全城，又有"龙头"之属。可谓至高无尚、尊贵之极了。 　　方整对称、严谨封闭的棋盘式结构，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首创，是大兴--长安城整体布局的骨干。在城市的中轴线上，北起宫城正中的承天门，中经皇城正中的朱雀门，南至南城正中的明德门，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街，大街两侧各有57　坊之地。城中的寺庙、坊里、商市均两两相对，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朱雀大街两侧。这种以皇城为发端、中间大街为轴线、左右均衡对称、全城整齐平坦的棋盘式规划设计，强烈地显示出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形象地表现出阴（北向）阳（南向）有秩、尊卑有序、礼仪有嘉、治事有方的封建主义伦理纲常的美德，以及中国古老文化的深刻底蕴。 　　坊里制度是隋唐创造的一种城市居民的街区形制。虽然这种建筑形式在曹魏邺都已经出现，但真正使之完善的则是唐代。长安城中共有108　个坊里，小坊一里见方，大坊数倍于小坊，坊的四周筑有2　至3　米高的土墙。小坊设四门，坊内有东西横街或十字街。坊内形成许多小巷，称为"曲"，以通向各户住宅。坊内居住者除三品官吏、官府或寺院可直接向大街开门，其他户主一律禁止直通大街。街坊均有专人管理，坊门早启晚闭。六条主要大街设有街鼓。每晚击鼓800　声，号令市民回家。街鼓一停，市民不得在街上通行。每年只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夜晚，允许百姓开坊门上街。因此，坊里制度实质上是封建主义强权政治的产物，只有其建筑形式所具有的平整对称、主次分明的空间组合，才富有艺术魅力。 　　长安有东、西两个市场，各占两坊之地，面积各有1.1　平方公里。东部的称东市（隋称会市），西部的称西市（隋称利人市）。市场四周筑有围墙，四面开门。市场内有井字形大街，划分成九块小区。中央一块为市署和平准局，进行市场管理和税收。其他8　块为商市。东市主要经营"四方珍奇"，即全国各地的特产货物，共有220　个行业。西市是少数民族商人，外国客商集中进行交易的地方，有服装店、珠宝店、鞍辔店、蜡烛店等等。市场之内的街道中间为车道，两旁有人行道和排水沟。唐太宗时曾设立南市，武后时废除。虽然东市和西市在形式上和谐对称，又便于集中管理，但像长安这样的大城市，仅设两市对市民生活多有不便。所以，至中唐以后，坊里也逐渐开设商店和作坊，有的可与东市、西市媲美。夜里虽然坊门关闭，但坊中夜市灯火通明，非常热闹。这不但是对坊里制度强权统治的一次突破，也是坊里建筑大放异彩的盛况。 　　大兴--长安城的整体布局及其规划设计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但为后来的都城建设树立了典范。而且对国外的城市建筑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平城京（今奈良市）、平安京（今京都市），从宫城位置、坊市配置、街道分布以及名称等，都是仿照唐长安城而建，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往的历史丰碑。 　　长安城里的宫殿，是帝王活动的中心、全城的心脏，也是皇权的象征。 　　因此，它们在建筑布局和建造艺术上，集中地体现着封建帝王的思想意志和审美理想；是当时建筑系列中最宏伟、最高级的建筑群，代表着特定历史时期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 　　隋大兴城在宫殿的规划和建筑格局上，以突出宫城、皇城为出发点，一改汉晋的"前寝后朝"制度，而继承周朝的"前朝后寝"建制，将宫城和皇城置于显赫的中心位置，做到宫室、府衙、居民严密分区，并采取"三朝五门"、宫室有阙的格局建造大兴宫，唐代改名太极宫，并以此宫为本，先后建造了规模更加宏伟壮观的大明宫和兴庆宫。 　　"三朝五门"、"前朝后寝"的宫室布局，是太极宫建筑设计上的特色。据《左传》记载，周朝在宫室大门前建有宫阙，用来观察防御、揭示政令、纳取臣民属谏。其后建有皋门、应门、路门、库门、雉门，共五重宫门以作壮观增辉之用。最后为"三朝"，即"大朝"、"内朝"和"外朝"，是帝王处理政务的殿堂。"五门"、"三朝"，加上宫阙，于是就有"九重宫阙帝王居"之说。 　　太极宫历经隋唐两代的修建，规模庞大，体系完备。面积达到4　平方公里以上，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6　倍。沿中轴线建有门殿10　余座。五门为承天门、太极门、朱明门、两仪门、甘露门；三朝包括：宫城正门承天门为大朝，太极殿为日朝，两仪殿为常朝。两侧还有以"大吉"、"百福"命名的若干门殿组成的左右对称建筑。 　　隋唐都城在宫殿布局上采取的重大改革及其成果，为以后历代的宫室建筑奠定了基础。各代依据这套建制，兼顾自然环境和时代的需要，在形式上灵活组建。如清代"故宫"的五门（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后宫（乾清宫、安泰宫、坤宁宫及东西十二宫）体制，基本沿续了隋唐的建筑规格并有所发展。 　　含元殿是大明宫中规模最大的殿堂建筑，大明宫则是长安城中众多宫殿的典型代表。 　　贞观八年（公元634　年），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北龙首原高地上修建大明宫，作为太上皇李渊的避暑之处。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高宗李治又扩建大明宫，并于龙朔三年迁入大明宫听政。并将原来的太极宫改名为西内，大明宫为东内。此后，大明宫便代替了太极宫，成为唐代帝王处理朝政的中心。大明宫城北部为梯形，南半部为长刀形。南北长2256　米，北端东西宽1135　米，中部1355　米，南部1674　米，城周长7628　米。全城共有11　门，南面5　门，正中为丹凤门，东有望仙门、延政门，西有建福门、兴安门。北城设3　门，正中为玄武门，东为银汉门，西为青霄门。玄武门在政治上地位突出，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先是李世民诛杀隐太子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此后又有玄宗平韦后、代宗除张后等匡扶唐室的军事行动，都增加了玄武门的知名度。大明宫中的三朝大殿为，外朝含元殿、中朝宣政殿、内朝紫宸殿。两侧还分布着麟德殿、蓬莱殿、含光殿及毬场等10　几座殿堂和宏伟建筑。含元殿就坐落在大明宫中轴线的中部。 　　含元殿是大明宫中的正殿，国家在元旦、冬至举行大典，以及阅兵、献俘等重要仪式，均在此殿进行，其性质相当于明代紫禁城的太和殿。1956-1960　年，发掘了含元殿遗址，弄清了它的建筑布局、形制和构造特点，绘出了含元殿的复原图。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东北部的龙首岗上，含元殿建在龙首岗的南缘。因龙首岗为全城的最高处，含元殿以其高屋建瓴的气势而统摄全城。含元殿以龙首山为殿基，高出地面15.6　米；殿阔13　间，全长67.33　米；进深6　间，共29.2　米。大殿面积为1966.04　平方米，与全国现存的最大木结构建筑的明代长陵棱恩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面积之和相等。含元殿的两侧建有翔鸾、栖凤二阁。尤其是从殿门通向地面的"龙尾道"，气势磅礴，甚为雄奇。龙尾道平、坡相间，共有七折，约有70　米长，由10　米多高的墩台顶部迤逦而下，犹如"龙尾"垂地。翔鸾（左）、栖凤（右）二阁，运用飞廊与含元殿连接，高低错落、主次鲜明，而又浑然一体。阁基高约20　米，比殿基略高，位置稍为靠前，犹如展翅欲翔的两翼。整个含元殿建筑群，面对着南北宽615　米，东西长750　米的大广场，就像一只降自九天的巨鹰，气魄宏伟壮观。每当朝廷盛典，大殿上下鼓乐齐鸣，声震天霆；殿前万头攒动，衣冠锦绣。 　　从含元殿遗址的残物得知，大殿墩台的砖壁以红色粉刷，通体深红；含元殿的四壁雪白如玉，配以朱红色的柱子、门窗和栏杆，赭黄色的斗拱和错金的门钉；殿顶用绿色琉璃构件起脊，黑色的筒瓦覆盖殿顶四坡。整体色调迥异于明清宫殿金碧辉煌的格局，具有庄重素朴、典雅纯净的艺术风格，充分显示出唐代建筑设计师和能工巧匠们卓越的创造才能。 　　（二）洛阳城的建筑艺术成就自然环境与城市建筑的有机结合，是洛阳城的显著特色。与此相适应的区划分布和整体布局，使洛阳城迥别于长安城而具有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又一杰作。 　　洛阳位于河南省的伊洛盆地，南临伊阙，北靠邙山，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洛水、伊水、谷水、瀍水川流此地。四周群山环绕，气候温和、山青水秀、物产丰富。从东周起，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9　个朝代在此地建都，素以"九朝名都"著称于世。 　　隋朝初年，洛阳为东都，后来隋炀帝迁都至此，大兴城反为陪都。洛阳城经过隋代的营造扩建，尤其是大运河开通以后，逐步繁荣起来。唐代仍沿用东都。天授元年（公元690　年），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即以洛阳为都。公元九世纪末，唐终于自长安迁都洛阳。 　　东都洛阳始建于七世纪初，由宇文恺、封德彝、杨素等人负责规划营建。隋代洛阳在汉魏洛阳城西约8　公里处，城内布局齐整。城区大致为正方形。南北最长处7312　米，东西最宽处7290　米。城的东南两面各有三座城门，北面二门，西面宫城、皇城各二门。城中洛水自西向东将洛阳分为南北二区，四座桥梁连接南北两区。除洛水外，还有伊水、谷水、瀍水注入城中。若干漕渠纵横交错，水上运输比长安方便畅通。 　　因北依邙山，西北地势较高，所以将皇城和宫城建于西北高地上，占有居高临下，俯瞰全城之胜，致使皇城和宫城远离中轴线而偏于西北隅。皇城南临洛水，宫城在皇城之北，二城南北相叠。宫城不仅北有重城，东西有隔城，而且还处于皇城东、南、西三面包围之中。皇城西面虽为城外，但却有西苑的苑城相对。东面有含嘉仓城和东城，南面有洛水相隔，且地势又居高临下，可谓固若金汤。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　年），又在皇城西侧御苑内建造了上阳宫，门殿全部东向，和皇城联成一体，其作用与长安大明宫相似，高宗、武后常居此宫。 　　洛阳全城共有109　个坊里和三个市场。北区的东部有28　个坊，南区81个坊。坊里呈正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长安的坊里略小，坊内有十字形街道，四边开门。三个市场均位于水运交通来往方便之地，北区的北市最为热闹繁华。靠近北市的含嘉仓，常有四方诸州的船只集结在北市西侧的新潭和漕河之上，因此这里开设许多旅馆、酒楼。南市位于南区的东北部，西市位于南区的西南部。洛阳城东南隅的伊水引渠周围，达官显宦建有许多住宅园林，成为景色秀美的风景区。 　　洛阳城在隋唐建筑史上的出现，以其特有的布局结构树立起一种新型的都城建造模式。这种因地置宜的设计思想和建筑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三）桥梁建筑艺术横跨江河之上，飞跃峡谷之间的各种桥梁，既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又是一种建筑艺术品。 　　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桥梁是公元1134　年西周用船架设的浮桥。在浮桥的基础上，至迟在战国又出现了梁式木桥。隋后，石梁桥也应运而生。大约在汉代，人们发明建造了石拱桥。拱桥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的建桥技术和艺术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此后，石拱桥便成为桥梁建筑的主要形式。隋唐五代建造的桥梁很多。其中，享有盛誉的石拱桥有安济桥和宝带桥。到了唐代，东渭桥等以木结构为主体的桥梁大量涌现，石拱桥以灞桥最为有名，但和永济桥一样，屡建屡毁，早已面目全非。真正以原有设计和形制保持到今天的，只有隋代建造的安济桥了。它那奇妙的构思、典雅的身姿和精湛的雕刻，都是桥梁建筑艺术史上的辉煌业绩。 　　安济桥坐落在河北赵县南门外3　公里的洨河上，建于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8　年），由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和建造。因赵县在古代称作赵州，所以安济桥又称赵州桥，民间习称大石桥。此桥建成后，各代争相采用敞肩圆弧的工艺，建造了不少石拱桥。仅赵县就有永通桥、济美桥、沙河店桥等；河北唐县有开仙桥、井径县有天微军桥等；山西晋城有景德桥、原平县有普济桥等。 　　安济桥全长约64.4　米，圆弧长50.82　米，宽9.6　米，石拱跨度37.02米，全部用石料建造。在桥的结构上，桥身用平行而紧密并列的28　道拱券组合而成，每道拱券自成一体，其中若有一券毁坏，也不会影响其他拱券，即保证了桥的整体安全，又便于局部施工修理。为保证28　道拱券紧密地联为一体而不向两侧分散倾倒，又采取了3　项加固技术，首先将桥面的宽度中间逐渐减少，以使两侧各道拱券都微微向内倾斜。然后在拱券面上用横向石板加伏，以使各券之间相互勾联，在券和伏之间又加若干横向铁条把各券拉在一起。 　　安济桥是我国古代跨度最大的单孔桥，但其桥面坡度却非常低缓。在安济桥建造以前，我国拱形石桥高与跨的比一般为1：3，跨度越大，拱券就越高。为利于车马通行，李春等匠师把高跨比改为1∶5，即从拱顶至拱脚仅高7.23　米，而拱券跨度达37.37　米，致使桥面几乎没有坡度。 　　大桥的整体造形更具独到之处。在弧线呈60　度的大石拱两侧肩部，又各建两个小石拱，改变了过去拱券之上填充沙石的传统作法。这样既可以在山洪暴发、河水高涨时排泄洪水，又可减轻桥自身的重量。据测算，桥身可减轻500　多吨，相当于桥身总重的15.3％。这种"敞肩圆弧拱"桥，到了14世纪才出现在法国泰克河上。从艺术角度看，大拱肩上加4　个小拱，可使大桥更加和谐匀称，避免了一拱的孤单和呆板。