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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
 作者：关河五十州

 
 《一寸河山一寸血》以全新的视角，讲述了中国正面抗日全史。它也是离新中国最近的历史，那是个社会结构、思想经济全面动荡转型的时代，新中国就是从那里走来，而我们就生活在新中国里，我们之所以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与那个时代密不可分。了解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这个时代。
本书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为发端，以东北沦丧为起点，再现十四年抗战历史背景下的风云人物、精彩往事。本书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作者以或幽默、或深沉、或激越、或悲壮的笔调，带你走近张作霖，走近蒋介石，走近汪精卫，领略他们曾经有过的铁甲与鲜花，情义与权谋，眼泪与欢笑，欣慰与悲怆。

第一卷 长城以北

第1章 老张同志的奋斗史

一切都得从那个被旗人称为龙兴之地的“满洲”（东北）说起。

日俄之战后，日本从俄国手里拿到了“南满铁路”和旅大（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这就是所谓“满洲权益”的由来。

刚开始，日本人脑子还算清醒。一手策划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就说过这样的话：“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朝领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伊藤并没好心到要做清朝的发言人。只是当时稍有见识的东瀛政治家都知道，日本要想独吞东北尚无把握。

但是日本已经取得的“满洲权益”必须有人维护。换言之，他们需要在中国找一个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于是，列出了海选名单。其中有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叫做张作霖。

该介绍一下老张的简历。

老张是当土匪（东北叫胡子）打家劫舍起家的，即使在民国那些大小军阀中，这出身也实在有些说不出口。比起他的老对手直系老大吴佩孚，那就更相形见绌了，人家那是秀才水平，《春秋》读得如数家珍，抗战后的诗词更有点岳武穆的意韵，一句“叹江山如故”就不是寻常丘八大老粗能吟得出来的。

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

张作霖的祖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山东，一种说是河北，反正不管是哪里，有一个事实很清楚：从他爷爷辈起，就是闯关东的，到了他这一代，仍然在闯关东。

那几代人的命运，在李幼斌版的《闯关东》中可以窥见一鳞半爪。

其实一开始，关东并不需要“闯”。它是主动招生的。

满清入关后，东北地多人少，一片荒芜。清政府为了吸引汉族人去开荒，什么优惠政策都用上了。

当时有明文规定，你只要到了东北，就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在外地开会住宾馆，什么也不用带，连毛巾牙刷都不要。政府会无偿供给你粮食、土地和耕牛，条件是必须加入当地户口，在东北落地生根。

要知道，这种政策就是到了现代也属于优惠得没边了。

既不要文凭，也不要资历，转眼间，房子、票子、车子就都有了，这种好事，到哪里去找？

可愣是没什么人去。

估计跟宣传不够有点关系，因为那会儿交通不发达，不太可能专门组一个考察团，开着车把大家先送到东北去看看，亲眼见识一下当地的美丽富饶。

至于拍风光宣传片，就是有资金设备，也不一定有那意识。

加上中国农民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轻易都不肯抛乡别土，离开祖辈生息之地。这就造成了政策很优惠，但群众并不踊跃的奇怪局面。

为了完成招生指标，有关方面对勤奋工作于招生第一线的同志也出台了相应激励政策，规定谁能招募到农民来东北的，连科举都不用考就可以给个官做做。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到了康熙年间，经过十多年的推广，这条好政策逐渐为大家所熟知，往东北去的农民越来越多。

这回轮到政府着急了，因为满族人是从东北发家的，这里是他们的龙脉。人少了固然种不成粮食，但太多了，扰了地方清静，这“脉”还能不能延续得下去就成了问题。

于是清廷赶紧废止招民开垦的政策，并严禁汉人迁入关外，来了个前后两重天。

但是到了嘉庆初年，老天不给面子，这里闹旱灾，那里发大水，连白莲教也跟着凑热闹，结果河北、山东等地弄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难民重新开始流向关东，政府也无法禁止，这就是一直延续到近代的“闯关东”。

事实证明，在闯关东方面，老张同志是有着光荣历史传统和坚强革命意志的。

纵观他的奋斗生涯，始终贯穿三个字，一曰赌，二曰混，三曰搏。

赌是有遗传基因的。张爸爸从前就喜欢在赌场跟人切磋技术，结果一个不留神，欠下赌债丧了命。由于长期受到这样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老张自己对赌一把也是情有独钟的。从小到大，他从事过的岗位不少，有小贩、木匠、兽医、相马师、士兵等多种，最后却掷了把骰子，选了胡子这个好说不好听的行当。

但是老张这一把证明是赌对了。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他所在的辽西地区乱得不成样子，正是胡子这一行大展拳脚的时候，而且老张很快用他的行动证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胡子做得好，也可以争当先进模范。

不久以后，张作霖“辖区”内的百姓不仅自觉自愿来交保护费，而且对他的人马称赞有加，说他们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比官府都强。

身处兵荒马乱之中，老百姓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领会，那就是甭管官军土匪，拿了保护费就能保你全家平安无事的就是好同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老张是只要一份子钱，如果来了别的什么官军或者胡子，不仅要钱，还可能烧房子杀人。两相比较，人人都觉得老张算得上是个厚道人。

不过俗话说得好，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很快，张作霖就挨了仇家的刀，被打得落荒而逃。万般无奈之下，老张只好去投奔一个绿林朋友。没想到，走到一个叫做八角台的地方，就有人跑出来劫道了。

当胡子这么久，劫别人的道很正常，被别人劫还是第一次。老张着实吃了一惊。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劫道的人是希望他们这帮人马能留下来，给当地商会当团练（相当于现在的保安）。原因是各地盗贼横行，保安早就成了稀缺资源，而且商会招保安，还有个说不出口的忌讳：这保安要是居心不良，一转身变成抢劫犯可就太方便了。商会是土财主的组织，白花花的钱堆在那里，简直就是在诱人犯罪，普通保安要没点定力还真不行。

张作霖虽是胡子，但盗亦有道，“仁义”之名早已远播，人家做土匪都做得这么成功，做保安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商会早就派人在路边恭候多时了。

正愁没地方去呢，没想到还能换个有油水的保安做做。这一下可把老张给乐坏了，当即就答应留下来做团练副职，也就是保安队的副队长。

老张这个人，年纪大了看着不怎么样（有元帅照为证），年轻时倒还是个帅小伙。所谓北人南相，长得蛮秀气的，在周围一群膀大腰圆的东北壮汉中很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加上他还念过一段私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类场面话说得一套一套的。这把他的领导人魅力指数无形中又提升了不少，一来二去，名声太大，以至于原先的八角台团练长（保安队长）都索性让贤，自己做副手，把初来乍到的张作霖扶了正。

看来有时候人长得好看，除了找老婆容易，其他方面也讨巧得很。

第2章 剿匪故事

好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又来了。

甲午战争后，社会上乱了几年，又开始逐步稳定下来了。这对胡子和保安来说，可都不是什么利好消息，二者都面临着下岗危机。眼看饭碗要没了，这时候商会这棵大树起到了其他业主很难起到的作用。

他们联合起来，向知府（相对于市长）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说此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务必予以重用。历来钱能通神，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商会的面子一定得给。增市长也想看看这是个什么人，便传令接见。

一见面，你猜怎么着？“人不可貌相”这句话又失灵了，老张那极具欺骗性的外表和谈吐再次打动了增市长。

机会赶得巧，正好盛京将军（相当于军区司令）增祺发了个文件，要求下面“化盗为良”，对地方民团进行收编招安。根据文件精神，增市长向增司令打了个报告，把老张带的这支保安队列入了收编名单，并即日进城接受点编（也就是查验人马数量）。

在与增市长的谈话过程中，为了抬高自家身价，老张免不了要胡吹一把，说自己的保安队有一个营的人（其实只有百来号炫）。眼看过几天就要点编了，老张赶忙跑回八角台，四处张贴招贤榜，七拼八凑总算把一个营的人招齐了，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帮办（副营长）。

这之后，张副营长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增市长、增司令这些人搞好关系。然后，他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一步步升迁，逐渐从副营长做到了营长，又做到团长、旅长、师长，直至掌握了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

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上司周旋，与同僚斗争，从一个底层的保安队长一直混到了封疆大吏。

光是善赌，会混，再怎么着也只是一个普通混混的水平，离一代枭雄的标准还差得很远。事实上，老张还能搏。

能搏并不是说张作霖只会单枪匹马地耍横。他是豁得出去，什么都敢干，但是干的时候又能做到有勇有谋。主要例证是他的剿匪故事。

老张剿匪？没听错吧，他自己可就是土匪窝里跑出来的。

没错。老张剿匪了，还剿得很有成就。

事物的发展逻辑就是这样的：正因为做过匪，所以才要剿匪，也才能剿好匪。

先收拾地产货。其他人都望风披靡，有一个人偏不买账。此胡子姓杜名立三，一向牛气冲天，把地方上搅得乌烟瘴气。偏偏他还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硬骨头，其人双手握枪，弹无虚发。他防守的地盘山寨坚固，易守难攻，官军无可奈何，成为省里挂号的头牌督办大案。时任团长的老张来了以后，想了好些办法，封官许愿，诱捕围追，但都不成功。最后他玩了一招绝的，就是在他的义父身上打主意。

老张的义父黑山秀才杜泮林，是杜立三的同族叔叔。杜秀才是个书呆子，被老张一骗一哄，就给自己的侄子写了封亲笔信，把杜立三骗了出来，结果一举拿下。

杜立三是当时辽西最难搞的土匪，此匪一除，剩下的小匪自然只能作鸟兽散。老张也因功从团长升到了旅长。

次剿外地胡子。这是一股主要活动于辽西北一带的蒙古叛匪。辽西北到处都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环境恶劣，蚊虫乱飞，饿狼纵横，加之蒙古人个个都是轻骑兵，出来作乱时多用奇袭的方式，一人带两匹马，一匹骑乘，一匹备用，来去如风，行踪飘忽，杀了人，掠了货，然后拨马便走，让你追都追不上。

几百年前，草原部落就用这种方式侵袭汉族边境。几百年后，这招依然管用。骑兵不灵的汉军拿这些蒙军骑手仍然毫无办法，政府称之为“巨寇”。老张年轻时当过相马师，后来当兵时，又“精骑击”，历史上是个不错的骑兵，自然训练骑兵也是很有一套的。但一开始也打不着蒙古人，不过他很快找到了办法。

这个办法就叫做：无间道。

张旅长派出杨子荣一样的角色打入叛匪内部，取得情报，慢慢地就揪住了这帮叛匪的狐狸尾巴。最后不仅把这帮人打得够呛，还狂追八百里，一直将他们赶出了国境。

维护东北边境安宁，老张功不可没。对蒙匪穷追猛打，则体现了他关键时刻能搏、敢搏、善搏的勇气和智谋。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想说明一点：老张身上那“张大帅”、“东北王”的名号绝非浪得虚名。这是一个集狐狸的狡黠与狮虎的勇猛于一身的人。

人才啊。要跟他斗，玩阴的、玩狠的你都没辙。作为对手而言，老的老点，嫩的嫩点，总之是找错了人，看错了对象。

其实日本人当初在东北找代理，一开始对张作霖这样的人也不是很上心。他们中意的是所谓的宗社党。

宗社党并不是一个党派，只是一个团体。

说起来，这个团体的两个核心人物都与抗战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大汉奸、大间谍有关。

这个人就是川岛芳子。两个核心，一个是川岛芳子的老爸肃亲王，一个是川岛芳子的养父、日本浪人川岛浪速。这两人合在一起，变着法地想搞“满蒙独立运动”。如此一来，便合了日本政客的胃口。

不过，想法是好的，要变成现实就不那么容易了。肃亲王不是老张，赌博既无技术，又欠运气，所以第一把就输了，而且输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老人家冒着千辛万苦，借巨资买来一大批军火，准备通过走私的方式运到内蒙古去，结果被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截获了，近50辆大车的军火白送给了人家，自然“独立运动”就无从谈起了。

外援接济不上，只能靠草原上自己的人了。宗社党接着又拉拢上了蒙古叛匪头目巴布扎布。巴布扎布也毫不含糊，很有点给人当枪使也幸福的劲头，立即在内蒙古聚众起事，并亲率五千骑兵向奉天（沈阳）杀来。

如前所述，老张在打蒙古骑兵方面已经很有些心得，几个勾拳下去，就把叛匪给撂倒了。巴布扎布本人虽然骑姿英武，但架不住奉军的炮火凶猛，最终也光荣地“死逑”了。

日本人眼睁睁地看着宗社党从意气风发走向溃不成军，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阿斗型的选手终究是不能成器的。

张作霖不失时机地向沮丧的日本政客们伸出了橄榄枝。

这时的老张又升官了。清帝退位后，袁大头任总统，全国陆军部队进行整编，张作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从地方军事职务上，这算到头了。

可是老张认为这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壮大自己的实力，拉起一支足以争霸天下的私人武装，而以老张摸爬滚打多年的经验，深知若无列强做靠山，这永远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日俄战争后，列强中真正在东北能玩得转的就是日本。虽然它没能如愿以偿地从战败国沙俄身上捞到什么战争赔款（白俄是有名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但继承了“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租借权，并且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

他们不帮忙不点头，老张就没法真正发达。所以，这边“老日”还没来得及忽悠老张，老张就已经开始准备忽悠“老日”了。

刚当上师长，张作霖就向日本关东都督（关东军司令前身）打招呼，说了一大通好话。无非表明两层意思，一层是自己对日本有好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另一层意思是“我办事，你放心”，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

忽悠完军人，马上又忽悠政客。老张随后又主动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是更加声情并茂一点。

不过，老张的热情起初并没有打动这些日本军政要员的心。道理很简单，那时候上门来拍马屁搞投机的人太多了，都排着队拎着烟酒来的，比张作霖更大的官也没少见。

老张走后，他们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一个投巧取巧的。随手便把老张的名片扔进了废纸篓。

第3章 二人传

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等到发现宗社党也不行了，日本人终于意识到张作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于是逐渐达成了共识：要扶就得扶这样的实力派。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日”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很为从前漠视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亲日派”感到悔恨，一咬后槽牙，便开始下血本了。

部队好不好，武器很重要。鉴于中国连年战乱不休，为了避免战火越燃越旺，危害到各自的在华利益，当时列强都有约定：你甭管帮哪家，一个原则，不能卖武器给中国。

当然了，约定归约定，私下里怎么干那是另外一码事。

日本在奉军“整军经武”的第一年就卖给张作霖100万军火。第二年，运至东北的军火数整整翻了三倍，达到300多万。由于张作霖不能直接从欧美进口武器，日本还搞了一个代购，先自己从意大利购枪购炮，然后再转卖给奉军。

这么个倒腾法，已经不是光打打擦边球的事情了，大家都不是傻子，哪里会一点都看不出来。闲话一多，日本人觉得老是这样偷偷摸摸的终非长久之计，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么着吧，我投资，给你盖兵工厂。

东北兵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和工程师全部都来自于日本。那时除了清末张之洞搞的汉阳兵工厂，整个中国还没几座像样的兵工厂，无论哪门哪派，其武器大多需要依赖于进口。与他们相比，奉军顿时优势立显。

除了武器，还在奉军中派驻军事顾问。

“老日”对内发出了要打工就给奉军打工的号召，前前后后介绍了一大帮子人去给老张做军事顾问。当然这些家伙本身就居心叵测，业余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奉军中刺探军情，物色和培养亲日军官。

不过，就军事素质而论，日本顾问们倒也不是白给的，后来赫赫有名的“关东群雄”，比如本庄繁（后任关东军司令）、板垣征四郎（后任关东军参谋长）都曾在奉军中担任顾问。

这些人大多是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人人在军事指挥上都不是吃闲饭的，遇到紧急情况时，控制不住表现欲，经常想上去表现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本着“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的原则，老张也乐得让这些“高级打工仔”上去卖点力气，替他挡上一把。

比如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被直军追得无路可逃，眼看连家都回不去了。本庄繁跑出来，请求代为指挥。这位未来的关东军司令还真不是盖的，一下子就把直军挡住了，奉军残部才得以顺利撤出关内。

甚至有时看到作为“自己人”的老张在打架时吃了亏，“老日”连板凳都坐不住，不顾观众不得进入场内的规定，撸起袖子就上阵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愣是把老张的11人足球队变成了12人。

典型事件是阻止郭松龄叛乱。

郭松龄，长得人高马大，人称“郭鬼子”，其部向来为奉军中之精锐。小郭为人恃才傲物，既看不起老派（跟老张出生入死、两肋插刀混出来的那些哥们儿），也瞧不上同为新派的“士官系”（大多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就连对自己的老板张作霖，也经常当面耍态度，给脸子。

他对老张的看法，除了认为他偏袒老派和“士官系”外，还不满意他“热心内战、对日本妥协退让”。

面对这样一个愤青，老张也不胜其烦，索性让他出国考察去了。

考察回来，小郭汇报学习成果，第一项就是要把老张赶下台。

起先，他和老愤青冯玉祥约好，老少愤青准备一道手拉手找“卖国贼”老张算账。没想到老冯没几下就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小郭牙一咬，脚一跺，点起三军人马，直奔老张在奉天的窝而来。

当时奉天空虚，拱卫部队猝不及防，被小郭揍得鼻青脸肿。老张精明一辈子，这回栽在了自己人手上，急得差点儿精神失常，慌乱中，连下野电文都预先起草好了。亏得张作相、吴俊升这帮老弟兄拼死护主，加上郭军自己内部开始闹不团结，才最终得以转危为安。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曾指派关东军赴援，并调动重炮部队阻止郭军进攻，算是在关键时候救了老张一命。

正是有了日本这个后台老板的“大力援助”，原本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的奉系很快就在旧军阀体系中独占鳌头了。

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日本军政要人们作为“幕后英雄”很是欣慰，接下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收获的季节要到了。张兄应该有所表示了。

但是他们等啊等啊，等到花儿也谢了，实质性的利好消息却没有多少。莫非张大元帅生病或是突然脑子秀逗了，没法理这一茬？

派人去看了，老张健康着呢，气定神闲，面色红润，比谁都精神，也比谁都精明。人家只是来了个闷声大发财，拿到好处后跟个没事人一样，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日本人明白了，老张没病没傻，只是耍起了无赖。

这就意味着以前在他身上的所有投资都无一例外要打水漂了。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日本人再能装孙子，也没法不被激怒。

从事前事后的种种迹象上看，如果说耍手腕，很多日本政客都还不是老张的对手，即使是久经宦场考验的老牌官僚。

这不，老张又伸出了热情的手。谈嘛谈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老张虽出身草莽，却不是那等不讲义气的人。

事实证明，老张就是这样不讲义气的人。

他一再伸手，明里是要跟日本人谈判，暗里却是要通过忽悠，再弄点军火和好处过来。

曾经的山大王经历留给了老张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付日本人，他用的也是从前屡试不爽的三斧头：赌，混，搏。

他知道日本人想要他做什么。从内心来说，是一万个不情愿。但他心里拎得清，这就是个饵，而且是个百试不爽的饵。有了这个饵，就可以让你想吃吃不下，想吐吐不出。

因此，他赌日本人再怎么恼羞成怒，也没法明着跟他翻脸。因为还指望着这个饵呢。

混，则是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不传秘诀。

其实，通过以往的一次次谈判，日本在表面得到的实惠不少，比如放宽移民限制，取得东北的土地商租权和内地居住权，又比如在东北增设日本领事馆。日本人也曾为之狂喜一阵，晚上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

第二天醒来，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原先想得挺美，要通过扩大移民的办法，今天20万，明天50万，后天100万，最后使东北的汉人变成少数民族，日本人则成为社会主流，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东北变成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想到，你快，人家更快。老张就是闯关东的后代，搞移民？谁怕谁。

在他的暗中支持和鼓励下，华人闯关东的速度和人数顿时以N倍增长，从内地省份一车皮一车皮地涌入关内的汉人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而且，个个跑得飞快，愣是把拖着木屐走得慢慢腾腾的日本人给甩在了后面。

更惨的是，等他们好不容易移了过来，竟然发现无房可住。原因是奉天政府发了一条非正式命令，禁止中国人租房给日本人。

所谓非正式命令，是相对于正式命令而言的，说穿了就是当事人心领神会，却又让旁人抓不到任何把柄的东西。

依我看，这招最损。

南方人体会不深，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能听到牙缝里冒冷气。

20世纪早期的全球温室效应还没现在这么严重，不用说，东北的那个气候……

日本人并非个个都是传说中的忍者神龟。于是，十分不堪。

这时候，老张躲在屋里嘿嘿笑了起来：小样，还治不了你了。

想把咱老张当枪使，咱老张就把他当枪使。想忽悠咱老张，咱老张就把拐做成轮椅再卖给他。

东北二人传的智慧原来是有历史渊源的。

第4章 寸土不让

作为跟张作霖打交道无数的日籍顾问，土肥原贤二对此深有体会。

提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的所谓“关东军三杰”（又称“三羽乌”）之一。

当时日本培养高级军官有一个固定套路，“三杰”基本遵循了这一套路：先上仙台地方幼年学校，再到东京上中央幼年学校，然后再进陆军士官学校，最后择优考入陆军大学。

能从陆军大学混出来的，那就是标准牛人了。因为这个学校一年总共也就出那么几十个毕业生，碰到打仗还断档，所以一毕业就被哄抢。

陆大有一个说法，叫做“十年人事”，意思是毕业后十年肯定能升到大佐。土肥原因为有自己的业余爱好，精力分散，所以不得不比别人多花了五年时间才拿到大佐的牌。

这个业余爱好就是特工。

东瀛小国虽然自然矿产并不丰富，但两样资源向来不缺——一个叫特工，一个叫浪人。一般而言，这两种职业还是可以互换的，有时特工就是浪人，有时浪人就是特工。

从土肥原爷爷辈开始，日本就开始研究特工技术了，因此算得上是祖传手艺。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就出了一个最有名的特工明石元二郎。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这明石是谁也替换不了的张屠户，没了他，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就可能要吃带毛猪了。

明石的公开身份是驻俄武官，业余任务是散银子。日俄战争期间，陆军统共耗用军费300万（单位：日洋），而这哥们儿一个人就花掉了100多万，足足用去了快一半。但是日本人都认为这钱花得值。因为人家搞的那叫隐性战争：给革命党加油，送托洛茨基经费，找士兵玩哗变，反正就是不让沙皇有好日子过。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眼看着前方都快顶不住了，为了给自个儿看家护院，沙皇老人家始终不敢把欧洲的精锐调到远东来作战。

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等于十个师团。战后日本人如是说。

不过明石君再能耐，潜伏再有水平，终究是单枪匹马闯天下。有组织有机构地搞特务工作的，还得从青木宣纯说起。

青木被称为日本“第一个中国通”，此人曾一度混迹于广州和北京，除了会说汉语外，还会说一口广东话。在做浪人兼特工期间，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这类脏事一件都没少干过。

他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是在日俄战争前后搭上了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并被后者称为“唯一可靠的日本人”。在袁大头的帮助下，清木组建了“特别任务班”，下面拉了一帮马贼，打着“满洲义军”的旗号，整天躲在白俄后面捣乱，为日本斗败俄国佬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了后期，日本内阁准备援助孙大炮（孙中山）。清木立即背叛了自己的“老朋友”袁大头，为讨袁运动出谋划策，直到大头称帝不成，一命呜呼。

青木在北京搞特工时，就像模像样地建了特务机关：青木公馆，还带了一个徒弟——辅佐官坂西利八郎。老青木退休后，坂西拍马上阵，继明石、青木后成为日本特工界的“第三颗巨星”。

坂西出道时，也是经青木引荐，走的袁大头这条路。袁大头见他对中国问题谈得头头是道，很是欣赏，便聘他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

从老袁开始，北洋政府头头换了一个又一个，前后车马灯似的更迭了七任总统，坂西都是幕前幕后雷打不动的师爷角色，可谓“流水的总统，铁打的坂西”，故日本人又称其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就在坂西也快老朽的时候，他向师父学习，如法炮制地在北京王府井建了一个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也带了一个辅佐官徒弟，这就是土肥原。

纵观这祖孙三代，出身竟然一样，就像是一个流水线上下来的——都是武士之家，都是集军炫、特工、浪人于一身，而且都是“中国通”，最妙的是连风格都基本差不多：表面儒雅，内心狠毒，笑里藏刀，老奸巨猾。

看来，日本在克隆人水平上还真不是一点点牛。

土肥原算得上是“三杰”中最早出来亮相的。

较之清末的青木和北洋政府时代的坂西，土肥原又进一步，相当于前二者的加强版，在善于伪装和阴险毒辣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土肥原平时的标准装束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博古通今的“文化人”，且是“中日友好人士”。他爱说笑，平时大大咧咧，看上去一点心计没有，其实一肚子坏水。北方老百姓送给他一个光荣的称号：土匪源。土匪源，土匪的源头是也，意思是这个小矮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准保会出点什么乱子，不是政治骚乱就是武装冲突。

我怀疑那些抗日影片上穿着和服、整天猫在房间里动歪念头的什么佐藤之类的家伙，八成都是以他为原型的。

和关东军其他官佐一样，土肥原开始也把培养奴才的想法寄托在老张身上，后来发现不对了，老张压根就不是什么纯正的奴才苗子。

传闻有两件事对土肥原的触动很大。

一件事。后期奉军由于屡次入关作战，内部矛盾意见此起彼伏。经常有像郭鬼子这样犟头犟脑的家伙出来捣乱，前面打仗，后院起火，一来二去，老张的那点兵力就不够用了，不得不一再向关东军“伸手”。

关东军乘势狮子大开口，一面答应借兵，一面索要特权。老张满口答应。

由于以前上张作霖的当着实太多，关东军这次长了心眼，口头的不行，非要老张签约才作数。

老张眉头都不皱一下，答应下来了。

关东军这下高兴了。平叛以后，土肥原兴冲冲地来找张作霖，意思是咱们可以践约了。没想到，老张压根就不打算践约，还文绉绉地讲了几句场面话。

大意是：知道你们日本人最讲诚信了（请列位看客千万注意这句，因为下面是有伏笔的），不然也不会把当初那件私事托付给你们（这可不是公事呵）。不过现在事情难办了。我本人虽然答应了你们的条件，可老百姓不见得肯答应，毕竟东北是属于老百姓的，这是公事。如果我徇私枉法，以私事干涉公事，我就触犯法律了（弄不好枪毙都有可能）。所以呢，只好请你们原谅我，这事没法办成了。

之后又虚情假意地说了几句好话，无非是这个人情算是我欠兄弟们的，下次请吃饭，我买单（当然这句也不一定是实话）。

土肥原虽然职业是特务，搞阴谋、说谎话一向是他的专长，但此时也被张大帅“无耻者无畏”的水平给白话得一愣一愣的。

第5章 私章和手黑

什么时候签约变成了关东军与老张个人之间的私事了？

要不是名义上一个是老板，一个是雇员，土肥原简直就要跳起来，揪住老张的衣领大声质问了。

看着土肥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的表情，老张面不改色，说不急不急，顾问阁下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那份协议，将会有更多心得。

土肥原气冲冲地跑回去，翻出协议一看，差点没晕过去。

白纸黑字的协议上一条条倒是写得很清楚，只是最后老张竟然没签名！

可以想见，当时要求签名的时候，老张肯定推托了，说自己文化水平低，明星签名又没练好，字写得不好看云云。

没对方签名的协议顶个屁用，有点法律常识好不好。见此情景，土大佐恨不得把当时负责签约的文书找出来扇两大嘴巴。

但是，文书是懂法律的，他知道一份法律协约，如果没有当事人亲自签名，盖章也是有效的（一般是在当事人目不识丁的情况下），因此他果断要求老张盖章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章上面。原来老张盖的竟然是私章，而不是公章。老张所说的私事，原因正在此。因为在老张看来，部下作乱，那是家里面孩子在闹腾，自然是私事。为了摆平这件私事，私下里才跟你们日本人商量，帮点小忙而已。

这也是我个人欠你们的情，理所当然也是私事。

现在那枚张作霖的私章明明白白地盖在协约上面，咧着嘴朝土肥原笑呢。

其实日本人不是傻瓜，一向又以做事认真细致著称。如果说一份协议不签名，盖的又是私章，而他们又都看不出来，只有鬼才相信。

他们是被老张搞得没脾气了，成天指望着老张能“良心发现”，有一天突然对他们义气一把。谁都知道，老张是东北不折不扣的土皇帝，说话一言九鼎，就跟圣旨差不多。什么“私事不能干涉公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骗骗某些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西方人还差不多。

退一万步说，就算没这份协约，老张来一句：人家帮了咱这么大的忙，咱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给人家点甜头不是。

礼尚往来嘛，人情上似乎也说得过去。慈禧老佛爷还不是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哪个小民又敢当着朝廷的面说过半个不字。

但是这些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想法，是肚皮里的官司，需要心领神会的。放在明面上就说不过去了。

当着大家伙的面，“最讲诚信”（老张前面已经恭维过了）的日本人不得不承认，协议盖的是私章（有关人员是不是因“渎职”而受到处理就不知道了），张作霖作为地方军政最高长官，的确也应该带头执法守法，尊重“父老乡亲”们的意见。

总之，忙是白帮了，算是给老张家义务打工吧，至于那份曾经让人很动感情的协议，如果说还能派上点什么用场的话，就是拿去当手纸用了。

作为一个以善于与中国人打交道自命的“中国通”，土肥原大佐此时恐怕连死的心都有了。

土肥原君，你妈在喊你回家吃饭了。

另一件传闻也与老张的签名有关，而且更是传得有鼻子有眼，可以说朝野上下，老少妇孺无人不知。

说土肥原这厮自从上了当以后，总想在老张身上找点碴。一次他又主动邀请老张参加酒会。部下怕日本人放暗箭，劝他谨慎从事。老张一想，枪林弹雨老子都不怕，还怕喝酒。

咱东北人个个都是好酒量，拍拍肚子就去了。

酒席宴前，老张放胆豪饮，酒没少喝，话没少说，可是滴字不漏，说到有关“铁路”啊、“移民”啊、“驻军”啊这些敏感话题，就“今天天气哈哈哈”地绕了过去。

见斗酒占不到什么便宜，土肥原便琢磨开了，都说老张胡子出身，文化不高（连初小都没毕业），签协议时又没见他亲笔写过字，不如趁机将老张一军。于是便提出来让张大帅给赏个字。

本意是想让老张当众出丑，没想到老张不假思索，拿过纸来挥毫就写，一个“虎”字刚健遒劲，尽得文采之风流。

土肥原暗暗吃惊，心说老张土得掉渣的一个人，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箩筐，怎么这个字写得这么牛叉。

要怪，就怪土大佐虽然自诩“中国通”，对中国很多东西的认识却还浮于表面。老张虽说初小都没念完，但毕竟读过几天私塾，不是一个纯文盲，而中国人最重一手好字，论语不会背不要紧，书法训练那是一定得过关的。

我老家有一远房亲戚，也没念过多少书，但一手字写得着实漂亮（自然是钢笔字）。街坊四邻需要写个家信什么的，大多求此人着笔。与他相比，兄弟虽说也读过很多死书，那一手字就不能看了，基本等同于狗爬式。

以我亲眼所见，书念得少，但字写得好的人确实不在少数。这涉及到书法的另一个门径，俗称“出手”。讲明白一点，其实就是写字时姿态很规范，一笔一画符合书法的要求，平常用的工夫虽然不多，字却也能写好。

老张无疑就是这样“出手不凡”的人。“虎”字写罢，对老张有意见的、没意见的都不由得齐声叫好，鼓起掌来。

怀着一种酸溜溜的心理，土肥原接过了老张的“墨宝”，硬着头皮欣赏起来。这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土大佐乐了。

原来“虎”字下面，老张还有一落款，赫然写着“张作霖手黑”五个大字。土肥原估计老张是马失前蹄，把字写错了。他本意就是要羞辱老张的，不能一个人偷着乐，于是就故意像猫头鹰一样“咕咕”地笑出了声。

其他几个日本人见大佐无故发笑，不知究竟，也凑上来看，看着看着也笑了。只有老张镇定自若，稳如泰山。

随从沉不住气，上前一看，脸就红了，赶紧回来低声告诉老张：“大帅，您怕是真把字写错了，应该是‘张作霖手墨’，墨字掉了一个土，变成‘手黑’了。”

老张要的就是这句悄悄话，当下便瞪起眼睛，扯开嗓子吼了一声：“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么写？我这是给他们日本人的，怎么能给‘土’？小子，你给我记住了，这就叫做‘寸土不让’！”

老张刚说完，在场的中国人马上领悟过来，皆鼓掌叫好，而包括土肥原在内的日本人目瞪口呆，尴尬万分。

第6章 日本公使的悲喜剧

见土肥原等人包围不住张作霖，日本政府索性直接施加压力，而老张也拿出了他搏的勇气，依然是寸土不让。

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找老张签密约。老张打死不干，过后还避而不见，隔着房间大骂一通，把这位公使先生搞得灰头土脸。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暗示老张：真不接受的话，日本要“另想办法”。老张火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难道又要出兵？我姓张的在这里等着！

说完，起身送客。

此时，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所谓的旧军阀逐渐被新军阀取代，北洋军阀这个末代王朝摇摇欲坠。

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号召，向坐镇北京的张作霖发出了宣战书。蒋冯阎李四兄弟联起手来进行二次“北伐”，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奉系军队再牛，也架不住人多，遂节节败退。

日本人急了，比老张还急。倒不是为老张着急，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急。

中国要统一了，大事不妙。

张作霖虽说滑头，一直对日本人阳奉阴违，但终究还只是一个北方诸侯，相对而言，在他身上做文章容易。

一旦北伐军统一南北，跟日本打交道的便成了对等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在南方时就天天嚷着要“打倒帝国主义”，等它坐稳天下，所谓的“满洲权益”别说扩大了，能不能保住都得另说。

尽管日本政府单方面制造了“济南惨案”，但仍然挡不住北伐军前进的步伐。见奉军虚弱不堪，败局已定，他们又生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

日本公使芳泽再次密访，这回他不由分说就掏出一张纸：光说不练假把式，看看上面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

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了下来。

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回国，让那边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

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

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账了。

一见面，没等八格牙路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己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别废话了，拿过来吧。

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

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拿回去交账了。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手黑”都没有。

天啊，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阅”什么“阅”。

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尽管老张的所作所为如此令人寒心，然而从日本政府到军部（在日本陆军中，参谋本部和内阁的陆军省统称为军部）仍然还是拿张作霖一点办法没有，毕竟后者在东北已根深蒂固，一脚踢开的话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合适的对话人选。

只有驻扎东北的关东军仍然不依不饶。

一个像张作霖这样的人，绝不会低眉顺眼甘心于服从我们的调遣。他是大鹏，不是奴才，而我们要的却是奴才。

即使张作霖重返“满洲”，也只会和从前一样，绝不会对日方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

现在该到想一个万全之策的时候了。

办法还是有的，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另一方面，还有机会重新挑选代理人。

就和打牌一样，如果牌不顺，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就是换副牌改改手气。

说起来，东瀛岛国在近现代战争中的疯狂和倒霉，都与一个外人看起来摸不着头脑的“下克上”现象有很大关联。这个“下克上”，最早就是得名于日本关东军。

在日本俗语中，那些做事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的人，叫做“关东军”。

在国有企业里，我们一般管这类人叫做刺头，属于需要帮教的一类。但在日本国内，这些刺头是谁也不敢惹的，因为他们都是手上拿着枪的军人，是“爱国主义”的代表，惹毛了他们，轻者把你归到“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一类去，重者就要“死啦死啦”的了。

这么无法无天，政府不管？

政府不是不管，是不敢管。

日本在德川柄政时代，是没多少人把天皇当棵葱的，那时言必称幕府将军。等到西方入侵，幕府制度随即被取消，天皇才又变成人见人爱的香饽饽。

当然，按照日本宪法，国家大事还是应由政府，也就是内阁来负责，但内阁没法全盘负责，说难听点，它能负到三分之一责就算不错了。

日本内阁本身，就足以编出一本笑话集。

作为典型的豆腐块做的政府机构，它一不小心被人哄下台的次数和频率可称超纪录。别的国家，政府被迫下台，一般都是反对党或选民的功劳。在日本却不一样，内阁下台，十有八九都是因为犯了军队的冲。

作为陆军的指挥机构，军部可以倒逼内阁，依此类推，关东军也可以不听军部的。

关东军新近得到的消息是：面对北伐军的穷追猛打，张作霖已不得不放弃“中原梦”，即将退出京师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提出：上面不干，我们干。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满洲问题”，除了杀死“张巨头”，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

立功心切的佐官们顿时个个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北京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势力范围”，关东军要想在北京除掉“张巨头”，就必须借重于“驻屯军”。

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按照村冈的吩咐，准备动身去找“华北驻屯军”接洽。

但在出发之前，他被一个人拉住了。

拉住他的人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

河本的第一句话就把小参谋给吓了一大跳：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

你相信“华北驻屯军”吗？反正我是不信。万一把事情弄砸，让上头知道，那就麻烦了。

而且这事怎么能在北京干呢？

到北京去行刺，一则防卫森严，成功的把握不大。二则太过明显，容易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

竹下一脸茫然，那你说怎么办。

河本笑着拍了拍竹下的肩膀：这样吧，事情交给我，我来干。

竹下问他，那自己还有无必要再去北京。

当然有必要！河本眯起了眼睛：你可以去当探子嘛。给我盯紧一点，弄清楚张作霖哪一天坐火车出关，然后通知我。

形势比人强，在关内忙活了一年的老张，洗洗回家睡成了他不得不作出的唯一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

即将面对的，将是一条一去不回头的死亡之途。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张对未来的危险毫无防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老张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弦从来就没有松过。

忽悠了日本人这么多次，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的，尤其是入关以来，为了“寸土不让”，双方针尖对麦芒地拍过好几次桌子，要想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报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毒手。

毕竟他还是“东北王”，他手上还有东洋人垂涎三尺的饵。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军人如此疯狂，迫不及待地要换副牌打打了。

第7章 日本公使的悲喜剧（2）

从北京往奉天，那不是一里两里的路程，不可能靠“11”路公交车走着回去。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张作霖有两种选择：汽车或是火车。

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乘汽车的话，路线是从不引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返回奉天。优点是轻车简从，行动秘密，安全有保障。缺点是路况不好（20世纪20年代的公路，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了），车子颠簸（兴许还会晕车），十分辛苦。

而如果换乘火车的话，路线是沿着京奉铁路走。优点是比较舒适（特别适合老张这样的老同志）。缺点是动静太大，容易引起不测。

对这两种方式，亲信部下、幕僚参谋都各有各的说法。在一时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老张决定拿出他的老招数：赌上一把。

他拿出纸一撒两半，分别写上“汽”（代表汽车）和“火”（代表火车），揉成纸球后开始抓阄。

最后拿出来一看，是个“火”字。他打定了主意。

死亡专列开始启动了。

命运跟老张开了个玩笑：由赌始，由赌终。

选定了火车后，张作霖还留了个心眼。他枪林弹雨见得多了，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

先是一再更改回奉日期，说好6月1日出京，专车都来了，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宣布第二天再走。

第二天，专车出发了，但车上只有他的家人，老张还是没有上车。

第三天，老张终于上车了。

上车前，他向部下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情况。

从北京到奉天，沿途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由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负责，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则由号称“福将”的吴俊升（因说话口齿不清，人送外号“吴大舌头”）把守，两人都是老张的绝对亲信，也都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称安全绝无问题。

张作霖放心了。就算行程泄密，他相信也没人能动得了他。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当凭窗再一次凝望北京城，东北大帅的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

在这里，他曾经到达过事业辉煌的顶点。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儿，一个声名狼藉的胡子，经过不断努力，终于闻达于诸侯，成了北京城里万人仰望的张大帅。

想想看，身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亲手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意气风发。

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

北京，是张作霖人生奋斗史上最重要的一站，是事业顶峰的见证地。然而，才不过一年光景，眼前竟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凄雨冷风中，连挥挥手告别的兴致都没有了。

窗外有多冷，闭上眼心就疼。

不去看也不去想了，算一算离东北的家还有多远吧。

张作霖的专列共有20多节，他自己所乘的车厢为第十节。这是一个很有派头的车厢，当年慈禧老佛爷都用过，因外部呈蓝色，被称为蓝钢车。

作为曾经的保安队长，老张的专列在保安方面也下足了工夫。不仅蓝钢车的前后车厢里配备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而且在专列前还特地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路轨上有人作出不轨的举动。

果然一路上太平无事，到了山海关站，吴俊升上了车。他是从奉天赶来的，喘着气就来迎接大帅了。患难最见真情，这让老张非常感动。

吴大舌头再次保证：从山海关到奉天，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严丝合缝，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遗憾的是，他说的并不完全对。

有一个地方，他漏掉了。

并不是他办事不认真或是存心欺瞒大帅，而是没有办法不漏。

这个漏点是一位关东军大佐找出来的。

此人就是河本。河本奔着袭击火车而来，他曾经权衡过：究竟是直接进攻好，还是用炸药炸好。

最后的结论是用炸药。

直接进攻的话，痕迹太明显了，而且还不一定灭得了对方。炸虽然也有失败的风险，但一旦失败，还可以启用“拔刀队”。

对河本来说，要想干掉张作霖，机会仅有一次，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在赌。

然而河本很快就发现，他还不一定能够赌得起来。因为经过侦察发现，整个京奉铁路沿线布满了奉军，警戒十分严密，真是像吴俊升说的那样，“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河本一度相当沮丧，要执行爆破计划，又要不被这些奉军发现，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直到他发现了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日方资料中称巨流河铁桥）。

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

京奉铁路奉军可以守卫，“南满铁路”却是日本控制并经营的，它得由关东军负责看守。

只是一个点，可是也只需要这么一个点。

从棋局上说，即使大部分棋面你都处于优势，但只要有一个地方被人钻了空子，仍然可以致命。

在接到竹下义晴从北京发回的有关张作霖已经启程出发的密电后，河本立即在三洞桥给张作霖挖好了一个死亡陷阱。

我看过一个资料，如果要把一座十几层的楼房掀翻，大概要用上90公斤炸药。这位老兄为了让别人彻底死翘翘，在一节十几米的车厢上总共破费炸药120公斤！

这些炸药光堆起来也好大一摞，又不可能弄辆重型卡车直接运过来，只能分装在30个麻袋里面，然后偷偷放在桥墩上。

显然，要安置这么多麻袋，不仅是个苦力活，还是个技术活。为此，河本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才终于把事情搞定。

从老张的专列离开北京，直至到达皇姑屯，沿途除了有奉军护路外，河本大佐派出的间谍也没少掺和。他们很敬业地向设伏人员报告着列车的启停情况。

车厢里，老张很轻松地和亲信同僚们闲聊、玩麻将。过了皇姑屯，奉天近在咫尺，此刻，家人和文武官员肯定已在车站翘首以盼了。

他没有想到大祸就在眼前。

进入三洞桥，列车开始减速。此时，守候多时的两名日军爆破人员先后按下了电线按钮。

或许是由于紧张过度，第一个按钮竟然没响，第二个随即按响。

只听轰隆隆两声巨响，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一股高达200多米的黑烟腾空而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包括张作霖所乘车厢在内的多节车厢压在了下面。

铁路线上一片火光，乱成了一团。

河本后来回忆：面对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害怕，爆炸冲力实在太大了。

相隔不远的奉天总站也感受到了这股地震般的颤动，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被震断，比用锋利刀片切割过还要整齐。

拿着望远镜远远观望的河本大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算老张是铁甲人，现在大概也炸得连铁皮都没了，作为临时预案的“拔刀队”自然也用不着了。

河本过于乐观了，因为张作霖还活着。

但也只剩下了一口气。他的咽喉部位受到了致命伤，已经奄奄一息。专门来迎驾的吴俊升则当场被炸身亡。

人们赶紧进行紧急救援。随行人员把满身鲜血的老张扶上一辆敞篷小汽车，十万火急地往帅府送。虽然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甚至动用了英国大夫，但此时纵有再高的医术也无力回天了。

1928年6月4日上午10点，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骑鹤西去。此时离“皇姑屯事件”爆发，专列被炸仅仅相隔四个半小时。

一代枭雄自此谢幕。

老张这一生，说他奸他也奸，说他滑也滑，坏事也着实做过不少。土匪、旧军阀、王八蛋，你怎么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始终值得称道，那就是在外寇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低过头，服过软。

盖棺论定，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东北汉子。

第8章 扔炸弹的超人

在“皇姑屯事件”中，包括张作霖在内，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中外震惊。

爆炸发生后三个小时不到，日本人就贼喊捉贼地跑了出来，声称要与中方共同对事件进行调查。

因为他们事先早就在附近布了一个局。

在日方的带领下，中方调查人员在三洞桥附近发现有两具男尸。从尸体上搜出两封信笺，上面写着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不得不认为，这两句名言当时已替代了三字经的地位，就连日本人作假，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它。

鉴于说这番话的南方领袖早已作古，能够把它认领回去的也只有后起之秀——蒋介石了。

日方据此认定，这是老张的仇敌从南方派来的便衣队。

对这种闭着眼睛张口就来的胡扯，中方人员当然不信。

两个便衣就能掀翻一列火车？你当是俩超人！那以后干脆就不用派部队打仗，让便衣们投投手榴弹或发发掌心雷就够了。

也只有日本人具备这种想象天赋。

他们不仅这样想，还天真地准备把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继续下去。

日方向中方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想在报告中明告世人：是南方便衣队投掷炸弹，造成了“皇姑屯事件”。

一花独放不是春。他们希望中方能用盖章签字的方式认同这一报告。

有一个人当即拍案而起。

“爆炸如此猛烈，岂是人力所能投掷！”

说这话的人叫关庚泽，时任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

关庚泽的话说得很清楚：如果要得到日方报告中的结论，就算你让列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挨炸弹，估计也得扔上一天。

见遇到了明白人，日方交涉人员立刻露出了流氓嘴脸：“如果你不答应盖章，日本军人将于你不利。”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关庚泽不仅没有退缩，相反勃然大怒，给日本人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当时尚未披露张的死讯），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随便吧！

没人配合，这个游戏只好自己玩下去。

两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一个声明，再次重申他们的“南方便衣队所为论”。

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几天后，有人来到奉天监狱，要求收容保护，并揭露了“南方便衣队”真相。

原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日军便通过日本浪人，将三个中国人骗到三洞桥附近杀死。其中一个人见势不妙，拼命逃了出来。他见日本人宣传“南方便衣队投弹事件”，又从死者照片上认出了同伴，便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赶紧跑来寻求保护。

至此，日方哑口无言。

“皇姑屯事件”很快在东京引起了巨大反响。

日本田中内阁虽然既发声明又喊冤的，对外始终一口咬定事件是中国南方政府所为，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都没有关系，但其实对真相还是有点数的。

因为关东军瞒别人可以，瞒不了顶头上司陆军参谋本部。当然不是村冈或者河本打报告上去说的（就是有书面报告也不会自己承认），而是另有原因。

这就要说到一个组织：二叶会。

这个二叶会可不是什么浪人会馆，而是青年军官们自发搞的一个传销组织。传销产品只有一样：军主政从。

所谓军主政从，顾名思义，就是要以军队为主，其他政治经济文化什么的统统靠边站。

历史上把二叶会这帮人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巴登巴登密约”。

缘起于几个初出茅庐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被派到德国考察一战。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冈村宁次。其时都还是日本陆军里的小字辈。

去了德国一看，好家伙，太对胃口了。杀人那叫一个过瘾，见人就杀，不仅军人，平民也跟着倒霉。在战争中，飞机大炮，毒气坦克，能用的都用上了，光一个凡尔登绞肉机，死的人就数不胜数，别提多刺激了。

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德国军人的那股疯狂劲，虽然仗打败了，但没人肯认输，都瘸着腿、红着眼睛在地图上画圈呢，想着法子要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巴登巴登是德国著名的温泉城，很合喜欢泡澡的日本人的胃口。这帮小子也去泡了，一边泡，一边感动得哗哗流泪，说这股疯劲好，太好了，跟我们日本的武士道那是一样一样的。咱们得学，不仅自己学，还要带动大家一块学。

就这么泡着聊着励志着，就有了一个学习德国好榜样的“巴登巴登密约”。

回国后，几个狂人为了将这玩意儿真正宣传发动起来，就成立了二叶会。后来很出名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都是里面的铁杆成员。

这么催人奋进的组织，一贯以愤青形象示人的河本自然不会落下。特别是他对制造“皇姑屯事件”一直自鸣得意，不在二叶会里吹吹简直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吹来吹去，会友们都知道了。事情随后又传到了参谋本部耳朵里：“皇姑屯事件”原来是关东军弄出来的。

田中首相虽然不是二叶会成员，却是陆军里出来的，还在参谋本部干过，有的二叶会会员就是他曾经的战友。他当然也没有不知道的道理。

偏偏这时候，天皇召见了。

走在路上，田中遇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四顾无人，他就给西园寺咬了耳朵，说皇姑屯这件事十有八九是日本军人干的。

西园寺的脸马上就板了起来：要真是这样，你可要严惩不贷啊，否则国家还有什么纲纪可言。

等田中进了宫，裕仁果然没放过“皇姑屯事件”，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政府出面让人干的。

田中赶紧矢口否认：政府哪能那么弱智啊，新人还没挑出来就把旧人给宰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便把他知道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捅给了天皇。

天皇听完汇报也来火了，这不是典型的不把政府当干部吗，这么大的一件事，不请示领导就给办了，以后还怎么得了。

这事一定得处理。

有西园寺支持，田中就当着天皇的面信誓旦旦地作出了保证：“对此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绝不姑息，不把那个叫河本的浑蛋送上军事法庭，老夫这首相就算白干了。”

但等他到了国会一看，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政府的反对党不用说，当头一炮，指责政府在“满洲某重大事件”（大家当然心知肚明是什么事件）中充当了谋杀犯的黑后台。

你们也太过分太愚蠢了，这种干法，以后还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田中汗下来了，他意识到，这些人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黑”是假，倒阁是真。

军部在听说政府准备在军队中进行事件的调查时，更是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关东军干得没错，本来维护“满洲权益”就是日本的国策，你们政府肚子里不也在打这个主意吗，哦，现在天皇发了话，就想把我们军人踢出来当替罪羊，真是岂有此理。

可怜的田中一时骑虎难下。调查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别说查别人，自己反而还要引火烧身哩。

这下完了。老板那里话也说过，牛也吹过，现在倒把自己逼上了独木桥。

这老头子也真够犯贱，实在不行你就回家装孙子算了。他不，他还跑回皇宫跟天皇纠正：前面我说的全部收回，这事跟我国军人没半点关系，还是中国人他们自己干的。

裕仁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着，把我当猴耍啊，一会这个，一会那个。当着这个老糊涂的面，又不便发作，只好挥了挥手，让他滚蛋了。

不管怎样，日本军政各界对“皇姑屯事件”之后的东北局面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就是随着老张这个“大头目”升天后，一定会出现大乱，然后由他们派兵干涉，从中浑水摸鱼，实现“大治”。

但事与愿违，东北风平浪静，奉军严阵以待，日方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东北的平静绝非偶然，它归功于一位新人已挂上帅印。

张学良，字汉卿，一般人称他为“小六子”，其实是喊他的乳名，并非指他排行老六。

老张除了在外面英雄一世外，在家里的业绩也堪称优良，共有八子六女，14个孩子。张学良是长子。

小张19岁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第二年即毕业入伍。作为东北第一公子，当然不可能屈尊去当兵，而是直接担任了老张卫队的上校旅长。在其父光辉的照耀下，小张肩上的牌是以火箭速度更换的，短短几年，就升为了东北第3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

在这里，我还是很佩服有些私人老板的“富二代教育法”的：甭管子女有多显赫的文凭，先给我到最基层去做小工人，待上两年，体验一下老子当年打江山的艰辛，同时也积累一下经验和人脉，然后再慢慢往上爬。

接班那是一定的，但这事急不得，有时候“熬一熬”，观察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须知，老子传下的交椅，坐得好是把金交椅，坐得不好很可能下面就是一座活火山。

我一直认为，小张后来吃的亏，与他前期过分顺利有关。

但在从军到接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张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这也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旁边有人“辅佐”，或者说是有贵人相助的情况下。

第9章 扔炸弹的超人（2）

上学时，小张碰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贵人——郭松龄。郭是东北讲武学堂的教官，长得人高马大，得了个外号“郭鬼子”。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郭鬼子反戈一击，被张作霖抓住要杀头的时候，张学良还曾想方设法要通过送老师出国的办法予以搭救。

人都说小张敬师如父，有情有义，孰不知除师生情之外，小张实际对郭老师也依赖甚深。

郭松龄不仅是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工作者，真实战场上也一样不含糊。他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校教官，一跃成为奉军中的主要将领，虽不排除小张在老子耳边经常吹风说好话的因素，其自身才能突出也是主要原因。

当时奉军中的大小军官多为胡子出身的老派人物，打仗就知道拼命往前冲，根本不知道什么练兵方法、指挥艺术，属于一帮典型的不懂科学的大老粗。

郭松龄不一样，他训练得法，自成体系，经其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不仅技战术动作娴熟，而且纪律严明，成绩冠于全军。

枪打出头鸟，这个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郭老师一走红，便引来红眼病无数。周围闲言碎语不断，说郭某人的部队，军纪当然是好，可是好看并不一定中用，真打起仗未必就行（“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

很快，郭老师就用战场功绩说话了。在直奉历次战争中，郭松龄的第8旅战斗力之强，不仅令老派人马瞠目结舌，就连同为新派的“士官系”也刮目相看。

老师照应学生是理所应当的。张学良当时带的第3旅，经常和第8旅一起作战，甚至被混在一起，统称为“三八”旅。

“三八”旅打了胜仗，大家心里都明白是郭松龄练兵指挥之功，里面其实没小张什么事。但就是没人肯说郭老师好，都夸张公子用兵有方。

理由非常简单：嫉妒加拍马屁——嫉妒郭松龄，拍张家父子的马屁。

“三八”旅打得好，长官就升得快。张学良不久就因为“战功卓著”而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成为第3军团军团长。

不管别人怎么吹捧，小张自己还是拎得清的，如果要想军旅生涯一帆风顺，绝对离不开老师的“辅导”，所以对这位敬爱的老师十分器重，不仅打仗时“傍着走”，还经常让老师给他单独开点小灶。

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后，老张很郁闷，不知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时，张学良及时献出了“整军经武”方案，即重新改良和整顿军队一揽子计划。

老张虽然是胡子出身，却阅历丰富，非等闲之辈，马上大加称赞，并拍板定调：就这么办了。

经过“整军经武”，奉军力量大大增强，成为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得以取胜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整军经武”的智慧大部分都来自于小张背后的那个高人——郭松龄。

正是通过“整军经武”，师徒俩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年轻军官，并形成了在奉军中颇有影响和实力的“讲武系”。

这个门派挂的是小张的牌子，实际掌门人却是已由郭老师转变而来的郭将军。

儿子有进步，老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生子当如孙仲谋。自己再英雄一世也有尽头，只有接班人长能耐了，自己以后睡觉才能睡得踏实安稳。

可惜郭将军终究和自己的学生是两种性格，吵架还不解恨，一路举着愤青的大旗就和自己的老板干上了。

少了这个生命中的贵人兼导师，小张从此就难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以搞定的困境（包括“九一八”），他都会喃喃自语：要是郭松龄在，就好了……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一直秘而不宣。

有时候一个人活着与否，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无数人生死安危的公事。

人们从大帅府的公告中了解到，大帅只是在爆炸中受了点轻伤，现在安然无恙。不仅能吃能喝能听小曲，隔三差五还要应小报的要求，在八卦新闻版登张生活照什么的。

轻松和假象只能用于表面维持，大帅府的人其实早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在等待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仍留在关内的张学良。

五雷轰顶，万箭穿心，心如刀割，这些都能用来描述当时小张的心情。

但我觉得，在巨大的悲痛和震惊过后，留在小张脑海里的，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茫然和无所适从。

毕竟事件太突然了，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不管怎样，还是回去再说吧。

治安恶化到这个地步，不化装是不行了。

想来想去，现在只有当兵的最安全，而当兵的里面，又只有伙夫最不引人注意。所以小张乘着天色昏暗，剃了头（只有长官才留长发），带上饭勺，扛着大锅，在几名得力卫士的保护下，混在东撤士兵中间，坐上闷罐车就回了奉天。

在那里，他将接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并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帅走后，必须有人主持大局。

在此背景下，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了。

会议实际掌控在一直担任奉军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的杨宇霆手里。

如果说郭松龄是奉军中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那么这位杨先生就是奉军中首屈一指的军政两用人才。

人送杨宇霆绰号：小诸葛。

请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么一个名号。虽然平时我们给别人起外号往往是件不礼貌且不受欢迎的事，但“小诸葛”绝对是个例外。

根据历史记载，真实的诸葛孔明其实未必如《三国演义》和传说中那样英明神武。但经过人们几千年来的演绎和想象，这个形象已被大大神化，成了上知天文地理，下懂鸡毛蒜皮的世纪完人和超级偶像。

能被人冠以诸葛称谓（哪怕是小诸葛），就表明这个人本身也有点接近神人了。我只知道，要论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此之前，湖南的左宗棠算一个，在此之后，只有广西的白崇禧获得过这一光荣称号。

杨宇霆，少年时即有过目成诵之才，16岁考中秀才，废科举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是奉系高层中绝无仅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士官系”的代表人物。

此人有宰相之才，善于军事政治两手抓，是老帅张作霖最为器重和仰仗的“大管家”。老张时代，台前是老张在指手画脚，幕后却是他杨先生在出谋划策。

在任期间，大管家忙着帮老板搞装修，做家具，可谓劳苦功高，成绩突出。简单收集一下，至少包括以下“四大件”：制定田赋制度、修筑战备公路、督办兵工厂、创建东北海军。

定田赋，钱有了；修公路，路有了；办工厂，枪有了；建海军，水路优势也有了。

所谓高手一亮招，便知有没有。四件不多，但件件抓到了点子，捏住了要害，远虑近忧，一网打尽。

若论治军理政和战略眼光，其人超出郭松龄远矣，可算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第一人！

老张在选贤任能方面是从来不差的。

但是杨先生也有缺点，而这个缺点后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那就是与处理军政方面的能力相比，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似乎要差一点。

往好了说叫做对人严厉，往坏里讲就叫心胸狭窄，总之人缘很不好。当然这也与奉军内部派系太多，关系太复杂有关。

奉军里面，随着历史的沿革，粗粗一分就可以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

以跟随老张打江山出来的老兄弟为一派，称为老派，代表人物是张景惠、吴俊升、张作相、汤玉麟这些人。他们大多属于草莽英雄，早年打打游击劫劫粮草还凑合，下了山后打正规战就不那么灵光了。

除了老派，就是新派。但新派内同样还能分出三六九等。

一派称为“士官系”，军官大多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代表人物为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一派称为“讲武系”，汇集了东北讲武学堂的精英，代表人物就是郭松龄郭老师。其背后实际支持者为张作霖的大公子张学良。

杨先生的做事原则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老帅，哪门哪派都敢招呼。

这是一个牛人：我是孔明，我怕谁？

作为新派的杨宇霆曾利用“整军经武”的机会，大胆树立新派，把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毫无疑问，老派人可都不是吃干饭的，这梁子算结下了。

同是军校出来的，作为“海龟”的“士官系”与“土鳖”的“讲武系”素来明争暗斗，隔阂很深，到“讲武系”的郭松龄搞叛乱被捕后，“士官系”的盟主杨宇霆又以总参议的身份下达了对他的处决令（其实就是他不下，老板张作霖也会逼着他下），这可就把“讲武系”连同张公子全给得罪光了。

就连“士官系”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他不满意，认为他性情高傲，喜欢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怪来怪去，什么都不怪，就怪奉军里山头太多，庙不算大神仙却不少。要想在这个蜘蛛网里做老好人，除非什么都不干，做个真正的和稀泥的老油条。

偏偏杨宇霆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换老板的时候，大家也很想把这个过于严厉的管家一并换下去。

可是现在局面如此诡异，综观东北军政各界，除了他杨某人，没人能压得住阵脚。于是，人们只好又把他推到台前，由他来主持这个对于东北命运来说极其重要的会议。

第10章 谜底

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核心是出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人选名单。

此前，这个保安总司令的头衔是属于张作霖的。也就是说，谁当了总司令，谁就真正继承了老帅的衣钵。

事实上，在会议前，各派经过明争暗斗、相互妥协后，已基本内定了总司令人选。

会议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只有不明真相的少数人需要猜谜。

不过谜底很快就要揭开。

我可以告诉诸位的是：这个人绝不是张学良。

因为“皇姑屯事件”是个猝发事件，张作霖中招后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昏迷状态，几乎什么也没交代。他身前也未指定任何人接班。毕竟帝制早已废除，共和也已实行多年，虽然子承父业趋势十分明显，但不到那一步，谁也不好意思把话说得过于明白。

老张在世，小张承继大统自然毫无悬念。现在老张不在了，大家都得继续端碗吃饭，谁能保证自己这碗饭继续吃香吃好，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

别怪世态炎凉，只能说人性本来如此。

杨宇霆认为，小张肩膀尚显稚嫩，恐怕很难胜任老张留下的这副担子。

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相当多的人都作如是观。

接着，杨先生又把自己给排除了。他有自知之明，既然是“小诸葛”，角色定位就是辅佐型的能臣，在心理上就没有“登大宝”的准备和打算。

更何况，他也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在朝野上下树敌颇多，即使有这想法，成功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他需要提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名单。

在宣布这一名单之前，这位称职的大管家也充分考虑到了小主人的情绪和承受力。

因此，会场上“适时”地出现了一份《大元帅遗嘱》。

全文意思大致如下：我在回来的路上不幸挨了炸，现在快不行了（“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现在我把守卫治理奉天的重任，交给我儿子张学良，你们要帮我多照料他。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绝不是张老爷子的语调，倒是很像孙老爷子（孙中山）的绝笔。如果老张当时还能撑着立断气遗嘱，绝不至于这么假文酸醋，他只会说：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老子今天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弟兄们好好干，帮我把小六子扶上马，再送一程……

杨参议到底做过秀才，愣是无中生有地把老张打扮成了个文化人。

“假遗嘱”的前段部分是套话，实质体现在后面那句：守卫治理奉天。

摆明这是个地方官，没有谁做了省长还兼国家主席的道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小六子的东三省总司令肯定是当不成了。

这就是杨宇霆和会议参加者们准备留给张学良的面子。

有人说，这份《大元帅遗嘱》是杨宇霆之流违背张学良意愿偷偷炮制出来的。

违背张学良意愿，这可能是事实。因为小张并没有明确主动地表示过他不想继任掌门。但“偷偷”就谈不上了。毕竟事关重大，大帅没来得及留遗嘱这件事在内部知情人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如果这份假遗嘱不是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人（包括张学良）的同意，谁敢再重新捏造一份出来并当众宣读？

就像任何一次颁奖一样，安慰奖总是放在最前面的。

大家都把期待的眼神投向了杨宇霆，等着他宣布那个特等大奖的获得者。

谜底随即揭开，果然是他！

会议主持人随后提出表决，一切毫无悬念，因为赞成的人远远超过半数。

但是人们发现，偏偏这个人没有到场。立刻有未举手的人提出，鉴于被选举人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有欠妥当，不合规矩。

杨参议不愧是宦场老手，回答从容不迫：本人不在而推举甚多，说明众望归一。

再没有任何异议。

主持人当场宣布：选举结果有效。

此时，张学良的心一定已经悲凉到了极点，但他只能选择被动接受，此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就要新鲜出炉了，这个人却不是他。

就在这时，历史的天平又一次发生了惊人的逆转，一个人忽然出现在会场门口，并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此人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不像是开会来的，倒像是奔丧来的。

张学良人生中第二个贵人来了！

张作相，时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老派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奉军第二军军长，是张学良的顶头上司。

听名字，你可能会认为他与张作霖有什么亲戚关系。其实不是，两人同姓纯属巧合。尽管不是血缘上的亲戚，但这两人绝对有过命的交情。历史上，张作霖两次结盟，张作相均榜上有名。

张作相之所以能“众望归一”，确实是由于他的声望，说得更直白一点，是因为只有他才是当时各派均能接受的人物。

郭鬼子造反，十万精锐直逼奉天，形势危如累卵，幸亏他和吴俊升两人拼死护主，才转危为安。此事不仅使老张感慨系之，认为关键时候还是几个老兄弟最忠心，而且为他自己在老派中赢得了巨大声名。

郭部兵败，除处决郭愤青外，老张气恼之下，还准备将叛乱将领一律处死。幸亏张作相以平叛功臣之身再三苦谏，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郭老师闹事，小张学生自然不能免责，用老张的话说，自己儿子“信任郭鬼子已经胜过信任他老子”了。按照老张的性格，死罪虽可免（总要有人接班），活罪却难逃。也是张作相充分发挥好人做到底的精神，使尽浑身解数，做工作，说好话，总算让小张得以全身而退。

无论老派还是新派，对张作相只有两个字的评价：厚道，三个字的评价：真厚道。

既有与老帅八拜结交的资历，又有平叛立功的业绩，还不会为难兄弟们，这样的人，不选他，选谁？

在会议召开前，已经有人把总司令军服送到了张作相府上。

但是张作相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进入会场后，他手捧那套保安总司令的军服，把它放在了张学良面前。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面面相觑。小张本人也手足无措，连忙站起来表示自己太年轻，各方面经验不足，还是敦请老叔（张学良对张作相以叔伯辈相称）统管东三省军政大权为好。

当着众人的面，张作相声泪俱下，动了真感情：老帅在世时，经常要我关照汉卿，我如就任此职，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老帅。汉卿年轻有为，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大敌当前不能再拖了。

这些话入情入理，真是说到小张心坎儿里去了，一时间既感动又激动。

对会议的选举结果和任命，张作相表示实难从命，理由是要赶回锦州给母亲办丧事。

一个多星期后，在“讲武系”少壮派的拥护下，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翻举手表决的方法，改用选票推举，张学良顺利当选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实践出真知，谁说二者不可得兼。

小张在正式宣布就职的同时，还成立了一个东三省保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没有什么实权，但能把老棍棍们都装进去，基本相当于后来蒋介石在台湾搞的战略顾问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杨宇霆名列其中。

老杨马上提出辞职。

张大帅手下的老兵，三朝元老，当朝宰相，要资历有资历，要能力有能力，招呼不打一声就给免了，也太说不过去了吧，不就是主持会议时没选你，历史上有那么一点意见吗？

人家一个“小诸葛”，给你个小字辈当顾问逗着玩，也太不拿人当人看了。

知道老杨是嫌职务不够分量，怎么弄一个够分量的位置让他干干呢？小张很头疼，憋了半天，总算憋出一个“黑龙江省军务督办”来。

老杨不听犹可，一听气得差点抽风抽过去。当总参议那会儿，黑龙江省省长都是要向他汇报工作的，现在竟然反过来，要他这个老前辈到下级那里去当公务员，这在最看重等级的官场体系中，不啻于给人老脸一嘴巴子，是一种明明白白的侮辱。

走人，甩袖子不干了。

老杨走了，小张笑了。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不只是一点点难对付。现在走了正好，全世界都清净了。

毫无疑问，在时年27岁的少帅走上红地毯的那一刻，他心里一定充满了对那个被他称为老叔的人的无限感激之情。

大家没有看错，这确实是一个天底下少见的忠实厚道之人。

当东北王的桂冠向他招手时，他毅然选择了放弃，只为了一句承诺：老帅在世时，我答应老帅要关照汉卿！

东北少帅张学良上台后，对外连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与北伐军议和息兵，将关内所有军队全部撤回东北。另一件是正式发布大元帅张作霖的死讯。

对于田中首相来说，这两件事都不算意外。现在悬在他心头的，是张少帅还会不会做第三件他最担心的事。至于兑现他老子的那些画饼式的协议，则还是其次了。

第11章 谜底（2）

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东北易帜”，主意是南京的蒋介石先提出来的。

把奉军赶出关内容易，要跑到关外去解决东三省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事实上，在“皇姑屯事件”爆发，奉军逐步退回东北后，原先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就已经不齐心了。

这四位各有各的算盘，都不是什么善茬。眼看随着平津拿下，全国已大半统一（除了东北），蒋介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集中军权、政权、财权于中央，同时削弱地方实力。而那三兄弟谋算的则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

四兄弟各怀异心，再提进军东北就不那么现实了。更何况在蒋介石看来，东三省的问题比其他地方都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中间必然涉及到和苏联、日本的关系。

要论凶狠和不讲理，这俩老外哪个都不是好惹的。老毛子先撇开不谈，日本军人的处事风格，蒋介石可是在路过济南时就着着实实领教过了，当时连他自己都差点被日机扔下的炸弹给终结掉。

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准备采取“和平解决”的策略，具体办法就是“改旗易帜”，使张学良从名义上归附南京政府。

在北伐军拿下平津之前，中国一直南北对峙。北洋政府使用的“国旗”是五色旗，南方国民政府使用的则是另一种，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

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旗帜问题很重要。在这之前，新疆已经宣布易帜，正式归附中央，从而标志着关内中国已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如果东北也像新疆那样，只要换个旗，就能取得兵不血刃的效果，又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东北的新任少帅张学良也是这样想的。

早在关内时，他就不愿与北伐军硬磕下去了，曾经背着老头子，给蒋介石又是送密信又是发电报，要求罢兵息战。

主政东北后，他知道凭东北军一己之力，很难独存，所以也倾向于归附南京政府。

但是“东北易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东北军政内部，最有意见的就是跟老张打江山出来的那帮人。坚决不同意。

什么叫合资上市他们不懂，只知道老张带着他们辛辛苦苦办的企业要被别人合并了，这可是他们当年一块砖头一片瓦砌出来的，就这么没了？

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没少骂：败家子一个！

以张作相为首的老派人物主张：东北只需保境安民，并且善处东邻（日本），至于关内发生什么事咱们别去管它。

不过这帮老头子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糊弄的，几句话就能把他们给“将死”：你们说不易帜，那试问北伐军来了，谁能出去挡一把？

老头子们面面相觑，都傻眼了，论指挥打仗，还是当胡子时候的那点本事，怎么干得过如狼似虎的北伐联军。

见大家都不动弹，小张缓了口气，接下来便晓之以理：想当年老爷子那么强悍，还不是退到关外来了，现在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我们要是再退，就只能到大海上做渔民去了。

再继续忽悠：所谓易帜嘛，其实只是换个旗，把原来东北的旗，改成南京的旗，重新装修个门面，挂个新招牌，看上去是联营了，其实里面经营照旧。

听到原来是换汤不换药，老头们都不吵吵回家了。

接下来的就不那么好骗了。此人就是杨宇霆。

这位仁兄不是已经辞职回家了吗？

答曰：辞职是辞职了，但没回家。

老杨在外面溜达了一圈，又回来了。因为他在路上就把事情想清楚想明白了：愣小子这么对待我，其实就是想赶我走。

当初选当家人时，自己好歹还给对方留了个省长的位置，轮到自己，就只能做省长的公务员了。事情做得这么绝，本来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拂袖而去。

但走很容易。问题是东北这份基业怎么办，毕竟自己也没少在上面出力流汗。更何况，老领导生前待自己不薄，作为托孤老臣，把皇子扶上马，再送上一程，也是绝对应该的。

于是老杨就回来了，而且从此打定主意，再也不走了。

不走也有不走的理由，总参议、委员虽然没得干（那个什么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就别提了），但老杨还有一个职务没免，他做总参议那会儿，还兼任着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因为没人注意，所以到现在这个职务还在那里挂着。

老杨不走，小张就急了。

组织部的同志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不知道发任免通知时把兼职也给一并免掉。现在麻烦了。大家都盯着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前集体当顾问，来个以年龄划界一刀切，大家都没话可说。事到如今，你要再把老杨的这个督办职务拿掉，那就是针对个人，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痕迹也太明显了。

小张只好亲自找老杨谈心做工作。

出国旅游吧，考察考察，散散心。请放心，完全公费，不要个人掏一个子的腰包。

这么好的条件，要是落在咱小民头上，没准乐得道都走不动了。公费旅游，还是出国，那是最高福利待遇啊。

打住，这是民国！

如果多关注一下民国史，你就会发现，公费旅游其实是政客们常用的一种招数。大致相当于北宋年间的杯酒释兵权。后来蒋介石更是热衷于此道，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都架不住他的“劝说”，到国外溜达了一圈又一圈。

把地盘让出来，把队伍交出来，从“司令”变成平民，代价就是一趟出国旅游，换了你，你干？

杨宇霆不是“司令”，可他也不干。忽悠谁呢？老夫哪儿也不去，就抽条板凳坐在这里看你办事，办得好也就罢了，办得不好还得倚老卖老说你两句。

小张头大了，意识到找麻烦的来了。

麻烦果然说来就来。听说张学良可能要搞“东北易帜”，老杨马上就火冒三丈。

恐吓的那一套对他不起作用。

谁能保卫东北？我能！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冲动，最后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同样是战绩在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

但两人临场表现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扬长而去。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码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事实上，对奉军退守关外，杨宇霆一开始就不同意。倒不是他认为一定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是跟郭鬼子那样一根筋，非得跟四路北伐联军在关内死磕，而是他很懂战争之外的政治哲学。

老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北伐的那所谓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在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不得不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奉军不仅不须退回关外，甚至可以利用矛盾，达到合纵连横、各个击破的目的。

现在奉军不仅全师退守，连东北旗子都要换成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了，等于人家还没动手，自己已乖乖缴械。你说老杨能不窝一肚子火吗。

杨宇霆的实际想法是，可以联合南京政府对抗日本。不过他所谓的“联合”并不是指直接“归顺”（在他看来，易帜就是归顺），而是一种有进有退、软硬结合的策略性“联合”。

应该说，杨宇霆的这种想法体现了他一贯的对外策略，其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易帜的反对，则主要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要为老主子守住江山（别忘了老杨还是旧社会秀才出身）。

但这种玩跷跷板式的政治谋略，对张学良来说，技巧性要求太高了，他很难接受和认同。

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第12章 姜还是老的辣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内阁来。

得知南京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那是真着急。他很清楚，东北如果真的和南京实现统一，打交道的对象就变成了中央政府，要想再在东北攫取特殊的“帝国权益”就真的变成了画饼充饥。

毫无疑问，日本一直是企图阻止张学良易帜的最大外部障碍。

关于“东北易帜”，张学良在内心里其实早已和南京政府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个世上谁也不比谁傻多少，既然是谈合作，该提的条件一个也不能少。

在所提的各种条件里面，他特别强调两点，即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的辖区。

要谈交易，蒋介石的经济头脑也不差，马上提出来：我既不能进入东北，你奉军同样不能再留于关内。

谈妥之后，双方初定易帜日期为7月底。

到了7月底，蒋介石一看，东北挂的旗还是五色的。张学良给出的说法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发出了警告，所以易帜得暂缓。

张学良说要暂缓，蒋介石可等不了。他马上派出南京政府驻日公使，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关你鸟事。

他声称，如果南京和东北和不了，北伐军铁定出关。

蒋介石可不是什么不谙世事的小青年，他有的是手段，立即下令对热河发动进攻。

进攻热河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在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做给你张学良看的，要是不赶快给我易帜，热河你也别想要了。

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张学良无奈之下，只好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致电蒋介石，说你们这么逼我，我左右为难，好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既然如此，干脆，辞职算了。

这下子轮到蒋介石不适应了，第二天就回了电，意思就一个：不准辞职。至于易帜，可以再从长计议。

继续会谈。蒋介石停止进攻热河，易帜时间也再次定为8月初。

但是到了8月初，又搞不定了。原因是田中内阁向张学良派出了特使，阻止“东北易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与之相配合的是，关东军也在同一时段举行了大演习。

张学良只好临时决定“东三省易帜”再缓三个月，并通报蒋介石。

再拖下去，老蒋的胡子估计都要拖白了。他决定去找外援。

这时，随着一北一南两个中国政府合二为一，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明朗化。他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南京政府统一东三省的举动也表示支持。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洲可以趾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英美做了带头示范，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

不仅默认了，田中内阁连态度都软了下来，表示希望能跟南京政府会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

日本人都不反对了，老蒋认为“东北易帜”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小张你总不该推托了吧。

约定的三个月期限还没到，他就心急火燎地发了个文件，自说自话地让张学良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个任命，事前压根就没和东北方面沟通过。

然后他趁热打铁，给张学良发电报，要他赶快易帜。

时间是两天后，理由是：兄弟，你委员都当上了，再不易帜就太那个了吧。

没想到张学良并不上当。蒋介石的“热情提议”被他毫不客气地一口拒绝：说好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一天也不能早。

显然，日本干涉已不成问题，问题出在张学良自己身上，而对他而言，要想提高要价，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看到新加的条件，蒋介石马上来了火。

一条是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另一条是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作为中央政府，我既管不了你，又收不到你的钱，这算什么狗屁统一？

接下来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搞了好几个回合，最后还是以蒋介石让步而告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大喜的日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穿起了中山装，对着中山他老人家的像有模有样地宣了把誓。

易帜了。

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直接导致田中内阁于第二年早早地就垮了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日本人的脾气，失败以后是一定要秋后算账的。“皇姑屯事件”的策划班子村冈和河本等人此时又被挖了出来，都受到了转预备役或直接停职的处分。罪名却很是滑稽，说他们没有对“张作霖专车安全”起到保护之责——再尽责，老张估计连尸骨都要找不到了。

其中村冈最亏。日本历史上，凡是当过关东军司令官的，不管能力大小，看在长期留驻国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分儿上，后来都能被晋升为三星大将，只有村冈再也没有获得过晋升，到死都是一个二星中将。

关东军上下也是一片唉声叹气。东北改旗易帜，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劲，却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正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

“东北易帜”了，老杨却危险了。

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杨宇霆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决反对。

等到事情已板上钉钉，他知道大势所趋，阻止不了，就干脆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在宣布易帜的典礼上，当众拒绝参加合影，并愤然离席。当时在场记者极多，小张领导又一向以好面子著称，被部下当众甩脸子，可想而知有多么尴尬。

当时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东北易帜”的老臣不少，但像杨宇霆这样令张学良印象如此“深刻”的绝无仅有。等到发生“老虎厅事件”，杨宇霆的罪状之一就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

命运早已亮起了红灯，可是杨宇霆并不知道。

三国时代有个著名谋士田丰，因劝阻其主公袁绍进攻曹操，而被袁绍一怒之下关入大牢。不久袁军果然惨败。消息传来，监狱的牢头认为田先生这回肯定能得到平反，连忙给他道喜。

田丰却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番令牢头大吃一惊的话：如果前方部队打了胜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现在打了败仗，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话没说完，负责给田先生催命的使者果真就到了。

杨先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假如易帜不成，他的下场或许还会好点，现在易帜成了，阎罗王可就得向他频抛媚眼了。

在此之前，杨宇霆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兵工厂的总厂长，但多年在朝野积累下来的声望，却让他实际上仍然处于显要位置。大家也都一致看好老杨，认为他是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少主迟早还得予以重用。

平时谁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当着面公开提，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这位老革命诉苦，因为都知道老杨能讲，敢讲，也最有资格讲。

在老杨眼里，这位他原本就不怎么看好的少帅也的确越来越不像话了。

张作霖在的时候，开会听汇报那是很严肃的一件事，绝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迟到早退。没想到这个纪录被小张领导本人打破了，因为他听着听着就犯困（其实是毒瘾犯了），实在熬不住，众目睽睽之下就扔下一帮老少爷们儿，自己跑回房扎针去了。

这件事情传到杨宇霆耳朵里后，他就来了气，三天两头跑去教训小张领导，就差没拖着他去戒毒所了。

那年头，毒品还没沦落到现在这样人人喊打的地步，当官的好这一口的大有人在。张作霖本人高兴时，也爱弄根大烟抽抽，提提精神，但他并不上瘾。哪里像小张这样，开会时候也要扎上几针——也许他抽的毒品提纯过了，有些类似于海洛因？

杨宇霆的思维其实很简单，扫黄打非抓毒贩那是警察的事，我管不着。我要骂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吸着吸着，把公事都给耽误了。

迷网游不怪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张领导其实也不想开会时溜号，那是毒瘾上来，实在支撑不住了。

单位里一把手吸毒成瘾，开会都要扎针，那在当年也是了不得的丑闻，捅出去要上娱乐版头条的。小张也是很顾面子的人，巴不得谁都不要再提这件事。没想到老头子闹上门来，不仅像老子训儿子那样训了他一通，还闹得群众都来围观了。

这下可好，面子里子都别想要了。

文武大臣对少主人的另外一个最大意见，就是老不上朝。

老不上朝是有原因的，忙嘛。

第13章 姜还是老的辣（2）

内忧外患够忙的了，但按照一般规律，领导还有比这更忙的。

那就是忙着找小蜜。

民国时候的狗仔队其实是很活跃的，八卦新闻也非常之多。据说有好事人士弄了一个美男排行榜（与现在的超男有一拼），还隆重推出四大天王，当年的风云人物老汪（汪精卫）、周公（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梅兰芳都赫然在列，其中排第四位的就是小张（张学良）。这里插一句，窃以为年轻时候的蒋介石也很有型，不知为什么没能挤进前四就被PK掉了。

这样集财色势于一身的东北大老板，简直就是上帝的嫡亲儿子，他不惹别人，别人也得狂追他。何况小张本身也是情种一个，属于《红楼梦》里贾宝玉一样的人物，不忙得无处分身才怪呢。

东北的大小官们要向领导汇报工作，却找不到这位领导，回答说是出差去了。

出差回来，也找不到，回答说是正在府里休息呢。

其实都是一回事：外地出差是为了找小蜜，回来休息是为了泡小蜜。

老张家的家教其实还是很严的，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高干之家就一定溺爱纵容子女。事实上，张作霖本人是苦出身，艰苦朴素惯了，虽然做了大帅，却仍然像个东北老农民一样，吃高粱米，抽旱烟袋，平时穿的衣服也只是一般料子的长袍马褂，跟现在某些出则进口宝马，入则一身名牌的大款们相比，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老张不仅在生活上对自己苛刻，在家里也是搞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尤其注重对子女们的管教。平时吃饭不准挑食，穿衣不准讲究，想出去到娱乐场所逛上一圈，更是连门都没有。张学良虽说从小最受老爸宠爱，但也不能例外。

直到小张长大从军，挨老头子的批也不是一次两次。

有回老张去街上逛街，看到几个兵欺负老百姓，拿东西不给钱。一问，原来就是他宝贝儿子手下的第3旅所为。回去后就把小张劈头盖脸臭骂一通，还关了三天禁闭，连老好人张作相帮着求情也没用。

大家都觉得，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不够勤勉。要我看，他其实也有很委屈的地方。

那么快就接班纯属意外。克服九九八十一难坐上这把交椅后，才发现其实并不舒服。什么都得自己亲自过问，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一天累得半死不活，还得忍受叔叔大爷们不停地唠叨：当年老帅在时可勤奋，可威严了……（意思当然是现在的少帅既不勤奋，也不威严）。

亲身经历一把手的苦楚后，小张完全有理由同情自己的老爸。

在他眼里曾经威风八面的老爸，原来一直以来干的都是这种“周扒皮”式的活——长工还没爬起来，自己就得先到鸡窝边去蹲着。折腾完长工，还得再防火防盗，总之，一天都是这样：玩心眼，斗心机，最后累得骨头散架，做着梦还在学打鸣。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这说的是老张。与小张的理想生活可就差得太远了。

所以他虽然披上了那件大元帅服，却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实现角色转换，再像老爸那样去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头子虽然走了，自己一把手也做了，念紧箍咒的人却还在。

这不，杨宇霆又气呼呼地找上了门。

当然，是因为小张又玩“失踪”了。

这回“失踪”是有名堂的。原因是新招了一个“小赵秘书”（即赵一荻，后来著名的赵四小姐），必须进行一下“个别辅导”，自然时间就比较紧张了。

领导不露面，一堆厅长处长只好没着没落地在外面等。一等就是好几天，有的人远道而来，手里还拿着一叠公文等待批阅，领导不批，事情就没法干，急得直跺脚。

有位处长估计是实在等得吃不消了，只好找到杨宇霆，把情况如此这般地说了一下。老杨觉得作为长者无论如何得管一管，当下办公室也不去了，带着这个处长直奔张学良的住宅。

看到卫兵，也不转弯抹角，来了个单刀直入：司令起床了没有？

卫兵老早就领教了老杨的厉害，知道这位极不好惹，连少帅平时都畏他三分，只好老实回答：还没起床。

日上三竿，还在睡觉，你当自己在幼稚园啊。老杨听了巨愤怒，推开卫兵就往里闯，冲着张司令的卧室就杀将过来。

卫兵猝不及防，拦又拦不住，只好一边喊，一边劝。杨宇霆正在气头上，也顾不得礼数，“咚咚咚”地敲起了门：我是杨邻葛（邻葛是杨宇霆的号，取效仿诸葛之意），你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

这边听到卫兵报警，还沉醉在温柔乡里的张司令已经知道麻烦到了，赶紧安排好自己的“秘书”，披着衣服就跑来给老杨开门。

刚坐下，老杨便数落开了：各位厅长处长有公事等待你裁决，你却好几天都不露面，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的。

小张红了脸，又羞又恨。

你一管兵工厂的，又不是我老子，怎么这么多事。

当下也来了脾气：不干了，你来干吧！

一个君王对属下说要撂挑子，那话里都是饱含杀机的。

杨宇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哪里能听不出来，但他不怕。

他只是觉得好笑，自己现在身上就只有一个兵工厂厂长的闲职挂着，大不了把这个也免了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小家伙，你学着吓人还早点。

杨宇霆叹了口气，对面前这位脸红脖子粗的领导说：别提这个了（提了对我也不起作用），如果你身体真的不好，遇到事情，我可以帮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这比什么都强。

杨先生，这话错了，真的错了。

我们要记住，如果你想帮领导张罗一切（在违背领导意愿的情况下），领导一定会想方设法预先帮你“张罗”一切。

一直以来，小张虽然内心里非常不喜欢这个老杨，但他毕竟即位不久，对自己还没有足够信心，不知道离开别人，能否真正支撑得住眼前这个局面。

但是，“改旗易帜”实现了。经过各种挫折和交锋后，少帅终于冲了出来，并取得了成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认可，而这种认可，对好为人师的杨宇霆来说却非常危险。

易帜典礼（就是老杨不给面子的那个典礼）举行后一个星期，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身份，亲赴杨宅为其父祝寿。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

东北文武百官都来了，张司令到时，大家正围着桌子赌钱（纯属节庆娱乐，不属查处范围）。

听到总司令到了，虽然赌兴正浓，多数人还是赶紧欠起了身，以示尊敬。这种姿态相当于半起半坐，因为还得时刻准备着坐下来继续赌呢。有的人虽然脸上毕恭毕敬，眼睛却还都瞄着赌盘，唯恐有不上路的家伙乘此机会耍点老千什么的。

这种时候，自然是领导显示亲民作风的最佳时机。张司令亲热地拍拍手下们的肩膀，示意赌局可以继续。众人如遇大赦，欢天喜地地继续投入赌局。

就在小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厅堂里司仪喊了一声：督办下来了！也就是杨宇霆本人下来了，他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让张司令惊讶的场面出现了：所有围桌赌钱的官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肃然而立（请注意，不是半起半坐），其中很多甚至是政府大员，官衔远远超出杨的督办职务！

直到杨宇霆笑着和大家逐一握手寒暄，众人方才落座。

震惊了。

我说的是张司令。

说了几句套话后，他就匆匆离开了。

一个小小的兵工厂督办，竟然比总司令还吃香。他们到底听谁的？东北究竟是谁家之天下？

撤掉他的督办？

有用吗？没用。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众人不是因为他这个督办职位才对他敬畏三分的。换句话说，这个人可怕可恨之处不是那个小小的职务所能容纳得了的。

真是忍不下去了。所有的前尘旧事都一股脑儿涌了上来，它们被统一打上了标签，上面一共八个字：“奸险性成，日甚一日”。

奸臣啊，这样的人不除怎么得了。杀机就在这一刻会聚于心。

但是杀一个人，不等于宰一只鸡，何况是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

万一不成功怎么办，万一引起骚乱如何处理，想想杨宅祝寿那一幕，张司令自己也紧张起来。

万般无奈之下，他作出了一个决定，向死去的老爸学习：赌！

杨宇霆，是生是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他掏出一块银元，当空抛出，心里默念：银元落在正面，最多扣押（反正不能放过），如果落在背面，死路一条。

连抛两次，均为背面着地！

张夫人也在身边陪他搞这种迷信活动。此时提醒他，也许银元背面较重，影响了下落轨迹。

张司令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把默念秩序重新颠倒过来：正面处决，背面扣押。

连抛三次，全部是正面！

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就这样被别人用一种极其荒唐的办法确定下来了。

一生之中，张学良对自己作出的这个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如果我还是当初那个地方部队的长官，即使有“讲武系”与“士官系”的矛盾，即使亦师亦友的郭老师死于你下达的一纸命令，我也绝不会痛下此杀手。但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我现在是东北第一人，这一点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

还是那句话：走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

第14章 鸟尽弓藏

黑白无常已经出来抓人了，蒙在鼓里的老杨却还在不停地为他的少主人热心“张罗”。

对待那个“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杨宇霆的办法向来都是长袖善舞，软硬兼施。可以说，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钻牛角尖的劲头。老张都被炸死了，竟然还对死者生前口头允诺的条件念念不忘。

这些条件之中，有一条是“满蒙新五路”（由日本借款在东北建五条铁路）。

日本顾问来找杨宇霆，问有没有这事，五条铁路还建不建。

杨宇霆马上说，有啊有啊，当然有这事，而且铁路也一定得建。

他当然很清楚，因为他也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但是清楚归清楚，路反正我不想建，激怒你们的傻事我也不干。老杨的策略说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字：拖。两个字：扯皮。

交道打到现在，日本人见了老张老杨这主仆二人都怕了，知道这是俩撒谎不过脑子的家伙。日本顾问怕杨宇霆这回又在玩忽悠，赶紧提出要求：请您好好给少帅说说。

那意思就是你说了还不算，得最高领导认可。

说完了又担心他不敢跟老大提，又补充一句：您这样跟少帅说没关系吧？

杨宇霆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声，随口答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会提出这个建议的。

一转屁股，老杨就喝茶去了：得了您呗，跟我玩，你小子还嫩点。

当然没去跟张学良提什么让日本人修筑五条铁路的建议。

过了几天，日本顾问信心满满地来找张少帅了，唾沫横飞地说了一大通，结果被小张一个“现在全国统一，此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管理”给推掉了。

既然归附了南京政府，打太极就更方便了。

但通过这件事，张学良却对杨宇霆生出了新的看法。因为对方口口声声说老杨支持“满蒙新五路”方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莫非想勾结日方架空我？如此看来，真是死有余辜。

日本人被这么来回一扯皮一忽悠，虽然跑得气喘吁吁，却还是两手空空。说要再不生气不着急，那就变成石头人了。

他们又找到杨宇霆，声称要把当年张作霖答应签“满蒙新五路”的证据公布出来，丢丢中国人的脸。

让你们耍赖皮。

杨宇霆知道，得另想别的招了。他把过去的老部下常荫槐叫来，一起商议对策。

这常荫槐也是个让日本人头疼的狠角色。

此人在张作霖时代同为重臣元老，一直主管东北铁路，易帜后新近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担任总参议时，他经常到总部来办理事务，跟杨在许多观点上都非常接近。

这里得补充一点关于东北铁路的历史。

甲午战争后，输得一干二净的李鸿章痛定思痛，琢磨单挑干不过日本人，便祭起以夷制夷的法宝，千方百计想把俄国拉进来。

老毛子来个正好，心说，你就是不让我来我还想来呢，现在你请我，实在是件巴不得的好事。

它把太平洋舰队开进旅大，并通过李鸿章签订了租地条约，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条横跨东北全境的著名铁路——中东铁路。

按照当初的约定，这条路通车36年后，中国只要给钱，就可以收回去。可要是没钱，对不起，那就好多年后再说吧。

好多年是多少年？

80年！

中东铁路一成，日本很自然地就感受到了威胁：这不等于把欺负中国人变成你老毛子的专利了吗，那怎么成？

一句话不合，一东一西两个狗强盗就这样打了起来。

日俄战争结束，俄国人输了。按照谈判结果，把长春以南的路段，即“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人，而长春以北的路段继续被俄国控制。

以夷制夷，变成了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北夷”、“东夷”一齐登堂入室，后者更成吾国今后40年之难除大患。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看来实在也不咋地。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掌权，又不认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没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杨、常二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索性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东铁路）。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对日本和苏联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阴险的毒招”。两个国家挖空心思想动东北的脑筋，他们能借助的最重要渗透手段就是铁路。

张作霖不怕日本人威胁的撒手锏之一也是拿铁路做文章。

当时由于奉军主力都集中在关内作战，有人担心日本从东北抄后路。老张却镇定自若，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办法——破坏日本人的铁路。

如果日军敢有所动作，首先召集“南满铁路”沿线的各县县长和公安局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把“南满铁路”全给扒了，然后全都埋到地下去，让你临时修路都找不着材料。

没了铁路，日本人在东北就成了只能靠爬行才能前进的东洋龟。然后再派重兵抢占旅大，关门打狗，易如反掌。

按照杨、常的设想，督办公署一成立，整个东北的铁路就都要被东北人自己管起来了。

既然领导机构新建，原来的ISO标准当然全都过期，得重新认证。以后谁要建路，报批；谁要行车，报批；谁要经营，报批。至于批不批，什么时候批，那都是领导商量着办的事，别人管不着。

至于以前张大帅李大帅答应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新培训上岗的公务员，对历史问题，第一不清楚，第二不承认——除非你们有本事把大帅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做证人。

所谓定标准者定天下，一切我们说了算。这样，就算你是外国的孙猴子，也跑不出我们中国如来佛的手掌心。

两人计议已定，不禁拍掌大笑，甚为得意。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来说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东北要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总部秘书长被命令草拟电报，正式公告此事。但是任凭你如何威胁，秘书长都端坐不动，拒绝执笔，最后只得通过其他人方将电报稿拟好发出。

这是一幕巨大的悲剧。一个在无声中足以制约苏日、捆绑其手脚的计划还没露脸就胎死腹中。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英才的毁灭，类似这样深谋远虑的计划将永远没有机会继续出台。

杨宇霆戎马一生，烟酒不沾，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确有宏观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力挽狂澜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前程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是啊，谁让你眼睛不睁大点，找一个好领导呢，须知这也是一种愚蠢。现在引颈就戮，再叹息悔恨也晚了。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安安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

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在东北军历史上，除郭松龄系起兵反叛被杀外，“老虎厅事件”可以说是首开诛杀功臣之先例，自此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大家都希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派系斗争不仅未得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为日后东北军的最终瓦解埋下了伏笔。

“东北易帜”，全国统一，暂时坐定天下的南京政府开始推动“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实际交涉时却困难重重。

原来的条约再不平等，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双方认可的。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个棚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账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第15章 鸟尽弓藏（2）

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事件”的道歉、赔偿、惩凶问题（这个应该算是秋后算账），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急赤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它。双方争吵不休，最后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

接着又跟美、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小鼻子高多了，又见中国统一后比较难搞，所以态度上也诚恳了许多。各国同中国逐一订立“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也只好随大溜。

革命外交算是旗开得胜。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轻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八脑的忽悠。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蒋介石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早在1927年年底，南京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自诩为“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自顾不暇，东北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他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原沙皇政府残余）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

按照柿子要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联试一下身手。

张学良决定去一趟北平（二次北伐后北京已易名北平），最后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听听他老兄的意见——这个“盟哥哥”指的是蒋介石，易帜后两人便桃园结义，成了异姓兄弟。

此时的蒋介石正处于自信心膨胀的阶段。这半年来，仿佛是敬香拜对了菩萨，做什么事都顺。

对外，通过革命外交的方式，拿到了关税自主权，不仅表明各国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而且一下子树立了中央的形象。

对内，也没闲着，施行“削藩策”，先削老李，再削老冯，忙得不亦乐乎。

那个绝顶聪明的东北人杨宇霆不是曾经说过吗，他们这帮人迟早是要自己打起来的。

果然。

战前，所谓中央政府，名为统一全国，实际只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几个省，具体来说就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

这一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最清楚，因为他就只能从这四个省收到钱。其他地方的诸侯都是各收各钱，各支各用，一两银子都不愿多给朝廷。

战后，蒋介石通过斗败李、冯，使南京政府获得了更多省份的实际控制权，也就是说可以在更多的省收税了。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当着张学良的面拍了胸脯：弟弟你大胆往前走，哥哥我做你的坚强后盾。

在诸多列强之中，蒋介石最恨的无疑就是那个被他称为“红色帝国”的苏联。到现在为止，蒋公子（蒋经国）还被斯大林扣在西伯利亚呢。

他支持东北军朝苏联叫板。

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领土权益，那是列宁在世时就信誓旦旦承诺过的。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中东铁路还是被牢牢控制在苏联手里，所谓“共管”，中国人却根本插不上手，使中东铁路沿线俨然成了比租界还要过分的“国中之国”。

老子说过的话，儿子来个装聋作哑，死不承认，也只有苏联人才做得出来。

道理是非在我们这头，所以一定要斗争到底。

蒋介石还帮小弟分析，现在西方列强都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它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自然绝无好感。东北一旦和苏联闹起来，西方人该帮谁呢？当然是帮我们呀。

事情真闹大了也不要怕。哥哥我现在后方稳定，如果需要，可以随时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就算老毛子是只真老虎，咱也能在它身上扒层虎皮下来做斗篷。

蒋介石当场表态：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200万元军费。反正绝不让你老弟一个人在那里苦撑苦熬。

说的人信口开河，听的人却门清得很。那“200万元军费”现在就要，至于“出兵十万”以后再说也不迟，我们东北军暂时还搞得定。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中央派兵到自己区域里来，管你说得怎么天花乱坠，什么抗日抗苏剿共，都不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乘机来“削藩”的呢？这跟有没有觉悟、爱不爱国可全不搭界。

有了蒋介石的承诺，张少帅的气壮了。回到沈阳，马上加紧部署。

一出手就很漂亮，不仅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管理权，还把铁路管理局的苏方正副局长都抓了起来。

出乎中方意料，事发后国际舆论都站在了苏联一边：各国在华权益那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本来大家好说好商量，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

苏联政府这下来了劲，趁势顺竿爬，以受害人的姿态作出一系列激烈反应：断交，抓人（中国侨商），扣船（中国商船），派兵。中苏边境一时乌云密布。

对于东北方面来说，搞爱国运动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遗憾的是却没军事准备——没想到看似病歪歪的苏联也敢动武。

大兵压境，少帅犹豫了：既然没准备，那就先往后面退退吧。

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想退很难。

什么叫骑虎难下，现在就是。从东北方面对苏联展开行动以来，各地的示威声援游行那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中央政府方面也一样，除了外交部力挺以外，连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都坐不住了，亲自站到台前发表了正气凛然、毫不退让的对苏宣言。

亲友团、粉丝团，领导、群众，一个不落，该来的都来了。事到如今，进退就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面子问题了。

大家站在后面已经鼓了半天掌，手都拍红了，嗓子都喊哑了，你忽然要一个人从擂台赛上跳下来，想雷死人是不是？

更何况，每个稍知国情的人都清楚，当时除了中央军外，能跟洋人单挑的，舍东北军其谁？

号称全国最精锐最有实力的地方部队，40万武装，海陆空齐全，飞机、大炮、军舰无所不有，如此的军事配备，已接近准现代化水准，就连中央军都要让你三分。

打架有条件啊，兄弟，这种时候是爷们儿的就不能皱眉。

在苏联频繁挑起边境冲突的前提下，中国不得不首先宣战，由所谓“中东路事件”直接引发的中苏同江之战开始了。

事实证明，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象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要说清楚这一点，还得提到当年的日俄战争。

历史上的日俄战争与甲午战争不同，甲午战争的失败者中国是完败，日俄战争的战胜者日本却并非完胜。

真实的情况是，日本虽然取得了战争前期的胜利，最后却是它自己先支撑不下去，巴不得和俄国人签协议谈合作。

甲午战争，大清的北洋舰队和陆军主力几乎是全军覆没，老本输了个精光。俄国人的情形则完全两样，虽然远东部队打完了，欧洲那边的一大半精锐还没上呢。

日本人认为自己打了这老半天，累得吐血，老毛子怎么也得掏点银子出来慰劳慰劳。没想到俄国沙皇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死活一个子儿不掏，逼急了甚至不惜砸锅卖铁，舍了老家不要，宁愿带欧洲兵到东方来再跟东洋人死磕一回。日本为了日俄战争，就差跟黑社会借高利贷了，一看对方这么强硬，马上软了下来。

所以说，即使在乱哄哄的沙俄时代，俄国军队也并不一定弱于日本。要命的是现在的苏联比当年的俄国还要凶猛，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其军事力量早非吴下阿蒙。

这种犹如吃了壮骨粉一般神速的进步，是外人甚至包括那些所谓的“俄国通”和亡命在外、对本国国情已然生疏的白俄所不了解的。

显然，大家都被误导了。

第16章 大败局

让我们再回到同江战场。

两个出场队员：中方是东北军，苏方是远东红军。

先晒晒东北军这边。

武器装备上，东北军虽然在国内地方军中已是首屈一指，但明显弱于苏联红军，重炮、飞机、军舰这些特种部队更无法与苏军相比。

当然，东北军的短板并不全在物，更多的还在于人。

人其实不少。在东北少帅张学良发布对苏作战动员令后，东北军一线兵力迅速增至十余万，而远东红军能集中的兵力仅为四万（最多时也只有八万）。二比一，论总体数量，中方占有一定优势。

可是如果比兵员质量，差距就很明显了。

东北军的前身奉军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是“整军经武”。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东北军还是停留在当年的水平，甚至退步了。

尽管如此，东北军在同江之战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算，哪怕是打成平局也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个好的带兵之将的话。

然而没有。上苍仿佛不再眷顾东北军，天空将星暗淡，郭松龄走了，杨宇霆完了，最善统兵的大将一个不剩。

于是，前方督战并协调全局的便成了我们熟悉的老实人：东北军副司令张作相。

张作相确实是个无可挑剔的好人，但他绝不是一个能人，更不是一个在危难局面下可以独撑大局的将帅之才。

威势可禁暴，德厚不足以治乱也。

——《韩非子》

也罢，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只能如此了。先打起来再说。

一开始双方互有攻守，有赢有输，东北军并不总是吃亏，红军也不老是占便宜。

在一些局部战场，中方还组织了俄式伪军，把那些逃到东北来的白俄部队重新武装起来，鼓动他们披挂上阵。

你们不是要打回家乡去吗，现在给你们机会，上吧。

虽然是俄国人打苏联人，但东北“还乡团”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出于“阶级仇恨”，打起对面的同胞兄弟来毫不手软，把苏联红军气得嗷嗷乱叫。

战场形势一僵住，中苏就谈判，谈判了仗还在打，就这样边谈边打，边打边谈。

东北军的前方似乎隐隐约约出现了一线胜利的曙光。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在前方冲突不断加剧的紧张时刻，一个走路姿态极其古怪、左右摇摆的苏联将军被从乌克兰军区紧急调往远东。

这个人之所以行走姿势古怪，是因为只有这样，才没有人能看出他其实是一个残疾人士。

当年从军打仗时，他的腿部曾受过枪伤，手术治疗后，变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传统武侠小说中一般称这样的人为“怪侠”，武功属于莫测高深的那一种。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发出一项指令：布留赫尔（中国名加伦），调任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

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可参考另一个名字——苏联卫国战争第一名将朱可夫。此君擅长于大兵团作战，指挥过的战役可列出长长一串：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战役、第聂伯会战、柏林战役……

加伦是朱可夫的老师。

除了军事是其特长外，我们还要把一个很多外国人都获得过的终生荣誉授予他。那就是：中国通。

北伐时，他曾任广州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并参与创建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就是这位老兄作为新理念首次引进中国的。

虽然现在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说句公道话，当初人家为了中国革命确实也没少出力。

那时，为了避嫌，苏联被派到中国来帮助革命的顾问都自称是“退役失业者”，然后被广州政府以个人身份聘用（以后千万不能相信顾问是失业者返聘这样的鬼话）。加伦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远东红军都是他一手创建的，一个声名赫赫的军区司令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当个小小的参谋，不要名，不计利，无论如何还是需要点国际主义献身精神的。

作为黄埔军校的老同事，加伦和蒋介石曾经关系不错。虽然出身苏维埃，但加伦身上职业军人的味道很浓，这也是蒋介石最欣赏他的地方。

国共分裂后，苏联顾问全被解雇了。蒋介石对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一肚子不满，甚至加以通缉，对加伦却很念旧情，表示一定要给加伦搞个欢送仪式。

人家加伦好歹也是布尔什维克，虽然不是十分热衷于政治，但“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还是拎得清的。哪里还敢再跟蒋校长套什么近乎，赶快化装成外轮水手，秘密潜回苏联。

回国后加伦就闲了下来，基本处于长期养病的状态，直到这次奉命参战。

听说被称为“远东军魂”的老祖师爷爷到位，远东红军顿时精神大振。

作为朱可夫的老师，加伦深谙作战之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这个“一指”指的是驻在松花江的东北海军。

如果说东北陆军还占有数量优势的话，海军则连这个优势也不存在。

东北江防舰队对外号称拥有八艘炮舰，但实际只有三艘是原装货。

最大的旗舰“江亨”号是日本产品，其他两艘（“利捷”、“利绥”）是德国造，而且来历颇具传奇色彩，竟然还是一战时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缴获的战利品（以此证明中国在一战时是卖了点力气的，对协约国胜利也是有贡献的）。如果说“江亨”还算上得了台面，另外那两个兄弟就纯属凑合型，实际火力很差，平时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吓吓海盗。

除了这三个宝贝之外，其他乱七八糟的所谓“舰”都是商船改装的水货，真打起仗来只能做做别人的活动靶子。

但就这样的烂部队，竟然可以在全国排到第二位（第一位是闽系为主的中央海军）。

民国时的中国海军质量就是如此。比之于上榜的，没上榜的更让人长见识，比如说四川，虽说是个纯内陆省份，竟然也有一支“海军”编制。

该“海军”的“军舰”只有一艘——一艘民用小轮船。

按照传说中对海军的认识，创建者为这艘小轮船做了一番精心装修：焊上铁板做铁甲，装上小炮做武器。

唯一的缺憾就是打炮时有些麻烦。由于吨位小，马力弱，打完一炮，船就要往后退一截，打完两炮退两截，三炮过后估计就要撞江岸，翻船了！

忽视海军，这是国防上一个不容原谅的错误，但又是当时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下的必然产物——打内战时，毕竟海军派得上用场的情况少，连空军的作用都比海军大。

海军是东北军的弱项，却是苏方的强项。

与“全国第二大地方海军”比起来，对手苏联黑龙江舰队简直就是霸王龙。该舰队最强的称为“暴风级”浅水重炮舰就有四艘，战斗力比东北海军的旗舰“江亨”号还高一个档次。

以己之长击人所短，驻防同江城的东北海军便成了加伦要打击的首要目标。

在三江口前线（同江城位于黑龙江、松花江与乌苏里江的汇合处，故又名三江口），苏联黑龙江舰队紧紧盯着对手，但并未立即发起进攻。

受到东北军援助的白俄“还乡团”、“游击队”，不断对苏联的军事目标进行袭扰。得到报告后，苏军参谋们都主张尽快让海军发动攻击，以便占领东北军据守的同江城，将防守部队和“俄奸”们一网打尽。

加伦仍然不为所动。

他只是命令舰队用炮火隔岸轰击这些白俄武装，但也只是点到为止，把他们赶出苏联境内算数。

对距离很近的东北江防舰队，他什么命令和动作都没有，似乎当它们不存在。

不是不打，而是等待，等待那个出击的最佳时机。

三国名将陆逊面对蜀军的谩骂，坚忍数月拒不出战，结果以逸待劳，一出手就火烧对方八百里连营。

高手与菜鸟的区别之一，就是高手往往只需要一招，就能完成菜鸟无数招都无法完成的任务。

两个多月的冷静对峙，终于使起先紧张万分、严阵以待的江防舰队开始出现松动。

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本来也是个精明人，素有“能将”之称。但在加伦有意无意布置的迷魂阵面前，同样出现了错误判断。

他认为，白俄部队的游击战术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苏联人现在被游击战搞得昏头涨脑，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抽不出力量对东北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基于这个判断，在苏联黑龙江舰队仍然环伺三江口的情况下，他竟然带着舰队长临时离开同江前线到哈尔滨开会去了。

领导不但走了，还留下昏招：命令将海军陆战队削减为一个大队，那个最能打的“江亨”号离队休整，德国造的破舰之一“利捷”号代为旗舰。

布防全乱了。

这就是加伦需要的那个时机。

此时，整个西伯利亚已集结苏联陆海空军八万多人，后勤方面也做好充足准备，特别是解决了最重要的防寒问题，官兵都穿上了防寒服，作战时部队还配有面包车和烧水车，可对前线供应热食。

与此同时，中苏政治谈判完全破裂。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加伦在地图上轻轻一点，完成致命一击。

1929年10月12日，作为中苏之战关键战役的三江口海战揭幕，甲午海战后中外首次水上大型作战开始了。

是役，苏联黑龙江舰队只投入了三艘浅水重炮舰参战，在自己损失不大的前提下，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宣布game over了。

江防舰队中唯一发挥了一点作用，因此也特别值得说一说的，是一艘堪称水货中的水货（又称水货极品）的战船——“东乙”号。

战前，沈鸿烈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两门大口径海军炮，但因为已有军舰吨位不够，炮装不上去。本着勤俭节约、不能浪费每一门大炮的思想，沈司令四处打听，竟然给他找到了一艘报废的商用驳船，一量尺寸，正好合适，就把炮装了上去，并取名“东乙”号。

装了两门大炮的“东乙”号果然威风凛凛，让人看了好生欢喜。不过这艘“军舰”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缺陷：没有动力！

和残疾人没两样，你不扶或不拉上一把，它就一点都不能动弹。

第17章 大败局（2）

也不能怪人家。本来就退休了，硬被你生拉死拽拖过来，还转了行，现在又要它每天跟你跑一千米，神仙也没这本事。

要说沈司令这“能将”之名真不是盖的。他又去找了一个在舰队中纯属凑凑份子的水货战舰“江安”号出来，免了它胡乱放炮的义务，另赋一项特殊使命：做小保姆，负责带“东乙”号玩儿。

平时其他舰在江面上掠敌布阵。“东乙”号就作为流动水炮台，由“江安”号拖带着，悄悄地躲在江口附近的沼泽区内。

“东乙”号别的不行，要它一动不动倒是没问题。苏联飞机每天飞过江面侦察，愣是从来没发现过这里还藏着一小个子杀手。

水战刚刚开始。树大招风的代旗舰“利捷”就挨了当头一棒，受伤后无法实施有效还击。随后，“利绥”号也失去了还手之力，只能匆匆撤离。剩下的小喽啰们更是乱成一团，没有半点招架之功。

这时候，“东乙”号勇敢地站了出来，当然是被“江安”号拉出来的。

苏联战舰正打得起劲，猛不丁地发现身边突然冒出了一艘块头不大的敌舰，吓了一跳。仔细一看，从它后面又变戏法一样跑出来一艘更小的，变成了两艘。更奇怪的是，两艘舰竟然还连在一起，哥哥带弟弟，颇像幼稚园里玩家家的样子。搞什么名堂！

大家原来只注意前面那个哥哥，提防着它开炮攻击，没想到首先开炮的不是它，而是后面那个小弟弟。

你还别看不起人。小归小，战斗机。

猝不及防之下，好几只苏舰都遭了“东乙”的暗算，赶紧四处躲避。

“东乙”号已经在角落里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苏联黑龙江舰队里最嚣张的就是旗舰“斯维尔德洛夫”号，马上紧盯着狠“咬”了起来。

大块头的老毛子旗舰急了，也赶紧起身还击。

但是大的打不到小的，小的却能轻而易举打到大的。

“东乙”号原来就不是专用的军用舰，船体又矮又小。那时带GPS功能的定向导弹还没发明，炮弹不会拐弯，重炮舰发出的炮弹就跟打苍蝇、蚊子一样，找不到目标，都直直地飞到江里去了。

相反，“斯维尔德洛夫”就比较好找了，只要不被它先打着，闭着眼睛都能对准靶子，一打一个准。

沈司令临时弄来的那两门大口径海军炮关键时候也真争气，抓住机会朝着苏联的重炮舰一个劲儿猛轰，由始至终都没出什么故障。苏联舰打不着对手，只好强装“苏坚强”，抱着脑袋硬挨。幸亏它皮坚甲厚，虽然上下左右都挨了一通打，但是关键部位都还能挺住，没有致残后沉到江底去。

但是船上的水兵就没这么幸运了。炮弹落在甲板上，往往非死即伤，有一个炮塔的炮手差不多被炸光，就剩下了一个光杆的军士长。

旗舰都如此狼狈，其他舰只就不得不重视这个从天而降的小个子了。于是，所有重炮舰都围过来，集中对付“东乙”。

没想到“东乙”号泥鳅一样，这边一蹿，那边一跳，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耍的是一套正宗的中国迷踪拳，一群老毛子的西洋组合拳硬是奈何它不得。

不过很快，“东乙”的破绽还是被团团包围的苏联军舰找到了。

那就是“东乙”自己没有动力，得靠“江安”拖带。

凌厉的炮火立刻集中在“江安”上。可怜的“江安”当即被炸成两截。

失去“江安”，“东乙”无法动弹，也就无法独存。在船体被炸坏、火炮被击毁的情况下，只好自沉。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甲午战争中，邓世昌的致远舰也是勉力支撑，血战到底。

一样的英勇无畏，一样的义无反顾，一样的壮烈千秋！

同江一战，驻防三江口的东北海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几乎的意思是，休整的“江亨”、逃出的“利绥”总算活了下来。

但是也没能安生多久。在后来的富锦水战中，两艘幸存舰又先后被苏联黑龙江舰队击成重伤，被迫自沉。

终于，没有几乎了。

东北海军全军覆没，遭受了与当初北洋海军一样的命运。

35年前（甲午战争），海上的月亮应该也是昏黄而伤感的吧。

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海战惨败，陆战也没好多少。

前线作战不力，战场指挥官向张作相告急，要求紧急派兵增援。作为三军统帅，张作相此时却还在要不要与苏联决一死战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不敢放手一搏，因此迟迟不能调兵北上。

担负黑龙江守备任务的两个主力旅孤军奋战，命运惨烈：韩光第的第17旅整建制被消灭，梁忠甲第15旅则被包围，几次突围未成，被迫投降。守军被俘者，达上万人之多。

作为胜利者的加伦这回做了一件与他的身份极不匹配的缺德事，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争俘虏的规定，将这上万名俘虏都送往条件极其恶劣的矿山做苦工，直到年底才遣返。

两国交战，互有胜败本是常事，但作为一代名将，加伦开了一个相当恶劣的先例。

16年后，二战结束，斯大林违反波茨坦公告，扣留日军战俘60万人，强迫其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达十余年之久。

所以有人说，加伦的决定，很可能出自斯大林的暗示。

但不管怎样，加伦本人难辞其咎。

在后来苏联“大肃反”运动中，被指控为“反苏间谍”的加伦死得很惨，据说连眼珠子都被打得滚了出来。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随着苏军向东北境内不断推进，张学良都急得快要向南京发SOS了，但南京政府仍然希望他继续予以抵抗。

继续抵抗，本钱还是有的，东北军此时尚有几十万精锐，豁出去，破罐子破摔跟老毛子干一仗也不是完全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其实当时斯大林也怕就此被东北军拖住，胜负且不论，对苏联国内的经济复苏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拖累和负担。他的策略一言以蔽之：苏军不能在东北打持久战，只能打一下就回去，然后再过来接着打，总之以打促谈，见好就收。

如果苏联真能赢得那么轻松，加伦回国后也就不会被捧为英雄，并凭“战功”成为恢复军衔制后的苏联五大元帅之首了。

可是张学良早就没有凭东北军一己之力抵抗到底的勇气了。

他认为南京政府应该为东北军的失败买单：起先叫我们打，后来又什么都不管，现在不行了，又不让我们和。这叫什么事啊。

显然，东北少帅已经不准备打下去了，他要的是赶快“和”。

在没有通知南京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东北方面派出代表与苏联谈判，并签订了《伯力协定》。

按照《伯力协定》，东北又恢复到了中苏冲突以前的状态。中东铁路依旧为“中苏合办”（实际仍由苏联单独控制），以此换取苏军撤兵。

但在协定之外，中国版图上的一块鸡冠却不翼而飞。这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水上关隘”黑瞎子岛。苏军来了个不声不响，长期赖着不走。直到79年后，经过两国重新谈判，才以拿回一半土地而告终。

消息传入关内，南京国民政府大为震惊。因为所谓的“中苏谈判”，中央根本就不知晓，也无从介入。

在历史上，《伯力协定》不仅是一个不平等草约（还算不上条约），而且是完全无效的。参加谈判的东北代表未获本国政府的正式授权，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力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

换言之，《伯力协定》无最起码的法律依据。

南京政府随后发表声明，对《伯力协定》不予承认，同时对东北参与谈判的代表全部作出免职处分。

蒋介石也很生气。不过鉴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东北军政高层怨气很大，且当时处境也确实艰难，他也不便在这件事上过分予以指责。

他本人，对《伯力协定》则是一百个不承认。

据说，当时曾有人建议他，索性承认算了，反正承认与否，也挡不住老毛子实际对中东铁路的控制。再说还可以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让斯大林把他的儿子蒋经国放回国内，但这一建议被蒋介石断然拒绝。

其后，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中苏双方就中东铁路问题举行过无数次谈判和协商，却始终未取得任何积极进展。首要的分歧就是，苏联要中国承认《伯力协定》，可中国这方面打死不认。

名分二字，岂是可以轻易给你的。

中国人对别人的评价，历来是：有了功劳奖励功劳，没有功劳奖励苦劳，反正不能亏待了每一个出过力的同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蒋介石还算是对得起弟兄们，第二年就授予张少帅等东北军政要人以青天白日勋章，用来奖励他们的“苦劳”。

但几个青天白日勋章并不能掩盖此时东北的全面颓势。

十多万兵力，近千万的军费投入，换来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败局。曾被全国人民一致看好的东北军，虚弱不堪的内囊一下子全露了出来。

又想起了东北“小诸葛”杨宇霆在世时对解决东北问题的看法。

他说过，中东铁路及与日苏在“东北权益”之争相当复杂，需要软硬兼施，巧妙应对。

他说过，日本和苏联始终是一对矛盾，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相互牵制、为我所用的效果。

他说过，要卧薪尝胆，居安思危，徐图自强，这样东北无论是和是战，都有了强大后盾。

那种打着爱国旗号，一味蛮干的愤青做法只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大的困境。

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

偌大东北，本应人才济济，有识之士遍于朝野，然而竟无一人能站出来对当局的鲁莽举动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大胆直谏，从始至终，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可用之才，可以力挽狂澜，拯救危局。

当年的“老虎厅事件”留给东北的最大“遗产”之一，就是万马齐喑，英才束手。

悲哉东北军，哀哉杨宇霆。

千年之前，有一个人失魂落魄地爬上了空荡荡的高楼。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吟罢，泪流满面。

此人后来也一样没能逃脱杀身之祸。这就是无望的宿命。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用等到“九一八”，东北的气运已经快到头了。

第18章 不眠之夜

中苏同江之战结束后，关内紧接着就爆发了中原大战。

以前蒋介石是一双拳头斗俩（李宗仁、冯玉祥），现在则是敌四（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眼看着越来越吃力。

在最关键的时候，张学良选择了同自己的盟哥哥站在一边儿。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表示将派兵进行武装调停。

听起来好像是劝和，但胳膊肘明摆着就是向蒋介石那边拐的。

十万东北军主力入关，在华北的冯玉祥、阎锡山腹背受敌，立刻被打瘫下去。他们一瘫，蒋介石就成了逐鹿中原的霸主。

人生的故事就是在恩怨情仇中不停打转。这些人都曾义结金兰，然后又一个个成为死敌，最后，蒋介石和张学良，这对最晚出炉的盟兄弟终于赢了，可惜是在内战中。

对外，其实没有一个不是输家。经过大规模内战，参战各方均“杀伤甚惨”，原有老兵几乎换了一茬，而张学良移兵关内，更为外人觊觎东北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此时，如果还有一个真正的赢家的话，倒不如说是隔海相望的日本。

时局如棋，当中国这个棋手精神和体力分散的时候，它的对手则已经悄悄把东北一角的棋子围了起来。

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一场地震式的变故即将到来，因为它的出现，从此之后华夏将再无宁日。

还记得“皇姑屯事件”的总策划兼制片人河本先生吗（关东军司令村冈只能算是出资炫）？

当初对河本的处理决定是退出现役。军部开出罚单说穿了都是给外面人看的，对关东军高级参谋能以一己之力在东北弄成这么大的动静其实很是欣赏。在他即将被迫脱下军装的时候，上面便派人来问：河本君之后，谁可继之者？

那意思就是问，你走之后，还有谁能够像你一样善于捣乱？

河本推荐了两个人，都是他的陆大新同学：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

除了土肥原，所谓的“关东军三杰”现在一齐登场亮相了。

查一下个人履历，土肥原、河本、板垣、石原都是陆大校友，高考经历几乎一模一样，都经历了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这三级跳阶段。有趣的是，四个人的毕业届数（陆大）也呈梯次递增，中间都跳开两级，从土肥原开始，分别是陆大24期、26期、28期、30期。

我早就说过，日本在克隆人方面是有一套的。

前三个人都可以算是那个时代日本军官的典型代表，狂妄、嚣张、自以为是、急功近利，满脑子都是冲动，根本不顾及后果。土肥原因为对兼职特务“情有所钟”，所以还经常装装斯文，但他本人除了喜欢煸风点火，做“土匪的源头”外，并没有任何能上得了台面的独立思想，对侵华这档子经国大业更谈不上有什么远见卓识。

但是石原是个例外。如果说日本的克隆人生产线偶尔也会出点毛病的话，石原算是一个。

准确地说，石原莞尔是日本军人中百年一遇的奇才和怪才。

举凡指望大才出世，就和想培育奇花异葩一样，除了靠老天爷帮忙外，还需要有适合其成长的土壤、环境和条件。但在东瀛军界，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具备。

有人说，高考制度真正危害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

本人深以为然。

同高考相似，日本军官的培养教育体系基本上是全封闭式的，而且更加唯分数论，在校分数甚至可以随你一生一世。

一个有志从军的日本人，从小就必须寄宿，上军事小学“陆军幼年学校”，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门心思就是死读书，读完书后再励志，一个比一个口气大，都嚷嚷着要把中国这些“东亚病夫”怎么样怎么样。

至于政治经济外交，国内国际国外，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学习，基本上是一窍不通。除了军事以外的课程，学生不想学，老师也不愿教，教学要求、考试科目里更没这一项，导致军校学生出来后都是两眼一抹黑，除了打仗什么也不懂。像土肥原，看似知识还算渊博，其实都不是学校里学的，是由于特务行当的职业需要，后期自己恶补的，因此纯属七拼八凑，用来吹牛侃大山还能骗骗人，真正的学问就别指望了。

当时中国留学东瀛的最高境界就是考取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的人，平时都是两只鼻孔朝着天走路的（东北军还专门出了个“士官系”，优秀程度参见杨宇霆杨先生）。其实这只能说是日本军校中的高中，离大学还差得很远。日本军校生的终极目标是陆军大学。这个陆军大学的门槛离地三尺三，如果不是士官学校的优等生，你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考上了。当然要求的分数也是异乎寻常地高。

在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中生存下来的人，全面发展根本谈不上，畸形发展还差不多。加上日本人性格本身就拘谨刻板，你要克隆型的军事干部那是一抓一大把，如果想找几个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奇才怪才，那就几乎等同于天方夜谭了。

不过我说的是几乎。

在寸草难生的沙漠里，有时还会找到几棵千年不倒的胡杨树呢，所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奇迹总是偶尔会出现的。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明石元二郎。

作为陆大第五期毕业生，他是土肥原们的前辈。与后来的“杰出成就”相比，其实他的在校成绩（指陆大）并不算太好。不过考陆大也跟考我们国内的大学一样，考前条件苛刻，进了门就是自家人了，并不用担心因为门门飘红而被学校退学。

除了成绩不好外，此人还奇懒无比，在这方面简直堪称一绝。他一不爱洗澡，二不爱换衣，身上经年累月散发着特殊的味道，属于生人勿近的类型。据说有一次上级找他谈话，领导谈着谈着，一低头，忽然发现自己的鞋子潮了，还有着一股骚味儿。再仔细一看，竟是从明石君的裤裆里飞溅出来的！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位邋遢大王对此不仅脸不红来心不跳，而且还保持了完全泰然自若的态度，称自己当时的确感到内急，但因为谈话过于投入，所以不想去上厕所，就一边说话一边尿出来了。

与明石相比，那些不小心尿了床还会脸红的小朋友简直就太文明了。

但事实证明，明石确实是特务领域的一个天才。

在明石之后20年，日本陆军大学终于又出了一个纯军事作战领域的天才。

这个人就是石原莞尔。

像明石一样，石原也做到了“不拘小节”，坚决贯彻了这种不爱洗澡、不修边幅的怪人传统。

怪人才有怪才，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明石不一样的是，在邋遢这种行为艺术的圈子里，石原表现出了更大的创造性。

不洗澡就会浑身长满虱子，这几乎是一定的。别人身上生了虱子，都会恼羞成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石原则不然，他不杀虱子。

当然，从小就在军人窝里长大的石原既无妇人之仁，也不是动物保护组织的成员。他留下虱子只是因为他想出了新的乐子。

这位老兄把抓来的虱子都编了号，喊一声：预备，跑。

然后看哪只虱子领先，哪只虱子落后，奖优罚劣，十分过瘾。

你还别说，这种变态游戏围观的人还挺多。到后来索性开了赌场，大家按号下注，弄得就跟香港人赌马一样热闹。

绘图历来是军校的一门基本功课。就好像《炫间正道是沧桑》里面的“孙红雷”就是靠一手绘图手艺考上黄埔军校，并受到教官赏识的。

日本的大小军校也是如此，每周都会要求学生交来绘图作业，允许自由命题。可是有一天军校教官却被一张“自由命题”的绘图给彻底雷倒了。

其实也没画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字说明，看上去就是一根很普通的小棒槌。

题目：我的宝贝。

作者：石原莞尔。

地点：厕所。

时间：某月某日。

原来是石原君自画的宝贝鸡鸡！

基本写实，也许还有一点点夸张。

从此大家便送了石原一个名字：七号。

不解释，你还以为这是搞潜伏的特务代号。其实它指的是日本一家医院的第七号楼，里面住的都是精神病人。大家认为那里特别适合石原去居住。

画图能画到进精神病院的伟大境界，也算古今第一人了。

生活上一塌糊涂，学习上也并不用功，别人都在拼着命读书，唯独这哥们儿不当一回事。平时除了捉虱子玩，画自己小鸡鸡外，最大的兴趣就是看闲书。

前面讲过了，日本军校最看重分数，考试压力非常之大，加上功课又多，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挤时间去看军事以外的书。石原则不一样，他的阅读范围很广，人文地理什么书都涉猎，而且还颇有心得，这也许就是他后来有能力搞“理论研究”的基础。

第19章 不眠之夜（2）

饶是如此，那些比他用功十倍还不止的同学还是考不过他，每次“七号”都是名列前茅。

所谓怪才，通常都是指这样一类人：神经兮兮，但脑子都特别好使，好像被外星人点过穴位一样。

明石这样，石原也是如此。两个精神病似乎不费什么吹灰之力，都先后考上了正常人挤破脑袋也挤不进去的日本陆军大学。

在当年的校园里，石原君是很有些名气的。

进了陆大，就等于进了高级军官的保险箱，出去混好了都是将军，再差也能弄个大佐当当，所以人人都架势十足，走到哪儿都爱在腰间挎把刀显摆显摆。

其中最拉风的竟然是连穿件衣服都不成体统的石原。

因为他那把刀实在太牛了。就长度而言，比别人的刀都长出那么一截，能一直拖到地上，属于倭刀之加长版，走到哪儿都有人追着看。

石原毕业时还得到了另一把更牛的刀。

这就是天皇御赐宝刀。

在陆大，把毕业成绩进入前六名的称为“军刀组”，不仅会得到天皇亲赐的军刀，还可以出国留学。到后期，日本陆军高层几乎被“军刀组”给完全垄断了。那个“皇姑屯事件”后被转入预备役的村冈就曾经是“军刀组”的一员。

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军刀组”是飞黄腾达的代名词，一众人等都是坐着火箭往上升的。

但石原是怪才，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所以不在此例。

由于他很早开始就恶名远扬，所以连机关也没能进得去。军部打发他到中国内地，去经历每一个“中国通”都走过的路，也就是“旅游”兼偷画地图。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今后的“黄金档案”——陆大往届生、顶头上司板垣征四郎。

到关东军任职前，石原已经充分享受了一下“军刀组”特殊的出国待遇，到德国去逛了一圈回来，此时正在陆大当教官。

河本选择石原来完成他在东北的“未竟事业”是很有些眼光的。

因为怪才石原莞尔不仅具有同样的疯狂凶悍，更重要的，他还是日军中极少数能把侵华战略讲得头头是道的“思想者”。

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连他们的洋老师、陆军大学的德国教官对这部皇皇巨著都讳莫如深。

大概此书也的确深奥，快赶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水平了，后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样寥寥无几。

但是石原超越了他的祖师爷，把一部《战争论》硬给啃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有所发展，拿出了一个最新理论成果，即“最终战争论”。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像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预言家查拉斯图拉一样，石原也给日本算了一卦。

他说今后日本和美国迟早要打一场“最终的战争”（倒还是蛮准的）。

要打的话，日本在战略上非常吃亏，主要是国土无纵深，又缺乏战略资源（后来也应验了）。

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缺德结论就这样被推导了出来）。

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起诉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折作为证据提出犯罪指控。

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全文很长，有四万多字，但被人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二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田中奏折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一直说它是伪书。

从田中当政时推行的政策来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确疑点很多。因为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有个名堂，叫做积极外交。

所谓积极外交，就是依靠奉系军阀首领来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虽然一样是打坏主意，但它与“征服满蒙”毕竟还是两码事。

其实田中奏折的大部分理论观点，都来自于“最终战争论”。

石原的理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思想。

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两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儿一把大的，把“满蒙”一口吞下。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

他又一次作出预言。

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

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石原比河本们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狂妄，而且冷静，不是一般的冷静，而是超常的冷静。

一个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石原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

一圈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出手机会。

这时候，被石原称为“用竹刀就能对付”的张学良在哪里呢？

他在北平。

因为参与中原大战，张少帅在东北之外又获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拥有地盘之多，几与南京政府相当，国内没有一个地方诸侯能与之相提并论。

渐渐地，他似乎已淡忘了身后那个长满大豆和高粱的地方，那个父辈基业之所在。

其实那两年东北的事情特别多，而且大多跟日本人的挑衅有关，在朝鲜甚至爆发了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可是这些都没能引起张学良的足够重视。

为了打击反叛的石友三，他再次抽调八万东北军主力入关，这些精锐部队在平叛之后，都再未返回东北。

东北已经危机四伏，他却听不见，也看不到。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没有谁可以真正高枕无忧。石原终于把“竹刀”磨好了。

最初他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嫁祸于人。

时间本来定在9月28日，因为消息不慎被政府（日本政府）所察觉，只得提前10天，改为9月18日。

关东军这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那边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日本人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也被中国方面捕捉到了。

但从事后的反应来看，东北当局在防范上显然又是严重不足的。莫非他们以为身边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 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你却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单的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53张之多，少说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50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作出任何防范动作。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至于东北军为什么在事变前防备如此松懈（容忍和防备应该是两码事情），真实的想法和原因就只能问他们自己了。

第20章 不可思议的战争

日本的冒险家们正在行动。

石原莞尔待在旅顺，坐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后者当时外出，对整个行动计划尚不知情。

板垣则坐镇沈阳特务机关办公楼，统一指挥攻击行动。

9月18日晚的东北：今夜，将注定无人能够入眠。

时间是深夜10点。川岛中队在柳条湖铁路段实施爆破。

要搞爆破，这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那段铁路属于日本自己所有。

炸自己家的铁路固然心疼，但最重要的是还不能出事故，万一铁轨坏了，列车也上了天，那边北大营却没能攻下来，这就真成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因此，事前石原专门请了爆破专家进行精确测算。

先算出一个安全长度，大概一米半长，然后又规定了炸药数量。

在“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光炸药就倒腾了120公斤，要用30个大麻袋装。

现在的黄色炸药一共用了42包。

别看数量不少，其实并不多，因为都是小包。

42包是有讲究的，少一包炸不了铁轨，多一包得翻车。

它要求达到的最终效果是：铁轨虽然炸断了，但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够安然无恙，就算暂时晃那么一晃，通过绝对没有问题。

你别说，搞到这么精确，还真得找个专家才行。

为了使效果看起来更逼真，他们把炸药埋在土里，这样一旦爆炸，就可以制造出烟尘弥漫的景象。

由于投资少了，再怎么折腾，跟炸张作霖列车时的壮观场面还是不能比。好在也不是给别人看，自己知道就行了。

铁轨总算是炸了。

没等鼓掌庆祝，就发生了一件让他们心跳不止的事。

早不来，晚不来，一列自长春开出的列车呼啸着来了，经过爆炸地点时还特地歪了那么一下下。

这些家伙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

幸好，过了。

列车没事。

川岛中队怪叫着向北大营冲去。

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连，一共105人，比水浒的108将还少3个，而且这个中队属于守备队，并非关东军的正规部队。

北大营里驻扎的，是王以哲第7旅。

这个旅有一万多人，步枪、机枪、大炮样样齐备，属于东北军的“王牌部队”。

100比1。就算不是精锐，不是“王牌”，围成一圈，踩也能把你给踩死。

账谁都会算。显然，日军105将完全是抱着必死决心往里面闯的。悲观一点的，恐怕连遗嘱都准备好了。

抛开立场，我觉得这105将无论如何都算是好汉。明知必死，还要飞蛾扑火，那真是需要一点不把自己当人，只当炮灰的决心和勇气的。

可是等他们闭着眼睛冲进去的时候，一睁眼，才发现情况大出预料之外。

那一万多人不是准备和他们拼杀的勇士，倒像是一万多头待宰的羔羊。

天照大神啊，是你在保佑我们吗？

接下来便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

一百多人追杀一万多人，而且追得荡气回肠，毫无顾忌。

都是军人，还号称“王牌”，对方不过是看看铁路的守备队，当兵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军那里没人指挥。

此时，北大营的最高军事长官、第7旅旅长王以哲，竟然不在营内。

哪里去了？

既非开会，也不是汇报工作，而是找乐子去了。

旅长不在，不是还有团长吗？

三个团长，一个都不在。

去了哪里？

也是找乐子去了。

幸好还有一个负责的。只是这个负责的等于不负责，因为据说他不会打仗。

这位兄弟的职务是旅参谋长。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上去的。参谋长不会打仗，也算世间一奇。

不会打仗但会打电话，赶紧请示更大的参谋长——负留守责任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

火烧眉毛的关头，居然还能想到先请示领导，这参谋倒也没白当。

荣臻那两天正在给他老爷子办寿诞，忙得晕晕乎乎，电话打过去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先用张学良前一阵给他的类似外交辞令的指示应付一下：暂时不允许抵抗，等待命令。

然后赶紧打电话请示北平的张少帅。

住在北平的张学良夜生活还是蛮丰富的，像他的将官一样，这么晚了还在找乐子。

他在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得知这一情况，赶紧从戏院跑出来，连夜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

集体商讨的结果是不能抵抗。

不能抵抗，虽然仅仅只有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意思很多。

首先是对日军此次发动进攻意图的判断。

张学良的看法，是关东军只不过仿效当年的苏军，想通过一场局部战争来要求更多的“南满特权”。

是局部，还是全局，是想要求“南满特权”，还是要获取整个东北。这很关键。

如果是前者，战争无非就是推动谈判的手段，最终大家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那么最后关东军该回哪里还是回哪里去。

如果是后者，那就关系到端东北军的老窝了。张学良不是二傻子。出来混靠什么，一靠部队，二靠地盘，而部队又得靠地盘提供给养，如果没了地盘，他张学良和东北军还靠什么立足？

所以，前者可不必抵抗，而后者则非抵抗不可。

张学良选择的是前者。

不必抵抗，就是说可以抵抗，也可以不抵抗，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不能抵抗呢？

这还得说中苏之战给张学良以及他的东北军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就在那场战役中，东北军伤亡将近一万多人，海军全军覆没。

按照张学良的想法，关东军的实力比苏联的远东红军还要强（实际并非如此），如果东北军独自跟关东军作战，必然损失不小。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考虑，他给荣臻的回复是：要避免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命令传到第7旅那个参谋长那里，明确为：部队既不许开枪还击，又要立即突围。

这一番茶话会开下来，北大营的东北军已经在地上躺了一大片。

官僚主义搞到这份儿上，也真是古今无二，丢脸算是丢到家了。

回过头来看，这些“抵抗”、“不抵抗”的问答其实也都是在扯犊子。

北大营的士兵们，这种情景下，你们需要请示汇报吗？

人家刺刀都顶到胸口这里了，第一反应就是哪怕赤手空拳也得夺下他的白刃，不然还能叫当兵的？

你人多啊，一万多人呢。日本兵就算是浑身长刺的八脚怪物，也只不过一百来号。

难怪自此之后，东北军的士兵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耻辱啊。

得到荣臻的指示，第7旅官兵如遇大赦，推倒营房后墙，跑了。

9月18日晚上，北大营枪声四起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已经回到了旅顺。

这时他接到了板桓发来的多份电报，一会儿说“暴虐”的中国军队把“南满铁路”炸了，一会又说他们发动了对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

本庄繁不知道板桓石原们究竟在搞什么鬼，突然收到这种电报，自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石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才恍然大悟。

但是当石原劝说他下令全面攻占沈阳时，他还是予以了回绝。

因为作为关东军的当家人，他必须掂量清楚，这一注投下去到底意味着什么。

沈阳毕竟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攻占沈阳，就意味着向东北军全面宣战。不攻占沈阳，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倘若对沈阳开火，则一切覆水难收。

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板垣再次来电，守备队已占领北大营，驻沈阳的关东军也已向沈阳发起进攻。

那意思，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们要干到底了。

本庄繁接到报告后，闭目沉思了几分钟，然后对围在他身边的石原和参谋们说：这件事由我担责，干吧！

从“九一八”枪声打响的那一刻起，张学良在东北的战略判断和决策已经错得一塌糊涂了，而且他谁都怪不了，只能怪他自己。

毕竟这东北是他老张家传下来的江山（“改旗易帜”后也只是名义上算南京政府的）。你不当心，难道还让别人给你当心？

第21章 不可思议的战争（2）

此次日军对东北闪击战的成功，除了石原“满蒙行动”计划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日军进攻战术娴熟外，与张学良平时疏于防范，紧急情况下判断失误，一味保存实力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过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全输，在东北，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还有足够的翻盘机会。

不到最后一刻，说谁赢谁输都是没有意义的。

甚至，前面张学良对日军行动的误判也情有可原。毕竟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练如斯大林，直到德军进攻前夜，不是还相信过德国人一定不会打他的莫斯科吗？

只是你不能一错到底。

这时，日军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战争不是局部，而是全局；目的不是“南满特权”的多少，而是要占领东北全境。

不抵抗已经毫无意义。

张学良此时要做的就是赶紧调整战略，命令部队立即就地抵抗，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能拖一日就好过一日。

而且此时东北军精锐并未遭到根本性削弱，关内关外的加在一起，仍然大大超过关东军，完全有集中力量进行大反击的本钱和实力。

从对手一方来看，虽然表面上日本一时得势，其实那只是军事上的暂时胜利。离成功还远着呢。

关东军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且不说必然会引起国内国际干涉，仅就战略战术的角度而言，也不再具有任何闪击效果，这在无形中就必然会使其由战略主动走向被动。

一旦号令三军，让东北军再拼着老命杀回来，还真够日本人喝一壶的。

可惜张少帅没有这么做。

他还是选择了那个让他倒霉到底的鸵鸟战术——不抵抗。

9月19日清晨，日军占领沈阳城。

此前关东军对北大营和沈阳城进行了多次攻击演习，谁也没想到实战比演习容易多了。

原因与那条“不抵抗”的命令自然是分不开的。

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率先化装逃出，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是个文官，连枪也不会开，见到日本人动了真格的，吓得连跑都找不着方向，结果被日军逮个正着。

领导如此表现，下面的东北军各部队也有样学样，大部分都选择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没做什么像样的抵抗，就扔下辎重装备，不顾一切地各自“突围”了。

“突围”到哪里去呢？跑到锦州和山海关，窝在那里，然后继续等待上级命令。

沈阳的所有重要军事和民用目标全部被日军接收，连张学良的家都让关东军给抄了。

最惨的是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也归了日本人。日军高高兴兴地接收了飞机场上的约110架飞机。这下子，所谓的东北空军一弹未发，继东北海军之后，也算全军覆没了。

全世界都震惊了。

不仅震惊于日本这小鼻子竟能如此胆大妄为，还震惊于东北军的如此不作为。

要知道，当年满清总算够腐败无能了吧，但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还是拼到了不能打为止。

最近的北伐军“济南事件”、中苏同江战役，虽然无一例外地败了，不过好歹也舞刀弄枪地上去比划了两下。

只有此次“九一八”，谁也没想到东北军会完全不作抵抗就全军逃跑。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短短三天时间，锦州以北除黑龙江以外的东北全境尽陷敌手。

关东军继续攻向黑龙江。

其时的关东军还没有达到后来那么大的规模，仅包括一个师团，即来自仙台的第2师团。

仙台是当年鲁迅跟藤野学医的所在。它在地理和气候特征上都与东北相近，按照鲁迅的说法是“初冬就颇冷”，从此处出来的士兵自然也比较耐寒，能够较快地适应东北气候。

可以这样说，从“九一八”开始，这个日本老牌师团几乎已纵横东北。

然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却不想打。

不想打的意思，是不想自己花力气打，而并不是说真的不想攻城略地。

到达吉林一个叫做洮南的地方时，多门突然命令前锋部队停止进军。

洮南其时尚属黑龙江省管辖，被称为黑龙江的南大门，有铁路可以直通齐齐哈尔市近郊，因此位置极其显要。

奇怪的是，洮南守军不仅一枪未放，还排队出城来迎接日军。那调调，就好像两家在走亲戚。

多门如今信奉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他对叛将降将很感兴趣。

而且，他也很清楚，黑龙江与辽、吉两省不一样，境内没有足够的铁路守备队可进行呼应配合，日军的进攻很难一蹴而就。

叛将降将在哪里呢？

眼前就是。

洮南守将叫张海鹏。由于小时候生过天花，落下了一脸豆豆，因此得了个外号：张麻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麻子已经60多岁了。他的职位是洮辽镇守使。

要换成别人，混到这个样子也许还说得过去。可是你要了解到张麻子的过往经历，就会明白这老家伙混得着实很差。

还记得土肥原那个老祖师爷青木吗？

日俄战争时，他拉拢一帮马贼，组成了“满洲义军”，专门在俄军后面捣乱。

这帮马贼里面，就有当时还是小字辈的张麻子。

后来他给时任洮辽镇守使的吴俊升做了秘书官，跟着吴大舌头混。

等到大舌头升了官，便把自己的位置留给了张麻子。

让张麻子想不到的是，这个芝麻官一做就是十几年，差点把屁股都坐穿了。

张作霖在世时不敢多声张，等到老帅和吴俊升都被日本人炸死，他就有了新的指望。

这个指望就是像提拔他的吴大舌头一样，能够做上黑龙江省主席。可是年轻的张公子连正眼也没瞧他，人家相中的是万福麟。

张麻子嘴里不说，心里一万个不服。

你说要挑一个高精尖人才，出过国留过洋的也就算了，人家有文化，咱是大老粗，没法比。

可偏偏这个万福麟和张海鹏没什么区别，论出身，都是胡子，讲文凭，斗大字没认下一箩筐，要说处理政务，一样都得抓瞎。

反正都是抓瞎，为什么不让我张某人来抓？

更让他火大的是，万福麟其实根本不在黑龙江。他在北平陪着张学良吃喝玩乐，但省主席却照做不误，平时有什么事就由他的儿子万国宾负责处理。

一个二十几岁、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懂得什么！

你们自己不在家，还不肯把位置让出来给我过过瘾，真是不把我当人看啊。

张麻子表面不露声色，暗地里却把牙齿咬得嘎嘣响。

你们既然对我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张麻子就这么被日本人给叮上了。

把张麻子拖下水的，是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机关长林义秀少佐。

这个日本特务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张麻子留什么面子，对方哪里痛他就偏戳哪里：阁下是东北军老臣，怎么混得如此蹩脚？

张麻子肚里的酸泡一个劲儿往上面翻，只好打了个哈哈：年纪大了，不在乎这个。

一听这话，人家林义秀可不乐意了：屈才啊，大日本皇军可不允许这样搞法，我们要做你张将军的伯乐。

两三碗迷汤一灌，张麻子晕了。

这位林义秀忽悠的水平不比他的前辈土肥原差多少。他直接告诉张麻子：日本支持你做黑龙江省主席。

还等什么张学良李学良来封，我们说你是主席，你就是。

同很多东北将帅一样，张麻子对迷信活动也喜欢得紧。

“九一八”事变前，有个算命瞎子给他打了一卦，说他今年白露之后，可以交好运，做上封疆大吏。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恰好接近白露。

张麻子一对照，就觉得林义秀的话靠谱。

老天这回总算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所以多门率部在城门外刚刚露面，张麻子就亲自带着人来迎接了。

为了让“皇军”吃好喝好玩好，他不仅把多门安排下榻到自己的私宅，还陪他到处参观游玩。

多门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样打仗不就跟逛大街似的？

既然张麻子喜欢当大官，多门一高兴，就立即开了个空头支票，把许诺的黑龙江省主席正式册封给他了。

有了关东军撑腰，张麻子顿时牛气冲天，当着多门的面，表示择日一定要“北伐”黑龙江。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麻子列队欢迎关东军，周围的大小老百姓可都看到了。

有人把消息带到省城，代行军政的高干子弟万国宾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

幸亏他有一个不错的参谋长。

第22章 东北纯爷们儿

虽然黑龙江和辽宁、吉林一样，主要当政者大多是稀里糊涂混日子的主，不过下面却藏着几个不俗的东北军人。

因为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允许曾经名誉扫地的东北军直一直腰了。

参谋长叫谢珂。

他给少主人出了两个主意。

第一个主意，叫忽悠。

万国宾派的特使前往洮南，一见面，就对张麻子说，老万省长不在家，小万局长（万国宾兼洮昂铁路局局长）年轻，又是文官，带不了兵，现在日本人打来了，正不知道怎么办呢。

张麻子虽是胡子出身，但为人很有城府。他听出特使话里有话，含着试探的意思，便猜测省城对他勾结关东军的事已有所耳闻。

当着特使的面，他先着力为自己辩护了几句，说之所以放关东军进来，纯粹是虚与尾蛇，并非真意。

又说，自己年迈体弱，想到省城去躲上一躲。

特使是一个很机灵的人，便按照谢珂的交代，表示希望他能到省城主事，帮助小辈万国宾共度时艰。

张麻子顺水推舟，声称只要北平方面点头，一定出山相助。

特使回来一汇报，谢珂重新做了一番布置。

按照谢参谋长的吩咐，新的特使再赴洮南。这次，他们带来了张学良和万福麟专门发来的电报。

电报上，加封张麻子为“蒙边督办”，官升一品，并让他代行黑龙江军事。

拿着电报，张麻子嘿嘿乐了。

不是为讨到了这个官，而是乐张学良、万家父子果然又笨又好骗。

老子才不稀罕什么“蒙边督办”呢，我要做的是黑龙江省主席，要靠的是日本主子，这些你们能给我吗？

私下里，张麻子在为他发起进攻作准备。

他需要什么准备呢？

张麻子不等于二傻子，他知道日本人想让他做马前卒、替死鬼，所以他也向多门开出了价：要我打仗可以，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得提供枪支弹药。

多门眼睛不眨一下就答应了。

我给子弹，你去送死，何乐而不为。

起初说好是一万支步枪，40万发子弹。

对这个承诺，张麻子已经非常满意。

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比老爷子还精明，竟然同多门玩起了讨价还价，要求给两万支步枪，200万发子弹。

最后多门折中，送来的是6000支步枪，200万发子弹。

张麻子一蹦老高，简直太为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感到自豪了。

说好的步枪虽然打了折扣，但子弹一下子多出五倍，已经大大超出预想。

武装了主力，枪还嫌多，张麻子一激动，开始走火入魔。

正好有几个工程队在给他建军营，他便打上了这些工程队的主意。

一清点，连小工加工头，正好1000多人。

张麻子一扬手，给这些木匠瓦匠水泥匠们套上军装，从大到小，工头当官，小工当兵，像变戏法一样地弄出了一个加强团。

可是，这个加强团没几天就散了伙。

原因是他们接到了要开赴前线的命令。

工头还凑合着肯留下来，毕竟没费什么力就混了个班长排长当当，而且不用冲到第一线。小工们就不干了。

咱们可都是手艺人，本来是给你家扛活拿工钱的，现在穿上戏装，戴上帽子，让你当猴耍着玩玩也就算了。怎么着，还真得去送死？滚你的蛋吧。

小工们炒了张老板的鱿鱼，一哄而散。

虽然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但总的来说，张麻子还是很高兴的。

一想到万国宾还蒙在鼓里，痴痴地等着他去省城就职，这老家伙就感到分外得意。

等着吧，我会让你们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不过他很快就要失望了。

一夜之间，洮南的列车全都不翼而飞。

对于进攻省城来说，列车太重要了。

张麻子赶紧向当地铁路局局长查问究竟。这位局长说，全部车辆都被调到齐齐哈尔近郊去了。

张麻子大怒：我不下命令，谁敢调动这些车辆？

局长很委屈：有人啊，洮昂铁路局局长就可以。我属他管。

洮昂铁路局局长是万国宾。

一语惊醒梦中人，张麻子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亏自己机关算尽，竟然不小心上了一个毛头小伙的当。

仿佛是知道张老头心情不好受，万国宾还特地发来了电函解释：日本人有进攻省城动向，故调动机车以备不时之需。

张麻子咬了咬后槽牙，致电一封，说自己过两天就要带兵来省城了。

万国宾的回电非常干脆：省城您就别来了，因为高人我们已经请到了。

这个小青年还以领导的口吻发出命令：必须给我死守洮南，不许后退一步。

张麻子突然明白了。

自始至终，那个被忽悠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

更让他吐血的还在后面。

在多门带仙台师团先头部队抵达洮南时，黑龙江省各作战部队尚离省城较远，齐齐哈尔的防守极其空虚。

而在忽悠张麻子的这段时间里，谢珂已完成了全部的调防布局，几支主力部队都已回防到位。

请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谢珂。如果没有他，黑龙江省的命运将和吉、辽无异。

现在该说到他给万国宾出的第二个主意了。

很简单。就是电请少帅选派统兵大将来黑龙江省主持军政。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张少帅有多少选将才能，大家也都心中有数了。

结果北平竟然无人可派。

张海鹏蠢蠢欲动，黑龙江省危如累卵，万国宾惶惶不安，无力挽救危局。

关键时刻，谢珂建议，在黑龙江省两支劲旅的旅长马占山和苏炳文中间选出一人，由这个人来坐镇全局，而谢珂自己，则心甘情愿担任副手。

在当时，谢珂是除万国宾之外的黑龙江省最高军政长官，他推荐的人都是他的下级。

一切都为了抵抗侵略。

他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大局。

我们看到，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凡东北军政要人，大多不是选择苟且偷生，仓皇逃窜，就是浑水摸鱼，觊觎权位。

谢珂，你是一个纯爷们儿。

万国宾自己已没有多少主见，马上把谢珂的意见电告北平。

张学良经过斟酌，旋电告黑龙江各军，由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军事总指挥，谢珂为副指挥兼参谋长。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我相信，多多少少，上帝会记得关照每一个信徒。哪怕只是一次。

张学良是个基督教徒，而且据说还很虔诚。所以虽然这位仁兄一生之中不知犯了多少个错误，但是上帝他老人家终于还是开了一回眼，让少帅破例聪明了一次。

我们都很欣慰。

我知道，“九一八”前后的历史大多不怎么好看。

但是黑龙江这一段绝对是个例外。至少它还能提提神。

因为我们不需要再拿着“不抵抗”的命令自我阉割。

因为我们不会再让日本兵像追兔子一样撵着四处乱跑。

因为我们即将看到一群铁骨铮铮的英雄，一场虽败犹荣的比赛，一曲气壮山河的颂歌。

OK。开始吧。

张麻子的脸现在除了有小豆豆，还有猪肝色。

张学良的通电也发给了他一份，上面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江省主席的宝座落空了，已经属于一个叫做马占山的人所有。

他只是像猴子一样被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张麻子发了狠，点起本部兵马，浩浩荡荡向省城齐齐哈尔进发。

他的部队该称为伪军。

伪军这个名词，颇有点中国特色。

二战那会儿，德国军队狂飙突进，欧洲各国都陆续出现了一些叛军，就连苏联在战争初期也出现过追随德国的本国部队。不过与中国的伪军放一块儿，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没法比。

中国的伪军不仅规模大，数量多，存在时间长，而且流派众多。捡大的说，就有北方的“满蒙”伪军，南方的汪派伪军。

北方“满蒙”伪军中，张麻子算是上位比较早的。

第一次亮相，后台老板自然也要给些彩头，以壮声色。多门特地调动了关东军飞行队的一个中队在空中助战。

可是到了临门一脚，张麻子不知怎么又软了，嚷嚷了半天，结果还是没能“伐”成。

多门要派给他的飞机也因为当天风太大而没有起飞。

不久之后，张海鹏再次出兵。

得悉即将大兵压境，省政府一片慌乱。万国宾也终于露出了他公子哥的本色，带头跑了。

一把手都能跑，剩下的文武百官也个个有样学样，拖家带口溜之大吉。

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先往哈尔滨跑。这一跑，连哈市都被他们祸害了。

战乱年代，金子是硬通货，最值钱。这帮达官贵人逃到哈市以后，用手中的钞票拼命抢购金子，竟然引起哈市金价暴涨，严重扰乱了当地金融市场。

眼看形势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在马占山尚未到任的情况下，参谋长谢珂立即站出来主持大局。他将剩下的文武要员们召集起来，共商对策。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会上，坚决抵抗的主张却遭到了与会者几乎众口一词的反对。大多数人的论调，不是投降，就是逃跑。

谢珂非常失望。他决定不再跟一群胆小鬼们废话。

只有战场之上分出高下才能证明一切。

这个战场在嫩江铁路大桥，即著名的江桥。

一条嫩江成了齐市（齐齐哈尔）的天然屏障。江桥横跨江面，关系省城乃至全省的安危得失。

为什么不索性把大桥炸掉？

这当然是一个最省事也最有效的办法，但是不可能。

因为日本人是这条铁路的债权人，并拥有部分经营权。

张作霖当初答应让日本人修这条路纯属无奈，根本没有想到现在投鼠忌器，会这么麻烦。

此次出兵，张麻子下了血本。

他把家里的三个主力团都派上来，指挥官是他手下最得意的战将徐景隆。

他自己也亲自压阵，坐着专列过来了。

不是说列车都让万国宾给拖走了吗？

这新添的军列是多门给的。为了让这群孙子帮他打仗，多门除了不愿给人，什么都可以商量。

而张麻子之所以把声势搞得这么大，也是因为他得对多门和关东军有所交代。

第一次做了回软脚蟹，第二次怎么着也不能让主子再失望。

“大兵扫荡，草木无存，要拿出皇协军的气势，否则皇军会看不起我们。”

这句话是《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著名汉奸、南方伪军的优秀代表吴大疤瘌的名言。

其实，北方伪军的老前辈张海鹏也是这么想的。

还没走到江桥，张麻子和徐景隆就乐了，因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除了一座桥和白花花的江水，哪有半个守军的影子。

第23章 东北纯爷们儿（2）

他们认为现在留给他们的省城也许早已是空城一座，城里的人都逃之夭夭（万国宾们的确如此），剩下的也许就是给“皇军”报捷了。

张麻子先去吃饭，徐景隆则率部搜索前进。

没动静只是因为还没进入谢珂的火炮射程，张麻子一走，伪军就陷入了炮火的包围之中。

有的炮弹打远了，落在队伍后面，慌乱不堪的伪军以为后路也被抄了，掉头就跑。

徐景隆急了，部队这么操蛋，回去怎么跟姓张的交代。他当即把自己的撒手锏——骑兵马队调了上来。

能被张麻子看中，这徐景隆的确是很有些二杆子劲头的。为鼓舞士气，他打马扬鞭，冲在了最前头。

骑兵马快，利用打炮的间隙，很快就冲到了南岸桥头，却被北岸的徐宝珍卫队团候个正着，打得人仰马翻。

徐景隆是个老兵痞，子弹从空中划过，他知道是往哪个方向飞的。当下赶紧一拨马头，打马就往小道躲避。

他没想到的是谢珂在小道上还布有地雷阵。

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么一闪，连累他的坐骑跟着一块儿倒大霉，轰的一声，人马一齐飞上了天。

一桌意外的麻辣大餐，终于把这支张狂一时的伪军给干得没了脾气。

看到折了大将，张麻子气急败坏。他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怎么也不肯从桌上下来，还准备试试运气，让自己的大儿子整队再战。

第二天早上，另一个儿子给他发来了电报。

看完电报，他就一声不吭地带着残兵败将回老家去了。

原因是留在洮南的两个团搞起了窝里反，再不回去，自己的老家都快要保不住了。

虽然击溃了张海鹏，但谢珂参谋长的神经仍然绷得很紧。

只有他知道，今天之所以能一战成功，除了武器占优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部过于大意所致。

张海鹏手上已经有了日本人送的军用专列，万一己方防守出现空隙，对方可以直接开车冲过来，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越想越担心，为了确保安全，毅然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并不破坏整座大桥结构的情况下，派工兵部队破坏了其中的三孔桥梁。

令谢珂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纯属不得已的举动，日后竟然也成了日军大举进攻江桥的一个理由。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马占山离开黑河驻地，带着他的卫队在齐市车站下车。

黑河这个地方，我瞪大眼睛在黑龙江省地图的边缘角落上才找到，就在与苏联接壤的边界上。

不用说，此地交通非常不便，而且由于任命通电已发，路上安全也成了问题。马占山实际上是沿江（黑龙江）绕了一大圈，最后通过哈尔滨，才坐火车秘密到达齐齐哈尔的。

迎接他的只有副总指挥谢珂和少数几个军政要员。

因为其他人早已逃往了哈尔滨。

作为一个原生态东北人，马占山却生得个子瘦小，与我们心目中传统的东北大汉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如果你在校园里遇到东北同学，发现他与“大汉”横竖搭不上什么界，那你就可以查查他的家谱了，看看此君百年前的祖先是不是闯关东的。

因为我们已经屡试不爽。

前面张作霖如此，后面马占山亦如是。

马占山的祖父就是从河北逃难来到东北落户的。

闯关东的是好汉，他们的子孙也不会差到哪里。

同很多东北军将领一样，马占山同样有过上山落草为寇的经历，他小时候给蒙古人放牧，练过马术，以后加练枪法，史载“精骑击”。

奉军将领“精骑击”的第一人，应该是大帅张作霖。但如果抛去名望地位和成就，单论功夫，第一人的桂冠应该属于这个小个子马占山。

“骑击”到了马某人这里，已经成了一种艺术。

《火烧圆明园》里有一个让人很难忘的镜头，那就是僧格林沁的马队冲击洋枪队的场面。

眼看骑在马上的兄弟被秋风扫落叶一样从马上干下来，心里那个着急和郁闷。

突然，有个看上去已经“死逑”了的骑兵迎着洋兵们冲过去，但见他脚挽马镫，脑袋垂于马首之下，身体则挂在马肚侧面，一下子令洋兵失去了射击目标和角度。

说时迟那时快，战马已飞奔到位，骑兵一跃而起，手起刀落，骄横的洋兵应声栽倒。

全场观众一片叫好。痛快啊。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马术中的“镫里藏身”。别说普通人，就是骑兵中会这一手的也是凤毛麟角。

马占山比这个还牛，他能藏在高速奔跑的马肚子下面给敌人点名，用枪，且百发百中。

其人不仅艺高胆大，而且为人极重义气，有“侠肝义胆”之称。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别人求到你时，才伸出援助的手，那就不叫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老贼头”张海鹏曾同为吴大舌头所赏识和提携。

每念及此，都会让人不由得感慨，怎么着也算是师兄弟，怎么做人的差距这么大呢？

此时，黑龙江省首府齐齐哈尔正沉入一片夜色的迷茫。

它或许还在疑惑，这个初来乍到的东北“小汉”是否真的能力挽狂澜，解东北于倒悬？

马占山一到齐市，面临的首要困难还不是备战，而是人心惶惶。

原来的一把手都带头逃跑了，每个人便都有了逃跑的理由和借口。

事实证明，有魄力和没魄力就是不一样。

马占山即刻拿起万老爸的鸡毛，给他逃到哈尔滨去的儿子发去了一支令箭。

江省指挥部致万国宾电：“万福麟长官有令，擅离省城者以弃职潜逃论罪。”

看到这个电令，公子哥只好灰溜溜地从哈市返回齐齐哈尔。

万国宾如此，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已逃的纷纷返回，想逃未逃的则赶紧收住了脚。

接着，马占山又重新任命了省府秘书长。三拳两脚，总算把齐市乱纷纷的社会秩序给稳定下来。

最酷的是他以黑龙江省代主席身份发表的《抵抗宣言》。

全文如下：

“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偏处一隅，但尚称一片净土。而后凡侵入我（黑龙）江省境者，誓必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

这种话，先前连张学良也不敢说。

比之于“不抵抗命令”，这份《抵抗宣言》实在够爽够劲。

“九一八”后，东北大地上也终于有了敢于“死战”的“死士”。

对付张海鹏，马占山自有高招。

他来了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满省贴出布告，称：谁要是能把张老贼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军人连升两级，赏大洋一万，普通百姓还要涨一倍（难度和要求高了），赏大洋两万。

还说，我整天没什么事做，就守着这些钱等大家来拿（“储款以待”）。这可是一件有名有利的大好事。还等什么，快动手吧。

说实在的，赏钱就是再多，那张麻子的项上人头也不是这么好拿的。但这个悬赏令妙就妙在，它杀不死人，却能吓死人。

张麻子真被吓了个半死。

他整天辗转反侧，坐立不安，恍惚中老是看见外面有一帮人争着抢着要来拿他脑袋换赏钱。

这日子没法过啊，太缺乏安全感了。

老头子一怯懦，马上头昏昏了。

他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辩称：日本人打过来，自己是没办法才想起到省城去躲一躲的。

最后又可怜巴巴地表示：现在我正整队待命，静候您的指示。您想让我的部队驻哪里，我就驻哪里。

事到如今，再怎么如泣如诉，张学良也不会相信这老小子的话了。所以说了等于白说。

不过这份电报却起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把多门气得要骂脏话了。

敢情我那么多枪支弹药都喂一白眼狼啦，你还讨好起旧主子来了。

叛将如此窝囊废，使多门对“不战而屈人之兵”失去了信心，看来还是得关东军亲自出马。

谢珂破坏三孔桥梁正好给他找到了借口，师出有名了！

其实谢珂就算不这么做，关东军只要想进齐齐哈尔，理由仍然遍地都是。实在不行，就像皇姑屯、柳条湖那样，自己炸自己家的大门口，自残了以后还不一样可以赖人。

多门下面的文章全是围绕着江桥做的：桥不好，我有理由出兵；桥好了，我更有理由运兵。

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奉命来见马占山，要求由“满铁”负责修复江桥。

他还引用了一个数据，称由于现在正是东北特产上市季节，江桥不能使用，导致许多特产运不出去。

清水大胆地发挥了他那日本人才具有的想象力，分析说，如果这些特产能运出去，可以给日本赚多少多少钱。按照这种鸡生蛋、蛋再生鸡的理论，由于铁路不通，日本每天损失个几百万日元只是眨眼间的事。

马占山的回答不卑不亢：中国方面早已着手在进行修复了，不需要“满铁”插手。

碰了一鼻子灰后，清水找到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机关长林义秀，两人一同去见马占山。

这次他们带来了关东军的最后通牒：桥由你们中国人来修也不是不可以，但限期一周，一定要给我修好！超过时间，由我们“满铁”修理，同时我们会派兵保护。

马占山明白了，日本人是存心找碴来了。

谁都知道，这座铁路桥，即使让自称技术水平高超的“满铁”来负责修复，也至少需要两周左右时间。

与日军这一战看来已在所难免。

战前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又出现了当初谢珂遇到过的那个场面。

会上，在得知日军可能直接介入后，与会文职官员和大小士绅立刻慌了手脚。有人甚至拿着张学良要求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的电令，要求马占山给张海鹏让位，以免与日军“意外擦火”。

马占山不是谢珂，他当年可是在土匪堆里刀口舔血杀出来的。

哥们儿什么没见过，跟我撒泼放刁。

他霍然而起，愤然回击此人：马某奉中央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至于黑龙江省代主席，那是中央红头文件任命的。我是中央的官，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是神圣天职。

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张学良本人亲自来了，也不能妨碍我抗战。

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就没耐心这么文绉绉的了。纯武人有纯武人的做法，他拔出手枪来了一句：谁敢再说投降，老子就请他吃花生米！

还是这句最顶用，没人再敢吵吵着要投降了。

整个江桥阵地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因为官兵已无退路。

夫战，勇气也。

第24章 没有谁能欺负土匪

所谓一周为期，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日军出兵齐齐哈尔的借口。

10月3日上午，到期了。

关东军朝江桥开来两列铁甲车，“满铁”工人和武装日军气势汹汹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除了地下跑的，还有天上飞的。仙台师团出动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用以掩护这幕丑剧。

在他们背后，仙台师团滨本第16联队早已屯集嫩江南岸，随时准备向对岸发起攻击。

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此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在他眼里，自己的对手东北军根本就不能称其为军队，只不过是一群贪生怕死的乌合之众而已。

东北的征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连那些所谓的“士官系”军官听到关东军杀来，也是抱头鼠窜，老早就撒丫子跑没影了。看上去，他们似乎不是比谁更像勇士，而是比谁更像逃跑冠军。

我在陆大的名册里没有找到滨本喜三郎的名字。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滨本兄弟想要创造历史的决心。

他跟他的同学（也不知道是哪所学校的同学）吹牛，说自己来江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全日本最优秀的指挥官。

依我看，这种狂劲，都是让形同幼稚园一样的北大营给惯出来的。

在到达江桥之前，他已经听说了张海鹏伪军的惨败。但这一事件在滨本看来其实毫无参考价值。

他认为，张海鹏伪军只是一群比北大营的东北军更烂更没用的“支那”部队而已，怎么能跟“皇军”相比。

显然，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北大营时期”。

他不知道的是，马占山并不是北大营的将领。

他曾是一个土匪。

从来只有土匪欺负别人，很少有人能欺负土匪。

而且打仗这码事，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悟性的。恰好，马占山就属于那种有点悟性的人。

他没上过正规军校，在绿林结寨时怕是连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哪个旮旯都搞不清楚。但他上的是社会军校。

整天打打杀杀，枪里来炮里去，倘若能侥幸活下来，并且脑子还不算太笨，就一定能琢磨出点道道。

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主要教的其实就一样东西：黄埔精神，而且课时很短，然而这所学校却教出了一批批不同凡响的学生，最后连老师也打他们不过。

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课堂都办在了战场，军人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马占山很像一个人——东北大帅张作霖，他的脑子非常好使。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靠脑子也能吃饭的聪明土匪。

到江桥抗战，自然用不着他本人再在马上玩“镫里藏身”，不过他巧妙地把这一绝招运用在了战术指挥上。

要守一座桥，有一种办法，就是像当年的张飞张翼德那样，当阳桥头一声吼，吼得百万曹兵仓皇后退。

不过，这只是历史演义。打仗基本靠吼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碰到的。

马占山放弃了死守江岸的做法，早早地就把防守部队集中起来，撤入真正能固守的工事堡垒。

在此之前，经过谢珂和马占山的轮番经营，以铁路为基线，已构筑了较为坚固的堡垒阵地。

马占山将能用于作战的全部人马都撒在这些蛇形工事中，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战略纵深。

不过，在江桥抗战前，无论是张学良的电令，还是对双方实力的评估，都让马占山不敢轻易造次。

这时候中国已向国联递交诉状，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打赢国际官司颇具信心，期望值也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给马占山的指示，毫无例外地还是那一句：“避免直接冲突”。

当然，这个指示对马占山究竟有多大约束力，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战将，左右你思维的绝不应该是单纯的长官意志，而必须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马占山可以不理会张学良的电令，却不能不正视一直以来东北军兵败如山倒的现实。

张海鹏伪军与关东军毕竟是两码事。再怎么着，伪军也是东北军变过来的，大家知根知底，好打。关东军就不一样了，“九一八”以后，吉、辽两省可不没几天就都被占领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愤青，仗是要由他来负责打的，责任是要由他来扛的。攻守双方谁的胳膊更粗壮一些，他没办法装作不知道。

何况他本身面临的困难确实不小。

连升几级，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毕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领导者的威信并没有随着这个任命同步到位，一个“代”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旦和日本人打起来，下面的各防守部队能不能服从命令和调遣，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此前，东北军步兵精锐，超过一半都在关内，关外的那一半，有的当场被关东军给灭了，大部分则早已撤往锦州至山海关一线。

省城能打一打的，主要是徐宝珍的卫队团。除此之外，还能从边境临时调集到一些部队，但能不能上阵杀敌还很难说。这中间又有一部分是骑兵。这些骑兵部队威风倒是威风，但以速度为强项。你要让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跑到工事里去帮着防守，不仅太浪费，而且还是标准的弱项。

最后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打仗不是小朋友过家家，得花钱。

马占山对这点颇有体会，一来省城就问过谢珂，库存里还有多少银子。

谢珂给他伸了两个指头。

你猜猜，有多少？

不是2000万，也不是200万，连20万都不是。

只有两万。

当家当到这个份儿上，万家父子也真够可以的。

就这点钱，给省城这帮人发工资都不够，更别说粮饷了。

马占山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拉下脸皮，四处化缘，这才得以勉强度日。

领导不支持，力量太弱小，腰包太羞涩，这种种的种种，都决定了马占山根本不可能成为主动挑衅的一方。

用马占山的话说，叫做“沙塞孤军，后无救援，军器窳败”，自己的情况不是不妙，是相当不妙。

尽管他作了准备，态度强硬，但作为一个相对的弱者，如果不被逼到无路可走，谁也不愿真的图穷匕见。

可一切都由不得他。因为对面的关东军就是名副其实的滚刀肉，就是要逼得你走投无路。

在“满铁”开始修桥后，马占山下令部队全部撤到大兴站。

清水和林义秀在交涉时曾提出要求，即在修复铁桥时，中国军队必须退出15里，而大兴车站距离大桥有将近18里路，超出了日方的要求。

我照你说的办，但过界了就别怪我不客气。

东北军已经在撤了，没想到鬼子给了颜色就开染坊。那些日军飞行员仗着谁也打他不着，竟然随随便便就把炸弹从飞机上一脚踢下去，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中国后撤部队来了一通狂轰滥炸。

马占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下子来了火，立即下令部队在大兴站前进入一级战备。

完全没有胜算，但事到如今，不能被人指着鼻子欺负。拼了！

中方的强硬出乎日军意料，不过或许这也正是他们想要的。

就在东北军撤往大兴的前一天晚上，滨本曾派出侦察分队，坐着小船潜入对岸。

这次行动很突然也很成功，三名中国哨兵未及作出反应，就被绳捆索绑后带回南岸。

日版渡江侦察记的牛刀小试，显然更加增强了滨本原先的认识：对面的东北军一样很菜。

1931年11月4日，凌晨，秋雾浓重。滨本联队一个中队率先越过江桥，向大兴站进发。

偷袭北大营的也是一个中队，不过那是铁路守备队，现在则是关东军的正规部队，有什么理由搞不定呢？

看起来，对方果然未做任何防备。一切都是那么静谧，使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不抵抗”的北大营。

也许“支那人”还在营地里睡大觉呢。这使进攻的日军大大降低了戒备心理。

一直以来，仙台师团在东北的作战经验都可以简单归结为：打仗跟玩似的。

可惜，这次他们要把自己的性命也一齐玩完了。

担任正面防守任务的徐宝珍卫队团并未睡觉，正趴在阵地工事里，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他们。

没有动静，只是日军还在15里范围之内，马占山传下的命令是：超出一里就开火。

在中国，东北大汉那是跟山东大汉齐名的，说起来都是有点腱子肉的高大威猛汉子。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便差点把这个招牌砸得稀巴烂。

人家打你左脸，你伸右脸，要那一身腱子肉有甚用？

第25章 没有谁能欺负土匪（2）

屈辱、悲愤、苦闷，无时无刻不包围和困扰着东北军中真正的热血男儿。

史上只有降将军，无降典吏，更无降士兵。

这次，黑龙江的东北军终于决定雄起一次，他们要挺起腰杆来走路。

说好退出15里的范围，可是日军脑子里显然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是准备到大兴车站去吃午饭的。

15里，16里，开火！

“偷袭者”毫无防备，连对方的脸都没看着，地上就血肉模糊地倒下一片。

滨本联队被打蒙了，他们好像进入了时空错位。

不能够啊，“支那”部队竟然会主动朝我们开枪，不是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吗？

要想再往前面冲，发现对方武器太猛，单是机枪就能拉出数道火力网，碰上去非死即伤。

只得停下来，希望头顶的飞机能帮上点忙，以减少地面损失。

没想到的是，日机也跟着倒霉。由于扔炸弹时飞得过低，一架轰炸机遭到地面机枪火炮的攻击，差点没能挺得住，飞行员连大腿都被打穿了，可想而知东北军的火力有多猛。

地下的，天上的，现在都停了摆。

历史上著名的江桥抗战自此拉开了序幕。

被马占山兜头打了一闷棍的滨本，还没意识到这趟黑龙江旅行的风险有多么巨大。他认为，先头部队的失败，仅仅是个意外。

怎么回事，离大兴站明明只有两里路了，挪一挪屁股就能过去嘛，真搞不懂。

一个中队不够，派大队吧。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了现场，大队长终于明白了中队长的苦恼。

因为防守地形对守军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

正面是铁路，区域极其狭窄，加上对方火力极其强劲，如果直挺挺地往上冲，无异于送死。

铁路以西不用守。因为那里全是还没有封冻的沼泽地，一旦陷进去，除了给人当靶子，再也没别的念头可想。

铁路以东除了烟草地，就是高坡。要通过烟草地，视线容易受到遮蔽，不利于发挥日军的火力优势。至于高坡，居高临下，那更是防守方占便宜。

大队长权衡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从正面突破。但是中队做不成的事，换了大队，一样白搭。冒险冲上去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回得来的。

日军作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步炮协同。然而江桥抗战打响后，滨本原来预想的炮火掩护作用并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马占山说我退15里，那是有讲的。

滨本联队使用的是“三八式”野炮，射距也不短，可是隔着一条江，再加个16里的距离，就算踮起双脚，再踩张凳子也很难够得着。

过江重新构筑阵地吧，桥又没完全修好，只能走人，火炮和拉火炮的马匹都没法过去，如果硬要过，就只能掉下去祭江神了。

炮兵急得直跺脚，可就是帮不着步兵一点忙。

大队长很着急。

黑龙江的冬天，白天短，晚上长，没一会儿天就黑下来了。可他还没完成任务，连大兴车站的边都没摸着，怎么跟滨本交代呢。

突然想到了，晚上不更好吗，还多一层保护，完全可以借此避开对方火力，从侧面搞偷袭。

真是妙极了，大队长越想越兴奋。他马上指挥部队，准备悄悄地从铁路以东的烟草地附近绕过去。

可是他想到的，马占山也早就想到了，后者在烟草地里埋伏了一个连。

一个连能有多大威力？

这可不是普通的步兵连，而是一个火力超猛的机枪连。

绕袭的日军大队中也有一个机枪中队（相当于中方的机枪连），可仍然跟它没法比。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一个连100多号人，几乎是人手一挺捷克式轻机枪。

黑夜中，忽然从烟草地里飞出无数火舌，日军光注意前面的高坡，没想到旁边还藏着伏兵，本来要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现在却首先报应到了自己头上。

步兵干不过机枪，自己的机枪连又不是对手，只得狼狈退回南岸。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马占山部队火力之猛，完全超出了日军的想象和估计。当他们判断出对方可能拥有相当数量的捷克式轻机枪时，不由大惊失色。

滨本在听取汇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苏联人送的武器。

在此之前，日军曾得到情报，说马占山在离开黑河前曾与苏联方面有过接触，后者为了支持抗日送了不少军火。

然而事实上，这些秘密武器并不是苏联人送的，而是江省参谋长谢珂无意中淘宝淘来的。

马占山还没来上任的时候，谢珂一边备战，一边四处寻宝。

省城的文武官员，你要让他们显摆宝贝，那是一捧一大摞，而且个个是觅宝识宝的行家。在这方面，公子哥万国宾就不弱他人。

不过他们的宝贝是名人字画、古玩瓷器，而谢珂需要的宝贝却是枪支弹药。

前面已经烽火四起，高官们还是抱着他们的宝贝不放，就是不愿拿出来给前线官兵发枪发饷。

不过退一步讲，就算他们愿意掏腰包，兵荒马乱的，这枪一时也没处买去。

谢珂没办法，只好让军备修械所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自己加班造点机枪出来。

名为修械所，当然主要专长不是造枪，更没有造过机枪。

大家都怀疑这位谢参谋长是不是急糊涂了。

但既然参谋长发了话，有了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技师们只好先商量，看到底怎么办。

有人便提出来，不会发明，难道还不会模仿，去找一把枪来照葫芦画瓢不就行了。

为了让山寨版产品更像那么回事，必须得找一个最新正版出来做样品。

他们打听到，以前老长官万福麟从老外那里买过一批捷克式机枪，一直放在仓库里。

修械所便打了一份报告，要求从中借一挺出来作试验。

报告递上去后，万国宾见是军备修械所要用，而且只借一挺，就画圈同意了。

机枪送到修械所，立即被大卸八块，拆成了零件。

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众人折腾了半天，枪还是仿制不了。原因是这些被逼上梁山的修枪师傅想得太简单了。

捷克式轻机枪如果这么容易被仿造，那捷克人早就去喝西北风了。

为什么叫捷克式？因为人家捷克是在国际上申请过专利号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你别看捷克现在不声不响，当年可是排在英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工业大国。主打产品不是别的，就是军火。产品质量个个有信誉保证，非常符合战争潮流。

诸多好东西中，最拉风的就数这种斯捷潘工厂出产的捷克式机枪，全世界都知道：好机枪，捷克造。

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兵用捷克式机枪曾有过多次打穿日本坦克的记录。

绝对是尖端武器，堪比现在的飞毛腿爱国者。

修械所的同志们傻眼了。

枪仿造不了倒也罢了，毕竟是高科技的东西，小改小革难以攻关也情有可原。

最糟糕的是，枪拆了以后，没人能装得起来。

这个没法向万国宾交代啊。

修械所的人没办法，只好一五一十地向谢珂汇报，希望谢珂能帮着说说情，宽限几天，让他们有时间把机枪重装起来。

军械库里有这么多机枪，谢珂原本并不知道。

听工匠一说，他眼前一亮：既然有现成的好机枪，那还用得着仿造吗，拿出来用就是了。

谢珂马上起身去找万国宾要枪。

万国宾赖不掉，只好承认自己的军械库确实有100挺捷克式机枪。不过他推脱说，这些枪要拿出来，必须经他老爷子万福麟同意才行。

公子哥心里其实藏着个小九九：这100挺捷克式机枪就是100个宝贝（他还不知道借出去的那个宝贝已经装不起来了），值老钱了。万一缺银子花，还能拿一些出去换钱，干什么要白白交出来。

见万国宾不肯把枪交出来，谢珂可急了。

日军攻击沈阳时，兵工厂那么多好枪好弹，飞机大炮，都白送给了日本人，还让他们拿着反过来打我们。莫非我们又要重蹈覆辙？

当着这个大难当前还在打个人小算盘的官僚的面，谢珂毫不客气地扔下了一句话：我是参谋长，非常时期有权控制调配所有军事物资。如果老万长官怪罪下来，由我一力承担。

万国宾无话可说了。他再舍不得，也知道眼下是得罪不起谢珂的，只好同意从军械库里把机枪全搬出来。

本来是100挺，但因为被修械所拆零了一挺，结果就变成了99挺。

这99挺捷克式机关枪在江桥抗战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也算是机缘巧合，帮了马占山大忙。

第26章 以退为进

马占山得到苏联武装的传言，让滨本如蒙大赦。

我说嘛，难怪能顶得住我们“皇军”一天，原来背后有苏联人撑腰。

他马上向上面报告。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最喜欢越级指挥，他在晚上接到仙台师团的报告后，认为还是仙台师团打得太过保守，光出一个大队，你怎么干得过“苏联武装”呢？

于是他脑袋一拍，也不跟多门商量，便自顾自地抽调了一个大队到江桥前线去助阵。

滨本打报告，本意是为了洗脱第一天作战不力的罪名，他可不认为自己会输给马占山。

仗之所以没打好，主要还是炮兵的掩护作用没有体现出来。

第二天早上4点钟，滨本亲自赶到前线。

正好这时候，铁桥已能部分使用，马匹可以拉着炮过江了。

滨本大为兴奋，命令联队副参谋长田畑新一率队过江。

这里的白天太短了，要珍惜光阴啊，田畑君。

炮要过江，人要过江，再加上其他武器辎重，连铁桥一时都不够用，只好另外在江面上搭设了两座浮桥。

就这样还是不行，滨本索性把橡皮舟都翻出来，以缓解拥挤不堪的“交通状况”。

先前是一个大队，现在是一个联队。人数多了，火力强了，攻势自然也比前一日更猛，守军压力陡然增加，伤亡不小。

形势间不容发，大兴站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马占山决定亲临大兴前沿就近指挥。

一般而言，三军统帅不宜离前线指挥部过近。原因是三军安危，系于一人。如果这第一人报销了，全军极可能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但这只是说的一般情况。在某些生死攸关的时刻，统帅到第一线，不仅可以通过对战场形势的直接观察，作出相对最准确的判断决策，还能起到振奋军心士气的作用。

为了这个决定，马占山差点就殉国了。

不是在打得昏天黑地的前沿战场，而是在前往大兴的路上。

日机发现了马占山所乘坐的吉普车，意识到车上坐着的可能是中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立即进行超低空袭击。

马占山座驾后跟着一辆卡车，车上有一个机枪组，由于他们组成了低空火力网，才使敌机不敢过于嚣张。

那年头，给首长开车并不仅仅是有面子的事，还可能是一份风险高到要死人的特殊行当。相应的，司机也得具有十分高超的驾驶技能才能胜任。

马占山的司机就是这类驾驶达人，那是换挡都不用踩离合器的。在机枪组的掩护下，他冒着飞机的枪林弹雨冲了过去。

饶是如此，仍然吓人一跳。

到了大兴后一检查，吉普车被打了整整29个弹孔，机枪组也伤亡甚大，死伤了好几个人。

马占山到前线观察形势后，决定放弃一线阵地，退后800米，转入二线阵地扼守。

敌势正盛，不宜与之过分相抗，且让他一招再作计较。

能够“击退”守军，令滨本大为得意。只要我真正使上力，用上炮，谁能挡得住？

在马占山放弃一线阵地后，连工事都不用筑了，直接用现成的就行。现在得抓紧构筑新的炮兵阵地，然后再把前面的打法如法炮制一番，拿下大兴易如反掌。

离大兴只有200米了，要不是为了顾及伤亡，我跨一脚就能到。

滨本没有想到，这“白捡”的800米其实是一个口袋，一个马占山要放长线钓大鱼的口袋。

在退至二线阵地后，马占山一直在观察对手。

两军胶着交锋，或许还很难看出虚实，现在滨本急着把部队往守军放弃的一线阵地里带，一动一静之间，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在马占山的眼里，自以为得计的滨本其实败局已定，因为后者的战线拉得过长。

这有什么弊端呢，就像面团，堆一块儿的时候怎么揉都还在一起，等到变成长长一条，随便选哪一处，轻轻一掐就能掐断。

18里的长度，足以把一个联队拉成一根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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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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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载`☆;

☆`网`☆;

此等战机，非天赐乎。

在江桥，马占山总共集结了五个步兵团。可是正如高明的棋手往往都必须留有后招，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也得知道如何调配手上的兵力。

马占山没有把所有部队都放到一线，在大兴前沿他仅仅部署了一个卫队团，就是为了示敌以弱。

在卫队团后面，他储备了足够多的预备队，随时可以用于实施自己的战术目的。

滨本以为他人多势众，但当马占山把二线阵地的部队增加到两个团之后，兵力优势立刻不见了。

再用炮。马占山也把自家一直舍不得用的炮兵搬了出来，东北军的装备并不亚于关东军，野炮、山炮、迫击炮一齐上，双方炮口对炮口，还就不信轰不过你。

有人有炮，二线阵地又相当坚固，日军攻得十分艰难，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不小的伤亡代价。

担任前线指挥的田畑急得疯劲大发作，身为联队副参谋长，竟然亲自绑上炸药，指挥敢死队不要命地往守军阵地上撞。

当然，不到万不得已，他自己是不会真的第一个上前“玉碎”的。

这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不是在伊拉克阿富汗街头，因此这些浑身绑着炸药包的肉弹往往被守军提前击中，提前报销。

其实日本人主要看重的也就是这种肉弹精神，至于效果如何，则另当别论，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便有了那个拿脑袋撞石头的神风突击队。

日本人有肉弹，中国人有血肉。

阵地刚刚被打开一条缝，马上就有人舍生忘死地上前填补，又重新把缺口缝合上了。

不过滨本相信，始终相信，只要他再往前挤上一挤，就能踏进大兴。

才200米距离嘛，半里路都不到，有什么困难的。

困难大了，因为天色已经黑下来，马占山要发作了。

滨本刚用完他的敢死队，马占山的敢死队就上来了。他们从工事后面一跃而出，转而向日军冲了过去。

短兵相接，二杆子们赶快亮绝活。那就是拼刺刀。

拼刺刀，俗称肉搏，通常属于战斗中最刺激的一个节目。建议有心脏病、高血压史者免看。

其实，要放在冷兵器时代，这类枪刺刀砍的，还都算是小儿科。只是到了近现代，喜欢并热衷于此道的不多了。

日本军人是个例外。他们平时接受的教育，就是精神万能，有进无退。

拼刺刀这种让人心惊肉跳的玩意儿，显然很符合这种胃口和虚荣心。

连日本的三八大盖，也是专门为此量身打造的。枪身和枪刺加一块儿特别长，拼刺时很能占点便宜。

可他们这回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对方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火爆：你不是要玩刺刀吗，老子奉陪。

失地之辱，守土之责，早就让这些东北军人憋屈得不行，个个眼睛仿佛都要喷出火来。

勇士们挺起刺刀，呐喊厮杀。

管你是什么宝贝货色，脑袋一样会掉，身子也照样可以扎得通透。

自称不怕死的遇到真正不要命的了。

风向突变，马占山一个反攻把滨本打得连连后退。

岂止是“退”，接下来还要“断”。

在双方步炮互搏的同时，借助夜色掩护，萨力布团从两侧悄悄迂回过来。

北岸前线的日军被其一刀斩断，“头”“尾”分割两处。

“头”是指田畑亲率的一个步兵大队，被马占山的两个步兵团紧紧缠住。

“尾”，指的是北岸桥头的留守部队。主要都是一些辎重兵、卫生兵和通信兵，他们并没有上场打仗的准备，就是马马虎虎地弄了个工事掩体，紧急情况下无人进行组织，成了一堆乱哄哄的苍蝇。