桥面弧线、大拱券弧线、4　个小拱券弧线，线条柔和，搭配巧妙，使巨大雄伟的石拱桥又呈现出轻盈、秀逸之美。历史上曾有许多诗人，用优美的语句描绘和赞美石拱桥。唐人张嘉贞评价此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宋人诗曰："自古神丁役此工"；明人祝万祉诗曰："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霄。" 　　桥的两侧装有栏杆、栏板和柱子。石栏板上雕刻的蛟龙变化多姿，栩栩如生。有的上下翻腾，有的二龙戏珠，有的云中回首，有的怒视洪涛。桥栏石柱上刻着狮子头，刀法苍劲古朴，个个生动逼真。 　　安济桥是现存最早的敞肩圆弧石拱桥，经历了1300　多年的风风雨雨，它那高度科学性和完美艺术性相结合的优秀性能，愈发出色地显示出来，成为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四）宗教建筑艺术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宗教文化最为繁荣的社会阶段。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曾得到女尼智仙的帮助，因而对佛教十分虔诚。他把佛教作为国教大力提倡，曾多次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等建筑。唐代"三教并举"，佛道空前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此时，寺院、佛塔数量更多，分布更广，规模更宏大。太宗即位后，曾令全国各地在交兵之处建造寺刹，立碑表德，以光帝业，并在京城各寺礼忏七日七夜，追荐亡魂；高宗李治为给太后求福，于长安城内建大慈恩寺。为求长生不老，唐时历代帝王都敬道求丹，致使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中宗李显、代宗李豫、德宗李适、宪宗李纯、敬宗李湛等皆因丹毒而死。据文献记载，武宗灭佛之时，全国曾拆毁大寺4600余座，小寺4　万多所。可见唐代佛教的滥觞之甚。五代仍沿袭唐代积弊，佛教极为盛行，豪华寺院到处可见，尤其是南方，建造佛寺佛塔成风，至今仍有不少遗存。隋唐五代盛兴宗教纯属迷信，但精工建造的佛塔、寺院却是风格独特的建筑艺术成就。 　　1。佛教建筑的民族化特色佛教约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从此建造寺庙、修建佛塔便日益兴盛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帝王大力提倡佛教，所以寺庙佛塔遍及全国。据载，梁朝有寺庙2846　所，北魏末期仅都城洛阳就有寺院1367　所，北方多达3　万多所。但是，西方有人说：中国无特殊之宗教建筑。此话精辟地揭示出中国的宗教建筑所特有的民族化风格。西方各国，宗教建筑最为发达。原因在于古人崇拜上帝，故而必先建立神祠，尔后方建宫室住宅。中国古代没有正规宗教，所以重在建造住宅宫室。往昔虽设坛祭祀天地山川，设庙祭祀先祖亡灵，但建筑形制与宫室住宅相同，不像西方的宗教建筑那样具有区别于宫室住宅的特殊形式，如基督教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从佛教传入开始，佛教建筑就走上了一条中国民族化的道路。 　　隋唐五代的佛寺建筑遗存至今的很少，但从历史文献和敦煌壁画资料可知，当时寺院的平面布局仍采用传统的对称组合式庭院布局。即以一个四合院为主体，在其前后左右随意增添院落或花园。常见的形式为，南北中轴线配置，主要建筑，包括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等。东西配殿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罗汉殿、护法殿等。较大寺院除中央一组主要建筑外，还依供奉内容或日常用途而设置若干庭院和花园。至少在晚唐，钟楼也成为寺院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古代佛塔建造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即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两宋时期，以及元明清时期。在南北朝以前，佛塔基本上全是木结构楼阁式塔，少数缺乏木料的地区才有仿木结构的砖石塔。塔平面为正方形，塔身多为单檐，并置于寺院中轴线上，位居全寺中央。唐代，殿堂已逐渐成为寺院中心，佛塔则退到一侧或后面，有的还建于寺院之外。 　　隋唐五代的佛塔、寺院，在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上，较之前代水平也大力提高。由于唐代在雕刻、彩塑、书法、绘画等方面的成就优异，所以此时的佛塔，寺院建筑也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性能。 　　佛光寺是唐代五台山"十大寺"之一，它位于台南豆村东北约五公里的佛光山东坡上。它初创于北魏孝文帝时（公元471-479　年），中间经唐武帝灭法，全寺毁于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唐宣宗继位后，佛法再兴。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　年）愿诚和尚重加整修，当时长安弟子宁公遇出资兴建，因此殿中除塑有佛、菩萨像32　尊外，还有主建者愿诚和宁公遇塑像各一座。寺院坐东朝西，主轴线就山势采取东西向，整座寺院的布局顺应山坡修筑成叠落式平台三层。第一层平台较宽阔，北侧有金代建造的文殊殿，南侧对称的观音殿已不存在。第二层据文献记载，当时可能是一座七间三层的弥勒阁，是全寺的主体建筑，现只存一些近代建造的次要建筑。第三层平台上是佛光寺正殿，居于全寺最高处。 　　佛光寺面宽7　间，共44　米；进深4　间，共26　米。大殿正面中央五间各安木板门两扇，左右两间和西山墙后部开有直棂窗。殿的平面柱网由内外两圈组成，形成面阔5　间，进深两间的内槽和一周窄而高的外槽（古代称这种平面为"金箱斗底槽"），内槽后半部设有一巨大长方形佛坛，供有主佛三座及菩萨、童子、力神等30　余尊，都是唐代作品。佛坛前有一较大空间，可供进行佛事之人使用。 　　殿内梁架以方格形天花为界，分为天花下的明栿和天花上的草栿，明栿加工精细，草栿表面仅稍稍加工。明栿不是直接与天花相连，而是通过栿上斗拱构成透空的小空间，加上天花接近内柱的部分做成斜面，更增加了内槽的高度感。 　　殿的外檐柱也具特点，外檐柱都向内侧微微倾斜，称为"侧脚"。同时外檐柱从明间向两边比内柱稍有抬高，称为"生起"，"侧脚"与"生起"可使各构件的榫卯联结更为紧密。此外，柱子的上端做成曲线，称为"卷杀"，以使柱头与斗栱等上部结构很好连系，并显得挺拔有力。柱子有柱础，正殿檐柱础为覆盆柱础（柱础如覆盆状），柱础上雕刻有唐代常见的宝莲花饰纹。另外值得惊叹的是，大殿完全建在岩石之上，后部柱础是在凿山时直接凿出来的，这样坚固的基础，难怪历经一千多年而未受地震的破坏。殿顶为单檐灰瓦四波顶，坡度和缓，约为1∶2。屋顶正脊长三间，两端有向内弯的鸱尾，鸱尾恰位于左右第二缝梁架上，构成和谐匀称的屋顶，配上屋檐和缓的起翘及造型遒劲的鸱尾，使整座大殿显得更加庄重稳定。柱高与开间比例略呈方形，斗拱高度约为柱高的1／2，屋檐挑出近4　米。粗壮的柱身，结构复杂的斗栱，再加上深远的出檐，给人一种雄健有力的感觉。 　　殿内拱眼壁上，斗拱与斗拱之间的泥墙和明间佛座背面，绘有唐代寺庙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壁画。拱眼壁上壁画为三组：中间为佛说法，左右分别为文殊、普贤二菩萨正在赴会途中。明间佛座背面壁画为降魔护法，画中有天王、天女、神官、鬼怪、神龙、猴妖等。画中人物形象生动、线条强健，犹存名家吴道子画风。 　　佛光寺大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唐代木结构大殿。大殿连同殿内34　尊塑像，壁画及梁下发现的当时题字墨迹，可统称为唐代四绝，是目前唐代寺庙建筑史上最珍贵的遗迹。遗憾的是长安、洛阳的著名寺院，我们今天已不能见到，但从五台山佛光寺的遗迹，可大致了解唐代寺庙建筑的艺术成就、技术水平及规模。 　　3。风格独特的唐代砖塔唐代的佛塔建筑出现两大变化，艺术风格也随之大变。一是用青砖垒砌塔的外壁，与木制风格迥然有别；二是登塔游览之风盛行，塔内建有阶梯，格调亦有创新。如白居易和刘禹锡在扬州携手同登栖灵寺的九级浮图，双双佳作。白居易诗曰"半月腾腾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共怜筋力犹堪任，上到栖灵第九层。"刘禹锡诗为："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笑语半天上，无数游人举目看。"可见塔内阶梯已达九层。就外形来说，唐代砖塔可大致分为楼阁式塔、密檐式塔和变体式塔三种。 　　（1）楼阁式塔楼阁式塔是印度佛塔中国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古塔形制发展的主流。其特征是两层之间的距离较大，每层高度与楼阁层高相近；塔身用砖石仿木结构作出与木体楼阁塔相同的门、窗、柱、斗拱；塔檐仿照木结构形式作挑檐檩椽、飞头、瓦垄等；塔身内部均有楼层，可循楼梯而上；内部楼层一般与塔身外部层数一致。 　　巍峨峻拔的大雁塔，耸立在陕西省西安市城南四公里的慈恩寺内。相传摩揭陀国有一僧寺，一日有群鸿从空中飞过。忽一雁离群落羽，摔死地上。僧人认为雁即菩萨，同愿埋雁建塔，以资纪念。塔成后即名大雁塔。此塔始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原名为慈恩寺塔。当时玄奘为储存自印度带回的梵文佛经，修下一座五层土心砖塔，不久便倒塌。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　年）重造，高至10　层。后经战争破坏只剩7　层。五代后唐又加修缮。明代塔又残坏，加砌面砖予以保护，即为今塔。现塔高64.1米，底边各长25　米。塔身自第二层开始，每层明显向内收进，形如方锥体，造型简洁，庄严古朴。塔内设木梯楼板，可逐层登至顶端。古代举子及第之后，均来大雁塔登塔题名，塔前曾留有唐代以后众多举人题名的刻石。塔底南侧嵌立初唐大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石碑二通，碑文即唐太宗李世民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帝文、褚书、名塔三种绝艺集于一身，足见此塔的珍稀了。 　　多被诗人吟咏的香积寺塔，位于西安市长安县香积寺内。唐代著名高僧善导法师曾主持此寺，他圆寂后，弟子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此塔。此塔建于唐神龙二年（公元706　年）。相传大塔完工时，唐高宗曾赐佛舍利千余粒，武则天也来观仰。现存之塔为唐代原物。塔身下有一方形台座。塔平面为正方形，底层每边长9.5　米，用平素砖墙砌筑。东、西、北三面各有卷形龛一个。南面设门，塔内室为方形。塔原有13　层，现残存10　层，第一层塔身较高，其上各层骤然变低，宽度也逐层递减。除底层外，以上各层四面均有砖砌而成的凸起状方形倚柱四根，将每面划分成三开间。柱上施栏额一道，柱头及补间皆承栌斗，其上有两道相间隔的棱角砖牙子，牙子之上用叠涩法出檐。自二层起，每层当中一间筑券形龛，梢间有砖砌槏柱，中有朱绘直棂窗，柱、栏额、槏柱皆用朱色描绘。 　　除了佛塔自身的文化内容和艺术风格外，它还和寺院周围的自然环境形成幽雅的氛围而引人入胜。王维《过香积寺》诗中描绘："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形象地再现出寺塔隐于云峰之下，古木参天、人迹罕至、钟声阵阵、流泉如咽等等幽邃秀丽的风光，以致诗人也学习高僧安禅静坐，以摒弃各种凡人欲念的倾注之情。 　　除了香积寺塔以外，隋唐五代现存的楼阁式塔还有西安兴教寺的玄奘塔、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等，都各具英姿、异彩纷呈。 　　（2）密檐式塔这种塔与楼阁式塔的高度、体量差不多，在唐代非常盛行。其特征主要是：塔身下部第一层非常高大，以上各层之间距离很短，几乎看不出楼层；塔檐用叠涩法出檐，层层重叠，紧密相连；塔檐一般较短，层檐之间不设门窗、明柱；有些塔在两檐之间开设通风采光小孔，但孔与楼层不一致，远远多于内部楼层。隋唐时期的密檐式塔与后代同类塔相比，塔身装饰简洁，佛像、菩萨和隐门、柱、斗拱、椽檩等雕饰不多。塔身空心，一层以上各层檐子也少有木构的斗拱、椽子、飞头等部分。 　　现存的千寻塔，坐落在云南大理崇圣寺内，约建于唐开成年间（公元836-840　年），为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成。塔西有两座宋代密檐小塔，三塔构成鼎足之势，高低有秩，主次分明。为平缓葱郁的自然风貌增添了宏伟高耸的立体之美。千寻塔平面呈四方形，塔身建于两层台基之上，第一层每面宽9.85　米。高大的塔身之上，建密檐十六层，内部为空筒状，共高59.6米。塔檐呈反凹曲线，做法是从壁面叠涩一层，上砌棱角牙子一层，再叠涩12　至15　层，檐上迭砌低矮平座。塔的中部卷杀比较突出，而顶部卷杀比较缓和，这点与我国最古老的北魏密檐砖塔有很大不同，是唐代密檐塔中的精品。 　　驰名古今的"雁塔晨钟"为关中八景之一。其中的"雁塔"就是小雁塔。小雁塔现位于西安市城南荐福寺内，和大雁塔东西相望，因比大雁塔小，修建时间短，故称小雁塔。大雁塔明代曾包砌了一层砖壁，而小雁塔则全部为唐代原状。 　　此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　年）。塔平面为正方形，底层每面长11.38　米。原有密檐15　层，高46　米，因明代地震，顶部二层塌毁，现余13　层，高43.3　米。塔建于方形基座之上，第一层南北各开一门，门框以青石做成，以上各层均在壁面设拱形窗。密檐均以叠涩法挑出，上面再置低矮平座，塔的外形逐层内收，五层以下收分微小，6　层以上急剧收杀，外轮廓线圆和流畅，形体秀丽美观。塔内为空筒，设有木构楼层。 　　小雁塔是我国早期密檐式塔的代表建筑，对后代密檐塔影响较大。但因塔身所开之窗上下成串，且又较大，对整体的牢固性有一定削弱。