迂回过来的萨力布团俨然就是打苍蝇的拍子。

这个团是个骑兵团，原本以为骑兵要当步兵用，自己也觉得人才浪费。

好在马上就要真神归位了。

骑兵团团长萨力布，一骑上了马就现出凶神本色。

别的骑兵拿的是马刀，这位老兄的刀不是拿的，而是举的，因为是大刀，跟三国时候关羽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刀有一比。

别人是一刀一刀砍，他是一片一片扫。

要放在古代，这就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因为那会儿计军功，就是数人头的，有几个脑袋算几个功。

你这里才削一个，他那里已经有十几个入账了。

骑兵们驱马挥刀，在岸边对着日军一顿乱砍，咔嚓咔嚓，杀了一个过瘾。

辎重兵们哪里经得住如此凶悍的冲击，几下就垮了。

骑兵控制住北岸后，炮兵也跟了过来。

江上所有的运输工具都无一例外遭到了炮火打击，铁桥被炸坏，浮桥被炸断，连江面上的橡皮舟也被炸得没了影。

这时候舟桥上尚有三三两两的零星日本兵，见炮弹突然飞过来，躲都没地方躲。当场被炸死的倒也算了，最倒霉的其实是那些反应快的家伙。

他们跳进了江里，以为可以活命，却不知道受的是活罪：江水冰冷刺骨，别说想抓块破船板漂一漂了，就算会游泳的，多半也得被冻成木乃伊。

等到田畑拼死拼活地退到江边，他才发现，自己的后路已被马占山给完全切断了。

事到如今，田畑只剩下两个选择。

一个是跳入江中，其结果，不是冻死，就是给东北军的枪手当靶子。虽是殊途，实为同归。

另一个，就是返身寻找其他突围途径。

田畑过江时尚是雄心万丈，颇有步他的联队长之后尘，成为“全日本最优秀副参谋长”之势。可是经过整整一天的折腾，这哥们儿被苦水泡了又泡，胆子已经变得比兔子还小。

跟在田畑身后的，早已不是大队，而是小队，其他人马都不知道被围在什么地方，反正四面八方都有枪炮声。

田畑想来想去，还是不敢轻举妄动，他派了一支侦察小分队到前面探路。

但如果你因此小看了他，那就错了。

田畑还是有点血性的，尤其在得知他派出的这支侦察小分队竟然被马占山给歼灭以后，更是暴跳如雷。

歼灭就歼灭吧，那么多人都被歼了，还在乎这么一点？

问题是这些侦察兵不是好好被歼的。马占山的部队消灭他们以后，又把脑袋割下来，装进麻袋扔在了路边。

是可忍孰不可忍。田畑被彻底激怒了，确切地说，是在那些呆呆望着他的部下面前被激怒了。

第27章 以退为进（2）

犹犹豫豫，迟迟疑疑，自己不敢上，上的人又被莫名其妙地装进了麻袋，这就是周围大多数人的观感。

田畑再不发作一下，感觉连自己都要看不起自己了，那还带什么兵。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率部追了上去，准备把中国兵的脑袋也割下来放进麻袋。

他没仔细想一想，打仗这么忙，马占山怎么还有闲情逸致搞这种人头麻袋的恐怖艺术。

为了诱你嘛！

扑通一声，他掉进了马占山特地准备的另外一个口袋。

太不幸了。田畑慌忙寻机突围，谁料越陷越深，渐渐地连北在哪儿都找不着了。

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用上最后一招，呼叫滨本联队长救急。

隔着大江，滨本收到了电报，可是在一个联队用尽之后，他已无兵可派。

“全日本最优秀指挥官”急得差点也去跳江自杀。

自杀不如吃药，有人送药来了。

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本庄繁派出的那个大队及时赶到。

滨本诚惶诚恐，恨不得跪下给关东军司令官烧炷高香。

赶快再架浮桥，放橡皮舟，大炮支援，送援兵过河救人。

眼见得江面又热闹起来，马占山从岸边撤出部队，放开门户。

这在兵法上有一讲，叫做：诱敌深入。

新来的大队登岸很轻松，可是登了岸之后却四顾茫茫，无所适从。

北岸日军已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不知道被围的主力部队究竟在哪里，你怎么救？

东北的夜太长，飞机没法现身，自然也提供不了地面情报。

幸好有骑兵，让他们前去找找。

夜色之中，骑兵队找人同样不易。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他们突然收到了田畑发来的急电。

内容我们也并不陌生，无非就是：向我靠拢，向我靠拢。

另加一句更经典的语录：看在一起为天皇效忠的分儿上，请拉兄弟一把。

身为牛哄哄的前线指挥官，现在竟然说出了这种丢脸的话，看来实在是急糊涂了。

田畑这么一叫不要紧，可把人家无辜的骑兵队给害了。按照一般规律，指挥官在哪里，主力就在哪里，这是没错的，而如果能跟主力在一起，小小骑兵队自然也不会遇到太大危险。

获悉田畑就在附近，骑兵队即刻打马赶去。

去了之后才发现，这一方向的战场已经合围。令人诧异的是，里面的枪炮声却渐渐稀落下来，从声音判断，竟然全是中国士兵的武器。

骑兵队队长也是个老兵油子，隐隐约约感到不妙：莫不是田畑已经完蛋了？

他想的实在太过悲观了。因为田畑还没死，而且又给他发来了电报。

在电报中，田畑奇怪而又急切地催问他：兄弟，你怎么还不来？

下面他还通报了自己的处境：被围着出不来，只剩下几个兵和一部电台，速来救我。

骑兵队队长鼻子都气歪了，以为你那里有多少部队需要救，原来就你自个。

打到这个鸟样还敢觍着脸喊救命，亏你的，面朝东方剖腹吧你。

骑兵队队长把电报一扔，打马就撤。

不关我事，俺是来打酱油的。

可是他已经跑不脱了。

堵住他后路的也是骑兵，不过不是骑兵团，而是骑兵旅。

骑兵团团长萨力布的凶神恶煞，我们早已领教过了。现在该萨力布的主管领导、骑兵旅旅长吴松林亲自出马了。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但反过来说，强兵之上却未必有拿得住的领导。

幸好，这位吴领导是属于能拿得住的。在他的训练和统率下，吴旅向被称为黑龙江省铁骑。

到了省城后，马占山索性把骑兵都交给他，这就又编了一个团，帮吴旅扩充成一个拥有三个骑兵团的整编旅。

做勤王之师，就是准备来出力打仗的，从没奢望过扩充人马之类的好事。马占山此举，使吴松林很受感动，发誓自己一定不给代省主席丢脸。

日军在黑夜之中搞不清状况，东北骑兵日日夜夜在这里出没，却能摸得清清楚楚。

骑兵队一移动，吴松林就知道机会来了，骑兵旅一拥而上，把他们一块儿给包了起来。

只可怜了骑兵队，这个陪葬品做得着实没有半点价值。

天终于亮了，眼睛熬到通红的滨本放眼望去，看到了让他这辈子恐怕都难以忘记的一幕。

对岸的一个半联队全部被马占山包了饺子。被包围的，想解围的，一时之间同陷苦海，不知道谁该救谁了。

天亮后仗应该好打些，毕竟日军最依赖的特种部队能够重新逞凶了。可是由于双方缠斗在十几里地的狭小区域，阵营也变得犬牙交错，无论飞机还是大炮，都难以找到一点空隙。

令滨本沮丧的事还没完，不久之后接到的一份电报令他再也把持不住。

不能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了，赶紧向关东军司令部求援要紧。

在求援报告上，滨本转述了电报中那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本联队田畑新一副参谋长战死。

田畑挂了，还搭上一个骑兵队。

本庄繁接到报告后就愣住了。

一个半联队，相当于半个旅团，这又不是普通部队，是关东军主力，谁轻轻松松就能把他们给包围起来？

不仅被围，前线指挥官都让人给干了，这怎么可能。

如此重大的情况，不可能不上报给参谋本部。

参谋本部吃惊不小。这马占山既有实力与关东军抗衡，说明后面确有苏联政府的支持，苏联插手，进攻黑龙江的事就有些麻烦了。

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随即发电报给本庄繁，要求把关东军作战区域限制在大兴车站附近，就算后面打胜，也不能再往前走了，以免踩到苏联老毛子的尾巴上去。

关东军司令部一收到电报，本庄繁还没说话，一帮参谋们就嚷嚷开了。

这不是胡扯吗，哪有这样绑着让人打仗的，打仗是关东军司令官的事，它参谋本部也太不把我们司令放在眼里了。

听那语气，金谷不是什么参谋总长，倒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本庄繁自己听着却很是受用，摆摆手：不管他，先把被围部队救出来要紧。

他下令，再派一个大队，对前线进行第二次增援。

因为缺少人手，关东军原本瞧不上眼的张海鹏伪军也被拉了过来。

张麻子这回算是因祸得福了，马占山发挥得好，让他在日本人眼中的印象分也高了不少——看来不是伪军不行，而是马占山太过了得。

伪军终于得到了与“皇军”同场竞技的机会。

滨本又羞又愧，咬着牙发着狠要与马占山决一雌雄。

见对手的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占山立刻把所有能调动的部队都派上场，现在到了他不顾一切砸老本的时候了。

五个步兵团，六个骑兵团，一线二线，尽数上阵。

在东北军里，团的编制很大，一个团就相当于普通一个旅，五个团就能达到师的规模，两个回合之后，日伪军的增援部队不仅没能够完成捞人的任务，自己也被马占山一股脑给包了起来。

马占山可称得上是位称职的厨艺大师，特别在包饺子方面。

东北的饺子我吃过。依南方人的口味来说，实在算不上好吃。皮太厚了，馅也不是很多。

但我想马大帅的饺子肯定风味独特，特别好吃。

因为滨本掐指一算，三天不到，已连着吃了三次，平均每天一次，而且越吃越上瘾，越吃劲越大，他的搭档兼部下田畑就是这样给撑死的。

随马占山征战左右的参谋长谢珂后来证实，江桥一战，数11月6日的这一场最为激烈，是日军到东北以来遭到空前损失的一次。

才不过两个回合，滨本“决一雌雄”的想法已经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快发求救电，再不发就来不及了。

接到滨本的电报，原先还假装矜持的关东军司令彻底慌乱起来。本来想越级指挥，显示一下水平的，没想到差点把戏给演砸了，赶紧换戏服吧。

他把一直缩在后面不响的多门叫了过来：还是由你指挥。

可是多门也不是神仙，你打成这个鸟样，让我来给你收拾残局，那也得有人手呀。

既然已经被套住了，就算满盘飘绿，也只能继续追加投资，否则解套就没有指望。

师团主力全部跟随多门来到江桥。

为了运兵，“满铁”方面甚至把洮昂线上的客车业务都停掉了，全部改成兵车。

丢了脸的多门赶到江桥前线，对自己的部下滨本大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滨本已经毫无脾气，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现在就是上司说他是头猪，他也认了。

做猪也得打仗，多门让滨本亲自率兵过江，并要他这次务必拿下大兴车站。

场子是在你手上丢掉的，当然还得由你自己再把它给找回来。

说实话，滨本真被打蒙了。

每次兴致勃勃，最后换来的都是狼狈不堪，无论是对人的自尊心，还是自信心，都是极大的伤害。

失去信心的滨本只好把希望放在钢炮上面。

师团的所有火炮都运到前沿，朝大兴阵地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地毯式轰炸。

可也不能总这么无休无止地轰下去，最后还是得上人。

滨本硬着头皮摸进了大兴车站。

阵地上已经是一片焦土，该炸的都炸到了。

滨本还是担心，左看看，右看看，生怕中国军队又从哪个旮旯忽然跳将出来，让自己变成“田畑第二”。

最后的结论是：阵地上真没人了。

眼前的情景让滨本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感觉。这个已经被失败折磨得快要疯掉的可怜人，立刻像被打了针强心剂一样，又精神抖擞起来。

久旱逢甘雨，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心情吧。

滨本立刻向多门师团长汇报：我部已成功占领大兴车站，“支那”军队仓皇逃窜。

此刻，他再也顾不得什么帝国军人的操守了，反正挽回面子最重要。至于中国军队是怎么消失的，为什么要消失，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多门一听，以为是滨本小宇宙爆发，依靠实力打垮了马占山。当下就激动起来：还等什么，继续追击，把“支那”军队一口吞掉。

正要继续前进，却意外地接到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这人有个特点，总是在不利的时候隐退，有转机的时候现身。

金谷参谋长不是说了吗，不能超出大兴的界线，得服从领导。

由于此前多次被围，多门自己也觉得有些心虚，怕上了马占山的当，于是只好依言撤回。

第28章 英雄出世

事实上，仙台师团大兵压境的情报已被马占山提前掌握，他放弃大兴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自己头三板斧，之所以能把日军砍得毫无脾气，主要应归功于以下两个因素：一个当然是关东军的骄傲轻敌。另一个则是江桥北岸之险和潜伏守军的突然出击（此处特指那个捷克式机枪连）。

但现在这些优势都已不存在了。

关东军连多门都亲自带师团主力来了，哪里还敢再轻敌？

北岸的高地被炸成了平地，南岸比北岸还要高，不须过江，往那里一站，就可以收到居高临下的效果。

至于什么芦苇丛、烟草地，日军吃了亏以后，早就派飞机和大炮把这里炸得光秃秃的了，别说藏人，藏只鸟都难。

加上日军兵力成倍增加，如果再不动脑筋地硬打，被动的无疑是自己。

在马占山看来，大兴已经是一颗死棋，现在要把这颗死棋做活的关键点就是昂昂溪。昂昂溪离大兴有60里路，可把间隔扩大到三倍，战线一拉长，就可能起到分散日军的作用，己方可退可守亦可攻。

如此，死棋又变成了活棋。

在滨本到来之前，马占山早就撤到了昂昂溪。

江桥一战，马占山令日本人刮目相看。

三天两夜，能把关东军仙台第2师团（尽管不是所有部队）打得无可奈何，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第2师团，看看编号，就知道资格有多老了。在日本17个常备师团中，第2师团绝对属于一流角色。

早在日俄战争时，第2师团就曾为日本攻下旅顺口立下过汗马功劳。它最有名的师团长叫做乃木希典，是个大将。这厮在中国名气不大，但是在日本很有名，被称为“军神”。

到了“九一八”事变，撑场子的主要就靠这个师团，遭遇抵抗是有，但被人家围在中央突不出去还是第一次。

关东军内部争相打听，这个马占山如此厉害，到底是从哪个军校毕业的，是日本士官学校，还是东北讲武学堂？

结果都不是，不过是个做过土匪的丘八。

那些平时走路鼻孔都朝着天的陆大毕业生个个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同一时间，江桥抗战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瞩目。

“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一支中国军队在日本人枪口的威胁之下，敢于大声说不。

黑龙江守军只是一支孤悬于东北一隅的地方军队，但正是这支孤军，竟在江桥这块原先谁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小地方，勇敢地抵御了数倍于己的倭寇部队。

国人精神大为振奋，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安慰。

时人有诗赞曰：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作者是著名的晓庄师范创办人陶行知。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人们是多么渴望英雄出世，王者归来。

那个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民族英雄在哪里？我们呼唤你。

马占山来了。

伟大的岳飞仿佛在他身上灵魂附体，他继承了汉民族不畏强暴，与蛮族血战到底的光荣历史传统。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全国人民都跟着马占山一块儿激动。各地贺信贺电络绎不绝，捐献物资和钱款源源不断，连一向不问世事的出家人也掺和了进来。

四川峨眉山有个和尚，一下子把自己的私房钱全都捐了出来。那时候寺庙也不收门票，和尚能收到的香火钱很少。这钱自然都是他从嘴里一口一口省下来的。

民间已到了“平生不识马占山，便称英雄也枉然”的地步。

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不知是否得到其本人授权），一时风靡沪上。消费者非常买账，不管会不会抽烟，都要买两包回去“爱爱国”。

马占山和他的黑龙江守军火爆若此，其声誉传遍了四大洲五大洋。

国际通讯社再不愁没有最火的新鲜猛料了，中国的“抵抗将军”马占山成为他们爆炒的对象（“谓中国军人亦能战者”）。

江桥之战，让日本军部的金谷参谋长很无语。

是啊，这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在东北的那位，还是“九一八”后那个逢谁灭谁的关东军吗？

在一种沮丧心情的支配下，金谷参谋长对关东军发布了最新指示，要求暂缓进攻，理由就是害怕马占山真的有苏联背景，从而导致苏军的直接干涉。

为了不致引起部下的激烈反应，金谷在电文的措辞上已经算是字斟句酌，委婉得不能再委婉了，没想到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众参谋们收到指示后还是跳了起来。

连我们本庄司令都搞不定的事，你在后面操什么心！

本庄繁虽然是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对这些狂人参谋却是言听计从，有什么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办，从不计较部下的态度。

既然小的们都是如此讲法，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把金谷的指令当成了耳边风。

不过，理不理金谷这老糊涂是一回事，苏联会不会干涉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后者，本庄繁和他的参谋们其实并不敢太掉以轻心。这些人围在一起，郑重其事地进行了讨论。

板垣晃着脑袋，认为苏联一定不会来搅局。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里外翻一翻啊。里面，苏联正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自己补充国力还来不及，怎么肯轻易出头呢，外面，跟中国政府翻了脸，斯大林和蒋介石两个人谁都不理谁，这样的情况下，他更不可能帮中国人出头。

板垣最后表明了态度：既然我们判定苏联不会站出来，那就不能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马占山很厉害，不把他这种“嚣张气焰”打下去，不知道还会跑出来多少个马占山。

一席话，把个本庄繁听得一愣一愣的，还是参谋们有水平，都讲到我心坎里去了。

根据参谋们的讨论结果，本庄繁决定把江桥之战的指挥权集中于多门一人。

要不是大家都这么认为，本庄繁没准还要亲自上去比划两下哩。只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上一次输一回，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了。

就在关东军司令部紧张筹划，准备再次发动进攻的时候，马占山也得到了来自上级的支援。

当然，主要是声援。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致电嘉奖，称赞马占山“捍卫省土有功”。

不过这二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军援上面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一分钱军费不拨也就算了。至少到目前为止，赖全国的父老乡亲帮忙，捐的钱物还是够黑龙江省守军支撑一阵子的。

最实际的是派兵支援。

有人说了，当时吉、辽都被日军占领，有兵也过不来啊。

条件还是有的，只要你想做。

比如中央军和东北军联手，从关内直接杀向吉、辽，对关东军形成军事压力，可与黑龙江省守军形成里应外合之效。

这样有一个风险，就是要冒与日本全面宣战的可能（当时南京政府并未与日本正式宣战）。

但这个风险，你说它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因为此时虽然吉、辽都宣布“独立”了，但出面“独立”的都是像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一类人，根本上不了台面，属于除了关东军，谁也不承认的主（要不然土肥原也用不着处心积虑搞什么“满洲国”）。

中央既未任命，这就是公然反叛朝廷。在自己国家内整治这类奸佞小贼，有什么不可以。

再者说，就算中央军不能或不愿直接参战，东北军自个也得干。

打回老家去，名正而言顺。

怎么也想不通，那么多所谓的“东北军精锐”，在江桥打得翻天覆地时，怎么还能隔岸观火，心平气和地安然蜗居于锦州、山海关、北平而动都不动。

蒋介石闭着眼睛装傻充愣，别人都能理解，也就当东北没易帜，或晚一点易帜吧，反正黑龙江省部队也不是他的嫡系。

东北军你不能够啊，地是你的地，人是你的人，竟然无动于衷，坐等其被歼灭？

其时正是东北军大举反攻，夺回家园的最佳时机。过不了多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后悔一辈子，将会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凉曲调折磨一生。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其实眼巴巴指望的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国联的干预。

国联就是现在联合国的雏形，这样的一个国际协调机构，你要认为它毫无作用，那是一个极端。

但是如果以为它能包治百病，则同样是一个错误得不能再错误的极端。

指望别人的同时，你自身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你自己先成烂人一个，躺倒在地，神仙也救不了你。

当年日俄战争，俄国老毛子之所以能接受美国的说服教育，肯走到谈判桌上来，也是预先被日本人用棍棒教育了一下的结果，否则哪有那么容易服软。

就是说到国联，它还有自身的致命缺陷。联合国尚有联合国部队，它却只有批判的武器，没有武器的批判。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联确实干预了，甚至可以说很卖力，很仗义，很公道，但也仅此而已。

南京政府倒没有忘记继续给予精神激励。

11月12日，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大。会议对江桥抗战评价很高，不仅正式委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还破格晋升其为陆军上将。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威信落到了谷底，成了典型的反面人物。会上凡是能开口讲讲的，都要找机会尽情数落一下这位沮丧的老兄。

同志会开成了对自己的批斗会，这是蒋介石事前挠破脑袋也想不到的。

本来这种会议应该你好我好大家好，所谓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搞形式，无奈江桥守军太耀眼了，显得政府极不作为。这种情况下，你要再想以走过场的心态走过场，以形式主义的方法搞形式，那就是典型的不识时务了。

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与江桥的马占山没有实质关系，因为他既不能参加上将授衔仪式，也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援兵（“未遣一兵，未发一矢”）。

马占山失望了。从三日之战后，又拖了十几天，可是在这么充裕的时间里，他却未能得到任何有力的援手。

眼前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形势在一天天恶化。

本庄繁已把攻击马占山作为关东军的头等大事，像刮脂油一样，把东北能抽的部队都抽到了江桥。

纵使是一代名将，此时亦唯有仰天长叹：吾败，岂天意乎？

失败，早已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和他的孤军仍然一直在坚守。

时间一天天过去，本庄繁暗暗下定决心，做好再次向江桥攻击的准备。

在这之前，他以关东军司令官的身份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条件为三：下野，撤军，进驻。

下野是让马占山从省主席的位置上下野，而后是黑龙江省部队从齐齐哈尔撤退，最后由日军进驻昂昂溪。

马占山收到电文后，第一反应就是日本人又要找他开练了。

不过打仗归打仗，答复照答复，不仅要答，而且要答好，答精妙：下野没问题，但要有中央正式文件通知；

撤兵没问题，但需要相当时间，至于时间多少，请原谅，暂时我还没算好；进驻没问题，只是很可能国联会有不同意见。

三个“没问题”后，他还向本庄繁提出了一个只有最资深记者才能提出的高难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走了，黑龙江省谁管？你？还是那个张海鹏？

从头至尾都是没问题，其实满篇都是有问题，从头至尾都没有不答应，其实满篇都是不答应。

对于马占山头上的冠名，“野路子军事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再加上“无师自通的外交家”和“深藏不露的一流辩手”也绝不为过。

至少我看行。

拿着这份电报，本庄繁哭笑不得。

任何恐吓和讹诈，看来都撼不动这个看似矮小实则强悍的东北男人。他不明白的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土匪省长的身上，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惊人力量，竟然可以让他如此倔强。

他不得不再次用部下的鲜血和生命，去铺设那条通往齐市的道路。

此时江桥前线中日双方军队的数量比例为二比一，日方二，中方一。

11月16日，嫩江已结出厚冰，再也不需要浮桥或渡船。日军不光是人，所有辎重，包括大炮都能越冰而过。

就在这时，马占山久无援军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大家的子弹快打光了，大炮因为性能问题，时间一长，炮管就开始发热，再不能正常开炮。

马占山闻报，飞驰前线，带领自己的手枪队亲自督阵。

他杀敌不含糊，督战也不手软。前线的两个连长被惨烈战斗吓破了胆，想偷偷溜走，被他发现后，一枪一个，全给崩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马占山的示范下，守军官兵虽伤痕累累，但个个心坚如铁，死战不退（“至此无一完肤者，顾仍浴血对抗”）。

关键时刻，多门这个曾担任过陆大校长的日本资深将官开始显示出他老辣的一面。

第29章 英雄出世（2）

就在对手已明显疲于招架之时，他把作为预备队的朝鲜龙山第20师团调了上来，后者成为压倒守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马占山此时就在战场之上。

他看到，日军在战场上完全占据了主动，正排山倒海般地冲杀过来。

胜负已定，不可避免。

江桥，是马占山梦想起飞的地方，是他荣誉的顶点，只要还有一点坚持的可能，这个坚强的男人都不会选择主动放弃。

但现在连这一点可能也没有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喜欢蛮干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勇敢和蛮干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此时，主帅的决心相当重要。稍有犹豫，将会导致全军覆灭的后果。

马占山下令：撤出昂昂溪。

但是撤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就犹如下山往往比上山难一样，撤退的难度常常远超进攻。

这是因为一般而言，这时的部队士气最为低落，尤其害怕自己在撤退时落于人后，以致被歼或被俘，所以特别容易陷入慌乱，一乱则溃不成军，反而为追兵所乘。

后来的第二次淞沪抗战，也是撤退的时候一溃千里，结果弄得不可收拾，以致酿成极大损失。

所以一个军事主官高不高明，攻城拔寨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会不会撤退才是一个真正的大考验。

事实证明，在这方面，马占山是完全合格的。

马占山早在进入江桥指挥作战时，就对战局的进退做过通盘考虑，赢了怎么攻，攻到哪里，输了怎么退，退到何方，那都是要事先心中有数的。如果等到马上要拆房烧屋，你才想起来今天晚上住哪里，那就迟得太多了。

面对日军全面开花式的进攻，马占山仍然退得有条不紊。各部队交替掩护，逐次撤出昂昂溪，且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不仅如此，马占山还创造了另一个奇迹，那就是在撤退的同时，派出轻骑兵迂回袭击了多门的临时指挥部！

敌方大举进攻，己方大踏步撤退，这往往正是敌方大本营兵力最空虚、防卫最松懈的时刻。

走都走了，还要回头咬你一口。厉害吧。

和马占山的预料差不多，大兴站的日军能派上场的，都到昂昂溪前线去捞战功了，剩下来的兵少得可怜，且对中国守军反戈一击毫无心理准备。

这支小型骑兵部队杀入日军临时指挥部，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把守敌消灭精光，临走时还捎带走了十几万日元做军费。

多门幸亏是到前线督战去了，这才侥幸逃过一劫，但得知消息，也已经够他惊出一身冷汗了。

不过多门并非善茬，这个人的谋略和智商丝毫不低于他的死敌。在某种程度上，两人甚至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几乎就在马占山派骑兵偷袭他的老巢的同时，一队日本骑兵也进行了精心伪装，然后悄悄出发，扮成东北守军的模样，一路快马加鞭奔来。

一路上，面对近在咫尺的中国士兵，他们始终保持着高度忍耐和刻意低调，像一群忍者神龟，只顾低着头装熊，埋着头赶路，而周围的守军因为都处于紧张撤退之中，竟然没有人注意到危险就在身边。

这伙骑兵跑得飞快，他们超越了所有能超越的掩护和后撤部队。

终于，让他们追上了马占山本人！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不声不响靠过去，然后掏刀，杀人。但是日军骑兵没有这个心理素质，见好不容易追到了目标，一个个原形毕露，争着抢着往前冲。

此时，载着马占山的吉普车正在路上急驰。负责沿途保卫的少校副官忽然发现后面烟尘滚滚，扭头一看，一队骑兵正飞奔而来。

这是一个异常的举动。副官感到情况不妙，命令停车，并立刻率领卫队保护着马占山冲上高地。

只要仔细观察，日本人还是日本人，那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睛，怎么扮都不像中国人。

既然已识破真相，狭路相逢，先下手者为强。马占山的卫队都是从部队里挑选出来的神枪手，居高临下，一顿排子枪打过去，顿时把这支兴冲冲的敌骑兵打得人仰马翻。

自己偷袭变成了被人家伏击。日军傻了眼，又听见周围枪声大作，害怕被撤退部队围拢过来遭到歼灭，仗着座下马比较快，赶紧抽个冷子溜之大吉。

马占山撤出了所有防线，退入省城。

他并不打算坚守这座城池。齐市并无高大城垣可以让他凭险据守，马占山准备率部向海伦一带转移，那里是产粮区，能够解决部队粮饷问题，可以让他东山再起。

在撤退前，他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手上还有日伪军俘虏。

马占山考虑了一下，决定将俘虏全部释放，并留给即将进城的日军将领一份声明，言明自己遵守国际公法，未杀战俘一人，请对方也照此办理，宽待俘虏及城内未及撤出的伤病员。

显然他大大高估了日军的文明程度。

日军对自己的士兵尚且苛刻无比，哪里肯掏粮食来给你养战俘，更何况江桥一战，他们刚刚吃过大亏，报复还来不及。

马占山前脚刚走，日军进城部队就把伤病员搜出来杀了个精光。

这是一支骑兵部队。领头的马占山称他“小多门”，还说是多门师团长的亲弟弟。

我后来翻阅史料才发现，传说中的“小多门”其实并非叫“小多门”，也不是多门的弟弟，他只是属于骑兵队队长一样的角色。

由于是骑兵，所以“小多门”的部队一马当先，跑得最快。在齐齐哈尔城里找不到马占山，就砍了那些来不及撤走的伤病员。

杀完了人，他又要率骑兵继续出城追赶马占山，想把这颗最值钱的脑袋也收入自己囊中。

可是要追的话，总得有个目标，在城里搞杀人比赛耽误了时间，一出城都不知道马占山跑哪个方向去了。

不用急。在这方面，马占山是很善解人意的。

你不是不认道吗，来来来，我给你指，连服务费都不用付。

日军前哨在路上捡到了一些可疑物品。

既然是可疑物品，那就是与普通军人平常所用之物不一样。

只见里面有手杖，有大烟枪，有各种各样的烟具，把个“小多门”看得眼花缭乱。

随队汉奸认得，说这可能就是马占山的私人物品。

和很多东北军将领一样，马占山虽称英雄，也离不开抽赌二字。

很显然，逃命之人不可能带很多东西。烟枪再好，也没有性命来得重要，所以马占山沿路把它们给抛弃了。

一切都很清楚了，马占山究竟在往哪个方向逃命。

沿着这条路追嘛。

不幸的是——上当了。

我说过，马占山的撤军是有很多道道的。

除了爱掏人老窝外，他还喜欢布疑阵，留伏兵。

扔大烟枪的那个方向，与他撤退的方向正好相反，而且早已撒下大网。

可惜“小多门”并不清楚这一点。他倒是知道临时指挥所被马占山端掉的事，不过他机械地认为，这应该与他毫不相干。

我是兵强马壮的前锋，不是兵力空虚的大本营，怕什么呀。

考虑到马占山的脑袋只有一颗，且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他甚至拒绝了其他部队的配合，自己带着骑兵就撵了上去。

话说“小多门”带着骑兵紧赶慢赶，总算追上了，不过不是马占山本人，而是他麾下的骑兵团。

骑兵团走得很慢，而且似乎还带着辎重，怎么看都不像一支担任殿后任务的轻装部队。

小多门感到很意外。

都说马占山的部队厉害，我看也就这样吧。要是师团长早点重用我，小小江桥哪用得着打到现在。

“小多门”的参谋长显然要更机警一些，立即提醒他，路边有很多芦苇丛——听说马占山极善用兵，要是在这里藏一支伏兵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小多门”深以为然，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指挥机枪手对芦苇丛进行扫射。

打了一会儿，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真是多虑了。此时“小多门”倒真有些瞧不起那个把整个师团弄得一筹莫展的马占山了。

他的心情仿佛当年华容道上的曹丞相——吾不笑别人，单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伏下一军，如之奈何？

这个既无谋又少智的马占山，究竟有什么可怕的呢？

“小多门”挥队继续向骑兵团追去。这个刚刚在省城里过足瘾的杀人狂，准备再次完成对中国军队的屠杀。

在日军骑兵的先头部队过去后，芦苇丛忽然响起冲锋号，并且一下子冒出许多人，一个个赤膊上阵，怒目而视。

不是已经火力侦察过了吗？

关东军的骑兵部队没有在黑龙江作战的经验，他们不知道路边的芦苇丛又深又密，仅仅近距离地搜索或是扫射一下，犹如隔靴搔痒，根本奈何不了真正的伏兵。

芦苇丛的伏兵并不是黑龙江省正规部队，这是两支地方武装，你要说他们以前是土匪也可以。不过，在马占山刚刚来到省城就任时，他们就来报到了，而且打鬼子的积极性很高。

对于马占山来说，只要你跟着我抗日，不管以前出身如何，是贵是贱，都是好同志。

当天便发给他们成捆成箱的步枪和子弹。

寸功未立，就给了这么多好东西，两兄弟顿时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表示一定听从马主席的调遣，到江桥第一线去打鬼子。

马占山却另有考虑：你们回去加紧操练，日后自有可用之处。

现在这两颗棋子果然都给用上了。

游击队和正规军的打法不一样，主要用具也不同。他们手里大刀长矛一样不缺，虽然不如枪炮威风，对付起骑兵来却是正好。

劈脑门！削眼仁！砍马腿！掏耳朵！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日军骑兵马上就意识到自己遇上了克星。遇上这种不讲道理的打法，马第一个遭殃，兵第二个完蛋。

正面马占山的骑兵也多了出来，不是骑兵团，而是骑兵旅。

这里离省城有60里路，而且旁边没有任何援兵。

“小多门”终于体会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什么意思。

骑兵被围，对日军前敌总指挥多门来说，是一个很意外也很沉重的打击。

“小多门”及其所统率的骑兵一个不少，全挂了！

这些杀人狂最终为自己在省城的禽兽作为付出了代价。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你敢杀我伤兵，我就敢灭你“弟弟”。马占山做人的准则一向如此，丝毫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老多门则对挂了的“小多门”痛惜不已：让你找马占山，你却和阎罗王唠嗑套近乎去了。

“小多门”临死前捡到的那些物品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

日军又把它们交上来，多门召集熟悉马占山的特务汉奸一鉴定，这些“专家”一致确认，这些都是马占山日常必备用具。

和“小多门”比起来，老多门的思维能力无疑要缜密得多。一想，明白了。

马占山肯定死了。

你想，一个三军主帅，用的手杖和烟枪就算再累赘，那也是心爱之物，少说也得有几个卫兵给他扛着，哪里会随随便便就扔掉。

只有一种解释：物的主人已死，考虑到既非金，也非银，就没人愿意再留着它们了。

多门对自己的这种推理深信不疑，随之便命令鸣金收兵，以穷寇莫追为由把其他几路追兵也都收了回去。

没几天，活蹦乱跳、如假包换的马占山便又在海伦露面了，这让多门闹了个大红脸。

随着马占山率部撤出齐齐哈尔，江桥抗战落下帷幕。此战，中国军队可以说是虽败犹荣，日军却遭遇到了“九一八”以来最惨重的伤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桥一战中，日军除战死战伤以外，冻死冻伤的也占相当比例。

原因在于日军缺乏御寒装备。

江桥抗战以前，仙台师团在东北基本上没打过什么像样的仗。他们原本以为，黑龙江守军也同样不堪一击，“天兵”一到，立即会四散奔逃，所以根本就没打算要在黑龙江省过冬。

没想到此东北军非彼东北军。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从秋天打到冬天，援兵换了一茬又一茬，愣是没能把马占山怎么样。

这样一来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

日本人打仗，一个重要的死穴就是不重视后勤保障。

在当时的日本部队中，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辎重兵倘能作战，则铁树也能增加军费（增拨军费为日军最关心话题，故有此说）。在诸兵种里面，辎重兵也就是后勤部队是没什么地位可言的。

在精神原子弹的刺激下，人人都想当前锋去射门，没有谁愿意做不得分的后卫。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就没少吃后勤不继的亏，死了将近两万人，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被清军干死的，而是病死、饿死、冻死的。

在这方面，日本人的记性实在很差。

到进入齐齐哈尔之前，当地已是冰天雪地，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这种气候下的野外作战，别说打仗，就是散散步都会被冻趴下一大片。

东北的气候，竟然比马占山的部队还要凶猛，这也是多门不敢继续穷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30章 再战江湖

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的部队经过江桥一战，并未丧失元气，他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和实力。

马占山自从到了海伦之后，由于声名在外，要求采访他的国内外记者那是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不过对于记者们来说，采访名人，绝不是一件好干的差事。

耍大牌那是家常便饭，遇上个别不厚道的，甚至还会关上门躲在阳台后面朝你开黑枪。

不去吧，又交不了差。有的记者被逼得实在没法，只能用“多方采访某君，只是联系不上”或“据信”、“坊间云”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来进行搪塞，一篇新闻看似拖得老长，其实当事人什么也没说。

记者这饭碗，真的挺不容易端。

再者，马占山的身份有些特殊，此人土匪出身，斗大字识不得几个，场面话估计说不出来，粗话又登不上报纸。那些第一次采访他的记者都觉得很悬，有的甚至把瞎编的文章都事先准备好了，采访就准备只过过场。

令记者们大吃一惊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马将军除了相貌不太威武，与想象中有所区别外，一张嘴却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把记者们都说得一愣一愣的。

马占山还特别懂得记者的心思，不断提供给他们有关于江桥抗战的各种猛料、第一手资料，那是要煽情有煽情，要悲壮有悲壮，要痛快有痛快。

这批没打过仗也没看过打仗的记者个个听得如临其境，如醉如痴。

最重要的是，作为名震中外的“抵抗将军”，马占山没有一点大牌的架子。不管事务多忙，听到记者来了，无论来头大小，他都要挤出时间亲自接待，并奉若上宾，绝不肯随便怠慢一个。

这种思维和意识，绝对是现代得不能再现代了。

通过记者一波接一波的生动报道，马占山的事迹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在全国的威望一时间无人能及，就连以前威风凛凛的蒋介石都被拉下去一大截，私底下对老马是又妒又羡。

见过火的，没见过这么火的。

从表面上看，退守海伦的马占山是要与小日本干到底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位顶着“抵抗将军”帽子的英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作为后人，我也不能随意猜测。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很遗憾，马占山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

当关东军派板垣前去劝降，他竟然同意与之进行秘密谈判，而谈判结果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所有人”里面，就包括板垣。

板垣提出，由马占山担任黑龙江省主席，日本划该省为自治区，持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三项政策，只派日本顾问协助。

马占山——同意了！

对此，板垣本人也大为吃惊，以马占山在江桥的态度，他原本预料谈判将会非常艰难，已经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

他没想到马占山如此爽快地就答应了，甚至起码的讨价还价都不需要。

早知马占山如此想法，江桥之战前这样谈一下不就好了吗，关东军何至于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马占山，其实连我们也看不清、弄不懂你了。

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能单纯地用一个好或者坏来形容。

按照马占山事后的说法，他这次接受日本人的条件，是一次早有预谋的诈降。

但如果我们不为尊者讳，通过史料分析就可以看出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驻齐齐哈尔的日军一直未主动对马占山部发动进攻。

究其原因，马占山和参谋长谢珂有了一段对话。

谢珂认为，海伦占有地形之利，且抵抗力量不断壮大，日军恐蹈江桥覆辙，所以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马占山对此却另有一番解释，他说这事与小皇帝溥仪有关系。

十多年前，我曾到天津叩见过溥仪。溥仪还送给我一张古画，并从此知道了我的名字。这次日军之所以不穷追猛打，就是因为溥仪以“马占山是我的人”为由向日本求了情。

这个理由很有点无厘头，溥仪几斤几两，日本人要听他的？

但是谢珂还是从“溥仪求情”中嗅出了另外一番味道，他劝马占山不要对日军存有任何妄想。

马占山却自顾自地又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如果我们有了力量，什么时候抗日都不晚。现在锦州不保，张学良看来是永远回不了东北了，我们也应该想想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以谢珂的想法，就是同日本人血战到底，不还我河山，誓不罢休。

可他改变不了马占山。

无奈之下，他只能交出兵权，转投他方。

不料途中身份暴露，遭到日军扣留。日本人在知道他曾是江桥抗战的黑龙江守军二把手后，便想利用他，问他愿不愿意去坚持抗战的苏炳文那里说降。

愿意啊，怎么不愿意。当着日本人的面，谢珂满口同意。

到了苏炳文的地面，谢珂不仅没尽说客的义务，还鼓励苏炳文继续抗日到底，而他自己也留下来担任了后者的参谋长。

无论身处何种逆境，谢珂始终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热血军人。

如果是假降，何至于连同甘共苦的参谋长都蒙在鼓里，且最终撕破脸皮，分道扬镳？

有人揣测，马占山可能是见形势险恶，想隐藏实力，趁机再图将来。

但这是一个足以令他后悔不已的决定，一世英名差点就毁在这上面了。

不久之后，哈尔滨失陷，黑龙江的大城市至此无一完者。马占山在震惊之余，终于下定决心，同日本人正式“合作”。

谢珂等人一走，他就独自离开海伦，前往沈阳。

此时离轰轰烈烈的江桥抗战仅三个多月。

日本人对待别人的态度与众不同。如果你是一个弱者，即使你对他三拜九叩，他也不会拿正眼多瞧你一下，还会在心里计算着，怎样在你身上再多占点便宜，但如果你是真正的强者，并打痛过他，他反而会对你低眉顺眼，毕恭毕敬。

在日本人心目中，马占山是一个强者。

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出门，那是连“满洲国执政”溥仪都要亲自去车站迎接的。这可不是你高兴不高兴的事情，人家摆的就是这谱，谁让你是他的傀儡呢，须知，再大的傀儡也还是傀儡。

马占山坐飞机到沈阳，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架子比谁都大的本庄繁。

所谓的东北伪政权“四巨头”：张景惠、马占山、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打日本人最狠，排名却仅在与张作霖一同出道的张景惠之后，那个摇着尾巴的张海鹏忙了半天，连椅子边都没摸到。

这么高的礼遇，要放在一般汉奸身上，非得做梦笑醒不可，但马占山不一样。

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人并不是做汉奸的材料，即使进了伪政权，仍然本色不改。

一样是“对日合作”，他和另外三个“头”的想法和目的就有显著差异。那三个是标准的“狗头”，就只会冲着日本人摇尾乞怜，本庄繁和板垣说什么，他们答应什么，此外连个屁都不敢放。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有根骨头啃啃便知足矣。

作为和张作霖性格才能极为相似的枭雄类人物，马占山想要的，“狗头”们可能连想都不敢想，那就是至少要统治一方，实行黑龙江省完全自治。

试想一下，如果实力允许，他是完全会像张作霖那样，把日本人从东北统统赶走，然后自称“东北王”的。

但他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欲望、野心和无信。

前两点比较明显和直白，一个“九一八”事变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最后一点极具隐蔽性，可以说欺骗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后来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大亏的美国人。

当时不要说一般中国人，就连资深外交官都普遍不愿与日本政府打交道，原因就在于日本人说话做事心口不一，对他有利的他认，对他不利的，前脚答应得好好的，后脚就会矢口否认，缺乏最起码的诚信守诺精神。

土肥原曾亲口答应溥仪，让他做皇帝，结果呢，把人家骗来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说过的话跟放屁一样。板垣也一样，他对马占山承诺黑龙江省自治，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先把你忽悠进来再说。

黑龙江省自治？怎么可能呢。

照本庄繁、板垣们的想法，那样的话，我们关东军不是白忙乎了，帝国军人的血岂不是白流了？

被授以伪黑龙江省主席的马占山有几个想不到。

一是想不到会建立“满洲国”。

马占山本来是想拉张景惠等三人一道宣布“联省自治”的，没想到日本要搞“满洲国”，并要求四人在“建立满洲国计划”上签字认可。那三个自然乖乖照办。

“满洲国”与黑龙江省自治相去甚远，马占山大失所望，但人家拿枪指着，你敢不签？

马占山没说他不签，他说自己病了。

关东军当然没这么好骗，马上让日本医生过来看。马占山又是头痛，又是呕吐，可医生愣是没查出什么毛病，只好诊断为劳累所致，需要休息，没什么大病。

没大病，当然还得来签字。

马占山就是不签。

签字笔都快塞到手上了，马占山说，不相信我是不是，我以人格保证，绝对认可。

“人格”都拿出来说事了，没人能硬逼他了。

其实马占山心里亮堂，白纸黑字这么一弄，以后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这字怎么能签。

人格？那得看和谁在一起。这里除了强盗一样的日本人，就是一群点头哈腰的本地软蛋，还跟我讲什么人格。

转身就跑齐齐哈尔去了。

二是想不到黑龙江省自治犹如画饼。

马占山的如意算盘是至少先在黑龙江省称王，待机再起。这是他的生存智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占山后来声称他搞的其实是“假投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到齐齐哈尔一看，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他能说得了话，做得了主，当得了家的了。

本庄繁给他派了一个顾问，但凡黑龙江省军政事务，不论大小，都得通过这个顾问，马占山并不能擅自做主。更让他郁闷的是，这日本人个个都是地道的工作狂，八小时以内上班，八小时以后还上班，而且不管不顾别人是否需要私人空间，一有空就往马占山的家里钻，来了以后也不走，问这问那，把马占山弄得不胜其烦。

没有拍板的权力，黑龙江省自治就等于空谈，马占山感觉自己被日本人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

不久之后的一个任命，又差点把老马逼向绝境。

1932年3月10日，伪满洲国任命马占山为军政部部长。

事实上，这个任命事前并未征得马占山的同意。

军政部部长相当于伪满的国防部部长，听起来是个有实权的官。可日本人在后面操纵着，连“执政”都是摆设，一个国防部部长又顶什么用。在马占山看来，这个任命最具威胁之处还在于必须去伪满“首都”长春上班。

马占山不想去。在齐齐哈尔，毕竟天高皇帝远，自己的亲兵就在眼前，如果单枪匹马去了长春，更成笼中之鸟。

果然，没多久关东军就下发命令，动起了“编遣”马占山部队的心思。

其实这问题对张景惠等三个“狗头”来说，就不成为问题了，因为那三位本来就唯唯诺诺，不思作为，只要有高官厚禄就可以什么都不管。马占山何等样人，是根本不可能甘心给日本人当木偶差来使去的。

怎么办？

只有装傻充愣了。

好在装傻这件事，对马占山来说，是先天有禀赋，后天很努力，早成精了。

他把参谋长推出来，安排他担任军政部次长，并以次长身份到长春代行部长一职，这样他本人短时期内就不用离开齐市了。

这一关总算是暂时糊弄过去了，但马占山已经意识到，关东军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如果自己不是或不肯就范，他们迟早会对你动刀子的。

三是想不到自己的处境会如此尴尬。

马占山离开海伦降敌，这消息对枕戈待旦的三军将士来说，犹如一声晴天霹雳。

那年月，当汉奸的多了，今天一撮，明天一撮，大家司空见惯，都不当回事了，反正这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货色，退一步说，要是他们不当汉奸都奇了怪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有一杆大旗，那就是马占山，他是永远不会倒的。

江桥抗战，名动天下。马占山初到海伦，其声誉曾如日中天。不仅周围各路武装皆以能听其指挥为荣，就连黑龙江省的蒙古王公都愿意受他调遣：您老人家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您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

部队要招兵买马，第一天贴出章程，第二天全国各地要来投军的学生、义勇军（当时称为“援马团”）就挤破了街，把个小小的海伦城弄得热闹非凡。

要人有人，要粮饷有粮饷（捐助），然而众人始料不及的事还是发生了：主帅一声招呼不打，就去降敌了。

谁降也轮不到马老爷子这样的盖世英雄啊。

众人惊诧莫名，面面相觑。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实在是太快。

第31章 再战江湖（2）

长久以来一直支撑大家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所部顿时分崩离析。

谢珂黯然离去，徐宝珍不辞而别，谋臣勇将一时星散。

老马的卫队其时正驻守黑河，激怒之下，竟然把马占山的老家都给抄了，此即“黑河兵变”。

人心散易聚难，自此以后，那个曾在江桥令日军闻风丧胆的英雄集体再未能真正恢复昔日元气和风采。

这是最让人痛心的事。

海内外舆论为之大哗。“马占山牌”香烟再也没人抽了，好好的牌子一下子就臭到了家。捐钱捐物的则个个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俺们省吃俭用，捐出来的那些血汗钱都是给你抗日用的，你现在这样做不是拿我们当猴耍着玩吗。更有那不依不饶的，甚至在报上发表声明，要求老马把他们捐的钱物一个不少全吐出来，还给他们！

遭人白眼闲话多了，连家属也受不了。马占山的儿子从上海寄了封信过来，开头还说得很是温馨，说老爸您在前线打仗给家里扬了名，沾您的光，那些日子，儿子我在街上走路都是飘着的，然后话锋一转——可是听说您最近投降了日本人，真的假的，不会吧？

要是真的，咱啥话也别说了，一刀两断：你没资格做我老爸，我也不想再做你的儿子。

对马占山这样的“老派人”来说，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这么一个儿子，宝贝得不能再宝贝，要不然也不会想到要送到大上海来给养着了。现在儿子说不要他这个老爸了，可想而知，这个打击有多大。

老马接到信，当时就哭了。

众叛亲离，名誉扫地，还让日本人给钳制着，里外不是人，心里这个苦啊。

其实，怪不得别人，都自找的。

大家以前烧香上供，那是因为你抗日，现在你不抗日了，有什么理由再宠着你？

大兄弟，还是听听这句话吧：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及早悔悟，还来得及。

幸运的是，马占山听进去了，在名誉地位权力都即将付诸东流之际，他决定“反正”，重执抗日义旗。

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即将赴东北调查。精明的马占山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机会。要是能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完成“反正”，一方面可以利用国际舆论对日伪造成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影响，洗刷自己的汉奸罪名。

可身处敌营，“反正”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别的不说，光在齐市驻守的关东军铃木旅团就不是好对付的。这个旅团实际上就担负着对马占山监视和军事威慑的双重作用。与之相比，马占山带进齐市的只有步骑卫队各一个营。再狠，你能干得过关东军一个旅团？别说占领齐市了，想跑出去都难如登天。

可再难也得出去。

中国版的“越狱”开始上演了。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大片的制片炫、监制、策划、剧本、导演、主演都是老马一个人。

强人就是不一样啊。

“越狱”是个很复杂的技术活，包括事前准备、方式、路线等多项环节，疏忽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说起准备工作，当然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得想一想，出“狱”后怎么办。

有的人跑是跑出去了，结果一文不名，连吃个饭都没钱，那你老人家还不如继续在牢里乖乖待着了——这里起码还有人管饭。

所以，钱是重要的，相当重要。

按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理，身为“黑龙江省主席”的马占山理所当然地铆上了日本人的口袋。

没错，他准备搞“贪污”了。

马占山一向是大手笔，这回他发扬要么不“贪”，要“贪”就“大贪”的精神，做省主席没几天，一下就“贪”了800万。

记得华仔曾在港片中出演了一个“五亿探长雷诺”，那人是真正的大贪，小钞票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要贪起来都一扎一扎，一箱一箱的。

老马可谓直追其后，不让斯人。

不过大帅，你是好样的，我们支持你。

日本人的钱，不贪白不贪。少贪了，你都不好意思出去跟别人说。

当然了，像日本人这样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分花的主，想贪他的钱也并不容易。发现江省财政开支很大，花钱跟流水一样，关东军司令部坐不住了，便派人暗中调查，并放出风来，要马占山讲清楚这么多资金的详细用途。

总不能跟日本人实话实说，是准备拿去当军饷打你们的吧。

马占山直接去找特务机关机关长林义秀和旅团长铃木美通，跟这两个日军的实权人物当面鼓，对面锣，“讲清楚”。

他伤心地先说了一通自己的不易：这也要花钱，那也要花钱，结果花了700多万（还是没说实话），就有人出来说三道四，弄得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这工作没法干啊。

那意思无非就是：不要追着哥，哥使的这不是钱，纯粹是寂寞和委屈。

从一个日本特务的角度来说，林义秀虽然也不舍得马占山“乱花皇军的钱”，但他更怕把这个土匪省长给逼急了，反而弄得不可收拾。

他赶紧拍胸脯，打包票，让马占山完全不用有什么顾虑，此事由他一力承担：“满洲国”新建，百废待兴，花钱完全正常。别说700万，1000万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还告诉马占山，不需要费劲跟那些背后闲言碎语的家伙解释什么，因为：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见林义秀这么豁得出去，铃木愣住了。

一般日本人的性格，内心都极为吝啬，公开场合却一个比一个更在意面子问题。

轮到铃木，这兄弟也索性装得很无所谓的样子，关照马占山其他不用多想，一定要注意身体，如果确实睡不着觉，可以找日本医生给看看。（还找日本医生！）

两个大佬发了话，一时间也没人再敢拿钱的事来找马占山麻烦了。

按照通常规律，“贪污”之后，不搞搞“腐化”似乎也有点对不起自己。

一直以来，林义秀和铃木其实从没放松过对马占山的监视。

江桥抗战对日军的震慑实在太大了。毕竟落魄的英雄那也是英雄，如果有一天让他东山再起就不好办了，所以这两人的任务之一，就是死死看住马占山。

不过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密报，说马占山逛妓院去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妓院，是“满铁”公所也就是日本人开的妓院。

报告的人绘声绘色，连马占山在妓院里怎么喝酒召妓打麻将，整日整夜乐不思蜀，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本来就是日资企业嘛，就差装一针孔了，还有什么打探不出来。

林义秀和铃木将信将疑，都觉得以马占山这样的英雄人物，尚不至于如此堕落吧。

有什么不至于的，一连多少天，马占山以他的实际行动表明：老子就这么堕落了，怎么着吧。

别人问起来，他还有一个理由：自己空有一身本事，但现在不打仗，也用不上了，既然战场上用不着，那就只好到女人堆里去用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特以醇酒妇人终志”）。

林义秀和铃木都放心了。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还有些疑心的话，在马占山摆出“英雄无用论”后，就全信了。

这话实在，所以是真话。

至于马占山拿着高薪不干活，只知道整天喝酒逛妓院，他们不仅不着急，还很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对马占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他们没料到，马占山说的话其实是一半真一半假。“英雄无用武之地”是真，“特以醇酒妇人终志”是假。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不够，最好是让这两个小子把眼睛全给闭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另一个坏了，那就是“行贿”。

听说“太上皇”本庄繁生日到了，大小汉奸们都计划着要好好“孝敬”一下自己的主子。其中，马占山比谁都积极，反正是“公款”，不花白不花，于是刷刷两笔，提出钱来，买好礼物，亲自去送礼。

不是说日本军官一般是不收礼的吗？

那是指敌国之间。如果是在内部，日本人爱占小便宜的习性是一样的，军人政客皆是如此。

在准备正式“越狱”之前，马占山把所准备的生日贺礼摆在客厅里，然后把铃木请来“参观”。见到这些好东西，铃木自然啧啧称好，艳羡之色溢于言表。

马占山看在眼里，马上把他事先给铃木备好的礼物也拿出来，这套东西甚至比给本庄繁的那套还要上档次，把个铃木愣给乐晕了。

趁这机会，马占山提出来，说自己作为一省之长，不能老待在机关里，这两天想到下面去巡视巡视，体察一下民情。

要在平时，铃木肯定要把眼睛瞪圆了，再翻个白眼珠：出去干吗，这里待着不是挺好（万一让你跑掉怎么办）？

可是人一高兴，就特别容易放松警惕。对十分“懂事”的马占山的这个提议，铃木竟然没有半点怀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股东风是从海伦、拜泉刮来的。从那里传来消息，当地部队似有“异动”，士兵可能有哗变迹象，而这些部队都是马占山所能控制的，如果不想动用武力的话，就需要他本人去做工作。

马占山跟包括日本顾问在内的一众人等都打好招呼：本来也想“外出巡视”，这次正好过去看看，以确保底下人不造“皇军”的反。

作为“一省主席”，能这么不辞劳苦，兢兢业业，除了感动，你还能再说什么？

自然，“异动”、“哗变”云云都是马占山一手策划的，为的是给他这个主演提供表演的更大空间。

“越狱”进入了倒计时。

3月31日。

在此前已将“贪”到的部分款子秘密送至黑河后，“胆大包天”的马占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黑龙江省的金库搬了个空，刚收上来的盐税1400万、其他款项1000万，总计2400万金票悉数提出，用八辆车和300匹驮马悄悄拉走——这已经不是贪污，而是明目张胆地抢劫了，能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做到这一点，不唯空前，也算绝后。

4月1日。

马占山找到林义秀，托他把贺礼转交本庄繁，同时也把想“外出巡视”的想法告诉了他。

林义秀听说“巡视”的事连铃木都答应了，而且此行还担负着解决部队稳定问题的特殊任务，自然没理由表示反对。

最后一个障碍得以消除。

4月2日。

马占山率卫队出走齐市。

路上的每一天，他都会向林义秀自觉地报告“行程”，让后者以为他始终在齐市周围溜达着呢。

五天后，他就“溜达”到老家黑河去了。

至此，“越狱计划”宣告取得圆满成功。

到黑河后，马占山给黑龙江省的“同僚”们发了个电报。电报中，他用很遗憾的口吻表示，自己路上突然得了感冒（这种病在东北应该是很常见的，可经常作为上班迟到早退以及无故旷工的必备事由），必须抓紧时间，好好休息，所以这就跑到黑河来疗养了。

至于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回来，老马的描述很富有诗情画意：俟春暖开江，再行回省。

快了，等明年春暖花开江水解冻再说吧。

这就叫幽默。

再笨的人都能看出马占山的电报不正常。得个感冒，就要到那么远的黑河去疗养，那我发个烧，是不是得到莫斯科待着了。明年开春？你把这里当旅馆了吧。

明摆着是学关云长挂印而去了。

不一样的是，关二爷走的时候，封金存印，除了保护两个嫂嫂出走，什么都没拿，什么也没带。马老爷呢，能拿得动的，能扛得走的，一个都没剩，不仅一下子搬空了黑龙江省金库，连关防印信都没舍得留，一并“捎”走了（谁知道这个以后有没有用呢，不捎白不捎）。

铃木和林义秀又气又急，赶紧向本庄繁报告这一“意外”的紧急情况。

本庄繁也着了慌，第一时间亲自给马占山发来电文，变着法想哄他回来。

马占山曾经要求本庄繁实践当初“不驻军”的诺言，命令齐市的铃木旅团撤出黑龙江省。

本庄繁当着面满口答应，一转身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他倒是想起来了。不过他把责任都推到铃木身上：我早就让铃木撤兵了，谁知道这小子一直拖着不走，真不像话，我已经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接着他又对着马占山玩起了忽悠：你快回来吧。这次真不骗你，等你回来，我一准让铃木撤兵。

看着这份电报，马占山仿佛看到了本庄繁那张很傻很天真的脸，他笑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演这种把戏，很好玩是不是。

老马当即也复一电，拆穿了对方的西洋镜。

他说本庄繁有三个行为最恶劣：

其一，先答应撤兵，后来又不肯了，是毫无信义；其二，犯了错就拿别人顶杠，自己装老好人，太丑；其三，说来说去，还不是想把我诱回去活逮，真是狼子野心。

最后他毫不客气地扇了这位关东军司令官一巴掌：“誓必灭此丑类，复我疆土”！

在打嘴仗这方面，被骂为“丑类”的本庄繁，向来不是老马的对手。

第32章 游击天下

复出的马占山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要跟小日本死磕到底，为此，他把家里的几个老婆都给疏散掉了（那个时代的人有三四个老婆不算什么大事，只要你养得起），一人发个几千元钱，让她们自谋生路。女人们见此情景，抹眼泪的，擦鼻涕的，牵衣袖的，哪里肯走。

马占山把眼一瞪：老子是上前线拼命，可不是带你们去享福的，再这样就不客气了。

真正的毁家纾难，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不斩楼兰，誓不生还，马革裹尸，在所不惜。

马占山迷途知返，不仅为自己正了名，而且使整个已趋于萎靡的东北抗战形势重为之一振。

王者归来，英雄还是那个英雄，好汉仍是原来的好汉。

复出后，很多旧部已难以召回。马占山能指挥调度的基本人马，仅相当于江桥抗战鼎盛时期人马的八分之一，但名将就是名将，他果断使出两招，很快化解了自己所处的困境。

第一招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马占山敏锐地看到了东北义勇军所蕴含的力量，不仅集中各县民团武装，还重点招纳了“胡匪”、大刀会等正规军一般不怎么待见的江湖人士，共集中11支义勇军，整编为九个旅，使所部在短时间内就接近五万余人。

在下面，我们将看到，虽然马占山并非东北义勇军首创之人，但能将正规军和义勇军结合起来，并使其各自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相得益彰者，马氏实为东北第一人。

第二招是在战术上见功夫。

事实证明，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的表现绝非浪得虚名。他重新出山后，仍然是东北抗日将领中最懂得打仗的No.1。

本来马占山还有两手棋，那就是在出走齐市时，留下了旧部程志远“代理省政”，这是准备里应外合时用的。同时，在嫩江驻扎的徐宝珍部也曾表示愿意响应配合，这支在江桥作战中以勇悍著称的部队已扩编为旅，如能得其相助，自然也是如虎添翼。

但这两手都落空了。程志远被日本人收买，转而以伪军的身份向马占山反戈一击，徐宝珍则口是心非，令人遗憾地选择了驻足观望，不愿再服从马占山的调遣。

只有靠自己了。

哈尔滨是当时日军重兵驻防的地区，关东军当时在东北有四个主力师团，哈尔滨就占了两个，日本人认为肯定万无一失，除非谁吃了熊心豹子胆，否则任何抗日部队都不敢轻易来触这个霉头。

但有人就敢。

马占山找准的第一个目标，偏偏就是哈尔滨。

大帅非比常人，他用兵就一个字：奇。你认为他不敢的地方，他可能胆子特别大，而你认为他胆子特别大的时候，相反他倒又会表现得十分谨慎。

其实马占山非常清楚现在敌我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

靠他手中现在掌控的这点部队，根本就攻不进哈尔滨。退一步说，就算攻进去，一旦遭敌重兵围困，无疑等于自投罗网。

精明如马占山，当然不会这么傻。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对这个江省重镇发起全力一击？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李顿调查团此时就在东北，进攻哈市，既为了树起大旗，也是要让老外们对东北抗战留下深刻印象。

果然，当得知马占山兵抵哈市附近时，本庄繁立刻像火烧着了屁股一样跳了起来，急令两个师团“扑火”，无论如何不能让对方进城。

两个师团赶快分分工，一个师团看家，另外一个师团则准备上前与马占山干架。

从哈市出来的是宇都宫第14师团。这个师团曾在“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后期赶到上海，但是等他们去之后才发现，战役已经快打完了。分配到手的工作，也就是站站岗，放放哨，然后又赶到东北，在牡丹江的山沟沟里面找游击队，弄了一身泥，结果却连小鱼小虾都没捞着。

除了憋屈，还是憋屈。

这次总算碰上了名气很大的马占山，该好好打一仗了。

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马占山跑了。

而且跑得肆无忌惮，跑得热烈奔放，跑得神采飞扬。

第14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陆大19期）出道甚早，日俄战争时就在“军神”乃木希典下面做中队长了，后来也一直混得不错，一直做到了大将。他对马占山的举动大为困惑。

乃木希典的作战之道，讲穿了其实就是一个字：拼，两个字：死拼。他的那个“军神”称号真是用部下的尸山血海堆积出来的。那时就为了打一个旅顺，六万人的部队一次栽进去三万，倒了一半，连两儿子都填进去了。

这种疯狂到极点的表现把老毛子都给吓坏了，得，顺了你们还不行，再能玩，咱也玩不过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啊。

乃木的劲头无疑也影响到了他的小弟。松木认为马占山既然号称东北第一名将，怎么着也会在哈尔滨城下摆开阵势，痛痛快快地和他厮杀一场。可是马占山却让他深深失望了。

世上名将从来都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不惜亲自抡把宣花板斧猛砍的，以硬比硬，你硬不过他，你就倒霉，他就成了名将；另一种是喜欢拿根绣花针挑来拨去，看似漫不经心，不务正业，一低头，你的要害穴位上可不正插着一根吗？

马占山居于二者之间。

接下来，他要给榆木脑袋的松木好好上几课，告诉他：打仗，可不只有死拼这一种，那是一门百花齐放的艺术。

早在进攻哈尔滨时，马占山已看出，步战和阵地战再非己方所长，只能依靠一个特殊兵种的优势——骑兵。

除吴松林骑兵旅外，新加盟的李海青部也以骑兵为主，既然都是骑兵部队，那就要把骑兵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要选一个场地，这个场地马可以来去自如，人却举步维艰。

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这个条件，那就是松嫩平原。

马占山放弃海伦等城市，带着部队进入了平原。

松木紧跟着也来了，想跑，哪有这么容易。

一进去，就后悔了。

我说的是松木。

那时的松嫩平原，还没有怎么搞过生产建设，良田没有，沼泽倒是到处都是，草原更是一眼望不到边。

别看没有丛林高山，可是特别容易迷路，在里面转一会儿就晕。

松木晕，马占山可不会晕。东北骑兵，包括那些“胡子”骑兵就像是在自家门口转悠，别提多适应了。

宇都宫师团以步兵为主，大部分都靠两条人腿走路，哪里撵得上去。刚刚看到马的影子，等到累死累活地跑过去一看，人家早就跑得没影了。

回去吧，四顾茫茫，北在哪儿都不知道。

时值夏季，按说这种天气，在东北待着还是不错的。如果能到哈尔滨去避避暑什么的，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哥们儿，这是草原啊，你想开心，蚊虫牛虻能答应吗，要知道，这里可是它们的地盘。

你们这帮小子招呼不打一个，就乱哄哄地来这么多人，搅了我等的清静，是可忍孰不可忍，咬他！

东北的蚊子俗称小咬，但其实块头一点也不小，大的足有一寸多长，而且一咬就是一口血，没什么价好还。据说如果一齐上的话，连马都能被咬死。

那滋味，啧啧。

不过受着吧，谁让你们是狗强盗呢。

要说不好受，松木这样级别的其实最不好受。当兵的还可以手舞足蹈赶两下，他可得正襟危坐，装出一副正宗武士的样子出来，否则何以服众。

可是时间一长，连他也顶不住了。

哇呀呀，着实可恼哇。

身上已经被叮了N个包，被迫献了N次血的松木要发飙了。

他得知马占山可能所处的地点后，立即指挥部队赶了过去。

一个旅团从东，一个旅团从西，一东一西进行夹击。

因为怕暴露目标，两个旅团都是黄昏行动，而且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但是包抄的过程异常痛苦。

在沼泽里深一脚浅一脚的，咬咬牙倒还挺得住。问题是这时候小咬们开始向他们集体冲锋了。

天黑了，蚊子过夜生活的时候也到了，日军出动，它们也出动，大家集体狂欢嘛。

这是秘密行动，大家被咬痛了还不能吱声，连拍都不准拍一下，再苦再累，也得向松木长官学习：咬牙挺住。

天亮了，两个旅团总算到了目的地。瞧这个狼狈样，一个个丢盔卸甲，鼻青脸肿——不是被哪位莽汉揍的，而是被蚊子们亲过的。

让他们惊喜的是，果然看到了马占山的部队，证明苦头还没白吃。

那就抄家伙打吧。

口号还没喊出来，人家打马就走，没一袋烟的工夫就跑没影了。

剩下东西两边冲过来的日军，只有大眼瞪小眼的份儿。

第33章 游击天下（2）

你们就自己拥抱一下对方吧。

千辛万苦的奇袭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笑话。

这仗没法打啊，再好的战术也只能落得个被马占山当众调戏的下场。松木想想不是个事，光人多不行，还要有马。

本庄繁把前线作战的这一困难上报至参谋本部，后者派来了高波佑治骑兵第1旅团。

这个旅团身份可不一般，因为它来自于近卫师团。

二战前的日本师团，一般都是按地方征兵，比如第2师团来自仙台，所以也叫仙台师团，第6师团来自九州的熊本，故又称熊本师团。唯独近卫师团是个例外，它是全国招兵的，犹如是中国宋代时的禁军。

近卫军嘛，理论上应该是最能打的部队，当然要广纳贤才，能者居之。

这个师团平时在国内被宠得跟个金宝宝似的，从来不舍得拿出来用。实在是前线缺骑兵部队了，才破例了这么一回。

有了骑兵，还是近卫师团的骑兵加盟，松木顿时胆气大壮。

瞧我的吧。

他把马占山可能活动的新区域分成三块，实行大包干，大家各包一块，按经济责任制分别考核。

松木认为这样一来，马占山就很难自由流动了。

想法是很好，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困难一大堆，因为根本“梳”不着马占山，缝隙仍然到处都是。

被松木寄予厚望的高波骑兵旅团虽然自己也是骑兵，却仍然被马占山的骑兵耍得团团转。

第一天，他们得知马占山部似乎正在东北移动，离此100里，赶紧前去搜索。

第二天，赶到，发现那里没人。有人说是看到马占山在东南活动，不是很远，40里。再赶过去吧。

第三天，东南这儿都搜遍了，只找到一支小部队。人家小归小，可马跑得比他们还快，放了两枪后转身就走，一会儿就没影了。

这是最后一次消息，自从小部队“失踪”后，就算挖地三尺，马占山也不出现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马占山用了几支小部队，打了一通迷踪拳，然后挥挥手走了呗，也就是说早已从这个围好的圈子里面跳了出去。

对于这个牛得不得了的骑兵旅团，松木气得连劳务费都不愿给，什么嘛，马又不快，人还傻呆呆的，除了一个个养得肥肥胖胖，简直一无是处。

说句公道话，你还真不能怪人家高波。如何追击骑兵，尤其是跑得飞快的那种，向来就是一个兵家难题。想当初，僧格林沁号称蒙古铁骑，以骑追骑，不但没跑得过捻军，连自家脑壳都没能保得住。

马占山嘛，连“镫里藏身”都会，你跟他玩马术，那不明着是白给吗？

松木这种“大包干”的办法，以前也有人做过。当年曾国藩对付捻军的所谓“以静制动”之术，就与此类似。

结局都是两个字：失败。

再没心思搭架子了，松木扔掉失败了的“大包干”，开始采用新法子：轻装尾随，跟踪追击。

一般的步兵旅团都不用了，不光跑不快还是累赘。

就用两支人马。

高波骑兵旅团当然少不了，骂归骂，真正派用场还得靠他们。

另一支就是伪军骑兵。

一来这里他们地形熟，二来也是骑兵，能跟得上。

但成效还是归零，总是兴致勃勃而去，两手空空而归，连对方的马屁股都没摸着过一把。

对关东军来说，知道马占山身藏何处，一度成了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我们对着大地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大地回了一个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方唱罢我登场，他大步前进不停息。

我们对着沼泽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沼泽吐了一圈泡：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他的马背上，还驮着刚刚从你们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枪支和弹药。

我们对着草原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草原打了一个哈欠：他刚离去，他刚离去。这兄弟吃了你们日军俩肉罐头，觉得味道也不咋地，正准备找个地方好好睡上一觉。

……

马占山不光会兜圈子，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在日本人身上找便宜最合适。

瞧你一个不注意，冷不防嗖地一个老拳就罩过来，正打在你的面门上，又准又狠，不让你在牙缝里倒吸两口冷气，人家都不姓马。

等你回过神来，怒气冲冲地再找他的时候，马占山已经不见了。在背后？在左边？在右边？谁知道呢。也许他就坐在拳台一角啃鸡大腿也说不定。

表面上，马占山几乎放弃了所有重镇和要隘，能扔的都扔了。

你不是想要吗，给你。

只不过这是为了更好地修理你。

从此，日军到了明处，马占山到了暗处，什么时候要给养了，无枪无炮，无粮无食，简单，铁路上要去，城镇里找去。

反正马占山对哪一列火车上装着给养，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来，哪一座城镇里有粮仓和军火库，日军人多还是人少，都一本账清楚得很（后面要讲到，他连日军的总结报告都有，还是定期更新版，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好东西放自己身边都不牢靠，让日军给保管是最省心的事。就一大超市嘛，不用付钱，甭管拿多少都行。

美事啊。

马占山还特别喜欢得了便宜又卖乖。

人家奇怪，你这么东奔西跑的，又没有稳定的武器补给，枪支弹药怎么总不见少。

瞧他怎么说的：日本商人手里买去。还有，伪军不是现成的吗，临战时他们把枪扔地上，我们把钱搁那里，各取所需，大家OK。

前面的说法听起来有些不着调，人日商就算再不“爱国”，也不可能追在后面把枪卖给你吧（何况马占山还居无定所），不过第二种解释倒极有可能。

《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的吴大疤瘌不经常做这种事吗？

然而也未必，马占山就这么随口一说而已。这位马大帅，你知道他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没准就是故意放出风来赖伪军的，要知道像程志远那样的，都是从马占山这里反戈一击后出来的，你要说他们会跟马占山做这种交易，似乎也不大可能。

我只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松木听到这句话后，肯定不会再相信伪军的“良心”和“自律精神”了，一伪军上阵，他都得派俩“皇军”看着，实在看不过来，只好让他们回家。

还是我们自己来搞吧。

而这，也正是马占山想要的。

打游击战嘛，本地人总比外地人难缠，伪军也总是比日军更讨厌。

一方面，是难以找到马占山；另一方面，则是马占山自己常常主动现身。

一出现就杀机毕露。

马占山很懂得用人之长。此地并非江桥，义勇军也不是正规军，阵地上一枪一弹的硬性打法非其所长，他们所擅长的是打一枪就跑，捞一把就走的“好汉打法”。

马大帅交代了：我不管你们怎么打，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去。反正回来后拿鬼子脑袋跟我结账。

这跟《亮剑》里的李云龙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管白猫黑猫，能赚钱的就是好猫。

于是大家就分头行动，各展所能。

其中表现最出众的是邓文和他手下的一群江湖好汉。

邓文是马占山的老部下，参加过江桥战役，属马家军中的后起之秀。他曾多次用引蛇出洞的办法，伏击过日军。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伏击取胜，那也是要花点本钱的，子弹不长眼，自己同样要损失一些弟兄，所以这个与马占山空手套白狼的要求还是有差距。

那咱再玩儿一把绝的。

第二回，邓文选了一批人，规定：你们到城里去打日本人，不过别损失自己人，最好是子弹都不要放。

且慢，兄弟，鬼子又不是伪军，你子弹都不舍得花，能搞定吗，没准走都走不脱啊。

或者换句话说，无本万利，世上有这种好事吗？

有啊。

这个世界奇妙就奇妙在，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这批人不是一般的人，全是武林高手，飞檐走壁跟在自家院里散步一样的那种。

他们进城不是在白天，而是晚上。

打探到一家商号里面住着日军，他们就摸了进去，然后一人一刀，把这些鬼子当菜一样给剁了。

剁完后，又没事人一样走了。

出城，到邓文那里交令。

虽然每次最多也就灭掉百来个，但积少成多，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据说关东军在“围剿”马占山期间，平均每月至少需往国内运50个尸袋回去，那些受伤的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包括邓文在内，跑出来袭击日军的，都打着一个统一的旗号：马占山。给松木的印象，就是马占山好像一个千手观音，哪都看不到他，但又无处不在。

对此，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送一个字：牛，两个字：忒牛。

第34章 躲猫猫

一时间，马占山究竟在哪里，成了这场“躲猫猫”游戏的关键所在。

大家开动脑筋竞猜一下吧。

高波认为自己最有发言权，因为一天到晚跟着马占山转嘛（自认为的）。他认为马占山是朝老家黑河去了。

松木刚想发表意见，本庄繁先说了，还不是在他的关东军司令部说的，是在现场说的。

找不到马占山，不光松木急，本庄繁更急。

江桥之战和包围哈尔滨，已经把这个关东军司令官给彻底弄毛了，因为他知道马占山不是一般的东北军将领，有他存在，就等于一杆大旗在黑龙江乃至全东北插着，即便不主动出击，对关东军来说也是心腹大患。

本庄这厮属于水平不是太高，却特喜欢自己上场踢两脚的那类人。松木在前面，你在后面遥控指挥一下不就行了，他不，这样没现场感觉嘛。为了找感觉，他屁颠屁颠地从沈阳坐飞机赶来了。

作为最高领导，当然要体现层次和水平，所以本庄一来就背着手，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煞有介事地作了一番分析判断。

高波说马占山可能往北去了，本庄竖根手指摆了一摆，那意思：NO，NO，NO。

中国话翻译是：非也，非也。

事情明摆着嘛，马占山穷途末路，他会一直往北去吗？不可能。

黑河一个小城，他是防不住的，只能钻到大小兴安岭里面去，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如何生存？

这就把高波先给毙了。

那你说马占山会往哪去呢？

本庄繁往地图上的吉林省一指：这里。

Why？

不懂了吧，吉林那边有义勇军嘛，马占山肯定是要往西去找他们的，一旦两支部队会师，我们就麻烦了哦。

所以，当务之急是进行堵截，防其西窜。

司令官立论高明，松木言不由衷地拍了两句马屁。

下属这么识趣，本庄的兴致更加高涨，他甚至把马占山目前所处的实际位置都指了出来，说是部队只要顺着这个方向，西面一堵死，东北南三个方向一合围，其人必成瓮中之鳖。

接下来，一般程序应该是：高波服从松木的指挥，松木听本庄的话，堵住马占山“西进之路”。

但实际操作过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高波是什么人，朝廷派来的近卫部队，官品虽然不高（少将旅团长），但地位高啊，怎么能听你们两个瞎指挥呢？

当下，他招呼也不跟松木打一声，就点齐本部骑兵往北去了。

日军的指挥官人人都认为自己牛。松木也有主意，认为马占山往东的可能性更大，但他对高波和本庄繁这两个牛人都不愿得罪，毕竟一个是有路子的，一个位居老大。

那怎么办呢？

这兄弟脑子倒也活络，他来了个三全其美，把部队拆三份，朝北、西、东三个方向去，一样也不少。

恭喜三位，贺喜三位，都猜错了。

马占山三个方向都没去，他偏偏是往南，准备沿松花江东进和李杜的吉林自卫军会合。

一个吉林，一个吉林自卫军，虽然只差三个字，但一个往西，一个往南，南辕北辙，两个概念。

真够丢脸的。

事实上，就在三个小子胡蒙瞎掰的时候，马占山早已穿过他们想象的“活动区域”，正走在南行路上。

但这条南行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就在通过铁路时，大部队终于被驻扎路边的一支日军大队发现，后者跟只苍蝇一样叮在后面，怎么赶都赶不走。

我们还记得，在江桥战役时，每遇危急关头，或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马占山总有奇兵，或埋伏，或包抄，或堵截，往往会使战局发生重大扭转。

这次也不例外。

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战斗进入白热化之际，一支骑兵部队突然杀了出来，从日军侧背。

日军大队长一阵惊喜：一定是高波骑兵旅团。

兄弟撑到现在，总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

敬礼。

对方回的礼是劈头一刀。

是马占山的部队！

日军大乱。

能不乱吗，千盼万盼，望眼欲穿，来的却是对手的援军。没点心理承受力，根本接受不了啊。

马占山趁机脱身。

虽然暂时转危为安，但并未完全脱离险境。

松木后来能做到大将，当然并非笨蛋一个，他终于发现了马占山行军的方向和意图。

再次拉网，围追堵截。

真正的高波旅团快马加鞭，终于赶来了，隔着一条河，他们看到了马占山。

马占山没溜，等他们渡河。

莫非他想半渡而击？

半渡而击是个好打法，但那也是需要资本的，起码要有点火力配备吧，马占山现在全是轻装上阵，没有重武器，想“击”缺乏条件。

不过他有替代品：骑兵的冲击力。

高波旅团的前锋刚刚离舟登岸，还没来得及跨上马背，马占山已指挥骑兵，挥舞着马刀，旋风一样冲了过来。

狠着劲儿砍啊。

日军被打蒙了。

我说，都是近卫师团的一流部队，别哭丧着脸，拿出点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来嘛，long long ago，我们中国有位将军叫项羽的，就这么干过，还成功了呢。

日兵甲：你倒说得轻巧，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项羽那有多少人马，而且他是有备而来，砸个烂锅，毁条破船都在计划之内，不一样。

日兵乙：马占山没打招呼，我们也没准备，马鞍还没摸着呢，怎么打啊。

日兵丙：快给我一条船，让我划回去，准备好了再来……

马占山告诉他们：不要想了，有本事游回去吧。

日军除了江岸上被砍死的外，河里面淹死的也不在少数。

真该在家好好学习一下游泳技术再来的。

对岸的日军骑兵很多，可是只能看着干着急。等他们大喊大叫地划了船赶过来，马占山和他的骑兵们又跑得没影了，剩下的工作就只能是给自己人收尸。

吃了亏以后，人的心情难受哇。

这里需要探讨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什么日军在拥有一个骑兵旅团之后，马占山仍然能够这样“自由而随便”呢？

这就好像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有一位调皮的同学，老是走进走出，偶尔还翻翻老师的课本，拿拿小朋友作业什么的，但其他人就愣是看不见，也没人举报。

教室就这么大，人就这么多，可能吗？

要知道马占山可不是一只长着翅膀的小鸟，随他一起行动的骑兵部队也动辄几百甚至几千，论人数不可谓不多，论规模不可谓不大。

怎么也想不明白啊。

找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问问。

这位老兄早就红着脸跑回沈阳去了。

论大道理，没有比他更会讲的。

没办法，领导嘛。

“恢复黑龙江稳定，靠什么，就是抓住马占山！”

“搞好治安，没有别的捷径，就一条，全力捕捉马占山！”

“活捉马占山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如今压倒一切的大事！”

知道了，不就是要搞定马占山吗，那你老人家倒说说怎么搞定呢？

本庄繁在前面分析了一把，结果错到天边外国去了。

后来又分析了若干把，把把错，没一个对的。

真可怜，老天你就让他对一个吧，算是小小安慰一下。

如果不是踢足球的贝利晚生了那么几年，他那大嘴乌鸦的光荣称号估计就可以让给本庄繁将军了。

对于松木和高波来说，不照着领导说的做，当然不对，属于咎由自取，但改弦更张以后，照着做了，也次次扑空，疲于奔命。

基层官兵怨声载道。

大哥，你错一次，差不多也就是脸红一下，我们不一样，领导动动嘴，我们要跑断腿的呀。

再说这又不是普通的田径赛跑，是越野障碍跑。难度实在太大了，遇到的不是沼泽，就是荒山，气候偏偏还古怪得很，白天狂热，晚上狂冷，想把我们当野兽整是吧。

本庄繁属于胡说八道，不能听他的，松木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系统，但他这个系统有相当大的问题。

给他提供情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机关长林义秀。

有的兄弟可能会认为我这个称呼不太恰当，侵略者能称老朋友吗？他有什么资格？

除了我那爱拿小鬼子开开心的老习惯外，我认为，至少林义秀在这一段时间内的表现，还是够得上“朋友”二字的。

林义秀这小子，江桥之战前也假模假式，和领事清水一起扮过负责“调解”的角色，看起来活像个和平使者，但其实他本人也是个好战分子。在来“满洲”之前，身份说起来吓你一跳——跟高波是战友，近卫师团步兵大队长。

和任何一个日本特务一样，林义秀平时的兴趣和爱好就是收集“满洲”的各种资料情报，尤其是对黑龙江的军事经济人物，简直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北满通”。不让他来弄情报，那真是有点屈才了。

但林义秀不知道的是，一直以来，有一个人对情报比他更感兴趣，而且更精于此道。

此人就是马占山。

喜欢搞情报与指挥打仗矛盾吗？一点不矛盾。

古往今来，会打仗的一般对情报都很重视。

《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能掐会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此总能打胜仗。这孔明先生也不是火星上派下来的，更没有“百度”和“狗狗”帮忙，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跟他平时善于收集和分析情报有关。

马占山搞情报，和他“搬”日军在齐市的金库差不多，属于老少不管，大小通吃。

关东军在黑龙江省各部队的作战资料，他那里全都有，不客气地说，有可能比松木本人的都全。

宇都宫师团到了哈尔滨，马占山有“实力统计”，多少人，多少枪，多少人是走路的，多少人是骑马的，全都一清二楚。

本庄繁、松木、高波他们是怎么进行形势分析，又是怎么下达作战命令，包括一场作战后，如何在总结中大吹其牛，并隐瞒日军伤亡数字，这些马占山统统有。

他自己看过研究之后，又装订成册，发给各部队。

第35章 躲猫猫（2）

所以宇都宫师团和高波骑兵旅团的一举一动，马占山都了如指掌，有时还扼腕叹息哩：应该走这条路线嘛，你从那边走就错了，真是好笨的人啊。

对马占山而言，日军就是一透明人，他能看到五脏六腑。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

至于马占山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老实说，我也有点捉摸不透，只能说路子广，池子深，是为牛人。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啧啧称奇，我劝你没有必要，太早了点。

知道松木对林义秀和他掌管的特务机关的评价吗：他会不会是马占山派来打入我们心脏的？

我想，林义秀要是亲耳听到这句话，不剖腹自杀，也非得气得吐血不可。

我千辛万苦弄点情报容易吗我，怎么能这样污蔑好人。

但是，小林兄弟（或曰小林同学、小林朋友），你先别激动，也不要惊慌，咱们这里毕竟不是在上演《风声》之现实版。

事实上，松木这样说不是平白无故的。不要怪别人有看法，先瞧瞧你那些情报的成色吧。

远的咱就不说了，反正已经糊里糊涂那么多回了，就说最近的。

例一：

林义秀向松木传来情报，告知马占山准确位置。

这个位置他说得斩钉截铁，有鼻子有眼，那架势，像是亲自用望远镜看见的，你说不信他都要跟你急。

松木哪敢不信，即刻命令驻防于附近的日军一个大队出击。

可是去了以后，根本没有马占山的影子。据当地人说，马占山的确在这里待过，不过他们早在前一天晚上就离开此地北上了。

松木可能最想问的是，为什么这么巧，马占山前脚走，我后脚来？

这个我没法跟松木解释，我只能告诉他，如果你前一天到的话，请教“当地人”，他们必定会告诉你：“马占山”曾在这里待过，不过呢，昨天晚上就已经走掉了。

就气气你，怎么的。

例二：

松木又从林义秀那里得到情报，并根据附近日军的现场报告（这次不能光听林义秀的了）：马占山再次出现。

由于这次是综合消息，所以松木格外重视，想想步兵跑起路来实在太慢，索性也不要他们出力了，转而把骑兵部队集中起来，全部打马赶了过去。

这次的气势和规模都很大，但结果和第一次没什么分别，也是他们后脚来，马占山前脚走，就好像已经计算好的一样，分秒不差。

步兵跑得慢，赶不上马占山的脚步，这个松木可以理解，所以也不派他们了，可是第二次，全是跑得快的骑兵，结局竟然一模一样，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几次三番，虽然松木还不至于真的疑心林义秀是马占山安插的“日奸”，但已经不敢再相信后者情报的可信度了。

在这里，我要帮“老朋友”林义秀说句公道话：这哥们儿确实是马占山的人！

不过是被迫的。

见过木偶表演吗，马占山是老艺人，林义秀就是那提线木偶，当然木偶不止他一个，他只是离松木最近也最重要的那个。

要搞马占山的情报，林义秀不可能自己去装乞丐，扮路人，他只能以机关长的身份，要求下面的一群大特务，大特务再派活给中特务，中特务再联系小特务，小特务则去找“线人”。

问题就出在“线人”上面。

很多“重要线人”先去听取马占山的指示，然后去特务那里领赏钱。马占山给“线人”的情报有真有假，真的不太重要，假的非常重要，有实有虚，实的是真有其事，虚的是子虚乌有。

其实这木偶里面，还得把松木，甚至本庄繁一块搭上，因为就连本庄司令瞎掰出来的“时事分析”，很多也来源于林义秀提供的“情报”。

松木不敢再相信林义秀的情报了，那信谁呢？

信自己，信手下们的眼睛。

人少看不过来，松木要求本庄繁再给他调兵，调骑兵。只要有匹马的，全给我拉过来。

本庄繁在黑龙江丢了面子，知道围捕马占山的难度有多大，所以对派援的要求满口答应。这次他当然不好意思再向参谋本部开口了，要不然后者没准会惊得跳起来。

给你一个近卫师团的骑兵旅团都不够？搞什么你们！

只好自己挖潜。

关东军每个师团里面都配有骑兵，本庄繁把它们全挖出来，派到黑龙江，加上整天在空中寻找线索的日机，一天一地，人马可谓浩浩荡荡，差不多可以用人海战术来形容了。

人多了，耳目就多，马占山被发现的概率自然大大增加。但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马占山部队本身出现的漏洞。

马占山复出后，由于力量薄弱，不得不收编了相当数量的“胡匪”。这些“胡匪”本身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作战纪律较为松散，由此暴露了行踪。

松木按图索骥，终于发现了马占山的秘密：一本本情报册子。

面对那些熟悉的作战命令和通报总结，松木震惊了，他这才意识到，马占山不仅在跟他打一场追逐战，还在暗中进行情报战的较量，不仅比体力，更比智力。

太厉害了，本庄司令说得没错，这样的人物，一定是今后关东军和日本帝国在“满洲”的大敌，此患不除，永无宁日。

松木迅速对部队进行整顿，所有口令、次序以及部队作战规律都重新过滤了一遍，确保不被马占山再钻任何空子。

位置暴露，情报失灵，使马占山失去了灵动的特点，被日军重重包围于罗圈甸子。

在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罗圈甸子，它将成为马占山最后的葬身之地吗？

坐镇大本营的松木虽未亲自到场，但他比谁都紧张和激动。两个多月的苦追，眼看马上就要有眉目了。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几天后，他终于等到了那个让他心花怒放的消息。前线部队报告，马占山已被击毙，并已摄影存照，同时从尸体上搜出关防印信、随身烟具以及名章。

照片送上来，松木眯缝着眼睛看了半天。

看不出来。

原因是死者生前受多处枪伤，已面目全非。不过其人身形瘦小，与马占山倒是很像。

松木把照片一扔，还看什么看，向关东军司令部写请功报告。

弟兄们累死累活这么多天，不能白忙活。

收到报告，本庄繁比松木还乐，“九一八”以来，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他赶紧向军部和天皇报捷——连裕仁都知道“北满”的马占山厉害。

日本国内报纸欣喜若狂，皆认为是关东军在“满洲”取得的一次大捷。为了增加视觉冲击力，他们还把“马占山被击毙”的照片要了过去，作为重点猛料登了出来。

这个世界上，红眼病的发作率总是同感冒一样频繁。

看你立了大功，有人就不乐意了，说这种相片算怎么回事，又看不清楚，谁知道究竟是不是马占山。

风言风语传到松木耳朵里，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东西又不可能进行DNA检验，没法辩白啊。

把马占山的脑袋割了，让他们去认。

结果还是有人说不像。

不就是不想让我爽吗，松木再不管那么多了，一口咬定，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马占山。

一个多月后，他被结结实实地扇了一记大耳光。

真的马占山现身了。

松木和本庄繁都从头凉到脚，感觉又被马占山给摆了一道。

其实这一次倒不是马占山又用了什么计谋，一切纯属巧合。罗圈甸子突围时，牺牲在日军枪下的是马占山的义子韩述彭少将。

韩少将身材跟马占山差不多，身上又携带着马大帅的随身物品，所以才会被日本人误认为是马占山本人。

马占山本人经历千难万险，令人难以想象地突破重围，又在另一个地方重举义旗。

本庄繁都要崩溃了，眼前这个对手究竟是人还是神？

不过一胡子出身，打正规战，他创造了江桥之战的经典；打游击战，他攀上了这一领域的巅峰，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不挪窝时你翻遍黑龙江都找不到他，一旦出来又可以打得你浑身难受。

你说本庄繁对马占山不重视吧，本庄繁自己都要急得哭起来了：冤枉啊！

关东军一共四个师团，两个在这里和马家军打，几乎用上了关东军的一半力量，还不行，又厚着脸皮，从国内走后门，调来近卫师团骑兵旅，就这样，仍然徒劳无功。

本庄到这里，也真是急了眼，关东军里面只要被他看见是根葱的，都要拔过来，插到黑龙江去对付马家军。驻辽、吉的两个师团本来追当地义勇军就追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还要从中调最能跑的骑兵联队出来。

对那两个可怜的师团来说，这哪里是在调他们兵，分明是在抽他们的血。干脆，大家都别玩了，我们也躺着睡觉，门外面的义勇军吵翻了也随他去，反正出来了也追他们不上。

能押的赌注这回全押上了，总算，下面报捷，说马占山被打死了。本庄繁还为此难得地露了一回笑脸，以为这下子可以轻松一点了。没有想到，所谓“马占山被击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笑话。真相被揭露后，一堆人都表情尴尬，除了松木、本庄繁，竟然还包括天皇裕仁。

下课！

弄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本庄繁再不下课，就没天理了。

为此倒霉的除了本庄繁，还有关东军司令部的那些大小参谋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东军大改组”。

本庄繁以下，从板垣到石原，不是调任，就是调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

历史总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关东军前后两套制造事件的班底，村冈和河本，因为张作霖而下课，本庄繁和石原，则是因为马占山而出局。

直到1932年年底，马占山才被迫进入苏联境内，从新疆转道回国。

他的离去，实际上代表着东北抗战一个阶段的结束。回国之前，这位东北战神由中国政府安排，去波兰、德国等地转了一圈，沿途皆人山人海，仰慕者众。

只要是英雄，在哪里都会得到尊崇。

第36章 大泽起龙蛇

马占山在东北抗战一年多，关内民众纷纷组成义勇军北上“援马”，其中有一位广东人，名叫蔡廷锴，时任第19路军军长。

在第19路军，蔡廷锴并非老大，老大是总指挥蒋光鼐。

这是两个从外貌到性格，乃至于家庭出身都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蒋个子瘦小，蔡个子高挑；蒋平静沉着，蔡性如烈火；蒋出身官宦，蔡起自农家。

可是就像夫妻一样，外人乍一看，似乎怎么都不匹配，但人家的婚姻基础十分牢固。

蒋蔡合作多年，两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极有默契的互补。蒋光鼐学识丰富，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多少年来，他们的对手都曾想尽办法要将这对黄金组合拆开，然而从来没有能够成功。

蔡廷锴从小兵开始干起，一直到当上将军，完全是靠自己一手一脚从枪林弹雨中血拼出来的。

当年誓师北伐，蔡廷锴冲锋在前，左手受了重伤。还没等伤好利落，他就带伤猛攻武昌城，三次登城，终克全功。

在人们的记忆中，北伐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在悄然改变。特别是自孙中山辞世后，广东军人似乎已集体迷失了方向。

蔡廷锴的老上司陈铭枢与张发奎并称“铁军二虎”，都因第4军而成名，宁汉分立后，他们一个投了蒋介石，一个依了汪精卫，几成私家武装。

蔡廷锴和蒋光鼐亦只能跟在后面，像撞大运一样地选择“明主”。从此，打仗已不再是为了终极理想，而只不过是一部分人争夺权力和地盘的工具。

对曾经的“革命军人”蔡廷锴来说，这无疑意味着一种极大的痛苦。可是除了继续迷惘和艰难行走，他又能怎么办呢。

当“九一八”的消息传来，蔡廷锴受到很大震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为民族图生存，为军人争人格。

陈铭枢进入孙科内阁后，19路军因此受到政府看重，由地方军升级成“御林军”，被调入京沪驻防。

当时的京沪，指的可不是北京和上海，而是南京和上海，皆为江南繁华之地。可是蔡廷锴并不因此迷醉，他当时最热衷的，就是组织西南义勇军，随时准备奔赴东北去援助马占山。

有人劝阻，他根本不听，执意要参加东北抗战，哪怕是不要性命都可以。他一再跟自己身边的参谋们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身为一个纯正军人，蔡廷锴终于找到了属于这份职业的骄傲和梦想。

不用北上，寻衅的自己找上门来了。

不过这回不是陆军而是海军，更准确地说，是驻于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没法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满洲”给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业绩？

得放到神社上去供着的业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急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绝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这回帮他们滋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日本人做事向来都十分小气，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板垣也只肯掏区区两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账，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儿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儿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谁是不俗的人 ？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1932年1月18日，由日本特工一手策划的“马玉山路事件”（又称“三友实业社事件”）爆发。

事件的谋划虽然复杂，其过程说起来却很简单，就是田中把他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中国工人，打死打伤了两个日莲宗和尚。

由于日本人居心叵测，事情最后越闹越大，理所当然由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接盘”，开始酝酿动武。

眼见上海气氛紧张，谣言四起，蔡廷锴不得不放慢北上脚步，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原有的决心。

他让人代拟了自动解职通电，如果十天之内上海没有特别事故发生，他将以西南义勇军总指挥的身份，搭乘津浦车北上，到时军长这个乌纱帽也就不要了。

别人争军权，夺地盘，这些在蔡廷锴眼里却都无足轻重，皆可随手抛下。

很快，蔡廷锴通过报纸看到一则消息，上面列举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几条要求，每一个条款都非常苛刻，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竟然是限19路军于“1月27日前，从闸北的驻防地向后撤退30公里”。

19路军是中国的军队，什么时候轮到日本人来下“限令”了？气愤之余，蔡廷锴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问他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吴铁城答复说，有是有，不过你放心，政府不会让步的。

可是吴市长的话并不能完全作数，日本人逼得急，政府也吃不消了。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亲自来找蔡廷锴，要19路军撤退30公里。

19路军驻沪期间，军容风纪样样为人称道，且在自己国土之内，为什么要给日本人让步？

蔡廷锴悲愤之余，脱口而出：如果政府一定要19路军撤，当然不能不遵从命令，但军队听命的是政府，不是敌方。

调我们离开吧，离开京沪，退是绝对不可能的！

御林军当然不能走，所以何部长也只能好言相劝，然后起身告退。

这番谈话对蔡廷锴的刺激非常大，整整一个晚上他都睡不好觉。

在蔡廷锴看来，政府实在太过软弱，当对方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不仅不能帮着撑腰，反过来还要劝你束手，这是什么世道。

尚未踏上北去的行程，如刀的现实却已将一颗心切得粉碎。

第二天，蔡廷锴把驻闸北的第78师师长区寿年叫来，告诉他，虽然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正式命令，但做好准备吧，肯定是要撤了。

区寿年皱着眉头，苦着脸，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话：算了，不做军人了，回去做农民种地好了，省得在这里丢脸。

这句话其实也正是蔡廷锴自己想说的。

是啊，数落了半天东北军，轮到自己的19路军竟然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蔡廷锴只能找话安慰部下：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

军长师长一道去见总指挥，蒋光鼐听了，叹息无语，末了留下一句话：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蔡廷锴让区寿年“能屈能伸”，他自己却已打定主意。

一旦撤退令下，即动身前去东北，在那里找回我的尊严和荣誉。

1月26日，军政部的撤退命令下达，果然是后撤30公里。

蔡廷锴感到既无奈又悲凉。他传令区寿年：明天撤退完毕，但在宪兵接防前，必须留一小部分在原地担任警戒，以免给日本人钻了空子。

蔡廷锴留的这个尾巴，为后面事件的发展埋下了玄机。

宪兵队来了，可是那“一小部分”却迟迟不肯挪地方，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尽管如此，大家也都知道，第19路军这么做，跟撤退令一样，不过是表明一个姿态，最终他们还是要被迫把地方给让出来的。

蔡廷锴已经打点好行李，但这时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让他完全打消了离沪的念头。

1月28日晚上9点，靠近虹口区的居民纷纷拖家带口逃了出来。

虹口区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驻地，无缘无故老百姓不会作出如此反常举动。

一问才知道，是他们听到了陆战队的集合号。

老百姓就住在附近，对陆战队的起居习惯自然十分熟悉，对方一旦有什么反常举动，马上就预知到大事可能不妙了。

不是已经答应后撤30公里了吗？

岂止是后撤，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南京政府一个不漏全答应了。

当天下午，吴铁城将书面答复正式送达对方。

你们的要求都已满足，这回该没话说了吧。

日本领事自然是没话说了，海军却不一样，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甚至急得差点跳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全部答应我们的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海军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早已下达，就是要整你。

偏偏中国政府却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来了个照单全收，等于白忙活了。

但这时盐泽发现，他可以挑到毛病。

叫第19路军在“1月27日前”走路，今天已经是“1月28日”了，还有人没走，呵呵，太妙了。

这时候的盐泽再也不管不顾，连领事也不通知，就马上落笔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要求：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第37章 大泽起龙蛇（2）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生怕这个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要知道，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11点25分，集合号都吹过了，离规定的通牒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市长和公安局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盐泽都没那个耐心再等半小时，信送出去五分钟后，他就下达了向闸北进攻的命令。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做客。

在接到闸北前线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好了，不须到东北，亦能抗敌。

虽然蔡廷锴始终有不顾一切去东北“援马”的愿望，但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预感到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有发起挑衅性进攻的可能。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市区，第二条是上海郊区，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蔡廷锴选的是第一条。

为什么？

第19路军有守土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可以扬长避短：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蔡廷锴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100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孙科内阁自个儿都快穷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茬，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蔡廷锴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路军不是“九一八”时的东北军，其军事主官久经沙场，意志如铁，随时有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的精神准备。

引用《亮剑》中的话，可作如下评点：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性格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因为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因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在指挥部，蔡廷锴向南京发去密电：闸北已经开火，我军决意抵抗。

盐泽的这次进攻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一个突袭，便占领了天通庵车站。

天通庵车站的轻易得手，让盐泽大为得意。如果再拿下上海北站，他就可以控制市内的淞沪交通了。

第一次进攻，日本海军共投入陆战队员2000人。

闸北前线的张若嵩团有1000人。不过在战斗打响时，他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支援军。

这支援军就是宪兵团。因为19路军老是拖着不肯把防区让出来，宪兵团嘀嘀咕咕很不满意，但也只好先去找出租房。有一个连住的地方离交战地点很近，一看，怎么着，鬼子还真摸过来了，那还等什么，跟着19路军一起打吧。

此外，还有警察大队的两个中队。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宪兵管的是军队秩序，打仗自然没有野战部队在行，不过只要手里有枪，多少都能派上点用场。这么一加，就有了1700人。

1700打人家2000，如果摆到正儿八经的战场上去，那是必定吃亏无疑的。幸好这里打的是巷战，你就是人再多，一个巷子里能挤多少？何况盐泽为了便于进攻，早就把他的人分成了三路，每路500人。所以不能看总量，要看局部。我们有1700就够了。

甚至还有富余。张若嵩把人马调配出去后，又额外留了三个连作为预备队。

等到正式交火，发现难点果然不在人多人少，而在于陆战队有坦克车作为前导掩护。

这种坦克车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名为维克斯轮式坦克。外表看起来跟个大甲虫差不多，其顶部装有圆形炮塔，有两挺重机枪可回旋扫射。

尖端武器来了。

此前，19路军经历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战这些国内战争。坦克这种东西，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称之为“铁牛”），更不用说知道怎么防御了。

三路日军都有两到三辆坦克车在前面开路，19路军在路口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冲毁，日军一度冲入防线，形势十分危急。

见此情景，张若嵩急忙打电话到指挥部，请求增援。

蔡廷锴没有马上增兵，而是问他：你现在手上还有多少人马。

张若嵩回答，原有1700人，已伤亡1/3。

蔡廷锴点点头。

尚有千人，要什么增援，最低限度，你团要在闸北坚守三天，三天之后才可以换防。

张若嵩不敢再说什么了。

蔡廷锴打过的仗不计其数，前线能不能顶住，能顶多久，你瞒不过他。

张若嵩只得把预备队调上来，一阵猛打猛冲，这才收复阵地，击退了日军。

虽然没有派一个子的援兵，但蔡廷锴遣来了首席战将—56旅旅长翁照垣。

在第19路军的大帐之中，翁照垣称得上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只不过这颗明星经常会给自己惹祸，用嘴巴。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大发议论。

有枪在手里，为什么不打？那样就算败了，也不失军人本色！

他对少帅也直言不讳：“张学良不是一个有坚强卓越修养的军人。”

评价就一句话：这哥们儿不过一少爷而已。

说这些话容易得罪人啊，可是翁照垣似乎从来就没想过要给自己的嘴巴上安个闸。

翁大嘴说话率直，做事也极富冒险精神。

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要到法国去学开飞机。

但是飞机毕竟不是汽车，飞行执照也不同于汽车执照，其间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当时的飞机还是个新生事物，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飞机本身的性能，都算不上成熟，报刊上经常有飞机开着开着就起火燃烧乃至坠毁的新闻报道出来。别说中国人，就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也没几个敢染指这种高难技术的。

“飞行发烧友”翁照垣不但有这个胆量，还做得相当出色，到后来，甚至能独自一个人驾驶飞机了。

要问飞行员最怕什么，十有八九都会说，那就是飞着飞着，机身出机械故障。

因为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没法立即抢修。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深、技术都没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跳伞。

至于飞机，那就没法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这类倒霉事。

他也想跳伞，可是发现不能跳。因为飞机下面有民宅，他这么纵身一跳不要紧，失去控制的飞机可就只能往法国老百姓的房子里面钻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跳了伞，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进行指责——飞机眼看就要完蛋，飞行员当然不能跟着一起去陪葬，这是常理常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千钧一发之际，翁照垣作出了一个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选择：冒险迫降。

幸运的是，老天照顾勇士和义人，飞机迫降成功了。

得知这一消息，法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感动啊。

他们把翁照垣称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说是说的翁照垣，其实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脸上都有光。这就好比现在某游客跑到人家那里朝大街上吐口痰，罚的虽是他，一家子人却都得跟着蒙羞一样。

翁照垣赶到前线时，正值陆战队发动第二次进攻。

盐泽认为第一次没得手，可能是人还不够多的缘故，因此在组织第二次攻击时，又加上来1700人。

坦克仍然开在前面，嚣张得要命。

现在，“勇敢的中国人”像学开飞机那样，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攻破眼前的“铁牛”。

经过第一轮较量，大家已从最初的惊疑中清醒过来。很多人都看出了“铁牛”的毛病：这是一种轮式坦克车，下面不是履带，而是轮子。

轮子就是它的弱点。

中国军队虽然第一次看见坦克车，但汽车还是有人见过的。打有轮子的坦克车，方法应该跟打汽车差不多。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广仔挑出来，组成了敢死队，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内。

日军坦克开得兴起，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变化，而是继续向前隆隆推进。

商店，过了。子弹，来了。

坦克车一开过去，藏在商店内的敢死队突然杀出，一下子截断了步兵和坦克车的联系。

说实在的，人待在坦克内并不好受。有座钢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觉得安全了，可视野小了，周围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坦克车开着开着，忽然发觉不对劲，怎么只有前面打枪扔手榴弹，后面听不到动静？

往后一看，不得了，跟屁虫们已经被枪弹隔开了，想跟也跟不上来。

这还了得。赶紧往后转，要去帮兄弟们一把。

可是上海的路面实在太窄了（现在很多街道似乎也是如此），砰的一声就和旁边的坦克撞在了一起。

这下好，大家卡成一堆，都走不了了。

交通事故出的实在不是时候。因为中国警察不但不会帮着指挥交通，还要痛打落水狗。

打坦克车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可着劲炸它的轮子。

七八颗手榴弹一捆，扎成集束状，然后扔到坦克下面去。

只听轰的一声，成了。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坦克车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虽然炮塔上的机枪还可以扫射，但车身已经不能动了，实际上成了一残疾人。

再也不怵坦克车了，手里有什么就都往上面招呼吧。

遇到枪林弹雨，车子外面的日本兵还可以趴下身子躲避，动弹不得的坦克车就只好站着硬挨了。

渐渐地，中国兵发现不光轮子可以炸，就连坦克的车身也不是什么金刚不坏之体。如果运气好，位置准的话，用捷克式机枪照样能在车上钻个窟窿。

按理，坦克车车皮要是厚一点，除非专业的穿甲弹，一般子弹是比较难打穿的。

问题是这种英制坦克的皮不仅不厚，还很薄。

你还不能怪英国佬偷工减料。人家这种坦克车本来就是用来在城市里搞搞巡逻，防防暴乱的，给警察用正好，要是拿到正规战场上来，不歇菜才怪。

可能是当初大鼻子洋人做广告时随意扩大了效用范围，这才让小日本花了大钱，吃了大亏。

如此说来，违规广告真是要不得啊。

就算再次的步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坦克车是打不进去，但打在上面的子弹却可以反弹。

有的日军陆战队员倒是跟上来了，挤在坦克车旁边或后面还以为很安全，压根没想到从车体上反弹出来的子弹也会伤到自己。

两个小时后，盐泽发现不对劲。坦克车风光不再，进攻也没有了开始的好势头。可是他手上已无多余兵力可用于增援，只好改弦更张，变三路进攻为两路进攻，从撤出的一路上调出兵力，转到另外两路上来。

第38章 洪洞县里无好人

这次日军又找到了一个新方法，他们爬到附近的楼房上去，架起机枪对着中国守军的阵地猛扫。

遭此暗算，19路军损失较大，一些阵地开始失守。

这个时候就看各自的机灵劲儿了。你会居高临下占便宜，我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翁照垣派人登上楼顶，而且照样用机枪和手榴弹招呼对方。

盐泽发动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

在进入闸北之前，盐泽本来是吹过老牛的，他“预言”，一旦战争发生，“四小时即可了事”。但四小时早就过了，还是了不了事。

无奈之下，盐泽只好呼叫飞机助阵。

就在昨晚发动进攻之前，航母上的飞行员们还曾向他请战，那时他觉得非常可笑。

海军陆战队四小时能解决的事情，还用得着你们空军来帮忙吗？快回去睡觉吧，等你们一觉醒来，只管听好消息就行了。

现在好消息是听不到了，祈求海军航空兵给他创造奇迹倒更为现实。

此时，“能登吕号”航空母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

盐泽一声令下，轰炸机呼啸而出，直飞闸北上空。

但日机无法对19路军的工事造成致命杀伤。因为这些壁垒工事目标不大，又大多与日军阵地相隔不远，稍不小心，就可能误炸到自己人。

飞行员毫无办法，可是又在司令官那里吹了牛，不好再把炸弹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就闭着眼睛往闸北居民区一丢了事。

虽然军事设施未有大的损失，但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倒了霉不说，还导致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被炸，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遭毁，馆内珍藏的宋元版书籍十多万册尽数焚灭，堪称故国文化之一大浩劫。

经过这轮轰炸，蔡廷锴作出判断，日军肯定还要再发起一次攻击，遂告知一线的翁照垣做好迎敌准备。

翁照垣立即增调一个团，同时在主要路口配置了迫击炮。

果不其然，在飞机扔完炸弹后，盐泽部署了第三次进攻。

这次盐泽采取了正面以坦克车为先导，背后乘火车包抄的办法，一度攻占了上海北站。

可是又丢了。

经过前两次交锋，19路军已完全掌握了对付坦克的经验，管你怎么来势汹汹，只须牵住牛鼻子：用手榴弹炸坦克的轮子。

引路的坦克车一瘫掉，后面跟着的鬼子兵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了，结果乱哄哄的自乱阵脚。

翁照垣乘势发起反击，终将日军逼退。

一直在后面呐喊助威、端茶送水的上海人激动不已，当即集体捐款，向作战最勇的张若嵩团官兵每人赠送了一套黄呢军服。

盐泽连攻三次，仍无法拿下闸北，一时间进退两难。正好英美出来居中调停，他便赶紧做了个顺水人情，同意停战三天。

接到进攻闸北未果的报告后，军令部部长博恭王很觉意外，同时也备受打击。

必须注释如下：“博恭”是名字，“王”跟“亲王”类似，但是比亲王要差，说明他是裕仁天皇的远亲，不是近亲。

如果闸北拿下了，博恭就有资本在天皇面前显摆一下了。

就算是远亲，咱也是实在亲戚，同样能像陆军那样，帮陛下您撑起一片天。

可是偏偏败了，你说有多晦气。

都是这个盐泽无能，撤了他，换一个更好的。

在陆相（内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召集海陆军头领开会时，博恭表示他将派野村吉三郎中将取代盐泽少将，并由野村率领由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3舰队赴沪增援。

荒木满意地点点头，又转过头看着参谋总长，问他那里可以出多少人。

这时候参谋本部的头头已经换了，不再是那个金谷范三大将。

因为金谷参谋长被认为在对华作战上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特别是在关东军进攻东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雄图大略”，不仅帮不上忙，还拖了后腿，所以早已于1931年年底被撤换了。

现在的参谋总长是载仁亲王。与博恭比起来，载仁的身份和地位就要显赫多了，不仅是亲王，还是裕仁天皇一族的，你没见名字后面也拖着一个“仁”吗。

见陆相问起，载仁倒也落落大方，一口答应可以派兵，而且派好兵，由金泽第9师团和久留米混成第24旅团赴沪作战。

荒木一一记录下来，随后经内阁会议研究（其实就是过一过程序），上奏裕仁天皇待批。

事后，军令部部长博恭却左想右想不对头。

洪洞县里无好人。陆军那帮粗鲁的家伙会对海军这么好吗？不可能，一定是包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祸心。

想了好久，他忽然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敢情这帮小子是要到海军的地盘上来分一杯羹，由他们陆军来指挥我们海军！

真是太过分了。让你派兵是给你面子，还想喧宾夺主，做你的春梦去吧。

他马上去找载仁亲王。

咱们先得把话说清楚再出兵。

师团就不用派了。上海巴掌大地方，派这么多部队去，还嫌刺激英美“鬼畜”（日本人背地里对西洋老外的叫法，相当于我们称日本人为“鬼子”）不够是不是。

你只要把那个混成旅团派给我就行。

对了，还忘了提醒一句：来了以后得由我们海军指挥，怎么用，如何打，要听我们的。

载仁一听，脸马上仰了起来，只给博恭看下巴。

调一个旅团给海军指挥？你把陆军都当傻瓜了吧。

我们陆军作战，从来都是根据战场形势和需要来派兵的，用不着别人来指手画脚，而且增兵方案，天皇都快批下来了，你这时->小说下栽+3ＵＷＷ。ＣoＭ<-候还要改来改去，究竟是何居心？

话不投机，博恭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博恭一走，载仁就传下命令：原拟增援的久留米旅团就地待命。

你不是想把我的旅团拿去免费用吗，就不给你！

博恭梗着脖子回到军令部，脸色铁青。

还不信了，没了你张屠户，我就只能吃带毛猪？非得做点样子让你们看看海军的素质和能力有多高。

海陆军闹别扭，第二批援兵一时就来不了上海，但蔡廷锴还是看到了新的危机。

日本海军约三十余艘战舰停泊于吴淞口外，随时有向吴淞炮台进攻的可能。

吴淞口是长江和黄浦江交汇的地方。守住这里，就等于扼住了敌方登陆作战的一个重要咽喉。

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水师提督陈化成就是在吴淞口古炮台跟英国舰队死磕的。那一战也是打得惊心动魄，最后连同陈老爷子在内，整座炮台都给牺牲掉了。

相同的历史是否将在这里重新演绎？

19路军原在吴淞的只有一个步兵团，看起来兵力还是太单薄了，必须抽调一位能战之将过去。

蔡廷锴看来看去，还是选中了翁照垣。

老翁这个人一张大嘴哇啦哇啦，到哪儿都不太讨人喜欢（尤其对领导而言），可他能打仗，就像水浒中那个黑旋风一样，只要让他上阵，一双板斧排头儿砍过去，对方没有不抱头鼠窜的。

此时原驻苏州的沈光汉第60师已奉命到达真如军部，随时可以进入闸北，这样把翁照垣抽调出来也就没多大困难了。

蔡廷锴将翁照垣喊到军部。

你马上带一个团去吴淞，限明晨拂晓到达，以后吴淞陆军全部归你节制。

老翁一听，舌头都伸了出来。

乖乖，现在已是晚上8点，从闸北到吴淞，中间还要绕路，至少90里路呢，恁地不累死个人。

再说，你要我几个小时之内就赶过去，怎么可能？我又不是神行太保。

蔡廷锴把脸一板，少啰唆，我现在就给你计时，如果明晨拂晓你不在吴淞，军法从事！

老翁嗖的一声就蹿了出去。

他知道蔡廷锴的脾气，这种时候是开不得玩笑的。

1月31日拂晓，气喘吁吁的翁照垣打来电话，告知他本人已在吴淞。

蔡廷锴松了口气。

事实证明，把老翁由“黑旋风”临时变成“神行太保”，的确非常必要。

当天凌晨，日本海军军舰就放下二十余只橡皮艇，向吴淞口实施登陆，正好被翁照垣的板斧给砍了回去，若是再迟到一会儿，吴淞极可能不保。

见败军之将盐泽在上海战场上仍无起色，海陆军高层又争执不下，陆相荒木的脸色难看了。

参谋本部和军令部被迫重新坐在一块，这回载仁服了软，答应首轮只派久留米旅团。

陆军少了，海军却多了起来，上海作战的陆战队名单中又添了一个佐世保特别陆战队。

博恭机关算尽，终于把野村吉三郎扶了正，成为上海方面的最高指挥官。

第39章 洪洞县里无好人（2）

军舰都是海军自家的，后者想要它们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要它们载什么人就载什么人，所以久留米旅团尚在准备行装，佐世保陆战队已提前去了上海。

早有早的好处，在博恭想来，若是佐世保陆战队能够获得成功，野村的位置就可以得到巩固，上海一战也将由海军画上一个漂亮的休止符。

何其美哉。

在佐世保陆战队到达之前，盐泽为了夺取吴淞口，刚刚对吴淞进行了一次立体打击。

受创最重的是吴淞炮台，这座可怜的露天老炮台既无法防空，又不能远射，大部分时间只能被动地承受日机和日舰的狂轰滥炸。

坚守炮台的参谋长滕久寿以身殉国。整座炮台一片狼藉，几无法立足。炮台上的火炮大部受损，整体已陷于瘫痪。

可是有翁照垣在这里守着，陆战队仍然只能无功而返。

就近的登陆点没法上，远道而来的佐世保陆战队只好在黄浦江下游的张华浜码头实施了登陆。

登陆很轻松，简直太轻松了，谁说登陆难，难登陆的？

其实是蔡廷锴因兵力不足，收缩了防线，在张华浜并无相应力量配置。

佐世保陆战队上岸之后，第一目标便是从陆路直奔吴淞而去。

但是他们被一条叫做蕴藻浜的大河给拦住了。

浜是南方对江河湖泊的一种称呼，比较典型的就是那个有名的沙家浜，而蕴藻浜则是上海除黄浦江、苏州河之外的第三大河。

蕴藻浜上有桥，可岸边有翁照垣的部队守着，轻易过不去。

2月7日，佐世保陆战队朝守军发动了猛攻。

陆战队一共3000人马，派出2000，跟在坦克车后面，一步步地上来。

战斗十分激烈，守军有一个连受力最重，实在支撑不住，便想往后退一下。

营长打电话向翁照垣请示。因为爆炸声震耳欲聋，一个连撤退，老翁给听成是全线撤退了，顿时大怒。

他也拿出蔡廷锴训他的劲头：不能撤退，否则军法从事！

撤退的那个连已经跑到了岸边，突然又听到不准退，再想返身正面退敌已不可能。

这个连的连长叫赵金声，他带着余下的40个人从侧面的蕴藻浜车站绕过去，以商店为掩护，端起机枪就朝日军猛扫一气。

要不怎么说是翁照垣带出来的呢，骨子里都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张飞劲头。

就是这一梭子，打倒了一排鬼子兵不算，还把陆战队给打成了两截，前后分离开来。

中埋伏了！

这是佐世保陆战队的本能反应，队伍乱成了一锅粥。

说起来，这群小子真是给海军丢脸，两千号人，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跟我们印象中的武士道精神完全对不上号。前半段的尚未完全反应过来，后半段的已经脚底抹油，拼着命逃了。

40人击退以坦克车开道的2000陆战队，特大新闻啊。当天，上海的英美报纸就用醒目标题进行了报道，赵连长一时名扬沪上。

佐世保陆战队刚刚登陆，就兜头挨了一棒，这让尚未到达上海的野村大吃一惊。

从博恭到野村，都太看得起他们的陆战队了，以为此辈平时看上去威风凛凛，很像那么回事。其实大谬不然。

这个世上，没有谁是上来就会打仗的，都是打来打去才学会的。海军陆战队外表是很漂亮，枪法也不赖，但他们常年住在船上，陆地作战的实地经验很少。

那时候打仗，都是要拼命的，所谓“野蛮生长”是也。可是陆战队这帮家伙自从套上海军军服后，也染上了其他海军的毛病，认为自己天生就属于坐在椅子上喝咖啡的，怎么能和那些吃大蒜的陆军一样，龇牙咧嘴地端着刺刀往前冲呢，形象太难看了，成何体统，又能体现什么技术含量？

陆战队的，就应该由坦克车“呵护”着，慢慢地向前运动，或者端着枪像平常训练一样找目标射击。

经过前面的交锋，19路军倒是越打越顺，已经把海军陆战队的进攻模式和弱点所在都摸透了。

就是看到坦克车过来，也没一个怕的。

除了用手榴弹炸坦克轮子外，蔡廷锴又想出新的办法，他派人从周围农村背来一捆捆稻草。

不是用来睡觉，而是去“喂”坦克。

晚上，只要你把这些稻草铺在马路上，等到白天就有好戏看了。

坦克车不是大街上的清扫车，轮子或者引擎很容易就会被稻草缠住，马上就动弹不得了。这个时候，事先埋伏好的敢死队乘势杀出，把一捆捆集束手榴弹塞入车内，好好一辆车眼看着就这样报销了。

那坦克车后面不还跟着陆战队吗，他们就干看着？

没错。

不光干看，这些没胆的家伙竟然还掉转屁股跑了。因为手榴弹不光是炸坦克车，也炸他们。

按照19路军的回忆，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表现得可不像他们的陆军兄弟那么有种。作战时，“极怕我军之肉搏”，隔远了打打枪没事，等到前面作为遮挡的坦克车中了招，立刻就慌了神。

守军就看准了陆战队这一缺陷，你不是枪法准吗，我偏不和你比枪法。

在日军一个劲儿射击的时候，他们都钻到工事下面去了。等到对方逼近防守阵地，兜头就是手榴弹，炸完了，上刺刀，肉搏。

陆战队怕的就是肉搏，光吓就能把他们给吓回去。

第19路军除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居多外，地方色彩浓厚也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

部队从上到下，几乎都是广东人，有的甚至是从同一个县里走出来的。比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和籍团，这个团里的人就都来自于广东山区一个叫和平县的地方，人们沾亲带故，私下里都以叔伯儿侄相称。

亲戚团、乡里团的一个好处，就是斩断骨头连着筋，战场上自己一方伤了谁都要急眼，所以打起仗来特别不要命，这和曾剃头的湘军颇有类似之处。

显然，第19路军的士气和勇气完全不成问题，他们缺的是重武器。

这时有人雪中送炭。山西的阎锡山拥有太原兵工厂，阎大老板特地赠送19路军重迫击炮数门，炮弹600发。

蔡廷锴大喜过望，亲自从真如军部赶到闸北前线观察敌情。这个前线，是最前线，离日军士兵只有四五十米远。

因为他个子高，被陆战队发现了，后者立即集中射击，除伤了几个卫兵外，蔡帅自己的胁下军装也被子弹射穿，实惊险之至。

但是丘壑已在心中。

命令炮兵，把重迫击炮架起来，600发炮弹一个不留，全部喂给陆战队的指挥官们尝尝鲜。

位于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立刻遭了殃，虽然楼房没被轰塌，但房子附近都被炸得没人了，那些司令参谋更是躲在里面连脸都不敢露一下。

市区日军自此只能被动防守，再也没有能力发起任何有效进攻。

人逢喜事精神爽。后方市民送来不少好酒，有时尚的白兰地，还有窖藏了60年的陈酒，蔡廷锴自律极严，从不嗜酒，但他要拿去慰劳前线将士。

当下蔡廷锴乘车载酒前往吴淞。不料此时因黄浦江潮涨，日舰高出地面，给他们看到了，立即发炮攻击。

场面就像一部正在拍摄中的火爆动作大片，不过没有人会告诉你预埋火药的地方，所以现场很是惊险。有两颗炮弹在距离吉普车十米远的地方爆炸，还有一颗离蔡廷锴仅有两米远！

如果爆炸，铁定完了，可是蔡帅命大，炮弹竟然没爆炸，让他逃过一劫。

这车没法坐了，蔡廷锴赶紧下车，同一群卫士抬着酒，步行来到吴淞。

迎接他的，除了翁照垣，还有新任要塞司令谭启秀。

翁、谭见军长舍生忘死，冒着生命危险到吴淞来慰劳他们，不由得大为感动。

可是更为感慨的却是蔡廷锴。他巡视炮台，看到上面只有残壁颓垣，大部分炮都被炸坏，而官兵们虽满面烟尘，疲惫不堪，却仍斗志未减。

来，我特地送好酒给你们，请你们大饮特饮。

这些酒不是我蔡廷锴慰劳你们的，是后方民众慰劳你们的，喝过之后，要恪尽责守，死守阵地。

昔年一代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而归，曾将一坛美酒洒入溪水之中，以与众将士同饮，此即酒泉的由来。蔡帅美酒赠勇将，一切话语亦尽在不言之中。

翁照垣酒壮豪胆，一直到会战临近结束，才最后一个撤出防线。

“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那是演义，真的假的咱不知道。

老翁这个却是真的，一矛在手，屹立吴淞，让小鬼子愣是望而兴叹，始终都过不来，其气魄胆略远胜当年的张飞张翼德。

此真抗倭勇将也。

民间遂有“将军奋身起南纪，志挽日月回山邱”的赞誉（《翁将军歌》）。

第40章 决战上海滩

1932年2月8日，野村乘坐旗舰“出云”号到达上海。

跟一般人印象中日本人总是又矮又矬的印象不一样。野村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而且脸上总是挂着笑，不笑不说话，不像那些陆军军官一个个满脸横肉，一看就是杀猪的出身。

这人确实见过点世面，因为他不光会指挥海军，还涉足外交，曾出席巴黎和会，并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国大使馆副武官。虽然官不大，却混得有头有脸，认识不少华府要人，连大名鼎鼎的罗斯福（就是那个瘸腿美国总统，时任海军次长）都跟他有交情。

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海军总是看不起陆军。人家层次在那里摆着，就是不当兵，也可以干点别的（野村二战后下岗再就业，曾被松下幸之助聘为企业经理），而你陆军除了打仗还能干些什么？

博恭用野村来换盐泽不是没道理的。

中将和少将的区别，不光是军衔，连眼界和阅历都不一样。

换句话说，野村比盐泽更有脑子。

船还在海上的时候，他已经对上海战局作了一个基本判断。

蔡廷锴和他的第19路军非等闲之辈，要搞定他们，海军陆战队不行，久留米旅团也不行，只有靠后续的金泽第9师团等大部队到来才有希望。

因此眼下只能采取守势，待援兵到齐后再全力出击，毕其功于一役。

应该说，野村的想法是好的，也顾全大局，很为陆军着想。

在巡洋舰上，他向久留米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发出了第一个电令：进攻吴淞，然后直接登陆。

那里炮台已废，守军也不多，一个旅团上去肯定能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攻克吴淞要塞，不仅可使来往日舰不用再担惊受怕，而且还能为后续大部队建立一个良好的登陆点。

吴淞南面就是淞沪铁路，大兵一到，只要沿此打通铁路线，包括第9师团在内的援兵，就可以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市区。

先前野村让佐世保陆战队进攻吴淞，就出于同一考虑，只是陆战队打仗实在太烂，使他的“锦囊妙计”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可是这陆军能听他的吗，虽然只是一个临时组建的步兵混成旅团。

我看悬。

如果我是一个日本人，可能会对日本海陆军这种互不买账的混乱状况感到焦虑和痛心，但我是中国人，所以绝不会不开心，实话说了吧——还有点幸灾乐祸。

苦大仇深的陆军弟兄们，既然海军如此不把你们当人，那就别听他们的，跟他们干到底。

事实证明，我一点没有低估日本陆军的觉悟。

因为下元少将就是这么想的：凭什么听你的？

久留米旅团跟佐世保陆战队是前脚后脚，佐世保刚上岸，久留米也来了，而且登的都是同一个码头，即张华浜。

为什么不依野村的命令，从吴淞登陆呢？

小小一个吴淞，陆军少将志不在此。

按照野村的命令，必须拿下吴淞炮台，但下元觉得这个临时上级蠢极了，还不是一般的蠢。

打吴淞炮台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要进攻上海市区吗？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登陆，还理那个破炮台做甚。

会不会打仗啊你。

于是下元挥笔给野村起草报告。

你不是让我进攻炮台吗，对不起，我攻坚材料不足，（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材料，难道是攻城的云梯？）打不了。

随后又给参谋本部发去一份电报。

对着他的娘家人，下元有一肚子的委屈和气愤——那个叫野村的瞎指挥，乱弹琴，真是干不下去了。

市区的情况那么紧张，这厮不让我们去支援，却派我们打什么吴淞炮台，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参谋本部收到电文，觉得下元说得十分有理。

早就猜到海军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果然。

参谋本部便向军令部提出，部队归你指挥没错，可你得指挥正确才行，像这样连作战方向和重点都搞不清楚的糊涂决策，我们陆军恕不能奉陪。

军令部听了心里当然不服。可是现实比人强，上海要打开局面，只能靠陆军帮忙。

博恭只得通知第3舰队，要求野村改变原先的命令。

接到电报，野村愣住了。

下级竟然能改变上级的决策，究竟谁指挥谁啊？

我看还是你来指挥我吧——既然不打吴淞炮台，那你说，准备打哪里。

下元很快就报来了自己的作战方案。

分出一路监视吴淞炮台，主力则进攻上海市区附近的江湾，以与市内的陆战队形成内外呼应之势。

在下元看来，这应该算是一份很“人性化”也很够意思的方案，既照顾了彼此的面子，也能实现想达到的作战效果。

没想到野村不同意。

作为日军在沪的最高指挥官，野村综合了各方面情报，认为江湾已成险地，有中国军队重兵驻守，且水网纵横（这个很重要），易守难攻，是块硬骨头，很难突破。

还有一点，这位海军中将指挥官没好意思说得太直白。

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旅团，一共也就几千人，还要分两拨，够用吗你？

野村说得没错。这时候的战场形势，与刚开战时相比已有了较大变化。

蔡廷锴调兵遣将，19路军的三个师全部都已开至上海战场，警备江湾的是原驻南京的毛维寿第61师。

换而言之，如果日军早一点动江湾的脑筋，或许还有空子可钻，但现在，已经晚了。

野村认为，即使加上海军陆战队，久留米旅团仍显力量太弱，要想在江湾一线取得突破，非常之难（战役没打响之前玩把突袭还差不多）。而一旦屡攻不下，在缺乏强力后援的情况下，后果会很严重。

最有胜算的其实还是进攻吴淞要塞，即使暂时难以攻克，也可以等第9师团上来了一起打。

可是野村越是苦口婆心，这下元就越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陆军和海军那种根深蒂固的矛盾，使他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要么又是在瞎指挥，要么就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夺了你的功劳。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还等什么？

既然给脸不要脸，下元就决定抛开领导闹革命，带着自己的部队直奔成功之路而去。

归根结底，别人可以没有信心，下元不能没有信心，因为他们是从久留米这个地方出来的。

久留米位于九州岛北部。南部的熊本，就是那个超级杀人狂的大本营——熊本第6师团的诞生地。

日人有谚：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

上半句纯属吹牛，后半句还是有些影子的。

怀着不多杀些人难以对江东父老的心情，久留米旅团迅速进兵江湾。

但是等到真正打起来，下元才发现野村确实是个好人，至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因为人家真的一点都没忽悠他。

毛维寿第61师不强。

不强的意思是——不是一般的强。

19路军有三个师，能把它单独挑出来去拱卫南京都城，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19路军的头块牌子，第一主力师，部队里清一色都是广东老兵。有的人跟着部队一路打过来，究竟打了多少仗恐怕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作战经验那是相当丰富。

前面的区寿年师算见识过了吧，跟毛维寿师还差那么一点。

与此相对应，久留米旅团的运气就不是一般的差了。一开场就遇上了这么强悍的对手，也真够它受的。

再回头跑吴淞去打炮台？或者等第9师团来帮忙？

还不得让海军的那帮家伙笑掉大牙，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下元终于明白进退维谷、逼上梁山是什么意思了。

闭着眼睛打吧，打到哪里算哪里。

在连战四天都无法取得一点进展的情况下，下元决定强渡蕴藻浜，对毛维寿师发动奇袭。

强渡的地点叫做纪家桥，当然，名为“桥”，其实早就没桥了，非得搭浮桥过去不行。

就在发起行动的前一天，下元向已在途中的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发出一份急电。

在这份给陆军自己人的电报中，他说了一句实话：“上海方面告急！”

在发出电报后，下元就准备在蕴藻浜实现他最后的机会。

下元选择偷渡的时机恰到好处。

渡河，特别是在敌方部队已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强渡，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特别是如果对方倾全力半渡而击，河中间的人一定会死得很难看。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只是微乎其微，失败的例子倒不胜枚举。

那两天忽然起了大雾，并逐渐弥漫了整个河面。

中国守军严阵以待的心理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松懈。好天鬼子都没敢渡，何况这么恶劣的天气？

而这正是下元所想要的。

2月13日拂晓，利用大雾和烟幕弹的交相掩护，工兵在河面上搭出浮桥。

除留下少数部队及归其指挥的海军陆战队据守南岸外，久留米旅团精锐尽出，从浮桥上冲到了对岸。

等北岸守卫部队发现时，已经迟了，最有利的阻击时机一闪即过。

短兵相接，守军并不占优势。原因是在蕴藻浜岸边建工事，与在闸北路口建工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河边又湿又潮，由于地面无足够支撑，你就是在上面再多堆几层沙包，也谈不上有多么牢靠。这也成为河岸工事的一个致命伤。

毕竟是九州这个鬼地方出来的，强渡成功后的日军好像子弹不会打在身上一样，一个个亢奋得不行，哇啦哇啦地怪叫着，横着就一路冲杀过来，没有肯轻易退却的。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包括纪家桥、姚家湾、钟家宅等在内的数道阵地被久留米旅团先后突破。19路军前沿部队伤亡很大，形势岌岌可危。

这是淞沪开战以来最激烈，也是最艰难的一仗。蔡廷锴在军部坐不住了，他亲自带着参谋副官等数人赶到庙行督战。

有军长在后面看着，前线指挥官更加不敢怠慢。

这位指挥官，是一位旅长，叫张炎。

张炎出生于越南，和蔡廷锴一样，他也是从当小兵一点点做到将级军官的。

蔡廷锴组织西南义勇军，19路军战将中有两个人报名最为踊跃，一个是翁照垣，另一个就是张炎。

张炎以代理师长身份身先士卒，终于夺回了钟家宅。

为了一个钟家宅，双方肉搏达七八次之多，从手榴弹互甩发展到直接拿刺刀互捅，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过去的冷兵器时代。

入暮，下元鸣金收兵，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就地驻扎于姚家湾。

从发起强渡到现在，日军一路狂飙，也需要喘口气了。

下元本人还是很笃定的。

他知道强渡蕴藻浜是一个关键。如果照今天这个样子打下去，不仅能击败张炎，而且离包抄吴淞也不远了。有什么必要再着急忙慌地往前赶呢？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安心睡觉，当然没事，问题是有人睡不着觉。

张炎睡不着觉，全师官兵也都睡不着。

军长蔡廷锴就在不远的庙行，江湾这边却无法击退敌军。怎么办？

苦思无策之下，他突然想到了一则以前听来的故事：火车阵。

参军之前，张炎曾在广州做过很多杂差，什么伙计、工人，全都做过。在那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地方，除了可以混口饭吃，对评书演义之类的东西自然也是经常耳濡目染。

“火车阵”大概就是此中所得。

第41章 决战上海滩（2）

这个故事上说，战国时代，齐将田单曾在夜间布下奇阵，他不用兵，而用牛，几千头牛。每头牛的牛角上都绑有刀刃，然后尾巴点着火，被赶着就去冲杀敌军了。

故事在正史中可以找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确收入。

可是它的真实性仍然让人起疑。不信的话，你可以弄几头牛，看看它红着眼睛的时候，究竟是想捅你，还是要捅“敌人”。

如果把牛换成人，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人有主动性，牛没有。

但是谁肯干呢？

有人，有很多人。

当张炎把他的“火牛阵”战术说出来以后，立即有60个人自愿加入，甘当“火人”。

报名的士兵都很清楚，成为“火人”有死无生，但是眼下要想取得胜利，已别无他法。

只有抵死一拼，才有希望。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悲壮的抉择。

敢死队队员在出发前用炸药枪弹缠满全身，人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我只能说，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勇士。

在夜幕的掩护下，敢死队摸掉岗哨后，分批潜入姚家湾日军营房。

危险袭来，这帮九州鬼子却还毫无察觉。

白天打累了，睡得很香是吧，正好收拾你们。

虽然只有区区60个人，但这是60个猛人。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把身上的引线一拉，跟你们这帮龟儿子同归于尽。

一场暴风雨过后，60勇士无一生还，而且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阿难闻沙罗树林周围12里之间，虽一毫发之尖，亦无插入之地，然刚强之灵魂，遍及各处。

——大般涅槃经

遭此“飞来横祸”，尚睡眼蒙眬的久留米旅团顿时炸了窝：自己营里都在到处爆炸，这阵势，十面埋伏啊，赶紧跑吧。

正在观察动静的张炎见敌军阵脚大乱，遂令旗一挥，命令全师从外围对日军发动总攻。

久留米旅团溃退，很多人都往蕴藻浜逃去。

这是自然，那里近，又有河面隔挡，比较容易脱身。

可你倒是跟对岸的弟兄们打个招呼啊：我们回来了。

一声招呼也没打。

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这是吃了败仗跑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打什么招呼。

当然也可能是根本没来得及。

这边的日军白天打了一天，累得半死。那边的却不用打仗，精神还好得很。

他们没轮到上前线，正在后方郁闷着呢，忽然听到对面人喊马嘶，站起身一看，浮桥上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大帮人。

看不清楚。但八成就是“支那”人。因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或命令，说前锋部队又撤了回来。

那还等什么，枪炮一齐上，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

浮桥上的日军惨了，糊里糊涂地就被南北岸的“中日联军”前后夹击，包了饺子，光掉到河里淹死的就有上百人之多。

半江瑟瑟半江红，用来形容这帮倒霉蛋的下场再恰当不过。

时任19路军参谋长的赵一肩事后巡视蕴藻浜战场时，称“倭寇之尸，有如山积，河水为红”——岸上的日本兵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而河水也变成了红色。

此情此景，令这位见惯刀光剑影的将军也生出了“惨不忍睹”的感慨。

当然说的是下元和他引以为傲的九州子弟兵。

19路军在蕴藻浜一役中虽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野战中能转危为安，击退日本成建制陆军，对于部队士气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同一天，千呼万唤的金泽第9师团终于登陆上海。

本来按预定计划没这么快，是师团长植田在接到下元的急电后，命令所乘船舰加快速度才心急火燎赶过来的。

这边刚瘫倒在地，那边人就到了，接力配合得倒还算默契，可是已经晚了那么一点。

在蕴藻浜“意外”遭到重创后，久留米旅团已经一蹶不振，失去了单独作战的能力。

不管野村多么冤枉，既然败了，板子就还得打在他屁股上。

陆军可不会说它的久留米旅团是不听招呼才吃败仗的。责任还在海军，这帮人根本就不会打仗，自己打不赢，给他部队指挥吧，却把我们给的那一份也搭进去了。

海军的存在，真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听说上海那边又败了，军令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这回连他们也没了自信：是不是我们海军真的陆战不行？不会吧……

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参谋本部一点没客气的，连思想工作也不做，就立即宣布走马换将，任命植田为日军的第三任主帅。

植田和下元同为陆大毕业生，但植田比下元要高上两届，算是他的师兄。此人在军队里向有“陆军长老”之称，趾高气扬的，比较会摆谱。他引以为傲的业绩，便是参加过一战，作为随军参谋，到西伯利亚打过仗。

这位老兄走马上任后，先威风八面地到阵地视察了一番。

当众秀了一把后，他让人分别给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

内容是要求19路军撤出原防线，并且必须离租界边境有40里距离。如果不干，就要乱来了。

植田还“通情达理”地留了两天时间给19路军，以便他们早点“自行撤走”。

蔡廷锴哼了一声，将通牒拿给总指挥蒋光鼐看，问他怎么答复。

蒋光鼐都懒得给植田写回信，说就用我们的迫击炮给这位牛哄哄的陆军中将送个信吧。

19路军可不是吓大的，你尽管放马过来。

站在植田的角度，能这么鼻孔朝天地讲话，倒也不全是做给对手看的。

那是相当有点底气（盲目不盲目先不去说它）。

金泽师团战史悠久，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加上原有的久留米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日军总兵力已接近两万。

植田认为，这么多人马投入上海战场应该绰绰有余。

然而，19路军能做到寸步不让，同样是因为腰杆很硬。

重新上台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派来了预备队。

当时南京政府已迁都洛阳，原先代替19路军拱卫首府的近卫部队就可以抽出来了。这就是第87、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可称为“两师一总队”，共计三万多人。

2月14日，在得知金泽师团已经登陆后，作为总预备队的“两师一总队”合编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战场，正式统归蒋光鼐一体指挥（实际仍由蔡廷锴负总责）。

无论资历，还是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蔡之下，而第5军作为中央军的绝对精锐，似乎也不应该归第19路军统辖。

看上去，这是一个有些让人费解的安排，却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得意之笔。

因为直到此时，他仍然认为，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能冒跟日本全面开战的风险。

对上海战场，增援一定要增援，而且要把中央军的主力派上场，但这个秘密不能让外界知道。

19路军作战，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广东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个事情它就大不起来，也不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要是中央军明着参与进去，那性质和后果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理由好像很牵强，那时候却连日本人都深信不疑。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一盘散沙，中央归中央，地方归地方，是可以不掺和到一块儿去的。

第5军归19路军指挥，既能增强防守实力，又可以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在实际作战当中，张治中和他的第5军都拥有相当的军事自主权，对于这种特殊的上下级指挥关系，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予点破而已。

两军分工明确，第19路军主守江湾，第5军则主守庙行。

2月20日，在自说自话的“哀的美敦书”到期后，植田下令发动进攻。

新一轮攻守开始了。

陆军长老自然来者不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经的，名字就叫“中央突破计划”。

其实这个作战计划并没什么新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奇招，基本上就是沿着下元跌过大跟斗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谓“中央”，指的就是19路军据守的江湾。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的，就要再从哪里爬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做大哥的总要帮小弟把失去的面子给捞回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比谁都想赢，而且想快赢，晚了都觉得没意思。他随身的宝贝太多了，全是“要你命三千”的类型，所配属的大炮坦克这些特种部队一应俱全，随便拿一样出来，都够你眼晕半天。

可是令植田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两天，他的金泽师团竟然毫无建树，打起仗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撼不动中国军队的防线。

两天了，战局还没有进展。把面子很当一回事的植田脸上也挂不住了，不得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底是以进攻见长的陆大出来的，这么一琢磨，竟然给他琢磨出味道来了。

为什么自己进攻会失利？

因为重蹈了下元师弟的覆辙。

乍一看，19路军的火力配备很差，江湾离市区又近，无论从防守力量还是战略位置考虑，把这里作为第一攻击目标似乎都应该是最合适的。

但其实不然。

江湾水塘纵横，地形复杂，对机械化作战而言，是相当不利的。这个地方，管你什么野战炮、攻城炮、平射炮、曲射炮，一炮打过去，很可能就是把水塘的坑炸深一点而已。退一步说，就算把炮弹侥幸扔到了守军阵地上，19路军也有的是时间整修工事——日军还得过水塘不是。

曾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车则更是一筹莫展，这里土质疏松，连卡车一不小心都会陷进去，更别说笨重的坦克了。要是遇到前面有水塘挡路，它们更是比步兵还要头大，因为坦克无法做到水陆两用。

一句话，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扬长避短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利于扬守军之长，避守军之短。

蔡廷锴巧妙地利用了这里水塘川流多的地理优势，在河堤、道路、竹林旁边建造了不少工事，其中甚至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通过它们来控制道路，足可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原上耀武扬威的大炮坦克到此都束手无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是蔡廷锴有一天突发奇想：都说小鬼子矮东洋矮东洋，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做点文章呢。

于是他下令部队将掩体挖深，同时做了几百个小木凳，上面系着绳子，打仗时一人一个，踩在上面向外打。打了一会儿，不打了，提着绳子，拖着板凳就往后撤。

日军冲上来，他们马上又来一个反攻。日本兵得躲子弹啊，往旁边一瞅，呵呵，现成的掩体就在这里，都不用自己挖。

还等什么，跳下去。

结果一跳下去就出不来了。

因为那个掩体比他们高出几个头，根本看不到外面，一时间也爬不出来。

19路军省事了，只要记得从腰里摸出手榴弹往掩体里扔就OK。

如是者三，掩体竟成了日军的坟墓。

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但我要很煞风景地说一句，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推敲。

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从没有看到过有此记载。即使是在蔡廷锴本人对“一·二八”会战的回忆里，也未对此提到过只言片语。倒是金庸的老乡张乐平先生在《三毛从军记》中给过三毛这样的机会，三毛和他所在的部队就是这么耍弄日本兵的。可那毕竟是戏说。

很遗憾，用不着把掩体挖到传说中那么深，日军就已经陷在里面，叫苦不迭了。

第42章 黄埔老师

植田的沮丧自不待言。

枉费我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盐，竟然跟着下元这个笨蛋走了夜路，真是失策啊。

他开始另外想招。

为什么不从庙行着手呢？

那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显然更有利于机械化作战。

恍然大悟后的植田认为自己的“中央突破理论”没错，错在这个“中央”选错了。

它不是江湾，而应该是庙行。

于是植田的对手便由蔡廷锴，转为了第5军军长张治中。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他的正式身份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张治中的戎马生涯是从参加学生军开始的，以后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军校教书。实际上他后来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战将，倒不如说是一个老师，一个恨不得把每个学生都捧在自己手心里的好老师。

最初，张治中在桂军军官学校执教，几个月下来，学员精神面貌便焕然一新。桂系军官素有排外倾向，但在亲眼目睹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后，也个个称赞不已。

当时蒋介石做着黄埔校长，正为找不到好老师而发愁，听说张治中如此了得，赶紧去广西把他给挖了过来。

张治中进黄埔之后，从总队长做到教育长，可谓平步青云，一度到了发红发紫，别人不嫉妒都不行的地步。

黄埔是一个上课和打仗经常掺在一块儿的学校，所以在教学的间隙，张老师也经常会出来带兵打仗。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纯粹属于临时玩票性质，仗一打完，仍然要回去继续拿他的粉笔和课本。

出征时，每到一个地方，张治中就要先把士兵给安顿好。他自己从不带行军床，只带一件雨衣，到了睡觉时间，情愿跟士兵们挤一块儿，心里才觉得格外踏实。至于吃饭，更是不挑不拣，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这种带兵方式，其实就跟在学校里一样，而他的部队，实际上也大部分都是黄埔学生。

张老师常读圣贤书，自然忧国忧民。看到19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他急得不得了。

正好蒋介石重新出山，在迎接时，张治中便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愿意亲率第5军征战上海。

蒋介石只回答了两个字：很好！

第5军的“两师一总队”里，将官以上十有八九都来自黄埔，让教育长带着他们，犹如在课堂上课，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自然是“很好”。

可是真正的战场，其实是杀人场，那种气氛绝非校园课堂可比。在内战中，张治中所率领的学生军被称为精锐之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其制胜原因，然而怕就怕遇到狠的。

比如跟西北军作战，张治中就很吃亏。西北军最善近战，尤其喜欢用刺刀和手榴弹解决战斗，学生军却最不擅长此道，所以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第5军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其武器装备可称第一，但那也就是在自己家里比，到了淞沪会战，张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装备精良”。

2月22日，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打响了。

金泽师团的机械化优势果然得到充分发挥。一两个小时之内，落于庙行守军阵地的炮弹竟有三四千发之多。

俞济时第88师一侧，战况很快就进入了极其惨烈的阶段，不喜欢白刃格斗的也得主动找机会格斗了。

流传最广的是一名叫万羽的上尉连长，此君很有些侠客风范，大概是拜过师傅的，别人打仗端着枪，他则喜欢操一把剑在阵前横冲直撞。

在部队出征前，他专门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然后送给妹妹，并对她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话：“好好收藏这幅肖像吧，因为这很可能将是一幅英雄的遗照！”

兄弟，什么时候不能开玩笑，这要命的当口，你顶得住，别人顶不住哇。

果然，这句话立刻成了他妹妹的催泪弹，当时听了就大哭起来。

此情此景，想来谁都难免内心酸楚，然而剑客毕竟是剑客，史书留下的不是英雄的眼泪，而是他的朗朗笑声（“羽一笑，挥鞭而去”）。

在庙行前沿，万大侠扬眉剑出鞘，手执宝剑，带头发起冲锋，与日军玩起了剑道。

凭着大侠身份，他对面前的小兵理都不理，专捡军官单挑。砍死两名日军军官，狠赚一把后，自己也战死沙场，从而成就了一幅真正的英雄遗像。

包括万羽在内，俞济时师从旅长以下，重伤的重伤，战死的战死，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该师才勉强稳住了防守阵地。

俞济时这边攻不进来，植田又增兵庙行以北，在形成突破后，已渐渐对第5军形成合围之势。

缺口得失非常重要，双方都不断往里加薪添柴，谁也不敢轻易退让半步——道理很简单，这个时候就像拔河一样，任何一方只要再多使一把劲，绳子就可能要被倒拽过去。

张治中的额头沁出了汗珠。

他手上有教导总队，然而军事常识告诉他，暂时还不能动这张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动。

如果教导总队不能动，还有谁能动？

环顾左右，只有宋希濂第261旅尚有余力。

庙行激战犹酣的时候，宋希濂旅已与19路军换防，此时驻扎在蕴藻浜北岸。

一个多星期前，这里正是19路军给予久留米旅团以重创的地方。那场战斗给日军留下的阴影实在太深，至今仍未散去，以至于他们虽然在南岸屯有重兵，却再也不敢轻易发动渡河攻击。

考虑到宋希濂据河防守的责任也很重，张治中计划从他那里抽调一个团，但是宋希濂提出了一个疑问：这个团真的能解庙行之困吗？

从路线上来看，该团援兵需要绕道渡河，路途很远不说，大白天的，日军轰炸机也不会闲着，肯定要一路跟着凑热闹，所以就算赶到目的地，也是四五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现在战场形势如此紧急，双方打得你死我活，守军别说四五个钟头了，恐怕连一个钟头都等不起。

也许还没等援军走路走到一半，阵地就早已易手，一切都白忙活了。

张治中沉默了。宋希濂说的一点没错，可是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的。

围魏救赵，绝地逢生。

宋希濂提出，他可以倾全旅之力，强渡蕴藻浜，从侧背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庙行之困必解。

计是好计，连张治中听后也为自己的学生拍案叫绝（宋希濂、俞济时等人皆为黄埔一期生）。

问题是蕴藻浜就那么好渡吗？

关于这个问题，曾在这里吃过大亏的下元熊弥少将应该最有发言权。

我们让他来说说。

下元（表情忧伤）：这哪里是一条河，你干脆说它是一条害人的坑算了。

别看河面不宽，水却又深又急，游过去、趟过去都行不通，就只能架桥过来。我们那天借着下大雾，早上4点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就这样，我还放了好多烟幕弹呢，生怕被守军发现坏事，你说容易吗我。结果呢，不仅没捞到便宜，还在回来时被自己人坑了一把，部队都给打残了。

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我一定不会再跳这个坑，如果要在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反正打死我也不去渡那条害死人不偿命的河了。

你看，连哭哭啼啼的下元都说了，他是天没亮就过河的，而且还下着大雾，打着烟幕弹。

以上条件，宋希濂都不具备，他凭什么敢提出强渡蕴藻浜的建议？

这就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它也暗合了出奇方能制胜的兵家要诀。

架设浮桥是不可能了，且不说工兵根本来不及作准备，没了大雾和烟幕弹作掩护，对岸的日军也不可能躺在阵地上看风景，让你们顺顺当当地把桥搭起来。

只有用船。

这次宋希濂用于强行渡河的部队计有两个团，2000多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是10人一艘的小木船，也要200多艘。

一时半会儿，到哪里去弄这么多船？

出于同样的看法，南岸的日军也很放心，光天化日的，难道你们还能飞过来不成。

飞是飞不过来，不过接着蕴藻浜河面上出现的一幕场景让所有日军都惊呆了。

前面漂着的是小船、木筏，后面跟着的是木桶、浴盆，甚至连门板都有，上面坐着的不是来赶庙会的老百姓，而是持枪瞄准的中国士兵。

有没有搞错？

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宋希濂旅已经杀到眼前。

如此快的速度和效果，连刚从旅部赶来的宋希濂本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从旅部驻地到河边，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本以为在这半个小时里面，能让先头小股部队抢渡过去就算不错了。没有想到的是，两团人马，除留下一小部分在北岸阵地作为戒备外，其他人早已一个不剩地到达了对岸，而且已向敌人纵深杀去！

想想看，自从黄埔毕业后，一路领兵打仗过来，从来也没见这帮小子这么亢奋过啊。

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军人懂得为何而战之后。

因为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有此一念，虽千万人，吾往矣！

宋希濂过了河，映入眼帘的，除了岸边日军的尸体，还有抢运我方伤员的担架队，就是看不见自己大部队在哪里，举着望远镜也看不到。

这帮小子，不像是在打仗，倒像在赛跑。

坐镇指挥部的张治中一直在紧张地观察着战场的风云变化，日军正面进攻力量陡然减弱，使他心里一动：有戏。

一个消息传来，宋希濂强渡蕴藻浜并站稳了脚。

好消息接踵而至：

在蕴藻浜中曾经重创久留米旅团的19路军张炎旅也已杀到。

太好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

在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庙行之战是公认的中国军队战绩最高峰。为了争取胜利，第5军这个国内装备和训练最好的部队全部投入战场，他们拼武器，更拼热血，战场之上肉搏厮杀的惨烈场面随处可见。

第43章 黄埔老师（2）

指挥这场战役的张治中后来很动情地说，庙行一役的胜利，是官兵“滴滴鲜血的结晶”。

此役给日军的心理造成了极大震撼。有不少被打散的日军士兵，甚至趁天黑跑到汇山码头一带，企图找船偷偷逃往国内，胆寒之状显露无遗。

日本方面，继海军之后，陆军也噤声了。

海军先后用过盐泽、野村，陆军先后用过下元、植田，从少将到中将，一级高过一级，还有谁行？

为了寻找上海方面的第四任指挥官，参谋本部次长真崎甚三郎中将真是伤透了脑筋。

要比植田的资格还要老，能力还要高，上阵了还要确保能赢，一时半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神人 ？

况且到了这一步，上海战事已真正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一般功成名就的将领就是达到条件，也没几个肯冒着风险去上海。

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有个闪失，弄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让真崎找着一个符合条件，而且不怕的。

他就是白川义则大将（陆大12期），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又在田中内阁里做过陆相。无论带兵经验还是资历声望都够格。

此人堪称是老鬼子里的老鬼子。到他这个年龄，还在军队高层里服役的陆大毕业生已经寥寥无几，能做到大将的更是凤毛麟角。

让白川出马也是没办法。老的不愿上，小的不能上，就只有他了。

这么大年纪还惦记着为国效力，而且不计较名利得失，从真崎次长的角度来看，这人可真够意思。

当然，那时候的他和白川本人恐怕都没想到，上海确实是块邪地方，白川虽然不至于搞到“名裂”，“身”最后还是“败”在那里了。

2月29日，白川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身份，乘坐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短时间内很难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上海海岸线绵长，为什么不用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像有一道多重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象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盯住了一个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找不到它的名字。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登陆部队上岸。

最主要的是，抢占七丫口后，往南，可完成对淞沪守军的迂回和包抄。往西，可切断沪宁线，从而把中国援军挡在包围圈的外围。

白川的如意算盘是，登陆之后，同时发起总攻，最终达到将中国军队包围聚歼的目的。

看着地图，我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构想的包围圈一旦从思路完全变成现实，中国的淞沪守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3月1日凌晨，善通寺第11师团在七丫口登陆。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已是力不从心。

接下来究竟怎么办，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作出抉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回合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但退，是一门艺术，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的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象。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连经过补充的金泽第9师团都弄到了无预备队可用的程度。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守军还会在庙行战场一线继续苦撑。

趁着夜色掩护，全军西撤至第二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睡得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蒙眬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过去一瞧，对方营寨空空荡荡，蔡廷锴早就完成了金蝉脱壳的大转身。

撤至第二防线后，中日两军形成了对峙。蔡廷锴在整顿人马，准备重新再战的同时，也非常关心正拟举行的停战谈判。

是不是要割地，要赔款？那是绝对不行的，谁敢这么做，蔡某跟他势不两立。

这么想着，忽然浑身发热，喉咙口疼痛难忍。军医一诊断，才发现是煤炭中毒。

多少天终夜不眠，听报告，作决策，晚上又冷，军部的简陋房子丝毫挡不住寒气，不得不围炉取火。

时间一长，煤火过多，蔡廷锴就中了招。

打仗的时候精神紧张，不知不觉撑住了，现在稍一放松，便给你来个反攻倒算。

蔡廷锴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十日之内不得下床，可是他哪里躺得下来。

前方战事虽停，却成了一个不战不和、不尴不尬的状态，如今日军还占领着上海一大片区域，这是军人之耻。

当总指挥蒋光鼐来看望他时，蔡廷锴紧盯着这位老上司兼老搭档，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三天之内，和战问题仍无法解决，我决定向敌人发起反攻！

蒋光鼐却躲开了他的眼睛：

凡事你都不要看得太容易，平心静气听候政府处置吧。政府要我们进就进，不要进就不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蔡廷锴咬着嘴唇不再说话，但是等蒋光鼐一走，他就掀开被子，从医院里跑了出来。

阅兵，检阅部队。

蔡廷锴看到，经过这些天的补充，第19路军又呈兵强马壮之势。

他再一次坚定了信心：万一谈判决裂，我仍然可以与敌再战，甚至比以前还要强。

可是蒋光鼐所说的“政府”并不一定这么想。

蔡廷锴是一个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某种程度上，他跟自己的部将翁照垣在性格上倒有些接近，只是更内敛沉稳一些罢了。

现在的行政院院长是汪精卫。蔡廷锴生平最讨厌这个人，偏偏汪精卫还要来前线慰问，作为军事主官，不想陪也得陪。

一共陪了两个小时，对蔡廷锴来说，却犹如过了两年。尤其从汪精卫的言谈举止中，已处处流露出对日妥协的味道，这更让蔡帅甚为不快。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蒋介石召见他了。此时的蒋介石已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全国军队的当家人。

和“文人政客”汪精卫不同，蒋氏是北伐时的总司令。军人对军人，他一定会像迎接北伐将士归来那样，开心，微笑，然后赞上一句：好样儿的，继续干。

然而没有，都没有。

蒋介石似乎并不高兴，说话时有气无力，临近会谈结束时，最后一句倒很有力，不过却是一句硬邦邦、冷冰冰的话：以后须绝对听从政府命令！

走在回营的路上，蔡廷锴忽然发现他是多么孤独。在领导、同事，很多很多人眼里，自己就是一个狂人，一个完全不顾及后果的狂人。

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现实让蔡廷锴疼得差点要大声叫喊出来：仗不是我挑起来的，我一片赤诚，为国家争自由，为军人争人格，究竟有什么错？

四周没有回声。

就像那些天的深夜，一个人坐在炉火边。

然而那时候还有暖意，还可以运筹帷幄，现在身旁围绕着的却只有无边的寒冷和寂寞。

这种痛楚，谁能够承受？

停战谈判终于结束了，这就是“淞沪停战协定”。虽然没有割地赔款，但有一个条款对蔡廷锴来说却特别刺目：第19路军调离上海，中国不得在上海及郊区驻兵。

我们的血是不是白流了？

蔡廷锴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

一周之后，在苏州召开淞沪抗战烈士追悼大会，面对着黑压压的悼念人群，蔡帅泪流满面，情难自控。

一切都结束了，生活就是这样。

在英国1964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蔡廷锴被列为世界名将之一，言其以少敌众、以弱胜强，阻击优势日军达数月之久，为世人所一致推崇。

第44章 另一片战场

即使是像“淞沪停战协定”，得来也实属不易，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出力不少。

“九一八”之后，南京政府“革命外交”面临困境。原先的外交家们躲的躲，辞的辞，外交部一下子陷入了人才荒。

此时一批曾在北洋政府供职的外交家们临危受命，被重新起用。其中有两人最受瞩目，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早年留学异域的上海人，都曾出面组过内阁。

虽然组阁的时间都不长，可你得知道那时的北洋是武人当道，在内阁里混碗饭吃很不容易，里面的人都可算是人中精灵。

两位外交奇才，颜惠庆居于其一。

他赴日内瓦出任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在国联打交道，除了公开场合要能言善道，私下拉关系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个包厢，请请老大帝国的代表团成员或者国联要员，这个叫做重点突破。还有财大气粗的，索性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能请的一次都请到，这个叫做全面撒网。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落。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60多个会员国，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人千万不能漏掉。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吃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几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腻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 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得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傲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儿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多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由于角色进入得快，颜惠庆很快就把国联的各种程序，明规则潜规则，弄得如数家珍。

“一·二八”会战时，颜惠庆要求国联制止日本入侵，但有关提案，他没有交给国联理事会表决，而是交给国联大会讨论。

国联理事会就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国联大会等同于联合国大会，为什么不找“安理会”而找“大会”呢？

“安理会”的议事原则是需要成员百分之百通过，无论谁在其中投了反对票，决议就得宣布无效。

偏偏日本自己就是“安理会”成员。

你要告我的状，我会理你吗？

正是这条雷死人不偿命的规则，曾经让颜惠庆的前任走进过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和联合国一样，当初的国联也是一个办事效率极其低下且强者独霸的官僚部门，以至于很多弱小国家都处于投诉无门的窘境。

颜惠庆找到的办法是，避开“安理会”，直接找“大会”。

按照国联大会的规定，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白川从七丫口登陆后，国联大会即作出决议，要求日本停止入侵上海，这对日本政府内阁造成了很大压力，“淞沪停战协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国联大会决议通过之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当场说了这样一句话：“颜惠庆可以胜过我们大英帝国最好的外交官！”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1932年年底，颜惠庆参加了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这是一次外交大战，堪称中日外交家的世纪对决。

两位外交奇才中的另外一位，颜惠庆的上海老乡顾维钧浮出水面。

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的大帅哥，时称“貌美善言”，其成名之作为巴黎和会。

电影《我的1919》我没看过，只是听说里面扮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仅从形象上来看，我觉得还不是很神似。那谁最像呢？我以为是鼎盛时期的发哥（周润发）。

发哥似乎更能诠释我心目中的顾维钧：高大俊朗，义薄云天，挥舞双枪在弹雨中来去自如，潇洒果敢，身后一群白鸽扑扇着翅膀飞起落下——你只要把背景设想为外交战线就行了。

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30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尔不群的答辩能力。

当时日本想代替德国，攫取山东权益，顾维钧说了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诸位代表不是还拎不清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

想想看吧，有一天，当你们突然失去上帝，或者上帝曾降临的圣地从地球上消失，那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大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世界末日，生不如死啊。

西方人可以不关心孔子和山东，但他们绝不可能不在乎上帝和耶路撒冷。

什么叫经典，我告诉同志们，这就是。

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在场的各国代表都纷纷站起身，向年轻的顾维钧表示由衷的钦佩。

整个巴黎都轰动了。世界从此认识了这个来自弱小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兼演说家。

在国联，顾维钧和颜惠庆的对手，是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

提起松冈，这人早年的经历还是蛮可怜的，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苦情励志片。

11岁时，松冈家便破产了。两年后，父亲把他交给做船长的弟弟，希望这个弟弟能给儿子找一条出路。

船长叔叔把他带到了美国。来到这个传说中的西方花花世界后，叔叔给小松冈找的“出路”，就是把他一个人扔在美国街头，让这个未成年的孩子自己去想办法。然后，他竟然就丢下小松冈，拍拍屁股走了。

估计这个没心肝的叔叔本身就是个不成材的东西，原本想趁此机会客串一回人贩子，把松冈骗到美国给卖了，赚点小钱花花，却没曾想有价无市，“鬼畜”不收，一气之下便把松冈给扔了。

可怜啊，才13岁，小学还没毕业呢，就这么被抛弃在异国他乡。一时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也是松冈命不该绝，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家好心肠的美国人看到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就把他收养下来。

第45章 另一片战场（2）

从此以后，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便开始了。

正是这个松冈，在日后得势后，一扫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并主张对美国“绝不示弱”。

也许刚去美国的那段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导致他对美国没什么好印象。

真奇了怪了，有冤申冤，有恩报恩。你不去恨那个不是人的叔叔，去怪山姆大叔干什么呢。不管怎样，人家是救了你的，又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大恩人啊。

因为经历特殊，这松冈做人做事都有那么一股子“你不惹我，我也要想办法整死你”的狠劲，经常摆出一副肌肉男的造型，很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在日本国内，松冈称得上是一个偶像明星级人物。那家伙，底下人山人海，他在台上就是放个屁，下面都是一片欢呼。

时人有言：自从有了松冈，日本就从无声电影过渡到了配音电影，意思是那些欢呼喝彩千篇一律，就像卡拉OK中的自动鼓掌操作按钮一样，你只要轻轻一按，聒噪声马上就都出来了。

知道星爷的无厘头吗，开始他还需要做两个招牌动作，后来据说只要一出场，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大家都笑，已经条件反射了。那时的松冈就享有这种待遇。

在最需要煽情也充满煽情的时代，这哥们儿用他那自以为生动的表情和动作时刻提示你：信冈哥，得永生！

松冈在国内很吃香，可到了国际会场，碰到顾维钧和颜惠庆这两位滴水不漏的老江湖，就明显有些赶不上趟了，基本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在双方辩论的过程中，颜惠庆曾举“田中奏折”为例，来说明日本对东北早就抱有领土野心。

“田中奏折”上面的那两句话确实很有杀伤力，即“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如果这两句话属实，那就证明“九一八”事变、“满洲国”都是日本政府在蓄谋已久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知道“田中奏折”极可能不是田中亲笔，“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关东军主谋，但当时“田中奏折”在民间流传很广，一时难辨真伪。

松冈当然也清楚这件事，不过他自己并不是亲历者，实际也是道听途说。

听颜惠庆一说，他倒来了机灵：“田中奏折”是给天皇看的，看完了就得收在皇宫档案里，不能外传，我们报纸也没登过，上级传达的文件里又没有，他们中国人怎么可能知道？

这小子以为抓到了把柄，马上反戈一击，说压根就没这回事，不能红口白牙诬赖好人，你得有证据。

颜惠庆有证据。

松冈愣住了，难道你们还有复印件，不可能啊。

颜惠庆拿出的是松冈本人的大作。

这兄弟估计没事做也经常编书混稿费，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制造噱头，他在书中提到了连自己也没见过的“田中奏折”，而且不久之后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人家拿着他的书问他，你说没有“田中奏折”，那你怎么把这事说得活灵活现的，难道你说的话都是假的？

松冈当然不能说自己是胡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装瞬间失去记忆。

颜惠庆哼了一声：你们日军在“满洲”的所作所为，就是按照“田中奏折”去做的。

冤啊，松冈有苦说不出，只好任对方发挥。

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这里没有粉丝，连老实的农夫也没有，真够让人郁闷的。

为什么不能把国内的精彩复制到国外来呢？或者如果用星爷来打比方：为什么我在港台（后还包括内地）一露面，不让观众笑观众都要笑，而到了国外，就算挠老外的痒痒，人家都不笑了呢？

或曰：可能是水土不服吧。

松冈是强人，他不信这个邪。挑了半天，从他的国内演讲稿中翻出了一篇最叫座的，题目就唤做“十字架上的日本”。

很煽情啊，同志们。听听文章里面是怎么说的：欧美这些国家个个没安好心，都想把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可我们日本不怕，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以后必将“为世人所理解”。

这篇东西还特别长，讲起来要花一个半小时，真可谓是老太婆的裹脚布，但据说在日本国内极受欢迎，可用好评如潮来形容。

满怀憧憬的松冈便在国联大会上念起了他的这篇得意之作，还没读完一半，他偷偷地往各国代表席位上一瞧，心里便凉了半截。

怎么着？

没有欢呼，没有鼓掌也就算了，有的人昏昏欲睡也算了，毕竟你一口气念完不觉得累，人家听的人还觉得累呢，让松冈搞不懂的是，好些代表还面露气愤之色。

当然气愤了，你日本什么玩意儿，竟然把自己比作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我们都是犹大，是罪人，是恶魔！

尤其是一些基督教国家，平时把耶稣敬得比天都大，听松冈如此言语，真恨不得把他拖下来海扁一顿。

看来这个松冈真是个自以为是、徒有其表的货，你在美国也生活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西方人最忌讳什么，最反感什么？

毫不奇怪，除了日本人以外的“世人”都不理解这篇大作，松冈算是白激动了一把。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将裁决报告付诸表决。

这份裁决报告对日本很不利，其中明确宣称“不承认满洲国”。表决的结果是：除日本一票反对、泰国弃权外，包括中国在内的42票赞成，决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但这时候日本作出了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举动。

众目睽睽之下，松冈带着日本代表团一行人拍拍屁股，走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史料上记载，松冈是脸色铁青地读声明，微笑着退场的。

其实松冈也是有苦说不出。

他没有想到结果会这么惨，讲，讲不赢，辩，辩不过，最后弄了个比分，还是42比1（要不是泰国人给了点面子，就是43比1了），简直就等于集体来丢丑的。

眼看败局已定，这个样子回去岂不是声名扫地，爬都爬不起来了。

怎么办？

松冈用他的行动作出了回答。

玩造型归玩造型，你别看松冈退场的时候一副男子汉敢作敢当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挺虚的。毕竟是完败嘛，骗不了内行。所以他一路上都忐忑不安，不知道回国后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心里也早就打了腹稿，编好了“自己的失败”、“向国家谢罪”这些话，时刻准备在国人报以老拳或扔臭鸡蛋过来时装一把孙子，讨一回饶。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国内早就一片欢腾，那调调就像是日本得了42张赞成票一样。

松冈的丑态表演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赞颂他的话，特别是松冈退场时那个比较拉风的动作，在媒体上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放大描述。

就在各国“群魔乱舞”之际，我们的松冈勇敢地喊出一句“萨有哪啦”，真是帅呆了。

国联“不顾正义舆论的反对”，“悍然”通过裁决报告，我们的松冈毅然决然当场退出，没给这伙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我们的松冈……

这么说吧，现在日本终于出现了两个民族英雄。

一个是石原。

另一个就是他：松冈洋右！

请把聚光灯打亮一点，对，再亮一点，给我们的“英雄”一个完美的特写。

松冈君，请您谈谈，您在深入虎穴的情况下，是如何作出这种英雄壮举的？当时到底是怎样想的？

面对记者和鲜花（或许还有美女）的包围，松冈君彻底晕了。

原来我成了民族英雄？真是活见个大头鬼了。

松冈演说不行，表演功底却一直不错，马上就转忧为喜，又拿出了先前“肌肉男”的风采：我只是按照我平时的做法去做罢了，当樱花散尽之刻才是最美丽的，那个时候正是发扬我日本精神的时候。

哇噻，下面一众粉丝听了立刻像丢了魂一样倒了过去。

简直是浪漫的抒情诗啊，真不愧是偶像派的。

你还不知道松冈当时有多火？想想后来的那个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吧，一大把年纪了，据他自己透露，追他的女人至少两位数。

第46章 纵横大师

1933年3月8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退出国联。

国联怎么样，国际社会又如何，这个世界，没有信义和公道，只有强权和利益。

同一时间，关东军攻破热河，东北军顷刻瓦解。迫于舆论压力，张学良不得不引咎辞职。

我个大，就欺负你，谁能把我怎么的？

长城抗战开始了，中国武士随之登场，这就是即将红透中国半边天的29军。

29军是老西北军的一个分支。在我们追踪29军长城抗战的壮举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支重现老西北军荣耀的劲旅，究竟是如何在中原大战后迅速崛起的。

想当年，在老西北军全盛时期，它跟中央军都能分庭抗礼。冯玉祥麾下能战之将，善搏之士，犹如过江之鲫，单挑的话，国内鲜有对手。

可惜，一场中原大战，曾经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老西北军，自此被从英雄谱上彻底抹去了。

巨厦訇然倒塌，剩下的只是昨日的残梦，或者是连梦都没有。

当然了，一片废墟之上，除了碎为齑粉的混凝土，腕口粗的钢筋也随处可见。

宋哲元无疑就是其中比较粗的那一根。

中原大战接近尾声时，西归路断，回不了老家了。宋哲元就想从潼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避避风头。可是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的阎老西事前就把渡船都搜罗一空，弄到东岸去了。

事到如今，明知人家不肯收纳，宋哲元也只有硬起头皮给阎锡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让他无论如何拉小弟一把。

老阎来了个装聋作哑，就当他没收到。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晋绥军和西北军虽非夫妻，却也有共同结盟讨蒋的“革命情谊”，只是这“情谊”委实经不得考验，轻轻一碰，就碎得不成样子了。

最后，宋哲元好不容易在河边找到了三条小船。靠着这三条救命船，他才带着几个亲兵躲到了晋南。

大部队当然只能丢在对岸，供中央军收罗了。

以后陆续又有一些被打得四分五裂的部队投了过来，大家都凄凄惶惶，扎着堆取暖。

人不满千，而且还是黑户，身上连个暂住证都没有。

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宋哲元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到太原去，找那个抠门抠到家的阎锡山再谈一谈。

“谈一谈”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求一求”。

在这个堪称无望之旅的行程中，离太原越近，他越觉得灰心，到了一家山西饭店的时候，终于不想再走下去了。

与其被人奚落，又办不成事，还不如解甲归田，到天津去当个寓公算了。

不过，在这之前，他一定要见一个人。

见过之后，再无遗憾。

什么人这么重要呢？

不是老帅冯玉祥。他叫萧振瀛，吉林省扶余人氏。

民国老人谈起萧振瀛，均感慨良多，说你只要跟这个人结识，第一次见面，他马上就能和你自来熟，看上去就跟有好多年的交情一样；第二次见面，那就得到彼此“托妻寄子”的地步了；第三次，干脆什么都别说了，直接一个头磕在地上，拜把子认兄弟吧！

你还别不信，人家就有这能耐。据说他家里积累的兰谱（就是结拜兄弟时必备的那个帖子）之多，已经到了“骇人听闻之境”。

在冯玉祥手下，无党无派的萧振瀛被委任为西安市市长兼军法处处长。由于其在西北军高层中人缘颇佳，人皆称其为“萧大哥”。

想当年国共闹分裂，冯玉祥也在西安搞清党。虽说他后来跟我党走得较近，不过那时候搞起反共运动来也毫不含糊，仅西安一地就逮捕了3000青年，准备都当“共党分子”给杀了。其实这里面好多并不是共产党，后来甚至有成为国民党骨干的，说白了，都是些平时敢说些“救国救民”的话，能够就国家大事发些议论的人。

萧振瀛心里很清楚，这些人不仅没有大罪，而且都可能成为未来国家栋梁。他姓萧的不能做这种自损良材的事。

想向冯玉祥求情吧，以“冯先生”（冯玉祥）那脾气，说一不二，肯定不会松口，不仅不会松口，没准还会立刻让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拖出去给砍了。

怎么办？

萧振瀛为了这件事，好几天都不回家，独自待在军法处里一个人转圈。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卫队长喊来，让他把监狱里的人放掉。

后者问他放哪些人。答：放16岁以下的。

卫队长刚走出门，他又追上去，咬了咬牙，改口道：放18岁以下的。

卫队长答应一声，再走。萧振瀛再追，这次他干脆定了一条线：20岁以下的都放！

这帮小青年里面就没几个超过20岁的，于是人呼啦啦都走光了。

这么大的一件事，冯玉祥不可能不知道，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刻处决萧振瀛。

这时候让冯玉祥弄不明白的事情发生了。

堂下忽然呼啦啦地跪了一大群人，仔细一看，都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其中也包括宋哲元。这些人众口一词，都请求冯玉祥不看僧面看佛面，放萧振瀛一马。

命令执行不下去了，而这在家长制盛行，向来令行禁止的西北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冯玉祥脸色都变了，难道你们想造反不成，我说过的话几时变过？

不放！

冯玉祥这个人的性格，在外人看来常有古怪的一面，例如，凡是他认为一定要罚你的，则必罚不可，如果谁要从中求情，他不仅不会加以豁免，反而还要罚得更厉害。

不近人情归不近人情，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也是他铁腕治军，提高自己在军中说一不二的威信的一个重要手段，否则，难以想象战将云集的西北军会唯他冯玉祥一人马首是瞻。

然而这次绝对是一个例外。因为宋哲元很快又请来了更大牌的：张树声、闻承烈。这两位可都是西北军元老级人物，张树声更与冯玉祥是拜把子弟兄。

眼看人情快要大到天了，吃不住劲的冯玉祥只好把萧振瀛放了。

但是从此以后，冯萧二人就结下了梁子，萧振瀛也再未能获得冯玉祥的信任和重用，不过这倒推动了另一个圈子的牢不可破：萧振瀛先后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人八拜结交，成为兄弟。

这个圈子实际上就是后来29军高层的雏形。

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宋哲元给萧振瀛发了信，可是他也不能确定对方一定会来。

论身份，他现在可不是什么西北军的大将了，说得不好听，就是一丧家犬，别人躲你还来不及呢。

可是萧振瀛赶来了。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宋哲元一下子泪流满面，握着萧振瀛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良久，他才挤出一句：就等你来了，我就想见一见你，然后就启程到天津去。

萧振瀛劝宋哲元，虽然老西北军垮了，但事情并未到不能挽救的地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宋哲元叹了口气，眼下这种局面，人心已散，再把大家捏到一块儿又谈何容易。

反正他宋哲元是没这个本事的。不说别的，眼看就要到太原了，却连见一下阎锡山的勇气都没有，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东山再起呢。

他看着对面的萧振瀛：难道你有办法去说动那个阎老西吗？

萧振瀛摇了摇头。

宋哲元一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

那你就别劝我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事已至此，还是让我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萧振瀛随后的一句话，却让宋哲元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我虽然没有办法说动阎锡山，却有办法帮你重建一个新的西北军！

说罢，飘然而去。

虽然在场面上混，萧振瀛却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事实上，对于重建西北军，他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第一步，需要把弟兄们捏成团。

这在西北军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完成的工作。因为原先的老西北军将领们就是谁也不服谁。互相拆台可以，互相信任？这是个什么东西，没听说过，免谈！

中原大战前，大家还都听冯玉祥一个人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连老冯这块牌子也不好使了。

萧振瀛的意思，是希望以宋哲元为首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他先找到了同在晋南躲避的张自忠。

在跑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里面，数张自忠师的编制最完整，基本没有溃散，共有5000人马。宋哲元则只有千余人，按照强弱对比，他反过来应该拥戴张自忠才对。

对于重新组队，张自忠是赞成的，但是让宋哲元当老大，他不赞成。

萧振瀛对他说：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听不听我的？

张自忠马上说，当然听大哥的。

那好，我萧振瀛拥戴宋哲元，因为他有两点够格：威望足以服众，为人足够坦诚。

张自忠是个性格很耿直的人，道理一讲明白，马上豁然开朗，爽快地答应萧振瀛会“服从到底”。

摆平了张自忠，萧振瀛又马不停蹄地一个个去做工作。

西北军的这些人都属于狗急了跳墙，渡过黄河也没得到过阎锡山的允许，来了以后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晋南的各个地方，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听说要重建新军，大家都同意，但在推谁为首领这个问题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一开始大家说让萧振瀛领着大伙干，萧振瀛赶紧摆手：我在旁边出出主意行，做“头儿”肯定不够格。

见萧振瀛推辞，众人又说让张自忠来带这个头，反正就没人想到那个落魄的宋哲元。

萧振瀛则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宋哲元“义高能得士”。

大家在一块，不就是要重新聚义吗，宋哲元光一个“义”字就有资格坐头把交椅，而且他确实是当大哥的料，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经过萧振瀛来回一宣传，诸将都慢慢想通了，那就这么干吧。

最后找到的是赵登禹。

萧振瀛原先以为要说服他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按照预想的编制，赵登禹只能排到旅长，而他此前在西北军是师长。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赵登禹什么条件都没提，只给萧振瀛回了一句话：干不干，怎么干，由萧大哥你决定，别说旅长了，让我做团长营长都行。

看看差不多了，萧振瀛便开了一个会，把谈过话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儿商量。会上，按照萧振瀛的提议，初步决定编成一个军，由宋哲元来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

但是，对萧振瀛来说，内部搞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编一个军那都是自己关在门里想想的，得让别人承认。别人不承认，你就是想编成一个师一个旅也是痴人说梦，前面说的做的都不过是自己关着门过家家。

名分这个东西很重要。

萧振瀛决定跑到京城去搞项目。

这个京城当然指的是南京。

跑项目就得花钱。萧振瀛一摸口袋，一个子都没有。

宋哲元他们可怜巴巴的，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更是帮不上什么忙。

怎么办？

只能借。

萧振瀛跑到太原，找银号借钱。

山西那时候不是现在，当时号称全国最富。太原的银号到处都是，只要你想借，就有银子。

要聚义当然得名号吉利。萧振瀛找的这家银号就叫聚义银号，一共贷了2000元钱，旅费、打点费就都在里面了。

到了南京，他想见到的人自然是权倾一时的蒋介石。可堂堂元首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必须得有人引见才行。

第47章 纵横大师（2）

这个帮萧振瀛引见的人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他是陕西人氏，曾担任过陕西省政府主席，与西北军颇有渊源。

于老引荐的人，蒋介石没有不见之理。

在蒋介石面前，萧振瀛细说原委，表示希望能对宋哲元部进行改编。

蒋介石表示同意，让他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具体落实相关事宜。

萧振瀛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当，不由得喜不自禁。

且慢，萧大哥，按照一般的人生经验，如果一件事情太过顺利的话，往往就值得怀疑了。

我们永远不要相信，成功会从天而降。很多时候，它恰恰意味着磨难的开始。

果然，何部长的回答犹如给萧振瀛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何应钦说，编制原来是有一个的，不过现在已经取消了。

那还有没有新的编制？

有。不过需要等。

等了几天，萧振瀛仍然什么回话也没能等到，倒是遇到了一位“故人”——这时候也住在京城的韩复榘。

韩复榘过去因为背叛冯玉祥，被一众同仁骂得狗血喷头。现在看到萧振瀛也来了，而且寄人篱下，他就嘿嘿地乐了。

你们以前不都骂我和石友三是那个有“反骨”的魏延吗？现在怎么着，你和宋哲元也哭着喊着要来当魏延啦。

萧振瀛正郁闷着呢，就毫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我们是黄忠，不是魏延！

韩复榘哭笑不得，都是来投蒋的，到你嘴里，怎么还变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了。

萧振瀛不理他，继续等。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两个月，对萧振瀛来说比两年还长。京城米贵，房租迫人，钱囊眼看一点点瘪下去，可是没把事情办好，他又不能回去。

一想到流落山西的弟兄们吃穿无着，不知道在受着什么样的罪，心里就跟刀绞一般，实在是不好受。

坐下来细细一想，明白了。

蒋介石口头答应，实际上是敷衍之词，内心并不同意。

什么叫没有编制，纯属扯淡，他如果愿意安排你，会在乎多出这么一个编制吗？

蒋介石和何应钦这一主一仆，说穿了就是在踢皮球。答应要传经给你，传的却是无字真经，让你空欢喜一场。

照这个样子，别说两个月，就是再等两年，也不一定能等来自己想要的好消息。

这样不行，得重新想法子。

【炫】一天，萧振瀛翻报纸，忽然看到一则消息：“奉天宪兵至太原接收兵工厂”。

【书】眼前一亮，机会来了。

【网】天不亮，萧振瀛就站在蒋介石的办公楼下面苦等。

因为蒋介石的秘书给他打来电话，当天早上蒋介石要出门给一帮文武讲话。

人家秘书也忙得很，不去给领导写报告，管这闲事干吗？

嘿嘿，关系呗。

高手就是高手，经过一番七弯八绕，萧振瀛这回把关系通到蒋介石的秘书那里去了。

蒋介石出门就看到了萧振瀛，因为要去讲话，所以想避也避不了。

赶紧打发了事吧。

萧振瀛知道蒋介石的心思，马上主动表示：这一回我只跟您谈三分钟，三分钟谈完，我即刻走人。

蒋介石给对方这么一说，倒变得不好意思了。

不忙不忙，坐下来谈。

在准备这个三分钟陈述之前，萧振瀛很花费了一番心思，动了一点脑筋。

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会导致失败的结局？关键还在于没有把蒋介石的心理研究透，没有从他的角度想问题。

那么蒋介石现在在想些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中原大战后，他万事无忧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老蒋整天想的就是要“削藩”，将东北、华北这些地方都合并同类项，归入他的囊中。中原大战，他虽然斗倒了老冯和老阎，使自己在南京政府的权威一时无二，但这并不意味着华北可以真正归其统制了。

东北军的入关，一方面使蒋介石最终奠定了胜局，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华北局势更趋复杂化，那就是前者可能因此坐大。

东北从形式上虽说是易帜了，其实中央政府在那里根本难以插足，如果整个华北也由东北军一手掌控，那就又变成了另一个东北。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想老蒋之所想，急老蒋之所急，谈话才有效果。

重要的是如何使华北不由东北军一家说了算。

萧振瀛先从报上那个话题说起：听说东北军可能要接收太原兵工厂了。

蒋介石的耳朵果真竖了起来。

萧振瀛分析说，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兵工厂，今天接收兵工厂，明天就能接收整个山西，而山西一向都是华北的核心，如果这个地方被东北军控制住，张学良的势力那就不得了了，对于中央来说，以后很可能尾大不掉。

蒋介石看着萧振瀛。

那么，你有什么妙计吗？

有。

萧振瀛的计策就是，以晋制奉。

我认识一个叫温寿泉的人，这人现在住在上海，跟我是铁哥们儿。他原来在山西当过副都督，跟山西将领很熟，我让他到太原去做工作，一定不让东北军进山西。

蒋介石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

吃早饭没有？

萧振瀛摸摸脑袋，一早就来了，还没呢。

那跟我共进早餐吧。

萧振瀛今天算是撞了大运。能够跟蒋介石在一个桌上吃饭，那可不是普通待遇。

为了跟萧振瀛深谈，蒋介石甚至把当天的讲话安排都临时取消掉了，因为萧振瀛所涉及到的东西，实在是他最关心的。

吃了早饭，又谈了半天时间，蒋介石把孔祥熙叫来：喏，事情是这样这样的，你看着办一下吧。

孔祥熙是多么玲珑的一个人，马上就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他让人交给萧振瀛两样东西：两万元钱和一张军委会中将参议的任命书。

真是雪中送炭。蒋介石不愧大人物，出手就是不一样。

萧振瀛随即以中将参议的身份去找了温寿泉，后者果然就把事情给办成了。

由于山西将领的集体阻挠和反对，东北军愣是没能进入太原，更别说接收兵工厂了。

萧振瀛当然不会白干，蒋介石很快再次召见了他。

当着蒋介石的面，萧振瀛表示：只要中央收纳我们，我们今后将坚决脱离西北，为您所用，从而代表中央扎根华北。

至此，对由宋哲元在山西重组新军的事，蒋介石终于点了头。

蒋介石这关算是过了。可这事还不是他一人能说了算。

当着萧振瀛的面，蒋介石很实在地告诉对方，你得再去找一个人。

谁？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少帅张学良。

华北地面上，只有他点了头，这事才算成。

从蒋介石这里拿到路条，萧振瀛就去天津找张学良。

可是天津的事并不比南京那边更乐观，因为有人跑过来插队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是老西北军中的知名人物——孙良诚。中原大战溃败后，这位老兄也变成了光杆司令，跑到天津来做寓公了。

做寓公虽然不愁吃穿，可哪有带百万兵风光，孙良诚便也想通过关系到少帅这里来报个名，由自己负责改编晋南西北军。

替孙良诚操办这件事的人叫郑道儒。此君也是能人一个，在老西北军时就办过对外交涉，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还当过“经济部部长”。但能则能矣，碰到另外一个更能的，郑君就没辙了。

在这之前，郑道儒本想先取得张自忠和赵登禹的支持，但事与愿违，这两人都被萧振瀛说服了。他便索性赶回天津，准备直接走张学良的门子。

忙了个昏天黑地，肯定不能为别人作嫁衣裳。萧振瀛抖擞精神，赶紧行动开了。

论名气和地位，孙良诚属于老西北军“韩石二孙”四猛中的一员，宋哲元位列“五虎上将”，可算各有千秋，如今两人境遇又差不多，在编制问题已经通过的情况下，究竟选择谁，全在张学良一念之间。

萧振瀛铆足劲，把他所有能用的关系都给用上了。

在进入西北军之前，萧振瀛曾在东北军里面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利用这种关系，先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张学良手下做承启官。所谓承启官，其实干的就是看门老大爷的活，有客人来见，负责给里面通报一声。