塔身第一层门楣上明代的题记说：此塔在1487　年因地震，自顶至足裂开尺许，1521年又遇地震，不但未塌，反而"神合了"。解放后，裂缝犹在。60　年代对塔进行了修缮和加固。 　　此外，遗存至今的隋唐五代密檐式塔还有河南的永泰寺塔、法王寺塔、临汝县风穴寺的七祖塔。登封县的法王寺塔、南京栖霞寺塔，河北正定的开元寺塔等。 　　（3）变体式塔变体式塔尺度较小、形式多样，多是倅堵婆式（即印度佛塔，专为藏置佛舍利以供佛徒礼拜）、楼阁式和密檐式的变体形式。这种塔一般修建于山谷之中，与自然山水林木融为一体。 　　净藏禅师塔位于登封县西北会普寺山门西侧，建于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为净藏禅师墓塔。塔平面呈八角形，全高9　米。塔身有一高大台基，上砌一低矮的须弥座，座上建八角形塔身，塔身转角处有八角形倚柱，柱头上砌有额枋和斗拱，补间斗拱为人字形，再上为叠涩出檐、须弥座、山花蕉叶、仰莲、覆钵等。塔身南面有圆拱门，北面有铭石一块，东西置假门，其余四面为直棂假窗。此塔是目前发现的八角形塔中最早的一座，在唐代普遍流行平面正方形塔时，此塔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形制的出现。二百多年后，正方形塔反而少见，普遍流行的都是平面八角形塔。 　　九顶塔位于山东历城县柳埠镇九塔寺内，约建于唐天宝时期（公元742-756　年）。此塔造形奇特，单层塔顶之上分建有9　个密檐式小塔，目前国内仅此孤例。全塔高13.3　米，分塔身、塔底两部分。塔身中间有一明显界限，上部精细平滑，下部砌砖粗糙，估计当初下部曾有过某些建筑。塔身之上以叠涩砖挑出17　层，檐顶以砖叠涩内收16　层，塔顶平台中置一较大三层密檐式塔，内有佛像一尊，南面辟门。周围环绕8　座较小三层密檐塔，均向外侧辟门。塔室内供石佛像一尊，高1.2　米。塔的平面为八角形，与净藏禅师塔相似，且每边向内凹入呈弧形，在唐塔中独一无二。 　　（五）陵寝建筑艺术隋唐五代的陵寝建筑，以"唐十八陵"的规模最大，成就最高，成为中国古代陵寝建筑史上一座宏大的艺术宝库。 　　初唐以前，古代帝王主要以"覆土封斗"的方式建筑陵墓，建筑艺术成就多掩埋于地下，地面建筑非常简陋。汉文帝首先"依山为陵"，绕以环城，四面辟门，附近建有祭庙。魏晋南北朝的帝王陵墓，大多"依山为陵"，但"不封不树"，地面没有"寝宫"、祭庙和神道等建筑。隋代曾经国运大昌，但迅速崩溃，陵寝建筑亦无显著特色。唐代是中国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在长达三个世纪的岁月中，前后共有21　个皇帝，数以千计的妃嫔、太子、公主、近臣修建陵园。除了武则天和高宗合葬乾陵、昭宗李晔葬于河南渑池、哀帝李璟葬于山东河泽外，其余18　个皇帝的陵寝都分布在渭河以北的群山之际。西起高宗乾陵，东至玄宗泰陵，绵延100　多公里，形成了山、林、水、路簇拥环绕，多数陵园相互顾盼的巨型皇家陵寝园林。 　　唐十八陵中，只有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仍沿用"覆土封斗"的模式构建，其他均采用"依山为陵"的定制修造。地面建筑也随之丰富起来。格局包括墓室、献殿、寝宫、陵墙、四门、角楼、石狮、神道及富有寓意的石人、石兽等成对雕像，神道外端建有门阙。形成了艺术门类繁多、地上地下、陵园山区浑然一体的建筑艺术的荟萃之所。 　　散落在各地的五代帝王陵墓，规制似唐，而且颇具特色，丰富了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的艺术内容。 　　1。唐昭陵的建筑艺术特色昭陵是太宗李世民的陵寝。建在礼泉县九嵕山上。墓室筑于半山腰南麓，深约250　米，前后置5　道门。墓门顶部建有神游殿。整座陵园呈方形，四周有夯筑的陵墙，四角建角楼，各面陵墙正中开一门。南面为正门，门内建献殿，门外筑有土阙三对，其余三门各建土阙一对。陵园北门内建有"祭坛"一座，供举行祭祀大典之用。祭坛内立14　尊石雕像，东西庑廊陈放著名的"昭陵六骏"浮雕。这六匹骏马都是唐太宗李世民心爱的乘骑，曾与他一起冒枪林箭雨，驰骋沙场，为国家统一立过战功，所以李世民特令为之造像，置列昭陵。在这六件珍品中，有两块于1914　年被盗卖国外，现存美国费城博物馆。其余四块陈列在陕西省博物馆。陵园东西南三侧，遍布陪葬墓，现发现的有167　座。陪葬者除庶出皇子、公主、妃子外，大多为有功于朝的文臣武将。陪葬墓各自营建茔域，立碑，刻石，并有其后代子孙从葬，庞大的陪葬墓群成为昭陵陵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2。唐乾陵的建筑艺术特色乾陵是唐朝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合葬的陵墓，也是唐陵中规模较大的一座。乾陵位于陕西乾县西北的梁山上。梁山分为三峰，北峰最高为主，南面左右两峰较低，好似门阙，所以唐高宗选择这一天然有利的地形为自己营建陵墓。 　　乾陵地宫建在北峰南坡上，凿山为穴，拔地高104　米。墓道南北向，斜坡式，宽约14　米，深入地宫。经勘查，墓道、墓门全用石条层层填塞，条石之间以铁栓嵌住，缝隙又熔铁水浇铸锢闭，上面再夯土覆盖。墓室距地面深约65　米，迄今内部无损。室内情况，有待发掘。 　　乾陵地上建筑有些已不存在，遗存至今的也多有破损。地宫和主峰四周为陵墙，东西1450　米，南北1582　米，近于正方形。四面陵墙正中各辟一门，门外各有石狮一对，土阙一对。陵墙四角建有角楼。南门为朱雀门，门内与陵墓正对建有祭祀用的主要建筑--献殿。门外左右列石狮、石人各一对，再往南，左右排列着当时臣服于唐朝的国内少数民族首领及国外君王石像60座，石像的背部刻有国名和人各，从遗址看，当时曾覆以房屋。蕃酋像南面有一道门，门外有土阙一对。再往南即是延伸数里的神道。神道最南端是第一道门，门外筑有土阙一对。神道自南向北两侧列有：华表一对，飞马一对，飞马东西侧即是高约40　米的东西乳峰，峰顶各有高15　米的土阙遗址，当初可能为楼阁建筑。神道再向北有朱雀一对，石马五对，石人十对，碑一对（东为无字碑，西为圣述记碑）。这些石雕造型庄重，雕工精湛，是很有价值的唐代石刻艺术珍品。陵内原有房屋约200　间，现已不存在。陵内曾广植柏树，文献称为"柏城"。 　　乾陵前有皇帝近亲、功臣等陪葬墓17　座。已发掘的有：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李贤）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和中书令薛之超墓、燕国公李谨行墓等。墓内通道、墓室残存大量壁画，极有价值。 　　永泰公主墓位于乾陵东南1500　米。地上墓台为方形截锥体，底边55　米，高11.3　米，夯土筑成。墓台周围有墓墙，墓墙东西宽214　米，南北长267米，四角建有角楼。南面墓墙中央有一对土阙东西而立，距离约30　米，为进园入口。入口外依次列石狮一对，石人两对，华表一对。以上地面建筑有些已毁坏，只留残址。 　　墓的地下部分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总长87.5　米，其南北纵轴线位于地上轴线偏右侧。墓室位于墓台下方，深16　米，分前后两室，中间有甬道相连，甬道中有石门。前后墓室及甬道绘有精美的仕女人物题材壁画，墓室穹窿顶部绘日月群星图像，甬道顶部绘宝相花及云鹤图。墓道两壁绘有龙、虎、宫阙和两列仪仗队。 　　3。五代帝陵的建筑艺术特色五代时期已经发掘的陵墓有，南京附近的南唐二陵（李璟的钦陵、李璟的顺陵）和成都前蜀王建的永陵。从陵寝的规制看，近似唐陵。 　　南唐二陵均依山为陵，地下墓室分前、中、后三个主室，每室左右建有侧室。二陵之中钦陵规模较大，全长22　米。前室、中室用砖砌造，后室用石砌造，长方形棺座位于后室北部，各墓室四壁皆仿木结构式样，砌有柱、枋、斗拱，并绘有彩画。中室石门上还有浮雕。后室地面铺青石板，石上刻有江河之图。四壁涂深红色，室顶用石灰粉刷，上绘天象图，室顶用从东西壁上挑出的石板叠涩，然后上面再密排石梁。其他二室皆用砖砌成攒尖穹窿顶。永陵是五代前蜀国主王建（公元907-918　年在位）之墓。陵墓建在成都城西部。 　　陵的外形为半球形上堆，直径80　米，高14　米，陵台四周下部砌有条石四层。墓室共长23.50　米，分前、中、后三室，各室相连，中间设有木门。三室结构相同，皆用石块砌成拱券14　道为肋，券上再铺石板。中室最大，长12.10　米，宽6.05　米，高6.40　米，为主要墓室，室中置须弥座式棺床，上面雕有精美生动的花卉、凤凰和各执不同乐器的乐伎舞女24　人。舞女、乐伎面部丰腴圆满，姿态优美。棺床东西两侧有面相威武的石刻甲士12　尊及铁牛、铁猪各一尊面向棺床而立。这些陵墓雕刻都是极有价值的五代石刻艺术佳品。后室末端有一大石床，上置王建石刻坐像及哀册、谥宝等物。 　　此陵最大特点是，墓室地面与室外地面相近，几乎是平地起坟，非常罕见，可能是为了避免雨水渗入。 　　（六）园林艺术我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五个时期，即殷末周初的萌芽期、秦汉之际的生成期、魏晋南北朝的转折期、隋唐两代的兴盛期，以及宋至清末的成熟期。 　　隋唐的木结构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已达到完全成熟，反映大自然山水风景之美的山水画已成为独立的绘画门类，描写自然风光的山水田园诗歌大量涌现。在这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繁荣的社会条件下，隋唐的园林建造达到了全盛阶段。极具"皇家气派"的皇家园林，造园艺术大为提高的私家园林，兼具城市公共园林性质的寺观园林，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艺术水平，构成了隋唐园林发展的庞大体系。遗憾的是，这些优美的园林均已无存，我们只能从历史文献及有限的资料中去了解它们的原貌。 　　1。美如仙镜的皇家园林隋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另建新都--大兴城。在建城的同时，也同步开始了水系工程的整理与修建，先后开凿了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黄渠引水入城，并疏浚漕渠故道，开凿自大兴城至潼关长达三百里的广通渠，基本解决了城市供水、宫苑用水和水路运输，同时也为园林的建造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在此基础上，隋文帝杨坚于大兴城北建造了大兴苑。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在汉魏洛阳故城以西约8　公里处营建东都洛阳，并利用洛阳优越的水利条件和运河之便，开渠引来谷水和洛水，在城西修建了规模极其宏大的"西苑"。 　　公元618　年李渊代隋，建立了唐朝，改大兴城为长安，仍以此为都。除继续进行了城市建设外，又进一步修建和完善了隋代水利工程。在园林建造上除保留和继续修建隋大兴园（唐改名为禁园）、西苑（唐改名神都苑）外，唐太宗又于贞观五年（公元631　年）修造了行宫御园九成宫，贞观八年修建了大明宫，贞观十八年修建了离宫御园华清宫。此后，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在长安城内兴建了兴庆宫，随后又在城东南隅修复扩建了曲江池和御苑芙蓉苑，并于城东北部和东侧修筑御用夹城通道，将城东北的禁园、城东的兴庆宫和芙蓉苑连在一起。以上众多皇家园林大多在隋代、唐初和盛唐修建。唐代皇室游园生活多样化，园林的规划布局也各具特点，形成了大内御苑、行宫御苑、离宫御苑三个类别。 　　大内御园主要有西苑、禁园、大明宫、兴庆宫。 　　西苑在洛阳城西侧，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与洛阳城同时兴建。它方圆100　公里，地势为一片略有起伏的平原，洛水、谷水和涧水从苑中流过，水源非常充沛。园内分山海区、渠院区、无水宫室区、山景区等几大部分。每一景区都各成体系，同时又相互联系映带。其中尤以山海区和渠院区最具特色。 　　西苑的布局以人工开凿的大湖--"北海"为中心，湖面周长十余里，湖中有用木石筑成的蓬莱、方丈、瀛洲等岛山，山高达35　米左右，上面分别建有通真观、习灵观、总仙宫、风亭、月观等台观殿阁。湖的北面有龙鳞渠，渠水婉蜒曲折流入湖中，沿渠建有16　院，院院有名，各院自成一组建筑。院外有水渠环绕，院内植杨柳修竹、名花异草。秋冬之际以彩锦结花缀于其上，池沼之内结彩锦为荷，色败即换。各院住四品夫人一位，美人20。各院东西南辟3　门，各门皆临渠而开，渠上架桥。此外，苑中还开凿有五个小湖，东为翠光湖，南为迎阳湖，西为金光湖，北为洁水湖，中为广明湖。湖中皆积土石为山，山上构筑亭殿。各湖之间开有沟渠并与北海相通，水深数丈，能通行龙凤舸，隋炀帝常泛舟湖中。 　　据记载，隋炀帝建西苑之时，曾诏天下各方送花木鸟兽入苑，苑内金猿青鹿动辄成群，草木鸟兽繁息茂盛。为便于皇帝游园，又自京城开御道直通西苑，道旁植高柳长松。 　　从上述可见，这座以水景为主的园林当初是经过周密规化、精心安排的。园中水景龙鳞渠、北海、曲水池、五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河湖体系，它不仅具有观赏作用，而且还起着组织园林空间和各景观的艺术作用。16　组建筑群以渠水为纽带，联成一个有机和谐的大景区，景区之中各院又自成一个独立小景区，园中有园，这种构图方式是前代所没有的。水系与山体的结合，又构成了层次丰富的立体式山水空间。西苑这座秀美的园林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古典园林已步入全盛时期。 　　禁园位于长安宫城北面（隋为大兴苑），东西27.5　公里，南北23　公里。南面苑墙即长安的北城墙，北至渭河南岸，东临浐水，西面包括汉长安旧城。苑中树木茂密，建筑疏朗，皇帝多在此游憩娱乐，狩猎放鹰，此外还兼驯养野兽、马匹，供给宫中果菜鱼禽。苑内有鱼藻宫、九曲宫、望春宫、梨园等24　处重点建筑。 　　著名的"鱼藻宫"在大明宫正北。引灞水入"鱼藻池"，池中堆筑山岛，岛上建鱼藻宫，皇帝常在此宴乐或观彩舟竞渡。 　　东内苑在大明宫东南隅，南北1000　米、东西约500　米，苑内有龙首殿、龙首池及教场、马坊、马球场等。 　　大明宫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宫城，面积约32　公顷，位于长安城外东北的龙首原上，地势居高临下，气候凉爽宜人。