别看人家官不大，能量可大得很，甚至连高官都得拍他们的马屁。此中秘诀，有兴趣的同志不妨翻翻《官场现形记》或者明清笔记。

萧振瀛陪着他吃吃喝喝，把原先的关系又给拉近了一步。最后塞了1000元钱给这位仁兄，要求就是让他重新调整一下会客次序。

那时节，少帅在华北炙手可热，权倾一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着的。实在要见也可以，得排队。

郑道儒本来是排在萧振瀛之前的，承启官随手一拉，就把萧振瀛的位次拉到前面去了。

萧振瀛排在最后，结果却最先受到了张学良的接见。这种中国人排队的规矩，估计傻呆呆的老外是永远弄不懂也学不会的。

这次与张学良见面，萧振瀛充分吸取了京城跑项目的经验教训，他知道这次绝无退路，所以非得先摸准心思再和对方说话不可。

关键是你得换位思考，现在最让少帅烦心的是什么。

他最烦山西那些事。

本来中原大战结束后，论功行赏，山西就是东北军的地盘了。可山西是阎老西的，别人动也动不得。

人倒是下野了，然而阴魂不散，山西地方政府和晋绥军归根结底还是听他阎某人的。

那时候的山西，可不比平津差多少，风光好得很，富得流油的一个地儿，你要说少帅不动心，那就是假的。

可怎么进得去呢？

我给你想办法啊。

萧振瀛说，晋南不是有西北军吗，当初阎老西不念旧情，不肯收容宋哲元，于是宋哲元就恨透了这个势利的老家伙，现在你只要让宋哲元负责收编这部分晋南的西北军，都不用自己出面，就可以达到制晋的作用和效果。

虽然不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会忽悠，但经过本山大叔的经常性提示，我们知道，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东北人是擅长这一绝技的。

听萧振瀛这么一撺掇，少帅果然颇为动容。

和在南京时一样，旁边仍然少不了敲边鼓的，而且还都是东北军里面的要人，这些人以前也知道和认识萧振瀛。一套近乎，就都跑到少帅那里帮他说话了。其中，就有堪称位高权重的万福麟。

张学良点点头：你们既然都说宋哲元好，那还犹豫什么，就他了。

可怜在这过程中，孙良诚派出的那位郑道儒一直被蒙在鼓里。他算算日子也差不多了，怎么少帅还不接见我，就跑去问，却被承启官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给挡了回去。最后，眼看大局已定，才被允许去拜见张学良，然而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有关任命早已下达。

人家红头文件都出来了，哪里还能再收得回去。

这里面本来还横生出一个枝节，那就是冯玉祥下野时，可能是考虑到要在人家地盘上暂住的原因，曾冒出过一句，说是要把西北军残部交晋绥军的商震统领。

冯玉祥其实也就那么客气一下，没想到商震却当了真，一看宋哲元要自行整编，马上就派人过来责问。

萧振瀛此时已稳操胜券，哪里会再理这茬，当场就把那人骂了回去：商震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他来充什么老大。就凭他的那点资历，难道还能来给我们当领导不成？

一看萧振瀛不是好惹的，商震赶紧缩回头去，再不敢提一句“统领”的事了。

缔造29军，萧振瀛实为首功。

在宋哲元任军长的29军里面，萧振瀛被授以总参议，还和过去那样兼管军法。

第48章 走后门

户口问题终于解决了，可是29军面临着时时揭不开锅的难题，南京那边发下来的军饷少得可怜，根本就不够用。

萧振瀛一打听，明白了。

蒋介石给指标，那是纯粹出于“制奉”的现实考虑，他对宋哲元及其29军实际是暗中提防的。

过去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宋哲元曾多次担当急先锋，蒋介石对此始终耿耿于怀。萧振瀛首次进京时，他一直不愿松口，这也是原因之一。

看来还是得再跑一趟南京，否则29军的未来道路是难以走顺的。

宣传宋哲元的话如果出自萧振瀛之口，听在蒋介石耳朵里，只能起反效果，所以得由别人说。

萧振瀛最初想到的人是国舅爷宋子文。

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是最当红的时候，在蒋介石那里很吃得开。如果能让他在蒋介石那里美言几句，不愁好事不成。

可是这条门路好是好，却进不去，甚至连宋子文的面都没有办法见着。

宋部长什么人，当年的顶级“海龟”，不仅仅是喝过洋墨水那么简单，人家喝的还是美国哈佛的墨水，平时走路都是鼻孔朝天，一不高兴，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

别人跟他一说萧振瀛求见，他马上问：萧振瀛是谁？他留过英，去过美吗？知道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吗？

哦，都不知道，英语也不会说。那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见！

萧振瀛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敲另一个显贵的门——宋子文的姐夫、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

这一敲真的敲开了。

说起来，孔祥熙和西北军还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玉祥尚未脱离直系的时候，孙中山为了策反他，就把孔祥熙派到了冯玉祥身边。后来，冯玉祥加入“四兄弟”，孔祥熙和蒋介石又是亲戚关系，两人的往来自然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之前，并不说明孔祥熙对萧振瀛一定留有什么印象，虽然萧振瀛上次来京，彼此又见过一面，但也早就不知抛到哪个九霄云外去了，毕竟对于前者来说，每天找蒋介石的人不知凡几，萧振瀛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但是印象是可以加深的，尤其是当对方拎着厚礼上门的时候。

29军穷得叮当响，最缺的就是钱，然而正所谓“舍不得金弹子，打不住银凤凰”，为了把门路走通，萧振瀛想方设法，又凑了钱，买了厚礼送给孔祥熙。

和阎锡山一样，孔某人一向被外界封为山西大财主，经商很有才，私下也赚了很多银子。照理，他这样的人，对身外之物应该是抱很无所谓的态度的。

可你见过谁真正嫌钱多的？何况在民国笔记中，这位孔兄虽然会几句洋泾浜的晋版特色英语，实质却是大俗人一个，与他的小舅子相差不是一星半点。时人甚至认为这位自称的孔子后裔颇似三国时的一个著名人物——那个同样俗不可耐的刘表刘景升。

不过俗有俗的好处，因为跟俗人们打交道，正是萧振瀛的特长。

一进门，萧振瀛二话不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孔祥熙吃了一惊，连忙扶他起来。

萧振瀛却跪着不动。

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团体和朋友才给你磕这个头的。如果你不答应帮忙，我就永远不会站起来。

自古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孔祥熙大受触动：我试试看吧，你先起来说话。

两人分宾主落座，萧振瀛递过话来：虽然我们老西北军已落魄至此，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孔先生今后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这句话果然让孔祥熙很受用。

他虽是中央大员，但毕竟是文臣，要想在蒋介石这个连襟面前提高身价，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有实力的地方军队拉上关系。

不错，如今的西北军是今不如昔了，然而这就跟炒股一样，原始股价格低，以后上涨的空间才大。同时，这个股票简直就等于自己免费送上门来的，除了动动嘴，实际根本花不了什么成本。退一万步来讲，即使以后真的涨不上去，变成了垃圾股，他孔某人也用不着急得跳脚。

孔祥熙用他那孔方兄一般的心思，拨了两下算盘，觉得这笔买卖实在划算，非常值得一试。

然后他就跟蒋介石敲边鼓去了，敲来敲去，无非让蒋介石相信，这个宋哲元当年反蒋，实在是因为身处冯玉祥帐下，不得不为之的结果，其实他这个人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对你老人家也并没有什么恶意，当年还力争过反蒋不如反阎呢。

从这时候开始，蒋介石对宋哲元的印象越来越好。

有了这个基础，萧振瀛便能再次献计，上次是“制奉”，这次是“制晋”。

中原大战后，被赶走的阎锡山到外面躲了一段时间，如今又回到了太原，这下轮到蒋介石犯愁了。

虽然老阎看上去已无多少再次造反的胆量，但你也别想轻易摸到他的窝里面去。

山西不通车（路轨跟全国其他地方不同），不配合，不鸟你，像个刺猬一样，让你无处下嘴。

萧振瀛给蒋介石带来了开心药丸。

他第三次拜见蒋介石。一见面，也不再说什么西北军、29军了，口口声声都是“咱们的部队”。

有“咱们的部队”在山西，准帮您看好那个不安分的阎老西。

萧振瀛还表示，29军有意找机会北上，从晋南开进晋东，对西北军的“世仇”阎锡山负起监视的任务。

这帖药正治蒋介石的心病，后者立刻转忧为喜。

既然笑了，下面这个口就比较好开了。

29军恨阎入骨，非常愿意为您效忠，不过他们现在遇到了点小困难，缺乏经费。

这个容易。

蒋介石当即刷刷两笔，拨特别费每月30万，并承诺追加每月军饷。

这趟回来，萧振瀛一次就先带回了两个月的特别费：60万！

随银子在一起的还有清单，就像现在的工资单一样，给你详细标明每月增加的各种军饷收入，对此，那些苦惯了的原西北军老兵都觉得非常稀奇，他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兵是可以拿这么多工资的，而且可以拿全。

原先在西北军的时候，基本就只能管个饱饭，每月只能发几元钱“鞋袜费”，就连这也从来没有发全过。

经过萧振瀛的上下打点，这支寄人篱下的部队也开始过上了像模像样的生活。

可是，好日子总是不能长久。没过多长时间，有人来赶他们了。

那个不招人待见的阎锡山摆起一张臭脸，对29军下了逐客令。

当然，他如果公开这么做，还是有些难度。因为早先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临时当家的时候，出于同室操戈之谊，已经答应29军可以驻留了。现在反悔，感觉上会很没面子。

不过这个难不倒老阎。他别的没有，鬼点子还多的是，其中一个就叫做：借刀杀人。

很快29军就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说是要把部队调到江西战场上去。

接到电报，29军高层都炸了窝。

江西那是个大火坑啊。对地方部队来说，跟发配充军没什么两样。

可是不愿意归不愿意，中央来的电令，看上去谁也没辙。

编制给你，饷银给你，你说不去打仗，难道想反叛不成？

但是29军有一个萧振瀛，他似乎什么时候都有办法。

南京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来要把我们从山西调走？不用问，肯定是阎老西出的馊主意。

你让我们走，我们偏不走。

萧振瀛不找蒋介石，他去找张学良。

做这种事，得有帮手。萧振瀛的帮手，就是同为谋臣的秦德纯。

秦德纯到东北军中四处放风，说阎锡山回太原后要坐大了，根本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而且他还记着中原大战时东北军从背后捅他一刀的一箭之仇，一不留神，没准会如法炮制，从背后反过来也捅你们一下。

张学良本来对阎锡山回到太原就心存疑虑，听到之后更是又惊又怕。

这时候萧振瀛找上门来，并且毛遂自荐，说29军愿意帮东北军监视阎锡山。

有人肯帮我们挡子弹，这种好事谁不愿意。

少帅马上点了头。

这边阎锡山为了“恭送”29军出晋，专门派了代表过来，指定线路，沿途还安排各县进行接待，什么大鱼大肉，甚至毛巾香皂都应有尽有，就准备打发这帮人尽快离开，越早越好，越远越爽。

当着太原代表的面，萧振瀛对29军官兵训话，让他们吃了喝了拿了以后，千万不能忘记“阎司令”的恩情，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亦不能淡忘其意”。

太原代表很满意，走了。

第二天，29军忽然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又返回晋东。

此时，阎锡山却还坐在家里想美事呢，听到消息，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让他们滚蛋，怎么又回来了？

一打听，明白了，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着了一个叫萧振瀛的小子的道。

转弯抹角不行，只能直来直去了。

阎锡山派人找到萧振瀛，明白告诉他，这是山西的地界，其他部队不准任意驻扎。

萧振瀛的回答是：山西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是中国的部队，所以愿意驻哪里就可以驻哪里。

听上去正气凛然，其实也蛮有点耍无赖的味道在里面。

中国地方这么大，哪里不好去，你们怎么就愿意驻我们这地儿？

可是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情况下，不耍无赖，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应对办法。

阎锡山自以为脸皮已经很厚了，没想到有人比他还要强，一时也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他到蒋介石那里告御状，后者却再也不提让29军南下的事了。

第49章 走后门（2）

不用说，背后当然是张学良起的作用。

留驻晋东，为29军走上成功之路创造了条件。倘若当初他们被调往江西，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

在晋东的那些日子里，29军的日子仍然过得很苦。如果换其他部队，也许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可是，宋哲元和他的弟兄们必须坚持。

衣服破了，再凑合着披一披，鞋子烂了，索性扔掉，咱光脚的不怕他穿鞋的，枪支旧了，那就当烧火棍继续在肩上扛着走。

反正已沦为宅男，哪儿也去不了，不用怕在外面丢脸。

这次第，还是缺不了那句提精神的老俗话：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大任”是一定会来的，而且也不用等得太久，这个“大任”就是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29军发出通电，请缨抗日。在电文中，萧振瀛特地加了一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9军晋东练兵，从头至尾都以“枪口对外不对内”为口号，其假想敌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军。

日人侵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可谓双刃剑，既标志着民族危机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军人崭露头角的机遇接踵而至。

29军的学习榜样，就是南方的19路军。

“一·二八”淞沪会战之前，19路军不但籍籍无名，还差点在江西战场上做了炮灰。可在那一战之后，全国皆以之为英雄，差不多到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地步。

此时29军的处境和淞沪会战前的19路军相仿，后者的成功显然给他们以很大启发。

本来就近乎一无所有的穷汉在敢于拼命，舍得拼命方面肯定比坛坛罐罐一大堆的富家子弟要豁得出去得多。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可能是整个世界。

不过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它需要实力。

让我们认真准备吧。

先从吃饭开始。

吃饭前，大家先唱个《吃饭歌》，受点教育。

小朋友吃饭时在桌上掉了个米粒，可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课堂上老师说的：我们碗里的每一颗米粒，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绝不能浪费。

为了不浪费，应该捡起来，把它吃掉。

这个道理，29军也要讲。不过他们更进了一步，要官兵吃完米粒，记住向农民伯伯报恩——打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

很深刻，也很形象。

吃完饭，要开早会，官兵必须高声问答。

还记得《士兵突击》中“钢七连”点名时的那个经典场面吗？形式上差不多。

列兵“许三多”。

到！

东三省是谁的？

是我们中国的！

可它现在被日本占去了，你不恨吗？

我十分痛恨。

那怎么办呢？

奋斗！奋斗！奋斗！

怎么样，很励志吧。这是教一般士兵的，至于军官，他们层次还得高点。

29军军官的必读书，说出来吓你一跳：

“四书五经”里面的“四书”。

他们另外又编了一本《义勇小史》，里面讲的都是岳飞、韩世忠、文天祥、史可法这些人的事，也是必读书。

看起来，“四书”跟这本通俗小书一高一低，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在宋哲元他们看来，都是一码事。

读“四书”，不是为了上京赶考，而是要从中读出忠义二字：忠于朋友，忠于国家，然后可以救国救民。

你还不要说他们陈腐，都是故国传统文化，里面鸦片鱼翅都有，就看你是想吸鸦片还是吃鱼翅了。

在29军中，军官们经常就“四书”展开答辩，获胜者能得到宋哲元的亲自奖励。

思想工作要做，军事训练也不能丢，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被称为“张扒皮”的张自忠。

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多干点活，他得天不亮就钻鸡窝，这至少说明一点，你要让别人卖力，自己就得先掉一层皮。

“张扒皮”也是如此。

这名字是怎么叫出来的呢？

有一回下大雪，大家都拖拖拉拉躲在营房里，不愿出操。

张自忠二话不说，把自己的“皮”——棉衣先给扒了，然后光着个膀子在操场上跑起了圈。

还看什么，都扒了“皮”，一块跟着跑吧。

“张扒皮”虽然狠，但没人敢不服。堂堂师长，和士兵剃一样的光头，穿一样的衣服，蹲在一口大锅边吃饭，同吃同睡同劳动。

看过张自忠第38师的训练你就知道了，人家这个师长可是实打实的。

找一两个兵在旁边，你们大家就看着我给你们做示范，什么时候能做到我这个样子，就OK。

那是要射击就射击，要白刃就白刃，单兵技术，百里挑一。

1931年夏天，孔祥熙以实业部部长的身份考察华北政务，公务之余，到山西老家去扫墓。不过，为外人所不知的是，他此行还担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受蒋介石之托，来打探一下29军的虚实。

孔祥熙曾帮宋哲元在蒋介石面前说过好话，因此宋哲元对他招待备至，还特请其检阅军队。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出现在孔祥熙眼里的这支部队，已经是步伐整齐，风纪肃然，官兵则个个精神饱满，毫无倦怠神色。

只有自身过硬，机遇来了才能一抓一个准。

29军参加长城抗战，起初奉的是张学良之命，后者当时尚未辞职，他让宋哲元去喜峰口驻防。

华北的长城有1000多公里，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要守，只须卡住重点关隘即可。自古以来，长城有三个关隘最为重要，从西向东，分别为：古北口、喜峰口、冷口。

行军之中，宋哲元突然接到张学良发来的一份电令，要求他们移师冷口。

对于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宋哲元大为困惑，身为总参议的萧振瀛却马上明白了其中缘由。

肯定哪个地方出了差错！

通过萧振瀛的提醒，宋哲元终于回忆起不久前发生过的一件事。

在北平开内部军事会议，大家划分防区。张学良拿铅笔在地图上信手一划，对宋哲元说，你守喜峰口。

宋哲元上去一看，认为给29军的防区太多了一点。

少帅说，你别怕呀，旁边不还有个何柱国吗，他可以帮你。

不提何柱国犹可，一提，宋哲元不乐意了。

这兄弟刚刚丢了山海关，一个败军之将，他能给我帮什么忙，不添乱我就谢谢他了！

张学良听完这句话，当场僵住，好半天都没能抬起头来。

其实，宋哲元是个性格直爽、说话不会拐弯的人，当时在会上嘀咕了那么一句，纯属有口无心，并没有想得太多。

了解事情经过之后，萧振瀛跌足长叹。

看来张学良开始忌我们了，他把29军防区由喜峰口换到冷口，是害怕29军会抄袭滦东的东北军之后路！

都什么时候了，作为三军总指挥的张学良竟然还存有这种心思，宋哲元听得目瞪口呆。

事已至此，宋哲元也十分无奈，这下总算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了。

那我们依令去冷口？

萧振瀛想了想，摇摇头。

冷口是孤绝所在，仅有小道跟外面相通，路远天寒。如今东北军又有猜忌防范之心，29军到那里去，在补给上肯定会遭遇困难，这对于今后取胜是极为不利的。

宋哲元看着自己的军师，那你说怎么办？

萧振瀛看了看四周，忽俯耳低语：抗令不遵！

宋哲元吓了一大跳。

我没听错吧，上次就是因为我说话不注意，才招来麻烦，如今再公然抗令，后果岂不是更难预料。

萧振瀛说不妨。

我们可以先派一支骑兵到冷口去做个交代，然后用我个人的名义发电，分别报张学良和蒋介石，请求让29军驻守喜峰口。

宋哲元点点头，也只能这么办了。

电报很快就发了出去。

这两封电报粗看没有什么，推敲起来却大有讲究。

什么叫个人名义？那就是跟组织没有关系，这首先就把29军的责任给撇清了。上级的命令部队还是执行了，现在只不过发表一点我自己个人的观点而已。

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而且转圜的余地还大得很，所谓人情通达，就是时时、事事、处处都要照顾得到。

要说服高层，使29军不去冷口，就得先把为什么要守喜峰口的道理给讲清楚，说透彻。

萧振瀛在电文中分析得头头是道。

喜峰口在长城一线的位置十分险要，三大关隘之中，仅次于古北口。与冷口相比，这里离平津更近。明史中记载，当年皇太极率军南下，特意绕开袁崇焕镇守的山海关，正是从此处突破，并形成了对北京城的包围。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袁督师紧急赴援，亲冒矢石，一身盔甲被射得跟张刺猬皮差不多，最后虽然成功地解除了京师险情，却因为清人施了离间之计，反被自家皇帝给撸了，而大明朝也终于自毁长城，酿成亡国惨剧。

历史往往会重复。如果没有重兵设防的话，关东军将会轻而易举地突破喜峰口。

喜峰口一旦完全失守，冷口守不守都已毫无价值，一则滦东的东北军将失去退路，二则，关东军可和当年清军做过的一样，直接兵临京津城下。

萧振瀛的电文完全是依事论理，就算张学良看了，也难以挑出毛病。

蒋介石此时正在华北，他看过电报之后，即刻复电照准。

这封电令让蒋介石发现了萧振瀛的另外一个才能，那就是除了长袖善舞的纵横之术外，在军事上也有独到见解。

此人堪用。

蒋介石亲自召见萧振瀛，让后者给他汇报华北军情。

末了，他再三嘱咐萧振瀛，长城抗战关系国家存亡，你们守的又是险隘重地，一定要豁得出去才行。

第50章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3年3月9日，29军先头部队进入喜峰口。

在实际交锋之后，才发现鬼子不是那么好打的。

由于枪械简陋，在喜峰口，29军平均每打死一个日军，己方就得倒下几十个人。

情况越来越严重，请求紧急增援的电报不停地从前线发往29军军部。

显然，形势的发展，与当初的预想差距很大。

要想坚守喜峰口，必须有更大投入，然而这无疑也意味着风险的剧增，弄得不好，甚至有可能把老本都给赔进去。

29军长期用抗战激励士气，可是在现实中真正面对这一难题时，又不得不备感踌躇。

客观地说，作为地方部队，在与日军对阵时，往往有比中央军更多一层的顾虑。他们能在蒋介石面前挺起胸脯，也就是依仗着手里有人有枪，一旦这些都赔得差不多，就意味着再无可讨价还价的本钱。轻则地盘缩小，编制砍掉，重则只能灰溜溜地通电下野，躲进民巷做寓公了。

29军虽然是由宋哲元当头，实行的却是现在流行的圆桌会议模式。部队草创时，包括宋哲元和萧振瀛在内，一共八个结义兄弟，大家达成默契，不管多大的事情，都要集体商量，集体负责，计议好后再行动。

此时此刻，“八兄弟”感觉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决定着这支初出茅庐的地方新军的未来命运。

东北军都打成这个样子，我们还有必要在长城上跟日本人死磕吗？

有！

一个人霍然站起，全力主战。

此人就是萧振瀛。

他认为，跟身后的华北大平原相比，喜峰口地势险要，实为可战之地。29军只要在这里抱定死战的决心，赢是大有希望的。

至于退，大家就别想了。那是条绝路。

见萧振瀛如此坚决，宋哲元当即表态，就算拿出全部的老本，这回也要跟鬼子们拼了。

其他兄弟也大多赞成萧振瀛的主张，只有一个人仍然保持着沉默。

让大家都甚感意外的是，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第38师的师长张自忠。

当然，张自忠没说他不同意。他病了。

什么时候不能生病，这时候病，摆明了就是装病。

也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不过就是那意思。

萧振瀛最讲究待人接物的一个人，情急之下也顾不上了，跑过去就是一脚。

你给我装什么装，是不是怕死？

要是你用其他法子旁敲侧击，张自忠或许还要哼哼啊啊一会儿，说他“怕死”却是最要命的。

他腾地一下坐了起来。

我不是怕死，可我们就这点人，这点本钱，你们非要一股脑全拿到前线去。我看，赢不一定，拼光却是绝对有可能的。

下面有句话估计还强忍着没有说：

儿卖爹田心不疼！

萧振瀛松了口气，不是怕死就好，这点道理我还是能给你点得透的。

抗战呼声，全国已响彻一片，29军如果不继续参与抗日，就难以得到国人的同情和拥护。作为一个到处受人排挤，几无容身之处的地方杂牌部队，这样一来，路只会越走越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退，将输得一干二净，进，甭管打得过打不过，得到的永远比失去的多。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要想明白想透彻。

最后，萧振瀛撂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将来谁肯抗日，谁才能站得住。如果守着这点本钱，不敢下注，早晚必将被淘汰！

这句话一语中的，对张自忠来说有如醍醐灌顶。

他腾地站了起来，我懂了，我听你的话。

大哥还是大哥，不服不行。

至此，兄弟们的意见得到统一。宋哲元授命赵登禹担任前敌总指挥，率强力援军出征喜峰口。

中国人论武，最喜排名，而且不分出个子丑寅卯誓不罢休，哪怕是关公战秦琼，遂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之说。

在29军的武林排行榜上，有“打虎将”之称的赵登禹要是排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当年赵登禹到西北军来投军找饭吃时，募兵的日期早已过了，但征召者一听到他自报家门，马上就另眼相看，破例把他招了进来。

其实赵登禹的老家并非西北，然而在剽悍的西北人眼里仍然如雷贯耳，这个地方就是山东省的曹州（今菏泽）。

在中国百姓口耳相传的民间传奇里面，山东响马恐怕比东北胡子还要更具影响力。如果没了这个职业，那就等于没了秦琼，没了程咬金，一部《隋唐演义》立马就要黯然失色。

曹州就是专出响马的地方。宋朝的时候，由于响马实在太多，后来便都挤到一座叫做水泊梁山的山寨里去排座次了。

再后来，又从这里飞马蹿出了一支轻骑部队。

当年，曾国藩能指挥湘军击败太平军，却对他们无可奈何，这支部队的名字叫做“捻军”。

居于此地，你要是不会打架，出门都不敢跟别人打招呼！

赵登禹出生的地方据说离武松打虎的景阳冈不足百里之遥，而他从军后竟然也真的如法炮制，在湖南乡下单人干死了一只老虎，“打虎将”因此得名。

那只大虫事先虽遭枪击，但并没死透，当时还在给冯玉祥做警卫员的赵登禹愣是直冲上去，打死老虎并骑在虎背上拍了张靓照，其力气和胆量实非常人所能及。

时人称赵登禹“躯干修伟，负膂力，精骑击”。“躯干修伟”并非虚饰之词，他跟冯玉祥几乎一般高，一米九的个子，也是顶天立地一巨人。

既然枪械比不过人家，赵登禹这次就准备在长城岭上亮出29军的“特种武器”。

不用说，当然是大刀。

29军上上下下，普遍建有大刀队，官兵一般也都人手一把大刀，几乎可以说是靠大刀吃饭的。

没办法，因为他们的枪械实在太差。

29军的步枪不仅既老又少，而且好多还不配刺刀，后面这东西看似不起眼，工艺却很精密，很多小兵工厂能造土枪土炮，却愣是造不出合格的刺刀来。

于是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那个从秦琼武松程咬金，到捻军湘军太平军，一直都在使用着的冷兵器。

对29军来说，它的优点真是太多了。

取材方便：有铁就行，用N把菜刀的料就可集成一把大刀。

制造简单：一个乡下铁匠就能完成，连普通机床都不要。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省钱，不仅前期投入少，后期也几乎不需要增加任何投资，拿过来就能使。

练打靶还要费子弹呢，耍刀的成本无非就是出身大汗。

然而事情还远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你没有武功底子，不熟稔刀法，再怎么卖力地挥来舞去，大刀的威力也不得不大打折扣。

在周星驰版的《鹿鼎记》里，韦小宝要向他的师父学习功夫以防身，后者给了他一本书——只是目录，这位师父告诉他，等你把目录上的所有武学秘笈都看完，差不多就能在江湖上露个小脸了。

韦小宝立刻打了退堂鼓。

这就是做梦与现实的区别。前者只要拿到一本秘笈就可以笑傲江湖，后者穷数年之功，仍可能不得其门而入。

岂止武术，任何技艺莫不如此。

当兵打仗舞大刀，就是马上要派用场的，谁能等这么久。

那怎么办呢？

有办法。

我们退一步想想，你用大刀干什么？不是要当武术家，也不是要做明星当演员，那是拿来砍人的。

不需要铺垫，不需要花哨，不需要眼花缭乱地一招又一招，因为战场之上没有拿着笔打分的评委，决定胜负的唯一标准，就是你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对方砍倒。

经过无数次实践，29军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刀法。此即“破锋八刀”，又称无极刀法，也就是从传统刀法中提炼出来的八个要诀，拿它们来对付刺刀，够了。

这八个要诀我都看到过，可如我等笨人既看不懂，也记不住。能不能再简单一点。

当然可以。

一套缩成了一招，如果写在秘笈上，半页纸都不要。

名字很俗，叫做“缠头裹脑”。

包括两个动作，就是先磕一磕（挡开刺刀），再抡一抡（一圈够了，多了没用）。

简单吧，然而实用。

不会武术不要紧，脑子转得不快也不要紧，咱就记得把这个动作弄到熟就行了。

29军平时练得最多的，就是大刀，而且也就“缠头裹脑”这一招俩动作，翻来覆去地练，没完没了地练，练到最后，不管处于怎样的境地，第一个从他们脑子里跳出来的，都是这个规定程序。

这已经不是熟，是烂熟。

在29军里，舞大刀的高手到处都是，但高手中的高手，还数打虎将赵登禹。

人家撒豆成兵，他是让人把满把的黄豆撒过来，用刀罩着自己，竟然能一个不留地把豆子都拨拉到老远。

当然了，好马配好鞍，赵登禹用的大刀也是梁山好汉杨志用的那种，据说共有两口，每口都要超出“三千贯”，近200块银元一口，不带还价的，当的是“砍铜剁铁，削钢如泥”。

到达喜峰口后，赵登禹赤着膊，舞着他的那两口宝刀，身先士卒，始终冲在第一线。

前敌总指挥操刀肉搏，古代很多，现代却极少，估计也只有赵登禹这样的武林高手才能做到。

已近傍晚。黄昏，夕照，刀光，剑影，勇气，热血。

最好的武侠小说，也难以尽述真实战场上的这种刀刀见肉、招招见血的生死搏斗。

端着刺刀的鬼子对好汉们的刀法很不适应，眼见得对方只是一磕一抡，自己的脑袋竟然就被抡飞了。

太不可思议了。

日军当场被砍得人仰马翻，以至于“长城之坡，尽弃遗尸”，连赵登禹本人的两口刀都砍缺了刃口。

面对着中国武术，日本武士道大失锐气。

可是日军有大炮，近战打不过你，他远战。

血肉之躯终究难以抵御炮弹，赵登禹在肉搏战中勇不可当，杀敌无算，却也躲不开四处飞溅的炮弹片。

大将受伤，前线因此再次动荡，外界甚至有29军可能会因顶不住，弃阵而逃的传言。

后方大本营给29军军部发来了一份电报：既然赵登禹已经不行了，喜峰口必须更换新的前敌总指挥。

收到电令后，宋哲元并没有急于行事。

临阵换将，为兵家所忌，何况喜峰口争夺战正处于生死攸关，如果此时把赵登禹换下来，无疑会动摇军心。

他把萧振瀛召来，让自己的军师再去了解一下详情。

萧振瀛先从侧面打听了赵登禹的伤势，得知后者只是腿部受伤，并不十分严重，心内稍安。

接着他给赵登禹打了个电话：听说你腿上挂花了，要不要紧？

是慰问，但还有更多的意思包含在里面，那就是你还能不能，或愿不愿再战。当此之时，别说受伤了，有人没受伤都可能装病躺医院。萧振瀛知道赵登禹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他更希望听到一个明确而响亮的答复。

回答果然没让他失望：区区小伤，无足挂齿。

萧振瀛锁眉一展。

那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死于前线，为国尽忠。

后者慨然应诺：好！

第51章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2）

对于赵登禹这样的爽直汉子来说，这一个字的承诺可不是随便说说，那是要用行动兑现的。

听了萧振瀛的汇报，宋哲元顿觉眼前一片光明。

有赵登禹这员虎将在前方，我必操胜券。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人，是老西北军“五虎上将”中最突出的一个。

冯玉祥给他的评价是八个字两句话，一句叫“练兵有方”，一句叫“勇猛沉着”。

练兵有方，晋东大练兵已经说明了问题，接下来就是“勇猛沉着”。

宋哲元写下一道手谕，中有两个“不求”，尽显其勇猛作风：第一，不求有功，只求能撑。

第二，不求打出19路军那样的声威，只求不让日军小看我们。

光勇猛还没用，最重要的是“沉着”，即拿出切实有效的御敌之策来。

喜峰口开战以来，短短两天时间，已伤亡2000官兵，也就是说，一眨眼的工夫，两个团没了，平均一天要消耗一个团。

29军总共才九个团，如此打法，一个星期过后，宋哲元就只能做光杆军长了。

显然，继续死打硬拼是不行的，所谓“有招想去，没招死去”，脑筋不会急转弯，前面就只有死胡同。

日军能占有优势，是因为在喜峰口的后方建立了炮兵阵地。此地名曰白台子，它构成了对29军的一个重大威胁，必须除之方能后快。

既然白天的正面进攻受阻，为什么不把直线改成曲线，白天变成黑夜呢？

宋哲元断然定策：发动一次大夜袭，以彻底扭转战局。

带着宋哲元的手谕和方略，萧振瀛飞驰前线，主持召集了前敌紧急军事会议。

会上，仍然有人担心，前线刚刚经过激战，部队十分疲惫，突然发动大规模夜袭战恐力难胜任，但萧振瀛认为官兵仍保持着高昂士气，此时出击正当其时。

要说疲惫，鬼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弟兄们，打起精神，操家伙吧。

为了再鼓鼓劲，萧振瀛还亮出了物质奖励这一招。

生擒日军一名，赏大洋100块；砍死日军一名有据者（最好把脑袋给提回来，咱们是穷部队，吃不消冒功），赏大洋50块。

大家夜袭砍人的时候，记得数一数死鬼子的脑袋，这回可是有奖金的哦。

夜袭总指挥：“打虎将”赵登禹。

他的伤说轻并不轻，下地行走时仍疼得浑身哆嗦，可老赵端的是条汉子，咬咬牙，硬挺了过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战性命攸关，吾必破贼！

3月11日，是29军进入喜峰口的第三天。

深夜11点，长城内外飘起了雪花，到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好汉们出发了。

在向导的引领下，赵登禹率队从关内潜出，沿着一条隐秘小道向白台子摸去。

夜袭部队均为轻装，但有一样东西不能少，那就是口袋，不做其他用途，就为了装鬼子的脑袋，回去发奖金可就靠这个呢。

进入白台子外围，鬼子们正在营房睡觉，第一个脑袋被装进口袋。

这叫开门红。

接下来，排排坐，吃果果，一个个轮着来。50元大洋一个，鬼子脑袋还是蛮值钱的哩。

千把人挨着户地屠牛宰羊，场面何其壮观，切倭人头颅，直如夜雨剪春韭！

对于这些鬼子来说，死了的也就算了，反正自己也不知道，管它呢。悲哀的是还有清醒的，比如正好走出营房想“唱个山歌”的兄弟。

放松完以后，回转营房一看，立刻傻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一群凶神，一片刀光，人人手里除了拎一口大刀外，还提着一个口袋，而口袋里装的竟然是同事们血淋淋的脑袋，这简直比“午夜凶铃”还要“午夜凶铃”。

惨叫一声，扭头就跑。

其他还没轮到的日军一听前面出了这档子事，也吓得七魂去了六魄半，立时作鸟兽散。

这位要说了，日本鬼子不是战斗精神很顽强的吗，怎么如此不禁吓。

因为他们怕砍头。

在日本人看来，人的灵魂附着于脑袋之上，脑袋搬家了，无论是做神，还是转世，都白搭。

所以，他情愿你用刺刀捅了他，也不愿人头落地。

一个小时过后，外围被全部肃清，赵登禹进入白台子。

白台子一战，是此次大规模夜袭的焦点所在，成功与否，全在这一战之得失，也就是说，烤全羊，已经快烤到最肥的那一部分了。

英雄们，拎着口袋上吧，你们将势如破竹。

不过显然，白台子的日军已有所准备。

外围传来的那几声鬼哭狼嚎，到底还是被他们听到了，听得毛骨悚然，听得脖颈阵阵发凉。但在夜袭部队已靠得很近的情况下，想到仓库里去搬炮弹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集中机枪火力封锁道路。

大刀队随身带的口袋不少，却没什么重武器，一时竟被阻在路上，且伤亡很大。

一般情况下，这种场面很容易让人产生侥幸心理，以为会将对方挡住或是吓住，然而英雄是吓不住的，很快就有人从侧面匍匐前进，在接近敌人墙垣时，一把抓住机枪口，准备将它拖拽而出。

不幸的是，枪管粗，墙口小，竟然塞住了拖不出来。

什么叫猛人 ？我们这位就是。

发一声喊，使足力气一拉，机枪揪出来，土墙竟然也应声而倒。

这叫气势。

有此气势者，锐不可当。

看到还能这样“嘿哟嘿哟拔萝卜”，学榜样的不在少数。

当然，在枪管被烧得发热发烫的情况下，壮士们除了要有力气，吃点皮肉之苦也是免不了的，过后都受了皮外伤，乃至双手骨焦皮烂，两臂粗肿，送到后方去治了几个月才好。

但是胜利之门已被打开。

接下来就是大刀队驾轻就熟的路子，打开口袋，继续收获敌人的脑袋。

按照先前定下的规矩，生擒和砍死日军都是有奖金的，不过赏格不一样，前者比后者更值钱，两个死鬼子才低得上一个活鬼子。

抓活的，当然要比死的划算。

但是在喜峰口，鬼子脑袋捞到不少，活的却不多。倒不是日军耍酷，给你来个宁死不降什么的。事实上，在大刀制造的血淋淋效果面前，再强悍的日本兵也得原形毕露，没几个敢再逞英雄。在刀口之下，竟然还有真鬼子为了不被砍头，装朝鲜兵跪地求饶的。

实在躲不过去，也就只能做死狗状，用手遮住耳朵，闭住眼睛等死，嘴里还要念几声“爸爸”，好奇怪，别人这时候都是叫妈的嘛。

刀客们对抓俘虏没兴趣！

碰着死，沾着亡，100块大洋固然好，但是太费事，不如一刀痛快。我再多抡几刀，没准还不止这个数。

据说其中连砍日军15颗脑袋的超级猛人都有，单论个数，这兄弟回去可是赚大发了，值700多块大洋哩。

在白台子，日军炮兵及警卫部队被斩杀500余人，“尸械遍野，血流漂杵”，至此，日本人对大刀的威力闻风丧胆，真的是“一声白台子，闻之双股颤”了。

白台子，现在是我们的了。

白台子是日军特种部队集中地，这里不仅有山炮，还有坦克战车，尽为29军所有。

坦克谁也不会开，但山炮有人会用。

赵登禹在出发时，特地带来一名营长，此君以前当过炮兵，当下便来了个现场教学，带着大家过了一把瘾。

一线战壕里的日军并不知道自己的老窝给人端了，等到炮弹从天而降，才像火烧着了屁股一样跳了起来。

看到日军回扑，赵登禹开始了“打砸抢”。

白台子有日军储存的弹药，用彼弹炸彼器，正好。山炮、坦克还有汽车皆被破坏，沦为废铁，弹药库则被付之一炬。一时间，“火光熊熊，爆炸声声”，着实热闹得紧。

除了老炮兵，赵登禹还没忘记带上记者，以上壮观景象都用照相机摄下存照，带回与大家共赏。

“打砸”完就是“抢”。偌大的一座野炮固然难以携带，但上面的炮镜和炮栓都是好东西，花再多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全部成为了战利品。

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

29军的对手是服部第14混成旅团。这个旅团曾在东北与马占山交战，直到马占山退入苏联境内时，仍在后面穷追不舍，但一场喜峰口大捷，让它从此跌入谷底。

夜袭战的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毫不客气地登出一则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丢脸尚在其次，实力的亏损才是最重要的。

日军师旅团大多配属有特种部队，比之于步兵，特种部队的威慑力更大，服部旅团也是如此。但随着白台子基地遭破坏，包括野炮、坦克在内的特种部队损失惨重，战斗力大打折扣。

喜峰口大捷的成功，让宋哲元找到了与日军对抗的窍门，那就是要扬长避短，他为此专门为29军制定了一个战术，即两打、两不打。

两打：夜里打，近战打。

两不打：白天不打，远距离不打。

自喜峰口大捷之后，29军的夜袭便成了“大宝天天见”，隔三差五地要用大刀给日军送一点见面礼。服部旅团已经算是防得够周到了，可该被砍还是要被砍，毫无办法。

日军官兵由此蒙上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这不难理解，比如当你劫后余生，走进空荡荡的营房，看到满屋子无头鬼时，你能不怕？

晚上都不敢睡觉了，一睡就做噩梦。

怎么办呢？

日本人不是喜欢搞发明吗，他们就发明了一个“铁围脖”。

我看到过有关资料上的描述，说是把一张铁叶子折成半圆，再在两头打两个洞，然后钉在钢盔上，戴钢盔的时候，这张铁叶子就可以围在脖子两侧和后面。

小发明不错，很有点心灵手巧的意思。不过你要说靠这个能挡得住大刀的力道，也太小看29军官兵的臂力了。只能说起点心理安慰的作用吧，至少晚上能睡得着觉了。

想一想，那样睡觉也真是活受罪：手里握着枪，头上戴钢盔，脖子上还有个铁叶子，连翻个身都难。

当鬼子也不容易啊。

服部旅团虽然还在喜峰口与29军对峙，但已难以占到任何上风。

据该旅团的一个下级军官在日记中透露，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前后方脱节，他们竟然没了粮食，连晚饭都吃不上。

继取得喜峰口大捷后，宋哲元又在罗文峪如法炮制，一举击退铃木第4旅团。

在喜峰口，他用了赵登禹，在罗文峪，他用了刘汝明，前者勇于进攻，后者长于防守，二人特长都得到了最大发挥，宋哲元在点将用兵方面几乎无可挑剔，果然不愧是昔日的“五虎上将”第一名。

经过长城抗战，29军的大刀已与19路军的斗笠齐名，谓之“粤南的斗笠，西北的大刀”，宋哲元则被呼为“大刀宋明轩”，他本人一跃成为“东亚军人公认之战神”，报界将其与蔡廷锴并列，时称南蔡北宋。

直到很多年之后，29军的“八兄弟”回忆起这一幕时，仍然会激动不已，那是他们最团结也最成功的时光。

放眼望去，前景是那么美好，大地无边，任你驰骋，漫天飞舞着的，都是荣誉和赞歌。

老农民说：苦出头了。

第52章 华北危局

在喜峰口旁边，有一道更重要也更难守的关隘：古北口。

民国军界有“两个半”军事家的说法。“半个”是指“小诸葛”白崇禧，而能称得上“一个”的，分别是指蒋百里和杨杰，后者即为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古北口方面总指挥。

杨杰，云南大理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留学生班第三期。

蒋、杨之所以能称得上是“一个军事家”，缘于两人在军事理论方面皆有独创，其中，蒋百里著有《国防论》，杨杰则著有《新国防论》。

那个年头，如果你在军校上课或肩扛将衔，却不知道“两论”（《国防论》和《新国防论》），别人一定会对你侧目而视，认为你这家伙实在够落伍，绝对out！

在理论造诣上，杨或许不及蒋，但在战略战术的参谋运用上，杨却超过了蒋。

早在杨杰留学日本时，就是中国班里的佼佼者，考第一名是家常便饭，渐渐地，连日本教官都对这个中国学生另眼相看。全班的试卷，教官一律交给杨杰批改，野外作业，则让他当裁判官，谁扮参谋长，谁扮旅长，谁扮团长，皆其一手指派，好坏分数也由他来打，成了不是教官的教官。

正是因为成名太早，杨杰自视甚高，可以说是目空一切，常将自己比作当代的姜太公、诸葛亮。国内除了蒋百里，他没一个看得起，曾当着别人的面，说何应钦、陈诚这些人“其蠢如牛，其笨如骡”。

苏联军官总算是厉害了吧，也根本不入人家的法眼，说是对方倒贴给他做学生都不要。

苏联人不行，日本人跟在后面做学生还凑合，不过也就只有三个够格，曰：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小矶国昭（时任关东军参谋长）。

既是牛人，则必有可牛之处。

杨杰很早就追随蒋介石，是后者帐中的必备幕僚，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杨杰的不少建议也都曾被采纳和运用。

二次北伐，蒋介石要打安徽的陈调元，问杨杰应如何打法。

杨杰立即提笔在纸上写道：临之以威，诱之以利，其降必矣。

蒋介石心里一动，心战为上，确实是高招。随后又问：如果诱降，需要多少钱？

那意思，代价大不大，如果太大，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杨杰笑了笑：吴佩孚、孙传芳已倒，陈调元，一介庸才耳，何须太多。

有钱你就多给点，没有就少给点，无妨。

蒋介石依计而行，只花了几万块，陈调元就乖乖投降了，不知道省了北伐军多少力气。

让蒋介石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中原大战那会儿。

蒋介石在火车上指挥，忽然遭到冯玉祥骑兵部队的攻击。当是时，蒋介石手中只掌握一个特务营，对方却是一个骑兵军，于是立马处于既打不了也逃不走的绝境。

众人慌作一团，杨杰献计：可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机车。

骑兵追上来了，火车就往北开，开出二三十里后，又往南，这样反反复复，就是不停，骑兵跟着跑来跑去，累得够呛却一无所获。

事后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蒋介石也称赞杨杰，说要不是你在身边，我一定做了冯玉祥的俘虏。

杨杰笑言：此不过牛刀小试耳！

作为参谋，杨杰称得上一流高手。连“半个军事家”白崇禧都不得不服，说杨杰确实有学问，让他照张地图做方案，他一会儿工夫就能把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写出来，这功夫当时没几个人能及得上。

杨杰如此有才，此前却主要是参襄军务，基本上没有独立领兵打过仗，因此很早就有人主张让“军事家”挂帅出征，蒋介石也有此意，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却力持不可。

何应钦和杨杰同时出道，然而两人素不相容。杨杰将何应钦比作“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中的“廖化”，而何应钦则认为杨杰是马谡一类人物，不干实事，只会吹牛，所以私下也奉送了一顶帽子：杨大炮。

何部长甚至向蒋介石直谏，说你让杨大炮做个参谋还凑合，若是由他掌握军机要务，必然坏事，说不定还会起到汉奸都起不到的作用呢。

早在长城抗战前，杨杰就已官居参谋部次长，要想再往上升，那就得有点实际军功才行，再加上正在用人之际，所以虽有何应钦等人的反对，蒋介石仍力排众议，将古北口之战的指挥权交到了杨杰手上。

牛刀终于不是小试，要大试了。

可是何应钦的话却不幸言中，杨杰此后真的成了翻版马谡。

《三国演义》记述“失街亭”这一段时，说马谡骄傲轻敌，不遵从诸葛亮“依山傍水”的指令，却将军队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

当副将王平提出异议时，马谡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东西，偶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也得请教我哩。

杨杰几乎是一模一样，他身为古北口总指挥，其实前线从没去过，就在家里闭门造车，弄一些大而空的方案。至于前线如何协调，怎样部署，他一概不问，对战事进展情况当然也一概不知。

当关东军快逼近古北口时，东北军和中央军还在为谁守一线，谁守二线而争执不下，这事他不知道。

交战之后，东北军“提前告退”，闪出一个大空当，致使古北口全线失守，他也是事后才知道。

如果你亲自到一线去指挥，实地看看，情况肯定不至于如此糟糕。

打仗，是要死人的，而且会死很多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古北口的失守，让蒋介石十分震惊。

29军守喜峰口，不仅守住了，还取得了大捷，自己嫡系的中央军守古北口，却没几天就丢了，太不可思议，也太没面子了。

失守的原因很复杂，还涉及到各派系军队的内部矛盾，所以蒋介石不可能对杨杰一个人开刀问斩，但你要说他不失望那也是假的。

从这一刻起，杨杰并非主官之才这一印象已经初步在蒋介石的心里有所萌芽了。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很快蒋介石对杨杰的人品也产生了怀疑。

对于古北口失守，杨杰自然也感到脸上无光，同时察觉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失望之情。

别人可能还无所谓，放在他这样“一个军事家”身上实在有些让人受不了。

在军事会议上，杨杰便准备好好地打一个翻身仗，所以会议一开始，他就语出惊人，说要把长城抗战从守势转为攻势。

如何攻呢？

诱敌深入！

具体策略，是让中央军后撤，待日军尾追进来后，再在两侧埋伏，同时出击，如此可一举歼灭日军主力。

在杨杰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策，事到如今，不给大伙亮点绝的还行？

但等他说完，与会众人皆面面相觑。

杨杰的计策听起来很好，可是实行起来根本不可能。关东军有多强，中国军队有多强，就算你将其围起来，哪里能“歼”得了对方。

更何况，长城尚有险可守，放进来之后一马平川，根本无险可守，那还不把平津给直接交代了？

大家都知道“诱敌深入”行不通，却又熟知杨大炮的脾气个性，所以谁也不愿意站出来直接点破，就任他在那里胡乱放炮。

说起比较虚的“妙计”时，杨杰很带劲儿，但具体到实际，他又强调古北口前线（现在是南天门前线了）相当困难，必须增援。

接着，大炮又着力渲染了一下自己负责的前线是如何“相当困难”的，包括日军大批涌入，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形。

这里面有一大半当然都是“军事家”关着门自己在房间里“合理想象”出来的。

到这时候为止，杨杰还不知道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蒋介石难得到前线，你要是一对一地给他汇报工作，吹点牛或许还没问题。那天会场上还坐着一个何应钦，他天天在分析战况，南天门那里究竟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那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

从职务上说，何应钦是杨杰的上级。当着蒋介石的面，他自然不能认同部下的这种说法，于是当场就提出异议：南天门战事很激烈吗？不可能吧。据我所知，整个长城防线最近可都很平静。

其实何应钦还算是一个比较温和宽厚的长官，话里面也留了台阶可下。这时候杨杰如果打个哈哈，一下也就混过去了。可他那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来了一句：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怎么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当然是很激烈了！

这下好，你信誓旦旦，大爽特爽了，可把别人给逼到绝路上去了。

假设杨杰的话是真的，那何应钦的问题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连自己的下级都不如吗。

虽是两人之间的争执，蒋介石可一直在瞪着眼看呢：何应钦，你是华北战局的总负责人，却连战场的基本情况都不知道，你究竟吃的什么饭，当的什么心？

为了证明自己，何应钦一改老实厚道人的本色，当下就让人打电话到前线，询问南天门前线的情况。

毫无任何悬念，对方的回答是：前线很平静。

杨杰顿时满面通红，一言不发。

这时候蒋介石的心里肯定一声叹息。

用杨杰错矣！

马谡失了街亭，杨杰丢了古北口，同样是言过其实，同样是不可大用，如再不对指挥官进行调整，南天门亦将不保。

不久，杨杰便被免去古北口总指挥一职。

杨杰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虽然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但他喜欢放大炮的毛病竟丝毫未改。

很早以前，杨杰的军衔就是中将，然而等到小字辈的顾祝同、陈诚等人升为上将，他仍然是中将。

杨杰对人发牢骚说：我20年前是中将，现在仍是中将，不知道20年后是什么将！

大概这话让蒋介石给听到了，便派他到苏联去做特使，顺便将其由中将升为上将。

到苏联是去争取军援的，因为那时抗战已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可是杨杰很快就在异国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相关报告在蒋介石桌上放了一大堆。

蒋介石忍不住了，问他究竟有没有弄到军援。杨杰却答非所问地说，他在苏联见到一个人，此人掌握一项秘密武器，只要把它弄过来，在华日军便会全体死光光，只是需要一大笔钱购买（难道是原子弹？似乎又不像）。

杨杰的语调极其神秘，可是蒋介石再也不问他了。

直到日苏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身在苏联的杨杰事前竟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这件事之后，他被调派回国，从此再未能得以起用。

多少人生机遇，在别人看来可遇不可求的人生机遇，就这样一一错过了。

那个时代，也许人们实在太渴望太苛求出现一个完美的军事家了，可惜杨杰不是。

某种程度上，他更像一个顽童。这个顽童一手拿着一叠漂亮的纸片，一手拿着剪刀，在大人们的惊叫和惋惜声中，把纸片剪得粉碎，然后扔在了阳光里。

你们哭，我就笑，你们笑，我却哭，这才是杨杰，一个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却从未真正找到过自己的人。

接替杨杰的，是徐庭瑶。

我们在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大家都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一个人。他不仅坐的位置居中，在将官们的心中也确实分量不轻。

他是杜聿明的老长官，是郑洞国的老长官，是戴安澜的老长官，可以说，当时中央军中相当一批能征善战的将佐均出自其门下。

很多年后，当戴安澜在缅甸处于伤重弥留之时，仍念念不忘要以自己的功来抵“徐长官”的过，后者当时正受到撤职降级的处分。

徐庭瑶是主动向蒋介石请缨去古北口征战的，不过当他到达前线时，古北口已经丢了，他只能据南天门防守。

与杨杰那样的学院派不同，徐庭瑶属于纯粹的实战派，此前大小仗经历过不计其数，他不是待在斗室，而是老老实实地对前线进行了勘察。

阵地战，依赖的就是工事的坚固程度。徐庭瑶亲自督促，工事比以前有了较大改善，他自己检验后也感到十分满意。

日军之所以能轻易占领古北口，除了中方指挥紊乱外，炮战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到了最后，关东军把首次带来的炮弹几乎都用完了，但就是依靠这种高强度炮击，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提早离场和古北口防线的全盘崩溃。

徐庭瑶的工事顶住了大炮。

日军一万发炮弹，也仅能破坏守军一个连的工事，徐庭瑶轮番调遣中央军三个主力师，实行车轮大战，从而使得前线又逐渐稳固下来。

在古北口一线作战的，是关东军绝对主力——弘前第8师团。该师团具有极强的作战能力，此前曾多次创造出类似“128个骑兵攻下承德”这样的军事奇迹。可以说，整个热河之战，几乎就是弘前师团一家搞定的。

因为这个缘故，古北口一线始终是长城抗战中打得最为激烈的战场。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喜欢热闹的都爱看“大刀宋明轩”，懂得门道的才知道徐庭瑶的身手其实也十分了得。

派上徐庭瑶后，自己的嫡系人马总算可以交代得过去，蒋介石对此很是满意，认为这次用人用对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南天门之役已足以振奋军队士气。

可是似乎命中注定，徐庭瑶仍然要失败。

29军曾向参加淞沪会战的19路军取过经，不过19路军的经验在上海周边可能适用，拿到华北战场上却未必见效。

相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日军最大的优势就是特种部队，但受限于南方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这一作用在淞沪会战中并未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金泽第9师团在江湾一筹莫展，“陆军长老”植田进退不能，盖缘于此。

南天门不是上海，甚至不是古北口，这里既无地势之利，又乏关隘之险，正是机械化作战的理想战场。

见大炮无效，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把军直属的特种部队专门配置给弘前师团使用。

这就是坦克战车。

日本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曾以砍掉陆军四个常备师团编制为代价，将经费省出来，用于组建特别部队，其中之一就是战车队。

他们一开始想拿钱买。

第53章 华北危局（2）

在上海市区大出洋相的维克斯轮式坦克，就是从英国买来的。当时一共进口了10辆，结果在闸北的马路上瘫的瘫掉，炸的炸掉，最后都被当成破铜烂铁派了别的用途——当工事街垒用。

维克斯很差劲，只是城市巡逻用车，但这并不表明英国坦克都很烂，事实上，它有好的，英制最新式坦克时速达到30公里，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可是人家不卖给你。

英国人说我们自己家的部队还没装备哩，先给你，怎么可能？

世界上第一个造坦克的是英国，接下来就轮到法国了，于是又去找法国。

法国人一摊手，要新坦克没有，还没造出来，旧坦克倒是又多又好又便宜：雷诺坦克。

一战中，除了英国坦克外，战场上最拉风的就是这种法制雷诺。那会儿所有坦克里面，只有雷诺首先采用了可以360度旋转的炮塔，坦克手坐在上面，端一挺机枪，突突突地扫上一圈，着实很酷。

一战的时候，因为货俏，法国人闭着眼睛一次生产了3000多辆，等到战争一结束，他们傻眼了，都不打仗了，谁要买你那么多坦克？又不能帮着耕田织布，跟买回一堆没用的废铁差不太多，而且一战后大家都知道了坦克的厉害，因此会造这玩意儿的越来越多，不只英法这两家，强一点的都能自行制造，用不着买你的。

怎么办，严重的供大于求啊，家里压着这么多的坦克总不能当饭吃吧，于是只好用上了生意场中的最后一招——挥泪吐血大甩卖。

就这样，也只抛掉一半。到二战德国人打进法国时，仓库里还堆着1500辆雷诺呢。

对着日本人，法国人只说了一半实话，雷诺又多又便宜是真的，好却未必。

地球在不停旋转。一战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武器技术早就突飞猛进，你要再说雷诺有多么了得，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

日军拥有的雷诺坦克，一部分是直接购自法国，另一部分则是“九一八”后从东北军仓库里抢来的。

在上海庙行战场，法国雷诺曾被金泽第9师团投入使用。可是事实证明，再便宜的垃圾也还是垃圾。垃圾雷诺可把日本兵给害苦了。

火力强不强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臭毛病奇多，平时这里那里出点故障简直再正常不过，就是上了阵还要耍大牌，开着开着一不高兴就撂挑子不干，躺那儿歇着了。

毕竟是老爷爷级别了，走两步还要喘三口大气呢，不容易啊。照理说，困了打个瞌睡也可以原谅。问题是这个瞌睡打得着实不是时候，因为不远不近，不早不晚，它歇的地儿往往正好是战场中央！

你这让跟在后面的一群老少爷们怎么办，进退两难啊，难道也像你一样躺下来歇着？

对手会把你们当活靶子给干掉的。

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淘不到好的，日本人不得不咬咬牙走国产化道路，89式中型战车应运而生，可是刚刚出场时也没弄出多大动静。

东北战场上天气实在太冷，连坦克都受不了，冷冻液被冻住那是常有的事，机械部件脆裂也屡见不鲜，所以经常坏，加上速度慢，不客气地说，马占山的骑兵都比它好使。

在上海庙行，89式曾与雷诺一起上阵。论地形，庙行的确比江湾要平坦得多，但也只是相对而言，那里开起坦克来也一样不爽，由于转动不灵活，89式的履带经常陷在泥巴里动弹不得。

日本人是比较善于总结的，也确实有一股子追求完美、深钻到底的劲头。“一·二八”淞沪会战刚刚打完，他们已经在埋着头思考怎么提高坦克的性能了。

针对中型战车机动性能较差的缺点，日本人又研制出了92、94系列的轻战车。

一个火力强，一个机动性好，这两种坦克凑一块儿，优势互补，在大部分为开阔地面的南天门如鱼得水。

它们不是英国维克斯，没有轮子可给你炸，它们不是法国雷诺，不会“间歇性死亡”，它们的装甲很厚，你用捷克式轻机枪和手榴弹都射不穿，轰不破，对于严重缺乏反坦克装备的中国军队来说，几乎就是不可战胜的天敌。

徐庭瑶在南天门连筑六道预备阵地，但当关东军战车队发动冲击时，别说六道，十道都顶不住，基本上一道阵地，只能坚持一到两天。

徐庭瑶手下的三个师长，杜聿明就不用说了，刘戡向被评价为脑子一根筋的人，打起仗来疯狂得很，然而即便是他这样的猛人，面对坦克汹涌而至，也变得目瞪口呆，无计可施。

因为丢失阵地，刘戡一度急到了要抹脖子自杀的程度。

前线死伤累累，以血肉之躯挡新锐之器，却仍挡不住日军的疯狂进攻，徐庭瑶内心无疑受到了极大震撼。

夜泊青纱帐，天明山海关，数万男儿千里迢迢，满腔热血地来保卫长城，未料几个回合不到，理想的帆船就已经面临着搁浅的危险。

事实证明，光有美好愿望，却无足够力量，还是必然会在风雨中折戟的。

从那以后，在徐庭瑶和他的弟子们脑海里，就一直回响着这两个字：坦克，坦克，坦克！

中国未来的装甲兵团将从这里隆隆驶出。

虽然防守很困难，但徐庭瑶毕竟也只需要负责一个南天门战场，坐镇北平的何应钦却要协调整个华北战局，自然难上加难。

为了不致把这位军政部部长的肩头压垮，蒋介石又派来了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实行双头领导，即何应钦主抓军事，黄绍竑主抓政治。

在北平，何应钦和黄绍竑常去一个地方，说起来还香艳得很——北平的一个交际花家里。

大家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龌龊，我可以打包票，他们两位虽然不一定能做到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但关键时候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尤其是何应钦，据民国时候的笔记上说，别看这位老兄在战场上号令三军，八面威风，其实在家里有“季常癖”。

何谓季常癖？我讲个典故你就知道了。

北宋年间，有个叫陈慥的人，他跟苏东坡等人是好朋友，众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兵论武吹大牛。吹到极致处，陈慥忘乎所以，拍着胸脯，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不料吹着吹着忘了时间，连外面的天是不是已经黑下来也不记得看了，结果就有人在隔壁房间捶墙头骂山门了，而且还骂得很凶。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位陈先生，早已是面无人色，浑身颤抖，连手杖都吓得掉在了地上，眼神傻呆呆的，直如死人一般。

快撤，刚才还器宇轩昂、指点江山的一帮人顿作鸟兽散。

搅局的这位就是陈慥的老婆，而陈慥字季常。

和其他宾客一样落荒而逃的苏东坡，对陈慥老婆的凶悍和陈慥的可怜神态记忆犹新，回来后就给分别冠名，一谓“河东狮吼”，一谓“季常之癖”。

苏东坡是名人，但名人也爱八卦，不同的是，名人八卦出来的东西更易出名。在这里，苏名人无意中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秘密：谁说旧社会只有妇女才深受压迫，受压迫的多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我们尊敬的何部长不幸忝居其中，而且他的“季常癖”着实非常严重。

知道他当时有一个什么外号吗？

全国怕老婆会会长。

据说其家风之严，甚至堪与明朝的戚继光比肩。

这么一个人，你就是借他一百零一个胆，也不敢在外面胡来。

那这位要说了，前方打得死去活来，形势如此紧张，他们两个军政首脑，偏偏整天钻一交际花家里，究竟意欲何为？

答曰：办军国大事呢。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何、黄两个人真是这么干的。他们就在交际花家的客厅里，跟东北军的、29军的、晋绥军的，方方面面的代表打交道，联络感情，商量问题。

中国不是日本，说是协调华北战局，其实关键不是怎么指挥打仗，而是怎样把大家伙拉到一起，团结起来，以确保内部先不出问题。

乱由内起，患由自出，这个道理他们比谁都懂，何况华北这个地方本来就错综复杂，在中原大战之前，中央的势力从未能够企及，中原大战之后，实际上也没能伸得进来。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聚会的场合放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那是由民国时候特定的氛围决定的。我可以告诉诸位，这就是那时最上档次的社交场合。要谈感情，拉关系，这里比办公室有效得多。

确保华北稳定，除了“内结骨肉之恩”外，当然还要外托军事之利。

后面这一点比较难，因为从前线传来的战报一天比一天难看，也一天比一天让人心情沉重。

1933年4月9日，关东军发起第一次滦东战役。

此时的关东军，已与本庄繁时代有很大区别。经过那次大规模改组，武藤信义大将接替本庄繁，成为关东军历史上最为出色的司令官。

武藤信义，陆大13期“军刀组”首席，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死后由大将晋升为陆军元帅。

当年本庄繁使尽浑身解数都奈何不了马占山，但武藤上任后，不仅迫使马占山退出东北，还把东北义勇军逼入绝境，因此被日本人誉为“满洲的守护神”。

毫无疑问，武藤时代的关东军正处于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滦东战役从4月9日开始发起，到4月17日结束，仅仅八天时间，关东军便击破了由晋绥军商震镇守的冷口，驻防滦东的十几万东北军更是到了望风披靡的程度。

外界都以为是冷口失守在前，导致29军腹背受敌，喜峰口才会失守在后。

实际上在滦东战役之前，喜峰口就已经丢了，只是宋哲元怕因此砸了29军的招牌，才对外隐瞒了消息。

只剩下一个南天门，不过也就最后两道预备阵地可守了。

前线军事一塌糊涂，几乎不可收拾。

怎么办呢？

何、黄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字：作秀！

摆点样子给大家看，让外界知道，我们是多么悠闲，多么放松，也间接透露出前线的战况是多么理想。

说干就干。

两人先是去打高尔夫。

不过这东西不太符合军人的习惯和喜好，也不易传达出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所以很快就不玩了，转向打猎。

打猎好，只是地方难找。偌大一个北平城，人很多，能打敢打的野兽却没有多少。或许以前郊区里很多，但打了这么多天仗，也早就被吓跑了。

实在没法，两人只好跑到颐和园，去打了几只野天鹅。没想到的是，被他们开了几枪后，原本成百上千的野天鹅就都飞走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本来想展现一下大敌当前仍气定神闲的英姿，不料英姿没摆好，却破坏了生态平衡，真是晦气到家了。

这些野天鹅大概也知道北平今非昔比，从此将面临刀兵之祸，所以才一去不复返了吧。

随着前线节节失利，何、黄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何应钦下令北平全城戒严，但再戒，也戒不了城里那些飞扬跋扈的日本武官。

日本武官在北平城里横冲直撞，哨兵当然要盘问和干涉。一来二去，把这些家伙问烦了。其中一个竟然带着全副武装的日本护兵，当着面威胁何应钦，声称如果不“礼貌地对待”他，后果会很严重。

何一谦谦君子，从来没有想到过堂堂外交人员会是这样一副德行，简直跟强盗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知道现在前线作战不力，远不是能够惹是生非的时候，因此压下火气，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一面解释道歉，一面要求驻城官兵以后尽可能不要惹这些人。

人说话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何应钦和黄绍竑在北平城里如坐针毡，哪里还能再顾及日本武官们的过分言行。

不用亲自到现场，通过一份份电报往来，蒋介石就已断定何、黄二人再也撑不住华北局面了。

必须再派一个人去北平。

经过内部商讨，南京政府出台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是起用已迁居上海的段祺瑞。

段祺瑞是北洋元老，在华北威望很高，但是他年纪一大把，主持这么繁重艰难的使命，实属强人所难。

第二个是起用山西王阎锡山。

在中原大战之前，华北地盘本来就是属于阎锡山的。你现在要他去主持，他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这样必然会引起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华北其他派系不服，同时阎老西也可能会趁势而起，在华北形成新的地方势力。

两个方案都被否决，蒋介石采纳了第三方案，实际上这也是他早已在心中敲定的最佳人选。

这个人身份非常特殊。

他是蒋介石的义兄，这个兄弟，并不是随随便便递个兰谱过去就算数的那种，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那样的“场面兄弟”更不是一码事。

他很早就参加了同盟会，当年也是一个不惜性命也要推翻满清的热血青年，但终其一生，却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

其后他在北洋政府任外交总长，并代理过内阁总理。

再后来，他又出任南京政府第一届外交部部长，是“改订新约运动”的最早发起者，而所谓“改订新约运动”，即“革命外交”的前身。

北洋和国民党，一北一南，那时是势不两立的死敌，这个圈子绕得有多大，可想而知。

显然，这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思想也非常复杂的人。

好几年前，我到浙江莫干山去旅游，曾经在一处别墅群的旁边吃饭。那座别墅群的建筑风格十分独特，问过导游，才知道是一座民国建筑群，国共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这里面，有我们的共和国主席，自然也有蒋介石——就好像庐山那样，能用于避暑的好地方就那么几个，所以大家伙只好扎堆了。

既然是旅行团，一般都与个人兴趣无缘。包括我在内的一行人像例行公事一样地被导游牵着，在山里面转了几圈，瞻仰了一下铸剑界的劳模夫妻干将莫邪后就打道回府了。至于那座建筑群，再也无人理会或者问起。

往往细节的精彩，就这样从我们手掌间悄悄流了过去。

我现在知道，莫干山有一处著名别墅，叫白云山馆，主人便是蒋介石的义兄，那个似乎早已被历史尘埃完全湮没的人。

1933年春天，白云山馆的主人离开莫干山北上，从此他将以病弱之躯担天大之责。

这个人能拯救华北危局吗？

第二卷 华北风云

第1章 白云深处有人家

白云山馆的主人叫黄郛。

如同干将旁边有一个莫邪，黄郛旁边也有一位神仙眷侣，她叫沈亦云，而白云山馆实际取自夫妻两人姓名中各一字（黄郛字膺白）。

如果熟悉民国史，你就会知道，这位黄夫人亦是当年难得的奇女子。

辛亥革命年间，有一个著名的杭州女子敢死队，队长即为沈亦云。在那个时代，沈亦云的很多见解远远超出了所谓妇人之见的框范，为一般的政客文人所不及。

她说，民国说到底，其实不过是被两部小说所支配。北方的袁世凯读的是《三国演义》，就知道耍奸谋弄权术，而南方的革命党人读的是《水浒传》，患难时兄弟结义，稍弄出些眉目却又马上互相猜疑。

两本书一个民国，一切都如同春梦一般。黄郛一生，恰如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解。

想当年，浙江出了三个年轻的革命党人：蒋介石、陈其美、黄郛。三人桃园结义，陈、黄为兄，蒋为弟，他们发誓要赶走满人，建立他们想象中的“革命政权”。

满人赶走了，汉人却打起架来，宋教仁被刺后，在“继续革命”和“政治建国”上，曾经的革命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

哥仨各奔前程，选择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蒋介石和陈其美参加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而黄郛专攻政务，并在这一领域享有盛名，这也就是为什么黄郛可以纵横南北政界的原因。

黄郛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是应蒋介石之邀，南下来捧义弟的场。可是一个济南惨案，全国民怨沸腾，蒋介石到处拉人顶过，权衡半天，还是决定拿自己的兄长开刀，实施“丢马保车”的办法，亲自发电报逼其下台走人。

当初三兄弟结义时，蒋介石曾特地铸剑两把，分赠两位哥哥，上刻“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老大陈其美在二次革命中被刺死，早早失去了与大家共尝的机会，如今三弟飞黄腾达，趋利而走，也不再需要黄郛这个落魄二哥留在身边了。

时光像一把无情的刻刀，会改变每一个人的模样。

抬头仰望，似乎只有满天的星斗才记得那三个年轻人曾对天发下过的宏愿，也才记得他们曾有过的理想和友情。

黄郛被迫辞职后，心情异常苦闷彷徨，乃至于四顾茫然，无所适从。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曾经去过的莫干山。浙江多佳山水，然而在他的印象里，莫干山却是一座既不秀丽，也不雄伟的土山。

但也许恰恰是这一点，符合了黄郛当时的心境。

于是他走进莫干山，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隐居生活。自进入这座大山起，黄郛就决心不再从政，与政事一刀两断。

他疲倦了，真的疲倦了。

山水看似没有生命，有时却要比人可靠得多。

让所有的伤心都远去吧，让所有的诺言都成为青春的祭奠，我只有莫干山。

黄郛夫妇与莫干山结下的不是一般友谊，那是生死之交。他们走过山里的每一条小径，认识周围的几乎每一个人，莫干山渐渐成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此，知我者，二三子。

——《亦云回忆》

然而这一对神仙人物却终究没能和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们隐退江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艰难的选择

打破平静的是“九一八”，从这之后，黄郛开始重新关心时事，并为山河的破碎而深深忧虑。

这时蒋介石的征召书来了，要请他出山，可是黄郛不为所动。

蒋介石亲自发去一封电报，言称：为了我们之间30年的友谊，你不应该推却。

黄郛复电：欲保30年友谊而不败，我们就不应该再共事！

济南那件事给黄郛的刺激实在太深了。现在请他，给人感觉，就好像蒋介石是不小心口袋漏了一个洞，把棋子给丢掉了，现在日本人出来制造麻烦，终于又想起了他这颗棋子。

可我不是棋子，我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请不要随随便便把我丢掉，也不要随随便便把我再次放上棋盘。

不仅蒋介石想到了黄郛，汪精卫也想到了，但是两人谁都请不动这棵大树。

黄郛如此热门，并不是因为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而是蒋、汪都知道，黄郛有20年从政经验，对日本国情又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一点在当时无人能及，并且他还不是国民党员，个人身份相对自由。

概言之，在那个特定时期，他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与之相安”的不二人选。

见黄郛这么难搞，蒋介石也很无奈，只好用上了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

他不停地给黄郛发电报，除唠唠叨叨重叙友情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抄录自驻日公使的往返电文，为当时政府一等一的顶级机密。

蒋介石这么做，其实就是一种亲近信任的表示，他希望借此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也使黄郛慢慢适应和进入角色。

这一办法果然有效，一方面是黄郛本身就有一种担天下兴亡的政治责任感，另一方面是他确实看到了此时的蒋介石有多难。

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后，蒋介石在给黄郛的私人电报中几乎用上了哭腔：举世处境最艰苦的，就数你弟弟我了。

黄郛的心软了。

终于，他答应蒋介石，时隔多年之后，双方再见一次面。

沈亦云知道后极力反对，这位极其聪明的女子已经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而且认定他们平静的山居生活将就此结束。

这是你的那位义弟在“请君入瓮”，你知不知道？

济南案的遭遇还没有受够吗，日本人的事非常麻烦，不要再去过问了，你只会因此白白受苦。

可是黄郛还是去了。夫妇二人从来夫唱妇随，到哪里都结伴同行，唯有这一次，沈亦云并未随行。

她的预感是对的。蒋、黄见面之后，黄郛果然再难脱身。

“黄先生”又成了“兄”，“蒋先生”又成了“弟”，蒋介石承认自己以前有亏欠兄长的地方，并重新把铸剑上的那句话搬了出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我做弟弟的现在有极艰难之处，哥哥你一定要帮我！

这个世上，哥哥帮弟弟，确实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黄郛重回莫干山，已经是为北上打点行装了。

沈亦云深知华北局势的糟糕程度，她悲伤地对丈夫说：你这一去，必定是焦头烂额。

此时的黄郛已经50多岁，身体并不好，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而山外的那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多得数不胜数。

黄郛沉默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

此行“非仅为弟，更兼为国”，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山中做永久的“事外逸民”，国家一旦垮下来，覆巢之下并无完卵，我们将无山可入。

不作努力，以后一定会后悔，如果尽力了，则心安无怨！

第2章 知己知彼

黄郛出使北上，是奉政府之命总揽华北政务，其职位在何应钦和黄绍竑之上。但是除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这一个空头衔外，他几乎一无所有，能依赖的，只有政治运作上的技巧和能力。

首先要知彼。

当时中国外交界，甚至包括整个政界的实际情形是“重西洋，轻东洋”。所谓“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这些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就像普通国人一样，基本都浮于表面。

顾维钧和颜惠庆虽号称中国外交界的双子星座，然而他们俩也只擅长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却与西方人多有不同。

到了“九一八”之后，但凡能跟日本人沾点边的，都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致造成对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在朝没有，在野也少有。

华北之敌主要就是日本，不知彼，如何过招？

为了知彼，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搜罗人才，哪怕是到“旁门左道”中去扒拉。

在黄郛的政整会中，“日本通”占了一半。这些人以殷同、李择一、殷汝耕为代表，他们以前或怀才不遇，或为名士所不屑，但毋庸置疑的是，此辈在刺探日本情报以及对日交涉方面的能力又确实都很强，有的甚至还是超强。

王安石批评孟尝君，说他的三千门客大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事实是，若无“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恐怕连秦国都逃不出去，哪里还能再装什么高雅。

世间万物，但尽其用而已。“鸡鸣”也罢，“狗盗”也好，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不让他们出轨，则事无不成。

换句话说，假如黄郛只能或只会用跟他一样的人，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20年政坛生涯也算是白白经营了。

政整会的另一半，却不是人才，岂止不是人才，有的还是蠢材、废材、垃圾。

这却是出于知己的考虑，不得不如此。

黄郛对国内情形的认识十分清醒：在华北，失意的军阀政客到处都是，对外他们犹如一盘散沙，只能退不能进，对内则尽扯后腿，胸脯拍得震天响，谣言造得满天飞。

这些人最易被日本人利用，在旁边跟你捣乱，黄郛的办法是拉住那些跟他们有联系有交情的“皮条客”，实行以彼制彼。此类人物以王克敏为代表。

过去黄郛做官，在选人用人上向来不肯苟且，更不容许冗员的存在，如今也只好尽量往政整会里塞人，哪怕是把这个临时机构塞得满满当当。

1933年5月15日，黄郛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出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些民间过激团体，后者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是敢与日本人接触，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挂了，那可实在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

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雨，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黄郛有什么脱困之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对方能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他一定坚决服从。

因为不久前关东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滦东之战，东北军再次溃退，兵败如山倒，日军即将兵临天津城下。

黄郛到了北平一看，那里还要紧急，已经三面被围了。

在华北军事会议上，出席的大部分将领都对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只能以小时计。

徐庭瑶从南天门撤出，三个主力师伤的伤，残的残，连防守北平城都很勉强。

29军刚到喜峰口那会儿，还“进时如虎”，自丢失喜峰口后，便“退时如狗”，等到第二次滦东之败，士气已一蹶不振，到了“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的程度。

倒是因丢失冷口而颇受非议的商震，在会上答应再守一天，成为全场最能负责的人！

原先的“双巨头”何应钦和黄绍竑束手无策，连军队都指挥不动，大家眼巴巴地都在等黄郛拿出“脱困之法”。

黄郛的策略，就是联系日本外务省中的“稳健派”，展开停战谈判，以期获得喘息之机。

事情其实已进展得大体有些眉目，不料外交部突然取得的一个“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向国联告状无效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宋子文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上面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须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能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中的“强硬派”重占上风，他们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面对面谈，背地里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毫无诚意。

谈判大门突然被关，黄郛对此始料不及，前期的所有努力也全部付诸东流。

打仗打不过，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华北“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棘手的，最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华北形势只会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600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大一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担保之一的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他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也成了问题。

既无钱又无兵的黄郛，到北平后的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象，但就在这种困境下，他仍然天天召集“门客们”开会，苦思良策，乃至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

第3章 鸡鸣狗盗

5月22日，看到大势将去，黄郛决定撤离北平。

众人打包的打包，装箱的装箱，只有黄郛自己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中午，他接到了李泽一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中，李择一显得非常紧张和神秘，要求黄郛赶快跟他到一个地方去，而且身边不能带任何人。

黄郛听罢，放下话筒，返身急出。

直到第二天凌晨，黄郛才返回公寓，他的精神极度疲惫，然而含笑告诉人们：可以不走了。

多少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日本方面同意停战谈判！

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孟尝君被软禁在秦国，并即将面临杀身之祸。这时他派出了一位善于钻狗洞偷东西的门客，后者盗来狐白裘，献给秦王的妃子，从而化险为夷，这就是所谓的“狗盗”。

李择一本人名声不佳，却长于刺探日本情报，几乎就是传说中“狗盗”的化身。他得到绝密消息：原先反对停战谈判的“强硬派”突然又软了下来。

软是没有办法不软。因为“强硬派”之所以有底气推翻“稳健派”，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像“满洲国”一样，自己复制一个“华北国”出来。

然而操办这件事的板垣却意外地把事情给办砸了。

说意外也不意外，板垣按照“以华制华”的思路，在平津两地到处寻找“华北国”的傀儡人物，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上钩。

有的是突然身体欠佳，怎么敲门也不肯开。有的当着板垣的面倒是客客气气，也答应可以考虑考虑，但考虑来考虑去，就无限期地这么“考”下去了。

板垣所不知道的是，黄郛在这之前早就作了防备。那些他硬塞进政整会的“皮条客”们不是吃干饭的，他们别的本事没有，磨嘴皮子的本事还有的是。

经过一恐吓一宣传，那些“失意的军阀政客”即使有意，也轻易不敢应招，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板垣不仅拉拢不到华北的“第一流人物”，连“二腕”、“三腕”甚至“小腕”都很难搞到手。

在“史上最差劲猎头”板垣彻底失败之后，“强硬派”措手不及，灰心丧气，“稳健派”的主张又重新有了市场。

黄郛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李择一抓住机会争取“稳健派”的支持，终于在即将撤离北平的最后一刻，使局面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折。

可是孟尝君的故事才刚刚开了个头。

话说孟尝君连夜逃出秦国，到函谷关的时候已是半夜。按照秦国法规，函谷关是要天明鸡叫才能开门的，可这黑漆漆的，到哪里去抓鸡而且还要让它叫呢。

眼见得前有阻拦，后有追兵，正在犯愁之际，守关士兵忽然听到了“喔喔”的鸡鸣之声，他们不知究竟，以为天快要亮了，便糊里糊涂打开了门。

这个“鸡鸣”，却是来自于孟尝君一个门客的口技。

黄郛虽然争取到了停战谈判，但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谈判，日本人获胜在先，在谈判中拥有绝对优势。如果他提出你根本无法接受的要求，最后的成果仍然只能归零。

黄郛决定派殷同去长春。

殷同是政整会中最能干也最得力的“日本通”，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跟日本人谈话聊天从不用翻译，属于对日谈判中的佼佼者。

殷同到长春后，立即通过各种关系，与关东军司令部进行秘密接触。

因为黄郛对日本内部的情况研究得非常透彻。这个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看似决定大政方针的是政府，其实军队才掌握绝对实权，说的话才真正算数。

未来的谈判对手不是外务省，而是关东军。

殷同告诉对方，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整会，虽然是中央所派，外面打的也是中央的旗帜，但里面没几个是地道的国民党党员，连黄郛本人都是无党派的。一旦由黄郛主持华北政局，以后绝不会有敌视日本的情况发生。

关东军方面一边点头，一边又提出疑问：那这样的话，你们政府会对这个政整会支持吗？

殷同说，支持啊，怎么会不支持。

你知道黄郛的义弟是谁吗？蒋介石！政府和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况且，黄郛和行政院院长汪先生也是好朋友。有这两个巨头撑着，华北还有哪个组织可能强过我们。

听到这里，关东军高层的心情可以用如释重负和心花怒放来形容。

由于那个恨铁不成钢的板垣的胡搞，关东军本来想另建伪政权的打算已经完全落空了，华北的水没按照预想的那样被搅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一度非常失落。

没想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一看，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极可能就是那个自己以前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人。

你看，与国民党无关，却又得到政府巨头的支持，亲日，亲满，几乎我们原先设想的所有软硬条件都具备，有的还超出了预期。试问，以今日之华北，还能找到比他们更好的班子吗？

武藤甚至感到庆幸，亏得那个不争气的板垣办砸了差事，要不然他最后鼓捣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破玩意儿呢。

至此，关东军对于停战协定的期望值就简单多了，那就是把这个“可爱”的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扶上马即可。

如果说黄郛手下也有一个“鸡鸣之徒”，那就是殷同。他不仅拿话打动了关东军，而且摸到了对方的底牌，那就是只要签一个军事协定即可，到时关东军会自动撤回长城一线。

在军事严重失利的情况下，协定虽然不平等，但已经算是中方能争取到的最好方案了。

请黄郛出山，证明蒋介石眼光不俗，他的这位义兄确非一般之人，在乱局之中，其操作手法之老到，纵横捭阖之能力，进退得失之把握，令人叹为观止。

只有经历那么多年的政坛阅历、升沉荣辱和不间断的观察思考，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高手。

可是黄郛还有担心，他担心的不是日本军部和关东军，而是另一帮人。

第4章 生死时速

通过情报刺探，黄郛发现，外务省中的“强硬派”一直在打着一个小九九，那就是要制定一份政治协定，并将其与军事协定捆绑在一起。

在这份拟议的政治协定中，包括了国民党党部以及中央军完全退出华北等三个政治条件，几乎都是对中国利益具有致命杀伤性的狠招。

如果把外务省的政治协定加进来，就等于华北被日本完全占领了。

正式谈判前，必须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黄郛的办法是让“稳健派”去说服“强硬派”，但是效果究竟如何，却不是黄郛能够预料得到的。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事前知晓答案的未知数，而政治外交跟战争攻伐一样，未知就意味着前面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开始谈判，因为关东军的底牌他已经摸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久，越对中方不利，可谓刻不容缓。

但此时的黄郛陷入了一个进退不得的困境，让他陷入这一困境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自己人。

外界的舆论压力自不待言，听说要进行停战谈判，斥其为“亲日派头子”、“大汉奸”的言论不绝于耳，这些黄郛都可处之泰然，暗杀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受不了。我不看报，不上街，把佛家入静的功夫都拿出来，总行了吧。

让黄郛最被动的恰是他义弟的态度。

蒋介石的要求是，即将签订的停战协定不能超过上一年“淞沪停战协定”的条件。

但事实上，淞沪会战和长城抗战并不一样，前者是平了，后者是败了，要达到一样的结果怎么可能？

捏着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倒算着转瞬即逝的谈判日子，黄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能够怎么办呢，只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悲愿绝不至卖国，智慧绝不至误国”。

蒋介石的指示电报通篇都像在作秀，大敌当前，大祸即至，还要摆出一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爱国领袖形象出来。

黄郛最不能原谅的恰恰是这一点。因为谈判议和这件事非常敏感，只要蒋介石缩一缩脑袋，他就可能要像济南案那样当替罪羊了，最后不仅事情办不好，还要饱受指责。眼前的事实就明摆着，今后的人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电文，就会认为，你蒋介石是好人，我黄郛是坏人（“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说蒋介石有作秀的嫌疑，这是难免的，站在他那个位置，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他本人的真实想法。

在他看来，日军眼下已经胜券在握，兵临城下，他们会选择主动和我们停战吗？

绝不可能！

所谓停战，不过是一个传说！那是吓吓我们的，让我们自动撤退，然后日本人就可以不花一点本钱，唾手而得北平。

小伎俩而已嘛，以为我看不出来？

其实这也怪不得蒋介石。在日本，天皇、政府与军队并不是一码事，这个秘密连当时中国外交部的一流外交家都不是很清楚，更遑论蒋介石。

说到底，这世上的很多东西，大抵都属于潜规则的内容，如果你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表面到表面，是永远无法领悟的。

此中关节，黄郛却早已看透，而且他还认为日本内部的这种矛盾，正是中方可利用之处。

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所谓生死时速，盖不为过。

关键时候，黄郛不得不运用“双巨头”的力量。

黄绍竑星夜兼程赶到庐山，当着面对蒋介石汇报了华北实情，后者在了解来龙去脉后，才明确肯定了黄郛的做法：处理得对。

但是，蒋介石还是心有不甘。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最后再确证一下北平究竟能不能守住。

后者明确答复：守不住！

听到“双巨头”都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蒋介石明白黄郛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说的全是真话。

随后蒋介石给黄郛发来急电，告知：只要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你就去签吧。

这一天是5月30日，关东军规定的期限早已超过，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让黄郛惊心的是，外务省内部的说服工作失败了，“强硬派”始终不肯放弃政治协定，并计划列席停战谈判会场。

谈判马上就要开始，但黄郛已经用尽了能想出的所有办法，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准备了一个停战协定草案，并且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这个停战协定就是关东军的军事协定，它跟殷同了解到的内容没有多少差异。

在谈判中，中方也想跟日方讨价还价，可战败者哪有还价的资格和权利。冈村愣是板着个臭脸，别说一步，半步都不让。

怎样答复，非常简单，yes或者no。

冈村一副战胜者的腔调，那是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他当时不会预料到，12年后，他也会作为一个屈辱的战败者，垂首弯腰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中方代表看到已无任何转圜余地，不得不颤抖着手，在日方提案上落笔，签字。

日后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塘沽停战协定”至此尘埃落定。

对签订这份协定，黄郛实出无奈，在给他的义弟蒋介石的电报中，曾用了这样八个字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兄泪内流，兄胆如裂！

唯一感到庆幸的是，那份政治协定一直都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在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黄郛的出手终于收到了奇效——关东军根本就没通知外务省的人到场。

自从武藤、冈村等关东军高层接触殷同后，他们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华北交给这个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是找对了人，用不着再节外生枝。

没错，上面是打过招呼，说外务省有个什么政治协定想一道签，还要派人列席谈判会场，可是我们得问一问，这场仗究竟是谁打赢的？荣誉又应该归给谁？

我们关东军死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大的力，光荣和梦想都是属于我们的。停战谈判，那是多神圣的事，怎么能让就靠张嘴吃饭的所谓“外务省官员”来搅和呢？门都没有！

当外务省的人气喘吁吁地赶到谈判现场时，停战协定早已签完了。毫无疑问，这些人是要跌足长叹的：失此机会，大势去矣，可痛惜哉！

冈村一分钟前还神气十足，颇为自己刚刚表现出来的“酷劲”而得意，一分钟后，等他翻完“强硬派”带来的提案时，一样懊悔得不得了，觉得失去了一个狠斩中国一刀的大好机会。可是表面上他还不能说出来，只好自我安慰：别伤心，以后还有机会。

然而伤心总是难免的。事实上，这个“外务省提案”的部分内容，与两年后日本人想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中方当时签订了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协定，不仅等于从文字上默认了伪满，而且整个华北也将提前再陷危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作出别的选择，但在军事协定和政治协定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拒签政治协定，就等于拒签了军事协定，如此，又走到关东军继续进兵，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一体沦丧的老路上去了。

可以说，黄郛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把日本对华北的入侵整整推迟了两年，相应地也使中国得到了两年的喘息备战时间。

停战协定签订仅一个月后，南京政府的对日秘密备战就迅速启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第5章 苦斗苦撑

华北危机已经初步度过，黄郛个人的危机却刚刚到来。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个人始终殚精竭虑，身负重压而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四处奔走，晚上12点还不能休息，以致“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

如此不要命的折腾，换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斥骂和非议。

有人认为报上刊载的“塘沽停战协定”条款并非全文，怀疑另有附件或幕后约定。

日本人怎么会那么好说话呢，眼看仗都打赢了，结果说退兵就退兵，肯定是黄郛这些“卖国贼”跟他们私下有过什么勾结，背地里不知又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

这算好的。还有人说，你们签这个协定什么意思，我们的东北四省还想不想要了，为什么不在上面加上一条，让日本人把抢我们的地方全还回来呢。以长城为界，不就等于承认那是伪满的“国界”了吗？

黄郛纵有千张口，亦难为自己辩白。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唯《大公报》等寥寥数家。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此时最让黄郛感到伤心的还是孤立无援。

由于身处敏感之境，官场同僚不是对之口诛笔伐，落井下石，就是躲着他跑，有时甚至蒋介石都有意无意地保持和他的距离，没有一点“甘苦来时要共尝”的意思。

这就是艰苦努力后所能得到的全部报偿，你终究还是别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北方的春天，只有阴霾，没有晴朗，只有失落，没有喜悦，只有孤单，没有理解。

幸好，南方还有一座莫干山，那里还有自己深爱的女人。

沈亦云起初对黄郛出山十分悲观，但在各种流言蜚语袭来时，她毅然选择了以身挡箭：外交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如今仗打输了，不是我丈夫的错。他只不过是与政府互为表里，一唱一和，以分担国家责任罢了。

黄郛想念着南方，可他仍然不得不一个人在北方继续苦斗苦撑下去。

华北的两年，不是容易的两年。

关东军答应签订停战协定，是有其用意的，那就是要把黄郛的政整会发展成自己的代理组织，如果你一点便宜都不让他占，这只东洋恶虎几乎肯定还要继续伤人。

与日本人较量，黄郛不是硬碰硬。

你日本不是有柔术吗，我拿来为我所用，处处以柔克刚，让你拳拳落空。

黄郛曾引用家乡的一则故事，来形容自己的谋略：我老家（浙江绍兴）附近有海。有一天舟行海上，忽然从海里蹿出一条大鲨鱼，张着大嘴要将船一口吞掉。这船上的人可吓坏了，因为从来也没看到过这么凶悍的鲨鱼，于是划着船就跑。

鲨鱼在后面紧追不舍，咫尺之间，眼看着就悬了。

船上有糖包，人们在慌乱之中，就掷了一袋糖包过去。这鲨鱼接在嘴里，吧嗒吧嗒，真是好味，追赶的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可是糖不一会儿就吃完了，马上又追。

没办法，只能继续扔糖包。鲨鱼接在嘴里，吃完再追。如是者三，糖包将尽，船也靠岸了，而鲨鱼仍不肯舍。

不舍的结局就是倒了大霉，被船上的人轻松搞定。

原因嘛，离岸太近，鲨鱼搁浅了。

黄郛之意尽在其中：面对着穷凶极恶的鲨鱼，你不能一点甜头都不让它尝，但是又不能让它尝得太多，这就取决于船上人对分寸的把握。

外交场犹如生意场，有得必有舍，有舍必有得，重要的是不能因小失大。

黄郛一方面督促关东军撤出关内，另一方面也同意与其进行通车通邮谈判，并作出了适当让步。

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政局即趋向平稳，经济上也大有起色。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而当年夏季，已俨然成为一方乐土。

相比对外，最难的却是对内。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天生的弊病，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东北军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安局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

大战之后，华北驻留着很多部队，民力和财政难以负担，黄郛便想“裁兵减饷”，以节约开支。

然而这个东西却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华北各省巨头，平时再英雄，都过不了这一关，对此无不牢骚满腹，一肚子不满，多次要实行所谓“联省自保”。

黄郛虽然是名义上的华北总负责人，手上却没有军权，华北哪怕最小的诸侯，腰杆子都要比他粗得多，所以事情不仅办不成，反而还要受一肚子窝囊气。

在停战协定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沈亦云曾劝丈夫辞职，但他认为华北遗留事务还很多，自己不应一撒手就跑回来。

这一次他终于感到了力不从心。

在华北坚持一年后，黄郛南下杭州，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了辞职。

这其实已经是他在一年之中第三次递交辞呈了。

两人谈到深夜，估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些来火：好了好了，你实在不想去就不去吧。

此话一出，黄郛如释重负，多少天的心思一下子全放了下来。他回寓所后就马上把这一喜讯告诉给了沈亦云。

沈亦云同样有喜极而泣的感觉：丈夫从此不用再北上去活受罪了。

明天，我们就回莫干山。

可是刚刚睡下，电话铃就响了。

电话是蒋介石让人打过来的，他要黄郛明天早上晚一点动身，还有要事需要面谈。

沈亦云以一种女性的直觉，意识到情况可能有变，心事被吊起来之后，一个晚上都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登门，第一句话就是：兄长，你什么时候回北平去？

黄郛夫妇顿时傻眼了。

其实昨晚黄郛前脚刚走，蒋介石立马就后悔了。

自己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完全是一时兴头上的气话。黄郛如果真的走人，环顾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能挑得起他留下的那副担子。

见蒋介石又来纠缠，沈亦云再也忍受不住，这位当年的女子敢死队队长当场质问蒋介石：你昨天晚上还答应得好好的，要放过我丈夫，为什么现在要出尔反尔？

蒋介石很尴尬，只好赔着笑脸说：我义兄是为国家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呢？

不说到为国家负责还好，一提到这个话题，沈亦云气不打一处来：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而是地地道道的辱国差使，这种活，你应该让人轮流来干，为什么独独让黄郛一个人去承受？

蒋介石自知理亏，一时间被呛得哑口无言，涨红着脸作声不得，好半天才支吾着对沈亦云说：你是学过佛的，佛经里有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应该是明白其中深意的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沈亦云仍不肯松口：华北现在早已是一片亡国景象，黄郛在那里，比待在地狱还难受。

蒋介石今天是打定主意不肯走了，所以也急了起来：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能放手！

正是盛夏天气，屋子里非常闷热，沈亦云穿着夏衫，手中拿一把扇子，还觉得很难受，而蒋介石身穿军装，却拒绝打开电扇，只顾着嘴里滔滔不绝，样子既执拗又可怜。

见此情形，一直沉默不语的黄郛示意妻子不要再多说了，自己北上就是。

显然，眼前的这位义弟又到了最难的时候，你不帮谁帮呢？

第6章 病中策

可是新的一年更为艰辛。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占大便宜吃大亏，不占小便宜吃小亏的为人宗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认为他们在黄郛手中吃了大亏。

这个人不是国民党却胜似国民党，说的话，做的事，全是代表南京政府，绝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同时其人手段高明，在具体策略上都能做到有进有退，但又有自己的必守准则，使你无缝可钻。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吃。停战协定签也签了，只是再也不能让这个黄郛在前面挡着路，否则如何捞本？

此时29军也想在华北立足，一个地方，一个中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矛盾，前者甚至还有借日本人之力来排挤中央势力，赶走黄郛的意图和举动。

内外夹攻之下，黄郛身体每况愈下，在心力和体力上都到了再也无法支撑的地步，而局面却仍然在一天天继续恶化下去。

在又勉强支撑一年后，他向政府请了病假，回到阔别已久的莫干山，从此再未北返。

在莫干山，物是，人却已非。

翠绿依旧，炊烟依旧，山房依旧，可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完全静下心来，很多个夜晚，常常会被北方燃起的烽火所惊醒。

自黄郛南下后，留守华北的何应钦被日本人逼得几乎一步一退。

先是遭遇“河北事件”，被两个日本武官又讹又诈，造成了“国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接着又被迫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撤出华北，这些东西都被写在一张纸上，此即外传的“何梅协定”，其实只是一张便条，上面既无签字也没盖章，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但是它标志着华北的两年坚持已走向尾声。

当黄郛在莫干山听到这一消息传来时，犹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他放弃静养，亲赴南京，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建议，要求加快内部的抗战准备。

黄郛现在连远路都走不了，再也不可能去华北“尝甘苦”了，但政整会还存在。

黄郛建议赶紧解散，该用的用，该遣的遣，因为自己不在，已无法控制住这一充满着“日本通”和“皮条客”的临时机构，而我不用，敌必用，政整会很可能会走向反面。

政整会随即被撤销，黄郛的话也果然得到应验，殷汝耕、王克敏、殷同、李择一等后来都陆陆续续做了汉奸。

沈亦云越来越忧心。

她忧心的是自己的丈夫。

一天又一天，黄郛在日渐消瘦下去，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有时胸部还会剧烈疼痛。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

她在书上查到，当时有两种不治之症，一为吸血虫病，一为癌症，得了这两种病，患者都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而痛苦万分。

吸血虫病不太可能，悄悄地向医生求教，得知无端消瘦正是癌症的表象之一。

沈亦云又疑又惧，带黄郛出山一检查，果然，肝癌，晚期，医生判断只有数月的生命了。

对沈亦云来说，这是真正的晴天霹雳。

短暂相聚意味着的却是长久别离，人间事，没有比这更令人伤悲的了。

数月，对于聚首来说太短，对于分离来说却太过漫长。他们一道共过崎岖，共过忧患，共过寂寞，20年相知相守，一人去，另一人犹可独生否？

但是这一切，包括病情，她都不敢对黄郛据实相告，每天都是含笑入病房，一出来才愁肠百结。

黄郛不问，可是隐隐约约中已经猜到了病情之严重。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得病，经过华北两年的苦熬苦斗，曾经自言：此番煎熬，至少减寿五年！

他曾经希望以这五年的减寿，令大局稍安，可是大局却越来越显混沌，在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后，以前的种种努力眼看着已是前功尽弃。

黄郛一向对生死看得很开，只有这一件，他无论如何难以释怀。

当时的中国，手术台上的疑难杂症，一般都要请日本医生来操作。不需要他自己开口，日本大使馆几次主动上门推荐，说我们派最好的医生来帮你治。

黄郛摇摇头，拒之门外。华北正陷危机，他永远不能够原谅这个不可理喻的霸道之国。

有一天，一个人到医院里来看他。

看到这个人，黄郛忽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以致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没有人知道一贯稳重的他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只有守候在身边的那个聪明女子懂得丈夫的心思。

因为来访的是何应钦，此时又正值两广事变爆发。

看到何应钦来访，想到的是北方：他们一起共事，在华北整整抵御日本两年，可是华北最后仍然陷入危机，而且至今仍是隐患重重。

两广事变乍起，想到的又是南方：外患未止，内忧不断，仍然是四分五裂，仍然可能是一盘散沙，仍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有尽头。

难道我们曾经作出的所有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吗？

真是凄凉心境，堪向谁诉。

沈亦云走出门去，偷偷给蒋介石发了份电报，示意对方：你义兄心里还是放不下国事，你安慰安慰他吧。

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对兄弟之间的感情又开始微妙起来。黄郛对部下和同事宽厚，对自己位高权重的义弟却从来都是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这在如今说一不二的“蒋委员长”听来，自然很是不爽，私下里也不止一次发过怨言。

直到华北再度出现危机，黄郛病入膏肓，蒋介石才更深刻地体会到那里的“火坑”有多么深，替他跳“火坑”的人又曾有多么艰难和不易。

这个人的好，有一天你总会知晓。

蒋介石后悔莫及，不仅将自己的私人医生派到上海给黄郛诊治，而且经常发电报来探问病情。

在接到沈亦云的电报后，他立即复电一封，让沈亦云转告黄郛：两广那边的事我已经快要摆平了，你不要担心，还是安心养病，赶快恢复健康要紧。

黄郛住院后不能看报，也看不到电文，但他对时局的发展却始终了然于心。

在听妻子读完蒋介石的复电后，黄郛口述回电，授之以计：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哪怕生命早已在倒计时，这位腹有韬略的政治家所想到的，仍是国之安危。

在“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之所以登高一呼，就能汇集各路诸侯与倭决战，黄郛病中之策，实对其有莫大助益。

等蒋介石从广州归来，又专程去上海看望黄郛。这是兄弟间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一次诀别，因为蒋介石已确知黄郛患的是绝症。

时光不能够倒转，当年那个翩翩美少年，如今已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完全失去了模样。

蒋介石感触于心，他低头告诉义兄：抗战准备已经过半，再等个几年就可以全部就绪了。你个人所受的那些委屈，到时国家都将得到回报。

这也许只是对于病人的一种对症下药的安慰，然而黄郛听后极为振奋，一时精神大好。

蒋介石一走，他就对沈亦云说：要真是这样，我纵然死也值了！

黄郛于弥留之际，听到的最后一则好消息，是百灵庙大捷。

当天他就陷入了昏迷，醒来之后让人把沈亦云叫到身边，后者以为他要嘱咐什么家事，未料听到的却是断断续续的几个字：第一路……第二路……进……退……

黄郛早年从事军事，交卸军队从政后，便不再过问戎机，然而在这回光返照的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之上，纵马驰骋，杀敌御侮。

1936年12月6日，一代政治家撒手西去。

抗战胜利，蒋介石明令褒奖，称赞黄郛作为文臣，其功绩堪比战将（“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自从黄郛南下不归之后，华北局面一日危似一日，连何应钦都因顶不住压力，跑回了南京，但这时有人代之而出，撑住了眼看就要倒下的擎天之柱。

此人非同凡响，黄郛在华北苦撑两年之后，他又继续在那里独撑两年，然而同为政治家，两人从性格到作风又截然不同。

黄郛是一个很真的人，这个人却真真假假，哭哭笑笑，一生演过的戏连他自己都数不清，黄郛有既定的深远策略，这个人擅长的却是变幻不定的纵横之术。

他就是萧振瀛。

黄、萧不同，很大程度上还缘于角色定位不同。

黄郛为国之干臣，所思所虑均从国家大局出发，有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萧振瀛出自29军，他所要努力争取的，首先必须是“主公”宋哲元和29军这个团体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他当不成诸葛亮，最多只能做宋公明旁边那个拿纸扇的智多星吴用。

长城抗战，29军能够一举成名，与萧振瀛的宣传技巧是分不开的——说得好听叫宣传，说得不好听其实就是吹。

第7章 病中策（2）

当时从古北口到南天门，战事比喜峰口要激烈得多。徐庭瑶不仅善筑工事，而且多次派兵夜袭日军，有的战果绝不比29军小，可是他吃亏就吃亏在不会吹。

在前线坚守的几个月里，徐庭瑶一共就接受过一次采访，就这次采访记，也在报上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原因是读者不爱看。

让人们爱听爱看，这是萧振瀛的长处。

晚上出去摸营，你说几点到几点，枯燥得跟个流水账一样，谁要看？

你得把场面弄得惊心动魄，犹如探险记或武侠小说，让人津津乐道，如身临其境才行。

阵地之上，说起伤亡，大家都是一堆又一堆，而且喜峰口比南天门还丢失得早，这要照直说出去，多让人丧气。

绝不能这么说，伤亡大是确实的，可是你得强调敌人伤亡还要多还要大，我们一个小伙子，拿大刀砍人家七八个乃至十几个绝不在话下，这样才能提神给力！

反正又没有谁会去精确统计，吹多一点，吹大一些，没事的。

萧振瀛最绝之处，就是把29军本来不得已才用上的弱项——大刀给编排成了自己的品牌logo，几乎就是天下第一神器。

29军的英雄们大刀一举，砍瓜切菜，什么机枪呀，大炮呀，坦克呀，能砍的全给他砍掉。我们就只要带一口袋过去，回来时口袋里装的便全是黑压压的鬼子脑袋。然后往一被砍倒的装甲车旁边一站，拎一口大刀，不要太上照哦。

在需要大侠的时候，大侠集体现身了。

寄托在这个大侠梦上的，有若干年后的《大刀进行曲》，还有民众捐赠的礼物——到喜峰口慰问29军的女学生们特地带来99把大刀！

萧振瀛到上海为29军募捐，到处受到欢迎，各方人士纷纷慕名来访。这里面，萧振瀛最重视结交报界大亨，并与《申报》老板史量才结成了莫逆之交。

上海大报，以《大公报》和《申报》最为著名。《大公报》属于主流报纸，但它层次太高，离老百姓太远，《申报》看上去虽俗了那么一点，然而俗才好啊，老百姓爱看，这就是真理。

史、萧二人荡舟于黄浦江上，一个引吭高歌，一个吹箫相和，搞得十分热络。萧振瀛负责为史老板提供有关于29军的独家猛料，史量才则在报上卖力鼓吹。一时之间，《申报》几乎成了29军的垄断报纸。

渐渐地，在人们印象中，提到长城抗战，便只有29军，而大刀队的神人们，也渐渐可以与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相媲美了。

29军由此大出风头，身价百倍，不仅翘然独出于杂牌军队之上，连中央军都望尘莫及。

长城抗战结束，各诸侯都想在华北分一杯羹，宋哲元和29军也不能例外，为此奔走的当然还是萧振瀛，他的目标是为29军谋取北平。

华北的名义主持人是黄郛，可是不管萧振瀛怎样施展手段，开尽后门，最后还是屡屡吃闭门羹，不得其门而入。

一个强的遇到了另一个强的。萧振瀛的纵横术第一次遭到失败，而黄郛总揽全局，他也绝不会听任一支地方军队在华北形成气候，这就导致了黄、萧交恶的开始。

归根结底，这两个政治家，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各为其主，各思其责，冲突实在是不可避免的。

那个年头，谁有枪谁就横。宋哲元达不到目的，便和其他诸侯一起对黄郛来了个不合作，凡是黄郛在会议上提出的议案，他们都大唱反调，说黄郛在“卖国”。

黄郛在华北寸步难行，加上日本人逼迫，不得已南返避入莫干山中。

华北诸侯如此跋扈，让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感到十分棘手，便由南京行政院下达命令，准备将一些地方军队调出华北，其中也包括29军。

29军这些将领，早在北平买田置地，没一个肯走，但不走就是抗命，这个罪名说有多大就有多大，弄得不好还得挨中央军的揍。

正在彷徨无计之时，萧振瀛突然发现并抓住了一个机会。

在“何梅协定”签订之后，中央军被迫撤出华北，北平城的防守因此变得十分空虚。

日本人不便直接动手，但他们可以利用那些“失意的军阀政客”生事捣乱。于是，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撺掇和怂恿下，便发生了所谓“正义自治军”叛乱事件。

当时平叛的是城外的东北军，可是东北军实力有限，军纪也不好，这让人始终放心不下。

萧振瀛见此，急忙提出建议，表示29军愿意调兵防守北平。

当时何应钦已去南京，负责留守的人一听喜上眉梢。长城抗战，29军一战成名，绝对是一支声誉极佳的劲旅，正求之而不得啊。

得到对方的同意后，萧振瀛立即打电话，星夜调兵入卫北平。

总算插进了一只脚，可撤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仍不断地催促第29军南下。

看来汪精卫跟我们不是一边儿的，也只会跟黄郛一样“卖国”。萧振瀛转而找蒋介石，以“拱卫华北”为名请求让第29军继续留驻。

没有想到，从华北撤出第29军，原本就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共同之策。除了拿空话敷衍，萧振瀛什么也没能得到。

以前屡试不爽的纵横术再次遭到挫折，生意做不下去了，一贯自信的萧振瀛开始变得绝望无比。

按照行政院命令，29军在撤出华北之后，必须参加南下“剿匪”，并且很有可能会在“剿”的过程中拼得一干二净，一想到这里，萧振瀛就感到不寒而栗。

此时有客来访。

这也是个到处混事的主，他问萧振瀛：你们29军想不想在华北继续待下去？

当然想啊，傻瓜才会不想。

那么附耳过来。

听罢，萧振瀛的脸色变了。

来人说：为今之计，只有搭上日本人这条线，29军才能留在华北，并把位子坐稳当。

眼前可能是杯藏了毒的酒，但为了让29军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不喝看来也是不行了。

萧振瀛一咬牙，一跺脚：那我就去见他一见。

见到的人是土肥原，作为“土匪的源头”，他一直在华北播撒祸患的种子。

起先气氛尴尬，因为大家都知道，29军在喜峰口砍过日军的脑袋。

萧振瀛在国人之间纵横惯了，但纵横日本人还是头一回。

他侃侃而谈：29军虽然跟你们打过仗，但是各为其国，我们之间并无私仇。现在签了停战协定，就应该化敌为友。

你们先前找黄郛谈判，那是找错对象了。黄郛，一光杆政客耳，他能做什么主呢，就是他答应了，我们军人不答应，原来答应的还是无效。

土肥原承认萧振瀛说得没错。

虽然赶走黄郛，但“失意的军阀政客”里面又挑不出中用的，好不容易搞次叛乱，还被一下摆平了，所以他也很是着急。

萧振瀛说：你们要谈判，找我们啊！

我们手上有枪，我们答应了，就能算数。

土肥原眼前一亮，那行，只要你们不反对日本，就可长驻华北，而且我们日本会支持宋哲元。

土肥原代表的是日本军部，有了这条线，宋哲元变得有恃无恐，蒋介石毫无办法，只得解除了调29军南下的命令。

1935年8月28日，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接替张学良成为华北第一诸侯。

蒋介石在看到第29军欲挟日以自重后，迅速指示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大使接触，想夺回华北问题的对日谈判权。

第29军所恃者，就是能够与日本人谈判。土肥原们都是很现实的，他们能逐黄郛而交29军，难道就不会在获利之后，再次抛弃29军？

纵横大师萧振瀛再施纵横术，他跑去当着面问土肥原：你们日本是军人做主，还是外交做主？

土肥原听说外务省横插一杠子，果然大为气恼。妈的，华北是我们军人流血流汗打下的，玩嘴皮子的却想来抢功，做梦！

立即报告军部，后者也马上向外务省施加压力，军部发了火，外务省连个屁都不敢放，结果日驻华大使被召回国，南京外交部连谈判的人都找不到了。

事已至此，蒋介石只得派特使去北平和宋哲元摊牌。

宋哲元托病不出，萧振瀛出面谈判。

特使问：华北处境很是困难，今后对日外交由谁负责？

萧振瀛回答：只要29军在华北一天，我敢负责！

黄郛有一个已经撤销的政整会，宋哲元要做华北的No.1，就必须成立新的机构，这就是政委会。

政委会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风声一经传出，遭到了华北各界舆论的强烈反对，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一个星期之后，北平又经历了同样规模的示威游行，使得政委会的“开张之喜”不得不一再延期。

1935年12月18日，政委会正式宣告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从此，华北又恢复到了以前地方派系拥兵自守的局面，只是姓张的换成了姓宋的而已。

第8章 纵横四海

萧振瀛“拥宋主冀”终于如愿以偿，成为29军控制华北的第一功臣，与此同时，他必须继黄郛之后肩负起对日外交之责。

作为宋哲元手下的第一谋臣，萧振瀛深知可马上夺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因此他重新定下了“逆取顺守”的策略。

对于被称为中央的南京政府，之前利用日本，是为了迫其就范，可谓之“逆取”。但在“逆取”成功之后，却不能再窝里斗，而要“顺守”，因为只有背靠“中央”这棵大树，第29军才有真正的实力对付日本。

当时在北方，除华北之外，日本人还在推动“内蒙工作”，竭力拉拢内蒙古的德王独立，而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之后，连华北都稳定不住，对内蒙古就更难顾及。

萧振瀛便设想了一个蒙察联盟的方案，以劝德王悬崖勒马。

他写了一封信给德王，约对方到北平商谈，但是后者正处于动摇之中，怕遭到暗算，不敢来，希望萧振瀛先去百灵庙。

宋哲元召集众将一商议，都觉得还是不去为好。

想那德王被日本人利用，必定心怀鬼胎，而且他至今态度仍不明朗，贸然前去，如入虎穴，太危险了。

萧振瀛说，我去！

内察靠近我们察哈尔防区，第29军陈兵境上，怕他怎的。若是他依从联盟，还则罢了，万一不从，我必“挟之以归”，把他给活捉回来，到时大军横扫内蒙古，易如反掌。

唯勇士方能有此豪气，连身经百战的宋哲元及其武将们都被打动了，纷纷“壮其言”。

萧振瀛立即带上卫士，到百灵庙与德王相见。

此行果然非常成功，不仅促成了蒙察联盟的签订，宋哲元、萧振瀛还与德王八拜结交，成了兄弟。

在绥远抗战之前，内蒙古就以这样的方式暂时平定下来。

萧振瀛专门敦请蒋介石北巡，内蒙古的德王、云王，华北宋哲元，山西阎锡山均至山西大同晋见蒋介石，表示服从中央。

这是当时萧振瀛为了“顺守”，在内部团结华北群雄而走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棋，也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进一步欣赏和认同。

在华北，萧振瀛则需面对面地对付日本人。

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在用，不是你用我，就是我用你，关键是得看谁利用谁。

毫无疑问，我萧振瀛利用了日本人，可是利用完之后，却绝不能真的躺到日本人的怀里去，否则，就要被其所用了。

千万得记住，第29军是以抗日起家的，这是立身之本。一旦做了汉奸，必定遗臭万年，子孙后代都要跟着挨骂。不仅如此，日本人还会看不起你，认为你贱，可以“任意狎侮”，到时将穷于应付，里外不是人。

所以只可表面应付，绝不能真当汉奸。

萧振瀛和黄郛，曾是政坛上的一对死敌，如今却殊途同归，要为同一件事而在华北苦战到底了。

萧振瀛的一大特长，就是惯于在人际交往中做手脚。他在平津两地不时举办宴会，把那些日本特务和武官都请过来做客。

先吃，吃得个个脑满肠肥，再喝，喝得人人晕晕乎乎，不知西东。吃完喝完之后，还送礼，没一个让他们空着手走的。

日本人也是人，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私下要价时就不太好意思逼人太甚了，而萧振瀛就利用你欠他这种心理，不断地跟你拖，跟你绕，缠来绕去，就是不给你个准信。

这就叫花小钱，得大便宜。

土肥原是华北日本特务的头，29军谈判的主要对手，当然是萧振瀛重点争取的目标。

于是，萧振瀛便和土肥原做起了“哥们儿”，除了没有换帖做兄弟，两人什么亲热来什么，他甚至还把有自己题款的字画送给对方作纪念。

然而土肥原这家伙着实够奸，一不留神经常会钻你的空子。

29军要驻防天津，华北“驻屯军”竟然不许他们通过。萧振瀛便毫不客气地打了个电话给土肥原：你们不是说要亲善吗，怎么这样不讲道理，竟然拦阻我们接防？这事你得给我办好。

土肥原说，这次我帮你忙，不过下次如果我有事，你也得帮我个忙。

萧振瀛急于让29军驻防天津，便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只要这次事情办成，以后的事好商量。

土肥原给军部打了电话，经过他的疏通，29军顺利进入了天津。

过后土肥原却把萧振瀛叫到机关部，拿出一张写好的文件让他签字。

萧振瀛低头一瞧，这条件怎么可能答应呢，而且事前根本没有商量，不成，不成。

不管土肥原使尽什么办法，软磨硬泡，萧振瀛就是不肯签字。

土肥原喘了口气，忽然问萧振瀛：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萧振瀛哑然失笑，咱们这么要好，我连这个还会不知道吗。

土肥原却一点笑意没有，反而做一脸深沉状：不，你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知道。

我就是传说中日本武士——的后代。

萧振瀛饶有兴致：哦，不错。

土肥原来劲了。

我们大日本武士有一个规矩，那就是：一旦失败将切腹自杀。

现在你不肯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没有办法回去交代，只有履行武士道精神，朝自己肚子上划十字了。

萧振瀛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土兄，其实一直以来，我也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呢？

我立志要成为一个中国的武士，而我们中国武士的精神就是：不成功便成仁。

说着话，萧振瀛刷地从身上拔出手枪，大叫道：要是我接受了你的条件，我就失败了，只有自杀一途。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会说出这样的话，反而愣住了，赶紧劝萧振瀛把枪放下。

这回轮到萧振瀛来劲了。

为什么要放呢？不能放。

你不让我自杀，那咱们就来“他杀”。你开枪打我，我也开枪打你。记住，你的枪法一定要准一些才好。

现在我来数数，一，二，三……

土肥原吓得魂飞魄散，忙赔不是，打圆场：事情不致如此，不致如此，我们可以慢慢再商量。

可以“慢慢商量”就好，萧振瀛收回了枪。

接下来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又把土肥原给彻底雷倒了。

萧振瀛哭了，而且还是大哭。

搂住土肥原，眼泪鼻涕擦了他一身。

土兄，你怎知道萧某之苦楚哦。

“商量”条件，变成了萧振瀛漫无边际，滔滔不绝的“诉苦会”。

此后，只要土肥原一提到他的那些条件，萧振瀛二话不说，就是大哭，哭得昏天黑地，哭得鬼愁神悲，哭得对面的土肥原呆若木鸡。

当时很多人都看出来了，萧振瀛在这里套用的是《三国演义》中刘皇叔曾经用过的那一招。

大家看三国，可能觉得刘备很窝囊，什么都不会，文不能提笔，武不能上阵，就会哭。

可你知道吗，人家那江山就是哭出来的。不会哭或不肯哭的能人多了，最后却都心甘情愿，排着队跟他干，而且一个比一个忠心，你还能再小看这一哭吗。

正是：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想做强人就得去多流眼泪。

作为“中国通”，土肥原哪能不知道这点典故，可知道又能如何，你还能当着面指责这位悲从中来的“老朋友”是假哭不成？

土肥原呆了半晌，也哭了：萧先生，你总得让我对政府有个说法呀。

萧振瀛抹了抹自己的眼泪，站起来拍拍土肥原小朋友的肩膀：别哭别哭，我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

土肥原没有办法，只好放萧振瀛先回去。

经过这一回合的较量，连土肥原也不禁发出感慨：萧振瀛真是“胆大如斗”。

这是在我的地盘，他竟然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掏枪就掏枪，这样的人，太难搞了。

私下不行，就到正式谈判上去给你好看。

机关部的那一幕，对于萧振瀛来说，就是演场事先没有经过排练的戏。但是这场戏演得着实有些惊心动魄，而土肥原那种狗急跳墙，蛮不讲理的样子，也让萧振瀛直到回家后，仍气得脸色煞白。

他看得出，土肥原已经有些急了，今天的样子分明是图穷匕首见的表示。

马上要进行正式谈判，而这是萧振瀛的弱项。

第9章 纵横四海（2）

萧振瀛不是黄郛，他本人对谈判准则、程序内容这些形而上的东西确实不太精通。

怎么办，必须拉郎配。

萧振瀛找到的搭档是同为29军军师的秦德纯，不过秦德纯在以前的谈判中曾失过手，现在仍有心理阴影，非常害怕上谈判桌。

萧振瀛说，你别怕，我给你撑着，保险没事。

正式谈判开始，一方代表是土肥原，另一方代表是秦德纯，萧振瀛只是旁听。

谈着谈着，果然谈不下去了，或是土肥原强迫秦德纯接受他的要求，或是秦德纯一时找不到什么好词进行回绝，这时候就轮到萧振瀛上了。

他一上来，不说别的，就是对“老朋友”土肥原的响应——没错，讲得好，十分好。

究竟好在哪儿？

谁知道呢！

可我就是爱听，而且“拥护”。

萧振瀛的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反正我又不是正式的谈判代表，怎么胡说都行，就当消遣消遣你吧。

等他废话完了，秦德纯也休息够了，想好句子接茬再上，给土肥原打疲劳战。

此即以口号对口号。实际上就是秦萧二人唱双簧，一硬一软，把土肥原弄得云里雾里，搞不清对方的真实状况和态度，而萧振瀛也就达到了敷衍拖拉的目的。

这种谈判多了，原来胖墩墩的土肥原就真的有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危险了。

由于土肥原的“华北工作”难以取得进展，军部十分不满，只好把土肥原调回国。

萧振瀛送君千里，还特地给土肥原办了个告别宴会。

土肥原刚走，板垣来访。

如今的板垣早已今非昔比。当年这哥们儿由于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没有成绩，结果挂了一个虚衔，跑到国外去转了两圈。未曾想重回关东军司令部后却否极泰来，竟然无功受禄，接替回国的冈村宁次，当上了关东军副参谋长。

看来“九一八”的光环还真能受用一辈子啊。

自己的老伙伴土肥原在华北遇到坎过不去，他为此着急起来。

要不，还是我亲自来试试。

连关东军副参谋长都出动了，宋哲元免不了有些紧张，赶紧向身边的军师讨计。

萧振瀛很镇定。

不用慌，板垣这家伙估计还是来探路的，他屁股后面绝不会真的跟来一大群鬼子兵。

他的对策是，先让宋哲元亲自跟板垣接触，摸清对方的路数再说。

板垣来了。

先请他吃饭。吃完饭，按照事先的约定，萧振瀛一抹嘴，撤了场。

屋里就剩下了宋哲元和板垣两个人。

板垣君，有什么心里话，你就照直对我说吧，反正也没外人，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板垣一路上想了很多歪点子，翻来覆去考虑怎么把“那话儿”表达出来，想得脑袋都疼了。他根本没想到宋哲元会如此爽快，这么痛痛快快地急着要跟自己“交心”了。

那我还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当下，板垣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要华北完全独立，以及举兵反蒋这些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哲元。

宋哲元听完后却未做任何表示。

天太晚了，早点将息吧。我们明天再聊。

毫无疑问，板垣做了一晚的好梦。

第二天，萧振瀛来了，也请板垣吃饭。

呵呵，这好事，那真是一桩接着一桩，嘴巴都没有闲着的时候。

板垣所不知道的是，他马上就要开始做噩梦了。

“厚黑教主”李宗吾在“偏锋诡道”中言，厚黑之法，当以厚在前，黑则继之，如此可尽收全功。萧振瀛若在川中，真可继教主之衣钵矣。

他给宋哲元安排的角色就是“厚”，厚着脸皮把对方的心里话都掏出来，然后厚着脸皮装聋作哑，就当没听见一样。

现在板垣的所思所想，都已看得清清楚楚，接下来萧振瀛就要自己扮演“黑”，给板垣拍拍惊堂木，看他会如何反应。

酒席宴前，照中国人的规矩，萧振瀛请对方首先来说道说道。板垣这个“中国通”自然也要入乡随俗，假意推辞一番。

好，你既然假客气，那客随主便，我就先说吧。

萧振瀛话一出口，板垣就呆住了。

他说的是：日本长久不了。

要是在公开场合，板垣没准就得跳起来：你敢如此冒犯我们大日本帝国，疯了不成。

可这是在人家家里，他是客人，板垣就是再有气，也只能放在肚子里，还得装作很认真很谦虚的样子继续听对方编排下去。

萧振瀛胸有成竹：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中日两国，要是真正平等合作，双雄出击，全世界都不在话下。

可是你们日本想不到这么远，真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你们的想法，就是想打中国的主意，然而这是“舍远图而近私利”。试问，中国就这么好弄吗？非也。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振瀛的眼睛逼视着板垣的眼睛，那意思，精彩地方就要到了，快鼓掌啊。

板垣很无奈，只好强装笑脸，点了点头，算是认同。

萧振瀛继续发挥，开始下猛药了。

“贵国”嘴上说得是好听，今天亲善，明天合作，可事实如何呢？

今日掠一城，明日削一地！

告诉你板垣君，这样做很危险啊。

你还千万别听错了，我说的不是我们危险，而是你们危险。

我们中国泱泱大国，有四万万人，地方又这么大，进可攻，退可守，岂容轻侮。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危险，还安全得很。

萧振瀛瞥了一眼板垣，这兄弟仍在强作镇定，但脸上的某几根筋已经一跳一跳的了。

我还没说完呢。

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边上虎视眈眈。我们争来夺去，他必收渔人之利，到时候，啧啧，你们日本真可怜啊。

我相信，现在有一句话足可以概括板垣的心情，那就是：出离愤怒。

敢情我们日本就这么软蛋，给你和苏联老毛子两个如此扯吧扯吧当点心是吧？

没等板垣发作，萧振瀛却话锋一转，又描绘起了另外一个“远景”：中日如果能“真正”合作会怎么样。

按照山人的估计，欧洲战场肯定要打起来，而且我告诉你，很快，不出三年。那些洋鬼子们一打，苏联能不参战吗？

那时节就热闹了，等他们疲惫不堪之时，我们就来个合作。往北边，你打西伯利亚，我打贝加尔湖，然后会师乌拉山，把个苏联像蛋糕一样分分掉。往南边，你打菲律宾，我打缅甸，解放亚洲被殖民的土地。

你看，这样多好，你可以继续做你称霸全球的美梦，执世界牛耳，而我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帮你的忙，岂不爽哉。

一番海阔天空，无远弗届的老牛吹下来，把个板垣吹得一愣一愣的，都晕了。

其实萧振瀛不过是再次复制了《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的片断：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

那所谓天下，不过是我们两个操持操持的。

板垣当然不会上当，在他眼里，中国包括华北，仅仅是他砧板上的一块肉，怎么可能跟你一道来“煮酒”呢。

但是表面上，他还得作出“亲善”的样子，不能当着面就说出“一块肉”之类的话。

板垣能做的，就是言不由衷地称赞：萧先生立论精辟。

坐了半天，板垣一无所得，只能在下面乖乖地当学生，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

该他讲了。

本来是想说“华北独立”的，但被萧振瀛在前面一堵，不得不硬生生地从喉咙里倒咽回去。

那就说说反蒋的那些事吧。

可是看萧振瀛那架势，还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出来。板垣只得换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口气，反过来问萧振瀛：你们的“蒋委员长”在中国的地位如何？

萧振瀛毫不犹豫，斩钉截铁：他是领袖，是核心！

板垣再也无话可说了。

他的气势已经完全被对方压住，纵使吃了败仗，也还得向对方敬酒，说上两句“萧先生气壮山河”的话。

“萧先生气壮山河”的结果，就是把“板先生”给气跑了。

领导总是更有水平，大家一向都这么认为，可是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

板垣还不如土肥原呢。

虽然都是靠嘴吃饭，但板垣和土肥原这师兄弟都不是萧振瀛的对手，从他身上也讨不着半点便宜，这使恨不得华北一朝变天的日本政府更加浮躁起来。

第10章 反间计

1936年3月7日，松室孝良接替土肥原，任华北特务机关机关长。

松室是一个以华治华论者。他到达华北后，吸取土肥原的教训，开始采用“反间计”。

随着他的到来，“华北自治”高潮席卷而至。它的核心就是：离间蒋宋，使中国出现新的南北分治。

在萧振瀛的坚持下，宋哲元在“反蒋”这个问题上一直还是把持得住的，特别是从板垣那里，他也了解到这其实是日方为了使“华北独立”所制定的一个分化策略。但知道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很快，他就和南京政府产生了矛盾。

在探知这一情况之后，松室立刻高兴起来：中国人又要内斗了，快去添把火。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找到宋哲元，说要帮第29军编机械化师，还要派日本教官和顾问，协助训练军队。

所有武器和钱都不要你掏腰包，全部由我们来。

宋哲元眼睛都瞪圆了，天上掉馅饼了，还有这种好事。

转念一想，赶紧收敛心神：唉，我要这么多人枪干什么呢，又不打仗。

多田骏截住他的话头：为什么不打，给你武器就是让你打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宋委员长”（政委会委员长）有天子之资，所以你绝不能浪费，应该去武力统一中国。

如果你准备这么去做，我们日本不仅提供武器和教练，还会直接派“皇军”进行配合作战。

宋哲元心动了。

自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做华北的老大哪有做全国的老大威风？

多田骏的这番话只不过是松室抛出的一个饵，试探宋哲元的动静，在发现对方意有所动后，他便亲自出马了。

双方连着密谈三天。

在谈话中，他提到了一个过往的风云人物——张作霖。

松室说，以前的张大帅你知道吧，他那时候在东北的情况就跟你如今在华北的样子差不多。

张大帅是靠什么发达的呢？不用说，就是和我们日本合作。

后来怎么样，你也清楚，他打到北京，统一中国了。

现在让我们帮你一把，也给你圆这样一个梦，好不好？

话说到这里，宋哲元内心的激烈斗争可想而知。

虽然表面上转了型，究其实质，宋哲元不过还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智慧和远见的武人。渐渐地，他的心眼儿就活转开了。

可是光他自己动心还不行，必须“聚义亭”的兄弟都赞成才好，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如今实际的二把手、军师萧振瀛。

萧振瀛坚决反对。

现在天下大势不比从前，是做民族英雄的时代，再在自己家里称王称霸是不得人心的。这不过是日本人用的奸计而已。

宋哲元颇不以为然：你是东北人，先前张作霖不也跟日本人合作，才入主中原的吗。

萧振瀛一听急了。

此言大谬矣。依萧某看来，张作霖何曾真心跟日本人搞过合作？

日本人企图不打招呼地搞突然行动，他就派兵把日本领事馆给包围了起来；逼着他答应修铁路，他就自己加班加点筑铁路，有好几条还与日本计划修筑的线路呈平行线。

就这样，日本人还拿他没办法，这才是英雄之举啊。

现在日本“所谓助我”，不过是要我们做石敬瑭、吴三桂。如果我们真的听信他们的话，其下场必与石、吴无异。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振瀛已经把事情摆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那意思，如果你宋哲元执意如此，那你就是民国版的石敬瑭、吴三桂。

宋哲元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不由得脱口而出：这些都是他们自愿给的，我又没求着他们。

这是想方设法地要把双方的话题从“汉奸”这个方面往外引。

萧振瀛却异常执著：那你说，这些教官和顾问，还有日军从旁协助，算怎么回事，到时候我们29军又算什么？日军的附庸？炮灰？

最后他不惜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如果你硬要如此，不仅全国会反对，29军将士也不会答应。

宋哲元闻言色变。

因为后面那句话是他格外在意的。

事实上，松室在酝酿“离间蒋宋”的同时，还暗藏了另一个更恶毒的阴谋——离间萧宋。

从土肥原离开华北的那一刻起，萧振瀛就已经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成了他们眼中最大的危险人物。松室很清楚，要想在土肥原的基础上干出“成绩”来，搬掉萧振瀛这块大石头是首要之选。

多田骏在跟宋哲元谈话时，就附带了一个条件：你身边的那个萧振瀛是奸细，是蒋介石放在29军中的代理。这个人必须将他弄出华北。

松室说得更是直白：萧振瀛就是要跟你争权，我帮助你“天下争雄”，关乎你的前途。你如果越做越大，萧振瀛一定会感到有威胁，所以我敢断定，他是不会同意这个方案的。

宋哲元表面上说，怎么可能呢，萧振瀛是我的手足兄弟啊，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

可这样的话听多了，心里也不由得犯起了嘀咕，不过碍于萧振瀛此时在29军中的地位，知道就算想把萧赶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一再说“容从长计议”。

现在听萧振瀛论及“29军将士也不会答应”，这是什么意思，难道29军会跟你姓萧的走不成？

宋哲元自此就犯下了一个心病，但他虽是武人，却并不是一个粗人，何况萧振瀛说的话也确实有些道理，他便把这件事给暂时搁下了。

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开了头，就不可能结束。

不久，又有人从旁吹风了。这个人叫齐燮元。

组建政委会时，宋哲元和萧振瀛便仿照黄郛的政整会，将一批亲日的汉奸文人都收容进来，但这主要是为了跟日本人打交道，采取的是既不倚重，又不得罪的办法，每人给个虚职，以防止他们捣乱。

日本人非常希望能把齐燮元塞进政委会，但遭到萧振瀛的强烈反对。

萧振瀛一再向宋哲元直谏：日本人最高兴齐燮元入阁，这家伙一向都是个成天把反蒋放在嘴上，希图自利的小人，若我们果真把他给召进来，无异于开门揖盗。

齐燮元终究还是没能当成政委会委员。他对萧振瀛当然是又嫉又恨，而小人一旦行动起来，手脚也总是不慢。

他察觉到宋哲元对萧振瀛已有猜忌心理，便故意对宋哲元暗示：你想知道萧振瀛究竟是忠于你，还是忠于蒋介石吗？

宋哲元不吱声。

齐燮元的声音越变越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究竟拥蒋还是倒蒋。

这个测试的机会很快就到了。

对于反蒋，外面有日本人怂恿，里面还有国人相邀。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不停地派说客到华北，约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一道造蒋介石的反。

眼见得反蒋已快成气候，宋哲元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他电召萧振瀛赴北平相商。

在萧振瀛到来之前，29军高层已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该“反”。宋哲元也希望能从首席谋士兼二把手的口中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干吧。

可是萧振瀛仍然是那句：“何故至此”——为什么我们非要反蒋呢？

宋哲元耐住性子。

你说不让日本人派顾问，他们现在也答应不派了，就只提供武器和钱粮，难道这也不行？

两广那边都在准备讨蒋，就连我们旁边的韩复榘，据我所知，也在着手准备。

时不我待啊，兄弟，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不同意反蒋了。

萧振瀛还是坚持原来的说法：拥蒋抗日，是唯一前途。

如果29军参与内战，我就死在大家面前！

宋哲元再也忍不住了。

好啊，齐燮元说得真是一点没错，看来你还是忠于蒋介石，一试就试出来了。

他气呼呼地对萧振瀛说：我是29军的军长，除了你不听我的话，谁还敢不听？

难怪了，有人说你不听我的，就听那个姓蒋的。

此时29军将领都在场。

宋哲元话音刚落，众人的眼神都齐刷刷地聚焦到了萧振瀛身上。

萧振瀛未料宋哲元会出此言，一时惊骇莫名。

此时此地，还有什么能帮自己辩白吗？

只有一死，以全弟兄之义。

萧振瀛拔出手枪，要给自己来一下。

第11章 反间计（2）

宋哲元没想到对方会动真格的，赶紧上前一步，把手枪夺下。

事情弄到这一步，萧振瀛完全没有想到。他哭了，是那种感觉受了冤屈，痛心疾首的哭，也是一种半真半假，不得已而为之的哭。

因为他已被宋哲元逼得没了退路。宋哲元的那句话无异于是在指责他不忠不义。

对宋，只听蒋介石不听“主公”，自然是不忠。

对其他兄弟，背叛团体做“叛徒”，胳膊肘往外拐，那更是要人神共愤的。

他萧振瀛出入江湖，口若悬河，纵横南北，凭的不就是忠义二字吗？

所以他一定得以死明志，倘若不成，也一定得哭，而且得大哭。

这个眼泪，他本来是给土肥原、松室们预备的，可是面对内部重重的怀疑和倾轧，不流，行吗？

宋哲元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的话的确过重了一些，毕竟对方曾经竭力拥戴过他，如无萧振瀛，何以有他今天这样的地位。

好吧，明天继续研究。

第二天，宋哲元转换了一下策略，打起了“爱国牌”。

宋哲元说，现在外患危急，我们再不从众讨蒋，必将身死国灭。

萧振瀛第一个站起发言，又是不同意。

你都说了，外患危急，怎么还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呢，要这样的话，倒真的可能身死国灭，那才会为天下笑。

我们要救国，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拥蒋抗日。否则，将羞见祖宗于地下。

萧振瀛越说越伤心，越说越委屈，眼泪又落了下来。

底下诸将，有的是被萧振瀛的话所打动，有的则是从兄弟情分上同情萧振瀛，意见开始都倾向于萧的一边。但他们又不能公开驳宋哲元的面子，于是也只好跟着哭起来。

一时间，偌大一间会议室，几乎变成了幼稚园。大男人们一个个返老还童，哭哭啼啼。

会开不下去了。宋哲元的眉头皱成一堆：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这件事改天再说吧。

实际上，他很清楚，由自己出头，“反蒋自雄”、“武力统一”就此泡汤了。

因为萧振瀛，“华北自治”高潮刚刚掀起，就落了一半。

松室心里纠结得要命，眼看大计将成，没想到姓萧的会从中作梗，活生生地就把好事给搅黄了。

看来这个萧振瀛确实是帝国在华北利益的死敌，不把他赶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好在萧宋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缝，剩下的就是再添两把火。

松室要由离间萧宋，发展到借宋驱萧。

在他的暗中运作下，有关于萧振瀛的谣言一时间铺天盖地。

宋哲元听到的是：别看你贵为委员长，其实外面只知有萧，不知有宋。千万当心大权旁落啊，要知道这个姓萧的靠着有蒋介石做后台，野心可大得很，将来恐不可制。

能拿出来作为佐证的一个事例就是：萧振瀛在29军，不光和师长拜把兄弟，连一般旅长他都要结纳。

其实萧振瀛本来就以善打交道出名，这也是他的长项，先前宋哲元并不以为意，甚至认为这是帮自己巩固军心的一个办法。

然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宋哲元看来，萧振瀛无疑是处心积虑在抓军权——如果29军的将领尽被他姓萧的收为兄弟，那这支军队就真的要跟着他走了。

流言亦可杀人，就这么貌似简单的一句话，已经把萧振瀛推到悬崖边上去了。

还有呢。

有人又给宋哲元送上私房话：萧振瀛给他老娘做寿，比你老人家为母做寿的规格还高，排场大得很。这还有没有一点为臣之心，他究竟想干什么？

宋哲元对萧振瀛的看法和成见越来越深，尽快解决这位“潜在之敌”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

但是，他一直下不了手。

不光是兄弟感情，还有实利使然。

在29军的八兄弟之中，萧振瀛其实并无军权，说穿了，他就靠一张嘴皮子吃饭。真正能让宋哲元感到威胁的，尚另有其人——曾经的“二头儿”张自忠。

29军未建立之前，张自忠的实力就比宋哲元强，在此之后，前者也牢牢地掌握着部队，而他的那个师又称得上是29军中最强悍的一个师。

靠拿枪起家的人，最怕的还是拿枪的。宋哲元不是没有想过办法，他想的办法就是拉刘汝明。

可是刘汝明在老西北军中的资历，几与宋哲元相当，而且他和秦德纯一样，原本都不属于“八兄弟”，是中原大战后被逼急了没办法，才临时投到宋哲元下面来的。

在29军，刘汝明开始还夹着一点尾巴，后来成为师长，在长城罗文峪一战成名后，便明显有些倚老卖老。尽管宋哲元平时有意识地对之进行偏袒和拉拢，但刘汝明仍时有不服从其调遣的情况发生，你要靠他去阻挡张自忠的强势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两次商议“从众反蒋”，张自忠虽未明说，但他跟着萧振瀛“大哭”，毫无疑义就是一种宣示。这也是宋哲元最终只能选择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还是看张自忠的态度。

张自忠本来是站在萧振瀛这一边的，不过一件事情使他改变了看法，终于站到了萧振瀛的对立面。

当然还是因为利益。

早在晋东练兵的时候，为了不使底下的带兵之将产生纠纷，萧振瀛征得宋哲元的同意，对四个带兵之将如何“分果果”有过约定，那就是各师编制得按顺序“排座”。

今后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的功劳有多大，都得按“张冯赵刘”依次来，从大到小，谁也不许插队。

开始因为总的家底不厚，就算多也多不出多少，四人对此都没什么异议。可是到北平后就不一样了，要说多，那就不是多出一点点，立刻会造成彼此实力的很大差距，这样就没人肯让了。

张自忠每次都要“多”，编制要多，兵员也要多，“冯赵刘”自然很不开心。

他们自己不愿意做这个恶人。一想，萧振瀛是当年“分果果”规则的制定者，应该让他来说。

于是刘汝明找到萧振瀛，说张自忠这样做太过分了，我们都有想法。你是军师，应该帮我们向宋哲元提出来。

萧振瀛便在宋哲元召集的师长会议上，提出了四个师应当同样编制的主张，宋哲元本来就不愿看到张自忠因此坐大，自然乐得点头应允。

张自忠失望之余，十分愤怒。

怒宋也怒萧，而且更怒萧。

当初，让我做“二头儿”的是你，制定“分果果”规则的也是你，到头来，原来不过是拿我寻开心罢了。

自此，驱萧的名单中，除宋之外，又多出了一个张。

聪明如萧振瀛，对此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但对于这种来自于结义兄弟的算计，除了感到痛心之至外，他又能如何呢。

说白了，在中国这个兄弟之国，“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成为了一个铁则。所谓兄弟，不管曾经如何山盟海誓，情比天真，最后大抵都要走上这条路。

对29军的内讧，松室乐还乐不过来呢。他一个眼色递过去，汉奸便在天津附近炸掉了一段铁路。

松室找上门来，提出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萧振瀛应对铁路被毁负有责任，必须离开华北。

宋哲元召开内部会议，讨论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萧振瀛从与会者的眼神和表情中都能看出来，他已经被无情地抛弃了。

这个团体已经不再需要他，不再需要他的谋略、他的口才、他的人缘。

好吧，我辞职。

照例，形式主义还是要过一过的。

打了辞职报告上去，蒋介石吃了一惊。

为了第29军，萧振瀛曾经“挟日自重”，乃至“拥宋主冀”，这些都曾造成蒋介石相当被动，一度也产生过“拉宋驱萧”的念头，然而萧振瀛之后的一番举动，终于让他看出了萧振瀛的大局观和不可替代。

黄郛之后，正是因为有这个人在，自己才可以在华北少操点心。

蒋介石不肯批复萧振瀛的辞职报告，然而这已不是他能说得算了，反而越是这样，宋哲元越是心生疑窦。

南京政府派代表至北平，商议的结果，萧振瀛辞职，暂时移住北平香山。

第12章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山居生活对爱说爱动的萧振瀛来说，实在有些郁闷。

突然有一天，宋哲元打电话来了，让他过去商议要事。

去了以后才知道，天下之势，或者说清楚一点，是反蒋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和变化。

这就是曾让病中的黄郛为之失态的两广事变。

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磨刀霍霍，打着抗日的旗号，要造蒋介石的反。

两广说客再次出动，在北方竭力游说宋哲元和韩复榘。

说客登门，宋哲元反蒋的心又收不住了。

现在我不做头，有人做头了，我参加一下，从中分一杯羹总可以吧。

韩复榘发来邀请，要与他会个面。

去！

反正现在萧振瀛等于被关了起来，也没人能拦得了他。

宋哲元和韩复榘商量了半天，决定先中立，装和事佬，看看情况，然后再加入讨蒋阵营。

他们联名给南京政府和两广分别发了一份电报，说你们讲归讲，千万不要动手啊。

话是挺好，但蒋介石从中听出了一番别样的味道。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我是中央，两广是地方，一上一下，给你们俩这么一劝，倒好像中央和地方可以平起平坐了，真是荒唐！

蒋介石回电斥责，脸色难看得要命。

宋哲元没吃到羊肉，却先惹了一身臊，又气又急。

到这时候，他便把萧振瀛喊了过去。

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朝自己的参谋长发了一通脾气，让后者到南京出趟差。

去干什么呢？

弄了个选择题给蒋老大填：A.我投降日本；B.我死；C.我走。

从A到B到C，反正都不是什么好选项。

把自己摆到如此难堪的地步，当然是为了向蒋介石示威。

那你“示”好了，何必把萧振瀛叫过来呢？

其实都是做给萧振瀛看的，因为现在的宋哲元在心思被蒋介石完全猜透后，已经进退维谷，他需要萧振瀛来帮他解围。

令人悲哀的地方在于，宋哲元已经完全把萧振瀛当作蒋介石的人了。

如今轮到他来求萧振瀛，可你要让他拉下脸来说软话，那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才有了上面这一场戏。

参谋长一走，戏段转场，秦德纯上来跑龙套了。

秦萧共事时间久，宋哲元认为让秦在场，气氛可以不致过分尴尬。

宋哲元的意思，现在情况很紧急了，你萧振瀛愿不愿意替我到蒋介石那里给说和说和，或者还有什么良策可以挽救不利局面。

先前，萧振瀛已经得知宋韩会晤并且联名发电报的事，再看看宋哲元那样子，真是紧急无疑了。此情此景，不仅没让他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快意，反而越加伤感。

我不是说过吗，拥蒋反蒋，犹如天堂地狱，决于一念之间。我们要保住华北，只能拥蒋抗日。

宋哲元默不作声。

在这位曾经的兄长，自己苦心辅佐过的主公面前，萧振瀛掏了心窝子。

当年我们刚刚进入北平的时候，有人说我帮你是为了投降日本人。听到这个传言后，我母亲连着两个月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弟弟也写了信来骂我。后来他们才知道我萧某是何等样人，绝不会做这等苟且之事。

现在如果我们棋错一着，真的中了日本人奸计，如何对得起他们。

说着说着，萧振瀛触景生情，流下泪来。宋哲元也落了泪。

可是眼前的局面如何收场呢？

当然还是要由萧振瀛出来应付。

秦德纯对萧振瀛说，这些天两广和山东特使一直来找宋哲元，特别是韩复榘派来的山东特使特别起劲，大概就是想让我们参加反蒋行动。

萧振瀛断然表示：我来挡住这些家伙。

他先对宋府看门的交代好，只要看到这些特使来，一律不予通报，更不许对方踏进门槛半步。

先让此辈吃吃闭门羹，杀杀锐气。

然后萧振瀛找到一个山东特使的熟人，请对方吃饭。

三杯两盏之后，他假装无意地说了一句：韩复榘那小子，一向是个军阀，做点事根本不上路子，我们都很恨他，绝不容许其反蒋叛乱。

说者装作无心，听者显然有意。

这个熟人一回去，第一时间就把谈话内容“泄露”给了山东特使。

特使连宋哲元的面都没见着，正在纳闷呢，一听还有这种内幕，当下连北平都不敢多待，赶紧跑回山东。

韩复榘一听，怎么着，原来宋哲元跟蒋介石是一伙的啊。

他还骗我说要和我一道反蒋呢，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诱人上当的阴谋。

好险，亏得及早发现。

韩复榘立刻先下手为强，发了个电报给蒋介石，说前面和宋哲元的那份联名电完全是宋一个人的意见。

我是没办法，才在上面署了个名，你老人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同意他的主张。

在这之前，宋哲元对参与反蒋多多少少还抱有幻想，即使把萧振瀛喊来，也只是为了给自己在蒋介石那里打掩护，起到麻痹南京政府的目的。私底下，他仍然准备时机一到，就和韩复榘共同起事。

韩复榘发给蒋介石的这份电报，却着着实实给他脸上来了一下，让他知道所谓的“反蒋联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此后，无论是两广特使来访，还是陈济棠亲自打电报来问，宋哲元都再也不回复了。实际上至此之后，他再未轻易提过反蒋二字。

现在的萧振瀛，在更多方面与他曾经的死敌有了共鸣，他让人带信给蒋介石，建议对两广绝不可用兵，而应政治解决，否则的话，华北的情形很难说，到时南京政府可能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

萧振瀛与黄郛，一个野路子，一个正路子，然而他们在政治上却都富有远见卓识，二人之所以同样能在华北担负起外交御日的重任，并坚持很长时间，岂是偶然。

由于萧振瀛的再次出手，日本人鼓动的“华北自治”高潮至此已完全烟消云散，松室忙了半天，仍然只能无功而返。

然而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在萧振瀛帮助宋哲元摆平内忧外患后，后者却反而加重了对萧振瀛的疑虑。

很奇怪吗？一点不奇怪。

一直以来，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秦德纯。

如果把宋哲元比作刘备的话，萧秦二人大致可算作卧龙和凤雏，尤其萧振瀛，很多29军的老人都把他视为军中当仁不让的“诸葛亮”。

《三国演义》对卧龙和凤雏的真实关系毫不避讳，那就是凤雏常欲与卧龙争功。推荐他们俩的水镜先生说得没错，二者之中，得一可安天下。不过我还可以帮他老先生补上后面一句：若是得二，天下就要打架了。

庞统尚且难容孔明，何况总是被萧振瀛压着一头的秦德纯。偏偏萧秦二人性格完全相反，一个豪放大略，一个工于心计，一个刚烈，一个阴柔。在平时的相处中，大大咧咧的萧振瀛基本上是不提防秦德纯的，有什么话都会当着他的面讲，然而秦德纯却并非如此，最后通过他传到宋哲元耳中的，往往都是对萧振瀛的不利之词。

当时对萧振瀛的形象具有极大杀伤力，也使宋哲元对萧产生极度反感的一件事，便是萧振瀛为母祝寿，坊间传闻他的排场竟然超过宋的数倍，此事宋哲元始终耿耿于怀。

但据西北军元老闻承烈向人透露，其实这是秦德纯在其中大做了文章。

闻老久历人世风霜，一双老眼果然是雪亮透彻。

另外诸如“萧在军中，手头很大，跟将领们拜把子，拉关系”，以及萧振瀛“言过其实”等流言，除了松室、齐燮元之流不停煽风点火外，也同样少不了秦德纯的一份功劳。

作为身边亲信，秦德纯的话自然更容易为宋哲元所接受。

结果就是如此，萧振瀛的事情办得越成功，对同殿称臣的二军师秦德纯的威胁就越大，特别在萧“失宠”之后，秦更不容许萧有翻身的机会。

在国人性格深处，某些丑陋总是一再重复。

翻翻史书，其实我们从来都不缺智慧，只是这些智慧大多不是被放在治国理政、抗御外侮上，而是被大量地用在了给自己人下绊子上。

此非千古以来之悲耶！

萧振瀛有功不得赏，更不得用，真真假假为他抱屈的人就来了。

新任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亲自来到香山，陪着萧振瀛一住就是五天。

五天里，张自忠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宋哲元做得太过分了，我看不过去。等着，两个月之后，我要不让他滚蛋，就不姓张。

萧振瀛哭笑不得。

第13章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武人都喜欢学着政客搞计谋了。你张自忠的这一手，我会看不出来吗。无非就是要利用我萧振瀛，达到对付宋哲元的目的。

吃萧振瀛这碗饭的，要在春秋战国时那都是标准的纵横家，一般人在他们面前比划这个，纯属班门弄斧。

当着张自忠的面，却还不能这么说，萧振瀛只能拿早已过时的兄弟大义来推托。

大家都是兄弟，不能这样。为了国事，为了义气，我甘愿牺牲。

见萧振瀛“死不改悔”，张自忠又去串联冯治安和赵登禹，几个人秘密找到萧振瀛，吵吵着要推他为首，举兵倒宋。

萧振瀛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万万使不得。

不是说没有力量倒宋。事实上，当时萧振瀛只要愿意，倒宋是很有把握的。除了张、冯、赵之外，29军的骑兵部队都是原来的东北义勇军，那是当初萧振瀛招抚过来的，又是他的家乡子弟兵，只要他登高一呼，自会应者云集。那样的话，宋哲元是抵挡不住的。

可是如此一来，29军内部骨肉相残不说，更会引狼入室，使华北丧于日本人之手，而这是萧振瀛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

鉴于继续留在华北处境尴尬，萧振瀛便以去京开会为由，向宋哲元辞行。临行之前，他流露出想留在南京的想法。可是宋哲元马上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不行，你不能留中央，甚至不能留在国内，只能出国。

潜台词就是，我无法用你，别人包括蒋介石也不可用。

此时的萧振瀛痛苦至极。也许他在内心里还曾寄望过宋哲元能挽留他，未曾料想对方不仅无此表示，还非要逐他出国不可。

29军，心血所铸成，到头来自己却被第一个鸟尽弓藏，扫地出门。这就是一切有功之臣的必然结局吗？

也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无论欢笑还是眼泪，到最后或许全都会失去。

确实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临行之前，萧振瀛唯一放不下的还是这支军队和华北之安危，尤其“举兵倒宋”一说令他后怕，所以他要最后给宋哲元留一个安内御外之策：29军诸将，可令张自忠在前，刘汝明殿后，冯治安居中，如此应变，可保无忧。

这是萧振瀛苦思多日才设计出的一个用人方阵，也可以说是他留给宋哲元的最后一个“锦囊”。

29军的四个师长，以张自忠为最强，但他又有跟宋哲元别苗头的架势，因此不能放在身边，得让他顶到天津去做前锋。

刘汝明根本就不买宋哲元的账，你再怎么拉都没用，不如让他做后卫，最起码还可以保住一个察哈尔。

唯一可以重用的是冯治安！

当初29军建立时，冯治安本人并无一兵一卒，能一下子进入高层，是因为他过去在老西北军时曾对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后者要报恩，才向宋哲元鼎力推荐，也就是说，没有张自忠的面子，冯治安是做不了师长的。

这也是张自忠私下搞串联，打算造宋哲元的反时，冯治安不能加以推托的原因之一。

冯治安的弱点，就是他的腰杆始终不硬，只要把基本部队交给他掌握，再施之以恩，就能使之成为嫡系心腹。

你可以放心地让冯治安居中，今后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不说进，至少退还是有余地的。

最后还有一个赵登禹。

萧振瀛在他的安内策中并未提及如何安排赵登禹，不过这位华北第一军师其实是看得很明白的：稳住了冯治安，也就稳住了赵登禹。

因为赵登禹和冯治安的私下交情很好，长城抗战时，赵就是在冯的下面做旅长，冯不叛，他也不会叛。如此，宋哲元身边又可多出一个策应前后场的自由人。

虽然宋哲元当时还没想到萧振瀛的布局会影响那么长远，但他对张、冯、赵等部将“躁动不安”的情况已有所耳闻，而且也知道萧振瀛这么说并未掺杂私心杂念，全是为他着想，因此郑重地点了点头：都听你的。

萧振瀛很欣慰，这样就好，我们毕竟兄弟一场，如此我就放心了。

终于又听到了一声“兄弟”。

可是如今不是兄弟惜别，而是兄弟相逼，相逼之甚，竟不能容对方在海内有尺寸栖身之所。两人从此只能形同陌路，咫尺天涯。

还记得八拜结交时的山盟海誓吗？还记得29军初创时虽然艰苦卓绝，但你帮我扶、同甘共苦的情景吗？还记得一个曾是心腹手足（萧振瀛），一个曾是长兄骨肉（宋哲元）吗？

一切都是飞花，一切都是流水，一切都会成空，一切都不能作片刻的挽留。

奈何，奈何。

到了分手的最后时刻，萧振瀛无限眷恋地再次环顾了眼前熟悉的景物，在这里，他曾顽强苦斗，这里是他的家，是他的根基，然而现在只能挥手告别了。

何日才能归来？

想到这里，萧振瀛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忽然泣不成声，一旁的宋哲元亦备感伤心，呜呜地痛哭起来。

哭，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第一次，然而以这次最悲痛，最真实，也最震撼人心。

说离别，离别就在眼前。他们二人谁都不会想到，等到重新聚首见面的时候，世界已变得让他们自己都不可想象。

29军的很多老兵，特别是骑兵师的人后来都说，萧振瀛如果不走，听从张、冯、赵的话，是可以改变历史的，那样的话，华北和29军就会是另外一种处境了。因此，他们到今天都认为，萧振瀛的离开，是他本人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然而伤心人总是别有怀抱，在那个时候，当事者又能有多少更好的选择呢。

其实，对于萧振瀛被迫离开华北这个现实，连蒋介石都不能接受，却又无可奈何。

黄、萧都不在，华北今后麻烦了。

幸好，萧振瀛还留下了“锦囊”，又幸好，宋哲元照做了，而且效果立竿见影，29军内部得到暂时稳定，日本人无孔而入，又接着打起了绥远省的主意。

这就有了著名的百灵庙大捷。正是这个大捷，令黄郛在弥留之际仍激动不已。

百灵庙大捷的创造者是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5期，时任绥远省主席。

傅作义的成名之作为涿州之战。

那还是在二次北伐的时候，当时傅作义带了一个师单兵突进，一举占领了北京西南的涿州。这在军事学上本来是一个出奇制胜的锁喉招数，既能切断奉军的南北联系，又可以直接威胁京津。无奈其他北伐部队不能配合，竟然都被张作霖给打退了，这样一来，反而把傅作义自己逼入了绝境。

张作霖调动重兵，在外面围了一重又一重，原以为城里的人一无援兵，二无供给，应该支持不了多久，谁知道傅作义特别能熬，一熬就是100多天，奉军愣是攻不进去。最后还是阎锡山认为守无意义，授意他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才得以结束。

从此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如果一定要进攻，最好还是离这位姓傅的远点，因为他的那张盾轻易是戳不破的。

到了长城抗战，傅作义又再次让日军领教了他善守的特点，他在牛栏山成功阻击并杀伤了铃木旅团，堪称长城抗战末期中国军队的少见佳作。

正是知道傅作义的厉害，所以日本人在攻之前，颇想使老傅不战而降。

来绥远招降的是板垣。

早在长城抗战前后，板垣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实在不是个做特务的料。可是自从时来运转，当上关东军副参谋长后，板垣的自我感觉又良好起来。即便上次在华北被萧振瀛涮了一把，他仍然不改初衷，始终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玩得转。

看来很多时候，乌纱帽还真的能起到点兴奋剂的作用呢。

傅作义倒是很客气，他以绥远省主席的身份，穿着便装，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

不过坐下来谈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板垣说，中日同文同种，所以要“互相亲善”。

傅作义回答，您的话是没错，可双方必须以诚相见，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亲善”得起来。

板垣暗示，华北如果以傅作义为首，关东军将会予以全力支持。

傅作义却摇摇头，华北是中国领土，独立是无前途的，你就不要难为傅某人了。

板垣最后又拿“蒙绥问题”来进行试探：听说蒙绥两边的关系不睦，万一德王来进攻绥远，你会作何处置。

傅作义出语铿锵有力：那就打，傅某绝不会有丝毫退让。

第14章 大漠英雄

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板垣只好起身告辞。

分别时，他送给傅作义一把军刀。傅作义呢，也有礼物。

老傅的礼物是，端砚一方，四书一部。

好好学着写写字，看看书吧，别一天到晚喊打喊杀，显得一点素质都没有。

板垣可没这好性子，他爱的就是军刀，对四书五经哪有半点兴趣。

既然傅作义不肯答应退让，那就把他赶回山西，让他去跟阎老西做个伴。

关东军要进攻绥远，依靠的是内蒙古的德王。

驻守察哈尔的刘汝明没有萧振瀛那样的勇略气魄，这使德王的贼胆一天大过一天，他不仅要闹独立，还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准备兵发绥远，以便建立臆想中的“蒙古国”。

德王本来对傅作义还有点忌惮，迟迟不敢动手，可是日本特务却在旁边一个劲儿怂恿他。

这个日本特务，就是密谋“马玉山路事件”的那个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不过人家今非昔比，少佐成了过去时，如今已经因功升为中佐了。

在南方玩阴谋尝到了甜头，调到北方之后，田中担任了德化（现为内蒙古化德县）特务机关机关长，准备到绥远再玩一把心跳。

他对德王的“胆小懦弱”十分不屑。

知道“九一八”不，东北军当时号称全国最强的地方军，还不是一打就跑，我们穷追至长城，轻轻松松就拿下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

傅作义有什么啊，不过徒有虚名罢了，不见得比东北军强到哪里去。没准也是个一吓就撒丫子跑路的软蛋，绥远很快就是咱们的了。到时候，“蒙古国”一定比“满洲国”还风光呢。

德王一想，有道理。

再看看田中的样子，不出兵也不行了，他的伪蒙部队全都是日本人给投的资，老板得看产出啊。

德王马上给傅作义发了份措辞强硬的挑战书。

可是它却只换来傅作义的一声冷笑。

不揍你一下，你都快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好吧，既然你屁股痒痒，我也就用不着再客气了，姑且扮扮老师的角色。

傅作义如此义无反顾，是因为他通过情报，已初步掂准了来敌的分量。这个情报，不是来自己方特工，却是由另一个日本特务机关机关长提供的。

羽山喜一郎，绥远首府归绥（今呼和浩特）特务机关机关长。

羽山刚到归绥时很是张扬。在他的压力之下，傅作义被迫作出妥协，将九一八纪念堂改名为“公共会堂”，将长城抗战烈士公墓改名为“烈士公园”。

之后，羽山又公开设立了“羽山公馆”。这在当时华北的日本特务机关中是独一份的，在此之前，即如老牌的土肥原和板垣也不敢如此嚣张。

羽山的三板斧狠不狠，狠，可是傅作义很快就会让他认识到，双方较劲，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智慧和韧劲。

傅作义首先把他的参谋处长安插到羽山身边。

这位参谋处长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由他陪着羽山整天胡吹海侃，吃喝玩乐，表面是献殷勤，暗里等于在羽山身边安了个眼线。

羽山公馆很偏僻，周围的人很少。羽山大概以为这样一来，便于他刺探情报，谁知道却为傅作义安排盯梢带来了便利。

因为出出进进就那么几个人，傅作义索性安排便衣宪兵在公馆四周摆摊设点，对可疑人员一律进行盘查处理。

有一段时间，羽山总觉得奇怪。

他在找来的中国人身上大把大把花钱，可那人一旦出了公馆，杳如黄鹤，连个回音都没有了。

想来想去，他只好把问题归结到“品质”上去：世道凉薄，人心不古，原先一贯老实忠厚的“支那人”竟然也靠不住了。

身边潜伏着傅作义的人，而线民又进不了他的公馆，羽山成了聋子瞎子，不仅刺探不到任何情报，反过来还要给老傅送情报了。

羽山早就掌握了关东军制订的侵绥计划。他知道此次攻绥，关东军不会直接参与，于是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念头。

他竟然是站在傅作义这边的！

说怪，其实也不怪。虽然同是机关长，但羽山与田中还不太一样，田中的直接上司是关东军，而羽山却归华北“驻屯军”管。

由于这个缘故，羽山和田中的关系就很微妙。因为大家都是要在内蒙古这里建功立业的，田中的功劳大了，羽山的功劳就小了，换句话说，关东军的成绩多了，华北“驻屯军”的成绩就少了。毕竟，蛋糕就这么一块嘛。

在羽山看来，田中跟德王打交道，他羽山做傅作义的“客卿”，各有专属，现在田中要来打绥远，某种程度上是在抢人饭碗。

要是绥远这么轻轻松松就被田中拿了下来，以后怎么跟华北“驻屯军”交代，还有脸再吹自己那些个莫须有的成绩吗？

所以，田中和德王绝不能赢，得输。

人的心理就是如此复杂，不独我们中国人这样，日本人也一样。

羽山通过那个陪他吃喝的参谋处长，转告傅作义：德王要来主动打你，你就不要客气，狠狠地给他一下，日本政府不会干预。

这句话可递得太及时了。傅作义不仅能打仗，也老于世故，非常善于揣摩人的心理，他马上从中听出弦外之音，那就是关东军轻易不会直接参战。

如此，可大松一口气。

不过从力量对比来看，傅作义仍然并不占优，不仅不占优势，还处于劣势。

伪蒙军全部加起来有1.5万人，绥军只有1万人，差着1/3。伪蒙军的战斗力虽不及正宗日军，但毕竟也不是豆腐皮做的，而且此时狐假虎威，气势正盛。

第一拳非常重要，绝不能失手，但一时还看不出这一拳应该打在哪里，那就走着瞧，让伪军自己给我们提供答案。

1936年11月16日，第一路伪蒙军从商都出发，直奔红格尔图而来，历史上著名的绥远抗战由此开始。

正如傅作义的第一拳不能落空，伪蒙军的实际指挥者田中隆吉也急于打响侵绥的第一炮。

负责给他开炮的是“大汉义军”。

光看名字就知道了，这帮家伙大多是出生内蒙古的汉人。虽是汉人，他们却拿着日本人发的武器，又套着日本军服的“皮”，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清一色的关东军哩。

总头领王英算是一个跑江湖的老油条，侍奉过的主子多了去，他先后跟过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反正谁当红就跟着谁，到了日本人过来，他也就“顺应潮流”，钻到膏药旗下面去了，堪称三姓家奴的现代典范。

冒牌货们到红格尔图之后一看，乐了。

守军太少了，才300人，而王英的“大汉义军”却有1500人，而且全是弹药充足、速度很快的骑兵。

看上去，绥军不光是少，还老，都活像是刚刚退休返聘过来的门卫。

五个盛年壮汉打一个退休老头，会有什么难度？

今天真是交好运了，舞着马刀冲过去只是一阵风的事。

但是很快，王英的表情就由兴奋转向惊讶，再转向痛苦。

“老门卫”们太能打了，一个个枪法精准，生龙活虎，最主要的是非常镇定从容，伪军冲上去，等于是在充当活靶子。

你还不能说王英不卖力气，在两个小时之内，他连续发动了六次快攻，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冲一次。但不管骑兵冲击的浪头有多高，最后都跟打在石头上一样，不仅无功而返，还伤痕累累。

王英在红格尔图所见到的那些“老门卫”，尽管人既少且老，却并非什么老弱残兵，而是傅作义从绥军中精心挑选出的老兵。

绥军本身就是一支很能打的部队，何况老兵。

绥远这个地方，和察哈尔一样，都是解放前的地域概念，其地理位置即现在内蒙古的中部。不用说，当时也是很穷的一个地儿。不过穷有穷的好处，一来你住这里，别人不会惦记，二来此地民风极为剽悍，都是汉族移民，有那么一股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的劲头。

由于身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里的人天生没有多少近视的，等当兵当到老兵这个级别，十有八九都可以成为神枪手。

不过话又说回来，所谓“大汉义军”，也是草原上的汉人，而且好多过去还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你剽悍善战，他也刀口舔血，你枪法叫绝，他一个子弹过来也不至于就偏离目标。

这就还得说到傅作义的独门秘技：善守。

傅氏防守要诀为“七分用土，三分用枪”，其精华部分全在“用土”，也就是构筑阵地工事上面。

日军的攻击力够强了吧，又是大炮又是坦克的，但在长城抗战时仍奈何傅作义不得。

战后日方在参观牛栏山工事时，连连感叹于工事构造的机巧和复杂，认为这是当时最新式的坚固阵地。

现在，傅作义只是把牛栏山的用土水平稍稍移了一些到红格尔图，王英就明显吃不消了。

老傅心中已然有数。

田中啊田中，1万对1.5万，我正愁总量没你多呢，如今你却要分兵一点点吃我，我正好以逸待劳，各个击破。

第一拳不砸在别的地方，就砸在红格尔图，在解围的同时，打王英一个稀里哗啦。

第15章 大漠英雄（2）

傅作义为此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田中要把商都、红格尔图、百灵庙做成一根黄瓜，连成一线，我则要给他来个一根黄瓜打中间，全断！

傅作义立即调董其武出战红格尔图。

老傅手下，两员战将最负盛名，有“傅家二虎”之称，一为董其武，一为孙兰峰。

这两只“虎”的性格截然相反，董是山西人，比较沉稳，喜静，相比之下，孙是地道的山东人，标准的山东大汉，遇事急躁一些，爱动。

傅作义因人而异，能用二“虎”之长：董其武耐得住性子，就让他守；孙兰峰在家里面待不住，就让他攻。结果两人一张一弛，倒成了一对绝配。

要解红格尔图之围，须用反包围来对包围，稍微毛躁一点，极可能打草惊蛇，提前惊动当面之敌，造成功亏一篑，因此老傅才会不用“动虎”，而用“静虎”。

如此看来，傅作义不仅在防守中堪称大师，于用人方面亦深不可测。

董其武果然是一只沉得住气的“看门虎”，他在到达红格尔图附近后，就算那里打得翻过来，都始终一动不动，且不露半点声色。

再等等，后面还有好戏可看。

对于田中和王英来说，红格尔图已经成了一个吞不下也吐不出的饵。

你说难打吧，守军也就那么三百来人，你说好打吧，却怎么都挤不进去。

兄弟我以前打老版本的“红警”，老是认为自己能打得过去，可又总是半途而废，于是从头再打，乃至到了熬到深更半夜不眠不休的地步。

这就叫上瘾。

田中也上了瘾，为了成功打响他的第一炮，竟然亲自到红格尔图督战来了。

太上皇“御驾亲临”，这岂是闹着玩的。进攻红格尔图的伪蒙军马上不断增多，除了有骑兵，还有步兵，人数则从最初1500一下子扩充到5000之众。

红格尔图只是绥远的一座小村镇，周围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兵马，人喊马嘶，那场面倒也煞是热闹。

王英把快攻的频率由一天六次，改为一天七次，人和马的嘴里都累到直泛白沫，竟然还是冲不进村寨，反而遗尸遍地。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到第三天，“大汉义军”的士气已所剩无几，这时久伏于旁的“静虎”要行动了。

在长城抗战中，日军的特种部队曾给中国军队中的有识之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先是大炮，后是坦克，尤其是坦克，它所制造出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效果着实令人心惊。

傅作义不在南天门，没见识过坦克大规模密集冲锋的阵势，但他防守牛栏山时，也曾亲眼目睹日军坦克在工事前耀武扬威的场面。

作为善守之将，对利矛的敏感程度绝不亚于坚盾。回到绥远后，傅作义便日思夜想，几乎得了“坦克病”。

正宗坦克造不出，他就依葫芦画瓢，发明了“土坦克”。

所谓“土坦克”，其实就是加了一层铁皮的汽车，你还别说，披上金钟罩之后，还颇有点英国维克斯的神韵，后者无非也是靠下面几个轮子在跑而已。

由此，傅作义终于打造出了一支土法上马的特种部队，你瞧，有炮，有骑兵，有土坦克，家伙都全了。

红格尔图是现成舞台，老傅将特种部队全部交到董其武手上：你且演练出来，与我一观。

这套阵法，董其武早已操练多时，因此成竹在胸。他趁夜出发，先用炮击，打乱王英的阵形，接着又用土坦克，将伪蒙军分割成一块一块。

当土坦克冲到伪蒙军面前的时候，这些家伙都傻了，不知道黑糊糊的东西究竟是何方神圣。

它打你，机枪一扫一大片，你打它，子弹只能在铁皮上跳舞，乓了个乓，乓了个乓，就是穿不进去。

夜色之中，伪蒙军被土坦克到处猛追，犹如惊弓之鸟。

直到这个时候，田中和王英还以为自己有反扑的机会，准备等天亮之后，整顿兵马再战。

天一亮，什么机会都没了。

当炮兵和“坦克兵”在前面攻击时，特种部队的最后一个分支——绥军骑兵已经以夜色为掩护，对伪蒙军完成了战术包抄，此刻突然收网。

草原上空正飘着白雪，骑兵纵马舞刀，好一副“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壮观景象。

依靠特种部队，“静虎”只向前一窜，就咬到了王英的咽喉部位。

“大汉义军”顷刻崩溃，这时节，别说田中在场了，就算日本天皇来了也一样白搭。

王英见势不妙，赶紧拥着田中溜之大吉。二人逃命时十分狼狈，连乘坐的马车都没来得及带走。

后来绥远开祝捷庆祝大会，汪精卫和阎锡山莅临检阅，来了一瞧，这马车不错嘛，谁的？王英的，嗬，就坐它了。

王英在红格尔图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第一炮哑了火，他的“大汉义军”也被打掉1/3，最主要的是把精气神儿给打没了。

绥远抗战，除了傅作义这个主角，其实还有一个配角，他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不仅偷偷给傅作义送来大炮，还派汤恩伯第13军从旁协助，后者之所以不为人所知，原因是蒋介石仿照“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第5军，把第13军官兵全部化装成了晋军，以掩人耳目。

董其武在红格尔图击溃伪蒙军，汤恩伯也在绥东吃掉了王英的另一股人马，双方配合得十分默契。

红格尔图的旗开得胜，让傅作义信心大增。

黄瓜的中间既然已经断开，为什么不握着两边大快朵颐呢？

所谓两边，在绥北就是百灵庙。

但是百灵庙不同于红格尔图，那是德王苦心经营的中心据点，攻取难度可想而知。

要攻坚，就必须有利器。

红格尔图解围，特种部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还只不过是个半吊子的特种部队，如果再添新的兵种，岂不更是如虎添翼？

傅作义希望蒋介石能抽调空中的特种部队，也就是空军前来支援，以使他计划中的立体化突袭能够稳操胜券。

蒋介石倒是一口应承，但承诺很快打了水漂，原因在于准备时间上来不及。

傅作义设定的准备时间仅仅三天。

红格尔图之战，已经暴露了绥军的部分实力，田中和德王对此不能不有所提防，时间一长，不可控的东西必然会随之增多。

当时的中央军空军基地在洛阳，飞机从洛阳起飞后，需在太原加油，然后才能进入绥远参战，其中光准备就不止三天，非得八到九天才行。

除此之外，空军高层对空军参加绥远抗战也持有异议，认为可能导致过早暴露实力，给以后真正的中日大空战带来麻烦。

空军来不了，只有自己单干了。这对傅作义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

红格尔图是被动解围，百灵庙则属于主动进攻。这还不是一般的进攻，是快攻，而且不打便罢，一打要必中。

你弄个十天半个月，哪怕是始终压着德王打，从全局来看，也是败仗。因为到时关东军就找到了直接干涉的借口，局面将会大变。

防守战你出类拔萃，进攻战是否也同样能做到最好？

虽然已经打过很多硬仗，但傅作义仍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

先选战将。

突袭百灵庙，全凭胆色二字，太冷静的人反而办不成大事，所以老傅这次不用“静虎”，而改用“动虎”。

孙兰峰因瘸了一条腿，被称为“孙瘸子”，可人家瘸归瘸，行动起来却极为机敏，打起仗来更是一条腿绝不输给两条腿。

“动虎”喜动，但在百灵庙之役打响之前，傅作义却偏要他静下心来做探马。

用人之长，更克其所短，所谓将才，可不就是这样被打磨出来的。

孙兰峰亲赴百灵庙外围进行侦察，回来之后，老傅还要再跟他一道推敲：打的那一天，你往哪条路走，在哪里集中，朝哪里突破。一条条过，一点点抠，丝毫来不得马虎。

所谓奇袭，看起来好像就那几个小时的事，其实功夫全在战前。

三天很短，然而可做的事情太多了，不仅要察敌情，还要布疑兵。

红格尔图那凌厉一击，把田中和德王都给惊得够呛。不过傅作义想告诉他们的是，你们不要怕，我不会打百灵庙。

用行动，不用语言。

他先调了一个骑兵团出归绥，大张旗鼓，说是去换防的。

如果要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人还嫌不够用呢，如何还能再调兵出去“换防”。

对田中来说，一个疑点已经被排除，另一个疑点是归绥城里剩下的部队在干什么。

反正不是冲着你们去的。

傅作义每天调部队到城东搞演习，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三天里，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欲擒故纵，虚实相间，当年关东军在“九一八”前后曾多次运用，可是当傅作义如法炮制时，田中竟未从中察觉出任何异样，这其实不能完全怪田中无能，还得怪那个归绥城里的羽山机关长太垃圾。

百灵庙和红格尔图不一样，如果说田中在红格尔图吃了败仗后，羽山还有可能幸灾乐祸的话，那么傅作义突袭百灵庙，则触及到了他和田中的根本，若是百灵庙出了问题，毫无疑问两个人最后都是要挨板子的。

倘若事前能得到情报，相信羽山一定会屁颠屁颠地去报告军部或关东军。

可惜这家伙已经完全被老傅的迷魂阵给摆平了。他从傅作义那里不仅得不到任何真实情报，还不自觉地去给田中递送了假情报，使后者更加相信傅作义并无攻击百灵庙的意图。

田中一放下心，百灵庙的防守自然也就跟着松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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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奇袭百灵庙

1936年11月22日，留在归绥的绥军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登上汽车，分多路纵队出了城。

不过方向不是往城东，而是往城西，不是演习，而是玩真的。

百灵庙之战就在这一天打响，由孙兰峰率队出征。

田中之所以会麻痹大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归绥距离百灵庙很远，足足300多里地，就算骑着马，一两天也跑不下来。

可是他忘了，傅作义有特种部队，有土坦克，土坦克跑起来比马还利索，而且中途根本不用休息。

他还忘了，傅作义的绥军有七路半之称，比八路只少半路，打仗向来注重三快，即集合快、出发快、行军快，长途奔袭不过是他们平时演习中的一个课目而已。

晚上8点，孙兰峰赶到百灵庙附近，可是一下车，他就激灵灵出了一身冷汗。

由于下过大雪，事先设置的标志找不到了！

环顾四周，除了冰雪还是冰雪，连民居都看不到一间，更别说能看到《:3:》百灵庙了，再抬《:u:》头望天，阴云《:W:》密布，想借助《:W:》星星测方位的想法也成了不可能。

草原上最怕的就是这个，没了方位感，如何知道百灵庙远近与否？不要大家胡转半天，到了天亮还在百灵庙外面，那就成大笑话了。

孙兰峰根本不敢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傅作义，后者要是知道，非得急得骂娘不可。

一天的艰苦行军，三天的精心准备，难道都要转眼成空？

事实上，古往今来，这样的倒霉事层出不穷。胜仗不是那么好打的，往往就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变故，一个谁都预想不到的意外，就会让你前功尽弃，徒呼奈何。

就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有人发现了“草原之宝”，孙兰峰闻讯大喜过望。

有时候，宝贝和粪土的距离非常之小，甚至有时完全是一码事。比如“草原之宝”，其实就是一块牛粪。

在内蒙古草原，无煤无树无电，只有捡拾干牛粪做燃料，所以有干牛粪处必有人家，而且多为人家聚集之处。

这里哪里人家最集中，自非百灵庙莫属。

百灵庙四周群山环绕，百里之内，找不到一口可以喝的水，就大庙里有水。有水就有一切，百灵庙便俨然成了一个市集。

一块普通的干牛粪，终于使傅作义的进攻计划得以绝处逢生。

这天晚上，天寒地冻，气温达到零下20多摄氏度，严格说来，并不一定适宜于军事行动，但选择这样的日子展开奇袭，却又恰恰是老傅有意为之。

因为它对奇袭方有利。

奇袭，听起来充满诗情画意，其实是一件最苦最累的事。既要奇，就要出乎对方之意料，如果你能做的人家也能做，那就称不上奇了。

草原之上，一览无余，既无山岭让你偷越，也无地道可以挖掘，唯一能恃者，只有这样的酷寒天气。

酷寒逼得大多数伪蒙军只能躲在家里取暖，谁也不肯进进出出地四处乱跑。

孙兰峰在解决外围警戒之后，很快逼近百灵庙内层阵地。

对百灵庙，孙兰峰采取的是虚实相结合的打法，西为虚，南为实，主力攻坚部队集中在南面。

可是他的作战意图却被一个喇嘛发现了。

这个喇嘛虽身披袈裟，却手执指挥刀，凶神恶煞，完全不像一个吃斋念佛、与世无争的出家人。

当时无人知晓，就以为是百灵庙众喇嘛中的败类。

几个月之后，此人在东京露面，并且给一大群痴痴迷迷的日本粉丝做了一个报告。

报告的名字就叫：我在内蒙古潜伏20年！

原来是个日本特工。

他的真名叫胜岛角芳，会说一口流利的蒙古族语，20多年里，他就以喇嘛的身份在内蒙古进行潜伏，专门进行地图测绘和情报刺探工作，而在这20多年中，竟也无人能识得其庐山真面目，确也称得上是一个王牌特工。

驻守百灵庙的是德王的骑兵部队，总共近三千人。不过担任指挥的全都是日本军官，计有四五十人之多，总指挥就是这位胜岛角芳。

胜岛察觉出孙兰峰的攻击重点在南面，便把重火力都集中到那里，十几挺轻重机枪一架，绥军的进攻节奏被迫慢了下来。

孙兰峰一连组织七次冲锋，打到第二天早上，仍无法突入百灵庙内层阵地。其时，天已经快亮了。

对绥军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伪蒙军，甚至是关东军会随时增援百灵庙，己方将转入劣势和险境。

在300里外的归绥，傅作义同样焦虑不安。

孙兰峰卡在了百灵庙，进亦不得，退也不甘，接下去的变数实在不堪想象。

据说傅作义平时自律极严，烟酒不沾，但那天彻夜不眠，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连卫士进门送来茶水，他都因害怕影响自己的思路而摆手回绝了。

主帅如此紧张，一众参谋们自然也不敢怠慢，接电话的接电话，送电令的送电令，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

整个作战室的气氛压抑得人都快爆炸了！

一个年轻参谋实在忍不住，便大着胆子对傅作义说：军长，这仗一定能赢。

傅作义以为他有什么高见，便赶紧抬起头问：为何？

对方的回答出乎意料：因为军长的福气大嘛！

老傅愣了一下，这才意识到小伙子是在有意调节气氛，而自己也实在紧张得有些失态了。

他挥了挥手，去去去，自己却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啊，我傅作义打了这么多年仗，难道连眼前这道关都闯不过去了吗？

在这片草原上，我一定要为自己圆一个梦，一个从防守大师走向进攻之王的梦。

为了这个梦，哪怕四周狂沙漫道，哪怕前方关山朦胧，我都要放开心胸去闯，去拼，去搏！

他站起身，给孙兰峰打去电话：不拿下百灵庙我绝不收兵，你必须速战速决，给我在天亮之前解决问题。

现在我命令，把特种部队全部调上去！

孙兰峰猛然醒悟，带来了好东西，怎么忘记用了。

20门火炮一字排开，有迫击炮，也有山炮，直接朝伪蒙军的轻重机枪掩体进行轰击。

不消一刻工夫，掩体就被炸趴下了。

消灭了主要火力点之后，炮火接着延伸，朝向庙内固守之敌，土坦克随即从缺口处冲入。

见掩体被打烂，绥军即将冲进来，胜岛急了，拼命组织伪蒙军封堵缺口。

土坦克当然是不能与真正的坦克相提并论的，尤其驾驶员和汽车外沿缺乏保护，这是它最致命的弱点。

第一辆挨了一顿枪子，驾驶员当场阵亡。

第二辆碰到的不是枪子，而是集束手榴弹，整辆汽车都被炸毁了，幸运的是，驾驶员只是受了伤，没有死。

这哥们儿真是好样儿的，竟然在受伤的情况下，还爬着钻进了第一辆土坦克的驾驶室内。

油门一踩，继续冲！

伪军正瞪大眼睛，等待和寻找着后面那第三辆，哪里能想到看上去早已瘫痪的汽车还能被人重新发动，并猛冲过来。

不好，快散了吧。

就在南面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支绥军骑兵已悄悄从北面绕了过来，并烧毁了飞机场。

这正是董其武在红格尔图使用过的那种打法，即绥军特种部队的三个分支依次使用，直至将对手的心理一点点击垮。

飞机场的大火把胜岛的脸都给吓白了，后路一断，不被打死就是活捉，以后还做个屁吹牛报告啊。

趁着包围圈没有完全合拢，胜岛夺路狂奔。

这个草原之夜，没有琴声，只有枪声和喊杀声，只听弓弦崩响处，万马奔腾。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孙兰峰完全占领百灵庙。

继王英之后，德王的精锐主力也一蹶不振了。

最可怜的是那个羽山，一直到百灵庙战役结束，他都还被蒙在鼓里，对于绥军出击的情况毫无所知，一片茫然。

傅作义严丝合缝的情报工作，把这个归绥特务机关机关长给彻底打败了。

喜羊羊和灰太狼

百灵庙一溃如斯，等于是在田中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他不甘心，还想在傅作义身上翻本。

这次田中不敢大意，谨慎了许多，在行动之前特地加强了情报侦察——当然不能再去找羽山那个笨蛋，得自己搞定。

在得知绥军大部队已后撤，留守百灵庙的仅为一个营之后，田中起了歹意。

久胜必骄，既然绥军防守空虚，此时若不杀他一个回马枪，还有何机会再扳回局面。

立即整军点将，却发现手下无人可用。

德王不会打，王英打伤了，另一个伪军将官李守信要防守老巢商都，选谁呢？

还有一个：“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

这位“雷副司令”早年曾是西北军中的小喽啰，还加入过抗日同盟军，不过以前都没搞出什么名堂，后来不知怎么就到“大汉义军”里来混了。

田中重新调集人马，由雷中田率领，准备择日向百灵庙发动反攻。

第17章 奇袭百灵庙（2）

可是令田中失望的是，傅作义不是别人，久胜却并不骄。在看到田中鬼头鬼脑的样子后，他即刻派孙兰峰率主力部队助防百灵庙。

在“傅家二虎”中，孙兰峰本以攻为专长，百灵庙就是他攻下的，按照以前的规矩，轮到防守，似乎应遣董其武才是。

不过用人譬如作战，兵无常形，人亦无常性，哪有一定之规。

孙兰峰防守百灵庙的最大优势，就是有奇袭百灵庙的切身体验，对当地环境非常熟悉。

在这一点上，孙兰峰肯定要强过董其武，所以用董不如用孙。

孙兰峰到任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反向思维：当初我靠长途夜袭端了百灵庙，难道雷中田就不会跟我来这一招？

千防万防，这一点不可不防。

就在这天晚上，天气一下子恶劣起来，从午夜开始就刮起了大风，然后飘飘扬扬地下起了大雪，一会儿就给大地来了个银装素裹。

假如你没有孙兰峰那样雪夜奔袭的体会，也许就会想当然地认为，今夜老天帮忙，敌兵行军困难，是断不会来劫我的营的。

如此，大家就可睡个好觉了。

孙兰峰有了那次奇袭战经历后，遇到这种情况却是不喜反忧，因为他的认识正好相反。

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经常能读到这样的句子：狂风骤至，忽听一声响亮，将一面牙旗吹折。

都不需要主帅动问，那做谋士的立刻就会抢着上来咬耳朵——此不主别事，今夜某某必来劫营也。

果然，在所有预测里面，没有比这更准确和伟大的了。一般情况下，某某必“劫”无疑。

孙兰峰倒没有去看一下旗子折了没有，而是向百灵庙四周增派了各路警戒哨，并定时打电话给他们，要求不得放过附近的任何一点动静。

夜，一点点过去，并无什么异动。

到天蒙蒙亮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初听并没有什么，对方报告说，警戒哨在距离百灵庙两千多米的地方，发现有一个羊群正朝这里移动。

常年住在草原上的人，对羊群大概是司空见惯的，从警戒哨开始，估计也没人对此产生过特别的兴趣，若不是孙兰峰有言在先，兴许这条信息就得给提前“过滤”掉了。

孙兰峰的生活环境，跟警戒哨们并没有太大区别，同在一片蓝天下，草原不就是由羊群、蒙古包和各种喇嘛庙组成的吗？

可是孙兰峰却立即皱起了眉头：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羊群！

为什么这么说呢？

皆因它们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不能以常理论之，只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诡异。

羊儿出来是要吃草的，这个一点不稀奇，稀奇的是现在天寒地冻，遍地冰雪，草原上根本无草可吃。

此时，天才刚刚透出些亮，从没见人这个时候出来放牧的，难道羊群也喜欢像诗人一样茫茫黑夜漫游？

由此可以推断，那不是一群羊，而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

我说过，孙兰峰这人性子有些急，喜动不喜静，但他又有心细如发的一面，为将如此，不亦奇哉。

孙兰峰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进入阵地，准备作战。

又一个急促的电话传来，极其准确地验证了他的猜测，部队已与“狼”交上了火，那确实是敌兵所扮。

孙兰峰一面命令部队将“伪羊群”拖住，一面在想，怎么耍弄一下眼前这个分外雷人的“雷副司令”。

能想出这种招数的人，肯定对羊群出现的时间地点深信不疑，那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赶快抽调部队，集体扮“喜羊羊”。

草原部队扮别的不行，扮这个是再方便不过，翻着穿皮衣就行了。

“喜羊羊”绕到雷中田的背后，一阵猛打猛冲，脑残的雷中田也挨了子弹，当场变成了“死太狼”。

又败了。

一二不过三，连折三回，不仅田中傻眼，德王也急坏了。

傅作义这么厉害，假使他继续乘胜追击，自己的老本岂不是要折得一个不剩了吗？

这时候他做了一件挺不仗义的事，准备把残存的骑兵师调走，只留少数兵力在大庙子防守。

王英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德王知道大庙子已成傅作义下一个攻击目标，想让自己给他做挡箭牌，以免最后的那点本钱一道被损失掉。