站于此处，长安市内街道坊市皆了如指掌。宫城南部为宫廷区，北部为苑林区。林苑区地势低下，中央有分东西两他的太液池，中间以3　米宽渠道相连，面积约1.6　公顷，池中有蓬莱山，山上广种花木并建有亭阁。 　　兴庆宫位于长安城内东南面的兴庆坊，原为唐玄宗李隆基做太子时的府邸所在。公元714　年改建为兴庆宫，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玄宗皇帝移居此宫听政。宫的北半部为宫廷区，南半部稍大为苑林区。 　　苑内中心有一长圆形湖，面积约1.8　公顷，经龙首渠引浐水入湖，湖中植有荷花、菱角等，玄宗与杨贵妃常泛舟湖上。湖西南有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两座主要建筑，楼前广场遍植柳树。湖东南有长庆殿、长庆楼等建筑。苑内种有上百种杨贵妃喜欢的牡丹。湖东北有一土山，山上建"沉香亭"，亭周围牡丹尤其出色，玄宗与杨贵妃常到此亭赏花。 　　华清宫为离宫御苑，位于今西安以东35　公里的临潼县，由宫廷区和苑林区组成，周围随山势筑有廓墙。宫廷区为一长方形宫城，坐南朝北。宫城分中、西、东三部分。中部由此向南有左右朝堂，弘文馆、修文馆。入津阳门，有前殿、后殿，再向南为内廷。内廷除殿宇建筑外，还建有16　处温泉浴池，即"十六汤"。西部有功德殿。东部主要有瑶光楼和飞霜楼，向南有莲花汤（又名九龙汤），是玄宗皇帝的御池，也是杨贵妃赐浴的地方。此池建筑豪华考究。另一御用汤池为"长汤"，面积有数十间屋之大，池中用玉石雕成莲花状喷水口，汤中垒瑟瑟（珠宝名）及沉香（香木）为山，状似瀛洲、方丈。宫城之外筑有罗城一重，东部为嫔妃居住的宫院，西部为百官邸宅及衙署区。 　　苑林区为骊山北坡山岳风景地带，沿山势地貌，规化出各具特色的景区景点。山麓遍植若干花卉、果木，修有马球场、赛马场。山腰地势险峻，有溪谷、瀑布，山林之中放养驯鹿。山顶朝元阁及其侧老君殿为道观，御道循山而下直抵宫城昭阳门，途中建长生殿供皇帝进香前斋戒沐浴。相传唐玄宗与杨贵妃曾于七巧节在此殿内海誓山盟，愿生生世世永做夫妻。白居易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记述的就是此段佳话。 　　曲江池位于长安城东南隅，隋初曾引黄渠之水而入，扩大了曲江池的水面，隋文帝改名芙蓉池。唐开元年间又重修，池水更加充沛，复用曲江池旧名。池南有紫云楼、彩霞亭和芙蓉园，西有杏园、慈恩寺。芙蓉园隋代为御园，唐初曾赐与魏王李泰，后又赐东宫，开元之时又改建为御苑，平民百姓不得进入。 　　开元前，曲江池不同于皇家园林和私人园林，平民百姓春天踏青、重阳登高，天旱祈雨，平时游赏都可到曲江进行。其中尤数中和节（二月一日），上巳节（三月三日），重阳节（九月九日），最为热闹。此时皇帝率嫔妃到曲江游玩并赐宴群臣，沿岸张灯结彩，池中游船画舫，百姓熙攘，车马填塞，长安城中几乎半空。这种在城市里面具有公共游览性质的园林，在封建社会皇权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2。清雅简素的私家园林自魏晋南北朝私家园林兴起后，发展至唐代更加兴盛。城市私园，郊野别墅园广泛兴建，其造园水平、艺术特色都有很大提高。唐代私家园林多集中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当时公卿贵族几乎皆有园林。在长安城南杜曲、樊川一带，园林方圆达数十里，泉石胜景，布满川陆。陪都洛阳有伊、洛二水穿城而过，城中沟渠纵横，水源丰富。达官贵戚凿池引水，置宅筑园之风不亚于京都长安。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后》中记载："园囿之兴废，洛阳兴废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废兴而得。"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在隋唐之时虽无六朝兴盛，但扬州、成都等地，也都存在相当数量风格独特的园林。 　　隋唐之时的私家园林，因大多建在城中和近郊，因此面积一般较小。在造园风格上，皇亲贵族、官僚世家的园林豪华绮丽，建筑物较多，士人园林则清新幽雅，简朴素淡，自然野趣较浓。士人园林的这一特点，对北方园林影响很大，后来一直是中国园林的重要特色。在造园手法上，因园林面积所限，所以更多地偏重象征性手法和借助于想象。在穿池堆山，模山范水上努力追求小中见大，此时用单石代山的作法更为普遍。山池是城市私园必不可少的主体景观，"山池"二字一度成了私园的代名词。为突破高墙深院造成的视觉局限，城市私园往往在靠近楼阁或在假山上建亭，以作远眺之用。此外郊野之园、文人之园，唐时已集观赏性和日常生活为一体，相互统一，相互渗透。如白居易曾对自家的洛阳私园做了这样的描写："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睡，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于其间。"文人造园不仅继承了搜集奇花异草以做观赏的传统，而且取花木之品格以言志，如取松柏之高寒不凋，取梅花之冰清玉洁，取青竹之虚心劲节，取莲花之不染、不妖。 　　唐代著名的私园很多，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王维的"辋川别业"，李德裕的平泉庄，杜甫的浣花溪草堂等等。 　　3。吸引平民的寺观园林唐代佛教和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扶植下获得空前发展，寺院经济实力越来越大，寺庙道观遍及全国。一些大的寺院建筑规模极为宏大，除殿堂、寝膳、客房外，园林也逐渐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唐代对城市居民的管理实行严格的坊里制度，平民百姓不但没有活动游览的自由，而且也无进行这一活动的场所。在园林被统治者垄断独享的情况下，市民活动的唯一场所只能是遍布城郊的宗教寺观。平时市民可随便入寺观之内上香拜佛，聆听俗讲，也可到此以文会友，观赏壁画。遇到宗教节日，各种法会、斋会、精彩的杂技舞蹈表演，众多的商人摊贩，使寺观内外异常繁闹，大批市民涌到寺观。宗教寺观为宣传教义扩大影响，便努力创造条件改善环境吸引香客和游人。 　　唐代长安、洛阳几乎每一寺观之内都种有花草树木，其中尤以牡丹最多，有些寺院还开渠引水，凿池筑山，形成了寺观园林特有的清幽之美。如长安著名的慈恩寺，花木繁茂，山池秀美，寺中牡丹、荷花闻名京城。当时到慈恩寺赏牡丹、赏荷花已成一种风气。此外，唐代全国的名山大川，也大多被佛、道二教所占，在这些风景优美的名胜区所建的佛寺、道观，即是宗教活动的中心，同时又是风景游览的胜地。 　　七、隋唐五代的工艺美术远在若干万年前的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便开始了石、玉、骨、角等工艺品的制作，经历了商周奴隶社会第一次发展高潮和封建社会初期秦汉时代的空前大发展，至唐代工艺美术品的生产达到了全面的繁荣。唐王朝出现前夕，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1　年建立了隋朝，完成了南北统一大业。由于社会环境较为安定，隋代在经济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工艺美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白瓷的烧制成功，护胎釉技术的运用，丝织印染的集中统一管理，统治者对金银器、漆器等高级工艺品奇巧豪华的追求等等，为唐代工艺美术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基础。 　　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们思想解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唐代的工艺美术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金银器以其空前的产量，精巧的设计，优美的造型，独特的装饰著称于世；空前绝后的铜镜艺术；著名的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举世闻名的唐三彩，花釉瓷的创烧成功；超越两汉的金银平脱、螺钿工艺，雕漆工艺的创造发明；丝织品中纬锦织造新工艺及"锦上添花"佳品等等。唐代是我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具有明显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一扫汉魏六朝神秘色彩和宗教气氛，明显带有追求清新自由思想的倾向；它打破了古朴规整的装饰，刻意追求清新活泼的艺术风格；它改变了以动物纹样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广泛采用生动舒展，富有生命力的花草图案，从而形成了面向自然，面向生活，博大清新、华丽丰满的时代风格。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国势日衰。唐灭亡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割据混乱局面。这一时期在工艺美术上能够取得一些成就的，只有社会较为安定的西南前后蜀和东南的吴越。如吴越"秘色窑"烧制的精美瓷器，著名的蜀中锦等。 　　（一）金银器隋唐五代的金银器，以其精美的工艺和宏大的生产规模，在历史上享有盛誉。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的增加和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进一步发现，隋唐五代的金银器无论在生产技术、制作工艺，还是在造型和纹饰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上最有成就的一个历史时期。 　　1。精湛的制作工艺隋唐五代的金银器生产，以盛唐时期规模最大，工艺最精。究其原因，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条件。一是盛唐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中外交流空前繁荣，为金银器的生产提供了综合国力的保证。二是王公贵族的"金银器为食可得不死"的迷信思想以及追求富贵奢华的强烈欲望，成为金银器生产的消费动力。三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金银的冶炼技术、制作工艺、装饰技巧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金银器的精工细作成为可能。四是唐代黄金白银的产地和产量急剧增加，当时全国已有贡金产地70　处，白银产地67　处，这就使金银器的大量生产有了物质保证。 　　在封建社会，金银器是高级消费品。至隋唐，王公贵族的消费欲望已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离不开金银器。据《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载：初唐时，李建成、李元吉预谋杀害李世民，"密致书以招敬德"，"赠金银器一车"。永徽六年（公元655　年），高宗想拉拢长孙无忌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密"赐无忌金银器各一车"。睿宗时，其子李隆基为铲除太平公主，"赐功臣金银器各一床"。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　年），吐蕃献"金胡瓶、金盘、金碗、玛瑙杯各一"，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鸭盘、盏、杂器物"等。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吐番遣使贡方物金银器数百事，皆形制奇异。"唐敬宗时，淮南节度使王播一次进奉大小银器3400件。当时，在长安、洛阳、扬州的市面上，还有很多店铺专门出售金银器。从考古发掘中得知，仅隋代的李小孩墓，就有金杯、银杯、银筷、银调羹、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等十几件之多。隋代的李静训墓，竟然出土了几十件金银器。尤其是那串镶有28　颗宝石的金项链，造型之美、工艺之精，反映出隋代金银器工艺的高超水平。唐代发掘出来的更加丰富，仅1970　年和1982年的两次发现，就足以令人惊异。1970　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了唐代一个贵族的两瓮窑藏文物，其中有金银器270　件。计有碗、盘、盆、壶、罐、盒、熏炉、熏球、钗钏首饰等。1982　年，在丹徒丁卯桥出土了银器950　多件。隋唐五代的金银器，不但数量称巨，而且艺术价值也非比寻常。隋代以前的金银器，以素面为主，较少纹饰；工艺技术较为简朴，造型款式缺少变化；实用价值强于艺术价值。而隋唐的金银器，在兼顾实用的前提下，更加讲究造型的多变、纹饰的俊美、技术的精湛、工艺的高超，成为富有审美价值的高级工艺品。 　　唐代的金银器生产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因为生产发达，出现了"官作"和"行作"。皇室使用的金银器，都是由少府监中尚署的"金银作坊院"所产，当时称之为"官作"产品。"行作"，即民间金银行工匠制作，质量较差。 　　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已较前代大力提高，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传统的锤打技术，是最早的制作工艺。金银的冶炼、鎏金、镶嵌、镂孔、线雕等技术，在春秋时也已出现。在秦代，工匠们已综合使用铸造、焊接、掐丝、嵌铸、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胶粘等工艺。