这王英也不是一个善人，当下就不干了。

好哇，三仗下来，我不是也赔了许多本钱进去，大难临头，怎么就你知道保存实力？

他通过日本顾问出面，把骑兵师强留了下来，同时又跟日本人咬耳朵：骑兵师虽然留下，却早无斗志，如果让他们这帮鸟人在前面站岗放哨，你我晚上能睡得着觉吗？

日本顾问连连点头：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

好办，把他们撤下来，由我们“大汉义军”站岗。

王英和他的日本顾问们都没想到，此举却歪打正着，对了傅作义的心思。

此前，傅作义专门设立了一个秘密机构，负责对大庙子的伪军进行策反。这次替换上来的金宪章伪军正好就是策反成功的那一批。

当初，金某既然肯顶着汉奸的恶名参加伪军，自然都是奔着升官发财来的，可是眼瞅着傅作义太猛，在他面前除了碰得鼻青脸肿，一点出头的机会都没有。

人生在世，要么出名，要么发财，结果辛苦了半天，这两样都没落着，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岂不冤死个人。

此地不宜留，更投佳处去。

现在王英给机会换岗，天赐良机，不正好吗。

傅作义给予重赏，不过他说接洽投降这事还得按江湖规矩办。

什么叫江湖规矩？

《水浒传》里说得很明白，要入伙，得交“投名状”。不弄几颗日本人的人头过来，我怎么知道你们是真情还是假意。

于是，金宪章便冲入营帐，把20多个日本顾问全给砍了，接着又与绥军里应外合，干掉了德王的骑兵师。

德王成了光杆王，“大汉义军”也走到了末路。

田中气急败坏：20多个日本顾问，竟然不是被傅作义抓住，而是由一手“栽培”的伪军给砍掉的，太让人上火了。

二话不说，缴械。枪给你们也只会当擀面杖使。

在汉奸这个行当几进几出的“民国吕布”石友三曾有一句名言：不知道的都以为汉奸好当，你进去就知道了，不容易！

王英是个老混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再一看日本人的脸都黑了，知道这里没法再待，只好孤身一人逃走了事。

对于大庙子一役，傻呆呆的羽山仍跟从前一样，从头到尾就没他掺和的分儿，别说向关东军提供情报了，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能干什么，只好整天借酒浇愁。

这位已经完全晕了。

倒是关东军还没忘记归绥有这么一个人。他们发电报给羽山，要求把那些死鬼顾问的尸体给要回去。

羽山便来找傅作义，可是傅作义说他无能无力。

对，我知道，好像是有这码子事。可那是王英的部下金宪章干的，金宪章是我训练出来的吗，不是吧，还不是你们关东军训练的人才。这件事，你应该去问问田中。

羽山急了，说那是以前，现在金宪章不是你的手下吗。

傅作义仍然直摇头。

不不不，金宪章可是在杀了人放了火以后，才来投奔我的，我怎么可能管得了他以前的事呢？

羽山怏怏走人，关东军却还一直发电报过来催，弄得他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只得再去找傅作义。

我得交差啊，实在不行，你弄些牛马尸骨给我都行。

看他可怜，傅作义这才点头“恩准”：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就随便弄点骨头给你！

羽山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骨头后，就平均装在小匣子里，运回国内算数。

面对着傅作义这个强悍的对手，曾经狂傲一时的羽山哪里还敢再耍日本特务的威风，从此成天躲在家里，连大门都不敢走出去了。

绥远抗战令国人相当振奋。

长城抗战失败之后，面对日本的疯狂进逼，人们不得不一再退让和忍耐，可是还要忍多久，已经没有人能忍得下去了。

突然有一天，一个草原英雄，一个寂寞高手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他俯仰天地，挽弓射雕，以善守之将打出了善攻之将的威名。

终于出手了！

全国上下久被日本人压迫之气得到极大宣泄，那情形如同是今天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霍元甲、陈真、叶问们跳上比武擂台，痛扁那些张狂的东瀛武士及其他们的走狗。

各界对绥远抗战的支持程度是空前的，民众捐款数额之多，甚至能帮绥军重新组建一个汽车兵团。

此情此景，令傅作义本人也感叹不已。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再三称他看到了全国的人心，而只要这种人心不死，国家必能复兴，民族也必能自救！

绥远抗战对日本的“内蒙工作”却是沉重一击。百灵庙和大庙子既失，等于拔掉了关东军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其向西延伸的侵略线被拦腰斩断。

当初黄郛主政华北时，就十分看好傅作义，认为北方诸省中，绥远是最能在艰苦中积极求生路的一个省。

今观绥远抗战经过，信然！

第18章 死亡旅行

本来蒋介石还想支持傅作义继续进攻商都，以端掉伪蒙军老巢，但因阎锡山态度消极，加上突然听说西安不稳，他决定先放一放，到西安去安抚东北军。

他没有料到的是，此次西安之行会是一次差点永远买不到归程票的死亡旅行！

这场大戏的主角先后有好几个人，其中之一就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人生是多么诡异，两个“九一八”，把张学良的命运分割成了两处。

1930年的“九一八”，东北军以调停为名入关参战，张学良因功被授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且坐拥华北、东北两大地盘，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时风光无人能及。

1931年的“九一八”，却蒙羞失地，不仅丢失东北，还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声誉降到冰点。

如果前一个“九一八”算成功日，后一个“九一八”却是标准的耻辱日，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还是国家的耻辱。

从那以后，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就像是失去跌停板控制的股票，翻着跟头往下摔了。

1931年9月18日，不作抵抗，放弃东三省，退入锦州。

1932年1月3日，再次不战而弃锦州，至此，不到半年，关外三省一区皆丧于敌手。

1933年3月4日，热河沦陷，前后不到十天。

再然后，关东军逼近长城，继东北之后，华北也摇摇欲坠。

在内战之中，他曾是多么精明且敢作敢为，以至于连冯玉祥、阎锡山这样的千年老狐狸都摔倒在了这个毛头小伙面前。

可是在外战中，他又表现得那么怯懦和无能，以至于105个守备队员可以攻破北大营，120多个骑兵也同样能够占领热河省。

其实每一次做决策前都经过犹豫和彷徨，然而毫无例外，最后下的每一着棋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臭棋。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或者说，内战聪明，外战糊涂，几乎成为“九一八”之后挂在少帅身上的固定标签。

他仍然在继续沉沦。

长城抗战前后，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张学良，已是骨瘦如柴，精神颓丧，别说指挥作战，就是谈一回话，都坚持不了，隔一会儿就得到里面去打针——当然不是感冒输液，而是去打吗啡针。

没有人认为以他这样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能够保卫长城，所以海内外舆论鼎沸，纷纷要求其下野走人。

被迫辞职出国的张学良，面临着的是军事惨败，政治失意，身体颓废，原来还想保住一些老本，最后一摸口袋却发现已输得分文不剩。

东北之后，尚有华北，华北之后，终于没有退路了。

在海外漂泊的那几年，张学良也想到了振作，想到了要改变形象，想到了要拯救自己，于是他戒除毒瘾，打算东山再起。

1934年，张学良启程回国。

回国后的张学良戒了毒，身体也得到恢复，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朗了。

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大变，外战重又转向内斗，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暗斗——各个地方诸侯与蒋介石“合纵”、反“合纵”的斗争愈演愈烈。

一直没有表明态度的张学良重新受到重视，从出国时那个“不抵抗将军”摇身一变，成了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张学良刚到上海，马上就有说客登门。

说客是两广派来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反蒋。

张学良并不笨，他马上就从中掂出来了自己的分量，因此回答的话也就极具技术含量：我会跟你们两广一起反蒋的，不过现在仍只有与蒋介石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为将来的主动争取机会。

此时张学良的所谓“反蒋”，倒真是对两广的敷衍之词。

两广能够“合纵”，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稳固地盘，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北军此时的处境却是虽在北方，但原有地盘已大多丧失，无所依托，一下子从主军沦为了客军。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显然，张学良此时的生存之道，不是参加“合纵”，而是进行“连横”，即依托蒋介石这个“强秦”，重新举着抗日大旗杀回东北或华北。如此，客军才有转正成为主军的希望和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着蒋介石做“忠臣”，就成了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蒋张会晤，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再回国内，我不想带兵了，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蒋介石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啊，这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也是假的，但听着就是让人打心眼儿里感到舒服。

蒋张的关系也非常特殊。

说起来，这也算是一对兄弟，但与黄郛的那种兄弟又不同，至少在早期，蒋黄都有过共同理想，称得上是志同道合。

蒋张则不然，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兄弟，不如说是生意场上的盟友更合适。

不过他们这种盟友的牢固程度，又要远超他人。那么多盟兄弟，冯玉祥反蒋，李宗仁反蒋，可以说，在蒋介石称王之后，就没有不反他的。

与冯、李相比，张学良过去不仅有改旗易帜和入关拥蒋的功劳，而且还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表露过反意的地方诸侯，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拥蒋的模范。

蒋张之间，蒋为兄，张为弟，弟弟哪怕是犯过错误，做哥哥的也一定要原谅，更何况他曾经帮过你那么多次。

对盟弟能够戒毒并重新奋发，盟兄很满意。

于是鼓励一下：出国前，你没有干好，国民对你不满意，你这次回来后要好好干。

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你认为什么活最难，就交给我干吧。

这么有觉悟，是蒋介石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什么活最难，当然是“剿共”。

张学良一口应承下来，并亲自调兵南下，进入大别山“剿共”。

曾有人劝他三思而后行，张学良答复：你主张抗日，可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实正是三思而后行的结果。

对红军的实力，张学良原本只有耳闻，并未目睹。东北军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

的确，这时候的红军在实力上确已今非昔比，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经过大别山的轮番苦斗，红25军被迫长征。

东北军和中央军一起追到了陕北，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军的噩运就开始了。

红军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到陕北后，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几路红军会合，尽管面临的困难仍有增无减，但他们已无退路，其战略战术和战斗力是东北军无法比拟的。

最惨的一次，东北军整整一个师遭到伏击，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到班排士兵，没几个人跑掉，光被俘就有三千多人。到后来，东北军几乎就成了人家的运输队，红军从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仅轻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

一时之间，东北军内怨声四起，觉得与红军这样抵死拼杀，一点都不值：本来想依靠蒋介石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没想到却被反过来利用了一把。说不定全面抗战还没开始，东北军就已经在内战中打得一个不剩了。

及时改弦更张，对东北军来说几乎是本能反应——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于是，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与晋军和中央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北军就已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停战并互助的协定。

而在当时，主动要求和红军联合，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其实远非东北军一家，几乎是所有地方军头的不二之选。

以陕西为地盘的杨虎城不用说了，与张学良那是难兄难弟，到两广事变爆发时，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都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抗日协定，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张、杨与红军合作，只不过是在“合纵”的名单上多添了两个人而已。

蒋介石公开场合和红军兵戎相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背地里却也早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进行谈判，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战前后那套“削藩策”。

当然，对于诸侯们而言，这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蒋介石摆平两广事变，众人又是一哄而散，没人再敢到黄土高原上去和红军合唱信天游了。

你们都可以散，张、杨不能，一个成天想夺回家园，另一个志在经略西北，如果不跟红军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对这些情况，蒋介石不是不知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后，明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暗有蓝衣社，都不断有情报上达南京，说东北军不是光跟红军联系的问题，而是内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时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甚至冲进东北军军营，从中抓了几个“共党嫌疑犯”。张学良闻讯后大怒，立即派兵对陕西省党部进行反搜查，又将人领了回去。由此，两边结下深怨。

张学良为此向蒋介石“请罪”，请后者给以“处分”。

在国民党内，所谓“请罪”、“自求处分”云云，多是做给外人看的场面工夫，实际根本不可能。蒋介石当时挥挥手就过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实更不快的是少帅。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连冯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蒋介石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委实不是个滋味。

他怎么可能被排在冯、阎、李之后呢。

没有东北易帜，国民党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吗，能统一全国然后自居为“中央”吗？

烽火中东路，就听了你蒋介石的话，独自跟苏联作战，最后几乎把黑龙江军的精锐都给打光了，试问地方诸侯谁能做到。

中原大战，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扮演终结者角色，把冯、阎赶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却成了各路诸侯眼中的异类。

长城抗战，如果没有东北军在长城内外苦苦支撑，大家接得上来吗，华北岂止是维持，怕是早就归日本人了，哪轮得着宋哲元这些人上台唱戏。

等到我再次回国，你让我到东就到东，让我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别山和红25军缠斗，然后又跟到“苦寒之地”陕西，和中央红军打。

你说，地方军队里面，谁肯这样给“中央”卖命，只有东北军！

可谁能想到，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力，结果却被抛得越来越远，位次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后面去了。

对内，蒋张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仍远胜于一般君臣，其实内心早已生出芥蒂。

对外，更是快到撕破脸的程度了。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亡，足以令东北军上下刻骨铭心，因为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一连串霉运，直至浪迹天涯，无枝可依。

第19章 死亡旅行（2）

想当初，前倚东北，后据华北，曾是何等风光，哪个地方派系和势力有过如此富足和强盛，那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枪有枪，又有谁料想过会沦落到如今这步凄惨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致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之时，宋哲元却以华北御日为口号，取前者而代之，成为河北平津的新主人。

差距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打的是内战，他们喊的却是抗战！

驱逐倭寇，打回老家，这既是东北军上下的真实愿望，也是一条从现实中突围，改变自身地位和处境的必然道路。

可这个愿望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因为蒋介石不让他们参与抗战。

绥远战火一起，东北军将士闻风而动，以为机会到了，抗倭之责非我莫属。然而他们最后发现，东北军始终未被列入绥远战役的作战序列，他们的任务仍然是老老实实待在陕北继续“剿共”。更让张学良感到大丢脸面的是，在第一期国防计划中，东北军竟然只能充当预备队的角色。

除了愤怒，还有羞辱。

站在蒋介石的角度，如此安排却也有他的考虑。

长城抗战，东北军人多归多，论战力，却几乎排在所有参战部队的末尾，而且由奉军时代沿袭而来的军纪一直很差，甚为人所诟病。这是从军事着眼。

若以政略论，关东军最见不得张学良和东北军，其时如把他们摆到绥远一线，无疑是在刺激关东军，须冒与日本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开战的风险。

由于后面的原因，使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使用问题上十分小心，不愿轻易把东北军放入华北和内蒙古，情愿让他们在陕北跟中央军一起“剿共”，而又正是这个做法，使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激化。

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危机感更强。此时中央军已大批进入陕境，说是“剿共”，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云、贵、川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直以来，国民党官方对一个历史细节都隐而不言，那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什么会“出走”得那么顺利。

其时蒋介石几乎倾全力以至，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红军战斗力又大不如前，要想彻底“剿灭”红军，似乎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困难。

作为新桂系军人中的战略高手，李宗仁当时就疑窦丛生，认为蒋介石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在他看来，不是施行碉堡作战吗，四周围都筑起碉堡，重重围困，怎么可能会突然留有口子呢？

就算开口子，也得开东边的口子，也就是把缺口朝向福建广东两省——一直往东，尽为大海，可立驱红军于绝境。要知道，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

“成功经验”都是现成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么？

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即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可是蒋介石却屯兵湘北，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须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蒋介石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蒋介石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绝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却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红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介石的公子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是想用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来赚云、贵、川的地方军头，以便完成国防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抗战中的战略大后方。

既是“赚”，那就不能打，蒋介石此举高明就高明在，由于受到红军威胁，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西南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趁机渗透进去，从此就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了。

杨虎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蒋介石的确盯上了他的西北。

蒋纬国在书中认为，他的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在所谓的核心名单中，川、贵已有把握，剩下的就是陕西，而在川、贵、陕中，蒋介石又对陕西格外看重，认为是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蜀中纵好，向为天府之国，然终偏于西南一隅，仅宜苟安而已，很难倚此成事。

想当年，诸葛亮那是多大一个能人，六出祁山，心血耗尽，却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到了他的学生姜维，也是智勇兼备，能征惯战的一员名将，接过遗志，出川九伐中原，比自己的老师还多三趟，仍然毫无建树。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定天下，就必须先人一步，在北方抢占战略要点。

显然，杨虎城不可能不了解蒋介石的心思，如果他不向后者拱手称臣的话，无论红军被消灭与否，陕西这块地盘都终将失去，更不用说经略大西北了。

此时此境，他和他的第17路军都没得选择，如不主动出手只有遭殃，但自身力量过于薄弱，必须寻找同盟者。

东北军作为陕西客军，兵力上又明显强于第17路军，因此张杨之间开始也是彼此猜疑，但是共同的处境，很快就让他们认识到，只有转变连横策略，与其他诸侯结成合纵阵营，才能在未来找到各自的出路。

本来两广事变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张、杨事前甚至已商定，如果蒋介石对两广动兵，则出兵援助两广。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除了两广自己以外，能出手相助者甚少。

真正响应的也有，比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可他们都早已过气，空喊谁不会，但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呢？

此时当然不是公开跳出来和蒋介石叫板的时候。

等到两广事变结束，张、杨与蒋介石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再趋紧张。

因为蒋介石搞定了南方，可以专心致志来搞北方了。

张、杨要自保，就只能和其他北方巨头一起，把“逼蒋抗日”进行到底。

先是谏诤。

以杨虎城所处地位，他不可能出这个头。因此最初进言的是阎锡山和张学良。

趁着蒋介石举办五十大寿，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高兴的机会，阎、张相互看了一眼，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献上忠言，希望“委座”能放弃武力削藩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那一阵蒋介石像走钢丝一样，连着搞定“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自己也有点环顾宇内，雄视左右的感觉，正在兴头上呢，如何能听得进去。

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不要跟红军作战，然后你们都不用打仗，彼此相安吗？

不可能！

阎张两人，一个想联合红军，一个已经联成了，自然都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蒋介石的脸色开始晴转多云，不好看了。

跟你们说好多遍了，红军已成强弩之末，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停手！

他气呼呼地问阎、张：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阎、张只好却步了。

出得门来，阎锡山第一个哭了，老泪纵横，当着一个晚辈。

看来指望“蒋先生”是没有用了，他断然不会采纳我们的主张，一切全得靠自己，我们自己干吧。

一边说一边哭，还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用力地顿了一顿，以示自己的悲愤之情。

张学良当时非常感动。

原来阎锡山对蒋介石的看法比自己还大。那句“我们自己干吧”不就意味着，在南方逼蒋失败后，我们北方可以继之而起吗？

只是这一次，毛头小伙终于输给了千年老狐狸。

阎锡山其实就那么随口说说而已，内心里，他虽然也希望避免跟红军作战，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舍不得再扔下家里的坛坛罐罐出来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张学良的心态完全两样，一个尚有一大堆家业，要“保住家乡”，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时时刻刻想“夺回家乡”。

不过阎锡山那已经出神入化的表演，却带给张学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后者产生出这样一个错觉，即如果张、杨这时候揭竿而起，北方诸侯是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屡次进谏未果，少帅愤愤不平，回到西安后，他就问杨虎城有何高见。

杨虎城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否真的有抗战决心。

张学良点点头。

随后，杨虎城说了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

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

曹操把汉献帝扶上宝座，明为皇上，暗为人质，用以号令天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下子被点醒，仍然骇了一跳，以至于好半天回不过神来。

见张学良如此表现，可把杨虎城给吓住了。

虽早已是同盟者，但杨虎城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很大程度上仍是试探性的，因为一旦对方不同意，或泄露出去，那可是有杀头罪过、灭顶之灾的。

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马上宽慰杨虎城，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卖友求荣的事，但这件事实在太大，还是需要再从长计议。

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了蒋介石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最新处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两军在前，中央军在后。

第二个方案，如果你们不想打红军，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17路军至安徽，这里给中央军来“剿”。

第一个方案不用多说了，只不过是蹈以前的覆辙，无论胜败，两军都没什么好处。

对于第二个方案，张、杨也同样不能接受。

张学良要去的是北方，不是南方，况且福建周围已布满中央军和拥蒋势力，东北军去了之后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呢？

杨虎城则一直坚持“大西北主义”，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所在，当然也不愿离开西北。

两个方案实际是蒋介石对张、杨的最后通牒，而张、杨都已感觉被这个通牒逼到了悬崖边上，遂决定在蒋介石来西安时实行兵谏。

第20章 到西安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随着临潼一声枪响，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华清池被生擒活捉。

张学良此举，不光意味着蒋张盟友关系的彻底破裂，在当时很多人特别是军人看来，也是一个不可理解，甚至大逆不道的举动。

谏来谏去，你还把长官给绑架了！

张学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弱点就是一辈子没有真正的上司。

张作霖曾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曾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

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

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

西安事变的行动计划，是在事变爆发前几小时内才宣布的。

在张学良当众宣布后，场内鸦雀无声，大多数人都被这个惊天行动给惊倒了。

只有东北军大将于学忠说了一句：少帅，抓起来很容易，但是您考虑过没有，以后怎么放他呢？

张学良一挥手：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姓蒋的抓起来再说！

挥手之间，历史从此改变。

于学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张、杨通过发动西安事变，虽然成功捉住了蒋介石，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设想并没有能够实现，甚至可以说非常失策。

曹操“挟”汉献帝，那是因为后者本来就属于傀儡，没有任何实力。蒋介石则不一样，他个人虽然被抓住了，身后却还有力量要远强于两军的中央军。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通过各种途径试探过其他诸侯的态度。当时这些大小诸侯的表情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对蒋介石深恶痛绝。

看那样子，如果有条件，他们发动兵谏的劲头绝不比张、杨来得差，所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就发布全国通电，希望能得到外界的纷纷响应。

电报发出后，第一天无人应声。

第二天，宋哲元率先作出了答复。

但是这份电文上，却没有一个字的支持或者同情，全是“忠告”：忠告张学良确保蒋介石的安全。

这当然是29军内部商讨过的结果。

萧振瀛走后，秦德纯上位成了第一军师。他在观察众人特别是宋哲元的神色后，先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要说老蒋啊，这两年的有些做法确实不咋地。

但是——如果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情况就更糟了，因为国家没人统领，只会四分五裂。

秦德纯的潜台词一听即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蒋在，我们老睡不好觉，怕他削藩，但要是他不在，一旦日本人打过来，光靠29军去顶，那就可能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还“藩”什么“藩”。

秦德纯的话确实说到宋哲元的心坎儿上去了。对啊，怕的就是这个。

看完宋哲元的电报，张学良的心里拔凉拔凉的。

好不容易盼来了电报，发报者的屁股却已经完全挪到南京政府那边去了。

不过，到此时为止，张学良仍然相信有一个人一定会支持他的。这个人就是阎锡山。

还记得一起“犯颜直谏”，流着眼泪说“我们自己干吧”的动人情景吗？

少帅甚至认为，在兵谏这件事上，自己与阎锡山已形成了一种神交默契。

果不其然，到第三天，总算又盼来了复电，而且真的是阎锡山从山西发过来的。

真够哥们儿。

打开函电一看，张学良的手发抖了。

不是激动，而是给气的。

宋哲元不过是“忠告”一下，阎锡山却几乎是在教训人了。

电报上一共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集中在一起，就是说张、杨扣蒋的行为，完全是在“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

你们闯了这么大的祸，看你们怎么了结。

通篇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全是一副兴师问罪的嘴脸。本来应该是最大的同盟者，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反对派。

宋、阎的电报一问世，立刻影响了一大片。

除四川的刘湘尚态度暧昧外，起先驻足观望的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山东韩复榘都赶紧跟进，发电表示支持南京政府。

不过韩复榘却在里面玩了一招滑头，明里拥蒋，暗里又发一份密电拥张。

韩复榘背地里在打着什么主意，张学良又岂能不知。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只会让他更感伤心和气愤。

以前，我想跟着蒋介石干时，你们全劝我不要“愚忠”，而且一个个信誓旦旦，说要反蒋到底，好，我如今带头反蒋了，怎么样，你们却全哑巴了，甚至喝我的倒彩！

他终于看透了这些人的用心，其实加起来就是两个词，一个词叫虚伪，一个词叫自私。

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只有两种似乎跟朋友搭界的人，一种叫出卖朋友的人，一种叫被朋友出卖的人。

张学良备感痛苦。他已经发现，在这场多方博弈中，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控制全局的主角，而只不过是一枚棋子，一枚无法决定进退的棋子。

1936年12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东西两路各集结了10个师的中央军，形成重兵压境之势。

在绥远抗战中没现身的战机，此时也从洛阳机场起飞，奉命轰炸西安。

置身这种强大外部压力之下，担任西安卫戍任务的第17路军开始出现不安，一些人指责张学良，认为是他把大家带入了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还有人声称，只要中央军有一颗飞机炸弹落进西安城内，就铁定会先毙了姓蒋的。

看起来，蒋介石的小命要玩完了，即使不在飞机轰炸西安时“中奖”，也可能被愤怒和惊恐弄得不知所措的官兵给处死。

关键时候，老天拯救了他。

下雪了。

飞机无法越过华山。

西安是轰不成了，但炸弹也没有带回去的道理，飞行员在回去的路上，就一路走一路扔，结果，洛阳至渭南一带，落了数不清的炸弹。

此时张、杨的处境十分艰难和尴尬。外面重兵围困，即将兵临城下，内部也充满乱象，每每让人心惊。

张学良决定出面劝说和感化蒋介石。

蒋介石原先由第17路军卫队营负责看管，由于担心他的安全，张学良便把他接到了东北军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总是有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他怎么可能再给对方好脸色看呢？

一个月前，才刚刚办完五十大寿，全国开庆祝大会，献飞机的献飞机，唱赞歌的唱赞歌，激动之余，蒋介石亲笔写下了一篇妙文，谓之“五十生日之感言”，副标题是“报国与思亲”。

那个时候的他百感交集。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你看，往南，迫走红军，经略西南，压服闽变（福建事变），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往北，慑服老阎，震住商震，吓退韩复榘，拉住宋哲元。

这还只是对内，对外则要在打又打不得，和又和不成的情况下，与日本明争暗斗，斗政略，斗战术，斗心机，乃至无所不用其极。

真个是仇敌满天下，没一天能消停的，如果神经略微脆弱一点，就非得像那个汪精卫一样落荒而逃，跑国外去养病不可了。

但这一切，他都熬过来了，忍不住自己都要佩服一下自己：收拾天下，舍我其谁？

在杀伐果敢的同时，貌似坚不可摧的蒋介石却还有不为外界所知的感性一面。他常常会像黛玉葬花那样，感怀自己儿时丧父的不幸，这就是作为一个“孤孽子”的“思亲”。

然而不管多难，他仍然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武力统一”：走到现在，离目标只是几步的距离而已，再使一使劲就能跳过去了。

所以“思”了“亲”以后，他要接着“报国”。

事实上，此时红军在陕北确实已陷入了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甚至都不用别人攻，随着冬季的到来，他们的物质已极度匮乏，不得不做好再次长征的准备。

然而西安事变却在蒋介石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从背后给他狠狠一击。那感觉犹如在半空中摔落下来，摔得体无完肤，遍体伤痕。

事变当晚，到处都是啸叫的子弹。转眼之间，他的秘书死了，警卫死了，而他自己，只是侥幸未被流弹射中，才在穿着睡衣，腰部摔伤的情况下，被从山洞中“请”了出来。

这是一个冰冷刺骨，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之夜。

在被执进入西安城时，一个叫唐君尧的东北军将领看到他，忽然一边敬礼，一边落下泪来，说两年前我曾经在庐山受训时见过您老人家，不意现在苍老多矣，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委员长”，善自珍重吧。

蒋介石当时没有说话，但西安事变后，曾特许唐君尧到溪口谒见张学良，并亲口对唐君尧说：你对我的那份情谊，我永世也不会忘记。

在刚刚被抓住的时候，蒋介石并不知道第17路军也参与了“叛变”，所以还在为杨虎城担着心哩。

可是在被押送路上，却意外地看到西安城内的士兵竟然都佩有“17路”的臂章。

第一感觉，仍然不是第17路军参与事变，而是杨虎城危矣。

因为昨天晚上他宴请东北军和第17路军将领时，杨虎城并未露面。

现在一想，是了，一定是张学良这小子先一步用请客的方式把杨虎城诓了过去，然后将其扣留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当兵的会戴“17路”的臂章呢？

蒋介石给自己找出的解释是，那是东北军缴了第17路军官兵的枪后，换了他们的衣服，出来掩人耳目的。

所以一开始他几乎把所有怒火都倾泻到了来劝他的少帅身上，为此，张学良又哭了好几次鼻子。

两天之后，蒋介石才知道，原来杨虎城也“叛变”了，至此，无论是他的自尊心还是自信心，都到了不堪的程度。

蒋介石不肯服软，张学良就被挂在了中间，既不得上，也不得下，这时他才对于学忠的话深有体会。

如果没有两股新的力量的加入，少帅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一股来自于南京政府内部的主和派，这一派的首领是宋氏兄妹，即宋美龄和宋子文。

宋美龄，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幺，海南文昌人，但她出生于上海，又长期留学于国外，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她的广东话、上海话、英语说得要远比普通话好得多。

在听到西安事变，尤其自己丈夫生死不明的消息时，宋美龄自然备感惶急。

第21章 到西安去（2）

在宋氏姐妹中，宋美龄虽然最小，但胆子并不小。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三人中最有胆魄的，她很早就帮助蒋介石掌管空军，所以被称为空军之母。

跟着蒋介石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不是没有遇到过。“两广事变”发生后不久，蒋氏夫妇在江西临川行营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那天半夜，在临川城外，突然枪声大作，当时也以为可能是发生“兵变”了，蒋介石自己都有些慌乱。宋美龄却立即说，你把手枪给我，如果冲不出去，我就自裁，绝不受辱！

事后查明，原来是城外的部队闹了误会，相互开了一阵枪，虚惊一场。

可这次西安事变既不是误会，也不是虚惊，此时除了那份全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几个小时之内，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正规渠道堵塞，谣言就开始走街串巷，有的说老蒋的脑袋早就被挂在城头示众了，还有的说西安城里面已经打得翻了过来，所谓“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

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

此时南京政府正就西安事变召开紧急会议。

宋美龄很清楚，这次会议不仅决定着丈夫的生死，事实上还关系着其未来的命运和前程，她必须参加。

可是她实际上无法公开参政，尤其是涉足如此重要的会议。

当年孙中山带着大伙颠覆满清闹革命，顺带把女权运动也掀了起来，所以才有秋瑾、沈亦云、唐群英、沈佩贞等众多女侠冒死参加革命。然而等到清帝退位，民国初成，却没她们什么事了。

在国民党党章里，竟然找不到一条有关“男女平等”的条款，倒是有这么一条：国民党员，不要女的！

一道打江山，最后却连张小板凳都不让我们坐，看了着实让人窝火。女将之中，以火爆著称的唐群英、沈佩贞当时就扑将上去，把宋教仁痛扁一顿，那种打法也颇具闺房特色：伸出手去，挠脸的挠脸，揪胡子的揪胡子，还有打嘴巴的，那动作更吓人，所谓“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宋教仁负痛狼狈而去，但女子参政的权利终究还是没能争来。

喊喊口号容易，思想深处的那许多痼疾和成见，岂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消除得了的。

那位要说了，宋美龄不是还管空军吗，都掌军权了，怎么能叫不参政，至少算干政吧？

其实确切一点说，参政的应该是蒋夫人，而并不是她宋美龄。

老蒋说，我要让我太太抓空军。谁敢说不行？

然而这个世界又非常现实，转眼间，由于蒋介石生死未卜，世态炎凉的一面马上就暴露出来。

众人在发现会议场上多出一个女人后，立刻群起质疑：谁把她放进来的，一个女人有什么资格参与军国大事？

大家不是不认识宋美龄，都认识，但他们心底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回荡，那就是：你还以为是老蒋在这里主持呢？！

宋美龄一动不动。

我有资格，因为小女子也是一个普通国民，需要了解大政国情，所以完全可以来开会。

看到宋美龄可能面临窘境，孔祥熙赶紧上来打圆场，主持会议的老好人何应钦也帮着说话，总算没有让这位在众人眼里已经严重贬值的“委座夫人”被当场轰出去。

但是一旦站住脚，宋美龄很快就让与会诸君见识到，她这个小女子，并不是一般的小女子。

会议虽然在讨论如何解救蒋介石，可是有一种论调，始终让宋美龄觉得分外刺耳。

有人说，“委员长”就不应该轻易到西安去，可他不听劝，偏去，结果怎么样，中计上当了吧。

说这话的，有真心着急的，但更多的是冷嘲热讽和落井下石。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舆论滋长蔓延，即使丈夫能够活着回朝，其威望和权力也可能一落千丈。

她必须反击。

这说的叫什么话？“委员长”既为“委员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只要是为国家筹谋大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顾个人安危。

保卫工作谁负责，难道都得“委员长”亲力亲为吗，那要你们这些部下和左右干什么？“委员长”这次在西安遇险，不是他的错，而是部下的错，是在座诸公的错！

寥寥几句话，却绵里藏针，句句见血，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回答。

宋美龄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知道这些政客们背地里都看不起自己，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因为丈夫被困而急得六神无主，到处乱闯乱撞的女人，不足以言大事。

她要说服别人，首先就要压抑自己的个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她在会场上始终强作镇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出自己慌乱不安的一面，同时话语中尽是站在理智高度，一套又一套大道理，完全不掺杂一点儿女私情。

就算她是一个女人，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你能不刮目相看吗？

会议的争论逐渐进入高潮：究竟是战是和。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主张出兵。

戴季陶和陈布雷被并称为国民党内的两大“文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就是此老的杰作，他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戴季陶气得哇哇乱叫，提出要立刻发动进攻，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府威信，不致让张、杨这些“叛乱分子”看扁。

论私人关系，蒋戴情谊非他人可比——蒋纬国原为戴季陶在日本的私生子，是从小过继给蒋氏做养子的。他都嚷嚷要打，与会者的情绪立即被调动起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且慢，有人不同意！

宋美龄又站了起来。

她当然不能同意。现在蒋介石还在张学良手中，实际上就是人质，解救人质，怕的就是把“劫匪”给逼急了，弄不好对方是要“撕票”的。

但是宋美龄不能说：我舍不得我老公，你们这样做，我可能要守寡的。

她要提到另外一个高度。

宋美龄给戴季陶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危难，万一“委员长”身遭不测，请问谁有能力领导政府和国家？

戴季陶无言以对。

是啊，别看蒋介石不在，你们就一个个张牙舞爪，雄辩滔滔，似乎一个赛一个能干，但真要让谁站起来负责这个大摊子，收拾确如外人所说的一盘散沙的局面，还真找不出一个有如此胆气的。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又重新热闹起来，这回讨论的是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其中的逻辑关系为：如果死了，那就必打无疑，如果还活着，则另当别论。

有人判断，蒋介石这么长时间不露一面，也不通信息，必定是死了。

但谁也不敢肯定。

有人不想再这么猜哑谜，干脆提出：是国家存亡重要，还是蒋介石的性命重要？

国家当然要大过个人，所以还犹豫什么，打吧。

会场上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何应钦属主战派，又是会议主持者，戴季陶一语既出，他原本以为向西安开战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变更，却不料突然被人搅了局，一时也感到很是意外。

他允许宋美龄与会，本意是找机会安慰安慰家属的，哪里能料到会出现如此情景。

这叫怎么说的。

虽说何部长在家也属于绝对被领导阶级，长期持有“全国怕老婆会会长”之委任状，可公开场合他还得表示一点大男子主义。

看场面渐渐有些控制不住，他赶紧清清嗓子，提醒大家两句。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她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就知道救她老公，你们可别光听她的。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她不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论据，大规模开战仍然不可避免。

她把脸朝向在场的所有人——没错，我是一个女人，但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为了营救我丈夫。

如果“委员长”的死，可以为这个国家造福，那么请相信，我会第一个劝他去死，去牺牲，因为那样是值得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现在就去炸西安，“领袖”的生命自然是堪忧，更严重的是，内战再起，不独陕西会重罹兵燹之灾，国力亦将因自相残杀而毁损，那还抗什么日？

这话算是戳到众人的心坎儿上了——别以为蒋介石不在，你们就可以乘势而上，夺他的位子，告诉你们，以后的日子难着呢，不光是对内收拾局面，还得御外，对付日本人。

后面这个难题，硬生生地把自诩多才的汪精卫都逼了下去，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比老汪玩得转？

不光何应钦无言以对，其他人也默然无语，再也发不出任何高论了。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呢？

宋美龄见已压住众人，信心大增，遂胸有成竹地说出了自己的策略：找一个和平解决的途径。

我们要两手出击，一方面做好包围西安的准备，但是切记，一定不要轻易开枪或轰炸；另一方面，我们调兵遣将不是要时间吗，为什么不抓住这段空当，尝试用和平手段营救“委员长”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等到后一种办法用尽，“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作战准备也完成了，到时候再打也不迟。

对于宋美龄来说，“绝望”这两个字是她不能也不敢想象的，可是又不得不提，所以要加上“万分”二字。

如果像宋美龄说的那样，自然是好，可是问题也正在这里。

由于得不到准确消息，外界盛传，西安城里到处都是血与火，已成恐怖世界，连蒋介石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试问可用什么和平之法，如何营救呢？

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谁敢去西安。

宋美龄说：我去！

听得此言，举座皆惊。众人勃然变色，一片反对之声。

有的说，你去干什么呢，没准“委员长”已经没命了，或侥幸未死，“叛军”也饶不了他，你去不仅没有什么效果，还可能多死一个人，是做不必要的牺牲。

还有的说，你去了还不照样要被关起来，那样人家更可以要挟你丈夫了，而且对方手里又多出了一个人质，只会增加事情解决的难度。

尽管宋美龄亲自出马的请求未能得到通过，但她出人意料的表现和发挥，却使她得到了会场上大多数人的支持，成了当天的意见领袖。

据说蒋介石本人并不特别擅长言辞，一些比较精彩的话都是事前拟稿然后照本宣科的，如果是临场答辩，嘴还钝得很。

不知道是不是月老给配好的，他老婆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潜质却着实让人惊叹。那些唇枪舌剑的片断，常常会让人想起三国时的一由卝3uww卝整卝理个著名场景——舌战群儒。

论处理突然变局的能力和见识，平时饱食终日的政客们并不比“群儒”高明多少，所以气场很快就都给突然杀出的“女诸葛”给占领了。

主和派成了赢家。

第22章 情义无价

虽然暂时阻止了进兵，可是宋美龄的心情并不因此而轻松。

那些劝她不要冒死涉险的话，往好了说是为其安全着想，听着却着实让人不是滋味，似乎蒋介石真的已经凶多吉少了。

毫无疑问，悲戚和失望，黯淡和怆然，会一次又一次地袭击这个不幸的女人，但她必须挺住。

由于自己不能亲往，在经过同意后，宋美龄决定派洋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前去西安打探情况。

端纳以前也做过张学良的顾问，经过这位老外的从中交涉，西安方面答应放人，不过放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扣押的人质之一——政府要员蒋鼎文，后者告诉大家：蒋介石还活着！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宋美龄的心仍然悬在那里：现在活着，不等于可以永远活着。

她料定张杨在无力抵御中央军，又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个最大可能就是乘飞机携蒋出逃。

说起飞机，宋美龄可不是一个外行。她自己也乘机去过西北，知道那里大多山地崎岖，飞机很难着陆，而像样一点的飞机场，又尽为中央军控制，张学良的座机去不了。

如果一定要飞，能飞往哪里呢？

很可能是陕北苏区。

这个念头让她坐卧不宁。

她准备再次去西安，但在即将登机的最后一刻，却又被拉住了，不过这一回并不因为她是“一般妇人”或“普通国民”，恰恰相反，她的身份和地位已经恢复到了“特殊国民”。

蒋介石还活着，这就意味着，她的老婆仍然是那个供大家仰望，且无人敢得罪的第一夫人，岂能轻易犯险！

代宋美龄飞赴西安的，是主和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宋美龄的哥哥、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

说起来，这宋家当年真是了不得，估计也要300年才能出此一家。除了涌现出两个第一夫炫、一个准第一夫人外，宋子文也是一个能靠自己混饭吃的牛人，他和姐夫孔祥熙不仅都被称为民国财神爷，还都以政治家的身份进入政府最高层，担任过行政院院长或代理行政院院长。

对大舅子能在这个时候冒死到西安来搭救自己，蒋介石起初并无心理准备。

宋子文和孔祥熙，虽同为蒋之内戚，也都善于理财，但蒋介石素来喜孔恶宋。原因是宋子文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几乎每个毛孔都洋化了，平时最喜欢讲的就是洋人那套规矩，而这个让蒋介石极其头大。

蒋介石自己尽管不敛财，可他得花钱啊，有的究竟拿去作何用途还不能明讲，得意会。偏偏宋部长既不能意会，也不愿配合，总是要翻来覆去地问：这钱你拿去做什么用？

或者干脆挑明：钱款从哪个账户上拨，汇到哪儿去？

这能都跟你讲吗，蒋介石感觉自己难受得要命，就好像伸手向人乞讨似的。

孔财神就不同了。这兄弟立场摆得很清楚：我就是蒋老板的账房先生而已，钱反正都是老板的，他拿去干什么用，给谁不给谁，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要知道他啥时候要，随时能把银子取出来给他就行了。

如此一对比，蒋介石就认为宋子文是故意在跟自己对着干，所以两人经常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们还曾为军费开支超额的问题而大吵过一架，差点就动起手来，弄得宋子文负气出走。

现在谁都知道西安城里最危险，谁肯轻易跳此火坑？

看来吵归吵，闹归闹，还是情义无价啊。

蒋介石百感交集，几乎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到老婆带来的字条，说要是宋子文三天内回不了南京，就来跟自己同生共死之后，情感上再也绷不住，失声便哭了起来。

强人，原来也是挺脆弱的。

谈起如何脱险，蒋介石的打算仍然是以战逼和，即外面的中央军只要逼得越紧，张、杨就可能越软弱。

但宋子文的感觉完全不同。通过与张、杨的谈话以及对西安城内气氛的观察，他兜头给自己妹夫浇了一盆冷水，忠告他：正因为外面逼得急，张、杨才更可能走向极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还是不要硬顶为妙。

从宋子文说话的语气中，蒋介石察觉出了异样，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因此当张学良再次来看他时，态度已经明显软了下来。

不过让张学良哭笑不得的是，都这时候了，蒋介石竟然还想使避实就虚之计。

他主动提了两条，一为允许东北军开往绥远抗日，一为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但对于张、杨最关心的政治条件，蒋介石却推托说应交南京方面讨论，因为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

这话就只能骗骗小孩子和不谙中国国情的老外，谁不知道在南京政府，只要你蒋介石点了头，什么大会都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张、杨不满意，蒋介石不答应，宋子文亦觉一筹莫展，他决定立即和端纳一起返回南京。

蒋介石是在睡梦中被大舅子叫醒的，得知对方马上就要走，不由得心头一惊。

事实上，宋子文急着要离开这一是非之地，并不是为了保命，倘作如此想，这位财神爷就不会只身到西安来了。

他急着回南京是要找破局之策。

曾担任过代理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不光会理财，同时也谙熟国情，具备很高的政治眼光。此次西安之行，让他得出了与南京的主和主战两派以及蒋介石本人都截然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主和派说，可以离间张、杨的关系，但宋子文分明看到，这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态度不一，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尚无翻脸相斗的可能，而且两军官兵对发动西安事变都持支持和拥护态度，也就是说，扣蒋至少在西安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主战派说，只要大军出动，东西夹攻，西安将很快被攻下，而蒋介石也能因此脱险。

宋子文则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已经结成“三位一体”，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集团，虽然西安比较难守，但他们可以退至广大的陕北苏区，到时三军用命，加之凭借西北的有利地形，守个把月绝对没有问题。

对于蒋介石以战逼和的策略，宋子文就更不能认同了。他相信，如果大规模内战开始，第一个要倒霉的恰恰就是蒋介石本人，别说放他了，小命保不保得住都很难讲。

就在离开南京时，宋子文还在犹豫，究竟是军事解决好呢，还是政治解决好呢？

到这时候，已经坚定信心：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因此，他才要急着赶回南京做说服工作。

伤离别，离别就在眼前。此时蒋、宋心里都充满了酸楚：他们还会有再次见面的机会吗？抑或只能重逢于九泉之下？

老蒋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叮嘱宋子文不要再回西安，当然也不要让誓言同生共死的老婆来送死。

他要宋子文转告何应钦，一定要在五天之内完成围攻西安的计划，那样他就可以安全了。

宋子文连连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码事。

我走了，后天再来看你。

走出门，却又再次返回，并且加重语气：我一定会回来的！

蒋介石的眼泪差点又没忍住要掉下来。

今日一别，可能永世不得相见，多看一眼算一眼吧。

蒋介石动笔给家人和国民各写了一份遗书，在他心里，已经完全不做宋子文返回的打算了，等于是在“托妻寄子”。

宋子文人在西安，能走不能走，还不是可以由他自己决定的。

张学良和宋子文曾是一对铁哥们儿，他对宋子文说：干脆，你就不要走了，反正回南京也没什么用。

此时针对蒋介石的“顽固不化”以及内外部越来越大的压力，张、杨也变得有些垂头丧气了。

宋子文赶紧告诉他们，自己决心推进政治解决，现在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蒋介石听天由命的状态。

怎样改变呢？

去南京把宋美龄接过来，让她做蒋介石的劝导工作。

一听这话，张学良吃惊不小，他劝宋子文不要这样做，表示如果西安真的爆发战事，他不一定能完全确保宋美龄的安全。

但宋子文信心十足，因为他已经构想好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除了带自己的妹妹同上西安之外，他还要再邀两人。

一个是刚刚回南京的蒋鼎文，由他负责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军事问题。

说是解决军事问题，其实一方面是做军方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张、杨看的：我们往返两地是为了和平交涉，绝不是忽悠大家，或一去不回。

另外一个是戴笠。

在很大程度上，戴笠也是起到一个象征作用。由于支持蒋介石的军人中，黄埔学生占很大比例，如果他能来西安，可以代表黄埔系，让张、杨放心。

宋子文提出的方案，正合张、杨的心意。

自从上次蒋鼎文回南京后，他们不能不产生一种担心，那就是对方是不是在玩金蝉脱壳之计，张学良不放宋子文走，多多少少也含有这种顾虑。

现在这种顾虑证明可能真的是多虑了。

对宋子文回京，张、杨不疑，南京的要员们却大起疑惑之心。

宋子文可是蒋介石的大舅子，本人在政府内的影响力也非蒋鼎文等所能及，在他们看来，既然西安不能释蒋，张、杨又有什么理由再把宋子文平平安安地给放回来呢，应该把他也扣起来当人质才对啊。

更何况，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关系在朝野上下也是无人不晓，都知道他俩是多少年的铁哥们儿。如果这两人背着大伙玩玩猫腻什么的，谁知道？

为了解释和通过自己的方案，一向恃才傲物的宋子文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下来接受怀疑者们的轮番拷问。

或曰：是不是“委座”在张、杨的逼迫之下，已经在政治条件上签字了？

关系到蒋介石的“气节”问题，宋子文赶紧澄清：你们难道不知道“委座”的为人吗，他怎么可能会违心签字呢。这是对他人格的污辱！

在蒋介石还存活于世的情况下，当然没人敢出言不逊，进行“污辱”。

有人便顺坡而下，抓住这一点不放：你说得不错，只要“委座”还被扣在西安，遭人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宋子文张口结舌，很感无语。

何应钦则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宋子文再赴西安倒没什么，但是让蒋鼎文和戴笠同去则不妥。

为什么呢？

因为蒋戴二人都是军队系统的，如果到时张、杨进行“威逼”，让他们把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计划都供出来，那可怎么办？

质疑来质疑去，无非围绕两种可能：不是“委座”自己“屈服”了，就是这姓宋的跟张、杨穿一条裤子，背叛了“委座”。

宋子文平时跟蒋介石都敢对着干，其他文武百官更不被他放在眼里，得罪过的人自然不少。趁这机会，有嫉他的便在背后群起而攻之，并大泼脏水，谓之：西安事变总策划师！

眼看矛头马上要集中指向自己了，宋子文愤然而起：现在时间这么紧迫，解决事变以分分秒秒计，你们却还在这里怀疑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宋某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非得到西安那种险地去过把瘾，你们为什么都不去？

质疑的要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别的都不要扯了，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委员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要军事解决呢，还是政治解决。

宋子文心里当然明白，蒋介石在他临走时说得清清楚楚，必须军事解决。

他不能够篡改“圣意”，但又知道非政治解决不行。

为此，宋子文只能剑走偏锋，以外交辞令作答：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他老人家也肯定不希望看到内战发生！

这话答得还真够水平，既坚持了“和平之道”，又没有歪曲蒋介石的原意。

在宋美龄之后，宋子文终于又再次拿捏住了“群儒”，主战派同意<wén .rén. shū. wū>按其方案行事，但是提出一个要求：只给你们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如和谈不成，则对西安发起最后的总攻！

得知情况严重，丈夫不是离危险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后，宋美龄立即准备随同前往。

在她看来，和平营救蒋介石这件事就像在造房子，端纳算是奠基起了个头，宋子文接着把柱子墙壁建好了，最后上梁盖顶的工作当然得由自己来参与完成了。

就在飞机快要起飞时，一个女人哭着跑过来，死活要上飞机。

一看却是蒋鼎文的太太。

蒋鼎文被扣西安，蒋太自然是天旋地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等到丈夫奇迹般地第一个脱险回京，又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忽然没几天，身边的人竟然要重返她认为的那个龙潭虎穴，再次面临着送命的可能，顿时整个人都要倒下去了。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过山车也没这么玩的。

第23章 情义无价（2）

她没有办法不让丈夫去，能想到的就是一起去，死也死在一块儿。

宋美龄当然不能让她去。大家是去办事的，不是上刑场，夫妇两人这么一路哭哭啼啼，就算去了西安也不成个体统。

劝住了蒋太，宋美龄自己的心里其实也是七上八下，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到了洛阳上空，她往下面一看，飞机场上轰炸机排列整齐，正待命出发呢。

一行人立刻在洛阳作短暂停留。宋美龄端出空军之母的架势，告诫空军将领们：绝对不准进攻！

再登机往西安飞，离目标越近，心情也越忐忑，终于在到达西安飞机场上空时，女强人支持不住了。

她悄悄掏出一支左轮手枪，然后塞到端纳手里。

如果军队哗变，无法控制，士兵要碰我的话，请你立即朝我开枪，万勿迟疑。

端纳连忙安慰对方：不会的，他们不会碰你。

请答应我吧。

她几乎是用哀求的眼神望着身边的老外顾问。

等飞机真的在西安城着陆，宋美龄却又马上恢复了镇定从容的神情，似乎方才的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张、杨闻讯，急忙来见。对他们来说，这个场面比较尴尬。一般而论，你抓了人家老公，做老婆的就算不跟你玩泼妇的一套，满地打滚，至少也会怒容满面，兴师问罪。

但是宋美龄的样子跟以前全无区别，好像她是出公差，正好偶然路过，来看看各位的。

尴尬很快就变成了自然，大家再说话就方便多了。

宋美龄敢于到西安来赴险，并不纯如蒋鼎文的太太那样“要死死一块”，她从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张学良不会对她怎样，至少不会把她关起来做人质。即使在情绪差一点失控时，她担心的仍然是无法控制的士兵，而不是张学良本人。

见面后，她注意到张学良“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一判断。

当然，仅此还不够。她要从侧面小小地试探一下。

宋美龄用一种很不经意的语气对张学良说：等下你就不要让你的部下搜我行李啦，主要是翻乱之后不好整理。

张学良闻言大惊失色。

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这么做呢。

此时的宋美龄对自己的安全已经有了几成把握。

礼，很重要。有了礼，才有敬。有了敬，才有惧。有了惧，才可以慢慢劝解。

她一路观察，发现西安的街道上并没有出现自己原来想象中的混乱情景。这说明，张、杨仍能控制得住军队。

现在紧张的人变成了少帅。

把宋美龄一接到张宅，他就赶紧问，要不要马上安排见一下“委员长”。

宋美龄笑了笑：不急不急，先坐下来喝杯茶好了。

她当然希望立马就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可是这事急不得，必须让张学良意识到，自己的心情一直很平静，而且始终是信任对方的。

此后的很多细节，老版本的电影《西安事变》都交代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场面：蒋介石早上翻《旧约》，上面写着一句话，大意是从前英雄救美，现在要美救英雄了。

但实际上这位落魄之人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见到宋美龄突然出现在面前后，他起初是不敢相信——不是已经交代宋子文，让你们都不要来了吗。然后是眼睛一闭，“愀然摇首，泪滑潸下”：完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接下来，自然“美”先得安抚“英雄”，但最关键的还是考虑怎么把“英雄”给救出去。

此时除宋氏兄妹代表的主和派外，第二股力量也早已进入了西安，而不管是主和派还是张、杨本身，若没有这股力量的合作，西安事变仍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

宋美龄劝蒋介石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恩来。

在西安事变猝发时，陕北中央原先也是不知情的。证明消息确凿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反应是“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局外人很难想象国共之间的积怨，那是一种真正的血海深仇，十年征战和厮杀，使彼此在对方眼中早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即以分立两大阵营的黄埔学生而言，十年之前，他们曾是同窗，是朋友，可以彼此问候，然而十年之后，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互相拥抱的理由了。

当时的鄂豫皖是国共黄埔将领争斗的主战场。红25军军长蔡申熙（黄埔一期）战死时年仅25岁。临死时，他对陈赓说，如果你能见到“蒋校长”，让他在黄埔校史上补一笔，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期的蔡申熙死于一期的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蒋介石，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够机灵，他熟知国民党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蒋介石的心理。果然，蒋介石听后大受触动，连眼圈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致，突然有人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杨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即如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20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国民党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国民党，以抵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就不易了，而这对于苏联的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多次举行磋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西安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蒋介石一方，这个中间人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杨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蒋介石不肯在政治条件上签字，张、杨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蒋介石见面详谈。

可是蒋介石拒绝见面。

因为在他的“武力统一”计划中，最不能容纳的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不管他与南北诸侯怎样斗得死去活来，毕竟都还属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而国共两党之间却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逾越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另外，对于周恩来的介入，蒋介石不能不起疑心，认为共产党可能是西安事变的背后主谋。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有些破罐子破摔了，尤其是当着老婆的面，非得体现一点“英雄气”不可。

我现在被他们劫持着，当然不能做任何承诺。你千万不要企图劝你丈夫签字，我也不会答应和周恩来见面。总之，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知道蒋介石的脾气，宋美龄不能从正面劝说，得从侧面诱导。

先得告诉老头子：你不仅没有沦落为破罐子，还进化成了一个特大的香饽饽。

宋美龄说，你还不知道吧，自从你被扣在这里后，全国民众都快急疯了，那种“忧疑惶急”的样子，是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就算你的反对派们，也是如此。

为了渲染气氛，她还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一把，说是上学的小孩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比老爸老妈死了还难过，至于那些当兵的，悲痛的样子更别提了，听说你可能已死的消息后，有人竟然还自杀了。

对这些话，蒋介石信不信是一回事，爱听却是真的。

他的自信心又鼓了起来。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光环，不仅没有因西安事变而黯然失色，相反还变得更加光芒万丈了。

看到蒋介石的眸子又亮了起来，下面该说些什么，大家应该明白了。

绝不能这样说：蝼蚁尚且贪生，你要爱惜生命啊。

那样的话，老蒋准保还是会猛摇其头，摆出一副“以身殉国”的酷哥模样。

得告诉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讲，你轻易死不得，要留着这条性命去“完成革命以救国”。

宋美龄还以自己举例，我虽然不是领袖，却是基督教徒，上帝要我死，那毫无疑问，我得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去死，但倘若上帝不让我死，我可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这话也是说给老蒋听的。

面子有了，老蒋的架势就可以收工了：那就不死吧，不是我蒋某人怕死，而是国家和上帝一致要求我不能死。

他终于答应和周恩来见面，不过不是他自己去，而是由宋氏兄妹先后代之前往。

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宋氏兄妹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底，想想双方做了这么多年的死敌，共产党又可能是事变主谋，他们会轻易放过蒋介石吗？

而且，如果对方来个狮子大张口，或者漫天要价，那可怎么办？要价过高，南京那边绝不会答应，即使蒋介石对此点了头，也一定会影响到后者今后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和前途。

可是见面之后，宋子文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蒋介石愿意领导大家抗日，出于民族之大义，共产党同意取消苏维埃，服从南京政府。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

虽然“六项主张”的一些内容与张、杨的政治条件完全一致，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必须签字，这让宋子文内心为之一宽。最关键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价码”远在蒋介石设定的底线之内，这使国共和谈的前景一片光明。

等到宋美龄出面，她再次从周恩来那里得到郑重承诺：我们会拥护抗日的“委员长”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跟宋子文一样，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共产党会称蒋介石为领袖。她由此敏锐地感觉到，中共的介入，不仅不会致蒋介石于死地，还是解救蒋介石的福音。

当然，不管宋氏兄妹如何满意，要是蒋介石自己不同意还是白搭。

中共的回答同样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这让他不得不陷入思考，自己的“武力统一”还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回荡在蒋介石脑海里的，一定会有黄郛给他留下的“病中策”：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黄郛对自己义弟性格上的优缺点是琢磨得很透彻的。他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依我看，你在“毅”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在“弘”上多下工夫。

的确，蒋介石这个人，优点就是坚毅，往往越是艰难越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定目标。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不够宽宏大量，且易怒易躁，往往急于求成，乃至于树敌过多。

民国时代，蒋介石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来自于“毅”，而他又屡次失败，归根结底，又不能不说是败在一个“宏”字上面。

只有陷落底谷的人才最容易听得进逆耳之言，蒋介石经过慎重思考，终于点头同意了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调停主张。

第24章 放还是不放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蒋介石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蒋介石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得又急又气。

他听后马上逼视对方：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语调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内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如果放在从前，以少帅在东北军中之权威，此时众人就应该噤声了。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说话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乱，却没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说给你听听。

蒋介石所有答应的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后再做，在西安就要实现，有一件他没有做，我们就得不到保证，也就坚决不能放人。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对蒋介石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诸位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撑起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让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但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和说服，双方都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会散了，却并不表明众人的情绪会散。

有少壮派军人愤然出言：西安事变是我们大家伙提着脑袋干的，早已不是他张、杨两个人的事了。

哦，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闹着玩的吧。如此做法，置我辈生死于何地。

听到这些话，少帅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他生恐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赶紧把原来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孙铭九卫队营调开，转而由其他侍卫部队接任。

与东北军相比，第17路军的反响更为强烈。蒋介石几次三番在西北搞“拆迁”，明里暗里催着要他们挪窝，摆明就是不想让人过好日子，所以其中下级将领都对蒋介石恨入骨髓，颇多“报复思想”。

东北军说要“保证”，第17路军却说要什么保证，一颗“花生米”了结不就得了。

要不是张学良有所提防，很早就与杨虎城商定，把蒋介石移到自己看管的区域，后者现在是不是尚有命在，还真是得两说的事。

受到部下的影响，原本在释蒋问题上就犹豫不决的杨虎城开始动摇了。

张、杨合作，杨虎城常有“齐大非偶”的顾虑。

什么叫“齐大非偶”，这是一个典故。

说春秋时候，齐国国王想把女儿嫁给郑国太子。当时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按道理，这应该是一个让郑国太子受宠若惊，备感荣幸的一件事，但这位太子出人意料地婉拒了送上门来的好事。

理由便是：每个人都有适宜自己的配偶，齐大郑小，门不当户不对，我是配不上您家公主的。

此典故收在《左传》上，想来作者左丘明老先生对郑太子是很赞赏的。

都是男人嘛，谁娶老婆也不希望总被对方压着一头，那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东北军无论兵员还是武器粮饷，都远超第17路军，这样的合作伙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你的一种潜在威胁。

两广事变之初，张、杨原计划通电响应，但对陈济棠能否成功，两人心里都无胜算。商量的结果，是由张学良到南京去拜访老友宋子文。

拜访是假，摸底是真，因为宋子文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知晓的军政内幕。

不探不知道，一探吓一跳。原来蒋介石已经在江西搞定了余汉谋，陈济棠垮台要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下，响应是肯定不能够了。摸到底后的张学良并没有马上返回西安，而是到上海的花花世界去转了一圈。

可你老兄倒是透个底给杨虎城啊，他却没有。一直在西安翘首南望的杨虎城既见不到人，又看不到信，还以为张学良去蒋介石那里告了密，急得眼睛都生出了毛病——如果东北军和中央军合起来对付第17路军，后者只有完蛋一途。

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杨虎城还是边合边疑，十分谨慎小心。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张学良一度迟疑时，露有惧色了。

在对待已沦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的态度上，张、杨也分歧很大。张学良虽然扣蒋，但属万不得已，南京的政要首脑里面，他和蒋介石还是最为亲近的，所以西安事变后，他对蒋介石仍是“执礼甚恭”，不敢有过于失礼的地方。

蒋介石被扣，空下的位子自然有人惦记。比如国外的汪精卫就正在加紧往国内赶，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重新掌控南京政府。汪、张早在长城抗战前就有过势不两立的冲突，蒋、汪两个人，如果你一定要张学良从里面选一个出来做头的话，毫无疑问他只会选蒋。

一边是外界并不支持扣蒋行动，另一边是蒋介石的位子将可能被汪精卫或其他人所取代，这时候的张学良就非常希望能尽快释蒋。

宋美龄刚到西安时，张学良就当着她的面表示，自己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领导抗日，签不签字都可以。

张学良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别说蒋介石死也不肯签字，就算签了，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要知道在南京政府，蒋介石虽然权势日重，但说出来的话也并非绝对圣旨，就算在国民党内，他的反对派也有不少。更何况，蒋介石既处于被扣之中，南京的要员们日后完全可以以蒋介石签字系“出于胁迫”为由，对所有条件予以全盘否认和推翻，都用不着蒋介石自个儿出来反悔。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张学良本身对签字其实并不热衷，他相信的，还是自己与蒋介石的“君子协定”。

张、杨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在于，杨虎城主张要么不扣蒋，扣了就不能轻易放，纵然关着不杀，也绝不给其以东山再起的机会。张学良则以为，既然蒋介石已答应了中共的调停条件，应立刻予以释放，且继续拥其为领袖。

在是否释蒋的问题上，张、杨争着争着就大吵起来。

张学良情绪激动：我们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还不是要停止内战，让“蒋公”领着我们抗日吗，现在他都答应了，你为什么还要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呢？

杨虎城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观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在没有获得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你却同意让老蒋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回去后肯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的。

张学良则完全不同意自己搭档的看法：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怕担责任，那政变的完全责任由我来负好了。

说着，少帅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气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

到这个时候，两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了。杨虎城一甩手，拂袖而去。

一旁的周恩来眼见张、杨几乎要闹到决裂的程度，赶紧上前劝解，让张学良少安毋躁，大家可以慢慢再商讨。

张学良意识到，在西安的“三位一体”中，他和杨虎城分居天平的两头，周恩来的态度显得最为重要。

这天晚上，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了蒋氏夫妇居住的宅院。

此时蒋介石躺在床上，因为病痛而动弹不得。当周恩来进屋时，四目相对，两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彼此熟悉的地方——黄埔军校。

十年过去，已显苍老的“蒋校长”仍称“周主任”为部下，而“周主任”也表示，只要“蒋校长”不再“剿共”，不光他本人仍然是部下，即如红军，亦可听其指挥，直接开赴抗日前线。

知道蒋介石需要休息，周公很识趣地聊了几句就退了出去。虽然初次相见十分简短，但无疑极其重要，因为它实现了国共领导人在多年为敌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见证了双方的诚意。

这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头。

1936年12月25日。这一天对蒋氏夫妇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当天是西方的圣诞节。他们很希望借此“吉兆”尽快离开西安。

可还是走不了。

这是南京主战派定下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去，对西安的总攻就要开始了。

宋美龄决定再次劝说张学良。

你知道吗，三天的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能放“委员长”回京，中央军肯定是要发动大举进攻的。到时，我等固死，你也不能独存。

不如今天就把我们放掉吧，就等于送国家一个“无价之圣诞礼物”。

张学良很是为难。

鉴于杨虎城不肯放蒋，他已准备必要时不惜用兵了，可是比较困难。

若以总体实力而言，东北军或许强于第17路军，但在西安一地，张学良掌握的部队却并不比杨虎城多，不仅城门由后者负责把守，城外更有第17路军九个团，而东北军仅有一个团。

一旦双方打起来，杨虎城是完全可以先下手为强，把蒋介石扣起来再说的。

张学良便找到宋子文，哥俩共同商讨如何才能摆脱窘境。

能不能把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乘他人不备，突然飞离西安？

这个设想马上就被他们自己给推翻了。

太危险了。杨虎城肯定已经把这里严密监视起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不定还没等到机场，蒋介石就要落在他手里了。

再想。

张学良忽得一计，唤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们可以让宋美龄和端纳先走。其他人问起，就说停战期不是到了吗，他们是到南京交涉，以便延长停战期的。

只要这边转移了视线，那边就可以给蒋介石化个装，藏在汽车里混出去，直接送到东北军营地，然后大家再在洛阳会合。

宋子文觉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只得如此。但是宋美龄坚决反对。

知夫莫如妇。没人比她更了解老蒋的脾气了，那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怎么肯把脸画得跟个花脸猫一样逃出去呢。万一在城门口被查出来，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更何况，蒋介石背部还在华清池受了伤。就算能侥幸从城里混出去，西安到洛阳，那可不是一点点的路程，坐着汽车这么颠过来簸过去的，那两根老骨头还不都得给拆散了。

所以宋美龄说，一定要让蒋介石坐着飞机公开走，要是做不到，还不如一起死在西安算了。

事到如今，张学良简直有些技穷了。

要坐飞机，还要公开，靠我一个人断然是没这么大能量的，还是请周公来帮忙吧。

于是，蒋、周便有了第二次谈话。

这次谈话，双方都从容了许多，也更具目的性。

第25章 放还是不放（2）

蒋介石知道此番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所以话语极为恳切：你知道吗，即使在“剿共”的时候，我也一直是记挂你们这些中共要人的，包括你，包括那些黄埔学生，毕竟都曾经是我的部下嘛。

我跟广西的桂系怎么样，差不多也打了七八年。可是说好就好了，我对他们“施以仁怀”。对你们，我也一样啊，肯定会慷慨对待的。

蒋介石甚至表示，只要红军对他“效忠”，可以享受和中央军一样的待遇。具体细节，以后可以在南京直接谈。

一旁的宋子文趁势插嘴，希望周恩来施以援手，让蒋介石迅速离开，否则再耽搁的话，只会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和恶化起来。

周恩来答应了这一请求。

事实证明，蒋、周的二次谈话极其重要。如果周公不在关键时候扮演关键角色，出面说服杨虎城释蒋，后者是很难安然无恙回他的南京城的。

在苦等消息的过程中，蒋氏夫妇着实受了不少罪，他们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从11点半等到2点半，再从2点等到3点，两人注视着屋里的电话，那里始终没有传来他们需要的喜讯。

忽然，宋子文跑了进来——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

接着进来的是张学良。

现在天已经晚了，要不明天早上飞南京吧。

宋美龄一跃而起：还等什么等，等他们改变了态度再来抓我们吗？

马上走！

高兴归高兴，要离开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龄更急切，但此时蒋介石想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

这杨虎城虽然暂时被说服了，答应放我一马，却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飞机上了天，再在下面玩阴的，给我来上一炮怎么办。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杨的给稳住。

与自己老婆比起来，蒋介石的心机终究还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还把张、杨叫过来“训话”，不过没有责备，只有宽慰：尽管西安事变属于“叛变行为”，但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答应的事也都会一一照办。

说是给两个人“训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给杨虎城听的。

蒋介石知道杨虎城意在“经略大西北”。西北，这是多重要的一块地儿，舍了身家性命也绝不能放手。可是现在你还在人家枪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诉张、杨：我把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打算搞一个西北五省的统一军事机构，让你们负责。

这就叫投其所好。说白了，就是骗人。要是蒋介石真有此意，哪用得着请周恩来帮他从中斡旋。

前脚把张、杨送走，后脚蒋氏夫妇一班人就赶紧去机场。到了机场一看表，已是下午4点。

正要登机，忽然有一个人急如星火般地赶来。

这个人如果是杨虎城，蒋介石的心就得悬在那里了。幸好不是，是张学良。

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周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就要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蒋介石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蒋介石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应该说，蒋介石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拔脚就溜，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嘀咕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作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感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吗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当然杨虎城实际上仍然指挥不了东北军，这也是后来“三位一体”分裂的原因之一。

见张学良如此，杨虎城也无话可说，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位——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赴京后，他的幕僚们始而愕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东北军内部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杨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杨恶感更甚，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另外，他也需要弥补自己与蒋介石的私人感情。

国民党内为人处世，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亲自陪同蒋氏进京，完全可看成是一次感情的投资。

飞机还在飞行途中，飞机上的人则是心境各异。

蒋介石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看上去，丝毫没有脱险后的那种喜悦和兴奋。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他的心情可以理解。

相比于蒋介石，其他人则要轻松得多。

宋美龄看着窗外，虽然疲惫，但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微笑。

他们夫妇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不管今后如何，这都是一件值得额手相庆的特大喜讯，这个圣诞节，上帝实在是太照应他的子民了。

张学良的心情也算是好的，他甚至一度闭着眼睛昏昏欲睡。

到洛阳时，天已黑了，由于事先并没有通知洛阳方面，因此少帅命令飞行员在洛阳机场上空盘旋一两圈，以便让地面的人知道他们要降落。

飞机降落，张学良看到无数学生和士兵朝这里涌来，只是他们对待飞机上的人的态度却泾渭分明。

宋美龄第一个迈出舱门，人们驻足立正，当她的双脚着地，更是得到了英雄般的敬礼，有两名军官上前来搀扶她。

张学良就跟在宋美龄身后，可是他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刚刚站稳，便有四个士兵拿枪对准他，其中有一个甚至露出一脸愤怒的表情，声称要开枪杀了他。

宋美龄闻言，立即回头：不许这样，让他一个人走！

最隆重的当然是对待蒋介石。

他被搀扶下飞机，前来问候的人们排成欢呼方阵，有的人把帽子抛向空中，有的人眼里闪着泪花，有的人则已是喜极而泣。

在西安时，虽然宋氏兄妹曾反复安慰蒋介石，说你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西安事变而下降，反而还因祸得福，像坐着直升机一样升了上去。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信呢。

在洛阳的这个晚上，全信了。

洛阳万人空巷，鸣炮庆祝，以致店铺里的鞭炮都被人抢售一空，不是“洛阳纸贵”，成了“洛阳鞭炮贵”。

这叫什么，这叫民意，蒋介石真正成了无人能撼倒的“领袖”。

毫无疑问，此时张学良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对眼前的这一情形，他不是完全没有预计，只是没有预计到会这么可怕。

爆竹在腿边炸响，仿佛炸响在心灵深处。

人们都在庆祝，都在欢呼，没有人再去理睬那个孤独失意的人。

蒋介石不愿在洛阳多耽搁，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行便再飞南京。

当然不可能再让张学良这个“叛逆”跟“领袖”坐一块儿，于是五个人分两拨，蒋氏夫妇和端纳坐一架飞机，张学良和宋子文坐原来那一架，同时有军用飞机护航。

给张学良开飞机的，是他的美籍私人飞行员。人们对张学良的极度敌意，都被他看在眼里，也急在心头。

在往南京的途中，忽然刮来了一场沙尘暴，满天卷起翻滚的黄云。张学良的座机是美国波音飞机，性能优越，很快就将护航机甩下了一大截。

这时飞行员悄悄对张学良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

不去南京，他可以带主人回包括西安在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连他这样的老外飞行员都能看出，张学良如果到南京，绝不会有好果子吃。

然而少帅表现出了超常的冷静。

没关系，你继续往南京飞，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飞机停在南京军用机场。飞行员回头望去，少帅的脸上已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就好像子弹打在身上也不会躲避。

正如所料，洛阳的一幕再次重现在南京，机场上已经有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围了上来。

张学良站在机舱门口，他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将是一种什么命运。

飞行员一把拉住他：小心……

#炫#张学良转过身，忽然落下泪来。

#书#在洛阳，那么困窘，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当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他落泪了。

#网#这个世界还有人记得你，没有抛弃你。

张学良伸出双手，跟飞行员握了握。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走出几步，张学良又回过头去，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握飞行员的手。

然后，他昂着头，穿过人墙，走向别人给他安排好的归宿。

193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当庭作出宣判，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第二年，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其交由军委会严加管束。

即使如此，这个年轻人还有希望，真正让他绝望的是随后发生的“二二兵变”，东北军自相残杀，四分五裂，西安的“三位一体”也随后瓦解。

张学良为此带信给于学忠：话不知从何说，泪不知从何流。

从此，他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开始了漫长的幽居生涯。

张学良晚年总结一生，曾无限感慨地说：我的生命从21岁开始，到36岁结束。

21岁，他向父亲张作霖提出整军经武的一揽子计划，在奉军中崭露头角。

36岁，发动西安事变……

他曾经风流倜傥，曾经权倾一时，曾经万人景仰，也曾经拥有数不清的朋友，后来，这些都一一离他远去。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命运像早已设置和安排好的一样，它会让你感觉拥有一切，又会同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一切都从你手中夺走。

第26章 后时代

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一直在旁观望的日本人大跌眼镜。

中国不仅没有走向内乱，反而还在抗战的旗帜下高度聚合了人心，诸侯们纷纷从反蒋变成了拥蒋，就连以往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也奇迹般地站到了一块儿。

与此同时，由于绥远抗战的胜利，南京政府在对日政策上更趋强硬，连一贯低调的汪精卫都喊出了“恢复失地，还我河山”的口号。

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日本在内蒙古已经一败涂地，他们把所有精力和着眼点都集中到了华北。

有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华北也像绥远那样，团结一心，励精图治，日本人的“华北工作”恐怕又得像“内蒙工作”那样无功而返了。

可惜这时的29军高层已经进入了后萧振瀛时代，鸡蛋上不是无缝，而是缝很大，越来越大，这就让人家从中找到了空子。

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缘于在29军内部，宋、张之争又再次爆发。

长城抗战结束后，宋哲元和张自忠所热衷的，都不再是领兵打仗，而是所谓的战而优则仕。

宋哲元公开场合几乎再也不穿军装，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流了血，后面得安享富贵做大官。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古语有谓沐猴而冠，代不乏其人。

宋哲元、张自忠这些人，若在战场之上，都是一把好手，搞政治，却没有一个够格的。

不过两人还有区别。

既要搞政治，免不了要招揽门客。宋哲元的门客，就是政委会里的那帮人，里面很多是跟日本人有扯不清理还乱关系的汉奸文人。

早在萧振瀛在时，就为此制定了一个原则，即用人而不被人所用——利用他们去跟日本人打交道，并显示自己“亲日”的一面，实际上并不重用此辈。

萧振瀛虽走，宋哲元仍是“萧规宋随”，张自忠却是糊里糊涂，常常被人用而不自知。

要说张自忠以前也有过冲动之举，却还不至于如此糊涂，那是因为有萧振瀛在。

张、萧关系原来就很好，要不然当年张自忠也不会听从萧的话，让位于宋哲元了。后来张自忠虽因利益之争，加入过驱萧阵营，但关键时候，后者的话他还听得进去：萧振瀛让他停止反宋，他也就偃旗息鼓，暂不作此想。

可是在萧振瀛离开华北后，身边少了这么一个诤友，情形就完全变了。

天津租界里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多得数不胜数。这些人蜂蜂蝶蝶，都是一心要通过做张自忠的门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贵的主。

萧振瀛在时，他们被压在下面一动不敢动，萧振瀛不在，这些想富贵想疯了的门客们便一拥而上，天天在张自忠面前聒噪个不停——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轻杂牌。

谁是宋的嫡系？

当然是冯治安。

你没见宋哲元把什么好处都送给他了吗。按道理，你是二头儿，头儿宋哲元排下来就轮到你了。如果他不在北平，军队事务应该由你来代理才对。

结果，这好事却归了冯治安。人家现在是29军代理军长，宋哲元不在，29军的军务皆由姓冯的一手主持。

还有呢，别看宋哲元让你做了天津市市长，可他还把自己的河北省主席一职让给了冯治安。与河北比起来，天津这才多大一点地面儿。

可以说，冀察两省两市，就数河北的位置最显要，本来这地盘也应该是二头儿的！

得出的结论就是，张自忠不仅早已沦为宋哲元的杂牌，而且连二头儿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软，那就俯身称臣，乖乖地在天津码头求个平安符，但倘若你还算个爷们儿，你不仁我不义，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宋哲元当小弟呢？

张自忠原来心里就有气，给门客们这么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张某顶天立地一汉子，岂可久居人下。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缺乏合作这一细胞，所以上下五千年，内斗向为吾国之传统，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种圈子组成的。大到国家，小到斗室，不排出个让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来绝不罢休。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胡适等人热衷的“民主宪政”从来都只能沦为书生之见，因为那玩意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张圆桌前搞合作。可是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圆桌，而是四方桌，谁居上首，谁陪末席，甚至连上桌子的资格都没有，这都是有讲究的，岂能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呼啦啦地聚一堆，成何体统？

据说新桂系刚刚平定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雄”也是谁都不服谁，颇有自相火并之势。直到后来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广西金田。

那是当初太平军发家之所在。想想这些被清廷称为“长毛”的猛人吧，本来势头多好啊，可是江山才打了一半，就自己熬不住，闹起了内讧，结果“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想到这里，他们就不敢再闹了：人家好歹还拿下了半个中国，我们才刚刚搞定一个广西，争来夺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

广西的“三雄”故事前鉴未远，华北的“双雄”暗斗却又要开始了。

张自忠对宋哲元不服气，想争做头儿，可是由于萧振瀛离开华北前做了布置，不仅冯治安站在了宋的一边，即如其他几个师长，也大多倾向于拥宋，这使双方实力达到了新的均衡，仅靠张自忠一人，如何能够再推得动宋哲元这座大山？

实力不济，那就得玩计谋。

张自忠的门客们曾尝试引用北洋时代“曹吴配”的办法，来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尽人皆知的“贿选总统”曹锟，吴就是吴佩孚。“曹总统”稀里糊涂，根本搞不清楚究竟该如何治国理政，平时诸事不问，所以“曹吴配”当家的实际是吴佩孚。

以“曹吴配”来套用“宋张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名义上的华北负责人，而由张自忠来主持一切，掌控实权。

这事当然得宋哲元自己愿意才行。

经过暗中联络，天津的“拥张派”便传话给北平政委会里的“拥宋派”，让后者找机会试探宋哲元。

政委会里的那帮家伙，与其说他们是“拥宋派”，倒不如说他们是骑墙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拥宋、拥张，甚至拥日，无非是奔着名利二字去的，谁上来能给他们荣华富贵，就向谁山呼万岁。

宋哲元本来就是一把手，从他身上捞不着太大的拥立之功，但如果能够使二头儿张自忠“黄袍加身”，意义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开国功臣”的待遇啊，所以，这些人的热情比“拥张派”还来得高。

可是宋哲元并非曹三傻子（曹锟），他个人的自尊心很强，宋、张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曹、吴，如何甘心充当傀儡一般的角色。

“拥张派”碰了一鼻子灰，张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候他们就想到了萧振瀛在时曾使用过的那个策略：挟日自重。

宋哲元谁都可以不怕，他能不怕日本人吗，所以只要能借到老虎皮，宋哲元就只能变成一只猫，在我们面前乖乖就范。

张自忠没有想到，他这是在玩火！

当初萧振瀛也是在29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才不得已使用这一下下策的，而倘若你不是萧振瀛那样的纵横高手，到最后几乎注定要引火烧身。

萧振瀛离开华北后，日本人并没有放弃“以华制华”的策略，一直想在29军内部继续做文章。

现在张自忠的门客主动接洽，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马上把张自忠给顺势托起来，拿一堆舞台灯光照着，捧其为华北的中心人物。

1937年4月，日方放出诱饵，说要邀请宋哲元赴日考察。

按照宋哲元自己的解释，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不能去，但是又不能因此得罪日本人，两难择其中，便让张自忠访日。

事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张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东瀛。

然而真实的内幕并非如此，张自忠其实并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着邀请书去日本的！

在当时，日本绕过宋哲元，而单独邀其部下，显然对宋哲元的声望和权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也是一种侮辱。宋哲元明知这一点，却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对外还要解释，说这是自己的权宜变通之计——张自忠使日，实乃吾之驱使。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日本人使的一个离间之计，为的就是打压宋哲元，抬高张自忠。

聪明的，无论如何不能上他这个当。

可是张自忠还是高高兴兴地去了东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认为由于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环超过了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踏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

除了离间，里面还隐藏着其他大大小小各种阴谋。

在东京期间，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宴请张自忠，并照相留念。吃完饭后，其他参观团成员打道回府，张自忠和旅长们则留下进行会谈。

这是一次神秘的谈话，时间很长，一直谈到深夜才作罢。参观团的成员们只知道，返回的几个旅长神情紧张，问起来，只是说谈得不成功，却不肯透露一字半句。

尽管外界不掌握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讲求效率”的东条绝不会浪费时间，主客双方的话题也断不会只限于吟风弄月。很有可能，日方就是利用这一机会在试探张自忠等人，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张自忠此时虽有“挟日自重”的打算，可仅凭他一个人并不能决定如此大事——岂止张自忠，当时就连宋哲元，若想直接投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萧振瀛曾经说过，29军是以抗日起家的。一支用大刀砍过鬼子脑袋的部队，精忠报国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并非一两个首脑人物所能随意变更。

显然，即使张自忠本人愿意，他也得顾及手下的旅长以及基层将士的情绪，断然不敢随意造次。

然而素来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没有白忙乎。

“参观”期间，日方着重于炫耀其军力国力。特别是在所谓的航空表演中，涂着膏药旗的日机从高空俯冲而下，几乎从众人的头顶一掠而过，气势十分逼人。

回来后，张自忠问随同诸将：感觉如何？

这几个旅长气得哇哇直叫：有什么感觉，小日本这么做，无非是要向我们示威。

张自忠默然无语。

人家的飞机能贴着我们头皮飞，我们却连块飞机皮都没有，若要言战，恐怕连公平较量的机会都得不到。

除了暗藏玄机之外，此行还让张自忠得出一个结论，即日本军事力量太强，29军轻易触碰不得。

第27章 后时代（2）

张自忠此后在对日态度上，一直是29军中的“主和派”，不能不说这次的耳濡目染对他的个人判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内，张自忠离心离德，在外，由于缺少萧振瀛，宋哲元自己在对日交涉上也频频出现漏洞，终于他招架不住，不得不以回山东老家扫墓为名离开京城，以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可是躲终究不是个事，因为你跑得了和尚却跑不了庙。

1937年7月7日晚上，日军以演习为名向卢沟桥开枪。

第二天早晨，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突然向宛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

事发突然，宋哲元又不在北平坐镇，危急时刻，萧振瀛留下的居中布局显现作用：冯治安命令宛平守军就地还击。

经过激战，宛平守将金振中血染征袍，以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的战绩，不仅守住宛平，还夺回了卢沟桥。

那是卢沟桥战事最好的时候，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长城抗战，回到了喜峰口。

正是由于战事看上去还比较乐观，“七七事变”本身也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可能，所以当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得到报告时，并没有选择即刻“起驾回宫”。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却越来越不对劲。

冯治安在卢沟桥附近对抗步兵旅团，屡挫其锋，然而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后者不但不见少，反而还越打越多。

问题就出在张自忠的防区：廊坊。

宋哲元事先曾告诉张自忠，如果日军从此经过，一律不准放行。

其实就算宋哲元不说，张自忠也不会不明白，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在天津，从天津向卢沟桥增兵，必须经过廊坊。

这里是步兵旅团的生命补给线，假如能予以卡断，冯治安便可不战而胜。

但廊坊守军从天津师部接到的命令，却是只能监视，不能拦截。

什么叫监视，说穿了，就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从这里大摇大摆通过。

一段时间里，天津日军及其辎重就顺着廊坊，川流不息地往卢沟桥开去，而谁都知道，那就是过去打29军的。

在这一过程中，日军曾有一辆辎重汽车陷到泥里。师部给廊坊守军的指令竟然是：责令你部帮助日军把汽车拖走！

这一荒唐的指令令守军指挥官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日军自己把车推出了泥潭，才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尴尬。

就这样，廊坊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漏勺，步兵旅团缺什么，就可以从这里补到什么，缺兵补兵，缺粮补粮，缺弹补弹。

冯治安所统之兵为第37师，廊坊守军为张自忠第38师，民间称之为：37师打，38师看。

如果你不清楚29军的组成，没准还会以为这是不搭界的两家人哩，难怪前方的冯治安虽然一度占尽优势，却怎么也没法灭掉眼前的对手。

冯治安眼看战事在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也有些急了，赶紧招来部将何基沣商议对策。

何基沣亦是“八兄弟”之一。他向冯治安建议，要想把局面完全扳过来，光争一个桥是没有用的，即使今天拿下来，明天也可能再被敌人夺回去。

那怎么办呢？

依在下之计，不如把步兵旅团的老巢丰台一举端掉，这样可以一劳永逸。

冯治安一拍大腿，眼前为之一亮。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冯治安暗中大范围调动兵力，将第37师的主力全部集中起来，准备由何基沣负责具体指挥，给丰台日军来个致命一击。

丰台日军其时只有步兵旅团一个大队，不仅士气不高，兵力也相对薄弱，在何基沣从三面对其形成包围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连锅端掉的。

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主和派”张自忠突然插进一脚。

他从天津打电话给前线的何基沣，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大打出手，这很愚蠢。

虽然同为“八兄弟”，但张自忠在军内无论资历还是官阶，都比何基沣要高得多，所以后者只有洗耳恭听的分儿。

张自忠一板一眼地教训何基沣：真的打起来，你知道谁会高兴吗？

何基沣不语。

张自忠自问自答：国民党（指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高兴，他们就希望让我们29军去打头阵，然后自生自灭才好。

我知道何基沣你手痒痒，想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可我们都是带兵的，还怕没有仗打吗，但我们打仗，说到底是为了29军这个团体，不是为了个人好表现。

听到这里，何基沣终于忍不住了，不由得脱口而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们日本人来打我们了！

张自忠一时语塞。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些所谓的政术，都是门客们给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沣这样的问题，他也答不上来。

军队当然还可以硬性命令，下级服从上级，可是张自忠毕竟不是何基沣的顶头上司，他没法对人家呼来喝去。

知道冯治安也是“主战派”，张自忠便索性给宋哲元打去电话，让后者直接对何基沣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

张自忠出面打这种招呼，不仅无礼，还有越权之嫌。

要不要打丰台，从上到下，自有军长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时难以决断，他还可以让副军长秦德纯给他参谋，哪里轮到你一个师长来说三道四。

然而结果却是军长听师长的，而且言听计从，宋哲元立即以29军军部的名义，严令何基沣：“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在29军中，一直盛传着一个说法，即宋哲元最顾忌张自忠，就生怕一个不好惹对方不高兴，因此在张自忠私自出访日本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护，张自忠每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也总是能照办的就照办，即使一时办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从不给打回头票。

莫非宋哲元胆小，不敢跟张自忠争？

非也。这恰恰体现出，宋哲元虽然因见识所限，有其偏狭的一面，但在维护29军团体方面，是具备克己让人的大局观的。

当年29军建军，在争执头把交椅应该属谁所有时，萧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义高能得士”，像个做大哥的样子。

能做到这一点，与宋哲元的宽厚个性以及善待下属不无关系。

有人说，还宽厚呢，他不照样把首功之臣萧振瀛给一脚踢出去，还逼其出国了吗？

我告诉你，按照故国老传统，对于君王或诸侯而言，这就算是“仁义之举”了。

读古史，我们在看到柳宗元、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被贬谪到天涯海角，乃至“万里投荒”时，都会为他们感到不值，忍不住还要痛骂皇帝老儿两句。其实“文字由来重李唐”，唐宋时候的皇帝实在都称得上是仁厚之君，你再怎么出言不逊，也罪不至死，那柳、苏被赶得再远，不还是地方官吗？他们照样可以倒背着手，在山水之间优哉游哉，写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试试，一言不合，不砍你脑袋，就是打烂屁股，充军流边，结果精神和肉体一道灰飞烟灭。

宋哲元对可能威胁自己权力宝座的昔日兄弟，如萧振瀛、张自忠，也并没有举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意思。

须知，即在东北军中，素称仁厚的张学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后，毫不留情地让“似有不轨之心”的杨宇霆人头落地。

萧振瀛不掌军权，宋哲元就让对方暂时“乘桴游于海”，但张自忠与萧振瀛不同，这位实际的二头儿可是有实力的，宋哲元没有办法释其权，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让。

从骨子上说，宋哲元是个硬汉子，乃至29军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他身边的那些“谋食门客”曾经也不比张自忠少，撺掇宋、张相争的“进谏”亦不绝于耳，都巴不得两人把刀子拔出来，朝对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和萧振瀛都明白，无论谁赢谁输，这种内斗的后果都是很可怕的，无非是好好的一个团体四分五裂，29军彻底玩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了让，并竭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宋、张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对外说话都是同一个声音，做事都是同一个步调。

只是如此让来让去，把大好的作战方略都给“让”掉了。

奇袭丰台的计划只得就此搁浅，29军失去了一个彻底扭转宛平战局，以解城桥之围的良机，纵使金振中冒死夺回卢沟桥，也难补其憾，惜哉。

就是在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张自忠无心于战，而这也大大动摇了其主动出击的信心，眉头开始锁成一堆。

这时他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急电。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认为此次事件不容小觑，日本人来者不善，须认真对待。

先前的绥远抗战，不仅使傅作义声名大振，同时也鼓足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人之勇气——看来日本人也不是完全惹不起，通过以硬对硬的方式，一样可以吓退之。

我可以和傅作义搭档，在绥远击退伪蒙军，为什么不能和宋哲元联袂，在华北挫败“驻屯军”呢？

按照那个所谓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是不能进入河北的，但事情紧急，蒋介石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连调孙连仲等四个师的兵力开入河北保定，并指定由宋哲元赴保定亲自指挥。

可是宋哲元接到电报后却十分犹豫。

如今的老宋早已没有要“南蒋北宋”甚至于一统江湖的野心了，他只想坐定华北。这里是他的独立王国，谁也别想抢走，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

华北形势不仅没有缓和，还更趋紧张，他也渐渐看出来了，但他仍然希望靠29军自己的力量来抵御日本人。

当然这很难，看看张自忠的表现就知道了。

一说到难，宋哲元不可能不想到那个被他驱出华北的人，在那个人面前，几乎就没有难字。

若是他还在我身边，华北局面应该不致如此被动吧，我也用不着亲自到前台去“肉搏”。

后悔是肯定会后悔，只是覆水难收。

宋哲元这样的性格，是绝不可能当着面主动给人认错，或者低声下气求人的，你要他现在就发个电报，让萧振瀛回国辅佐，更是绝无可能的事。

可是如何应付眼前呢？

又想起了萧振瀛临别时留下的“锦囊”，上面说，一旦有事，要以张自忠为前锋，而以张自忠其时在29军高层中的地位而言，无论是战是和，若是绕过他，都断难执行。

7月11日，宋哲元离开山东。不过他不是到保定，也不是到北平，而是去的天津。

因为张自忠在那里。

可事实上，张自忠并不在天津，而在北平，他着急的，也并不是如何摆阵御敌，而是和日本人进行“和谈”。

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俨然已经从“军事家”变身为“政治家”，而那次东京之行，则让他对日军军力产生了很深的畏惧之感，认为29军注定打不过对方，战不如和。

“张政治家”到北平后，通过秦德纯出面，与日方草签了“秦松协定”。根据协定，宛平守军由保安队代替，步兵旅团则撤回原防，29军只需形式上向日军道个歉，就一切都解决了。

签完协定，张自忠十分得意，以为自己出手非凡。已到达天津的宋哲元闻讯之后，也对日本人的承诺信以为真。

这下好了，“七七事变”终于可以尘埃落定了。

第28章 最后关头

可是宋张都没有想到的是，“秦松协定”其实只不过是日方的一个缓兵之计，是为等待后续援兵到来而特地设置的一个幌子。

当然，在这之前，在日本国内对是否出兵也有过激烈争论。

华北“驻屯军”毕竟是根据《辛丑条约》长驻华北的部队，如果要继续调其他部队进入华北，那就涉及到日本国策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了。

按照日本特殊的国情，政府的指挥棒是跟着军部转的，而军部里的“强硬派”首领，则非杉山元莫属。

杉山元，毕业于陆大第22期，时任内阁陆相。

据说在陆大时，杉山元曾被其同学称为“傻瓜元”，言其长相老实，一脸傻拉巴唧样，但其实此人性格异常执拗冲动，属于一个十足的好战分子。

杉山元对“七七事变”的反应，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大喜。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真的近了。

在军部召开的内部紧急会议上，“傻瓜元”激动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形势一片大好啊，诸君。

看看外面的行情吧，苏联不会干涉我们，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暇东顾，美国呢，国内那一堆烂事就够它忙的了，根本管不了远东。所以说“卢沟桥事件”（日本对“七七事变”的称呼）来得正是时候，给我们出兵“支那”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此岂非天意哉。

说到这里，他竖起了三个手指。

三个师团，我们只要出动三个师团，中国“支那”这个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必败无疑，并不得不向我们俯首称臣。

杉山元这番话立刻煽起了室内的“热情之火”。

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跟着手舞足蹈，像吃了鸦片一样兴奋：知道中国“支那”还能存在多久吗？

三个月！

不，三个月都高估了，应该说绝不会超过三个月。他们那样脆弱的军事力量，那样混乱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长期抵抗我们“皇军”呢。

与板垣这些人不同，武藤章喜欢的不是直接跃马上阵，他爱的是做“军师”和搞情报，绥远抗战时，他就曾经跟田中隆吉一起在绥远帮德王搞过策划。田中翻船后，他也喝了好几口水，心里面恨死了中国人，就恨不得立刻起兵把中国给灭掉。

在杉山元起头，武藤章帮腔之后，“灭华交响曲”的调门越来越高，都快收不住了。

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等人随后发言，一个比一个能吹。

这个说，只要日本国内一动员，你就看吧，运兵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军队铁定望风披靡，溃不成军。

那个说，不能这么讲，他们没那么弱。

不过也强不到哪儿去，只需在保定和他们打一次会战，最后准保把他们打得躺地上起不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一帮人拿中国之弱当消遣，个个满脸兴奋且充满憧憬，似乎已经提前把中国给“拿”下了。

在强硬派发表高论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镇定地坐在那里，似乎跟这片热闹气氛完全融合不到一块。

但是等他站起发言，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室内鸦雀无声。

这个人就是石原莞尔。

当年由于对阵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不力，关东军实行大改组，石原也被一个巴掌打回凡间，到国内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联队长。

但是只要日本人想继续“九一八”那样的“神话”，他们就不会忘记这位“民族英雄”。果然几年之后，石原就如同空降一般，被直接调到参谋本部，先是担任作战课课长，接着又升任作战部长，可谓春风得意。

在刚刚听到“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时，石原也曾像杉山元那样激动不已，甚至喜极而泣，但是在抹干眼泪之后，他很快又冷静下来。

在侵华这一点上，石原和杉山元其实并无本质不同，也可以说，在整个日本军界，就没有不想打中国主意的，只是具体的策略有异罢了。

如果说杉山元是强硬派老大的话，石原就是稳健派的头。他懂得一句中国的名言，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按照石原的设想，日本的“大谋”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而对中国是完全可以“小忍”一下的。

对于官职、军阶、资历甚至年龄都大于自己的前辈杉山元，石原也毫不客气，兜头浇过来一盆冷水：谁说三个师团就能灭“支那”的，这是空想！

那依你之见，需要多少个师团才能完全解决“支那问题”呢？

石原冷笑一声：别说三个，15个师团都不一定有办法！

满座皆惊。

听我道来。

如果听任“七七事变”扩大，战局极有可能演变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到时就麻烦了，很有可能陷入一个可怕的泥潭。

石原随即扳起手指算起了细账。

我们现在有17个常备师团，经过全国总动员，可以扩大一倍，达到30个，但是其中只有一半，也就是15个师团能部署到“支那”大陆去，再多就不可能了。

另外，国内准备的军需，得动用一半。军费没个50亿（日元）拿不下来。

说三个月就能打垮“支那”，那是扯淡，最乐观的估计，也得用半年时间。就这样，作战地域还只能局限在黄河以北。

因此，我们不能冒跟“支那”全面作战的风险，这个仗打不起。

说到这里，石原提到了一个人——拿破仑。

那个曾经打遍欧洲无敌手的著名人物，诸君知道他第一个失误在哪里吗？

石原老师要给大家授课了，在座的大小将佐只能洗耳恭听。

拿破仑在他事业最鼎盛的时候，选择攻入西班牙，并让自己的大哥做了国王。他以为，一个欧洲都拿下了，小小的西班牙有什么了不起。结果这却成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不仅没有能够征服西班牙，反法同盟还趁势而起，把法军逼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

显然，在石原的故事里，那个无敌的拿破仑是日本，而中国无疑就是亚洲的西班牙。

分析完“不能打”，石原开始说“怎么办”。

赶快把包括天津“驻屯军”在内的驻华部队统统撤到关外，也就是伪满境内，然后呢，由首相亲自坐飞机到南京去一趟，跟蒋介石认真地谈一谈，把中日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

如何解决？

石原主张中止“华北自治”，并退还除伪满以外日本在中国的一切政治军事特权，那什么治外法权、“华北特殊利益”、陆海军驻兵权、租界，就连英美老外都不肯轻易松口的“帝国主义利益”，也可以放弃，统统还给中国。

除了一个罐罐，石原舍不得丢，那就是他在赖以成名的“九一八”中捞来的“满洲国”，那是日军备战的基地，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石原说，在解决“中国问题”后，要好好地利用这块基地的资源，进行自我消化，扩充军备，发展工业。

等到我们吃成一个胖子，到时先与苏联斗，等斗完苏联，中国是什么，不过是一碟供我们开胃的小菜，一口吞下，易如反掌！

不过在此之前，绝不能贸然发动对华战争。

石原的这个思路已经可以上升到中国古代传统的谋略层次，所谓“不为小利必有大谋”，此君能称得上是日本近现代绝无仅有的战略家，确有一定道理。

长线操作还是短线捞金

一开始，众人都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聆听石原的发言，可是听着听着，不对劲了，怎么话里话外全是“长他人威风，灭自家志气”？

武藤章在陆大只比石原低两届，可是论名气却远远不及对方。都是摇鹅毛扇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呢。不服啊。

终于，他第一个耐不住性子，站起来反驳：阁下的话未免过于危言耸听了吧，有点杞人忧天，自己吓自己。

石原连瞧都没瞧对方一眼。在他眼里，武藤章晓得什么，一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黄口小辈而已。

他朝在座将领扫视了一眼，开始对自己的滔滔雄论作总结了。

吾绝非大话欺人。今日之“支那”非昔日之“支那”，昔日它一盘散沙，军民皆无斗志，而今日之“支那”却已逐步趋向统一，能与我们一样，把举国力量都动员出来。

我料中日一旦开战，必将是一场长期持久战，而我日本到时也将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绝不可能做到全身而退。因此之故，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与“支那”的全面冲突，迅速、简单地结束此次事变。

从日本人大多数“近视眼”的性格特点分析，我们就知道，对石原这一套坚信不疑的人并不是很多。尤其眼瞅着不仅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即将失去，照石原的说法，竟然还要将伪满以外的权利还给中国，那更是有如在挖自己的心头肉了。

当然，稳健派既能成为一派，也说明“吾道不孤”，虽是少数派，但也是有几个毛人的。

在石原发言的过程中，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几个人，都听得摇头晃脑，看上去很“然其说”。

石原对自己的不屑态度，弄得武藤章大光其火，霍地站了起来，瞪着石原。

石原君的意思，好像是劝我们不要惹是生非，弄出新的“华北事件”，但是好奇怪啊，难道以前的“满洲事件”不是前辈首创吗？我们只不过是沿着您的道路继续前进而已。

这句话结结实实地把石原给堵住了。

是啊，你能发动“九一八”，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制造“七七”呢，都是在江湖上飘的，没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道理。

见“大腕”石原被武藤章说得哑了火，一旁的永津赶紧卷起袖子上来了：我也认为石原君的论断是不对的。

他把“支那”想象得太可怕了。我们哪里需要出动那么多兵力，少量部队威胁一下就可以了。到时“支那”能不屈服吗？

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极大的收益，谁敢说买卖不划算。这才是日本国防的上上策呢。

两个小鬼讨敌骂阵，强硬派的主帅杉山元随后掩杀过来。

石原的发言，让这位陆相憋了一肚子气，可是慑于石原“民族英雄”和“战略家”的光环，也只得暂时装出虚怀若谷的样子，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现在一看，场上形势似乎要扭转过来了，此时不上，更待何时。

第29章 最后关头（2）

杉山元一拍惊堂木：还商量什么商量，事情到这个地步，就得下决心好好地干一场。

我们不光是要解决“卢沟桥事件”，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制订计划，攻占“支那”的首府南京！

杉山元的言论立即把室内气氛带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而石原也被深深激怒了。

他坚决反对杉山元的过激想法。

我是主持对苏战略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绝不能因为一个偶发性事件，就将力量消耗在“支那”战场上，必须得分清，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什么是日本既定之长远目标。

接下来便是石原和杉山元两个人的“英雄会”，双方各自代表一个派别的山头，展开了互不相让的大舌战。

与石原惯于长线操作不同，杉山元爱的是短线捞金。照他的看法，中国这块肉，要是再不下嘴的话，眼看着就连油腥都要沾不上了。

石原说，我们可以等到把苏联搞定之后，回过头来再与中国计较。

杉山元却说，这哪里来得及啊。你自己都说了，中国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连国共两党都快走到一起去了，而且目前还在加紧备战，如果再“姑息养奸”，以后还有什么机会吞并中国。

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在中国作好准备之前先发制人，打中国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回过头来再与苏美争雄未为迟也。

这就叫做，鱼与熊掌，吾可得而兼之。

本来是集体讨论，等到石原和杉山元一吵开了，别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了，就看见两个人的口水在漫天飞舞。

既然“吵架的”争不出结果，他们就想起要找一个“评理的”。

应该让参谋总长出来说句公道话。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感到很难办。面前的这两位，一个是“九一八”时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两朝老将（杉山元），一个是参谋本部当仁不让的“天之骄子”，一个是陆军省手执权柄的头牌大佬，偏向谁都不合适。

再听听两人的言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难以决断是非。

载仁想了一会儿说，要不这样吧，对“卢沟桥事件”暂取“不扩大方针”，以后有什么事还可以再议。

在载仁作出裁断之后，杉山元当着面不敢表示异议，但其实内心是很不服气的。

一回寓所，他就把武藤章和永津这两个“知己”找来，三个人一道商量，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一机会。

石原的调调完全是书生之见，说什么就是派15个师团也没用。那是地道的胡说，眼下之计，应该紧急派出三个师团去华北作战。

说到这里，杉山元不由得长叹一声。

可恨现在的陆军高层都听信石原的邪说，不纳我等之计，如之奈何。

不过他很快就转忧为喜，因为他收到了两份极有分量的请战报告，一份是关东军的，一份是朝鲜军的。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当时关东军是以苏联为主要战备目标的，部队也重点部署在“北满”和“东满”一带，本来抽不出多余精力来窥视华北。

不过，在“七七事变”之前一个星期，日苏曾爆发过一次冲突，这就是干岔子岛事件，正是这一事件，改变了关东军高层的想法。

干岔子岛位于黑龙江境内，号称黑龙江省“第一黄金岛”，面积是我们熟知的珍宝岛的近30倍。更让人称羡不已的是，珍宝岛名字里虽含珍宝二字，其实并没有真的奇珍异宝，而干岔子岛却是货真价实的黄金之岛，上面有的是金矿。

和珍宝岛一样，干岔子岛也位于中苏界河主航道的中国一侧。按照“航路中线”的国际公认标准，它跟苏联没有什么关系，可老毛子不这么认为，听说岛上到处都是黄金，他们马上派了部队过来，越界上岛，把正在埋头采金的伪满官员和工人都赶走了。

伪满在帮谁采金？

当然不是中国人，而是身后的日本人。所以关东军听了马上不干了，双方舰对舰，艇对艇，炮对炮，在干岔子岛附近形成了对峙。

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觉得为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岛跟苏联人干仗不值得。可是关东军却抢先出手，第一个向苏联炮艇猛烈开火，结果击沉一艘，击伤一艘。

苏联人吃了亏，不但没有反击，还由政府出面服了软，正式确认干岔子岛属于“满洲国”，并从岛上全部撤军。

这个结果大出关东军意料之外。

分析下来，主要还是斯大林正在搞内部大肃反，没有多少热情和精力来顾及边境纠纷。

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关东军高层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日苏之间短期内不会爆发新的战争，所以无需对苏联作过多戒备。此时正好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华北的中国军队进行猛击，以消除身背后可能出现的隐患。

与关东军相比，朝鲜军还要起劲，在请战报告中，他们甚至都提出来要“治理中国”了。

听说由于石原的阻挠，国内暂时派不出兵，两边大佬都一拍胸脯：参谋本部不肯派，我们来！

关东军和朝鲜军本属驻外藩镇，管好自己那一摊就行了，现在居然堂而皇之地“干涉朝政”，其做法着实出格，但在杉山元看来正好相反：此真忧国之将也！

有关东军和朝鲜军支持，杉山元的胆壮了。

问题是参谋总长刚刚说过要不扩大，得找个理由自圆其说才行。

理由很快就找到了。

所谓不扩大，那是说的不扩大到整个中国，不是说华北，如果不向华北“驻屯军”增派兵力，难道还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第29军给歼灭吗？

好了，载仁亲王那里可以有所交代了，第二步就是得到内阁的同意。

在日本，内阁不过是橡皮图章，但是再橡皮，总得也要拿来盖一下，更何况杉山元本人也是内阁成员，不能完全不给首相和其他同事面子。

内阁会议，在杉山元说明意图，喷完唾沫星子之后，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近卫首相身上。

近卫文麿，出身于贵族家庭，父亲是贵族院议长。

14岁时，近卫就已经从老爸议长那里承袭了公爵的封号。以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三教九流，左派右派，军人政客，都争着来拜见，他自己也很得意，颇有点中国春秋名公子孟尝君的味道。

近卫组阁那年才不到50岁，如此年轻的首相在日本政坛是很少见的，因此得到外界热捧，称之为“青年内阁”。包括元老西园寺在内，都曾对近卫寄予厚望，认为他一上台，将会为中日问题的解决找到新的有效办法。

可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近卫的眼光，其实比那些军人还要来得浅薄。这么说吧，把他那漂亮脑盖打开来，里面就一碗豆腐脑，脑仁跟松子一样大小。

军人喊打喊杀，近卫内心里其实也爱这个，所不同的只是，他给加上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他的“资源决定论”。

日本资源少，所以必须对外侵略，这叫国际主义。

中国资源多，所以必须被侵略，又因为靠日本最近，理所当然要由日本“单独享受”，这叫爱国主义。

可想而知，作为日本式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体，“青年政治家”近卫会把日本引向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了，所以自他当政以来，中日矛盾不仅未得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不仅目光短浅，近卫公子还胆小怕事，属于那种外表看着华丽，内囊却很不匹配的无担当之人。

现在内阁成员都看着他一人，只好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向杉山元提了一个问题。

向“支那”增兵是件大事，倘若因此引起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却如何是好？

杉山元打心眼儿里就从来没瞧得起这个首相。不过通过在军部会议上的争论，他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千万不要在众人面前说中国人会接招，那样说，比较麻烦，保不准又得像石原那样引出什么陷入泥潭之类的“谬论”了。

杉山元清了清嗓子。

怎么可能发生全面战争呢，他们根本就不敢跟我们打！

“支那”那个国家，从来都是一盘散沙，南京的所谓“中央政府”不过管管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而已，华北、西北、西南的那些省，谁服他？谁肯服他？

那些地方军头，我们还不了解吗，成天都想着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什么抗日啊，都是嘴上空喊喊的，一旦“大日本皇军”出现在他们面前，不吓得屁滚尿流才怪呢。

说到这里的时候，杉山元很希望自己的“冷幽默”能引起反响，甚至阁员们会像他们这些强硬派一样，来个哄堂大笑，在笑声中再次嘲弄一下中国的“散”、“软”以及“可欺”。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内阁跟军部不一样，里面很多是文官，而文官的志趣和思维跟武将又多有不同。

不仅没人笑，还有人继续质疑。

内务大臣马场瑛一是内阁元老，他问自我感觉正极度良好的杉山元：你既然把这些地方军头说得这么不济事，那我倒要问一句，这宋哲元也是北方一军头，他为什么不肯好好与我们合作，而偏要不自量力地向“皇军”进行挑衅呢？

杉山元愣住了，没想到马场平时不声不响，提出来的问题却如此刁钻。

马场大臣的提问，实际就是在点他。

你前面说军头怕我们，不敢跟我们打，可“卢沟桥事件”却表明，他们连挑衅都敢，怎么会不敢打仗呢？

这就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杉山元很痛恨这老头，可是一时又想不到拿什么别的说法来搪塞，只好自欺欺人。

其实……

其实宋哲元原本是想同我们合作来着，问题是我们嫌他不够资格，不想要他。

这个回答真是无厘头得可以，属于公众场合会被人扔烂橘子香蕉皮一类的答案。

马场当然极不满意。

杉山元也意识到自己的话逻辑混乱，不值一驳，老脸腾地就红了。

然而内务大臣还没打算放过他。

我只想问一句，要是“支那”真的敢和我们打，你有多少胜算？

提到这个话题，杉山元重新变得神气十足，又拾起了武藤章的牙慧。

三个月，他们要是敢于反抗，最多三个月，我们就能予以全部解决！

让杉山元感到悲哀的是，会场一片沉默，没多少人认为他说的是事实。

会议无果而终。

第30章 出兵中国

连橡皮图章都没能盖得上，太让人气馁了。在一般人也许就躺倒不干了，但“傻瓜元”生的一个花岗岩脑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内阁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用参谋本部来倒逼就可以。

杉山元从华北前线召来“地方强硬派”，加上军部的“中央强硬派”，两派合流，浩浩荡荡地去向参谋总长进行请愿。

从载仁内心来说，其实也是好战的。现在一看，民意汹汹，又有对“不扩大方针”的最新解释，自己说出去的话也能自圆其说，那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军部那里一旦名正言顺，内阁再开会议，气氛就完全两样了。

内阁五相里面，文臣已经没人敢吱声，那个在杉山元看来尖酸刻薄的内务大臣马场瑛一也把头低了下去。

唯一还能唱点反调的是内阁中另外一位武臣——海相（海军大臣）米内光政。

他提醒近卫首相，你别听“傻瓜元”忽悠，什么不扩大，如果真的往中国派了兵，那就不是局部战争，而极有可能演变为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

米内不是石原，他不一定真的认同陆军稳健派的主张，他这么说，并非来自于什么个人的真知灼见，而大半是出于海陆军之间的门户之争。

在他的认识中，管你们是强硬还是稳健，反正一个德性，都是吃大蒜的，我们海军喝的是咖啡，怎么能跟你们坐在一条板凳上呢。

再说了，华北一向是陆军的势力范围，像“九一八”那样，就算立功，海军也分不得半点，凭什么要为他人作嫁衣裳。

为了给首相施加点压力，米内摊开双手，告诉近卫，如果真要开战的话，海军可没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言下之意，你们硬要打，我不参加，看你们怎么办。

“吃大蒜”的杉山元连正眼都没瞧他一眼。

就知道海军会不同意。这些人除了会装孙子，屁事都干不了。别的不说，就说当年的“一·二八”吧，点了火却打不了，软蛋一个，后来还不是我们陆军去给你们擦的屁股，亏你还有脸在这里做清高状。

给米内这么一逼，近卫却有些为难了。他本来就是优柔寡断的一个人，这下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见此情景，杉山元嘿嘿一笑。

诸位，少要担心，休要害怕，这回打仗，根本就不需要海军参与，甚至都不需要动用国内兵马。

那派谁去呢？

关东军和朝鲜军。

我告诉你们，这还不是我硬性摊派，是他们主动请缨的！

杉山元的这番话，让近卫转忧为喜，内阁会议也自此完全走上了被杉山元牵着鼻子走的基调。

向华北派兵这一决策在会上得以顺利通过，中间还修改了两个词，原来叫“事件”，现在叫“事变”，表示事态严重。原来叫“出兵”，现在叫“派出”，却是欲盖弥彰。

7月11日下午4点，首相、陆相、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部长先后进入皇宫，奏请裕仁天皇出兵中国。

这个裕仁，平时一副不理国政的无为模样，其实骨子里跟那些躁动的日本军人相比并无不同，一样的鼠目寸光，一样的缺乏远略，一样的喜欢见到小利就上，能够称得上区别的，只是他平时装得更加道貌岸然，做事更缺乏担当而已。

对四位将相的上奏，他无一不核准，因为他也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到中国割肉的大好机会。

在接见的过程中，裕仁还特地问陆相杉山元：若出兵的话，卿以为多长时间可以结束战事？

杉山元本来想说三个月，话刚到嘴边，一想，天皇问这句话的意思，分明是希望速战速决，三个月是不是太长了？

那就一个月吧。

启奏陛下，一个月即可！

裕仁“龙颜大悦”，准卿所奏，钦此。

在得到天皇允许派兵的旨意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即刻下令，命关东军和朝鲜军按照原先承诺的兵力，将人马开赴关内，并受华北“驻屯军”一体指挥。

7月11日，宋哲元还在赶往天津的路上，关东军和朝鲜军却已经出发了，你说那个什么“秦松协定”能有多少诚意？

然而从张自忠到宋哲元，却全都被蒙在鼓里。

由于考虑到原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正在病中，载仁在派兵的同时，又从天皇那里请得“圣命”，宣布由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的职务，马上前去天津履职。

香月清司，毕业于陆大第24期，此前任教育总监。

这个教育总监，可不是教育部部长，而是管理陆军教育训练的负责人，陆军三个顶级主官，除参谋总长、陆相之外，就是它了。由此也可见香月的资历和日本对此次作战的重视程度。

香月到天津时，日本的关外援军尚未能到达华北，所以他表面装得和颜悦色，以便与“秦松协定”相配合。

宋哲元被眼前假相所迷，真的以为香月是新上任的“和平使者”。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恳，他宣布解除北平戒严，释放开战以来抓到的日军俘虏。

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上当了。

7月14日，香月派人找到宋哲元，提出了新的严苛要求，其中甚至要求29军撤出北平，这就是“香月细目”。

香月之所以这时候揭开假面具，当然是因为他的援兵快到了——关东军酒井第1混成旅团已逼近华北，朝鲜军龙山第20师团也将随后赶到。

宋哲元大吃一惊，仿佛一下子从梦境中被震醒了过来。

不是说有“秦松协定”，不是说事情可以了结了吗，怎么又跑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他立即给张自忠打电话，要求后者火速赶回天津。

7月15日，宋哲元在天津主持召开29军主要将领会议，会议的内容就是一个：既然“秦松协定”沦为画饼，究竟是和，还是战？

会上再次出现重大分歧，将领们分为两派，一派以冯治安为首，主战；另一派则以张自忠为主，主和。

宋哲元表面上不置可否，但其实他只是为了附和张，以便使29军内部不致分裂。

打个比方，宋哲元要把29军团体做成一根韧性极大的弹簧，一旦事急，虽乏他器，亦可凭此起到保命的撒手锏作用，因为它打在人身上仍是疼的，而要维系这根弹簧，其关键所在就是团结张自忠。

在这一设想中，宋哲元以“不战不和”的姿态居中，“主战”的冯治安居于一端，“主和”的张自忠居于另一端，宋在中间玩平衡，若战，就遣冯治安；若和，就用张自忠，如此维持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局面。

事到如今，宋哲元内心已明显倾向于冯治安，但是他也不能当众与张自忠闹翻，怎么办，只能避开张自忠。

7月16日，宋哲元下达密令给冯治安，要其确保北平，同时出兵迅速扑灭卢沟桥、丰台之敌，主战姿态毕露无遗。

只是由于先前的那个“让”，致使时机错过，卢沟桥和丰台的日本驻军今非昔比，冯治安已经没有办法将其连根铲除了。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提出了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次演讲是很成功的，他在讲话中沉痛而坚决的表情语调，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但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在国民党高层，“庐山谈话”还是曲高和寡。汪精卫等人都认为，内部这样讲讲可以，正式发表出去很危险，会坏事的。

据蒋介石说，当时就他老婆宋美龄一个人赞成公开发表演讲稿。

你们都不让发，我却一定要发。

这篇稿子是蒋介石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写出来的，实际上是他这么多年积压在心头的话，不吐出来不痛快，而且他将此视作给“倭夷”服用的最后一剂汤药，能不能管用都在此一举。

从讲台上下来，蒋介石马上捎话给宋哲元，告诉他：大战则小安，小战则苟安，不战则不安。

但宋哲元不仅没从正面答复，而且还拉着张自忠去给香月“道歉”了！

无论“秦松协定”还是“香月细目”，都说要道歉，那我就亲自来给你道一下。

对于宋哲元此举，连张自忠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宋哲元素以自尊心强著称，对于丢面子的事向不肯为，而且这种事其实也并不用他亲自出面，以秦德纯代之即可。

回来之后，宋哲元逢人就说，这下好了，我们和香月谈得非常成功，“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不知内情的还真以为中日双方谈得其乐融融呢，哪里知道香月的刀已架在了宋哲元的脖子上，就等他对“细目”答是或否了。

这是7月18日的事，第二天，即7月19日凌晨，宋哲元“失踪”了。

所谓道歉，不过是宋哲元故意放出的一颗烟幕弹，以便为成功逃出天津城作掩护。

不走不行了。

张自忠曾与七个门客结拜过兄弟，这七个人几乎全与日本人有一腿，他们争先恐后地向宋哲元施加压力，无非是说如果不答应“香月细目”，日军就会如何如何，你姓宋的就可能如何如何。

宋哲元成天遭到这些家伙的逼迫和围攻，连说话都变得很不自由，可想而知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所以，他一定要逃出去，而且一定要逃得不动声色，让周围的人都浑然不觉。

宋哲元出走天津，去的仍不是保定，而是北平，这表明，他还是不愿意蒋介石涉足华北。

宋哲元原本以为自己走得神不知鬼不觉，却不料他的行踪其实早在香月的监视之下，后者见宋哲元不肯就范，便立刻动了杀机，想仿照当年对待张作霖那样，用暗杀的方式除掉对方。

香月在铁路上放了炸弹，只是他的运气不好，炸弹没有按时爆炸，宋哲元逃过一劫。

人既没困住，也没杀掉，两个阴谋双双落空，香月因此气急败坏，他找不到宋哲元，就找张自忠。

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张自忠本是出色的武将，但因“战而优”而冒冒失失进入仕途后，则明显缺乏政治智慧，给周围的小人一包围，脑子就变得晕晕乎乎，不知南北西东了。

在他眼里，宋哲元其才其德，哪堪重任，还跟日本人打交道呢，一边去吧，这些事情，只有我张某人才能办得到，办得好。

在“把兄弟”的鼓吹和作陪下，张自忠竟然自己在“香月细目”上签了字。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孔老夫子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你要买房子，最好选择跟有仁义的人做邻居，那样才会“美”，而如果整天跟一些不仁义的家伙混在一起，天长日久，你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搞得不仁不义，这就太不聪明了，哪里还有什么“知”可言。

做个假设，此时若是有萧振瀛类贤者处其左右，察其得失，谏其不智，以张自忠这样的大丈夫，又岂能迷失于道中。

字虽是签了，可是当时在29军中，能够直接谈判签字的，仅宋哲元和秦德纯两人而已，张自忠是没有这个权限的。类似这样的重要文件，即使签了字，若无宋哲元或蒋介石的认可，还是不能作数。

香月当然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他其实另有用意，那就是借机拖张自忠下水。

宋哲元外和内战，早被老狐狸瞧出了端倪：你要把29军做成弹簧，我偏要弄断这根弹簧！

香月要做的，就是一面不惜代价打压宋哲元和冯治安，另一面拼命把张自忠往自己这边拉，即“压宋拉张”，逐渐加大力量，最后可促使这根弹簧瞬间崩断。

当然，现实世界很难做到这一点，谁有这么大的力，可以立马把一根弹簧给掰断呢？问题是，此弹簧本非真弹簧，里面原本就存在着散架的可能。

第31章 出兵中国（2）

松室当年通过离间萧宋，差点使“华北自治高潮”修成正果，香月继之而起，他要以离间宋张的办法，使29军陷于内斗，从而对外失去还手之力，在反间计的使用上真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宋哲元到北平，不为别的，就是督战。

因为此时酒井旅团已到达密云，眼瞅着关东军从长城外千里迢迢赶来，他们来干什么，总不是为了到北平郊外旅行观光吧。

看到眼前熟悉而高大的古城墙，华北诸侯不能不动真情。

千百年以来，刀光剑影，铁马金戈，一个异族被打退了，另一个蛮邦又接踵而至，乃至于古城之外烽火不熄，警钟长鸣。

这些异族蛮邦个个凶神恶煞，然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又岂有把国土拱手相让的道理！

没有什么可说的，北平必守，华北必守，29军的尊严和价值也必守。

宋哲元打马进城，城内气氛异常紧张。

在冯治安的调度下，连日来守军严阵以待，各个城门一律紧紧关闭，而城里的各个要道上都修建了防御工事，一看就知道是打巷战用的。

这是干什么，没有必要嘛。

宋哲元一声令下，工事拆除，城门大开。

那边有人来报，各方面为支援华北抗战，陆陆续续寄来了很多捐款，问如何处置。

宋哲元又一摆手，通电谢绝，不要！

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他又发表了一份书面谈话，表示打仗那事还远得很，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才不想和日本人打来杀去。

你问我“卢沟桥事件”如何处理，那是国家大事，自然静听国家解决。

给人的印象，就好像他又稀里糊涂地在做和平梦了。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宋哲元也绝不至于如此迟钝，否则他就不会逃出天津了。更何况作战密令早已下达，冯治安在北平城里枕戈以待，接受的正是宋哲元的命令。

只有一种解释，这一切是宋哲元苦心为之。

摆出一副悠闲的姿态，把大门打开，弹弹古琴，说说笑话，浑然不把门外的百万大军当回事，《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孔明早就这么干了。

不过孔明唱空城计不是他愿意，而是事急矣，不得不如此。

长城抗战之后，蒋介石就拨出专款，让宋哲元修筑国防工事，可是宋哲元为了巩固和拉拢内部，却把这些专款都拿去给几个师长“分了赃”。

孔明是因为误信马谡，失了街亭，宋哲元则是该修的国防工事一点没动，临时连份完整的军事计划都拿不出来。

这时候你再去搬钢筋水泥，哪里还来得及，唯有先镇住军心，安住民心，才是最重要的。

在北平，宋哲元实际采用的是内紧外松之策，此举一方面可以缓解北平军民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亦可用障眼法，使对手摸不清自己的真实意图。

虎视眈眈的酒井旅团是一个机械化旅团，拥有特种部队中最令人生畏的坦克，但宋哲元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威胁。

怎么制伏坦克，他已经想好了，那就是用地雷阵。在北平城北与酒井旅团对峙的，是阮玄武独立旅，该旅隶属于张自忠师，其编制完整，武器装备和战斗力也都很强，加上地雷阵，足可成为一道坚固的屏障。

萧振瀛曾在“锦囊”中嘱咐，可以让张自忠顶在最前面，因为后者的部队足够强，这一布阵正是昔日华北第一军师思路的体现。

宋哲元虽然大开北平城门，却并不表明没有作好防守准备。日军有再强的兵力，如果从北往南攻，29军可以节节防守，并能争取到时间等待后续援军协防，这个宋哲元不怕。

他真正担心的是什么呢？

还是自己的侧背之敌，即丰台方向的步兵旅团。

只有把这个毒瘤给去掉，防守才能心安。

在使用空城计的同时，宋哲元还玩了一招更高明的。

他说要把冯治安第37师撤出北平，以保安队入驻，表面是为了呼应香月的要求，实际上却是偷梁换柱。

第37师是由宋哲元当年保存下来的近卫部队发展而成，是他守卫北平的最大依靠，如何可以轻离左右？

事实上，第37师走是走了，但只走了一半，另一半仍在北平，只是换了一个马甲，穿上了保安队的制服。

调走的那一半空缺，宋哲元以赵登禹师的主力进行填补，如此一来，北平的防守力量并未受到丝毫削弱。

撤出北平的部队，说是要南撤保定，却是欲走还休，实际一直停留在卢沟桥附近，以加固当地兵力的屯集。

日本人评价宋哲元，说他其实没有多少领兵打仗的才能，虽然侥幸在长城抗战中一战成名，但如果拿德国和日本军人的水准来衡量，“充其量一联队长之材耳”——不过是个当联队长的料，或者就算撑死了，也仅是《水浒传》里呼延灼一样的人物。

梁山一百单八将，“双鞭呼延灼”是坐第八把交椅的，然而此人勇则勇矣，却没什么头脑，老是在战场上被别人算计，结果堂堂一位朝廷大将，却不得不在梁山上做了强盗。

然而，如果我们撇开宋哲元并不拿手的“政治”，其在军事用兵上绝非一无是处。

曾经的老西北军“五虎上将”，云长、翼德一流的人物，哪里是谁在下巴上粘绺胡子，就能跑上台去凑数的。

宋哲元预料的没错，香月出手的第一招，不是让酒井旅团从北平正面攻，而恰恰是打的侧背的主意。

7月20日下午，步兵旅团突然向宛平发动进攻。

这时宋哲元通过兵力南移，已增强了宛平守备力量，吉星文接替已受伤住院的金振中守城，使日军无隙可入。

香月碰了壁，便把先前那个“秦松协定”给翻了出来，上面规定，宛平城里驻扎的应该是保安队，可你看看这实力，哪是什么保安队，分明是29军的正规军嘛。

他马上让人去找宋哲元，说你们为什么不遵守“秦松协定”。

其实一开始就拿“秦松协定”当废纸的，就是他们自己，现在不过是为出师不利找个借口罢了。

需要宋哲元决策的是，要不要按照那个早已作废的“协定”，让吉星文撤出宛平城。

宋哲元说：撤！

冯治安不同意撤。

为什么要撤呢，事情是日本人挑起的，卢沟桥那里也是他们先开的枪，怎么反而变成了我们的不是。

宋哲元皱起了眉头，你怎么就拎不清呢，现在早已不是讨论谁先开枪的时候了。

这是命令，照准执行。

7月21日，宛平防务由保安队接替。

与其说宋哲元此时还在退让，倒不如说这是他以退为进的一个策略。

没一把刷子，如何可以在中原大战那样的超级大战中担当统兵之帅？

宋哲元的刷子叫做“舍得”。

舍得舍得，有舍才能得，冯治安师撤离北平是舍，吉星文撤离宛平同样也是舍。

保安队自然比不上正规军，但那宛平城墙也不是豆腐做的，不可能一攻即下，更重要的是，吉星文虽退出宛平，却并没走远，其驻兵处仅与宛平一桥相隔，一旦有事，眨眼的工夫即能赶到，并与城内的保安队形成相互配合。

你香月是老狐狸，可人家宋哲元也很强。

正面进攻代价太大，而且并无把握，想攻侧背吧，宛平守备森严，同样无机可乘，这可怎么办。

香月龇着牙齿，终于想到了一记损招：偷袭北平！

宋哲元防正面，防侧背，却肯定想不到我会从背后偷袭他。

7月26日，香月调华北“驻屯军”广部大队离津袭平，但广部大队并没有直接搭车去北平，而是走了一个曲线：从天津到廊坊，再至北平。

反正廊坊没人拦他们，由这里中转，可以麻痹宋哲元。

既然是偷袭，除了从背后悄悄攻过去，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外，最好还要有办法骗开城门。

香月想到了主意：继续利用那个人。

于是在日军还没现身之前，北平守将刘汝珍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电话竟然是张自忠打来的。

张自忠告诉他，过一会儿，将有日本北平宪兵队从城门经过，返回北平的使馆区兵营。你通融通融，让卫兵放行吧。

刘汝珍犹豫了一下，便问张自忠是否与宋哲元讲过，后者是否知道这件事。

张自忠随口答道，当然，“宋委员长”是知道这件事的。

放下电话，刘汝珍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他和何基沣一样，虽然官职与张自忠不能比，在对方面前都得毕恭毕敬，但他属于赵登禹的部属，与张自忠并无直接隶属关系。

为什么张自忠要越级直接来打这个招呼呢？

放日军进城，可不是小事，万一有什么差错，这个责任放谁身上都吃不消。

刘汝珍想了又想，还是向宋哲元进行了报告。

宋哲元一听，哪有这种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擅自把日军放进城来！

刘汝珍这才知道自己差点被张自忠下套。

这位老兄，也不知道被身边那些门客和“把兄弟”灌了什么迷魂汤，做事越来越不靠谱，他现在不只是下水，那水已经齐腰深了。

香月弄巧成拙，没能赚到，反而使宋哲元提前有了防备。当天，广部大队进是进来了，却中了宋哲元的埋伏，被关门打狗，死伤甚惨，此即“广安门事件”。

这是29军继夺回卢沟桥之后获得的又一次胜利，本来已经逐渐下滑的势头猛然回升，重新占据了有利态势。

偷袭未成，还吃了大亏，香月自然是又气又恼，终于意识到宋哲元既非呼延灼可比，也绝不是“一联队长之材耳”，双方将对将，是有得一拼的。

此时，朝鲜军龙山师团终于到达天津，这使郁闷中的香月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向宋哲元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两天之内，将北平守军全部撤出。

这个所谓通牒理所当然遭到了宋哲元的拒绝。

7月28日，摊牌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

香月要咬人了，被他咬上的地方叫南苑。

华北战场，北平为前线，保定为后方，二者之间有两条路径，一为宛平卢沟桥，一为南苑。

在日军的战术课程中，迂回包抄总是居于首位。香月要践行这一战术，切断宋哲元的后路，就必须首先对这两条路径进行攻击。

宛平那里已尝试多次，但宋哲元通过以退为进的方式，在宛平一带添置了重兵，致使日军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剩下来的选择只有南苑。

宋哲元同样知道南苑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他已把“自由人”赵登禹召入北平，原来的想法是以赵登禹守北平，以冯治安攻丰台，但在最后通牒到期的前一天，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让赵、冯二将对调。

赵登禹素有29军第一猛将之誉，又是喜峰口大捷的首功之臣，调他来守南苑，足见宋哲元对防守南苑的重视程度。

赵登禹星夜赶到南苑。

由于北平本身的防守任务也很重，所以赵登禹离开北平时，未带一兵一卒，他的打算是将原防区的另一半人马北调至南苑。

防守南苑，得靠这支亲兵部队。

不早不晚，一个汉奸突然跑出来坏了大事，他向日本人泄露了这一重大军事机密。

此人名叫潘毓桂，他是当时华北一个比较有名的文化人，因与宋哲元有世交，出任过政委会政训处处长，当然这也只是一个摆摆的虚职。

到了后来，姓潘的汉奸嘴脸越来越明显，竟然暗地里替日本人给宋哲元献上了“冀察自治方案”。如此，宋哲元就再也容不得他了，索性连“政训处处长”也给他免了。

在被宋哲元赶出门后，潘毓桂又找到了另外一个靠山，那就是看上去可以跟宋哲元分庭抗礼的张自忠。

张自忠七个把兄弟，潘毓桂赫然在列。

虽然被宋哲元扫地出门，但潘毓桂的汉奸角色倒是越来越职业了，赵登禹要调兵南苑的情报，就是由他出卖给日本人的。

结果增援南苑的那两个团，在半路遭到了伏击，之后全军覆没，仅剩个团长跑到了南苑。

预想中的一半守备力量没有了，赵登禹能指挥的仅为原驻南苑的一个独立旅和一个骑兵团。

随后南苑便遭到了香月的突袭，后者调动朝鲜军龙山师团和步兵旅团对南苑进行围攻，仅数量就要远远超过守军。

第32章 告别在子夜

兵不足，将也出了问题。

宋哲元是把南苑防守的希望寄托在赵登禹身上的，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赵登禹，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威风凛凛的打虎将了。

众所周知，冯玉祥对老西北军的管制以严苛著称，经常性不发饷银，造成了后来树倒猢狲散，大家都不肯跟着老冯干了。29军虽没有达到过老西北军那样大的规模，但其高层来自于原老西北军的各个派系，成分也十分复杂，而宋哲元本人在声望上又远不及冯玉祥，怎样保持军队不散，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过去宋哲元无须为此发愁，因为有萧振瀛在，哪里苗头不对，自然有这个善打人际交道的军师去摆平，等到萧一走，就轮到宋哲元孤零零地坐在前台了。

显然，聚财不分财，肯定是失败的。宋哲元反其道而行之，他分财不聚财。

长城抗战之后，经济条件一改善，他就给各师军官“分赃”，经常一万两万地发钱，有时甚至还赠送房子。

天长日久，军队高层渐成奢华风气。在老西北军时代，凡是抓到有军官赌博的，不是撤职，就是关押。到了29军驻守华北时期，整体军纪却大幅度松弛下来，老西北军时传下来的各条禁令几成废纸，吃喝嫖赌抽在军队中司空见惯，根本没有人管，谁要洁身自好，别人还会说你是傻瓜蛋，不合潮流。

宋哲元在个人自律上是很严的，然而他自从“战而优则仕”之后，便很少进入军营，对此既不了解，也很少过问。

在治军上，他和冯玉祥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太苦太紧，易散，另一个太奢太松，结果散倒还没有散，内里却烂了。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想当年，喜峰口上，赵英雄挥着大刀，曾是何等的英姿飒爽，可自从不打仗，过上太平日子后，他也“追赶潮流”，躺在炕头上，吭哧吭哧地抽上了大烟。

那个时候好这口的29军将帅，以张自忠和赵登禹为最。赵登禹自己也知道不好，曾想延请京城名医帮他秘密戒除，可惜每每又临时动摇，迟迟下不了决心。

由于深深陷入“烟霞之癖”，张自忠变得晕晕乎乎，脑子就没有清醒的时候，赵登禹的身体则越来越差，再没有了原先一夫当关的气概。

昔日的打虎将高大威猛，身躯雄健，而在南苑担任总指挥时，却已极度消瘦，与原来判若两人。

赵登禹在南苑的指挥十分混乱，临时抽调学兵团设防成了他最大的败招。

学兵团全是新兵，里面大多数是从平津招来的大中学生。那个年代不是现在，别说大学生了，中学生都很少，尤其在29军里面，十有八九都是斗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大老粗，本色的文化人几乎没有。

当初，宋哲元招这些学生兵，就是准备当军官培养的，平时哪里肯轻易让他们上前线，连下放基层部队都舍不得，所以他们的实际军事经验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人甚至才刚刚领到枪，连怎么射击都不知道。

当然，由于情况紧急，使用学兵团也是无法之法。可是用归用，你却不能让他们马上就单独御敌——或者应让老兵带着，或者给其他作战单位作配合，如果缺乏这两样东西，让一群孩子上战场，无异于驱羔羊入虎狼之群。

赵登禹让学兵团负责守卫的，却是极其重要的东南阵地。年轻人并无退却，然而死伤殆尽，南苑的第一个缺口即从此处被打开。

我去过南苑，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当站在齐腰高的茅草丛中时，仍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悲情。

那么多鲜活的年轻的生命，他们曾像花一样灿烂夺目，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全都消失了，而且永不能返。

这是多么残酷的青春。

缺口被打开之后，赵登禹便再无力量组织反击。

在29军领兵打仗，主帅之勇是很重要的。赵登禹既已无复当年之勇，对南苑的情况又不熟悉，就免不了会在临阵指挥和个人表现上全都大失水准。

南苑遭到围攻，在北平的宋哲元就要援救，但是如果直接出手援救南苑，一个不好，很可能会中香月“围点打援”之计，所以宋哲元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了更高明的战术。

围魏救赵：你围我的南苑，我就打你的丰台。

由于驻丰台的步兵旅团主力已经加入了南苑之战，守备兵力相对空虚，因此冯治安得以迅速占领丰台车站，并将剩余日军压缩到了附近的村庄。

如果一切顺利，即使难以解南苑之围，退而求其次，舍南苑而取丰台，以一兵换一卒，亦是妙招。

可惜南苑方面实在打得很不理想，短时间内就现出了败象，日军在南苑完全占据了主动，使他们的分兵成为可能。

获悉冯治安攻占丰台后，步兵旅团当即赶回，冯治安需要顾及身后的城池，不得不迅速撤离。

“围魏救赵”功亏一篑。

意识到南苑守军恐怕无法支撑，为保存实力，宋哲元决定通知赵登禹撤出南苑。

但是没法联络。

原因是日机对南苑进行了狂轰滥炸。南苑的营房围墙，用来步战都显不合格，更没有什么防空设施，哪里顶得住飞机炸弹。

守军原有1000多匹乘马，经此一炸，多半倒毙，而且死状极惨，不是焦头烂额，就是开肠破肚。

南苑副总指挥、骑兵师师长郑大章被这么一刺激，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带着他的骑兵团往北平方向跑了。

战前，蒋介石督促宋哲元在平津周边修建国防工事，确实是有远见的。无奈宋哲元和他的师长们都没当一回事，自己把经费私下“分赃”分掉了，这时候，就轮到他们为此还债了。

不光是马，人也被炸得死伤惨重，更糟糕的是，通信设备被全部毁掉了，南苑与北平的电信联系因此中断。

电话打不了，电报发不出，只能派人去南苑送信。

几个小时之后，借助于南苑周围大片青纱帐的掩护，信使终于进入南苑，并把撤退令交到了赵登禹手中。

此时缺口已经越撕越大，逐渐形成了“管涌”，谁都能看出，南苑失守只是早晚的事。

赵登禹遂层层传达撤退令，并亲自率队撤出了南苑。

说是带着大家撤退，其实就是一窝蜂，各管各，由于编制混杂，官兵们毫无秩序，乱哄哄地往公路上涌。

经过的地方叫做大红门，是一个会让29军永远记住的地方。

因为撤退部队将从这里踏上死亡之路，他们中埋伏了！

这支伏兵，是步兵旅团萱岛联队，原本驻扎通县，属于香月的预备队，他们又是如何知道南苑守军要从大红门撤退的呢？

同样是由于泄密。

从北平往南苑的通信线路不是被炸坏了吗，宋哲元的命令是经过几个小时后才送达赵登禹手中的。

这几个小时，就给那个狗汉奸潘毓桂再次提供了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家顶戴的大好机会。

信使还在路上，他就急匆匆地向日本主子发出了密报。

香月于是知道赵登禹即将撤到北平，而且必然经过大红门。

在赵登禹出发撤退之前，萱岛联队已经奉调离开通县，并在大红门附近布下陷阱，就等鱼儿上钩了。

香月不仅要捕鱼，还要捕大鱼。他下令机枪手重点对准汽车射击，道理很简单，就因为里面坐的可能是29军的高级军官。

结果，从南苑出来的四辆汽车全被击毁，最前面的一辆黑色轿车更是被打得弹痕累累。

赵登禹就在这辆黑色轿车上，当即身中数弹，血流满身。

随行的护兵因为不在车上，反而没事。等到他把赵登禹从车里拖出来，人已经快不行了。

看到长官的惨状，护兵伤心欲绝。

赵登禹挣扎着看了他最后一眼：军人战死沙场，没有什么好悲哀的，这是我们的本分。

是的，从当兵打仗第一天起，死亡就成了相伴始终的伙伴。只是在这最后的一刻，昔日的“打虎将”必然还会有一些遗憾和悔恨，为曾经的无所适从，为曾经的失去方向，为曾经的不够勇敢。

耳边突然依稀响起了喜峰口上那一声大吼：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天边划过一道闪亮的火焰，恰如惊鸿一瞥，随后四周俱暗。

南苑血战，29军损失惨重，活着回到北平的人很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在大红门撤退时阵亡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中将亦在其中。

南苑激战期间，宋哲元不仅在焦灼地等待守军突围的消息，还有一桩已经困扰他数天的心事没有解决。

那就是本应坚守天津的张自忠脱离了岗位。

早在发生“广安门事件”时，宋哲元就感到不快，你不好好在天津负责防守，怎么还越过我，向北平守军胡乱指点呢？

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更令宋哲元大为惊愕，原来当天张自忠就在北平。

我明明叫他留在天津的，怎么一个招呼不打，跑到北平来了？

天津是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作为前锋，大敌当前，当然不能擅离。

不过此时形势紧张，正是需要众将用命之时，宋哲元也发不得火，只能寄望于张自忠不久即会自行返津。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一直到南苑之战打响，张自忠仍在北平，同时却又一面不露。

宋哲元摸不清张自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

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知道，日本人有意在幕后操纵“宋张相争”，以便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不是猜测，而是大汉奸潘毓桂亲自上门来告诉他的。

宋哲元跟这姓潘的见面谈话，实际也是一次私底下的谈判，因为对方就代表着香月的意思。

谈着谈着，潘毓桂发现宋哲元不肯屈服，忽然变了脸，说你要再不对“皇军”让步，等着，我们会拥戴张自忠，把你换下去。

潘毓桂得意洋洋地表示，“不换思想就换人”，这还是香月特地让他来转告的。

宋哲元听后大怒，立即痛骂一顿，将潘汉奸赶了出去。

宋、张的关系，如果套用《水浒传》中的说法，宋是“宋公明”，那张就是“卢俊义”，虽然平时可能疙疙瘩瘩，计较座次，但大家毕竟是一块磕过头焚过香换过帖子的生死兄弟，面对外来威胁时，肯定都会以大局为重，这点宋哲元还是自认有些把握的。

现在只要他“宋公明”态度坚定起来，“聚义厅”的兄弟自然都会团结在一块，共同保住“水泊梁山”。

是的，日本人撺掇“宋张相争”的离间计绝不可能得逞，香月只不过是想借此来威胁我罢了，我岂能上当，中他的圈套。

可是张自忠本人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神秘兮兮，为什么要离开天津来北平，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宋哲元不知道，他也无法知道。

在头脑里一片纷乱，理不清头绪的情况下，他给秦德纯打了一个电话：张自忠到北平了，你知道吗？

闻听此言，秦德纯同样很愕然。

我不知道啊，是你叫他来的吗？

宋哲元叹了口气：不是！

既然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只好暂时放下，毕竟现在天津还平安无事，最险的是南苑。

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秦德纯、冯治安等在北平守将尽皆与会，会上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加强北平的防守。

会才开到一半，一个衣衫不整的人忽然出现在门口。

撤往北平的南苑守将，赵登禹和佟麟阁均在半路战死，有一个人却得以全身而退。

他就是骑兵师师长郑大章，而能留得性命的重要原因，却是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了。

由于没有看到过宋哲元的那道撤退令，他不是走的大红门，而是走的大红门以东的便道。

正因如此，南苑的骑兵团反而未遭遇太大损失，进城后还被派去守城门了。

刚刚进北平城时，郑大章并不敢来见宋哲元。因为擅自撤退罪名非小，杀头都有可能。

幸好他很快就得知，原来宋哲元已经下达了撤退令，这才稍感释然，觉得可以借此过关了。

但接下来，就传来了大红门遭伏击的消息，郑大章闻听后大惊失色，同时也深感侥幸。

出现在门口的那个衣衫不整的人，就是郑大章。

他向宋哲元报告：佟、赵均已阵亡，南苑官兵伤亡惨重，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

为了撇清责任，他当然不敢说骑兵团未有大的损失，而是说下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也撤到南边去了。

不过此时宋哲元已顾不得他后面说些什么了，他只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佟、赵均已阵亡”的消息。

这一噩耗，差点把宋哲元给当场击倒。

在他看来，南苑失守虽是意料中事，赵、佟的同时殒命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尤其赵登禹，当年29军建军的八兄弟之一，怎么一眨眼工夫，说没就没了呢。

那是一位他最器重的勇将，长城抗战时若不是赵登禹豁出性命带伤打前锋，哪里会有喜峰口大捷，又哪里会有29军今天的荣耀。

可是，那么艰难的日子，你也挺过来了，怎么现在就挺不过去呢？

宋哲元痛不欲生，捶胸大哭：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

29军与日军，如今不光有国仇，还添了一笔家恨。

可以想见，南苑惨败的消息，多多少少给与会众人带来了震撼，尤其是郑大章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无疑又给北平防守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兄弟看上去过于惊惶，进门时甚至连敬礼都忘了，说话也语无伦次，身上哪有一点军人必备的镇定和从容。

宋哲元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秦德纯却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务之急是要守北平，大家都得挺住！

他当即站起身，对郑大章说：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况，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

这话说得很到位，亦相当及时。郑大章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失态，赶紧整理一下军装，随众人坐了下来。

会议继续进行。

南苑已丢，但是北平还在。原先宋哲元死也不肯让中央军进入华北，到南苑血战打响前一天，他才感到大事不好，因此让秦德纯主动电请蒋介石急速北援。

蒋介石也明白宋哲元如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于是不再催后者去保定，而是让其坐镇北平——至少固守三天。

第33章 告别在子夜（2）

对于此时的宋哲元来说，守住北平，不仅缘于“王命在身”，责任所系，更在于它是29军在华北的精神堡垒。

这座堡垒如果尚在，大家不用说坚持三天，就是再多一些日子也有可能，而堡垒若有动摇，无论士气还是人心，都将随之崩溃。

蒋介石说过，三天，只要三天，不仅外交上会有办法，后续援军也将全部到位。

现在两天都快过去了，也就是说，北平只需再坚持一天多一点，战局就可能迎来转机。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部已经开到保定以北，其先头部队距离北平只有60里路，一个强行军就能赶到。

宋哲元还有机会，29军还有机会。

就在这时，又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会场，他的到来，使在场几乎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此人，就是一直未露面的张自忠。

宋哲元很恼火，你这尊神仙总算是现身了！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竟然还待在北平，万一日军进攻天津怎么办？

可是张自忠关心的不是这个，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战还是和。

事到如今，你还要扯这个没用的犊子，宋哲元自然很不高兴，于是双方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起来。

争吵过程中，张自忠的态度很坏，情绪激动，没有一点把领导当领导的样子，甚至于连随从副官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张自忠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对待过宋哲元，毕竟那是29军的大头儿，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

争到最后，张自忠下了断论：时局至此，战已无法，只能和，而要和，又只有我张某人才有办法！

他撂给宋哲元一句话：如果你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

就是这句话，让宋哲元变得脸色煞白。

一刹那间，他仿佛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张自忠为什么隐伏在北平三天都不露一面，后者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时机而已。

现在，南苑惨败，战将折戟，日军即将兵临城下，29军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他认为那个时机到了。

曾经，宋哲元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兄弟能帮他守住天津，因此一让再让，对方却仍然在日本人设下的离间计中走不出来，还在想着“宋张相争”，甚至发展到要借机谋取权位的地步。

眼前这个人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他不再顾及手足之情，不再顾念在南苑和大红门的路上倒下的骨肉兄弟，他迷失了道路和方向，却还浑然不觉。

权利名位和毒品一样，都能使人变成魔。

香月处心积虑的阴谋果真得逞了：通过潘毓桂鼓动张自忠，使得29军的这根弹簧瞬间崩断！

说句实话，如果要争，宋哲元此时还是可以一争的，然而那样两军冲突，只会在29军中爆发一场惊天大内讧，亲者痛，仇者快，高兴的还是日本人。

赵登禹的死，已使宋哲元悲痛至极，难道还要自家兄弟再相互捅刀吗？

在完全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后，宋哲元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也罢，你要的不就是权位吗，我可以给你。

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当着众人的面，提笔写下手谕，将政委会委员长连同北平市市长一职全部交由张自忠接替。

当天晚上，宋哲元便与秦德纯、冯治安等人匆匆赶赴保定，由于行色匆忙，他连天津的家人都来不及通知和带走。

如此慌乱，是因为宋哲元此时实已处于险境之中。张自忠虽然拿到了他要的那个手谕，但如果回去给他的那些把兄弟一撺掇，再回来要他的命怎么办。那样，想不火并也得火并了。

在宋哲元等人看来，此时的张自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什么事他会做不出来。

因此之故，得赶紧离开，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夜色茫茫中，宋哲元告别了北平城。

北平的夜，如此凄清，他不是在出征，而是在逃离，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个东北枭雄，进城时纵有再多的骄傲和憧憬，离去时也只剩下了一地的失意和惆怅。

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那就是谁都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一去不复返，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宋哲元还在做着回到北平的梦。

7月29日，张自忠“视事就职”。

在此之前，他排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宋哲元和冯治安虽然走了，但是冯治安的部队还在，军部还在，从南苑脱险的人马也还在，而这些都不是他张自忠能指挥得了的，哪怕你已经成了“委员长”。

就在宋哲元离开的那个深夜，他打电话把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叫了过去。

他告诉张克侠，宋哲元已决定全军撤离北平，你赶紧把能拉的都拉走吧。不然就迟了，明天早上日军就要进城。

张克侠听得此言急了起来，他在向冯治安报告后，立即召集部队，星夜出城，也去了保定。

宋哲元能撤出他的基本部队，还得多亏冯治安，再说开去，若没有当年萧振瀛留下的“锦囊”，就是想保得性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是萧振瀛终究也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他千算万算，也算不到中间会发生这么多变故。

这些人一走，“张委员长”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他在就职后，马上对政委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名单上的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统统划掉，换上了潘毓桂、张允荣等“把兄弟”。

与原来相比，改组后的政委会已经面目全非，重要席位皆由汉奸一手掌控。不但如此，潘毓桂这个奸贼还得以兼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张允荣则出任平绥铁路局局长。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时，曾再三强调过，华北地方政权不容改变，官吏不能任意撤换。

张自忠未经南京政府同意，想变的都变了，想换的都换了，等于把日本人的目的都达到了，所作所为，着实令人痛心。

现在的水，已经不是到腰部，而是快到肩头了。

潘毓桂当上北平公安局局长后，立即下令禁止抗日宣传，同时全城搜捕蓝衣社和共产党。

张允荣的那个职务更微妙。

平绥铁路，是由北平直达绥远的。本来是冯治安和刘汝明相互配合的通道，现在可好，变成日军进攻察哈尔乃至绥远的捷径了。

北平的天空一下子乌云笼罩。

在此之前，北平抗日气氛浓厚，军民都已被发动了起来。

即使是南苑战败，佟、赵阵亡后，北平的士气也并没有被真正挫伤，大家虽然个个眼泪汪汪的，如丧考妣，但一门心思想着的，仍是要上阵杀敌报仇。

当时就有评论说，北平军民这种守城拒贼的热情，是大清建国三百年以来从未曾见过的。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只是一个晚上的工夫，全变了。

早上看到报纸，上面写着：29军退了，北平不守了。

真让人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如果29军能够协力同心，全面对敌，纵使蒋介石的中央军不能及时援救，日军要想顺利拿下平津也是比较吃力的。

你不要看华北已有一师团、三旅团，可是只要一散开来，兵力马上就捉襟见肘了。

为此，香月还玩起了“诈术”。

当时有人看到从日军汽车上摔下来一个鬼子兵，开始还一喜，想着这帮浑蛋真该死，就该掉下一个摔死一个。没想到，那个“兵”却很有弹性，摔下来后竟然是一蹦一蹦的。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橡皮人。

又有一次，从车上掉下一个“弹药箱”。打开来，里面全是石子。

在国内师团还未上阵前，香月就用这种办法，整车整车地把橡皮人和石子往前线拉，虚张声势，以吓唬华北军民。

显然，人少，就需要集中。

在发起南苑之战时，香月几乎把所有能集中的兵力都集中到了这一战场，其中包括抽调原在天津附近的朝鲜军龙山师团参战。

因为在他看来，天津是最不用担心的，已经跟自己的后院差不多了。

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臆想中的“后院”却第一个起火了。

7月28日那一天，南苑在激战，天津卫同样枪声四起。

都是突袭，都是要先下手为强，只不过双方的位置更换了一下而已。

当时张自忠正在北平观察动静，与驻天津的第38师暂时失去了联系，后者便自动自发地向驻天津的日军发动了猛攻。

直到张自忠“视事”后再次发去急电，第38师才撤出天津。

天津这边的火还没扑灭，马上又有了“通县事件”。

通县是冀东伪政权所在地，该县的保安警察队队长张庆余原来是于学忠的部下，早在“七七事变”前，他就跟宋哲元暗中建立了联系，准备待机反正。

但是通县驻扎着步兵旅团萱岛联队，张庆余担心自己不是对手，因此迟迟不敢行动。

直到爆发南苑之战，香月帮他解开了这道难题——萱岛联队被调到大红门伏击赵登禹去了。

张庆余抓住机会发动起义，把通县残余的日军给灭了个一干二净。

在获悉通县有变后，香月想要调兵过去镇压，可是天津那边火也烧得正旺，两边都要灭火，手上又没这么多兵，一时间，弄得这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顾前难顾后，顾首难顾尾，若不是关键时候张自忠逼走宋哲元，华北形势完全有可能被翻转过来。

这两把火的损失，香月全都记到了张自忠的账上。

等他实际控制华北局势后，便过河拆桥，要踢开张自忠另开一席了。

7月30日，日军占领卢沟桥。当天，北平在政委会之外，又成立了“维持会”。

张自忠虽然一时利令智昏，但他并不笨，马上看出情况不妙。

两会并存，说明人家要准备把你抛掉了。

军人的资本就是枪杆子，现在张自忠在北平还有两把枪：阮玄武旅和石振纲旅，后者原为赵登禹的留平部队。

但是日本人既然想架空你，当然不会允许你再拥有枪杆子，何况还有天津之战的前鉴在那里，你这两个旅要是也不听使唤，再反戈一击怎么办。

一夜之间，阮玄武旅竟被日军围住缴械，整整6000官兵一弹未发，全部交出了手中的武器。

石振纲旅虽然还未被缴械，却也是人心惶惶，连旅长石振纲都感到，要是再不想办法，日本人同样会对自己下手。

于是，这个旅便悄悄地冲出城，去察哈尔投奔了刘汝明。

好了，张自忠现在真的是清汤寡水，没有一兵一卒了。

搞“政治”，他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连那些昔日的“把兄弟”，见他已经失势，也赶紧换了副嘴脸，对他再也不予理会。

他已经完全被架空，成了光杆司令，再也无法行使任何实质甚至是形式上的职权了。

8月6日，张自忠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即日辞去一切职务，随后避入东交民巷。

从主动“视事就职”，到自行辞职，满打满算，仅八天时间。当时就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张某只是拘束地过了八天委员长瘾，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了。

其实对于张自忠本人来说，那意外的两把火，看似烧掉了他的“前程”，却使他从此拥有了灵魂被拯救的机会，倘若再晚一点，水已经快要没过脖子了。

一个月后，张自忠化装潜出北平。

他本意是想回老部队，也与部将联系上了，但是宋哲元明确告诉他，你必须去南京，不能回部队，这是政府的命令。

话虽然没有全部讲出来，但里面的意思，已经非常明了。

你还认为你有资格带兵吗，把问题讲清楚才是首要的。

只有南下。

动身之前，张自忠与家人作了最后一次告别。此时的他，已经是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见到家人后，很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还说什么呢，如今说什么都晚了。也许只是一念之差，一切却已难以改变。

最终，张自忠打破沉默：你们回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再不要问我了。

他是戴罪之身，所以必须有上军事法庭的心理准备。此去，恐再不能归家矣。

胡适后来在见到蒋介石时，曾替张自忠辩护。他说张自忠不应被谴责，因为他保住了北平这座城市，避免了不必要的破坏。

此时的胡适还是“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成员，同时他又是一个很纯粹的文化人，议论时事常常免不了书生之见。

他并不清楚29军高层的内幕，也不知道，当初如果宋、张团结对外的话，不仅北平有可能守住，华北局面也将完全不同。

张自忠一走，所谓政委会名存实亡，北平完全成了维持会的天下，而汉奸们也向主子争相献媚，一出出伸手乞讨官帽的丑剧如期上演。

有个叫冷家骥的汉奸，见张自忠不在，伪北平市市长一职空缺，便想自己坐上去，可是日本人不同意，还把他叫过去，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通。

归根结底，香肠要由主人给，愿不愿给，何时给，还得让他说了算，这是一条犬就能自己随便索要的吗？

《嗛斋日记》的作者李景铭当时也在现场，目睹了冷家骥的丑态和狼狈之状，就嘲讽他说，国家都到如此地步了，你竟然还在猎官，真是无耻之极。

其实李景铭本人也是个官迷，他本来在河南，听到“七七事变”爆发，就急急忙忙赶到北平，进了维持会，并且还从别人那里抢到了一个财政局局长的差使。

与冷家骥相比，两人真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

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率领大队日军，趾高气扬地进入了这座中国的北方古城。

一位记者当时正在现场，他说他的心情，只有用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才能形容。

德国人打仗打赢了，法国的阿尔萨斯从此将归属德国。

老师于是对自己的学生说，知道吗，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一定要经常讲，永远不要忘掉。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阿尔萨斯人本身讲的就是德语，小说家只是借此宣泄自己的爱国情绪罢了。

可是，北平不是阿尔萨斯。这里的人们一直说的是最标准的中国语言，它也许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却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

东北人民的苦难，如今开始轮到华北百姓来承受了。《嗛斋日记》记载，北平城里，虽然表面上还是由中国警察在维持秩序，但手里拿的不是枪，也不是警棍，而是钓鱼竿。

北平的最后一课，充满了悲凉和屈辱。

第34章 烽火长城

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将领国防会议。

要把举国诸侯都召集到一起，讨论合在一起打仗这件事，若放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各个山头的武林派别，什么少林武当，峨眉昆仑，过去多多少少都跟你有过那么一点恩恩怨怨，不是一个帖子发过去，人家就肯赏脸，来赴你这个武林大会之约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就连曾称霸一方的诸侯，也不能置之度外。

去，自然要去，但是大大小小的算盘还是要拨的。

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没有问题。

宋哲元即使到南京后还痛哭一场，后悔自己棋错一着，不仅丢了平津，还损兵折将，那惨兮兮的样子，把一旁的阎、韩看得心拔凉拔凉的。

唇亡齿寒，再不往前顶一下，后面轮到的就可能是自己了。

广东的余汉谋问题也不大。

他是蒋介石亲自扶上马的，两广事变结束又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造反既无资本又缺胆量，所以只会“月亮走我也走”。

尚让蒋介石把握不定的是西南那几个诸侯。

广西李、白拿着蒋介石“共赴国难”的电报，把新桂系将领都召到一起商量。

这份英雄帖，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也几乎同时收到了。得知李、白那里也有一份，他们赶紧派人来劝阻，说你们千万别去，这老蒋一贯居心叵测，这次是不是想借抗战之名，把咱们这些老伙计都给扣在南京啊。

说得有理。可是新桂系的这些人也不是缩在广西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天天都在观察时势。

如今不比从前，是真抗日不是假抗日。

广西就跟当年晋东练兵的29军一样，也是把日本军阀作为假想敌的，否则的话，如何动员民兵，又怎样打造“民防建设模范省”？

倘若不去，平时喊的那些抗日口号岂不明摆着是在自欺欺人。

去是肯定要去，问题是派谁去。

以前两广事变，蒋介石发出邀请函，白崇禧不肯去，李宗仁去了。大家排排座次，怎么轮也得轮到白崇禧了。

这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白崇禧便说，这次老婆是坚决支持我去的，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

得知白崇禧铁定赴京，蒋介石大喜过望，马上亲自派飞机到桂林来接人。

那天正好下着大雨，天气不好，就来了一架水陆两用座机。

估计这水陆机还属高科技，连飞行员都是德国人。飞机起飞后，先到南昌，本来想先下去休息一下的，不料雨下得越来越大，就像从天上倒下来似的，机场由于积水太深，连水陆机也没法停。

无奈，继续往南京开吧。到了下关机场，往下一看，跟南昌没什么两样，也是水漫金山，根本就落不了脚。

这真急死人。幸好，旁边还有一个水上机场，总算是停住了。

白崇禧到达南京，把日本人都惊动了。

早在北伐时期，因为打过一些漂亮仗，白崇禧就有“战神”之美誉，乃至在他抵宁后的第二天，日本有家报纸即予以报道：战神归来，中日战争终不可免。

白崇禧赴约南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在国内声誉上率先拔得头筹，如此一来，其他西南诸侯再也坐不住了。

说到底，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之下，国内无论哪个政治派别，要想立住脚的话，都是要扛抗战这杆旗的，要不然，你就等着砸牌子吧。

国防会议当天，刘湘就赶到南京，几天之后，龙云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会议开始后，在讨论和战问题时，阎锡山第一个发言，极力主战。第二个发言人就是刘湘，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仅极力主战，还报出了具体的数据。

一旦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并供给若干万担粮食。

当着大家伙的面，刘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众人都给镇住了，连旁听的孙科都偷偷写纸条，说没想到四川人这么会讲话。

会议结果，凡发言者，一致主战。

日本方面则杀气腾腾。

在这之前，为什么杉山元还觉得有点争不过石原，为什么所谓的强硬派和稳健派看上去还能够势均力敌，不是说大家真的被石原老师的宏阔远见所震慑了，而是他们对能不能在短期内全取平津乃至华北尚无百分之百的把握。

可是实践证明，从香月奉旨出发，到平津沦陷，连一个月都不到，这使强硬派的尾巴一下子就翘上了天。

如今的杉山元乐得牙都快碎了，他再也不屑于与那个叫做石原的小青年去白费口舌。

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看看这家伙，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就喜欢靠一张嘴嘚不嘚。怎么样，“支那”有你说的那么难打吗，平津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被我们给拿下了。

平津一战，使石原身上“民族英雄”和“唯一战略家”的光环大为褪色，后者关于“陷入中国泥潭”的预言在军部也几乎沦为了一则笑谈。

中国军队有什么呢，我们还没花太多力气，他脚下的地就在抖，他身边的水就在流，最后他也必将一无所有。

在日本国内，从关东军到参谋本部，从普通军人到议会政客，从一般国民到皇室成员，都被“胜利的光芒”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知西东了。

在临时议会上，一下子通过了军部提出的33个提案。这些提案里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有，反正一个目标，都是奔着侵华战争去的。

作为元首的裕仁当仁不让，自己给自己戴了顶帽子，呼为“海陆军大元帅”，并建立了统帅部。

这标志着此时的日本国内已进入了战时体制，战争机器隆隆开动。

平津之后，香月继续进攻绥察两省，不过在此之前，他首先要经过南口。

8月11日，南口战役打响。守南口者，为汤恩伯。

汤恩伯，浙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

民国年间，“军事学东洋”潮得很，犹如现在的考托福雅思，拿着陆士文凭回来的，不说走路个个鼻孔朝着天，起码衣着得光鲜，有个“海龟”的样。

汤恩伯却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什么“海龟”，也许叫他土鳖都是客气的。这位仁兄是个黑脸大汉，天气热的时候，两只裤脚，一只包着鞋跟，一只卷到膝盖，活脱脱一个老农的形象。只有穿上军装，别人才会知道他是当兵的，而他又是一个邋遢兵，军帽、皮带、军服的颜色竟然还可以从灰到黄分出几个档次，那就表示，有的是刚刚洗过，有的已经好久没洗了，属于生人勿近类型。

兄弟是个粗人！

把汤恩伯往士兵堆里一扔，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个官，而汤恩伯也确实经常把自己扔到兵堆里去。他闲下来不是正襟危坐地坐在大帐里，而是主动去找基层的兵吹牛，特别喜欢找号兵，因为号兵对下面的事情知道得多，也能吹，大家其乐融融，有什么说什么，时间长了，老汤遂有“与士卒同甘苦”的美名。

汤恩伯原先驻防绥远，接到命令后，他便率自己的第13军火速往南口赶，可是在张家口被刘汝明给拦住了。

刘汝明不肯让他去接防南口：这是我的地盘，说不能过就不能过。

这一天是7月25日，第二天北平就发生了“广安门事件”，华北有如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可是南口近在咫尺，你却不得其门而入。

汤恩伯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给刘汝明跪下磕头，可是那个土霸王却始终不肯松口。

老汤一路上考虑的都是敌情战术问题，他当时不仅准备接防南口，还有进入华北援助第29军的计划。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让自己人给挡了道，而且无论如何都过不去。

战场之上，时间是耽搁不起的，几天之后，平津便双双失守。

汤恩伯捶胸顿足，痛心之至，然而这些内幕又不能跟部属们多讲，那些拼命三郎几乎个个性如烈火，眼瞅着哥几个都是去为国效命，又不是夺人地盘，你给来这一套，立马拎着斧头去找刘汝明算账都有可能，那样事情就闹大了。

只有自己闷在心里，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人现在也哑巴了，即使亲近的人问起，老汤也什么都不说，只是含着眼泪，黯然神伤。

打又打不得，过又不能过，后来总算找到了办法，却还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而是托人情，找关系，走后门的结果——刘汝明的老长官是冯玉祥，开了这个后门，刘汝明才答应放行，就这样，老汤以堂堂中央军中将军长的身份，还不得不一路赔尽小心，唯恐刘汝明又忽然变卦。

南口为长城要隘，南京政府早就拨下专款给刘汝明，用于修建国防工事。可是汤恩伯到了南口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别说国防工事了，刘汝明连个棚子都没搭！

向南口发起进攻的是关东军第11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少将（陆大第24期）。

在此之前，铃木刚刚击败第29军，而按照陆士届次，他又要比汤恩伯高上一届，这个时候，学长当然不会把他的中国学弟当一回事。

战场之上，武器优劣和部队训练固然是主要的，但将领在战术运用上的短长亦不容忽视。

著名兵学家蒋百里在预测中日之战前景时，曾站在纯军事学的角度，提出一点最大的忧虑，那就是军官素质与日方有不小差距。

日本的师团长，一般都必须毕业于陆大，此外，还要积累相当的资历，否则绝爬不到那么高的位置。

这并不单纯是在论资排辈，实际上也是在挑选军事教育和实战经验都双重拔尖的最佳人选。

反观当时的国内，黄埔生虽已逐步走上舞台，但黄埔课程级别太低，仅仅是为训练连排长而设，从军校毕业后，这些“连排长”没打几仗就升到营团级了，先前经历的又主要是国内战争，导致指挥高等级战争的经验严重不足，现在要他们一下子调度一个师或师以上的军，乃至十万二十万的集团军、方面军，就难免会有困难。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未尝不清楚这一点。

第35章 烽火长城（2）

他曾对蒋纬国说，中国的黄埔军官必须降两级使用，比如原先当团长的，你只能把他看成是排长，当军长的，你就只能当他是团长。

所幸，除了正在长大的黄埔生外，我们还有其他“生”可用。

在国民党中央军里面，向有“陈胡汤”三系的说法，正好代表了其将领的三个流派。陈诚出身于保定军校，胡宗南毕业于黄埔军校，汤恩伯则是日本陆士的代表，后面这一系统的存在，恰是对“学生打老师”的一个有力旁证。

老汤虽看似邋遢，不讲究，与一般的“日本海龟”迥然不同，可人家留学东瀛，却的确学到了点真东西。

第13军的武器装备并不算好，所配备的山炮迫击炮根本无法与铃木旅团对抗，汤恩伯就采用反斜面战术，你轰，我就躲到山背后去，等你不轰了，我再出来。

反斜面其实不是什么新鲜战术，一般讲山地战，都会用到，然而当时很多中国的草根将领并不清楚，导致许多时候都在白白挨人家炮弹。

光会照搬教科书，那还不算什么，假如老汤只会这一招，就不可能在陆士毕业的将领中脱颖而出。

善打运动战，是他在用兵上的一个最显著特点。

山地战和阵地战原本与此无缘，但正所谓兵无常形，你想“运动”，就总能找到机会。

白天不行，我晚上打。

老汤从各支部队中抽出机动兵力，组成大大小小的敢死队，白天钻高粱地，晚上出来四处“运动”。

这种变幻莫测的打法让铃木相当困扰，他曾担任过陆大教官，可是翻了半天教科书，也没搞清楚对手的战术究竟出自于书上的哪一章哪一条。

其实汤恩伯的运动战术并没完全脱离他在日本的所学所知。

日本人的战术思路主要来自于德国，喜欢迂回包抄，攻人不备，而老汤只是在此基础上运用得更加灵活而已。

在扼制住铃木的进攻之后，他还要转入反攻。

电话急召罗芳珪。

罗芳珪不过是个团长，照理上面还有旅长师长，身为军长的汤恩伯只要下个命令即可。

但使用千里马是不一样的，必须特殊对待。

在老汤眼里，罗芳珪毫无疑问是匹千里马，也是此次反攻获胜的最大保证。

罗团长，我对你完全放心，完全相信！

我有一言相赠：人生百年，终有一死，好汉倒在阵地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

罗芳珪立刻率先杀了出去，并且锐不可当。

两千多人，打到仅剩四百来人，他自己也受了伤，由于通信中断，后方一度还以为这位勇将已经在战场上“光荣”了。

铃木没想到对手反击如此犀利，本能地想往后退上一步。

可是回头一看，惊住了。

不知什么时候，汤恩伯已抄到背后，把他的后路给切断了！

学长不知所措，学弟就笑了：运动战，还是不能脱离迂回包抄的老底子啊。

你目中无人，攻得太急，前后就严重脱节了，要不然我如何能找到机会断你后路？

铃木哑口无言。

这才发现老汤的厉害，然而已经晚了。

本来想攻南口的铃木自己却被围了起来，而且所有粮食弹药都到了要依靠空投的地步。

只好使尽浑身力气往外突了，可是突围并不容易，因为第13军虽然武器一般，但实在很能打。

《大公报》当时派战地记者实地采访，同样惊骇于第13军异乎寻常的意志和战斗力。

他们抓到一个细节，一个机枪连的连长，指挥几挺机枪在山头阻击日军，嘴里骂骂咧咧，意思是嫌机枪手打得太慢。

你们这么磨磨叽叽，鬼子都要冲上来了。

过了一会儿，实在耐不住，正好旁边一个机枪手阵亡，他便接过机枪自己打。

这回倒是不慢了，不料打着打着，由于动作过猛，一不留神滑了一跤，结果骨碌碌地从山上跌了下去。

人跌下去，机枪却抱在怀里不肯放。

一个日军军官看到山上冷不丁掉下一个人来，吓了一跳，握着指挥刀就要上前看个分明，没想到这连长端得凶猛，他把机枪一放，竟然空手生生地把对方的指挥刀夺了过去。

倭刀在握，反手便是一下。

鬼子军官戴着钢盔，第一下砍在钢盔上，第二下换了角度，才一刀将其毙命。

砍了鬼子，连长捡起机枪，爬到山头上继续干。

《大公报》不是普通报纸，那时是全国第一大报，记者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但这样刚猛而且利索的中国军人，他们还是头一回见着和听说。

之后，他们见到13军的前线官兵就竖起大拇指，连夸好样的，有的记者甚至还从身上掏出银元，塞进士兵口袋，以示钦佩之情。

几天之内，铃木旅团的伤亡无以复加，从南口运回北平的军车一辆接一辆，车水马龙，日夜不停。

车上装的不是别的，都是铃木旅团在南口战役中的战死战伤人员，其伤亡之重可想而知。

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在北方终于遭遇到了最强悍的对手。

在此之前，铃木旅团几乎没打过什么像样的大仗和恶仗，这个身上带着关东军标签的混成部队骨头都有些轻了。

但是长城不是给你们旅行的，那是要付出点代价的。

香月惊闻铃木旅团被围困，第一反应就是铃木指挥太孬，不是汤恩伯的对手。

都是陆士的，你还比他高一届，怎么就整他不过？

高一届不行，那就另选一个高两届的吧。

香月这回中意的是刚刚出任第5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陆大第28期）。

板垣的陆士届次为第16期，正好比汤恩伯高两届。第16期在陆士历史上很不一般，土肥原、冈村宁次等所谓的日本第一流名将都毕业于这一期，因此也被称为“荣耀的第16期”。

从长相上看，板垣属于那种脑袋大脖子粗的类型，不过他既不是老板也不是火夫，而是一个战场狂人。19岁时，他在东北参加日俄战争，一听到枪响，便哇哇叫着不顾死活地往前冲，结果老毛子的一颗子弹毫不客气地从他的小腿上穿了过去。

受了重伤之后，这哥们儿仍不肯罢休，结果最后还是被其他人生拉硬拽下去的，从那时候开始，板垣就在军界树立了胆大凶猛的形象。

日本人有谓：石原之智，板垣之胆。

板垣胆是有的，可是他在华北当特务时却败在了黄郛手下，而且还败得很丢脸，大概特务这个行当不光要有胆，亦须有“智”。

现在好了，板垣终于回归了他的老本行，做师团长了。由于板垣的关系，在他任职广岛第5师团师团长期间，该师团也被人们称为板垣师团。

板垣师团本是用来进攻保定的，但如今南口形势不妙，香月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急调板垣师团前去南口增援，并规定自板垣到达后，铃木旅团亦归其指挥。

板垣果非铃木可比，倒不是说他的兵书战策一定比铃木强上多少，而是他更“知彼”。

作为“中国通”，北方地理曾是板垣关注的重要目标。尤其他在任关东军参谋长期间，曾以考察为名，深入平绥铁路沿线仔细考察和研究过这里的地理环境，并由此画出了可用于实战的军事地图。

对于战场指挥官来说，地图可不是一般的重要。

明末清初时，有一个叫顾祖禹的无锡人，写了一本奇书，当时很多人看了都不知道作者写此书是干什么用的，“骤读，每不知其用意所在”。

不懂归不懂，书却是奇货可居，价格贵得吓人，直到清末，买一本手抄的也得用去白银40两。史载，无锡当地人多以誊写该书为生者。

实际上它是一本军事地理书，一村一溪一山一店皆记之甚详。顾祖禹是明末书生，也跟“明末三大儒”那样搞过反清运动，失败后才不得不隐居山林著书。他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给后来的反清义军做指路明灯。

让人嗟叹的是，几百年之后，顾氏之书并没有被拿去反清，却被人读后用在了与太平军作战方面，而且立即见效。

此书名叫《读史方舆纪要》，读这本书且享得大名的人，叫左宗棠。

据说日本人对此书也十分重视，“战时行军，多行其意”，可见许多年过去，山川形胜仍未有大的变化。

但毕竟时代在演变，以前打仗用放大镜就行，现在最好还得用显微镜。

南口战役时中国军队所使用的地图，竟然出自于前清光绪年间，距现在整整40年了！

更为糟糕的是，清朝的先人们还没建立起测绘学概念，所谓的地图，跟古玩店里的“长江万里图”差不多，无非是某个文人或者小吏在周围溜了一圈->小说下栽+3ＵＷＷ。ＣoＭ<-，然后回到斗室凭借记忆，写意式地记下山川形胜而已。

这种地图甚至都不如《读史方舆纪要》，拿着这种地图上阵，有如盲人骑瞎马，要到东，它可以指你到西，要到西，它可以指你到东。

就这，还不是每个军官都有，必须是团长以上！

与“长江万里图”相比，板垣考察并绘制出来的地图却极其精准，连小村庄和单家独户的房子都标注在上面，长城上哪里有碉堡更是画得清清楚楚。

画出来以后，印发给师团的每个军官，连中队长、小队长这样的角色都人手一份。

汤恩伯虽精于战术，然而在“知己”上甚至还不一定超过人家板垣，如此打仗岂能不吃亏。

几个回合之后，汤恩伯力战不过，只得收缩兵力，退守居庸关。

自南口开战以来，身为一军之长的老汤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人已瘦得像鬼一样，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整个身体仅剩下了皮包骨头。

“壮汤”变成了“瘦汤”。

他一刻不停地吸烟，始终盯着的就是两样东西，一张前清版的老地图，一部电话。

他要继续咬牙苦撑。

经过居庸关前的血战，又有好几个山头失去了。要想多守哪怕半日，唯一的办法，只能冀望于“回光返照”，把那几个山头再夺回来。

说回光返照，是因为一个完整的第13军已经快打光了。

汤恩伯曾亲自到居庸关前线视察，去了以后，对着手下那些已被耗得油尽灯枯的子弟兵，他无言以对。

嗫嚅半天，只有一句：我们要好好地打呀！

第36章 烽火长城（3）

然后就难过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要打，总得有人。汤恩伯问担任前敌指挥的王仲廉还能集中多少人马。

王仲廉本人就钻在居庸关的山洞里，实在没地方坐下来，只好弄了一节火车车厢临时安顿。由于屡次上阵督战，身为师长的他也曾经被日军的炮弹削过头皮，若不是脑袋上顶着个钢盔，几性命不保。

第13军打到现在，满打满算，连一个团都没有了。

师长反过来问军长，你那里还能不能再派点人过来？

汤恩伯此前把预备队都派了出去，哪还有什么能打仗的人。

他默默无语，把身边的兵也搜罗出来，交给了王仲廉，里面就包括卫兵和勤务兵。

王仲廉终于凑够了一个团，所有勤杂人员、伙夫、马夫都在里面。

当天晚上，王仲廉带着这些人发动反攻，又夺回了三个山头。

这时汤恩伯的身边仅有两个传令兵跟从，成了标准的光杆军长。得悉反攻得手的消息后，他唯有苦笑自嘲：不想残兵亦能镇守居庸关！

苦守终于等来了增援，但这些援兵的质量差次不齐，有好有坏，有高有低，很容易被进攻对手找到破绽。

破绽一出，缺口立开。

此时汤恩伯最需要感谢的人是阎锡山，后者将晋军战将陈长捷派至居庸关。依靠陈长捷的及时出击，才算是把口子给堵住了。

在汤恩伯出征前，蒋介石曾给了他一个坚守的期限：至少十天，多则半月，以待重兵相援。

这个重兵指的是卫立煌和傅作义，但半个月过去了，他们仍迟迟没有现身。

卫立煌第14集团军要从华北赶来，由于平津已被日军占领，坐不了火车，只能翻山越岭，导致沿途行军非常困难。

老傅倒就在绥远，但他也迟到了，而之所以迟到，则是因为需要腾出时间，以扫除身边背后的各种隐患。

第一个隐患是商都。

当初绥远抗战，在拿下百灵庙之后，他本来就是想一鼓作气拿下商都的。因为在傅作义的眼里，商都位置十分重要，乃绥东门户，拿下这里，就等于守住了绥远的东大门。

在斩获商都之后，他终于放下了一个心思。

第二个隐患却是刘汝明。

刘汝明小名“呆子”，现在这个呆子仍然心猿意马，态度不明。

万一刘汝明置身事外，一个不小心让日军占领了张家口，把门一关，我们在居庸关的岂不全要给一网打尽了？

因此之故，傅作义必须把刘汝明给弄到战车上去。

刘汝明并不是真的呆子，他装傻充愣，甚至不让别人接防，说白了，还不就是想保他的察省地盘。

老傅亲自到张家口找刘汝明，告诉对方一个刚刚得到的重要情报：由东条英机指挥的关东军蒙疆兵团（东条兵团）正从热河向张北前进。

张北现为李守信的伪蒙军据守，而张北背后就是张家口。

你要清楚，危险就在眼前，要想避祸，只有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把张北拿下来。

刘汝明的脸色变了几变，张北并不好打呀，要不我还不早就揽过来了。

傅作义笑笑，看到商都没有，我已经攻下来了，伪蒙军没有什么了不得，日伪军只有合在一起才难对付。

再说了，张北也是一个很好的地盘，难道你就不想要？

这就叫“威逼利诱”，没有办法，你对刘汝明这样的，只能用此类招数。

刘汝明终于点头。

从张家口出来，傅作义仍不放心。

一个老是想着保地盘的人，必定作战意志不坚，要是刘某临时变卦或生出枝节怎么办，所以还必须在刘汝明身后再布一枚棋子。

傅作义让晋军大将李服膺伏于察省一侧，并当面指示，如果发现刘汝明出兵张北行动迟缓，则不惜进入察区，逼迫或代其作战。

这个世上，会打仗的人很多，但有的只是将，有的却能成为帅，傅大将军实乃帅才也，每一步几乎都想到了，而各个步骤又都丝丝入扣，衔接紧密。

在后方部署妥当之后，傅作义才从张家口赶到居庸关前线，向汤恩伯宣布了自己的全盘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等卫立煌到达之后，傅、卫携手，从南口侧后抄击日军，将板垣会歼于长城一线。

汤恩伯听后大受鼓舞。

大家身为战将，能不能打，都得比战绩，傅作义因为绥远抗战而声名鹊起，那是要攻攻得上，要守守得住，他的话绝不会是忽悠。

我们不光是守住居庸关，眼瞅着还要实现大翻盘，干掉板垣，夺取南口！

老汤激动之余，甚至喊出了“打到北平去”的口号。

然而关键时候，败事的人又出现了。

当初萧振瀛在留下的“锦囊”中说得很清楚，要让刘汝明殿后，除了保住察哈尔外，必要时还能增援华北。

事实上，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后也的确是这么布阵的：赵登禹守北平，冯治安攻丰台，张自忠定天津，刘汝明出南口。

可是宋哲元并不知道，他所冀望的“出南口”，其实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刘汝明不仅拒绝汤恩伯进驻南口，他自己也是坐而望之，没有任何出兵援救平津的实际举动。

这小子在想些什么呢？

其实还是私心作怪。

若论当年在老西北军中的资望，刘汝明也是“五虎上将”之一，本来仅次于宋哲元，但他在中原大战后兵少将寡，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投靠宋哲元，奉宋为老大，这导致他在29军“聚义厅”的排名座次上，不仅不如张自忠、冯治安这些“后辈”，甚至还不如“后后辈”的赵登禹。

刘汝明就是再呆，时间长了，也不会没有一点想法，弟兄们聚一堆的时候就算了，现在分开来，独自一个人据守察哈尔，不由自主地就有了拥兵自保的念头。

说起来，当时的宋哲元也真是悲哀得很，四员大将，或者说四个兄弟，赵登禹今不如昔，张自忠心怀不轨，刘汝明又是这样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真打起仗来，能依靠的仅冯治安一人而已。如此，平津安得不失？

直到南苑血战，北平危在旦夕，刘汝明还是动都不动，宛如被人施了定身法，倒是他的弟弟刘汝珍表现要强得多，后者在陷于北平的不利局面下仍宁死不降，最后率一旅之师，拼死冲出重围，跑到张家口来投奔大哥了。

现在的刘汝珍就像是长城抗战时乃兄的影子，可叹时过境迁，彼时曾威震罗文峪的一代勇将竟不可辨识矣。

为了自保，呆子也耍起了小聪明。

没钱买武器，他便出“巧计”，想着法占日本人的便宜。

当时关东军从沈阳拨给李守信的武器，都不是直接运去张北，而是用火车先拖到张家口，然后李守信再去接运。

这样，刘汝明自己就可以从中得到“提成”。比方说，李守信原本可以收到1.2万支枪，生生便让刘汝明去掉零头，给截留了2000支。

刘汝明很开心，白得了这么多好枪，我真是太有才了！

他却不认真想一想，那么精明的日本人，会让你白捡便宜吗？人家才真正用的是计，那一点点小便宜，只是为了让你以后吃大亏，上大当。

想对日本人“用计”，结果却是他自己被麻痹了，抗日烽火烧得如火如荼，他竟然还以为可以跟对方“和平共处”。

当时华北已经那个样子了，张家口这里却还是歌舞升平，没有一点战时的紧张气氛，街上人来人往，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

傅作义苦口婆心，然而他人一走，刘汝明仍然敷衍了事。

让他进攻张北，他就仅仅派了一个保安队到张北周围去晃了晃，还晃而不打，理由是在等待李守信“反正”。

让他与日本人彻底断绝往来，斩断瓜葛，他却把张家口特务机关的日本特务都给放跑了，以至于东条英机对张家口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还把主力调到察南，自己的一家一当以及察省政府也都跟着搬了过去。

这一切的一切，竟然是为了匪夷所思的两个字：中立。

没错，就在大伙都在想着如何御敌的时候，这小子还在卖弄小聪明，指望东条兵团光打绥军和中央军而不打他。

“诸侯思维”真是害人不浅啊。

可是傅作义不是还在他旁边放了一枚棋子吗？

棋子不灵。

刘汝明找借口拖延，不让李服膺入察，而后者也就看都不看，闭着眼睛在旁边睡大觉，实际上也是“能不打，最好不打”。

晋绥军这个系统很奇怪，在它里面，其实只有绥军会打仗，而晋军里面，又只有陈长捷能独当一面，像李服膺、王靖国之类，别看出身都不错，也是堂堂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但不知道是一直在太原这个金银窝里养尊处优惯了，还是被阎锡山管得太死的缘故，反正是都不太会打仗。

战场亦如赛场，到了最后，越是高手，练级的机会越多，越是菜鸟，上场的次数越少，大家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走，距离越来越远，就形成了一种高者愈高，劣者愈劣的局面。

毫无疑问，李服膺算是一个劣将，他跟“承平日久”的刘汝明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刘、李二人打瞌睡的当口，只一天时间，东条兵团即开来张北，进攻机会一去不复返。

你想“中立”，日本人可不干，东条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张家口。

刘汝明措手不及，防线很快就被突破，随即放弃张家口南逃。

此时这位长城抗战时的英雄犹如惊弓之鸟，他说他在张北一线看到东条兵团有200辆坦克在隆隆开进。

200辆坦克，那能顶得住吗。

其实，哪是什么坦克，不过是日军的运输车而已。

刘汝明如此惊慌，一旁的李服膺亦属同类菜鸟，匆匆做了几个应付差事的动作后，就赶紧拍打着翅膀跑了。

本来运筹帷幄，以为稳操胜券的傅作义闻听，不由得大惊失色。他急忙将绥军主力调回，欲进行反攻，但为时已晚，围歼板垣的计划彻底泡汤。

8月26日，汤恩伯下令，全线突围。

他的反应还是很迅速的，若再迟一步，想突也突不出去了。

张家口失守，不仅直接导致了南口战役的失败，还使刘汝明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的脚，他的察南也很快被东条兵团攻破，至此察哈尔全境沦陷。

第37章 从常胜到常败

先占平津，再夺察哈尔，出兵以来可以说无仗不赢，无战不克，这一“辉煌战绩”令日本统帅部忘乎所以。

人的瘾头一上来，是止不住的事，华北“驻屯军”已经不好玩了，而且也太慢，得加食添料，升升级。

升级后的名称叫做华北方面军，规模扩展到了八师一旅团。

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仅有17个常备师团，但几乎每个师团都有一支对应的预备役部队，这批人就叫“在乡军人”，全部都经过军事训练，各师团还为他们专门建有武器库。

不打仗时，“在乡军人”们就在本地当农民的当农民，经商的经商，轮到打仗了再紧急动员，发放枪支弹药，通过这种办法，短时间内即可由一变二，组建出新编师团。

比如，第108师团就是新编师团，它是由第8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

华北方面军又分为第1军和第2军，其中第1军由司令官香月统率，沿平汉铁路直逼保定。

9月14日，爆发了保定会战，又称涿保（涿州—保定）会战。这是平津沦陷以来华北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中方指挥官为刘峙。

冯玉祥的老西北军有“五虎上将”，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有，其大致入选标准为：黄埔资深教官、在东征和北伐中建有殊功。由于“五虎上将”的说法并非来自正式文件，纯属茶余饭后闲谈之资，因此其人员和排序多有差异，但不管怎么排列，刘峙都是少不了的重要角色，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央军中的首席良将。

刘峙，江西吉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2期。

私底下的刘峙，不仅长相忠厚老实，而且口齿笨拙不善辞令，极少与人争执。当年中央军系统里有两个最好说话的“婆婆”，一个是何应钦何婆婆，另一个就是这位刘峙刘婆婆，后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在世没有不散的筵席，要给人过得去，要给人以生路，尤其不能用公权报私仇。

刘婆婆嘴巴不会讲，但是人家内秀，中文功底很深，曾给欧阳修、文天祥等人编过文集，尤其在旧尺牍也就是古代书信上颇有研究。解放后他落魄南洋，困顿之余偶然给学生讲了一堂课，连学校校长都听得一愣一愣的，当即聘他为正式教员。

两个婆婆皆洁身自好，刘峙本人一辈子与烟酒赌博挂不上钩。他继何应钦之后担任第1军军长，于治军方面堪为表率，一个步兵操典能够背到烂熟，平时穿着一身布军装下基层连队是常事。

与生活中的随和不同，战场上的刘峙给人印象却是：内藏机谋，个性倔强，一旦决策便毫不动摇。

在东征北伐乃至中原大战的过程中，刘峙几乎是战必胜，攻必克，蒋介石那些新老对手见到这员将没有不怕的，从那时候起，刘峙便有了常胜将军和福将的名号。

当内战变为外战，常胜将军本来是有机会延续他的常胜之名的。

平原之上，无险可守，最利于发挥特种部队的优势，香月不仅在地面出动了大量重炮和坦克，天上还有航空兵独霸——中国在北方几无空军可用于助战。

他使用的步兵也几乎是最强的：熊本第6师团和宇都宫第14师团。

熊本师团不用说了，那是有名的野兽师团。宇都宫师团在松木担任师团长期间，曾第一个在哈尔滨附近追击马占山，此时的师团长是继板垣之后的第二位“中国通”出身的名将——土肥原贤二中将，在他出掌宇都宫师团后，该师团也被称为土肥原师团，是一个拥有很多坦克大炮的机械化师团。

香月认为他的锤子已经够重够猛了，却始终砸不开刘峙所布置的正面防线。

倒不是说刘峙的兵力有多强，事实上他用于涿县第一线防御的只有孙连仲第26路军和万福麟第53军。

孙连仲还行，毕竟是老西北军的旁支，而万福麟属于东北军，还是东北军中打仗比较烂的，其军官很多连地图都不会看，师以上高级指挥官在交战后更只靠电话遥控，前面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所谓指挥，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瞎指挥。

刘峙依赖的主要是工事。

常胜不是偶然的，福气你不求它也不会自动上门。早在“七七事变”前，刘峙不仅在自己治理的河南省做到了“道路平，无苍蝇，无野狗”，而且未雨绸缪，积极备战，在北方平原督建了大量的国防工事。

长城抗战时，徐庭瑶对日军的特种部队特别是坦克部队了解还不深刻，所以临时修建的工事终有缺陷，防住大炮却防不住坦克。有了长城抗战的教训，刘峙对工事进行改进，特地增加了防坦克壕。

你有铁甲马，我有绊马坑，冀中平原上遍布的防坦克壕，令香月也无可奈何，土肥原有那么多坦克，然而大多数时间里只能摆着看看。

难以突破，就要寻找薄弱处，而薄弱处往往就在对手两路防区的结合部，所谓的“两不管地区”。

此时的中国守军，刘峙守平汉线，宋哲元守津浦线，在平汉和津浦线中间的地方，最难分清责任，刘峙可以说是宋哲元的防区，宋哲元也可以说是刘峙的防区。

香月命令土肥原朝此处出击。

在日本国内，香月以研究步兵战术而闻名，但他的对手也是个战术专家，后者对自己哪里最薄弱同样十分清楚，所以土肥原出击后很快发现，刘峙早有防备，那里已经有人在等他了！

不光有人，在土肥原前面还挡着一条永定河，要冲过去得徒涉河水，难度太大了。

这个结果似乎有些让人泄气，但在侦察之后，土肥原大喜过望——他听到了守军车辆开走的声音。

对方不是要坚守，而是要撤退！

撤退的是万福麟，刘峙把他派到这里来堵漏洞，他却只想装装样子，看到土肥原杀到，提前开溜了。

土肥原马上发动强渡，渡河之后即从侧背对刘峙的一线防御造成了致命威胁。

9月18日，涿县陷落。

涿县一失，保定便失去了屏障，但刘峙在保定还预留着后手，被他布置在二线防御上的不仅有关麟征第52军，还有其他“杂牌部队”，加上从一线防御上退下来的部队，若一齐用命，香月的日子并不好过。

可问题恰恰出在“杂牌”身上。从一线撤下来的，只有孙连仲肯协防保定，但两天之后也呈溃退之状。其他已经上来的，还没上来的，都声称已与刘峙失去联络，争先恐后地跑没影了。

刘峙再一看，能打的就只剩下了一个关麟征第52军，一共只包括两个师，却要防守长达40里地的正面，不说火力占着下风，光人就不够用。

刘峙急得要命，一个劲儿请求蒋介石火速增派援军，然而此时淞沪战役已经打响，并在逐步扩大，兵力根本没法北调。

想那长城抗战时，徐庭瑶手里曾有三个师，还被日军一个师团给冲垮了，现在要想用两个来扛人家三个，结局可想而知。

饶是如此，也并没有形成绝对的一边倒。为攻下保定，香月以特种部队为前导，出动坦克140辆，火炮260门，空中还有60架轻重轰炸机轮番攻击，后则继以三个常备师团，然而一天也只能在平原上前进20里，过了10天后才在关麟征撤走的情况下占领保定。

战后一清点，中国军队伤亡了两万，但保存了主力部队的基本建制。与此同时，日军则死伤了5177人，而且里面全是熊本、土肥原师团的老兵。显然，对这样的结果香月不可能完全满意。

同样大为不满的还有中国的后方舆论。内战之中，刘峙从未打过一次败仗，轮到外战，国人自然对之期望甚深。尤其当时抗战初起，国人自信心还很强，“经过八年抗战，将领中很少有没吃过败仗的”，那是后来才慢慢领悟到的。

蒋介石不是不懂军事，他也认为刘峙在保定会战的指挥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只是舆论攻击厉害，只好选择让刘峙退避三舍。

平生第一次打败仗的刘峙，就这么从云霄上一头滚落下去，不仅失去指挥之权，还被人借题发挥，讥之为“长腿将军”。

刘峙的幕僚为自己的长官抱不平，想要将会战的整个经过公布出来，却遭到了刘峙的制止：这是军事秘密，岂可轻易告人，我忍耐就是！

重新被人关注，是很多年后的事，他自言当时的局势，连不懂军事的人都能看出不妙，他是如同“跳火坑”一样被再次派到指挥位置上去的。

那当然又是一个败仗，而且是大败仗，它彻底宣布了刘峙军事生涯的终结。

人生就是这么诡异，一辈子打了无数的胜仗，最后却以一次败仗收场。

对于很多人来说，输掉一次，也就等于输了全部！

刘峙自己努力装出对这些都不在乎，但当他70多岁时，也发出了“浮生如梦”的叹息。

年岁不会制造圣人，只会制造老人。

——刘峙《我的回忆》

忍了一辈子的刘峙，终于说出了一句非常富有哲理的真话。

在香月沿平汉路进攻保定之前，占领察南的东条英机中将已在策划新的攻势。

东条英机，毕业于陆大第27期，著名的“巴登巴登密约”发起人之一，时任关东军参谋长兼蒙疆兵团指挥官。

东条出生于武士世家，他的父亲东条英教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成名，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天才”和“智将”，所写的兵书，更是被奉为日本的“陆军宝典”。

有了这么一个老武士做榜样，东条从小就立志做“小武士”。他刚上学时不爱读书，只愿与人斗狠，而且向来死不服输。

但有一次，他服了——几个人打他一个，被人家揍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

这样不行，双拳难敌四手，看来我得学万人敌才行。

自此东条才用功起来，要不然他也考不上陆大。

老东条当年是靠中国人的血为自己铺平了进阶道路，小东条如法炮制。他在东北期间，对东北抗联的镇压不遗余力，可以用“血腥”和“残忍”来形容，因此有“剃刀东条”之称，赵一曼就牺牲于这一阶段。

“剃”东北抗联这样的游击队，对东条来说还是小菜一碟，他的最终梦想还是像老东条那样，到关内去“剃”中国正规军。

他指挥的蒙疆兵团（东条兵团）其实是个从关东军中临时拼凑而成的混成旅团，兵员仅有几千，却击败了拥有三万守军的刘汝明，轻而易举地占领察哈尔全境，这让东条忘乎所以，很快就将矛头转向山西。

9月5日，东条兵团进入晋省境内，其兵锋直指大同。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该着急了。

阎锡山，民间俗称“阎老西”，字百川，山西五台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

民国年间，地方诸侯和封疆大吏很多，但没有一个能及得上老西儿。他执掌山西权柄38年，真正把这里治理成了国中之国，不仅经济搞得好，有全国“经济建设模范省”之誉，而且他本人也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中原大战之前差点跟蒋介石争夺天下，中原大战之后，老蒋亦拿他无可奈何。

阎锡山当年的陆士同学在回忆时，都想不出这位大佬在学生时代有何过人之举，都说他其实表现平平，成绩也极其一般，于是阎锡山的成功秘密便成了众说纷纭的话题。

若看老阎早年的相片，矮胖子，大头颅，身子像个肉轱辘，活脱脱就是个大老板或账房先生的标准模子。

内战时期，阎锡山对上海一家小报的漫画津津乐道。画上一共三个人，蒋介石一手握手枪，一手托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他阎锡山则是一手提杆秤，一手拿算盘。

别人认为这幅漫画有丑化之嫌，老阎却不介意，他还很得意这个，认为画得形象，画出了自己比蒋、冯高出一筹的地方。

俺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字，叫做算，两个字，叫做会算！

会算好啊，因为算盘之中有财富，有军队，有政权，能算者赢，不会算者输。

老阎的算计，非同常人，那真是要算得连骨头都疼的。别人算年，他就算月；别人算月，他就算日；别人算日，他就算时；别人算时，他就算分；别人算分，他就算妙，能算出来的要算，算不出来的也要拼命算，直到算得昏天黑地，累倒在地两腿抽筋为止。

老阎在经济上算，在军事上算，在政治上也算，可以说无一不算。山西人形容他说，只要老西儿睡觉打个滚，便可以想出许多新点子。

早在平津沦陷之后，他就开始算计，要是日军也打到山西地界上来，该怎么办。

老臣赵戴文进言，说的却是早年的“九一八”。

第38章 从常胜到常败（2）

想当年，张学良就是棋错一招，那沈阳“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东北军“兵甲也非不坚利也”，结果这位老兄却犹犹豫豫，迟迟舍不得拿主力出去和日本人拼，最后把家底都给弄光了。

大家都看到了，不用说无枝可栖的东北军，就说那些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学生吧，多可怜！

赵戴文的话弦外有音，山西城也高，池也深，还有自己的兵工厂，可不能走错一步。

阎锡山听得频频点头，山西一定要起而抗战，不能再犹豫。

按照民国历史学者黎东方先生的分析，家国理念既是中国人的缺点，也是优点所在，只看如何发挥。

我们很早就知道百善孝为先，先有对家的孝，然后有日后对国的忠，但自古及今，这个东方国度又实在太大，很多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完整概念，他到老到死，知道和关心的还只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到了民国，所谓国家统一，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仍是四分五裂，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

汪精卫说过，中国实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只有“省防”，或者是“数省联防”。不过话又说回来，“省防”也罢，“数省联防”也好，只要真正肯“防”，有时爆发出的防卫力量也是惊人的。

蒋百里因此认为，地方抗战，亦是阻击日军入侵的一道重要屏障。

到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屯师上海，重兵来不了北方，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真的成了地方抗战的一座桥头堡。

对阎锡山来说，山西抗战，当务之急就是死守大同，所以准备组织大同会战。

算盘拿出来，又要算了。

结果算出了一个口袋阵。具体设想，就是要在大同这里做一个大口袋，由李服膺担当“诱饵”，把蒙疆兵团引入口袋之后，再由傅作义从外面把袋子扎起来，大家随后拎着棍子一齐上，嘁哩喀喳，准保能把东条的几根骨头都打个零碎。

倘若大同会战组织成功，不仅山西可以保住，阎锡山自己也必将继绥远抗战的傅作义之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你就是把“七七事变”后的会战全部翻个底朝天，还是找不到“大同会战”在哪里。

不奇怪，因为这个传说中的会战根本就没能搞得起来，袋子还没扎，袋底就先破了。

“袋底”在大同东北的天镇，由李服膺据守，可是仅仅六天之后，他就不支撤军了。

时人评论，在晋军将领中，李服膺长于“外交”，喜欢拉关系，走门路，却“短于军事”，练兵重表面，作战讲私情，别说什么指挥艺术，就他自己的第61军里面，中级以下的官兵大多不认识，这点与中央军的汤恩伯、胡宗南相比，几有天壤之别。

前面的南口战役不提也罢，单就天镇之战而言，战前，李服膺连军事会议都没召开过，既不研究敌情，又无妥善方略，到战役打响时，他也始终坐镇后方，从没有到前线去了解过战斗实况，当然更不用说鼓舞士气了。

长官不动脑，当兵的只有白牺牲。对天镇，东条都没有发动步兵的正面冲锋，光机炮轰击，一个团就去了大半，这仗如何打法。

一线官兵焦急万分，前后18份紧急战况报告送到指挥部，可是李服膺始终拿不出任何良策，只是和一群参谋整天在防空洞里躲飞机，到最后，就索性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传令撤兵。

撤令一下，前线杀红眼的将士无不顿足捶胸，甚至痛哭失声，迟迟不愿奉令撤离，因为连最基层的士兵都知道，这意味着前面的牺牲都付诸东流，大家白干了。

李服膺不管不顾地撤军，还连累了其他人。

汤恩伯的13军在南口之战中损失惨重，奉令撤入平汉线休整，但是阎锡山觉得汤恩伯比较能打，硬把他个人给截留下来，邀其参与指挥“大同会战”。

汤恩伯本不欲留，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毕竟，在南口最危急的时候，人家老阎也很仗义地派陈长捷去帮过忙，欠的人情总是要还的。

那就留下来吧。

然而，还没等他进入状态，李服膺一撤，东条兵团轰的一声掩杀过来，从天镇方向冒出来的日军到处都是，汤恩伯顾此失彼，当头就吃了一闷棍。

南口失守，但好歹是打到不能打了，这才几天工夫，便落得这个惨样，汤恩伯着实经受不起，见到阎锡山后抱头痛哭，说我对不起我的官兵，一天之后，即辞别离开。

由于天镇失守，“大同会战”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9月13日，大同失陷，之后没几天，整个晋北都丢得一干二净。闻此消息，全国舆论不是哗然，而是沸然了。

李服膺和晋军的无能，让东条捡了个大便宜。10月14日，他又趁傅作义参加太原会战，绥远防备空虚而一举占领了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从而控制了整个内蒙古。因为这一系列战功，他受到了参谋本部的嘉许，并被授予二级勋章，成为他后来晋升陆相，并亲自组阁的重要资本。

刘峙打了败仗，蒋介石可以让他下课，对阎锡山他却不能。

山西不归南京政府直辖，那是人家的地盘，蒋介石想来想去不放心，决定找个能说会道的去给阎老西敲敲边鼓。

找到的这个人是黄绍竑，时任军委会作战部部长。

9月20日，黄绍竑到达太原。

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阎锡山不在太原，已经上前线了。

前线者，雁门关是也。

雁门关离日军占领的大同不到300里，算是最前沿阵地了，可知军情之紧迫。

黄绍竑又急忙赶到雁门关，并见到了阎锡山。

阎锡山很清楚，倘若大同不丢，黄绍竑就不会以“作战部部长”之尊，这么风风火火地赶来山西前线。

果然，黄部长就是来传达老蒋的旨意的。

“蒋委员长”说了，山西山多，不比华北平原，此处易守难攻，而且晋绥军又一向以善守著称，相信你们一定能把山西给守住，不让日军轻易南下。

老阎竖着耳朵听得很仔细。

山西可守，晋军善守，我自己难道还不知道，能守会不守吗，到现在还要扯这些，所有症结不过还是一个大同。

听完旨意，老阎当着身边一干谋臣，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来了一句：大同的撤守，不是给日军打退的，那是战略需要，我自动放弃的！

对这一说法，黄绍竑倒是早有所料，但老阎下面的表态多少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老阎说，他要挥泪斩马谡，枪毙李服膺，这叫“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黄绍竑在这方面的能力素来很强，阎锡山能将自己的心腹大将斩首示众，也让他确定，山西抗战决心甚大！

决心是决心，现实是现实。山西本来还有一个晋北可为屏障，如今则只能退入内长城，以此为依托组织防守了。

除了东条之外，阎锡山这时又遇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对手——板垣征四郎。

按照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板垣师团乃方面军直辖部队，其任务只是看守南口，而且因为组织保定会战，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兵力大集中，板垣已经有一个旅团被抽往华北，所以他这时手里可控制的兵力其实只有半个师团。

可是板垣哪里肯安安静静地坐板凳，他要去进攻山西。

东条能拿下晋北，日本人已是津津乐道，说板垣要靠半个师团继续南下，去的地方还是最险的山西腹地，不光华北方面军，就连大本营都认为太过冒险，几乎等同于痴人说梦。

上头不同意，板垣就得想别的招。

早在“九一八”前后，他跟石原莞尔就成了一对好哥们儿，现在后者正在朝中做着大官，为什么不走这个路子？

板垣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石原，作战部部长便替他在参谋本部进行了一番鼓吹。

最后结果是：OK！

事实上，板垣对进攻太原可谓成竹在胸，而他的法宝还是跟南口战役时一样，即对当地地理非常熟悉。

天下人只知山西之险，却不知如何破险，某却知道。

多年前，板垣便假借到五台山进香的机会，勘察好了进攻路线，如今只不过是照着那个路线重走一次罢了。

这个路线，因一座长城关口而闻名，它叫平型关。

9月21日，板垣师团突然攻向平型关，对晋绥军侧背造成很大威胁。

阎锡山督阵雁门关，防的是正面的东条兵团，没想到旁边又闪出一条会咬人的毒蛇，不由手忙脚乱。

还得算啊。

虽然“大同会战”失败了，但老阎并不认可那种自己只会算军事账的说法。

蒋、冯、阎、李四巨头里面，若单比本本的话，自己这个绝对最亮——陆士第6期！

早在中原大战之前，我就领着晋绥军打过无数次仗，不然，如何能有今日之江湖地位，说山西人不会打仗，那真是扯淡。

当然，老阎也知道，人家说的不是以前，说的是现在，眼瞅着这几年晋军还真没打过什么漂亮仗，要是有，也都是由实际已分离出去的傅作义带着绥军干的。

剩下的确只有回忆。

老阎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盯着面前桌案上的地图，搜肠刮肚地回忆从前曾经打过的那些“漂亮仗”。

看到平型关，忽然就想到了。

十年前，第一次北伐。

那时正是北伐军风头正劲的时候，北洋的“常胜将军”吴佩孚垮了，孙传芳也跟着倒了大霉，老阎识时务者为俊杰，立刻在太原城头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北平的张作霖一看他投了国民党，马上派奉军入晋“讨伐”，前锋直逼平型关。好个老阎，不闪不躲，索性敞开平型关，放奉军进来，然后在关内予以重击。奉军进得来，却出不去，那个狼狈。

只可惜当时北伐军在徐州那里就退了下去，未能北上援助晋绥军，否则的话，也许二次北伐都不需要，第一次就可以把张作霖给赶到关外去了。

想到这里，老阎高兴了。

都是同一地点嘛，历史为什么不可以重演呢。

本来在大同就要布口袋阵，却让李服膺这个不成器的东西给坏了事，可这并不说明我的整个口袋打法有问题，不妨换个地点，在平型关这里再扎一口袋。

阎锡山策划的平型关战役，起初就是要把板垣师团“诱”入平型关，放进口袋后，再将平型关口截断，然后按在里面狠打。

按照阎锡山的亲自部署，来参加会战的各路人马都忙乎开了，做饵的做饵，攒底的攒底，一切准备停当，口袋大致成型，就等板垣小朋友来上钩了。

应该说，老阎的这个思路不坏，很见陆士功底。

倘若板垣真的一头钻进这个口袋，自然要吃不了兜着走，可是谁都没想到，关键时候，老阎却又改变主意了。

阎锡山决心动摇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一个叫孙楚的谋士来献计了。

孙楚，外号人称“孙神经”，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虽说是保定首期的高材生，可孙楚并不比李服膺好多少，也属于老阎身边的乖孩子类型，“让干甚就干甚”，平时自己不会动脑，打仗更是乏善可陈。他能充帐下谋士，只是一张嘴巴特别能说会道而已。

为什么会被称作“孙神经”呢，就是他指挥作战时喜欢卖弄，强以不知为知，出招时花样翻新，华而不实，因此常给人举止恍惚、神经错乱之感。

阎锡山说要把板垣放进来关门打狗，孙军师却作跌足大呼状，曰大事坏矣。

为何？

雁门关，主战场也，平型关不过是次战场，现在把板垣放进关来，岂不正中对方分进合击之计。

如果是北伐那会儿，老阎打仗正打得热乎，没准还会坚持己见，可多年不握枪把子，手早就生了，相应地也越来越缺乏自信，听孙楚一说，不由得犹豫起来。

那依你之见呢？

孙楚胸脯一挺：照我看，晋军在平型关已集结了不下十六七个团，足以抵挡板垣，同时又有八路军抄于敌后，到时必能阻其于平型关外。

想到在大同的口袋阵不仅没布成，还把整个晋北都丢掉了，本想狠一点的老阎最终还是采纳了孙楚“坚守平型关”的方案。

老实说，坚守平型关的计策也不是不好，关键还是得看你能不能守住。

平型关一线，首先与板垣交上火的，是高桂滋第17军。

高桂滋不是晋绥军，属于来援助山西的客军，与板垣师团先头部队苦战三天之后，终将其阻于平型关外。

由于所部牺牲很大，高桂滋连发求援电报。

此时阎锡山另外又得到报告：八路军林彪115师越过五台山，已从平型关东侧潜出，并将秘密部署于日军后方公路两侧。

联系两方面的消息，老阎忽然又有了新的计算。

关门打狗过于冒险，坚守平型关看来又失于保守，那何不在平型关外决战呢——由平型关正面出击，再让八路军包抄其后路，岂不妙哉。

老阎激动起来，决定调动担任预备队的六个团出击，既可增援高桂滋，又可顺势出击。

出击时间：9月23日下午6点。

第39章 朝令夕改

高桂滋收到回电后，大为振奋，立刻晓谕众将士，要大家力战待援。

时间到了，出击部队却连个影子也没看到，再问，说是改到晚上8点了。

在平型关指挥作战的是高桂滋手下战将、时任旅长的高建白。高旅长左等右等，等不到援军，前方却更加吃紧。

情急之下，他直接去找了联络官。

援兵为什么还不来，实在有困难的话，先派一个团来应应急也好。救急如救火，万一阵地被鬼子夺去，你就是派十倍的兵力也难再夺回来。

联络官直截了当地说来不了。

高建白退而求其次：要不，一个营也行啊。

对方仍然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我们这六个团出击，主要还是为了与八路军相配合歼灭日军的，你以为是光为了援救平型关啊。

高建白无言以对，只得退出。

此时前线激战正酣，别说相差两个小时，就两秒钟都不是那么好熬的。

高建白简直觉得时间已停滞，手上的表已经不走了。

好不容易挨到8点。

六个团在哪里呢？

高建白一把拿过电话，直挂联络官：8点过了，为什么还不动？

对方的回答差点让他晕过去：8点改成12点了！

这是一个诡异的秋天，雁门关已经下起了大雪，平型关这里虽然没有下雪，但是雨一直没断过，前线官兵半个身子都泡在战壕里，真是又冷又饿。

高建白在指挥所里踱来踱去，不时看表，估算着该死的12点什么时候才能到。

12点到了，援军竟仍未有任何动静。

再次拿起电话。

这次高建白的“限度”，已经放到了“一小部兵力”。

多多少少援一下吧，把这里异常危急的局势缓解一下再说。

对方似乎被打动了，答应派两个连来支援，不过说要到明天早上4点才能到。

9月24日，早上4点，没有任何意外，两个连根本没露面。

高建白忍无可忍，拿着二战区给他的回电命令就去找那个联络官。

把命令往桌上啪地一摔。

二战区的命令，白纸黑字，写着是当天下午6点，配合八路军从平型关出击，怎么你们说变就变，而且变了这么多次，哪有像你们这样指挥打仗的。

高建白很自然地就想到，这一定是下面的晋军贪生怕死，故意违背二战区命令，坐视自己这样的客军牺牲而不救，因此怒不可遏，说的话也很不客气。

你要负“贻误战机”的责任，全国民众的眼光都集中在平型关，你不要做民族的罪人！

这个大帽子往上一扣，联络官变得脸色煞白。

等他把上级命令拿出来，高建白清清楚楚地看到上面写着：“非有阎长官电话，不得出击”。

原来“贻误战机”的是“阎长官”本人！

高桂滋是在帮晋绥军保卫山西，这种时候，老阎的心无论如何不至于歹到只想牺牲友军，保存自己的地步，要不然，也不会声称让李服膺人头落地了，他之所以迟迟不派预备队出击，非“不为”，而是“不能”。

归根结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击，总以为再等一等就是好的，同时也以为高桂滋的部队是块海绵，只要挤，就能出水，所以宁愿拿些假消息来搪塞，“哄”对方能撑多久就多久。

真是无语了。

联络官比老阎还厚道点，因为离战场较近，知道第17军确实已接近山穷水尽的程度，说那两个连还是我调来给你们用的，不过全系新兵，仅能聊以“壮士气”而已。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高旅长再发火也没用，只得重回指挥所。

9月24日这一天，平型关之战已进入残酷阶段。

见无法从正面攻克平型关，板垣师团便转向附近晋军据守的一块高地，一打，高地就被打下来了。

在这之前，高地其实已被晋军丢过一次，是由高建白收复过来的，没想交到晋军手里后又丢了。

这个高地还不能不在乎，它直接影响到平型关能否固守。

此时大雨如注，高建白组织敢死队，前仆后继，冒雨从板垣师团手里再次夺回了高地。

50多人的敢死队，幸存下来的只有11人。

到底什么时候，援兵才能到呢？

会到的，只不过因雨要推迟，等雨稍停后，晚上8点方能出击。

高建白都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我们这么多天来在雨中鏖战，你们晋军遇到雨难道还不会走道了，究竟要什么样风和日丽的天气，才肯屈尊出来溜一圈呢？

没有例外，到了晚上8点还是看不到人。

说是时间又改了，由于“预备队行军疲劳”，改为9月25日凌晨4点。

大家悲愤到了极点，算起来，这已是第五次更改出击时间了。“疲劳”、“疲劳”，这预备队前面就没怎么打过仗，何“疲”之有？

不仅是旅长高建白，作为军长的高桂滋同样急得要跳楼。

第17军的预备队已全部顶了上去，到实在无法可想的时候，连数十个骑兵也被他搜罗出来，骑兵当步兵用，送到前线去顶缺，至此，手中再也无兵可派。

求援电报雪片似的发，在最后一封电报中，高桂滋甚至说出了“最后哀鸣，伏维矜鉴”这样的话，差不多就是以军长身份，趴在地上痛哭着求情了：求求你们，派点援军过来吧。

可是指挥部的回电还是那句重复的废话：已饬预备队出击。

高桂滋坐不住了。

当天他亲自来到前线督战，随同的还有第二战区的两名高级参谋以及《大公报》记者。

高桂滋的意思很明白，不管是高参还是记者，你们都自己睁大眼睛看看，我真的没撒谎，前线确实已到了不堪境地。

记者一来就被吓一跳，他看到守军所谓的战壕，其实只是一些在石山上挖的临时掩体，日军一发炮弹过来，这边的官兵就算不被炮弹击中，也会被石头砸倒。

蒋介石同样很早就拨经费让阎锡山修建国防工事。与华北宋哲元根本没修不同，老阎是修了，只不过他的算盘珠子打得实在太精，属于“鸳鸶腿上割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明明一万元经费，他非要压缩一大半，那样修出来的工事是什么模样，就可想而知了。前面“大同会战”之所以会弄得惨兮兮，跟工事不堪使用也有很大关联。

面对此情此景，两个高参亦觉无颜以对，答应马上催要援兵。

听高参回去一讲，原先认为客军是在“打一板子叫十声”的指挥部大佬们总算意识到，这回高桂滋可能是真的顶不住了。

如果不指望预备队，当然还可以从别的地方调援兵，可是战端一开，在平型关的晋军就全线大叫，都说自己跟鬼子粘上了，抽不出多余力量来增援。

给人的印象，倒好像是全线都快顶不住了。

傅作义此时已应阎锡山电召来到平型关，听着也不由得眉头皱成了一堆。

在到山西之前，傅作义就清楚，一旦自己离开，绥远极难守住，但作为一个有全局战略眼光的将军，他更清楚，山西不保，绥远岂能独存，因此没有犹豫就来了。

来了以后，阎锡山却又对他不放心，生怕后者名声太响，把自己尚能掌握的晋军都控制过去，所以竟然让他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战役。

杨爱源跟李服膺、孙楚等人皆为一类材料，岂能与傅大将军并列？于是，联合联合，最后就联成了一团稀泥。

傅作义主张抓住战机，赶快从平型关方向出击，可是杨爱源听“孙神经”的话，始终不愿抽出兵力出击或援救高桂滋。

杨爱源不肯出人，自己的绥军又不在身边，傅作义不是神仙，能指盼的也唯有预备队。

可是预备队如海市蜃楼，永远看得见，摸不着。

老阎真的把战场当成了生意场，手中捏着一把钱始终不肯投进去，只是瞪大着眼珠，看屏幕上曲线不断来回升降。

他认为，高桂滋还能耗，再耗一会儿，把板垣拖得没力了，出击才能更有把握。

由8点改到第二天凌晨，让傅作义都觉得难以启齿，因为在此之前，他已通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要求林彪在那个时段同时发起攻击。

没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再电朱德，要求推迟一天出击。

朱德那边收到电报后联络林彪，可是115师的报务员已经关掉电台要出发了，八路军总部赶紧派通信员飞奔前去，口头通知。

战场不是儿戏。林彪自然也对这种糟糕透顶的指挥颇有怨言，在事后的总结中，他说晋军这种打法和配合，不是差，而是太差了。

明明自己制订的出击计划，自己却不能遵守。你打，他旁观，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决而不战，就算打，也极不坚决。

久经战阵的林彪可谓一针见血，道出了晋军老大阎锡山的弊病所在。

这天晚上，瓢泼大雨袭来，板垣师团乘势再度发动猛攻。

白天，高桂滋讨不到一点救兵，临走时给高建白留了一“策”：死守抵抗，打完为止，打完了就算完成任务。

可怜的旅长已差不多陷于绝望之中了。

此时他忽然眼前一亮，联络官原先答应，犹如送人情一般的两个连来了！

虽然姗姗来迟，但这种时候，别说两个连，就是两个排也是好的呀。

高建白赶紧上前，请他们进入阵地协防。

可是一请二请三请，这两个连始终都不动弹，全部袖手旁观，且呆若木鸡，仿佛他们不是来打仗，倒像是以观察员身份集体来视察的。

高建白这才想起，联络官曾说过，这是两个新兵连，只是来给他“壮士气”的。

这里是战场，不是阅兵场，一群泥塑木偶，能壮个什么士气，结果士气没壮成，倒反而影响了大家的情绪。

要是在平时，高建白也许理都不会理这帮“熊兵”，但前线实在太缺人了，有总聊胜于无，便出面去找那位联络官，让后者帮忙把这两个连“请”上去。

上是上去了，然而战场的激烈程度却把这些新兵吓得哇哇大叫，没放几枪便一哄着撤了下来，躲到山沟沟里去了。

日军正好从此处形成突破。

气急败坏的高建白赶紧派人上去封堵，缺口是堵住了，却遭到了很大损失。

高建白至此彻底死了待援之心。

再也没有人能来挽救他们了，能战之士或死或伤，17军的战斗力耗损殆尽。

9月25日凌晨4点，说好的第六次出击时间。

第40章 朝令夕改（2）

结果都是一样，仍然没有看到出击的晋军部队，不过高建白已经麻木了，他再也不会去找那个联络官，也不想发什么电报，就准备按照军长高桂滋所说的那样，人在阵地在，打完为止。

8点，预备队总算出动了，但老阎并没有一家伙全拿出来，而是一个团一个团紧紧巴巴地从袋子里“抠”，而每个“抠”出来的团又前后至少相隔十来里路。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团出动之后，连出击的方向都搞不清楚，竟然糊里糊涂地钻到“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面去了。

进了山沟之后，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枪炮声，他们不敢出来，又没有电台，所以对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一无所知，直到天黑，才走出来绕路退回。

高建白打破脑袋也想象不到，那些曾经朝思暮想的援军预备队，会在他最危急的时候，像兔子似的抱着脑袋钻在山沟里不动弹。

他只知道，他已经把最后的力气都用尽了。平型关战役才刚刚开始，高桂滋第17军已经伤亡接近3000，精锐部分十不存一。

上午10点，终于有几个阵地的人全打光了，于是板垣师团潮水般涌入。

不过占领者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自己的后方联络线被切断了！

那些天，平型关这里又刮风又下雨，日军虽称“鬼子”，却也是肉体凡胎，所以需要运送大量的御寒服装。这活当然得交给辎重部队。

悲哀的是，辎重部队却被林彪给盯上了。

9月25日凌晨，在林彪的指挥下，八路军115师打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平型关伏击战，一举消灭南北两股日军辎重队。

115师在八路军中属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清一色为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比例非常之高。

但为了打赢这场仗，八路军仍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人员中多数为老红军和老干部，一营之内，就牺牲百人之多，总计伤亡约在千人以上。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之心疼不已。

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感慨，说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指国共十年内战），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

有代价就有报偿。由于打的是辎重部队，八路军犹如捕杀了一只大肥羊，缴获到的军大衣，足够115师将士每人穿一件。

平型关伏击战的成功，本来可以使整个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

这里，我想起了一种民间技艺，叫做“舞龙灯”。

江南的舞龙灯，不知传于何时，但在我看来，其漂亮和精彩程度完全可以与广东闽南的舞狮子媲美。

尤其我家乡的龙灯队，曾经像电影中的黄飞鸿一样，多次上京表演，更可以说是此中精华。

一般常见的“软皮龙”，就剩一只脑袋在前面晃悠，后面仅跟一层软绵绵的皮，那不好看，我家乡的这种，是用竹子一节一节编了骨架的，舞起来饱满充实，恍惚之间，犹如真龙在云中盘旋飞舞，煞是夺人眼球。

在我的印象当中，一条竹龙，大概要七八个精壮小伙子才能舞得起来，这七八个人中，跑动最频繁，也可以说是最累的，不是“龙头”，而是“龙尾”。

为什么是“龙尾”，少年时还不太懂，后来才渐渐明白过来。

那是因为龙的每一次行动，都需要有尾部来支持和协调，也可以这样说，龙头最威风，但最重要的是龙尾。

一旦龙尾失灵，整条龙就都动不起来了。

对于平型关战场上的板垣师团来说，假如前方作战部队是龙头，后方辎重部队就是龙尾，龙尾被一刀斩断，龙头也就面临着被包而围之的困境。

死一些辎重兵尚是小事，整条“龙”都可能动不起来却是大事，板垣纵使再有胆，也不敢对之熟视无睹，只能赶紧调整兵力部署。

换言之，他的既定军事计划被打乱了。

倘若晋军出击的时间不一拖再拖，又倘若当天早上的第六次出击准时而有效，现在的局面就是两样了，不仅平型关不会遭到突破，板垣的先头部队还有可能第一个被包围乃至遭到歼灭。

直到平型关伏击战结束，那些起个大早，却连晚集都没赶上的“山沟突击队”才又重新钻了出来。

绕路退回后，得知平型关已被突破，由于害怕受到军纪处罚，率队指挥官连师部驻地都不敢回。

想来想去，只能把责任都推给高桂滋，说正是由于后者擅自撤退，才导致平型关先期被占领，而他们在出击时，意外遭到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结果出击受阻。

那你们现在在哪里呢？

答曰：前线战况危急，没法撤回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

怎么办，老阎也不知道。

虽然他顺水推舟地把板子都打在了高桂滋身上，私底下说对方“放弃平型关”，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还更为可杀，其实心底里未必不明白，那个最该打屁股的恰恰是他自己。

在平型关担任前敌指挥的，表面上是杨爱源，后来又加上一个傅作义，但其实老阎都在背后遥控着呢，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都别想调动晋军。

他人虽说也在前方，却是在雁门关，对平型关战场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却还要瞎指挥，几乎把老天赐给晋军的所有好机会都给白白浪费了。

从放入关内扎口袋，到坚守平型关，再到平型关外决战，作战思路和策略变了又变，出击时间调了又调，弄得一地鸡毛，结果却等于什么也没有改变。

平型关的预备队本有两支，那个“六个团”的预备队此前并无与日军作战经验，出击出到了钻山沟的程度，也并不显得特别突兀，倒是由陈长捷指挥的另一支预备队具备较强的实战能力。

然而老阎又听信了孙楚的话，后面这个“神经”向他献计，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得把陈长捷藏着掖着，以便机动使用。于是，在南口战役中有上佳表现，也可以说是当时晋军将帅中最擅长打仗的陈长捷便被闲置在了一边。

平型关之战中，老阎始终抱着侥幸心理，以为高桂滋还能再顶一下，顶到最后却真的把人家给顶折了。

本来说是要到关外去决战的，还没“决”成，平型关就被突破了，这意味着“坚守平型关”也成了一件悬案。

要不，索性把板垣放入关内，再退回起点，玩口袋阵？

老阎一时间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幸好这时他收到了一个情报。

从中原大战开始，老阎就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在“听风”、“看风”方面颇有心得，他在日军后方设有秘密军事电台，每天收听特工人员从那里传来的情报。

情报证实，当天林彪115师在平型关东北方向打了一次伏击，此战对日军震动不小，一度有板垣也被击毙的传言，而日军统帅部获悉后，也连续急电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要求火速查明，阵亡的军官究竟是谁，是不是板垣本人。

阎锡山生性多疑，对自家的前线军事报告，他都要掂来掂去，打上100个问号，唯独从日本人那里打探出来的消息，他才认为肯定准确，没有水分。

至此，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平型关才是主战场，而雁门关只是次战场，八路军也早就抄到日军后面去了。

要是早上出去的那支预备队争点气就好了，要不，如今可不就决战于长城之外了吗？

这时他才想到了那个被其“雪藏”的陈长捷。

快点拿出来吧，要不就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所谓战机，往往都是一瞬间的事，比如林彪现场指挥平型关伏击战，就是在两股日军辎重部队未会合之前打的，如果等对方合兵一处，肯定还要难打得多，指挥官高明不高明，说到底就是一个对时机的把握问题。

老阎指挥作战，从头到尾，都是追在人家屁股后面，而且总是慢那么一拍。

股市低迷时，不敢投钱，指望市情上涨以后再投，等到曲线终于往上走了，才哆哆嗦嗦地把钱投进去，没料想，投进之时，正是股市下跌之日。

阎锡山这个人，居家理财做稳当生意绝对是把好手，却不适合于到股市去搞投资，因为后者是要有点“活着干，死了算”的气魄的。

某种程度上，战场跟股市一样，没有起码的冒险精神和敏锐感觉，哪里能玩得转？

早上几天，平型关之战刚刚打起来，要是把第一支预备队如期派上去，不光平型关能守住，还能出击。

哪怕早上一天，出击仍有希望。

到第六次更改时间的这一天，其实派第一支预备队已没什么用了，因为高桂滋瘫倒在地，预备队本身又不是什么强力部队，负负加一起得不了正，即便后者没有钻山沟，平型关也很难守住，更不用说出击了。

此时就该派陈长捷上。

阎锡山想到陈长捷，却是平型关伏击战结束以后的事，时机又过了。

板垣已将半个师团的主力全部调到平型关，现在才派陈长捷，人太少了，并不足以对板垣师团形成绝对优势。

其实，人还是有的，而且很多，但都停留在雁门关一线。

雁门关那里本来是用不着这么多人的，因其北面有两座山，均可做北面屏障，若凭险据守，可节约大量守备兵力。

负责防守雁门关的指挥官，是晋军大将王靖国，这位老兄跟他的大多数同事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菜鸟得不能再菜鸟，你给他的兵再多都觉得太少。

面对这么密集的兵力屯集，东条迟迟不敢从正面发动进攻，但为配合板垣行动，他还是时不时要作出一些佯攻动作，而他只须拿巴掌在空中虚晃那么几下，就把王兄给吓住了，顿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后一个劲儿对阎锡山吹风，说是东条兵团极可能大举而入，因此最好一个兵都不要调出去。

阎锡山听了这番话，虽然明知平型关已成主战场，却仍旧置重兵于雁门关，整整三个军的兵力，全都扎堆挤在那里动都不动。

甚至傅作义的绥军，那样一支生力军，千里迢迢，长途跋涉从绥远赶来，竟然也被阎锡山控于雁门关后，说是要用于策应。

这么多这么好的部队，不去决战平型关，却一窝蜂守在自己家门口，真不知道老阎是怎么领会作战之道的。

第41章 朝令夕改（3）

陈长捷一马杀出，不仅击退了平型关正面的日军，而且在后面穷追不舍，像是不把鬼子脑袋都一个个扳下来就绝不罢休，这派气势，让晋军同僚看了都不禁为之咋舌。

此时，若其余部队能紧紧跟上，陈长捷即可将日军断为两截，到时板垣必危，然而反之，那个最危险的人就会是陈长捷。

陈长捷往身后看去，没有一支部队能跟上来。

板垣何等样人，很快集中全力，夹击陈长捷。

陈长捷本想一锤定音，不料孤军深入，还导致一位爱将折戟，有利战势亦随之转眼消失，一时痛得龇牙咧嘴。

阎锡山同样十分失望，陈长捷出击失利，看来至少在平型关外决战的想法又要成泡影了，还是缩回来防守吧。

可是有人却惊喜地叫了一声：不可，此正有利之机也！

这个人就是傅作义。

平型关战役打到现在，可以说是混战成一团，一般人都看得眼花缭乱，莫知所以，可是名将却不同，他反而会看得更加清楚。

傅作义发现，经过高桂滋和陈长捷的轮番上阵，对板垣杀伤很大，而且后者实际也已倾其全力，再无后续部队。

也就是说，板垣的力量用到了极限。

要是我再挥一重拳过去，他还能站得住吗？

决战，这是最好的时候。

傅作义立即奔赴雁门关，面谏阎锡山，请求将绥军调出，用于平型关。

前方一天天吃紧，计算一次次落空，心里最不好受的其实还是老阎。他甚至都要猛抓自己的头皮了，怎么回事呢，难道我真的已经沦落到不会打仗，只会拨算盘的地步了？

傅作义这么一说，无疑又给阎锡山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不仅同意了傅作义的方案，还准备主帅亲征。

不过，雁门关虽说也是前线，但毕竟离东条兵团还远得很，平型关则是要和日军天天见了，所以在去之前，老阎还有些犹豫，这倒不是说他有多怕死，而是不知道自己这么豁得出去，能不能给前线战况带来一丝转机。

那一天清早出来，老阎一个人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这时旁边忽然有人对他说，你不要犹豫，前线得去。

何人如此大胆，非逼着“主公”去犯险？

此人叫张培梅，时任第二战区执法总监。他在山西军政两界，是个有名的黑脸包公式的角色，在战场上，不管是谁，看到有敢畏缩不前的，二话不说，上去便是一刀。

张培梅对阎锡山说，你就是不会打仗，到前线走走，干嚎两声给当兵的看看都是好的，大家会更舍得拼命一些。

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可要不是从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包公”嘴里说出，老阎非得急眼不可：谁说我不会打仗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老阎哼一声，没说话。

张培梅却不依不饶，他见老阎没有反应，又加重语调：快走吧，还犹豫什么，莫不是你怕小日本的飞机？

这一激将法上来，老阎再也顶不住了，好，去就去，我怕个甚啊。

当下，阎锡山就和傅作义同到平型关，并召集军事会议，重新定下了决战平型关外，歼灭板垣师团的决策。

傅作义拿到令牌，立即将绥军从雁门关调往平型关。一时间，主帅亲临，精锐出击，参战将士人人振奋，都认为斩板垣于平型关下已为期不远。

失败正一步步向板垣走去，可是关键时候，他又得救了，因为雁门关忽然被东条兵团突破。

雁门关密密麻麻摆了那么多部队，东条也不会傻到拿脑袋去撞墙，因此他开始坐立不动，就是希望板垣从防守力量更为薄弱的平型关先取得突破，然后自己随后跟进。

就在林彪打响平型关伏击战的这一天，他得到报告，说板垣师团已完全控制平型关并继续西进。

这当然是一份内容出错的报告。

那一天，算得上是板垣倒霉的一天，却还有人用这种方式跟他开愚人节玩笑，看来这板垣平时的人缘着实不怎么样。

可是歪打正着，以为板垣已经得手后的东条却壮起了胆，决定向雁门关推进，以协助板垣师团“击溃守军”。

事后，在得到平型关前线的准确情报后，东条深感后怕，原来板垣君自己还一只脚陷在平型关前拔不出来呢，亏我还想乘势去捞一票，真是好险。

可是他冒险成功了。

不是这位石原眼中的“上等兵”特别勇敢机智，而是我们这边掉了链子。

无论东条，还是阎锡山，此前都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过于高估雁门关守将王靖国的能力了。

人家都是特别擅长打仗，而我们这位王兄，却是最不擅长打仗。

打仗时，布阵很重要，王靖国脑子都不动，把那么多部队站桩似的排列在原地不动，一副等着被动挨打的模样儿。

你不动，自然就容易被对方看出破绽，东条兵团乘势而入，从缝隙中一穿即过。

9月29日，东条兵团占领了繁峙县城。

繁峙在平型关的侧背，东条占领了这里，显然对平型关守军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这个威胁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

事实上，占领繁峙的，仅仅是东条兵团的一小部分先头部队而已，后面的大队人马根本还未赶得上来。

在它两边，尽是雁门关后的大量守军，假使这时王靖国手段辣一点，两个指头捏过去，没准就能把这帮人给捏死，从而重新堵住漏洞。

过于突前，既有可能迎来机遇，也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陈长捷本人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

可惜王靖国太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而更为可惜的是，晋军主帅阎锡山甚至还不如他的部下。

9月30日，在得知后路可能为日军截断之后，阎锡山紧急召集各路将帅开会。

会上，傅作义提出了上中二策。

上策，就是两头兼顾，那边歼灭繁峙之敌，驱日军于雁门关之外，这边定定心心地以绥军和陈长捷为主力，再配合八路军的抄击，可一举解决板垣师团。

可是除了傅作义、陈长捷等少数人之外，剩下来的晋军将领几乎皆为无胆之人，都嚷嚷着问，要是繁峙的日军一时灭不掉怎么办，要是板垣很坚挺如何说，一旦双方对峙起来，那我们的补给线岂不是要被切断了。

对这些问题，傅作义也没法回答。

打仗本来就有冒险成分，什么都按照预定的想法走，稳稳当当，轻轻巧巧，那叫游戏，还是得用黑客软件暗中操纵的那一种。

上策无人喝彩，傅作义转而极力向阎锡山推荐中策。

所谓中策，就是退一步，重点顾一头，即由平型关原有守军继续坚守，而集结绥军，趁突破雁门关的东条兵团人数尚少，且立足未稳，将其一扫而光，以解平型关后方之忧。

较之上策，中策风险要小得多，傅作义认为能被接受的可能性比较大，他甚至表示，愿意请缨出马，亲率绥军出征。

可以想见，以傅大将军之威名与绥军的作战能力，此一击，必能予以繁峙日军致命打击，如此，战局将一片光明。

老阎动心了，可是他刚想点头，一旁的孙楚马上就叫起苦来，不行不行，平型关防守正面过宽，板垣势大，若无绥军相助，我们守不住哇。

血肉战场方见英雄本色，帷幕里的夸夸其谈都算不得好汉，此时的“孙神经”可再无一点“必能阻其于平型关外”的豪迈了。

听“军师”这么一说，老阎又犹疑起来，他转过头问傅作义：要不，先稳住平型关一头再说？

傅作义本以为阎锡山会采其中策，未料对方竟忽然动摇，不由得大为着急。

不击繁峙，安能稳住平型关，孙楚之见实不足取，“主公”应速速定夺才是。

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于阎锡山，因为谁都知道，不管孙楚如何巧舌如簧，傅作义怎样声名显赫，最后的定调者，有且只能有一位，那就是眼前这位“主公”。

只是“主公”早已六神无主。

繁峙要击，平型关要守，哪一头都得顾啊。

这时候最好有大批天兵天将下来，让老阎接在手里，拨一半到繁峙，再拨一半到平型关，可除了做梦，这样的美事到哪里去找？

快马到，又有紧急军情上奏。

奏报的是王靖国。

这位老兄没有马上调兵将日军驱出繁峙，而是集中了一部分兵力到代县。

代县者，为繁峙之下首耳。晋绥军要回太原，须先过繁峙，再经代县，很显然，这又是一个被动防守的阵势。

可是这一军情听在老阎耳朵里，却让他的整张脸都刷地变白了。

不是吧，难道代县都守不住了，照此说来，我们的后路岂不是要全给截断了。

也许明天早上，东条兵团的骑兵就会赶到代县，把路口一堵，谁都跑不回去了。

老阎不会骑马，只会骑驴，他按照山西驴的速度推算了一下，想想无论如何是跑不过日本人的汽车和东洋马的，再不赶紧撤，就真的来不及了。

这时候的阎锡山，再也没有在平型关歼灭板垣师团的雄心壮志了，收缩防线跑路才最要紧，遂击案起立：战局无法补救，迟退将陷全灭。

我命令，全线撤退！

军令颁下，傅作义和陈长捷皆为之失神叹息。

苦战半月，牺牲逾万，众将士艰苦忍耐，方迎来出关围歼板垣的一线曙光，奈何因担心陷于敌后，而坐失此良机乎？

要知道，此时的八路军一直在敌后，人家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概因此时无论是板垣，还是东条，力量都极有限，并不是想灭谁就能灭谁的。

就在晋绥军全线撤离的过程中，板垣始终坐而望之，并未能急起直追，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经过前段时间的反复搏杀，关内进不去，关外又受到八路军的袭扰，板垣师团已经疲惫至极。

板垣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能不能脱困，建功是根本就不去想了。见前面的中国军队主动撤离，这才长出一口气，我的妈呀，再晚几分钟，都要窒息休克了。

繁峙日军很少，当他们看到大批守军从城门口经过时，连眼睛都发直了。

要是这么多人直接来攻城，谁能挡得住哇。

幸好不是来攻城的，只是过个路而已。

在“目送”晋绥大军通过之后，日军就像接收部队一样，跟在屁股后面“接收”了无人防守的代县。

傅作义苦心孤诣想出的上中策，阎锡山都未采信，即如孙楚那样大家一道守平型关的下策亦不能纳，最后用的竟然是“全线撤退”这样一个下下策。

太可悲了。

第42章 我们都得不怕死才行

平型关战役的得逞，日本统帅部把一大半功劳都归给了板垣。因为他面对的是主战场，几乎就是以半个师团之力，将十几万晋绥军都给打跑了。

板垣由此成为当时侵华日军中最负盛名的战将，一时风光无二。

第一名将的下一个目标是太原。

东条奉令撤回东北，不过在走之前，他把东条兵团留了下来，统归板垣指挥，此外华北方面军先前调走的那个旅团也得以归建，这使板垣所能调度的总体力量反而超过了原有师团，他本人也踌躇满志，准备在自己的国人面前再好好露一手。

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老阎，如今的他，等于是退到了悬崖边上。

一连串的挫败，终于让他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确实不会打仗，而他的晋军和晋军将领同样不足为恃（绥军也很不幸地被拉入其中）。

没了自信的老阎从此开始转向“他信”，相信中央军和八路军才能挽救他的山西，因此急电蒋介石，要求速派援军，同时愿意让出帅位，以中央军能战之将来代替自己指挥——以前可能有些惺惺作态，这次却绝对是真诚的。

蒋介石闻报后，当然不能不为之筹划。尽管其时平汉战场同样紧张万分，但蒋介石仍将卫立煌拨出，以增援山西。

卫立煌亦为中央军宿将，当初汤恩伯困于南口，寄希望能捞自己上岸的就两个人，一为卫立煌，一为傅作义。

大家都是打仗的行家里手，只有比你更有能耐的，才能拯救你于水火之中，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道理。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卫立煌单人独骑先到太原与阎锡山会面，来之前，他已对如何作战有了自己的通盘考虑。

他告诉老阎，欲守太原，就必守忻口。

阎长官你休要担心，少要害怕，此次不比平型关一战，中央军全力赴援，晋绥各军一齐上阵，往忻口这里一挡，再加上八路军在侧后活动，定能确保太原无忧。

听得此言，老阎喜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真是要什么来什么，需要名将的时候，名将如约而至，山西有希望了。

他随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负责全权指挥即将到来的大会战。

卫立煌把未来的战场选在忻口是很有眼光的。

此地两边皆有高山相夹，需要守的就是50里防区，而这个防区的右翼靠近海拔千米的高山，左翼次之，稍见开阔，但旁边仍有峻岭之险，因此，两边都不用担心日军包抄，可节省不少兵力。

最为难守的是正面的中央区域，这里的当关守将，卫立煌点的是郝梦龄。

郝梦龄，河北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6期。

在民国将领中，郝梦龄是一个典型的儒将，还不是装门面充大头蒜的那种，从军之余，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工资发下来，就是拿去收藏古籍珍本，据说他家里还有成套的二十四史，一部日记写得几与文人无异。

郝梦龄的军龄很老，当过奉军，跟过冯玉祥，半辈子打过数不清的仗，从小兵开始，一直做到军长，但他越来越厌倦这种生活，曾屡次提出要解甲归田。

作为军人，我们的作用到底在哪里，这样打来打去，民众遭殃，流血千里，于国家又有何利益可言？

他常常想起自己的一个同学——中苏之战中殉国的东北军名将韩光第，在他看来，那才是光荣的，值得效法的。

“七七事变”前夕，郝梦龄已奉命调至四川陆大将官班进修，行至半途，闻听北方战事乍起，立即请缨北上。

军人价值正在此处，国家有难，吾辈当效命为前驱。

即使身为大将，亦不免有儿女之情长，知道他要上前线，一家人都围着哭，劝他不要走。

郝梦龄也流了泪，他说，我爱你们，然而不得不走，想想看，如果国家没有了，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

郝梦龄不是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当初北伐时，就曾应邀来解晋军之围。

仿佛冥冥中已注定，十年过去，解救晋军的重任又落到了自己的身上，而这一次，意义有了根本不同，因为这是民族战争，是有功于国的正义之战。

是的，民族存亡，在此一刻，只有像韩光第那样牺牲，才是军人最后的归宿。

他的指定战场在三晋，可是心里始终还牵挂着一省之隔的河北，因为那里是他的家乡，然而平汉战场的情况同样令人无法乐观，自保定失守后，石家庄又岌岌可危。

眼看祖墓即将沦亡，真是五内俱焚，痛心至极，郝梦龄为此在日记中深深自责：国家到如此地步，还是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了。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切，可以紧紧地攥在你我手中，所谓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是也。

郝梦龄对属下的军官们说，我们在山西绝不能再退，如果再退，就只能退到黄河边，到那时，兵散个精光，你们这些官还怎么当下去？

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我死国存，我存国死，为此，不惜起用连坐法，谁失守阵地，就先追究谁。

说这番话，郝梦龄是深有意味的。

一路过来，他发现前线晋军部队大多胆小如鼠，自平型关全线撤离后，几乎是望风而逃，不仅丢城弃地，弹药、粮食、汽车、汽油也大批大批地留给日军，等于在给对手提供后勤补给。

郝梦龄打了这么多年仗，又时常参悟古书战策，自然知道这是兵家所忌。

如果中央军不到，恐怕板垣早就杀到太原来了，他为此焦虑不安，毕竟这是会战，哪一支军队不得力，哪一部分就会成为短板。

所幸，阎锡山开始下狠手了，他要兑现当初对黄绍竑的承诺，挥泪斩一下马谡。

不斩一下也实在不行了，眼看着三军不肯用命啊。

即使在被拘押后，李服膺也没想到阎锡山会对他痛下杀手。因为他打仗虽然外行，但搞关系是内行，不仅位列晋绥军“十三太保”中的“大哥”，而且还是赵戴文的义子，在山西军政界人缘极好，怎么着，都没觉得死会和自己沾边。

也许，如果平型关战役能打赢，不说歼灭板垣师团，至少能保住平型关和雁门关的话，李服膺就可能会有一个更好一点的结局，可是仗偏偏打输了，不找你晦气，又有何办法。

据说，老阎在宣布处决令时，当着众人和李服膺的面都掉了眼泪，说我把你从排长一直提拔到军长，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你却对不起我，天镇一战，为什么就不能帮我死守住，而非要退下来呢？

这话确实说得让人伤心，要是天镇那里不首先掉链子，“大同会战”就能打起来，没准板垣早已成为网中鱼，瓮中鳖，我如何还会被他逼到太原城下来。

李服膺也掉了眼泪，可是事已至此，他也知道无法可想了。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李服膺是第一个因作战不力而被处决的中将军长，虽说事出有因，但处罚如此之重，此前却并无先例。

对于李服膺之死，或者说大一点，对于晋军将领之无能，老阎本人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长期以来，他光知道拨拉算盘珠子，用经济的那一套来办军事，结果就办出了问题。

首先是太重钱。把下面的很多将领都熏陶得跟他一样，以至于大部分只注意聚财，不留意训练，一旦真的上阵自然缺了底气。傅作义对军人曾有一个清晰的判断，那就是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晋军的悲剧，追根溯源也全在一个字上，那就是钱。

其次是太重权。老阎把军权抓得非常死，据说晋军师长级别的军官，都无法自主任用身边的副官，在很多部队里，几乎形成了跟清末练新军一样的情形，所谓上不知下，下不晓上，官兵各管各，只知奉老阎之令行事，叫咱干甚就干甚，天长日久，连仗该怎么打都不晓得了。

斩了李服膺，就等于借其人头祭了大旗，立了军威，这让处于旁观者身份的郝梦龄都由衷地感到，晋军此后面貌大有改观，“高级将领早具决死之心”。

他所说的晋军“高级将领”，典型的就是姜玉贞。

姜玉贞有功大焉。

郝梦龄等八万军队要想如期赶到忻口集结并完成布防，没几天工夫肯定不行，而此时板垣也快马加鞭地跟在撤退的晋军身后。姜玉贞的使命，就是拖住板垣，为忻口布防争取时间。

阎锡山起初告诉姜玉贞，一定要坚持七天。

七天之后，姜玉贞正待下令撤退，后方却又传来阎锡山的电令：续守三天。

在发出这封电令之前，其实阎锡山是很犹豫的。

续守，是因为郝梦龄在忻口的布防还没有完全组织好，但老阎很清楚，如果再“续”下去，姜玉贞没准就要打光了，所以他开始起草的电文上是这样写的：掩护任务已完成，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撤。

正要将电报发出去，他忽然又想到，如果将姜玉贞撤下来，万一忻口防守因此出现问题可怎么办？

哪一边都要顾，又哪一边都顾不过来，第一次，他算不下去了。

还睡在被窝里，他就让人去请张培梅。

张培梅进门一看电报内容便火冒三丈，大声嚷了起来：俺是军人，只知道前进，不懂得后退。他姜玉贞要是战死在前方，俺回去以后给他盖庙，他如果逃跑，回来以后，俺也要砍掉他的脑袋！

老阎嗫嚅着说：现在的仗不能和过去一样打，你看石家庄的中央军不也要退了吗？

此话不说便罢，一说张培梅更加怒不可遏：俺是学关云长，不学王八蛋。

于是两人顶起牛来，顶到最后，老阎还是服从黑脸包公，重新修改了电文。

三天之后，姜玉贞手下已不足千人，他向阎锡山发去最后一封电报，这是一封绝命电。

在电文中，姜玉贞说：只要忻口阵地还没布置好，我绝不轻离。

很难说李服膺被处决对晋军死守不退没有影响，但姜玉贞本人之素质，确也是百里难挑一。

有此勇将，夫复何求。

阎锡山回电：放心，家人我会照顾。

到了傍晚，终于达成任务，但姜玉贞已陷于包围之中，其后他率残部突破包围，勇闯死亡线，不幸倒在了第二道死亡线上。

在北方的天空下，天边即将升起朝霞，可这位晋军勇将再也看不到了。

这是一个英雄的团队，当在太原重新集结时，4000人的一个旅，仅剩五六百人，但他们为忻口布防抢得了时间，也为晋军赢得了声誉——人们能够在他们身上重新回忆起，这支部队在历史上确实是以善守闻名的。

此后，姜玉贞旅被命名为荣誉旅，番号永不取消。

10月13日，北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忻口战役正式拉开帷幕。

双方争夺的焦点所在，集中于云中河南岸的南怀化。

云中河是忻口北面的一条河，板垣要在河这边站住脚，就必然要在南怀化建立可靠阵地，而守军要想驱板垣入河，同样需要固守南怀化。

板垣对南怀化志在必得，他麾下的板垣师团和东条兵团，犹如一把三叉戟，集中力量，径直向南怀化刺去。

作为步兵统领，郝梦龄亦不示弱，你有三叉戟，我也有青龙偃月刀。

这把刀就是刘家骐师，该师为郝梦龄的核心主力，他在这个师的时间最久，从连长升到军长，一直没有离开过，与官兵的感情也极深，自然指挥起来最为得力。

但是板垣三叉戟的力道，确实不是一般部队能够招架的，即使是郝梦龄的中央军。

南怀化一度落入日军之手，见此情景，郝梦龄组织敢死队，接连发动两次反击，才重新收复南怀化。

此时，刘家骐师已伤亡官兵千人以上，团营长都受伤下场，山沟之内，更是横七竖八地躺满伤兵。

骤遭猛击，部队士气亦大受挫伤。当一个受伤的连长喝令沟内伤兵随自己一起爬回阵地时，竟无一人应命，只有一个传令兵愿随其前往，但到半途中就再也起不来了。

南怀化还要固守，但郝梦龄面对的是伤兵满营，斗志大减，这才刚刚开局。

他立即来到前沿进行重新调整和部署。

第43章 我们都得不怕死才行（2）

看到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死伤如此惨重，郝梦龄也心痛不已，但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因为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

鉴于原有的基层指挥系统已经紊乱，他不得不对刘家骐师进行缩编，团并为营，营并为连。

整编完毕，郝梦龄却没有走。

他对官兵们说，出发前，我就写好了遗嘱，不打败日军绝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阵地，绝不先退。

如果我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但是你们要是退，不管是谁，哪怕后退一步，我立刻毙掉他。

言毕，郝梦龄大声问部下：现在我都不怕死，你们能怕吗？

本来已有所委顿的士气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下面响起雷鸣般的呼声：不怕！

郝梦龄大为高兴，感慨之余留下一句名言：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

仗越来越难打，由于前线部队不敷使用，南怀化西北山梁丢失，日军则借助这道山梁，不断向两翼延伸。

郝梦龄令旗挥动，将李仙洲遣出。

李仙洲，著名的山东三李之一，毕业于黄埔第1期。

早在黄埔读书时，李仙洲就以性格耿直著称。当时黄埔学生中分为两派，李仙洲和杜聿明、关麟征是一派，陈赓等共产党员又是另一派，陈赓素来爱开玩笑，经常变着法地耍弄跟他不是一个派别的人。

关麟征有关猛之称，性格非常火爆，但他被陈赓捉弄后也毫无办法，只能自认倒霉。陈赓屡屡得逞，于是越玩越上瘾，接着又让杜聿明踩上“陷阱”，挨了校长的点名批评。

别人都不敢惹陈赓，只有李仙洲打抱不平，上前进行指责，双方一言不合，便扭在了一块儿。

李仙洲是山东大汉，个子魁梧，又比陈赓大十岁，自然占着优势，结果把对方一顿好打，伤好以后陈赓的眼角处破了相，从此便戴上了眼镜。

在抗战中，李仙洲的表现十分卖力，还缘于他在江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一段特殊经历。

他平时有洗冷水浴的习惯，有一天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穿了短裤拎一大桶水正洗得起劲，一扭头，忽然看到蒋氏夫妇走来。

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李仙洲只好假装没看见。偏偏蒋介石看到他了，并且在背后站住了脚。军人最重风纪，蒋介石尤其看重这个，所以李仙洲心里七上八下，闭着眼睛准备挨训。

可是蒋介石并没有训他，而是对他说，山上不比山下，山上气温太低，这样用冷水洗浴是要得病的。

赶快穿上衣服，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前面一句听着还很温馨，后面一句却着实把李仙洲给吓坏了。本来以为训一下就能过关，没想到事情还不是如此简单，没准还得背个处分呢。

李仙洲当下就像犯了错的学生一样，穿好衣服后，战战兢兢地走进了“蒋校长”的办公室。

让他没想到的是，蒋介石的语气很温和：我要批评你，不是批评你洗澡，而是批评你有难事不跟我讲。

原来蒋介石对李仙洲素来欣赏，认为他既不抽也不赌，连跳舞都不会，实属难能可贵。

至于那件难事，则是蒋介石偶然中听到的，说是李仙洲的父亲要治病，妹妹要出国留学，可李仙洲又没钱，正在到处找人挪借。

蒋介石为李仙洲准备了两张支票，一张帮他老爸治病，一张送他妹妹出国。

李仙洲感激涕零，从此每一次打仗都舍生忘死，从不敢有丝毫懈怠。

郝梦龄让李仙洲把丢失的山梁给夺回来，但是进攻一路受阻，部队伤亡很大。

李仙洲在后面督战，从望远镜里看到部下一个个倒下去，急了。

干脆，我也上去吧。

当兵的正在战壕里瞄准，冷不丁发现自己旁边多了个熟面孔，一看，竟然是师长！

长官，这里危险，你赶快离开吧。

李仙洲却做若无其事状，反过来问他们：你们到这里是干什么来的？

当然是打鬼子。

李仙洲乐了，你们打鬼子都不怕危险，难道我这当长官的还比你们更孬？

师长与大家并肩作战，立刻使军心大振，全师山呼海啸般向山梁冲去。到最后，连伙夫都上来帮助运子弹，送伤兵。

山梁终被恢复，日军阵地上，仅剩一官一卒。

当兵的要跑，被官打死了，这当官的自己也剖腹自杀，一个山头上，苍蝇死光光，世界清净了。

李仙洲收复山梁，喜滋滋地带着军长郝梦龄来视察敌情。

半山腰上正聊着，怎么胸口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蚊子？蜜蜂？小石子？

李师长心情好得很，看都没看，仍旧往山顶爬。倒是郝梦龄发现后，大声问道：你受伤了？

李仙洲还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没事没事，就是碰了一下而已。

郝梦龄的脸色却变了：还说没事，背后都出血了。

一颗子弹从前面穿进，自背后透出。

快点包扎吧。

不提醒还好，一提醒，这李仙洲好像梦游时突然被人叫醒一样，咕咚就倒了下去。

正待往担架上抬时，他又醒了，还喘了口气，说句话让周围众人皆哭笑不得——咦，我不是死了吗？

往山下送时，大家起了分歧，军医是专家观点，认为受伤时血没流出来，得放放淤血。

怎么放呢，抬他下山时，头得朝下。

可是担架兵不同意，不行，山坡太陡了，师长会吃不消的，这样做，我们也不忍心。

军医拗不过这些当兵的，最后还是头朝上抬下了山。

俗话说得好，没心没肺，福大命大。送到后方一诊断才知道，李仙洲是一脚踏进鬼门关，再差一步就拔不出来了。

子弹从他的左胸部进去，从背后出来，属于典型的对穿过，这种情况下的存活率微乎其微。

可这“微”偏偏就让李仙洲给碰上了。

子弹穿过身体的时候，正好他在呼气，子弹从肺叶中间一穿而过，并未伤及肺脏，否则绝难逃一死。

李仙洲并非没心没肺，躺在医院的时候，他还想着士兵对自己的好。

蒋介石给他写来亲笔慰问信，又赠送五万元养伤费，后面这笔钱他分文未动，都买了药品送给自己的部队。

李仙洲刚刚受重伤抬下去，南怀化东北制高点1200高地就再次被日军突破，板垣不断投入兵力，企图以这一高地为突破口向全线扩展。

坐镇大本营的卫立煌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板垣要对我进行包抄，彻底打断他包抄之念的，只有运用反包抄。

此时在中央区域的两边，一左一右已经建立了守备兵团。卫立煌的用兵方略是，先依靠郝梦龄在中央夺回南怀化，将板垣压制在云中河盆地，然后用守备兵团包围板垣并最终予以击溃。

显然，最大的关键是夺回南怀化。

郝梦龄得令后，接连组织两次肉搏反攻，但均未能收复1200高地。

需要劲旅相助的时候，郑廷珍独立旅来了。

郑廷珍是河南人，此前他专门在车站上拜别了老母。

趴在地上，咚咚地磕头，因为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遥望家园，郑廷珍拔剑誓言：不打败日本，我们一个也不回来，外战光荣，哪怕是把队伍拼光拼净也值得。

一语竟然成谶。

在郝梦龄的督阵下，郑廷珍旅开始再次发起反攻，但连续四次都未能克复。

郑廷珍见状，亲赴前沿指挥，不幸头部中弹，成为忻口战场上第一个殉国的旅级将官。

郝梦龄指令团长接替，结果这个代旅长又再次阵亡。

意识到情况严重，郝梦龄重新为郑廷珍旅指定代旅长，同时筹划新的大反攻。

为了确保反攻成功，郝梦龄决定亲自到前线督战，师长刘家骐自愿随同前往。

参谋处长反对他们亲往，因为此时前线情况已不同以往。

整个战场都打到了白热化程度，一团很快就会变成一营，甚至一连，每天退下火线的官兵高达数千人之多。

军、师长此时前去，实在太危险了。

郝梦龄说一定要去，这是任务，也是本分。

到得前沿团部，才发现果然不能不来。

原定拂晓前发起反攻，但时间到了，郑廷珍旅那边却还未见动静。

郝梦龄心急如焚，感到必须再去郑廷珍旅进行督促。

团部一名指挥官立即上来劝阻：去不得！

从这里前往郑廷珍旅，必须经过一段被日军火力封锁的小路，这条路有20多米长，日军在高地死角处架设轻机枪进行扫射，此前，已有包括传令兵在内的20多人牺牲在这条路上，堪称“死亡通道”。

听得此言，周围的部下幕僚也都众口一词，希望郝梦龄不要亲犯其险。

这个说，最好是不去，实在要去，也需晚上通过，如此危险性会小一些。

那个道，写个命令，派人送过去岂不一样。

郝梦龄反复斟酌，还是认为有亲临的必要。

今天的大反攻十分重要，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谁才能得到胜利，郑廷珍旅新丧正、代两位旅长，不亲自督促岂能让人放心得下。

随同的参谋处长见郝梦龄执意要走，请其先在团部休息一会儿再说。

郝梦龄摇了摇头：我们不是来休息的，快走！

参谋处长情急之下，便顺口扯了个谎，说参谋长有电话过来，让郝梦龄去洞里接电话。

郝梦龄摆了摆手，你们接，我去。

大家面面相觑，只得继续随军长前行。

打了这么多年仗，郝梦龄不是不知道前面的危险，但是此时他整个头脑里全是大反攻，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遍阅史书，这一刻，他也许会想起许多人，许多事。

古来勇将，郝梦龄独推二人，一为汉将马援，一为魏将庞德。

马援都五六十岁了，白胡子一大把，完全是退休养老的年纪，可他说不行，边境还不安宁，我得去摆平，而且我就算死，也得死在疆场，用马皮包一包送回来，怎么能躺床上等待儿女服侍呢，那该多憋屈。

相比之下，庞德年轻，可也是个不信邪的主。当年曾抬着棺材板去与武圣关云长交战，一箭就射中了对方前额，使得蜀军对其十分忌惮。

马援“裹尸而还”，庞德“抬棺决战”，都是朝着胜利，同时也是奔着死亡而去的。

死，每个人都要面对，尤其是军人，所谓“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再说战役已到如此残酷程度，全军唯一能凭恃的无非就是勇气二字，如果你要士兵无贪生之念，作为将领，自己就得有必死之心才行。

高地上窥视的日军终于发现了他们，开始用机枪猛射，但起先有惊无险，众人穿过“死亡通道”，眼看就要上坡了。

这时随行的参谋处长更加感到不安，他最后一次拉着军长小声说：还是进洞听一下电话吧。

郝梦龄能够听得出部下的弦外之音，回了一句：我们都得不怕死才行！

继续往上爬。

翻过这座山坡，就能看到郑廷珍旅的阵地了，反攻能否成功，皆在此一举。

子弹跟踪而至，大家赶紧趴下隐蔽。

等枪声稍息，郝梦龄第一个站起，他太心急了，恨不得马上到阵地上去发号施令。

弹雨骤至，死亡突袭，这位中将军长忽然腰部连中两弹，摔倒在地。

身后的刘家骐急忙上前救助，喉胸部也中了三颗子弹，但他倒下之后还能勉强坐起。

卫士和部下幕僚们趴在地上，射过弹雨之后，才把两人拖过来，抬往团部。

抬到团部后一看，郝梦龄已经咽了气。

此时，他的部下刘家骐气息微弱，也已不能说话。

团部处于前沿，无法有效救治，于是再往军部抬，未到军部，刘家骐就半途气绝。

至此，不到两天时间，军长、师长、旅长、代旅长相继战死，全军上下无不痛哭失声，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闻报亦大为震撼。

郝梦龄生前曾经说过，如果要使我们这个民族能永存世上，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虽然我自己不一定能亲眼看到民族复兴的一天，但可以先为之而牺牲。

他终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裹尸而还”、“抬棺决战”后，将继同学韩光第之后，与刘家骐等人一起进入民族英雄的忠烈祠。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他们倒下的那一刻早已化为永恒。

第44章 阿甘一样的人

在郝梦龄阵亡后，最困扰卫立煌的就是继任者问题。

所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战事又急如星火，如果说师旅长还可以由下级依次迁升的话，军长由谁来代呢，这可是一副最重的担子，不是谁都能挑得起来的。

卫立煌想到了傅作义，在他看来，只有这位绥远抗战时的名将才能坐镇中央，接替郝梦龄。

傅作义此时正担任预备军总指挥，不过他说其实有一个人比他更合适。

这个人就是陈长捷。

那天，陈长捷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要其火速赶到位于红沟的前敌指挥所。

问对方是什么事，只说你来后自会明白。

去了才知道，郝、刘两位军、师长已同时阵亡，而傅作义向卫立煌推荐的中央区域防守总指挥人选正是他陈长捷。

陈长捷，福州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7期。

在晋绥军中，陈长捷是极少的非山西籍大将，因此受到同事的排挤乃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偏偏他在性格上也属于古怪和不合群类型的，平时喜欢较真和琢磨事，而他较真和琢磨的通常又只有一样，那就是打仗。

此人乍看文质彬彬，似乎很难把他与打仗联系到一起，却具备很高的军事天赋。如果你看过他写的回忆录，就会明白，这人就是一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料，思路异常清晰，视野十分开阔，而且常有较为深刻的见解蕴藏其中。

他的记述是可以作为军校指挥学专业教材的，我以为。

这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天才，不仅是人才。

可惜，在吾国的环境之下，天才这个名字往往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

光会打仗，怎么行呢？

说起打仗，傅作义亦十分了得，傅、陈二人后来也惺惺相惜，可傅能在绥远打下一片天，成为一方小诸侯，那就不光是一个会打仗就能框范住的，其间的奥妙多了去。

可陈长捷除了擅长打仗以外，几乎就是一个“呆子”，平时既不会看上司脸色，又不会逢场作戏，虽有突出的军事干长，却显得锋芒毕露，在庸碌成风的晋军将领中，几如异类怪物一般。

陈长捷师可名之为“工兵师”，一向都是被阎锡山派去干苦力活的，比如修建国防工事什么的。部队里锄头钉耙倒是很多，唯独缺的是战时装备，但它的实际战斗力，却是晋军中的翘楚，比晋军其他部队都要高出老大一截，即便威猛如绥军各部，也鲜有可匹敌者，只是老阎不识宝，一直不予重用罢了。

南口战役时，他救了汤恩伯；平型关前，若不是其他部队不配合，差点就能斩板垣于马下了。傅作义本人是英雄，自然也识得英雄，所以才会向卫立煌鼎力推荐。

天必降大任于斯人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陈长捷即将登上的，是个人军事生涯的又一高峰。

与对日作战时，各个部队或多或少都想保留自身实力不同，陈长捷每次打仗，都是脱光膀子干，全力以赴，没有一点藏着掖着的私心杂念。

他手上原有两员猛将，在南口和平型关各折一个，换了别人，哪里肯这么轻易就把自家好料都给抖搂出来，还花得一文不剩，也就一个陈长捷。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阿甘一样的人，在我们这个盛产“聪明人”的国度，如此任劳任怨的“傻子”的确稀有。

阿甘说，生活就像是一块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块究竟是什么滋味，陈长捷伸出手去，打开了属于自己的盒子。

打开一看，触目惊心。

随着四位军、师、旅长的战死以及反攻南怀化的失败，在无大将进行约束和协调的情况下，防守各军几乎全乱了套。

大批军事人员从前线溃退下来，这些人里面，伤兵情有可原，可让人不堪的是，里面竟然夹杂有伪装的，还有的倒是真受伤了，却并不伤筋动骨，只是怕死才溜了号。例如有个当团长的哥们儿，仅仅受了点轻伤，就哭哭啼啼地跑下场，导致留在阵地的那个团无人指挥。

铁路既要运人，又要运弹药粮食，运力本来就有限，前方这样潮水般地一涌，必然导致接济不上，开往太原的火车几乎为之脱力。

一时走不了的人们挤在一块，白天炊烟四起，夜晚灯火通明，日机在天上看到了，毫不客气地扔炸弹下来，咣咣咣一顿炸，这个惨。

刚刚上任就败象毕现，陈长捷，你不用上来了，还是直接下去吧。

果然，陈长捷往前线还未行得三里路，迎面就撞见一个旅慌慌张张地撤退下来。

哪里走。

陈长捷一个眼色，随从卫士们立刻拔出枪，把带队旅长给围了起来。

郝梦龄儒将风格，虽也申明纪律，但见面多少会给人留些面子。与之不同，陈长捷说话却直来直去，很少绕弯，他当着这个旅长的面就骂了起来。

你想往哪里跑，是当着全国军队的面往后跑吗，亏你的，不嫌丢脸？

给我冲上去，再下来，小心后果。

听完训斥，旅长的脸变得一阵红一阵白，赶紧率队回头打冲锋，把阵地重新夺了过来，而且从此未敢再后退一步。

陈长捷的立威不是光指着别人，他是先拿自己开刀的。

“工兵师”起家的四个团被他全部放在第一线——你们先挡在最前面，好让我在后面从容布阵。

开始划块，你负责这块，他负责那块，部队得拉上去，所有包括师旅团的高级指挥官也必须留在前沿战壕，与士兵同命运，这就等于把李仙洲的做法推而广之了。

陈长捷再次严令前线部队，即使伤亡再大，也不得私自转移阵地或向后撤退，叫守哪儿就守哪儿，一动也不能动。

这个时候的确不能再动了，倘若再动来动去，忻口就不用守了，板垣可以轻轻松松直取太原。

虽然自家已经做了榜样，可还是有人不肯听从号令。

原郝梦龄部队的一个旅长拿着陈长捷下发的命令，气哼哼地冲进了指挥部。

你这是什么计划？

陈长捷问怎么回事。

这位旅长说，我的防线太长了，守不了。

因为是郝梦龄的手下，陈长捷忍了忍性子。

你看，现在部队少，战线长，大家都是这样，没有办法，你就暂时勉为其难吧。

旅长还不了解这位新任指挥官的个性，陈长捷好言相劝，他却反而来了劲，不管怎么好说歹说，就是赖着不肯走，而且态度强硬，喋喋不休。

陈长捷勃然大怒，桌子一拍，好哇，你们郝军长尸骨未寒，你就这么猖狂，以为我管不了你是吧。

你不是说不能守吗，行，那就等于说，阁下如今是废物一个了，干脆，毙了再说吧，来人！

卫士们应声而入。

指挥部的大小参谋们，都没想到陈长捷会对旅级军官动真格的，那位旅长更是吓得脸都白了。

他知道陈长捷要砍自己的脑袋并不困难。李服膺怎么样，人家还是堂堂军长，阎老西的嫡系亲信，说拿去祭旗还不就拿去祭了，你一个旅长有什么了不得。

假如在古装戏里，这时候就得扑通跪倒在地，然后磕头如倒蒜，口称大人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了。

可怜的旅长一个劲儿站在那里发抖，不过好歹还知道学着念这几句活命道白：部下错了，饶我这一次吧。

军中无戏言，陈长捷要严以立威，自然不肯轻易松口，圆场的事得由他的搭档来。

陈长捷的参谋长见火候已到，忙上前解劝：这小子临阵抗命，死100次都应该，不过看他的样子，倒好像已经有些悔悟了，不如寄上他的人头，让他在军中将功赎罪，暂时效命。

陈长捷这才挥了挥手，去吧，不过记住，军法无情，一定得给我顶住打。

这位旅长侥幸保住脑袋，跑回阵地后，比前面那位挨训的旅长表现还要卖力。

把当官的制住后，陈长捷随即向前线将士约法三章，即“三不许退”：无命令不许退，轻伤不许退，弹尽援绝不许退。

执法队立于作战部队身后，随时监督执行情况，发现有违规者当场处决。

“陈氏三章”，似乎条条都显得那么不近人情，基本上就是说，你得跟阵地死一块了。可是实用就是真理，自颁布“陈氏三章”后，战场的混乱局面立刻为之一变。

道路不堵了，陈长捷亲自指定车皮，说这几节你们什么也不要运，就拉人，把滞留和刚送来的伤兵给我集中送到后方去。

如此一来，大伙堵在一块挨炸弹的事也少了。

在把几条线都梳理清楚后，陈长捷开始与板垣展开了激烈的斗法。

首先就是特种战的较量。

日军能在中国战场上“战必胜，攻必克”，说穿了，很多时候都是靠特种部队给铺路的，但在忻口战场的中间区域，由于到处都是山头，一片坑坑洼洼，坦克首先受到限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在前线，对中国守军威胁最大的其实是火炮，别说普通士兵据守的工事，就连指挥所，也常常有被炮弹连窝端掉的事情发生。

某团有个战死的连长，弟兄们不知从哪里临时找了口棺材，准备把他给埋下去。大家都说，这连长的运气真不错，前线死了这么多人，比他官大的多的是，可谁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很多人甚至抓把土，往脸上一盖就算埋了。

真羡慕呢，一颗炮弹飞过来，咣，棺材和人化为飞烟，无影无踪。

鬼子的炮真是太毒了。

要说咱的大炮干不过日本人，这在抗日战场上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陈长捷发现，他可以加以改变。

因为晋军的炮兵其实足够强。

以前，除了防守不错外，晋军炮兵就名声在外，在中原大战时，更曾打得中央军一度无还手之力。

到全面抗战爆发，若单论炮兵部队的绝对数量和质量，应以中央军为最，但它的作战区域太广，没有哪支部队不需要炮兵配合，因此之故，被拆得零零散散，无法集中使用，其战斗力也为之大打折扣。

晋军炮兵就不一样了，由于战场集中于山西一地，又因为阎老西喜欢藏“私货”，所以此前别说拆了，根本就没怎么动用过。

忻口战场，晋军足足有九个炮兵团，包括日造山野炮、自产重炮在内，一字排开，看上去也是乌压压的。

炮弹不用愁，因为身后有一只会下“弹”的“老母鸡”——太原兵工厂，后者不仅能造冲锋枪和大号手榴弹，还能出品山野炮和炮弹。

问题是，咱们这么多炮，怎么就压不住东洋炮呢？

陈长捷发现，原因其实和步兵一样：怕死。

在郝梦龄殉职的当天，一位炮兵营长就在炮战中阵亡了。炮兵不是步兵，一般来说，步兵团营长战死很常见，但炮兵很少有营长以上牺牲的，连排长都不多。

如此一来，大家就被吓住了，结果，当兵的不敢进阵地，观测所则离一线还有不短距离。

不到阵地怎么发炮，不到一线如何观测，都离日军阵地远远的，难怪什么也打不着。

陈长捷传令到炮兵部队，所有炮兵要全部进入阵地，守着自己的大炮，同时把观测所移到前沿步兵阵地上去，并由炮兵营长亲自负责观测。

日军炮兵开始不知厉害，仍和平时一样，野炮四仰八叉地往露天一放，连伪装都懒得弄，而且距离很近，在望远镜的观测距离内，连指挥官的军刀和肩章都看得一清二楚。

没想到不知不觉之中，黑洞洞的炮管已瞄准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鬼子炮兵一觉醒来，还没弄清状况，便见百炮齐发，弹如雨落，顿时乱成一团。

快牵马过来，把炮拉到后面去。

可是晚了，山西炮弹一排排地甩过去，把东洋马和东洋炮全都送上了天。

抗战以来，都是我们趴在坑道里一声不响地挨炸，如今也轮到他们吃苦头，还债务了。

光让晋军炮兵顶上去还不够，因为通常日炮不仅瞄准精确，而且射程也比我们远，最好的办法是把突前的日军炮兵阵地给连根铲掉。

在炮火下死打硬冲肯定不行，那样等于白给，得出奇兵才行。

谁是奇兵，陈长捷把老傅的绥军拉了出来。

参加忻口战役的，照旧是傅作义的那两只“看门虎”，但是董其武已负伤下场，他一走，便只剩下了孙兰峰。

奇袭任务，由“孙老虎”独负其任。

绥军干这种活，已经是家常便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程序。比如，每个人嘴里要咬上手帕，这叫衔枚疾走，又比如，所有人左臂要另外缠一块白布，那叫分清敌我。

第45章 阿甘一样的人（2）

放在其他部队，保不准这里忘一点，那里错一些，但是绥军绝对没有问题，因为那是人家的专业，吃的就是这碗饭。

夜色沉沉之中，孙兰峰率部出发。

绥军的奇袭确有独到之处，当他们的前锋接近日军炮兵阵地200米时，对方哨兵仍毫无察觉。

那就对不起你们了。尖兵匍匐上前，然后猛然跃起，举起大刀，咔嚓咔嚓，全给剁了。

这里离中国军队的阵地还很远，日军炮兵们都在营中呼呼大睡，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睡梦中就被投进去的手榴弹给终结掉了。

到天色破晓，鬼子兵们被尽数歼灭，而阵地上的所有山野炮也被全部破坏——炮栓拉出来扔到河里，炮膛和弹药库则用手榴弹引爆。

板垣做梦也想不到陈长捷会给他来这一手，步兵竟然还能偷袭炮兵。

几天过后，你再拿着望远镜看，就很难再观察到日军炮位了。这帮家伙自觉地把大炮挪到后面，从此再不敢轻易靠前轰击，而根据炮声判断，其参战火炮数量也比原来减少了一半以上。

这还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南方的淞沪会战，日军白天在炮火掩护下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只能夜晚出动，可是北方的忻口战役则不同，双方炮战半斤八两，基本上是谁也不怯谁，于是双方都只能过上了“夜生活”：白天相互对峙，到了晚上，步兵倾巢出动，斗到死去活来。

地面的特种部队占不到什么便宜，板垣只能召唤空中的特种部队。

北方空战，中方即使有那么零星几架飞机参战，也不过是应应景而已。

地面部队曾经看到有一架飞机冒着烟摔下来，起先还以为是日机被打下来了，都欢呼雀跃地上去围观，一看却傻了眼，飞机上面有青天白日徽记，原来是自家飞机被击落了！

这下不是飞机保护步兵，而是步兵得保护飞机了。大家集中重武器向空中扫射，以阻止日机俯冲轰炸，抢救受伤的飞行员要紧。

飞机在天上，绥军再厉害，也没法插上翅膀去逮它们，但是八路军逮到了，这就是阳明堡机场奇袭战。

抓住这些鸟的是除林彪115师外的另一个主力师——刘伯承129师，更确切地说是这位“红军军神”麾下战将陈锡联所为。

陈锡联想起打阳明堡的主意，其实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当时部队正在行军，飞机老在上空飞来飞去，这本来并没什么古怪的，不一样的是，这批飞机会在附近时而出现，又时而消失，陈锡联据此判断，周围一定有日本人的飞机场。

派人一侦察，果不其然，日军用于支援忻口前线的阳明堡机场近在咫尺。

阳明堡机场原来还是阎锡山修的，他自己没派上用场，却让鬼子给捡了个现成便宜。

由于这个机场是临时性的，因此修得非常简陋，除了一条跑道，几乎是空空如也，日军航空队占据这里后，也就把它当成个打尖的地方，什么护卫队、铁丝网之类都没有，要不然陈锡联摸过去也不会这么爽。

经此一战，陈锡联共烧毁和破坏日机24架，之后，日机便在忻口战场的上空销声匿迹了几天，让前线将士大感轻松。

可是这样的奇袭，并不是天天都有，而且除阳明堡之外，板垣在前沿还有一个临时机场。

看到地面上晋军大炮这么“嚣张”，敢大白天地对着干，日机就拿晋军炮兵阵地作为主要攻击目标，有的阵地因此经常被炸毁。

得换个招了。

陈长捷告诉炮兵，你们白天不要打了，躲到山洞里去，只要留人在外面观测即可，看好哪些地方可能是日军的临时飞机场或起降点。

我们可以等到晚上再出来，但是每一次出来，炮兵阵地都要进行变换，以免遭到暗算。

终于在一个晚上，陈长捷抓住了机会，晋军大炮朝板垣的临时机场直轰过去。后者完全没有防备，一批日军正准备坐飞机降落，刚好与这顿炮弹粥不期而遇，活色生香，被煮到一块，包括当官的在内，十几个鬼子全都机毁人亡。

机场被炸毁后，板垣出动工兵才勉强修好，但是很快又遭到炮弹袭击，前沿的临时机场怎么也恢复不起来。

由于那一阵日军临时机场连遭打击，飞机损毁较大，并且缺少就近起降点，板垣的空中威慑力也大大降低。

限制了你的长，接下来就要发挥我的长，得让你看看我的特种部队有多厉害了。

陈长捷把所有山野炮和迫击炮都集中到高粱地内，白天黑夜地猛轰一气。

中国大炮由此大发神威，炮兵们脱掉棉衣干都来不及，最后火夫和马夫也跑过来，帮着一道搬炮弹和擦炮膛。

从太原发出的火车不停顿地向忻口运送炮弹，但仍时时感到不够用，有时一天的炮弹，打到傍晚就没了。整个忻口战役，总共消耗了四万多发炮弹，可以说把太原兵工厂几年生产的炮弹全清仓甩卖给了鬼子。

当时在红沟阵地前三到五里区域内，每天都处于一片火海之中，日军冲锋部队要想通过这片“死亡区域”，不拿死人出来买门票是绝对办不到的。

拿到第一张门票，仍然无法继续通行，陈长捷的第二张门票是免费奉送的，不过却是阎罗殿的集体参观券。

迎接他们的，只有死亡。

除了炮火拦阻起到很大作用外，红沟守军的力战不退，与陈长捷严明军纪也有很大关系。在“陈氏三章”里面，负轻伤是不准下火线的，而如果一支部队牺牲很大，当官的却一个人跑下来的话，那是必斩首无疑的。

一个团长实在吃不消，便打电话给陈长捷，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一下。

陈长捷在电话中明确告诉他，准备与阵地共存亡吧，你今天战死，我明天就在太原给你开追悼大会。

也有想侥幸的，一个副团长，左手被打断了两根手指头，可是对照“陈氏三章”，这算轻伤，不能下去啊。这兄弟倒也聪明，他把手上的血抹在了额头上——都打到脑壳了，还能说不算重伤吗？

这位“重伤”的副团长，找了一个士兵作掩护，搀着自己，想混到后方的伤兵营里面去。

那一脑袋的血，当时是骗过了执法队，可是也不知哪个伤兵向执法队举报了。人家是真的受了重伤，自然看不惯这企图蒙混过关的。

执法队马上追过去，验明脑袋没受伤后，乓的一枪就直接把他给撂倒在了路上。

这下子，真没人敢“装”了。

到后来，陈长捷亲自带着执法队把守沟口，检查伤兵，那些底下兵都打光了的光杆团旅长，就算受了轻伤，也都不敢下来，只能继续趴在阵地上等援兵。

渐渐地，陈长捷在红沟的指挥部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鬼门关”，意思是跨过这道关，基本上就等于踏上了死亡之路，那些吃不消，想下来的官兵则把沟口称为“阎王殿”，陈长捷荣任为“陈屠夫”，只要这个“屠夫”铁笔一挥，执法队抬手一枪，立刻让你魂归西天。

冲啊杀啊，反正都是死路一条，战死总比挨执法队的子弹强吧。

在北方战场上，从没有人见过陈长捷这样执法严厉到几近残酷的指挥官。连晋军将领都认为陈长捷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主义，倒是不善打仗的王靖国变成了“老成谋国者”。

进入红沟阵地，等于到鬼门关来报到了，吓得从后方调到忻口战场来的部队，没有谁敢归陈长捷指挥，都抢着到左翼或右翼去。

陈长捷不是瞎子聋子，他也并不是真的心坚如铁，不食人间烟火，只是试问，面对板垣这样的强敌，如果不拿出点非常手段，红沟能守得住吗？

大家都不肯来，背后的流言蜚语又这么多，陈长捷也备感伤心和无奈，他转而向王靖国提出，要不你来干吧，我辞职。

听说陈长捷要辞职，王靖国又急了，他也就会“老成谋国”，哪有那个胆气上去“一将功成”。

他赶紧派人向卫立煌请示。卫立煌想了想，说这个好办，以后调到忻口去的部队，我都写清楚，专用于防守红沟，谅没人再敢不去了。

卫立煌的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陈长捷达到目的，从此也不再提请辞的话了。

不过毕竟还有不甘心的，比如有个叫陈铁的将领。

陈铁原在左翼，调到陈长捷这里后，被作为预备队。

虽说是预备队，可是谁都明白，那也是迟早得进入“鬼门关”的。

陈铁出身于黄埔第1期，资格不算浅，他鼓足勇气去找陈长捷，说我不想当预备队。

陈长捷愣了一下，然后很快告诉他，不想当预备队也行，那你就直接上去守阵地吧。

听得这句话，陈铁的整个脑袋都要炸了。

我没来之前就听说了，红沟阵地上一个师防一天就不能再打了，我只有两个团，看这情况，最多也只能守一天。因此，我不同意这个方案！

陈长捷一瞪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怎么样，想避战吗，别以为我不敢执行军法。

陈铁涨红着脸，咬了咬牙，横竖都是一个死，我愿意主动进攻，去收复失地。

陈长捷同意了。

陈铁拂晓出击，从日军手里夺取了阵地，而他果然也很争气，在那块阵地上坚守不止一天，而是超过了十天。

为了固守红沟的山头阵地，陈长捷陆续调集部队达到一百个团，近15万人，堪称北方最早的“百团大战”。最激烈的一天，竟有11个团被打光的纪录！

杨虎城被迫出洋后，他的陕军（第17路军）被改编成中央军系列，此时一部分也加入到红沟战场。

陕军里面有个娃娃连，顾名思义，连队里面全都是娃娃，当然他们不可能是那些家境殷实人家的孩子——但凡家里还能过得去，谁肯把自己年龄尚幼的小孩送去打仗。

这个娃娃连，实际是吸收流浪和穷苦儿童所组成的，算得上是个“三毛连”。

“三毛连”是为今后打仗储备兵员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放到第一线去。可是既然上来了，肯定也要让他们看一看战争场面，见识一下，所以指挥官就把这些三毛放在二线，让娃娃们只看不打。

然而战场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由于友军部队被日军突破，一股鬼子竟然钻进了二线，“三毛连”的阵地变成了一线，而且由于距离较近，必须拼刺刀。

如果“三毛们”扭头就跑，谁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毕竟是一群孩子，从没有打过硬仗，可是这样一来，前面的部队就要被鬼子包抄了。

好一群陕西娃娃，像黄土高原一样的硬气，竟然死战不退。一个年幼的小兵，由于个小力弱，被一大个儿鬼子兵刺倒在地，临死之前，他人倒枪不倒，依然直搠过去，愣是把冲过来的鬼子也挑了个透心凉。

结果，进入二线的日军没吓退“三毛连”，自己却被陕西娃娃兵给打垮了。

这是真正的大血战，即使你使用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些词汇都没法形容它的惨烈。

陈长捷的一名参谋到前线联络，亲眼看到敌我阵地之间的一座山沟里，竟然已经被累叠的尸体完全铺满，景象异常阴森恐怖，真宛如人间地狱一般。

刚刚都还是活生生的人啊，即使是久经沙场的老兵，看到这一幕，也会禁不住两股战栗。

本来战场是要进行清理的，可是双方谁都不敢下去清理，都害怕一脚踏上去，自己也会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

残酷的战争，把生命的价值高度贬低了，死去的人们，好像一脚踏上去就能踩死一堆的蚂蚁。

今日之红沟，已非生人境矣。

然而，即使置身这样的境地，也时见人的尊严在闪光。

一个连长在起身投弹时，一颗子弹从侧面射来，什么地方你不能射，偏射屁股，说都不好意思说，送下来抢救时，不管多疼，这个连长始终一声不吭。

一个排长挨了炸弹，下颌被炸碎了，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包扎伤口，而是掏出身边的小镜子照了照自个儿。

一照，完了，好好一帅哥被整得不像个人样，以后还怎么讨媳妇。

死了算了，掏出手枪，乓的一声自我了结。

陈长捷亲自督阵的执法队，六亲不认，对谁都不买账，但只要见到绥军中一支佩有“黄王团”臂章的部队，即来去自由，从不过问。

这个团的自我要求，比陈长捷还要来得高，轻伤是绝不肯下火线的。他们到后方，除了裹伤再战，就是去取弹药。

第46章 阵地战

板垣在拿下南怀化，并导致中央区域军师旅长都相继阵亡后，尾巴本已翘上了天，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对于一举攻破红沟也信心满满。

可是当他的三叉戟再次搠过来的时候，却意外地与另一股强力相撞，嘭的一声就弹了出去。

陈长捷举的是金花大锤，给力得很，碰上金花锤，板垣的三叉戟不好使了。

战局僵持不要去说它，关键是这样大规模的血拼，可用之兵越来越少，已渐渐不敷使用。

好好的一把三叉戟，由于刃角磨得光溜溜，几乎变成了一根三叉棍。

板垣这下苦了，他不得不蹲下身子，像一休哥那样暂时“休息一下”。

我的步兵哗啦啦地全冲上去，不是半途被炮火掀翻，就是在阵地前被撂倒，主因还在于特种部队未能起到原先那种地毯覆盖式的掩护效果。

特种部队都不行，还有什么可以给步兵作掩护？

在当了半天一休哥后，叮一声，板垣终于想到了。

还有阵地啊。

阵地是固定的，死的，但是我为什么不试试让它从“死阵地”做成“活阵地”，然后与对方阵地“无缝对接”呢。

想到此处，板垣一拍大腿，有了。

按照板垣之计，日军继续往前冲锋，但奇怪的是，他们冲到离红沟阵地四五百米时就停下来，不冲了。

不冲，是为了就地扎营，修建工事。

这时板垣已经在后方重建了临时飞机场，虽然距离远了，但来前线跑个两趟问题还不是太大。

日机在上面一轰，炮兵就要赶紧隐蔽，难以再对前方进行集中轰击，趁这工夫，板垣就把工兵调上来，步兵工兵一道干挖战壕的苦力活。

特种战失败之后，板垣要与陈长捷拼阵地战。

板垣的算盘打得不错，反正也就四五百米的距离，我今天两百米，明天两百米，后天不就可以靠近你们的阵地了吗，等“无缝对接”以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你碰也碰不得，岂不美哉。

可惜的是陈长捷却不会让他的对手这么爽。

白天你出力流汗，我不管，到了晚上，你就瞧好吧。

陈长捷派出突击队，悄悄地摸到日军那已开掘但还没掘好的阵地上，放上炸药包，帮板垣搞了几次全免费的大爆破。

世上建筑，通常营造难，破坏却相当容易。

晚上没了日机干扰，火炮也跟着一道轰，使得板垣的“对接工事”修了即毁，再修再毁，屡屡成为烂尾工程。

毁板垣工事的同时，陈长捷自个儿也在抓紧时间赶修工事，因为他知道，这才是阵地战中的固守之本。

板垣发现这边在猛挖战壕后，开始组织狙击手进行瞄准射击。这些狙击手的枪法很准，给守军带来了不小伤亡，有时挖着挖着，枪声响处，身子一歪就倒下去了，更有甚者，你脑袋只需在战壕外露一个角，子弹也会马上跟踪而至。

看来小日本平时还挺喜欢玩CS的，不陪他玩玩是说不过去的。

陈长捷也派出狙击手，对着干。

这位中方狙击手非常聪明，他把刺刀插在地上，然后扣一顶军帽在上面，给对方提供“弹靶”。

日方狙击手看到后，果然兴致勃勃地朝“弹靶”开起枪来，打得帽子一个劲儿摇晃。

这傻蛋肯定很得意自己的枪法，却不知道身体因此暴露，被一枪撂倒在地。

本来能通过“骗”的办法，干倒他一个已经不错了，中方狙击手准备收工，却没料想有人来拉尸体了，遂举枪再射，啪，第二个。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日本傻蛋一个接一个，接下来，又有人来拖死鬼子了。

狙击手来了兴趣，干脆奉送子弹，人人有份。

就像叼着同伴尾巴的老鼠一样，接二连三地一共来了七个，在地上也便倒了七个，至此再没人敢上来收尸了。

没人干扰，进度就快，陈长捷在红沟抢修的工事，有的甚至达到了三防（防空、防炸、防毒）的标准，绝对经得起板垣的质量验证。

板垣自己做“移动阵地”不成功，人家的工事又攻不开，动作越来越慢，也越来越乱，终于让陈长捷看出了他内里藏着的“那个小”。

这家伙没力了！

真是天助我也，此时不攻，更待何时。

陈长捷随后向卫立煌请令，欲调兵遣将，发动自郝梦龄阵亡后的第一次大反攻。

可是卫立煌此时不是要增兵给陈长捷，反而还要从他那里抽出部队，原因就是晋东的娘子关一线受到了很大压力和威胁。

起初，阎锡山和卫立煌都没有对娘子关的安危太担心，主要是认为石家庄尚有程潜领衔的一战区在守着，石家庄与娘子关仅为一墙之隔，前者没事，后者自然也应无忧。

退一步想想，就算一战区抵敌不住撤退，但仍可从侧面对日军进行牵制，这样里外夹攻，并不至于势单力孤。

可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大家都说刘峙怎么怎么不行，甚至有人骂他是“长腿将军”，到程潜守石家庄，还不如刘峙呢，尤其在卫立煌被抽调到忻口战场后，防守兵力更加捉襟见肘，未待两个回合就抵挡不住，不仅丢了石家庄，还跨了省，退到了河南安阳。

那个安阳离石家庄接近500里路，连放个炮，石家庄这里都不一定听得见，又有何牵制可言。

倭人用兵，最喜迂回策应，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也是如此。

他占领石家庄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派朝鲜龙山第20师团配合板垣的进攻，从侧面攻击娘子关。

娘子关在太原东侧300里，此关一破，太原即危，那就等于是断了忻口战场各部队的后路。

阎锡山和卫立煌赶紧做好最坏打算，从忻口战场把傅作义的绥军调出，让擅长守城的傅作义来部署太原防守，这就是陈长捷不但得不到援兵，还得反过来倒抽兵力出去的原因。

陈长捷这边少了兵，板垣那边却多了兵。

自带兵以来，板垣在南口击退汤恩伯，在平型关逼走晋绥联军，一时得到了日本国内的一致赞誉，其统属的广岛第5师团也被称为“钢军”。

可是忻口战役已历半月，他不仅未能突破陈长捷构筑的红沟防线，自己的“钢军”也被打得损兵折将，这让人们对板垣的指挥能力又产生了怀疑。

这厮究竟会不会打仗啊，不是沽名钓誉吧？

理解板垣的，还是他的上司。香月在派龙山师团策应的同时，又酝酿调一支援军给板垣。

派谁去呢？

这时候淞沪战场越打越激烈，日本统帅部确定将主战场由华北转至上海，香月已接到命令，第1军所属的熊本师团等部队即将南下，无暇再去帮助板垣。

到底是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出身，香月很快就想到了步兵旅团，于是便把步兵旅团萱岛联队拨给了板垣。

这个萱岛联队就是大红门伏击29军的那一支，也算“战功赫赫”，正好应板垣之急。

绥军本来担负着红沟阵地的一大块防守阵地，他们这一撤，不是谁都可以接替上去的，加上萱岛联队这么一冲，红沟防线立刻破裂，从南怀化到红沟敞开一个大口。

陈长捷无兵可补，只能把红沟以北先让给板垣。

就像跷跷板一样，陈长捷和板垣正好一轻一重，后者又得了势。

现在，陈长捷能据守的只有红沟以南了，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忻口肯定是守不住的。

到了这一步，除了砸锅卖铁，哪里还有他法可想。陈长捷能继续挖潜的，只有自己赖以起家的那个“工兵师”。

“工兵师”尽抽精兵，被推到第一线，与萱岛联队进行对拼。

板垣见陈长捷又发作起来，一时也大为惊慌，不惜动用火焰喷射器，依靠制造火海的方式来阻哀对方攻击。

陈长捷见状，则以土对火，组织工兵作业，一步步掘进坑道，一俟接近，便实行“对壕互击”，采用猛射、爆炸等方式，摧毁日军阵地。

这实际上就是地下坑道战的雏形。十几年后，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更把这种以土为战的打法推到了极致。

中日两大军事高手，犹如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和二郎神，各展其技，各施其能，你变鱼儿，我便做灰鹤，你变花鸟，我便做飞弹，你变土地庙，我就做拆迁党，旁人看得眼花缭乱，又不禁要为之拍手叫绝。

为了发动这次大反击，“工兵师”前仆后继，舍命相拼，两个团长，一死一伤，至此，陈长捷手下的四员将已打到一个不剩，而其兵员也从8000急速下降至2000。

遭此重击，板垣所部伤亡极大，最惨的是刚上来助阵的萱岛联队，2000多人打到1000，不得不换下去进行休整。这个在大红门欠下29军累累血债，使佟、赵都相继阵亡的“驻屯军”部队，终于也在陈长捷手下尝到了挨揍的滋味。

板垣扛不住了，遂从红沟以北撤回南怀化。

到10月底，双方攻守再次处于平衡，而这种久攻不克的情况，最吃亏的显然还是板垣。

他开始大批焚烧尸体，撤退伤员，种种迹象表明，日本“钢军”难以坚持，只消陈长捷再发动一次新的大反击，就可以将其从南怀化驱逐出去。

看到板垣如此乏力，香月迫不得已，又从华北方面军中继续抽调援军，以支援忻口战场。

板垣可以增兵，陈长捷却不能，北上的川军去了娘子关，所以他只能暂时放弃反击计划，但饶是如此，仍能与板垣形成相持局面。

就在此时，娘子关一线却再次出现了问题。

负责镇守娘子关的是黄绍竑。

黄绍竑，广西容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3期，新桂系三巨头之一。

三巨头之中，李宗仁有主将之才，白崇禧在参谋上颇有高见，与前两位相比较，黄绍竑也能打仗，但他更突出的特长和兴趣不是军事，而是政略，这在长城抗战时就表现出来了。

当时孙殿英也在长城一线据守，由于他的部队多为绿林出身，纪律很坏，沿途不是偷就是抢，惹得民间怨声四起。渐渐地，就有人说孙殿英早就通了敌，跟日伪有勾结。

何应钦听到传言后，马上命令扣发孙殿英的军饷和给养。黄绍竑认为如此做法操之过急，万一传言不确，就等于把孙殿英推到日伪那边去了，最后还得用一支部队专门去对付他。

于是他决定亲自去见孙殿英，一探虚实。

去了之后，听孙殿英唠唠叨叨说了一大通，但黄绍竑通过一句话就判明其绝无通敌之意。

孙殿英说，我怎么可能投靠日伪呢，要知道，我可是把溥仪的祖坟都给挖了。现在他正做着伪满的“执政”，我就是有这心去投他，他会容得下我吗，我这不是把自家脑袋往刀口上送吗？

这句话让黄绍竑得到了他最需要的答案：与溥仪结下的这个天大梁子，正是孙殿英不可能通敌的最大软肋。

黄绍竑当即宣布，补发孙殿英钱粮，但他同时又趁势扩大后者的防区，而孙殿英还不敢说一个不字——你自己都承认了，走伪满的路是自掘坟墓，不好好干的话，断了你的口粮，你就只有等死一途。

那次走访可谓黄绍竑生平的得意之笔，不仅一举摆平孙殿英，更重要的是通过防区调整，使傅作义得以抽出，这才有了后来的牛栏山阻击战。

第47章 阵地战（2）

当初为了支援太原会战，蒋介石四处征调大将至山西。除了卫立煌之外，他还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在平型关战役之前曾派到山西去探风的黄绍竑。

黄绍竑虽以政略见长，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就不会打仗。可是以往他在这方面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就在被蒋介石委任为作战部部长时，陈诚还来电，说黄某“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言下之意，这位在饭桌上凑合的，就不要到战场上来瞎搅和了。

陈诚这么说并非造谣，他是有所指的。“内战”者，当然是指以往的蒋、桂相争，“外战”云云，则大半说的是以前黄绍竑与何应钦搭档指挥的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确实是黄绍竑的一块难消之痛。战役输了，人家不会说客观的赢面本来就不大，也不会细细分析，考虑你黄绍竑当时负责的其实是政略这一块，干的是政委的活，军事全系何应钦指挥。

人们只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谁不是，最后仗没打赢，还弄了个屈辱的城下之盟出来。

黄绍竑嘴上不说，心里却一直憋着这口气，加上作战部虽有“作战”之名，本身却不属军事指挥的中枢机构，只是转接命令而已，不像白崇禧那样能直接参襄最高军务，干起来有时很不得劲。

蒋有要求，黄也正有需求，于是一拍即合，后者走马上任，到山西当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成了阎锡山的临时副手。

阎锡山分配给黄绍竑的活，是让他去考察一下娘子关。虽然一开始并没好意思直接提，说你得帮我守住那关口，其实意思已经在里面了。

黄绍竑看完以后却心里一凉。

在新桂系中，论打仗，他的名气虽远不如李宗仁和白崇禧，但也和李、白一样，从小上陆军小学，一路学的都是如何打仗，内战打过不少，所以绝不是一个生手。

与忻口战场相比，娘子关守军称得上是兵少将寡，可供调遣的部队很少，而且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排在120里宽的第一线，后面连个预备队都没有，倘若日军捅破一处，全线都会崩溃，这如何能让人心里踏实呢？

于是当阎锡山正式提出，要黄绍竑统一指挥娘子关守军时，他开始犹豫了，并推荐孙连仲充任。

要说打仗，孙连仲绝没问题，当年老西北军中的“韩石二孙”之一，没点狠劲儿是进不了排行榜的。但是中国人排兵布阵，不能光看场内，还得把诸多场外因素加进去。

孙连仲虽然如今也算中央军了，却是中央军中的杂牌，从其出身和资历来看，与川陕两军的那些头头脑脑也差不太多，人家如果对你不服气，这就比较难指挥。

理也是这个理，当初大家都是穿的开裆裤，干吗如今我非得听你的。

阎锡山对黄绍竑说，还是你来最合适，堂堂中央一品大员，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谁敢不服你。

黄绍竑想想也是。

一直以来，自己都有靠打仗来挽回声名的念头，眼前可不就是一个大好机会，虽然部队不行，但如果运气不错，偏偏还打好了，这不正说明你有一手吗？

那行，不过你得把孙连仲派给我做预备队。

此前孙连仲已经去了忻口战场。在得到阎锡山同意，把孙连仲转拨到自己麾下后，黄绍竑这才打马向娘子关驰去。

真正履任后，他才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

娘子关左翼是陕军冯钦哉，但是黄绍竑很难跟他取得联系，因为冯钦哉压根就没有架无线电台，你嘟嘟地发多少电波过去，只是有去无回。

当然不是说冯钦哉连个电台都买不起，他有，可是不用，主要还是怕上面一个指令下来，分他的兵。

黄绍竑无可奈何，不得不叹服这姓冯的真是老油条一个，都这种时候了，仍然还会跟自己玩花枪。

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还不能治冯钦哉的罪，毕竟他还在左翼守着。让人更为瞠目的是，冯某的运气好得出奇，娘子关一战从头至尾，日军就没有打过左翼的主意。

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当时日军的谍报特工技术是很牛的，在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的电报经常被其截获并破译。或许正是由于冯钦哉不用无线电台，所以使日军始终不明这方面的虚实，从而不敢轻举妄动，也未可知。若果真如此，算是瞎撞给撞上了。

龙山师团没有往左翼去，他是直奔娘子关正面而来的。

黄绍竑所能依恃的，是杨虎城的陕军，当家战将为赵寿山。

赵寿山的部队是杨虎城的直属师。他守娘子关正面，却没有把陕军主力放在关口上，而是置重兵于关口之外的雪花山。道理也很简单，如此可构成两线阵地，雪花山守住了，娘子关便守住了，雪花山如果不保，娘子关仍可坚持。

在忻口战场上，陕军便以勇著称，连娃娃兵都敢跟鬼子拼刺刀，赵寿山既是杨虎城的亲兵部队，自然更是硬汉一个，黄绍竑每次打电话给他，回复都是同样三个字：守得住。

在连日进攻娘子关正面无效后，龙山师团改变主攻方向，将其师团主力转向正面与右翼的结合部。

二者相交的地方，往往最为薄弱。这个最薄弱的地方，叫做旧关。

旧关其实也是娘子关，不过后来退居二线了，可以称为“老娘子关”。

老娘子关离黄绍竑的指挥部，仅仅三四十里路，一个不好，日军是完全可以在突破之后，将你的老巢都连锅端掉的。

果然，龙山师团很快就从这里撕开口子，而且缺口越拉越大。

等到第二天早上，黄绍竑醒来一看，日军竟然已经逼近指挥所的后山了。

黄绍竑赤手空拳一个，身边只有一些卫士，连自卫都勉强，哪有什么防御能力。

他赶紧找预备队，这个预备队，就是他跟阎锡山要来的孙连仲。

可要命的是，孙连仲的大部队这时候还没有完全调过来，仅有一个旅在车站上待命，而这个旅根本还不知道自己要待的是什么“命”。

黄绍竑赶紧打电话过去：别等了，你们要待的，就是我黄某的命，快来救命吧。

按照指挥程序，应该是黄绍竑命令孙连仲，孙连仲再指挥下面的旅，黄绍竑这是跳过程序，“越级指挥”了。

该旅赶过来后，总算在最后一刻把日军挡住，也真算是救了黄绍竑一命。

要堵住缺口，光靠一个旅肯定不行，黄绍竑又让赵寿山抽出兵力，向旧关反击。未料旧关的日军越聚越多，赵寿山一个不留神，不但没能解旧关之困，反而还把自己扼守的雪花山给丢了。

这是何苦来呢。失了雪花山，赵寿山再也不敢分神，全力去守娘子关正面要紧。

赵寿山一走，剩下来的那个旅更加吃不消，所设阵地亦被龙山师团冲破。

这个时候，孙连仲亲自赶到，可他随身只带了一个特务营，随后，那个不架无线电台的冯钦哉也赶来了，而这位老兄带来的，竟然也只有一个营，两两相加，不过两个营，不仅没能堵住缺口，反而都被龙山师团围在了娘子关车站里，你说晦气不晦气。

除此之外，日军骑兵部队还切断了娘子关的铁路线。

眼见情势如此危急，黄绍竑赶紧给太原的阎锡山打电话。

阎锡山收到紧急战报后，吃惊不小，赶紧会同卫立煌作出应变。

把绥军从忻口战场上抽出来，并由傅作义在太原部署防守。

但是老阎忘记了一点，黄绍竑给他打电话，除了报警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讨要援兵。

黄绍竑打了半天电话，却没能从对方嘴里听到一句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急得直跺脚。

现在连铁路都被日军骑兵给切断了，附近又没有其他部队可援，你先抽人过来打通交通线要紧。

老阎何尝不想抽人呢，可是整整一支绥军都抽来了太原，并导致陈长捷的防线动荡，再从忻口抽人的话，陈长捷也要撂挑子不干了。

你要人，可我没人啊……

就在两人在电话里一问一答的时候，忽然第三个人说话了：我们可不可以来啊？

注意，这第三个人的声音不是从阎、黄身边传来的，竟然也是从电话线里传出的！

很显然，有人在偷听电话。

老阎大为光火，这情报工作做的，你看看。

不过，这个声音对黄绍竑来说，却绝对意味着福音，因为人家要来拯救他了。

“偷听电话”的原来是陕军教导团团长李振西。

李振西原来是参加一战区组织的石家庄保卫战的。石家庄失守后，大家一窝蜂往南撤退，他们没跟得上，就转向了山西。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程潜的一战区认为教导团“失踪”了，阎锡山的二战区则根本不知道这是哪里冒出的神仙。

黄绍竑一听就乐了，这个神仙属于我，是我的。

当下，他也不管老阎高不高兴，先把李振西要过来再说。

李振西按照黄绍竑的指令，率教导团连夜赶到日军骑兵所在地。一看，这帮小子正在做饭哩。由于周围并无中国军队，所以他们连个哨兵都没放。

真是太欺负人了。教导团一个冲锋杀过去，打得鬼子骑兵们把刚咽下去的饭都给吐了出来，余部不得不重新退到旧关关沟里面去了。

李振西的教导团着实有些力道，不仅冲垮了鬼子骑兵，还把困在娘子关车站的孙连仲、冯钦哉给救了出来，并封住了关沟口。

重见天日，冯钦哉老皮老脸，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孙连仲却有些搁不住了。

要说打仗的本事，我孙连仲也并不比杨虎城差，怎么会反让对方下面的一个教导团给捞出来了呢。

一看，服气了。

陕军教导团是杨虎城用来储备军事干部的一个机构，说是一个团，其实人比一般的旅还多，一营就相当于普通的一团，而且尽是会打仗的“高级知识分子”，近战武器也不错，难怪能把鬼子都赶到沟里去呢。

孙连仲没发挥出威力，是因为他的主力战将池峰城没来。

孙连仲对李振西说，你再坚持两三天，池峰城就能赶到。当然，如果你能在池峰城到来之前，就把关沟内的日军都收拾了，甚至收复旧关，那就更好了。

李振西初生牛犊不怕虎，真的率部冲入沟内，并一举收复了旧关。

要守住旧关，还必须把对面几个山头都攻下来。

冯钦哉以前也是杨虎城的部将，说起来与李振西沾亲带故，为了表示一下，就刷地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纸，亲笔写上：教导团夺回一个山头，本人即赏大洋5000元。

冯钦哉出手如此大方，把个孙连仲都看傻了：什么时候，冯钦哉你变成冯财主了。

而后李振西打顺了手，一共夺取旧关对面的八个山头。

孙连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冯钦哉破财要破到家了，八个山头，一个山头5000，那得多少啊。

都等着冯钦哉掏腰包。冯钦哉却哭丧着脸：说好一个山头的嘛，却变成了八个山头，怎么赏呢。

大家以为他在说笑，白纸黑字，还有证人，八个山头你没法赏，一个山头总要赏，5000大洋总要掏吧。

没想到这姓冯的果然是脸老皮厚，他真的一个子儿不掏。

倒是黄绍竑觉得过意不去，自己拿3000大洋出来，犒赏了教导团的兄弟。

旧关是龙山师团的攻击重点，实在固守不易。几天之后，孙连仲给李振西打来电话：老弟，池峰城到了。

听到这个声音，李振西几欲泪下。

2000多人的教导团，加他一块，只剩下了一百来人。

第48章 漏洞

池峰城的挥刀上阵，使旧关防线得到初步巩固，但这并不能让黄绍竑完全放心，因为他知道眼前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要想持久，困难极大。

从小接受的军事教育，与常年内战积累的作战经验都告诉黄绍竑，接下来对手的兵力可能还会成倍增加，并且将从旧关这个结合部再次穿过。

这个漏洞要赶紧补，而修补的关键，仍然只能寄托于援兵的尽快到来。

黄绍竑亲自赶到太原，当面向阎锡山讨要援兵。这回他改变了策略，有意识地提醒阎锡山：假如娘子关不保，忻口也就打不下去了。

这句话很灵。老阎思前想后，决定把即将奉令调来山西的川军拨给黄绍竑。

黄绍竑却担心川军战力不够，他想要的，还是忻口战场上的部队。

老阎何等样人，那也是人中精灵。一听黄绍竑的意思，马上就把整个身子都伏在了桌上，不行不行，忻口正面的人马是无论如何抽不出来了。

他倒真不是小气。这时候香月又向忻口战场添了两个联队，你还要再抽陈长捷的部队，岂不是要人命吗？

不出所料，香月在发现单靠龙山师团仍无法攻破娘子关后，又加派第109师团参战，旧关附近的日军越聚越多，终于得以从池峰城防线的缝隙中穿过，一下子逼近了黄绍竑位于阳泉的指挥所。

就在这险峻一刻，川军的一个旅终于抵达阳泉。

刘湘在国防会议上发言时，有人还觉得他在放大炮，说过就算了，没想到刘湘回去后振臂一呼，川军上下无不响应，皆愿出川抗战。

出征时，川军共编两大集团军，北上的为邓锡侯集团军。邓锡侯虽为刘湘节制，但在后者未统一全省前两人却是冤家对头，邓某纯粹属于被打服了不得不低头做小弟的那种。

在四川给刘湘管着，成天低眉顺眼，宁愿出来换换空气，所以一说要出川抗战，邓锡侯第一个就出来了。

现在这个旅，即为邓锡侯的先头部队，但是看到他们，黄绍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冷，其他部队皆着棉衣，但这些四川兵由于来自南方，却仍然身着单衣草鞋，下面穿的竟然还是夏装短裤，尤其他们的武器差得要命，仍是“川中诸侯争霸”时用的那套东西，皆为川造土枪。

最常见的是步枪，也不知道是怎么造出来的，打完几发子弹后，必定要和20世纪80年代的黑白电视一样，这里那里出点毛病，非得狠劲儿敲打两下才能继续使用，有的连甚至只有两三支步枪能真正打得响，而且川军的步枪，十之八九都不配刺刀，顶多是再配一把大砍刀。

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川军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字：苦，而邓锡侯由于不属刘湘嫡系，则又苦上加苦，苦到让你无法想象，与之相比，陕军教导团的装备几乎都可以说是奢侈。

邓系川军之所以这么惨，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一直驻扎成都，外围水路皆被刘湘所控制，想买武器都买不进来，只能土法上马自己造。

本来阎锡山答应川军到达后，由他给予整补，可是晋东风声鹤唳，太原储存的弹药不是被他留下来做守城用，就是准备以后做“老本”的，哪里还能再掏得出来。

没奈何，他就编了一个借口，说是所有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都运到黄河以南去了，没法再追回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川军是来保卫山西的，老阎碍于情面，紧紧巴巴地送了几挺冲锋枪给川军。这点东西，对川军来说是杯水车薪，哪里够用。

所以站在黄绍竑面前的川军，就变成了如今这种“武器不堪杀敌，衣被难以御寒”的模样。

黄绍竑的心凉到了极点，但是眼下救急如救火，于是下令川军带着他们的“破铜烂铁”出击，以挡日军之锋。

川军虽既穷又苦，却斗志高昂，一说要出来打日本人，都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没一个怕苦或者怕死。

过去川军遇到打仗，士兵半路逃跑是常有的事，据说为防止逃兵，有的部队在士兵晚上睡觉时，甚至不让穿裤子——你总不能光着腚四处乱窜吧。

但这次北上抗日却是例外，基本没人跑过。瑟瑟冷风之中，穿着单衣的川军有的连草鞋都穿烂扔掉了，只能赤着脚在冰凌上走路，然而无一人畏缩不前。

在川军东渡黄河时，连当地老百姓见到他们这种单衣赤足的模样，都莫不骇然，争相以鞋袜相赠。

史书历历在册，川军不渡黄河，已三百年矣。

300年前，四川白杆兵也是从这里渡过河去，在沈阳附近与努尔哈赤率领的八旗兵浴血大战，那场战役，川军尽没，但赢得了骁勇善战的声誉。

300年后，白杆兵的后代来了，同样是跋涉千里，同样是风雨兼程，同样肩负着挽救民族于水火的重任。

接到黄绍竑的出击命令后，川军没有讨价还价，而是立即开赴前线，在离阳泉仅20里路的地方截住了日军。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可怜川军的这个旅竟只有两挺轻机枪，打着打着，有一挺还被鬼子的大炮给炸哑了。

机枪缺乏，步枪又不行，能做的也只有拼命了。

好在老西北军有例在先，打不过就藏起来，等到鬼子冲到近前，再呐喊一声，挥舞大刀，砍瓜切菜。

依靠大砍刀，好歹击退了日军，可这并不能持久。后者发现川军这个弱点后，马上把重武器调集上来。

大刀对机枪，犹如义和团对八国联军，一个旅马上去了一半，被迫后撤。

一个旅残了以后，紧跟着来了一个旅，同样是一到阳泉，就被黄绍竑填空当一样填了进来。

新上来的旅并没好到哪里去，短兵相接时，好多人不仅步枪上无刺刀，连大刀也没配备一把。

本能的反应是，拿枪托去砸。

可想而知，又一个旅残了。

第三个旅报到。

这个旅还稍好一点，稍好的原因是出川前，旅长自己花钱造了四挺机枪，而且这四挺机枪还蛮争气，从头到尾没出过大的故障，如此，总算是没让日军再攻过来。

这时候，黄绍竑在指挥作战方面的缺陷也渐渐显露出来，他的指挥系统变得乱七八糟。川军的每个旅奉命出击时，都完全不知道对手的番号是什么，有多少兵力，周围有没有配合协同部队，就是盲目地在那里守着。

黄绍竑下令时，要川军暂时受孙连仲指挥，可川军旅部联系了半天，也不知黄绍竑和孙连仲究竟在何处，有何新的指示。

本来开赴山西的川军有一个集团军，等陆续上来后，完全可以捏成一只拳头，但黄绍竑临阵过于慌乱，越级指挥过分了，甚至到了紊乱的程度。

集团军长官未到，他就命令军长，军长没到，他就命令师长，师长没来，他直接下令给旅团长，乃至营长，而在阳泉下车的川军，不管是团营，随到随走，在没有获得任何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给派到前线去了。

结果，川军建制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好好一个集团军，还没怎么打，就变成了“大大小小若干条无头之蛇”。

蛇无头，那是死蛇。

等师长赶到前线时，他的师打烂了。

等军长到达前方时，他的军没了人形。

等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亲自驾到时，整个集团军兵力还剩下一半。

真是层层剥笋，剥到后面，本来尚能一战的川军就不能再战了，唯有撤退一途。

邓锡侯可以怪黄绍竑瞎指挥，但公平地说，这支川军装备的无比简陋和战力不强，同样是战败的一大主因，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下，黄绍竑确实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川军无法像前面的陕军教导团那样发挥奇效，将突入的日军击退，孙连仲、赵寿山等前方部队就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只好跟着撤退。

10月26日，娘子关全线失守。

娘子关的失守，又导致忻口守军腹背受敌，处于后路被完全切断的险境。

11月2日，阎锡山和卫立煌下令忻口撤守。

陈长捷功败垂成，志不能展，亦唯有猛拍栏杆而已。

当撤军的那一刻，当最后一次默默注视被鲜血染红的战场，没有人能知道这位军事天才曾有多么惆怅。

忻口战役是他一生的顶点，从那以后，陈长捷再也没有能够得到指挥这种高级别战役的机会，尽管他是那么渴望。

第49章 漏洞（2）

谁会再让他来指挥呢，谁都知道他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疯子，谁都知道他是肯把自己的子弟兵都打到一个不剩的傻子——陈长捷只手打破了板垣战无不胜的神话，却也只手毁灭了自己的前程，确实称上是疯子兼傻子，而一个疯子兼傻子，终究是难以容于世间的。

后来阎锡山不要他，他去投了傅作义，而傅作义心机深重，也从来不把他当作自己的真正心腹。

晚年的陈长捷，以一把菜刀解决了自己，古来名将大多难有善终，只是如此惨烈亦为史上少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然而有那么一次能让人永远记住的精彩也就足够了。

传说中有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一切生灵的歌声都优美动听。

——《荆棘鸟》

11月3日，阎锡山主持二战区军事会议，讨论战守之策。

忻口守军南撤是不用讨论的，需要讨论的，是太原究竟应不应该死守。

老阎经营太原20多年，身家性命都在这里，自然不肯轻弃，主张死守太原，同时他要求将忻口、娘子关撤退的部队布防于太原周边，依城野战，把太原保卫战也组织成一场类似于忻口战役那样的大会战。

至于守城之将，老阎早就定好了，那就是先期从忻口撤下来的傅作义。

傅作义成名就成名在守城一役，当年他守卫涿州三个月，几倍于己的奉军都打不进来，不能不让人叹服。加上老阎在太原又储备了半年以上的粮草弹药（骗川军说已运过黄河），因此觉得守太原绝没问题。

黄绍竑身为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也出席了会议。他临阵指挥虽有缺陷，但在这些战略方针上，其眼光比阎锡山又要亮堂多了。

前线刚刚败退，士气极其沮丧，大家都在抢着往后撤退，如何还能再组织什么大会战。忻口战役，那是花了多少时间才组织出来的，就算想再一次组织会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如今娘子关一线的龙山师团距离如此之近，只消与南下的板垣来个南北夹击，所有撤退部队就都得给压迫在城下，让日军炖成一锅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傅作义守涿州，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啦，时过境迁，内战能和外战比吗，日军和奉军一样强？

不是说太原不要守，得守，但绝不是以野战来支持守城，而必须以守城来掩护撤退，撤退后获得休整的部队反过来还可以牵制日军，帮助守城，这样城池或许能守得更久一些。

应该说，黄绍竑这番话确实是真知灼见。在场的卫立煌、孙连仲开始都表示赞同。

可老阎又变回到了从前。

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忻口战役之前，他曾经丧失自信，转入“他信”，但在娘子关被突破后，不知怎么他又只相信自己了。

所有来开会的晋军将领，除了尚在忻口一线的陈长捷以外，平时大多唯唯诺诺，没有谁敢提反对意见。傅作义被托以守城之责，也不便说什么。卫立煌、孙连仲等客军将领见情形尴尬，索性不参与表态，在开会现场就半真半假地睡起觉来，一时间，会议厅的呼噜声此起彼伏。

整座大厅，争论的就阎、黄二人，一个二战区司令长官，一个副司令长官。

会议开到半夜，仍无任何结果，老阎心里本来就对黄绍竑甚为不满，认为要不是他指挥失当，娘子关那里出了纰漏，忻口守军又何至撤退，所以对黄的意见很不以为然。

最后他索性摊了牌。原来在开会的同时，他早已将命令下达到各部队去了，所谓开会，只是走个形式而已。

大家都很无语，但也只能照此办理。

黄绍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在二战区军事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包括龙山师团在内，日军已有一师两旅团到达太原东南，其中，龙山师团更跃跃欲试，一再向香月提出，要由自己来担负攻城之责。

假如按照阎锡山“依城野战”的打法，大部队都得被葬送在太原城下，日军只要在东南方向关上门，再扭上锁，你们一个都别想溜。

可是香月拒绝了龙山师团的请求，不但如此，还让其他部队也不要轻举妄动。

在太原周围布满日军的情况下，从忻口和娘子关方向撤出的部队已全无斗志，所以根本就不会停留，从城下一擦而过，谁也没有理会“依城野战”的命令。

龙山师团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中国军队从身边通过，急得两手直搓。

香月不是我们的人，所以他这么做绝不是替我们考虑，他是替另一个人着想。

板垣和陈长捷在红沟决斗，损失兵力达到一半以上，却仍不能撼动对方分毫，还差点被逐出南怀化，这使日本军政两界顿时响彻对板垣能力的怀疑之声。

板垣的“钢军”是香月经常放在嘴里吹嘘的部队，他当然要力保板垣，因此便作出了一个在军事上极其反常的决策，即放着最近的龙山师团不用，让板垣来攻太原。

如此安排，便可让板垣独得攻取太原之功，摆脱外界质疑，也算用心良苦。

等板垣到达太原城下，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了，城外的各路部队早就退了个一干二净。

本来说“依城野战”，现在只能是傅作义“孤军守城”了。

卫立煌在后撤时，曾劝傅作义，既然“依城野战”已经流产，后撤部队又支援不了太原城，仅凭孤军是守不住的，不如改变计划，一同南下。

可是事已至此，傅作义却实际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对黄绍竑、卫立煌等人的意见，他不是没有同感，然而阎锡山既将守城之任交给他，很多人也相信他能守住，无非还是因为他有善守之名，这是傅某立身之基。如果胸脯刚拍在前面，后面就掉转屁股想溜，不光违反军令，为将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以后还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以前在涿州守了三个月，现在少说点，半个月总得守吧。

傅作义决定封城。封城之前，他说，我们这是躺在棺材里，就差盖盖子了。

本来这话是为表示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的。但此时受到外面兵败如山倒大气候的影响，军心士气已经不振，所以得到的反馈，却是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不愿“躺在棺材里”，连夜越城潜逃了。

板垣到达太原城外后，派出使者，要求傅作义开城投降，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

11月8日，板垣开始攻城。

一攻，城里就乱了。乱源，首先是傅作义的一个副军长，后者借口巡视，骑着马跑了。

一个副军长跑了，本来还不影响全局，但是在城内极其紧张的空气下，由于副、傅同音，“副军长走了”竟被误传成了“傅军长走了”，使得其他人惶惶不知所从。

很快，戒严副司令也落荒而逃。于是，“副（傅）司令走了”更是令城中乱中添乱。

大家之所以敢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固守太原，其实全指着傅作义的那点威名，现在听说傅作义也“走了”，谁还能再坚持得住。

绥军虽素有能战之名，但经过忻口战役，实际已沦为破损之师，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守城决心动摇，傅作义纵有过人之术，如今也已徒呼奈何，当下急得两眼通红。可是此时此刻，那个“走”字却仍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毕竟满打满算，太原守了一天还没满呢。

最后撤退的命令是由参谋长代签的，然而肯定是得到了傅作义的默许，不然没人敢这么干。

傅作义出城撤退时，窘迫到身边只有一个兵，而他在过河时，鞋被陷在泥沙里，不得不赤着脚趟过河。旁边的小兵给了他一双布鞋，由于傅作义脚大，穿不进去，只好把前鞋口割开一个缝，才没有落到军长光着脚跑路的地步。

仅仅一天工夫，太原失守，让板垣白捡了一个皮夹子，声誉迅速回升，又成了“日本国第一名将”。

太原虽然失守，但阎锡山和傅作义都没有离开过北方。

阎锡山曾一度过黄河到陕西避难，不过很快又回到了晋西，回来之后继续拿起算盘噼里啪啦地算，并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又拒蒋，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需要，为了保住他的山西地盘。

傅作义则厉兵秣马，没有一日忘记过要洗雪前耻。两年之后，他返回草原大漠，随即创造著名的五原大捷，让人们又重新领略到了这位射雕英雄的好汉本色。

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既定轨迹继续走下去，他们绝无改变。

第50章 夭折了的速度

南方的战火还在继续燃烧。

燃烧的地方在上海，仿佛是五年前“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继续，所以也被称为第二次淞沪会战。

的确是太相似了，连中方指挥官都和过去一模一样，他就是当年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

对于“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结果，张治中和蔡廷锴的心情当时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既无比伤感又心有不甘。

第5军是半途之中才参战的，张治中因此认为，主要还是准备和力量都不足，若再弈一盘，未必不能取得胜局。

1936年2月，南京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长官。

所谓准备，是秘密的准备，不仅不能大张旗鼓，若是透出一点风声让日本人知晓，没准还会惹出祸来。

张治中的公开身份仍然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教育长办公室旁边另挂了一块牌子，名曰：高级教官室（高教室）。

随后，张治中又在黄埔军校挑选了一批学生，文武兼有，充作“高级教官”。

教育长挑选和安排教官，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张治中对“高级教官”们还有班规：绝不允许把高教室的事情给泄露出去。

给学生上上课而已，能有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秘密大了，因为“高级教官”们并不是在上课备课，而是在办公室里研究怎样对日作战。

没有人知道，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却是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司令部！

高教室原设在南京，后来出于实地侦察的需要，又迁往苏州，这么一来，再叫高教室好像就不怎么合适了，遂改名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带着学生出来野营，所以建了一个流动性的临时教务室。

无论高教室，还是野营办事处，张老师实行的都是机关学校化，就好像大学里的博导带研究生，前者出了课题，后面这些学生便带着课题去研究和实习。

实习的主要区域，当然是大上海。

张老师出的第一个课题，叫做如何攻。

攻，具体来说就是攻虹口，要点在熟悉敌情。

这回你派保安队都没用了，因为保安队也不能进入日租界。只有让学生扮便衣，分批进入虹口，然后逮着机会就把海军陆战队所在的那些街垒和地堡都一一画下来，并按顺序统一编号，标志在1：5000的地图上。

除此之外，又按照侦察情况，另外编一本册子。在这本册子上，详细说明每个据点通道的位置，射击朝向，有多少兵力，里面可能配什么武器，全都十分具体。

张老师出的第二个课题，叫做如何守。

守，具体来说就是守闸北，要点在修筑工事，但是按照“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正规军是不能公开进入市内的，更不用说开着工程车去了。

张治中采用了一个办法，即把学生们化装成保安队，利用这个通用身份证到闸北一带修筑秘密工事。

既然叫秘密工事，当然不能让别人看见，得筑在房间里。要说这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毕竟是大上海，哪有一帮大老爷们在民房里搞装修，而一点风声都不漏的。

但是张治中在上海找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有了此人，一切水到渠成。

他就是杜月笙，别看人家是黑社会老大，但特别爱国，不光帮着租房子，甚至还把自己家的房子都让出来，给部队修工事。

于是，在闸北一带就多出了很多神秘的房子，外面看看跟普通民房没有什么区别，但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充斥着钢筋水泥掩体。

这些掩体，采用的是分解式设计，也就是像我们搭的积木一样，可以零拆。它们也不是到了上海才临时浇注的，而是先在后方造好，趁晚上运进上海，然后再组装起来的。

至于为什么要把攻放在守前面，则是因为张治中注意到了当时由德国顾问们引入国内军界的一个全新战术理论。

它的名字，叫做闪击战。

德国是军事大国，这个国家的军事理论往往都能引领世界潮流，连日本人都得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当学生，其为外人所熟知的迂回包抄战术就是德国老师教的，此后他们便一直靠这个战术混饭吃，竟然也能做到打遍东亚无敌手。

军事家们看德国，就像是现在服装设计师看巴黎，如果你不知道或不了解那里的最新信息，毫无疑问就意味着被淘汰。

到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军事理论不断花样翻新，迂回包抄都算过时了，更加注重速度和效率的闪击战浮出水面。

一般而言，迂回包抄需要你有压过对手的资源和能力，这也是日军为什么在东亚能一抄一个准的原因所在，因为你弱他强。

闪击战则不同，它往往对弱者有利，可以做到以弱胜强，比如绥远战役实际也具备一点闪击战的影子，傅作义能摧毁兵员总数比他多得多的伪蒙军，全在于一个速度——对方还没有完全坐好位置，就已经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一·二八”淞沪会战，守了半天庙行仍然没能守住，这回不守了，日本人不来上海便罢，要是再来，我必用闪击战先把他给打趴下。

“七七事变”以前，张治中因病赴青岛治疗，听到卢沟桥那边打了起来，他立刻意识到上海也可能有事，当下不顾医生劝阻，便风风火火赶回南京，接受了京沪警备司令一职。

张治中在他的“野营办事处”设有专门的情报研究机构，通过情报分析，他判断，日本人迟早还是要进攻上海，现在没有动手，只是因为北方战事尚在继续，一旦对方完全占领华北，上海就是下一个目标。

既然早晚都是一刀，为什么我不先捅他一刀？

这一年多来，张治中一直都在不停地跟学生们探讨对日战略战术问题。

他说，我们对付日本人，一共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打我，我不还手，比如“九一八”；第二个时期，他打我，我才还手，比如“一·二八”和长城抗战；第三个时期，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先发制人。

这当然与张治中对闪击战的认识大有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闪击战就是奇袭战，实际上也就是先发制人。

张治中判断日本人要在上海动手，来自于两个迹象，一是“虹桥机场事件”，日军强闯飞机场被中国卫兵击毙；另外一个，则是日本海军第3舰队汇集于黄浦江及长江下游，上海风云突变。

这一切，几乎就是“一·二八”前形势的翻版。

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张治中跟当年的蔡廷锴所处环境条件有了很大差异，后者的第19路军毕竟就驻在闸北，而张治中所能调动的德械师主力却全在苏、锡、常一带，离上海郊区都有很远一段路。

但是南京统帅部指令刚刚下达，张治中一夜之间便率87、88两个德械师开入了上海市区。

第二天早上，上海市民一觉醒来，竟然发现满大街都是头戴德式钢盔的正规部队，仿佛是从空而降一般，不由得个个惊喜交集。

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如此神速？

闪击战的第一个要素是速度。

中国军队的机动效率向来很慢，张治中能一下子把分针拨到这么快，缘于他已将京沪线的火车和汽车都尽可能集中起来，集中装运，集中行动，速度想不快都不行。

速度有了，下面就要奇袭，张治中本定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展开攻击，乘日本海军陆战队还未回过神来，就来个一扫而空。可是关键时候，南京政府又突然犹豫起来。

犹豫是出于外交的考虑。

在上海的中立国提出了24小时调停建议，8月13日尚在24小时范围之内，所以蒋介石想再等一等。

8月14日，“八一三”淞沪会战才正式打响，此时离张治中进入上海市区已过去了整整两天。

就像张治中所分析的那样，日本人要打完华北才能顾上海，所以才没马上在上海重开一局。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虽然已做好输送日侨回国的准备，但请战报告一直未在米内海相那里得到批准。

张治中倘若能如期闪击，击他个措手不及是有可能的。

恰恰是两天的停顿，给了长谷川清以时间，使他得以从容部署防御。

第51章 夭折了的速度（2）

德国人的闪击战后来之所以能成功， 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 是因为希特勒以外交掩护战争，外交为次，战争为主，而当战争为外交所误，任何奇袭或高明战术都难以获得成功的可能。

不过由于当天出动的是孙元良第88师的主力精锐，所以虽是攻坚，但仗打得总体还不赖，尤其是黄梅兴旅攻击能力很强。

黄梅兴外号人称黄老虎，端的是位虎将，他从左翼旋回，猛地向海军陆战队撞击过去，顿时把后者撞得龇牙咧嘴。

接着，黄梅兴又采用“逐次前进”的方式，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把对手往墙根里面逼。

这边“逐次前进”，那边就得节节后退，退到最后，长谷川清不得不把特制的钢板防盾都拿出来，以遮挡前方如雨的枪弹。

到了中午，黄梅兴越战越勇，已经打到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附近。战场之上，日军遗尸遍地，剩下来的人，有的躲进司令部，有的则慌不择路，逃进了公共租界。

如果是闪击，战果会更大，但在变成攻坚之后，一遇较为坚固的障碍，前进就十分困难。黄梅兴不管打得多么顺手，实际的据点却并没有拿下多少，他自己也在当天的战斗中殉国。

晚上，张治中接到政府命令：不可进攻，待命。

当然又主要出自于外交上的考虑。

接下来的两天，都是“待命”，只能做一做攻击准备。

随着时间的延续，张治中感到这样不行，日本海军陆战队会得到增援，援兵一到，阵地战就更加难打了。

无论如何，要在对方援兵登陆之前，先把岸上的这些据点多拔掉一些。

8月17日，张治中请得旨意，遂发动第二次总攻。

他将这次总攻命名为“铁拳计划”。

已经两天没有大的动静，长谷川清必然会有所麻痹，现在我再给他来个闪击战，一定能用铁拳把他打到崩溃。

铁拳所向，果然凶猛。

在铁拳行动中，张老师“如何攻”的课题成果被付诸实践。

攻击部队按照当时画的地图和册子，很容易就找到了陆战队的地堡。围住之后，先用步兵“清场”，解决周边的陆战队，接着炮兵轰击，要是炮弹轰不了，再用工兵爆破队去炸，十八般武器全使上，反正非把这个地堡从名单上清除掉不可。

8月17日那天，光王敬久第87师就一口气打下了近10个地堡，吓得日军都不敢待在小地堡里，纷纷缩到大据点里面去，有的连头都不敢露一露，唯恐被流弹所伤。

张治中除听取通信兵报告推进情况外，还要求每占领一个据点，就要将街道门牌号码拆下以做凭据。

最后一块门牌没法交，因为部队已经打到黄浦江边了！

可问题是，小地堡好打，大据点难攻。

长谷川清围绕大据点，事先在每条道路上都放置了很多坚固障碍物，并以坦克战车作为活动堡垒。

又有死堡垒，又有活堡垒，闪击战也因此虎头蛇尾，终于又变成了攻坚战。

张治中亲自在前线督阵，指挥炮兵对大据点齐射，射是射中了，但目标坚固得很，就是毁它不掉。

不过当天的总攻，仍然是两次总攻中最出色的一次。

除了“铁拳计划”较为突然和犀利外，中国空军的强力支援也是张治中发挥出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空军的压迫下，海军陆战队十分狼狈，高射炮拼着命地往上打，真是声如连珠，弹发如雨，简直比过年晚上放爆竹还热闹。

空军如此神勇，却是原来大家都想不到的。

“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在庐山紧急召见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

上山的时候，毛邦初的额头不断落下汗珠。

你不要以为毛副主任是因为爬山累出了汗。事实上，他人坐在滑竿上，根本就不用费什么力气，可就这样，毛邦初出的汗竟然跟抬他的轿夫差不多了。

在见到蒋介石后，这位老兄大汗淋漓的秘密终于露了底。

蒋介石问他，我们现在有多少架飞机可以应战。

毛邦初回答：91架。

一听这话，蒋介石的脸当时就红了，通红。

为什么只有91架，航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我看过，明明有500架，怎么只有91架能打仗，其余那400架呢，你给我藏到哪里去了？

当时与毛邦初同上庐山的还有一个人，还是一个美国人。这位老外来华不久，他没想到堂堂国家元首会发这么大的火，尤其还当着自己这个老外的面。

震怒之后，蒋介石稍稍平息了一下情绪，转而侧过身子，问美国人调查情况如何。

他大概希望眼前这位老美能推翻毛邦初的结论，然而对方的回答却再次给蒋介石当头一击——我认为，“毛将军”的数字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这事完全怪不得毛邦初。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意大利人的混事。

当时中国主要聘请两类洋顾问，一类是德国顾问，不消说主要是教陆军的，而他们确实有才，帮了不少忙；另一类则是意大利和美国顾问，他们是教空军的。美国顾问开始只负责一个中央航空学校（中央航校），其他大多由意大利顾问执教，后者甚至一度把持了航空委员会。

可是意大利人的水平实在欠奉。

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二战中，意军站在德军旁边，总让人觉得很不匹配，颇有些伪军跟在“皇军”后面跑腿的意思。若要论军事上的才能和实际战绩，二者更是相去甚远。

意大利顾问烂，偏偏航空委员会的那几个头头脑脑水平也不是特别高。主任周至柔出身于保定，副主任毛邦初毕业于黄埔，都是学步兵的，一个科班出身的都没有，他们自己肚子里的那点货就有限得很。

于是，更烂的只好听烂的。

知道航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里为什么有500架飞机吗？

那是因为自造册以来，飞机从来就有多无少，竟然没有一架注销过！

飞机这东西不比其他，那是需要一直更新换代和维护保养的。可是哪怕这架飞机已经毁掉了，或者完全是一个空架子，如同废物一般，它还是能堂而皇之地被作为可用飞机登在飞行档案上。

蒋介石看到的正是这本登记册，在那本册子上，中国空军的实力凭空整整“膨胀”了四倍之多。

蒋介石当初在军校里学的是炮科，他的空军知识也不多，所以转眼之间喜剧就变成了悲剧。

若论空军知识，他那位被称为“空军之母”的老婆倒是很强。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宋美龄就插手空军，经过西安事变，蒋氏夫妇更加认识到空军的重要性，这么一支空中特种部队，绝不能轻易假手于人，于是宋美龄就顺理成章地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实际执掌了空军大权。

根据相关记载，宋美龄本人还有些轻微晕机，而且她原先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美德等方面的教育，在空军领域完全是个门外汉。

但知识可以学。宋美龄是个性格非常要强的人，这一点酷似其兄宋子文，她订了很多航空技术刊物，天天啃，日日记，时间一长，大到飞机设计和性能，小到小零件的孰优孰劣，竟然都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

即使在当时的军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凤毛麟角，所以说，宋家出能人这句话还真不是虚的。

宋美龄虽只是秘书长，但她对空军的管理却比周至柔、毛邦初还要细，张口闭口都是“我的空军”。据说，她对空军的每架飞机、每个飞行员都能做到了如指掌。连当时的老外都知道，“蒋夫人”是空军这支精英部队的实际掌控者，而如果谁要鬼迷心窍，想要从中贪上一点或做“行窃者”的话，必被处以极刑无疑。

有第一夫人亲自关照，空军日子自然好过。特别是在两广事变后期，两广空军归并中央，中央空军编制空前扩大。

可是宋美龄渐渐发现，大是大了，却很虚，里面问题不少，这让她很是头疼。

她问身边的一个美国顾问：你们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就把中国空军改造成一支像样的军种？

这位美国顾问是退役的老飞行员。他想了想说，有一个人，这个人长相酷似老鹰，你把他请过来，兴许就能OK。

宋美龄毫不犹豫地向“老鹰”发出了邀请函，请其来华。在信函中，她承诺对方，一旦来华执教，将可以得到这个国家所能给予的最优厚条件和待遇。

此次庐山见面正是出于宋美龄的安排，表面看来是考问毛邦初，实际上是向自己的丈夫引荐海外高尖人才：中国空军，将在这个美国人手上得到回炉再造！

美国鹰，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第三卷 落日孤城

第1章 鹰击长空

宋美龄请来的这只美国雄鹰，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纳德。

在来华之前，陈纳德在空军领域已有相当造诣，只不过那种特有的美式天才性格阻碍了他在国内继续发展而已。

美利坚确实是个出天才的地方，因为这里到处张扬着个性。

先说一件小事，关于军训的事。

我以前也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军训，很不幸，连一个正步都走不好，结果被教官提溜出来训了一顿，那脸丢得够大。陈纳德的正步走得足够好，可他认为很没意思。

我们军训的时候，唯恐教官注意自己，他却唯恐自己引不起教官的注意。

怎么办呢，有办法，恶炒。

这哥们儿当即把裤脚高高卷起，露出他那多毛的大腿，想用这种办法提高点击率，以便“万绿丛中一点红”，达到吸引教官的目的。

教官果然盯上了他，只不过人家是个老古板，大概也从不上网，对这种“搏出位”的做法不仅不感兴趣，还非常反感。

教官当着学员们的面，很直接地对“裤脚帝”说：陈纳德，你一辈子也当不了军人！

老美也是有档案的，到陈纳德第一次申请加入航空学校时，人家看了档案，发现了他的“劣行”，马上给了一句毫不客气的评语：该申请人未具备成为成功飞行员的条件。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陈纳德日后不仅做了军人，还成为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的一流飞行员。

天才嘛，岂能用正常人的眼光去衡量。

不过他的性格可一点没变，还变本加厉。

有一年，举行飞行特技表演。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走过来，请求飞行员们捎上她，说是有生之年怎么也得到天上去转一转。

这不是客机，大伙是在玩特技，你都祖母级了，这么大年纪，要是飞着飞着头一歪可怎么得了，所以一开始没人敢答应。但是经不住老太太再三哀求，一个飞行员终于同意载她一程。

接下来，特惊心动魄的事发生了。

飞机在滑行过程中，突然向边上一晃，说时迟那时快，飞行员竟然被摔了出来。

全场观众都惊呆了，直呼老太快下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飞机以离弦的速度向前冲刺，随后飞上蓝天。

只一会儿，飞机开始翻着跟斗，从半空中俯冲下来，几乎要碰着地面了。

现场一片惊呼声，很多人闭上了眼，可怜的老太啊，你何苦来哉。

可是当人们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却发现，飞机并未坠毁，反而又奇迹般地拉起，随后便出现了让大家瞠目结舌的场面：这架没有飞行员的飞机竟然在天上展开了类似于杂技一样的表演，旋转，筋斗，空翻，倒立，什么惊险它来什么，尽是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花样动作。

难道飞机被上帝直接操控了？

当飞机重新降落，“祖母级老太太”卸去装束，露出真容，原来他才是今天的主角——“空中魔术师”陈纳德。

光是飞行技术棒，还不足为奇，真正让人叫绝的是，陈纳德对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进行了一个相当大的颠覆。

在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

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

我相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

然而这个时候的美国空军暮气沉沉，真的活像个“祖母级老太太”，他们不仅不采纳陈纳德的建议，还很烦他，希望他早点退休。

这是真正的“早退”，陈纳德时年才44岁，正是一个人经验和能力最旺盛的时候。

他虽然人还在美国航空队里面，但这种寂寞的滋味实在难熬，更何况就算这种滋味也在倒计时了。

心，满了又空，一个人满街游走，却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停留。

难道就要这样在碌碌无为中度过“晚年”吗？

他不甘心，却又十分无奈。

此时苏联人第一个盯上了这个空军奇才，苏联军事考察团在看过陈纳德率队表演的飞行特技后，立即私下邀请他去苏联执教。

陈纳德头脑很清醒，他当时就预感到美苏两国今后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因此并不想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未来的“隐性敌人”。

但这些话是难以说出口的，陈纳德就想了个办法，故意把执教条件抬到离谱的地步。

他想，对方肯定会一口拒绝的。不料，苏联代表竟然全部应承下来。

无论多么苛刻的条件，都没有问题，只要告诉我们，您什么时候可以起程。

陈纳德很无语。最后实在拖不下去，他只好把对方的邀请函全部退回，以示自己的婉拒决心，这才使事情得以了结。

苏联没了机会，我们就有了机会。

20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

不抢还行。

在宋美龄所发来的邀请函中，有一句话让陈纳德格外动心：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

Very good！

先去看看再说。

1937年5月，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

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却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

当然是为了保密。

但是在深入了解之后，陈纳德发现，中国空军果真就像个亟待开垦的荒原。

“登记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为什么那400架都不能用，你说从北洋政府手里接收过来的飞机吧，什么美制“可赛”，德造“容克”，确实太老了，不中用，这还情有可原，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新的，比如刚刚从意大利订购的“布瑞达”，刚买来没多久也不能飞了，这能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东西真是够差劲。

当时在南昌还造了一座飞机修配厂。可是在意大利人指导下装配出来的飞机，在陈纳德看来，简直是“害人的陷阱”。所谓的轰炸机，更是等同于废物，至多只能当运输机用。

可就是这样的“陷阱”和废物一般的运输机，竟然都堂而皇之地载入了“500架名录”。

当初，陈纳德答应的是做三个月考察。一转眼，三个月已经过去，他这才发现中国空军的问题大大超出预计，解决起来十分棘手。

按照合同，他在把所有发现的问题交给中国人后，就可以打道回府，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已经算是很尽职了。

但是一个突发事件使他临时改变了主意，这就是“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爆发时，陈纳德正在洛阳航校进行考察。

他意识到，此时此刻，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留下来。

陈纳德随即给蒋介石发去电报：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尽管吩咐。

两天后，蒋介石回电：非常感谢，请立即奔赴南昌，去主持那里的战斗机训练。

让陈纳德没有料到的是，南昌之行却成了他这一生都不能忘记的噩梦。

大多数飞行员除了起飞和降落，其他技术动作都做不了。陈纳德亲眼看到飞机在空中打着转，一架接一架掉下来。一天之内，竟发生了五起机毁人亡的事故！

这不过是基础飞行训练，难以想象，那些意大利教官们都是怎么教导的。

一了解，原来意大利人平时就只教飞行的ABC，而且他们对航校学生的要求松得可怕，就像现在的国内大学，只要进得此门，管你如何，一律可以顺利PASS。

我们在学校里念书念得不好，可以继续补课，到了天上，连补课的机会都不会有。

飞机不行，飞行员更不行，如何跟人家进行空战？

陈纳德变得心情恶劣，这种情绪一直伴随他和毛邦初登上庐山。

喜剧变成了悲剧。气急之下，蒋介石恨不得把毛邦初给一枪毙了，但是毙一个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蒋氏夫妇都把目光转向了美国人，他们需要眼前这个救星。

陈纳德鼓起勇气，把自己在路上考虑的方案和盘托出：完全改造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但我可以部分改造。

陈纳德讲了20多分钟，蒋介石听完之后站了起来，望着他，慢条斯理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回转身走进了里屋。

陈纳德刚来中国不久，对东方人说话处事的含蓄方式还不太能够适应，倒是宋美龄很快笑着解除了他心中的疑团。

你的方案通过了！

陈纳德，这位大洋彼岸的怀才不遇者，终于可以撸起袖子干了，他将以一位“美国农民”的身份，实际执掌中国空军的指挥权。

第2章 出师未捷

1937年8月13日，在南京中国空军总部，陈纳德熬夜干到凌晨，制定了空军的第一份作战计划。

目标：轰炸日舰。

空军就是要配合陆军作战，黄浦江江面上停泊的日舰对中国陆军的威胁委实不小，“虎将”黄梅兴就是中了日舰打出的炮弹而阵亡的。

显然，目标定得很准，就看效果如何了。

效果很糟，糟透了！

那天上海的天气条件不好，下面看不太清楚，难以进行高空轰炸，这一点是陈纳德起先没有想到的。

不能炸，那就返航呗。

没有一个人愿意返航，都憋着劲儿要炸它一艘，立一大功。

轰炸方式一共两种，高空行不通，便只有降低高度俯冲了，可问题是，所有轰炸机飞行员只接受过7500英尺高度的训练，低了根本就没怎么练过。

飞行高度很快降到1500英尺，这下可坏了事。

在下降的过程中，他们不知道要控制航速，不知不觉竟然开到公共租界上空来了，而避开租界曾是陈纳德在命令中再三强调过的。

更严重的是，飞机上的轰炸瞄准器也没有进行重新调整，大家都以为自己罩住了日本军舰，谁知瞄准的却是公共租界的中心！

毫无疑问，炸弹下去，死伤惨重，不过损失的不是日军或日舰，而是中外平民。

陈纳德使足力气一个大脚，结果射出去的却是地地道道的乌龙球——除了误炸公共租界外，真正的目标日本军舰安然无恙。

我的上帝，这怎么可能？

陈纳德马上开起一架飞机亲自到前线察看，本来想去出事地点上海，但在长江上空他停住了。

眼前正有三架中国轰炸机在进行俯冲轰炸，并且炸弹已经击中了一艘军舰。

太棒了，不管怎么说，总有那么一脚射进对方球门了吧。

陈纳德的飞机上贴着中立国标志，没有任何作战设备，但他艺高人胆大，冒着弹雨从军舰旁边一穿而过。

一看，人差点没一个倒栽葱从飞机上摔下去。

军舰甲板上的标志又大又明显，原来竟是英国巡洋舰。

陈纳德气得扭头就走。

回到南京机场一看，自己的机翼上全是弹孔，原来也中了招。

英国舰你们炸，我这架“中立国”飞机你们也打，长眼睛都是干什么用的！

美国人怒吼一声，给我飞机上装机枪，马上装。

他瞪着刚刚返回的轰炸机飞行员：还等我给你们发勋章吗，下一次再让我看到你们中有人朝我开枪，我立刻把他给打下来！

首轮就没能成功，这让陈纳德颇受打击。

事到如今，也不可能再手把手地教飞行员们如何俯冲轰炸了，还是得靠战术才能制胜。

这个战术就是：用战斗机来对付轰炸机。

陈纳德是个有心人，在应邀来华之前，他曾秘密潜入日本，搜集了关于日本航空队的第一手情报。

这些情报让他心跳不已，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而且对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

你们学什么不好，要学这个，看来不倒霉都不可能了。

陈纳德据此作出判断，日本轰炸机前来进攻时肯定不会使用战斗机护航。

早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前，陈纳德便集中挑选了一批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使用最好的飞机机型，进行突击训练，而训练的内容只有一项，那就是对付轰炸机。

中国空军一共有三个战斗机大队，所谓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大部分都集中于四大队。

四大队从中队长、分队长到普通飞行员，都毕业于中央航校。这个航空学校是美国顾问的大本营，接受的是美式教育，而且训练和考核都很严格，绝不是意大利教官闭着眼睛点个头，就能顺利拿到文凭的那种，因此他们就顺理成章成为中国飞行员中的佼佼者。

至于最好的飞机机型，当数美国鹰式飞机（霍克式飞机）。它们属于那91架可用飞机中的王牌，绝非意大利烂飞机可比，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一机型确实是中国空军最犀利的作战武器。

正所谓好马配好鞍，两个“最”加一块，那矛就不是一般的亮了。

在聪明的学生面前，洋老师倾其所有。这就是陈纳德在庐山上向蒋氏夫妇所承诺的“部分改造”。

他没有白下工夫，很快就在第二轮收到报偿：“八一四”空战大获全胜。

“八一四”空战的胜利，除了陈纳德战术运用得当外，还与另一位传奇人物有关。

在飞行员中，最优秀里面还有最优秀，宝塔尖上站着一位——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此后被誉为中国空军“天神”。

高志航的人生经历很坎坷，他曾经是东北空军中的一员。

跟19路军中的翁照垣一样，高志航的飞行技术也是在法国学的，只不过老翁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他的陆军起点，而高志航却因缘际会，成了不世出的空中骄子。

高志航19岁就成为少校飞行员（陆军衔），看到这里，陈纳德可能要狂郁闷了，他都快混到50岁了，在美国空军中的牌牌竟然还是尉官。

不过五年之后，现实就给了包括高志航在内的整个东北军狠狠一击。“九一八”那个晚上，东北飞机场上停靠着300多架飞机，可是一弹未发，全都原封不动地送给了日本人。

面对这残酷的一幕，这个叫高志航的东北人心碎了，他不再年轻，尽管从生理年龄上来说，他那年才刚刚24岁。

在高志航背后，是一支军队被命运无情拨弄的身影。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到过沈阳，并在那里看到了如今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北大营营房，那应该是一所马厩。

当时还要拍一个视频，为此，人一直静不下来，但当我置身真实现场，仍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感伤。

遥想当年，这里一定会有很多东北军的官兵出出进进，那时候的东北，茅草很高，骑兵们骑着马，飞奔在草原上，于是草地就像波浪一样，从中间划开一道道流线，并往前不断延伸。

只是这一动人的情景突然就被无情地打断了。从那个晚上之后，骏马失去了主人，马厩失去了骏马，东北的上空一片阴郁，直到彻底归于沉寂。

斗转星移，这个叫做东北军的军队也曾经勇冠三军，也曾经入主中原，也曾经是这片黑土地的主人。

昔日的主人们，你们到哪里去了？

高志航告别家人，只身进入了山海关。

从此，他将度过每一个寒冷的夜晚，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如刀割肤，从此，他的心会被一次次唤醒，然而也只有在梦里，才能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

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在南京，高志航经人介绍，准备加入中央航校。

可是按照当时的规定，空军军官不能与外籍女子结婚，而高志航的妻子是白俄流亡贵族，这成为他加盟中央空军的最大障碍。

也不知道制定这条规则的人是怎么想的，娶外国美女是爱国举动嘛，难道让老外把我们的美女都给拐了去，你才高兴？

高志航夫妻感情非常深，他为此困惑得整晚整晚都睡不着觉，最终还是咬咬牙，硬起心肠，写下了一篇史上最奇怪也最动人的“休书”：东北一别竟成永别，请你不要怨恨我，因为国难当头，又何以为家，要报国，就只能如此。

我记得，上学时读到林觉民的《与妻书》，一句“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就几乎让我也跟着“泪珠和笔墨齐下”。

而和《与妻书》那样的“死别”相比，高志航的“休书”无疑就意味着生离。

一样的伤心欲绝，一样的痛彻心扉。

自此以后，高志航永失所爱，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而他的俄国妻子最后也在战乱中不知所终。

没有谁知道，这位未来的空军“天神”是否也经常在梦中见到那熟悉的脸庞，当清晨醒来，是否还会泪流满面。

这是属于个人的悲剧，却是国家的幸运，因为高志航终于能够再干回老本行了。

只是，他不再是那个人人称羡的少校飞行员，一下子连降三级，成了空军少尉，后面备注：见习。

第3章 伯乐

在这之前，高志航已经拥有整整五年的飞行经验，可给他的位置还是个实习生，只拿军饷，不参加飞行，就是军饷也拿不全，只能拿七成。

当时东北军人在全国的声誉和境遇都已降到冰点，他们一失东北，再弃锦州，三丢热河，最后弄到连栖身之处都没有了。

所谓墙倒众人推，等到落魄的时候，就没几个肯拿正眼待见他们的，皆称之为“误国军”。

有人讽刺说，中国不是拿不到诺贝尔奖吗，依我看，至少有一个奖是有希望得的，那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把这个奖授给他们的少帅才是。

张学良那时几乎就是东北军的精神偶像，说这种话就等于是在指着你鼻子尖骂人了。

坐着冷板凳，还要时常承受类似的冷言冷语，是个人都可能要精神崩溃，更何况空军本来就是个在天空中翱翔的军种，骄傲是他们立身的资本。

很多跟高志航一道进来的原东北军飞行员都因忍受不了，一个接一个退出，可是高志航选择默默地留了下来。

如果换成多年前那个年少得志的少校飞行员，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多少痛苦纠缠，多少黑夜挣扎，哪怕每一刻都必须承受孤独和苦痛，然而你仍然需要坚忍地度过，只为了那句入关前曾许下的庄重誓言。

请给我一个机会，一个高飞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让高志航等到了。

航委会主任黄光锐前来检阅空军，飞行员们都在老大面前尽情施展。

这时黄老大注意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虽然也站在人群中间，却显得那样孤单和落寞。

黄光锐心里一动：为什么他不飞？

旁边有人赶紧解释，说这哥们儿是见习员，没有资格在领导面前表演。

黄光锐说让他飞起来试试，我想看看。

终于遇到伯乐了。

黄光锐出身于华侨世家，据说16岁就学飞行了，曾担任广东空军司令。正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行家，所以才识得千里马。

高志航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幸运，他差不多是以一种受宠若惊的心情爬上了飞机舱位。

前面表演得都不错，让人颇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可问题是最后一下演砸了。

降落时，由于起落架放得太迟，机身受到了损伤。

这种失误过于低级，飞行员还没从飞机上下来，周围就议论纷纷。

议论的内容，叫做阴谋论，意思就是这姓高的哪里是来表演的，八成就是来搞破坏的。

众人的逻辑关系大致如是：东北人不好，高志航是东北人，所以他也不好，不好的结果就是想破坏我们的飞机。

高志航傻眼了，他的心也又一次跌到了谷底。

自始至终，黄光锐始终在观察着高志航表演的每一个动作，这时他得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包括高志航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结论。

黄老大说，高志航是好样的，他的飞行技术非常好，至于失误，纯粹是由于他久不训练的缘故。

不仅没处分，还直接提升为中尉分队长。

看到这里，连我都要流泪了。老天，怎么我就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伯乐呢？

高志航自然更是激动加感动，自此以后，他得到了训练的机会，一练起来就疯魔。顺过来飞，倒过来飞，直线飞，弧形飞，一架飞机摆弄得跟我们上下班骑的电动车一样，想它怎样就怎样。

他后来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晚上开飞机不用打灯，摸着黑就能把飞机给拉上去。

等到黄光锐第二次检阅，在看过高志航的表演后，当场下了断语：你的技术在中国空军中已经是独一无二，东方不败了。

既然是东方不败，再做中尉就屈才了，马上提升，做上尉。半年之后，再升为空军教导总队少校总队副。

千里马由伯乐提携，终于出头了。

可这时候，高志航却与顶头上司毛邦初乃至恩人黄光锐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高志航跟“空中魔术师”陈纳德一样，在战略思想上都主张冒险和进攻，而反过来，领导跟你想的可能就不一样，他们觉得中国空军力量不行，所以要“维稳”，主张防御。

两任领导，黄光锐和毛邦初，都是如此。

一个要攻，一个要防，在平时的训练中肯定会有冲突，这让高志航感到自己受到很大束缚，因此也有了陈纳德式的苦闷。

不过他的苦闷很快就得到了解放。

蒋介石过50岁生日，号召大家捐飞机。英国、德国、意大利的飞机供应商一听到消息，马上就派自己的飞行员到南京来做飞行表演，以便吸引中国买家。

外国人都是生意头脑，而中国人在这方面却一向敏感，觉得老外是不是要在我们家门口摆擂台啊，欺咱飞行技术不行是不是？高志航闻讯后，憋着一口气，主动请求进京表演。

蒋介石在检阅台上看半天，天上眼花缭乱，穿来穿去的都是人家的飞机，心里自然有些不爽。忽然，斜刺里冲出一架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忽上忽下，忽高忽低，花蝴蝶一样地玩动作，把老外都给比了下去，引得地面上人们一阵叫好。

一问，飞行员叫高志航。

蒋介石立命召见，并当着众人的面夸奖高志航说，你的技术如同你的姓氏，确实是高，我看快超过世界水平了。

不光褒奖（似乎都有些过了），蒋介石还难得地慷慨了一把：将自己的座机奖给高志航自用。

天子把座驾都给你了，这是什么礼遇，你懂的。

原来黄光锐说高志航“东方不败”，影响还只局限在空军内部，现在连蒋介石这样的国家元首都作出了表示，那就不得了了。

高志航立马火了起来，红遍全国，其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简单，你困守陋巷，谁也不把你的话当回事，等到你出了名，打个喷嚏，旁边的人都可能要研究半天。

意见分歧迎刃而解，至少在四大队内部，高志航成了绝对的权威，所有训练课目和要求都开始跟着他的步子走。

等到陈纳德来华，高志航带着四大队的精英们接受了小灶式的训练。他们本来就有较好的功底，再经过最新理论和技术一熏陶，那水平更是翻着跟斗哗哗地就上去了。

第4章 连战连捷

8月14日，日本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下令海军航空队出击，分别轰炸中国在华东的两大机场——杭州笕桥机场和皖南广德机场。

地面有势力范围，天上也得有。北方是陆军航空队，南方就是海军航空队。这倒不完全是海陆两军互相讨嫌的结果，更多原因是日军在华北有陆上机场，而在华东、华南却没有，由此海军在南方就拿到了“垄断权”。

海军航空队共有三个基地，即日本本土、台北以及海上航母。那天正好刮台风，本土的木更津航空队被台风挡住了，过不来，而航母上的飞机因为风浪太大和能见度太低，也不敢飞。

三支航空队，只剩下了台北鹿屋航空队一家。

台北在台风区外面，那里的气象报告显示，天空晴朗，没有问题。可是到杭州后就不一样了，眼见得天气越来越糟，竟然下起了大雨。

那时的飞机员，都是靠一双肉眼保持联系，在雨中能见度非常低，视野一片模糊，结果一个九机编队，中途有三架迷失方向，真正到达杭州笕桥上空的仅为六架。

陈纳德的预计极其精准，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的果然全是轰炸机，里面没有一架战斗机用于护航。

在轰炸机上，有枪也有炮，该有的都有了，这就叫自己做自己的保镖，用不着再另外请人，还得额外费工钱。

六架轰炸机刚刚进入杭州境内，笕桥机场里面已是警报大作。那时没有雷达，中国空军依靠的是陈纳德“战斗机制胜论”之外的另一个新理论——预警网络。

所谓预警网络，并不需要什么高科技，连黑客都不用，只要雇两个人，拿着望远镜在高处瞭望，一旦看到远处有轰炸机出没，立即通知机场，这样可以为战斗机出击提供更多的准备时间。

别看这招简单，在雷达还没有普遍运用之前，却非常实用。在陈纳德之前，也从没有人想到，或予以重视。

战前，陈纳德在沪宁杭构建了一个三角空袭预警网，犹如古代的长城烽火台一样：发现敌情后，便燃起烽烟，然后一站传一站。

杭州笕桥机场，正是高志航四大队的营地。

“七七事变”以后，四大队本来已秘密进驻河南周家口机场，准备从平汉线起飞，对华北日军发动空中突袭。

就在作战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淞沪会战爆发，四大队奉命取消原计划，驰援上海战场。

机场地面拉响警报时，高志航刚刚率一个中队落地，尚有两个中队在天空。

刚开始听到警报，他还以为是预警网络错把四大队的飞机当作敌机，跑到指挥塔一问，才知道千真万确，砸场子的来了。

按照一般程序，似乎战斗机要编好组，做好准备才能迎敌，而且四大队经过长途跋涉，机舱里的油料已经不多，急需加油，可是陈纳德曾在课堂上明确告诉高志航：不行！

传统理论为什么会认为战斗机截击不了轰炸机，就是因为墨守成规的结果。

人家轰炸机早就来了，你们还在那里排队，等到你们编好队形，准备出击的时候，对方早就完成任务，吹着口哨回家睡觉去了。

如此，焉能不败。

其实很简单，对于战斗机来说，等什么等，第一时间飞上去干它们不就得了。

战斗机要截击轰炸机，就是要打破常规，抢先出击。

高志航命令刚刚着陆的飞行中队马上重新启动，起飞迎敌，同时通过信号，要求另外两个飞行中队就地留空拦截敌机。

他自己也往座机上一跨，上。

此后几乎就是对陈纳德课程的复习。

陈老师在课堂上侃侃而谈。

我告诉你们，我在美国组织过空中马戏团，这是需要三个人配合表演的节目，现在我把它教给你们。

假如一架敌机飞来，你们要用三架战斗机去抱团对付它，第一架，从上面揍它，第二架，从下面咬它，第三架，先不要动，养精蓄锐，以完成最后的致命一击！

击哪里，不要击机身，要击它的发动机，那样即便没瞄准，也一定可以扫射到机翼根部的油箱，油箱一起火，机身必然完蛋。

现在高志航拥有三个飞行中队，36架美国鹰式战斗机，而对方只有六架轰炸机，三个打一个，绰绰有余。

高志航上去后不是马上干仗，而是得找，因为天空云层密布。日机全都躲在云层里，投弹时才冒出来。

带着两架僚机，从3000米云层开始找，没有。

下降高度，结果正好搜索到一架日机。

日机的尾部有一个炮塔，里面的机枪手也几乎同时发现了身后的中国飞机，赶紧瞄准。

可惜他晚了一步。高志航抢先射击了。

鹰式战斗机装有四挺考尔脱机枪，火力甚是生猛，这一下就敲掉了对方的后炮塔。

没了后炮塔，等于日机的牙掉了个精光，自此不能还手，只能锻炼自己的抗击打能力了。

日军飞行员见势不妙，赶紧往云层里钻。可是，被高志航逮住的，它就不可能逃得脱。

又是一阵密集的机枪子弹。这一回正是朝着发动机去的，日机主油箱被击中，引起大火，随后坠落。

这一记远射建功非常重要，大家的士气和斗志立刻都被调动起来，中队长李桂丹和两架僚机合作，紧接着又揍下了一架日机。

当四大队降落机场时，大多数飞机正好油尽，秒钟掐得那叫一个准，只有一架因为油少得实在没法接近机场，才临时迫降在了机场附近。

半个小时的空战，四大队当场击落日机两架，击伤两架，而中方无一损失。

受伤的那两架日机当时虽然逃出生天，却仍未能摆脱厄运。其中一架因受伤严重，掉进了海里，另外一架都飞到了自家机场，却还弄了个人仰马翻，结果也彻底沦为废品。

空战之前，日方认为他们的航空队百战百胜，横扫千军，在他们眼里，中国就没有空军，或者所谓的空军也无足轻重，等于空气一般。相比之下，中方原先最担心的也是自己的空军，但实战结果完全颠倒过来。

当时传闻击落日机六架，蒋介石在南京得报，乐得都快晕过去了，庐山上听闻“91架”时的那种沮丧和无奈顿时一扫而空。

小子们真给我长脸啊。日本人就会吹牛，说他们的航空队如何了得，看来倭寇的空军也很差劲嘛，“八一四”一战，可以寒其胆矣。

就像在奥运会上许海峰首夺金牌一样，高志航因“八一四”空战而名垂史册，中国空军也就此打开胜利之门，奠定了他们的不世荣耀。

“八一四”之后，即有“八一五”。

8月15日，继鹿屋航空队后，长谷川清又将木更津航空队和航母上的飞机集中起来，以便换换手气。

高志航再次率队出击，迎头先击落一架，接着又咬住一架。

在他看来，被咬住的这一架已是自己的盘中餐，击落不费什么事，可是他并不想立刻予以击落。

咱们缺飞机，要是能俘获到一架，那岂不是比击落好。

逼近右后方，平行飞行，打手势告诉对方：喂，哥们儿，投降吧，以飞机换小命，还来得及。

日机飞行员哪见过这个，伤自尊啊，一冲动，就拔出手枪朝高志航开了枪，正中后者手臂。

高志航忍着痛，再不言语，直接对准日机，把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打得空中开花，一命呜呼。

主将神勇，部下们也不是盖的。

继高志航歼敌后，又有几个神人浮出水面，首发者为四大队分队长乐以琴。

第5章 准天神

此前他一直蛰伏在3000米高空的云层中，充当陈纳德所说的“第三杀手”。忽然在谁也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杀出，并且左右开弓，一口气打掉对方四架战机！

这不是在玩电子游戏，能一对一已属不易，何况以一击四，乐以琴遂被誉为“江南大地之钢盔”。

除了老将，还有新秀，印尼华侨梁添成是新近入伍的中央航校学员，而且是首次上阵，可这小子的胆子比谁都大，运气也特别好，竟然也像大队长那样，一人干掉了俩。

返航时，由于过于兴奋，他连降落要放起落架这事都不记得了，结果飞机机腹着地，当场掀了个底朝天。

众人大惊失色，急忙上前准备抢救，却见小梁自己从里面钻了出来，一蹦一跳，嘴里还狂呼：我干掉了两架，两架啊！

至此，四大队飞行员全都有了击落日机的纪录，一般都是击落一架，两架以上的择优进入了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名录。在这个榜单上，四大队一下子就占了三席，分别是：高志航、乐以琴、李桂丹。

高志航是老大，老二的位置虚席以待，它在等待另一位天才英雄的加入。

继他们的天神队长之后，四大队人人称雄，被称为志航大队。

长谷川清本想翻本，没想到“八一五”比“八一四”损失得还要多还要大，当天出去的相当一部分轰炸机都没能做到全身而退。

这么说吧，淞沪会战开始后就三天时间，日机总共被击落46架，其中大多出自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

要知道，这两支航空队都是日本海军最精锐的航空部队，它们原先可都是为应付将来的日美之战，以美国为假想敌训练出来的秘密武器。

虽然日本的飞机很多，但要蒙受这么大的损失，以致华东的天空几乎成为日机墓场，这也令日本人心疼得受不了。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航空队再也傲不起来了，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他们被迫改变了白天进攻的方式，准备夜袭南京。

想趁晚上来我们这里捞便宜，没门，不过作战环境变了，战术当然也要变。

在陈纳德的要求下，一天之内，附近能征集到的所有高防炮和照明灯都被集中到南京，在南京上空部署出了一个防空网。

但是这只是内线防御网，陈纳德的目标是尽可能御敌于城外，所以他又建立了一个外线防御网：在南京周围设置了数十盏大型探照灯，用以覆盖日机可能出现的区域。

舞台已经搭出来了，灯光也有了，孩子们，我要给你们上一堂新课，告诉你们如何进行空中夜战。

对先前的部署，大家可能会觉得疑惑——南京城外也没有高防炮，光有探照灯有什么用，这不变成给轰炸机指路了吗？

我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古老而奇特的进攻战术，不过是在空中的运用而已。

没有意外，陈老师即将讲述的，也是他自创的众多新理论中的一种，唤作：探照灯战术。

陈纳德说它古老，是因为其灵感来自于生活中的一个小常识。比如你夜间行走，迎面碰到一辆汽车，这汽车还开着大灯，那么在耀眼的强光下，你的分辨能力一定会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在影视片中经常看到这样一幕，当事人在汽车灯光的照射下，双手捂着眼睛，哇的一声大叫，然后惨祸发生。

探照灯所起的作用，就是传说中的汽车灯光。它可不是给日本轰炸机照明的，而是为了不让轰炸机飞行员往下看，因为在被探照灯光束完全罩住的情况下，如果往下看的话，强烈的光线会直接刺激他的双眼，使他瞬间什么都看不见。

只要不往下看，那就好办了……

课堂下面，一群中国学生听得聚精会神，听到节骨眼上，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着急着要听下文。

美国老师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你越问，他越高兴，讲起来也就越带劲。

你们问我为什么日军飞行员不往下看就好办了，很简单，我要让你们顺着探照灯光，从轰炸机下面直飞上去，此谓猴子爬杆！

由于对方不能往下看，所以在轰炸机裸露肚皮下方50英尺内，他绝对察觉不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你们应该懂了。

就好像《西游记》中悟空被师父用戒尺敲了三下，优秀飞行员们马上领悟过来。

依靠探照灯战术，中国空军再显神威。有一天晚上，日本海军航空队一共出动飞机13架，其中竟有七架有来无回！

对南京进行轰炸，没捞到什么大的油水不说，平均每天晚上还要损失差不多一半的飞机，这不是亏，而是亏得太大了。

整整六周，日本航空队偃旗息鼓，再也不敢轰炸南京，这使陈纳德得以在小范围内从防守转入进攻。

“八一五”空战中方虽然战果辉煌，却损失了“天神”——高志航因受伤而被送往汉口医院。

陈纳德要打进攻战，就必须寻找一位新的领军人物。

在讲述探照灯战术的过程中，陈纳德发现有一位飞行员十分用心。

他不仅认真听，还一边在笔记本上拼命作着记录，而且每节课后，都要带着十几个详细的问题，拉住陈老师问个不停——当然是通过翻译。

陈纳德认定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美国人的眼光真是够毒，一眼就知道谁是“准天神”。

在中国空军飞行员里面，要论飞行技术，高志航是最出色的，能与之一较短长的，还有一个人。凑巧的是，两人又同为东北同乡，并且是中央航校的一对师徒。

他是五大队24队中队长刘粹刚，也就是陈纳德手下最用功的那个学生。

一个“九一八”，不知在华夏大地上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刘粹刚本一介书生，也曾梦想过“工业救国”，此时却不得不投笔从戎，一路流亡到南京，并考入了黄埔军校。

黄埔教的是步兵，凑巧这时中央航校来黄埔招生。小伙子身为关东大汉，有副好身板，想想还是空军有劲，从此便另投门庭。

在这里，他遇到了高志航。

如果说高志航是最好的航校教官，那么，刘粹刚就是最棒的航校学生。

当时在中国空军内部，空中射击训练纪录保持者，唯高刘二人。

据说在一次打移动飞靶时，刘粹刚曾分三次射出50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直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虽说高刘一个是教官，一个是学生，但共同的命运和相似的性格，却使他们难分彼此，师生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编队后，高志航曾一度争取把刘粹刚调入自己的四大队，只是五大队对这位中队长兼王牌飞行员亦依赖甚深，才不得不作罢。

到“七七事变”乃至淞沪会战爆发，高刘都感到杀敌报国的机会来了，打回东北老家去也从此有了希望和可能，刘粹刚甚至激愤地说，要凭借自己的铁和血，去炸毁扶桑三岛。

但是刘粹刚也不是一个盲目的愣头青，他清楚地知道未来将是一条牺牲之路，而他当时已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要牺牲，就必须有勇气割舍这一切。

他在给妻子的家书中言道，万一为国牺牲，那是自己尽了天职，因为生于现代的中国，是不容许偷生片刻的。

到那时，你要勇敢地开始新生活，我只希望你记住，“在人生旅途中也曾遇着过一个我这样的人”。

无情未必真豪杰。

“这样的人”注定将在人生旅途中创造辉煌一页。

在高志航暂时离开后，正是他挑起大梁，带领战斗机飞行员展开空中夜战，把陈纳德课堂所授非常完美地付诸实践。

在初次参战的前两个晚上，光他一个人，就击落了三架日本轰炸机。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前前后后的历次空战中，先后击落日机11架，牢牢奠定了“四大天王”次席的位置。

陈纳德将刘粹刚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认为美国现役飞行员中能与之相提并论的都很少。

此时被一连串胜利所鼓舞的陈纳德信心十足，他需要刘粹刚带着战斗机飞行员们实现他的下一个目标。

第6章 性格即命运

首轮轰炸的失败一直让陈纳德耿耿于怀。

那些意大利人教出来的轰炸机飞行员基础实在太差，短时间内看来是补不回来了，但是空军要投入进攻，除了轰炸，也没有别的途径。

最有灵性的无疑是集中起来上课的这批战斗机飞行员了，要不，让他们上？

这并非陈纳德异想天开，因为鹰式战斗机确实是可以当轰炸机用的。

日本轰炸机是以轰炸为主，战斗为次，鹰式战斗机，则是以战斗为主，轰炸为次。

陈纳德要把鹰式战斗机的次序换过来，改成轰炸为主，战斗为次。

在黄浦江上停泊的日本军舰越来越多，舰炮形成了一道道火力屏障，白天根本就闯不进去，只能晚上，另外，由于战斗机仅能携带小个炸弹，所以又必须进行俯冲轰炸，否则就没有效果。

可是夜间的俯冲轰炸，别说战斗机，连轰炸机都鲜有此例，因为十分危险。

陈纳德不是一般的人：我创造了，然后就有了！

他晚上在南京机场的地面上画了一个军舰的轮廓，告诉战斗机飞行员，这就是假想的日本驱逐舰。

在南京机场上空，飞行员们连做三次演习，将陈纳德所授要诀全都记在了心里。

刘粹刚带着战斗机编队，以夜色为掩护，开始向江面上的日本舰队冲击。

在发现中国战机展开进攻后，日本舰队一片忙乱，又是探照灯，又是高射炮，但是几乎没有一发炮弹能击中战斗机。

原因是在演习时，陈纳德便给战斗机设定了一个高度：3500英尺。

这样的高度，轻型高射炮够不着，重型高射炮又嫌太近，相当于一个射击死角。

当然战斗机还要下降高度，不然就无法进行俯冲轰炸了，而在下降和俯冲过程中，如果让对方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则难免会挨上一炮。

陈纳德的要诀是，沉住气，当日舰出现在机翼的后缘时，关闭油门，垂直俯冲！

此时心里数数，一、二、三……数到十五，马上垂直改水平，俯冲投弹。

投弹结束，开足马力，紧贴地面逃离。

这套程序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快速俯冲，快速投弹，快速启动，要是慢上一点或者技术动作出现不协调，飞机员和飞机就麻烦了。

所以普通的轰炸机飞行员们玩不了，必须依赖刘粹刚这些高手。

刘粹刚几乎每天晚上率队到江上“赴宴”，类似程序自然也要重复重复再重复，但日舰对陈纳德的这一战术从来都没有真正弄懂过，也做不出任何有效的防备措施。

在日舰中，中国战斗机攻击最集中的是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有一次共投进去三枚500磅炸弹，“出云号”当即着火并引起剧烈爆炸。

然而让陈纳德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三天之后，“出云号”竟然又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原来的停泊点，甚至连个疤痕都找不着。

难道这是金刚船？

陈纳德回去翻了翻资料，原来“出云号”是日俄战争时日本从俄国人那里得来的，不是一艘，是两艘，而且一模一样，乃姊妹船也。

他于是断定，肯定必有一艘被击沉了，如今现身的不过是替身而已。

后来抗战结束，陈纳德专门查阅了日方资料，果然发现姊妹船很早就由两艘变成了一艘，以此证实了自己的结论。

由于得到空军支援，张治中在第二次总攻中没有受到日军舰炮的太大压力，而他所实施的“铁拳计划”也着实把长谷川清给打疼了。

为此，第3舰队指挥部向海军军令部连发两份急电，要求速派援军。

8月18日，英国提出调停建议，中国统帅部第三次向张治中下达了暂停进攻令。此时，日本统帅部却已通过继续增兵计划，所以很快就拒绝了调停。

8月19日，张治中发起第三次总攻，逐渐把淞沪之战推向了高潮。

这次张治中决定从杨树浦租界开始攻起，毕其功于一役。

杨树浦在虹口和黄浦江之间，如果能从杨树浦一直杀到黄浦江边的汇山码头，依着这一线路，便可与闸北一起将虹口做成夹心饼干。

然而此次总攻称得上是三次总攻中最难的。

日本海军军令部把用于北方作战的海军调回南方，原拟登陆青岛的两个陆战大队登陆上海，上海陆战队总数增加到八个，长谷川清将其大量部署于杨树浦日租界，并以大据点为中心，设置了重重障碍。

前面骨头还没啃完，后面又要吃肉，难度系数无疑在翻倍。尤其那些大据点，在“一·二八”会战结束后，就被用钢筋水泥层层加固，下面连地道都有，实在不是一般的难啃。

对付这种东西，光血肉之躯不行，得用金刚钻。张治中向中国统帅部请命，要求调动特种部队参战。

首批进入上海的是化学兵部队，更准确一点说是抛射炮化学兵部队。

在化学战方面，使用得最肆无忌惮的是日本人。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长城抗战，几乎无处不见日军的化学武器，后来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731细菌战。