唐代全面继承了前代的制作工艺，技艺更加精湛、熟练、全面，仅金的加工方法就发展到14　种，即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捻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等，并创造出切削、铆、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焊等新的造型工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唐代制作的盘、盒、碗等金银器皿，都有车床切削加工的痕迹，螺纹匀密清晰，起刀点和落刀点明显，刀口跳动也历历可见。有的小型金盒上面，螺纹的同心度很高，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而且许多器皿集多种工艺技术为一身。这些都是唐代在金属制造工艺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唐朝衰落以后，大部分地区因战乱的影响，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只有在相对安定的西蜀和南唐地区，才有着一定的发展。1942　年在成都西郊发现的王建墓中，出土了奁盖、蝶形盒、碟、钵、剑鞘、颐托、搔手、小兽等十余种五代的金银器。说明五代的金银器生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2。精美的造型和纹饰造型和纹饰，最能显示金银器的艺术性能。尤其是唐代的金银器，品类繁多，造型精美，纹饰丰富，艺术品位很高。唐代金银器的种类包括餐饮、妆奁、首饰、器用、鸟兽、花草等几十个品种。较为常见的有碗、盘、碟、杯、筷、壶、盒、匜、俎觞、鐎斗、熏炉、手镯、戒指、项链、饰花等。其造型，或因物象形，或变换款式，或加以剔透，或多样结合。富有清新活泼的气息。其花纹一般以动物纹、狩猎纹、忍冬草、蔓草、祥云、鸟兽、葡萄、莲花、宝相花等为饰。并在布局和结构上注重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图案主从的关系，构思精巧多样。唐代的金银匠师们，还大胆地吸收外来的装饰经验，巧妙地加以运用。如"舞伎八棱金杯"，每一面都用高浮雕工艺做出一对深目高鼻多鬚的北方少数民族容面，显得新颖别致。 　　唐代金银器的造型和纹饰，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 　　高祖至高宗时期（公元618-683　年），因太宗颇重节俭，世风不奢，器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食器以碗、盘为主，饮器以杯、壶为主，药具有铛。造型多为圆形、八角和多角型器口。器壁较厚，装饰面的分割多为9　至14瓣。构图以点装和满底装为主，这种构图方式在唐代长期使用。图案中动物类形象较少，以龙凤类为多。植物花纹有折枝花、小簇花、串枝花、花结、团花等，吸收了中亚、西亚的不少经验。 　　武则天至玄宗时期（公元684-755　年），国力强盛，奢靡之风顿起，官宦之家争相崇尚金银器物，致使金银器的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出现了宗教用具、炼丹用具和杂器等新的种类。造型仍以圆型为主，多曲、多瓣、桃形器口开始出现。装饰面区大量采用6　或8　等份，构图多用散点装饰。动物形象除龙凤外，出现了飞狮、天鹿、天马、独角兽、犀牛、猴子、熊、龟、孔雀、鸳鸯、鸿雁、鹦鹉、练鹊、白头翁、鸂鶒、绶带鸟、蜂蝶等。植物以忍冬、莲叶、石榴、核桃、柿子形状组成，并赋予吉祥的寓意。如"连生贵子"、"多子多孙"、"事事如意"、"多福多寿"等。图案中的小簇花、串枝花的花头均结为一簇。团花、花结纹样繁多。折枝花的花叶、枝茎清晰美观。从器形和纹样上看，已经完成了民族化的过程，很难辨识外来因素，这一时期的金银器成为盛唐时期金银器工艺的艺术典型。 　　肃宗至宪宗时期（公元756-820　年），由于遭受"安史之乱"的洗劫，生产破坏，因而也影响到金银器。此期金银器种类主要是食器和饮器，数量较前后各期都少。但造型和纹饰仍有特点。盘类多为三足，器形变大，出现椭方、龟背等形制，海棠口较为多见。双鱼壶等仿生器物开始出现。装饰面区多采用多层结构的6　等分法。构图中已见不到单点式。动物形象中，神兽极为少见，禽类多成双成对，摩羯纹已经成熟。植物纹簇花以多朵式为主，簇花与折枝花的区别已经消失，同向团花科发展。 　　穆宗至哀帝时期（公元821-907　年），国力衰微，政局不稳，大唐已日渐没落，生产亦不景气，但前代的技术和经验为工匠艺人所继承和吸收，金银器的种类趋向繁杂，仿生器物增多，出现了高圈足，陪葬品微型化，装饰面多采用四或五等分。纹饰中出现了人物故事，摩羯纹普遍应用。十字纹折枝花首次出现。 　　唐代的金银器生产，经由初唐时期的恢复发展，繁荣昌盛于盛唐时期，"安史之乱"后开始衰落。其间，金银器的产量无法确知，但其艺术价值却深为世人推崇，尤其是那些罕见的精品，例如：1982　年，在丹徒丁卯桥出土的银器中，有一件构思奇特的"涂金龟负论语玉烛"。此器是古代行酒令的器具。玉烛的基座为一银龟，昂头曲尾，背负一圆筒。筒上刻有龙凤和卷草，并有"论语玉烛"四字。筒内放有银质酒筹50　支，每支酒筹上都刻着《论语》章句。因圆筒像蜡烛，故称为"玉烛"。"舞马衔杯银壶"，造型为皮囊状，壶体两面各有一匹浮凸的舞马，遍体鎏金，颈系彩带，嘴上衔着一只金杯，前腿直立，后腿曲膝，扬首摇尾作跳舞姿态。据史书记载，每逢节日庆典，唐玄宗都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并表演歌舞百戏，马舞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唐郑处海《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命各地选善舞之马数百匹，配以舞曲驯之。"千秋节"（8　月5　日为玄宗生日，立为此节）宴会之上，舞马身披锦绣，络以金银珠宝饰物，在"倾杯乐"舞曲声中，舞马时而奋首鼓尾，纵横应节；时而腾跃三层板床，旋转如飞。或令壮士手举一榻，马舞于榻上，"舞马衔杯银壶"上的舞马衔杯图，正是当时庆典场面的真实写照。从银壶的皮囊式造型还可看出，它吸收了西域游牧民族工艺器皿的艺术风格。 　　在日本奈良市一个收藏文物的正仓院内，有一只制作精巧、小巧玲珑的银制熏球。表面为圆球体，球内全部镂空，雕成各式各样的图案，中间分为上下两层。球体内有一只盛放香料的小碗，支在三重铁圈上。装置采用了罗盘的原理，小碗能够灵活转动，不管熏球位置如何，里面的小碗永远保持水平状态，香灰和火星绝不会漏到衣物上。这件器物，由日本的"遣唐使"从长安带回，至今已保存千年以上，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这些制作考究的金银器制品，真实地反映出唐代高超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五代时期，天下纷争。不少北方的工匠师逃至南唐、西蜀，继续从事着他们的创造性生产，致使五代时期的金银器制作也有所发展。1942　年在成都西郊王建墓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一件透雕银奁盖，为正方形，边长约33　厘米，主图为双狮滚绣球，卷草式网状底纹，其上散缀着小花，双狮周围有小鸟、雏凤和云纹等装饰。表现出奇妙的构思和高超的制作工艺。 　　（二）铜镜我国铜镜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五个时期。一、早期铜镜（约公元前2000-前781　年），自"齐家文化"到春秋早期。二、战国铜镜（约公元前475-前221　年）：这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三、汉代铜镜（公元前206-公元188　年）：中国铜镜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四、唐代铜镜（公元618-960　年）：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鼎盛繁荣时期。五、晚期铜镜（公元960-1279　年）：宋金时期的铜镜。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复苏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富足。铜镜作为一种具有艺术特征的日用品，在日用需求和深厚传统的基础上，以其丰富广泛的题材、花式各异的造型和清新明快的构图，迎来了铜镜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 　　隋朝由于为时短暂，在铜镜的制作上基本没有自己的风格，而主要以六朝形式为依据，并广泛采用汉代铜镜的式样制作。铜镜的纹样多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神"和十二生肖为主。 　　1。唐代铜镜制作的基本状况唐代铜镜制作的繁荣及高峰期的出现，有两个方面的直接原因。一方面，当时瓷器生产已经普及，许多日用生活品由铜器过渡到了瓷器，因而使铜器的工艺制作技术集中到铜镜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社会风尚的推动。当时铜镜除了用于生活中的照面外，同时又是皇室赏赐百官、国际交往以及人们相互赠送祝寿的礼品。在这种社会风尚的促进下，铜镜的制作越发精益求精，涌现出很多具有高超艺术水平的制品。据记载，唐代每年都有两个造镜的高峰期，一是沿袭传统的端阳节造镜风俗，再就是八月五日的"千秋金鉴节"。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玄宗即位后将此日定为"千秋节"。是日，群臣纷纷向皇帝祝寿，除献甘露寿酒外，还以制作精美的铜镜作为祝寿佳品奉献，同时相互之间也以铜镜彼此赠送，所以"千秋节"又称为"千秋金鉴节"。唐代铜镜在造型、纹样、品种及铭文方面都突破了汉魏六朝规格化的程式，呈现出焕然一新、生动活泼、雍容华丽的艺术风格。较为突出的是，铜镜的图纹此时与其他物品的图纹一样，都开始大量采用生活气息浓厚的花草、鸟兽题材。这种把自然界中的美丽花鸟作为主要欣赏对象的倾向，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思想意识的开放，这与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在对天、神崇拜的宗教观念基础上形成的，以现实和想象中的动物为纹饰主体的手法截然不同。 　　唐代铜镜纹样的发展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隋至唐初，图案多以四神、十二生肖、瑞兽、海兽、葡萄等为主。第二阶段是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鸟兽、葡萄纹样逐渐稀少，鹤衔瑞草等花鸟、花卉、盘龙、人物故事图案大为流行。如装饰精美的双鸾衔长绶、宝相花、缠枝花、狩猎、打马球等。第三阶段是唐德宗以后，铜镜制作开始衰退，流行的八卦镜、万字镜、素镜等，完全失去了盛唐铜镜的富丽堂皇、绚烂多彩的风格。从铜镜装饰发展的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变化。 　　2。唐代铜镜的纹饰特色唐代铜镜的纹样图案异常丰富，大体可分以下几种。 　　海兽葡萄纹。这是一种具有外来文化色彩的装饰图案、葡萄自汉代始由波斯传入中国，其后便作为一种装饰图案逐渐流行，发展到唐代仍是一种重要的纹饰品种。这种图案以葡萄的枝叶果实为主要花纹，恰当地与海兽、狻猊（suān ní，传说中的一种猛兽。）、鸟、虫组合在一起，并以满花的形式装饰于铜镜的背面。葡萄纹饰多采用浮雕形式，镜体厚重，制作精巧。如1965　年前后在西安出土的"海马葡萄镜"，长沙出土的"禽兽葡萄镜"等。这种铜镜陕西、河南出土较多，南方发现较少。 　　花鸟纹。此类纹样是唐代铜镜中的代表，图纹布局主要以花枝和鸟雀组成。有雀绕花枝的小串枝花鸟，散装花鸟，其中尤以四鸟四花枝相间环绕的图案最为流行。鸟类有乌雀、鸳鸯、孔雀、鹦鹉、喜鹊等。鸟的姿态各异，有的展翅飞翔于花枝之间，生机盎然；有的双双足踏花朵之上，展示着生活的康乐美好；有的口衔同心结，成双成对，象征爱情的幸福美满。镜子四周点缀以蝴蝶、蜜蜂、蜻蜓等昆虫，内外图纹相映成趣，构成一幅自然情趣浓郁的优美图案。对称花鸟镜的图案基本上是两只鸟雀左右对称，挟镜钮而立，镜钮上下配置各种花枝图纹。此类铜镜虽系对称式，但也多为相似对称，图案在规则中富有变化，生动活泼。在鸟兽纹样中双鸾衔绶纹是盛唐时期非常流行的图案。如"双鸾衔绶纹镜"，镜面有左右对称的鸾鸟，双翅舒展，长尾高翘，脖颈弯曲作舞蹈状，鸟嘴衔有向上飘动的双穗长绶带。相传鸾鸟形似五彩长尾山雉，高兴时喜欢起舞做乐，见之则天下安宁，所以古时把它看成一种吉祥禽鸟。"绶"与"寿"同音，以此喻吉祥长寿。 　　花卉纹。此类纹样也是唐代铜镜中的主题图案之一。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宝相花等。初唐流行的多为小团花镜，镜中图案一般是六朵团花环绕成圈，锦团花簇，富丽庄严。及至盛唐，题材变得广泛丰富，花卉形态由图案化逐渐趋向写实，布局也由紧密繁缛变得开放活泼。有的花卉图案由4　种共8　朵瑞花组成；有的由雍容华贵的4　朵大花组成；有的由4　组并蒂大瑞花组成，还有的由两种不同形态的花枝交错环绕。这些花卉，或含苞欲放，或蓓蕾初绽，或绽蕾怒放，姿态各异，不拘一格。此外，花卉镜中还有以连理枝、并蒂莲、交欢草、同心结等图案装饰的，以喻夫妇生活幸福美好，爱情忠贞不渝。 　　人物故事和神话传说纹。此类纹样也是唐代铜镜中较为普遍的图案。以社会日常活动为装饰题材的有马球、狩猎等，表现神话传说的有伯牙弹琴、孔子问荣启期、王子晋吹箫引凤、真子飞霜、嫦娥奔月、飞仙等。此外，还有盘龙纹、走兽纹、表号纹等。走兽纹有盘龙、龙虎、狻猊、嘉禾瑞兽等。唐代盘龙纹与我们今天所常见龙的样子已大体相似了。龙体常作单体蟠曲状，神龙跃入苍穹，吞云吐雾，姿态万千，气势雄伟，劲健有力。表号纹有四神、八卦、十二生肖等。"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汉代的传统纹样，隋和唐初较多采用。唐代佛教盛行，并且崇尚道教，所以在铜镜的纹样上也多有反映佛道二教内容的题材。 　　唐代铜镜在纹样的组织安排上，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一是对称式。