不过，小日本放毒气也就只敢对着中国人，当他们面前站着的是西洋老外时，连手指头都不敢动一下，因为后者在化学战方面的能力更为了得，你放我也放，日军吃亏，所以不敢放。

我们最好也能以牙还牙，散点毒气给他闻闻，可惜我们没他们坏，搞不了那么伤天伦害天理的“科学研究”，同时受《日内瓦公约》的限制，也没法弄到毒气炮弹。

中国化学兵的武器叫做抛射炮，又称李文斯抛射炮。这种炮本来是用于投射毒气弹的，可是因为搞不来毒气弹，所以只能派另外一个用场——抛放燃烧弹，后者倒可以通过进口得来。

早在张治中发起第二次总攻时，由于普通火炮奈何不了大据点，他就想到用喷火器，而抛射炮就相当于改进后的喷火器。

抛射炮始于一战，当时喷火器刚刚投入使用，一个个巨笨无比，射程又极短，等士兵呼哧呼哧把大油罐搬到前线战壕，没打死敌人，自己就先给累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叫李文斯的老外便造了这种抛射炮，不用油罐，用油桶，靠炮把油桶抛射出去。

这一下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虽说弹着点没有一般火炮准确，但它的覆盖面大，一爆开来，到处都是燃烧着的火苗，效果比一般喷火器强多了。

供张治中调遣的是一支抛射炮化学兵联队，共有12门抛射炮，官兵300余人。

在杨树浦有一座日军的大据点，楼高七层，张治中要求化学兵予以拔除。

抛射炮长相奇特，跟普通炮有所不同，它没有炮架，只有一个圆形底座，开炮时大半个身子埋在工事里，然后用电线将各门炮连在一起，要放了，按一下电钮即可进行，看上去还是蛮现代的。

在张治中下达命令后，第一下，没打中，这是预料中的，因为还要修正距离和方位。

第二下，燃烧弹直入高楼第四层。

顿时楼里浓烟滚滚，燃烧弹制造出来的电光效果真是不同凡响。刚刚还用枪炮还击的陆战队队员终于知道了厉害，逃命成了大事。

化学兵一招得手，大为振奋，紧跟着又是连续三次齐射。烟火弥漫处，就见高楼哗的一声垮了下来，阵地上日军陈尸狼藉。

上海各家报纸均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则消息，对陆战队的心理是一个很大震慑。

继化学兵之后，中国坦克兵也现身上海滩。

自“一·二八”淞沪会战以来，都只看到日本人的坦克，从没见过我们的坦克长啥样，这可真够新鲜的。

在当年的长城抗战中，身为第17军军长的徐庭瑶被日军特种部队刺激得不行。战后不久，他即上书蒋介石，建议组建自己的坦克部队。

经蒋介石批复，由徐庭瑶负责组建了装甲兵团，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坦克部队，徐庭瑶由此被称为“中国装甲兵之父”。

装甲兵团从南京给张治中调来两个战车连，用以清除马路上的坚固障碍。

战车连连长也是黄埔学生，但在观察战场情况后迟迟不敢进入杨树浦。

“车子太坏”（非重型坦克），日军火力过猛，加上步兵又没有练习过步车协同战术，坦克沿途将缺乏保护，这样太危险了。

这时张治中一心要贯通杨树浦，当然不能答应。

好不容易把你们请到上海，却不敢或不想打仗，如何能行。

必须攻入，否则不要来见我！

连长遂驾驶坦克带队冲锋，有了钢铁清道夫，部队前进果然顺利多了。

冲到汇山码头，由于日军火力越来越猛，连长车毁人亡，张治中只得下令后撤。

通过第三次总攻，张治中虽初步贯通杨树浦，但长谷川清在再一次得到援兵后，又很快卷土重来。

这次的援兵是直接从国内调来的两个陆战大队，上海陆战队总数由此猛增到10个大队，兵力骤然多出2400人，因此又重新控制了杨树浦。

8月20日，张治中趁着月色赶到前线，督导各部发动第四次总攻。

如同汤恩伯调遣罗芳珪，张治中这次同样召唤到了一位开路的巨灵神，其人也是团长，名叫胡家骥。

胡家骥毕业于黄埔军校工兵科，工兵这个专业很重要，却也很冷门，没点自己的套路，都很难出人头地。

胡家骥的套路就是拼命。

所谓黄埔精神，说到底就是拼命精神，所以刚毕业的黄埔生在战场上的淘汰率非常之高，因为都需要拿着枪冲锋，但等当到连以上军官时就要好得多了，再到团长乃至像关麟征、黄梅兴这样师旅级别的，不管多猛，也只是在情况特别危急时，才需要随队冲杀。

第7章 性格即命运（2）

胡家骥已经是团长了，可他没有哪一仗肯老老实实地待在后面指挥，总要拿杆枪冲在最前面。

领导见了面就训，你这样怎么行，一打仗，你第一个升天了，以后部队靠谁指挥？

胡家骥态度很老实，我错了，下次改。

下次照旧。

让人奇怪的是，这个拼命三郎每次都不死，照样活蹦乱跳。

他在杨树浦的路上就被卡住了，一阵弹雨袭来，部队死的死，伤的伤。

胡团长没有死，仍旧冲在最前面。但是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战死，一个中了两弹，却还在继续跑。

能不跑吗，他那团长，人家已经中五弹了！

中了五弹，却不是要害位置，不冲何待。

于是过五关斩六将，直杀到汇山码头。

防守码头的日军见过不要命的，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就看着一个血人带着一群似乎刚刚从地狱中解放出来的人冲杀过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精神上再也支撑不住，只得一窝蜂逃向外滩的公共租界，英军马上端着枪上来了：yes or no？

Yes，好，缴枪投降吧。

前面没鬼子了，但有铁栅门，而且十分坚固，打不开。

胡家骥一看，这好办，爬过去嘛，看我的。

他一个翻身嗖地爬了过去，那样子，根本就没人会想到他身上已经中了五颗子弹。

团长做了榜样，其他官兵也就如法炮制。

但是进去了以后没用，因为你守不住，江面日舰只要几炮打过来，就会给你造成伤亡。

不能白白送命，于是胡家骥搞完打砸抢之后，又带人撤了回来。

回来之后就由不得他了，都中五弹了，拉下火线，治疗。

从杨树浦到汇山码头，道路又重新扫过一遍，可这不是说扫过之后就能算，长谷川清占有火力优势，仍然能够反攻倒算。

事实上，这条道路已成为一条生死线。

假如张治中牢牢控制此处，则虹口和杨树浦两大租界之敌将不能相互援助，变成东一块，西一块，且不得不逐步收缩到各自的孤立大据点里去，等于是坐以待毙。

为了争夺生死线，长谷川清白天来，张治中就晚上攻。

面对着中国军队入夜之后翻来覆去的折腾，陆战队惊恐万分，到实在挡不住时，被迫纵火为障，有的街道上的大火一烧就是三天三夜。

更有甚者，自从驻守汇山码头的日军开了向外滩逃命的先例后，大家争相效仿，前后竟有三批人这么做，向英军投降的陆战队队员达四五百人之多，被缴械后统统关在了外滩公园。

自淞沪会战开战以来，张治中以三个德械师为主，反复包夹，打到日军最后能龟缩的大据点就剩下了两个，一个是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另一个就是杨树浦的公大纱厂，除了这两个地方，陆战队在上海几无容身之处。

从8月13日到23日，史称十日围攻，张治中一步步到达了主动进攻的顶点。

不须抬脚的门槛

8月23日，日军在川沙口登陆，它标志着中国军队将从此由攻转守。

登陆的军队是善通寺第11师团，属于日本统帅部刚组建的“上海派遣军”两大常备师团之一。

如同当年的白川义则，新一任派遣军司令官也是一位老资格军人。

松井石根大将，毕业于陆大18期，与本庄繁是陆士同学。

松井的父亲是一位研究古文的汉学家，本来指望他能继承父业，学有所长，不想这小子喜欢的却是打打杀杀，以后更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汉学，他后来也研究，不过跟老爸不同，他不研究古文，而是研究怎样侵华，也就是他所谓的“哥哥打弟弟”。

他是老一代日军将佐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板垣、土肥原等新一代“中国通”都在他那里取过经。不过，同是“中国通”，由于履历不同，各人的“专业方向”还有所侧重。比如松井曾在上海担任过驻华武官，对华中和上海的地理就比其他人要熟悉。

在淞沪会战爆发时，松井已退役两年，且患有肺病，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陆相杉山元在考虑指挥官人选时，一眼就相中了他。

进攻上海，松井有两个选择，一是从黄浦江上岸，加入市区作战，那样可以直接解陆战队之围，另一个是从郊区登陆，进行迂回大包围。

“一·二八”会战，白川选择了后者，松井萧规曹随，如法炮制。

日军能够这么潇洒地来去自如，想登哪里就登哪里，原因还在于中国中央海军形同虚设。

所谓中央海军，其主体是闽系海军。他们大多是福建人，留过洋，出过国，对英国皇家海军特别崇拜。回来以后，在国人面前也改不了英国绅士的派头，到哪里都操一口倍儿有面子的伦敦腔，开口闭口都是：兄弟在国外的时候……

几乎所有跟中央海军打过交道的，都吃不消这帮英国绅士的谱，而这里面谱最大的，就是海军部部长陈绍宽。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持的会议，只要陈绍宽哪个要求没达到，人家都不跟你废话，夹着皮包当场就走，愣把你给晾在当场。

陈绍宽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要求“最低限度”给海军造一艘航母。一艘航母光造价就得2000万，如果再加上维护保养之类，就要到亿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听后都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陈绍宽一看，连航母都舍不得给我造，那还怎么干法，辞职走人！

中央海军是一个依靠技术壁垒建立起来的独立王国，陈绍宽要撂挑子，就等于说整个海军都要撂挑子了。蒋介石哪里能放，无奈之下，就索性扯开了忽悠，说为什么只造一艘，我们不造便罢，要造就造三艘，不过时间要稍微长一点而已，至少得五年。

三艘航母，你就算把南京政府给兜底卖了，也换不来这么多钱。可是陈绍宽却相信，而且还一本正经地为之忙活开了，就等着收获这些大家当。

蒋介石哪里有办法给他造航母，为此头疼了好些年，几乎见到陈绍宽就躲。

给蒋介石解围的却是中央海军自己的表现。

在“一·二八”会战中，中央海军一枪未放，与日本海军“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因此激起了公愤。会战结束后，甚至有人提出要弹劾陈绍宽，后者这才不追着蒋介石要航母了。

这么牛，应该有两下子才对，然而到了“八一五”淞沪会战，人们才发现，原来海军牛只是在国人面前牛，真正打仗，全不好使。

陈绍宽采用的是消极得不能再消极的自残式防御战术，他把中央海军一拆两半，一半凿沉后拿去阻塞江阴水道，另一半则缩在自家门口，日本海军从舰上往上海扔了多少炸弹，日本陆军从哪个地方登陆，似乎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你就是上去挡一下也好啊！

在淞沪战场上亮了一下剑的，恰恰是“英国绅士”们最看不起的电雷系。

电雷系，又名电雷学校，乃蒋介石自己操刀的作品，它是依照黄埔模式套出来的一支小海军。

就像黄埔军校平时上课，但拉出来就能打仗一样，电雷系也集军队与学校于一身，并且有一个响亮的称谓：海军的黄埔军校。

在陈绍宽的闽系中央海军看来，电雷系的这些人真是土得掉渣，连艘正经的大舰都没有，就只会捣鼓水雷鱼雷这些小玩意。

更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学校教出来的学生简直就是一帮下里巴人，竟然连海军的基本礼仪都不会，船舰相遇，人家给他们敬个礼，他们连怎么回礼都不知道。

那电雷学校练什么呢，简单，黄埔精神！

电雷系平时理解的黄埔精神，就是抱着雷，嘴里大叫，冲啊，然后不顾性命地往前冲。

听听他们给鱼雷艇中队起的名字吧，一共四个中队，分别以四个好汉的名字命名：文天祥、史可法、岳飞、颜杲卿。

也难怪闽系的“英式绅士”们要耸肩无奈了：你们以为这是在陆地上吗？真够傻帽的。

可是世界上的傻帽者往往是执拗者，而执拗者又往往更出色。

就在“绅士”们只能叮叮当当凿船的时候，电雷系却架起高射机枪，打下了一架木更津航空队的轰炸机。

这是海军打下的第一架日机，却跟中央海军没有任何关系。

除此之外，电雷系还派出两艘经过伪装的鱼雷快艇，乘夜袭击过“出云号”——也就是陈纳德所说的那个如假包换的姊妹替身。

虽然并没有能将假“出云”给击沉，但这毕竟是中国海军第一次主动攻击日舰。有此一举，已足以把“绅士”们给比下去了。

电雷系是没有舰，要有舰，起码不会让日本人在海岸线上这么为所欲为吧？

陈绍宽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他的如意算盘是当日本舰队向他冲击时，双方再舰对舰，炮对炮，来一个绅士般的决斗。

可惜人家的脑子转得比部长大人要快得多。

你们既然都挤在了一个小角落里，凭什么还需要舰战，飞机炸弹就可以报销你们。

结果，中央海军成了人家空袭中的死靶。

陈绍宽的主力舰队最后全军覆灭，抗战中唯一的一次海战刚开始就结束了，它的失败，并不比甲午海战让我们心里更好受一些。毕竟在那次让国人蒙羞的海战中，还击沉击伤过多艘日舰，这次却一艘都没有。

事实证明，平时那种故步自封、唯我独大的衙门式治军理念，确实极大地禁锢了陈绍宽等“英式绅士”的头脑，弄得堂堂中央海军都不会打仗了，几乎等同于海上的晋军。

中国三大军种，只有这道门槛最低，松井连脚都不用抬，就轻轻迈了过去。

第8章 真的受伤了

8月23日这天上午，张治中满脑子还在考虑怎样在市区组织下一次总攻，上海派遣军的忽然出现，令他大吃一惊。

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出来：日军要抄我的后路！

教训就在眼前，“一·二八”白川派兵在七丫口上岸，一下子就把局面扳了过去。

颇有意味的是，当年负责登陆七丫口的就是善通寺师团，而川沙口距离七丫口并不远。

让人更加觉得神秘莫测的地方还在于，守卫七丫口的是一个连，现在驻守川沙口的，偏偏也是一个连。

难道跌跤要跌在同一个地方？

赶快抽兵过去吧。

调动一兵一将也得打电话，可是一打电话才发现，竟然全都不通，连与江防司令部都断了联系。

原来日军刚刚对南翔司令部外围进行了轰炸，所有电线都给炸断了。

张治中先派参谋们出去联络，等了一会儿，他自己也坐不住了，索性坐上汽车直奔江湾前线。

连司令部周围的电线都被炸断，表明日机早已牢牢盯死这里，所以他一出门就碰见了鬼，竟然有3～9架飞机不停地在上空进行轰炸扫射。

小汽车目标太明显，只得下来隐蔽。本想等日机离开再上车，不料这帮家伙还赖在上空不走了，就朝着汽车使劲。

没法坐车了，走路吧。

从南翔到江湾有18里地，靠这双光脚板，没个半天还真走不到，张治中心急如焚。

半路上，碰到了一个传令兵，这兵骑一辆脚踏车，看见张治中还觉得奇怪。

怎么总司令车都不坐，改徒步了？

不是不想坐，是不能坐。

张治中二话不说，骑上脚踏车就走。

由于和司令部的联系突然中断，又获悉日军从侧后登陆，江湾前线陷入一片忙乱，在看到主帅冒险亲临后，军心才得以稍安。

张治中当即决定，紧急抽调两个师去罗店。

平时调兵容易，这时调兵很难，因为部队都在杨树浦参加作战，而且沿途日机正不断地进行扫射和轰击，行动上也十分困难。

一位师长在接到调动命令时，向张治中诉苦：路上要被炸得抬不起头来的，怎么走啊？

张治中说：不能抬头也要走。

你们知不知道，我就是在轰炸中从南翔走到了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

等这两个师到达罗店时，善通寺师团已突破了川沙口。

罗店为上海守军之后路要道，若此地被日军先行控制，不仅江湾正面必将受困，后续援军也无法迅速增援。

幸亏是出击得早，渗入罗店的尚是善通寺师团先头部队，所以张治中很快又收复了罗店。

若没有这么一调一击，后面局势将大为不同，连跟松井对峙都很难。

张治中再次回到南翔司令部，已是深夜12点了。

自“十日围攻”以来，这位前敌总指挥不是在司令部，就是在前线，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也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时间一长，眼睛通红，喉咙嘶哑，人也急剧消瘦了下去。

精神稍一放松，才想起晚饭都还没有吃，于是随便喝了点粥，倚靠在椅子上合了合眼。

他不能够完全睡着，脑子里翻来覆去仍是如何击退登陆之敌。

第18军已到达嘉定，必须把这支生力军顶上去，才能确保无忧。

此时由于日军不断轰炸，司令部与周围各个部队的联系时断时续，要指挥第18军，还得先去找到他们再说。

第二天一大早，张治中就赶往嘉定，这一路上又是到处躲飞机炸弹。

好不容易找到第18军，对方的一句话却让张治中愣住了：您怎么来了？

张治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是前敌总指挥，当然要来，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再看第18军将官的表情，仍然是一脸诧异，一点都不像是开玩笑。

坐下来一谈，张治中才恍然大悟，原来现在的淞沪战场以蕴藻浜划界了，以北归陈诚指挥，以南才归他指挥，而罗店和第18军都处于北战场。

也就是说，他张治中不再是淞沪战场的唯一总指挥了，总指挥有了两个。

可我从来没有接到过通知啊！

张治中顿时变得尴尬万分，他亲冒矢石，跑到前线来进行指挥，却让人看了一场笑话。

现在他完全成了局外之人，真是留也不是，退也不是。

张治中郁闷得要命，他虽然一时还无法完全猜透其中机关，但有一点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那就是统帅部已经对他的指挥产生不满，要不然怎么会突然插进另外一个人，让他变成半个总指挥？

开战以前，蒋介石曾问他：对这一战你有没有把握？

张治中当时的回答是：有！

可是这个“有”是前提的，那就是空军的配合。空军一开始是打得不错，然而现在你再看看，从司令部到前线，完全成了人家的天下，陆军哪里能再得到什么配合？

让张治中耿耿于怀的，还是闪击战的失败。这不是他的错，是统帅部的错，三次叫停总攻，以外交牺牲了战机，结果骨头越来越难啃，以至于上海还未能完全占领，对方就等来了强力援兵。

张治中认为自己在战术指挥上没有犯什么错，况且这么搏命，始终冲在第一线督战，可谓任劳又任怨，为将如此，还要怎么样？

当然，打仗是件见仁见智的事，蒋介石觉得打得不好，哪怕当着面骂两句都无所谓，只是这样的方式，也太那个了吧。

在嘉定时，张治中得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到达了苏州，于是他临时决定第二天前往苏州，在拜见顾祝同的同时，也正好可以商量一下战局。

到了苏州，张治中想起应该给蒋介石打个电话，刚刚挂通，还没等他诉说自己的委屈，对方已经咆哮起来：两天找不到你，你跑哪里去了？

原来这两天蒋介石一直在找他，偏偏张治中又不在司令部。

想要解释，但是蒋介石这个人发起火来，根本就容不得别人辩解：苏州是后方，你一个前敌总指挥竟然跑后方来了！

张治中本来就有闷气，被这么一质问，心头无名火起，也跟着叫了起来：我是到后方来跟顾墨三（顾祝同字）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你究竟想怎么样？

蒋介石大概没想到一贯温和儒雅的“教育长”会跟他“蒋校长”叫上板，嘟囔一句后，啪地把电话给直接挂断了。

这个电话，深深地刺伤了张治中。

临上淞沪战场之前，张治中特地穿了一身整齐的上将军服，胸前徽章和肩上领章都佩戴得一个不缺。

他告诉部下和幕僚这么做的理由：一个将军要是在战场上阵亡了，敌军官兵看到是要敬礼保护的，还会准许你将尸体领回，所以穿戴不能马虎，至少得让对方知道你是主将。

即使在从南翔赶往江湾的路上，那么紧张，甚至于有些狼狈，张治中仍然穿着高筒马靴，保持着高级将领一丝不苟的外在仪表。

有人或许会觉得麻烦，但张治中不会，他是一个受过伤也怕受伤的人，所以时时刻刻都知道要保护自己的尊严。

张治中出身于安徽一个贫寒农家，家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在私塾一读就是十年。他人也很聪明，从小被老师和亲友称为“小天才”，一部《左传》，别人读多少遍都记不住，他读一两遍就烂熟了。可是这样有口皆碑的“小天才”，十年寒窗苦读，考秀才却屡考不中。

后来他去投靠一位本家，在公馆里陪少爷读书。公馆里一位中过秀才的闲客看不起他，竟然当着那位少爷的面加以奚落：人家是少爷，你个穷小子配和他一起住在公馆里吗？

张治中其时入世未深，尚不知人间险恶，哪里经受得住这种刺激，听到之后大哭不止，一路讨着饭离开了那座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公馆。

人终究是有得有失。张治中之后能走上拜将台，与他的青少年经历可以说脱不开干系，而那段经历给予他的，除了时刻告诉自己要奋发努力外，当然还有难以抹去的阴影。

我可以失败，但绝不接受侮辱和难堪，哪怕是流浪死，漂泊死，冻死，饿死！

肉体的疼痛可以承受，承受不住的是精神的苦闷。

张治中回到司令部后就写了辞职信，30天后，蒋介石终于同意他辞去军职，从此弃武从政。

茫茫夜色中，张治中向自己浴血奋战了40天的战场凄然告别。

虽然还站在舞台之上，但灯光熄灭了，声音停止了，剩下来的只有一个疲惫不堪的身体和落寞忧伤的心境。

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这个世上的很多事，有了开始，就不会马上结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磕磕绊绊。

一年之后，长沙大火，酿成了抗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自摆乌龙事件，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难辞其咎。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第9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可是张治中极少主动与之联系，对前线军事动态两眼一抹黑。

长沙纵火，是因为张治中事先得到情报，说日军已抵新墙河，他给听错了，把新墙河当成了新河。实际上，新墙河在岳阳，新河在长沙，两者还相距300里路！

性格在造就人的同时，也在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悲剧。

人的性格千差万别，各有不同，比如新任前敌总指挥陈诚一生的为人宗旨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绝不服输！

由于个子不高，他甚至在与人合影时，都会尽量把肩膀抬得高高的，以示不被压过一头。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8期。

在黄埔学生没出来之前，保定学生在社会上还没那么吃香，所以有一段时间陈诚混得很不如意，可谓穷困潦倒。回到家后，连老婆都看他不起，经常对之冷言冷语。

第9章 真的受伤了（2）

受到刺激后，陈诚的反应不是大哭，而是大怒。他立即动身，到广东黄埔军校做了教官，此后陈诚竟然飞黄腾达，反过来向老婆下了休书。这时老婆见他发达了，却又死活不肯离了，但不离也得离，陈诚最终以十万元代价把自己给“赎”了出来。事情经过，倒颇有点像覆水难收的那个段子。

陈诚一向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一些觉得老头子偏心眼儿的就在背后说，那是因为两人皆为浙江人的缘故。其实蒋介石在军政部门的浙江同乡多了，你肚子里要没点真货色，如何入得了他的法眼。

首先是陈诚确实很能干，做什么事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依靠一个第11师，他拉出了第18军，从而发展出了独树一帜的“土木系”。这个“土木系”可不是某理工科大学里的土木工程系，而是一个出将星的窝，在它后面，跟着一大串“优等生”的名字——罗卓英、夏楚中、黄维、胡琏……

之所以被称为“土木”，缘于“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

在国民党内，陈诚有“小委员长”之称，其人的坚忍自律和军政才能几与蒋介石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中央军“陈胡汤”三系，陈独居首位。

当然了，能干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被信任。同样担任过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够能干了吧，人家几乎在黄埔学生中与“蒋校长”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可那样就不行了，那叫死敌。

蒋介石能对陈诚言听计从，高度信赖，无疑还缘于后者是个“绝对忠臣”。

民国年间有个政治笑话，是这样说的。

有一天，蒋介石突发奇想，要考验一下亲信手下对他的忠诚程度。他假装召集众人开会，等大家坐定之后，却突然命令诸人去死。

此时何应钦坐着动也不动，只当蒋介石在放屁。顾祝同滔滔不绝，列举了很多他不能死的理由，比如他还要继续工作，国家和使命一致要求他不能死之类。刘峙嘴巴既不能讲又不敢不遵命，只好声泪俱下，苦苦哀求：小的上有七旬老母，下有待哺幼儿，千万饶命啊。

剩下来的是陈诚，但见他站起立正，刷地一个敬礼，然后昂首挺胸，转身就向门外走去……

淞沪会战打响时，陈诚尚在庐山，在抗战问题上，他是个积极主战派，甚至跟何应钦都素不相能，常常是针尖对麦芒，所以索性选择了窝在山里搞训练。

战事紧张，急需用人，蒋介石在会战开始第二天即电召陈诚：速来京相商。

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给了他两条选择，或去华北战场，或去淞沪战场。前者负责指挥，后者前去考察。

陈诚去了淞沪战场。

去了以后他发现，在这一战场上的部队虽多，却还是不够用，看看据点被我们包围了，但是包围的密度不足，空隙太多。

孙子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人是对方的两倍，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和他打一仗，是他的五倍，才能攻他的城，但是攻了半天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这时候就要围，而要达成围的目的，没人家的十倍人马通常是搞不定的。

陈诚希望的，不光是十倍，最好是20倍，30倍，如此才有把握围而歼之。

几天后，他向蒋介石进行汇报，一同考察并且汇报的还有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

熊式辉看了战况，说不能打。

当时正是“十日围攻”时期，张治中还在上海发动主动进攻，但熊式辉到底是个老江湖，就算自家部队风头正盛，也知道情形不妙，这仗很难打赢，既然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呢？

对于这种就事论事的论断，蒋介石并不感兴趣，他何尝认为淞沪会战能一定打赢，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

他扭头转向陈诚。

陈诚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打，而是要不要打。

哦，有见的。蒋介石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具体说来听听。

陈诚首先提到的却是北方战场。

当时南口战役尚在进行当中，但陈诚认为北方战事继续扩大是一定的。日军机动化速度极快，一旦得手，完全可以沿平汉路快速南下，直取武汉。武汉一失，中国战场即从纵向被剖为两半，那样的话，中方将处于不利地位。

唯今之计，莫不如集中力量，继续扩大淞沪战场的规模，把日本原拟调往华北的兵力一点点诱到上海来，这样尚可收稳扎稳打之效。

陈诚所说的观点其实就是1936年国防计划上的战略方针。蒋介石表示完全赞同，遂当场拍板：“打！打！一定打！”

陈诚加入淞沪战场，本来是要协助张治中围攻陆战队据点的，但来了之后，正好赶上松井在川沙口实施登陆，于是便被蒋介石紧急任命为淞沪北战场前敌总指挥，而北战场上使用的主力部队，像第18军等，基本都是陈诚“土木系”的班子，这就是淞沪战场之上会突然出现南北两个总指挥的原因和背景。

对北战场而言，关键中的关键，还是要守住罗店。如果这一后路被松井掐断，大军就将处于崩溃边缘。

善通寺师团并不是呼啦啦一下子涌上来的，而是一个梯队一个梯队登岸，随着上岸的日军越聚越多，罗店战事也越来越激烈。

8月26日，在第18军中身居少将旅长的蔡炳炎在距离日军阵地几百米处中弹倒地，弥留之际，喉中仍留二字：前进！

蔡炳炎是陈诚的得意战将，这一噩耗无疑对前方震动不小。

陈诚紧急赶到第一线，一边给子弟部队打气减压，一边亲授机宜。

官兵们反映，日军火力太猛，压得人头都抬不起来。陈诚还了解到，有的兵从未见过如此大仗，精神十分紧张，阵地前沿鬼子兵的影子还没看清楚，自家步枪里的子弹倒快放光了。

陈诚就说，你们注意到没有，鬼子轻重机枪的声音是“啪啪啪”，什么意思呢，就是考验你呢，问究竟“怕不怕”。

我们能服气吗，当然要干脆利落地回答他：不怕！不怕！

若用手中的枪来表达，就是两发点放，“不”——“怕”！

如此，小鬼子知道我们有胆气，他就不敢再往前拼命攻了。

要是你闭着眼睛乱射，那就是“怕怕怕怕”，完了，鬼子知道你嫩着呢，没有经验，等你子弹全放完了，人家就会上来招呼你了。

陈诚是一路从死尸堆里滚过来的，从军后仗就没断过，所以堪称打仗老手，作战很有实际经验，不过能把道理说得这么浅显有趣，也真服他了。

你还别说，偏偏当兵的都爱听这个，部队里有文化的不多，稍微复杂一些的根本没人能听明白，只有这个，一听就懂，而且马上就记住了。

这是教给一般士兵的，将官以上则得另授良谋。

白天，日军飞机大炮坦克一齐上，没法硬拼，那就先退出阵地，隐伏到棉花地或村庄里去。

飞机炸，由它，大炮轰，由它，反正一句话，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我们到了晚上再出气。

晚上，飞机找不到目标，大炮也轰不准，就只剩下了一个坦克。

对付坦克也有办法，那就是在公路上埋地雷，地雷不够，则把手榴弹捆扎起来代替，然后在路上设置障碍物。

坦克再牛，也怕地雷和集束手榴弹，即使避开二者，前面还有障碍物呢。

坦克一停，两侧伏兵刺刀上阵，与他贴身白刃肉搏。

上海北郊，稻田水塘纵横，尤其是下雨之后，路面一片泥泞，再给日军的炮弹一炸，触目所及，全是泥巴路。

在这样的路面上打白刃战，日军其实并不占便宜。他们穿的是靴子，而我们穿的是草鞋，草鞋本来就是穿着风里来雨里去的，但靴子不行，你别瞧公路上走起来“咔咔咔”，很神气的样子，一陷到烂泥里就完了蛋，拔都拔不出来。

等他快拔出来的时候，一抬头，明晃晃的刺刀可能已抵到胸口上了。

这样的白刃战打多了，日军明显吃亏。他们自己也不会打草鞋，就专捡战场上遗落的破草鞋，然后套在自己脚上，以应付肉搏这样的“不时之需”。

如此彼来我往，就形成了拉锯战，常常是：白天松井把阵地夺过去，晚上陈诚再给夺回来，小小罗店，被双方炒翻了锅。

第18军继旅长战死后，师长也受了重伤，难以继续指挥。

堂堂师长可不是谁都能代的，这时候陈诚想到了自己的爱将——正在德国留学的黄维。

黄维，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第1期。

有人说，在处世为人方面，陈诚与蒋介石最为相像，所以有“大小委员长”的说法，而在“土木系”中，黄维的性格又与陈诚最为接近，故被称为“陈诚的影子”。

黄维是小学老师出身，当了军人后也还是端着为人师表的架子，平时一板一眼，丁是丁，卯是卯，从不跟你开什么玩笑。

别人正经，可能是装的，黄维却不是装。他跟“土木系”的另一位后起名将胡琏正好相反，胡是不拘小节，荤的素的样样来，黄则俨然就是一位现代的道学先生。

黄维被从德国召回时，学业还没结束，而这时罗店主阵地却已被攻破。

临危受命的黄维从陈诚手里接过兵符，迅速率部反击，阵地重被夺回。自此以后，这位小学老师就像强力胶水一般死死粘在了罗店。

打到最后，黄维的部下不是死就是伤——还是重伤，而到实在无兵可派时，他就索性只在师部留一个对外联络的发报员，其余的人，摇笔杆子的文书，烧饭的火夫，全部集中起来，由他自己带着，握着枪呀呀叫着冲上阵地。

淞沪会战结束，人送黄老师绰号：书呆子，谓其爱认死理，打仗跟个愣小子一般。他本人亦感慨系之，称淞沪战场“一寸河山一寸血”，每一寸土地的得失，皆鲜血换来。

罗店，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不传的小地方，从此天下皆知，因为它拥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叫做：血肉磨坊。

第10章 天下第一军

松井的“上海派遣军”是从两个方向登陆的，继善通寺师团登陆川沙口后，名古屋第3师团也在张华浜实施登陆。

8月31日，吴淞失守。

9月5日，宝山被围。

驻守宝山的是一个营，营长叫姚子青。

名古屋师团在围住宝山后，即用飞机投下劝降信，要求城内放弃抵抗。

我看过姚子青的一张照片，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不像军人，倒像一位书生。

可这位书生模样的军人，内心却极其强悍。

现在是下定必死决心的时候了，与其偷生而死，不如慷慨赴死。在死字面前，我姚子青绝不后退半步。

我死了，连长接替指挥，连长死了，排长接替，依此类推。到时候不用请示报告，自动接替就行。

说完这些，姚子青拿起枪，带着麾下勇士上了城墙。

两日之后，城破。姚子青营全数战死，与城同殉。

前线再陷危机，除宝山、吴淞外，刘行也被日军突破，罗店侧背顿时暴露无遗。陈诚在视察前线后，决定放弃固守罗店主阵地的原计划，退守罗店西南。

退是退了，但陈诚并没有离开罗店，所以松井仍无法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大家都得不停变招。松井变的招叫做“中央突破”战术，一刀砍在腰上，让你鲜血狂涌，洒满长天的那种。

这个腰，指的是杨行。如能占领杨行，松井便可将淞沪南北战场截为两段，再一口口吃掉。

陈诚再调良将，此人便是胡宗南。

胡宗南，浙江镇海人，毕业于黄埔第1期。

少年时代的胡宗南，读书十分刻苦，曾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在中学毕业，但是无奈家里太穷，不得不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为了生计，他曾做过小学老师，摆过地摊，最后决定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在民国将帅中，陈诚算是个儿矮了，胡宗南还要矮，一米六零都不到，几乎相当于“特级残废”。报考黄埔军校时，就算他肩膀再往上抬，都还比其他人低不止一头。

考官一看，立即把他从队伍里拎出来，并且毫不客气地撂下一句：你根本不是当军人的材料！

这句话无疑等于宣判了考生死刑，想到在异地前路茫茫，举目无亲，胡宗南一阵心酸，不由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男子汉大丈夫，不是大豆腐，光哭没有用。想了一会儿，胡宗南忽然把眼泪一擦，一跃而起，大声质问刚才那个教官：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

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我是年轻人，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剥夺我的义务！凭什么，你说！你说！

胡宗南越嚷越激动：

你不就是嫌我个子矮吗？个子矮怎么啦，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不一样打遍欧洲无敌手，孙中山先生的个子也不到一米七嘛！

说到这里，他开始引经据典。

孔子曾经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弟子澹台灭明的字）。子羽相貌一定也不咋样，所以孔子开始才会认为他不行，谁知这位弟子后来名满江湖，最后连孔子都不得不认错，承认自己看走了眼。

国民革命，多么神圣的一桩事业，你怎么还能够如此以貌取人 ？

考官没想到面前这个已被他宣布淘汰的小伙子会突然发飙，而且义正词严，雄辩滔滔，一时倒被弄得哑口无言了。

胡宗南个子小，喉咙却不小，哇啦哇啦的嗓门把周围的人都惊动了，其中就包括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

廖仲恺询问了事情经过，回到自己办公室给胡宗南写了张纸条。

字条上说：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并且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没关系。

拿着廖仲恺的纸条，胡宗南被特许参加考试。虽然其实他的考试成绩不错，但还是因为身高原因被列进了“备选生”。

备选生就还不是正式录取，看来即使有廖代表的关照，歧视还是无处不在。

所以你一定要努力，要用事实告诉那些世俗目光：其实我才是最棒的！

不要惧怕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哪怕他们是所谓的教官、考官、权威……

就像当初的陈纳德，胡宗南也做到了这一点，貌不惊人的一小个子，却很早就当上了中央军主力师的师长，在黄埔生中处于领头羊位置，被封为“天子第一门生”。

成功背后当然是无数的艰辛和付出。

民国记者范长江以一部《中国的西北角》闻名，他在西北进行采访时，曾专程登门拜访过当时已大名鼎鼎的胡宗南。

采访时节正逢大冬天，屋外寒风呼啸，气温冷到极致。范长江本以为这样一位名人，一定会锦衣大氅，风度翩翩地安坐于司令部内。

未料这个司令部连民房都不是，只是座山里的破庙。胡宗南就住在破庙里，而那座小庙确实破得可以，凛冽的西北风不断从窗户刮进来。

一走进去，屋子里别说火炉，连热炕都没有。

身为中央军高级将领的胡宗南，身上还穿着单衣单裤，从脸到手，浑身都是冻出来的疮。

范长江眼里的这位师长，不喜谈论什么是人生之类空泛的话题，津津乐道的始终是他的部队。让范记者感到格外惊异的是，他竟然对自己的部下了如指掌，乃至“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都能如数家珍。

此情此景，令见多识广的记者都感到有些吃惊。

之后，范长江又深入军营，采访了很多士兵，发现胡宗南并非虚夸。即使在普通士兵眼里，他的形象也接近完美：爱兵如子，艰苦朴素，有时对自己的要求苛刻到近乎自虐。

在大西北时，胡宗南还只是师长，而且他性格沉静，不喜主动与人接近，因此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但他的第1师那时就已名震大江南北。

中原大战，如狼似虎的西北军最怕的就是第1师，只要听到对面来的是第1师，便马上躲开这个硬茬，转而去捏其他软柿子了。

在版权得不到应有保护的年月，这个著名商标很快就被冒用，连张治中和卫立煌在打仗时都嚷嚷自己是第1师的。西北军还挺纳闷，怎么这个第1师会无处不在，真是见了鬼了。以后便形成一个规律，第1师现身在哪里，哪里便会立即成为中央军作战的主战场，第1师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师”。

胡宗南为人低调，他的第1师实际上早就具备升格为军的条件，军政部也通过了，但他迟迟都没有升。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一个劲儿催促，说你要再不升编制，我就不发饷了，另外下面那些旅团长由于无法升迁，也有了情绪，胡宗南这才同意将师升为军。

但是胡宗南的第1军并非德械部队，装备也很一般，官兵使用的大多还是汉阳造或杂牌枪支。

所谓“第一”，说的是精神第一。

为了攻破胡宗南的防线，松井组织了重炮轰击，炮火最猛时，每秒钟就会有五六发炮弹在守军阵地上爆炸。

战事如此惨烈，第1军却始终一步不退，且一兵未逃。

其中有一个营已被日军三面围攻，快吃不消了，胡宗南赶紧再调一个营上去增援。

增援的那个营拔腿狂奔，却远远望见一队鬼子已举着旗出现在了守军阵地的前方。

营长心里一个咯噔，心想坏了，阵地要完。

这时突然阵地上响起一阵枪声，日军撤了。

第11章 天下第一军（2）

等到营长冲进阵地，发现战壕里到处都是尸体，一个营已全部打光，只剩下一个还能拿枪的山西兵。

刚才打枪的就是这个老兵，周围的同伴都已战死，但他从没想到过要逃跑或后退，那种决死的气势把本来笃定的对手都给吓跑了。

在杨行保卫战中，第1军的伤亡是惊人的，仅以主力第1师为例，旅长两个，伤了三个，团长四个，折了五个。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怎么倒的人比实际职位还多呢，答案很简单：多出来的就是增补上来的，最后增补上来的也挂了。

在固守一个星期之后，第1军营以下官兵伤亡率已高达80%，连长除位置不固定的通信连长外，整个都换掉了，中间补充兵员更达四次之多，也就是胡宗南带来上海的老兵所剩无几。

眼瞅着越打越少，胡宗南仍旧一声不吭，不诉一句苦，只咬牙独自硬挺。

反而是上级知道实情后，赶紧打电话通知胡宗南，让其换防休整。

胡宗南这才告诉对方，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去了。

第1军初到上海时，尚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1200人而已。报人张季鸾由此发出感叹，说第1军向为精锐之师，想不到牺牲如此之惨，直叫人泫然泪下。

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如钢铁，但当他启程返回西北时，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1000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

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

在胡宗南的舍命死守之下，松井击“腰”不成，“中央突破”战术也随之失败了。

这时，上海派遣军的两个师团已双双陷于苦战之中，自登陆之后，共伤亡4080人，其中有些联队伤亡尤其惨重，如果没有后续兵员补充，有跟没有都差不多了。

除了战死战伤之外，生病的也有很多。

听听淞沪战场上的那些名字，什么江湾、蕴藻浜，都跟水有关系。江南水塘蚊虫又多，逢到天气热，蚊虫更多，这些蚊虫别的做不了，咬上鬼子两口还是可以的，那些身体稍差一些的鬼子兵一旦受不了就只能躺下歇工。

如果海军陆战大队登陆上海市区是第一次增援，那么两个常备师团登陆上海北郊则应该算是第二次增援，日本统帅部本以为此次增援可以一锤定音，然而举起的锤子却始终落不下来。

怪谁呢，怪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指挥无方？

松井一脸委屈状，他说他从东京出发时就跟送行的杉山元强调过，两个师团是不够的，五个还差不多。

行了，那就再派援兵。

当初为了向华北增兵的事，日本军政两界讨论来讨论去，口水满天飞，弄得陆相杉山元本人都差点没有脾气，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日本的气候，使得派兵出国已成惯性动作，没人拦了。

杉山元更是着急忙慌，恨不得手指头一点，第三批援兵就可以马上漂洋过海，飞到上海去。要知道，在开战以前，他可是在裕仁天皇面前信誓旦旦拍过胸脯的，说是一月之内就可结束战事。如今一月早过，淞沪会战连一点消停的迹象都没有，这让他如何能坐得住。

只有身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仍坚持原有主张，即不能再向中国增兵，同时要停止作战，可是他的意见还有谁会听呢？

之前，参谋次长今井清一度支持过他，可是随着香月轻取平津，老头子便再不言语，直到因病退职。

继之而起的是多田骏。这位在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也曾大力推行“华北自治”，要归类的话也算强硬派。

现在的石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痛心疾首。

你们只看到一个中国“支那”，却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大敌——苏美。

在东北周围，苏军光步兵师就有14个，关东军有多少师团呢，呵呵，四个！

现在的苏军已经突飞猛进，他们一个步兵师的实力就不比日本的师团差，14打4，怎么跟他斗？

是啊，我们的机械化特种部队看上去很牛，在华北几无人可敌，可是在东北一带呢，关东军有200架飞机，苏军有900架；关东军有100辆坦克，苏军有800辆，只是人家的零头而已。

这是北方，在南方，据情报显示，美国已经在菲律宾和马尼拉大肆构筑地下工事，那分明也是冲着我们来的。

多田骏如今毕竟身份不同了，他不能老像做“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那样，一味贪功，多少也得有点大局观。

听听石原所说，似乎颇有些道理，中国不可怕，可怕的还是北方的苏联，如果专盯着中国打，消耗了实力，怎么对苏备战？

于是他向稳健派跨了半步。

可是也仅半步而已，多田骏身上同样有日本人常有的那种侥幸和自大心理，他认为只要再用一下力，对华战争即可结束，到时再谈对苏备战不晚。

石原完全成了孤家寡人。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眼看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无法协调，只得亲自去皇宫晋见裕仁天皇。

裕仁如今已不记得杉山元的“一月为期”了，经过自己亲家的一番说道，马上点头同意，好，那就再增兵吧。

天皇既已批准，到石原这里无非是过一过程序。

9月7日，石原在增兵计划上签了字，随即他就辞去了作战部部长一职。

20天后，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自此离开了日本军界的权力中枢。

终于出局了！

在一般日本人眼里，这个曾经发动“九一八”的“民族英雄”确实廉颇老矣，不再能称其为英雄了。

即使重回关东军司令部，石原也很不愉快，他一直看不起那个被他称为“上等兵东条”的上司——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

石原认为东条纯属平庸之辈。

可是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庸的上司一路春风得意，后来竟做到了首相。做了首相的东条毫不犹豫地给时任师团长一职的石原穿了小鞋，迫使这位天才属下退出现役，到一所大学教书去了。

教的课是国防学，可是真正的日本国防其时已摇摇欲坠，而“石原教授”仍旧无可奈何。

他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是日本陷入中国泥潭不能自拔之时，这时候日本人才发现，石原讲的也许是对的。

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只能和他的那些同胞们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向失败的命运走去。

某种程度上，石原就像那个长了一对阴阳眼的占卜师，预知到了未来的灾祸，然而没有人相信他。

这个恶果其实还是他自己亲手种下的，在若干年以前，在柳条湖，在“九一八”。只不过当初他以为栽下的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想到却是差点给本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的毒苗。

虽然是敌国，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石原是一个颇有些远见的谋略之士，一个有点头脑的人。

我看到过一张石原的照片，那是年轻时候的石原，那时的他称得上英姿勃发，充满朝气。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这也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

这样说来，他身后的那个民族同样很悲剧。它曾经吸收了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好的东西，直到现在，还能在这个国度找到一些汉文化的痕迹。可是学了那么多，唯独没有学好中国的一句古语。这就是先贤曾经反复说过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石原再聪明，也没有能超越这个局限，而这恐怕才是很多日本式悲剧的真正根源。

第12章 失落的钢盔

第三次增兵上海，日本除从国内动员三个师团外，还包括由日军驻台守备队组成的台湾旅团。

不是说上海派遣军损失严重，有的联队已经到了不补不行的程度了吗，赶紧再从华北抽调多达10个大队的补充兵，以帮助上海派遣军恢复元气。

跟在步兵后面的，是黑压压的特种配属部队：重炮部队、野炮部队、山炮部队、迫击炮部队、坦克战车部队、骑兵部队、工兵部队……

手里又有粮了，松井马上调遣部队向北战场发动了新一轮猛攻。

陈诚也在不断地请援。

那段时间，在通往淞沪的各条道路上，随处可见“勤王之师”，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些军队全都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其中，不仅有中央军，还有地方军，主要是南方军，包括粤军、鄂军、湘军、川军、滇军，也有一部分北方军，像东北军。

这些所谓的地方军，跟原先的“诸侯武装”相比，已有明显不同，区别就在于它们都已按照政府的整军计划，实行了“中央化”。

即如川滇两省派到淞沪的军队，其实也并非刘湘、龙云所控制的嫡系军队，可以算作正规的国防军，不仅受中国统帅部直接指挥，而且由于经过“淘冗选精”，战斗力较之以往也有显著提高。

这些地方军在未“中央化”之前，都是从内战的你争我夺中走过来的，今天打，明天和，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也没打出个子丑寅卯来，现在要变内战而为“国战”，立刻有了一种保家卫国的荣誉感，觉得这才像个真正的国防军人。

站在阅兵台上，陈诚可以看到并调遣任何一个战将：薛岳、胡琏、王耀武、张灵甫、孙立人……

既然这么多部队增援过来，将官们都提出来，能不能将原有的基干部队换下去歇一歇。

陈诚说，不能换！

老部队有经验能打仗啊，知道怎么跟鬼子说“不怕”，若是全换了新兵部队，“怕怕怕怕”，没准换防之时正是阵地失守之日。

不管伤亡多大，白天还是得挺住，到晚上，等日军炮火减弱时，再从调拨来的部队中抽调兵员补充。

当时很多新上来的部队，特别是地方军，在战斗力和作战经验上很难马上达到一线中央军的水准，如果贸贸然独当一面，确实难堪重任。

在罗店血战中，陈诚之所以一直能撑住，主要就是通过这种以老带新的方式不断“输血”，才维持住了部队的元气。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时，连身为前敌总指挥的陈诚自己都差一点倒在罗店。

陈诚个子不高，但胆子挺大，空袭时从不肯进防空壕，再劝也没用。但是有一次敌机来袭时，随从副官们眼看不对劲，还是一齐上去把他给拉出了指挥所。

一颗炸弹下来，房屋整个塌了。假如陈诚再晚一秒出去，则性命休矣。

这一轮苦战，松井又没能从正面打开任何缺口，而截至9月29日，日军在上海的死伤人数已突破一万大关！

此时在北方，保定会战已经结束，阎锡山策划中的“大同会战”也夭折了，几个侵华将帅一比较，还就是松井的成绩单最拿不出手，满眼都是红叉叉，太伤人自尊了。

以前可以说是人不够，现在五个师团也到位了，甚至还多出来不少，这个理由当然就再也不能拿出来做挡箭牌了。

松井到底是华中的“中国通”，他比较来比较去，终于发现自己输在哪个环节了。

“一·二八”会战时，刚刚登陆上海的植田谦吉曾在江湾一筹莫展，他们如今撞上的其实是同一堵墙。

淞沪北战场就是扩大了的江湾。白天，你可以用大炮轰开守军的工事，可以用坦克开路，但是因地理环境所限，坦克和步骑兵行动起来都很慢，有时一天仅能向前推进几里，第二天爬起来一看，那几里区域，守军一个晚上就全部收复了过去，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看来还是得另选一处理想战场。

植田当初从江湾换到庙行，虽然吃的还是一个败仗，但毫无疑问，起码对特种部队的使用更顺畅一些了。

松井决定进入南战场，到庙行一带去作战。

要进入南战场，就必须强渡蕴藻浜。

多么神奇的一条河。“一·二八”会战时，双方就两次强渡，到松井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

10月5日，日军强渡蕴藻浜。

在张治中辞职后，陈诚已实际担负起指挥淞沪整个战场的责任。他察觉到松井的意图后，立刻调集大军，双方在蕴藻浜南岸展开了一场新的浴血厮杀。

风云动，战鼓擂，人人的眼睛都在睁大，瞳孔都在紧缩。

八年抗战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阵地战至此进入高潮。历史学者黄仁宇指出，自淞沪会战后，整个抗战期间再无类似大兵团扎堆在一个小区域厮杀的例子。

来上海打仗的部队，都是以“抗战”为旗号从各地调来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犹如八国联军，他们的装备训练都大不一样，战法和素质亦千差万别。

以前都是各据山头的好汉，现在却要听一人之将令，你不集中于一个狭窄地区，别说指挥调动，没准点个名连人头都拢不齐。

站在纯军事的角度，陈诚最好是这样打：

用杂牌部队吸引日军火力，以嫡系部队为精锐机动，等到敌人进攻受挫，或进入我一线防御阵地时，再从侧翼包抄。

好计，不过很容易被别人看成是阴谋诡计的“计”。

你这不是借刀杀人吗，又想牺牲我们杂牌，保存你的嫡系？

难做人啊。没准还没打到一半，人就先散了一半。

所以对于陈诚来说，只能大家排成队，一批批地上，这批打残了，再换另一批，如此循环，才能确保阵地不失。

被陈诚一度寄予厚望的是税警总团。

这是一支颇具传奇色彩的部队，成名于“一·二八”会战。

税警总团本来属于缉查大队的性质，职权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可是在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后，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

宋子文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操典来练兵，因此又有美式军团之称。

在“一·二八”会战中，这支美式军团加入第5军编制，曾创造过杀伤日军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

老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税警总团能打仗，连蒋介石都知道，也因此就被牢牢惦记上了。

长城会战后，因为军费支出的问题，税警总团的后台老板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一怒之下，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走人了。大舅子一走，蒋介石马上让黄杰去接任税警总团团长。

黄杰是黄埔一期生，他去了之后就对税警总团进行了黄埔式改造，不仅训练方法改了过来，两个支队司令官也都由黄埔系军官充任。

说税警总团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并不为过。

可是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陈诚把税警总团的两个团拉上去后，只一两天就垮了。

开始大家都还认为，头阵不算什么，刚刚上场，可能还是不太适应的缘故。

等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都聚齐了，再上。

没想到这次还是不灵，几天之后，税警总团最前面的三个团已伤亡一半以上，基本失去战斗力。

先后上阵的六个团中，只有一个第四团打得最好，加上其他部队轮番接力，陈诚虽然未能将松井挤下蕴藻浜，但仍然成功地将其阻击于庙行之外。

渡过河之后，日军伤亡已接近两万之数，有时一天死伤个两三千人都不在话下。

最糟糕的是弹药快用完了。

在第三次增兵中，金泽第9师团是三个师团里面唯一的常备师团，加上它还参加过“一·二八”会战，在一众小弟中堪称带头大哥。

本来松井特地把野战重炮兵联队配给它，希望能助一臂之力，未料金泽师团立功心切，闭着眼睛哗啦啦一打，忽然大炮没声了，低头一看，原来炮弹全给打光了。

金泽师团旁边，就是名古屋师团。

喂，没弹了，能不能借点过来？

名古屋师团却早就锅底朝上了，它登陆的时间比金泽师团还早，哪有这许多炮弹可用。

同病相怜的两个师团都发起愁来。步炮协同的战术使惯了，一时间没了炮弹，都不知道怎么走路了。当然，炮弹还可以依赖后方补充，但是补充需要时间啊，再不往前攻，松井司令官就要拿着打人的棒上来了。

日本人果然是很有些搞发明的潜质，不是没弹药了吗，好办，拿竹子削一下，做成弓箭，然后浸点汽油，往守军阵地上射！

这招大概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作战双方经常这样用火箭对射，可见吾国名著在东瀛小岛上也很流行哩。

趁着这一间隙，陈诚请来了著名的广西桂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西自古民风剽悍，大明朝时即有“广西狼兵雄于天下”之说，那时候听到东南出了倭寇，连皇帝老儿都知道要征召广西人：朕的狼兵呢，快让他们去砍杀一阵。

西南诸省中能与广西人媲美的，只有湖南人，二者打起仗来都是嗷嗷叫，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时，几乎就是两省人在打仗——湘军主要由湖南子弟组成，而太平军的基础来自于广西老兄弟。

到了北伐，桂军像坐着火箭一样，一举超越了湘军，他们不再与北面的湖南人比，而是与东面的广东人比了。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钢铁二军”之说，“铁军”是指广东的第4军，“钢军”即指广西的第7军。

本来说要像税警总团那样守，但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坚持要通过主动进攻，打一场漂漂亮亮的闪击战。

10月21日，桂军第48军向日军发起进攻。

闪击要出敌不意，可惜这一目的实际并未能达到。经过重新补充，已经弹药充足的日军各师团竟然提前“闪击”了桂军——整整提前了12个小时，也就是说快了半天。

日本人在破译电报方面的能力极强，闪击战的失败，很有可能就是行动计划泄密的结果。

桂军在这一战中损失很大。

广西官兵作战英勇，战场之上，他们个个端着刺刀冲在最前面，人人唯恐落后，没有一个肯弯着腰或匍匐前进的。

这在内战中也是一种战术，而且很有效。因为彼时大家火力都不强，最怕的就是这样面无表情地径直冲过来，胆小的准得被吓得尿裤子。

可是外战不是内战，日军的枪炮太猛了，结果打到最后，就变成了类似于《火烧圆明园》里的场面，桂军一排排地往上冲，再一排排地被打倒，直至场上剩下最后一个旗手在血泊中挣扎。

白崇禧在后方听到战报后，痛苦万分，乃至于一连好几天都不肯吃一点东西。

攻是不可能了，只能再收回来守。

经过顽强固守，金泽师团投入一线的进攻部队被桂军打到了不堪境地，原先一个步兵中队有180人，相当于中方的一个加强连，现在只剩下了20人不到，连编一个班都困难。整个师团伤亡总计达到6000多人，也就是说主力的一半没了，要知道，这可都是经过多年训练的老兵。

第13章 失落的钢盔（2）

其他师团更是惨重，第101师团伤亡已接近9000人，基干部队所剩无几，到了欲哭无泪的程度。

自发起新的攻势以后，日军伤亡率再次刷新纪录，向三万进军，总计伤亡数已接近六万！

日本师团的规模通常介于我们的师和军之间，基干部队大致在1.2万人左右，加上七七八八的特种配属部队，可以达到两万多，也就是说，若无补充兵源不断接济的话，此时可以直接取消番号的师团至少是4～5个。

上海太难打了。

这点不光松井没有预料到，来沪参战的日本兵，包括他们身后的国民也大多没有心理准备。

20世纪80年代，很多日本老人对中国的江苏和上海都非常熟悉，甚至能叫得出宝山、罗店、月浦、蕴藻浜、大场的名字。

我说的，还不是侵华老兵。

事实上，当时非常多的军人家属都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通知单。那是一份死亡通知单，上面战死一栏，无一例外都填写着以上那些地名。

这种刻骨铭心的印象，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难以自行消失的吧。

与此同时，则是华北战场“连战连捷”的消息不断传来。

华北方面军第1军占领了河北石家庄，第2军打到了山东德州，蒙疆兵团攻克了绥远的包头。

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

我们累死累活，几乎拿鲜血和尸体在铺路，却还是步履维艰，占领每一座阵地，都要死伤无数人，北方那帮家伙怎么如此轻松就能得手呢，难道我们面对的不是同样的中国军队？

松井实在想不通，但想不通也得硬着头皮上，因为实在是骑虎难下了。

他一边向统帅部告急，请求派出更多援兵，一边继续督师前进。

金泽师团又是首当其冲。

幸存者们，大家来集合吧，举行最后的誓师，向裕仁天皇亲授的军旗表决心，勇往直前，定夺阵地。

可是，看到前方战况如此之惨，官兵们都已心知肚明，此一去，必难生还，于是原本应该“壮怀激烈”的誓师会竟然变成了哀哀切切的告别会。

10月23日，南战场达到沸点。

经三日血战，桂军基本把精华都打光了，能拼能杀的老兵十不存一。此前，其他各军军官伤亡至多到团营级，旅级很少，但桂军光旅长就战死了六七个，有一个师的军官甚至全都伤亡了。

陈诚被迫将桂军撤下休整，防线也退至大场。

在陈诚撤军之前，上海派遣军发动的进攻几乎已陷于停顿，打不动了，特别是像第101师团这样的新兵部队，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一些官兵在日记中甚至有了悲观厌战的情绪。

可是守军一撤到大场，松井马上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精神重又振作起来。

他可以腾出场地，利用南面相对开阔平坦的地形，去着手建立一个陆上机场了。

其实从善通寺师团登陆川沙口开始，上海的天空已经很少能看到中国的战机了，日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因此松井的出发点，不是要进行空战，而是要发挥空中特种部队的独有优势，去打击陈诚的地面部队。

空中的此消彼长，缘于日军飞行战术的改变。

整整六周的相对沉寂，日本海军航空队并没有在家睡觉，而是关起门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楚，为什么看起来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远超对手的航空队，会较量不过相对孱弱的中国空军。

最终他们得出了结论，也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而这将给中国空军带来灭顶之灾。

当再次卷土重来，轰炸机周围已经布满了护航的单翼战斗机，它的名字叫96式。

96式是当时日本最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战斗机，它的速度比美国鹰式战斗机都要快得多。96式其实早就研制出来了，只是受“战斗机无用论”的影响，一直没派大用场而已。

9架轰炸机，配合着27架96式，中国空军出动了16架鹰式，结果11架被击落，而96式毫发无损！

陈纳德大为震惊，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96式不仅在性能上要略胜于鹰式，其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在整体上也要超过中国飞行员——哪怕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

与轰炸机飞行员不同，日军战斗机飞行员受到过严格的空中格斗训练，不仅配合默契，而且善于在空中制造各种各样的圈套。

比如诱饵战术。与陈纳德的“空中马戏团”一样，它也是由三架战斗机组成的，其中一架故意露出破绽，如果你分辨不出，被它诱进伏击圈，另外两架就会紧紧咬住你的机尾，直至将你击落在地。

又比如囚笼战术，实际上也是一种诱饵战术。

假如你忽然看到一组96式战斗机集体在空中翻滚，样子像松鼠在旋转的笼子里打转一样时，你千万不要试图去接近或攻击它们，因为那是一个可怕陷阱。

一旦你上当，被骗进这座“囚笼”，就会有一架日机悄悄地离开队伍，然后从你背后忽然出现，直至杀人于无形。

这些战术都需要有极高的飞行技术来配合，即使是顶尖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也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做到。

陈纳德曾亲自驾驶一架鹰式战斗机临近观察，不料连他自己都差点被困在“囚笼”里出不去。幸亏美国人飞行技术高超，采取了同96式一道翻滚的办法，才使背后的杀手未能找到可乘之机。

一流的飞机性能，一流的飞行技术，再加上一流的飞行战术，当96式护卫着轰炸机冲过来时，迎战的中国战斗机就像纷飞的雪花一样被击落下去，只有一些技术最好的才能做到驾机全速逃离。

当然还有死也不肯服输的男子汉，比如陈纳德的中国高徒刘粹刚。

看到日机天天在南京上空肆虐，而且如入无人之境，他气得哇呀呀大叫——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誓斩尔等鼠辈！

就像《三国演义》中关云长那样的猛将，一捋颔下长须，大喝一声：取我宝刀过来。

在登上战机之前，刘粹刚把身上的钱包取出来，交给机场上的一位东北老乡：钱包里的钱不多，如果我战死当场，将来捐给抗战者，聊表一点心意。

刘粹刚单机杀向敌群。

刚闯进去就落入埋伏，后面突然杀出的一架96式，一口将刘粹刚死死咬住。

刘粹刚拼命摆脱，但鹰式仍然受了伤。受伤之后，战斗机开始失去平衡，只能左转，不能右拐，甚至有坠毁的危险，而日机仍然不依不饶，紧追其后。

你高飞，他就高飞，你低掠，他就抵掠，凭借高出一筹的爬升和速度，牢牢地压着你一头。

两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96式已经贴近鹰式的尾部，日军飞行员兴奋莫名，在他看来，猎物已经插翅难逃。

处于这种情况下，既使你是王牌飞行员，百分之一百也得缴枪或者完蛋。

然而就在日机要瞄准射击的一刹那，令人惊诧的一幕出现了，中国飞机忽然来了一个“巧妙的急转弯”，这一动作从轨迹上看，像一个直“8”字。

立刻，鹰式脱离了96式的射程和火力范围。

百分之一百要完蛋了，可刘粹刚却属于那百分之一百零一。

日军飞行员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在他看来，对手已经是个身上插了箭的兔子，纵使垂死前还能来几个救命动作，相信也蹦跶不了几下。

你来直“8”，我也会，不过依葫芦画瓢而已。

一次，两次，两个空中格斗的高手都用上了全部力量，汗水涔涔而下。

两次直“8”字的单臂大回旋之后，刘粹刚仍然没有能够摆脱追杀，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被其一口吞噬的可能。

这场空中追逐赛，已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死神不断鱼跃俯冲，它张开血盆大口，逼视着决斗的双方。

耳边，似乎已经听到牙齿咬啮肉块的声音。

地面上响起了一阵阵惊呼声，那些躲避空袭的人们提前从防空洞里走出，做了“空中大肉搏”的现场观众，在极度惊险的一刻，有的人忍不住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他们实在不愿再看到自己的英雄自空而落。

直“8”第三次。

一升一降，一擦一过之间，日军飞行员忽然猛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在后，现在却变成了在前。

这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电光火石，几乎让人难以察觉。

但已经足够了。

身后的刘粹刚反客为主，一串长射后，96式应声落地。

地面上的人们惊呆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微妙的变化出现在什么时候，只看到日机冒着白烟，撞到地面，然后粉身碎骨。

前后，仅几分钟而已。

一摸案上杯盏，热酒尚温。

本来已经成为别人的猎物，但临时可以自己再造一个伏击圈，反过来将对手装进笼子，这种胆略和技术连日军王牌飞行员也惊羡不已。

可是这样击落96式的场面毕竟少之又少，刘粹刚当时也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升空作战的。

陈纳德看到，许多飞行员战死沙场，优秀者越来越少。

为了留下种子，他不得不采取措施，把他认为最优秀的飞行员都尽可能暂时“雪藏”起来，可是他也知道，这些幸存者就像是室内靶场中不断移动着的靶子，也许这次躲过了死亡的追逐，下一次未必会那么幸运。

在暴风雪中，花朵的凋零，只是早晚而已。

1937年10月27日，刘粹刚在一次迫降时，由于缺乏夜航设备，意外地与地面一座小楼相撞，机毁人亡。

11月21日，高志航在河南周家口机场遭到日军航空队突袭，被炸身亡。

高志航在兰州试飞苏联飞机时，曾让人捎信给空军司令部的同乡：苏联战机速度够快，战胜96式有望，日必败，我必胜，我们不久就可以回东北老家了。

唐人有诗曰：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可是终究，这些东北籍飞行员大多数都没能活着回去，世间之不幸，真非人所能逆转。

悲情还在继续。

12月3日，有“江南大地之钢盔”之称的四川籍飞行员乐以琴升空作战。当时他的鹰式座驾已经破损不堪，只能临时驾驶机场内的最后一架意大利战斗机。

意大利飞机性能很差，转身慢，爬高慢，什么都慢，乐以琴驾着这架破机，犹如戴着枷锁在跳舞。

很快飞机就中了弹，由于打开降落伞较晚，乐以琴坠地牺牲。

至此，中国空军“四大天王”没了三席，站在前沿的优秀飞行员伤亡殆尽。

有一天，宋美龄让陈纳德陪着她一道去迎接归航的飞机。

一共11架，当它们降落时，一架冲出跑道，栽入稻田，一架翻着筋斗，起了大火，一架撞上了来救火的汽车……

11架有5架失事，4名飞行员丧生。

这都是意大利教官培训出来的飞行员，没有优秀者，只有让他们上了，而上去之后就是这个结果。

宋美龄目瞪口呆，她哭着问陈纳德：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陈纳德无言以对，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上帝，事到如今，还能够怎么办。

进入10月，中国空军参加淞沪会战的80架飞机，只剩下了不到12架，确实是连神仙都没有办法了。

第14章 孤军精神

松井建立陆上机场，却并不是为海军航空队准备的。

与他原先的预料相反，自强渡蕴藻浜以来，上海派遣军的推进速度仍然十分缓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守军究竟有多少，抵抗阵地又有多广。

只是看到前面不断有新的部队和阵地冒出来，打掉一个又来一个，打掉一双再来一双，生命指数不跌反涨，好像总也打不完，打到最后连自己都差不多要泄气了。

在建立陆上机场以前，松井只能调用海军航空队的飞机，但问题是，海军那帮人不知道陆军需要什么，瞎侦察，搞的情报尽为鸡毛蒜皮。

松井拿着一堆情报看了半天，仍然是一头雾水。

此外，由于不懂陆上战术，海军航空队与地面陆军在动作配合、火力协同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所以这次松井建完机场就把海军给甩掉了，他召来的是陆军航空队，后者研究的就是陆上战术，自然比海军航空队要对路多了。

陆军航空队进入淞沪战场后，拍摄了大量空中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有针对性的，不像海军那样毫无目的。

要知道中国往上海派了多少部队，配置在哪里，只要看了这些照片之后就一清二楚。

松井笑了，通过飞机侦察，他还解开了另一个一直困扰着他的谜团。

自登陆作战之后，特种部队基本配属到了最高档次，不光各个师团配有山野炮联队，上海派遣军本身还有直辖的重炮兵旅团，但是拥有这么多大炮，轰击起来仍不够理想，甚至有时炮弹都弄到了不够用，这是为什么？

如果说有沟壑挡道，所以坦克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这些松井还能理解，可是火炮大部分时间并不受此限制啊。

研究完情报之后，松井明白了。

原因是地面炮兵和步兵一样，目标定位不准确，开炮的时候，只能闭着眼睛狂轰滥炸，效果当然要大打折扣。

知道了守军的阵地结构，那就大不相同了。

陆军航空队的地面侦察技术果然不是盖的，他们甚至向松井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

报告上显示，由于江南一带地下水位较高，导致守军工事一般都不能挖得太深，如果动用重磅的大炸弹纯属浪费，大批小炸弹即可摧毁其工事。

看完情报和报告，松井心花怒放。

逐村前进，定点打击，飞机开道，大炮随后。

有了飞机引导，日军的大炮像长了眼睛一样，这边一打，那边炮弹顷刻之间就会像雨点一样飞过来。

陆军航空队自己也直接投入进攻，以前村庄往往都是日军最难攻克的，但有了飞机密集轰炸后，占领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

置身于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中，陈诚所能做的，也只有咬着牙死战不退。中国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开上来，随后又一个师一个师地消失在阵地上。

这时候你有再好的战术也没用，因为战场已不需要战术，需要的只是人，能够继续填进去用于消耗的人。

即使是蒋介石曾引以为傲的德械部队，此时也已损失了3/5，基层军官死伤过万——曾经想拿来做种子用的，今后再也不可能了。

美籍历史学者费正清先生由此评论说，在淞沪会战以前，蒋介石的中央军内曾拥有上万名团营以下的军官，他们都经过军校和战场的双重训练，是撑起这支军队当时和未来战斗力的重要支柱。

但是经过淞沪战场火炉般的“烧烤”，这些军官基本全都战死在上海，以后再未能够得到弥补，从此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缺陷。

10月26日，松井终于突破了大场阵地，然而他同时也付出了更加惊人的代价。

仅金泽师团死伤就已超过1.2万，基干部队灰飞烟灭，扛着枪站在前面的几乎全是增补上来的新兵。

在所有部队里面，数第101师团最惨。这支部队来自于第1师团兵源地东京，出发之前未能进行集中训练，战斗力处于垫底位置，所以虽然是最晚上来的，人却死得最多，前前后后死伤了1.5万人以上，创下了侵华日军师团的伤亡数最高纪录。

补充新兵，人家补一次，它要补上好几次才能维持正常运转。

在大场主阵地的外围，几乎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和躺在地上的伤兵，失去主人后的各式武器更是丢得满眼皆是。

按照日方统计，整个淞沪战役，日军总计死伤接近十万，等于在上海被打掉了八个野战师团。这一点是日本人之前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九一八”时想不到，“一·二八”时想不到，长城抗战时想不到，甚至发动“七七事变”时也想不到。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中国正规军迅速崛起的作战能力，令日本朝野上下感到十分吃惊。

大场失守，不仅使得北郊的上海派遣军和市内的海军陆战队得以会合，而且使江湾和闸北皆处于数面受敌的困境，如不继续后撤，就要被人家包饺子了。

陈诚调整防线，向苏州河南岸转移。

这时第88师师长孙元良忽然接到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后者要求第88师继续留下来，或者是在市郊打游击，或者化整为零，分守闸北各据点。

孙元良大吃一惊。

闸北的市郊不是现在，那时候可没这么多房子，而且地形平坦，连座隐蔽的小土丘都找不到，如何打游击？

分守也有困难。

经过三个多月的大战，德械师此时都已打到没了人形。孙元良师也经过了先后六次补充，老兵仅剩十分之二三，刚刚上来的新兵未习战阵，有的先前甚至连枪都没怎么放过。

孙元良对顾祝同打比方说，这就好像一杯茶，第一回沏时很浓，可你加过六次开水后再尝尝看，加一次淡一次，越加越淡，早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现在部队全赖老兵支撑，同时对新兵一边作战一边训练，慢慢地才能把他们都带出来。假如拆成一瓣瓣的，哪里还能保持什么战斗力，闸北也根本就守不住。

顾祝同认为孙元良言之有理，但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决策出自于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的蒋介石。

当时，国际上即将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刚刚发表“防疫隔离演说”，蒋介石很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美国之力，把日本这个“瘟疫”给“隔离”出去，所以他需要一支部队继续留在闸北。

其实说白了，就是做给洋人，特别是美国人看的，表示上海尚在我手，以便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顾祝同左右为难。

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遵守，可是孙元良说的似乎也有道理。如果没守得半日，一个师反而被人家给干没了，那脸就丢大了，而且还是在老外眼皮子底下丢的。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孙元良说我有。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留在闸北，肯定是要牺牲的。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守很多点是守，守一个点也是守。与其把一个师都白白牺牲掉，不如选拔一支精锐部队，就守一个点，这样还更漂亮一些。

顾祝同点点头，那就照你说的办。

孙元良本来告诉顾祝同要留一个团，后来一想，“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还是留一个营吧，对外声称800人，即“八百壮士”，但实际上只有一半，400人。

另外这400人也并非像孙元良说的，是特地选拔出来的精兵（实际也没时间没办法挑了），除了担任营连长的少数老兵外，大多数是后期由保安团补充来的新兵。

全师撤退以前，孙元良将留守之将叫到跟前，然后足足有20多分钟没说出一句话。

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他很难向对方开口。

这个留守之将，就是谢晋元。

谢晋元，广东蕉岭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

淞沪会战开始时，谢晋元的职务是旅参谋主任，但随着能打仗的老兵非死即伤，参谋人员也都被孙元良补充到了一线，所以他这时的身份是副团长（后被晋升为团长）。

谢晋元留守的据点是苏州河北岸河畔的四行仓库，之所以叫四行仓库，是因为那是上海四家银行堆放货物共用的一个仓库，开战以来，一直被用作孙元良的师司令部。

当初张治中带着自己的黄埔弟子重点钻研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守。那些秘密工事成为中国军队在上海市区由攻转守时所能依赖的重要屏障，四行仓库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存储了足够的粮弹和饮用水，加上建筑物十分坚固（银行仓库有多牢你也知道了），堪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相媲美。

10月27日深夜，谢晋元率部从上海北站进驻四行仓库。

此时仓库的西边和北边已被日军占领，东边是公共租界，南边是苏州河，过河也是公共租界，与外部联络的唯一出口，只是仓库东南角的一个窗口，所以四行仓库事实上已成为孤岛。

如果没有四行仓库保卫战，作为副团长的谢晋元也许会默默无闻。要知道，像他这样级别的军官，光在淞沪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就不知凡几。

谢晋元得到了一个名扬中外的机会，但也绝对有资格得到这样的机会。

在进入四行仓库后，他立即在库内建筑工事，并把所有门窗全部封闭，堆满沙包麻袋，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即使在小格局中，也往往会迸发出无穷的民族智慧。

我到过很多江南古镇，见识过不止一座古老的宅院。在那些极其普通的门槛后面，往往掩藏着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为之拍案叫绝的建筑。它们是住宅，但又是花园，是戏楼，是重重叠叠，一环套着一环的景观，每一步都让你啧啧称奇，每一步都让你感慨前人的奇思妙想。

沿着这个线索，我还可以向诸位介绍一下明末清初的江阴保卫战。

小小一座江阴城，24万清军铁骑屯集于城外进行围攻。

城里守军有多少？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仅仅六万民兵。

率领这六万民兵的，只是一个江阴典吏，管仓库的官而已，他的名字，叫阎应元。

阎应元螺丝壳里做道场，古今中外凡是能用的计几乎全都用上了，什么苦肉计、拖刀计、短促突击、偷营劫寨，甚至于《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

第15章 孤军精神（2）

结果，24万正规军怎么都攻不进去，被阻于城外达81天，并且连折三王十八将，战死人马比六万民兵的总数还多，接近七万！

谢晋元如同当年的阎典吏，该用能用的计他都用上了。

如果说三十六计有什么共同特色的话，就一个字：诈。

先跟鬼子玩玩诈术。

大部队撤退后，四行仓库外围还留有一处钢筋混凝土掩体，知道日本人个个精打细算，一定会拿去再利用，所以谢晋元很通情达理地在掩体里藏了多枚手榴弹，外加一颗大号的迫击炮弹。

眼看着日军士兵果真钻了进去，守军从外面把连着手榴弹的绳索一拉，手榴弹引爆了迫击炮弹，一屋子的人都上了天。

等到日军正式围攻四行仓库，谢晋元更是频频设计，乃至用类似“草船借箭”的办法来巧赚对手。

日军火力猛烈，守军就用长竹竿挑着钢盔伸到窗外，看上去就好像一个小兵在左顾右盼。这样射人射马的好机会，日军狙击手自然不能放过，于是争先恐后地朝钢盔上乱打，闹了个不亦乐乎。

看准日军射手的所在位置后，谢晋元在楼顶上亲自端起枪，一枪一个过去，鬼子兵皆应声倒地。

见指挥官尽显一等神枪手的风采，守军顿时军心大振，连新兵们都备感鼓舞，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身处日军包围之中了。

四行仓库顶楼由于设有高射机枪，所以日机也没办法进行低空俯射轰炸。唯一的缺点是高楼上没有窗户，钢筋水泥的墙壁上又很难凿出枪眼。

这个也得借日本人的“箭”。

见守军从楼顶上进行射击，日军就调来平射炮，朝楼上乱轰。

到底是银行造的楼，几颗炮弹对它来说，几乎是毛毛雨，不过，枪眼不用愁了，因为炮弹帮着“凿”出来了。

有了现成的枪眼，守军既可以向前射击，又能向下扔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十分爽。

在短短几天之内，日军接连向四行仓库发动七次进攻，均无功而返。

白天不行，就改用夜袭，却意外地遭遇到了谢晋元发起的“照明战”。

作为德械师，武器相对好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在于官兵素质都很高，不光是军事素质，也包括文化和科技知识。

相对于一些地方军连电灯是啥样都没见过，谢晋元对电灯照明这一套玩得相当熟练。

从第一天开始，他就将四行仓库内的电灯全部予以熄灭，以避免晚间暴露。

当日军对仓库发动夜袭时，若尚在一定距离内，即用信号弹进行射击，那东西不管打不打到人，起码周围都被照亮了，一找到目标，轻重机枪马上跟着一道突突地打过去。

再靠近一点的，信号弹用不上了，就用手电筒。

把大号的手电筒绑在竹竿上，从枪眼里伸出去，往下一探，顿时把地面照得瓦亮瓦亮，连鬼子那惨白的脸都看得见了。

别废话，直接甩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就行了。

谢晋元后来还把仓库里的棉花翻出来，搓成捻子，浸上煤油，点着后往周围地面一扔，这叫火攻，即算你能侥幸逃过子弹，避过炮弹，总没胆子像哪吒一样，踏着风火轮前进吧。

“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整整四天，如泰山般岿然不动。

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内，无数人都在看着。在他们眼里，四行仓库保卫战，就像一部现实版的爱国史诗大片。

他们看到，一个中国士兵浑身裹满手榴弹，突然从仓库顶上一跃而下，跳入日军丛中，轰然一声，与敌同归于尽。

观众里面，很多都是被迫逃到租界避难的中国老百姓，战事失利，让人们几乎日日处于失望和忧伤之中。当亲眼目睹这一情景时，他们不由激动得热泪盈眶。

失利不可怕，只要有了这些勇士，中国一定不会亡！

10月28日夜，一名叫杨惠敏的女童子军，冒险进入四行仓库，把一面浸透着汗水的国旗送到了谢晋元面前。

谢晋元接过国旗，眼睛湿润了。

准备升旗！

仓库屋顶没有旗杆，谢晋元就让人找来两根竹竿，连在一起，做成临时旗杆。

东方已现鱼肚白，在曙色微茫中，谢晋元带领部下庄重地举起手，向国旗敬礼。

虽为孤军，我们却绝不是孤独无助的，因为后面有你——祖国。

祖国，只要记得你的名字，哪怕是被死亡紧紧包围，我们也不会感到任何恐惧。

没有华丽的奏乐，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日军从对面不时射来的冷枪，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让人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这一刻在谢晋元心中牢牢扎下了根。

10月30日，租界工部局收到日军通牒，后者声称要调集重炮和重机枪，对四行仓库发动一次总攻。

在连续几天的仓库争夺战中，日军打得缩手缩脚，有重炮，不敢照直轰，有飞机，又不敢高空投弹，因为仓库附近就是公共租界，万一流弹误入租界，他们害怕引起国际争端。

这样打仗当然是要吃亏的，光仓库周围被打死的日军就有200多，而“八百壮士”却只有30多人伤亡。

时间一长，日本人受不了了，发通牒就是告诉西洋人：我要硬来了，才不管你什么租界不租界呢。

工部局拿着通牒十分害怕。

在四行仓库通往公共租界的河桥南端，有一个巨大的煤气桶。这个煤气桶距四行仓库不过几十米远，如果日军要不顾一切地大打，枪炮不长眼，万一打到煤气桶上，爆炸起来整个上海都要遭殃了。

于是，各国使节都拿着照会前来说情，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安排四行仓库的孤军撤离，连宋美龄都接到了很多类似请托。

蒋介石要的本来就是关注，现在差不多全世界都知道了四行仓库这个名字，当然再没必要让守军白白送命了。

谢晋元却不肯撤离。

才坚持了四天，弹药消耗不过1/10，吃的喝的，守个三年也不怕。为了抗战，中国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人，400孤军不过其中的沧海一粟，何惜一死。

所以，我绝不会为了保命而逃去租界！

在日军发起总攻的时间即将到来之前，负责联络的宋子文打电话给谢晋元：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不应再执拗，赶快撤。

谢晋元只得同意撤退。

10月30日深夜，孤军撤出四行仓库，最后一个离开的是谢晋元本人。

撤退过程中，租界英军指挥官不顾日军抗议，亲自使用重机枪进行掩护。其实这不是他分内要做的事，只是每天耳濡目染，这位老外军人也被“八百壮士”深深感动了。

l0月31日零时，孤军全部进入租界，但他们一进去就重新陷入了困境。

日军发现谢晋元撤走后，警告工部局：赶快把他们引渡给我们，如果敢放其归队，我们将不顾外交规则，同样冲进你们的租界进行追击。

工部局一看，只好来个两不得罪，既不引渡，也不释放，而是在收缴谢晋元等人的武器后，将他们羁留了起来。

不是俘虏，却无形中成了俘虏，作为军人，岂能离开手中武器，谢晋元悲愤莫名，恨不得拿着枪重回四行仓库继续战斗。

他虽然又饿又累，但流着眼泪，始终不肯吃工部局提供的任何点心。

从此，“八百壮士”失去自由，再次沦为孤军。他们被关在铁丝网内，不能出大门一步，铁的武器没有了，最后剩下来的只有精神。

起先他们有国旗，但是国旗很快就被收走了。在孤军营内，既无国旗，也无军号，连旗杆或者竹竿都找不到一根。

可是他们天天“升旗”。

每天早上，由谢晋元带头，向空中敬礼。敬礼完毕，大家肃立唱国歌。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人脑子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他们始终目视前方，好像那里真的在升着一面国旗一样。

谢晋元不知道他们还要被关押多久，可他知道只有在国旗下，孤军才不会像离群的大雁那样失去方向，也才会在漫无边际的孤独和寒冷中感到一丝温暖。

在孤军营中，谢晋元仍保持着军中所有程序，从站岗到训练到升旗，都毫不松懈，有人违纪，还要进行责罚。

这样一天可以，一月可以，甚至一年也可以，但如果是几年，就不一样了。

外界传来的消息基本都是坏消息，中国军队越退越远，已经退到重庆去了，胜利和反攻似乎已渺不可期。

我们不过是一群俘虏，国家都要亡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神经兮兮地搞什么站岗、训练、升旗？

在一些人眼里，谢晋元的做法，变成了一种固执和不可思议。

谢晋元遇到了他自奉命固守四行仓库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有人劝他，现在外面大气候这样不好，不能再对官兵太严了，太严恐怕生变。

谢晋元有时自己也很苦闷，可是他认为孤军不是俘虏，“八百壮士”仍是军人，军纪严明正是为了使大家不至于失去方向。

他手书一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1941年4月24日，四名士兵迟到，谢晋元上前责问。四人突然跳起，拾起地上的洋镐将其打倒在地。

一个小时后，遇刺的团长停止呼吸，官兵闻讯失声痛哭。

但是谢晋元的孤军精神保留了下来。

在租界，孤军营是如此，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落到日军手里也一样。

因为受不了欺负特别是人格上的侮辱，他们曾多次拿起石头和木棒，跟日军守卫干架。

由于“八百壮士”声名赫赫，连日本人也不敢轻易加害，就换了个地点，将他们从上海解往南京监狱。

到了南京，说要挑大粪。

“八百壮士”大怒，什么，让我们干这个，你当我们是谁？

拿过挑粪的扁担，咔嚓一声，卸了一个日军守卫的胳膊。

这下，鬼子真的被弄毛了。

四周架起机枪，既然侍候不起，那就不如将你们全突突了。

代理团长说了句话，让日本人无言以对：我们不是俘虏，你们却把我们当成俘虏对待，请问该不该打？

怕了你们，日军将枪口放下，自此以后再也不敢将孤军集中关押。这在日军的俘虏营里几乎也是绝无仅有的奇闻逸事。

这就是团长谢晋元给他们指明的道路。

无论何时何地，“八百壮士”始终都没有撤出精神上的四行仓库，他们无愧壮士之名。

第16章 我爱你，中国

在退守苏州河南岸之后，陈诚又把一支劲旅顶到了第一线。

这支劲旅的名字叫税警总团。

提到税警总团，大家可能要笑了，不是说这支美式军团已经不行了吗，什么时候又坚挺起来，变成“劲旅”了。

的确，税警总团在前面打得实在不算好，一边是不错的武器装备，另一边却是战斗力薄弱，到最后，不仅旁边的中央军，连地方军都看他们不起了。

在淞沪南战场，税警总团的部分阵地还是增援上来的湘军帮他们收复的。

移交阵地时，湘军连带着也把收容到的溃兵和部分“美式步机枪”（其实应是德造或捷克造枪械）移交给对方。

这幅情景，自然是再滑稽不过了，“假洋鬼子们”竟然还得靠土老帽来保护了。

湘军团长便把税警总团的营长叫过去，未讲之前，先拿眼睛往“美式步机枪”上一瞄：拿去吧，好好打，别再“溃”了。

如果当时地上有道缝，我想那位营长肯定马上钻地缝里去了，丢人啊。

底下官兵灰心丧气，后面老板的脸色也很难看。

过去的老东家宋子文又回来了，并吵吵着想要回税警总团。

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是要用黄埔式改造，将税警总团变成手中类似于德械师那样的利器的，未料想这美式的水土不服，眼睁睁地就由橘树变成了枳树，咬在嘴里再也不甜了。

行了，还给你吧。

哈佛财神爷接在手里，却看得手脚冰凉：这还是“我的团”，那支熟悉的美式军团吗？

他把自己姐夫喊过来，老孔，你给瞧瞧，是不是我看错了。

孔祥熙说，没错，我也看见了，烂部队一个。

宋子文怒发冲冠。

现在的总团长是谁，给我过来。

黄杰战战兢兢地跑过去，见这位皇亲国戚发了火，还想解释两句，宋子文一个“SHUT UP”就让他闭了嘴。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不是我的税警总团不好，关键还是带兵将官太孬，非得撸几个不行。

黄杰是蒋介石派过来的总团长，不看僧面看佛面，宋子文也不能做得太绝，自然不会直接把黄杰给撸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让黄杰把两个支队的司令官全部给撤掉。

两个支队的司令官，都是黄埔一期的，其中一个还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侄子，可仗打成这样，确实也无话可说，不下何待。

宋子文说，别以为我不懂军事，不会掌勺我还不会尝吗，前面六个团也有个别打得好的，第四团就不错，把这个团的团长提升上来做第二支队司令官吧。

他没有看走眼，第四团进入淞沪战场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而第四团的团长也的确很了不得，其人就是后来被美国人称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7级。

一提美国军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西点。但实际上在美利坚，弗吉尼亚与西点是并列的，二者一南一北，称得上是美国陆军军校的双子星。

西点有艾森豪威尔，弗吉尼亚则有马歇尔和巴顿，都是二战中的五星或四星上将，谁也不见得比谁差到哪里去。

这些军校都是外面听着好听，对很多学生来说，里面的生活是不堪回忆的。

宿舍里既无自来水也没暖气，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厕所也是最老式的那种。至于伙食，则根本就不像给人吃的，面包硬得跟鞋底一样，一不小心可以崩掉你半颗牙。

弗吉尼亚更恐怖，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三百杀威棒的不成文制度，即新生一定要挨老生揍，而这跟你犯没犯错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年马歇尔就曾被老生打成重伤，但当校方问他是谁打了他时，马歇尔一声不吭，这就是所谓的“硬气”，几乎就相当于地狱式死亡训练。

孙立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跑步时曾被打昏在地，但即使昏倒在地，你也不能装熊，因为没有人会送你去医院，醒过来以后得接着再跑，而且跑慢了还得挨揍。

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学校生活中，孙立人磨炼出了坚强意志，成为一个纯正的美式军人。

不过英美背景的军校生，在当时以黄埔、保定、陆士为主流的国内军界其实很尴尬，税警总团两任总团长王赓和温应星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在一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曾名列第12名，但就这样，两位后来也没能泛起什么大浪来。

好在仗打起来就不一样了，归根结底，最适合军人的还是到战场上去历练，因为那场合是要靠手艺吃饭的，而且淘汰率极高，如果你有真本事，即使是小荷花，也迟早都能露出尖尖角。

孙立人的第四团在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里面打得最好，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使然。“一·二八”会战后，这个团在江西参加射击比赛，个人前十，他们占了七席，团体则是拿了第一。

这可都是练出来的。

蒋介石想用黄埔的模式来改造税警总团，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说黄埔有多么落后，而是二者差别实在太大，黄埔在整体风格上更接近日苏德体系，与英美的根本不在一个路子上。这就相当于，你让我们的国足今天学跳桑巴，明天模仿日耳曼战车，一块面团搓来捏去，最后搓捏出来的，有可能既不是巴西队，也不是德国队，而是四不像。

在黄杰入主税警总团后，只有孙立人带的第四团维持了老样子，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其他人早就忙着赶潮流，换行头，去套黄埔的模式了。

在淞沪南战场，第四团表现出色，不光官兵训练有素，孙立人在指挥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他靠前指挥，跟士兵们趴在一个战壕里。

当然了，放大了来看，到淞沪会战的时候，团营长甚至师旅长在第一线的比比皆是，并不稀奇。与别人稍有不同的是，孙立人不光是跟着一道开枪扔手榴弹，或是喊两句励志的口号，而是真能看出东西来，然后根据战场态势作出应变。

等到战斗越来越激烈，别的团都把阵地给丢了，唯有第四团的阵地始终确保无虞，原因是孙立人手里牢牢地掌握着一支预备队，这也是他作战的一个原则，即如果阵地上有十个人能打的话，一定要拨起码三个人到后面去。

第四团的阵地也被日军突破过，但就在口子还没被完全切开的时候，孙立人马上就会带着预备队杀上来，于是阵地又得而复失。

接着他再抽预备队，反正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循环，从而使得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心里始终都有一个底。

在人事调整后的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仍由黄杰直管，但孙立人已实际掌控了整个总队。

六个团，大多数已被打得变成了营，只能缩编取消番号，不过人不在多，有将则灵，由善战之人统领，队伍马上就活了。

看到自己的美式军团重新回归，宋老板的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

缺工事材料吗，财政部给运去，什么钢板、三角铁、沙袋麻袋，大卡车一辆一辆装着送过来，有了这些玩意儿，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时都无计可施。

白天没法吃饭，财政部运，日机二十四小时在天空盘旋着，就等下面升起炊烟好扔炸弹，没想到税警总团如今不烧饭了，啃的都是洋面包，你奈我何。

宋子文像以往一样，对自己的子弟兵关照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甚至想到了，苏州河岸边会不会有蚊子啊（其实已是秋季），兄弟们平时会不会因为不卫生而闹肚子啊（参照财政部标准），得了，快把蚊香和消毒药片给一并捎过去吧。

对于指挥作战的将领，简直不知道怎么心疼好了，抬头一瞧，柜子上不有白兰地吗，全给拿去，秋季多雨，喝点洋酒可以预防风寒。

不仅孙立人，连他手下的一众参谋，每天一瓶，雷打不动。

领导这么把你当人看，再不好好干就太不够意思了。

“东方隆美尔”要大展拳脚了。

在苏州河北岸，日军托着腮帮子在想，怎么渡过去呢？

河面上原来有桥，但中国军队一过去，马上就轰隆隆地全给炸了。

再看看对岸的工事，修得很见水平，连材料都是由钢板和三角铁这样的铁家伙组成的，特别是从缝隙里伸出来的枪口，一看就知道是捷克造，火力不差，如果直挺挺地在水面上架浮桥，就等于给守军当靶子用了。

日军前敌指挥官颇有头脑，经过琢磨，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苏州河会受到潮涨潮落的影响，天黑时涨潮，河水向西倒流，到天亮时落潮，又会按照正常顺序“一弯河水向东流”。

这样的话，就不用傻乎乎地直接从北岸向南岸搭桥了，只需先利用晚上在北岸搭一个与河宽相等的浮桥，等到天亮，利用水的流向和浮力，浮桥就会自动漂向南岸，如此岂不就成了。

如果在搭桥时，能再施放大量烟幕弹，简直是天衣无缝。

打仗有时候是要凭脑子的，很多日军官兵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这方面就跟我们拉开差距了。不过，这说的只是整体，缩小到苏州河之战，小鬼子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更有文化和头脑的。

在孙立人的指挥下，税警总团用厚钢板在岸边搭了很多临时隐蔽所，日军的炮弹打不着，但他们可以躲在里面守株待兔。

10月28日，日军自认等来了机会。

那天早上起大雾，面对面都看不清人，别说隔着一条河了，快过。

可是偷渡者并不知道岸边早就藏着许多猎手，后者看到浮桥便猛投手榴弹，浮桥当即被炸断。

由于人多，还是有一批鬼子兵上了岸，并一头扎进了附近纱厂的储煤窖。这个储煤窖在一个三米高的陡坡下面，枪炮都够不着，手榴弹也没用。

不过孙立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储煤窖里的鬼子，而是还漂在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橡皮舟。

#炫#以钢板做成护墙，继续投手榴弹，直至把残余的橡皮舟全部炸沉为止。

#书#一顿“榴弹雨”下去，别说橡皮舟，连一块橡皮都看不到了。

#网#北岸的日军急得跳脚，南岸的日军也近乎抓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办法，想开枪都找不着目标。

好了，后路没了，你们就在储煤窖里等死吧。

附近不是有纱厂吗，孙立人让人到纱厂去搬棉花。

众人都不知道要派什么用场，但长官这么要求，必有用意，那就去搬吧。

十几捆棉花包被搬到陡坡之上，浇上煤油，然后轰的一声点着了，往陡坡下面推。

燃烧着的棉花包封住了储煤窖口，有的直接滚了进去，里面的日军开始大概还感觉不错，挺热乎嘛，但是很快就像蜂窝里的野蜂一样炸了起来——烤白薯可不就是这么来的！

连续几天，日军再也不敢过苏州河了。

11月3日，上海派遣军主力齐集北岸，正好又是一个大雾天，他们才利用橡皮舟浮桥再次实施强渡。

第17章 我爱你，中国（2）

与上一次相比，这次用兵多，规模大，相当数量的日军得以登岸。孙立人不得不组织敢死队，与之进行逐屋逐室争夺，终于把大部分阵地都给夺了回来。

战斗结束后，税警总团因损失较大，奉命换防休整，但孙立人忽然改变了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小红楼的据点，也钻进去了20多个鬼子，由于是两层楼房，易守难攻，税警总团还没来得及拿下来，换防命令就到了。

孙立人既有名将潜质，性格上也十分好强，与他的上司黄杰那样阿弥陀佛的人更是判若两端。他觉得还是应该先把小红楼里的鬼子解决了再说，免得给人留下话柄，说是我孙立人自己搞不定，想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他人。

作为一个靠脑子打仗的人，一般情况下，孙立人从不主张靠牺牲士兵的生命去一味蛮干，他决定采用地雷爆破。

地雷第二天凌晨运到，孙立人喜不自胜，由于天色尚黑，他便从指挥所里走出来，打着手电筒亲自查看。

不料这时正逢日军炮击，由于他的指挥所离河岸很近，一颗炮弹当空爆炸，孙立人被炸伤十几处，光嵌入体内的弹片就有八九块之多。

浑身是血的孙立人躺在地上，差点让人以为他没气了。

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东方隆美尔”还没怎么亮相就完蛋了，那后面这部书怎么说？所以我们在炮弹爆炸的一瞬间，特地给孙立人戴了顶钢盔，又让他蹲着身子，这样其他地方尽管惨不忍睹，但脑袋没事，吃饭的家伙还在，大家不用过分担心。

宋子文听到消息后，赶紧派来救护车，但是孙立人只接受伤口包扎，却拒绝上车。

那谁，你代替我进行指挥，务必用地雷把小红楼给炸掉。

听到整座小楼都被炸塌，孙立人这才坐上救护车。

上海完全沦陷之后，日军在苏州河岸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受了重伤的孙立人与战场只能暂时说拜拜了，对于他来说，淞沪战场给他的空间还是太小，连小试身手都算不上。不过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自己将在异国战场上腾空而起，取得令孙元良这些人都为之咋舌的辉煌战绩。

在苏州河相持不下的同时，日本政府一面拒绝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一面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中介人，试图与中国进行“秘密和谈”。

中日的各自要价相去甚远，蒋介石看了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何况朝也盼暮也想的国际会议已经召开，胜负未分，如果这时候就答应了你那些过分要求，我怎么向国民交代？

在召见陶德曼时，他让德国人转告近卫内阁，要谈可以，但必须到会议上大家三堂六面地公开谈，这样偷偷摸摸地肯定不行，而如果日本始终不愿恢复战前状态，那也是没得谈的，要打，我们奉陪。

一方要“秘密和谈”，一方要“公开谈判”，说不拢，作为中介人的陶德曼只得怏怏而退。

当天，日本派出的第四批援军——第10军悄悄抵达金山卫附近海面。

第10军由从北方抽调的熊本第6师团等三师一旅团组成。组织第10军进攻上海，说明日本已准备在上海投下最大的赌注。

这一天是11月5日。

拂晓，海上正好起了大雾，视线不清，监视哨无法观察日本军舰的运动情况。

早已虎视眈眈的第10军突然组织滩头强攻。

在金山卫防守的仅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营。炮兵发现敌情后，立即进行炮火阻击，无奈第10军登陆的远不止一个点，轰了这里，就打不了那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等日军接近时，炮兵连甚至不惜动用出膛即炸的零线子母弹拦击，可是潮水般涌来的鬼子兵，岂是几门炮就能挡得住的，金山卫阵地遂告失陷。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大叫起来，日本人最擅长迂回抄击，难道就不会防着一手，多置些人马，五年前“一·二八”会战的亏还没吃够吗？

说得没错，中方将领也并非不知兵。本来在阵地两侧，从浏河至南京，从浦东至杭州湾，都摆满了警戒兵团，以防备日军迂回，但是很快这个格局就被逐渐打破了。

原因其实还是出在力不能支上面。

在淞沪战场如火如荼之时，中央阵地常常入不敷出，后面又无兵可调，救急如救火，只好临时从两侧抽调兵力。

此举意味着什么，从蒋介石到陈诚都很清楚，那就是巨大的风险，但是你不从那里抽人救急又怎么办，不管北战场还是南战场，若无援兵不断接力，防线也许立马就垮了，两侧就算全是人，还不一样会输得很惨。

一开始还想得挺好，抽出来多少人，等后方来了部队后，马上再补进去，这样就没事了。可没想到的是，凡是从后方来的，管他多少人，有没有战斗力，前线都能一个不剩地照单全收，否则阵地就会丢失或出现空隙。

你要说这是在饮鸩止渴也没什么不对，可倘不如此，淞沪会战早就可以宣告败局收场了。

同时，中方对金山卫的防守也确实松懈了一点。战前，中国统帅部曾多次组织对金山卫一带的地形进行考察，但都认为这个地方水浅涂深，船只靠岸很困难，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

等到上海派遣军从川沙口、吴淞登陆，并将守军逼至苏州河南岸后，大家又本能地认为，日军由北向南打得顺风顺水，就算要再次登陆，也一定会选择长江南岸。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看上去最难攻的地方往往却是最薄弱之处，第10军登陆金山卫，为中国守军败走上海一锤定音。

这再一次证明，日军在进攻战尤其是迂回包抄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

今天，当我们遍查所有的回忆录和资料，虽然时见怪你怪他之辞，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谁都没能准确地预见到对手会登陆金山卫，甚至连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都出现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认为日军企图在江浙各处再次登陆，只是佯动性质，其目的在转移视线，分散中方在上海的作战兵力。

这个世界，总有那么多意外。

惊悉日军登陆金山卫后，陈诚连抽两个师前去堵截，然而都挡不住第10军的凌厉冲击。

这时蒋介石打电话给陈诚，问他：怎么办？

陈诚那么一个从不肯服输的人，也看到了大势已去，只得回答：为今之计，只有赶快撤出上海，退守国防线。

陈诚所说的国防线，重点是指吴福线（苏州到常熟福山），当时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蒋介石整整思考了半个小时，同意了陈诚的意见。可是考虑到“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才刚刚开了没两天，如果此时就退出上海，中国可能会在会议上颜面扫地且无功而返，于是让陈诚再坚持三天，三天后再撤到国防线上去。

显然，这又是一个以外交牺牲军事的例子。三天，黄花菜都凉了。

11月9日，陈诚下令全军总撤退，向吴福线转移，可是已经太迟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的必然思路。

第10军指挥官柳川平助见江南道路狭窄，全军掩杀尚有困难，便以熊本师团为先锋，一头朝京沪铁路上的昆山直插过去，从而切断了上海守军与后方的联系，撤退部队因此一下子陷入混乱之中。

由于无法完全堵住各条道路，柳川又遣出多支小规模挺进队，轻装前进，绕前袭击，更是加剧了这种混乱。

有如四年前长城抗战后期的“滦东大溃退”，本来有秩序的撤退也开始演变成无秩序的“溃退”，只是规模更大，场面更惨。

溃退，几乎已成为中国正规军队的一种难改痼疾。白崇禧曾经拿他在北伐时期的经历作比，说那时候的南方部队就是如此，典型特点是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大家哇呀呀叫，不顾性命地往上冲，可是守则气馁，都挤在一条道上争相跑路，每个人都不管他人，只求自己能早一点逃出被围歼的厄运。

不可否认的是，淞沪一战，前期确实过于惨烈，尤其是退到苏州河南岸的，大部分都被打残了，可以说已达到消耗的极限，再相互一裹卷，皆失再战之心。

在溃退中，各级指挥官都相继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有效掌握，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纷乱的模样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连一干大将们都出了糗。

胡宗南在苏州河畔的司令部，首先遭到日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参谋人员及警卫连死伤殆尽，才保得胡宗南一人只身逃走。

另一位倒霉的是薛岳。他那时正发高烧，乘着小汽车往吴福线撤，路上却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机枪扫射，司机和卫士当即中弹身亡。

薛岳是给先总理当过卫队长的大内高手，即使是生病当中，也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见情况不妙，他一脚踢开车门，然后纵身跃入路旁的水田，又仗着水性不错，连游五道河沟脱险。如果这位那时就战死上海，以后长沙会战的绝活我们也就别想看到了。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牺牲将官职务最高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中将，而吴克仁就是在大溃退中遇难的。

淞沪战场是各支军队争取荣誉之地。吴克仁在上战场前就对部属说，不管别人怎样，我们东北军绝不能再被人家戳着后背脊梁骨，骂我们只会叫嚷抗日，实际打起仗来却是草包一个。

可是吴克仁也没有想到仗真会打到如此惨烈。看着旅团长在眼前一个个倒下，他虽然嘴里说“马革裹尸，乃军人最光荣的归宿”，然而却一边说一边流泪，内心伤痛至极。

更想不到的是出现大溃退。

从一线撤下来时，身边仅剩了几个随从。吴克仁不由得摇头苦笑：想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曾是何等狼狈，不意吾辈竟还多有不如。

江南沟壑纵横，北方人又有很多不会游泳，在遇到一条深水河流时无计可施，侥幸的是随从在附近找到了一块门板，这无疑是一块救命的木板。

正要倚板而渡的时候，一个当地政府的文官也凄凄惶惶地跑到了岸边，比之于军人，他更为无助。

吴克仁在问明他的身份后，不由得长叹一声：我们军人打了败仗，已有愧于大家，若再只顾自己逃命，那就更是惭愧万分了。

这块木板，你先拿去用吧。

文官怀着感激的心情渡过了河，却再也没有看到将军现身。

有人说，吴克仁是在过河时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的，还有的说他是在中弹后伤势过重淹死的。

包括吴克仁在内，东北军在淞沪战场上共阵亡将级军官五人，重伤三人，团长伤亡超过一半，到最后突出来时五万编制的一个军，只能勉强缩编成一个师。

11月12日，上海完全失守。

第18章 蜀中三将

在第10军登陆金山卫后，日本统帅部决定成立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以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

按照其原有计划，是“在上海打，在南京谈”，但无论松井石根还是柳川平助，作战区域都已大大超出上海及其近郊范围。

柳川平助，毕业于陆大24期“军刀组”，与土肥原、香月清司、谷寿夫是陆大同一期。

他最擅长的其实不是步兵，而是骑兵，由于一直指挥骑兵作战，所以对长途奔袭这一套特别来电。不过柳川的命不好，本来官当得好好的，却因为卷入帮派争夺而曾遭遇厄运。

当年日本陆军内部有两大对立派别，一为皇道派，一为统制派，两派经常争得你死我活。柳川和松井都属于皇道派，或被认为是皇道派，结果统制派得势后，就双双得到了被中途扫地出门，编入预备役的下场。

靠边站的日子不好过啊，柳川在以泪洗面的同时，天天幻想着有出头的一天。

淞沪会战打响，前线高级将领稀缺，柳川被重召上阵，他一蹦老高，杀人立功的心情比松井都来得迫切。

松井从太湖北岸进行正面追击，奔袭专家柳川就沿太湖南岸进行迂回绕击，中国军队撤退时的极度混乱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第10军造成的。

在太湖北岸，尚有“东方马其诺”可以据守，太湖南岸则几乎无险可守，只有不惜代价地派援兵进行堵击。

11月11日，陈诚紧急调用百余辆卡车，将第二批广西桂军——第7军送至太湖南岸的吴兴战场。

第7军有“钢军”之称，他们以伤亡一半的代价，顽强阻击作为第10军主力的熊本师团，并坚持到11月24日，才因伤亡过重而不得不撤出吴兴，转而以川军接替。

如果说桂军第7军算一流选手，在陈诚走马换将之后，柳川也将熊本师团暂时撤下休整补充，以应付后面的更重要战事，替换上来的同样是二流选手——第18师团。

第18师团是新编师团，若论战斗力和凶悍程度，远不及熊本师团，可说句实在话，川军跟桂军也不在一个档次——哪怕是川军中的佼佼者。

与第18师团对阵的川军是唐式遵集团军。

刘湘出川抗战的两大集团军，北上参加娘子关战役的是邓锡侯，东调救急的则为唐式遵。

唐式遵是刘湘的嫡系，虽然所属人马也是单衣草鞋，但比之于邓锡侯部，不管武器装备还是实际战斗力，都要强上很多。

随着陈诚颁下军令，郭勋祺、刘兆藜双双杀出。

在川将之中，郭勋祺最为耀目，有川中第一名将之誉，成名之作为内战时期的土城战役。

那还是长征时期，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再次执掌军权，第一件事就是想在土城打一场漂亮仗，以重振久败之后的红军士气。但是这一仗没能旗开得胜，原因之一就是遇到了郭勋祺这个猛张飞。

土城战役，中央红军主力尽出，却仍被郭勋祺突破阵地，直逼军委指挥部前沿。千钧一发之际，若不是我们的主席把干部团都拿出来拼，指挥部几乎不保。

是役，红军伤亡多达3000之众，而郭勋祺作战之猛，也使人们彻底改变了川军战力低下的印象。

在前往吴兴的路上，郭勋祺一直琢磨着怎样才能把出川以来的首仗给打好，他开始对陆续向南京转移的后撤部队感起了兴趣。

当然，这个兴趣点是有聚焦的，焦点所在，就是其中的一个炮兵团。

川军一门重炮都没有，想想看，要是咱手里也有大炮，该是怎样一种情形。

一打听，炮团的团长是四川人，跟郭勋祺手下的一个旅参谋长不仅是同乡同族，还是黄埔的同期同学，两人关系铁得很。

听说还有这么一层关系，郭勋祺赶紧拉炮团团长吃饭（自然只能是便餐了），并让这个旅参谋长在一旁猛敲边鼓，意思就是希望对方能留下来帮忙。

但是人家听后直摇头：我这个炮团奉令退保南京，军令如山，如果因留下耽误了布防时间，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眼见对方起身要走，郭勋祺又歪嘴又挤眼，刘兆藜带着他的一干旅长们及时冒了出来，这些人里面，有的还跟炮团营长是结拜兄弟。见面之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兄弟这就要有难了，你能见死不救，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吗？

炮团营长坐着不动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的团长。

里应外合，内外夹攻，这么多人情扑上来，团长也招架不住了。

川人最重乡情，一跺脚，也罢，就让营长留下吧。

这里说的留下，可不是一直留下，那是要违反军纪的，只能留四天。至于为什么耽搁了四天，可以对上面解释为该营是后卫，反正只要炮团有人先到南京去报到就可以了。

经过联袂围攻，终于有一个炮营可以留下来了，大家喜不自胜，可是接下来却差点吵起了架。

那就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

刘兆藜说，要不是我拿兄弟感情去争取，事情差点就黄了，所以这个炮营应该归我。

刘兆藜一脸憧憬状，那样子，仿佛炮营的大炮已经在他的阵地上一字排开，咣咣地将日军炸飞了。

然而在郭勋祺看来，这场戏，他才是总导演，刘兆藜充其量不过是他请来的一个“托”，怎么到头来，好事还全归了“托”。

不行不行，你看看我的防守阵地，南面要防，东面要守，既要注意正面，又要留心湖上，能缺了炮兵吗，这个炮营还是归我比较妥当。

争来争去，刘兆藜始终不肯相让，哪怕三七开也不行，最后双方按五五分才得以成交，也就是把炮营拆开来，一边配两个炮连。

郭勋祺防守的阵地靠于太湖岸边，此地称为夹浦。

我曾经去过夹浦，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浙江人很会做生意，愣是把当地改造成了一个度假村，以至于每户人家几乎都成了一个小型的饭店兼旅馆。

在那么多漂亮的小洋楼中间，独有一间土屋，仍是泥墙青瓦，炊烟袅袅升起，一位老妪在门前搬凳闲坐。

这样的土屋，当年一定随处可见。

善良的人们本不奢望太多，只求可以宁静地生活下去即可，但战争无情地打断了这一切。

夹浦之战异常激烈，第18师团的步兵主要汇集于这一路。

在步兵推进的同时，日军大炮进行掩护，炮弹呼呼地从头顶掠过，但郭勋祺一再不让机枪和大炮开火，仅用手步枪御敌。

最有力的武器，必须到最有把握、最有效的时候才能使用。在此之前，就得熬着。

郭勋祺是名将，他的部队里也不乏牛人，比如一个连长，他的脑袋被鬼子的三八大盖给打中了，子弹从耳边进去，脸上穿出，这位兄弟竟然还能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着，而且言语自若，跟常人无异。

随着作战过程的不断推进，郭勋祺在估算距离。

等第18师团到达守军阵地千米以内后，他下令轻重机枪齐射，以打乱其前锋阵脚。

见日军队伍开始出现松动，郭勋祺才要求炮兵连开火，并按1500米的距离进行连续轰击。

前后两个火力覆盖面一出，日军的攻击阵容陷入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太湖方向也出现了险情。

除第18师团外，柳川又另外组织了一支由海军陆战队为基干的混合支队，驾着汽艇和小木船，准备从东面横渡太湖，以便对川军形成夹击之势。

如果事先没有考虑，沿岸守卫部队本能的反应就是朝船上的人瞄准。郭勋祺说你们不要急着打，让他过来，靠近岸边再打，而且不要零零散散地打，得用排子枪。

注意，不要打人，得打船！

船目标大，比人好打，一旦洞穿，进水即沉。

指挥当兵的打仗，就得这么细致，别光来口号那些虚的，这一点，也很能看出郭勋祺身上的名将本色。

见无机可乘，第18师团只得在日暮时分悄悄撤退。

郭勋祺认为他这一仗打得不错，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另一位打得比他还要精彩。

郭勋祺的难处是要两头兼顾，而刘兆藜的困难则是承压最重，他的阵地横守京杭大道，最适宜于第18师团的坦克快速部队行进。

不过刘兆藜对此早已成竹在胸。

四川蜀地，那是“五虎上将”发布榜单的地方，诸葛孔明运筹帷幄的场所，之前，川军钻在窝里面自己玩，大小仗少说打过四五百场，有点灵性的都能上路。

刘兆藜是一个有灵性的人。论名气，他不及郭勋祺，但那是没给机会，给了机会一样能闪光。

看《三国演义》，我们会发现，孔明用兵，最擅长两项，即诱敌伏击和夹路火攻，出山后的第一仗“火烧博望”便是二者的最佳结合体。

在与郭勋祺争炮兵时，刘兆藜曾当众夸口，说他早在阵地前沿布置了陷阱，敌不来则罢，若是来了，必叫他陷入我天罗地网之中而不得逃生。

刘兆藜不是吹牛，因为他确实找到了一处可与博望坡地形相像的地方。

当天的情形宛如三国重现。

一开始，两个回合不到，刘兆藜即佯装撤退。第18师团的快速部队本来以为要在阵地前鏖战一番，见此情景，连怀疑都不怀疑就蜂拥着上来了。

为什么不疑，因为前面中国军队的溃退见多了，打两枪就跑的亦不鲜见，属于正常现象，正常的你都怀疑，那不等于脑子进水了。

如同当初曹军看到刘备一样，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也是大笑：川军要与吾对敌，正如驱犬羊与虎豹斗耳。

日本“虎豹”们一路猛追，渐渐地就追到了窄狭处。

在“火烧博望”这一节里，对博望坡的描述是“南道路狭，山川相逼”，刘兆藜诱敌深入的这个地形与此类似，有三里路长，是一个呈波状起伏的狭隘地段。

曹军对博望坡开始起疑，倒不是路狭，而是说此地树木丛杂，且两边都是芦苇，倘彼用火攻，可怎生了得。

刘兆藜预设的伏击区域没有这么多的树木和芦苇，所以日军坦克就放心大胆地进去了。

第19章 蜀中三将（2）

与“火烧博望”唯一不同的是，刘兆藜没有贸然采用火攻，他用的是炮攻，这点颇有时代特色。

在刘兆藜身边，就是那位炮团的营长，后者一直在用望远镜进行观测。

眼看数十辆坦克已经进入隘区，大喊一声：放！

德造山炮齐轰，这一轮轰击方向是截尾，日军队尾的数辆坦克立刻被击中，并堵住了自家退路。

随后大炮转移方向，再斩首。

一头一尾下来，最后的程序才是击腹。

除山炮外，川军自带的迫击炮、步机枪、手榴弹也一起朝隘区中央倾斜，一时间，弹如雨点，震耳欲聋。

日军被围在中央的大多是坦克装甲车和山野炮，移动不灵，见两边皆被堵住，只能依傍路边的山岩死角进行躲避。

可是这时刘兆藜却暴露出了一个漏洞，有一个倾斜的小道，竟然无兵扼守。

百密却有一疏，这次第，正应了三国上的一句话：敌军如此，虽十面埋伏，吾何惧哉！

日军特种部队遂向小道突破。

行得二三里地，到一陡坡，上面铺满了谷草。

假如这些谷草出现在隘区，鬼子们即使没看过《三国演义》，也一定会予以提防，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夺路而逃的时候，谁还有那份闲心低头去看看地面上究竟铺了多少草。

既然是“火攻博望”，但火一直都没出现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炮战之后要上演火攻。

事实证明，刘兆藜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细节，他“漏”，只是因为这段戏需要他“漏”，观众强烈要求看火攻，敬业的都必须返场加演。

返场的这段戏，在《三国演义》里也很有名，叫做“火烧上方谷”。

陡坡两旁，埋伏着川军的迫击炮和机关枪，此时忽然向谷草进行猛烈射击。

你不射坦克，射谷草干什么，能射出火来？

这可不是一般的谷草，事前都喷了煤油，一射之后，立刻燃起大火，顿时火势熊熊，烟雾弥空。

炮攻加火攻，第18师团的特种部队损失惨重，仅坦克就被击毁13辆，山野炮4门被缴，4门被毁，仅少数坦克和炮车拼死冲过火海逃脱。

刘兆藜凭此一战立下声名，外战业绩在川军众将中独占鳌头。

一天下来，唐式遵神采飞扬，两员战将，郭勋祺持平，刘兆藜大胜，在刘湘那里交代得过去了。

不爽的却是郭勋祺：怎么会让刘兆藜盖过风头呢？

我不是持平，应该是打胜！

他让各团报歼敌数字，准备写个报告给唐式遵，结果没有一个团报得上来，都是极其笼统的“敌伤亡惨重”。至于什么日军番号，敌将姓名，一概不知。

日军作战，除非是完全地被你包围歼灭，所有死尸都是要拖回去的，伤兵更是不会留在战场之上，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统计皆为“估计”、“大约”，很少能精确得起来。

川人实在，大多不善作假，郭勋祺这边没法自圆其说，刘兆藜那边却早已是铁板钉钉：炸毁缴获的东西一目了然，死尸一目了然，甚至还俘虏了六个日军官兵。

郭勋祺很生气，气死了。

晚上连觉都睡不好，爬起来给各团团长一人挂一电话，告诉他们：活捉日本官兵，予以重赏。

你们多少给我抓一个活的回来，老爷我自己掏钱赏你们。

抓活鬼子，成了郭勋祺始终难解的心结。

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又把手下一干团营长叫过来训话。

你们昨天打的那叫什么仗，竟然没有俘虏，连日军番号和主将都不知道，这是打的混仗！

团营长们都是一愣，表情十分困惑。

这要求也太高了吧，谁不知道，鬼子很难俘虏，难道打退日军，守住阵地还不行？

成天混在一起，郭勋祺对他这些部下心里在想些什么，自然也一清二楚，于是下了断论：打仗，光打退敌人是不能算数的。

大家都傻呆呆地盯着他，那你说，怎么才能算数呢。

郭勋祺大手一挥——俘虏敌人，夺得武器，算数！

可是这个难度越来越大，对郭勋祺是这样，对刘兆藜也是如此。

那一天仗之所以能打得那么漂亮，细究起来原因很多，包括第18师团是个新编师团，包括这个师团轻敌冒进，包括川军首战士气高昂，但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炮兵营的帮忙。

大炮就是个活宝贝，谁都离不开。

可让人不爽的是，那个炮兵营长却死活要撤走。

白天立了功，但功劳都是人家的，自己只能做无名英雄，更重要的是，在亲眼目睹战斗的激烈状况之后，心里就打开了鼓。

看起来，这可不是帮忙的问题啊，弄不好一个炮营都得栽里面，到时候如何向上面交代？

忙，我帮了，兄弟之情，也算有了，明天我就得奉命开拔南京。

郭、刘都是一愣，不是说好四天吗，难道再多留一天也不行？

别说一天，半天都不行。尽管川军百般挽留，就差磕头作揖了，但炮营还是开走了。

炮兵一走，仗就不那么好打了。

如果说俘虏日军是理想，眼下郭勋祺却得面对现实，缺了炮兵，要是日军再用坦克来冲击，可如何是好？

在这方面，哼哈二将都不约而同地使出了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即把中间的公路让开，摆出一副请君入瓮的架势。

二位的空城计都成功了，因为吃了昨天的亏以后，第18师团根本就不敢再走正面，而宁愿从两翼展开进攻。

两翼也很难对付，但郭勋祺不管这些，他想的还是要抓鬼子。

好消息来了，在打了两三个小时后，部队终于将两三百日军包围于夹沟之内。

这真的是瓮中捉鳖，郭勋祺高兴得手舞足蹈。

格老子，今天我非得亲自到沟里去捞两个日本兵出来，然后带回来仔细研究一下。

此时炊事兵已经把饭端了上来，郭勋祺却乐得连饭也不想吃，带着两个卫士喜滋滋地就往夹沟赶去，那样子跟急着去网兜里收鱼的老渔夫差不多。

一个人太兴奋，就难免大意。

太湖边上，一直隐伏着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看到兴冲冲跑出来的这几个人，立刻端起枪瞄准射击。

三八大盖的优点之一，就是射击的准确率很高，但或许是郭勋祺一开心，动作幅度比较大，子弹只击中了郭勋祺的大腿，不过这也够他受的了。

郭勋祺是由卫士背着回去的，而等到他转移到后方时，仍然没有听到抓获鬼子的消息，这真是一件憾事。

第18师团在吴兴碰了壁后，开始将进攻重点转向另一方向——安徽广德。

我去广德，只是路过。因为要去皖南的话，就必经广德。

一行人是冲着李太白的桃花潭去的，但是车子在经过广德县城中央的时候，几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显见得那是一座颇有些年代的古代城楼，下了车后，我们钻进城楼，东望望，西瞧瞧，一抬头，赫然看到城楼上嵌着三个字：鼓角楼。

让我惊异的是，题款作者竟是曾巩！

有一段时间，我对《唐宋八大家文钞》特别感兴趣。编者对曾巩十分推崇，几乎尊其为八大家之首，一本文钞，他的文章占了最大篇幅，也充分表明了曾文学家在文坛政坛上曾经拥有过的地位。

回家后我特地翻查了资料，才知道鼓角楼实际上是广德县衙所在地，而曾巩不仅为它题名，还专门写了一篇记。

作为北宋的大名人，能如此破格，似乎早早就预示了这座城楼的不同凡响。

果不其然，到了南宋，一个此前尚默默无闻的年轻将领登临此楼，指挥与金国女真作战，六战六捷，举国为之轰动，他的名字叫岳飞。

再看下去，就跟我将要写的人物联系上了。

饶国华，四川资阳人，时为川军中将师长。

11月27日，第18师团对饶国华镇守的广德发动全力猛攻。那几天气温骤降，尚穿着夏装的川军官兵冻得浑身哆嗦，只能靠嚼食随身携带的干辣椒来抵御寒冷，而广德前沿又为一片平原，基本无险可守，经三昼夜拼杀，饶国华师伤亡惨重。

11月29日，饶国华担心自己守不住广德，遂连夜乘车到集团军总部谒见唐式遵，请求增加援兵。

唐式遵却正在焦头烂额之中，认为各个点都要守，哪有多余的兵给你，不仅没派援兵，还冲饶国华发了顿火。

回到军营，饶国华深感情况严重，广德已至危急存亡关头，他发出通令：人谁不死，死有重于泰山，我已做好报国准备，阵地在我在，阵地亡我亡。

11月30日，饶国华亲自到前线督战，但当天战斗异常激烈，川军终于支撑不住了。

眼前日军像潮水般涌来，而自己的部队却像潮水般在溃退，乃至到了不听从指挥的程度。

饶国华长叹一声，他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广德城的后方师部。

这位中将师长没有选择逃命，而是给刘湘、唐式遵各写了一封遗书。

诸君还记否，出川时，我们曾共同表达过誓言，失地不复，誓不返川，胜则生，败必死。现在败了，广德即将失陷，但是我会记得当时的誓言，绝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

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在于你失败之后如何抉择。

饶国华带着卫兵赶到广德机场。

这是华东两大机场之一，除了杭州笕桥机场，就是此处，中国空军曾多次从这里出发，与日军进行空战并创造过辉煌。

绝不能让它完好地落入日人之手。

饶国华下令，将机场点火焚烧，予以彻底毁坏。

做完这一切，饶国华来到了城门外。

虽然日军已经迫近眼前，但他丝毫不感到害怕。人活世上，不过聚散而已，只是出川时的心愿未了，漫长的冬天却已将来临。

背后就是鼓角楼，是素重气节为人师表的曾巩，是怒发冲冠仰头长啸的岳飞，对不起，我给你们蒙羞了。

饶国华最后看了看这座即将陷入苦难的城池，他没有流泪。

春天不会远了，黑夜也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

他盘腿坐下，忽然朝日军即将进入的方向怒目而视，并奋力大呼：德国威廉二世曾那么强大，一战后仍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看着吧，将来一定会自食其果！

随着一声枪响，将军随即倒下，手里握着自杀用的手枪。

他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城陷，将必同亡。

第20章 风过耳

在太湖北岸，陈诚率部边打边退。

他在撤到苏州后，本可依托吴福线布防，但是日军的又一次突然迂回，使这一意图化为泡影。

11月13日，京都第16师团在长江南岸的白茆口登陆。

白茆口离福山港非常之近，而京都师团的用兵方向也十分明显，就是冲着其侧背而去的。

11月16日，福山失守，陈诚连停顿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只得继续撤往江阴。

他还有最后一道国防线可守——锡澄线（无锡至江阴）。

可是这时人心已渐渐难以收拢，所以依托锡澄线固守的计划只能再次落空。

后来对于国防线未起到作用，一般都归咎于其本身的问题，议论最多的就是无人守备以及找不到工事钥匙。

其实原先这里都有守备部队。

可是由于淞沪战场的需要，他们也像上海两侧的警戒兵团一样，早早就被作为补充兵员，全给吸纳到主战场上去了。比如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其组成就是原来两道国防线上的地方保安团。

这些守备部队被调走后，国防线工事的钥匙就临时交给了当地的保长。然而保长不是军人，人家也是老百姓，又没受过军训，听到前线风声鹤唳，那是非赶紧逃命不可的。

结果部队撤到这里后找不到保长，拿不到钥匙。

不过这些实际上也并不是最主要的。

找不到钥匙，可以砸，可以撬嘛，那锁也不是金刚所铸，事实上，陈诚嫡系的部分中央军，就选择了直接撬门而入，只不过因为对这些工事不熟悉，运用起来较为困难一些，但毕竟也紧紧巴巴地守了那么几天。

大多数部队在通过时，却是连停下来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只是一路夺命狂奔。有的即使停下来了，也说找不到钥匙，所以没法固守，很快就撤走了。黄仁宇就此分析说，这可能是一些部队急于溃退才找出来的借口。

一个“钥匙问题”，多少反映出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过于庞杂，很多地方军在上阵作战时可以勇不可当，但退却时缺乏严格的作战纪律。

不管怎样，两条国防线毕竟都没能起到预期效果，当年苦心打造的“东方马其诺”竟多半已成摆设。

其实，军事史上的无数例子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战术和人力与之相匹配，再坚固的堡垒都作用有限。

不要说我们这个实际上建造水平很低的“东方马其诺”了，就算真正的马其诺又怎么样。三年以后，德军直接绕过这道防线发动攻击，法军因此土崩瓦解，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国防线从此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

11月26日，陈诚放弃锡澄线，退至南京城下。

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见陈诚，垂询防守南京之策。

陈诚第一句话就是问：是不是需要我来守南京城？

蒋介石明确回答：不是，我已另有人选。

陈诚说，如果你要我守南京，我遵命，但如果不要我守，我有意见，因为我认为不应该死守南京！

在下以为，日军在战术上虽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已经失败，必将陷入持久战的泥潭，所以我们应该赶紧撤往皖南，南京只能作为前卫阵地。

蒋介石仍犹豫不决，他命令何应钦、白崇禧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进行集体商讨，看究竟怎么办。

中国统帅部一连会商六次，结论都是南京孤立，又没有要塞设备，不易坚守，乃非战之地。

蒋介石同意了会商结果，他命令陈诚赶紧去皖南进行布置，并将主力逐步撤至浙皖赣。

在上海陷落之后，“九国公约”也没戏了。

这次国际会议表面上是宣告暂停，实际上是无限期停止，而在此之前，它仅仅像国联一样，发布了一个谴责日本的宣言。

当初扩大淞沪会战，付出如此大的牺牲，一大动因就是希望引起老外特别是美国的注意乃至干涉。

老外们的确是注意了，而且还肃然起敬。

特别是“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简直是一个绝妙的公关宣传，让你到了不打开电台，不翻开报纸，不每天追听追看都不行的地步。

淞沪战役由此被国际舆论认为是自一战后，全世界经历到的“最易目见，最经过宣扬，而且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被视为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参加抗战的中国人意志坚定，众志成城，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普遍印象。

当时美国搞民意调查，同情中国的占到74%，而同情日本的只有2%，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也为美国政府和民间后来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政府有中立法，所以暂时无法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援助，但它还是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武汉会战，在这整整一年时间里，美国以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量向中国收购白银，总计达到一亿多美元。利用美元这一硬通货，中国政府购买了价值近50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可是，这都还不等于他们会马上起而干涉，因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还可能是他们美国大兵的血。

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是戴维斯，中国代表顾维钧向戴维斯提出，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一下这个无法无天的日本，你们不是说要“防疫隔离”的吗？

戴维斯很为难，想了一会儿，说我们别的也做不了，要不，来个不买日本货吧，算是意思一下。

让顾维钧和戴维斯都没想到的是，连这个请示电文也遭到了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否决。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国会都炸开了锅，议员们纷纷跳着脚骂戴维斯愚蠢，报纸上更是把戴维斯列为“不合格代表”，认为这哥们儿光想着别人，不顾自己国家利益，因而发出了召回戴维斯的呼声。

中国跟日本打架，与我们有何相干，凭什么要大家不买日本货，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恼了，反过来跟我们打怎么办？

归根结底，美国人是同情中国的，甚至也佩服你，愿意帮助你，可如果要他们现在就为此承担战争的风险，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国代表艾登自己当局外人，还“好心”地劝告戴维斯，说你们美国要是没胆的话，就别管这类闲事了。

知道吗，这个世上，制裁有两种，一种有效的，一种无效的。无效的，只会惹怒对方而没有任何用处（比如不买日本货），而有效的呢，就必须冒战争的风险（例如爆发美日战争）。

你有没有胆？

戴维斯承认自己无胆，于是无可奈何地答复顾维钧：算了，国联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别奢望“九国公约”能制裁了。

绝望之中的顾维钧看到了苏联代表，忽然灵机一动，赶快俯耳上去：你们苏联为什么不在外蒙或东北边境搞搞军事演习呢，这样也可以给小日本添加一点心理压力呀。

那时苏联已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代表大概都经过了肃反的考验，一个个训练得像他们的老大斯大林一样狡黠。这位苏联代表转而对顾维钧说，军事演习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定要有其他大国作为保证，即在苏联受到日本攻击时进行援助。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冒这种惹毛日本的风险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苏联代表指的这个大国，无疑是美国，可美国连不买日本货都不愿意，他怎么肯做此保证呢？

当然，也不能说中国从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上什么都没得到。最起码两个会议都谴责了日本，说明中日问题已经进入了国际化阶段，中国从此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今后有用，也只会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才会显示出积极影响，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属于远水解不得近渴，一点忙都帮不上。

外国干涉失败了，暂时只能靠自己。

就在这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再次居中调停。

与上一次对德国人态度冷淡不同，这次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中日是否要进行直接谈判。

“九国公约”永远地“暂停”了下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此惹上麻烦，关键问题是中国手上没了筹码，近阶段的战争毫无疑问是打输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谈判纵为下策，却并不是绝对不能接受。

虽然蒋介石已紧急发布迁都令，把政府迁至重庆，准备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围气氛发生的显著变化，仍让他备感伤心和失望。

同是一个朝廷之上，几个月前，众人无不慷慨陈词，撸袖子的撸袖子，伸拳头的伸拳头，都嚷嚷着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所谓“低调俱乐部”，不是公开场合随大溜，就是私底下成为被大伙讥笑的对象。

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前方军事一再失利，高调已几乎完全被低调所湮没。那个“俱乐部”就不用说了，文臣之中，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居正，都极度动摇，力主求和。

要说这些老派与文人组成的文官会胆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预知的，问题是，现在就连武将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还有想投机取巧的。

获悉陶德曼有意调停，孔祥熙一下蹦起来，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赶快趁势“乘风转舵”。

蒋介石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们都是这样一种情绪，心里也很不得劲儿。在了解到日方的“议和条件”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后，他表示谈是可以的，但日方条件绝不能作为最后通牒，而中方也不承认自己是战败者。

隐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条件我是否接受，还得具体看谈判结果。

他特地强调，不管怎么谈，华北主权绝对不容丧失，也就是必须取消“塘沽协定”。

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下了其真实用意：“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

无奈对方并不中计，说是要谈，然而日军进逼南京的步伐未有丝毫减慢，而对日本人习性逐渐了如指掌的蒋介石同样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数朝中要员早已迁至陪都重庆，但他本人一直亲自在南京部署防守。

蒋介石在中山陵园官邸内召集了紧急会议。

会上，他说，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这里是国都，为“总理陵墓所在”，国际上都在看，不能一枪不放丢了就走。

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第一个表示赞同：南京应该守，即使不是出于国际观瞻的考虑，仅就军事角度而言，也是绝对有必要的。

其一，可以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其二，可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

当时华中方面军步步紧逼，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连喘息的时间都得不到，若能够在南京据险守一下，可以通过拖住和吸引日军，为部队调整赢得时间。

蒋介石点点头：那就定下来，守南京！

可是守卫南京，谁堪为将，或者说清楚一些，谁肯为将呢？

当蒋介石提出哪个高级将领愿担当此任时，座上鸦雀无声，连平时最能高谈阔论的此时也噤声了。

蒋介石非常无奈地看着他的部下。

本来我是愿意自己留下来守的，但我是三军统帅，很多事需要我亲自筹划，责任逼着我离开。如果实在没有人守，那还是我来吧。

这么多将领，当然不能让统帅独负其任，然而没人敢接这个招。

唐生智虽主张守南京，可他也不敢随便应承，而是提议从前方战将中临时挑选主将。

孙元良、王敬久这些人，反正是要参加守城的，让他们挂一个南京卫戍司令的头衔岂不是一样？

蒋不语。

唐生智见状又提了一个人：再不行，谷正伦也可以，他是南京警备司令，防守南京责无旁贷。

可是这些答案显然都不是蒋介石想要的。

第21章 风过耳（2）

要是他们可以，我找你们干什么，他们不是资历太浅，就是力不能当。

见会议上谈不出什么结果，蒋介石宣布散会，会后解决，但他心里其实已有合适人选，这个人就是唐生智本人。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他是早期湘军第8军军长，担任过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有一个绰号，叫做“唐僧”——就是经常把观音姐姐放在嘴边，身后老是跟一个猴子保镖的那位唐朝和尚。

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两个古里古怪的人，一个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另一个就是这位唐和尚。冯玉祥让他的兵都信我主基督，唐和尚就号召部下都剃度当和尚。

唐生智的湘军由此被称为“佛教军”，该部所有官兵都摩顶受戒当了佛家弟子，胸前专门佩戴“大慈大悲救世”徽章。部队训话时，长官第一句问的不是军事口令，而是和少林寺和尚一样的佛家戒律：不偷盗、不妄语、不乱杀、不邪淫、不酗酒，汝今能持否？

一众佛兵双手合十，答曰：能持……

佛法有云，小乘度己，大乘度人。

湘军的“远大理想”，便是实现大乘佛教的“度人”目标，即所谓“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人不成佛，我不成佛”。换言之，他们和你打仗不是要杀你，而是要度你，是为你好，是件要让你成佛的大善举。

依靠“佛教军”，唐生智开始混得还挺顺，一度曾主政湖南，但后来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出差了，老是不保佑他。先是南京政府由新桂系当家，李、白讨唐，“佛教军”被新桂系改编。之后，他复出重拉旧部，但在中原大战中又被蒋介石打趴在地，第8军再次被蒋介石改编过去，而这一改编，从此就再也还不回来了，唐和尚变成了光杆和尚。

“九一八”后，蒋介石改弦更张，把他过去的一众政敌都召到麾下效命，唐生智也名列其中。

人的命看来都是注定的，你不承认都不行，争王不成，只能做臣。

内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蒋介石带着唐生智去视察自己的“铁卫队”，也就是教导总队。

所谓视察，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暗示唐生智，同时好好地给他打一打气，希望后者能增强守城信心。

教导总队就是参加“一·二八”会战的“两师一总队”里面的总队。它担负着“御林军”和种子部队的双重角色，此时已扩编为九个团，再加上重机枪、迫击炮、通信、输送等特种兵直属部队，总计超过三万人。

教导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来自于黄埔军校，士兵则经过层层选拔，一半以上拥有大中专学历。与税警总团一样，这支部队的薪水也很高。“九一八”之后，部队薪水大减，连德械师发的都是“国难薪”，但教导总队在这方面从未打过折。

即使其他部队都不行，至少教导总队是行的。

再看教导总队沿紫金山构筑的阵地，多年经营，蔚成规模，不说固若金汤，说铜墙铁壁总没多大问题。

蒋介石指着紫金山阵地，对自己，也是对唐生智说：借助这个地势和这支军队，我们守南京应该是有办法的。

唐生智已经明白了蒋介石话中之意。

他主张守南京是不假，但这副担子的分量有多重，一本账也清清楚楚。

从上海撤下来的部队不仅减员很大而且相当疲惫，里面新兵太多，几乎没有多少是老兵，而且京沪的整个部署和布局都已被打乱，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新布置。

难道就靠一个教导总队来守南京？

唐生智说了一句：任务太艰巨了……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视察完毕，蒋介石让唐生智拿一个城防计划和南京卫戍司令的名单出来，后者很快把东西送了过来，但卫戍司令一栏依旧没有蒋介石想要的那个名字。

事到如今，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下午，蒋介石再次把唐生智找去：防守南京，不是我就是你，选一个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唐生智已没有退路：你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留下来呢，与其你留，不如我留！

蒋介石喜不自胜，立即说：很好，不过你跟我说实话，守卫南京究竟有多大把握？

唐生智心里其实并无把握，因此他回答，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在过去的内战时期，唐生智曾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行动上不定，思想上也不定，不仅组织“佛教军”，就连打个仗都得请教旁门术士。

但如果站远了看，民国时代，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冯玉祥不还拿着水龙头给士兵做过“洗礼”吗，只能说，这就是时代特征之一。

和内战时摇摆不定不同，唐生智在抗战策略上一直是很坚决的主战派。他曾与自己的老师蒋百里一起编制国防计划，并督修过国防工事，于国防建设可以说功不可没，而这也是蒋介石执意要把守城之责交给他的原因之一。

当时唐生智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差，只能走走平路，连高地都不能爬，乃至于巡视南京城防都得让别人代劳。

然而他不能不担负守城之责，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去做。

事后有人说他蠢，唐生智没有反驳，但他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才肯去办的。

又有人质疑他在逞英雄，说他是湖南骡子，一根筋。

唐生智的回答是：战事演变至此，我们如果还不肯挺身出来干一下，那就太对不起国家了。骡子，那也是人所需要的，你离得开它吗？

11月20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一职，正式接过守城任务。

本来蒋介石的所谓“守”，也并没有到要死守不走的程度。他是准备按照陈诚的建议，将浙皖赣作为主阵地，而南京只作为前卫阵地，二者相互策应的。

但是11月30日晚的广德失守，使局面骤变，柳川的第10军通过广德，从皖南北上，与上海派遣军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对南京形成了包夹之势。陈诚所设想的前后阵地相互脱节，南京一下子由前卫阵地变成了主阵地。

12月1日，日本统帅部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进攻南京！

在此之前，对于要不要攻占南京，参谋次长多田骏犹豫过，外务省犹豫过，甚至首相近卫本人也犹豫过。

他们曾经主张与中国在上海进行谈判，曾经希望适可而止，曾经口口声声要把南京作为停战议和之所而不是交战之地。

但当华中方面军即将对南京形成完全包围之时，一切顾虑都被抛开了。由于一路“凯旋”，那些横得没边的师团长和参谋们对朝中高官也开始不屑一顾，以至于连一份简单的战报都懒得传给他们，近卫竟然只能和普通国民一样，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翻找前线日军的行踪。

可是近卫仍然无比亢奋。

我们既然已经兵临城下，攻到了中国首府，对方除了升起白旗，与我签署城下之盟，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出乎近卫的预料，蒋介石和唐生智都不愿意跟他签什么城下之盟。

唐生智在就职后，将自己的执行部改成了南京卫戍司令部，所有运筹帷幄的活也由他和执行部的高级幕僚们一肩挑起。

执行部本来只是督修国防工事的机构，却突然要负起全部守城之责，而且这时幕僚们又听说，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竟然以患胃病需要诊治为由，先行撤到湖南去了。

姓谷的有胃病，我们唐长官也有胃病，而且比他还严重，凭什么他一溜烟跑了，却把这么重的担子扔给我们，难道守南京原来不是他的责任，还是以为我们都是傻子，不会找借口溜之大吉？

唐生智看出部下们不仅有情绪，情绪还很大，便主动对他们说：谷司令有病需要到后方休养，你们不要对此有想法，他走了，防守南京的任务，自然只好由我们来承担了。

底下还是有人认为南京不应该守。

唐生智说，得守，不仅守，如今还只能死守。因为形势起了变化，战争将降临到家门口，南京是首都，我们绝不能够轻易地把它奉送给敌人。

我们平常总说抗战抗战，难道抗战只是为了让别人去牺牲吗，难道你们谁愿意让日本人随随便便把首都从我们手里夺走吗？

当然不能！

说着说着，唐生智的声音开始低沉下来，语气也越来越沉重。

我是负责任的主官，已决定与南京共存亡，南京失守，我也不活了，但你们是幕僚，跟我所处的地位不一样，所以我不要求你们和我一道牺牲，万一城破，你们就想办法赶紧突围。

我只要求你们一样，在我活着的时候，坚持工作到底！

如果说前一番话是大道理，后面一段掏心掏肺的体己话立刻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论职务，唐生智现在是南京最高军政长官，一级上将，当然最有理由不死，如果他都有了死在南京的决心和打算，当部下的还能弃之不顾，乃至拔脚先溜吗？

稳定住指挥班子后，唐生智随即部署守城，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加起来总共达到十多万，但正如他先前所预计，这十多万里面能打的真的不多。

现在的唐生智，身边没有一支亲兵部队，国内情况又非常特殊，不是像东瀛军界，即使退休被重新起用后，各路人马也能对你做到服服帖帖，好像自己的老领导一样。

蒋介石虽新授其南京卫戍司令一职，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司令罢了。

唐生智能够依靠的，还是教导总队。

此前，为了教导总队留存与否，唐生智曾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吵得不可开交。

何应钦想把教导总队调到四川去，扩编成三个军。唐生智急了，说你要这样的话，南京根本没法守，这个卫戍司令我也没法干。

最后蒋介石拍板，留下六个主力团，三个特务团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则撤至后方。

唐生智专门赶到教导总队，在对军官们训话之前，他先举了一个反证。

“汪副总裁”（汪精卫）说过，我们与日本人打仗，是要打败仗的。中日实力悬殊，谁不知道呢，可是我们越败越要战，这样终究会打败日本人的。

敌人来犯，则远战；远战失利，则近战；近战失利，则守城；守城不力，则巷战；巷战再不力，则短接；短接再不力，则自杀。

唐生智接下来说，“委员长”答应过我，只要在南京守三个月，一定会组织兵力进行反攻。

三个月太短了，我们要守六个月，无命令绝不退出南京！

一番慷慨的铁血演说，立即使场内气氛开始热烈起来。

唐生智最后问大家，是坚守南京要紧，还是保命要紧？

众人热血沸腾，皆大呼：守城要紧。

鼓动完了，唐生智来实际的。

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官兵，先给诸位发三个月薪水，有家眷的发一个月安家费。12月1日之前，均想办法把家眷送回家或送到后方。

要做到后面这一点承诺已渐显困难。从水面走，由于中央海军几乎全军覆灭，日本海军开始冲破江面封锁线，逐渐深入长江江面。从陆地走，包围圈又正在合拢，危险亦无处不在。

但是再困难也得做，因为多年带兵的经验告诉唐生智，这是收拢军心的起码保证。

唐生智告诉官兵，有不愿留下来的，三天内请假，可以自行离去，但多发的薪水就没有了，还得落一个怕死的名声。

何去何从，诸位得想清楚。

都想清楚了，没看到有多少人提出要请假离开。

薪水发了，家眷送了，唐生智又命人大量采购烟酒，要吃要喝可以随便拿。

所有这一切做完，他开始板起脸，拿起蒋介石亲授的尚方宝剑。

各部凡擅自撤退者，一律按连坐法惩处，我将调宋希濂作为预备队，在江边专门负责维持军纪。

若不借助教导总队，并来个恩威并施，以上海溃退后的士气，南京恐怕半天都难守。

第22章 破碎的歌谣

12月1日，苏联空军率先拉开南京保卫战的序幕。

早在三个多月前，中苏双方就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这时候起，苏联开始成为主要对华军援国。从新疆到兰州，为运送军援物资而专门建立起一条长达3600里的交通运输线，它是当时维系中国继续抗战的最重要的一条国际生命补给线。

不仅援助物资，苏联也直接派部队进行支援，这就是苏联志愿空军。

这里的“志愿”，当然并不一定代表个人志愿，其背后实际是政府意志的结果，就像十几年后中国派出的抗美援朝志愿军一样。老美起初傻乎乎的，还真以为跨过鸭绿江的是中国民间人士，在异域大搞个人英雄主义哩。

所谓的苏联志愿空军，其实是苏联应中国政府要求，将分布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空军各师团组织起来，以志愿的名义，轮流派来中国的正规参战部队。

同是战斗机飞行员，苏联飞行员跟美国飞行员的习惯又不一样。如果是在休假中，苏联人其实是很放纵的，几乎什么粗鲁来什么，相比之下，美国人倒并不像传说中那么胡作非为，大多数人还算是比较守规矩的。

但到工作阶段则又不同。很多美国飞行员看上去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有人上岗了还会偷个空子去警卫室玩玩牌。苏联飞行员却有着铁一般的纪律，打起仗来甚至比日本人还机械和玩命。

简单来说，他们是这样一种人：既能够通宵达旦彻底狂欢，也同样能够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地疯狂作战。

苏联空军使用的战斗机是“黄莺”和“燕子”。

在西方人当中，苏联人是很懂些美学的。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苏联歌曲曾一次次让我们的父辈为之迷醉，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就像他们把火箭炮命名为“喀秋莎”一样，那完全是一个美丽姑娘的形象，它充分验证了，战场除了血腥还有诗意。

“黄莺”的学名是伊-15，这是一种双翼机，它的特点是功率大，差不多是平常飞机的两倍，因此在空中停留时间长，适于空中角斗。“燕子”，即伊-16，是单翼机，看起来粗糙，但是速度快，适于追击。这两种飞机的性能谈不上一定盖过日本的96式，但双方的性能已经大致接近了。

“黄莺”和“燕子”实在是一对好搭档，这两只轻盈的小鸟一高一低，交替翻飞，常常能弄花对手的双眼。

12月1日这一天，日本政府作出了攻占南京的决定。于是有九架96式奉命飞到南京上空来撒劝降传单。

中苏空军加大油门，呼的一声冲了出去。一共六架“黄莺”，分别由五个苏联飞行员和一个中国飞行员驾驶。

96式果然了得，马上摆开陈纳德所说的那种诱饵阵型，两个回合一过，一架苏联“黄莺”中弹起火摔了下去，中国飞行员练习“黄莺”时间不长，驾驶飞机连熟练都谈不上，所以也只好赶紧撤离。

六去二，四对九。

剩下来的四架苏联“黄莺”没有选择逃走，而是继续缠斗。其中，一架“黄莺”被96式紧紧咬住，怎么甩也甩不掉。日机越追越近，开始第一次射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莺”突然向下一个俯冲，把全部子弹都闪在了身后。日机见状，也跟着全速俯冲下去，然而“黄莺”又是一个令人惊艳的横翻，闪到一边后，反过来向96式开火。

虽然它们谁都没有打着谁，却已经把地面上的一个人给完全看呆了。

此人就是陈纳德。他经历过的空中格斗太多了，见过的空战高手也数不胜数，但眼前的苏联飞行员仍让他叹为观止。

那么多复杂的空中技巧，可以一口气做完，你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人！

一般来说，空战的时间都很短，几秒或最多几分钟内便能决出胜负，但那一天的南京空战特别长，总计达半个小时。结果是，日本战斗机败逃，双方都未有人员伤亡。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陈纳德在看到这一幕后，立即断言，在中国空军实际处于瘫痪的情况下，苏联空军与日本航空队绝对有得一拼。

果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有了一架“黄莺”击落三架96式的好消息，而“燕子”出击五次，也一口气揍下了六架96式轰炸机。

与之同时，江面上毫无防备的日舰也遭到苏联轰炸机的打击。虽然轰炸机数量有限，没能鼓捣出像后来偷袭珍珠港那样的效果，但仍击沉一艘巡洋舰和两艘运输舰，另有六艘日舰中弹后燃起大火。

这是南京保卫战的序幕战，也是极少的几个精彩瞬间之一。很快，这一切都将结束，因为三天后，苏联空军连起飞基地也没有了。

12月4日，南京郊外开始传来隆隆炮声。

苏联空军已经被迫放弃南京机场，南京上空满天飞着的都是日机，而蒋介石也被迫搬离南京陵园官邸。

离开之前，他再次用一天的时间，检查了紫金山防御阵地。

在“励志演讲”中，唐生智告诉大家，蒋介石要他在南京守三个月，其实是自行拔高了。

蒋介石从没奢望过南京能守这么长时间。他对唐生智说的是：如果能支持两周是最好的。

可是当这位“委员长”一次次视察阵地，环视眼前起伏的山峦时，又不住喟叹：首都锦带江山，实天然要塞，守一两个月应该可以吧。

如果说有奇迹，这时候的蒋介石应该是真心期盼奇迹能够发生的。一两个月，得到喘息的中国军队定然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南京或许可保无虞。

虽然朝中文武百官都已陆续撤离南京，但他还迟迟不愿离去。

到12月6日，想不走也不行了，因为日军已逼近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御线，远战开始。

在确定必须离开后，蒋介石一大早就驱车晋谒中山陵，作最后一次告别。

中山陵是国民党的圣地，也称得上是蒋介石个人的福地。

他曾经在这里发起二次北伐，曾经在这里完成“奉安大典”，也曾经在这里削平一座又一座山头，从而登上事业和权力的顶峰。

可是如今只能挥手自兹去——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将意味着的是暂时，还是永远。

一边“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另一边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岁月披离，人与人之间可以作为不同，可以性格迥异，然而到了那一刻，境遇和心情却多有相似之处。

正值秋冬之交，梧桐落叶铺满过道，一座紫金山显得那么凄清，面对此情此景，他已无法完全掩饰自己的心情，开始神情怅惘，满面郁悒。

一级级台阶走上去，又一级级台阶走下来，回过头去，所有的景物都那么熟悉，可即使是一草一木，如今也都在深深刺痛人的心灵。

岁月如同梦境，成功恰似虚幻，而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比人更强悍的始终是命运。

除了南京，除了中山陵，蒋介石需要郑重告别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过去的死敌，如今的臣子——唐生智。

没有这个人慷慨赴任，最后恐怕真的要由自己这个统帅来守城了。

患难见真情，你必须感谢他，不是以“主公”的名义。

蒋介石带着宋美龄来到唐生智公馆，当着面对他说：孟潇兄，我知道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却要有劳你来守南京，我心里很难过。

这句话颇令唐生智感动。

我是军人，守卫城池本来就是军人分内之责。现在，我还是要重复曾对你说过的那句话，就是“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没有你的命令，我绝不撤退！

临别时，蒋介石告诉唐生智，云南龙云已答应出动滇军抗日，那是一支很强的地方部队，眼下已沿浙赣铁路东进浙江。如果南京能多支撑一段时间，等滇军到达后，必能先行缓解南京外围的压力。

我走了，你千万保重身体。

12月7日凌晨，蒋氏夫妇驾机飞离南京。

12月8日，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御线被击破，远战失利，唐生智转而组织第二道防御，展开近战。

由于完全失去制空权，日机得以对南京实施密集轰炸，被作为指挥所的唐生智公馆也屡屡挨炸，玻璃被震得粉碎，桌上物品在空中乱飞。

幕僚们十分担心，都要求转移地点，唐生智却摇了摇头。

大敌当前，我要在这里进行指挥，不能为几颗炸弹就搬走，你们走吧，我和两位副长官留在这里就可以了。

最后，其他人都搬到了地下室，唐生智则仍在地面进行指挥。

近代历史上，南京迭遭兵燹。离得最近的两次，一次是太平军攻城，一次是湘军攻城，但两次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先行占领紫金山。

紫金山是南京的最高点，占领这里，就等于把握了主动。

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湘军，都是凭紫金山之高，用火力压制住对方，然后再顺势炸塌城墙，从太平门攻进城去的。

第23章 破碎的歌谣（2）

紫金山一旦有失，太平门则危，而南京两次被攻陷的历史将原地复制。

对紫金山发起冲击的日军主力，为京都第16师团。这个师团既是老师团，登陆以来又未受到什么损失，因此特别张狂。

然而他们碰到的是一支同样训练有素、斗志顽强的钢铁部队——教导总队。

战前，湘军某师指名要调教导总队的一名排长去湖南就职，这回不是当排长，而是直接升任连长。

“铁卫队”的嘛，谁还信不过。连长只是起步，以后还会升营长、团长，甚至可能是旅长、师长。

上级都点了头，同意这名排长可以立即启程，然而他本人却说，不打完这一仗绝不会走。

没等仗打完，英勇的军官就牺牲在了紫金山上。

以强对强，以猛对猛，防守紫金山的“铁卫队”层层设防，在南京保卫战中发挥出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直到南京即将失陷，京都师团都未能从他们身上敲开缺口。

如果唐生智指挥的全是这样的部队，那就好办了，守三个月乃至六个月都绝对没有问题。

然而不是。

东面的紫金山和太平门虽然无恙，南面的雨花台防线却被突破了。

12月9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遣使给唐生智送来了一份劝降书。

说的是南京，我却突然想到了一江之隔的扬州。

300年前明朝治下的扬州，其规模堪比如今的南京，但同样陷入敌兵重重围困之中。

洋洋得意的多尔衮给城内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下了最后通牒，后者奉还他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复多尔衮书》。

对要不要献城以降，史可法说了一句话，那就是“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我虽然力量有限，却一定会以死报国。

300年后，唐生智面对差不多的威胁口径和语气，也采用了跟“史阁部”差不多的方式，即断然予以拒绝。

近战失利，则守城！

我去过的地方不多，但有两座城市的古城墙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一个是西安，另一个就是南京。

据说光华门如今已不复存在，不过只要看看尚留存于世的那些城墙就知道了，它们曾是多么巍峨坚固，如果不占据着紫金山那样的高地，要想立马攻陷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光华门前还有护城河，听评书弹词里面，古代那么勇的武将，想攻个城也千难万难，现代其实也一样。

可是再坚固的城也必有它的“阿喀琉斯之踵”，那个脆弱的脚后跟就是城门。

日军以坦克战车为掩护，组织敢死队对光华门进行猛冲。城上迫击炮和机枪齐发，但仍有许多敢死队队员钻进了门洞。

一进门洞，便进入了射击死角，守军枪弹再密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些鬼子可不是来跟你躲猫猫的，这次窜进来一批，下次窜进来一批，城门无论多厚，不过是两块门板而已，长此以往，难保不被攻破。

守军先用火攻，在半夜里将汽油桶一桶一桶地丢在城门口，然后点火，利用火墙将护城河外和城门洞里的日军完全隔开，让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

之后突然打开门，机枪扫过，门洞内的日军敢死队队员被立毙当场。

门砸不开，日军开始集中平射炮，朝城墙进行高密度连续轰击。

12月10日，光华门城墙终于被炸开多个口子，金泽第9师团在飞机的掩护下，用竹梯爬城，从缺口处蜂拥而入。

百余日军冲进城内，并突入城门纵深达200米。他们以沿街房屋为据点，企图掩护后续大部队继续开进。

闻知城破，唐生智严令附近部队以两侧围堵的方式发动反攻，终于将其全部歼灭，但在松井石根的指挥下，金泽师团随后又用山野炮将城门轰塌。

城门一破，日军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守军赶紧堵门，随堵随破，随破随堵，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城门堵住，然而这次进来的日军却十分凶猛，怎么都无法将之完全消灭。

一转眼的工夫，守城已变成了巷战。

城中进入了极其紧张的时期，遍布火药和硫磺的味道，唐生智派参谋长到光华门现场，规定每十分钟双方通话一次，以报告那里的战况。

长官部的空气压抑到要使人爆炸，因为谁都知道，要是电话打不通，就什么都完了。

即使情势如此险恶，唐生智并未表现得惊慌失措，颇有守城大将的风范。

因为身体不好，又日夜不得休息，他在发号施令时，必须每隔几分钟就用热毛巾擦一下脸，喝一口茶，以保持清醒状态。

除此之外，他的样子真的跟他的绰号“唐和尚”一样镇定平和，无论前线情况多么吓人，从不失态，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到了傍晚，趁日机停止轰炸，他甚至还会捧着小茶壶，在院子里散散步。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太原保卫战时，以善于守城著称的傅作义都急到了两眼通红，可想而知，如果唐生智这时候就红了眼，长官部的其他人会作何感想。要知道，傅作义毕竟还有自己一手带出来的绥军可作依靠，唐生智却无湘军为保证，他指挥调遣的，全是跟他没丁点历史关系的各路部队。

这个时候唐生智确实已经准备与城同殉了，他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一条救命的船。

众人都屏住呼吸盯住电话机。

电话铃响了，参谋们扑过去拿起一听，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巷战结束，城内日军被全部歼灭。

当天唐生智收到了一大堆礼物。

有歪把子轻机枪，有左轮手枪，有战刀，有三八式，还有钢盔和呢大衣，都是从日军身上缴到的。

最新鲜的礼物，是粤军送来的，那是用菜篮子挑来的十几个鬼子脑袋！

虽然侥幸涉险，但长年作战的直觉仍然告诉唐生智，迟早还会有下一座城门被攻破，而这一次倘若再被日军冲进来，恐怕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除了紫金山上的教导总队外，他所能调动的其他部队，字面上看看是一个师或者一个军，其兵员其实大多只剩下了一个营，而且基本全为新兵，部队没有大炮，连步枪都不整齐。

今天能堵住城门，靠的不是实力，而是士兵们的血肉之躯。

与唐生智感觉相同的还有蒋介石。

离京之后，虽然他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征调到强力援军，即如离得最近的云南滇军，此时也还刚刚到达浙江，对于缓解南京之围而言仍然是鞭长莫及。

蒋介石一直通过无线电台与唐生智保持着联系，对南京保卫战的每一步状况都很了解。在获悉最新情况并研判形势后，他直接给唐生智发来电报：如果南京实在不能守，则相机撤退！

12月11日，唐生智又接到了顾祝同打来的电话，后者转来蒋介石要唐生智个人撤退的命令：渡江北撤。

顾祝同对唐生智说，你赶快过江来浦口，我让胡宗南到浦口接应。

唐生智倒是已经做好了不走的准备，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气定神闲，乃至于连条救命船都不给自己留。

前线如此危急，我不能走！

顾祝同急了：你今晚一定要走，这是上面的命令。

唐生智说，我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向各部队交代清楚，这么一走，以后责任由谁来负？

顾祝同缓和了一下口气：这个容易，你留参谋长交代一下不就行了。

唐生智仍然不同意，一个参谋长如何能够主持大局，况且是在这样垂危的关头。

他断然说：我就是走，最早也要明天晚上才能走，我不能只顾自己一个人的死活，扔下军队不管。

事实上，顾祝同如此急迫，是有原因的。因为华中方面军的二线部队——第13师团已从镇江北渡，下一步就是要封锁住长江北岸。

顾祝同说要派胡宗南来浦口接应唐生智，也是出于这一顾虑。

虽然明知如果照直说出这一情况，必然会对唐生智的心理产生影响，但事到如今，顾祝同也只好实话实说：日军占领了江北的六合，随时可以再攻下浦口，到那时即使想要北撤也来不及了。

唐生智愣了愣，但他仍然坚持：今晚要我过江是绝对不行的。

当晚，唐生智没有去找船渡江，而是沉下心来制订了突围计划。

巨大险情果然再次袭来。

12月12日，凌晨，熊本第6师团从中华门附近入城，双方从巷战很快进入短接，守军再也无力将敌击退，城中局势眼看无法挽救。

但在这之前，唐生智还要做最后一次努力。

下午4点，他将师以上将领全部召至公馆开会，只问了一句：南京现已十分危急，各位尚有把握再守卫否？

众人面面相觑，房间内的空气冰冷到能使人的血液凝固。

唐生智再也不用问了，撤退显然已不可避免。

对于如何突围，唐生智已进行过仔细研究，各支部队什么时候撤，谁先撤谁后撤，从哪里突围，到哪里集结，乃至于联络信号，都有明确规定。

他把已油印好的突围计划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并且强调：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我们以后还要再打下去。

第24章 突围

唐生智规划的突围路线，是除下关的宋希濂师以及少数部队外，大部分往南京城外冲，然后向浙皖赣转移。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如果全军过长江北渡，一者长江北岸已面临着可能被封锁的危险，二者也缺乏足够的船只，而当时城外虽布满日军，但是空隙仍然非常大，只要有勇气，是一定能冲得出去的。

唐生智究竟有没有对撤退和突围作过明确部署，这点相当重要。

南京沦陷并且发生屠杀惨剧后，突围出来的人几乎都把怨气一股脑撒到了唐生智头上，认为军队损失这么大，作为最高指挥官应该上军事法庭。

但唐生智确实对突围作出过明确的部署，只是他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认认真真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大家本能地认为，城外到处是鬼子，出城岂不是自投罗网，甚至有很多人在开完会后，连部队都不回，更不通知，就自顾自地一个人往江边跑了。

结果是，大部分部队都不执行唐生智的出城突围命令，而是随着老百姓一齐往江边涌。

南京保卫战之前，为了防止各部队不遵军令，擅自渡江后撤，唐生智曾让宋希濂负责把全部船只都收集起来，但实际上真正有船的部队都不肯交上来，导致宋希濂手中掌握的船只并不多，再加上这么多人涌上来，哪里够用。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过江部队，以徐源泉第2军团损失最少，原因是他们当初没有将船只交出来。其他各守城部队，从“铁卫队”到参加“十日围攻”的三个德械师，个个损失惨重，到浦口时都仅剩下千余人。

严格说来，只有两支粤军基本执行了唐生智向城外突围的命令，军长分别是邓龙光和叶肇。

大厦将倾之际，也许什么都不需要，需要的就是信任、服从和胆色，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怀疑和怯懦都不敢整军往城外冲。

江南大地上，开始响彻着陌生的广东方言。

第一句：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

它的意思大致是说，豁出去了，死就死，但绝不能做软蛋。

第二句：丢那妈，萝卜头！

前面不解释了，后面是指小鬼子，不知道是说小鬼子像萝卜头，还是说萝卜头像小鬼子。

带头喊这些口号的是邓龙光手下的师长罗策群，他冲锋在前，率队几次向日军阵地猛扑，但直至战死也未能冲过封锁线。

师长都倒了下去，可知这条突围之路有多么艰险，邓龙光检点随身的直属队，仅剩百人不到。

此时已至深夜，日军阵地仍然张着血盆大口，狰狞地逼视着这群挣扎中的广东人。

随邓龙光冲杀的参谋长曾有龙精虎猛之誉，杀到这里，也已精疲力竭，心胆俱寒，甚至连牙齿打战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百人不到，如何还能冲得过去，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都主张再等一等，等后面的部队上来再突。

这个时候大家都看着军长。

邓龙光与薛岳同为保定六期生，当然也是懂点战略战术的。

前面这么猛力撞击，虽然还没撞开，但肯定有所松动，也许只差一步，门就开了。

不能等，万一后面部队没等来，日军大部队倒来了，岂不惨兮。

所以还得继续“几大”。

邓龙光调集火力最强的特务连向日军阵地发动急袭，但这只是一个虚招，其他人在特务连的掩护下，利用地形逐次跃进。

之前的正面猛冲，已使日军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下一轮进攻又必如此，所以邓龙光的声东击西之术终于收到奇效，大家冲过了封锁线。

冲过封锁线，特务连已去一半，举头前望，却仍是路程漫漫，黑夜茫茫。

如果再碰到日军，可以肯定是既打不了，也冲不过。

眼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真的快到了绝望时刻，然而邓龙光渐渐发现，一切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糟。

咱们的人怕“萝卜头”阻击，其实“萝卜头”也怕你们乘夜袭击，因此在封锁线之后，只要有宿营的地方，一定会点起篝火。

这就好办了，想不踩到鬼子，大家都相安无事，只须绕过篝火就行。

再往前面走，听到了一句无比熟悉的声音：丢那妈，萝卜头！

冲锋时，它激励士气，相逢时，它令人落泪。

原来是另一股失散的粤军，邓龙光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他身后，此时只有十来个人了。

另一个粤军军长叶肇的遭遇则更为离奇。

与邓龙光一样，他也是保定六期生，可是他比邓龙光还要惨，后者直到山穷水尽时身边还有百来个兵，他却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成了一个连卫士都没有的光杆司令，什么战略战术，骑马打仗，统统失效。

无奈之下，叶肇和他的参谋长只好化装成难民，一路奔逃，可是在鬼子眼里，并无难民和军人的区别，被他们看到，一律不放过。

叶肇无法，只得躲进山里。由于随身未带食物，他们饿到头昏眼花，实在撑不住了，不得不冒险下山。

路旁，有一堆地瓜皮。

不是地瓜，只是剥下的皮。倘在平日，谁也不会正眼去看，但这时叶肇却激动万分，如获至宝。

两人立即蹲下身去，抢着把地瓜皮送进自己嘴里。吃完一抹嘴，发现还剩了点，又小心翼翼地装入口袋，以便作为下一次的口粮。

在周星驰版的《武状元苏乞儿》中，由贵族沦为乞丐的苏乞儿父子会一起争抢狗食，甚至为从破碗中捡到一根肉丝而击掌相庆。假如叶肇能穿越时空，提前看到这个镜头，没准会认为是在演自己。

昨天，他们还是威风八面的将军，转眼间却连小兵都不如了。

活下去，成了唯一的信念。

吃完地瓜皮，不料却遇到了一队日本兵。

这队日本兵是辎重兵，缺人挑担，便将二人抓去做了挑夫。

参谋长先挑，走了六七里地后，他装成脚疼（也可能是真的很疼），实在走不了，就停了下来。日本兵见状，上去就是狠狠几脚，他便索性躺在地上“死”了过去。

参加京沪作战的日军，以冲在前面的熊本师团、京都师团等野战部队最为野蛮，自登陆后，到了无房不烧，无人不杀的程度，这一度让后续及辎重部队叫苦不迭，因为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成问题，都杀了烧了，别说就地抢粮，连替他们挑担的人都没有了。

假如叶肇两人遇到的是日军战斗兵，就不是踢几脚的问题，而是至少会给一枪或者一刀，那“装死”的参谋长就惨了。

参谋长“死”了，他的担子移到了叶肇肩上。

可怜堂堂中将，哪里干过挑夫的活，肩上乍压重担，没多大一会儿就走不动道了。

鬼子打量他也不是个干重活的料，正好又抓到了其他壮丁，才放了他一马。

包括邓叶在内，每个从南京城往外冲的粤军都称得上英勇，当然也都很狼狈。广东话成了他们抱团的精神支柱，或聚或散，或合或离，只要听到“几大”，听到“丢那妈”，就知道在求生路上，自己并不孤独。

前期收拢整理的粤军即有1000多人，实际在江南地区还有很多未得到及时收容的散兵。

我曾听这里的老人们说起，江南敌后抗战初起时，抗日武装里面，别说打仗，知道怎么开枪的人都挺少，只有一些操广东话的老兵是例外。想来，他们极可能是流落当地的粤军官兵。

如果粤军不向城外突围，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谁也不敢去想。

邓龙光有感于此，当得知唐生智遭到群起围攻，甚至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时，他主动拿出一直藏在身上的油印命令，替唐生智解了围。

1937年12月13日23时15分，裕仁天皇从侍从武官府那里拿到了一份奏报，奏报是参谋本部送上来的。

启奏吾皇：南京已被完全攻陷。

日军自占领南京后，为报复淞沪战役伤亡接近十万人的损失，开始成批杀害被俘人员和南京市民，这一中世纪式的屠城前后长达六周之久。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证实被杀害人数约35万。

南京，多么美丽的一座城市。

从《长干行》中栩栩如生的邻船对话，到《石头城》里潮打空城的浅回低唱，我敢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把汉文化中的南方元素表现得如此感人至深。

你可以在秦淮河打捞旧时月色，可以在夫子庙领略前朝飘逸，甚至可以在明孝陵感受到那种将历史文化与山川美景熔于一炉的震撼。

宛如釉色渲染的青花瓷，当它摔破在地，那是真正令人心碎的声音。

300年前清军对扬州的那次屠城才不过十日，南京却经历了长达六周深不见底的黑暗。

在那些天里，也许连南京上空的月光都是惨白的，从这里侥幸逃出的每一个人，都会在回忆里增添一层血泪以及刻骨铭心的仇恨。

南京大屠杀，使国际社会感到了巨大震惊。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在第二年被迫将松井石根及部下将佐80余人从中国召回。

第25章 突围（2）

二战胜利后，大屠杀直接责任者分别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追究。除原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已病死外，原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在屠城中欠下血债最多的是熊本第6师团，原师团长谷寿夫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

十里秦淮，万千冤魂，终能得一告慰矣。

然而有些事，我们还是不能忘记。

地产大王王石曾在“捐款门”事件中饱受诟病，不过我在听过他的一次访谈后却改变了看法。

他说，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也没去过，十分惭愧，而且我也承认，潜意识下不愿面对，是我至今未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那是民族的一道伤口。伤口总不会让人愉快，就像中国戏曲，不管开头和过程多么悲伤，最后都会处理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王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心有所动。

他问，这是否也和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已被忽略有关。

当一个民族面对它的伤口时，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

不说犹太人纪念馆，说哭墙。

一面巨大的石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那里，或面壁肃立，或默默祈祷，或长跪悲戚，或泪如雨下。

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种群体性情感的深沉积淀和爆发，足以使整个民族更加团结和坚强，而这正是哭墙的价值所在。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就是我们的哭墙。

除了仇恨和悲痛，它还应该负载更多，比如民族的自我体认和反思，以及对每一个遇难者的追思和怀念。

唐生智本来极可能会像他所誓言过的那样，与南京同殉。

他没有给自己预留一条过江的船，但是他说过，身边的幕僚可以走，其他人都可以走，因此长官部的参谋长就自己做主，把从江阴要塞撤回的一条船要了过来，而正是这条船，成了长官部上下三四百人的诺亚方舟。

最初大家都上了船，却不见唐生智，听到岸上传来枪声，很多人都主张不要等，赶快开。

参谋长很有良心，他极力劝阻众人，说一定要等唐长官来了船才能开。

一个小时后，唐生智才在一名副官的陪同下来到江边。上船后，他还希望尽量多载些人走，因此在岸边又多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其他人纷纷催促，才不得不下令开船。

过江后，没想到北岸真的出现了日军，只得继续亡命，前往扬州去投奔顾祝同。

此时唐生智身体非常虚弱，走路都需有人搀扶。随从副官在路边找到一辆板车，可是车上到处都是牛粪。

唐生智身为上将，虽落魄如斯，但起码的体面还是要的，哪里肯坐，只得继续由卫士们搀扶着走。

走了几里，实在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可坐？

副官回答：有。

一喜：哪里？

副官说，喏，这辆板车我一直拉着呢，知道您迟早还是要坐。

唐生智悲从中来，不由得长叹一声：想我唐某带兵20年，大小百余战，何曾有过今日之败？

我真是既对不起国人，又对不起自己。

板车很臭，但还是坐吧。

唐生智坐在板车上，一路问左右，长官部的人员有没有全部过江，谁谁谁有没有跟上来，表情异常沉痛。

我到扬州，曾去过梅花岭。

梅花岭者，以史可法衣冠冢而得名。那里现在已经围成了一座小院，本来想进去，但天色已晚，只得作罢。

按照全祖望在《梅花岭记》中的记述，扬州城破之际，史可法本想自杀，但刀被诸将夺下，并为之“所拥而行”。也就是说，如果当时能够突围，史可法也是不会死的。

无奈扬州已经被四面围困，退到城门口的时候，“大兵如林而至”，清军杀进来了，其他人大多战死，唯史可法被捕。

《梅花岭记》到这一段是最气壮山河的：

围攻扬州的多铎对史可法很客气，称他是先生，劝他投降，但他大骂而死，死之前留下遗言，“当葬梅花岭上”。

事后看来，这多铎充其量也就是个披发左衽的鸟人，他并没有厚葬史先生，梅花岭上只是其部将收集的史可法旧时衣冠而已。

要想你的敌人尊重你，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打疼他，多铎没到疼的地步，所以他不会打心眼里真正尊重你。

史可法千秋盛名，梅花岭上梅花如雪，芳香不染，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切并没有能够阻止扬州的浩劫。

据史籍记载，史可法就义前，曾对多铎说，自己即使碎尸万段，亦甘之如饴，唯一的请求是“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

然而明末笔记《扬州十日记》表明，清军对扬州的屠城曾是何等残酷，以至于两个多世纪后，它仍然能够吹响汉民族发动反清起义并缔造民国的号角。

在前往扬州的路上，不知唐生智有没有想到过，其实他只欠一死。

假如没有那条船，假如他没能逃出生天，即使不像史可法那样当着日本人的面“大骂而死”，就像万千军民那样死在混战或混乱之中，亦能名垂青史矣。

人生无常，幸与不幸间，真不能以道理计。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办法。

我看到过的一部清代笔记对史可法殉难有完全不同的记述。

有一个读书人流放黑龙江宁古塔，在即将释放回到中原前，宁古塔将军曾告诉他一段轶闻：以前破扬州时，我也在军中，曾亲眼目睹史可法一个人骑着小驴来到大营。我们多铎亲王劝他投降，并拿洪承畴作比方。但史可法只是一个劲儿摇头，他说他本来是要自杀的，但就怕死得不明不白，来这里不为其他，只求一死。

多铎百方劝谕都没用，只好把他杀了。

对这段记述，我总觉疑惑，在那样的非常情境之下，史可法如何还能骑着小毛驴，优哉游哉地去见多铎？要知道，路上随便哪个清军小兵，都能一刀把他给解决了。

满人统治中原，很多过去的血迹都想抹去，以便把自己打扮成秋毫无犯的王者之师，这个宁古塔将军大概也是如此的出发点，不过他回忆史可法只求一死的表态，倒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唐生智在南京城该怎么做呢？

也许，他应该像川将饶国华那样，盘腿坐在地上自尽而死。城陷，将必同亡，这才是最佳的选择。

从远战到近战，从近战到守城，从守城到巷战，直至短接，这些他都做了，只缺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短接再不力，则自杀”。他没有自杀，也没有被杀，因此唐生智的道德品质及操守才饱受指责，也因此最终没能成为一个英雄。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扬州被屠，不是史可法的错，同样，南京被屠，也不能归咎于唐生智的抵抗。这一点，不能本末倒置。

唐生智辗转到达武汉后，“低调俱乐部”的老大汪精卫把他请去吃饭，席间一再哀叹，说不能再打仗了，得另想法子。

唐生智这时虽因南京之败而备受指责，却仍不改初衷。席间他悲愤地对汪精卫说，我们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他们都是为抗日而死的，如果这时还要“另想法子”，何以对祖先，何以对死者？

汪精卫低头不语，家宴遂不欢而散。

见到蒋介石时，他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请求处分。虽然蒋介石并没有处分他，但他仍然以照料重病的老父为名，避居乡里。

这之后，唐生智终日沉浸于佛学和哲学之中，而对于失守南京的沉痛和内疚，也几乎伴随了他半辈子。

现实常常会让人变得更加脆弱，很多年前的那个绰号，似乎也早早就为结局作了准备，青灯，古佛，意义，以及一生的反反复复，沉沉浮浮。

南京的失陷和屠城，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日本从上到下，从天皇到内阁，再到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几乎人人都沉浸在狂喜和兴奋当中。

从淞沪会战，到南京失守，一共是四个月。

当初陆相杉山元夸口，一个月即可结束中日战事，那时候淞沪会战还没打起来。以后时间就越拖越长，不是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三个月不行，又拖到了如今的四个月。

但是终于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裕仁天皇极感满意。他满意，是基于这么一个判断，即南京之战是淞沪战后的决定性战役，打赢了这一场，胜负立判，中日战争至此可以以全胜而告终了。

他错了，完全错了。

其实有一个人已经作出了预言，只不过他的话似乎已少有人注意。

他说，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

唐生智与他的老师蒋百里一起，曾为国防战略忙了很多年，即使在南京弃守的最危急时刻，对于这一点，他仍然头脑清醒。

事实上，在南京保卫战前后，日军除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外，五个师团的主力暂时都被牵制在了南京。

利用这一间隙，多达五六十个师的中国军队得以从京沪线安然撤出，他们不仅得到了喘息的时间，而且初步组织起了二线布防。

为此付出代价的，正是南京，而代价的高昂，则令一个人痛苦不堪。

这个人就是下达撤退令的蒋介石。

第26章 治病良药

南京失守，蒋介石没有把唐生智推出来做替罪羊，而是将责任揽到了自个儿身上，说自己作为全军统帅，第一个有罪过，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直到一年之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他仍然就南京失守的战术问题作出了检讨，表示国家受到了巨大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

内心里，蒋介石甚至对发起并扩大淞沪战役都产生了怀疑，时常一个人喃喃自语：我的智能学识还是太欠缺了，我的忍心耐力还是不足，所以才会遭此困厄。

假如我更明智一点，或者再忍耐一下，不扩大战役规模，可能不致有今日之败，也不会损失如此之惨吧。

陷身这样的危局之中，谁能助我，又有谁能真正为我筹策补过？

当被孤独和无助深深困扰的时候，蒋介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故人，其中，有帮他跳火坑维持华北前线的义兄黄郛，有帮他打造国防工事整训德械部队的朱培德，有帮他削藩并经营西南后方的杨永泰。

可是，在“七七事变”以前，这些人就都早早离去，再也不能帮他了。

可悲啊。

焦虑忧闷之下，蒋介石生病躺倒在床。

蒋哭，近卫就笑了。

他的笑，是那种放肆的笑，狂傲的笑，小人得志的笑。

当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曾通过陶德曼要求与中国“调停议和”，蒋介石答应可以谈，但并未明确同意日方条件，相反，还另外提了一个中方条件，那就是要取消“塘沽协定”。

近卫一看，气坏了。他认为即将签署的，应该是一份城下之盟，可蒋介石的架势却好像是日本被打败了一样。

南京一沦陷，近卫便立即按照伪满的模式，在北平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这就等于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准备了一个替代品。

仿冒总是仿冒，做工再好，还是没法跟正宗的相比，近卫也并没天真到以为“临时政府”能完全代替南京政府，他只是在给对手施加压力罢了。

作为中国的四大城市，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都已被我攻陷，你南京政府现在连实体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不降何待？

近卫现在对一个国家颇不满意。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其实从淞沪战役到南京保卫战，德国已经中断了武器输送，那些德国顾问也并未起到想象中那么大的作用。但日本人并不这样看，或者说，他们不愿意这样看。在他们眼里，中国本来就不经打，应该一触即溃才是，之所以能撑这么长时间，让他们损失这么多兵将，都是德国顾问在暗中帮忙的结果。

德械是没有了，但德国顾问还在中国，还在帮助中国人打仗，你们想这样骑墙骑到哪一天？

要不帮我们日本，要不帮他们中国，你自己选一个吧。

这个题目可把希特勒给难坏了。眼看着中国必败（或者说已败），他那么势利的一个法西斯，怎么可能帮中国呢？

他再派陶德曼去探日本人的口气。

这样吧，我再去帮你劝一劝，中国不是已经答应可以举行直接谈判了吗？

一说起这个事，近卫嘿嘿冷笑数声，谈判行，但条件不一样了。

原来的条件是一个月前的行情，那时候我们还未打下南京，如今打下了，倘若还是一个价码，你说现实不现实？

当初蒋介石说要取消“塘沽协定”，这在近卫看来，完全是“战败者无礼之言辞”，你都败了，还敢跟胜利者讨价还价，是不是脑子缺氧了。

他随手拎过一把算盘，三七二十一，四四一十六，拨拉出了新的“靖和条件”。

除原先要求外，又加了三条：

其一，正式承认伪满。

其二，凡日军所到地区均属非武装带。

其三，中国对日赔款。

这些条件，蒋介石能答应吗，一条都不可能答应！

别忘了，蒋介石也是一个革命者，国民党当初就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出现，才推翻满清，打倒北洋的。

满清崩溃，不光内政腐败，更重要的还缘于其对外屡战屡败，不断地签不平等条约，不断地赔大笔银子，北洋倒台，同样与屈辱地接受“二十一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蒋介石答应日方条件，那他还不如满清和北洋呢。

近卫不了解这些吗，作为一国首相，他岂有不晓之理，只是他认为南京既已攻下，名不副实的南京政府自然成了鱼肉，他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想怎么爽就怎么爽，根本就不用去考虑对方的感受如何了。

12月26日，陶德曼给蒋介石带来了日方条件。

对这些条件，近卫要求给予限期答复：1938年1月15日以前。在这以后，即使全部答应，也算作废，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三国演义》中说，袁绍给生病的曹操发了一封讨伐书，文章写得很给力，曹操听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

陶德曼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在生病，连站都站不起来，接待德国人的是他老婆宋美龄。

在病床前听宋美龄读完“靖和条件”后，他虽然不一定会立刻一跃而起，但可以肯定情绪异常激动。

这是赤裸裸的讹诈和羞辱，日方所提条件如此苛刻，绝无接受余地！

事实证明，近卫并不真正懂蒋介石，后者往往到最艰难的时候却反而能迸发出惊人的意志力。

先前，他或许有过悲伤，失望，彷徨，怀疑，到这时却只有愤怒和绝不妥协。

近卫的“靖和条件”，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日本不是真正想停战谈判，而是要借机征服与灭亡中国。

近卫以为南京失陷和屠城就可以使蒋介石精神崩溃，却不料反而激怒了对方。

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样，日本人选择在南京屠城，并不仅仅是泄愤，恐吓也是目的之一。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候南京城里人头滚滚，南京城外也是尸骨遍地，曾经的江南富饶之乡，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

面对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怖，老百姓怕，已迁居武汉的各方人士，甚至军政要员们也在发抖。

仅仅半年时间，中国的陆海空军精华已近乎丧失殆尽。残存下来的中国军队虽组织了二线防御，但兵力已严重不足，试想，全盛时期犹不能制敌，这时候还能再抵御强大的对手吗？

战略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看得出来，当时当地，几乎没有多少人认为中国还有胜利或成功的可能，均以为在军事失败的情况下，非赶快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放眼望去，更是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

据说当时除蒋介石之外，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对战事比较乐观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冯玉祥，另一个呢，并不是国民党员，甚至还不是中国人，是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但他们俩也不过相信中国仍然能和日本再打上六个月而已。

在陶德曼送来了“靖和条件”并做了“内部工作”后，连法肯豪森也不再坚持他的六个月了。

12月27日，中国统帅部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对陶德曼的此次调停进行内部讨论。会上，多数人主张接受“靖和条件”，抱病与会的蒋介石说了声不可以，话犹未了，连平时蔫蔫呼呼，不大出声的于右任都站起来插嘴，言语之中，颇有讥诮蒋氏不自量力的意思。

连法肯豪森这样的“绝对军事权威”都断言了，中国打不过日本，那何必再继续无谓地耗下去呢？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主战，与淞沪战前，甚至南京失陷以前都大不一样，需要真正有点逆风而行的精神。

像曹操读完书信的状态一样，蒋介石的病也很快好了，并且坚决主战。

此时求和，对国民党和政府而言，无异于自取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要蒙受莫大耻辱，而且会导致内乱益甚，国内将因此再度失去凝聚力，重新进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

你们这些人只看到如今时局之危，却不晓求和之害，真是愚不可及，何能撑此大难也？

蒋介石把主和的官员，包括汪精卫、孔祥熙、于右任、居正等一个个找来，逐一进行面谈，反复说两句话，一句是“当此国家危迫之时，若无坚忍不拔之志，从何立足”，另一句是“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在屋内漆黑一片，似乎看不到一点光亮的艰难时刻，蒋介石把窗帘布一拉，说你们看看外面，世界大得很，我就不信没人帮我们一道整治日本人，关键是我们自己得苦撑待变才行（“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由于蒋介石的力排众议，中国统帅部内部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对于近卫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尽管如此，外交部在答复陶德曼时，却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说需要时间研究商量，等敲定后再正式答复。

距离最后答复，还有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可以做多少事啊，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部署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

1938年1月1日，蒋介石正式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专任军委会委员长，以便能够腾出全部精力来部署军事。

近卫内阁和军方当然也不傻不笨，不可能呆呆地等你在那里“研究商量”而迟迟不动，他们在递交“靖和条件”时就说得非常明确：在你点头答应条件之前，绝不影响日本的军事行动。

然而事情说来也怪，南京失守之后，日军并没有马上沿长江直取武汉，显然，这与日本人开战以来兵贵神速的作风是不符的。

国外有观察家曾经指出，当时只要日军立即向内地进兵，他们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恐怕也只是丛山与丘陵。

毫无疑问，日本人在占领南京之后不继续穷追其敌，是在关键时候下了一个大漏着。

之所以会“漏”，一方面是经过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日军本身也人困马乏，需要休整；另一方面，他们在攻陷南京后所产生的乐观麻痹心理无疑也起了作用，人一骄，动作和步伐自然就慢了下来。

在短时间内，日本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开始转向保守，大踏步前进也变成了细嚼慢咽。

不过归根结底，时间是不能等人的，近卫对此犹有感触。

自从让陶德曼给中国政府带去“靖和条件”之后，他一直在痴痴地等着回音。可是等啊等，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中方仍然毫无声息，好像完全忘记了有这么一码子事。

最后两天，近卫真有度日如年之感，他甚至疑心对方是不是日历表出了问题。

事到如今，也不要管什么矜持不矜持了。近卫把陶德曼请来，让后者给中方再送一份拟好的最后通牒，其实就是提醒一下：喂，还有两天啦！

无人作答。

直到1月15日下午4点，中国外交部才由陶德曼转来了答复。

一看这份答复，近卫气昏了头。

在答复上，中方并没有明确拒绝“靖和条件”，而是说这些条件的内容“过于广泛”，我们都看得云里雾里，能不能弄个更详细和具体的解释。

这样还不具体，我一二三四五，已经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难道你们连“承认伪满”、“对日赔款”这几个字都看不懂？

近卫就是再傻，也知道对方在使拖延战术了。

好哇，死到临头，还跟我玩这一招。

近卫咬牙切齿，你不仁，我不义，既然你们没有任何诚意，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立即停止谈判，不谈了！

不过在当天政府与军方召开的联络会议上，近卫的主张还是遭到了反对，而反对者不是别人，正是参谋次长多田骏。

多田骏顾虑的，自然还是对苏美备战那档子“经国大业”。

虽然蒋介石的表现很调皮，但你不跟他谈，又跟谁谈，现在投入中国的兵力这么多，实在有够危险，所以还是得抓住时机继续谈，早谈早超生。

近卫没有出现在联络会议上，代表他意见的是外相广田弘毅与陆相杉山元。这二位属于“停止谈判派”，而多田骏则是“继续谈判派”，两派你来我往，各不相让。

众人的喉咙大小，声量高低，历来都是要以军队的脸色为唯一标准的，前线军队就是日本的火车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本来参谋本部是陆军的娘家，可是多田骏次长如此表现，哪还有一点娘家人的样子。

现在能够代表陆军强硬立场的是杉山元，他才是强势的一方，而多田骏则变成了理屈词穷的弱者一方。

第27章 治病良药（2）

吵到脸红耳赤之时，杉山元劲头上来了，拍着桌子威胁说要内阁总辞职，大家都不干了。

多田骏脸色煞白。

别别，顺了你们还不行，意见我保留，声明你们可以照发。

1月16日，即在收到中方答复的第二天，近卫召集御前会议，并根据会议决定发表了一份声明。

在声明中，近卫气呼呼的神情跃然纸上：即使攻陷南京之后，我们依然给了中国政府最后考虑的机会，可是这个政府居然不领情，还要策动抗战，太可恶了。

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将“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后再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国的政府了，当然也不会再和你搞什么正式谈判。

1月18日，日本召回驻华大使，中国也依例召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自此完结。

哗啦一声，近卫把大门给紧紧关上了。这是一个让他自己，包括日本军政各界都后悔了很多年的决定，不过当时他们的那股劲头和神情，就跟过去松冈洋右宣布退出国联一样。

也许还不能这样打比方，松冈宣布退出国联时，心里多少还有些后怕和无奈，同时日本国内也有争议之声，但近卫发布的这篇声明，你却完全可以认为是一曲他们提前为自己奏响的胜利凯歌。

日本关上和谈大门，让国民党内的很多人都惊慌失措，特别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可是蒋介石却并不这么认为。

在日记中，他曾用不小的篇幅笑话自己的对手：打不过早点撤嘛，为什么要不好意思，故意藏着掖着，那样不难受吗（“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为计也”）？

如果你不看一下日期，一定以为是1945年抗战快胜利时候的事。

我告诉你，此时是1938年1月，日军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中国处境艰难，在国际上也几乎孤立无援的时候。

在1938年，和既不能，战又很难的，是中国。

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蒋介石也用上了鲁迅先生提及过的一个国粹，那就是阿Q精神胜利法。

在他看来，日本否认国民政府，日军一路推进，都属外强中干之举。这些不过是倭夷想向我求和，遭到我的拒绝后作出的进退维谷之丑态。

信不信随你，反正我自己信就行了。

在近卫关上谈判大门后，日本统帅部的下一个目标仍然不是西进武汉，而是南北合击，打通津浦线。

津浦线战场以徐州为中心，但中国军队在这个战场上的战绩，却一直属于最糟糕之列，在北方诸战场中，甚至都不及阎锡山主持的山西战场和程潜主持的平汉战场。

中国统帅部曾专门在津浦线建立了一个战区，即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河北保定人，老西北军始创者。

在来第六战区之前，冯玉祥出任的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管的就是淞沪战场这一片，可他实际上没管什么事。

要论打小鬼子的热情，没有谁比他更高涨，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老冯号称“最坚决的主战派”，别说汪精卫这些“低调俱乐部”的人，就连蒋介石有时也自愧不如。

民间盛传，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蒋介石不主战，而冯玉祥坚决主战，二人争执不下，老冯郁愤之下，甚至欲拔枪自杀。

后来冯玉祥亲自出来辟谣，说根本没这一回事，但显然，这样的热点新闻，已使他在国内积累了很高的人气。

另外，老冯还有一个好处，他会宣传，就是嘴皮子特能讲。

汪精卫也善于演说，不过汪氏讲的那一套主要是阳春白雪，是给上层小圈子里面的人听的。老冯则不同，他是下里巴人，嬉笑怒骂，随口道来，连一般老百姓都听得津津有味，激动不已。

据说，当年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曾有一个日本记者慕名去采访老冯。

你采访就采访吧，话说得还很不好听，你听听他都说些什么。

说是他到张家口后，爬上一座山，四周一看，呵，景色跟高丽差不多嘛。

何谓“高丽”，当然指的就是被日本人吞并的朝鲜。

老冯一听就不乐意了，这孙子话中有话啊。他脱口而出：我想，你妈一定是个窑姐儿！

什么叫“窑姐儿”，那就是娼妓。旁边的翻译一时没回过神来，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错。老冯说，我就是这么说的，这记者他母亲是个娼妓，你给我照直译。

翻译没有办法，只好跟日本记者“实话实说”。

对面的日本人一听，立刻跳了起来：冯将军，你这不是在骂人吗，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老冯理直气壮：我就骂你了，怎么的吧。原因嘛，是你先骂我的。

日本记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冯说，你刚才把我们中国比作朝鲜，不是在骂我是亡国奴吗，那我骂你妈是妓女，以一骂还一骂，公平合理，两不相欠。

那记者方知失言，只得匆匆结束采访，狼狈而去。

显然，这样的段子，虽然上不得大台面，但老百姓最爱听，那是比多少遍抗日口号和理论都更带劲儿的。

可是蒋介石既然让冯玉祥去当最重要战区的一把手，当然不是只希望他去讲段子，而是要他多多指教前方将领，概因蒋介石很清楚，此时以黄埔为主的将领普遍太年轻，勇敢有余而经验不足。

这时候大家想象当中的老冯应该很会打仗，别的不说，一个中原大战，麾下的西北军不是也曾经把中央军都打得连连后退吗？

然而问题并没这么简单。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慕名来访，提到了在淞沪战场上实施的多种打法，其中就包括闪击战术。

可是老冯却一摆手，要那么多花花招干吗，中国自有中国国情，我们老西北军就是靠大刀砍出来的，就是到几年前的长城喜峰口，29军的大刀还不同样奏效。

敌有坦克，我有宝刀，何惧他乎？

和法肯豪森一样，身为中国统帅部一员的白崇禧也去拜访过老冯。可是在三战区长官部，他却没看到冯玉祥，起初“小诸葛”还以为老冯去视察前线了。

第二次他又去，这次还没见到人，心里就有点不爽了，老冯这家伙是不是躲着我啊，难道对我有意见？

一旁的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笑了，有什么意见啊，这个老冯，他是怕飞机！

追究起来，冯玉祥的这个病根还是中原大战那会儿落下的。

那时候只有蒋介石有飞机，西北军没见过这个新式玩意儿，特别怕。老冯为了让大伙不怕，就对官兵们打了个比方，说这世上乌鸦比飞机总要多得多，那乌鸦拉的屎也从来没有掉到过我们头上，难不成飞机“拉的屎”（炸弹）就正好会掉头上？

结果一颗“屎”偏偏就落他手下大将樊钟秀的脑袋上去了。

至此，老冯自己反而得了心病，对飞机扔炸弹格外敏感。要说有防空意识也并不是坏事，可他却防得过了头。

老冯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是钻防空洞去了。

上海这里没有山，也没有防空洞，不过在旁边宜兴倒有一个张公洞，里面可以防空，他就到洞里面去办公了。

显然，要见老冯，必去宜兴。

宜兴离上海100多里路，白崇禧坐汽车花了两个小时才赶到那里。一看，老冯眼光倒是不错，张公洞很大，里面藏个一两千人都没有问题。

去了以后，白崇禧弄明白了，原来老冯也不在张公洞里办公，大部分公事和私事都交给顾祝同去处理了，只有到晚上，天上没飞机了，他才会回上海去看看。

冯玉祥自己话里话外也透出了音，他说他要学日本的乃木希典。日俄战争的时候，乃木把事情都移交给参谋长，而自己只做两件事，一为骑自行车和作几首歪诗，一为等死！

也真有老冯的，他其实说的是他自己，人家乃木是带着三口棺材上战场的，两个儿子都赔进去了，能那么闲吗？

更令人发噱的是，某天三战区开军事会议，开着开着，忽然日机来袭，警报大作，众人还未反应过来，就见老冯嗖的一声没了影，那动作绝对是少林武当的身手。

可是屋外也没有遮蔽物，只能往田野里跑，一个不留神，“武林高手”滑进稻田，摔了个四仰八叉，那么大一高个，转眼之间就成了泥人。

当时张治中等与会将领都在场，表面使劲憋着，暗地里却一个个捧着肚子笑出了眼泪。

如今的小青年真是不厚道啊。

白崇禧把情况反映上去，跟何应钦一商量，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三战区多为中央军和南方部队，与老冯没有部属关系，所以才会弄得这么尴尬。

这时由于津浦线战场频频失利，外界对冯玉祥前去执掌军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毕竟老西北军是冯玉祥一手带出来的，如今津浦线上的29军、鲁军都可以算是其支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应该是津浦线战场最理想的军事统帅。

于是在报经蒋介石批准后，中国统帅部便在津浦线上成立了第六战区，并由冯玉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

在三战区无所建树，还让小青年们看了笑话，老冯其实心里也不痛快，现在听说可以重率旧部，自然高兴，当下便搭车北上。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偏偏是这个第六战区，对他们的司令长官最为排斥。

其实也怪老冯自己，他此次到六战区去上任，颇有一些个人的私心杂念，那就是想乘机抓军队，以便恢复自己老西北军龙头老大的地位。

六战区的韩复榘、宋哲元虽为老西北军分支，但这时早已自成一派，对此最为敏感，马上就看出来了。

韩复榘当初因为反叛冯玉祥，与老冯素有过节。冯玉祥到得济南，还没等他开口，韩复榘就抢先把山东防务如何紧张汇报了一下，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强调无法随冯玉祥北上。

之后，他背地里一个密电打到蒋介石那里，说他不想进六战区，宁愿划入李宗仁的五战区。

韩复榘统领鲁军，又负有守鲁之责，他的话不能不重视，然而命令也发下去了，总不能说变就变吧。

韩复榘说，你们要硬把我塞给冯玉祥，那我就不打了。

没办法，只好折中，让韩复榘到五战区去，同时从他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到六战区，再给韩复榘挂个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算作分他兵的安慰。

韩复榘这边闹腾完了，等冯玉祥正式上任后，宋哲元也急急退避三舍。

给出的理由是，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得请病假，要到泰山去休养一段时间，第1集团军（即扩编后的29军）暂交冯治安代理。

自离开北平后，宋哲元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是确实的，但此时请病假，大半却还是因为看到老冯要抢夺兵权，索性远远躲开，眼不见为净。

话又说回来，韩复榘的鲁军，宋哲元的29军，与老西北军实际已没有多少关系了，人家当初能创到这份家业也个个吃足苦头，很不容易，现在前面抗着鬼子，后面还得防着你夺他的交椅，谁能真有这么大的气量呢？

实际指挥第六战区作战时，老冯在用兵方面又远不及练兵。和在淞沪时一样，他还是怕飞机，怕到了没法正常指挥打仗的地步。

由于害怕日机轰炸，他的指挥所每天都要换好几个地方，而换一次地方，六战区的通信网就要跟着变更一次，各部队因此经常与指挥所失去联系，乃至无法报告军情。大家只好在下面各打各的，变成了一堆乱哄哄的没头苍蝇。

本来北方战场，以津浦线战场对中方最为有利。其时连降暴雨，华北平原尽成泽国，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大部分时间都不能用于进攻，而是在四处找船，找能够渡过大大小小水滩的船。

在这种情形下，别说机械化特种部队无法顺利推进，就连飞机，也因为雨天能见度差，常常被迫减少出动次数。

多好的作战形势，可是老冯到任后，不仅没有理顺关系，反而越弄越乱，各部队你防我，我防你，大家防着冯玉祥，谁都不肯与日军正面硬拼，结果步步后退，战局也因此一塌糊涂，作为津浦路北端重镇的沧州没多大一会儿就丢了。

成立第六战区不仅没能产生相应效果，反而还被第2军逼到鲁北防线，导致还没怎么成型的第五战区都因此受到不小威胁。

蒋介石大失所望，只好由白崇禧再拟份电报，撤销第六战区，让冯玉祥依旧回南京。原来觉得这事太伤面子，很难办，未料老冯枪杆子没抓着，又连吃败仗，也早就不想干了。

于是，双方解脱，老冯回家重新做他的军委会副委员长，而津浦线防务则交由第五战区负责。

一个曾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战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作昙花一现了。

第28章 可怕的秘密

舞台之上，向来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第五战区来了，司令长官为李宗仁。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桂林人，新桂系的掌舵者。

即使与新桂系的其他将帅，包括白崇禧比起来，李宗仁也算得上是一个读书很少且不爱读书的粗人。

据说他小时候宁愿上山打柴，都不肯坐在私塾里做一天好学生，年长后进军事学校，前前后后加一起，也统共只念了三年。

在这三年里，别人或许会翻翻《孙子兵法》，或者“曾胡治兵语录”，可他对这些本本上的东西从无兴趣。

老李爱的就一样，那就是梁山好汉们个个热衷的——“使得些好拳棒”，因此还得个绰号：李猛仔。

李猛仔一生，打了无数的仗，上马杀贼自然不在话下，下马草军书就不行了，稍为像样一点的文字稿都得帐下的文书替他起草。

据他自己说，当初北伐时和蒋介石结拜，他迟迟未将自己的盟帖换给对方。

不换，不是摆架子，而是按照规矩，得在帖子上给对方写一首盟诗。一首诗一共四个句子，但老李绞尽脑汁都想不出一句，又不好意思连这个都让文书代劳，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干脆把蒋介石送给他的那首盟诗照抄了上去。

蒋、冯、阎、李，论文化水平，蒋介石和阎锡山可算是一拨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李宗仁则跟冯玉祥基本一个档次，都是当兵出身的大老粗。

白崇禧曾对冯、李二人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即：冯善练兵，李善用兵。

“小诸葛”在单独用兵方面并不出色，但作为参谋人才，却堪称优秀，他一眼就能看出两位老大的特点和长处。

练兵，讲的是“亲爱精诚，赏罚分明”，在这方面，老冯确实用尽心思，所以他才能一手调教出可与中央军叫板的老西北军，也才带得出那么多能征惯战的威龙猛将，这可都不是吹的。

然而，与练兵的本事相比，老冯在用兵上就要差得多了，当然不是说他不会打仗，只是到了全面抗战阶段，各人的能量级数都得成倍提高，在内战中还能凑合的，此时就可能显得比较吃力了。

蒋介石是帅，统筹的是大略方针，其余三个人一个个试，阎锡山统领二战区，自己都感到力不能支，冯玉祥掌握六战区，到最后连战区都给撤了，于是哥仨就只剩下了一个李宗仁。

像白崇禧说的那样，内战时期，老李在打仗方面就颇有一套，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只有外战中拥有实际战绩，才能说明你是否真的有两下子。

李宗仁很想告诉别人自己有两下子，可是刚刚上任就碰了壁，这个让他碰壁的人便是原来的山东诸侯韩复榘。

韩复榘不肯进第六战区，而宁愿进第五战区，李宗仁起初对此是很高兴的。因为他的五战区规模不大，尤其缺少有实力的部队和战将，韩复榘当年位列老西北军最能打仗的“韩石二孙”之首位，连孙连仲都望尘莫及，加上他控制的山东实为五战区核心，有此人相助，想来今后必能有所成就。

韩还没来拜见李，李先去看望韩了，没办法，穷领导在富下级面前有时也得表现主动一点，适当弯一弯腰也是必要的。

此前，由于一北一南，两人从未谋面，而李宗仁眼里的韩复榘，虽然识字不多，但人倒生得颇周全，甚至还算得上“俊俏”，真个是唇红齿白，眉清目秀，不似军人，俨然一个摇纸扇的白面书生。

初次见面，又是名义上的上司，所以韩复榘算是给足面子，听任老李滔滔不绝地在那里吹了一晚上。

李宗仁虽不爱读书，但生平一大嗜好就是聊天，喜欢纵论天下大事，到老了都是如此，以至于在美国做寓公时，实在没人好聊，只能跟一帮家庭主妇去“谈国事”了。

斗室之中，老李分析抗战形势，讲解抗战道理，海阔天空地一通发挥，最后越讲越兴奋，而韩复榘也听得聚精会神，一副若有所悟的神情。

这个晚上真是过瘾。

第二天一早谈正事，李宗仁拿出了早就拟好的五战区作战计划。

韩复榘接过一看，却立刻变了脸。

计划上写着，假如山东大城市守不住，希望鲁军就近进入沂蒙山区，跟鬼子打游击，以使其不能尽速南下。

韩复榘当场把计划书往桌上一摔，你这拟的算什么狗屁东西，眼看南京不守，日军从南面都快打到安徽蚌埠了，北面日军要是再一过黄河，两边一挤，我在山里面吃什么，喝什么？

依我看，你们这是想拿我们鲁军送礼，当牺牲品！

李宗仁来济南，本来还是端着一点“李长官”的架子的，没想到作为下属的韩复榘会说来就来，说骂就骂，连起码的面子都不给，顿时被呛得面红耳赤，连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老李骨子里其实也是粗人一个，可碰到更粗俗的韩复榘，他也无语了。

真个是心有所冀而来，灰头土脸而去。

自此，李宗仁脑海里的韩复榘，就再也不是那个孺子可教的白面书生了，而是变成了不可理喻的老兵痞。

但是韩复榘其实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在某些方面，他比宋哲元的头脑都灵活。

“七七事变”前后，他曾派人去北平打探动静。去的人用电话向他报告：秦德纯表示，日本人愿意谈判，也不想扩大事态。

当时他就在电话里笑了，并且断定平津难保。

什么愿意谈判，不过是日本人使出的缓兵之计罢了，依我看，他们不拿下北平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到这个时候，宋哲元还心存侥幸和幻想，真是愚笨至极。

后来听到蒋介石要进行南京保卫战，他又笑了，这些南方人，他们以为南京能守得住吗？

在韩复榘眼里，宋哲元笨，蒋介石蠢，只有他最聪明。

可是他却聪明得过了头。

一开始他对抗战还算是有所准备的，看到北平不保，他害怕包括济南在内的山东也要重蹈覆辙，于是早早就催促日侨归国，并且作出了像阎锡山那样与日本人大打一场的架势。

在华北以“宋阎韩”为主的三角势力范围中，韩复榘和山东也一直是日本“华北工作”突破的重点，所以韩复榘心里在想什么，私底下的小算盘打到哪个位置，日本人都有数得很。

他们故意向韩复榘透出风声，说日本意不在山东——最多从你这里经过一下，连长久驻留的想法都没有。

韩复榘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避战保鲁。

汉奸是绝不能做的，但如果在此前提下，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枪杆子，岂不两全其美。

这个貌似聪明，其实脑子一团糨糊的家伙终于走出了第一个昏着。

蒋介石察觉到韩复榘对抗战不太积极，曾找他到南京谈话。

关于是否要抗战到底，蒋介石说，我的意思，你应该完全明白的。

韩复榘却装傻充愣，回来后，便到处对别人说，我明白什么，我什么也不明白啊，我这趟出来，可谓是糊里糊涂去南京，糊里糊涂回济南。

你们问我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我告诉你们，丁点没有！

直到战火燃烧到了山东德州，韩复榘才猛醒过来。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这个“第一聪明人”一般无二地上了日本人的当，避战避战，避到整个山东省都快要保不住了。

“七七事变”，宋哲元虽也有过犹豫彷徨，但那里面还有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内部原因，而且后期在保卫平津，与日本人作战方面是颇有决心和勇气的。

可是韩复榘这时却还一个劲儿在往后退，竟然指望着靠别人帮他保山东。

宋哲元在前面打，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命令韩复榘上去接应，韩复榘说什么，他说我是五战区的人，防区在鲁东胶济线一带，津浦线上的宋哲元跟我搭什么界，不去！

冯玉祥无法，只得转报蒋介石，后者从南京连发电报，又骗又哄又吓，韩复榘这才硬着头皮，率鲁军进入津浦线。

韩复榘起初笑宋笑蒋，以为都不如他，29军和中央军似乎也不及鲁军，起初战场的变化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亲率鲁军只一个反攻，就冲进了德州。

原来胜仗这么好打，宋哲元辈真的是太没用了。

可是还没等韩复榘笑够，日军就一个反包围，把鲁军给围了起来。

好打？不过是先给你尝个小甜头罢了。

德州一战，韩复榘差点被俘。

经此一劫，他总算明白了，原来这个世上，谁都不比谁差多少，一旁看着轻松，等到你自己上阵，未必就如人家。

在亲眼目睹日本人确实如狼似虎，比传说中还要凶猛之后，韩复榘连保住山东地盘的信心和勇气都没有了。

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既然地盘保不住，那就保枪杆子吧。

内战经验告诉他，地盘与枪杆子都很重要，但倘若一定要有取有舍，则孰如舍地盘而取枪杆。

道理很简单，没了地盘，只要有枪在手，迟早还能获得新的地盘，但假如无枪，地盘是肯定无保障的，迟早会被别人抢去，那就真正人财两空，一无所有了。

最近的例子就是中原大战。那一场大战下来，还能保得人枪的，都能勉强爬上岸，打得一个不剩的，就只能喝着水，咕嘟咕嘟直接沉到水里面去了。

韩复榘从避战保鲁一下子退到了避战保鲁军。

他急着要跑路，但一时间又脱不了身，原因倒不是怕蒋介石或者李宗仁拦着，而是日本人不给他这个机会。

当时山东面临的形势是，日军还没有渡过黄河，也未从胶东沿海或青岛登陆。

迟迟不渡黄河，不是因为鲁军挡在那里过不来，而是双方在谈价码。

出面谈价的本来是华北老特务土肥原。土肥原当年纵横华北，人脉十分深厚，在他提出的洽谈名单上，不仅有韩复榘，还有石友三、万福麟，甚至于商震。

这些所谓的华北实力派皆为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高手，他们也都曾向土肥原做过“恭顺”的表示，其中万福麟还按照土肥原的要求，暗中一退再退，屡屡回避作战，这也是津浦线战场为什么一败再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29章 可怕的秘密（2）

不过，你要他们现在就明着做汉奸，那个压力就太大了，谁也不愿意，最多是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土肥原潜入中国内地多年，熟悉这里的人情世故，知道不能将这批人逼得太急，但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却认为应一竿子到底：要么做汉奸，要么投降，别无第二选择。

土肥原再拗也拗不过华北方面军的老大，只得甩甩手躲到一边去。

寺内自己派人去与韩复榘谈，不仅盛气凌人，而且一开口就是要让韩复榘直接宣布山东独立，实际就是下水当汉奸。

韩复榘这边的出价，则最多是避战保鲁，我不出来跟你打，你也别进来，汉奸暂时还不想做。

双方一时谈不拢，日本人也暂时未动手。

对急于脱身的韩复榘来说，这一情景很令他尴尬。

既然谈不了，那就得跑路，但敌人不来攻，你却先退走了，连仗都没怎么打，方方面面没法交代啊。

不久之后，韩复榘又听到一个消息，觉得不能再耽搁了。

被划到一战区的宋哲元不仅出击未果，还把大名给丢了。大名在济南的西南一侧，此地一丢，便有截断他往鲁西南撤退的危险！

赶快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此前，中国统帅部为杜绝前线争相后撤的现象，特地下达一纸严令，要求各个战区守土有责，一人管一摊，也就是说，你在你那个战区里抗战，千万不能跑到别人的战区里去。

韩复榘才不管这些，他把自己的集团军总部一口气搬到了河南，也就是一战区那里去了。

谁都看得出，这是要准备溜了。

别人这么说他，他并不否认，而且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

你们看，南京不是都丢了吗，证明我们在东边是守不住的，不如西撤到平汉路以西，等国际形势变化，合盟国之力反攻，再行收复国土。

话讲得很好，很漂亮，连兵学泰斗蒋百里都说韩复榘此人颇有些歪才。

获悉韩复榘心猿意马，不思防守山东，始终在关注着抗战进程的蒋百里心急如焚，亲自赶了过来。

蒋百里对韩复榘说，你说的那些话没错，可是不够。

为什么呢？

西撤是肯定要西撤的，但要看怎样撤。

我们必须撤得有条有理，如果大家都乱哄哄，自作主张地往西跑，那不叫撤，叫败退。这样即使到了西边，还是一团糟，就是好的国际形势来了，又有什么用？

换句话来说，我们可以等待反攻，但反攻也得看如何反攻，消极的反攻等于不反攻。

就时间而论，你在没西撤之前，就得准备东返。从空间而言，西部有西部的准备，东部也得有东部的安排，不是一撤到西边就万事大吉，什么都不用管了。

如果胡乱撤退，失地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恢复的。

蒋百里对抗战方略研究多年，他向韩复榘直言：全国范围之内，我认为山东最为紧要。只要控制住山东，日本人是无法轻易进入中原的，而且这里对徐州及其以南地区也将起到极好的屏障作用。

人家一流军事理论家上门免费辅导，条文缕析，讲得多么透彻，多么恳切，可是韩复榘始终听不进去，或者是不愿意听进去。

“聪明人”的做法开始变本加厉。

别人的军需物资都是往前面送，韩复榘的却是往一战区后方运。五战区执法队按照战区专守的规定，拦着不让车马通过，但鲁军有枪杆子，岂是几个执法队员就拦得住的。

状告到第五战区长官部，李宗仁便给韩复榘发了个电报，旁敲侧击地告诉他，统帅部有严令，战区之间不能越界，你那些东西不能拖到一战区去。

韩复榘如今早就不想给自己名义上的领导任何面子了，拿过电报，批曰：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

你说我擅自跑进一战区，大家又不是打内战，怎么我就不能跑他那里去呢，反正都是跟日本人打仗，分什么一战区、五战区。

李宗仁接到回电后气得浑身发抖，可一时也奈何不了这个混世魔王。

恰恰就在这时，黄河北岸的日军突然对鲁北黄河防线发动了夜袭。

原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在与韩复榘谈价，但寺内并无土肥原那样的耐心，见对方迟迟无动静，他便再也不想等了。

松井石根连“支那”首都都占领了，我们还在这里傻愣着干等，有没有病啊。

姓韩的，我再问你最后一次：是否愿意独立？

未等到对方回音，寺内便下令第2军强渡黄河。

黄河号称天险，若鲁军据险以守，第2军哪是想渡就能随随便便渡过来的。此前在平汉线上，香月的第1军也是冲到黄河边就徒呼奈何了。

可韩复榘根本无意于守，竟然欲下达全军撤守的命令。令牌刚取在手中，帐下忽转出一人，大叫：慎重慎重。

定睛一看，却是南京驻鲁军事联络员蒋伯诚。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重用叛离冯玉祥的韩复榘，任命其为山东省主席，但万没想到，对方会居心叵测，发展成为一方诸侯。之后，山东几成韩某一人之天下，连南京派来的党务主任都被他给暗杀了。

如果山东没有国民党要员存在，那跟“独立”还有多大区别？

但问题是谁敢去呢。

蒋介石遍觅高手，最后属意蒋伯诚前往。

蒋伯诚有民国最大牌卧底之称，当初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阴沟里翻船，多半也就翻在他的手上。

人的手腕有多高，那几乎是没有边界的，蒋伯诚概属此类高人。韩复榘明知对方来者不善，是蒋介石派来山东的“监军”和卧底，但不仅未对蒋伯诚痛下杀手，两人反而还很快热络起来，成了结拜兄弟。

蒋伯诚站稳脚跟之后，于不动声色之中，慢慢掌握了鲁省众多人脉，而这都是在韩复榘眼皮子底下干成的，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见韩复榘要撤除黄河防线，蒋伯诚再也顾不得“韬光养晦”，急忙上前阻止，要求先请示“委员长”再作定夺。

帐下一班谋士也纷纷向韩复榘进言，希望其看在经营鲁省多年的分儿上，万万不能就这样轻易放弃国土。

然而，韩复榘此时早已充耳不闻，他要一意孤行。

见情况不对劲，蒋伯诚赶紧向蒋介石禀报，后者发来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韩复榘不得撤退，必须守住黄河天险。

接到电令，韩复榘却已坐着装甲车到了泰安。

他拿着电报，呵呵乐了，还让我守黄河天险，对不起，山东大势已去，连省城济南我都不守了，还天险，谁愿意守谁去守吧。

得知韩复榘退到泰安，李宗仁也赶紧去电，让其至少固守泰安。

韩复榘当即回电一封：南京不守，何守泰安？

连首都南京都完了，丢一个泰安又怎么啦。

这个鬼东西真的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也不顾及，连避讳两个字都不管了。

等到李宗仁报知蒋介石，蒋介石又再急急匆匆地来电命令时，韩复榘已跑到下一个城市济宁去了。

当然，作为官僚圈子里的老手，“第一聪明人”韩复榘在开溜的同时，也做了点表面文章，即留下少数部队在当地虚张声势，以便敷衍塞责。

他机关算尽，却弄错了一件事。

官僚主义这东西可以玩，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也都在玩，但你得分时候。

韩复榘选择了一个最不恰当的时候，所以后来倒霉就是注定的了。

济南、泰安一失，徐州门户洞开，第五战区和中国统帅部均大受震动。

中国统帅部连日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

韩复榘所作所为引起了公愤，与会诸人群情激愤，都认为如果事情得不到严肃处理，大家都学着姓韩的去做，刚刚重拾起来的一点抗战信心将会因此而崩溃。

不是就他韩复榘长着两条腿，大家都有腿脚，也都会跑，韩复榘不想打仗，其他人也不都是天生受虐狂。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份报告送到了蒋介石案头。

报告是戴笠送来的，看过之后蒋介石大吃一惊，报告揭示了一个可怕的秘密。

这个秘密是从刘湘身上找到的。

全面抗战之初，刘湘的抗战热情确实很高，可是热情这个东西，往往不能持久。到了淞沪会战后期，蒋介石决定迁都重庆，虽然由于准备武汉会战等缘故，一些重要的军政机构还停留在武汉，但刘湘十分清楚，抗战抗战，中央势力已经快要“抗”到他自己地盘里去了。

对于刘湘来说，要想保住自己的地盘，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打包裹回家，或者干脆直接阻止中央军进川。

但是当时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已任命刘湘为第7战区司令长官，他需要指挥川军在皖南御敌，重任加重责，使他一时不敢擅离职守，更不可能抛下军队独自离去。

等到南京即将陷落，重庆铁定要做陪都了，刘湘正寻法子准备闪人，却又赶上胃溃疡复发，被送进了汉口医院。

刘湘情绪的变化没有逃过蒋介石的眼睛，他被戴笠牢牢盯上了。

很快，特工王发现，刘湘生病住院，却与华北前线的韩复榘保持着频繁的电报往来，两人关系亲热到了反常的程度。

电报被军统截获了，但因为刘、韩用的是密电码，戴笠翻译不出来，于是便想到了布置卧底。

被戴笠相中的这个卧底叫范绍增，也即民间盛传的“哈儿师长”。

在所有川军将领中，最富喜剧感的莫过于这位“哈儿师长”。哈儿，川语意为笨或者傻。几年前，四川投拍“哈儿师长”的戏，由一个川剧名角出演“范哈儿”，其人胖头胖脑胖肚皮，演来果然惟妙惟肖，逗人发笑。

其实，范绍增的“哈”，只是“哈”在表面，内心里大智若愚，颇有头脑。

哈儿原本与唐式遵等人同为刘湘手下的主力师师长，而且他的部队还是几个师里面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一个师。

按说这样的人才，刘湘应该予以重用才是。可问题是，唐式遵是刘湘的亲信嫡系，哈儿却不是，而且他也有意向南京政府靠拢，想编成正式的国防军，因为这个原因，刘湘的一帮亲信背地里常称其为“伪中央（指南京中央政府）的汉奸”。

第30章 可怕的秘密（3）

后来军委会对四川进行整军改编，刘湘正好利用这个名目，借鬼打鬼，把哈儿的师长职务给免掉了。

人又没犯什么大错，直接免当然不好，所以名义上不是免，而是升：升为副军长。

由范师长变成范副军长，外面听着是好听了，可是刘湘又不准他去上任，就那样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里，结果是，人家都修成正果，好歹成了“中央军的杂牌”，而哈儿却什么都不是，连川军都没得带了。

哈儿自然一肚子不满，恨不能马上去蒋介石那里告刘湘的御状，只是苦无真凭实据而已。

正在这时，戴笠找到了他，并直言相告：证据，还得你自己找。

由此，“范副军长”也与刘湘住进了同一所医院。

如果是陌生人，或非川籍人士，刘湘必当防范有加，但范绍增是自己下属，又手无兵权，就难免疏于提防了。

哈儿平时看上去傻里傻气，但他当兵前做过四川袍哥，也就是黑社会老大，所以对怎样打通各种关节皆烂熟于心。

平时哪些人和刘湘接触，韩复榘派来的代表和刘湘谈了几次，用了多长时间，全都没有能逃过他的耳目。

后来，哈儿甚至还通过跳舞等手段，买通了刘湘身边的一个护士，通过这个护士来打探刘湘的一举一动。

住了一段时间后，刘湘的身体逐渐好转，胃病也快好了，就打算潜回四川，以便设法堵住路口，不让中央军进川。

按照刘湘的指令，他的私人飞机将到武汉来接驾。戴笠在范哈儿那里获悉详情后，提前派人破坏了刘湘的飞机，导致飞机还没到武汉就中途爆炸了。

刘湘没有走成，接着便与韩复榘热络起来。

由于双方是通过密电联系，密电翻不出，戴笠和范绍增也始终刺探不着其中的秘密。

不久，范绍增另外安排的那个“护士卧底”假戏真做，跟刘湘发生了暧昧关系，后者也给了她钱，并且答应送其去美国留学。两相比较之下，“护士卧底”便不再愿意向哈儿提供任何情报了。

卧底和情报，双双陷入了困境。

范绍增为人极重义气，虽不在位，那些老部下仍然对他很有感情。

一天，一个从前线回来的团长，专程到医院去探望他。就在谈话过程中，哈儿意外地捕捉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信息。

这位团长和刘湘的参谋长是老朋友，所以此次来医院，也顺道去会了个面。

进门之后，团长一眼就看到参谋长正埋着头写一份东西。他也没惊动对方，便蹑手蹑脚地走了上去。

原来是一纸命令，内容很简单，是要把川军两个师调到宜昌、沙市一带，并与韩复榘去襄樊的部队取得联系。

参谋长猛一抬头，发现有人进来，顿时表情显得十分紧张，匆匆忙忙地用其他稿子把命令盖住，对朋友说：别看别看，我在写家信呢。

不说还好，一说更显得欲盖弥彰，这团长更奇怪了。

明明是命令嘛，为什么他非要说是家信呢？

到范绍增这里，团长也只是把它当成一件趣闻说给老长官听，没想到哈儿每时每刻都在琢磨这事，一听，耳朵立刻竖了起来。

不对劲啊，其中定有蹊跷。

一时找不到戴笠，他就先去孔祥熙家串门。

范袍哥原来是混黑社会的，黑社会并不都是我们印象中，只会像香港古惑仔那样光着膀子砍人，比如人家哈儿擅长的就是交际，而且还都是交的上层一流人物。

孔祥熙是范哈儿的朋友。

一开始，哈儿并没敢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说出来。刘湘身为川军老大，万一事情弄错，可不是耍的。

唠完嗑，孔祥熙留他吃晚饭。吃饭的时候，哈儿想想再不说就没机会了，便假装无意地冒出一句：听说韩复榘的军队要开到襄樊去？

孔祥熙一愣，不可能啊，中央已下了严令，各战区不能串来串去，鲁军在山东，怎么会跑到湖北襄樊去呢，何况山东前线现在还这么紧张。

你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范绍增便一五一十，把从团长那里听到的内容原样告诉了孔祥熙。

等哈儿走后，孔祥熙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他住汉口，蒋介石住武昌，隔着一条长江，但事关重大，他连电话都未敢打，就亲自过江去见连襟。

蒋介石一听，也感到此事非同小可，让孔祥熙尽快确认消息的最终来源。

孔祥熙连夜找到范绍增，并问对方：你说的那个命令确实看清没有？这种事可来不得半点儿戏。

哈儿紧张起来，他又去找那个团长：你真的看清了？不能开玩笑啊，要是弄错的话，老长官我说不定性命都可能要搭在里面。

团长没想到自己一句无意中的话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可事已至此，也只得把心一横。

绝对没错，卑职愿以人头担保。

等到戴笠回来，孔祥熙将此事告知，戴笠立刻把截获的电报找出来进行核对，结果一下子破译了刘、韩往来的所有密电。

戴笠给蒋介石送来的报告，使刘、韩之间的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

南京失守，日本人认为中国输定了，其实很多中国人也这么认为，其中就包括刘湘和韩复榘。

不过韩复榘的一个幕僚说得好，中国败了，不等于大家都败，说到底，那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朝廷败了，作为封疆大吏仍然能找到自存之道。

清末，慈禧老佛爷向全世界下战书，导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但很多省份都没事。

为什么，就因为实行了“东南自保”，也就是这些省的地方大员们和各国列强达成协议，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当年的“自保”倡议者里面，就有山东和四川。

历史往往都是在不断重复。如今刘湘和韩复榘要复制历史，一个是地盘和枪杆子都要，另一个是暂时保不了地盘，就先保枪杆子——有枪杆子在手，何愁今后没有地盘。

两家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会师鄂西，合力阻挡中央军进川！

了解到这个可怕的秘密之后，蒋介石后脊背一阵阵发凉，然后冷汗直冒。

还保卫武汉呢，照这个样子，尚未与日军打起来，就得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东边是日军，西边是川军和鲁军，自己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左右不能。

原先蒋介石还在犹豫，对韩复榘要不要动手，动到哪一步。

“七七事变”以前，在与日本人争斗的过程中，南京政府以对“华北三角”的争取为最激烈，他本人用功也最多，现在宋哲元、阎锡山都过来了，抗战立场也很坚定，只有一个韩复榘，仍然拿捏不住，不知道用什么策略才能最终稳住对方。

看到这份报告，他才终于下定决心。

现在对韩复榘已不是处分的问题了，而是生死存亡系于一刻，你不除他，他要除你，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必遭殃。

同时，蒋介石心里也明白，对付韩复榘，并不像座中衮衮诸公说得那么简单，对方手中有军队，如果那么好对付的话，可不早就解决了。

有决心，更要有策略。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督师河南开封。

在到达开封府后，他即刻召开军事会议，并规定，凡一、五战区还没轮上打仗的，师长以上的全要与会。

这时韩复榘正准备继续退入河南，当然也接到了会议通知。

对于要不要与会，部将孙桐萱等人劝他不要去，怕蒋介石来者不善，在开封摆的是一桌鸿门宴。

韩复榘一退再退，都是跟五战区和统帅部的命令在对着干，所以心里也有些发毛，迟迟犹豫不决。

这情景急坏了一旁的蒋伯诚。

作为蒋介石放在韩复榘身边的最大卧底，开封会议的内幕他岂能不清楚，假如韩复榘不去，这场戏可唱给谁看？

情急之下，他便将一份刚刚由李宗仁转来的密电送呈韩复榘。

韩复榘细看之下，上面密密麻麻，有40多个将领的名字，连孙桐萱都名列其中。

若是鸿门宴，他们还会让孙桐萱这样的小角色与会吗，不可能。

于是韩复榘打消顾虑，带上孙桐萱及一个特务营前去开封。

去了以后他才知道，这恰恰就是一场请君入瓮的鸿门宴，不过不光是为他一人所摆而已。

抓捕韩复榘的整个过程，皆由戴笠一手策划和组织，可谓环环相扣，滴水不漏。

当蒋介石宣布其罪状时，会议室内气氛紧张，就连孙桐萱等人都噤若寒蝉，作声不得。反倒是曾为韩复榘所奚落并拒绝援救的宋哲元站起身来，为之求情，说韩复榘固然因不听命令而罪有应得，但希望能看在其是个粗人，没有多少知识的分儿上，予以从轻发落。

冯玉祥时为军委会副委员长，也不肯为韩复榘这个昔日的老部下说情。环顾偌大一个老西北军体系，仅宋哲元一人站出来为韩某说了两句，足见这人的人缘实在是糟糕透顶。

在抓住韩复榘后，何应钦奉命来到汉口医院。

他板着脸，对刘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韩复榘已经被扣留了。

刘湘心里一惊，但到这个时候，他还要装一下糊涂：为啥子哟？

何应钦只轻轻点了一下：因为他的部队要开到襄樊去。

刘湘的脸开始发青发白。

再没什么可说的了，秘密已经全部暴露，而这个秘密的泄露，对当事人来说，无异于一个致命打击。

何应钦走后十分钟，刘湘大口大口吐血，直至昏迷不醒，三天后一命归西。

人死了，一切都好说。

在官方公告中，刘湘的临终遗嘱颇有令人动情之处，谓：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

政府对其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一级上将，丧礼极尽哀荣。

与之相比，韩复榘就倒霉多了。

原来担心的鲁军可能异动的情况，并未因韩复榘被捕而发生，一者鲁军乍失灵魂人物，山东又即将不保，倭寇环伺，无力也无心起来“造反”；二者蒋伯诚很好地控制住了局势，使得中下层鲁境人士能各安其位；三者韩复榘轻弃山东之举，也确实引起了天人共愤，以致在他陷入囹圄之后，极少有人为之鸣冤叫屈。

在开封待了半个月之后，韩复榘被解送武汉，经军法会审处以极刑，成为抗战中继李服膺之后，第一个被处死的国民党上将。

有好事者就此拟了副对子：枪毙韩复榘，吓死刘甫澄（刘湘的字）。

第31章 沙粒或者蚂蚁

韩复榘被捕及被处死，使抗战军民精神为之一振，而津浦线部队轻于进退的情况亦为之大变。

但是韩复榘先前闯下的纰漏实在太大，一弃黄河天险，再弃重镇要隘，津浦线变得无险可守，第2军主力部队姬路第10师团更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姬路师团师团长是矶谷廉介。

矶谷廉介，毕业于陆大第27期，他与土肥原和板垣征四郎是陆士同学，皆来自于“荣耀的第16期”，毕业后，三人也很快被列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

所谓“中国通”，均占有熟悉中国地理的优势，因此都是侵华将领的上上人选。自矶谷出任姬路第10师团师团长后，该师团也被称为矶谷师团。

第2军南下，规定矶谷和板垣相配合，实行分进合击战术。此时板垣的名声正如日中天，然而跟这样一个明星校友在一起，矶谷却并不甘愿充当配角，他认为自己同样有像板垣一样一夜成名的潜质，只是早晚而已。

自强渡黄河成功之后，这一结论似乎也在一步步得到验证。

韩复榘在前面跑，矶谷就在后面追——其实也不用追，矶谷几乎成了山东的“接收大员”。矶谷师团渡过黄河之后，四天进入济南，又四天拿下泰安，除了赶路需要时间，其他可谓一路顺风。

这时候的矶谷真个是春风拂面，两只手都热得发烫，有一种摸彩票摸什么中什么的感觉。

当华北战场上除了板垣之外，又一颗名叫矶谷的将星冉冉升起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感到奇怪，因为原本就该如此。

矶谷坐在马上，一脸都是“得意的笑”，仿佛自己已经站在了徐州城下。

与矶谷相比，他的对手却在发愁，愁的是缺兵少将，调不出人来抵御矶谷。

本来李宗仁还指望韩复榘和鲁军能守住防线，却不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自鲁军退却后，津浦线上几乎无一兵可调，无一将可用，已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

老猛仔在将将方面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即“不拘一格”。

当然，他如今的情况是，就算想“拘”也没法“拘”了，淞沪战后，中国军队精锐损伤严重，剩下来的也大半撤往武汉，他只能领一群杂牌打天下。

内战时期，蒋介石拉拢杂牌，靠的是投其所好，要什么给什么，李宗仁却要什么没什么，金钱、美女、委任状，都无处寻觅。

你别看老李做到了桂系老大，但桂系的这些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平时生活都是很简朴的，除了身份显赫外，饮食起居跟常人无异，就连吃顿饭，都是让老婆到街上去买了菜回来自己烧。

这样的人，哪怕是做到了封疆大吏，也不知道什么叫花天酒地，什么叫夜夜笙歌，所以糖衣炮弹的那一套，根本学不了，也使不出。

可是缺兵少将怎么办，也没别的好办法，只能跟破烂王学，走到哪里，都瞪大双眼四处寻觅。凡见到合用的，甭管他姓甚名谁，出身哪里，都拼着命往篮子里捡。

要命的是，现在连捡来的都在各处填空当，篮子里已经空空如也。

就在愁闷之际，白崇禧忽然打来电话，说手上正好有一支部队，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要。

“小诸葛”所说的部队，就是从娘子关前线退下来的川军。

在阎锡山二战区，这支可怜的部队由于属于客军，在北方没有自己的兵站，又苦于囊中羞涩，别说补充弹药，连吃饭都困难。

人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刚去山西时，官兵尚能忍饥挨饿，勉力为之，等到太原会战结束溃退下来，更无人照应，也无人监督时，基层部队就免不了会有些违反军纪，偷鸡摸狗的事情发生。

这倒还罢了，一不小心，他们把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都给得罪了。

溃退路上，也不知谁的眼睛尖，发现了军械库，反正没人管理，他们就破门而入，把里面的枪支弹药都取了个干净。要说这本来也没什么，逃得这么急，没准你不拿鬼子拿，损失更大。可这是谁的军械库，阎老西的，那么抠门的一个人，他会舍得让你白拿他东西吗？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被迫当上了游击队队长。在山沟里骑着毛驴四处乱跑的日子，哪里能与在太原时相比，老西儿越想越郁闷，时常盘算旧账，认为一众客军没有帮他保住太原，都是欠了他，尤其是黄绍竑和川军，更被其视为太原会战溃败的罪魁祸首。

黄绍竑是钦差大臣，阎锡山心里就算再不满，也只能背后嘀咕两句，不敢公开叫板，唯有邓系川军，一无后台，二无实力，成了他炮轰的第一目标。现在一听，这帮人竟然太岁爷头上动土，抢起他的军械库来了，这还了得。

于是，他一个恶状告到蒋介石那里，大骂邓系川军不仅武器不好，作战不力，还扰民有余，属于土匪军，二战区容不下，请予调离。

在被阎锡山赶出门后，川军不得不继续他们的辛酸之旅，因为没人肯要。

蒋介石皱着眉头，问程潜的一战区要不要。

程潜一听就不乐意了。

阎老西都不要的烂部队，你们踢皮球一样踢给我，当我一战区是什么，废品收购站？

不要！

蒋介石这时正因刘湘东窗事发，窝着一肚子气，到此再也按捺不住，一拍桌子：算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让他们继续回四川做土皇帝去吧！

白崇禧负责军队调动，他说“委员长”你先别急，我再问一下五战区，如果连五战区都不要，那就真没人肯要了。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白崇禧打了个电话给李宗仁，后者一听还有这种好事，马上声明来者不拒。

川军在山西表现糟糕，各个战区几乎都有所耳闻，李宗仁知道的也并不会比程潜少。要按寻常人的思维，他若再接受川军，自然会显得更为掉价。可老李好就好在这一点上，在用兵将将上，他懂得实用比面子更牢靠。

其实若论眼下的境况，他比邓锡侯还真强不了多少。邓锡侯是没人肯要，李宗仁是没人肯来，一样都很无奈。

白崇禧说，我可给你打个预防针，这支川军的战斗力很一般。

那意思，丑话说在先，你别寄望太高。大家都是坐过同一炕头的，到时倘若后悔，千万不要说我白某人不够意思，事先不打招呼就把不合格产品强塞给你。

李宗仁却已经等不及了。

那诸葛孔明草船借箭，犹能化险为夷，川人难道都不如草人 ？快别废话了，早点把川军调来要紧。

白崇禧笑了，终于明白老李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你现在就是把更差的部队给他，他也不会选三拣四。

就这样，邓锡侯来到了徐州。

当初出川时，邓系川军共有四个师四万人，到山西打了一仗，折了超过一半，连两万人都不到了。更让人觉得晦气的是，别人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川军不仅功劳苦劳统统没有，还在遭到一通埋汰后，被踢皮球一样踢到东踢到西，眼看着竟要给踢回四川老家去了。

知道可能要被打发回家，川军上下均唉声叹气，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邓锡侯也因为看到前程黯淡而脸如死灰。

突然间，有人把他们从水里捞了上来。

从前西南联合反蒋，李宗仁虽与刘湘、龙云等人多有交往，但与邓锡侯却从未谋面，如今能收留他，不啻是在不堪之时，伸出手来拉了兄弟一把，这份惊喜与感动简直难以名状。

邓锡侯被外界称为“水晶猴”，猴精猴精的一个人。

娘子关战役后期，大家都在撤退，可是老阎对川军心怀不满，认为都是四川人作战不力，把事情给搞砸了，所以迟迟未给邓锡侯发来撤退命令。

邓锡侯到达前线时，他的川军已经被弄得稀里哗啦了，真的到了战又战不得，退又不敢退的地步。

为了避免坐而被歼的命运，情急之下，邓锡侯便使了一个滑头，令川军主力悄悄地跟着其他部队撤，但是不沿公路而从小路走。同时，派一个旅留在原地作为后卫，视情况逐次撤退。

好在川军没什么辎重，不走公路也可以，这样一来，不但没人看见，还减少了拥挤，反而退得比其他部队都顺畅。

半路上，终于接到了阎锡山的撤退命令，若再晚一点还真就走不脱了。

滑头那是为了生存需要，当见到李宗仁时，“水晶猴”也不由得动了真情：各个战区都不要我们，天下之大，无处容身，你李长官肯予以收留，那就是恩高德厚了。

对于邓系川军这样的落魄部队，如何暖对方的心，老李自有办法。

这个世上，穷人的愿望其实最容易实现，而你未来将可能得到的报偿也最多——不过是给几颗种子，没准到年关就能收到几大车瓜果了。

问都不用问，川军肯定是“枪械太坏，子弹太少”，而他们许的愿也必定是给些好枪和子弹。

李宗仁打个报告上去，拨下来500支新枪给川军。

这些当然太少，武装一个营都够呛。

我知道，因为这里还有。

老李把五战区的军械库打开：步机枪是没多少了，不过子弹和手榴弹多的是，拿吧，能拿多少拿多少。

川军从前打仗的时候基本上是放几枪之后，就只好把手里的枪支当擀面杖使，现在看到这么多弹药，激动得眼泪哗哗直淌。

当李宗仁要调川军进入鲁南战场时，邓锡侯和孙震已经知道所当之敌将是矶谷师团，后者精锐程度甚至超过娘子关时的龙山师团，足以与板垣师团匹敌，但受命之时仍毫不犹豫，表示绝对服从命令，让怎么打就怎么打。

川军在山西作战吃足苦头，除了装备奇差，战力有限外，难得出川，没见过世面也是一大主因。

他们分不清中央军与日军的服装到底有什么区别。某天，哨兵看到一人一骑经过，其人上身穿黄呢大氅，脚蹬皮靴，腰上佩把指挥刀。

在川军的眼里，这就是标准的中央军高级军官的打扮，哨兵差点就没上去敬一礼。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日军探马。

由于缺乏地图，川军根本不知地形，连自己处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

有的士兵见到日军坦克，还以为是中央军的战车，频呼其停车，并报上自己的部队番号，要求随车搭乘。

不仅士兵，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邓锡侯亦出过糗。

在娘子关，他的左右两军早已退后，他却不知道，结果孤军深入，踏进了一座被日军占领的村庄。日军开枪射击，他还以为是自己人产生了误会，等到有人伤亡，才发现大事不好，若不是反应得快，差一点就被鬼子给俘虏了。

邓系川军出川后首仗不顺，然而经过这次遭遇，他们也终于见了世面，长了教训。

遥想当年，诸葛武侯六出祁山，至死方休，这才受过一次挫折，算得了什么。

川军进入鲁南后，面貌为之一新。曾经备受诟病的军纪问题，也完全不复存在，山东的老百姓甚至认为，川军在这方面比鲁军都做得好。

即使是在四川本地，川军军纪亦曾令人皱眉，现在变化如此之大，不能不说是痛定思痛后整肃全军的结果。

此时因刘湘病死，蜀中无人，邓锡侯奉调回川主持川康军务，由军长孙震暂代集团军总司令一职。

第32章 沙粒或者蚂蚁（2）

孙震授命师长王铭章为前敌总指挥，率领川军进行积极反攻，但川军所用皆为轻武器，连一门重野炮都没有，即使从五战区领到了一些迫击炮，要想攻城仍然难如登天，所以很快只能退守滕县。

反攻的失败，让王铭章认识到，以川军如此薄弱的战斗力和武器，是很难与津浦线上的主力身份相匹配的，川军力量不是不够，而是远远不够。

不客气地说，若以战斗力而论，如果说现在的矶谷师团是沙丘或者大象的话，川军几乎就是沙粒或者蚂蚁。

然而从来没有人能够否认，小小沙粒就不能与庞大沙丘相抗衡，即使是蚂蚁，也有悍卫家园的本能。

王铭章对部下们说：四川内战20年，是国内绝无仅有的，作为军人，我们罪莫大焉，此番出川抗战，不为立功，仅为赎罪，因此哪怕打光一兵一卒，也不能有任何怨言。

3月14日到15日，矶谷师团猛攻滕县，但遭到川军顽强阻击，其组织的多次强攻均被一一击退。

在此情况下，矶谷突然抽出一个联队，撇开正面，绕道直冲滕县。

为守住外围防御阵地，王铭章几乎把所有战斗部队都放到了前线，双方处于胶着状态，骤然间根本撤不下来，而留在滕县城里的又尽为师部旅部等非作战单位，看过去，全是警卫连、通信连、卫生队……加上滕县保安团，满打满算，还没有超过3000人。

孤城弱兵，如何守法？

王铭章急忙向司令部求援，但孙震手上也没有多余兵力，只能勉强抽出三个步兵连赴援。

这点兵力对于守城来说自然是杯水车薪，正急得无法，孙震忽然想到了从五战区军械库领到的弹药，赶紧用火车运往滕县，其中手榴弹最多，可以保证城内守军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箱50颗装的手榴弹。

这是3月15日夜间。

在王铭章的指挥下，川军加紧构筑城防工事。此时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创造的，将是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3月16日，黎明。

矶谷师团开始发挥特种部队的威力，炮弹犹如狂风骤雨，向滕县城内横扫过来。

王铭章召集部将商议，大家都认为从日军攻城的气势以及双方的强弱对比来看，滕县恐怕连一天都守不住。

由此，王铭章自己也对防守孤城产生了犹豫，遂向孙震请示，询问能否到城外去进行机动作战。

孙震传达了五战区发来的电报：死守滕县，以待后援。

他告诉王铭章，坚守滕县是为了给后续大部队集结争取时间，所以必须死守到底。

明乎此，王铭章再不迟疑。

晓谕三军：死守滕县，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违者就地正法。

所有后勤人员全部奉令改为战斗兵，与城内的警察团丁一起，增补各防守部队，甚至于给王铭章写文章的文书也不例外，被派到城上防守去了。

王铭章带着高级官佐到阵地巡视，由于他们都穿着普通士兵服装，沿途竟然无人认出，只有这位文书看到长官来了，赶紧举手敬礼。

王铭章身后有人认识这位文书，就开玩笑地问：你敬礼倒是很内行，可你会打枪吗？

参谋长在一边凑趣：你千万别小看人，没准他放得比你还准哩。

3月16日这一天，矶谷师团先用野炮轰开城墙缺口，然后用步兵进行波浪式冲击，其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孙震临时运来的手榴弹，成了守军的撒手锏，指挥官一声令下，两三百颗手榴弹一齐扔，很快炸退日军，并封堵住了缺口。

那位临时参战的文书也跟着又是开枪，又是扔手榴弹，很是过了把瘾。

一天过去，滕县奇迹般地纹丝不动。

不足一个团的川军挡住一个联队的日军精锐主力，在以往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王铭章闻知前线战况，大为开心，情绪也转为乐观。

前线将有两个团被调回城内，这样的话，明天就有三个团守城了。不足一团尚可支持一天，难道三个团还守不了一天？

如果明天再能撑过去，后续援军便能到达，滕县也必能确保。

可是王铭章不知道的是，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实际上，老谋深算的矶谷已另派一个联队绕到滕县以南，把援兵挡在外面了。

更重要的是，第一天滕县之所以能守住，只是矶谷未用全力而已。

在滕县城外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之后，川军死守滕县的决心已显露无遗，矶谷也在逐渐加大攻击力量。

3月17日，矶谷把特种部队的使用等级调到了最高。

一个重野炮旅团被调到城外，同时重轰炸机大队出击，这样造成的效果是，落进城内的炮弹由“狂风骤雨”升级成了“倾盆大雨”。

滕县街道已经找不到了，满街都是由倒塌房屋堆垒而成的一座座小山丘，到处都是深坑、火海、焦土。

在滕县被南北日军紧紧包夹，形势危如累卵的情况下，王铭章仍未放弃获救的希望。

站在城内，能清晰地听到南面激烈的枪炮声，说明援军已经很近了。

组织突击队出城，接应援军。

可是这个希望很快破灭，矶谷不断向城南添加兵力，援军攻不过来，突击队亦不得不退入城内。

城墙缺口终于被炸开了，冲进来的除了比第一天多得多的步兵，还有坦克。

川军甩完了手榴弹用大刀，炸完了步兵炸坦克，可是仍然挡不住日军潮水一般涌进来，双方自此进入了近距离肉搏拼杀阶段。

当得知防线被突破的消息时，王铭章显得极为镇定，尽管他已不再乐观，也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

奇迹不会再发生了，沙粒即将被埋，蚂蚁也面临着被无情踩踏的命运，可是唯一不用担心的，是我们的勇气。

王铭章把身边仅有的卫兵和官佐都召集到一块，决定亲自率领，以作殊死一搏。

走出指挥所前，他向孙震发出了一生中最后一封电报：“决以死力拒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经过一场又一场短兵相接，拿着枪的人大部分都战死当场，王铭章也受了重伤，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抵住，抵住，死守滕县！

话未说完，腹部伤口血流如注，副官取出白药都灌不进嘴，一时惊呆了。再上前一摸，已手脚冰凉。

直至3月18日午前，在滕县城内，残余的各股川军小部队仍在各自为战。

（"炫"）这是一种让西方人无法想象的战斗，一群又一群失去任何希望的人的绝望之战。

（"书"）晚上，枪声终于停止，因为所有的守军都已战死。

（"网"）川军，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弱小，然而他们终于把自己的勇气和尊严守护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李宗仁的五战区庙小，压力却不小，一共要对付来自三个不同方向的对手。

除了派川军在津浦线上阻击矶谷师团外，他还要防止第13师团北上，后者虽然是新编师团，但由于配备了华中方面军直属的特种部队，所以也非常难搞，最后是在淮南调集桂军第31军，淮北再搭上于学忠第51军，一前一后，一个拉一个顶，才勉强将其拖住。

矶谷师团、第13师团已经够凶够猛了，然而比它们更凶更猛的却还有，那就是从青岛方向杀过来的日方顶尖选手：板垣师团。

老李是员福将，真的，如果板垣师团快一点从青岛南下的话，他绝难逃过一劫，因为他毕竟只有两只手，哪里能忙得过来。

关键时候，板垣却跟海军吵上了，没时间南下。

日本海陆军内部大致有一个分界线，即北边归陆军，南边归海军。按照这一“惯例”，北方战场应该没海军什么事，但海军的军舰一天到晚在青岛海面上转悠，若不是突然爆发淞沪战役，他们早就想在青岛实施登陆了。

在淞沪战役上，海军先点火，陆军却像当年的“一·二八”会战那样，后来者居上，风头完全压过了海军，这次进攻青岛，参谋本部就想到，与其让对方抢先，不如打声招呼，大家一齐上。

军令部开始没说什么，但在得到一个报告后，不干了。

报告是第4舰队送上来的，据他们说，原驻青岛的于学忠第51军已经调到淮北去了，青岛几乎等同于空城一座。

一座空城，第4舰队一家就能搞定，为什么还要等他们陆军。

板垣师团？离青岛还远得很哩。

最后这句话倒不假，因为要给韩复榘时间考虑“独立”，矶谷过黄河就晚了，板垣则更晚。

军令部一听青岛是这样一种状况，马上就动了心，再不顾及和参谋本部的所谓“君子协定”了。

那你们赶快登陆，拿下青岛，算尔首功一件。

第4舰队照此办理，两天之后果然如愿以偿地占领了青岛。

登陆后，他们才发现，日本在青岛价值两亿多日元的几十所重要工厂已全部被毁，同时胶济线上的铁路和公路也遭到了破坏。

工厂被炸也就算了，那铁路公路总不能看着，得去修一修，因为板垣师团马上就要打那儿过了。

但是海军睬都不睬，自当年的“一·二八”会战起，他们就没靠自己本事真正占过几座重要城市，现在得了青岛，欢庆胜利还来不及，理你？板垣算哪根葱。

板垣师团一向以机动速度快著称，可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很晚才赶到青岛。

等板垣到青岛一看，海军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提前吃了独食，顿时大怒。

更让板垣火大的是，第4舰队占领了青岛之后，似乎这里已经全归他们所有了，陆军连碰都不能碰，所过之处，到处都张贴着“海军管理”的纸条。

你总得让我们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吧？

第4舰队翻了个白眼，要不你们就睡大街上吧，那里不属海军管理。

板垣脸都绿了。作为北方战场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名将，谁能不给他板垣三分薄面，这口恶气如何忍得。

这时的板垣不是没事做，有一大堆正事正等着他去处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南下与矶谷做配合，会攻徐州，可人家板垣也是有血性的人，要不怎么说“板垣之胆”呢？

徐州晚一点攻都无所谓，还会拿不下来吗，倒是这个海军太可恶了，我偏不南下，就要在青岛和他争个短长。

让我睡大街，老娘跟你们拼了！

板垣层层上访，状子首先就递到了第2军司令部，西尾寿造司令官闻讯之后，理所当然站在了板垣这边。

说好一起干的，又临时变卦，这帮人怎么老是这样贼兮兮的。现在就算不能五五分成，三七开也是要的，海军一定要让出一部分防区给我们第2军。

第4舰队哪里愿意，我们卖力气打下来的，凭什么要分给你们？

西尾不肯罢休，又把状告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板垣师团是华北方面军直辖主力，等同于亲儿子一般，寺内当然也不舍得自己亲儿子受委屈。

告诉你们，板垣君是名将，汝辈何德何能，敢对之侮辱孰甚？

寺内虽然身为日本陆军在华北战场的最高军事首领，但第4舰队同样不给面子，根本不愿作出任何让步。

事情闹到最高层，只好由双方老大——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直接协商，后者总算答应让第4舰队抬一抬屁股，挪出点地儿给第2军。

因为这么一吵，板垣南下就被拖了下来，也因此给李宗仁腾出了重新部署和选将的时间。

第33章 中国功夫

在包围李宗仁的三个日方选手中，板垣无疑名气最大。

他虽曾被陈长捷打得差点现出原形，但随后托香月的暗中帮忙，仅用一天时间，即从以善于守城闻名的傅作义手里拿下太原，一时声名大噪，以致日本军界无人不晓板垣和他的“钢军”，俨然已是华北最大牌的日军主力。

忻口会战，板垣师团在血拼中损失不小，尽管马上进行了休整补充，然而丧元气的东西不是立刻就能补得过来的，这也为他后来的临沂之败埋下了伏笔。

话是这么说，可是举目四顾，能与板垣一较短长的国内战将，仍然渺不可寻。

趁着板垣在青岛跟海军打官司，李宗仁急寻战将——不是一定能与板垣较量，而是只要应付得了场面就行。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是五战区别说大将，连牙将偏将都寥寥无几，一眼扫过去，几乎全是砢啦巴碜的主。

韩德勤立于帐下，用手朝自己一指：长官叫我？

老李一咧嘴，赶紧转移视线。

五战区部队，韩德勤垫底，所部由江苏保安队改编而成，本来就不是正规军，虽然换了马甲，但也只是门面好看一些而已。

保安队肯定不行，还有没有稍微顺眼一些的？

一旁的幕僚提醒：长官您就别横扒竖拉，挑三拣四了，一共就剩下两位，非此即彼。

一位是东北军缪澄流。

东北军战斗力一般，但一般里面还分别，于学忠算是一般里面上等的，缪澄流只能排在中下，早在长城抗战时，这位仁兄打仗时那副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就让人目不忍睹了。

老李叹了口气。也许缪澄流会比韩德勤强些，却哪里是板垣的对手。

那就只能用最后一位了。

最后的这位战将，是庞炳勋。庞炳勋也属老西北军支脉，过去因伤瘸了一条腿，因此得了个外号“庞瘸子”。

庞炳勋是一员老将，“老”是年纪很老的老。

这一年，他已近60岁，大概整个老西北军出身的将领，尚在军中的挨个数，没有比他年纪更大的了。

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能在军队里面任职，不退不休，庞瘸子能混也是真的，所以人送外号“军中不倒翁”，而且他的军职也颇能给人以假象：他是军团长，比军长还大哩。

不过能升到这个职务，绝不是庞炳勋的军功有多高，纯粹还是年纪太大的缘故，没人好意思再指挥他，就索性让他独门独户，指挥一个“军团”。

所谓的庞军团，更是搞笑，并不是什么大规模合成兵团，只不过是五个步兵团凑一块罢了。

以前的李宗仁“常在江南，少来华北”，对老西北军的这些人不熟，到五战区走马上任，才与庞炳勋首次谋面。

这一见面，差点把李宗仁也闹了个大红脸。

在庞炳勋面前，他只能称为小李，人家才是老庞哩。旧军队讲究礼数，年纪小的指挥年纪大的，总让人觉得尴尬。

小李只好先跟老庞打声招呼：论年纪和资历，你是大哥，我是小弟，你大我小，本不该我来指挥你，但为了抗战，只好将就一下了。

客气完了，得来实质的。

李宗仁问庞炳勋，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解决的。

老话说得好，冷庙烧香，五战区一共就这么几个战将，要想别人常来庙里给你烧香，当然要先显示“菩萨的灵验”，帮人家实现几个愿望。

庞炳勋的第一个愿望，是希望不要裁他的兵。

按照编制序列，庞炳勋有一个特务团超编了，统帅部要求其“归并”。所谓归并，就是并到另外四个团里面去，而粮饷也只能照那四个团发。

问题在于，庞炳勋的每个团人数都是足额的，僧多粥少，平均下来大家就都吃不饱了。

如果庞炳勋不肯“归并”，那就只能遣散特务团，否则将面临全部停发粮饷的处分。

李宗仁听罢，说这样裁兵确实不公，一定替你力争此事。还有吗？

庞炳勋的第二个愿望，是补充枪支弹药。

李宗仁也点了头。

第一个愿望很快就帮庞炳勋实现了。其实说难不难，也就是李宗仁向上面打声招呼的事，不过保留一个团的编制，连战区司令长官都亲自开了口，谁会驳这个面子呢。

实现第二个愿望也蛮简单。五战区集结的部队本就有限，人头少，分果果就容易，更何况庞炳勋穷得叮当响，从没奢望过补给坦克大炮，能给些打得响的步机枪和子弹就高兴得合不拢嘴了。

庞炳勋见“李菩萨”如此灵验，一时间感激涕零。

山不在高，能让人猫着就行，看来这回在五战区的确是投对了庙，烧对了香。

庞炳勋向李宗仁盟誓，五战区若有差遣，自己绝不保存实力，一定同鬼子拼到底。

很快就轮到还愿的时候了，李宗仁把庞炳勋调至临沂，以抵挡板垣师团，后者欣然领命，并由此创造出光照其一生的经典。

我们也许要问，一个年逾花甲的老爷爷带着五个团的小朋友，敢与号称“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叫阵，凭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又与另外一个问题有关。

那就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国内军界，庞炳勋是如何混成“不倒翁”的。要知道，在老西北军的支脉里面，无论是枪杆子还是地盘，庞炳勋都小到几乎可忽略不计，别说和宋哲元、韩复榘比，连石友三都不如。

这样的小鱼小虾，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大块头给吃掉，这样的事过去曾不胜枚举。那么，老庞长寿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

除了他对上处世圆滑，从不得罪人以外，对下知疼知热，能得众心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方面。

战场之上，欺软怕硬几乎是一个通行的规则。从老西北军时代开始，仗打了一场又一场，庞炳勋几乎场场成为对方痛扁的首要目标，也因此经常被冲得稀里哗啦。

可说来也怪，被冲了这么多次后，庞炳勋所部点来点去，还是那么多人。

大家渐渐发现，庞炳勋的兵跟他老人家放出的鸽子一样，会自己飞回来。

在被冲散或吃败仗时，这些人或被俘虏，或被收编，但只要得到机会，一准会潜返归队，有时还能给这个穷得要命的破家带回一两杆枪呢。

如此恋旧，就缘于老庞对自己的子弟兵确实是好，真的跟老爷爷待儿孙一个样。

当兵的也有心肝，你对他们好，他们是记在心里的，所以即使瘸子落难时，也没人嫌贫爱富，另觅高枝。

粗看庞军团，确实寒碜，但如果了解这些秘密，你就会知道，这其实是一支很有凝聚力的团队。

打仗的时候，凝聚力就等于战斗力。

可惜这个世上，人们往往更注重衣着外表，长城抗战时，尽管庞炳勋和他的庞军团报名踊跃，可谁也不认为他们能打仗，结果被放到一个不知名的角落，从头到尾也没派上什么大用场。

李宗仁要用庞炳勋，也并不完全是慧眼识珠，更多的原因是他没有第二个选择。要是你此时把薛岳、胡宗南、王耀武这些人交老李指挥，他疯了，非要用“庞老爷爷”不行？

庞炳勋在临沂安营扎寨，这时他得到情报，敌军已兵发莒县。情报上说，来犯莒县之敌并非板垣师团，而是一股伪军。

想想伪军作战力有限，加上在临沂打造深沟高垒要紧，因此庞炳勋只抽出了一个旅驰援莒县。

他没有想到，来者并非什么伪军，而是货真价实的板垣师团先头部队。

在庞军团赴援之前，防守莒县的只是一支游击队，队长叫刘震东。

刘震东是山东本地人，出身木匠，据说会一手雕工绝活，尤其擅长桃核微雕，也就是在小桃核上刻出各种各样的人物造型。

当年很多山东人都是闯关东的主角，刘震东在闯关东的过程中，因为一手雕刻手艺，而被留在奉军中做了文书，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竟逐步做到东北军的少将旅长。

“九一八”之后，这位少将旅长却因为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政策，愤然向张学良辞职。自此，东北义勇军、抗日同盟军的将帅名录上屡有其大名，基本上是哪里能抗日，他就奔哪儿去，正规军干不了，哪怕凑一群人，拉开架势继续干。

其实那时他家里已经很有钱，就算什么都不干在家享享清福也可以，但是刘震东说，没有国就没有家，国难当头，还是应该先国后家。

全面抗战爆发，他在南京四处奔走，最后弄到了一张游击纵队司令的委任状。

“游击纵队”有了，不过是个皮包公司，“司令”是个光杆，还得自己去招兵买马。

于是他索性回到家乡，把家产变卖一空，然后招募了一支游击队。

在成立大会上，刘司令语惊四座。

他说，我以前在东北军，人家都说我好色，前前后后讨了五个老婆，这个我承认，可是尽管好色，但我爱国，你们大家都看好，我刘某打小日本绝不含糊。

按照委任状上的说明，刘震东属于五战区，但他的“游击纵队”还远不如韩德勤的保安队，连枪支都很少，许多人用的还是冷兵器：肩背大砍刀，手拿红缨枪。

李宗仁那时可怜兮兮，凡是来的人他都要，可是也从没设想过刘震东真能帮他打什么仗，只是当当拉拉队，助助声势而已。

他发给刘震东的军需物资倒也与拉拉队相匹配：每人数枚手榴弹，一个吃饭用的军用饭盒。

然而，小人物有时也能派大用场。

板垣师团还没到达，莒县已沦为空城一座，正是刘震东担任了临时守将。

他进城后就把游击队往城楼上一撒，不料城楼很长，游击队员很少，竟然平均100米才摊到一个队员。

看着这幅情景，刘震东自己也乐了：难道我们这是在跟鬼子玩空城计吗？

就在这时，庞军团的援军赶到。由于路上走得急，部队都还没吃饭，而且个个疲乏至极，带队旅长便同刘震东商量，能否让游击队在前面暂且负责警戒，等吃完饭后两边再交接守城防务。

刘司令是豪爽之人，当即应允，不料回来后，游击队参谋长却提出，还是把队伍撤出城外，“到日寇背后去进行扰袭”。

说实话，所谓“背后扰袭”云云，都是扯淡。你在城头上居高临下守城都吃力，还“扰袭”，真当板垣师团是伪军了吧？

第34章 中国功夫（2）

可是话不能说得那么明，参谋长隐含的意思其实就是，咱们打正规战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还是避到一边，远远地放两记冷枪算了。

刘震东已经答应了人家，临时又变卦，光面子上就过不去，因此很不高兴地回了一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怕死何谈抗日？

游击队内部争吵不休，有人便叫来了旅长，经后者提议，决定共同守城，并由刘震东担任城防总指挥。

如果真的推选总指挥，应该是那位旅长才是，刘震东也知道对方在激励他，遂当众誓言：我们要与莒县共存亡。

板垣师团乘着汽车来了。

还隔得老远，但游击队毕竟是游击队，没有什么打仗的经验，看到之后马上又扔手榴弹又射击，鬼子没打着，不过倒是给后面的正规军报了信。

双方马上换防，但刘震东仍立于城头之上。

刘司令变成了刘总指挥，所以他认为自己更不能轻下火线，必须继续战斗。说是总指挥，当然也指挥不了正规军，只是往来奔跑，指点日军的突破区域和路线。

就在跑动过程中，一颗迫击炮弹落在城头，刘震东倒在地上，以身殉职。

从木匠艺人，到少将旅长，从家财万贯，到毁家纾难，刘震东的人生历程堪称跌宕起伏，也是那个时代无数勇者的一个典型写照。

人孰无死，唯生命精彩与否。

进攻莒县的是板垣师团一个联队，庞炳勋因为开始判断是伪军，所以只派出一个旅，总共两个团，第一天守住了城，但是第二天就守不住了，只得退守临沂的前沿阵地汤头镇。

此时，板垣师团已将联队增加到旅团规模，庞炳勋也把两个团上升到三个团，双方在汤头展开激烈拼杀。

在正面攻击的同时，板垣又玩了一招阴的，他派出一支特遣小分队从沂蒙山区穿过，企图对临沂发动偷袭。

庞老爷子老胳膊老腿，却也知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发现后，马上把预备队派了过去。

这支预备队就是他向李宗仁求情保下来的那个团，称为特务团，实际上战斗力非常强，居于五个团之首。

在《亮剑》里面，有一支日军特种兵，板垣组织的特遣小分队大致就属于这一类型，只不过没有电视上表现得那么玄乎而已。

既然是想偷着揩油，人数就不会多，只有百余人，且缺乏重武器，仅带了一挺重机枪和一门迫击炮。与之相比，庞炳勋的特务团却并不比李云龙的独立团来得逊色，双方一交火，特遣小分队就知道不是对手，赶紧撒开腿就溜。

特务团到山里来打猎，总得带点什么回去，所以哪里肯舍，跟着便撵，最后把特遣小分队关在了一座寨子里。

日机赶来增援，加上山寨坚固，一时无法攻破，但特务团得到了一项意外收获。

他们从地上捡到一个从飞机上扔下的袋子。袋子当然是送给特遣小分队的，未料阴差阳错，落到了特务团手里。

特务团里有会日文的文书，拿来翻译给团长看，团长一看就笑了。

上面写着：将开六辆汽车过来接你们。

随后，庞炳勋在临沂接到特务团报告，要他派两名司机到山区去，老庞起初还以为是特务团子弹快打光了，需要运子弹过去，那边却说不用，去人即可，去了还可以再拉一辆汽车回来。

老庞将信将疑，不信世上还有这种掉馅饼的好事。没想到司机回来时，果真带回一辆汽车，还是一辆六轮的军用卡车。

原来特务团依据捡来的情报，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在路边伏击了日军汽车队，最后击毁三辆，俘虏一辆，开回来的卡车就是缴获的战利品。

对于庞军团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旗开得胜的好兆头。老庞觉得说汽车还不够劲爆，干脆让人贴上一张纸条，曰“俘虏日军之装甲车”，然后开到临沂司令部的大门口公开展览。

那会儿的人，没几个真见过坦克装甲车，见这汽车六个轮子，很长很大的样子，大多信以为真，一时间观者如潮，跟赶集似的，都说这庞军团了不得，下面一准还得继续打胜仗。

特务团伏击成功后，准备继续围攻山寨，但忽然接到庞炳勋的命令，要其即刻回防，于是不得不撤围而去。

撤退路上，特务团也没忘记破坏山区公路，以彻底断绝鬼子偷袭之念。

老庞调回特务团纯属无奈之举：三个团在顶了板垣师团整整将近一周之后，终于无力再战，只得撤离汤头。

手里的最后一个团也被拿出来，用于在汤头以南拖住对手，而庞炳勋之所以急调特务团，则是要利用这个团从侧背对日军进行攻击。

特务团果然不愧是五团之首，他们充分发挥了庞军团死缠烂打的那股狠劲和韧劲，不仅白天猛攻，还成立敢死队，频频发动夜袭，以扰乱敌方阵脚。

最激烈时，该团连伙夫都拿起枪加入了战斗。这么能打的部队，要是当时就被遣散了，岂非憾事一件。

一通乱拳，差点把板垣师团给打蒙了，后者急忙从汤头以南撤出，重新退回汤头。

临沂的第一次危机就此得以化解。

庞炳勋手里的棋子有限，但手艺不错，要我说，凭这本事，老庞绝对能归入草根版将领的高手之列，他以往泯然众人，实在是也没得到过什么像样的机会。

当时在徐州聚集着一个数量不小的观战团，里面有中外记者，还有英美武官，大家都坐在观众席上举着望远镜看，而拳台之上的情景则大出意料之外。

一边号称日方最优秀的相扑手，年轻气盛，站起来跟座肉山差不多，另一边却白胡子一大把，若是在场下，没准还得拿根拐棍支撑着，可是奇怪之处就在于，那个年轻的即算使出浑身解数，仍无法把这个年纪大的赶下台，后者不仅跳来跃去，甚至能逼得对方退后几步。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功夫？

庞炳勋一夜成名，皆以为此老者必是世外高人，否则岂能如此了得。

其实这时板垣还是占优的，毕竟他是攻方，而庞炳勋是守方，但观众可不管这一套。

你板垣的名气有多大，人家有多大，凭你，就应该一出场，二话不说，一个指头即把对手点倒在地，现在做不到不说，看上去还挺狼狈的，我们给点嘘声，喊两声倒彩，那都是客气的，不哄你下来，已经很够意思了。

更有那不厚道的，回到房间后，还会添油加醋地写报道，把板垣这位“第一名将”给说得一无是处。

这种情况下，板垣自然很没面子，同时也感到庞军团尽管是杂牌部队，却不容小觑，于是又赶紧从青岛调来一路援军，使前线部队达到了五千之众，这还不包括增援的坦克大炮等特种部队。

在恢复神气劲儿后，板垣师团又气势汹汹地向临沂扑来。

庞炳勋的几个团，能打的，不能打的，一字排开，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战到后来，无不伤亡惨重。

汤头以南阵地再次失守，日军一路猛推，一直推进到沂河。

沂河与临沂城仅一水之隔，其阵地距离庞炳勋的司令部更只有不到三里之遥，在明显感到力不能支的情况下，庞炳勋拿起电话，向五战区长官部告急。

此时李宗仁手下正好新添一员猛将，若寻根究底，这员将也是出自老西北军，但问题恰恰正在这里，此将与老庞虽是过去的同事，两人在历史上却还有一些扯不清的恩恩怨怨，且双方同属战将，也必须有一“帅”负责协调全局才行。

李宗仁自己要坐镇徐州大本营，帅才安出？

我有一本个人很珍爱的小书，这就是《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先生，姑苏一贫士耳，然最善室中小经营，他自己也说，平生所好，唯“人珍我弃、人弃我取”而已。

老李现在是战场上的贫士，看什么都是宝贝，“人珍”他一时也取不到，所以根本谈不到“我弃”，但“人弃”那是一定要赶紧捡的。

他捡到的这个帅才，名叫徐祖贻。

徐祖贻，江苏昆山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3期，之后又留学日本，在陆士以及陆大中国班进行过深造。

此前徐祖贻一直在东北军里面混，这支军队倒霉他也跟着倒霉。最晦气的时候，是在北平时硬被众人赶鸭子上架，弄去跟日本人谈判，一份“塘沽停战协定”把名声都给搞坏了。

其实他人是很聪明的，也很能干。那年头，上过陆士的不少，可是能到陆大再次进修的并不多。白崇禧曾经亲眼看到过徐祖贻拟订的作战计划，连他也称赞对方具备优秀的战术修养，是一不可多得的幕僚长。

能够得到“小诸葛”如此称赞，足见徐祖贻的参谋功底。

也许正是因为白崇禧的鼎力推荐，李宗仁才任命徐祖贻为五战区参谋长，并在临沂战场最紧张的时刻，委其以大任。

徐祖贻出发之前，先打了一个电话给庞炳勋，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就很见水准。

他问：你手上还有多少预备队？

老庞苦着脸回答：没有了，我连警卫员都派到第一线去了，再要预备队，你看我这老头子行不行？

虽然已经知道前方情况不妙，但听到临沂后方只有庞炳勋一个光杆时，徐祖贻仍然吃惊不小。

到了临沂城，他才发现情况比庞炳勋说的还要糟，糟十倍还不止。

日军炮弹时时从临沂司令部上空呼啸着飞过，更有直接在院子里面爆炸的，你想，前线距离这里不到三里，就算再差劲的大炮轰这里又会有多大问题。

徐祖贻是正规军校出来的，从来没有设想过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指挥作战。

一边画图作部署，一边还得提防着炮弹在身边爆炸，这图如何能画得好呢？

赶快搬，起码要搬到离城南20里外。

但是庞老爷子却死活不让搬，还说这临沂城易守难攻，当年北伐军攻打张宗昌，拿野炮轰，都轰不穿城墙。

徐祖贻哭笑不得，北伐什么时候，现在什么时候，北伐军的山野炮能跟日军的重炮比吗？

见小伙子领导态度坚决，老爷子这才说了实话：不能退啊，如果前线部队知道我庞某临危后退，而且一退20里，士气肯定会动摇，那样临沂城就守不住了。

双方争执不下，只好上报五战区长官部裁断。李宗仁是实战出身，觉得庞炳勋言之有理，遂作出答复，尊重后者意见。

于是，一老一少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等待救兵的到来。

第35章 哪里才是我的彼岸

时间还得倒推到半年多以前。

有一个人正徘徊在异国街头，他曾是那么潇洒精明的一个人，然而此时却思绪纷乱。

他还是忘不了那个地方那些人，以至于常常不能自拔。

我做过的事，对了吗，还是错了，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究竟谁能给我一个答案？

没有人能给他答案，他因此痛苦不堪，而异域亦真亦幻的景象则更加重了这种痛苦。

这个人就是久违的萧振瀛。

虽然当年被迫出国，但他人在外，心却一时一刻都没离开过北平，没离开过29军，没离开过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生死兄弟。

再次回国，是因为“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了海外，在得知华北可能发生重大变故之后，萧振瀛星夜兼程往家赶。

国难之际，正是用人之时，他当即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一战区总参议。

但是萧振瀛毫无喜色，因为他在途中就已经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坏消息，其中最让他震惊不已的就是赵登禹之死和29军退出北平。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怎么我才离开没多长时间，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萧振瀛到华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门求见宋哲元。

由于第六战区撤销，宋哲元的第1集团军并入了程潜的一战区，两人虽已在同一战区，但宋哲元迟迟不愿出来见萧振瀛。

原因不难想见，当年是他逐对方出国的，如果萧振瀛走后，自己干得漂漂亮亮还说得过去，偏偏鸡飞蛋打，连平津都给丢了，这个样子，见面说什么呢？

秦德纯、张维藩等人见状，则力劝宋哲元，以前或许可以摆架子不见，现在则一定得见。

无他，身份不一样了，萧某如今不再是过去的29军总参议，他摇身一变，成了第一战区总参议，蒋介石的大红人兼帐下军师，又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能不见吗？

宋哲元何尝不明白，所以即使再不情愿，他也只得勉强出来相见。

两人一见面，宋哲元发现原来的担心是多余的，对方并无一点幸灾乐祸或落井下石的意思。

兄弟还是兄弟，不管地位和处境发生了多大改变。

手握到一起，双方的眼泪都已经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逃出北平后的宋哲元，无异于跌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他在当时发给蒋介石的请示电报中，声称是自己让张自忠留在北平负责和议的，这句话其实很违心，可是又不能不这样说。

他能把那一天的不堪往事都和盘托出吗？

那是自揭家丑。别人或许能，宋哲元这个人永远都不能，一直到死，他始终保持着这份属于他的自尊。

然而要是不讲，所有后果就全要由自己来背了。宋哲元很清楚，蒋介石当初要的是守北平，而不是让他搞什么和谈。北平丢了，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所以他一再请求蒋介石处分自己，当然，他也知道，蒋介石未必会真的予以处分。毕竟他还是29军的首领，在旧军队体系中，如此的“自请处分”，也往往都是做的表面文章。

可是这一样不能减轻他的痛苦。

实际的情况是，退出北平这件事，不仅使他从此丧失了华北，还使他本人在军中的权威和自信心也受到了严重挑战。

更不用说，还有赵登禹的突然牺牲，张自忠的突然背叛，他们都曾是他的部下兼兄弟。

宋哲元的内心，已经恍如被暴风雨扫过一般了。

他为人性格内向，平素就极为严肃，不太爱说话。有人跟他开句玩笑，他听完之后，不仅不笑，还会很认真地告诫对方，说这次就算了，下次再这样，可就对你不起了。

自从退出北平后，宋哲元更加不爱说话了，整天沉闷不语，想着自己的心事，甚至常有精神错乱的举动。

当见到萧振瀛的这一刻，宋哲元在情感上终于释放出来。

他说，如此巨变，非所预料。

我离开北平，不是我自己想走，而是荩忱（张自忠字）突然来到北平，威胁要我离开，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赶紧出走的。

最后宋哲元叹着气，红着眼圈对萧振瀛，又像对自己说：荩忱何至如是乎？

大家都是兄弟，至于做得这么绝吗？

萧振瀛听出了痛楚，他知道宋哲元没有说假话。随后，秦德纯所言，也与宋哲元一模一样。

从萧振瀛的内心来说，他还想留下，哪怕是重新做29军的总参议。毕竟，他对这里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充满了感情，他可以帮助29军运谋筹划，可以使这支军队东山再起，甚至在抗战中再获声名。

然而他也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物是人非事事休。事到如今，且不说宋哲元的自尊心不允许，仅秦德纯等人看他的眼光就是异样的，意思明摆在那里：就你姓萧的行，离开你，我们都没办法是吧。

这里已不再属于他了。但他知道，自己必须作出尽可能的努力，来挽救那些够得着的人和事。

张自忠正前往济南，此时他既蒙汉奸之名，则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然而萧振瀛打定主意要去见上一面。

我相信，他一定是被蒙蔽的，作为兄弟，我不能抛弃他。

往济南的路不是那么好走的，不仅是雨天路泞，还因为刹那间，往事全都涌上心头。

在纷纷扬扬的雨中，曾经骁勇无比的赵登禹消失了，曾经智勇兼备的张自忠则身影模糊，不可复认。

一切又好像回到了从前，从前那段日子，29军草创时期，多么艰苦，多么难熬，可是再难再苦，几个兄弟也会在黑暗中紧紧相拥，肩膀靠着肩膀地往前走。

人最值得回忆的永远是从前，那个既哀伤又温暖的从前。

如今，再不可重现矣。

张自忠也正走在这条路上，只不过与在北平时相比，已判若两人。

他身穿深灰色棉袍，手提小木箱，仿佛一个剃头匠，落魄如斯，几乎和周围的难民没有任何区别。

后方民众则早就把“张扒皮”列入了头号汉奸，有人骂他是秦桧转世投胎，还有的说这厮姓张，原本就是张邦昌的后代，卖国苟且乃是祖传。据民间传闻，张自忠的亲哥哥听到后也引以为奇耻大辱，好几天都闭门不出，饶是如此，大门口仍然被乱七八糟地贴满了“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一类的标语。

此时的张自忠悔不当初，真有痛不欲生之感。他对朋友说，自己在平津时好像被鬼所迷，糊里糊涂，根本不知道都做了些什么。

沿途皆属鲁军地界，当年张自忠在老西北军做过学兵团团长，很多鲁军军官皆出自其门下，按照旧军队的习俗，不管老长官犯了什么罪过，部属都应前去探看。

可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去，都说到这种时候了，谁还会买一个汉奸的账呢。

这个世上，总还有心软或者顾及情面的，但是看归看，也就止于叙旧而已，基本都是聊聊老西北军的那点陈谷烂芝麻。

至于北平往事，有过吗，不知道啊。

过了几天，张自忠连这点可怜的待遇也享受不着了。他想在路过济南的时候找一下韩复榘，毕竟同为老西北军故旧，不看僧面看佛面，落难的时候，总能帮着说上两句吧。

但当别人帮他通报时，韩复榘却没好气地来了一句：你管汉奸的事干什么，我跟他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啪，电话挂了。

见此情景，无人再敢代为通禀。

更有甚者，张自忠原来学兵团的一个老部下，竟也随风转舵，当面讥讽：以前我见你尽读圣贤书，可你都从那里面学了点什么呢？

吾国国情是，假如一个人“十恶不赦”，则似乎所有人都有了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给予冷嘲热讽的权利。

张自忠一戴罪之身，本不欲多言，此时也被激怒，不由得拍案大呼：张某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

事实是，从此之后，张自忠的临时居所更变得门可罗雀，眼前连个鬼都不出现了。

当你近乎被全世界遗弃的时候，那颗心真的比三九严寒天的冰块还冷，这时的张自忠进退两难，滋味实在难熬。

还是走吧，长久待在这里总也不是个事。鉴于原来接待的人都躲了起来，张自忠只好不告而别，在桌上留了张便条，谓：急于赴济，不暇告辞。

赴济不一定去见韩复榘，明摆着对方不够朋友，连见面都不愿意。

犹如茫茫黑夜漫游，前方等待我的命运将是什么，谁能告诉我？

恐怕真的只能直挺挺地站在军事法庭上听候宣判了。

当然，也可以偷偷溜掉，实在不济躲到沦陷区或索性出国，兵荒马乱的，谁还能跟在你屁股后面抓人不成，但张自忠自己很清楚，假如这样做，一生就真的被完全毁掉了。

虽曾迷茫犯错，却也是个堂堂七尺男儿，岂肯为之。

再说，若无洗心革面之意，我又怎么会冒着千辛万苦，潜出沦陷区南下呢？

可是，正所谓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这种时候，无论态度多么真诚，回应你的依然是无边无际的白眼和冷遇。

直到在济南下车，张自忠心里仍然充满了绝望和凄凉，就在这时，一个他从未预料到的场面出现了。

那个人，萧振瀛真真切切地站在面前。

现在的张自忠不是从前的张自忠，现在的萧振瀛也不是从前的萧振瀛。

士别方三日，两人的距离却已是如此之大：一个是生死未卜的罪人，被痛骂和鄙弃包围的汉奸嫌疑犯，另一个却是第一战区总参议，拥有上将军衔的高级长官。

张自忠更不会忘记的是，在当初驱萧的过程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惊讶和紧张，惭愧和惶恐，交替出现在张自忠脸上，让他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好久，才吐出了两个字：大哥……

曾几何时，张自忠意气飞扬，这个称呼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代之而起的，只是对那一点点现实利益的拼命争夺！

第36章 哪里才是我的彼岸（2）

然而一切终将过去，浮华散尽，能够留存的还是兄弟手足之情。

这么久以来，张自忠虽然境遇一落千丈，到了人尽奚落的程度，但从未当着别人的面掉过一滴眼泪，如今却再也控制不住了。

他抱着萧振瀛大哭起来：我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指宋哲元）！

萧振瀛想知道的是，你当初为什么要去北平。

的确，每个人都想知道，那一直是一个藏在许多人心中的谜。

张自忠提到了一个人，那个出卖29军的潘毓桂。

潘毓桂当时告诉我，宋哲元已经接受了日本人的所有条件，可是日本人又认为军队已不听从宋的命令，所以要我代替，这样我才赶到北平，代他控制局势，但没想到局势会演变到那种样子。

张自忠不能够启齿也无法解释的是，在“被鬼所迷”的情况下，他是否也曾有过取宋自代的念头。

听到这里，聪明如萧振瀛已经全都明白了。

这是汉奸的阴谋，潘毓桂是什么东西，他的话你能听能信吗？宋哲元从未接受日本人的条件，过错在你一人身上。

张自忠如梦方醒。自己上了当，却还替人数钱，何其愚哉。

等清醒过来，错误却已无法挽回，假如当时萧振瀛在身边，也许不至于如此糊涂吧。

张自忠痛哭着对萧振瀛说，我这颗心可对天地日月，现在是百口莫辩，但是请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死在战场之上，用以自白。

这个时候，萧振瀛一定是暗暗地松了口气。

张自忠禀性纯正，过去受人利用，一时迷途，如今既知错能改，则一切犹可转圜。

更重要的是，萧振瀛了解他这位兄弟的军事才能，眼下正值多事之秋，急需抗倭良将，岂可不为国家惜此人才。

但他同时也知道，张自忠犯的过不是一般的过，事情要想有所转机，非常之难。

&炫&当时即将受到处分的29军将领一共有两个，除了张自忠，还有刘汝明。

&书&处分张自忠，缘于丢失平津，处分刘汝明，则是因为后者是张家口失陷的主要责任人。

&网&都是丢城失地，但程度上有很大不同。后来南京政府的处分令上也说得非常明确，张自忠是“放弃责任”，而刘汝明只是“抗战不力”，因此，刘汝明罪责较轻，最后仅为“撤职留任”。

然而哪怕再难，萧振瀛也会去做。

他现在没有别的凭借，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对兄弟对朋友的一片苦心孤诣以及纵横捭阖的聪明才智。

趁政府的处分令还没下达，萧振瀛急赴南京，以便在那个最重要的人——“蒋委员长”面前为之说情。

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张自忠自己也得想办法。

虽然萧振瀛没有在回忆中提及，但很显然，从这时候起，他已经开始给张自忠支招了，教他下面如何一步步去做，否则的话，很难想象，本来在交际言辞方面素不擅长的张自忠之后会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指哪儿打哪儿，而且皆切中要害。

萧振瀛走后，张自忠即前去求见韩复榘。

这恐怕是萧振瀛要他去见的第一人，这个人虽然之前已经无情地拒绝了见面请求，但又非见不可。

因为张自忠的事，光靠萧振瀛自己在蒋介石面前说情是不够的，内部外围都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游说声浪，而最重者，乃在于借助老西北军的团体人脉。

韩复榘这里，是一个突破口。

如果把张自忠换成宋哲元，后者在吃了闭门羹后，是无论如何不肯再上门的，就像老西北军落败时，他已经走到太原还不愿去求阎老西一样。

张自忠去自然也是硬着头皮，但即使萧振瀛不讲，他也明白，如今真的只能自己救自己了。

在山东省政府门前报上名姓后，副官即进去通报。照理，这时候张自忠只能在门外等待，然而谁都知道，这种等待将注定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张自忠跟在副官屁股后面就走了进去。

很不礼貌，但没有办法。

老远就听到韩复榘在屋里高声嚷嚷，还是那一套：搞卖国勾当的人，我跟他有什么话好说？

话很难听，可是再难听也得听着，张自忠鼓起勇气，接上话茬，大声应道：向方（韩复榘的字），是我。

韩复榘没想到张自忠会直接闯进来，避无可避，但仍然不想给对方面子。

你卖你的国，咱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

那语气，仿佛之前两人从不认识，现在则一个是超级汉奸，一个是民族英雄，泾渭分明，势不两立。

张自忠平心静气地说：不是我要卖国。

一听此话，韩复榘停住了脚步，从鼻子里嗤了一声。

如此说来，难道是我韩某教你卖国的？

张自忠从怀里取出那份宋哲元当年给他的手令。

韩复榘一看就看出了问题，他惊讶地发现这是宋哲元的亲笔手令，根据这份手令，“政委会委员长”等职务都是宋哲元本人亲自交授张自忠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宋哲元很可能要为此担责，而张自忠没有责任。

由此是不是也可做一判断，即张自忠也许很快就会官复原职，未来前途仍然不可限量，现在对他这种态度，就等于以后自找麻烦了。

很多人都以为韩复榘是草莽将军，其实这是把他与另一个山东的狗肉将军张宗昌给弄混了。

张宗昌也许很草包，韩复榘却绝不草包，不然的话，你能想象他一个大老粗，会极力推崇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将山东造就成为“乡村建设模范省”吗？

这人机灵着呢，也很会借机行事。

立刻，他就又换了副嘴脸，开始痛骂宋哲元。

明轩（宋哲元的字）这家伙，自己卖国，还让别人给背黑锅，也忒不地道了，荩忱你怎么能听他的呢？

张自忠急忙说，事情不是这样的。

宋哲元和我，原本都是想同小日本大拼一场的，可是29军损失惨重，援兵却迟迟不继。我们一合计，是了，这是蒋介石想借抗战之名，来消灭我们杂牌军，以排除异己。

我俩当时是这么分析的，为了抗战牺牲一下无所谓，但如果牺牲于“排除异己”那就太不值了，于是宋哲元就手令我代其驻京，以便把所有部队都撤到保定。

总而言之，言而统之，我们绝没有卖国，目的是“为将来全面抗日储蓄力量”。

张自忠这段言不由衷的话说完，我不知道大家听时有没有一种感觉——太能讲了！

从张自忠以前的经历来看，他并无此好口才，似乎仍然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此番“雄辩”皆出自萧振瀛之策划。

当着张自忠的面，韩复榘也听得一愣一愣的，原来保存实力，逃避作战，还能找到如此冠冕堂皇的借口，竟然归结到“为将来全面抗日储蓄力量”上去了，太强悍了。

张自忠的话，其实是搭准了韩复榘的脉，他可不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储蓄力量”吗。

假使宋、张是错的，须受到严惩，那他韩某人今后……

我们其实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啊。

明白了这个理后，韩复榘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你们这样干，很高明！

他转而对张自忠客气有加，不仅请吃饭，还主动替对方筹谋，说要把冯玉祥找来帮忙。此时冯玉祥正要去六战区上任，济南这座庙是必拜的。

韩复榘是个聪明人，这种时候，帮宋、张说情，也是在帮他自己说情。

其实在历史上，无论是张自忠还是萧振瀛，与冯玉祥的关系都不好。

当初老西北军与晋军交战失败，张自忠曾投晋军，这导致冯玉祥一度对其不予信任，并夺去了他的带兵权，后来由于冯治安的力保，才慢慢地得以重新执掌军队。

与之相比，萧振瀛与冯玉祥之间几乎就是死敌。到老冯正式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曾派手枪队搜杀萧振瀛，原因就是萧不但不予“合作”，还到处告他恶状。而萧振瀛则以为，国破如此，你一边在公开场合口口声声大喊爱国抗日，一边私底下还偷偷摸摸惦记着要重组老西北军，以与中央分庭抗礼，实在不顾大体，所以我该告的状要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

后来六战区被撤销，除了仗打得过于糟糕以外，与萧振瀛在蒋介石面前进言亦有不小关联。

全面抗战以来，冯玉祥战绩虽不怎样，然而在国民党内的形象一直是最坚决的主战派，如果这个最坚决的主战派兼六战区司令长官都能站出来说句话，对挽回张自忠的声誉无疑会起到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冯玉祥会帮这个忙吗，以前可能不会，但现在一定会，除了他要借重韩复榘，不能驳其面子外，也需要重竖老西北军掌舵者这杆大旗。

这是张自忠必见的第二人。

果然，在收到韩复榘的请托后，老冯便毫不犹豫地给蒋介石写了封亲笔信。

在这封信中，他破天荒地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不是出自《三国演义》，却是出自《圣经》。

没办法，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赎罪忏悔这一说，《三国演义》里对不忠不义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杀，不是他杀就是自杀。

比较起来，还是老外有人情味。

在《圣经》中，耶稣的徒弟彼得前来告状，说他老是被人欺负，他为此一直隐忍不发，如是者三，已经宽恕了对方七次。

他问师父，还需不需要再宽恕下去。

这是一个很无厘头的问题。

耶稣真是伟大，他继续无厘头下去。

宽恕七次就够了吗，不够，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要70个七次，也就是490次才行。

冯玉祥是基督将军，不是佛教将军，其实类似的说法，在佛经里面也能找到。

老冯建议，宽恕张自忠，因为后者有良心，有血性，只要叫他继续带着队伍打日本，一定会尽其本分。

应该说，后面这句话，确是冯玉祥发自肺腑之言，老西北军这么多战将，他看人还是挺准的。

第37章 怎么办

此时，萧振瀛已经在南京的蒋介石面前替张自忠求情了，除了上面已经讲到的那些意思外，他还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使将策略，即“使功不如使过”。

有功之臣，心高气傲，驾驭必难，而有过之将，极思补过，即令其效犬马之劳亦不敢轻辞。

这一点对于身处危局之中的蒋介石来说，当然十分动心。

何况他也从萧振瀛那里了解到，张自忠禀性端正，不比石友三等朝三暮四之徒。他只是一时受人蒙蔽，现在已痛悔不已，确有立功改过之心。

过错，人人都会犯。

明代堪称最出色的宰相张居正就曾说过，只要不是天生的圣贤，谁会没有过错呢，关键还是看他能不能改。

如果你开始有过错，但“终能迁改”，虽然还有可议论之处，最终亦将既往不咎。

对如何对待这些改过之人，张居正的观点是：皆当舍短取长，优容爱惜。

要用，而且还要好好地用，用其所长，弃其所短。苟能如此，则人人乐于效用，天下无弃才矣。

这番话是张居正在当国师，也就是教太子的时候说的。当时他告诉未来的小皇帝，“此可以为万世人君之法”。

你要想做个好皇帝，一定要记住用这个法子。

蒋介石不是昏君，儒家经典读了那么多，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可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用张自忠这个改过之将，什么时候用，还不能完全由他说了算。

平津失守之后，张自忠不但在民间责诟满天下，政府高层喊打喊杀的也为数不少，皆要求对其进行审查，并以投敌叛国罪论处，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冯玉祥的来信让他大松一口气。这就说明不是他蒋某人一个要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进行有意偏袒。

你们看好了，连抗战爱国叫得震天响的老冯都持此说。

处罚还是免不了的，不然无以对外界之口舌，不过事情已可大大缓和，让张自忠来南京再说吧。

萧振瀛心里一块石头暂时落了地，但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于是又即刻动身北上。

张自忠还必须见第三个人，然而，与韩、冯相比，这第三个人却是张自忠更不敢贸然相见的。

同样，对方也不肯见张自忠，不仅不肯见，还不能轻易原谅。这个人，当然就是重新被张自忠呼为大哥的宋哲元。

两人之间必须有一座桥，萧振瀛北去就是要做架桥的工作。

他知道，宋哲元一直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北平弃守的责任问题，而且他也知道，宋亦是耿直之人，从不会干落井下石的事情，尤其是看到张自忠已落得如此境地，他更不会舍兄弟之义于不顾而痛下杀手。

萧振瀛把他与张自忠见面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宋哲元。

张自忠已经知错了，他亲口对我说，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而且我也明确告诉他：“其错在汝”。

从事情的整个过程来看，张自忠系受汉奸挑拨和诱惑，现在他境况极糟，我们应该帮帮他。

听到第一句，宋哲元郁结已久的内心为之一宽。

听到第二句，他的心立刻软了下来。

帮是应该的，可是如何帮呢？

萧振瀛闻言大喜，只需如此如此即可。

却说张自忠在看到冯玉祥肯为之写信后，心情顿时好了很多。当天他就给过去的部下写信，信中情绪乐观，表示自己将有可能重返老部队，并通过拼命杀敌，以求见谅于国人。

这时正是59军（即扩编后的第38师）混乱不堪的时候。张自忠不在，副军长李文田暂代，可是李文田难以服众。

李文田是保定六期毕业的，按说这种军校资历，在其他军队应该金光闪耀，但老西北军发展出来的部队又不同。大家都是泥腿子出身，历来看重的不是文凭而是实际拼杀能力，对军校出身的军人，他们不仅不欢迎，还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李文田就是吃了这个亏，重编的59军下面，两个师长，刘振三和黄维纲，没一个鸟他的。特别是因为李文田在失守天津过程中“退亦不得，打又不能”的指挥，更是让师长们看不起。

凭良心说，那个时候的指挥失当，并不完全是李文田的错，可两个师长不会这么想，他们就认为李文田光会读书，不会打仗。

这些师长开始是不听李文田的，到后来则是连冯治安的话也不听了。

在原29军中，38师战斗力居于最强之列，四个主力师里面，可谓独占鳌头。天津之战中，连被日军抓住的小兵都能喊出“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想见这支部队上上下下有多么骄傲。

与之能够形成竞争的只有37师。37师以卢沟桥之战而闻名，但38师仍然看低37师，认为对方战斗力不过乃尔，到头来还是打不过日本鬼子，守不住卢沟桥，致失北平。

这37师却也不是好惹的。老子们再不行，总还一直在打，你怎么样，老是“一个打一个看”，天津最后不是也丢了吗？

到宋哲元去泰山休养，第1集团军由冯治安负责指挥，两军之间的这种矛盾更是加剧。

前面吃了败仗，59军认为是77军（即扩编后的37师）的责任，而77军则认为，59军消极避战早有先科，属于屡教不改。

59军的师长把状告到冯治安这里，未料77军近水楼台先得月，已经提前把状子递到了冯治安跟前。

冯治安正为吃败仗而恼火，便想对59军训上两句，可是话才刚刚出口，对方就啪地把电话给挂掉了。

哼，我们老长官不在，这姓冯的还不是帮着他们自己的部队说话，找他告状，算瞎了眼。

从此他们再不理睬冯治安的任何命令，只要听见打仗，拉着队伍就往下面撤。

如此一来，59军的名声变得糟糕透顶。其实这些师长也不想这么干，只是以为，在内，李文田属于窝囊废，在外，受冯治安压制，没法起劲啊。

收到张自忠的信后，59军从上到下，如同被欺负的孩子盼父母一般，纷纷派人到济南，请张自忠归队指挥。

张自忠心有所动。

此时宋哲元已将秦德纯派至济南协助张自忠，但以他多年军内沉浮的经验，深知在中央未有定论之前，张自忠回军队只会弊多利少。

秦德纯到济南后，也发现韩复榘对张自忠采取了外松内紧的办法，张自忠实际处于被秘密监视的状态，万一轻举妄动，只会对己不利。

因此，当他见到张自忠时，立即告诉对方哪里都不要去，更不能回老部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宋哲元之所以要让秦德纯担此使命，无外乎秦德纯的特长就是富有心计，处事谨慎。

在大家都睁大眼睛瞪着你的情况下，这差使可不能再出一点差错。

秦德纯先发电报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说我准备带张自忠来南京请罪，只是现在外面谣传太多，对张自忠可能不利，能不能前往，请予定夺。

何应钦复电：即同来京，可一切负责。

确认沿途安全有了保证，秦德纯才偕同张自忠一起向南京出发。

韩复榘专门派人陪伴同往，但其实是暗中监视，主要还是怕两人半途溜掉，从而问罪到自己身上，在这方面，“山东王”的心眼多着呢。

南下必经泰山，宋哲元正在此处休养，特意嘱咐让张自忠上山一晤。

在上山途中，张自忠心里一定充满了忐忑和不安。他不知道，那个自己曾经深深伤害过的人，会怎样对待自己。

鄙夷和冷嘲，也许都是免不了的，即使是痛骂和责打，也是应得的。你伤害过别人，不可能幻想一晃而过。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大哥已经完全原谅了他，在这里等待他的，是兄弟间温暖的情义。

北平一别，才经两个月，但二人重新见面，却恍如隔世，竟觉得比两年还长。

没有了利益角逐，没有了钩心斗角，往日情怀伴随着记忆又回到身边。张自忠在泰山一住就是两天，兄弟二人对盏长谈，互诉衷肠，对于平津之失，同感沉痛不已。

当迷雾散尽，所有事物都会变得清晰，世事沧桑，只会让人更加懂得什么才最可珍惜。

从泰山下来，几个人继续坐火车南行。

行至徐州站，突然上来一群气势汹汹的青年学生，一下子拥到了他们所在的头等车厢门前。

张自忠呢，那个大汉奸张自忠呢，快让他出来！

肯定走漏了消息，还是有人欲置张自忠于死地而后快。

秦德纯不慌不忙地迎上前去，主动请学生派代表进车厢谈话。

你们想要的张自忠不在这里，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四处查看。

这些学生找遍了头等车厢，未见张自忠身影，只好相信消息有误，遂偃旗息鼓走人了。

张自忠人间蒸发了？

没有，他就在这列火车上，只是被秦德纯事先安排到了三等车厢。

那里尽管嘈杂一些，却可掩人耳目。

宋哲元选择秦德纯陪伴张自忠同行确实是对的，这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虽然他已经得到何应钦的保证，但为预防不测，还是做了必要准备，从而化除了张自忠可能遇到的险境和尴尬。

火车遇险，使张自忠的内心又收紧了，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在国民心中的形象已有多么不堪。

世界如此之大，却已小到了不能够把一个人装下，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他含着眼泪对秦德纯说，你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真成汉奸了。

秦德纯赶紧安慰他，这才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谅解的—天，请你好自为之。

这段对话，由于后来张自忠名誉恢复等原因，在秦德纯的回忆中，被放到了北平失守那一天，但其实如果知道当年因果，它在这一段情境中才最为贴切。

南京，是最后一关。

能过得去吗？

此时的淞沪战场，正进入最激烈最残酷的阶段，蒋介石焦思终日，忙得无暇分身，但仍然第二天就抽出时间接见张自忠。

见到蒋介石，张自忠诚惶诚恐，赶紧起立请罪。

我在北方接连失地，丧师辱国，实乃罪有应得，请严予惩办。

说着，将早就写好的一份报告双手呈交蒋介石。

这份报告，大致就是张自忠对留守北平过程的一个交代。

在报告的最后一段，张自忠写道，自己受国家培养，理当以至诚效命国家，倘若有丝毫不忠实于国家的地方，甘受最严厉的处分。

话说得十分诚恳，蒋介石看得频频点头：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都很清楚。

张自忠再次请罪。

我是当兵的出身，一个大老粗，不学无术，愚而自用，本来想和平解决华北局面，结果贻害国家，后悔无及，请严厉处分，任何处分都是教育我改过学好。

蒋介石其实和很多普通人一样，是吃软不吃硬的主，你在他面前死不认错，一个劲儿顶牛，他比你还火大，立马拉出去枪毙都有可能。相反，看到你神色憔悴，誓言改悔，他却也有心软宽厚的一面。

你不用再说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我稍迟再约你详谈。

继冯玉祥之后，蒋介石又接到了一位大员的来信。

信是在泰山休养的宋哲元写来的，在信中，宋哲元表示，他以身家性命为担保，担保张自忠必能忠于国家，请求减免其罪责。

蒋介石已经了解到了北平失守的内幕，宋哲元作为受伤最重之人，能最大限度地宽容对方，并替张自忠说情，使他也为之十分感慨。

于是，两天之后，他再次接见张自忠。

这一次气氛更加融洽。

虽然会见时，正好日机在上空轰炸，但蒋介石神色镇静如常，脸上没有任何惧色，攀谈时也再不涉及北平的那些事，都是家长里短，比如最近身体怎么样、读些什么书之类。

最后，他告诉张自忠，当务之急是把身体养好，一旦你恢复健康，仗有你打的。

两次会面让张自忠感动至极，特别是蒋介石最后说的那句话，无疑表明他连重回军队都有希望了。

回寓所时，他在车上就泪流满面地对秦德纯说，如果能够有机会带兵杀敌，一定誓死以报国家。

政府的处分令下来了，是“撤职查办”，虽然比刘汝明的“撤职留任”要厉害，但你性质严重啊，如此处分，既未让你上军事法庭，又未关禁闭，已是好得不能再好的结果了，张自忠自己也心知肚明，因此才感激涕零。

然而解放张自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外部非议这么多，必须经过一段冷冻期。

毫无疑问，这段时期对张自忠而言是非常难熬的。

前方战火纷飞，昔日的大将，却只能蹲在这么一个无人问津的小角落里，方向在哪里，道路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彼岸？

在客居南京，等待查办的日子里，被寂寞和彷徨双重折磨的张自忠再一次坠入“烟霞之癖”，又开始靠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

第38章 怎么办（2）

此时萧振瀛仍然时刻关注着张自忠的命运走向，他为此很担心。

谁都知道，蒋介石生平最深恶痛绝的就是“鸦片鬼”，他在新生活运动中曾经作出明确规定，对吸食鸦片屡教不改者以及毒贩，要严惩不贷，一律予以枪决。

吸食鸦片这件事，时间一长，不可能瞒过蒋介石的耳目，而后者一旦得知，极有可能会对再次起用张自忠产生顾虑，并会认定对方还是“孺子不可教，朽木不可雕”，当然，张自忠自己也会因此陷于颓废之中而不得自拔。

情况似乎没有变得更好，而是更糟了。

必须继续想办法，早一日把张自忠从坑底给拉上来。

在纵横大师的暗中运作下，老西北军和29军的团体力量再次加快运作。

现任六战区高级参谋的张克侠赶来了。

他看到的张自忠，样子更加憔悴，心情也更加不佳。

张克侠此次南来，就是以原29军僚属的身份，给张自忠打气，鼓励对方竭力振作。

你是一个良将，来日方长，是非可明！

张自忠独居寓所，有故人探看，精神顿时为之一振，与张克侠分手时颇有惜别之意。

最主要的，还是蒋介石对张自忠的态度。职务撤了可以恢复，可那个说不清的“查办”着实折磨人啊。

张自忠在天津时的秘书长来了。

通过一番转弯抹角，他得到了蒋介石的约见。在约见中，他表示自己身为张自忠的重要幕僚，如张自忠有过错，愿意分担责任。

一听这话，蒋介石就明白了，这是在向他传达一个信息：你得有个说法了。

在这段日子里，萧振瀛把能动员的人脉资源几乎全都动员出来。从冯玉祥、宋哲元开始，就连本来跟29军毫不沾边的何应钦、李宗仁、程潜、张治中等都跑到蒋介石身边，给张自忠说过好话。这是多大的一个“院内外游说集团”啊。

是时候了。

几天之后，蒋介石的侍卫长来看望张自忠。随身带来的，还有一张委任状。

在委任状上，张自忠赫然已是“军政部中将部附”。

委任令一出，所谓“查办”就烟消云散，不了了之了。

侍卫长还告诉张自忠，自即日起，你可以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借以平息民间舆论的冲击。

张自忠突然明白，他终于被解放了。

一直盼着这一天能到来，真的来了，却恍如隔世。

张自忠当即对这位侍卫长说，对“委座”的宽宏大德，我只有战死才能报答。

鸦片烟具扔在了一边，因为他知道重上战马的一天已为时不远。

此时张自忠的老部队59军却已乱得像锅粥。

李文田等不到张自忠回来，自己又指挥不动下面的师长，便暗生另投“山寨”之心，已开始暗中与韩复榘接触，想把59军拉到鲁军系列里面去。

这下子，59军官兵可急了。

他们往地上一坐，哇哇地就嚷开了。反正是一群没娘的孩子，破罐子破摔，谁的规矩都可以不管，谁的命令都可以不听，爱谁谁。

不仅是冯治安，连宋哲元的命令都不接受。

你让我们上前线，老子们就不去，除非老长官张自忠亲自来调遣。

如果是一个两个师长不听调令，你可以直接进行处罚，甚至让他们吃牢饭，可现在是一个军上上下下都不听命令。

59军有三万人，难道你将这三万人都关起来？

冯玉祥见宋哲元都没办法，只得派时任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鹿钟麟前去做工作。

老冯的面子，他们也不卖。

鹿长官，你先给蒋介石发个电报，让张自忠回来再说。

见鹿钟麟发完电报后，还是没有一点动静，59军各个师就自己派人去南京找张自忠，希望能把他直接接回部队。

张自忠已获自由，他在见到这些老下属后虽百感交集，但也知道此时此刻，必须极力控制情绪，不可意气用事。

你们放心，“委员长”待我很好。

我现在有过，你们像目前这样闹下去，对我反而不好。

老长官传来了话，59军顿时安静了，随即依言渡黄河重新开赴前线。

59军的事也惊动了蒋介石，觉得这支部队以往素有能战之名，缺的恐怕还就是一个能镇得住的龙头老大。

不过一开始，59军军长一职并没有属意张自忠。

原因也并不复杂，一者张自忠已经跳过查办程序，直接升为了“军政部中将部附”，这么短时间内，又马上授之以军权，恐遭外界非议；二者59军之所以大闹，起因于张自忠，若骤放张自忠复职，等于开了个恶例，以后哪支部队有这样那样要求，岂不都可以胡乱闹事了。

李文田作为军长人选最早被提出来，能不能将其扶正，以安众心？

可是这个方案，别说宋哲元，连冯玉祥都不同意。

外面人不了解内情，李文田要是在59军内镇得住，哪里还会出现这种混乱局面。

接着，又属意秦德纯。

秦德纯也颇有自知之明，赶紧推辞。

59军里面的骨干战将，皆为张自忠当年在学兵团的部下，他的位置，不是谁都能坐的，非得能力盖过张自忠不行，这样的人，一时到哪里去找？

只好继续搁着。

等到淞沪战事不力，南京政府机关奉命向武汉迁移，张自忠亦随之一同撤离，中途须经过郑州。

宋哲元的第1集团军在郑州有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在看到张自忠后马上向宋哲元报告了这一消息。

宋哲元一听，马上派出专车，要接张自忠来军营。

经历过如此多的坎坷，张自忠变得越来越稳重，虽然他其实也归心似箭，但还是克制住了。

他对来人说，我不能跟你走，要走的话，必须经过“委员长”同意才行。

宋哲元明白对方的处境，他随即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进行了报告。

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59军的内部人事乱七八糟，各行其是，李文田不能领导，换其他人也不行，非张自忠不可。

程潜转报蒋介石，后者终于同意张自忠回军。

对外，如果这话说得太透，流言蜚语肯定少不了，所以具体处理方式为：张自忠仍然是“军政部中将部附”，不过从现在起，他将以上级领导的名义下基层指导工作，代宋哲元整训部队。

宛如重生，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张自忠谢天谢地谢人，他说你们大家对我都是恩同再造，在张某有生之年，应当以热血生命来报答国家、报答长官、报答知遇！

说到此处时，这个高大汉子已潸然泪下。

宋哲元亲自陪同张自忠到59军，北平往事仍然是难以避免的话题，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带兵打仗之人的声誉和威信。

当着众将士的面，宋哲元说：张自忠留北平是我的主张，可那是为了掩护大部队安全撤退。

这是宋哲元第一次在原29军内部，对此事作出的解释，也成为后来很多关于北平撤退事件版本的源头。

宋哲元告诉59军官兵：军长一直未派他人，就是给张自忠留着的，现在他回来了，我还让他做你们的军长。

军营中欢声雷动，颓丧之气顿时一扫而空。

面对三军将士，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闻者无不落泪。

还会想起那个夏天吗，那个起初晕晕乎乎然后又凄凉失落的夏天，曾经拥有的一切，无情地从身边悄悄滑落。

就当过去都已枯萎吧，虽然从无把握。

从现在起，我只有两天。

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

一天用来希望，一天用来绝望。

他对过去的老部下说：我这次回来，你知道是来干什么的吗？

为国家而死的！

自此以后，“死”这个字从未再离张自忠左右。

张自忠的59军原属第一战区，是因津浦线战事紧张而由中国统帅部调入第五战区的第一拨援兵，但在此之前，李宗仁却已与张自忠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李宗仁刚刚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尚未到徐州赴任，萧振瀛四处托人说情，也托到了他门下。

老李开始还有些犹豫，毕竟对方有汉奸的嫌疑，可能面临军法审判，而自己又与其素无瓜葛，别好事没办成，反惹一身骚啊。

他便多藏了个心眼，先对张自忠的情况打听了一下。

熟悉张自忠过去历史的人们告诉李宗仁，这人是不是汉奸可以另当别论，但绝对是把打仗的好手，早在老西北军时代，就以勇将著称。

第五战区有个执法分监，是张自忠的同乡，又与张自忠一起在老西北军里共过事。他言之凿凿地保证张自忠为人侠义，不大可能当汉奸，或许事出有因也说不定。

一个勇，一个义，让李宗仁暗暗地点了点头。

能打仗，又不像石友三那样没品，岂不是宝贝一件，五战区家徒四壁，或许自己今后也有用得着人家的地方，提前送个人情还是有必要的。

不过道听为虚，眼见为实，趁着还未去五战区上任，李宗仁便让那位执法分监将张自忠请出来，私下里见个面。

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竟不敢出来。

这时张自忠并未被明确定罪，只是模棱两可的“撤职查办”。他一个人独居于第1集团军驻京办事处，这里也没有人从旁监视或者限制其自由。按说串个门，走个亲戚，谁也拦不着，但张自忠就像学校里遵章守纪的小学生一样，虽然老师已不在课堂，却还规规矩矩地坐在课桌后面一动不动。

看到同乡前来相约，他只轻声回答：自忠乃待罪之人，有何脸面去见李长官？

张自忠不来，李宗仁不仅没有不高兴，反而加深了好感。

老李不是第一天混迹官场，那些油头滑脑的家伙见得多了，很多人要是落此境地，一听到五战区司令长官相请，立马贴上来还来不及呢，哪见过像张自忠这样的，而且话又说得如此谦卑，看来的确是个老实不过的孩子。

再请再请。

等到与张自忠见面，李宗仁才发现，对方不光是老实，还老实到了一个让你难以想象的程度。

就像古装戏中带枷犯人上堂朝见钦差大人一样，张自忠完全是以一个犯人的心态来见他这位“李长官”的。最初进屋的时候，竟然连头都不敢抬，非得李宗仁来句与“抬起头来，恕你无罪”相类似的暗示，才敢正常抬头说话。

李宗仁最欣赏的就是这种老实本分人，真是越看越喜欢，同时心里也不住感慨，过去自己只在旧戏里看到过这一幕，不料还真有相仿之人，北方军人素传留有古风，看来不虚。

这次见面，基本上都是李宗仁一个人在说话，张自忠只是在一旁默坐静听。

老李一番安慰，表示将为之说情后，他才予以答谢，并说了两句话。

其一，等候中央治罪；其二，如能恕其罪过，则戴罪图功，当以自己的生命报答国家。

考察完毕，李宗仁先去找了何应钦，这才知道对张自忠的政策其实早就放宽了，只是考虑要不要马上放他回59军任职的问题。

好事做到底，老李又在拜见蒋介石的过程中，专门提到这事，说自己已经反复试探过，怎么看都看不出张自忠是想当汉奸的人。眼下既然59军谁都不接受，那不如让他重回老部队。

张自忠能官复原职，再次带兵，并非一人之功，真的是要谢天谢地谢人。

尽管有过这么一段缘分，当张自忠即将奉调来徐州拜见时，李宗仁心里还是有些没着没落。

原因无他，乃是他对北方军人又有了新认识，特别是屡次被韩复榘给甩臭脸之后，他发现，原来北方军人身上并不是都有“古风”，一不爽时朝你翻白眼骂街的大有人在。

过去张自忠对自己倒是毕恭毕敬，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过那是以戴罪之身被剥夺了军权，现在重掌权柄，今非昔比，他还会把你放在眼里吗？

要知道五战区可是个十足的破庙，李宗仁这个穷菩萨于是也踌躇起来，想着见到张自忠时，没准还要看对方脸色行事哩。

但是，事实证明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

进得长官部，张自忠立正，敬礼，全部一丝不苟，并且一口一个“李长官”，俨然供李宗仁调遣的普通一兵。

你别看老李贵为战区司令长官，但他原先也不过是新桂系山头的山大王而已，论层次，都没有指挥娘子关战役时的黄绍竑高，人家好歹也是政府重要部门的部长，中央一品大员，加上五战区的门面又这么寒酸，所以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老李讨好别人，没别人给他敬礼的。

张自忠一不许愿，二无索求，麾下兵强马壮，还能这么把你当尊佛供着，那感觉真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老李先前稳坐太师椅，那是为了维持一点“李长官”的起码体面，别像跟韩复榘在一起时一样，想跟对方套近乎，还反过来给弄得灰头土脸，颜面扫地。

现在一看张自忠这样知情识趣，赶紧起身，又是让座，又是递烟，不知道该怎样关心体贴这个宝贝爱将才好。

第39章 大勇之将

张自忠此时的一言一行，却皆为其内心真实映照。

59军进入第五战区，首要任务是守住淮河。

虽有淮河之险，但面对第13师团的大举进攻，于学忠第51军和桂军第31军都有些招架不住了。

此时李宗仁手上还是有牌的，他的桂军共分三个军，但除第31军外，第48军和第7军都还离得尚远，一时赶不过来。

如果淮北的于学忠首先掉了链子，让第13师团过了淮河，徐州必将腹背受敌，成为第二个南京。这个道理，不光五战区的官兵明白，尚留在徐州的民众亦十分清楚。

但很多人仍对起用张自忠持有保留态度。

原因就是张自忠在众人心目中的不良印象并没有完全被抹去，对于淮河战场如此危急，政府还派这样有污点的将领出战，很多人心里都疑窦众生，而张自忠对此也十分敏感，因此举手投足间均谨小慎微。

张自忠的经历，其实就是民国以降大多数优秀军人的经历。他们当初大多怀抱梦想，欲救国救民，但真正从军之后，却纷纷堕入你争我夺的是非漩涡，乃至使外人得隙，趁势入侵。

用张自忠反思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军人的罪恶，要是军人早点认清国家的危机，团结御侮，东夷是绝不敢来犯的。

在南下的列车上，当着随军记者的面，他沉痛地说，你问我现在的军人该怎么办，很简单，就是怎样找个机会去死。我们要洗刷罪恶，报效国家，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

张自忠要与敌死战，但还未到达目的地，前方却传来消息，淮河防线已被突破，连淮河北岸最坚固的防御要地小蚌埠都丢了，东北军由此纷纷后撤。

如果张自忠此时不在军中，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59军的本能反应，准保也得像过去那样掉头就跑，或者被撤退的东北军所裹挟或拖垮。

张自忠的决策是，不退不跑，不闪不避，以硬对硬，以拳对拳。他斩钉截铁地对部下说，这次我们要赢！

不管对手多少，强弱如何，都必须赢，不能输，因为我有过。我的冤枉，只有一拼到底，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

一个军对抗一个师团，并不一定能占上风，59军此前在津浦线上打过不止一仗，对手有时只是一个旅团、联队，甚至一个大队，但就是从没赢过。

若论实力，59军未必就孬。在原29军各部中，张自忠的部队训练最好，装备也最好，并非一般地方部队可比——步兵拿的都是中正式步枪，每班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另外还配有步兵炮和重机枪。

以前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或是上下不齐心，或是士卒不用命，但在这一刻，所有的不利因素都不复存在，即使是小兵都知道，眼前这一仗关系到老长官是否能恢复声誉，必须豁出性命去打。

部署已定，59军不仅未停步，反而加快行军，抢在日军前面展开队形。对手刚一露头，就猛地送上一拳。

第13师团正追得起劲儿，还没回过神来，已重重地挨了一记，于是一边喊疼，一边拥兵上前，双方战成一团。

当场面趋于白热化之际，张自忠亲笔给前线部队写去一纸命令：要忍最后一分钟，要撑最后一秒钟，定能得到良心上之安慰！

接到命令后，59军营长以上军官均在阵前盟誓：有进无退，以胜利为长官洗刷冤情，如有畏缩不前者，就地枪决。

59军山呼海啸一般往前冲，第13师团并没有能全部过河，且立足未稳，遭此猛击，一下子就吃不消了。

几天之后，张自忠力夺小蚌埠，第13师团见大势已去，只得退回淮河南岸，中日两军重又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

张自忠勒马岸边，壮怀激烈。

历史记载着，淮河战场是一个著名的古战场，1000多年前，东晋与前秦在这里鏖战，那也是一场文明与野蛮、弱小与强大的殊死角逐。

东晋仅能派出八万人马对垒，而前秦却拥兵80万，整整差了十倍，若光论数量，几乎不在一个档次，但东晋大将谢玄硬是创造出了“风声鹤唳”的典故——80万前秦兵马被杀得大败，连听到风声和鹤叫都以为是对方追杀过来了。

我知道，假如前秦战胜，一定会有人在书上写下“民族融合”、“统一乃是历史的趋势”之类妙语，前秦的苻坚没准也会被大书特书。

可惜，汉民族赢了，江南文明得以保存，此皆谢氏家族之功也。

时光荏苒，然上赖先人庇佑，下凭勇将横槊，淮河再一次为我们挡住了异族强寇。

这是张自忠回师以来打的第一个胜仗，张将军真可谓大勇之将。

何谓大勇？

先轸是春秋时晋国一个很有名的元帅级将领。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便是这位先生由卝3uww卝整卝理的杰作，所谓“城濮之事，先轸之谋”。

他手下有一猛人，叫狼覃，素为如狼似虎的勇猛。可车轸觉得他还不够勇，不重用他。狼猛男为此很生气。

春秋时候，人重气节。很多大大小小的猛，一旦得不到上级的重用，通常做法就是：一赌气，死了算了。

狼覃的同伴便问他：你怎么还不死。要是你自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可以帮你。

你听听，说的真不像人话，可是狼覃没有生气，他回答同伴说，我死是肯定要死，但是死而不义，非勇！

真正的勇，要“能供世用”。

秦晋大战，狼覃自为前锋，当场战死。

其实先轸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因为公事分歧，当着晋文公的面“不顾而唾”，朝文公吐唾沫，很不讲公共卫生。

晋文公却大人有大量，没跟他计较，结果反倒是他自己觉得愧疚，最后在和狄人，也就是春秋时的游牧部落作战时，连甲胄都不穿，就冲锋陷阵而死。

《左传》上因此说，这些人都具备大勇，是君子一流的人物。

就跟玩接力一样，南方淮河战场刚刚解除警报，北方临沂那一块，庞炳勋又大叫救命了。

所幸此时第48军和第7军已经赶到淮南，加上第31军，聚一块的桂军来了个三英战吕布，通过“转灯儿般厮杀”，总算又把第13师团夹了个不能动弹，这才使得张自忠得以从淮北抽身而出，并再次充当救火队队长的角色。

也许老天都可怜李宗仁兵少将寡，这小家操持得颇不容易，因此替他安排得十分周到，几乎是环环相套，丝丝入扣，要是庞炳勋早一脚顶不住，或是两支桂军晚来一会儿，张自忠是无论如何抽不出来的。

张自忠要援救庞炳勋，可是两人之间以往却有一些过节。有一个说法是，当年中原大战老西北军分崩瓦解，老庞这家伙曾起过歹心，想借机并了张自忠的人马，幸得后者早有提防，才未得逞。

从庞瘸子原来一贯的油滑作风来看，这类趁火打劫的龌龊事他兴许还真干过。

早在张自忠奉调徐州后，就曾私下通过其他人向李宗仁转述过自己的苦衷，称自己在任何战场上都可拼死一战，唯独与庞炳勋在一起会感到尴尬。

李宗仁当然要做思想工作，而临沂危急，张自忠当然也不会真的不去，只是面子上有些挂不住罢了，经过李宗仁几句劝解后，便立即答应领命前往。

淮北之役拔得头筹，使张自忠和他的59军声名大振，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为之一变。回军徐州后，各界民众公推代表来见这位得胜之将，请他发表讲话，以激励军民士气。

未料张自忠一开口就直接戳入了自己的痛处：对我过去的一切，国人不谅解，骂我是汉奸，这是我终身所痛心的一个污点。我只有拿事实来洗雪这一切，现在无话可讲。

说到这里，张自忠忽然哽咽不能成声。

在情绪近于失控的情况下，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决心：在徐州战场，我们完全有把握战胜对手！

张自忠这句话并不是信口开河，“张扒皮”扒出来的子弟兵不是盖的，尤其是在具备必胜信念和决死精神之后，更是如同猛虎生翼。

整整180里路，59军一个昼夜便赶到临沂，当听到他们来援的消息时，前线阵地顿时欢声雷动，士气大振。

张、庞会面，并没有原来预想中的难堪，对外战的共同关切，早已使双方在内战中的郁闷一扫而空。

几句客套话之后，立即商量作战方案，也就是如何解临沂之围。

庞炳勋这些天被打得苦不堪言，自然希望张自忠能早点把他替下来，以便让自己坐旁边喘两口，这也是当初他企盼援军的本意。

大家的视线都朝向张自忠——以张将军淮北之役的神勇，想来绝不会推辞。

不料与众人的想法相左，张自忠恰恰推辞了。

此前，张自忠已对59军在黄河以北吃过的种种败仗进行了细细分析。他发现，这些败仗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单纯防守，而单纯的阵地防守却并非59军所长，他们平时训练中最拿手的不是阵地战，而是长途奔袭或者夜袭。

舍长取短，当然要吃败仗了。

因此，张自忠对庞炳勋说，要依我，就不得不为难老哥你再苦撑一下，我要抄板垣之后背，使其顾此失彼，如此，临沂之围自解。

张、庞各提方案，最后交徐祖贻守夺。

徐祖贻判定，张自忠是对路的，遂在此基础上部署全局。

张自忠回营后，立即对本部兵马作出动员。

我知道，大家经过急行军，已经非常疲惫，按常规要休整后再战，但我们面对的是板垣师团，那是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主力部队，跟他们打，一定要以非常规对常规，像淮北之役那样，超前出击。

传我命令，徒涉沂河，抄击汤头！

沂河宽百余米，但并不深，仅到膝盖那里，只是早春北国，春寒料峭，那河水亦是冰冷刺骨。

第40章 大勇之将（2）

这时候看的就是一支部队的功底。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张自忠训练出来的军人，都是身上被“扒”掉过好几层皮的，普通的挨冻受伤，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张自忠亲自在身后督师。

天空飘起了霏霏细雨，更增寒意，然而这个人的心里却是热的。

雨，并不完全代表着诗意，有时它也会给前行制造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骏马会因为泥泞路滑而摔倒，雄鹰，也可能因为方向不清而迷失。

只有穿越，顽强地穿越，才能看到远处的风景。

那里，是无边旷野，是辽阔天空，是供勇士奔驰和飞翔的天与地。

拯救自己，也是在重塑生命。

张自忠自信他还能赢，不断地赢，因为他心中没有惧怕，有的只是超越任何私心杂念的力量。

但是当随军记者要张自忠预测一下，与板垣一战究竟胜败如何时，他还是变得谨慎起来。

板垣实力强劲，不容小觑，此战成败其实并无确定把握，不过我将全力而为，以求良心之所安。

果然，59军在登上沂河东岸后，行情开始还不错，连克日军多处阵地，但板垣何等样人，他马上反应过来，并且察觉出张自忠的意图。

板垣立即从正面抽出兵力，转而向侧翼反扑。59军虽然上了岸，却站不住脚，几个回合之后，便只好退回沂河西岸。

日军趁势追过沂河，眼见得形势不仅未有缓解，反而还急转直下。

一渡沂河的失败，令张自忠十分震怒和吃惊。

他撤掉了一个对此负有责任的旅长，同时调上预备队进行猛力反击。

两军以西岸的刘家湖村为中心进行鏖战，双方各自据守村庄的一半，隔着水塘射击，仅一天一夜之后，水塘周围便死尸累叠。

经过三天血战，59军损失很大，两师的营长伤亡近半，连排长则全部易人。徐祖贻坐镇临沂，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打电话向李宗仁请示，准备让59军暂时下去休整一下。

然而此时正是战至酣处的时候，张自忠哪里肯退。

我伤亡大，板垣伤亡也不会小，双方都在咬牙苦撑，胜利的关键，就决定于谁能撑到最后五分钟。

请再给我一天一夜的时间，我要倾全力给板垣以致命一击，如果不获成功，再遵令撤退不迟。

李宗仁复电：同意。

张自忠颁下命令，所有主官一律靠前督战，所有山野炮和重迫击炮推至第一线，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将所有炮弹，一颗不少地送给板垣尝尝鲜。

他一改几天前对记者的谨慎态度，严令参战的几位战将：此次攻击战，许胜不许败，否则军法无情。

这是与板垣决一胜负的最后机会，所以绝不能有任何闪失。

3月16日夜，临沂大地忽然地动山摇。

在数不清的弹雨之中，张自忠集聚全力，霍地一拳向板垣的小肚皮击了过去。

临沂之役进入了最高潮。

张自忠动作之猛之快，完全出乎板垣意料之外，以致过河部队猝不及防，自家火炮全部失去效用。

经过一夜苦战，到凌晨时分，板垣师团的过河部队终于抵挡不住，包括刘家湖在内的西岸所有日军主阵地皆被攻破。据日军俘虏交代，他们自登上沂河西岸后，已经五天没有吃上一口饱饭了，可知张自忠所说的“双方都在咬牙苦撑最后五分钟”并非虚言。

战后清点，板垣师团仅在刘家湖就遗尸接近两百具。以往日军作战，想着法都得把他们的尸首带走，即使一时拖不走，仓促之间也会从死者身上弄个细零碎回去，比如一根手指，一只耳朵之类，回国后交给其亲属——也不知道这些日本人怎么想的，血淋淋的，有什么可看？

这次却是例外，由于张自忠出击极为迅速果断，日军根本没时间干这些活，剩余人马就自顾自地逃到对岸去了。

在将板垣师团驱出沂河西岸后，张自忠冒雨二渡沂河，一系列组合拳打过去，不给对手以喘息之机。

这次他不光是在后督战，而是亲自过河到了第一线。他的出现，使前线官兵士气达到沸点，即使是伤员都没一个肯下火线，非得张自忠出面劝说，伤势较重的才肯去后方医院。

张自忠侧翼进攻的得手，使板垣师团顾此失彼，庞炳勋趁势掩杀，临沂不仅成功解围，而且整个战场形势至此全面翻盘。

3月18日，距离张自忠第一次强渡沂河，刚满五天，板垣的最后五分钟已撑不下去了。

59军和庞军团在将临沂附近残敌扫荡一空后，联手将板垣师团包围在了汤头，后者连兵站都被中国军队给端掉了。

当中国统帅部的特派慰问代表来到临沂时，他看到沿途日军死伤枕藉，仅被炸毁的坦克就有六辆之多，而丢弃的战刀、军毯、罐头食品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战利品则堆积如山，俯拾皆是。

蒋介石闻讯，喜不自禁，就好像一个巴掌打在了那个盛气凌人的近卫脸上，心里这个爽。在他给五战区发来的嘉奖令中，便有“开抗日胜利之先河”一语。

美国大使馆上校武官、后来大名鼎鼎的史迪威，此时也在徐州观战。此君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美国人中的“中国通”，平时和李宗仁吹牛聊天都不用带翻译。他开始对中国抗战的前途也是极其悲观的，甚至认为中国人是在拿筷子和日本人作战，实在看不到有丝毫取胜的可能，然而自此役起，他也有些乐观起来，认为中国抗战未必就没有一点取胜的希望。

“钢军”碰到打铁汉，尽管极不情愿，但板垣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

此前，无论南口战役、平型关战役，还是忻口战役，板垣的作战模式几乎都如出一辙，即两支部队作配合，一个走正面，一个出侧面。

这是板垣从迂回包抄战术中演化出来的一种特有战术，可称之为“双头蛇战术”，称得上是板垣的拿手绝活。说它绝，就绝在可以双拳出击，让你防不胜防，所谓正面、侧面皆不固定，能随战场形势移来换去，甚得进攻之妙。

应该说，不管与谁搭档，板垣始终都是“双头蛇”中的唯一主角，最耀眼的明星。若没有他来牵制大量中国军队，换任何一支日军部队，都很难从旁边偷袭得手，这也是板垣在东瀛军界能够声名鹊起的重要原因。

从战后缴获的军事文件来看，他此次南攻临沂，为的也是要像以往那样用双头蛇来咬人。

可是这一次，曾经屡试不爽的“双头蛇战术”再也玩不转了。

加上在临沂这里耽搁的时间，板垣的南下已被迟滞达一月之久，不仅无法如期和矶谷会合，连牵头吸引中方更多优势兵力的作用也没能体现出来。

通过临沂大捷，张自忠善战之名至此享誉五战区和整个国内军界。

能与板垣对阵的都不是寻常之辈。南口战役，汤恩伯把第13军的家底搬出来，还被板垣打得一退再退。到了太原会战，陈长捷则不惜以老底子死磕，并以百团大战的规模，才一度击退板垣。

应该说，这两仗虽没有完全把板垣给打垮，但是把他给打疼了，并种下了板垣师团的胎里毛病，只是在香月等人的百般掩饰之下，才没有露出其逐渐虚弱的内囊，而一般不了解内情的人，也以为板垣师团仍然是日本军界的第一流部队。

饶是如此，汤、陈之外，能与板垣在马前走上两个来回，甚至战而胜之的国内将领，仍是屈指可数。

张自忠到此时，已真正走进了抗倭名将排行榜的前列。他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屡建奇功，除确有大将之才外，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也有很大关联。极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每至战场险恶之时，都能始终不为所动，而一动则必达目的不罢休。

随军参谋张克侠一语道破张自忠成功秘诀：“公决心之坚决，盖如铁石也”！

撼山易，撼铁石之将难。

张自忠本已将板垣师团困于汤头，形势非常有利，但这时张自忠忽然接到五战区命令：滕县失守，津浦线十分危急，需要马上增援。

现在的李宗仁，只要觉得哪里不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张自忠。

张自忠一战淮北，再战临沂，无一败绩，加上又对自己唯命是从，如此战将，谁不喜欢，所以早就成了老李心头的一块宝贝疙瘩。

张自忠受命之后，留了一个旅给庞炳勋，主力随其向津浦战场开去。

可是行到半途，李宗仁忽然又来了电报，让张自忠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这份电报却是蒋介石让发的。

徐州战场虽由李宗仁直接指挥，但很多大关节处，皆由蒋介石一手调度，后者不同意将张自忠调离临沂战场。

老李急于解西战场之急，他忘记了，东西战场原本一体，若只顾一头，就会陷入当年平型关战役或太原会战那样的困境：“双头蛇”必有一头能咬住你，并将它的毒液注入你的体内。

要知道，张自忠只是暂时击退板垣师团，击退不等于击溃，板垣仍有足够实力卷土重来并拿下临沂，对于防守徐州来说，这才是最大的威胁。

李宗仁接到蒋介石指令后，起先还犹豫不决，他不相信临沂战场会再陷危机，同时朝令夕改，不仅影响军事长官的威信，也必然会使所调之将感到十分为难。

一个“原地待命”，实际在观察临沂战场的动静。风平浪静，则原令不变，若有不测，再作计较。

然而蒋介石的推测不幸而言中，板垣果然又捅过来了，这次的声势比上次更大，庞炳勋被迫再次呼援。

眼见不对劲，蒋介石索性亲自给张自忠发电报，要其速返临沂。

当兵的是人，不是机器，这么来回折腾，谁也受不了。59军将士对上级的不当指挥颇有怨言，唯有张自忠，死且不避，安惧劳苦，在他的竭力动员下，59军于一天内便强行军赶到临沂。

张自忠的速度很快，可是已经迟了。

第41章 大勇之将（3）

临沂战场的情况已今非昔比，不仅防守阵地失去大半，板垣师团还再次杀到沂河西岸，使得前几日临沂大捷之功近乎化为乌有。

战场之上，没有谁是真正的天神，一旦战机逝去，纵有回天之力亦难以补救。倘若当初不被调离，或早一点回来，乘胜攻下汤头或莒县，则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动。

李宗仁在前面下的棋基本中规中矩，没有明显漏洞，但是把张自忠调出临沂，后又动摇不定，迟迟未下决心将其调回的这一着，却实实在在是个败着。

在看清局势后，张自忠的心情十分沉重。

板垣师团是老虎，不是纸做的，只要它回过神来反噬，你要想再把它打趴在地，实在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看到大救星王者归来，庞炳勋激动得眼泪鼻涕直流，一个劲儿对张自忠说，要不是你及时回转，我就惨了，临沂肯定保不住。

这老爷子，他还真把张自忠当成了天神，以为后者一来，一切难题皆可迎刃而解。

张自忠不得不说实话。

战机没有了，所能依托的防守阵地无一在手，我的部队上次临沂大捷蒙受较大伤亡，刻下又疲惫不堪，为今之计，只能另在日军侧背重建阵地，且宜守不宜攻，等板垣把锋芒朝向我，到时临沂之围自解。

庞炳勋一听就呆住了。

这就是说，他还要靠一把老骨头继续在临沂城支撑下去，可他实在已经撑不下去了。

此时的庞军团每个团仅剩可怜巴巴的两三百人，好一点的是特务团，可也只有七百人。老庞把临沂城里所有能扛枪的动员起来，连学生队都开到前线，全部人马也不过2000出点头。

板垣师团有多少，光在正面参加攻城的，就有4000多人，整整是庞军团的两倍，再加上重炮坦克这些特种部队的配备，确实够他受的。

想到张自忠来，仍不能帮助自己摆脱危机，庞炳勋不由得老泪纵横，竭力央求张自忠采取攻势。

徐祖贻一直在临沂城陪着庞炳勋，他也很清楚，庞军团实在已连挣扎的气力都没有了，张自忠之策虽然稳妥，但风险也很大，如果板垣再使足劲往前拱上一拱，不光庞军团可能全军覆没，临沂城亦难确保。

另一方面，59军的损失，一本账也明明白白。在临沂大捷中，整支部队付出不小代价，有的团只能缩成一个或两个营，尤其是张自忠在29军时的老底子38师更是损失惨重，包括给张自忠当过卫队长的一个营长在内，相当数量老兵均当场战死。

徐祖贻虽有协调之权，然而看着眼前的这一对难兄难弟，他也不知道究竟该说什么好了。

决定权在张自忠手里，无论他怎样做，都是对的，无可指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张自忠咬了咬牙，攻，哪怕豁出去也要攻，以解庞军团和临沂之困为要。

他的本钱仍然是黄维纲第38师，这个师是临沂大捷的功臣，转败为胜全靠它，尽管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但舍此再无适当人选。

决心已定，更不迟疑，张自忠一声令下，黄维纲师火速出击，如同挥舞铁扫帚一般，开始猛扫沂河西岸的日军，并且当晚就廓清场地，使板垣失去了借以在西岸立足的凭借。

天一亮，板垣增添兵力，大批日军又向西岸反扑过来。

第一次临沂之战的失败，让板垣更加认识到占据沂河西岸的重要性，所以这次他发了狠，即使大门牙被崩一地，也得把西岸阵地给死死咬住。

就在双方你争我夺之时，沂河东岸的庞军团主阵地忽然被对方接连攻破两处要地，庞炳勋真的是顶不住了！

在西岸仍处于胶着状态的情况下，张自忠从黄维纲师中抽出三个步兵团，亲自督师，三渡沂河，以帮助庞军团夺回主阵地。

可是守住阵地相对容易，要想再夺回来就变得异常棘手。

庞军团修筑的工事曾挡住板垣师团，现在反被其所用，给59军造成极大伤亡。

战场之上，昏天黑地，张自忠眼睁睁地看着子弟兵在自己面前纷纷倒下，陈尸郊野，一日之内，伤亡竟高达2000多人。

38师很多官兵皆为张自忠从小看到大，一手带出来的，这种情感联系，绝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所能囊括。

第一次临沂之战，官兵死伤累累，负伤后运者络绎于途，张自忠还“屹然无动志”。然而这次不同，在私下独自面对张克侠时，他已掩饰不住内心的巨大创痛，“泫然流涕，痛切于心”。

从学兵团开始，张克侠跟着张自忠东征西杀，身经百余战，但在战场上从未见张自忠神色有过任何异样，这是生平所见到的“唯一之惨泪”。

落泪只能躲于帐中，伤口也只有自己悄悄抚平。一出大帐，面对麾下官兵，张自忠又恢复了“铁石心肠”：看着多年的患难弟兄为国牺牲，我心里的难过，真比油煎还狠，但我深信，我带大家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虽死犹荣，因为军人报国，此其时也。

张自忠看着远方，忽然喃喃道：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倒下去，这是一个军人在国家危难时应尽的责任。

在三个步兵团被抽走后，黄维纲在沂河西岸更显吃力，因为板垣正不断往这里增添兵力。

板垣是“双头蛇战术”的高手，他现在实施的仿佛是“小双头蛇”：要么把沂河东岸全让给我，要么让我在沂河西岸插上一脚。

张自忠自然不能让，因此严令黄维纲必须坚持。

黄维纲把最后的师预备队都用上后，前线仍然摇摇欲坠，不得不通过电话向张自忠直接求援。

张自忠回答他的，仍然是“五分钟理论”：我们困难，敌更困难，再坚持最后五分钟，你就能得到支援。

再听下去，所谓的支援，却是张自忠正调兵向日军的另外一侧进攻。

黄维纲一听就急了。

这么说，“五分钟”过后，给我的还不是直接援兵啊，我这边已经没有一个人可抽调到正面阵地上去了。

张自忠闻言大怒：没有人吗，那是谁在给我打电话？

这话说得真叫不讲理，可是黄维纲根本就不敢反驳，放下电话赶紧跑到前线督战去了。

张自忠是一时气急，对于黄维纲那里的情况，其实心里也未尝不清楚。通完话，他立即把手里最后的预备队集中起来，亲援黄维纲。

到了黄维纲那里一看，发现情况确实不妙，已经完全被对手压住打了。

此时的临沂战场，板垣占有压倒优势，临沂城也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城内的最后一个野战兵都被调到了一线，城池交由保安队防守。59军和庞军团双双在城外苦战，但都只剩下了招架之功。

其中，庞军团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59军则累计伤亡达到万人，人马仅剩一半且士气开始低落。

徐祖贻向五战区长官部紧急求援，然而援兵到来是要有时间的，这段时间成了守军最难熬的时刻。

张自忠能用以维持前线的，仅剩下了一个独立旅，他也随之产生有了一种不祥预感，但在给李宗仁发去的电报中，他仍然表示自己只要一息尚存，一定奋战到底。

为了能够继续支持下去，他给独立旅旅长写去一封手令：援军今夜将到，再撑五小时即有转机。我估计，敌人也到了最后关头，谁能忍最后一秒钟，谁就能成功！

接到命令后，独立旅又接连两次击退日军进攻，但到第三次时已摇摇欲坠。

防线眼看即将崩溃，关键时刻，张自忠飞马赶到！

见到自己的军长，官兵的精神猛地振作起来，一齐跃出，挥刀猛砍，终保阵地不失。

“最后一秒钟”太重要了。

战神翱翔天空，却一直在冷冷地观察着地面人们的动静，它只钦佩意志最坚者，并随时转换战机。

3月29日这天下午，它看到了临沂城外的这一幕，也就随之确定了下一个幸运者。

这个幸运者是张自忠。当晚，他终于迎来了援军。

如果说有不幸者，那就是他的对手。由于矶谷迟迟拿台儿庄不下，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向板垣发出急电，让其暂停进攻临沂，除留下两个步兵大队外，主力急速西进，增援台儿庄。

主力一走，两个大队在临沂实为孤掌难鸣。在坚忍和耐力方面，板垣又一次输给了张自忠。

第一次，他没有经受得住“最后五分钟”的考验，这次在“最后一秒钟”的较量中，竟再次与制胜良机擦肩而过。

所谓战机，就是电光火石，刹那间出现的事，它是战神所赐，归根结底，却又属人之所为。

一出一进之间，形势瞬间转换，一直处于苦战中的张自忠忽然再挥重拳。

3月30日深夜，张自忠发起全线反攻，迫使板垣向汤头以北仓皇溃退，史称第二次临沂大捷，临沂战场由此得以再次趋于稳定。

作为所谓的“东瀛第一名将”，板垣当然明白张自忠的反击成功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在台儿庄侧背安了一个钉子，即使主力增援台儿庄，亦随时都有后顾之忧。

不算在青岛延误的时间，从向临沂发起第一次进攻开始，又是将近一个月过去了，临沂仍然可望而不可即，这还是那个从南口一直打到太原从无败绩的“钢军”吗？

纵使别人不说，板垣自己也觉得没脸见人。

据日本相关杂志报道，因两次临沂之败，这位曾经称雄华北的师团长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甚至曾一度羞愤要到自杀——当然是作秀，摆个pose而已。

张自忠坚忍抗战，三战三捷，其表现赢得满堂赞誉。前方报捷后，蒋介石按捺不住欣喜，当晚就颁令撤销了对张自忠“撤职查办”的处分。

功，总算能抵过了。

因居功至伟，张自忠还被正式任命为第59军军长（先前的名义仍只是“军政部中将部附”），随后又晋升为第27军团军团长，可以和庞老爷子平起平坐了。

这个曾经不知所措的人，现在终于看到了彼岸，而他脚下也早已是一条光明大道。

第42章 生死台儿庄

矶谷师团自攻占滕县以后，一路摧城拔寨，在津浦线上的进展越来越快，开始接近台儿庄。

台儿庄者，运河以北之要邑也。一过台儿庄，徐州便再也无险可守，所以守城必先守河，守河又必先守庄。

运河等于徐州的护城河，而台儿庄也相当于徐州的外围城墙，日军逼近外城墙，城里的守军就是心理素质再好，也免不了会产生不安情绪。

可是坐镇徐州的李宗仁却丝毫不为所动。

早在矶谷师团渡过黄河之后，蒋介石就开始考虑五战区长官部是否要搬迁的问题。

战场之上，无论是胜是败，最高指挥官往往是需要保护的第一资源，这个道理，就跟咱们下象棋，失一卒甚至弃一车都可在所不惜，唯独不能被人家“将军”，“将”被擒，则满盘皆输。

南京保卫战，在感到南京可能难以守住时，蒋介石安排唐生智先行撤离，即属此例。矶谷师团往前推进得这么快，要是一个不防直接杀进徐州，李宗仁就很有可能会因撤退不及而战死或被俘对于长官部究竟迁往哪里，蒋介石在河南和安徽各指定了一个地点，让老李任择其一。

李宗仁却一个都没选，他思前想后，还是觉得自己不能离开徐州。

徐州是津浦线上的交通和电信中心，电话网络可密布到前线各个主要区域，有什么命令，马上就可以下达过去，而前方有任何情况，长官部也能立即作出反应。

假如搬到另外那两个地点去，电话是根本不用指望了，前后联络只能靠收发电报。电报这东西哪里有电话好使呢，我发过去，你得等一会儿，你发过来，同样得耗上半天，要是碰上军情紧急，岂不要了命。

何况大战在即，徐州市民早就跑得精光，偌大一座城市，已形同死城一般，如果大家知道长官部也搬走了，全军士气将更受打击，直至不可收拾，那还如何做到有效指挥？

李宗仁不想搬，也不能搬，但驻徐州的各军政机关都听到了风声，人心思迁，甚至长官部都有人巴巴地过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走？

问得多了，李宗仁感到必须摆一个样子出来，不然没人能够安心。

他成立了“设营小组”，任务是前往察看两个拟搬迁地点的情况，回来后再向他汇报。

老李在听取汇报后，拿一支铅笔，在地图上这里画一块，那里涂一块，说是要分配各机关驻地，但是画来涂去，如何分配总是决定不下来。

中国的事情，随便起来可以很随便，认真起来足以没完没了。鸡毛蒜皮这么一搅和，半个月都过去了，还是没搬，而徐州的政府人员却觉得自己一直是处在“搬迁中”，所以并没有怨言。随着战场形势越来越紧张，大家伙忙于筹划军事，搬迁一事也就不了而了之，既没人想起，也无人过问了。

前线虽然危急，但大本营不能慌乱，在这一点上，李宗仁和唐生智都想到了一块。

每天早上或者午后，老李都要骑上一匹青骢马，到徐州的大街上去遛上一圈，用意就是告诉大伙，少要担心，休要害怕，主帅在此，徐州可安。

那段时间，徐州一直遭到日机空袭，警报拉响后，在城里采访的作家记者以及一些官员竞相往防空洞里挤。

李宗仁不去。

我堂堂战区司令长官，岂能钻到那座小洞里，和一干俗人挤作一团？

当然办公室也是不能久待的，这点打了大半辈子仗的猛仔可是明白得很。他到草地上去散散步，以一个老兵的角度，猜猜下一颗炸弹会丢到哪个地方。

如果有胆大的记者跟在后面，老李还会兴致勃勃地跟这记者吹吹前线的战况。轻松之态，就像我们现在吃饱了饭，一定要聊聊国际形势，争论一下朝韩是否会真的扭到一处一样。

日机虽然未炸中长官部的办公室，但落于附近的倒不少。

我们在电影院里看美国大片，有时都会被影片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所惊倒，何况现场。纵使记者再胆大如斗，当炸弹接二连三落地时，也常常会恐惧得面无人色，唯李宗仁处之泰然，若无其事。

不过老这么被动挨炸，总也不是个办法，长官可以假装“闲庭信步”，普通军民可不行，炸来炸去，士气会被炸掉的。

既然你能空袭我，为什么我不能空袭你，李宗仁准备找空军来给大家壮胆鼓劲。

中苏空军的主力都在参加武汉空战，来不了徐州，老李召来的是空军三大队。

这个三大队不是原来的中央空军三大队，后者在淞沪会战时就消耗完了。

如今的三大队让李宗仁感到格外亲切，因为他们的前身是桂系的空中卫队，即广西空军，飞行员也以广西人居多。

作为中央空军的替补，广西空军一直在湖北襄阳接受苏联式飞机训练，两个月前，他们才刚刚以新的中央空军三大队的名义，去兰州基地接收了“黄莺”伊-15。

以前由于飞机数量有限，空军内部都只能采取轮流休息制，即大家轮流开飞机。这次则不同，好机人人有，在领到崭新的“黄莺”后，这批广西飞行员一个个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李宗仁找他的空中子弟兵帮忙，开始并未寄望太高。

广西空军毕竟缺乏经验，不然还会给中央空军当替补吗，这个道理谁都明白。虽然如今换了新飞机，但自古道，好马配好鞍，飞行员经验不够，性能再出众的飞机在实战时也得大打折扣。

在湖北机场训练时，机场上空曾经发现一架日军轻型侦察机，三大队十几架飞机追人家一架，追了两次，竟然都被对方轻松逃脱。

别说高志航、刘粹刚这些天王级飞行员了，就淞沪会战时期在战斗机大队中垫底的老三大队也不至于这么窝囊吧。

李宗仁告诉新三大队，我既不需要你们保护徐州上空的安全，也无需长期配合陆军作战，我所要的，只是去敌方阵地扔几颗炸弹，然后再到我方阵地摆个造型即可。

要求真的太低了，低到了让飞行员们都感到脸红难为情的程度。

可问题是他们没法投弹。

苏联战机不比美国鹰式，后者一机两用，既能战斗又能轰炸，苏联的则是要战斗就不能轰炸，要轰炸就无法战斗，眼睛归眼睛，鼻子归鼻子，分得十分清楚。

老李不是空军出身，他不管这些。

跟外行没法说，只能自己想办法，最后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在机翼下面装一套炸弹架。

每架“黄莺”可装八枚小炸弹。小归小，直接扔人堆里总能造点动静出来。

在得知三大队将来徐州后，李宗仁赶紧将飞机到达时间和架数通知前线守军——可怜大家伙就没怎么见过自家飞机，不通知，又得以为头顶飞的是日机了。

为此，五战区还特地发出通知，规定各部守军必须在地上铺一块长白布，以便识别，防止三大队分辨不清，把炸弹投到己方阵地来。

其实不光中国军队，日军也想象不到对方空军会跑出来玩空袭。当三大队飞到日军阵地上空时，他们还以为是日机，未作出任何防备。

三大队一共出来两个中队，二者轮流值班，一个警戒，另一个投弹，一百多颗炸弹一个不少全让鬼子兵给买了单。

战壕里的中国官兵吃够日机的苦头，这回看到日军也被飞机炸得东躲西藏，四处乱窜，一个个欢呼雀跃。

说来也巧，就在三大队打完靶，兴高采烈准备回家的时候，却意外地碰上了两架日本轰炸机。

这两架轰炸机每天到徐州去搞轰炸，而且早中晚三趟从不误点误时，敬业得很。它们不知道今天日子有所不同，不宜出行啊。

趁着兴头上来，三大队派出四架战斗机，四打二，十秒钟不到，就把两架倒霉的日机全给干掉了。

轰了日军步兵，还捡漏暂时解决了徐州上空的隐患，李宗仁对三大队大为称赞，连夸好得很。

空军是用来助助威，振奋军心士气的，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陆军自己。

由于看到徐州战场将成为淞沪、南京之后的第三个主战场，蒋介石开始打破常规，跨战区调兵，使得李宗仁手上拥有了更多棋子。

在川军死守滕县的那几天，李宗仁从一战区迎来了第二批援军，并将其逐步布防于台儿庄正面，这就是孙连仲第2集团军。

孙连仲与庞炳勋同出自老西北军，而孙集团军的情况与庞军团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说起来是一个集团军，其实只有三个师——在娘子关战役中，孙连仲的儿女亲家冯安邦把一个整军的番号都给打没了，现在的部队就是原来剩下的，只不过在河南整训时多添了不少新兵而已。

对孙连仲，李宗仁寄予厚望，因为前者也素以善守闻名。

当初中原大战时，孙连仲每行军到一个地方，官兵如果不先挖立式散兵坑和交通壕，就不许吃饭睡觉，他们建立的阵地，连中央军主力都很难过得去。在国内部队中，恐怕也只有傅作义的绥军能与之比肩了。

娘子关战役，孙连仲使尽全力，还是没能打赢一仗，感觉就像被日本人赶出山西一样，憋了一肚子火。

这次来山东前，正好又赶上韩复榘被正法，作为当年“韩石二孙”中的一员，孙连仲深有感触。他传令下来，在每个官兵的胸章反面都印上八个字：生在陕西，死在山东！

最初随孙连仲来报到的是第31师师长池峰城，他也是孙连仲手下资历最老的一名师长。

在五战区长官部，池峰城第一次见面就没客气，开口便朝李宗仁要东西，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是索要一张军用地图。

作为老西北军中士兵出身的战将，池峰城识字不多，即使肩扛将衔后，背后还有人开玩笑说他是“文盲将军”。然而正像《亮剑》中的那个李云龙一样，池峰城虽然斗大字识不得一箩筐，也知道要想打好仗，地图是绝对少不了的。

中国军队不像日军，地图全是稀罕物，五战区长官部一共也就两张，一张在李宗仁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在参谋处。

老李便把墙上的这张揭下来送给了池峰城：守台儿庄就全靠老兄你了。

^炫^池峰城抱死战决心进入台儿庄，拿着地图就与日军开练上了。

^书^可是决心是一回事，真打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网^3月24日晚，矶谷师团第2大队抵达台儿庄附近。

别看就一个步兵大队，但日军主力师团的技战术素养非常高，而且矶谷师团所配属的特种部队，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是中国军队所能想象的，光重炮兵就有一个大队，另外什么工兵、坦克、汽车队，应有尽有。

台儿庄实际上是一座石头城，其东西北三面都有牢固的城墙。可是再怎么牢，也承受不了日军特种部队高密度高强度的钢铁打击。

一夜之间，城墙就被轰塌一块。

顺着缺口，第2大队以坦克为前导，向庄内一拥而入，双方近距离杀成一团。

交火之后，池峰城甚至觉得这个大队的作战能力要超过我方的一个军，也就是说，即使孙集团军全上来，面对第2大队也够呛。

娘子关战役够激烈了，台儿庄比娘子关还要火爆。前沿负责堵击的部队被打得只剩区区40个人，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在国际通行规则中，到如此地步，阵前投降是可以接受的，换成西方军队，老早就会举着双手，从战壕里走出。

可是东方战争的残酷程度，却是西方人无论如何不敢设想的。

南京失守之后，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几乎全被杀得一干二净，据说大冬天的，由于地面上全是流淌的鲜血，竟使一些在场的日本兵有微温之感！

再没有人愿意屈辱地死去。

士兵们问指挥官：我们怎么个死法，是反攻过去，还是以手榴弹自爆？

指挥官说：反攻！

于是大家呐喊一声，向日军猛冲过去，通过刺刀相搏，竟然把已进入庄内的日军给硬生生赶了出去。

眼看着肉都要到嘴边了，矶谷师团自然不肯放弃，于是在台儿庄以北构筑阵地，随时准备再次攻入。

双方开始拔河了。

池峰城虽有死战决心，可现实残酷，一个师损兵折将之后免不了就有想法，可是他再有想法，也不敢在孙连仲面前哼哼。

对孙连仲，池峰城是既敬且畏。据说在五战区，他跟李宗仁都可以有说有笑，偶尔来点小调皮什么的，唯独在孙连仲面前，无论何时都毕恭毕敬，就像课堂上学生见到老师一样。

当然也只有一个孙连仲，其他人还是可以说说的。

趁着孙连仲不在，他便在电话里对参谋长发牢骚，说你这个作战计划也不知道是怎么定的，为什么总让我打头阵，我的部队伤的伤，亡的亡，弹药也消耗一空，你这样做，太对不起朋友了。

第43章 生死台儿庄（2）

参谋长跟池峰城关系不错，可这种时候，刀架在每个人脖子上，他的日子也好过不了。一听，怎么着，你还朝我嚷上了，见你个大头鬼。

他马上对池峰城说，正因为你我是朋友，我才特意把这个核心据点安排给你守，谁知道你还不乐意。

告诉你，有人想守还轮不上，托人来向我说情哩。你反而还想下来，行，我马上报告孙总司令，把你换下来。

池峰城不过是心里闷得慌，过点嘴瘾而已，见参谋长动了气，似乎还要来真格的，赶紧换了口气，让对方千万不要向孙连仲报告。

你这个天大人情，我领了还不成吗，台儿庄继续守着就是了。

由于战事进入僵持，矶谷很快又派出两个中队进入台儿庄，而孙连仲的另外两个师也随之赶到。

池峰城师居于庄内，其他两个师则一左一右，犹如两个保镖，从外围两侧拱卫台儿庄。

可是三个师对一个半大队，竟然还是挡不住，在矶谷师团发动第二次进攻后，台儿庄再次被攻破。

接到战报，李宗仁当然很不满意。他对孙连仲下达严令，限其两日之内必须将进入庄内的日军全部肃清。

可进来了，哪是那么容易肃清的呢？

台儿庄独特之处在于，庄里庄外，千间房屋均为石头垒成，只要钻进去，你就很难把人赶走，所以每一座石房子，几乎都等同于一座小型碉堡。

在孙连仲的严厉督促下，池峰城红着眼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仍无法将对方一口咬死。

非但如此，第2大队还要反过来“肃清”他了。

台儿庄进入逐屋巷战，庄内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双方一会儿你冲过来，一会儿我冲过去，犹如潮涨潮落一般。有个兵在退却时掉了队，步枪也没了子弹，就拎了把刀躲在石房子里。过了不久，中国军队这边又打回来，一个日本兵同样脱逃不及，也进了房子。

因为屋内光线昏暗，两个人开始谁都没有看清谁，均以为对方是自己人。

等到外面的肉搏厮杀声稍止，日本兵拿着枪先走到门口，中国兵一看，原来不是自己人，于是追在后面就是一刀，把小鬼子砍翻在地，因此还夺了一支三八大盖。

随着巷战深入，形势濒危，日军一度冲到离池峰城主力团指挥所仅五六米的地方。团长打电话给池峰城，请求下令撤退，因为子弹快打光了，后方弹药一时又接济不上来。

池峰城身体强健，即使当上师长后，仍然可以翻上十几个单杠而气不稍喘，然而这时也急得一个劲咳嗽，连血都咳了出来。

有人来救他了。

台儿庄有一个青岛海军的临时军火库，里面全是子弹和手榴弹，看守仓库的海军把仓门打开，使池峰城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了补给。

当兵的有了弹药，就如同汽车重新加足油一样，油门一踩，呜的一声就冲了出去。

池峰城亲临一线督战，到了晚间，连伙夫都被动员起来，凭借大刀和手榴弹，总算没有让日军的占领区域继续扩大。

在台儿庄外，矶谷正逐步加压，第二天，他把攻城步兵增加到一个联队，所专门配属的特种部队更是让人看到眼花缭乱的程度。

除了集中本师团的特种部队以外，他的上司西尾寿造还通过寺内的关系，从第1军调来了一批坦克重炮。这样一来，日军炮兵竟然超过步兵，坦克更达30辆之多，成了名副其实的机械化部队。

孙连仲自己只有迫击炮，这种武器在重野炮面前简直不值一提。老西北军时代传下来的大刀固然勇猛，但也就是夜战或短兵相接时才能派上用场，大部分时间里它既躲不开大炮，也砍不了坦克。

大家精疲力竭，台儿庄眼看就要悬了。

唯一不变的似乎还是李宗仁。

兵凶战危之际，犹能如此气定神闲，指挥若定，真帅才也。

事实上，如今的局面并未完全出于李宗仁意料之外。

第三批援军早就到了，论数量，这批援军比张自忠和孙连仲的部队合起来还要多，属于地地道道的大军团——汤恩伯第20军团。

按照常规，李宗仁应命令汤恩伯守台儿庄，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允许后者在台儿庄以北打自由式运动战。

不让更强的汤恩伯从正面挡住矶谷师团，而是由孙连仲负责开门迎客，本来就是李宗仁“请君入瓮”的一个既定方略。

简单来说，台儿庄就是饵，要先让孙连仲在这里吸引住对方，再让汤恩伯扮演收网的角色。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大胆且极具智慧的用兵策略。若运用得当，则矶谷攻进台儿庄这样看似占得先机的举动，其实已犯兵家之大忌，入我陷阱矣。

战争，有时也是一门艺术，凡人看来危如累卵，在高手眼中却可能是光明一片。

矶谷被李宗仁算计，也实属咎由自取。

他攻占滕县后，本可稳扎稳打，待会合板垣，或等津浦以南日军北上后再行南下，然而他贪功心切，一心想抢得头功，竟然在汤恩伯尚逡巡于周边之际，就贸然纵兵冒进，实属自寻死路加倒霉催着的大败招。

古语有云，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看来矶谷这回难逃一劫了。他想“先入关者为王”，结果却可能是“先入关者遭殃”。

台儿庄之战，实际上已被李宗仁策划成了一个口袋阵，其中孙连仲做袋底，汤恩伯扎袋口。

这个口袋打法，当初阎锡山在山西时也尝试过，可不是袋底破，就是扎不紧，临到后面，干脆只好把整个袋子都一股脑给扔了。

其实不是袋子不好，而是扎袋的人欠功夫。假如你水准不够，还是老老实实别玩这些虚招为好。

千万记住，敢玩虚招的人，必定要是高手才行。

另外，即使是帅才，也需有人从旁筹策补过。老李的长处是善于将将，敢作敢当，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否则的话，他也就不会在临沂战局大好之际，走出抽调张自忠这一败着了。

老李身边还需要一智囊，这是确定无疑的。

《水浒传》中描写，宋江每遇过不去的关坎，就十分忧闷，这时候身边总会闪出一人，说道：“兄长不必烦闷，只需如此如此……”而宋江也一定会大喜道：“军师之谋甚善。”

有了智多星吴用，不仅宋头领能够涉险过关，这部巨著也多出了许多智慧的光亮。

李头领的智多星谓谁？

不用说，已做了中央高官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是也，广西李、白嘛，还有比这两人更般配的搭档吗。

从前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我曾经疑惑，以孔明、吴用之才，为什么不自己做主而仅能居次呢，后来逐渐明白了，一个萝卜一个坑，老天就是这样搭配来着，假如错位，并非好事。

闻知矶谷师团已进入石家庄，徐州危在旦夕，蒋介石派白崇禧飞赴徐州。

在这个圈子里，要论高参，真是舍“小诸葛”再无二人。李、白合力，一个善谋，一个能断，立即产生了极佳的化学效应。

矶谷师团作为日军老牌师团，要把它装进口袋，这事想想容易，做起来太难了，而做成功简直难到了极致。

目下让汤恩伯扎口袋还为之尚早，最主要的是不让袋底破掉，以致竹篮打水一场空。

白崇禧亲赴台儿庄视察，在看到日军拥有强大的特种部队，火力凶猛之后，他立即决定，从各个战区紧急征调特种部队来台儿庄。

到底是朝中有人好办事啊，这种命令可不是李宗仁能下得了的。

“小诸葛”把孙连仲给救了，也把台儿庄给救了。

全国各大战区里面，最近的是程潜的一战区，而与五战区相比，一战区称得上是富矿，不仅所辖部队大多为精锐主力，而且有独立的炮兵团（独炮团）。

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的身份下达命令，按照就近原则，首先将一战区的独炮团调到前线。

这支独炮团参加过长城抗战，共有10门大炮，炮的名称听听很了不得，是德国克鲁伯野炮，但其实全是“九一八”前东北兵工厂的仿制产品，每门大炮也只有数十发炮弹。

打仗的时候，炮弹的消耗是按基数算的。日军炮兵部队出发时，一般都会为山野炮准备每门至少2～3个基数的炮弹数量，一个基数是100发，这就是说有两三百发炮弹可用。

与之相比，独炮团不仅大炮的档次底，连炮弹都不敷使用，真是要多寒酸有多寒酸，但把这些炮摆在运河南岸，有总比没有好，至少这边象征性地开上两炮，那边日军炮兵部队也就不能专心致志地轰击台儿庄了，相应减轻了池峰城身上所承受的压力。

池峰城轻松一些了，却轮到独炮团难受了。

这些仿造德国炮无非用来给鬼子挠挠痒，吸引其注意力，但一旦真的给同行盯上了，哪里是其对手。

于是独炮团内部攻关，研究出了一种特殊的游击打法。

独炮团有多少力道，两炮过后日军炮兵便有数了。在炮战进行时，日军炮兵阵地的指挥官一直用望远镜进行观察，以锁定炮位。

锁定之后，日军的重炮一齐对准目标，朝南岸的中国炮兵阵地猛烈轰击。

中方炮兵阵地被轰得七零八落，在望远镜里，那些仿真的克鲁伯野炮更是粉身碎骨。

中国炮哑了。可是当日军把炮管朝向台儿庄时，南岸的炮声竟然又响了，只不过这次大炮所处位置不同罢了。

见鬼，“支那”大炮虽然差劲，数量还不少嘛。

只好继续新一轮的炮战和定位。

如果日军炮兵知道真相，没准会气到吐血。他们前面轰掉的那些“炮”，其实不过是附近村庄里收集来的木头抽水机，四台一组，远远看去，颇像野战炮架。

在炮战时，真正的野战炮放在木头炮架后面。轰完一阵后，炮兵们就会赶紧把真炮给推走，重新换一位置，所以日军重炮炸来炸去，不过炸的是留在原地的木头架子而已。

当然，这样的快速转移，要想准确命中目标，或在炮战中取胜是根本不可能的，但独炮团本来就取不了胜，只要扰得对方坐立不安，且能保存自己，就是大功一件。

在独炮团之后，白崇禧终于弄来了好东西：德造卜福斯山炮。

一般情况下，山炮的射程还不及野炮，但这种卜福斯山炮以射得远著称，早在淞沪会战时便被称为“浦东神炮”。等到它一上场，就不光是给鬼子挠挠痒，而是要正宗干仗了。

在“浦东神炮”的带动下，炮兵们大显威力，虽然没法胜过对手，却也让日军尝到了被炸的滋味：卜福斯山炮可以一直威胁到日军后方，矶谷师团的运输车队经常被炸得车仰马翻，锅碗瓢盆甩一地。

炮战达不到预期效果，矶谷便只能寄望于坦克战。

虽然孙连仲早在台儿庄外围挖了很多坑壕，但日军坦克兵直接选择了无视，坦克呼呼地开过来，竟然把坑壕都给碾平了。

白崇禧的预见是对的，若不从全国征调特种部队与日军对抗，光凭大刀和石头，如何能守得住台儿庄？

为了帮李宗仁打赢这一仗，“小诸葛”真的是殚精竭虑，在调集独炮部队的同时，他已在四处搜刮，满大街寻找能制服坦克的利器。

白崇禧第一个想到的，是正在湖南湘潭整训的杜聿明第200师。

第200师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装甲兵团，堪称坦克专家的集中营，只要问问他们，你们坦克兵最怕什么，不就什么都结了。

坦克最怕什么，答案是炮，不是普通的炮，而是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

所谓战防炮，实际上就是早期的反坦克炮。与一般的曲射炮不同，它是直射炮，炮弹也很特殊，为专用穿甲弹，可以直接穿透坦克装甲。

既然要对付坦克，当然得面对面打，离得太远不行，所以这种炮与其他炮不同，得用战车拉到第一线作战，因此才被命名为战车防御炮。

毫无疑问，它是坦克的天敌。

在武侠小说中，用毒高手一般自己都得准备解药。第200师的主要作战武器是坦克，但他们也配备了反坦克的战防炮，共有四营72门，全部都接到了征调令。

西瓜要，芝麻同样不能漏。当时有些甲种德械师已初步配备有小型战防炮部队，在接到白崇禧的调令后，也都陆陆续续赶到了台儿庄。

战防炮齐集台儿庄，立刻挡住了日军坦克部队的集团式冲锋。仅仅两天时间，日军坦克竟被打掉20多辆，达到了其总数的2/3，庄内庄外随处可见坦克残骸。

除了摧毁坦克外，战防炮还帮了池峰城的大忙。

台儿庄内的石房子很坚固，日军钻在这些“小碉堡”里，中国军队也难攻得进去。

有了战防炮这一攻坚专家，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抵近射击，先用穿甲弹击穿墙壁，再往里扔炸弹，搞定。

至此，台儿庄战役逐步演变成以特种部队对特种部队，以步炮协同对步车协同的半立体化战争。

孙连仲虽仍不能将矶谷师团完全驱出台儿庄，但起码大家半斤对八两，又形成了拉锯战。

第44章 移形换步

矶谷小里小气，从一个大队到一个联队，似乎总舍不得在台儿庄搏一把大的。其实他不是不欲为之，而是不敢或不能为之。

渡过黄河之后，矶谷师团起初在津浦线上一路高歌猛进，除了在滕县首次遇到强烈抵抗外，几乎就没有碰到过什么像样的强敌，而板垣却一直苦着个大盘脸，像一轮明月一样地被吊在临沂。

看到这幅情景，矶谷都要笑出声来了：你就是这么跟我会师台儿庄的吗？

算了，还是我来拉你一把吧。

在进攻台儿庄的同时，矶谷分兵一个联队前去临沂，想在自己的明星校友面前拿点噱头出来。

如果这一行动得以实施，南北夹击之下，张自忠和庞炳勋将险中更险。

恰在此时，矶谷接到了一份情报。

情报是陆军航空队在微山湖上空侦察时得到的。如果看过老版本的《铁道游击队》，大家对微山湖应该不陌生。

微山湖上本应静悄悄，但航空兵探头往下面一看，发现湖上热闹得很，千帆竞渡，蔚为壮观。

这支庞大船队载着一支神秘的部队正在向湖东——矶谷师团的后方大本营驶来。

矶谷看完情报后，激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微山湖的船队并不是他派出的。

究竟是中方的哪一支部队，暂时还不知详，可是矶谷仍然感到害怕。

幸亏有飞机侦察，要不就惨了。

他赶紧将准备拿出去显摆的那个联队撤回，师团主力也暂停南下。

很快矶谷就获得确证，原来微山湖上的神秘部队，是驰援津浦线的汤恩伯第20军团。

拿着这个重要情报，矶谷不敢再有丝毫大意。

师团主力再不能动，应拱卫大本营，以防备其进袭。至于台儿庄和临沂，可以各派一个大队前去试试运气。

其实汤恩伯的主力部队——王仲廉第85军早已到达津浦战场，可是实际上没能引起矶谷的多大重视。

南口一役，汤恩伯的基干部队第13军几乎灰飞烟灭，没剩下多少老兵。第85军虽有少数老兵打底，但大多数都是在河南整训期间补充进来的新兵，其战斗力早已今非昔比。

川军苦守滕县，接到李宗仁命令，计划前去援救王铭章的就是第85军，然而根本就不是矶谷师团的个儿，救不了别人，自己还差点陷进去。

几个回合之后，连王仲廉的军指挥部都被日军骑兵冲入，若不是反应迅速，只身跳入水沟脱逃，差点就成了鬼子的俘虏。

知道凭现在的两下子挡不住矶谷师团，汤恩伯选择了闪，王仲廉奉命让开南下的道路。

每个人都会退，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闪，王仲廉第85军的残部仍然留在矶谷师团的后方，并逐渐成为矶谷的心腹之患。

由于汤军团大部队的出现，矶谷退而求其次，出击临沂的部队由一个联队改成了一个大队。就在这时，养足精神的王仲廉却突然冒出来，一口气攻下附近的三座碉堡和一座水楼，令矶谷恐慌不已，只得放弃增援临沂的计划，将一个大队也撤了回来。

第20军团的大部队来了，人是很多，加起来有好几万，可是却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强。

不客气地说，这个大军团几乎就是一个大杂烩，里面什么样的部队都有，有原来程潜指挥的湘军，也有参加过历次会战但实际已被打残的中央军部队，最像样的还是关麟征第52军，但也早在保定会战中就损兵折将，很难算得上是多强的劲旅。

驾舟登岸之后，汤恩伯便指挥第20军团向矶谷师团发动全力进攻，然而效果让他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周碞第75军攻滕县，无所作为，张轸第110师打韩庄，愣是打不下来，而韩庄里面的日军，不过才一个中队。

太让人伤心了，这都什么战斗力。

汤恩伯向李宗仁提出，他不固守台儿庄，而是在日军后方实施运动战，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因为他守台儿庄的把握，未必就比孙连仲大。

运动战是我的专长，这个我更有把握。

在展开运动战之前，汤恩伯首先将第20军团中最强的部队——关麟征第52军抽出来，防守台儿庄西侧的津浦铁路。

第52军战斗力虽然也削弱到了不成样子，但毕竟是曾经参加过长城抗战的中央军主力，武器装备还是不错的。

12门榴弹炮一字排开，隔着运河便将矶谷师团的进攻阵形给完全打乱了。

原先，矶谷也曾经动过直接沿津浦线南下，以加快部队机动速度的主意，但看到这边的火力如此之猛，只得将兵力向台儿庄方向调整。

汤恩伯此举很重要，不仅打断了矶谷迂回绕击之念，使孙连仲避免了腹背之患，同时也保证了台儿庄前线与后方联系的畅通无阻，徐州送到前线的援兵粮弹很多是从这一生命线上转运过去的。

关紧了门，再在户外活动就放心多了，基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作为“荣耀的第16期”成员，矶谷的兵法懂得不比板垣少，当然也知道汤恩伯潜伏在自己身后的危险性，他之所以一直按住师团主力不动，又将原拟赴援临沂的大队撤回来，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与汤恩伯决战，以求解决自己的后顾之忧。

可是汤恩伯自从由进攻战转入运动战后，就开始玩上了“蘑菇战术”，在鲁南的方寸之地闪来挪去，移形换步，使得矶谷始终找不到他——不光矶谷找不到，有时连李宗仁都不知道汤恩伯在哪里。

如此多的人马进行不停歇的频繁转移，又不是一天两天，这对于双方来说都很吃力，汤恩伯跑得累，矶谷追得也十分辛苦，可是苦过之后仍然一无所获。

矶谷一方面抓不住人，另一方面他还脱不了身。

和南口战役时一样，汤恩伯又组织了大量的小部队，不过其成员大多不是正规军人，而是绿林好汉。

说汤军团是个大杂烩，其实一点都没说错，不仅野战部队杂，原来的番号和出处五花八门，而且中间还掺有很多民间武装，他们构成了汤氏游击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细细一看，会让你大开眼界。

比如谍报队，说是谍报队，可没一个是戴着耳机坐在那儿发电报的，都是民间探子，里面有开饭馆的，卖唱的，说书的，甚至青红帮的，反正三教九流，什么角色都有。

又比如红枪会梭镖队，所谓红枪会，跟义和团那一拨差不多，都是喝了口“仙水”，就以为子弹穿不过肉身的。这东西当然很迷信，可是迷信的东西也要看它用在什么地方，用在杀鬼子上面，那就是好的。

最剽悍的是武工大队，他们跟梭镖队一样，也是人手一杆红缨枪或一把大刀，唯一不同的是，这些人虽然不喝“仙水”，却人人皆有一身好武艺，属于打起架来三五个人近不了身的那种。

平时，汤恩伯在前面领着矶谷师团的主力转圈子，小部队就在其后方四面开花，而且各部队分工很明确：谍报队负责搜集情报，武工队和梭镖队则在拿到情报后，利用晚上出来对日军据点进行袭扰。

留在据点里的鬼子并不多，给这么一闹腾，吓得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出来尿尿。

游击队的作用不仅仅是发动夜袭这么简单。

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飞机始终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缘于陆军航空队在枣庄的一座汽油库给烧掉了。飞机是机器，而机器是靠汽油活着的。从北方南下的飞机到了枣庄，却无汽油给它续力，自然没劲再往台儿庄前线飞了。

烧日军汽油库的功臣就是汤氏游击队。

矶谷被汤恩伯的鬼魅式打法弄得头疼不已，南下进程也因此被一拖再拖，能够把攻打台儿庄的兵力从一个中队增加到一个联队，已几乎是达到了极限。

他也曾经想把作为师团主力的另外一个联队调到台儿庄，将进攻部队升级成旅团规模，可是汤恩伯在察觉到这一意图后，马上就从背后跳出来发动反攻，所以又只好悻悻地取消了这一计划。

台儿庄战事迟迟没有进展，一个联队加强大的特种部队仍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仅矶谷烦恼，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也坐不住了。

问题当然还是出在兵太少上。

当初，矶谷师团过黄河南下时，三日下一城，五日夺一邑，十分爽，现在却全成了身上的包袱——由于要分兵驻守，弄得前线兵力越分越少，乃至于再怎么精打细算都还是觉得不够用。

本来指望板垣能够迅速拿下临沂，从而与矶谷会师台儿庄，那样人就大概够用了，但关键时刻，板垣这个“第一名将”似乎也不灵光了，临沂占领不了不说，还老是被对手打得连连后退。

为了攻占台儿庄，西尾决定暂时放弃临沂，将板垣师团的主力直接调到台儿庄，以缓解矶谷师团兵力不足之困。

3月29日夜，板垣师团坂本顺第21旅团到达台儿庄附近，这使得进攻台儿庄的日军猛地超过了旅团规模，成了一个半旅团。

这下孙连仲的日子又难过起来了。

孙连仲是一个以胆大勇猛著称的将领，参加此次台儿庄战役，也确实有“死在山东”的决心。

他曾指着台儿庄告诉部属：这里是西北军的光荣之地，是我们的坟墓！

当时为了纠正有些指挥官不了解前线战况的弊端，中国统帅部对集团军司令部的位置有专门规定，即不能距离一线超过40里。

孙连仲自我加压，他把司令部放在台儿庄以南仅十几里路的一个小村庄里，足足比规定缩短了三倍多。

这座村庄与台儿庄仅一河相隔，不仅枪炮声和喊杀声清晰可闻，而且还在日军火炮射程之内。战事激烈时，炮弹常呼啸着落于村头，众人尽皆失色，劝孙连仲往后退一退，然而他始终不为所动。

见前来劝说的人太多，他就说，你们走，我不能离开这里。

孙连仲以身犯险，不是作秀，而是不得不如此。

虽然他把力量全部贯注于台儿庄，但一时一刻没有疏忽临沂，因为他深知，临沂一失，板垣师团就会顺势南下台儿庄。

所以他和同出老西北军的张自忠一直保持电报联络，而张自忠那里传来的消息，却是临沂战况十分激烈，59军大有不支之势。

若张自忠所言确凿，孙连仲将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矶谷师团这一块大石板已经够受的了，若再压上一块，岂不要被压到骨碎筋折，口吐鲜血？

对于孙连仲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临沂被破之前，在台儿庄撑得一日是一日，撑得一时是一时，以待汤军团南下。

这就是孙连仲必须面对的现实。

他跟庞炳勋一样，之所以不肯轻离前线，都是要以“置之死地而不生”的决心，来争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出路。

可是板垣主力不待攻破临沂，就直接兵临台儿庄，这点是他先前没有想到的。

第45章 移形换步（2）

在坂本顺旅团到达台儿庄后，池峰城被迫下达命令，将身后通往运河的桥梁全部拆掉。如果他不拆，当天日军就可能沿桥而过，因为后者已实际绕到了台儿庄以南的运河北岸。

台儿庄处于四面围困之中，像《西游记》里的妖怪一样，矶谷恨不得把困于台儿庄一隅的池峰城夹生儿吃掉，而后者被围在中间，也的确快成了点心。

孙连仲隔着运河看得清清楚楚，不禁脸色都变了。

像孙连仲这样的军人，打仗跟吃饭睡觉一样寻常，即使指挥部在日军大炮的火力范围之内，眉头都不会皱上一皱，而老西北军里的磨炼，也养成了他们在阵前喜怒不形于色的强悍作风。

假如有一天，连他也慌乱起来，可想局势有多么严重。

千钧一发之际，孙连仲急，李宗仁也急。

袋口还没扎好，袋底眼看就要破了，口袋阵转眼就面临着完结的危险。没什么说的，必须在袋底没破之前，赶紧封口，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

3月29日夜，他向汤恩伯下达命令，要求第20军团急速南进，越快越好。

汤恩伯接令后，即以关麟征第52军为主力，从北面进行反包围，从而吸引了刚刚到达庄外的坂本顺旅团，为台儿庄减轻了防守压力。

趁此机会，孙连仲赶紧连夜抽调敢死队进庄支援池峰城，敢死队的队长就是后来感动了无数人的仵德厚。

仵德厚杀进庄后发现，满庄满街都是鬼子兵，池峰城都不知道在哪个旮旯里打巷战呢，再迟一会儿，你就是请一华佗进来，台儿庄都没得救了。

仵德厚的出现，挽救了台儿庄垂危的命运。但孙连仲的一颗心仍在悬着，因为他知道坂本顺旅团在摆脱汤恩伯纠缠之后，势必还会兵临城下。

必须在对方到来之前，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再次发起一次大反击，否则事情就不好办了。