这是最为流行的一种图式，图案大体上采取相似对称的方法安排，如对鸾、对舞狮、人物花鸟、鸾衔瑞草、嘉禾瑞兽等。二是散点式。宝相花多采用此种组织方法。三是单独式。常见如龙纹、万字纹、鸾鸟纹等。四是旋转式。如双鹦鹉、连枝宝相花等。五是满花式。主要为海兽葡萄纹。 　　唐代铜镜上的铭文多采用五言七言诗句，或用骈体四言或四六对偶句。 　　如具有赠别纪念意义的铭文："月样团圆水样清，好将香阁伴闲身。青鸾不用羞孤影，开匣当如见故人"。再如回文体铭文更富有特色，它倒顺均可咏读，"月晓河澄，雪皎波清"，倒过来就是"清波皎雪，澄河晓月"。唐代镜上铭文多用诗文，这与唐代诗歌盛行是有密切联系的。 　　3。唐代铜镜的形制特色唐代铜镜在外形和式样上也有重大革新，它打破了以往圆形、方形以及尺码的局限，创造出了菱花形、葵花形、荷花形、钟形、四方委角形、带柄等各种样式的铜镜。尺寸大者直径约70　厘米，小者仅3　厘米。据记载，唐代以铸镜闻名的扬州，曾制造过可将骑马人物完全照于镜中的"方丈镜"，以及要经过六、七十次冶炼的"百炼镜"。这些大型和高级的铜镜皆出于唐玄宗时代的盛世。晚期因此种铜镜耗费人力财力过大，朝廷曾禁止制造。从装饰技法上看，除有传统的浮雕、线雕、剔雕外，还有嵌宝石、鎏金、彩釉、漆绘、金银平脱、贴金银、镶螺钿等方法。金银平脱是将金或银薄片制成不同的花纹，用胶漆贴于镜的背面，然后再于其上涂漆数层，待干后再细加研磨，除去压在金银花纹上的漆层，显出金银花纹的光亮色泽。贴金银也称包金银，是将金银薄片錾出花纹包在镜上或捶入于带有凸起图纹的铜镜背面，使之紧贴于镜面。螺钿即是将贝片制成各种图案花纹，然后再用漆粘贴在铜镜之上。经打磨后，色泽晶莹，非常华丽。"平脱法"和"螺钿法"是唐代的首创，极大地丰富了工艺美术制作的方法。 　　铜镜制作是一门工艺，它需要一定的技巧，其中包含着许多科学原理。 　　从唐代铜镜的制作的原料看，主要是铜、锡、铅合金，比例大体为70：25：5。由于合金中锡的比例较大，所以颜色一般呈银白色，镜面光亮平滑。镜面形状已有凹凸等形式，类似今天公园里的哈哈镜。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光学原理已有一定的认识。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写到：唐代造镜，大镜镜面便做的平滑，小镜则镜面凸起。因为凡是呈凹形的镜面，镜中人的影象就较大，而凸起的镜面，镜中人的影象就较小。小镜因不能照出人的全貌，所以常把镜面制成凸起状，镜中人物的影象缩小了，虽是小镜也能照出人的整个面部。 　　唐代铜镜享誉海内外，国家常常将它作为国际交往的佳礼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现有唐代铜镜，数量最大的要数一依带水的日本了。《东瀛珠光》一书对此作了详细介绍。这也说明，早在千年以前，铜镜就作为信物，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陶瓷陶瓷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早在新石器时代（约10000-4000　年前），我国的先民们便开始烧制陶器，发展到隋唐时代，陶瓷工艺进入了繁荣阶段。"陶瓷"是陶器与瓷器的总称，陶器的发明较早，瓷器则是在制陶经验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它大致产生于汉代。瓷器与陶器的三个主要区别是：第一，制胎的原料不同。陶器使用的是普通粘土，瓷器使用的是耐高温的瓷土。第二，焙烧温度不同。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800-900℃左右，再高胎体就会变形；而瓷器的烧成温度通常在1300℃左右。第三，质地不同。陶器胎质疏松，吸水率高；而瓷器胎体致密，坚硬，不吸水。 　　1。隋唐的陶器工艺和"唐三彩" 　　我国的制陶工艺在长朗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许多陶器的品种。汉代在以灰陶为主，兼有红陶、黑陶、白陶的同时，将铅作为助熔剂加入釉料，又发明了釉陶。釉陶有绿、黄、黑、褐等颜色。汉代以后，釉陶的生产陷入衰落时期，直到北朝和隋代，才开始由衰转盛，并有所改进和发展。从河南濮阳出土的北齐时代的陶器看，彩釉已从原来的单色发展到双色和三色。①隋朝虽历史短暂，但由于结束了长期的混乱，完成了统一大业，为社会生产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朝的陶器，在安阳的隋张盛墓、卜仁墓，西安的李静训墓，武汉周家大湾隋墓，长沙江西靖江等地的隋墓穴中都有很多发现，品种有釉陶、灰陶、彩绘陶等。其中釉陶除一部分日用品外，大多为殉葬明器。如张盛墓，李静训墓中都出土有釉陶罐、博山炉、陶鼎等器物。唐代，在釉陶的生产中出现了一朵奇葩--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三彩陶器的简称，属于一种低温铅釉的彩釉陶器。所谓三彩，实际上并不限于三种色釉，釉色常有黄、绿、褐、蓝、黑、白等多种，因为在釉色装饰上多以黄、绿、褐三种色釉为主，所以称之为三彩陶器。此外，还有以蓝色釉为主的，称之为蓝三彩，这类陶器较少见，更为珍贵。唐三彩大体上始创于初唐，那时作品较为简单，品种也较少。自高宗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公元650-755　年），进入了极盛时期，这时的唐三彩制作精美，品种丰富，产量也很大。安史之乱以后，唐三彩的制作逐渐衰落。宋、元时代的三彩陶器，从整体上说已大大逊色于唐三彩。 　　唐三彩制品主要是为殉葬而做的明器。唐代盛行厚葬之风，所以生产形成规模。据史书记载，当时王公百官，不惜破产倾资，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风俗流成，下兼士庶。厚葬需要大量明器，从唐墓的发掘来看，当时的殉葬明器除金玉类之外，三彩陶器占了相当的数量。这即是唐三彩在唐代盛行的原因之一。在唐朝墓葬集中的长安和洛阳，都出土了大量的三彩陶明器，如男女俑、陶马、陶驴、狮子、镇基兽，着甲武士、载人骆驼、十二生肖等。此外在唐代墓葬和遗址中还发现了很多唐三彩的日用器皿。如在西安十里铺337　号唐墓、西安东郊王家墓唐墓、韩森寨唐墓，以及河南偃师崔沈墓中，均发现了许多诸如罐、碟、碗、瓶、盒等类形的三彩日用陶器。在海外，如印尼、伊朗、伊拉克、埃及、意大利及东方的朝鲜、日本等地也发现过唐三彩的器皿和残片，这说明，唐三彩在当时除作为明器外，也被作为日用器皿和珍贵物品而大量生产。 　　①　参见《中国古代陶瓷》，文物出版社出版1986　年6　月第1　版。 　　唐三彩的产地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两地，如长安的西窑、洛阳的东窑，都是制作唐三彩的主要窑场，近年来在河南巩县也发现了唐代专门制作三彩陶器的窑址。 　　唐三彩的制作工序基本分两步。第一步是烧胎涂釉，首先是用经过精炼的白粘土制成胎型，再经近千度左右的高温烧成陶胎，然后进行涂釉。唐三彩的釉料中加入了一定量的助熔剂铅，因而可使釉的熔点降低。第二步是烧釉，将挂好彩釉的陶胎，再一次放入900　度左右的窑中焙烧，胎体表面的釉料在受热熔化过程中向四外扩散流动，各种颜色相互浸润交融，便形成一种自然而又斑斓绚丽的彩色釉，由于铅的作用，釉面显出格外明亮夺目的光泽。唐三彩由于用料精细，制作规整，工艺独特，所以具有不变形、不裂缝、不脱釉的特点和斑驳华丽的艺术风格，倍受人们喜爱。 　　唐三彩的器型种类非常丰富，大体可分为器皿、人物、动物、建筑模型四类，其中尤以人物俑、马俑、骆驼俑最多最出色。器皿有瓶、壶、杯、盘、碗、盒、盂、砚、枕、炉、柜等，它们样式新颖、釉色绚丽。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彩盘、三彩粉盒，三彩坛、三彩绞釉小盂等，都是实用性、艺术性很高的佳品。人物俑有男俑、女俑、文官俑、武士俑、乐舞俑、牵马俑、骑马俑、骆驼俑、天王俑等。唐代工匠们运用生动写实的手法，对各类人物的社会地位、形态动作、性格特征等各方面的细节均做了认真细致的刻画，再加上巧妙的釉色点染，致使塑造出来的人物姿态优美，表情逼真。如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的女俑，身披蓝色大衣，内着袒胸绿色襦衣，下穿黄色曳地长裙，面部丰腴，五官纤巧，体态端庄，风姿娴雅，性格温柔敦厚，典型地再现了教养有素的盛唐妇女的优美形象。同墓出土的骆驼载乐俑更为壮观，一匹强健高大的骆驼，昂首挺立，驼背上有一平台，平台之上五位胡、汉两族的乐舞伎正在欢歌起舞，一派盛唐时期经济蒸蒸日上的民族融合团结的景象。动物俑有马、驼、牛、羊、猪、狗、鸡、鸭、鸟等。动物俑中最为出色的是马俑和驼俑。它们不仅造型各异，比例恰当，而且肌肉的走向，完全符合解剖规律。骆驼昂首前行，步态稳健，身负重物，跋涉在丝绸之路上。马俑千姿百态，有的扬蹄飞奔，有的伫立徘徊，有的引颈长嘶，有的俯首寻觅。洛阳出土的珍品三彩黑马，体型矫健肥壮，头微下俯，双目寻视地面，身体乌黑明亮，面部、鬃毛、尾和四蹄雪白，配有绿、黄、白三色的鞍鞯。除上述三种类型外，唐三彩的造型还有房屋、亭阁、水池、假山等建筑模型。如陕西咸阳出土的三彩陶假山，不但山体峻秀，而且在假山周围还有十余人游赏交谈，充满生活气息。 　　2。隋唐的瓷器瓷器也是我国的一项伟大发明。它的种类很多，隋唐时期主要品种有青瓷、白瓷、彩瓷、花釉瓷、黑瓷等。青瓷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多年的商代就有了原始青瓷，隋唐时代青瓷的制作工艺已更趋成熟，并且仍旧是瓷器生产的主流。白瓷初始于北齐，但那时釉色不纯，还处于初级阶段。隋代白瓷工艺有重大进展，到唐代已步入成熟阶段。花釉瓷是唐代创造的一个瓷器新品种，为后来宋代的钧窑工艺奠定了基础。彩瓷出现在隋代，是一种在釉下进行彩绘的瓷器。黑釉瓷约出现于东汉，发展到唐代制作更为普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瓷器发展到唐代，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不仅窑场遍及全国，而且各地制瓷中心都开始有自己的窑名，形成不同的风格体系。并且在陶瓷史上首次以窑名来代表瓷器的特色，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 　　（1）青瓷隋朝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其制瓷工艺较前代却有很大提高，在我国瓷器的生产史上仍作出了重大贡献。 　　隋代青瓷胎质细腻，器型开始增多，并创造了护胎釉（即在青釉下先施一层白色护胎釉）的使用，这样不仅掩盖了胎体的微孔和斑点，而且大大提高了瓷器的明亮度，使釉色更加光润美丽。近年来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南、四川等省，都发现了隋代烧制青瓷的窑址。此外在河南安阳、江西清江县等地的隋墓中也出土许多青瓷器皿。如安阳卜仁墓的青瓷高足盘、碗、青瓷灯、鼎，青瓷四耳罐等，再如安阳张盛墓的青瓷浅腹敞口碗、莲瓣形瓷灯、粑花壶及样式新颖的奁形器。其装饰简单，造型比例恰当，轮廓线圆浑丰满。江西清江出土的六系壶、高足杯、唾盂、小丞、两盅盘、五盅盘等造型、釉色都较为复杂。除一般器皿外，隋代还出现了青瓷枕、腰鼓，棋盘等新器型。隋代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是刻花和印花。 　　唐代的青瓷仍然是瓷器生产中的主要品种。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掘看，当时名窑已遍及全国各地，如浙江的越窑（今余姚各县）、瓯窑、婺州窑（今金华），湖南的岳州窑（今湘阴），长沙窑，江西的洪州窑（今丰城），安徽的寿州窑（今淮南市），陕西的鼎州窑（今铜川），秦窑等，此外福建、湖北、四川等地也烧造青瓷，其中最著名的是越窑。 　　越窑青瓷的特点是胎质坚硬细腻，釉色青翠莹润。西安唐李爽墓出土的越窑青瓷瓶，釉色纯青，晶莹光亮可以照人。据史料记载，越窑青瓷除用做茶具外，在宫廷还被用做酒器和乐器。 　　由于越窑产品胎体制作精美，釉色青翠如玉，到唐代晚期便开始设官督造，以供宫廷享用，这种窑就是后来历代存在的官窑的前身。五代时期，越窑青瓷已被官府控制，成为专供王公贵族使用和进奉中央王朝的贡品，臣庶不得用之，故又称青瓷为"秘色瓷"。此时越窑青瓷不但产量很大，而且烧制技术更精，釉色也更加莹润亮洁，甚至绘金彩、饰金银，华丽超凡。另据后人记述，五代时期位于郑州一带的柴窑青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明代有人还曾以"柴窑片瓦值千金"喻其名贵。 　　此外，在《景德镇陶录》中，记载着唐代初期景德镇地区的能工巧匠烧制出的精美青瓷能与碧玉媲美。据《邑志》记述：唐武德中（公元618-626年），有镇民载瓷入关中，称其青瓷为假玉器，贡于朝廷名于天下。 　　唐代青瓷的装饰手法，主要有刻花、印花、划花、堆贴和捏塑等。其纹样有山水花草、人物、鸟兽等等。青瓷的器型丰富多彩，有凤头壶、盘口壶、瓜体壶、执壶、敞口碗、海棠式碗、葵瓣口碗、莲花碗、敞口盘、葵口盘、墓志罐、茶具瓯、文具、水盂、枕、灯、印盒、粉盒等。如在绍兴古城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夫人墓中出土的短嘴长柄壶、小水丞、小圆盒、敞口盘等，在浙江上林湖、温州西山、萧山上董一带发现的双系壶、葵瓣浅口碗、天鸡壶、铺首敞口壶、褐色斑点小碗等，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青釉龙柄风头壶更是青瓷佳品，它综合运用了捏塑、堆贴、雕刻等多种手法，器型精巧别致，壶体各部纹样丰富繁杂。 　　（2）白瓷目前，发现最早的白瓷出土于安阳北齐时代的范粹墓，但釉色不纯，尚处于初始阶段。到隋代，白瓷的烧制已有很大进展，在我国瓷器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此时的白瓷，瓷土精细，胎体洁白，釉汁纯匀细腻，由于护胎釉的运用，更加提高了瓷器的洁白度。50　年代在西安姬威墓、李静训墓曾出土了大批白瓷器，如双螭柄双身白瓷瓶、螭把双系鸡首瓶、小瓷盒、白瓷盖罐等，造型优美，胎釉洁净。其中双螭柄双身白瓷瓶，打破了器皿造型中一器一身一颈一口的规律，巧妙地把两只瓶颈合为一颈，而器身却由两只修长匀称瓶身组成，一双高耸的双螭把，对称地连接于瓶身与瓶口，双螭张口紧含外侈的瓶口，造型优美奇特。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各种生活器皿和人俑等白瓷达二百余件，大部分瓷器造型都较高大，其中一对文臣俑高72　厘米，发、眉、须、眼珠均挂以黑彩，人物造型端正富有神采。 　　隋代，白瓷的应运范围较窄，仅限于上层贵族享用，尚未普及民间。进入唐代、白瓷日臻成熟，盛唐时期，白瓷的制作已遍布全国各地，著名的窑场有河北的邢窑（今河北临城、内邱一带）、定窑（今曲阳一带），山西的西窑（今平定县一带），四川成都的青羊宫窑、大邑窑，河南的巩县窑，江西景德镇的石虎湾窑、胜梅亭窑。南方的广州一带也有白瓷烧制。其中最负盛名最具代表性的是邢窑的白瓷。 　　邢窑白瓷约在唐初开始生产，唐末开始衰落。李肇《国史补》中说："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当时邢窑产品流行很广。1980　年"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先后对内邱、临城等地的古窑址进行考查，确认邢窑的窑址是在与内邱交界的临城境内。50　年代在西安高楼村、十里铺唐墓及三门峡水库工地出土有唐代白瓷执壶、碗盏之类器物，广州唐姚浮墓出土一对白瓷碗，据鉴定都是当时邢窑制品。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邢窑烧制的短嘴执壶，宽圈足折边敞口碗，带系瓷罐等。从这些实物可以看出邢窑白瓷胎质厚而白细，瓷质坚硬；釉色白润晶莹而又微闪淡黄或淡青色；除器物的脚座、底部往往无釉外，器皿内外釉均匀；器型光素大方，不饰纹样；碗盘底多宽厚，如玉璧形，常称之为玉璧底；瓶多广口短颈，壶为短嘴。唐朝人曾以"类雪""类银""皎洁如玉"赞喻邢瓷的洁白晶莹。 　　邢窑白瓷约在唐代晚期开始衰落，继之而起的是盛产白瓷的河北曲阳定窑，这即是后来成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的前身。1957　年曾在河北曲阳涧磁村、东西燕门村发掘出唐末至五代时期的白瓷碎片若干，其特点是凸边宽圈足，脚部底部不上釉，胎质细腻，色泽白润，唯胎质较厚，明显有别于宋代定窑的瓷，另外，四川大邑窑在盛唐时代也已烧造出质量颇佳的白瓷。诗人杜甫曾以这样的诗句加以颂扬"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成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可见大邑白瓷当时已享盛名。解放后虽经多次调查，但均未发现大邑窑的遗址。此外，河南巩县窑也是唐代著名的白瓷窑。1957　年在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发现一批唐代白瓷片，经对其瓷质、釉色鉴定后，初步定为巩县窑所产白瓷。这说明，当时巩县窑烧制的白瓷，其质量已达贡品水平。五代时期的白瓷窑址在江西景德镇也有发现，数量和规模均不及唐代。 　　（3）彩瓷隋唐时期除青瓷白瓷外，还有黑釉瓷器及彩瓷流行。黑釉瓷历史悠久，在东汉时期便已出现，到东晋时进入成熟阶段，发展到隋唐，烧制更力普遍，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均有大量黑釉瓷器流行。如陕西铜川出土有黑瓷塔形盖罐，扬州唐城遗址也发掘出不少黑釉瓷残片。 　　彩瓷是唐代创造或发展的各种彩釉瓷的总称，它包括花釉瓷、釉下彩绘及搅釉、搅胎等多种。 　　花釉瓷是唐代的一大创造，它的制作方法是在黑釉、黄釉上加入铜、锰、磷酸钙等呈色剂，经烧制便显现出彩霞、浮云、树叶等形状的彩斑，格调豪放明快，简朴自然。这说明唐代的工匠们已掌握了多种色彩的呈色剂，并成功地运用到"三彩陶"及瓷器上。这种华美的彩斑装饰工艺为后来宋代著名的钧窑彩釉瓷的出现铺下了道路，特别是釉下呈色剂--氧化钴的（青花瓷的呈色剂）运用，直接为宋元名贵青花瓷烧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唐代彩釉瓷的主要产地在河南的鲁山、禹县、郏县等地，器型有罐、瓶、壶、三足盘、腰鼓等。 　　釉下彩绘瓷，是在瓷胎上用褐彩或绿彩以绘画的方法描绘出几何、云水、花鸟纹样，或在瓷胎上先刻划上花鸟等纹样轮廓、之后填入褐、绿彩后，再挂青、黄釉或白釉入窑烧制而成。其中白釉彩绘尤为柔和淡雅、清新宜人。这种釉下彩绘工艺的出现，在我国瓷器装饰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彩绘瓷器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隋代的白釉黑彩瓷俑，但釉下彩绘则是唐代长沙窑烧制的新瓷种。50　年代在湖南长沙铜官镇瓦渣坪一带发现的釉下呈蓝绿、褐绿的彩绘瓷器及残片，其图案有几何、云水、花鸟等种类。1975　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发掘出了花色多样的彩釉瓷，如青釉褐绿彩双系瓷罐、青釉褐蓝彩瓷盂、白釉褐斑瓷羊、瓷狗、黄釉带字圆瓷盒、白釉绿彩瓷盘等。在陕西黄堡镇的唐代地层也有白釉黑花瓷器出土。1969　年浙江临安还出有五代时期越窑烧制的青釉褐彩绘云纹双系瓶等。这些最早的釉下彩绘瓷由于处于初创阶段，往往釉色不牢，有脱落现象，但毕竟开创了我国瓷器釉下彩绘的新纪元，为宋代和元代彩绘瓷的繁盛奠定了基础、搅釉和搅胎是将两种不同颜色的釉料或胎土搅合，使之呈现出如同木纹、石纹等式样的纹理效果，这是一种风格独特的制瓷工艺。这类唐代制品发现不多，其产地主要在河南、陕西、安徽一带，现在见到的有碗、盘、碟等小件器皿。其中搅胎为安徽寿县寿州窑所创。 　　以上是对隋唐陶瓷种类的概略介绍。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陶瓷的造型和纹饰除继承前代传统外，也显示出了隋唐时代的特色。从陶瓷造型上看，更加偏重了从实用功能出发。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家具增高趋势，发展到隋唐时代已进入高潮，这时除床榻几案继续增加外，桌椅凳等新式高足用具、家具品种激增，人们已基本摆脱了席地而居的生活方式。随此变化，陶瓷器皿便从原来的放置地上而移到放在床上，桌上；从带有双耳、四耳、便于穿绳提拿，发展到安置把柄直接用手拿取。此外，由于唐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意识的解放，各个领域物品的图纹大量采用了生活气息浓厚的花草题材，所以，唐代陶瓷的仿生器型也从大多模拟动物造型发展到模拟植物造型，如瓜型瓶壶、花型碗盘等。 　　从碗盘的造型看，唐代大量出现了四瓣形、五摺形、葵瓣口形等多种形式，并且深度增加，由六朝时期的浅腹平底，逐步发展为深腹加圈足，繁杂的瓶、壶造型更具时代风格。瓶壶一般颈部细长，盛唐出现加盖瓶，晚唐则只有直颈。壶类在唐代是广为流行的器皿，种类也很多。如天鸡壶，盘口，一边为鸡头，一边为龙柄，颈部成竹节形。凤首龙柄壶，凤头位于壶口之上，龙柄自足至口，龙爪紧攀壶身，式样尤为奇特。双龙柄壶，其壶耳为对称的双龙，龙头各与壶口相连，造型优美，前代未曾见，可能是借鉴隋朝双螭柄双身壶的造型而创造的。唐代各种造型的瓶、壶，故宫博物院均有不少收藏。此外，碗、盘、杯、罐、壶等器皿自唐代中期开始，从平底或圆饼底发展到出现圈足（因圈足宽厚，中空小，接近玉壁形也称玉璧底）。 　　唐代陶瓷的装饰手法丰富多样，主要有五种：一是划花。即用工具在胎体上刻划出各种装饰图案，常见的有鹦鹉、鸳鸯、狮子、蝴蝶、花草、鱼戏水等。有的还利用器形本身特点，刻划上各种线条，构成瓜棱壶、莲瓣钵、摺形碗等应有的自然纹线。二是堆贴。在胎体上堆贴出花草、人物等图纹，有浮雕式的效果。三是印花。用陶模印出花纹。四是洒花。用不同釉彩洒出各种自然斑纹。此外，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釉下彩绘等。 　　唐代的陶瓷生产是我国陶瓷生产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陶瓷制品在日用生活中不仅广泛代替了漆器、金银器，而且通过丝绸之路和海运，还远销到世界各地。如日本、朝鲜、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埃及等地都曾发现过唐代陶瓷及碎片。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日本曾派人来中国学习制瓷工艺。天宝二年（公元743　年），鉴真和尚东渡后，在传去的各种工艺中便有陶瓷工艺。 　　（四）漆器隋代的漆器实物目前尚未见有出土，但史书中有许多关于漆器的记载。 　　《北史》曾记有隋文帝赐张渊绿沉漆甲之事。《漆书》引元珂的《南志》描述隋炀帝曾于流杯殿上作九曲漆渠，和宫人们作曲水流觞之饮。目前能见到的唐代漆器有：北京故宫保存的两种唐代乐器。一种为"忽雷"（琵琶名，有大小两件），另一种为"大圣遗音七弦琴"。由于历史远久，漆层已有很多脱落，色调暗黑，花纹不清晰。解放后，在太原金胜村唐墓中出土朱漆盘12　件。1955　年在洛阳出土一件"高士抚琴螺钿镜"。1957　年在三门峡黄河水库工地出土一"云龙螺钿镜"。此外，在日本也有唐代金银平脱漆器和螺钿漆器。 　　关于隋唐漆器的生产和工艺情况，从历史文献和现有遗物中，可大致有所了解。从漆器的生产上看，自两晋南北朝之后由于青瓷的烧制成功，陶瓷生产发展很快，致使许多日用生活器皿及殉葬明器都用瓷器来代替，因而漆器的生产逐步减少，这也可能是现在隋唐漆器出土较少的一个原因。但作为一门具有几千年传统的工艺门类，隋唐的漆器仍保留着相当的生产规模。据《唐书·食货志》、《唐书·地理志》等史书记载，唐代在漆器的使用、贡赋、税收等方面作了许多规定。如：规定漆与竹、木、茶一样是课以同等税率的商品，襄州、澧州等地均以漆器作为主要贡品。《安禄山事迹》等书上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赐与安禄山的器物中就有许多精美的漆器，安禄山进献的贡品中也有众多漆器。 　　唐代漆器不仅保留了前代的生产规模，而且继承了漆器生产的许多传统工艺，并且有所创造和发展。从制作工艺看，主要向华美精细的装饰方面发展。如：金银平脱、雕漆、螺钿等工艺品，其髹（xiū，把漆涂在器物上）漆技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唐代漆器的主要品种有金银平脱、螺钿、雕漆、夹纻造像等。 　　1。金银平脱金银平脱漆器，是由汉代的制作工艺演变而来的新工艺，唐代的手工艺人加以新的创造，使之达到极盛。其作法是，先将很薄的金银片制成人物花鸟等图案，然后用胶漆粘贴在漆器上，随后再涂上与底色相同的漆液两三层，等其干燥后，再进行研磨，以除去金银花饰上面的漆层，使金银花饰显露出来，而且粘贴上的花饰必须与漆器的整个漆面保持在一个平面上。这种工艺，唐代以前未曾见过，是唐代制漆工艺的一种新创造。 　　盛唐时期，金银平脱制品在上层统治阶级中极为盛行，这充分反映了唐代在经济上处于鼎盛时期时，达官显贵们对物品富丽华美的追求与嗜好。现今可以看到的平脱漆器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金银平脱羽人飞凤花鸟镜"，陕西西安唐墓出土的"银平脱宝相花镜"，河南郑州出土的"金银平脱羽人花鸟镜"，甘肃武威唐墓出土的"金银平脱宝相花漆碗""金银平脱漆马鞍"等，制作十分精巧，都是唐代漆器工艺中的珍品。此外，日本正仓院也收藏有唐代许多这类漆制品，如：金银平脱花鸟八角镜、盒子、胡瓶、古琴等。 　　金银平脱制品由于费工费料、价格昂贵，所以自安史之乱后，被唐肃宗和唐代宗加以禁止。从这一侧面也反映出唐王朝国势正在一天天的衰落。进入宋朝，金银平脱制品几乎绝迹，明代甚至已不为世人知晓。 　　2。螺钿螺钿是我国著名手工艺品之一，它起源甚早，远在周代时已经流行，发展到唐代制作工艺已达很高水平。它的制做工艺是将螺蛳壳或贝壳制成人物鸟兽花草等形象，然后镶嵌在漆器、雕镂器、木器或铜镜等的表面，以起装饰作用。贝壳由于质地晶莹洁白、色彩绚丽迷人，镶嵌在深色的漆器上后，显得皎洁明朗，从而使整个漆器更加富丽精美。唐代螺钿漆器与金银平脱在制作方法上的相同之处是，髹漆匠先要将各式贝壳磨制成薄片状的种种装饰纹样，有的还要加以雕镂，以增加图象的层次感。然后镶嵌粘贴在漆器上。它与金银平脱的不同之处是，螺钿的纹样大多高于漆面，从而使图案具有立体感。 　　1955　年和1956　年在洛阳出土的"高士托琴螺钿镜"、"花鸟人物螺钿镜"及1957　年三门峡黄河水库工地出土的"云龙螺钿镜"，制作都极其精美，不失为唐代螺钿的代表作品。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螺钿镶嵌五色琵琶""金银螺钿装唐大刀"等，也都是唐代螺钿佳品。洛阳唐墓出土的"花鸟人物螺钿镜"，图案为：一棵造型优美的花树下，一老者在树的一边弹琴，另一老者在树的另一边持杯倾听，身后立一侍童。镜纽下半部几块山石，石面刻鸳鸯，小鸟在石上栖息，仙鹤在漫步闲游。图中人物衣纹、鸟雀羽毛、花草叶脉，均用细线雕刻，甚是精巧美妙。 　　3。雕漆唐代以前的漆雕工艺，都是先在漆胎上雕刻一定的图案，然后再上漆。 　　唐代对这一工艺进行了重大革新，创造了雕漆工艺品。唐代的雕漆是先在漆胎上涂数十层或上百层漆，然后进行阴干，待漆层稍干后，再于其上雕刻出山水花鸟、人物楼阁等各种装饰图纹。 　　雕漆的种类很多，漆胎上纯用朱漆然后进行雕刻的品种称"剔红"；用黄漆的称"剔黄"；用黑漆的则称"剔黑"；用多色漆层者称"剔彩"；用红黑两色漆相间涂刷；再雕花纹的称"剔犀"，这种雕漆品的花纹斜面成红黑相间的线纹。 　　唐代的雕漆，在历史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如明朝著名漆艺家黄大成在其所著的漆艺专著《髹饰录》中，记载了唐代雕漆的品种与刀法等情况。但实物雕漆目前尚未发现，雕漆自唐代产生后，经宋元有很大发展，明代则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 　　4。库路真漆器"库路真"为一种漆器的名称，也叫做"库露真"。《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襄州制作的库路真漆器闻名全国，天下以此为规范，号称为"襄样"，并且是进献朝廷的贡品。可见其制作精美，可惜目前尚无具体文献和实物可考。 　　5。夹纻像夹纻（ 　　h），苎麻织成的布），是漆器的一种制作方法。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流行。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行，便开始用夹纻漆器的制作方法塑造佛像。用这种方法塑造的佛像由于比铜像轻便，比泥佛坚固，而且柔和逼真，一时广为流行，其制作方法是先用泥塑成佛胎，然后用漆把麻布贴在泥胎外面，待漆干后，再反复涂漆多次，最后把泥胎取出，因此又有"脱空像"之称。夹纻像发展到唐代仍很流行。《唐书·武后本纪》记载："垂拱四年（公元688　年）作明堂，命怀义作大夹纻像。"《太平广记》引王仁裕《玉堂闲话》："曾游洪州信果观，见三宫殿内功德塑像，是玄宗时夹纻，制作甚妙。"据传唐代的夹纻造像大者"盘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目前日本存有唐代中日两国僧人合作制成的"毗卢遮那本尊像"和"鉴真和尚像"，都是罕见的精品。 　　（五）织染刺绣据文献和考古发掘，养蚕、缫丝、织帛、刺绣，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蚕、丝、桑、帛"的象形文字。西周至春秋战国，王公贵族已讲究服用精美的丝绸锦绣及棉麻织品。汉代是我国织染刺绣工艺史上第一个兴盛时期，已能用各种色线织成内容复杂和多层经线的锦缎。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及人口的迁徙，增加了此项工艺的交流。隋完成了统一大业，社会有了较为安定的环境，织染刺绣从此又获得了大发展的时机。 　　隋代的织染，朝廷没有专门机构来管理。如炀帝时，少府监下设司染署和司织署，后又合并为织染署。据文献记载，隋代织染手工业的规模及产量已很大，制作也很精美，到开皇中叶，京都库府布帛充盈。《隋书·音乐志》载：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隋炀帝杨广为了向国外使臣炫耀富裕，将东都（洛阳）长达八里的御道布满锦帐作为戏场，乐人舞伎均衣锦绣缯练。并将各色绫绮做成树叶花朵，于冬季缀宫廷树木之上，色败另换。巡游江南，龙舟连绵十余里，均以彩锦为帆。诗人李商隐《隋宫》诗曰："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幛泥半作帆"，"锦帆百幅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可见当时丝织物的产量是很大的。 　　隋代的丝织染品主要以河北定州（今定县）、相县（今临漳县）为主，南方四川成都以蜀锦闻名，江西豫章郡（今南昌）的织染也很发达。1959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隋代古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丝织染品，其中"胡王锦"图案非常出色：主图为一个人牵着骆驼行进在丝绸之路上；辅图有联珠小花锦，在大红底面上作黄色联珠团花；采条锦，用菜绿和淡黄两色交替织成彩条纹；棋局锦，用黄白两色相间织成方格纹；织绮多为大红、油绿、前紫、浅绿，其上花纹多为连环套小团花加"贵"字，加卷叶纹，或对鸟对兽纹。同时出土的还有绞缬丝织品，颜色有大红、茄紫、墨绿等，此外还出土有少量刺绣残片，其绣法花纹简单，仅有人字及席纹两种。 　　唐代少府监仍设织染署，署下分织■作十个：布、绡、录、纱、绫、罗、锦、绮、■、褐；组绶作五个：组、绶、练、绦、绳；绸线作四个：绸、线、弦、网；练染作六个：青、绛、黄、白、皂、紫。此外，官府还设毡坊使、毯坊使等专门管理毛制毡毯之类。除官办织染工场外，豪绅地方庄园也没有织染工场，城市中办有民间专业作坊，农村中还有大量家庭织染。《册府元龟》记载，天宝八年（公元749　年）官府收入的织染品中，绢有740　余万匹，锦有185　万屯，布有1605　万端。从这些数字可大致了解民间织染的规模和产量。 　　五代时期，全国又一次陷入长达五十多年的割据战乱局面，受此影响中原大部分地区的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但在西南的前后蜀和东南的吴越等地，由于能够维持社会的相对安定，织染等工艺仍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建都于成都的前后蜀王朝，各类手工业均有一些发展，其中丝织品在继承汉唐遗风的基础上，曾织造出被称作"十样锦"的十种美锦，因而著称于史。 　　1。织造工艺唐代的纺织品主要有丝织品和麻棉织品。 　　丝织品。唐朝的大部分州道均有丝织品生产，花色品种极为丰富，仅高级丝织品就有锦、绫、织成、绮等多种。初唐、盛唐时期，丝织品以河北、河南、山东的产品为最佳。如定州的两窠绫、幽州（今河北境内）的范阳绫；滑州（今河南境内）的方纹绫，兖州的镜花绫，青州（今山东境内）的仙纹绫。南方以四川的蜀锦最有名。初唐时，四川管理制造皇家用物的官员窦师纶，还曾创织出章彩绮丽的瑞锦、宫绫，其花纹有对鸡、斗羊、翔凤、游麟等十余种，蜀人称之为"陵阳公样"。中唐以后丝织品的生产中心开始由北方向南方各省转移，其佳品如越州（浙江境内）的异纹吴绫、单纹吴绫、盘绦绫、缭绫，江南道宣州著名的红线毯等。 　　唐代在锦的制作上与前代不同之处是，已开始普遍用纬线起花。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虽然已经出现纬线起花的工艺，但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却是经线起花的编织方法。运用纬线起花，其优点是它不仅可以使花纹繁杂清晰，而且还能充分显示出丝质的特有光泽，同时又可以增宽锦的幅面。此后，在纬线起花的基础上，唐代的织工又创造了经纬线配合起花的新工艺。后人常称汉锦为"经锦"，唐锦为"纬锦"。纬锦的织机比经锦织机复杂，但操作却很方便。 　　锦的图案丰富多样。最具时代特色，数量最多的是"联珠纹"，此外，广泛流行的还有在四朵团花组成的空间内缀饰忍冬纹的"团窠纹"；由花草鸟蝶自由散落组成的"散花"；以成双动物左右相对组成的"对称纹"；由万字、双胜、棋格、锯齿、十字等组成的"几何纹"；用多色经线织成色彩相间、斑斓绚丽条纹的"晕■"；在晕色彩条地上用纬线织出各形小团花者称为"锦上添花"。以上图纹在新疆巴楚、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甘肃敦煌等地均有发现。其中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晕■提花锦裙、晕■纹锦针线包，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晕■锦。 　　从总体上看，唐代纺织品的图纹装饰，一方面继承和丰富了汉代固有的装饰传统，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思想的解放，开始形成清新活泼富丽丰满的时代风格。现实生活中生动活泼的鱼鸟和富有生命力的花草，日益成为丝织品图案的主要题材。在色彩艳丽的织锦上，鸟兽成双成对，左右对称；联珠团花，花团锦簇：缠枝花卉，柔婉多姿，开创了我国丝织图案崭新的面貌。由于佛教艺术的影响，新奇富丽的宝相花、莲花图案也广泛流行。 　　丝织品中绫的生产在唐代已遍及全国，品种丰富多样，花色奇丽。诗人白居易在乐府诗《缭绫》中，曾对浙江缭绫做过这样的描述："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件值千金。。。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由此可见唐代缭绫的名贵。 　　织成锦也是唐代丝织品中的高级织物，它制作费工，价值昂贵。《中华古今注》记载："天宝年中，四川贡五色织成背子，玄宗诏曰：'观此一服费用百金，其往金玉珍异并不许贡'。"《通鉴》记载："唐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观，日中影中各为一色。"从上面记载可见这种丝织品的贵重华丽。织成锦汉晋已有，唐代产量增多，当时不仅帝王公主享用，而且朝臣小吏也有用者。如天宝九年，安禄山入京，唐玄宗曾赐其织成锦帘二领，武则天也曾命制织成物品分送各寺院。1973　年在新疆吐鲁番曾有唐代的织成锦条带出土。 　　此外，早在唐垂拱年间（公元685-688　年），唐代的织工们还创织出双面锦和缂丝。双面锦与明代改机相似，过去历来认为是明代所创。缂丝通经断纬，用各色小梭子局部挖花织成，过去认为起源五代时期。这两种丝织品在1973　年新疆阿斯塔那初唐张氏墓有实物出土，一件为彩绘木俑的服饰，一件为女舞俑的束腰带。宣州（今安徽宣城县）出产的红线毯也非常有名。诗人白居易《红线毯》诗对这种毯的制作、用途、特点等曾作过这样的描述，"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拣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大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入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里说的红线毯实际是用丝编织而成的一种丝毯。 　　麻、棉织品。唐代麻织品是指用麻类纤维织成的布匹。种类有纻麻纤维织成的纻布，葛麻纤维织成的葛布，巴焦纤维制成的蕉布等多种。纻布当时全国各州道都有生产，葛布主要产在剑南道和山南道，蕉布则产于江南道的福州、泉州、广州等地。棉织品在唐代也广有生产，其中较著名的产地在岭南一带。据文献记载，唐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已有专卖白叠布的商店。据传，唐文宗时，左拾遗夏侯考曾穿桂管布衫朝谒，文宗问其衫为何如此粗涩，夏侯考一五一十地回答说，此布厚实，可以御寒。文宗赞叹不已，也穿上桂管布，满朝文武皆仿效之，桂管布从此名声显贵。桂管布即棉布，因产于岭南桂管地区（今桂林）而得名。白居易有"桂布白似雪，吴锦软于云"的诗句。2。印染工艺唐代纺织品的印染主要有夹缬、绞缬、蜡缬等方法。关于这三种印染方法产生的年代，学者们说法不一，但多数认为三种方法汉代已有。 　　夹缬是唐代非常流行的印花染色方法，它是用两片薄木板雕刻成相同的花纹，将绢布对折夹入两版之间，然后在雕空处染上各种颜色，使其形成美丽对称的花纹。现存实物有旅大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夹缬丝织品，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及日本正仓院也有收藏。 　　绞缬在唐代最为盛行，其方法是先在白色布帛上描绘花纹，然后用线缝扎，最后入染缸。由于线缝扎之处不能受色，便可呈现出种种白色花纹，而且花纹边缘带有晕染效果。1959　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曾出土有唐武则天时期（公元688　年）的绞缬裙，其纹为菱形网状，呈绛紫、茄紫两色。 　　蜡缬即蜡染。它是在织物上先用熔化的蜡绘制出图案，然后入染，最后煮去蜡质，呈现出白色图案。入染时由于蜡的自然断裂，白色图案中会产生细丝状的自然纹理，风格尤为独特。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有蜡缬绢和双色蜡缬纱等蜡缬精品。 　　3。刺绣工艺唐代刺绣在前代基础上流行更广，制作工艺也有发展和创新。其绣品作工精巧，色彩华丽，唐代的文献和诗词中有很多记载。《杜阳杂编》记载：唐同昌公主出嫁时，有神丝绣被，上绣鸳鸯三千，间以奇花异叶，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缀以灵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辉焕。白居易《秦中吟》中有"红楼富家女，金镂刺罗襦"的诗句。唐玄宗时，杨贵妃衣着华丽，宫内专为她进行服饰刺绣的绣工就有数百人。 　　唐代刺绣的用途较前代更为扩大，除用作衣裙帐帷等日用品装饰外，还被应用到纯欣赏的艺术领域。如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运用刺绣工艺绣制佛像、佛经越来越多。《杜阳杂编》记载："永贞元年（公元805　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毫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丝绣笔记》中提到敦煌石室千佛洞藏唐绣观世音像一幅，长丈（约3.3　米）余，宽五六尺（约2　米），用极粗的丝线绣于粗纱布上。杜甫有"苏晋长斋绣像前"的诗句。 　　唐代刺绣的针法也有发展和创新，除保留了传统的辫绣外，还发展和创新出直针、缠针、平金、套针、戗针、贴绢、堆绫和缀珠等手法。绣品纹饰主要为花鸟，动物多见性格温驯的鹦鹉、鸳鸯、绵羊等。唐代绣品在敦煌和新疆唐墓均有发现，如"灵鹫山释迦说法图"、"吉庆如意荷包"等，皆为稀世之宝。 　　八、结语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老文化，发展到隋唐五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随即又步入了两宋文化高峰期的前路之中。这一时期的艺术，也经历了空前的繁盛，涌现出灿如繁星的艺术家和层出不穷的千古佳作。展子虔的《游春图》和吴道子"满壁风动"的表现艺术，颜筋柳骨、颠张狂素，莫高窟与云冈石窟，《十部乐》和《霓裳羽衣舞》，长安城和安济桥，唐三彩与十样锦等等，从绘画、书法、雕塑、音乐、建筑和工艺各方面，充分展现了隋唐五代辉煌的艺术景观。 　　当我们笔使神差地沉浸在隋唐五代这个宏伟壮丽、灿烂辉煌的艺术王国里时，我们总是感到充实，感到振奋，感到骄傲，同时也为国家的劫难和艺术的损伤而扼腕。但历史不是简单的舞台剧，隋唐五代也只能遵循着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当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体之后，那个伟大时代的艺术瑰宝和英雄业绩将永远地造福于人类，那个伟大艺术部类的累累殊荣将永远地属于我们炎黄子孙！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