4月1日，三军听得号令，一齐跃起，从东北和西北两个角对庄内日军发动猛攻。

孙连仲进攻没有别的法宝，无非就是继续组织敢死队夜袭，而在这次成立的敢死队中，以进攻东北角的王范堂敢死队最为有名。

出发前，孙连仲下令犒赏每个敢死队队员大洋30元，但敢死队队员们看着手里的大洋，摇了摇头：我们打仗，是争取民族生存，是为了子孙后代不给日本人当奴隶，要钱干什么？

随掷于地，慷慨出征。

随着敢死队冲入庄内东北角，里面立刻像水开了一样沸腾起来，一个小时过后，日军弃尸60多具，剩余的吓得脸无人色，竞相逃窜。

57人的敢死队，包括王范堂在内，只剩下13条好汉，每个人都如血人一般，不复辨识矣。

这种疯狂的战斗和强烈的刺激，不是常人所能够经受，即使是这些打了无数仗的士兵，在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倒在身边时，他们也近乎失去了理智，以至于战斗结束后，指挥部不得不收缴枪支，并安排专人监护，以免发生什么意外。

在克复东北角后，孙连仲又以接连拼光五支敢死队为代价，收复了西北角。

为了这两个角，部队伤亡殆尽，但总算是在台儿庄站稳了脚，接下来只要汤恩伯继续往南攻，则身上的压力将会越来越轻。

让孙连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要命的关头，那根救命稻草突然不见了。

汤恩伯忽然放弃攻击，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五战区长官部和孙连仲都无法与之取得电台联系。

在汤恩伯撤军之后，不仅坂本顺旅团得以脱身，就连矶谷原先被缠住的那个主力联队都有机会南下了。

犹如过山车一样，孙连仲从短暂的侥幸又一下子跌落到了无穷的沮丧之中。

汤恩伯莫非还是想保存实力，所以见死不救？

在司令部内，面对着他的参谋长，孙连仲连强装的镇定都没有了：我们昼夜相拼，官兵伤亡这样惨重，汤恩伯却不肯来救我们，这可怎么办啊？

参谋长只好拿话安慰他。

汤恩伯当着面亲口对我们说过，汤军团和孙连仲集团军是亲密的兄弟军，大家要彼此照应。我们一直做袋底，苦了这么多天，是照应他的。这种时候，我想汤恩伯不会扔下我们不管吧。

孙连仲点点头。

不管怎样，现在能救我们的也唯有汤恩伯，尽快与之取得联系才是最重要的。

在五战区长官部，由于找不到汤恩伯，李宗仁也正急得团团乱转。

对汤恩伯，李宗仁向来都有很大的意见。

汤恩伯这个人打仗是有一套，但是缺点也很多。比如他喜欢摆架子，讲排场，弄得他下面的那些军师旅长也跟着个个牛气哄哄，跟人打交道时俨然以中央军的精锐主力自居。

汤恩伯在衣着上是从不讲究，甚至让人觉得有点邋里邋遢，可“壮汤”爱吃也是真的，即使在打运动战时也不例外。吃饭时，旁边摆满了高级烟酒，罐头食品，所谓煎炒烹炸，应有尽有，麻烦的是，他还不知道避人耳目，有客来访，也邀人家共餐，结果因此大大影响了自身形象。

如果汤恩伯是个恩伯汤之类的异国将领，这倒也不算什么，只要你仗打得漂亮，天天喝香槟，叨雪茄也没人说你，关键是所处环境不一样，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又与李宗仁大相径庭，后者当然会从心里面觉得特别别扭。

私人生活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汤恩伯的个性太强，不是一般的强，如果他认为是对的，会坚决去做，不太容易听得进别人的话。

对于前者，李宗仁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混迹官场多年，要做到对别人心里厌恶，表面却笑哈哈以应付场面并不是太难，可是后者就不行了，因为他可能会不听你指挥，你要他东，他偏往西。

现在的事情就明摆在这里，汤恩伯一声招呼不打就玩失踪，他还把我这个领导放在眼里吗？真是太可恶了！

从李宗仁这个角度上来看，汤恩伯无非就是倚仗自己是中央军嫡系，有蒋介石做后台，所以可以独来独往，拒不听命。

事到如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还能怎么做呢，他能做的，也就是跟孙连仲一样用电台不停地呼叫，直到汤某现身为止。

大家都在埋怨汤同志，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位老兄自身的处境一度也惊险到了极致。

战场犹如万花筒，一瞬之间，会发生无数个变化。

就在他和坂本顺旅团激战的时候，矶谷的主力联队由旅团长濑谷启少将率领，却又从侧背杀了过来，并逐渐形成一个二者合围汤恩伯的局面。

你这里拿着一个口袋要套人家，对方却反过来又拿一个口袋套你，若论双方的作战能力，谁更容易套得住谁？

当然，汤恩伯还可以选择击退坂本顺，他的第一反应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可惜的是，他根本就击不退人家，坂本顺不退，汤恩伯就危险了，坂本顺和濑谷启一东一西，夹也会把你给夹死。

汤恩伯只得抽身而出，全军向坂本顺旅团迎面开去——却是擦肩而过，相向运动，往坂本顺旅团北面的抱犊崮山区去了。

他要跳出来，重新罩一大口袋。

如今的口袋阵已经到了第三层，即汤恩伯套坂本顺，濑谷启反过来套汤恩伯，而汤恩伯再套坂本顺和濑谷启。

这是需要一个战将在仓促之间作出的决策，等到你还要犹豫，还要请示报告，晚了，也许早就被对手围得水泄不通了。

不过这是真正的奇招，台儿庄战事以来，此可谓点睛之笔。

汤军团主力去做口袋了，汤恩伯将原在滕县附近的周碞第75军调入，从侧面牵制坂本顺旅团。

周碞实力有限，所谓牵制也只能是意思意思，孙连仲实际面对的局面是，台儿庄前的日军规模已由旅团上升到了师团——矶谷的濑谷启第33旅团，再加板垣的坂本顺第21旅团。

池峰城刚到台儿庄时就曾断言，矶谷师团的一个大队就需要用中方的三个师才能勉强应付，人家三级跳，变成师团了，台儿庄还能守得住吗？

在东北面拱卫台儿庄的黄樵松第27师首先遭到冲击。

孙连仲的三个师里面，还数黄樵松师最有特点。一是敢死队最多，王范堂敢死队即其中之一。二是敢于舍身炸坦克。战防炮不能每时每刻都在最前沿，有时敢死队队员就抱着集束手榴弹滚到坦克车下，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把坦克炸到不能动弹。三是打仗时用军乐队伴奏。

在向日军冲锋时，别人最多在阵前放一个小号手，一吹起来，哒嘀哒嘀哒，黄樵松却有一个师乐队，哐啷哐啷哐啷啷，场面蔚为壮观，热闹得很。

如果进攻顺利，那就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如果相持不下，那就唱——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当然也不全是这些调调，大家在阵地工事里短暂休息的时候，也会来轻松一些的曲子。

反正军乐队什么都会，京剧民乐西洋乐，除了不能现场点播，其他都齐了。

有的官兵听着听着会笑起来，甚至还会跟着节奏哼上两句。在到处弥漫着死亡和恐怖的战场，音乐之声终于让人们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丝美好。

到日军大兵压境，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黄樵松急得把音乐伴奏都给叫停了，乐手们手里拿着的已不是锣鼓唢呐，而是枪，所处位置也变成了一线战壕。

在被分割包围之后，中国军队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令日军大为惊讶。当翻译上去劝降时，阵地上没有一个人答应，所有人在散兵壕内一直拼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日军指挥官在阵地上看到，在狭窄而简陋的散兵壕内，尸体重叠相枕，皆呈力战而死之状。

虽是生死对手，矶谷等人也不得不为之感叹：原来敢于战到尸山血海的铁血精神，并非“皇军”所独有。

黄樵松师血战终日，终于被打残了，只能换防，而其他两个师也伤亡惨重，情况变得越来越险恶。

4月3日，池峰城与五战区长官部的联系突然中断。

这是一个极其不祥的征兆。

几天之前，李、白尚且运筹帷幄，几天之后，连他们也不知所措。

台儿庄是不是已经失陷了，日军是不是在强渡运河，一旦这二者成为现实，汤恩伯纵使现身，他张起的那个大口袋还罩得住谁？

在日军电台里，确实已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台儿庄被其全部占领的消息。

李、白当即拟电，向远在武汉的蒋介石告急。

蒋介石正在吃午饭，看完急电，愣了一下，神色骤变。忽然他把电报往桌子上狠狠一摔：备车到机场，马上飞徐州！

蒋介石内心的紧张与愤懑可想而知。

自淞沪会战、南京失守之后，举国一片阴郁，悲观论调就是坐房间里面都听得见。眼下，什么战略不战略先放到一边，当务之急，是需要打一个胜仗来冲冲喜。

对台儿庄战役他是寄托了无限期望的。为此，不惜辞去兼职，专任军事，力斩韩复榘，重用张自忠，乃至打破战区界限，凡五战区所需的优势兵力和特种部队，做到了有求必应，随叫随到。

这样还不行，还要败，真是见了鬼了。

第46章 铁臂大合围

蒋介石身穿戎装，腰佩短剑，坐飞机秘密来到徐州。见面之后，李、白向他汇报，说已下令池峰城继续反攻。

等他们讲完之后，蒋介石不动声色，只问了一句：与台儿庄的电信联系接通没有？

李、白无言以对。

是啊，你们说一千道一万，跟台儿庄却建立不了电信联系，请问怎么个下令法？

蒋介石侍从室的一个上校副官奉命急速启程，前去台儿庄探看究竟。

这时好就好在，铁路线仍然掌握在五战区手里，所以这位副官不用冒险过河，只须坐火车北上。

副官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出发的，但所见所闻却让他吃了一惊。

台儿庄以西与台儿庄内已连成一片，尽管池峰城等前线指挥官嗓音嘶哑，眼睛布满血丝，但精力很旺盛。池峰城一边指挥打仗，一边还在跟人下棋哩。

氛围很好嘛，这种状态，台儿庄怎么会陷落呢？

听副官说蒋介石亲自到了徐州，池峰城赶紧加派通信兵维修线路，并且在线路接通后，在电话里就战况向蒋介石进行了汇报。

蒋介石的一颗心终于定了下来。

固守台儿庄，短期看来是没有问题的，袋底不破，就等封袋口了，这是最好的时机。

那个封袋口的得敲打敲打，因为下面的戏全要靠他来唱了。

前段时间联系不上汤恩伯，那是行动仓促，其实双方的无线电联系很早就接通了。

蒋介石致电汤恩伯，一开始说的话就极不客气。

我给你配备了10个师，这么多人马，可是一个多月了，你却对付不了日军半个师团，乃至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你究竟是怎么搞的？

这是贬，当然跟着还要再捧一下。

现在我知道你小子已经跑到坂本顺旅团侧背去了，干得很妙，以致态势变得有利了，那么这次你一定要交一份漂亮的成绩单给我，否则，作为大将你该怎么跟我解释？

蒋介石的要求是：不要有丝毫犹豫，全线攻击。所谓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制胜之机，即在这两日之内见出分晓。

打仗，要的就是决心二字，而且这个决心必须下得是时候，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

汤恩伯可以在李宗仁面前翘尾巴，蒋介石声音高起来他却不能不听，于是当即颁令，从抱犊崮山区移师南下，同时直接电告台儿庄内的池峰城：我下决心尽快将台儿庄外围的敌军击溃，与你会合，如不成功，甘当军令。

这就是告诉袋底的那位，我要封口了，你千万不能在这种时候漏底啊！

这时的台儿庄，既不像诸位想象的那么糟，却也不如大家看到的那样好。如果不是蒋介石亲自到徐州督师，池峰城真是不想再架那个电话线了。

虽然台儿庄并未如日军电台所称那样，被其全部占领，但起码2/3已为敌所有，那座城已不是生人所能居，再加上日军内外夹攻，差不多沦为团长的池峰城即算钢铁所铸，也有支撑不住的时候。

这样死守下去，必定会全军覆没的，能不能转移阵地，暂时让我退到运河南岸去？

这话池峰城不敢跟孙连仲直接讲，又只能传话给他的那位当参谋长的好朋友。

他一改面对上校副官时的故作悠闲和对蒋介石的慷慨激昂，在电话里一个劲儿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我的部队伤亡实在太大了，我要撤退，我一定要撤退！

参谋长也再不能像以前那样驳斥池峰城了。

在池峰城之前，黄樵松已在换防后撤到南岸休整去了。要论苦，这里所有的人都不及池峰城苦，台儿庄战役打到现在，他一刻都没有休息过，换下来喘口气难道不应该吗？

参谋长去找孙连仲，后者眼神空洞，正躺在床上愁眉苦脸。

然而一听此事，他马上一骨碌翻身下床，眼睛瞪得铜铃那样大，像是要吃人的样子。

什么，池峰城这家伙，他要撤退？他敢，他敢！

孙连仲当然知道池峰城已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要不然，就算是让人传话，池峰城也不敢轻易言退。

他拿起电话，几乎是吼了起来：我告诉你池峰城，台儿庄关系十分重大，我决心不撤退，绝不撤退！

人不是不够用吗，我马上带总部人员北上。

孙连仲传令，集团军司令部内，凡年龄在40岁以内的，一律准备随自己进台儿庄作战。

正要出发，池峰城却一个电话打过来报捷了，原来庄内守军发起反击，又把日军给打了回去。

集团军总司令总算没被拿到台儿庄去血拼。

4月5日，孙连仲要求与李宗仁直接通话。

他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否把我的集团军暂时换下来？

这句话从孙连仲嘴里冒出来，那种苦涩和不得已的味道可以听得真真切切。

现在想退的不仅是池峰城，连孙连仲都扛不住了。因为此时孙连仲集团军经过不间断的血战，已伤亡大半，孙连仲希望还能留下一点老兵作为以后重建部队的种子。

电话里传来的不是请求，而是哀鸣。

但是李宗仁不能够答应。

蒋介石就在徐州，并且下达了限期退敌令，而他掐指一算，汤军团明天中午就可以到达指定位置，也就是说现在已进入了大合围的倒计时阶段。

什么时候都可以换防，这时候却不能换，万一一个不慎，把台儿庄给换丢了岂不要人命。

口袋阵啊口袋阵，从构思到成立，几经曲折，多少次差点功败垂成，如今到了节骨眼上，万一袋底还是漏了，别说蒋介石要打屁股，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

于是李宗仁也像张自忠一样搬出了“五分钟理论”：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你务必守到明天拂晓。明天早上，我亲自来台儿庄督战。

这是命令，违令者，斩！

一个“违令者斩”，破灭了孙连仲仅有的一点希望。

好吧，我的集团军打完为止。

李宗仁的要求还不仅限于此：你别急着挂电话，我告诉你，你不但要守到明天拂晓，今天晚上还要发起夜袭。

夜袭，仍然是为了守住台儿庄。日军被打痛之后，至少在明天拂晓前不可能再发起攻击，这样，又可以为汤军团南下合围争取到一点时间。

在大包围完全形成之前，每一秒每一分都是那么宝贵。

李宗仁老谋深算，孙连仲却是一副苦瓜脸，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我的预备队已全部用完，如何夜袭，要不您给再派些兵？

李宗仁没兵，他要孙连仲自己开发。

老李前前后后已经算了一笔账。

你的集团军伤亡大半不假，可那说的是战斗兵，不还有担架兵吗，如此大的伤亡，担架兵也不会在少数，这些人可以用起来。

阎老西若是此时在徐州，没准也会瞪大眼睛：老兄，你啥时候也学会玩铁算盘了？

反正是最后的一锤子买卖。李宗仁不惜工本，开出十万元悬赏：除了担架兵，后方所有可以拿枪的士兵，包括炊事兵，你都给集合起来，组织敢死队，十万大洋将来按敢死队的人头平分。

放下电话，孙连仲开始依言组织后方敢死队。正忙着，池峰城又来了电话，影影绰绰地也是想换防。

换防？做梦吧你！

孙连仲恶狠狠地对池峰城说出了一段很经典的话：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末了，孙连仲又大声补充：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打，你想撤，可以，先拿头来见我，然后我再拿我的头去见“李长官”。

这句话一甩出来，池峰城算彻底死了心，靠着仅剩的人马一直挨到黄昏。

到达台儿庄的后方敢死队与前方敢死队会合，计有数百人之多，午夜过后，便开始分组行动。

仗这么一直拖下去，不光是守军已被拖得如同死人一般，成天在庄内钻来钻去的日军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他们到了晚上不敢睡觉，就是让敢死队给闹的。

前有池峰城组织的敢死队，后有仵德厚敢死队、王范堂敢死队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各种敢死队，你刚刚眼睛一闭，也许脑袋立刻就没了，所以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根本得不到片刻休息。

这两天好多了，敢死队少了。白天厮杀一天，到了晚上上眼皮搭下眼皮，还是合个眼吧。

第47章 铁臂大合围（2）

可是，不知从哪里又突然冒出一支敢死队，犹如神兵天降一般，他们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顿时乱作一团，赶紧抱着脑袋就跑。

一个晚上夺得的街道，日军起码一个早上是拿不回去了。

就在这天深夜，李宗仁在五战区长官部得到汤恩伯的报告，汤军团已提前到达台儿庄以北。这一消息令他大为振奋，袋口终于可以合上了。

我要亲眼看着矶谷是怎样在台儿庄倒大霉的。

李宗仁当即坐火车到达台儿庄郊外，开始指挥这场震惊中外的大围攻。

自从汤恩伯从眼前突然消失后，坂本顺就一直心神不定。

汤恩伯不是一般的“支那”战将，那是可以与他的顶头上司、赫赫有名的板垣将军相抗衡的，对方的战术意识以及战场嗅觉->小说下栽+3ＵＷＷ。ＣoＭ<-，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日方将领。

这个人走了，往何处去，去干什么，他对此一无所知。

两军对垒，知道的东西都不可怕，真正的可怕是未知。

坂本顺相信，汤恩伯一定还会回来，只是他不知道这个来无踪去无影的神人什么时候会回来。

正是因为两只耳朵一直竖着，使他第一个嗅到了危机。

汤恩伯重新现身后，一口就吃掉了坂本顺旅团位于侧背的掩护分队，接着从三面实施包围……

4月6日清晨，当获知孙军团在台儿庄内发起反击时，濑谷启已经找不到坂本顺了，电报发过去也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回音。

经过查询，原来坂本顺根本不在台儿庄，昨晚就撤回临沂去了。

坂本顺不能不跑。因为他发现汤军团的包围圈正在合拢，本部队与后方联系被完全切断，补给竟然还得依靠附近的濑谷启施舍。

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在此之前，汤恩伯其实一直都在北面与其平行行军，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这种情况下还不跑，岂不等于坐以待毙。

坂本顺的溜号，让濑谷启只觉脑袋嗡的一声，汗顺着脊背就淌了下来。

很明显，坂本顺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这么无缘无故地溜掉，一定是提前感知到了什么风吹草动。

再往四周一看，傻了，大围猎真的开始了。

李宗仁令旗一挥，汤恩伯率汤军团主力从北，周碞从东，张轸从西，孙连仲从南，号角齐鸣，喊杀声已响彻原野大地。

坂本顺这厮先知先觉，一步逃出合围，却把后知后觉的濑谷启给害苦了。

汤军团狂飙突进，从坂本顺旅团空出的一大片阵地前穿过，已接近濑谷启旅团司令部。

濑谷启赶紧向坐镇后方的师团长矶谷廉介请示，要求“暂撤离”台儿庄，向后方集结。

台儿庄这里都要杀猪宰羊了，自我感觉良好的矶谷却还在做他的春秋大梦。在他看来，哪怕是“暂撤离”都不能接受，板垣要滚滚他的，我矶谷绝不能丢这个面子。

向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一汇报，西尾也撅起了嘴。

你们这两个师团算怎么回事，说起来，都是“皇军”中最优秀的两支部队，怎么到我手下这么不济事，不就一个汤恩伯吗，至于把你们吓成这样？

给西尾一刺激，矶谷更不同意“暂撤离”了，不但不能撤，还要进攻，继续进攻。

回电过去，濑谷启却早就撤了。

给矶谷发电报请示，其实只是做个样子。濑谷启就在现场，对全军被围的严重后果想得明明白白，他甚至都预料到了，矶谷和西尾这两个老小子肯定不让撤，还会巴巴地要他在这里瞎起劲。

把台儿庄的泥土抓一把上来，里面都有血腥味，你们就会说漂亮话，敢情被围住的不是你们是吧？

事实上，由于后方断炊，枪弹匮乏，濑谷启旅团甚至已不得不将伤兵的子弹集中起来使用。

在发电请示的同时，濑谷启就发布命令，不管上级如何回复，当晚铁定撤退。

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如果再晚一步，包围圈就要完全合拢，他和他的旅团将难逃生天。

听到濑谷启也在逃离，刚刚走到半途的坂本顺直拍胸口，大感庆幸。

别回头看台儿庄的大火了，快跑吧！

濑谷启没有坂本顺那么幸运，因为他撤得晚，时间仓促，相当数量的部队都没有来得及跳出包围圈。

其中最晦气的就数台儿庄内的部队。他们被池峰城围住无法脱身，又不肯投降，被逼无奈，只得放火集体自焚。

到4月7日凌晨，庄内日军已被池峰城全部肃清。在台儿庄外围，汤军团使出全力，追歼尚在圈内的日军余部。

矶谷师团这样以第一流主力自居的部队，曾是何等骄狂，然到如此境地，也已一崩如斯。

随着闪电轰鸣，一股股处于绝望中的日本兵在大地的颤抖中战栗不已。

这是复仇的时刻。

为那些善良却在流血的生命，为哭泣的孤儿，为心碎的母亲，为上海，为南京……

汤恩伯一举奠定胜局，但主力部队也付出了很大牺牲，在南口之战中曾以神勇著称的团长罗芳珪就死于追击战中。

台儿庄战役至此获得完胜，被公认为是抗战初期最大的胜利，不包括临沂战场，日军仅在台儿庄就死伤了7000多人，而西方观察家则认为其实际伤亡数应在1.6万上下。

得知台儿庄战役获得胜利，在湖南的第200师师长杜聿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赶紧让李宗仁给他付利息。

仗还要继续打下去，战防炮部队暂时没法撤回来，所以本还得留着，但是利息总要算的。

这个利息自然是指战场上留下的坦克大炮。

前前后后，战防炮轰，敢死队炸，光炸毁击伤的坦克装甲车就有30多辆。李宗仁一通搜罗，把这些已形同废铁的剔在一边，专捡模样稍微周正一些的，如此挑出中小坦克八辆，用火车拉回了湖南湘潭。

杜聿明和他的老上司、机械化兵监徐庭瑶兴致勃勃地跑出来看，发现除了坦克外，李宗仁还额外捎来了两门重炮和四辆履带式牵引车。

这老李向来是乞丐帮帮主的嘴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坦克当然是他不会用，重炮战车用得上啊，如何肯随手送人 ？

再仔细一看，明白了，敢情，原来炮车只剩下了空架子，重要部件都被日军给拆走了。

完好的坦克、重炮和牵引车，都是因为在旷日持久的血战后，弹尽油缺，除了丢弃，别无他法。

其实，打死多少鬼子和缴获多少坦克大炮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在精神的天平上，中日一胜一败。

在此之前，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从无败退一说，而在台儿庄战场，从张自忠的两次临沂大捷，到最后的铁臂大合围，矶谷和板垣这两个在日本军界号称最牛的牛人，都先后尝到了败退的滋味。

我们可能在书上多次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句话最早就起源于台儿庄战役，在日本战史中，曾明确承认，自此之后，“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日本人也尝到了失败的苦果。

在徐州的将帅们个个欣喜不已。

李宗仁到台儿庄后，还没忘记在火车站站牌旁边摆一个潇洒哥的造型，然后让记者帮他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

在老一代战将中，老李确实好好地给自己争了把脸，证明了“廉颇虽老，更复能战”。

蒋介石接到战报，上面写着歼敌一万，他大笔一挥，变成了“歼敌三万余众”。

终于打赢一仗了，能吹就吹点吧。

西南后方为此还出现了一个看似奇怪的“倒流”现象。

南京沦陷后，后方机关陆续迁移至重庆，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都是沿江逆流而上，往下游去的船只很少，就是有，也只是为沿岸要隘载运一些粮草或燃料，有时甚至是空船。

等到台儿庄胜利的消息传来，舆论开始认为武汉是可以守住的，中国没准还能“速胜”哩，于是许多在重庆无法安顿的人们又纷纷乘船返回武汉。

台儿庄大捷后的某天晚上，蒋介石带着几个随从副官，在孙连仲的陪同下，微服潜行，来到位于台儿庄的池峰城指挥所，对前线将士进行慰问。

唐人诗云，“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在这个夜晚，尽管战争的硝烟仍在四处弥漫，但大家的精神头都格外地好。

在1938年的春天，台儿庄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曾温暖了无数人的心。

第48章 山大王在此

有人心情好，有人心情就糟。台儿庄这一跤，把日本统帅部给彻底跌醒了。

经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后，没想到中国仍拥有这么强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汤军团的出现，无疑显示着中央军主力尚存，而这是最让人意外的。

我说怎么中国政府都到了这步田地，还能拧着个脖子死不投降呢，原来是手里还掌握着能作战的军队。

看来，南京还不是中日之战的终点，徐州才是。

4月7日，天皇裕仁下旨：组织徐州会战，争取不让中国军队一人漏网。

日军要南北合力，把徐州战场的中国军队尽收网底。

战场之上，如果你不是完全掌握对方的核心机密，其一举一动，都是很费思量的，有时甚至会作出南辕北辙的错误判断。

李宗仁本人倒是极重视情报，他还在天津设有情报机构，但从那里传递过来的却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即在台儿庄大捷之后，日本国内掀起反战运动，参谋本部向华北战场增兵的计划因此取消了。

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徐州会战，涉及到日本人即将策动的合围计划。

但实际上，这时的战争形势已在逐渐扭转。

4月中旬，在经过重新整补的第2军的反复冲击下，台儿庄再次拉响警报。

汤恩伯和孙连仲连日鏖战，到此时都已只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前线急需增援。

李宗仁百思无计，正好看到淮北战场暂时还没起什么大浪，又有自家的桂军把关，便把于学忠第51军调了过来。

东北军和川军即使在五战区也属二三档次的部队，都只能应应急，有时甚至连应急都显得极其困难，一旦跟对方处于第一档次的主力较量，难免会露出马脚。

矶谷师团使用骑兵坦克一冲，便把东北军的阵形给冲得稀里哗啦，混乱不堪。

于学忠眼见自己的东北军潮水一般往后溃退，不由得急红了眼，亲率大刀队来到运河北岸，拦住逃兵就砍头，但仍阻止不了颓势。一时之间，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漫山遍野都是东北军散兵。

往后跑其实绝不比往前冲来得损失小，一个负了重伤的连长是在野地里爬了两天之后，才被友军搜索兵给救出来的。

这支友军就是刚刚上来的超级替补——云南滇军。

所谓滇军，是指卢汉第60军，共三个甲种师4.5万人。在装备上，要远超川军，甚至还略强于桂军，配备有从法国进口的迫击炮和特重机枪。

桂军当初出师时，是按一比三进行稀释的，即原来一个军，扩编成了三个军，战斗力多多少少有所削弱。滇军虽然也补充了一些新兵，但老兵仍占多数，均在云贵高原上经过了四到五年的训练。

按照原计划，滇军本来是要去解南京之围的。可他们人还没到，南京就沦陷了，只好折返武汉。

南京失守，令蒋介石痛定思痛，感到中日两军在实力上差距还是不小，如果仓促间拉上去的话，难以应付实战需要。

于是在滇军回转武汉后，他便派德国顾问驻军助训，教授新的军事战术。同时，又补给了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

全军面貌焕然一新，几乎接近于德械部队的标准了。那位德国顾问手舞足蹈之余，也吹起了牛皮。

他说，世界上有三支能征善战的陆军，最厉害的，当然是他们国家的德军，其次是日军，第三个就轮到你们这支云南滇军了。

给老外这么一鼓吹，卢汉信心满满，随即奉调来到北方。

滇军北调，开始不是往徐州，而是到河南，其角色定位，也仅是二线兵团。

在河南还没待多久，便被李宗仁想办法拉到了徐州。

去徐州之前，卢汉只知道前一阶段的台儿庄大捷，知道板垣、矶谷两个师团曾被五战区干得落花流水，可是眼下台儿庄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他却并不清楚。

卢汉首先拜见李、白。

台儿庄危急，临时派上去的于学忠又不济事，李宗仁正在抓耳挠腮，滇军不啻他的救星。

卢汉问前线如何，他便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当然是吃紧了！

还要继续往下说，一旁的白崇禧赶紧掐住话头——李长官说的是前几天吃紧，目前已趋缓和。

白崇禧与李宗仁不同，他经历过淞沪会战中那刻骨铭心的一幕，尝过子弟兵成团成团在眼前消失是何等滋味。

这个老李，你说话哪能这么直啊，卢汉刚刚过来，要是一听“吃紧”，又被吓回河南怎么办？

李宗仁虽相对直爽，却也不失为聪明人，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遂闭嘴不再言语。

从五战区长官部出来，卢汉又去见孙连仲。因为按照指挥体系，他属孙连仲直接调遣。

中心话题，仍然是前线情况怎样。

孙连仲比李宗仁机灵多了，回答说，日军攻势很猛，前几天很紧张，但是——但是我们打得很好，所以局势已趋稳定。

白崇禧称“缓和”，孙连仲说“稳定”，相互证明了一个“虽然但是”的命题，那就是虽然前线曾经很紧张，但是这段时期已经过去，眼下没有什么刀光剑影，滇军就算上阵，也不过是加强一点力量而已。

卢汉的心理戒备松弛不少，他很快又见到了于学忠。

于学忠告诉他，台儿庄前沿吃紧，需要赶紧增援。

卢汉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上了白崇禧和孙连仲的当，你们不是说已经“缓和”、“稳定”吗，怎么还是“吃紧”？

遇到两个不厚道的，幸亏这里还有一个老实的。

可是当滇军先头部队到达一线后，卢汉才发现，原来于学忠也不老实，其实一线不是光吃紧的问题，东北军已经在大溃退，提前跑路了。

滇军由此吃了大亏，其先头主力营到达东北军撤退地点后，还没回过神来就遭到了矶谷师团的包围，一个营500人，仅一人得以突围生还。

阵势还未完全摆开，就必须与日军面对面死磕，这让“真正的老实人”卢汉叫苦不迭，却又无可奈何。

卢汉一上去，于学忠马上一屁股坐到地上，呼哧呼哧大喘气。

在命悬一刻之际，是卢汉和滇军救了他，不然的话，台儿庄就完了，东北军也完了。

现在满嘴苦涩的变成了卢汉，因为东北军溃退后留下的这个缺口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一个营送进去后，转眼之间便不见踪影。

营不行，那就上旅，事到如今，缺口一定得堵上，否则大家全得玩完。

一个旅上去后，总算是把黑洞洞的缺口给一把封上了，但损失很大，旅长当场战死。

开上战场才两天，就轮到旅长报销了，这让卢汉大为震惊，不由得掩面痛哭。

哭不是办法，既然上来了，你就没法退，非得跟鬼子继续斗下去不行。

台儿庄战场地形开阔，矶谷师团可以大量投入坦克，而滇军因准备不足，身边只有一些迫击炮和重机枪。

迫击炮打不了坦克，加上临阵仓促，来不及修筑工事，使得日军重型坦克直冲过来。

这些勇敢的云南人没有退却，更未选择四散奔逃。

所有特重机枪被集中起来打击坦克，但是仍无法穿透坦克装甲，实在不行，滇军就直接用步兵围攻这些“赶不走、牵不动的铁牛”。

一个日军军官在他的日记中，把滇军称为“猴子军”。

西南诸军，被称为“猴子军”的共有两支，一为广西桂军，一为云南滇军，前者在国内就如此叫法，而后者却是在日本人那里得到了这一称号。

看到坦克到了眼前，“云南猴子”们不仅不避不让，反而还成群结队地爬上去，不断有人滚下来，又不断有人攀上去。

一般而言，爬上运动中的坦克并不像登几级台阶那么容易，普通士兵都不行，非得挑选出来的敢死队才有如此身手和胆气，可是滇军官兵大多为云南乡间子弟，对他们来说，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到坦克车上去，也不过是一纵身的事。

滇军将手榴弹往坦克的孔洞里塞，但这种重型坦克的孔洞过小，手榴弹大，塞不进去，随后他们就跳下车，一个个抱着集束手榴弹，滚到坦克前面，为的只是炸毁坦克的履带。

面对如此不顾性命的作战方式，其他坦克也只好扭头转向，唯恐遭遇同样命运。

矶谷师团使用坦克和骑兵，曾成功地冲乱了东北军的阵形，但当面对滇军时，除了失败，还是失败。

滇军的机枪阵地，从早打到晚，阵地上仅剩一个负了伤的机枪手。

这个机枪手一边流着血，一边抱着轻机枪，从东边打到西边，变换了几十个位置，阵地上几乎所有的机枪掩体，都被他用了个遍。

一个人一挺机枪，日军却愣是冲不过来。

等机枪手返回后方时，大家都以为他是来就诊疗伤的，然而不是，这位是在步兵营交接后，奉命来送请援报告的，若不是为了送报告，他还不会下来。

当有阵地失去时，更是出现了令日军都为之惊骇的场面。

滇军端着枪，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不间断地向失守阵地发起反击。

在鲁南的平原麦地里，没有任何工事和遮掩物可资利用，滇军起伏前进，有时匍匐，有时冲锋，虽不断有人倒下，然而无人后退，直至阵地重新夺回。

轻伤不下火线已不简单，滇军的纪律却是，未经允许，连重伤也不得离开阵地。

日军在广播中惊叹，说自侵华以来，他们很少遇到如此顽强骁勇之敌，百般查询之后，才知道是“从支那南方开来的蛮子兵”。

这声惊叹听在卢汉耳朵里，却是另外一种滋味——滇军先期过河的两个师已经伤亡过半。

前线还出现了“难兄难弟”的悲壮一幕：哥哥将弟弟的骨灰背在身上，然后自己也不幸负了重伤，然而这包骨灰始终带在身边，不离不弃，一直到背回云南。

从李宗仁、白崇禧，再到孙连仲、于学忠，当然都希望滇军能在前线坚持得越久越好，可各人站在不同的位置，考虑就会大不一样。

把你们桂军、西北军、东北军拉上来试试，你们能接受这样绞肉机一般的折腾吗？

卢汉手里还剩下最后一个较为完整的主力师，这个师是第184师，师长是张冲。

如果不是张冲第184师，滇军就是再英勇，台儿庄防线也早就垮了。

刚来徐州时，张冲曾奉卢汉之命，去第五战区长官部请示机宜。李宗仁随口问张冲：张师长是什么出身？

张冲脱口而出：我是绿林出身！

绿林，不过是土匪的一种好听叫法而已，然而李宗仁不仅不介意，还主动拉着张冲攀谈起来。

第49章 山大王在此（2）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生平最讨厌像汤恩伯那样牛气哄哄的所谓中央军嫡系将领，他喜欢的倒是张自忠、张冲这样的人，哪怕对方身份低微，或者在别人眼里身背“劣迹”——无他，因为大家原本就志同道合，是从一个泥巴坑里滚出来的。

除了出身绿林这一点不同外，在其他方面，张冲还真是和老猛仔很相像，几乎就是另外一个活脱脱的小猛仔。

张冲，出生于云南省泸西县的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曾做过县知事。

老猛仔不爱读书，只爱使拳棒，小猛仔也是如此，视书本如同冤家对头，一看到“之乎者也”就厌烦，屁股在教室里就从来没有坐热的时候，但是他喜欢打抱不平，谁谁谁受了欺负，只要找到他，一准会挺身而出，拔拳相向，因此从小便有仗义之名。

父亲的去世，改变了张冲的人生轨迹。孤儿寡母在乡间免不了受人欺凌，于是他告别老母，准备自己出去闯一番天下。

刚开始想到贵州投军，结果路上碰到另外两个小伙子，那两哥们儿的理想和张冲不一样。

当兵？哪天才能出头呢，不如大家一道上山！

张冲觉得有理，绿林好汉肯定要比规规矩矩地在军营里当兵吃粮有趣多了，那行。

路上，他们见到两个当兵的在向摊贩收“团防款”，那些做小生意的可怜人因为交不起钱，不是被捆被打，就是家破人亡。

张冲大怒，反正要上山了，干掉这两个祸害人的王八蛋再说。

三人从身上拔出匕首，冲上去就把两个兵给结果了——岂止是两个王八蛋，还是两个拿枪的笨蛋。

上山之后，张冲很快就后悔了，不是后悔当土匪，而是后悔跟了一个差劲的土匪头，后者不仅鼠目寸光，毫无远见，而且嫉贤妒能，颇似《水浒传》中的白衣秀才王伦。

在“王伦”眼里，张冲几乎就是那个豹子头林冲的翻版，其人不仅枪法精准，而且富有谋略，很受周围一群兄弟的拥戴。

此后便是我们在书中常见到的一幕，“王伦”想借机暗害“林教头”，“林教头”愤然与之割席断义，自立为王。

做山大王逍遥是逍遥，可总免不了要“被剿”，而这时候大家命运如何，就全靠山寨的坚固程度了，换言之，如果你连官军的前三板斧都受不了，没有二话，等着树倒猢狲散吧。可要是你强大到了水泊梁山那样的程度，那就可以由“被剿匪”转入“被招安”了。

张冲属于后面那一种，云南政府几次出兵“会剿”都剿不灭，于是张大王也就顺理成章地接受招安，从此成了云南官军中的一支。

在滇军中，张冲向以有勇有谋著称，尤其擅长以弱胜强，曾多次帮助龙云和卢汉化险为夷，否则也不会以“前山大王”的身份做到主力师师长了。

不该冒与一定要冒的险

滇军是在4月22日那一天的黄昏渡过运河的。在全军渡河之前，张冲特地先一个人到北岸去察看了一下。

他与“非绿林”出身的军人不同，对危险有一种本能的敏感——山寨不是那么好守的，你得时时刻刻提防着大军来袭。

在北岸，他感觉到了这种危险。

在行军计划中，第183师是三个师中的前卫，张冲的第184师是中军。回到南岸之后，他赶紧找到第183师的高师长，当着对方的面，张冲直言相告：老将军且慢渡河！

我到北岸看过了，那里的情况有些不对劲，我们在北岸还没有建立起可靠工事，大部队这样贸贸然过河太冒险了。

高师长却很不以为然。

为了渡河，大家都忙了一天，你现在还说这个，算怎么回事？再说了，你是下级，我也是下级，领导让怎么干咱就怎么干，去瞎操什么心。

张冲不肯放弃：现在敌情不明，一旦过河，就属于背水为阵，想退都退不回来了，我们应该一边侦察，一边向军长请示行止。

三个师长里面，高师长年龄最大，资格最老，所以张冲才一口一声“老将军”。“老将军”对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话始终听不进去。

行行行，你高明，那你一个人去军部请示卢军长吧，高某人可没这个闲工夫陪你扯淡。

张冲知道靠他一个人恐怕说服不了卢汉，而且军情紧急，再请示也来不及了，便退而求其次：要不这样，你的部队过河，我的部队不过河，或者你的部队不过河，我的部队过河，这样也好留个后手。

高师长年纪大了，早就想上床睡觉，对张冲的话是越听越厌烦：你这么做就更加要不得了，是违反军令的，别废话了，还是照原命令执行吧。

争论的结果，第183师先过河走了，张冲为大局着想，也只好跟着过河，但他终究心有不甘。

运河北岸肯定有问题，跟这些师长也说不通，只有自作主张了。

他把自己的第184师一分为二，一半过河，另一半则留在南岸作为预备队。

张冲作为师长，本可以留在运河南岸，但他无论如何不放心，当夜就亲自过河，登岸之后立即指挥部队深挖工事——眼见得危机四伏，还睡什么觉。

第二天的战况说明张冲绝非杞人忧天。

第184师由于连夜修筑了工事，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损失，张冲不仅守住了自身阵地，还得以抽出力量援助其他两师，成为滇军主阵地不致崩溃的重要保证。

首先援助的是第183师。看到张冲在危难之时主动援助自己，那位高师长感动之余，也十分惭愧。

张冲见状赶紧宽慰对方：过去的事就算了，现在大家同心协力守住阵地要紧。

这边刚救完火，那边扼守禹王山的第182师也不行了，已被矶谷师团压到了山脚下。

救是一定要救，可问题是第184师过河的部队一共才两个团，除自守之外，又分兵支援了第183师，现在哪还有什么剩余。

幸亏我在南岸还留了预备队。

预备队过河需要时间，张冲不肯坐等，就自己先带了一个特务排急奔禹王山。

日军早就封锁了前往禹王山的道路，特务排虽然个个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兵，但在一道道火力网面前，连他们也变得胆怯起来。

战场之上，有的危险不该冒，有的危险却一定要冒。

张冲说你们不要怕，只要有火力掩护，就一定没问题，我先来！

趁着机枪手向日军阵地猛扫，张冲几步一跃，率先穿过日军的火力网，有师长做榜样，后面的士兵果然没人害怕了，依样学样，一个接一个地冲了过去。

到了禹王山下，第182师正在苦战。日军一排炮弹打过来，把附近的小树都给扫平了，张冲也被炮弹震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大家赶紧请他进隐蔽所，张冲把手一摆：什么时候了，我还躲那里面去！

张冲来到前沿阵地，对官兵们说：你们只要再坚持半个小时，我的预备队就能赶到。

第182师本来都快顶不住了，但看到友军师长亲自率队前来，精神又立刻振作起来，这样一直得以坚持到预备队到达一线。

在预备队到达后，张冲会合两师，不仅成功击退了日军，而且还凭借一个反冲，冲上了禹王山山顶。

按道理说，张冲前来就是增援第182师的，活也干得十分漂亮，可以打道回府了，但是他的脚步忽然停住了。

因为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再次袭上心头。

站在禹王山山头，张冲隐隐约约看到了许多日军汽车正在来回奔驰，而它们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即禹王山下的一座小树林。

这是要干什么？

一愣神的工夫，张冲忽然醒悟：小树林是日军的一个临时集结点，汽车是在运送兵员和弹药，而动静如此之大，说明矶谷师团要把禹王山作为必争焦点了。

所有滇军将领里面，张冲属于最有心之人。到达徐州之后，他就勘察了台儿庄周边的地形，结果发现台儿庄东南的禹王山很不一般，堪称兵家要地。

跟台儿庄一样，禹王山也是背靠运河，日军只要攻下禹王山，一样可以达到强渡运河的目的。

我们来看生活中的一个小常识，如果你把手伸出去，在同一个位置被连烫两次，要再让你伸第三次，那还真有点强人所难。

矶谷也是如此，他在台儿庄大捷中曾吃足苦头，如今又在台儿庄前沿遭到滇军的顽强阻击，始终攻不进来，那他一定会再动别的念头。

这个念头就是，弃台儿庄而专攻禹王山！

矶谷师团先前采取的不过是试探性进攻，倘若力量全部集中过来，禹王山可就险了。

想到这里，张冲不敢怠慢，立即去见军长卢汉。

现在卢汉对张冲的话很重视，不仅是张冲的部队已实际成为滇军的中流砥柱，还由于前面出现的那些深刻教训。想想看，要是当初能及时听取并采纳张冲的建议，滇军可以减少多少损失。

这个人出身虽然不怎么样，但实在是个既有本事又有头脑的人，他的话，得听。

不过在得知矶谷师团可能重点攻击禹王山后，卢汉仍然吃惊不小。

台儿庄方向毕竟不是滇军一家的防区，第五战区的各部队都在附近，禹王山却清清楚楚是划给滇军的，这里若是被矶谷紧紧盯上，要想单独据守，难度实在太大。

先前滇军一上来就蒙受重大伤亡，曾让卢汉觉得一嘴苦涩，听到张冲的话后，苦又很快变成了急和愁。

可是张冲的表情却是不忧反喜。他说，矶谷师团要把进攻重点转向禹王山，其实是一件好事，大好事！

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卢汉瞪大了眼睛：你快说下去。

张冲侃侃而谈：台儿庄只是一道砖墙，禹王山则不同，在这里，日军的坦克将无所逞其技，而我们却可以把滇军擅长山地战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

卢汉若有所悟，不过仍然眉头紧锁。

话是这么说，但你也知道，第182师前面受损厉害，战斗力锐减，今天假如不是你去增援，别说攻上山头，山下都不一定能待得住。

张冲想了想，上前一步：末将不才，愿率第184师固守禹王山！

卢汉闻言，眼睛一亮，可是随后又黯淡了下去。

你的部队要防台儿庄正面，那里也缺不了人，假如你前脚一走，后脚台儿庄就丢掉怎么办？

张冲早有打算：台儿庄阵地可以让休整后上来的东北军接替。

似乎知道卢汉的想法，他又紧跟一句：矶谷师团将进攻重点转向禹王山，台儿庄防守压力自然会大大降低，相信于学忠能守得住。

退一万步说，就算让日军攻进台儿庄，那也不要紧。经过台儿庄大捷，那块地方早成废墟一片，谁守都困难，到时候只需附近的滇军合力一冲，矶谷师团最后肯定也守不住，准保又得灰溜溜地从庄里撤出去。

卢汉听到这里，才真正算是如释重负：事不宜迟，那你赶快移师禹王山。

第50章 “红苗”登顶

张冲的动作算是快了，可当他将防务交给于学忠，率第184师强行军赶到禹王山下时，发现还是晚了一步。

第182师又被赶下了山！

正如张冲所料，矶谷师团这次确实是冲着禹王山来的，在小树林里集中的不光有大部队，还有足量的炮弹。

坦克开不上山，炮弹总还可以打上去的。

禹王山是一座小山，针对这一特点，矶谷采用了“红墙战术”。

开始先试射，等炮弹落地时，就看见山顶燃起点点白烟，然后炮火逐渐向前后左右延伸，最后整座禹王山都陷入硝烟之中，完全看不出山的形状了。

这就叫做“红墙”，如果你不想死在“墙”里面，那就得乖乖地从里面退出来。

第182师早已是残破之师，哪里顶得住如此猛烈的炮击。张冲也知道硬碰不得，所以赶紧请求第五战区进行支援。

白崇禧亲自调度，把所能控制的特种部队全都调了上来：以重炮压制日军炮兵，以野炮封锁禹王山通道，以战防炮直接击毁日军坦克。

围绕着禹王山，白崇禧与矶谷面对面地大打“洋仗”，也就是货真价实的炮战。

随着“红墙”逐渐消失，“红苗”就可以登场了。

日本人除称滇军为“猴子兵”外，还另有一个不恭的称谓：蛮子兵，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支部队里面有许多来自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官兵，张冲本人就是彝族人。

西南彝族苗族在古书中出现的身份是“蛮部”，或曰“红苗”。这里出“蛮子兵”并不稀奇，清代文人戴名世在《纪红苗事》中说，“红苗”不分男女，行步山岭个个健步如飞，连马都追不上，普通的棘刺毒螯更不能伤得分毫！

这算是一般的，“红苗”还善于攀岩。

他们只需把手和脚收回来，缩得像个刺猬一样（“但敛手足，缩身如猬”），然后一跃而出，只是吸气换气的工夫，转眼之间，便可以爬到任何悬崖峭壁上去。

跟悬崖峭壁相比，禹王山真的不算什么，所以张冲说得很对，在禹王山上较量，是日军吃亏，滇军占便宜，后者在山里作战的本事，远非平原上的人们所能及。

经过几天的观察，张冲已经琢磨出了日军打仗的规律：这帮小子喜欢先使用火力，然后再上步兵。

于是在向山上冲锋时，他就沉住气，不是像通常那样冒着弹雨硬冲，而是让大家利用攀登技巧，找块岩石先躲起来。

日军要开火就让它先开火，等对方发泄得差不多了，张冲再集中迫击炮和轻重机枪齐射。

其实这就是利用了一个时间差，即它打你时打不着，你打它时，正好日军步兵上来，一打一个准！

真正拼死命，要等齐射结束，步兵冲上去白刃肉搏的时候。

百年前的戴名世先生曾这样描述“红苗”的生活习性：居险地、性嗜杀——客观地说，不“嗜杀”也不行，概因当时的彝族苗族之人“盛则虐边民，而弱则边民亦虐之”。

是欺负别人，还是被别人所欺，全凭自家本事，所以老老少少，全民皆兵，都会两下子。

张冲说，怎么拼杀，得按我们彝族老祖宗的规矩办。

凡受伤官兵，前面中了刀、箭，奖励，说明你是朝前冲锋才受伤的，后面中了刀、箭，就要拿刀砍你的背，因为你是当孬种做逃兵，否则怎么会让人打中脊背？

从普通士兵到旅团将官，一律照此办理。

张冲定下的这条规矩，连旅长都不敢触犯。指挥攻打禹王山的旅长冲锋在前，结果中了子弹，中弹后他不是上担架，而是硬撑着走到张冲面前，请他检查一下，看子弹是不是从前面穿进的。

张冲一看，确实是前胸中弹：行，是条汉子，下山吧。

要派人护送，旅长拒绝了：要送的话，前线就又要少一个兵。我的伤还不算太重，自己能走回去。

滇军已冲到半山腰，只剩下了一个山顶。

作为制高点，从禹王山山顶可以俯瞰包括台儿庄在内的整个战场全貌，守军往后方运个伤员，往前线送些弹药，来来往往，在顶上能做到一览无余。

日军若控制此处，甚至建立起炮兵阵地，无疑可以将中国军队前线与后方的动脉血管一刀切断。

卢汉告诉张冲：无论付出多大代价，禹王山山顶必须收复。

旅长已经受伤下场，身为师长的张冲决定亲自上阵。

这时由于滇军攻势旺盛，日军为进行阻击，赶紧呼叫炮兵向山上发射烟幕弹。

烟幕弹本来是要遮住对方视线的，可是这对滇军却并不一定奏效。

云贵的气候特征跟中原内地大不相同，戴名世当年考察时，就知道彝族苗族杂居之地，常常会到处笼罩瘴气烟雾，即使靠近了都看不清楚人（“瘴雾弥漫，咫尺莫辨”）。

滇军的少数民族官兵，在家里时就等于天天在烟幕弹中来去，还怕你这个。

烟幕弹奈何不了滇军，天气不高兴了，它总得找个人捉弄一下，于是风向忽然一变，鬼使神差地，竟然把烟幕吹向了日军阵地。

云南人既不惧“瘴雾”，也不怕烟幕弹，日本人则是两者都怕，烟幕笼罩之中，顿时脑袋都晕了。

老猛仔是福将，小猛仔也是一员福将。张冲抓住这一可遇不可求的良机，吹起冲锋号，一举将日军从山顶赶了下去。

收复禹王山，张冲擦擦汗，向卢汉发出捷报。

卢汉起先很高兴，等到举起望远镜一看，脸上却由晴转阴。

什么收复，你眼睛是不是瞎了，自己看！

张冲被骂得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依言望去，山顶某处真的飘着一杆膏药旗。

张冲立即回答：这是未及遁逃的歼余日军，我马上组织敢死队干掉他们。

虽然有卢汉在后面督阵，但张冲并不莽撞，因为他知道越是这种时候，在绝望情绪支配下的鬼子兵，反而会表现得越凶狠和歇斯底里。

敢死队不等于“送死队”，必须有火力掩护才行。

张冲把迫击炮集中起来，以膏药旗为基准，进行覆盖式轰击。在把道路打开之后，才让敢死队前进。

卢汉远离前线，然而一直端着望远镜默默地注视着禹王山山顶。在亲眼目睹日旗倒下后，他举起电话，对张冲说了四个字：传令嘉奖！

欣慰之情，尽在不言之中。

攻山难，守山更难。

张冲占领禹王山后，即将师指挥所设在山腰的一条小夹沟里，此处离前沿阵地仅一箭之隔，同时他还规定，团营指挥所离一线也不得少于20米。

然后，张冲向卢汉要来两万多条麻袋，装满沙子，把前沿阵地堆得严严实实。

绝大部分山脊都变成了滇军的地盘，可是矶谷师团也不愿就此退出。他们在滇军对面构筑阵地和掩体，双方距离不超过100米，即我这边唱歌你听得到，你那边叽里呱啦我也清晰可闻。

在有些崎岖的地方，两军阵地甚至犬牙交错，形成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奇怪景象。

日军对禹王山山顶发起了十多次猛攻，但每一次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见阳的不行，他们便玩阴的，开始利用阵地间出现的空隙进行穿插式夜袭。

一开始滇军没防备，由于营指挥所靠得过前，结果被日军分队摸了进去，还牺牲了一名副营长。

张冲发现后大怒，马上组织火力，拦腰截断了其后续大部队，然后再派步兵往上一插，把刚刚露出来的空隙堵得严严实实。

这下别说进来，就算你想掉转屁股回去，也不可能了。

不过对于张冲来说，要完全解决这群“瓮中之鳖”却也不是一件易事。

原因是日军分队配备了机枪和迫击炮，人少然而精悍，加上已为困兽，自然有拼到底的疯狂，如果用步兵猛冲，伤亡将难以估量。

张冲决定用神炮手点它。

第51章 “红苗”登顶（2）

在电视剧《亮剑》中，作为主角的李云龙曾让神炮手点对点炮击，乃至于把日军一个联队队长都炸得飞上了天。其实，真实生活中这种好事实在不多，就像面对面拼杀，若是你想用一个独立团干掉人家一个大队，那几乎是完全不靠谱的事。

现实些的，还是点击“分队长”这种小角色。

张冲喊来的是一个迫击炮连的连长，这位兄弟在全军中以射术出名，紧急召来后朝着师长啪地一个立正敬礼。

张冲一摆手：火烧眉头的时候，你就别来这套虚礼了，快收起来。

不来虚的，那就要来实的。

虽然炸的不是联队长，而是分队长，可神炮手连长仍然觉得非常棘手。

阵地犬牙交错，炮击目标只是一个点，四周围全是自己的部队，既要消灭鬼子，又不能误伤弟兄，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啊！

张冲说我相信你行，送你六个字：胆大、心细、气定，必能成功。

那位连长听后，一直琢磨着这六个字。回到炮兵阵地，他没有贸然发射，而是用望远镜反复测量距离和方位角，并再三进行了修正。

发射之前，他让张冲给包围的各路步兵打旗语，示意大家做好自我保护，然后才下达发射口令。

一炮过去，不偏不倚，正中靶心。

张冲还唯恐杀敌不尽，又要求扩大炮击范围，连续施放炮弹，到步兵冲上去清理战场时，仅需要对付个把鬼子残兵了。

尝到迫击炮的甜头，张冲便索性把迫击炮推到阵地前沿。

你不是要夜袭我吗，那好，我白天算好你必经的区域，晚上只要一听到动静，马上群炮齐发，好好地请你们吃顿夜宵。

此后日军再想晚上出来搞小动作，往往就会被炸得狼狈不堪，由于炮弹来得非常突然，他们即使倒了霉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倒的。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便想到了要掐断滇军的指挥系统，让其前后脱节，连个发炮命令都传达不下去。

起先担负这一使命的不是鬼子，而是鬼子专门训练出来的军犬。电话线均铺在守军阵地之后，人轻易很难渗透进去，犬却不然。

可是日军低估了云南“蛮子兵”的能量，后者对山地太熟悉了，几乎就等同于自家院落。

“哮天犬”很快被发现，下场不是毙命就是活逮。

这招不灵，日军又派特工对电话进行窃听，以便掌握滇军在山上的布防规律和作战指令。

偷袭战打到现在，电话窃听算是最有技术含量的。

可是有一天，鬼子特工忽然发现对方在电话中换了一套语言系统，所说的话他完全听不懂。

他当然听不懂，因为张冲已将前线的电话员全部换成了白族士兵。

云南少数民族很多，除了彝族苗族，还有白族，而白族语又是一种很独特的语言，有自己的体系构成，外人不浸淫其中绝难领会得到。

日本人也许可以找到朝鲜语翻译，却找不到白族语翻译，甚至他们有可能都不知道电话里传来的究竟是哪族语言，自然就抓了瞎。

记得吴宇森拍过一部《风语者》，里面美军为了防止日军破译密电码，就征召印第安人入伍，称为“风语者”，想不到滇军早有此例，亦为战场之一奇观。

在这场偷袭与反偷袭的反复争斗中，张冲又赢一局。

张冲在禹王山据守20多天，几乎每天每夜都有激战，有两次最为惊险。

这两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气候条件非常恶劣，一次是晚上没有一点星月之光，伸手不见五指，另一次则是晚上下起了滂沱大雨，视线被严重干扰。

日军就趁这两次天赐机会，发起了凶猛进攻。

当初张冲收复禹王山时，除山顶残留着一撮扛膏药旗的鬼子外，还有一支日军敢死队退到了距禹王山山顶约50米的地方。这支敢死队由于所处位置偏于死角，张冲派了两个连进行驱逐，都未能将其赶走，只得暂时作罢。

让人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支敢死队，充当了两次进攻的急先锋，在他们后面，日军后续主力不断涌来。

经历两次激战之后，驻守禹王山的前沿部队仅剩300伤兵，实在支撑不住，不得不请求张冲从速增援。

张冲的作战参谋已经安排好援兵，但被张冲给拦住了，他给前线指挥官打去电话：今天晚上我绝不会给你增援，不是没有援兵，而是绝不可以增！

张冲的决定看似不近情理，其实却是他多年实战的经验总结。

从援兵这方面来说，由于黑夜暴雨，即使赶到阵地，一时也弄不清日军的位置方向，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对于原先的守军来讲，很可能会因为有了增援就松劲，两两相加，负负得不了正，反而会使阵地丢得更快。

张冲告诉前线指挥官：我难，敌也难，何况我们还占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就是投手榴弹也比对方投得远些。

从现在起，你们要靠自己守住阵地，别指望晚上会有人来增援。谁要想退，提头来见！

挂完电话，张冲便披上雨衣，带着两个警卫员上了前线。

电话里教训人是一回事，以身作则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比所有大道理都更管用。张冲出现在第一线后，已经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又重新振奋起来。

师长都冒着雨来督战，那我们就算负了轻伤也不能下去。

300伤兵齐声呐喊，不需援兵，他们先用手榴弹，再用刺刀将冲上来的日军给赶下了山。

遭遇两次险情，张冲感到那支日军敢死队很麻烦，一定要连窝端掉才能让人放心。

上次神炮手连长点对点炮击给了张冲很大启发，他决定这次也动用迫击炮，不过不用连长了，升规格，用旅长。

张冲还有个姓万的旅长，是日本陆士毕业的，学的是炮科。万旅长奉命亲自发炮，20分钟炮击，敢死队被杀得一干二净，还缴获一批战利品。

所有战利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白川义则赐赠的一把指挥刀。白川是“一·二八”会战中的日方主帅，能够把他的指挥刀赐人，说明这老小子对所赐之人是很器重的。

白川的眼光也许不错，拿着这把刀的日军敢死队队长平野庆太郎大尉，曾多次带着敢死队对禹王山造成致命威胁。可惜他的命不好，临到头来还是被张冲给“点”掉了。

张冲的卓越表现，令一旁的于学忠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直言整个徐州会战，以禹王山之战打得最为出色，是任何友军不能与之比拟的。

当时有一批青年作家在徐州采访，他们对张冲的足智多谋和勇敢善战印象深刻，有人甚至把张冲比喻为夏伯阳，那个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所向披靡的传奇英雄。

由于张冲一夫当关，矶谷师团企图突破禹王山，直下徐州打通津浦线的计划再次被粉碎，让日本统帅部和华北方面军都十分恼火。

台儿庄的失败已经“有损于陆军的传统”，给你第2军添了这么多兵，却仍然是一副熊样，那还是下来吧。

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第一个下马，接替他的是日本皇室成员——东久迩宫稔彦王，矶谷廉介跟着也被编入了预备役。

忆往昔峥嵘岁月，往事不堪一击，台儿庄加上禹王山，原先都不是太出名的地方，却连着撂倒了两位本可“前途无量”的东瀛大将。

板垣征四郎之所以能逃过一劫，缘于他后来趁张自忠被换防，终于攻占了临沂，总算可以有所交代了。

这一仗结束，板垣就跑回国内做了陆军大臣，算是弃武从政，自此再也不用到战场上去丢人现眼了。

在徐州会战的前期，从李宗仁、白崇禧，到蒋介石本人，情绪上都十分乐观，甚至希望重新复制一个台儿庄大捷出来，而滇军的坚守也增强了大家的这种信心。

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正在张开，并且离他们越来越近。

第四卷 万里烽烟

第1章 序言

我相信，书有书的命运，就像本书所书写的这段历史，在它发轫之初真相就摆在眼前了，曲折、繁复、虚饰都不是它的全部，只要你在不断地接近，就有意义。

这本书最早的书名叫《正面抗日战场》，但只出了第一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第二部“烽火大地”，之后就因故停了下来。其间，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问第三部何时面世，对此我也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确凿答案。

唯一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作为作者，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也一直在努力，直到有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在这本重新出版的书中，凝聚了一些新的写作思考，尤其是吸收读者意见，加快了叙述节奏，因此它既是《正面抗日战场》的续篇，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为了保持延续性，以免突兀，第一部“长城以北”把原先《正面抗日战场》的第一部、第二部综合了起来，并沿着这一线索继续下去，从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起，写到了长城抗战结束。因为这个原因，“长城以北”的部分内容与《正面抗日战场》前两部不能不有所重复，谨以说明。

借这个机会，需要特别感谢在困顿时期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前辈。

有杨琦和她所在的关爱抗战老兵网，后者数十年如一日地给抗战老兵们送去温暖，显示的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道德良知。同时他们也收集和积累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这些对本书帮助很大。

有我曾登门拜访过的那些抗战老兵，如现居上海的夏世铎、祝宗梁，现居南通的汪吉佑，现居北京的赵振英、尤广才。这些老人都已九十岁以上高龄，但思维仍十分清晰，能回忆起当年的很多往事。其中，汪吉佑、尤广才两位老先生都是参加过一线作战、打过硬仗、立过大功的抗战英雄，其叙述更给我笔下增添了很多闪亮的元素。

还有很多我见过面或从未谋面的网友、书友，他们有的和我一起踏访过战场原迹，拜谒过烈士墓园，还有的给我寄来过抗战资料及图片，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关河五十州于2011年7月1日深夜

第2章 任何时候都需要胆色

截至1938年4月底，徐州以北战场仍是“太极推手”。基本上是“华北方面军”杀不进来，第五战区也攻不过去，然而这并不能让人过于乐观，因为一切才刚刚开了个头。

此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对徐州威胁最大的已经不是“华北方面军”，而是“华中派遣军”（即“华中方面军”），后者投入的进攻部队也不再仅仅是一个第十三师团，而是整整四个师团。

在松井石根被召回国后，畑俊六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畑俊六，日本陆军大学第二十二期首席，二战末期由陆军大将晋升为陆军元帅。

畑俊六（左一）因受枪伤而干瘦如柴

与松井出身于文人家庭不同，畑俊六是地道的武士后代，从小接受的就是杀人有理、放火无罪那一套。日俄战争时，他分在“军神”乃木希典的部队，那支部队几乎就是一支肉弹部队，结果他和板垣一样负了重伤。板垣还好一点，只是小腿受伤，他却被俄国兵一枪击中左肺，虽然捡了条命，但影响了健康，以后就如同慢性病人，瘦得像根干柴一般。

这个“病人”却比屠夫还凶狠，比狐狸还狡诈。

超常规战术

畑俊六一出手就是四个师团，这是为了进行迂回包抄。

前两个师团，自外线实施远距离迂回，后两个师团，从内线进行近距离迂回。特别是后面那个迂回，可谓剑走偏锋，因为此前桂军皆集中于淮河正面防线，侧翼兵力十分薄弱。

5月9日，“华中派遣军”攻占了蒙城。

蒙城背后，就是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畑俊六的作战意图也很明显，只要掐断这条铁路线，徐州将不攻自乱。

蒙城失陷立刻把蒋介石给震醒了。此时，徐州的东、南、北三个方向都有了敌情，若是西面再被截断，就成了四面合围。

别再想在徐州那里装口袋了，赶紧想法子不让人家的网罩上自己的头才最为要紧。

5月11日，蒋介石带着作战厅厅长刘斐等人速飞郑州，准备组建一个超规模的兵团，即豫东兵团。

听到即将成立豫东兵团的消息，李宗仁还以为是给他派援兵来了，颇有在徐州以北再大干一番的想法。

他完全会错了意。

蒋介石建立豫东兵团，不是要继续在徐州打“第二个台儿庄大捷”，而是要搭一个救人的梯子，把即将陷入包围圈中的李宗仁及其五战区各部队给捞出来。

豫东兵团组建之后的任务，就是确保陇海铁路安全，守住徐州西大门。

做完这些部署之后，蒋介石想想还是不放心，又派刘斐去徐州，以便提醒李宗仁：日军大包围之势将成，不赶快想办法的话，十几万大军就要丢掉了。

见到刘斐，李宗仁还是一脸镇静状。

不要怕，徐州是这么容易就会被困住的吗？你那边有兵团，我这边也有，没什么稀罕的。

李宗仁自己编组的这个兵团，是由桂军为主，冯治安、刘汝明等一众援军加盟的淮北兵团。

按照他的估计，“华中派遣军”往北推进还有一段时间，依靠淮北兵团逐级抵抗，畑俊六短期内到不了陇海铁路。

可是他又错了，畑俊六采用的不是常规战术，而是超常规战术，所以，战局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正常预计。

这种超常规战术，早在长城抗战时，关东军在热河至长城一线就率先进行了试用，由此还创造了“128骑进承德”这样的军事奇迹。

它有一个专用名称，叫做“快速挺进”。当时关东军弘前第八师团使用的“快速挺进队”，是由汽车和骑兵组成的，坦克也有，但数量极少。

畑俊六在这一基础上升了级，“华中派遣军”的“快速挺进队”以坦克装甲车为主体，轻战车和中战车相搭配，94式轻战车在前，89式中战车在后，其特点就是一个字：快。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打乱李宗仁的节奏，抢先关住西大门。

面对突然出现于眼前的大批坦克，刚刚成立不久的淮北兵团立刻陷入慌乱之中，其防线接二连三被日本侵略军攻破。

以坦克装甲车为主体的“快速挺进队”推进速度惊人5月13日，继蒙城之后，永城失陷，陇海铁路就此失去了最后的防护。

畑俊六的这一拳真是太快了，快到令人眼花缭乱，豫东兵团连个雏形都还没出来，“快速挺进队”就已接近陇海铁路。

5月15日，随着一声震天巨响，陇海铁路线被日本侵略军炸断，徐州西大门眼看就要关上了。

一个月前，李宗仁曾将矶谷师团装进自己的口袋，一个月后，他却落进了畑俊六和寺内寿一合撒的大网。

东西南北，上下左右，至此全是日本侵略军。

李宗仁再也没法强装镇定了。

刘斐本来是到徐州来做蒋介石的传声筒的，一不小心，也陷在了坑里面，自然是一个劲儿埋怨。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就应该早一点儿抽调机动兵力，组织强一点的兵团出来，结果却弄了一个什么“淮北兵团”，眼瞅着防线一上来就被畑俊六给攻破了，这下全完了。

对这种“事后诸葛”式的声讨，李宗仁气得满脸通红：部队拉上去，是这么容易被抽下来的吗？徐州正面还要不要守了？

钻出去

事到如今，埋怨谁都没有用，重要的是今后该怎么办。

当然是要逃了，可是怎么逃呢？

从台儿庄大捷起，本来很小的一个五战区，如今已经累积了整整十几万部队，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这么多人，又没有隐身法或遁地术，想逃出去真是太难了。

往北，寺内挥师南下，日本侵略军密密麻麻，硬拼是要完蛋的。

往南，畑俊六率部北上，从此突破，后果参照“往北”。

往西，人家封的就是这条道。

往东，难不成跳大海里洗澡？

如果不动动脑，似乎这是个无解的死题目。

老李这人，好坏都可归结一处：书读得少。

不看那么多书，脑子里就没许多框框。到了这种时候，什么战略转进，什么胜利突围，这都是读书人想出来的词汇，现在要做的，概括起来就四个字：逃命要紧。

四面都是墙，不能拿脑袋去硬撞，但如果低下头去仔细找一找，或许能发现角落里还有——洞！

你或许会说那可能是狗洞，但管它是什么洞，只要能求得生路，那就要弯下腰去钻。

书上说得好，颜面比生命还可贵，可若是连命都没了，要颜面还有什么用呢？

人生在世，还是得跟《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学，绝不能像他师傅那样，清兵的刀都要砍脖子了，还一个劲儿地在那扭扭捏捏，摆他的帮主谱。

眼下这种处境，面子一点不值钱，能留住性命才是好汉，而能带大家一起留住性命的，那更是好汉中的好汉。

说狗洞太难听了，还是说缝隙吧，李宗仁要做的，就是赶紧找个缝隙钻出去。

畑俊六撒出来的是一张网，它很容易给你以假象，以为上面的缝隙到处都是，其实不是这样，很多地方比墙壁还牢，你是钻不出去的。

所以这个缝隙一定得选好，要看准哪里才是对方真正的薄弱环节，不仅要确保自己能出去，还要保证这个缝隙能不断地被扯大，以便十几万人都可以钻出去。

永城虽然失陷，但“快速挺进队”刚刚从此通过，步兵未必跟得上，那里一定是最薄弱之处。

选准突破口后，李宗仁迅速将守军南调，组织部队依次撤退。

5月17日，“华北方面军”从北面迫近徐州，炮弹不断打入城内，连李宗仁的长官部也数次中弹起火。

5月18日，李宗仁离开徐州，乘火车前往永城。

走着走着，猛听得前方爆炸声连连，停下来一问，竟然是工兵把铁路桥给炸掉了。

谁让你走得晚，工兵还以为五战区长官部已经撤走了呢。

无奈，下车步行吧。

5月19日，李宗仁听到消息，“华中派遣军”沿陇海铁路东进，已占领徐州，不过五战区部队都已撤了出来。

虽然早已人去城空，但无论“华中派遣军”还是“华北方面军”，都没有在后面死死尾追，沿途也没有遇到太强的阻截，显然，这与日军上上下下的功利心态有关。这帮人的主要力量都没有拿来对付突围部队，他们满脑子转来转去的，还是如何在同仁面前争得头功，以及怎样在徐州大摆“庆功宴”。

侵占了徐州的日军只想着该怎样摆“庆功宴”

在亡命路上，李宗仁遇到的主要危险，不是地面的日军野战师团，而是天上飞来飞去的轰炸机。

当然轰炸机扔炸弹也是能要人命的，而投身军旅生涯这么多年，老李能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凭的就是多年浸淫战场所形成的那种超感觉。

某日，大家在一个村庄里埋锅做饭。李宗仁抬头一看，天上来了一架日机，奇怪的是，这架飞机只是绕着村子兜了一圈，什么也没干，连炸弹都没扔一颗，就拍拍屁股飞走了。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太平矣。李宗仁却勃然变色，下令赶快转移，多一秒钟也不能再待在村子里。

随从皆不解其意，走出二三里地，忽见有二十多架日机向原来那座村庄飞去。

顷刻之间，好好的一座村庄竟被夷为平地。

李宗仁这才说出，前面飞来的日机之所以未落一弹，乃因其是侦察机之故，侦察完情况后，发现村子里有这么多人，就回头去招呼轰炸机群了。如果大家伙现在还蹲在村子里吃饭，包括李宗仁自己在内的这些人准保被炸成齑粉一堆。

五战区长官部昼伏夜出，经七日七夜才到达安全区域，其间，白崇禧因为疲惫不堪，在晚上行军时曾多次从马上摔下，整个过程可说是艰险异常。

英雄本色

按照原先编制好的撤退次序，汤军团和桂军突前，滇军等部居中，孙连仲负责断后。

李、白原本以为紧跟在后的，会是孙连仲，没想到他撤退的时候完全失去方寸，根本就没跟上来。

更糟糕的是，他本人还与自己的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成了光杆司令，在路上跑着跑着，差点就被鬼子撞见给逮住了。只是因为那时正好起了晨雾，日本侵略军没看清楚，而且都急着进徐州城，这才让他从夹缝里跑了出来。

主力往西去，他却往东走，跑到苏北韩德勤那里去了，最后还是蒋介石派飞机把他接回了汉口。

事实上，撤退往往比进攻更能考验人的胆色。

除了汤恩伯、张自忠，以及本在包围圈边缘的桂军以外，几乎所有撤退部队都遭遇到了与以前毫无二致的一幕，即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就连一些蒋介石嫡系主力也是在经历几天混乱之后才逐渐恢复秩序的。

撤退计划都有，经验教训也不只总结过一回，可是真正执行时，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达不到现代化军队的标准，当然只能依靠个人表现，表现不好的一团糟，表现好的却能做到从容不迫，乃至败退之中亦如闲庭信步一般。

本应断后的孙连仲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了，徐州大撤退的掩护部队成了张军团，而张自忠又实际上取代了孙连仲的角色。

张军团虽然殿后，但撤退时秩序井然，张自忠为此还采取了一个办法，即所有官兵一律将帽子反戴，这样不管外面多么混乱，只要认准军帽，彼此就都能找到对方。

别的部队大炮辎重能丢的都丢掉了，唯恐成为路上的包袱，但张军团的每一门炮都保护得好好的，始终随队前进。

不仅如此，在撤退途中，张自忠还打掉了一个日军辎重队，缴获了上百匹马和百余箱弹药。

刚开始撤退时，由于各部队建制被打乱，失去约束的溃兵竟然开始抢劫沿途民居。老百姓真是倒了大霉，既怕鬼子，又惧溃兵。

张自忠看到一个士兵从村子里出来，骑着一头毛驴准备赶路。

显然，毛驴不可能是军队里的。

张自忠上前查问：你为什么强拉老百姓牲口，说一个正当理由出来。

这个散兵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张自忠立命卫士上前，将之击毙于路旁，并当场宣布：有拿老百姓东西及强拉牲口者，一律就地枪决！

此例一开，沿途军容风纪为之大变。

虽然日本侵略军各个师团主力基本都在向徐州进发，与撤退大军呈正反两个方向，但日军侦察机天天盘旋空中，发现这么多作战部队在流动，也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所以路上仍不时发生险情。

由于汤军团通过得早，张军团既要殿后，又要突前，五战区往永城方向撤退的大军，几乎全靠这么一支部队在保驾护航。

就在快要突出包围圈时，各军突然遇到了拦路虎。

得到日机情报后，居于鲁西外围的日本侵略军赶了过来——眼看着到徐州庆功也轮不到他们，便想通过截击捞上一票。

等张自忠到达时，许多部队都被拦在那里，闹哄哄地挤成一堆，进退不能。

假如是会战之初，即使日本侵略军再多，大家一窝蜂扑过去，七手八脚也能摆平。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落魄的时候，急着逃命的是大多数，人人唯恐落在包围圈内不能脱身，谁又肯留下来拼上一场？

不愿居后，又不敢往前冲，于是自己就把撤退的道路给堵死了。

第3章 任何时候都需要胆色（2）

张自忠见这样不是办法，便主动提出，由张军团独挡其锋，打开通道后让其他部队先撤。

虽然张自忠在名义上已位居军团长，但他手中能直接指挥调度的仍然还是第五十九军这支老部队。在两次临沂大捷之后，五十九军剩下的能战之兵已十分可怜，其精锐的第三十八师更是从战前的一万五千人锐减至不足三千。

如果这三千人再打完了该怎么办呢？从临沂换防下来后，张自忠便从三千人中挑选精兵，缩编成一个千人的独立旅，直接归军团指挥，其他人派到后方去补充训练新兵。

张军团的主力，只剩下了刘振三第一八〇师，可偏偏这个师还不能常在身边。

由于张自忠实际担负着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所以他的行进秩序是，军部在前，刘振三师殿后，后者通常要在军部出发两个小时后，才能予以跟进。

在刘振三师还没有跟上来的情况下，张自忠只得先将随军部行动的独立旅调上，利用后者将日军吸引过去，以此为别人腾出求生通道。

趁张自忠与敌苦战，其他撤退部队迅速转移。

当时五战区派出的一个联络参谋负责在场协调，亲睹这一场面后不禁连声赞叹：张自忠予人以安，自处危境，真乃名将典型。

得知军团长正在厮杀中，刘振三师跑步前进，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作战场地。

没扔掉的野炮派上用场了，缴到的鬼子弹药也上了膛，一番死战，终于确保身后的所有撤退部队都得以安全过境。

等大家都走完了，张军团还与日本侵略军黏在一起，脱身不得。

为了摆脱追敌，张自忠悄悄地把预备队拉上去，对日本侵略军侧背进行佯攻，做出了一个要围而歼之的姿态。

欲退必攻，这是用兵要诀。

借助夜色掩护，独立旅保护军部先走，刘振三师随后逐级撤离，到深夜十点才全部脱离战场。

在徐州大撤退中，以张自忠表现最为耀眼。

这个人正因不再害怕失去任何东西，所以大彻大悟，成了最勇敢的人，俯视全场，无可及者。

国民党统帅部专门向五战区发出嘉奖令，表彰张自忠为抗战模范，对其部队所损失的武器优先补充，所缺兵员也择优补足。

民国岳飞

在畑俊六采用“快速挺进”战术，提前截断陇海铁路时，蒋介石计划中的豫东兵团虽然还未能组建成功，但指挥官已有人选。

薛岳，字伯陵，广东乐昌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时任豫东兵团总司令。

在薛岳出生的第二年，甲午战争就进入了收官阶段，中国在这次决定两个民族命运的大战中输得干干净净，一纸《马关条约》更是直接断送了东方大国的中兴之路。

悲愤和愕然从前方蔓延到后方，又从城市蔓延到乡村，到处都有人在想念那个不世出的民族英雄——岳飞。薛家老爸也不例外，这个粤北山村的农民毫不犹豫地给儿子取名为“仰岳”，意思就是要向岳飞致敬。不过他想不到的是，儿子比老子的志向还要大，后来就直接把“仰”字给去掉了：仰什么仰，我就是未来的岳飞！

很狂吧，但这就是薛岳。

薛岳以岳飞自命

广东人称薛岳为老虎仔，但其实薛岳在军界的资历很老，老到连陈诚都不能望其项背。

当年孙中山身边有三个大内高手，也就是警卫团的三个营长，分别是叶挺、薛岳、张发奎，三人都是广仔，其中叶挺和薛岳还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

有了这段黄金履历，老虎仔一开始真是虎虎有生气。“天下第一师”最早的师长不是胡宗南，而是他薛岳，那时候陈诚只是连长，而胡宗南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待着呢。

可是再往后，就逐渐进入了虎落平阳的阶段，薛岳先是丢了第一师师长职务，接着跟张发奎两度反蒋，反到最后把自己反得一干二净，只落得一个赋闲在家的下场。

这一赋闲就是两年。时光不等人啊，仅仅两年时间，保定八期的陈诚就呼呼地蹿了上去，竟然平地弄出一个“土木系”，成了“小委员长”，把六期的薛岳远远甩在了后面。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不过薛岳最要感谢的，还是他这位学弟，正是后者在蒋介石面前力保，他才得以重新出山。

抗战的全面爆发，为“民国岳飞”提供了一个正名的机会：是骡子是马，且拉出来遛上一遛。

淞沪会战进入高潮时，薛岳以抗战预备军的身份赶到上海参战。那是薛岳第一次指挥抗战，尽管他在内战中已身经百战，恶仗苦仗硬仗不知道打了多少，然而也从没遇到过这种惊天动地的大阵仗。

到撤退时，老虎仔更是九死一生，一条命差点就断送在了上海滩。

岳飞不是那么好做的，不先尝点苦头，长点见识，你就没有机会成为真的老虎。

在薛岳任豫东兵团总司令期间，该兵团也被称为薛岳兵团。

进入薛岳兵团的成员，除了刚刚从广东抽调北上的第六十四军等少数部队外，大部分都是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后保存下来的中央军主力，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要想短时间内召集起来，确非易事。

虽然还没能最终组建完成，但因为畑俊六“快速挺进”，提前截断了陇海铁路，导致薛岳也不得不改变计划，指挥先期赶到的部队奔赴商丘。

商丘就好像是徐州西大门前的一座石狮子，守住这里，第五战区各部就能多出一个撤退逃生的出口。

刚刚准备修复铁路，薛岳却听到了一个让他措手不及的消息：宇都宫第十四师团的骑兵部队，又在兰封炸毁了铁路。

如果说商丘铁路属于陇海铁路下游的话，兰封铁路就是陇海铁路中游，那里一被破坏，所有战略物资都没法抢运回去了。

更让薛岳担忧的是，假使第十四师团主力继续沿陇海铁路南下，与侵入徐州的日本侵略军合力，足可以将附近的中国军队全部收拾掉——不光包围圈内的五战区部队，还得加上商丘的薛岳兵团。

抽血伤身

可是这个世界奇妙就奇妙在，它绝不会老老实实地按照人们的预想轨迹去走。

宇都宫第十四师团，也就是保定会战中的土肥原师团，此时为第一军的当家，实际也是唯一花旦。

现在的第一军，已渐渐变成了一只空心皮囊。

从实力上看，第一军当初是远超第二军的，其司令官香月清司从“华北驻屯军”时代开始，一直到太原会战，一路都可谓战功赫赫，他的声名不仅盖过西尾寿造，甚至有比肩顶头上司寺内寿一的趋势。

春风得意有时跟大祸临头是同义词，不知不觉中，香月已经走在摇摇晃晃的钢丝绳上了。

寺内是什么人物，早在日本“二二六”兵变后便出任陆相，一个陆军大臣，却把整个内阁都变成了“寺内内阁”，可想而知有多么跋扈。其盛时，日本朝野上下，权柄唯其一人独操。

在陆军内部，寺内也属于那种他一瞪眼，你就得扑通一声给跪下的主。谁要想越过他出风头，不给你点小鞋穿穿，寺内的日文名字就得倒过来写了。

早在太原会战时，香月就感到了兵力不足，照理，寺内应该多给些兵才是，不料寺内不但不给，还反过来抽他的血。

板垣师团虽是“华北方面军”的直属部队，但实际一直是配属第一军使用的，香月本人也把板垣当做自己的宝贝，不惜重金打造与包装。

太原会战后期，太原明明就在龙山第二十师团眼皮子底下，可是香月却把攻城的任务交给了还远在忻口的板垣师团，为的就是要成就后者“常胜将军”的英名，用心可谓良苦。

好了，板垣终于被捧红了，成了炙手可热的名角，可没等香月享到什么福，寺内却伸手一抄，把“老有才”的板垣给了西尾的第二军。

除了干瞪眼，香月毫无办法。

这还不算完，随着日军侵占华北的地域越来越大，寺内觉得哪里需要兵了，第一个就开口向香月要。

今天抽走一个大队，明天调离一个大队，第一军几乎成了“华北方面军”的“备用兵库”，香月不胜其扰，根本就集中不了精力继续渡河作战。

他曾经申辩，请求不要动不动就临时抽调他的部队——你也可以考虑调调第二军的兵呀。

不说尚可，一说寺内更来劲了。

整的就是你，你还按捺不住，自己送上门来了，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寺内立即给香月的“问题”定了性：目无长官，不奉调令。

从此以后，血照抽，而且往死里抽，不仅调人，连第一军前线部队所用的弹药都不放过，能拿随手就拿，结果第一军又从“备用兵库”变成了“备用弹药库”。

第一军不是牛吗，职务暂时降不了你们，我就降你们的待遇。

日本军政两界无人敢惹寺内寿一（左一）

寺内把第一军司令部的专用飞机全部改成了最老式、性能最差的那种，似乎就巴不得什么时候飞机出点故障，掉两个零件，把这伙人全都给活活摔死。

当然，这一切的矛头其实都是冲着香月来的。

要说寺内这老小子也真是够龌龊。香月“不奉调令”也就有过那么一次，可从此以后，他每次会议必定要老调重弹，把可怜的香月给从头到脚数落一番。

不仅如此，寺内还不厌其烦，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中都要将第一军的“不奉调令”作为典型来刮脸皮，似乎不这样做，他就不过瘾，不开心。

香月从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后，确实是凭着军功获得声名的，但经过寺内这根搅屎棍这么一搅，上自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下至各个师团，都对香月有了“重新认识”。

谁让你竟敢“质疑”寺内呢，那只老虎是能随便让人摸屁股的吗？

香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本来称得上兵强马壮的第一军，如今就靠一前一后两支部队在撑场面，前方是土肥原师团，后方是龙山师团。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只能看着第二军在那里兴风作浪，而自己却毫无建树的原因之一。

从个人涵养上来说，香月还算是好的，可他也是人，寺内明里暗里的屡屡打压，真是把这位第一军司令官弄得都快疯掉了。

好不容易，徐州会战开始，寺内终于有用上第一军的时候了，却是为了继续抽血，抽香月手中的最后一个宝贝——土肥原师团。

你抽就抽吧，寺内还端出一副长官的腔调，颐指气使，仿佛香月只是供他驱使差遣的一个前线小兵而已。

不过这次香月没有发火，作为“七七事变”时施展离间计的阴谋高手，他肚子里其实也藏着无数个小九九。

来不了明的，我也来暗的。

想做主角的配角

香月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即将被抽走的土肥原师团身上。他一反常态，倾其所有，把能给的都给了土肥原。

在土肥原师团，光第一军临时配给的重炮兵就有三个联队，其他野炮坦克等特种部队更是应有尽有，其机械化武装程度甚至超过了第二军的矶谷和板垣师团。

对于打造明星，香月历来是不惜工本的。虽然只有一个师团，但他相信，这个师团绝对能像当年的板垣师团那样技惊四座。

当然会比较难。

因为板垣历来唱的都是主角，其他人皆为配角，舞台之上，这哥们儿就是一戏霸，好的台词和包袱全都是他一个人的，别人跳来跳去，充其量也不过是跑跑龙套，在旁边铺垫铺垫罢了。

在徐州会战这副棋盘里面，寺内对土肥原师团的定位，就是配角。

显然，香月和土肥原都不想当配角，他们要做自己的主角。

不是没有人配合吗，这好办。

土肥原把师团的两个主力旅团分开，一左一右，怎么样，是不是也有点“双头蛇”的神韵了？

与板垣相比，土肥原除了同样擅长分进合击战术，熟悉华北地理外，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人脉畅通，尤其对原华北地方军头们的心理和脆弱之处分析得十分精准。

他的第一个对手是商震。战前，土肥原对商震有多少兵力、部队主要分布在哪里，调查得一清二楚，而他对于商震的作战能力也并不重视，乃至下达进攻命令时语多不屑，尽是“不必多作顾虑，派少数兵力对他戒备就行”之类的句子。

确实，商震远不能称为土肥原的对手。一个回合还没走下来，他所部署的鲁西防线就被土肥原击了个底儿穿。

在土肥原侵入豫东之后，寺内曾多次发出命令，要求其南下侵占商丘，可是土肥原始终置若罔闻。

因为他不听寺内，只听香月的，香月要土肥原侵占的，不是商丘，而是兰封，更准确一点说，是兰封背后的开封。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回轮到咱身上。我香月砸锅卖铁，变卖家当，不是为了到徐州来给你寺内当陪衬的，我要到开封去，在那里做主角！

对于土肥原来说，香月才是老大，他才不管寺内如何想，香月说要攻开封，他就去攻开封了。

薛岳实在应该“大力感谢”香月和土肥原，否则不仅接应不出徐州西撤部队，就连他自己也将陷入困境，那样徐州会战的结局就不是一点点惨了。

第4章 谁能给我一把剑

5月20日，薛岳兵团基本组建就绪。

十多个师集结于从兰封到商丘的战线上，大家摩拳擦掌，极思一搏。

虽然土肥原放了薛岳一马，可老虎仔却不想放过土肥原，事实上也不能放。

李宗仁尽管制订了一个从永城突破的撤退计划，但由于时间仓促，在张自忠之后，包括孙连仲集团军在内，相当数量的部队都没有能够沿着这条既定路线走，而是乱哄哄地沿着陇海铁路往西跑。

这时如果没有薛岳兵团，五战区起码得有一半人马遭殃，正是薛岳牢牢占住商丘，已经倒下去的西大门才被重新扶正，各部队也才得以陆陆续续地钻出包围圈。

除了要保证徐州部队西撤外，这时还有大量未及运出的军用物资滞留在商丘，如果薛岳不能迅速恢复陇海铁路中游的交通，最后摆在大家面前的，必定还是死路一条。

5月21日，薛岳发动兰封会战，其目标就是扫清土肥原，打通豫东陇海线走廊。

泥潭

在兰封会战开始后，先是西路军守住了兰封，后是宋希濂猛袭日军侧背，用山炮攻下了日军据点。

薛字号门店开张大喜，似乎很是吉利，然而蹊跷之处却不少。

在宋希濂发动进攻时，据点里的日本侵略军明显未作殊死搏斗，据点里丢弃的弹药和罐头食品到处都是。

日本侵略军作战向以顽强著称，特别是像土肥原师团这样的主力师团，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可能如此狼狈。

同样诧异的还有东路军。

奉令出击前，东路军按照情报判断，沿途分布着土肥原师团的主力，而且豫东一带地平山少，无险可恃，非常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运动。

东路军预料前面必有恶战，可万万没有想到，真正作战时却出奇顺利，先头部队当天就攻占了目标地点。

好奇怪，谁也想不通。

答案，在土肥原那里，而薛岳兵团中最早接触到这一谜底的，是兰封城里的桂永清。

桂永清，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此时为东路军总指挥，负责镇守兰封。

早在黄埔军校读书时，由于成绩优异，桂永清就受到了总教官何应钦的格外赏识，还没拿到毕业证便上了战场，作战时也勇猛善战，被誉为“黄埔军人之楷模”。

1931年，已经升任少将旅长的桂永清作为首批留德学生，远渡重洋，到德意志去取真经。在德国，他是最用功的中国学生之一，毕业成绩进入前三名。

1933年，回国后的桂永清出任教导总队总队长，从此他与教导总队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教导总队的官兵们共同生活了好多年，彼此之间十分熟悉，对排长以上的军官，桂永清都能做到了如指掌，且个个叫得出名字。

在桂永清执掌期间，教导总队一步步走向巅峰期，可是南京保卫战却让这一切最终化为了一场梦境——整整三万人的精锐之师，收容时仅剩二千不到。

南京失守后，桂永清是靠一张临时扎成的木筏过江的，登岸时踏上了一片泥潭。那片泥潭初看干燥而龟裂，似乎能一涉而过，实际上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陷阱。

桂永清那时身形已有些发胖，往上一压，两只脚立刻陷了进去，而且越陷越深。

眼看即将灭顶，一个机警的卫士赶紧把绑腿取下，与尚留在木筏上的人合力拉拽，才算把桂永清从地狱里硬生生拖了出来。

在兰封会战中，桂永清之所以能率先发现土肥原的作战意图，是因为兰封以南防线亮起了红色警报。

桂永清用于扼守兰封的西路军，就是由原来教导总队的老底子扩编而成的。土肥原发现要想立刻攻下兰封还不太现实，而他又不能在这里停留时间过久，因此索性采取了绕城奔袭的方式。

土肥原师团攻入兰封

归根结底，香月交给土肥原的最终任务，不是拿下一座小小的兰封城，而是要攻占开封府。

土肥原再次施展“小双头蛇”战术，在兰封正面只用步兵第二联队作为牵制，其余兵力全部集中起来，向兰封以南直冲过去。

原先跟宋希濂和李汉魂交过手的日本侵略军，没有一个是畏战而逃或者是被真正打退的，他们是奉土肥原之命去集结的！

这回桂永清简直苦到了极致，土肥原的拳头全打在了他一个人身上。借助于坦克战车，土肥原的进攻既快又猛，很快就绕过兰封，并取得了与黄河北岸的联系。

香月早就在北岸等着了，日本侵略军工兵部队立即在两岸搭起浮桥，将后勤补给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土肥原。

有了新的后方，土肥原顿时功力大长，兰封也随之陷入了半包围之中。

桂永清着急起来，他认为东路军如此多的人马被压制于兰封，土肥原只需把重炮集中起来，闭着眼睛就能轰倒一大片。

他不能让教导总队留下的这点火种，在兰封城重新遭遇灭顶之灾，所以一定要冲出去。

于是，他留下第八十八师继续守城，西路军大部队则在其指挥下进行强行突围。

大部队成功突围后，第八十八师却遭到了第二联队越来越疯狂的进攻，而后者之所以要这么拼着命攻，又是因为它正面临着东路军的猛烈冲击。

此时的东路军已像吹气球一样越吹越大，新加盟的，全是从徐州突围出来的零散部队。

大家要继续沿陇海线突围以求生，自然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第二联队本来是被土肥原用来牵制兰封守军的，他们并无直接攻城的指令，可看这情势，若不攻城，就得被踩死在城下了。

最后一级压一级，一层压一层，守城的第八十八师因此苦不堪言。

这个第八十八师就是淞沪会战时的孙元良师，本来就破得不像样子了，没有多少老兵，又在兰封打了这么多天，战斗力变得跟新兵部队差不了多少。

现在的师长叫龙慕韩，由于困守孤城，他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也不知道第二联队其实同样处于自己和东路军的包围之中，他只以为这是土肥原师团总攻的信号。

一个残破之师怎么顶得住一个日军主力师团呢，既然桂永清已经率大部队突出去了，说明自己已经完成了掩护任务，那就趁着城外还有空隙，快钻吧。

第二联队是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才拼死攻打兰封的，你要从城里出来，日本侵略军高兴还来不及，自然不会伸手拦着。

人在紧张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各种误判，不幸的是，有的误判足以致命。

应该说，自土肥原从兰封以南绕出，并打通黄河南北岸后，薛岳的包围计划已经落空了大半，但如果兰封不失，至少可以把第二联队逼入绝境，在此之后，没准还能更进一步，再次将土肥原包夹起来。

兰封这么一丢，鸡飞蛋打。

桂永清以为他从泥潭中拔出了脚，却不料一脚又踩入了另一块更深的泥潭。

启封剑

5月24日，不仅兰封失陷，土肥原师团也已接近开封，其“快速挺进队”距离开封仅有四十里之遥。

可以想象，这时的土肥原及其顶头上司香月心里一定是乐开了花。

“华北方面军”再加上“华中派遣军”，如此庞大的用兵规模，费尽许多周折，也只侵占了个徐州。土肥原仅仅一个师团，却长途奔袭，在冲破薛岳兵团包围之后，还将侵占开封。

开封是什么地方，那是中原要邑，连很多平时足不出户的日本人都知道的“支那”名城，此等荣誉，岂一个侵占徐州可比。

香月对包括寺内在内的“华北方面军”高层真是腻歪透了，总想着有一天要靠自己的本事一飞冲天，混出个样子给寺内瞧瞧。

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眼前就是机会。

可惜大好局面突然被搅了，而搅他局的人，是火速从西北赶来的胡宗南。

如胡宗南不能及时赶到，则开封危矣。

挡住这惊险一波后，蒋介石擦干冷汗，把桌子一拍，朝薛岳，也是朝所属兵团众将官大喝一声：都给我拿点精神头出来，务必对土肥原师团再进行一次大包围，畏缩者罚，立功者奖。

发起兰封会战整整三天，一网兜下去，啥也没捞着不说，连网都给戳破了，老虎仔也是脸红脖子粗，实在很不甘心。

我就不信了，十几个师的大兵团，怎么就网不住一个土肥原呢？

在指挥部里来回踱了几圈之后，薛岳忽然顿悟。

从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来看，恐怕还是嘴张得太大，空隙太多，以至于土肥原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想往哪儿溜就往哪儿溜，而名为铁壁合围，各部队却进展不一，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卖力有的懈怠，难怪围不成呢。

薛岳颁下令来，重新发动总攻击，这次要先割，将土肥原师团分割包围于各个孤立据点，然后再砍，大家实行“承包责任制”，一人攻一个点，这样谁畏缩谁出力，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没人能偷得了懒。

5月25日晚，薛岳一声令下，第二次合围骤然启动。

割下去的第一刀并不用薛岳费多大劲儿。土肥原既要突前，又要守后，从罗王车站到兰封，再到黄河南岸，全要布兵，他统共一个师团，哪里铺排得开，因此其部队本身就很分散。薛岳此举，可谓切中要害。

剩下来就是要可着劲儿砍了。

发起首次合围，薛岳在部署时，把鲁军和商震都放了进去，这回明白过来了，后面这些老兄打个下手可以，若要他们啃硬骨头或独当一面则几乎是自欺欺人，有时反而还可能误事。

这回不要帮工，全要能赤手屠熊搏虎的大师傅。

薛岳首先要攻克的是由土肥原亲自坐镇的罗王，包括罗王车站和罗王寨。这里是土肥原侵占开封的桥头堡，也是兰封之后，挡在豫东陇海走廊上的最后一道关卡。

李汉魂认为将军被俘应该自杀此关不破，陇海线就无法顺利通车，而被隔断于商丘的列车和物资也都将落于敌手。

薛岳把这个活儿交给了李汉魂和他的东路军。

李汉魂，广东吴川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时任东路军总指挥。

在粤军将领中，李汉魂与薛岳、叶挺是同一期的，亦称将才，内战时期，一直担任张发奎的副手。张发奎反蒋失败后，他也成了倒霉蛋，只能和薛岳一样回家待业去了。

李汉魂重新出山，不是蒙蒋介石之恩，而是受陈济棠之召，不过在两广事变中，他却并不满意陈济棠的做法，认为大敌当前，不应再骤起内战，以致骨肉相残。

先“忠谏”，“忠谏”不听，李汉魂便封金挂印，辞职走人。比之于很多找各种“正当理由”朝自己恩主开火的仁兄，此举已属相当可贵。

李汉魂的第六十四军调赴武汉后，原先是归属叶肇指挥的，但从李汉魂本人到他的部下，对这一安排都极不服气。

第5章 谁能给我一把剑（2）

不光大家同为军长，属同一级别，更主要的是他认为叶肇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十分不堪，突围时竟然连部队都找不到，不仅“单身突围”，还混成难民，成了鬼子俘虏。

将军被俘，就应该自杀！

这个标准当然是太高了一些。军书上没有哪一条规定说战将是不能做俘虏的，美国将军还进过日军的集中营呢，何况叶肇最后好歹也逃了出来，但李汉魂不管这些，在他看来，老叶这家伙已令粤军蒙羞，怎么还好意思来领导我呢？

参加兰封会战，归入薛岳兵团，对李汉魂来说等于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不必再跟着叶肇丢脸了。

第六十四军是最早到达商丘的，一到这里，李汉魂就不由得激动起来。不仅因为这里是北伐故地，还缘于历史上此处出过“张睢阳齿”。

安史之乱，被誉为“唐代岳飞”的张巡领不足万人之众，死守睢阳（即今商丘），大小四百余战，杀伤叛军无数，使安庆绪被阻于城外达十月之久，始终不得前进一步。

在那场举世罕见的大动乱中，曾繁盛一时的关中自此寥落，直到近代都未能复振，而运河、江淮独存，张巡之功大矣。史载，张巡“每战眦裂齿碎”，因此文天祥才会在《正气歌》中将“张睢阳齿”收入其中，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

大难，我们的祖先也一次次地遭遇过，但先贤们又是何等的英武从容。

早在薛岳兵团还未完全集结起来之前，李汉魂就不顾情势险迫，断然把军部迁入商丘城内，为的就是要学习“张睢阳齿”，誓与古城共存亡。

东路军的主力是李汉魂的粤军第六十四军，和其他部队不是在上海就是在南京受过伤不同，第六十四军称得上是一把尚未启封的宝剑，现在是到试一试刃口的时候了。

让李汉魂不满意的却恰恰是自家粤军。第六十四军的武器都是到汉口后补给的，到参加罗王之战前，有的武器还没开箱哩。另外，第六十四军虽有老兵打底子，而且这些老兵都是李汉魂手把手用七年时间训练出来的，但新兵蛋子也有不少，他们初上战场，缺少和日军对抗的实战经验。

再不满意，再有缺陷，这一仗也务必要打好，否则广东子弟将颜面无存。

三攻罗王

5月25日，李汉魂亲自赶到前线督战。随同观战的，还有一群或从徐州退下，或自郑州赶来的中外记者。

罗王地方不大，却比兰封城还要坚固。在罗王车站和罗王寨外围，均建有钢筋混凝(wén ,rén, shū, wū)土浇筑的永久工事，什么炮兵掩体、机枪掩体，还有人员器材的掩蔽所、指挥部，一应俱全。以前你拿来挡日本侵略军，现在日本侵略军拿来挡你，东西还是一样的东西，只是随着攻防转换，主人掉了个个儿而已。

不过只要有重炮，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因为“东方马其诺”并不是真的马其诺，双方的标准和规格差得实在太远，而土肥原由于推进过快，还没有来得及把炮兵部队集中至罗王。

你没炮，我有炮。

李汉魂将重炮推到工事附近，进行近距离轰击。一看到日本侵略军的火力网被压制住，粤军步兵立刻哇哇大叫着持枪冲锋。

半年前，广东兵也在南京外围冲过、喊过，那是求生之路上发出的绝望嘶喊，如今则是复仇和争胜的号角。

冲锋，某种程度上是伤亡的累加，粤军伤亡枕藉，李汉魂觉得这样不行，又把部队召回来。

重炮，继续轰击，不允许给鬼子留下一点屏障物。

看到外围的防御工事全部被炸塌轰碎，李汉魂又发动了二次进攻。

粤军后脚刚刚进入罗王车站，前脚退出的日本侵略军却又杀了回来，双方扭杀在一起，炮兵反而无处着力，只能看着干着急。

土肥原师团的主力部队，其拼杀能力自然不是盖的，硬是又把粤军给挤出了车站。

经过两进两出，粤军官兵已是尸横遍野，光在指挥所里听听伤亡数字，已是心惊肉跳，更何况李汉魂就在一线端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惨烈情状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李汉魂说他当时不但落泪，而且还“涕泗如泉”，似乎有些夸张，但如果联系到他后来笃信佛教，设身处地想想，确有如刀割肤的感觉。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真正的战场，本来就是一个折磨人良知的地方。

时间从午后过渡到傍晚，残阳如血，硝烟飘荡，罗王依旧难以攻下。

罗王是个重头戏，无论如何得唱好。继李汉魂之后，薛岳也亲自来到第一线，进行现场办公。这张中国士兵的肖像曾闻名于世日本侵略军的外围工事都被炸光了，据点却还拿不下来，缘于土肥原师团实在很能打仗，粤军即使前仆后继，后继如潮都没用。

薛岳了解情况后，马上给附近其他各部队下达命令，要他们加强进攻，以牵制和分散土肥原师团在罗王的力量。

彼弱了，我们还得强。老虎仔操着广东话，跟前线战壕里的广仔们一聊天，得知由于后勤输送不理想，有的小伙子已经超过一天没吃饭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饭，还如何能打仗。薛岳马上拿起电话，要求赶快送饭。

兵团总司令亲自催问吃饭的事，后勤部队就是迎着鬼子大炮也得把饭送上来，粤军由此士气大振。

李汉魂当着薛岳的面，下达了三攻罗王的命令。

吸取前两次的教训，李汉魂要求，这次炮兵必须跟随步兵一道前进，到接近车站时再发炮，直到把站内也轰到荡然无物时才允许步兵进站。

等炮声一歇，日本侵略军当然还会反冲过来，但粤军这次打定主意不退了，作战意志坚忍不拔，令对手也为之惊诧。

关键时候，胡宗南助阵，他从罗王寨侧后迂回插入，使得在罗王寨指挥的土肥原大惊失色。

前门顶不住，后门眼看也要上闩，再不跑就要被包围了，能跑快跑吧。

5月28日，李汉魂收复了罗王。

在罗王寨日军指挥所，李汉魂发现了许多日本侵略军遗弃的文件，其中有一件战利品令人眼前一亮，这是土肥原自佩的指挥刀。

日本军刀，质量通常都在上乘，土肥原的刀，那更不是开玩笑的。拿一叠二十枚的大铜元放在桌上，军刀挥过，全部一劈两半。

连腰间宝刀都丢了，足见粤军进攻时的迅猛坚决和土肥原逃命前的慌乱。

在收复罗王的前一天，兰封也失而复得，薛岳打通豫东陇海走廊的初衷基本实现，原先被阻断于商丘的四十二列火车和大批物资经开封、郑州顺利西撤。

不能没有运气

光全身而退已经不是老虎仔的最大目标，他如今的愿望是擒住土肥原。

罗王让你侥幸钻了出去，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要继续把你的喉咙扼住，直到你脸色发青发紫为止。

接下来，薛岳要切断的，是土肥原的生命线。

在攻下兰封和罗王后，胡宗南直捣土肥原控制的第三个大寨——罗王以北的曲兴集。

虽然胡宗南部队的番号仍然是第一军，但与过去相比，却已是一天一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新兵。这些新兵，有的还没有完成训练，有的则是连枪都不会放，本质上还都是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民。

新兵要成为老兵，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须练成老兵之胆。偏偏第一军刚刚上来，就在火车上遭到日本侵略军袭击，而且还是土肥原师团这样的强悍部队，一下子便把胆给打没了。

许多新兵成了惊弓之鸟，一听到炮响，第一反应就是四处乱跑，当官的都不用指挥打仗，光收容部队就一头汗。

胡宗南亲至第一军督阵，见此情景决定到开封去搬救兵。

路上被日本侵略军发觉，遭到炮火轰击，东西南北，一时间到处都响彻着炮弹的轰鸣声，他的汽车不得不像穿越雷区一样，左右摇摆，犹如蛇行，而一些随从幕僚们更是被吓得缩头缩脑，面无人色。

胡宗南确有大将风度，他并不惊慌，关照司机：开快些，马上就能脱离危险。

随后看了看身边那些幕僚：镇定点，不要让小兵看不起你们。

吉人自有天相，胡宗南毫发无损地回到开封，而他要搬的救兵是第二百师派到前线来的坦克部队。

大家不要怕，我有铁家伙在前面给各位壮胆。

曲兴集是座大寨子，围墙很坚固，而且驻守着大量日本侵略军，胡宗南实在也攻不进去，只能暂时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

土肥原的氧气管不在这里，在曲兴集更北的黄河渡口，那里才是他的给养输送地。

胡宗南绕过曲兴集，集中全部力量，一拳砸了过去。

坦克战车开路，步兵随后，原来畏惧不前的新兵们胆量终于上来了，冲！

黄河渡口的克复，完全卡断了土肥原与北岸的联系，使土肥原师团真正沦落成了被薛岳兵团包围的孤军。

所谓奔袭，最怕的就是失去后方，特别是像土肥原这样的机械化师团，若无汽油接济，坦克和汽车都只能沦为一堆堆废铁，其惨况可对比台儿庄大捷。

此外，还有粮食、弹药，没了它们，都是能要人命的事。

发动千里奔袭以来一直春风得意的土肥原，终于陷入了梦魇一般的境遇，虽然脸上还不至于露出青紫色，但呼吸显然已经相当急促了。

兰封和罗王寨被攻克，曲兴集被包围，他只能缩进第四个大寨，也是最后一个大寨——三义集里面。

薛岳把攻克三义集的任务交给了桂永清，后者现在相当于戴罪之身。

丢失兰封，最早追查的就是龙慕韩在撤退前，有没有请示过上级，结论是没有，马上撤职查办。但即便如此，桂永清也不能逃脱领导责任，被要求听候处理。

桂永清真是够倒霉，一跤跌在兰封，后来还被师出同门的宋希濂给说得一钱不值。

古今中外，向有文人相轻的说法，然而如果你举着放大镜细细观察，文人圈子以外的那些圈子也大抵如是。

军人也会相轻，而且相轻得还要厉害。比如宋希濂素来就“轻”桂永清，也包括“两师一总队”出来的王敬久、孙元良这些人。

原因嘛，说穿了也没什么了不得，无非就是大家从资历到水平再到战绩，都差不了多少，一个被窝里滚出来的，没有说谁落谁一大截子的情形，而关键位置又只有那么几个，不抢还能咋办？

宋希濂能当上军长，就颇富戏剧性。这个缺儿原先是王敬久的，蒋介石要调王敬久到洛阳整训，可是王敬久却闹情绪不愿意去。

他不去不是嫌官不大，而是怕受人领导。

即将领导他的是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祝绍周曾在第八十七师当过参谋长，彼时的王敬久官居副师长，是其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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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谁能给我一把剑（3）

军队里素重等级，一级级上去都是要有说法的，有的甚至就得一个个数身上落下的伤疤。自己枪林弹雨，从淞沪会战打到南京保卫战，九死一生，差点把性命丢在南京城，这祝绍周也没在前线打过什么仗，怎么就恁地蹿到前面去了，王敬久想来想去，怎么也绕不过这个弯。

机会只有一个，你不去，人老宋可就去了。

在兰封战场，宋希濂和桂永清同为军长，但桂永清是货真价实的军长，宋希濂却一直只能指挥一个师，跟师长差不多，当然不高兴。

桂永清败走兰封，老宋肚子里是颇有些幸灾乐祸的，他后来甚至认为桂永清之所以没被判处极刑，完全是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从中袒护的结果。

其实这就叫站什么位置说什么话，设若当时当地，让宋希濂守兰封城，结局并不见得就比桂永清能妙到哪里去，他叫冤喊屈的声音可能还要响还要大。

桂永清倒霉，某种程度上对宋希濂来说倒的确是有利的，后者在军长任上重又实至名归，原属桂永清指挥的第八十八师等部队都拨到了他麾下。

桂永清丢了兰封，宋希濂负责收复兰封。其实他在战术使用上也没什么新鲜招，无非是先用炮轰，然后再用步兵登城。

但妙就妙在老宋有运气。本来兰封城里有一个日本侵略军联队，轮到他攻城时，却已有一半兵力调出城外，所以城里只有一个大队。

就算这样，宋希濂连攻两天，兰封还是没能攻得下来。

于是继续靠运气。

由于薛岳兵团四面开花，土肥原师团控制的四个据点没有哪个不遭到攻击，因此兵力捉襟见肘，焦头烂额之下，土肥原只得命令那个大队也撤出兰封，以便增强三义集等大寨的防守能力。

日本侵略军撤退，宋希濂不仅得以顺利收复兰封，还缴到了步机枪和十多匹军马。老宋自己牵了其中一匹，并且特地搞了一把怪，正经八百地给新坐骑起名“土肥原”。

有时候打仗不光要靠本事，恰如其分的那一点点运气绝对是少不了的，如此说来，宋希濂的运气真是好到出奇。

与此相比，桂永清的运气却是背到极点。薛岳让他进攻三义集，说好听点是给机会，让你将功赎罪，但是这个“机会”也太高难度了。

三义集是土肥原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又是他最后的栖身之所，大部分外围部队都收拢到了这里，绝对是四个据点里最难啃的骨头。

即使再难啃也得啃，因为除此之外，他已别无选择。

桂永清身背处分令，将所部将官全部召入大帐。

我们必须攻克三义集，如果完不成任务，营长以上均以抗命论罪！

命令很严厉，原教导总队和德械师的官兵们也豁了出去，“消灭第十四师团”“活捉土肥原”的口号震天动地。

缴一匹这样的“土肥原”骑骑倒也很过瘾

三军舍生忘死，一度突入三义集主阵地一角，但自此以后就再也前进不得。

最后，连前敌指挥官也受了重伤，被士兵用木板抬了下去，这个样子，不仅不能以“以抗命论罪”，还得记功。

桂永清咬牙切齿地要收复三义集，可现实是残酷的。由于中苏联合空军的主力必须用来保卫武汉，因此自兰封会战发起以来，前线战场的制空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日本陆军航空队手里，掩护蒋介石到郑州督战的七架飞机被派往前线侦察，竟全部被击落。

从郑州到开封，从平汉线到陇海线，窜来窜去的都是日军飞机。有了这些披着膏药旗的乌鸦在天空盘旋聒噪，任你再强，白天都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再看看本部士卒，无论教导总队还是德械师，都已是伤痕累累，部队实力挫伤严重。

桂永清不是纸上谈兵的将帅，实际情形就摆那里，所谓困兽犹斗，你就是豁出老本不要，短期内也难以捣掉人家的巢穴。

只能像曲兴集那样，继续围，继续攻，当然还只能晚上攻。

破罐子破摔

土肥原失去黄河渡口，又被困在三义集、曲兴集这两座村寨里面，已全无刚出场时那股千里奔袭的气势了。

这家伙一路狂奔，曾忙到脚踢后脑勺，一不留神，脑袋却真的被人踹上一脚，最终由神功附体的典型沦落成了缩成一堆的可怜虫。

在黄河对岸，看着原本顶呱呱的爱徒陷入绝境，香月那颗小心脏也早就被挤对成一片一片的了。

本来想玩儿一手漂亮的，没想到结局竟如此惨不忍睹，这令第一军司令官悲愤至极。

悲的是，自己近在咫尺，想救却没法救。

本来香月手中还有一个龙山第二十师团，但自徐州会战开始后，阎锡山第二战区就从晋西出击，将分散驻守各个点的龙山师团压缩围困了起来。

第二战区的部队不是游击队，那也是正规军，机枪大炮都有。龙山师团被围住后，一筹莫展。香月求爷爷告奶奶，想让寺内派兵增援，后面那位不仅未给一兵一卒，甚至还釜底抽薪，把土肥原师团调去了徐州战场。

在寺内眼里，只有徐州、军功还有面子，至于香月的死活，则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龙山师团起初还能依靠飞机得到一些补给，后来北方下起大雨，飞机来不了，这些分散各地的部队便断了炊。

不能不吃饭啊，鬼子们把周围能吃的东西全吃掉后，只得向难民学习，啃树皮和青草充饥。

到土肥原被困的时候，龙山师团也快饿死了，哪有气力集中起来，去对岸援救这个落难的兄弟？

香月更多的却是愤。

这么多天来，都是土肥原一个人在兰封突来突去，直至被薛岳关进笼子，自始至终，“华北方面军”根本就没花力气配合，否则薛岳也就不会心无旁骛地连着发起两次大围攻了。

此时，徐州的庆功会已经开完，寺内也醒了过来。

徐州虽然已侵占，大的油水却未捞到多少，不仅如此，陇海线还给对方重新打通了，物资人员被抢运一空，眼下甚至连土肥原师团都几乎成了对方的网中之鱼。

谁能想到啊。

想不到是因为蠢，但寺内绝不会认为是他自己蠢。

香月，谁让你去攻开封的，我要你打商丘，你却违令而行，怪得谁来。

这种节骨眼上，不讨论如何把土肥原给捞出来，却首先对自己一顿训斥，香月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索性来了个破罐子破摔，把陈年旧账都搬出来，大揭寺内的老底。

在徐州会战前，香月曾让土肥原对韩复榘、石友三、万福麟、商震等人进行过暗中联络，商量大家“你不打我，我不打你”，本来事情都快要成了，却让寺内横插一杠子，硬要人家明着当汉奸，结果最后除了把韩复榘逼上绝路外，其他那些人都上了“梁山”，拿起刀枪和“皇军”真干了起来。

到了这步田地，寺内又开始后悔，让土肥原继续“开展工作”。可是如今双方都杀红了眼，韩复榘死了，其他那些人也大多被裹卷到作战序列里面去了——连土肥原自己都杀了商震那么多人，你想商震还会接受他的“暗中招纳”吗？

香月越说越激动，已经刹不住车了。

徐州不过是空城一座，你们全都扑上去有什么意思呢？还庆功，那感觉就跟在方便面里吃到卤蛋，以为中了大奖，其实人家每袋方便面里都有，连生活中的小惊喜都算不上！

正是因为孤注一掷，把力量全部用到了徐州一线，华北后方才会如此空虚，龙山师团由此苦不堪言，不得不靠啃树皮、吃青草过日子。

都是最不能揭的伤疤，都是最不入耳的语言，但是寺内一直在听，连反驳都没有一句。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继续说。

香月完全没有意识到气氛的急剧变化，他搜肠刮肚，一吐为快，渐渐地竟把矛头直指寺内本人。

时至冬季，有的前线部队还未穿上棉衣，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及其司令部人员，却早早地就穿上了新棉衣，甚至还有穿高级防寒服的。

另外，请问司令官阁下，指挥作战时，您是在平津后方的时间多呢？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多呢？

寺内大部分时间都在平津，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堂堂军司令官，总不可能跟小兵待在同一个战壕里吧。可是照香月含沙射影的说法，这竟然也成了日本侵略军在徐州会战前后失策的原因之一。

香月认为是在往寺内的伤口上撒盐，却不知道自己当天的言行简直就像被毛驴子踢了一样。

寺内的心胸什么时候会宽绰起来呢？他之所以能捺着性子听下去，是要让你“原形毕露”，以便算总账。

全都听明白了，原来就是想找我寺内的别扭！

看来，你的不听约束，绝非无意之失，那是长期以来利令智昏的必然结果，不削绝对不行了。

寺内要抓香月的把柄，现在轻轻松松就能抓到。

第一，没有依令封住商丘，致使五战区跑出那么多部队，不是我寺内的过，而是你香月的错。

第二，冒冒失失地搞什么“千里奔袭”，袭没袭成，却几乎陷土肥原师团于绝境，错在谁身上，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有此二错，足以定罪。

土肥原师团被困的第二天，香月就遭了难，被免去第一军司令官之职。

两个月后，兰封会战结束，香月被编入预备役，从此跟前线打仗彻底没了缘分，只能在睡觉做梦时，才能偶尔回味一下当初在华北指挥作战时的“威风劲儿”了。

接替香月的，是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梅津向以性情温和著称，连中国外交官都说他“既亲切又斯文”，与头上长角的香月相比，这无疑是一个蔫巴的角色。他一上任，底下就再没人敢对寺内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了。

十万火急

对薛岳兵团发动第二次围攻的进展情况，前方将士都还算满意，可是坐镇郑州的蒋介石却显得心急火燎。

太慢了！

前后十二个师参与围攻，土肥原师团现在至多也只剩下五六千人了，十几万人怎么就拿不下五六千人呢？

我告诉你们，靠这种水准，就算侵占了三义集，也只会在战史上留下千古笑柄。

十几万人攻城而不能克，这在中外战史上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毕竟你才攻了两三天，又不是两三个月，而对方也并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依靠飞机仍然能获得补给。

所谓“千古笑柄”云云，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激将法，但其也确实看出了危机所在，那就是在三义集屡攻不克的情况下，战场形势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晚年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就是《周易》，乃至到了“韦编三绝”，连竹简上的牛皮绳子都屡次被弄断的地步。

老夫子如此钟情《周易》，当然是因为这本相传为周文王所著的古籍，实在有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按照《易经》的论断，任何事情到了顶点都可能转向其相反方向，纵使你到达“飞龙在天”这样的绝佳意境，随后也一定会遇到“亢龙有悔”的尴尬。

第7章 谁能给我一把剑（4）

薛岳兵团尚未能够“飞龙在天”，可是俯瞰全局的蒋介石已能看到种种不祥征兆。

能够围住土肥原，说到底是钻了寺内和香月配合的漏洞，当对方一旦醒悟过来，围攻的时间就不能以天计了。

蒋介石的全部担心，其实均系于商丘能不能守住，那里原先算是徐州的西大门，现在就得看做豫东的东大门了。

商丘能保，还有时间，商丘不保，一切免谈。

5月29日，商丘被西进的“华北方面军”占领。

蒋介石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此时他已飞回汉口，立即给薛岳打来长途电话：十万火急！即刻停止围攻土肥原，组织全军撤退。

在电话中，蒋介石再三告诫薛岳，假如再不变更部署，整个薛岳兵团，包括一战区所有部队，必遭敌人歼灭，将为兵家所齿冷。

薛岳明白，那个极短暂的制胜之机已一去不复返。

如今不是淞沪会战的时候，十几个师对阵土肥原一个师团已是竭尽全力，若是一下子又冒出两三个师团，大家全都得被逼到绝路上去。

停止围攻，即刻撤退。

撤退令下，前方不明究竟的将士禁不住连连叹息：打了胜仗怎么还撤退，这不等于放跑土肥原吗？

三义集前，桂永清欲哭无泪。

只有他知道这个命令对自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什么都结束了。

桂永清永远失去了弥补过失的机会，这个“铁卫队”的总头领最终也没能从泥潭里拔出脚来，他被免去军长一职，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得以重回军界。

他的部下龙慕韩的命运则更惨，在武汉遭到军法审判，被判死刑，是抗战中第一个因作战不力而被处决的蒋介石嫡系中将师长。

火攻还是水淹

对于中国统帅部来说，围攻土肥原，是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若是真的要在豫东平原上与具备机械化优势的日军主力决战，那就是一傻到底了。

所谓精锐，所谓主力，手里也就剩这么一些，在河南打完了，武汉那里就空空如也，还怎么组织武汉保卫战？

可是这时候你就算想走，也不是一时间就能脱得了身的。

在此之前，日本统帅部曾向寺内下达命令，要求在整个徐州会战进行的过程中，必须以商丘或至多以兰封为界，未经批准，不得越界作战。

这一切，在裕仁和近卫内阁看来，当然是为了让对方有时间给他们写顺表，所以要留出余地，而参谋次长多田骏仍然指望在继续谈判失去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及早从中国抽身。

可是寺内说：不！

香月虽然早已滚蛋，但他说过的那番话还是大大刺激了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小子。

你香月不就是想露一手给我看吗？结果开封还是拿不下来，我现在不仅要拿下开封，还要直取郑州，不仅要直取郑州，还要由北向南，打下武汉。

如此一路猛追，先前从徐州突围的五战区部队，在兰封围攻土肥原的薛岳兵团，一个都别想逃，等这些人马被统统干掉之后，请问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主力，他们还能不投降吗？

寺内当年权倾朝野，统帅部的一纸限令对于他来说算个，说扔一边就扔一边了。

6月2日，“华北方面军”越过兰封，继续向西追击。

兰封会战，土肥原这只胖狐狸被薛岳关在笼子里好多天，憋得连气都快透不过来了，放出来后真是恨得牙痒痒，自告奋勇做了前锋。

土肥原师团是纯机械化师团，只要补给跟上，给汽车和坦克加足油，在平原之上确能收到以一当十，甚至当百的功效。

土肥原在前，其余部队紧紧跟上，从不同方向分进合击。

又是大撤退，又是对机动能力极其薄弱的中国军队的一次严峻考验。

要撤出前线的作战部队尚有十万之众，免不了你推我挤，偏偏老天还不帮忙，连日阴雨，道路泥泞不堪，官兵纯靠一双腿在跟日本侵略军的机械化赛跑，因此个个疲惫不堪，部队士气甚是沮丧。李汉魂的粤军在攻克罗王时曾勇气惊人，此时也已乱七八糟，秩序混乱。

等退到郑州时，一战区司令部发现这些部队已无继续作战的勇气，而曾经屯集精兵强将的一战区，再也拿不出一支有把握的力量来进行阻击了。

早几日的天空还艳阳高照，如今却连檐前都挂了厚厚一排冰凌。

程潜在郑州组织一战区的高参们日夜商讨对策。既然人的力量已经不好使了，就只能使用自然力。自然力中最见效的无非两种，除了火攻，就是水淹。

火攻策：到实在无法可守时，将郑州付之一炬，让日本侵略军即使夺取郑州，所能得到的亦不过是焦土一片而已。

水淹策：在郑州北面附近挖开黄河堤，实施水淹七军的战略。

说是火攻，其实伤不到鬼子，伤的是自己，倘若水淹，既能保全郑州，也能阻断并杀伤日本侵略军。

程潜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选定了水淹一策。

地狱之门

所谓水淹策其实并非程潜首创，早在“七七事变”时，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就建议，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由北向南发动进攻，应该及早将黄河决堤。

老外不知轻重，说得可真够轻巧。

黄河发大水在历史上虽是常事，乃至有“三年两决堤，百年一改道”的说法，可那毕竟属于自然灾害，堵和防还来不及呢，你还真敢自己炸开？

金木水火土，《易经》里的“水”，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生命之源，那是一种险的象征。就像《魔戒》里召唤鬼兵一样，你想以水为兵，但极可能同时打开的，是一座地狱之门。

然而世上的事就是如此诡异，你越不肯，它就越要逼着你上。

程潜将他的想法呈报蒋系统帅部，蒋介石召集幕僚商讨，不到一个小时便有了结果：豁出去，干！

这么重大的事，口头同意还不能作数，程潜又以正式电文进行请示，经蒋介石批复后才正式进入实施。

6月9日，在多次决堤失败后，施工部队终于成功地炸开了花园口。

这时，开封早已失陷，郑州以南的铁路也被“快速挺进队”给炸断了。

其操作手法与徐州会战后期别无二致，都是要依靠日军的机动优势，以迅雷般的速度来截断中国军队的后路。

花园口被炸开前，华北很多天都没有下过雨，黄河也正值历史上罕见的枯水期，但是决口放水之后，忽然下雨了，还是倾盆大雨，黄河伏汛鬼使神差地如期赶到！

一个新的黄河出现了，它将刚刚还如入无人之境的日本侵略军一截两半。由于泛滥区仍在不断扩大，被隔于新黄河东岸的日军仓皇撤退。

原来就怕自己跑得不快，领不到头功，现在则是适得其反。所有机械化装备，包括坦克、汽车、火炮，全都成了累赘，只能任其沉入水底。

尽管抛掉了重武器及随身辎重，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日本侵略军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员和马匹被水冲走。

花园口决堤使得日军狼狈不堪

在新黄河的西岸，除了土肥原师团一部外，京都第十六师团也有五个大队被隔于岸边，而且几天之后，粮弹都出现了匮乏。

张自忠等多支部队此时就驻扎在附近，见此情景，立即“趁火打劫”，向被切断后路的日本侵略军发动猛攻。

土肥原师团骑兵支队因为突得最前，第一个倒霉，骑兵全数被灭，四百多匹东洋马和四门野炮成为战利品。

被抛弃于西岸的日本侵略军至此成为过街老鼠，连各县自卫团都跑出来，协助正规军进行追击。其中有个自卫团仅日军骑兵的马鞍子就拉了几大车，汉阳造和老套筒全部换成38式，每个小分队还有一挺歪把子机枪，真正是拿鬼子的装备武装了自己。

寺内瞠目结舌。

别说从北向南侵占武汉，就算是侵占郑州都再也不可能了，把部属从对岸捞出来才最为紧要。

本来用于强渡黄河的工兵部队和舟艇全都被调过来，用于援救西岸日军脱困，后者的残余部队担惊受怕，好多天后才坐着船逃回了东岸。

自然力总是让人敬畏，在它面前，人类永远是那么渺小卑微，所谓的强者也很快会变成弱者。

对于蒋介石和程潜等人来说，黄河决不了，着急，可是成功决堤之后，在庆幸之余，又留下了心病。

在督工决堤时，为了摆脱这种心理阴影，施工部队还现场导了一段民间版的小品。

大家正挖着呢，忽然有一个兵往地上一倒，然后口吐白沫，嘴里大叫：我是龙王爷，久困在这里，今天要从这里入海了。

戏演得十分逼真，酷似我们耳熟能详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不过这个也就只能骗骗自己人，你要拿来应付新闻媒体，那就只能引人发笑了。

当然还可以这样解释，决堤是为了先发制人，防止日军先炸堤来淹我们。可现实的问题是，对手占有压倒性优势，人家根本就犯不着动用水兵。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花园口决堤对外的统一口径为：敌机炸开花园口河堤，官兵正在奋力抢堵中。

施工部队摇身一变，由决堤阻敌的始作俑者，又变成了抗洪抢险的英雄。

相对于那个疑似水龙王附体的小品，抗洪抢险可是一场大戏，因为它得经受住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的检验。

程潜专门调来两千民工，众人煞有介事，搬石块的搬石块，扔草捆的扔草捆，在记者们面前一本正经地进行着表演。

民国时候的记者也不是好忽悠的，看得极其认真，而且你不要他问的问题瞎问。有一个哥们儿更是离谱，他在看过临时造出来的“日军炸弹痕迹”后，忽发感慨——

此弹痕不过一米左右深，而这个堤岸却有二十多米厚，就算轰炸机都轰在这同一个点上，是不是能把河堤炸开呢？

真想踹这记者一脚。

来做戏的人没一个答得上来，只好装傻充愣，啊吧，啊吧，啊吧吧，糊里糊涂混过去。

记者和舆论就这么糊弄过去了，日本人被“栽赃”了也有苦难言，第一战区自程潜以下幕僚，当时也都认为这是情非得已的最佳方略。

可我还是听到了黄河两岸的阵阵哭声。

滔滔黄河水，瞬间成灾。虽然在决堤时，一战区即安排了沿途居民迁移，可是仓促之间，搬一个家哪有这么容易，何况有很多人安土重迁，是死也不肯离开故土的。如果要搬要逃，在那种兵连祸结的情况下，他们也早就走了。

一位视察黄泛区的官员沿途看到，黄河所过之处，甚至有全村乃至全乡遭难的，真是惨不忍睹。

家园至此被完全改变了模样，无数生命破碎在了洪水之中。

遥望这段历史，仍然会带给我们阵阵痛楚。在花园口决堤将近十年之后，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呈现于他们眼前的黄泛区，仍然是一片汪洋，见到的村庄根本找不到人，宛如一座座鬼村。经历过长征的陈再道伤感地说，红军三过草地，尚能见到青草，可是在这里，连青绿一些的颜色都难以见到。

毫无疑问，无论到什么时候，花园口都会是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沉重话题。

第8章 勇敢的心

6月15日，近卫召集御前会议，进行专项研究。

研究的还是那个让他们头疼和纠结了无数次的老问题：中国究竟落到什么地步，或者说哪些地方被攻下来，才能够摇白旗投降呢？

上海被否定了，南京也被否定了，最后以为是徐州。

从徐州会战到兰封会战，再到花园口决堤，日本侵略军死伤了三万两千人，约合两个师团，徐州也总算攻下来了，可是蒋介石军队仍然没有一点肯服软的迹象。

显然，徐州也不是，那就只有武汉了。

内阁大臣们认为，中国说大也就这么一块地方，要是能够把武汉和广州，特别是武汉侵占下来，蒋介石不服也得服。

近卫一锤定音，这回要把日本全部国力都集中起来，争取一劳永逸，一年之内完全解决“中国事变”。

到此为止，已经没有人记得局部化及不扩大政策了，这个窟窿越捅越大，再也难以补上，中日之战开始正式演变成全面战争。

6月28日，“华中派遣军”沿江而上，攻破了马当要塞。

马当号称“水上马其诺”，从南京沦陷开始，中国统帅部先后投入施工人员将近八百多人，花了一年多时间修筑，满以为足可抵挡一阵，不料几天工夫便宣告完结。

马当是九江的屏障，马当一失，九江岌岌可危。

“保卫大武汉”“保卫大武汉”，口号喊得震天响，谁也想不到，仅仅一个月时间，人家已经侵占到了你的鼻子底下。

马当守军用重机枪进行阻击，但仍未能守住要塞蒋介石把驻守九江的令牌交给了张发奎。后者是当年的“铁军”军长，薛岳的老上级，而且也参加指挥过淞沪会战，应该是最佳人选。

九江称得上是个好汉云集的地方，此处古称江州，既有山水美景，又有鼎盛人文，所以施耐庵才会把“梁山好汉劫法场”的重要场景安排在这里。

那正是梁山泊兴盛的开端，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黑旋风”李逵拎着两板斧，“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的生猛和火暴。

张发奎也在九江拎着板斧砍过人，不过他砍的不是“江州军民”，而是孙传芳，后者被他砍得狼狈不堪，节节败退。两个月之后，张发奎便在武汉因功由师长升为军长，成就了北伐“铁军”的辉煌一页。

说九江是张发奎的福地也并不为过。

祸福相生，是你的福地，就必然是别人的祸地，比如即将上场的对手。

重排棋局

虽然成功地攻破马当，但日本侵略军此间受到的损失也着实不小，海军被击沉击伤九艘军舰，被迫增派舰队，而负责地面侵占的台湾旅团一仗就有五百多人被打死在马当要塞之前，湖水为赤，不得不就地补充兵员。

九江一战关系重大，中国军队肯定要全力以赴，能不能顺利拿下，日本统帅部的一帮头头脑脑们心里打起了鼓。

日本人是很重视总结经验教训的。在他们看来，先前对华情报工作过分偏重于人，也就是大家都热衷于掌握和分析“中国军阀”的动向及其相互关系，像土肥原、板垣等“中国通”，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地干着的都是这个活。

画地图的工作也做，但是主要集中于北方，南方的“地势调查工作”做得相对糟糕，由于用兵时未能有效掌握地利，结果两次淞沪会战都打得太苦，没能以闪电的速度将中方一击倒地。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既是有名的“中国通”，又熟悉南方地理，还有打仗的经验和资历？如果由这样的人来指挥九江乃至华中战场，未来的战争将不至于陷入过去的困境。冈村宁次是“荣耀的第十六期”中最重要的成员按照这个标准，日本军部拨过来拨过去，终于找到一位。

冈村宁次，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五期，是继板垣、土肥原、矶谷之后，“荣耀的第十六期”中最重要的成员。

很多日本将军早期都参加过日俄战争，冈村也不例外。第一次作战，他以小队长的身份指挥队伍在森林里和俄国人交火，由于视野受到限制，便爬到树上去进行观察，这时有个部下对他提出了忠告。

这个部下告诉他：打仗不能光会逞英雄，要会动脑子，你站在高处指挥是很危险的。

那时候的冈村还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他能做人家的上级，纯粹是因为刚从军校出来，那个部下才是饱经战火的老兵。

冈村从此就把部下告诫的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每仗都尽可能动足脑筋，用足谋略，这也是他后来被称为日本军事天才，在军事成就上远远超越其他日本将领的重要原因。

不过日本军部当初并没想到冈村还有这一手，他们只知道，冈村十多年前在九江一带混过，而且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在日本现任将军中没有第二人有此履历。

事实上，冈村跟张发奎也算是老相识了。当张发奎挥斧猛砍孙传芳的时候，这位军事顾问同样抱头鼠窜，不知往哪里躲好。

忽然看到江面上有日本海军的军舰，他赶紧上前呼救，可是人家不让上。

原因是冈村穿着北洋军服，那时候孙传芳的军队里有好些人都是留日学生，会几句日语的不在少数，日军水兵就认为这厮是冒充的日本人，被逼急了想来搭顺风船。

跟小兵说不清楚，冈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幸得一个海军军官走上前，问明事由后才放下软梯予以收留。

十多年过去，如今海军军官成了舰队司令官，而他当时无意中搭救的“军事顾问”也不得了，冈村此前已经是关东军仙台第二师团师团长了。

你可以说冈村是张发奎的手下败将，但这一说法其实既不完整也不确切。内战之中，北洋军打不过北伐军，就算旁边有日本顾问可以帮着画图纸、做方案，又有什么用？

日本统帅部认为，冈村对九江及华中地区的人情地理十分熟悉，“华中派遣军”要想顺利攻取武汉，下面缺不了这样的大将之才。

冈村随后便被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专负指挥华中战场之责。7月19日，他搭乘海军旗舰，从南京溯江西上。四天之后，到达了湖口前线。

仅仅这个姿态就让人刮目相看。因为湖口处于最前沿位置，对岸即为中国守军。一般来说，最高司令官很少有距离前线这么近的。

冈村此举，显示的是一种自信。

历史重新给昔日对手安排了一副棋局，九江那边是张发奎，湖口这里则是冈村宁次。

华中作战，不比北方，某种程度上，就看双方将领对山川形胜、地理构造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在这方面，别说一般日军将领，就连张发奎本人恐怕都难以与冈村比肩。

冈村当年的苦头不是白吃的，不光他自己记住了沿途景物，还从孙传芳身边偷到了无价之宝。

这是一张华中地区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系归国后效命于孙传芳的中国陆士留学生实地测绘而成。这些学生在日本专门研习过陆地测量，其测量和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因此所绘出来的地图也有别于那种毫无军事价值的“长江万里图”。

整个武汉会战，日军所使用的军事地图，绝大部分是该图的复制品。就当时情况而言，再找不到更详细的地图了。

对下赢这局棋，冈村信心满满，这个“南方中国通”甚至开始悠然自得地欣赏起湖口的风光来了。

大意失江州

其实光从双方兵力数量的对比来看，日军并不占优势。

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台湾旅团已基本恢复元气。在此之外，冈村又从第十一军中增拨了一个第一〇六师团参战。

自淞沪战役打响后，日本在十七个常备师团之外，已经成立了包括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在内的七个师团。可是随着占领区域的扩大，到处都需要警备部队，如果还要再侵占武汉，光增加这七个师团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

于是再扩再编，呼呼地又冒出了十个师团，日本陆军总量一下子达到了三十四个师团。

第一〇六师团就是这次为了侵占武汉而扩编出来的新编师团，看番号就知道了，其兵员同样来自于熊本第六师团的家乡。在当年的日本，凡是南九州的人差不多一个德行，全以好勇斗狠为能事。冈村或许就是看中了那一股子邪气，才把这个新师团列为前锋。

即使这样，整个九江之战，冈村投入兵力也仅为一师一旅，反观集结在九江的中国军队却有十万之众，仅军建制的部队就有好几支。

冈村能够这么镇定自若地观赏风景，不仅缘于他对九江的地形了然于胸，事先盘算好了即将开始的每一个步骤，还因为他比其他日军将佐更为冷静，而且更加善于琢磨一些细小环节。

自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司令官后，最让冈村感到担心的，并不是己方的战斗力，而是对方的士气。

他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军队屡战屡败，却越战越顽强，到台儿庄战役时，甚至被包围了都死不投降。

中国军队奋战到底

审问俘虏，一名中国军官告诉他，战场之上，如果被活捉，你们会杀俘，后退的话，督战队又会解决我们，所以只能死战到底。

这名被俘军官说的当然不完全是实情，但冈村似乎从中找到了奥秘所在。

原来如此。

联想到第十一军的主力全是参加过南京屠城的部队，自个儿就把“纪律严明”和“神兵”形象给掀了个底儿朝天，冈村认识到必须转换侵华策略。

他在第十一军打出了一个新的旗号，叫做“讨蒋爱民”，竭力想把自己打扮成一支“仁爱之师”。

据他的幕僚回忆，有一次冈村坐在汽车上，突然发现并抓住了一个掉队的中国士兵。这是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兵，脚上受伤后才掉了队。

冈村马上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对少年兵简短询问后，还安排他做了第十一军司令部的杂役。

这种偶尔作秀，属于千年万年才一次，冈村眼中的“军纪风纪问题”在基层部队中也从未有过根本收敛。不过这件事至少反映出这位“中国通”司令官已经用上了攻心术，这是他有别于其他日军将官的突出之处。

与之相比，张发奎在准备上明显不足。他的感觉似乎还停留在北伐时期，连对手究竟将投入多少部队都弄不清楚，至于九江周边哪些地方易攻，哪些地方难守，更是一头雾水。

十万人马，给他平均分配，沿着江河湖岸撒了一圈。这样表面看起来似乎万无一失，其实漏洞百出。道理很简单，处处防，也就等于处处防不住，没有纵深配备，只会给人家一触即破。

“铁军”军长实在太大意了，也许十多年前你可以小视面前这位“军事顾问”，可是十多年后如果再用这种眼光看人，老兄你可就要吃亏了。

7月23日，台湾旅团和第一〇六师团先后登陆九江。

口子被强行撕开后，张发奎立刻慌了神，因为他没有做二线布防，日军一登陆，就可以直趋九江城。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张发奎一连抽调四个师进行反击，可是手里的这两把板斧始终砍不中要害，不仅不能立驱日军入江，反而自己还把刃口给砍钝了。

这不是北伐时期，光有匹夫之勇已然不济事了。

7月25日，两支日军野战部队已形成了对九江钳形包围的态势。

冈村的样子摆得很吓人，却多少有些唬人的味道，“铁军”军长手里还有的是可供动用的棋子，包括尚未启用的军建制部队。

实在不行，九江以南还有薛岳第一兵团与之相衔接，你包围了我，说不定我还能反过来包围你，日军又是背水一战，对照兵法要诀，谁比谁更危险？

事实上，冈村对此战也不是全无担心，假如张发奎再坚挺一些，他就得考虑动用第十一军的更多部队了。

可是冈村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未及时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处于过分慌乱之中的张发奎即宣布全线撤军，九江随之沦陷。

第9章 勇敢的心（2）

撤退路上，各部队完全乱了套，张发奎所指定的依次撤退时间和路线形同虚设，大家你推我挤，混乱程度跟以往别无二致。要不是赣北山多林密，便于隐蔽，差点就被追击的日机统统做了点心。

仅仅三天时间，被视为江上重邑的九江就步了马当的后尘，真是不可思议。

武汉后方大受震动，作为败军之将的张发奎亦诚惶诚恐，他甚至一度想亲自到武汉去“投案自首”，接受军法审判。

张发奎不是黄埔生，那是“铁军”军长，粤军的旗杆，岂是你想罚就能罚的？所谓“投案自首”云云亦不过是矫情一下，给舆论一个交代而已，所以马上有陈诚上前为之说情，蒋介石顺水推舟，仅把表现不佳的几个师长予以撤职。

说实话，武汉会战的开局如此之糟，是蒋介石想不到的。不过这个世界上，想不到的事情实在多得数不胜数，岂止这一件。

比如冈村也有想不到的，他想不到的是在长江以北作战的熊本第六师团境况不佳。

依山为战

自参加淞沪会战并侵占南京后，熊本师团气焰十分嚣张，整天一副见人杀炫、见佛灭佛的狂样。

在日本十七个常备师团中，原先最叫座的是板垣师团，可是台儿庄一战，让板垣师团威风扫地，熊本师团便扶摇而上，俨然已成为日本国内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这时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前师团长谷寿夫已被召回国内，接替他的是毕业于陆大同一期的稻叶四郎中将。

按照稻叶个人的印象，这个师团的官兵几乎个个都是魔，平时作恶多端，“非法行为”层出不穷，打仗时却也“英勇无比”，其他师团很少能及得上。

毫无疑问，在第十一军，熊本师团也是绝对的老大。冈村把它单独放在江北，就是相信该师团能一人干几个人的活儿，单枪匹马便能侵占武汉。

可是这个在南京城里杀人如麻的野兽师团如今却步履维艰，日子十分难过。因为这群野兽也遇到了自然天敌，说起来或许很好笑，只是一只小小的蚊子。

南方空气潮湿，特别是进入皖西鄂东地界后，除了山就是水，此外还有稻田，这种环境加上这个季节，便成了蚊子的天堂。

光被蚊子吸去点血倒也罢了，可怕的是，它会传染疾病，这就是疟疾，俗称“打摆子”。人生了这种病后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冷的时候盖几床被子都没用，热的时候可以热到你一个劲儿说胡话。

熊本师团前期没有遇到什么强敌，但被场外因素撂倒的不少，先后有两千多人患上疟疾，都上联队规模了，你要说这还不影响官兵的情绪，那就太假了。

熊本师团是第十一军的第一主力，江北进军就全指着它呢，所以冈村听说后很是着急。

知道这个师团骄狂得不得了，他便对症下药，专门向师团长稻叶发来一份训示，说是将来要让熊本师团负责单独攻取汉口。

稻叶也正在发愁，拿到训示后便遍示全军。

一夜之间，熊本师团仿佛置身于南京，感觉上又可以恣意杀人放火了，由此竟然大受鼓舞，士气也重新振作起来。

除了“捧”以外，冈村还专门为熊本师团量身订制了“尺蠖战法”。

尺蠖，就是那种颜色像树皮一样的恶心虫子，它在树上是一伸一屈爬行的。冈村允许熊本师团像这种虫子一样，实行间隔休整，即每战一周就休整十天，以便使他们不会过分疲劳。

这种待遇，在第十一军里没有第二个师团可以享受，属于特级护理。

江北属于第五战区防守区域，李宗仁因脸上枪伤发作，导致一只眼睛暂时失明，老猛仔不得不请假到武汉就医，其职务由白崇禧暂代。

经历过淞沪会战的惨痛教训，“小诸葛”如今越来越有孔明相，知道外战不同于内战，不能一味猛打猛冲，即使是拎着板斧砍人，那也只能是从前，现在人家比你还要猛还要凶，再玩这一招就不灵了。

台儿庄大战，假如不把全国的特种部队都集中调度过去，光凭大刀和热血，你干得过鬼子的大炮和坦克吗？

所以一定得动脑，要用巧劲儿。

在台儿庄，白崇禧找来的是重炮和战防炮，在江北，他看中了另一件秘密武器。

与战防炮不一样，这件武器无须投资，不要工本，可是绝对环保，绝对物超所值，它的名字叫大别山。

白崇禧依托大别山，将李品仙兵团全部部署到山里，对过路的熊本师团进行侧击。

太“阴险”了，不过真是聪明。

稻叶还不知道这一情况，刚上路时还一喜，因为公路上空空荡荡，既无人也无工事，给人的印象是守军早已望风而逃了。

但随后麻烦就来了，路边枪声不断，根本就不让你走安生了。等抬起头来找出处，那开枪的往山里一钻，无影无踪。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先头部队刚刚扎下营来，一场噩梦也随之开始了。

广西桂军敢与“日本第一师团”

进行较量

7月26日晚上，李品仙兵团突然从大别山上猛扑下来，发动了声势凌厉的大反击。这便是太湖之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太湖不是江苏那个知名的湖，而是安徽的一个县。

李品仙兵团以桂军为主体。后者有广西猴子之称，在大别山区作战，就跟在广西境内的十万大山一样熟悉，他们跳来跃去，与日军争夺每一座山头和每一处村庄。

原本翠绿的山林在燃烧后变得一片焦黄，双方反复拉锯过的村庄则是房屋倾塌，弹痕遍布，其战斗的激烈程度让久经战阵的熊本师团看了也不禁为之咋舌。

桂军不光打得狠，频率还高，一共打了三天三夜，发动了近三百次大大小小的反击，平均每天一百次，别说吃饭睡觉，日本侵略军连解个手都没有时间。

熊本师团被打得号叫不已，等到后续大部队赶上来，李品仙兵团却已撤离战场，重新钻进深山去了。

人走了，可是仍然在不远处盯着你，随时准备再到你身上挠回痒痒。

补过之难

依山为战虽然打得漂亮，但毕竟只能从侧面袭击，要阻遏熊本师团向武汉前进，还得依靠正面阻击。

7月下旬，熊本师团跨过省，从安徽进入湖北，到了鄂东的黄梅县境内。

熊本师团是从合肥出发的，两个月内徒步行军才走了一千里，这要在平时，属于慢得不能再慢了。可你得看他们走的是什么路，天上不是烈日就是暴雨，地下则不是泥泞便是丛林，野外拉练，没有比这种更损耗体力的了。

光走路不行，还得打仗，前面的对手尚觉得不强，容易摆平，而后难度不断增强，刚刚摆脱李品仙在太湖的强力出击，在黄梅又碰上了刘汝明。

“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一共出了两个“罪人”，除了张自忠，就是刘汝明。

刘汝明是在徐州会战后期加入淮北兵团的。他打仗也格外卖力，可是他的运气不好，等到他上场的时候，正是第五战区整体进入低潮的时候，他再怎么拼命，也没有办法单独挡住日军坦克的集团式冲锋了。

徐州大撤退，人们都只知道一个张自忠，其实刘汝明也曾舍身作过掩护。

当时萧县被金泽第九师团攻破，那是大军撤退走廊上的一根柱子，倒下来的话后果很严重，白崇禧赶快让张自忠和刘汝明前去救急。

依靠两个前“罪人”的奋力一顶，五战区长官部及后续部队才得以安然通过萧县。

可让刘汝明气愤的是，张自忠之后基本洗脱了汉奸的罪名，自己却没能将功折罪，一直到武汉会战开始，“汉奸”阴影仍然不离左右。

本来刘汝明犯错的性质和得到的处分要比张自忠轻得多，然而一转眼，自己却成了垫底的，换谁心里都不好受。

陈诚曾专门派人到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任职。按理说，刘汝明属第五战区，陈诚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双方风马牛不相及，就算派人，也不用陈诚派，应该是由李宗仁或白崇禧派才对。玄妙在哪里，看到下面你就清楚了。

陈诚所派去的人，除了一个作战参谋，还有军统电台组！

在送那位参谋出发时，陈诚明确告诉对方：你此行的主要任务，不光是帮着刘汝明打仗，还要“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参谋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要让他监视刘汝明，一有异常情况马上通过军统电台向上报告。

说到底，陈诚还是怕刘汝明当汉奸。因为陈诚除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外，同时兼任武汉卫戍区司令，有协调全局的责任，万一刘汝明真的跟着鬼子反戈一击，就可能影响整个防线的稳定，两个战区到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刘汝明并不呆，他很快发现了其中用意，不由得大受刺激。

敢情张家口那事还没完啊！

因为新参谋与刘汝明实际也是旧相识，所以在他到任之后，刘汝明当着对方的面就大发牢骚，说我丢掉张家口没错，可是也不能说我一枪未放，是汉奸。

告诉你，我在张家口总共伤亡了一个师长、两个旅长、一个团长，阵亡了七个营长，这些人都不是自杀的，他们总不可能自己打伤自己吧？

可是刘汝明抗战不力，丢掉张家口，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处分令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他也知道一味强调伤亡数字说服不了人，徐州会战后期的那个段子又没几个人注意，于是只好从抽屉里翻出了过往的功劳簿。

他跟作战参谋同行，后者看到一个师长走路一跛一跛的，样子有些滑稽，就笑了起来。

刘汝明立刻正色相告：你千万不能取笑他，别看他跛了，可他是在长城抗战时跟鬼子肉搏时致残的。

又指着另一位师长，瞧见没，他也是在长城抗战时受伤的，只不过受的是轻伤，你看不出来而已。

接下来，刘汝明就差没指自己了——我也是长城抗战的英雄啊，罗文峪之战，率领这些人拿大刀砍过鬼子，难道你们都不记得了吗？

罗文峪之战是刘汝明一生的光荣

刘汝明或许会觉得很委屈，我犯的过错没有张自忠严重，徐州会战也卖力了，又有长城抗战的功勋，怎么你们还把汉奸帽子往我头上套，恁地不冤死个人。

光讲没有用，得看表现。

呆子沉下心来一想，是了，我跟张自忠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得一个个解套。

首先是身边人容易被盯上。

刘汝明二儿子的岳父原来在其手下当顾问，可是全面抗战开始后，老头子却投了日本人，当了伪军。

这就免不了让人产生怀疑：如此亲密的关系，别是你那亲家负责当“明汉奸”，而你自己留下来充“暗汉奸”，然后对我们里应外合吧？

刘汝明的回应很绝。

他不仅让二儿子离婚，与那个汉奸亲家翁一刀两断，还将两个儿子都派上战场，用高射机枪去打日本飞机。

这还不算，他后来又以军长的身份，将大儿子送去美国，不是镀金，而是学习飞行技术。

在海陆空三大军种中，空军向被公认是最危险的军种，尤其是中国空军，基本都是有去无回。因此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肯送子弟去参军的不乏其人，但送去学空军的寥寥无几。刘汝明却是特例。

大儿子学成归国后服役于昆明机场，最后果真以身殉职。这事弄得与刘汝明素无私交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也感慨不已，亲自去电安慰，还逢人就夸刘汝明此举了不起。

可即使做到这一步，仍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一句话

每个人掌握军队的手法和习惯都不一样。在原二十九军中，张自忠以严著称，相对而言，刘汝明对待部下就松，但他们都能控制得住各自的部属。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惯性，轻易还比较难改变，犹如墙上的螺钉，本来很紧，你硬要拧松一些，那它可能会掉下来，可是原来很松的，你偏要拧紧，也许短时间内豁口反而会越弄越大，在墙壁上同样立不住脚。

张军团军纪严明，士兵拉老百姓一头毛驴就得枪毙，刘汝明则军纪松弛，好些官兵甚至拖家带口，妻儿老小全随军从北方一路跟到了南方。

第10章 勇敢的心（3）

带着这么多累赘，走路是颇费劲的。北方尚有运输工具，火车、卡车、汽车，实在不行，还有马车，可是长江岸边尽为湖沼，连马腿都能陷进泥里去，所有衣物细软就只能靠手拉肩挑，弄得整支部队乱哄哄，看上去不像是野战部队，倒仿佛一支逃难大军。

正如从前春晚上一个小品所揭示的，你究竟是好是坏，有时人家会从外观上进行辨别。张军团一团正气，就算你把他们推到伪军堆里去，也会被人认为是“地下工作者”。刘汝明军乱七八糟，长官又有嫌疑在身，难怪容易被误认为“汉奸部队”了。

张发奎是北伐时代出道的正统军人，其人资格既老，性格也耿直不阿，本来刘汝明跟他分属两个战区，完全不搭界，可他就看不惯对方，曾经把状子递到武汉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控告刘汝明军纪败坏。

陈诚派作战参谋到刘汝明手下，一方面是监视，另一方面也是要帮他整顿军纪。

刘汝明意识到，他还是得依靠力战和军功才能改变自身处境。

包括刘汝明在内，他的部队都是北方人，不知道长江岸边的蚊虫有多么凶猛，南下时没有带蚊帐，到了鄂东后，到处都是湖沼丛林，又正值夏季，蚊声如雷，咬人甚烈。

李宗仁在湖北指挥作战时，有一次蒋介石亲临视察，为了表示与前方将士同甘共苦，便主动提出要在前线宿一个晚上。

统帅要作秀，但又不可能真的跟小兵们挤一个被窝，所以就得让老李挪挪地方，而前线条件又十分艰苦，即使是像李宗仁这样的战区司令长官，也只能待在一座破庙里。

统共一张床，蒋睡，李就不能睡，后者无可奈何之下，便在桌上放了块门板，自己躺上去，把床让给了老蒋。

由于没有蚊帐，李宗仁自然被叮得叫苦不迭，而蒋介石虽有蚊帐，却没有把蚊子全赶走，他那样的年纪，蚊子在耳边叫两声都受不了，哪里能忍受得下去。

喊侍从人员来帮他赶，结果却是黑灯瞎火，越赶越多，最后的结果是整整一夜，两人都没办法合眼。

蒋介石到前线作秀，也只用待一个晚上，第一线的官兵却天天都得待在这里，一个个被咬得苦不堪言，由此就得时时面临疟疾的致命威胁。

蚊子会带来疟疾，其他东西也会，包括生水。

有人在前线曾看到一个负伤的士兵，自己爬到池塘边喝水，一边喝还一边祷告。他念叨的内容是：上天保佑，我喝了生水，可别让我打摆子，要不我就活不成啦。

这个士兵清楚地知道，喝生水很容易被染上疟疾。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不喝水会渴死，喝了至少不是必死吧。

疟疾当然不是不治之症，有特效药就能治得好，白崇禧后来在湖北前线也得过疟疾，就是靠吃奎宁痊愈的。问题是，在退守武汉后，一般市镇的药品早被抢购一空，奎宁如同灵芝仙草一般难觅，根本没法配备到一线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得了疟疾就如同被判死刑。刘汝明的北方子弟兵光病死的就有几千人，跟鬼子打仗都死不了这么多。尽管如此难熬，但刘汝明始终固守黄梅，上面不让撤，他就坚决不撤。

熊本师团在发动地面侵占的同时，还有飞机进行轰炸扫射。这玩意儿最是考验人的意志，先前跟作战参谋同来的，还有一个军委会的少将，这厮一听飞机响声就腿软，不久就告退撤回后方去了。

刘汝明跟作战参谋同在指挥部内进行指挥。所谓指挥部，其实不过是一间小草屋。这时有人前来报告：日本飞机来了！

参谋便再三劝刘汝明躲避一下，可是后者镇静自若，说不要紧，用不着躲。

直到日机飞临草屋上空，连参谋都怕了，刘汝明却仍然十分镇定。再催离开，他便回答：日机来，未必就会轰炸我们这里，轰炸我们这里，也未必就会轰炸这间小屋，就算是正好炸中了这间小屋，那也未必就炸中我们两人。

终不肯离开指挥现场。

刘汝明最后是接到上级命令才撤出黄梅的，奉命撤退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附近的友军竟然提前七个小时后撤，从而暴露了刘汝明军的侧翼，刘汝明还没来得及组织撤退，指挥所周围就响起了日军的枪声。

刘汝明气得破口大骂，不过他没有掉头就跑，而是亲自率卫队占领小山头，以挡日军之锋。

他没走，是放不下八百个伤兵。他对自己的副官说，我在山头上顶着，你负责运伤兵，若是有一个没运走，我就杀你的头。

作战参谋通过军统电台，将这一情况直接报告给了蒋介石，后者闻之马上复电询问刘汝明的下落：要不要紧，有没有撤下来？

刘汝明撤出后，参谋把蒋介石的回电拿给他看，看到那句话，刘汝明的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

事到如今，他还能奢望什么别的呢？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狂人师团

虽然侵占了黄梅，可是熊本师团伤亡不小，沿途又没有什么老百姓可给他们撒气，于是竟把一股无名之火撒到了顶头上司那里。

冈村在九江意外地收到一封发自黄梅的信函。

信是熊本师团的一个作战参谋写的，打开一看，不是请示，也不是汇报，而是赤裸裸的责骂！

上面说，我们“历尽艰辛，不惜牺牲”，这才占领了黄梅，可是为什么第十一军司令部对此毫无反应，究竟是何道理？

是何道理，冈村自己也蒙了。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收到熊本师团占领黄梅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用急电的方式给稻叶师团长拍去了贺电。

他把报务官找来一问，才知道事情的缘由。原来前一段时间战事激烈，无线电报应接不暇。译电员晚上都不能睡觉，但还是处理不完，现在桌上还积压着一大堆待译电文，给熊本师团的那份贺电也在里面，按顺序排，还得等上好几天。

冈村问：那我不是用的急电吗？

报务官苦笑着把双手一摊：您这个的确是“急电”，可积压的好多还是“特急电”哩。

其实不过是祝贺一下，说两句好话，怎么着，也不能比作战协调、武器调度这些事更急吧？

整个过程最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冈村收到信后的态度。

无非就是贺电晚发了几天，多大的事啊，一个作战参谋就敢用如此尖锐的语句，对第十一军司令官大光其火，说出去，还真没几个人相信。

无论薛岳还是张发奎，就算他们本人对陈诚有意见，也只会放在心里面，除非脑子烧坏了，否则绝不会在这么芝麻绿豆的事上对顶头上司公开大放厥词，何况是身边的一个小小参谋。

可是冈村似乎完全被吓坏了，拿着参谋写给他的信，好像一个冒冒失失不知大体的小新兵，对自己“初临战场就犯如此大错”，深感“惭愧”。

冈村可不是真的初临战场，他年轻时参加过日俄战争，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前，还在东北跟义勇军和抗联干过仗。

他这么诚惶诚恐，不是真的犯了什么大错，而是不敢得罪熊本师团这个牛哄哄的绝对主力。

对熊本师团，他得烧炷高香供着，要知道，人家一个师团就干了江南几个师团才能干成的活。

冈村很快就急急忙忙复函，就自己的“过失”再三向稻叶师团长和他那一众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参谋们道歉。

当初，冈村之所以要打出“讨蒋爱民”的旗号，口口声声要整顿部队的“军纪风纪”，其实其主要指向就是熊本师团。

熊本师团在南京杀得中国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军队人头滚滚，不法行为犹如家常便饭，这些事冈村都十分清楚，他也经常害怕这支“犯有暴行罪”的师团会影响日军的整体形象，从而招致中国军民猛烈抵抗。

说是要采取措施，可是看看冈村的举动，熊本师团声音一高，他还直哆嗦呢，管教，从何谈起？

老大管不了，其他小弟都看在眼里，个个不买账，所以在“军纪风纪”方面，冈村除了难得地作回秀外，就只剩下了四处张贴“讨蒋爱民”的标语骗骗人。

性情中人

刘汝明撤退后，守住黄梅之后的广济便成了第五战区的当务之急。白崇禧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广济，连日召开秘密会议，并将广济划为固守区。

固守区也就是死守区，当然不能轻言弃守，而白崇禧所依赖的生力军，则是刚刚从广西调来的一支新编部队：第八十四军。

与第一次出师广西时的三支桂军不同，第八十四军实际上是由桂南民团组成的。编组的时候非常简单，原有民团都不用动，只需在外面另加一个番号，戴顶新帽子即可。

显然，这样一支新编部队，如果将配不好，打仗时是很成问题的。白崇禧经过反复思量，才决定任命覃连芳为军长。

新桂系将领，以覃连芳与廖磊两人为最勇，但与廖磊“领导叫咱干啥就干啥”相比，覃连芳的个性极为鲜明，属于大大咧咧、没遮没拦的那种人。

作为李宗仁的老部下，覃连芳曾为创建和发展新桂系立下过汗马功劳，但他的官职一直都升不上去。不是李宗仁不想提拔，而是他得罪的人太多，可以说除了李宗仁之外，没有讨过一个上司的喜欢。

廖磊曾是覃连芳的直接领导，与覃连芳始终在广西打天下不同，廖磊不是起家于新桂系，而是从湘军转投到广西来的。

覃连芳对此一肚子不满，可是再不高兴你不能放在脸上，得窝在肚子里。他却不是这样，什么都写在脸上，当着部下的面就大发牢骚，说廖磊是夹着皮包到广西来做官的。

某次廖磊召开军事会议，规定不许抽烟，覃连芳却大大方方地猛吸香烟。

廖磊就算再能克制，当着众人的面也忍不住了，便指责他脾气太坏。没想到覃连芳并不买账，立刻顶嘴：没有我这样的坏脾气，会有今天的广西吗？

性情中人覃连芳

得，就冲这句话，你本事再高，功劳再多，领导也不会待见你了，所以覃连芳混了很多年，还是只能在下面做一个小小的师长。

白崇禧素闻覃连芳善战之名，在视察军队时便有意夸了他一句，说你真不愧是桂军的佼佼者啊。

你猜覃连芳回了句什么。

在桂军中，除了德邻（李宗仁字）总司令外，我谁都不恭维！

白崇禧听后虽然表面强作笑脸，但肯定异常尴尬。

“小诸葛”是个心机很重的人，他跟李宗仁之间尽管以李、白并称，然而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也不是一点隔阂没有。覃连芳出言不逊，不仅是驳了面子，也等于触动了他的心病。

于是，覃连芳连师长都做不下去了，被另调闲职。

要不是桂军扩编，前方急需用人，这家伙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里发他的牢骚呢。

覃连芳率第八十四军到达广济防线后，果然一鸣惊人。他用迫击炮和重机枪组织起来的交叉火力网，那叫一个给力，日军步兵成批被射倒在工事前沿，乃至熊本师团轻易都不敢在白天发动贸然攻击。

广济离黄梅有六十里路，熊本师团一共花了八天八夜，平均每天往前推进八里不到，且部队伤亡惨重。

直到9月6日，熊本师团才占领广济，但是自侵华以来，这个师团第一次失去了再战能力，不光是休整，还要补充兵员。

第八十四军损失也不小，只得撤后整理，不过在覃连芳的率领和指挥下，这个由民团组成的新军在广济战场上已经一举成名，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民谣，谓之：军队要学一八九、一八八（组成第八十四军的两个师），到处有人夸！

不打仗，覃连芳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了。

他这个人向来不屑上司，对部下却很宠爱，有时还发展到有些溺爱的程度。这就被他的新上司李品仙抓到了把柄。

李品仙跟廖磊都起自于原来的湘军，覃连芳也一样不把他放在眼里，背地里还把李品仙称做“二五仔”，也就是吃里爬外的意思。

李品仙由此对覃连芳恨之入骨，尽管第八十四军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可他每次训话不仅不表扬，还要一个劲儿挑第八十四军的刺儿，不是指责军纪不好，就是说他们不听管束。

第11章 勇敢的心（4）

覃连芳是个直肠子，自然不买账，正好被李品仙找到借口，一个恶状便告到了李宗仁那里。

李宗仁有心袒护覃连芳，可是他也不能因此激怒李品仙等其他桂系将领。于是便想了一个折中办法，明着撤掉覃连芳军长一职，暗里却还准备以后再找机会让他带兵。

不料这次覃连芳却彻底崩溃了。

在新桂系中，覃连芳原来只服李宗仁一个人，甚至缺了钱都会像小孩子一样去向李宗仁要。廖磊不升他，白崇禧要压制他，乃至李品仙要暗算他，他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他认定李宗仁这个老上司是了解他、相信他的。现在连李宗仁都要“抛弃”他了，他就觉得什么都完了。

在被免职后，覃连芳离开了桂系，不是暂时，而是永远。纵然李宗仁再怎么派人劝解都没用，他认为自己的心已经被伤过了，而伤过了的心是再也不能复原的。

他留给李宗仁的是一张纸条：随公数十年，公待我如家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覃连芳养过一头猎犬，从前每次从李宗仁那里拿到钱，他就会去买好吃的喂狗。有人奇怪他为什么待这条狗这么好，他就说，我这条狗不是普通的狗，它不会弯腰低头去钻狗洞，所以理应得到美食。

说到底，这是一个适合于战场而不适合于官场的人，但作为朋友，他绝对是可交之人。

武秀才

在与覃连芳对阵的过程中，熊本师团伤得很惨。在广济休整期间，足足补充了三千两百名新兵，才得以恢复元气。

9月15日，熊本师团自广济出发，距田家镇要塞仅三十里路。

田家镇要塞是继马当要塞之后，长江上的第二大要塞。冈村曾经对长江沿岸的必经关隘进行过仔细研究，他认为，要入武汉，就必攻田家镇，而对能否攻下田家镇，连冈村自己心里都不是特别有底。

大家的眼光都差不多，冈村看重田家镇，蒋介石亦如是，后者特派位列“山东三李”的李延年前去镇守。

要塞的防守可分两块，一块是要塞正面，另一块则是要塞外围。对照马当失守的教训，外围的重要性又绝不亚于正面，如果外围能够守住，要塞通常就能守得长一些，否则就算要塞本身打造得再牢固，最后还是得遭遇被攻破的命运。

李延年作为军事主官，自然要坐镇正面，但是外围亦需战将扼守，而在田家镇外围，以其北面的松山阵地最为紧要，李延年把这一防守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参谋长赵家骧。

参谋长在古代的角色就是军师，出场时的打扮不是手拿鹅毛扇，就是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

比较特别的是《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吴用，大概是为了要与其他好汉一律会使拳棒相匹配，他刚亮相时手里也曾挥舞两条铜链。只不过智多星的武功在众好汉中基本只能排于末位，就算跟山寨中的小头领对打，恐怕也占不了上风。

赵家骧文才一流。据说在国民党少壮派“儒将”中，于右任最喜欢的就两个人，一个是能写一手漂亮书法的张灵甫，另外一个就是诗词出彩的赵家骧，所谓“望断燕云十六州，万方多难强登楼”，这样的意境，就算在专业诗人中亦不多见，说他是现代秀才当不为过。然而赵秀才在战场上出现的形象却是赳赳武夫，还是比较猛的那一种。

赵家骧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说开去，甚至可以演绎成一部长篇评书。

他出生于河南的一个书本网，从小熟读诗书，然而他学的文，却一心要从武。十三岁那年，赵家骧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启事，上面说吴佩孚要招收幼年兵，便立刻吵吵着要去。

安安静静在家念书不行，非要使枪弄棒，家里人当然一百个不赞成。赵家骧大闹了几次，父母都不放行。眼看招兵日期快到，似乎武将梦也要就此夭折了，然而这个人可能天生就要到战场上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成全了他。

小孩调皮，自己把自己脑袋给撞破了，老爸看到后一顿暴打，竟然把赵家骧给打得遍体鳞伤——可见旧社会的家长制真是要不得啊，幸亏我们没生在那个时代。

兄弟姐妹只好把他送到佃户家去养伤。趁着这个机会，小赵家骧背着一袋子书逃了出去，跑到洛阳考入了幼年兵团。

那时的吴佩孚颇有一匡天下之志，他建立幼年兵团，就是想培养一批少年勇士，依靠他们统一全国，然后再去收复被外国人侵占的中华失地。

他的这个理想当然是失败了，幼年兵团也被张作霖收容过去，但赵家骧就在这种教育中，逐步成长为一名文武兼备的名将。

此后便是很多年的刀光剑影，赵家骧曾随东北军征战于中苏同江之战，单骑突出苏军重围去报信，当时就被誉为军事奇才。

接着是长城抗战，转投晋军门下的赵家骧先在冷口拿大刀砍鬼子，然后又驰援古北口，可谓血染征袍。

赵家骧能够担任李延年的参谋长，则是因为他持有中国陆军大学的毕业证书。当时规定，凡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才能担任军参谋长。

中国陆军大学的要求很严格，有意将自己打造成黄埔之上的全国最高军事学府。按照规定，凡报考这所军校的学员都必须是正规军校的优秀生，赵家骧有东北讲武堂的文凭，但就算这样，也还得再过五关斩六将，其中光笔试项目就多达十四种，什么数学、物理、化学、外语都有，少一样你都过不了关，其难度要远远超过东北讲武堂，甚至是黄埔、保定。

杨杰长期担任中国陆大的校长。他在指挥古北口战役时或许表现不佳，但在军事教育上绝对无人能与之匹敌，赵家骧算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高足。

经过中国陆大教育，身为军参谋长的赵家骧虽然装了一肚子的战略战术，且有相当丰富的从军经历，然而他以前所指挥的兵马都超不过一营一连，现在一下子要指挥师以上规模的部队，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飞得更高

9月15日当天，松山警戒阵地被熊本师团先头部队一击即破，对于刚刚被赋予重任的赵家骧来说，这无疑是当头一棒。

李延年急忙向第五战区发出求援电，请求派援兵南下夹击熊本师团，但在援兵到达之前，赵家骧仍然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显而易见，这个初出茅庐的幕僚长正面临着极大困难。

蒋介石曾密电李延年，说田家镇有许多工事和火炮，称得上最强的要塞，听上去，似乎比马当要塞还牛，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若以要塞经营及坚固程度而论，田家镇远不及马当，其结构相对陈旧落后，而且即使修好的工事，也主要着眼于江上防御，在松山阵地，仅有少数临时构筑的简易阵地，野战工事则全未动工。

赵家骧奉命扼守松山后，就赶紧划出工段，督促部队日夜赶工，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加上缺乏施工材料，计划中的野战工事还没完工，熊本师团就上来了，这应该是首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多兵书战策不是白学的，再继续分析，赵家骧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向松山进攻的日军很多很强，是主力而不是侧翼。

按照战场的一般规律，正面总是双方攻守焦点所在，松山再怎么重要，也只是外围侧面阵地，在此处投入进攻的理应是敌军牵制兵力才对，但是田家镇战场的情形正好相反。

这与当地独特的地貌有很大关联。田家镇正面遍布湖沼，形成了一道道天然屏障。意识到从正面进攻困难太大，熊本师团就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他对要塞正面只是分兵佯攻，真正的主力全集中在松山一侧！

原来如此，赵家骧立即调整部署，将用于正面的后备部队全部拉到了松山，以兵力的增强来弥补野战工事的不足。

这个世上，几乎没有人不会遇到挫折，成功与否的区别只在于，有的人骤遇重压，可能会立马垮掉，而有的人却会在暴风雨中越飞越高。要做到后面这一点，看上去很难，其实也不难，只要你拥有一颗勇敢而坚定的心。

9月16日，松山战斗更加激烈，但是由于防守加固，日军的侵略进攻反而不像第一天那么轻松。

为了夺取松山，熊本师团特地联络了航空队来协助攻击。飞机这东西，对地面部队的杀伤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但对士气的打击不小。想想看，天上只有膏药旗嗡嗡叫，却看不到一面青天白日旗，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

赵家骧没有高射炮，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轻重机枪和步枪狙击手进行对空射击。这个法子一般来说能打中飞机的概率并不高，不过能将那只讨厌的苍蝇尽量赶得远一些罢了。中国军队用高射机枪来驱赶日机看到这么热闹，迫击炮手也来了兴趣：我来试试。

众人大笑，迫击炮弹道是弯曲的，怎能打中飞机？

不管，凑个趣而已。

咚，一炮上去。人们的笑容都凝固在了脸上，天啊，飞机竟然真的被打中了。

其实那就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日机由于在空中遇不见对手，以至于飞得过低，结果俯冲时碰到了下落的炮弹，换句话说，这是中了大奖的结果。

管它是不是中奖，你就当那是天赐的好了。前沿阵地因此欢声雷动，官兵们十分振奋。

一直打到下午，赵家骧发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战局又转入了被动。再一看，熊本师团已经发起了全线侵占行动，整条防线处处缺人，处处危险。

参与松山之战的部队共有四个团，三个都投入了第一线，另外一个再投进去的话，手里就没有预备队了。

赵家骧决定换一种方式，缩短防线，以便将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继续苦撑。

连着三天，人越打越少，情况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而这时赵家骧也已使出了浑身解数，余下的只能看运气如何了。

运气应该说不错。

9月17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武穴，守军不支撤退，但在撤退前他们破坏了武穴以东下游的江堤。

江水破堤而入，与内湖合流，顿成泛滥之势。正在侵占松山的熊本师团主力乱成一团，因为他们身后就是内湖，江水湖水一漫上来，除了退后，再没有别的招。

赵家骧立刻抓住这一转瞬即逝的战机，与第一批到达的援军共同发起反击，双方各据一高地，将熊本师团夹起来，使其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困境。

随着援军的陆续到达，赵家骧逐渐由被动一步步转入主动，他不停地采用突袭方式对日军进行打击，至9月23日，陷于包围圈中的熊本师团伤亡总计达到了六百八十人。

这个师团从广济出发时，仅带了预计一周的作战物资。一周之后，不仅没能攻克田家镇，还像兰封会战中的土肥原师团一样，把弹药粮食和药品（这个在长江沿岸非常重要）都快用尽了，为此只得向航空队申请紧急援助。

那几天天气情况还不好，低云密布，对飞机来说很是危险。可是你们不去，围在里面的人岂不是更危险，所以航空队只得硬着头皮，派飞机前去助战，同时向地面空投物资救急。

直到9月29日，在大批地面增援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帮助下，脱困之后的熊本师团才最终侵占了田家镇，但经过长达十五天的苦战，该师团伤亡总计已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人，因伤亡太大，再次失去侵略性进攻的能力，连田家镇要塞都无力驻防。

田家镇，从此记住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儒将的名字。

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绝对需要机会，但更需努力。可以说，没有李延年的善于放权，就没有赵家骧的脱颖而出，而没有他本身的知难而进，即使再好的机会，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在指缝间悄然流走，所以早在用兵田家镇时，这位诗人将军就发出了与岳飞当年类似的浩叹：等闲莫使鬓毛斑！

作为少壮派的后起之秀，赵家骧在海峡那边的名气要远远超过大陆。他后来曾担任过金门防卫副司令官，若不是和吉星文等人同死于金卫炮战，其在台湾军界的前程真不可限量。

第12章 龙战于野

虽然江北的熊本师团表现得有些让人失望，但短时间内侵占九江，还是让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感觉甚好。

当他还在湖口的时候，光听听鄱阳湖对岸的枪声，就知道部队推进顺利，这一切是不是都在预示着他的第二次中国之旅将一帆风顺？

有一种要升腾起来的欲望。

中国《易经》上起头的四个字就是元、亨、利、贞，没有一个字不吉利，没有一个字不通达，而这四个字也正好可以拿来概括此时冈村的心境。

在即将离开湖口的那一天，冈村登上了著名的石钟山顶。

石钟山，就是苏东坡曾经考证过的那座名山。当年大文豪乘一叶小舟，夜泊绝壁之下，终于发现了乱石如钟磬般鸣响的秘密，而今冈村似乎也找到了在华中战场上一战而胜的感觉。

隔着鄱阳湖，可以远眺庐山，冈村心旷神怡。

给我纸笔，某要写生。

也许在冈村心里，庐山、武汉，甚至包括整个中国，都只不过是他的囊中之物，只是迟拿早取的问题。

一众部下见此情景，全都争着上前拍屁股：戎马倥偬之时，司令官阁下仍有如此雅兴，真乃大将风范。

冈村算是一个“中国通”，但不知道他有没有读过《易经》中的另一句话，那就是：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你正直吗？你方正吗？你宏大吗？如果这些都不具备，迟早还是要倒霉。

日本对中国是不义之战，冈村理所当然就是不义之将！既如此，就不要痴心妄想会有一个美妙的结局了。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冈村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

秘密武器

从湖口到九江，都实行了坚壁清野，大多数中国居民都撤走了，房屋遭到破坏，连冈村自己都住在一座破房子里。

住的差倒也罢了，关键是缺乏粮食。本来以为九江城里可以找到吃的东西，进去后才发现仓库里全部空空如也。

部队打仗不能没有军粮，前线搜罗不到，就只能从后方征集。当时占领区还一片乱糟糟，形不成供给能力，所有给养都必须从日本本土千里迢迢运来，这就极大限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出击距离和本身作战能力。

更让冈村感到无语的是，他进入九江后，发布的第一项命令，不是如何作战和追击，而是“消灭霍乱”。

九江发现了霍乱的苗头。这种流行病的可怕程度，冈村岂会不知，他如临大敌。

以往类似命令均由负责后勤的幕僚起草并发布，但这次冈村亲自起草，并在命令编号上冠以“作战命令”的字样，以示重视。

刚刚把“消灭霍乱”的命令发布下去，海军又来凑热闹了。

确切地说，是海军航空队，这帮人还不知道九江被陆军完全占领。不是要配合吗？他们在后者登陆成功的第二天，也跟着扔下几颗炸弹，结果台湾旅团为此死伤了七十多人。

日本海陆军真称得上是一对犯冲的冤家。这海军不现身便罢，一出现简直没有哪一次不会坏陆军的事。想到侵占九江都没一下子死过这么多人，要照以前的状况，陆军非得跟海军打起来不可。可是状告到冈村那里，他却只好选择自认晦气——海军舰队司令官是他昔日的救命恩人，再怒也不能咋地，结果对方一句“误炸”就算把事情给了结了。

纰漏像涌出来的水，没完没了。

中国守军撤退时，有两门山炮未及带走。台湾旅团的运输队看到了，上前胡乱摆弄，一不小心，拉动了炮身上的绳子，炮弹穿膛而出，径直向日军阵地飞了过去。

陆军还没反应过来，正在上空巡视的海军航空队飞机却率先俯冲下来，把运输队当成中国守军一通乱炸。

眼瞅着“误炸事件”欠了你们陆军人情，这不正好还吗？

运输队免不了被炸死炸伤，冈村知道后哭笑不得，除了自抽嘴巴外，还得“感谢航空战士的英勇行动”。

开门红变成了一桩又一桩倒霉事，实在不够吉利。不过冈村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的，前景仍将一片光明。

按照常规打法，占领九江后，第十一军应该继续沿江而上，全力直扑武汉，但冈村在派台湾旅团西进的同时，又另外布了一个更大的局。

他要从九江南下，沿着南浔铁路（南昌至九江），一路打过去，对武汉形成战略包围。如果进展顺利，兵力充足，第十一军就可以直攻长沙，封锁湘北，这叫大包围。即使遇到障碍，兵力不足，亦可以拿下南昌，封锁鄂南，这叫小包围。

无论哪一种包围，都可能使武汉周边的几十万中国守军不寒而栗，乃至意志动摇和不战而溃。

抄击，抄击，抄击，从淞沪会战到徐州会战，擅长进攻的日军将领一次次复制这一模式，也一次次获得成功，冈村认为此次也不会例外。

第一个感受到这种威胁的是蒋介石。

过往的教训刻骨铭心，武汉绝不能变成第二个南京。他一边发布文告，劝导民众疏散和撤离，一边开始紧张地琢磨起攻守之策。

蒋介石必须拿出新的攻守之策

冈村出手老辣，却也并非无懈可击，其问题就在于下手还不够坚决彻底。

假如换位思考，第十一军应把主力全部集中到长江以南，因为就算不进行大包围、小包围的话，只要后路一断，武汉就守不住了。

冈村偏偏还把熊本师团这样的老师团留在北岸，这就导致了兵力分散，结果手中实力最强的部队被缠在了那里，进退不得。

一方面是要实行迂回包围，另一方面力量却又用得如此不彻底不集中，这就给了他的中国对手机会。

武汉会战以来，战况始终不佳，倘若此时有人可以帮蒋介石算算卦的话，他的卦相应该是一塌糊涂，从头到脚几乎全是“阴”，没有“阳”。

该来点阳刚之气振奋一下精神了。按照古书上的理论，阴盛到极点，“盛则必争，故有战象”。蒋介石要战，但不是像以往那样战于内线和核心区，而是要到外线去打。

这在《易经》中也有一讲，名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铁军”军长因九江一战失了威风，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在了薛岳身上。

薛岳在华中作战有他的天然优势。说起来，这还得感谢中央红军，要不是当年跟在红军屁股后面“长征”，也绝不会有如此大的收获。

薛岳常常自称，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则穷追了三万里。这三万里路，他都舍马不骑，而是赤脚穿草鞋，且走在士兵前面，官兵见状没有一个敢叫苦。

走完长征路，老虎仔也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西南通”。在一干高级将领中，对于湘赣地理和人物形势，没有比他更熟悉的了。这一点，张发奎的确比不了。

白崇禧在长江以北找到了大别山这个秘密武器，薛岳看中的则是另外一座山——庐山。对于此山，凡是有点资历的将官几乎没有不熟悉的，因为蒋介石和陈诚曾多次在山中举办过各种形式的军官培训班。

庐山要发飙了。

一点点长处

起先，冈村在九江一共就两支部队，除西进的台湾旅团外，就只有第一〇六师团，后者自然就成了执行迂回包围战术的不二人选。

第一〇六师团虽是新编师团，但在九江一战中并没让冈村失望，只是进入庐山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到一个叫金官桥（现名金桥）的地方，霉运终于开始了。

给第一〇六师团带来霉运的人，叫李觉。

如果我们相信人有投胎一说，那李觉投的这个胎就不是差，而是非常差。

他出生于湖南长沙，两岁父亲就客死异乡，只剩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在这种情况下，寡母总是希望孤儿有出息，有朝一日跳出龙门，重振家业。令人悲哀的是，李觉还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孩子，虽说天天在课堂里坐得端端正正，认认真真，学习却还是一塌糊涂，成绩单发下来，全是触目惊心的红灯笼。

环境恶劣，天分低微，上苍何其不公，该剥夺的都给剥夺得一干二净，仿佛不让你落一个泯然众人的结局就绝不甘心。

可是这个湖南人的经历却告诉人们，只要你有一点点长处，并把它坚持下去，就具备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

李觉的长处，在很多人心目中，或许还是缺陷：忠厚老实。

正经学校没长进，李觉就去读了军校，然后跟一班同学去投奔唐生智这个湖南老乡，被分下去做了排长。这些人年纪轻轻，当兵的都要比他们大很多，开始自然难以服众。

唐生智便对他们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你们的毛病还是出在没胡子上，要像我，看，唇间两撇八字胡，有哪个兵敢不服气？

可是胡子这东西岂是短时间内就能长出来的，大家为此仍然十分苦恼。

唐生智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便忠告眼前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官：想做带兵官，还是要到士兵中磨炼，不怕吃苦，不摆架子。

如同现在学校里老师苦口婆心的大道理，话是好话，然而没人听得进去。

唐生智摇摇头，又随口扔下一句：实在不行，教你们一个法子，把烧熟的老生姜拿去烫嘴唇，可以烫出胡子来。

这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学生兵听后大多一笑置之，只有李觉一个人信以为真，此后果然如法炮制，当然除了把自己烫得哇哇乱叫，什么都没能弄出来。

关键是李觉对唐生智的那句忠告也深信不疑，照做不误，而这使他很快得到了士兵的拥护和支持。

有形的胡子没烫出来，无形的胡子却长出来了。在那些学生官中，后来也就混出了李觉一个人物。

忠厚老实，其实是个宝。

李觉的第十九师是湘军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支部队，虽说仅属乙种师编制，但在淞沪会战中，却名列成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

如果说这支部队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除他们继承了历史上湘军子弟都特别能战的优点外，肯老老实实打仗，从不耍滑使刁也应该算上一个。

在九江之战中，第十九师除奉命阻击登陆之敌外，还担负掩护张发奎兵团主力撤退的任务，可以说苦活累活全是他们干，而这些湖南人也并无一点怨言。

7月31日，第一〇六师团自九江南下，向金官桥阵地发起进攻。

防守金官桥的原来是李汉魂的粤军第一五五师，而李觉的第十九师不过是李汉魂军团的预备队，但粤军在连战两天后，伤亡很大，渐渐就有些支持不住了。见此情景，李汉魂便以军团长的身份，临时命令李觉接防金官桥，将粤军调作了预备队。

放在其他人身上，不满是很正常的——哦，你就知道保你的嫡系，把我们推上去送死？

李觉二话不说，就率领第十九师进入了阵地。

山地战专家

到了阵地后，李觉一看，终于明白粤军吃亏在什么地方了：不会打山地战。

李汉魂的感觉似乎还停留在豫东平原，他把兵力全部部署在一个主阵地里，这样排兵布阵，即使对方只落进来一颗炮弹，也不知道要伤亡多少人，时间长了，当然撑不下去。

打山地战，恰是湘军的长处。

李觉马上做了修改，他将原来的主阵地改为前进阵地，另外在高处又建立了新的主阵地，这样除了可以散开兵力，减少损失外，还使主阵地和前进阵地互为犄角，构成了一个可以相互支援的交叉火力网。

8月3日，在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的指挥下，第一〇六师团再次向金官桥发起侵略进攻。

被蒙在鼓里的松浦并不知道守军换了人，阵地也发生了变动，他还像以前那样糊里糊涂地往所认为的“主阵地”上撞，结果旁边真正的主阵地发作起来，把冲锋的日军打了个半死。

发现李觉除了“主阵地”外，另外还有一个隐秘阵地，松浦便用小部队佯攻的方式，侦察出了主阵地的位置。

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敌变我亦变，而且得快变，慢了或晚了一步就要中他的招了。

李觉平时为人忠厚，打仗却也是一个机灵。他马上进行调整，又在侧面一个叫鸡窝岭的地方建立了第三个阵地——迫击炮阵地。

松浦前面三令五申，要求部下们千万注意一高一低，一隐一显的那两个正面阵地，却完全没想到侧面还有令他们更加不寒而栗的火力密集点。

往往就在日本侵略军聚精会神朝前冲的时候，旁边山地上的迫击炮弹便如雨点般从天而降，打得这些鬼子兵措手不及，进攻部队的死伤因此到了可怕的程度。

山上陈尸遍野，为了抢夺这些尸体和随身武器，双方再拼再杀，最后尸体叠尸体，残酷之状让这个来自熊本的新编师团亦惊骇不已。

我们在老家也算是恶人了，可从来没有听人说起，在“支那”还有如此恶仗在等着我们啊。

李觉曾袭击过第一〇六师团的一个兵站，那个地方与其说是兵站，不如说是太平间才更合适，里面不光堆满日军死尸，还有装满手掌的一个个麻袋——山上的尸体实在抢不回来，就一刀剁下去，把手掌带回，以代全尸。

想想这些鬼子也真是，那要人家还没死透，或者装死算怎么回事，你还能再把手掌给人接上不成？

由于连连受挫，松浦便又想到了特种战术。虽然山地不比平原，特种部队使用起来比较困难，但他还是想尽办法，调用了山炮和飞机对前进阵地进行轰击，以图扫除障碍。

在平原的阵地战中，如果你没有特种部队与之对抗，这种一边倒的打法对守军的震撼是很大的。

然而这次松浦却失望了，山地上的特种战术不是说完全没有效果，但所取得的效果离他的预计差得实在太远。

特种部队在山地作战中效果一般

战后，李觉被称为山地战专家，但他的山地工事构筑，实际亦得力于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当时苏联人已逐渐取代德国人，从军团开始一般就设有苏联顾问，李汉魂军团当然也有。

在老外的指点下，李觉没有像在平原上那样把阵地工事做成一线式，而是挖成大量如雨点般分布的“单人陶罐式掩体”。

无论是山炮还是飞机，要寻找这些分散各处的“陶罐”都很困难，更别说直接命中了。

你很难一一打着它们，可是“陶罐”的威力绝不比三道阵地来得差。

第13章 龙战于野（2）

这些单人掩体全都用交通壕相连接，它们之间可以很容易地自由来去，以至于相互斜射和侧射，实际也是无数个小型的交叉火力网。

即使第一〇六师团的突击部队侥幸避开了主阵地和侧面阵地的打击，只要他们靠近前进阵地，十之八九也得被罩进那些密密麻麻的网里。

进了网可就惨了，在没有工事可用于掩护的情况下，这些倒霉蛋们要想找一个可以躲避枪弹的死角都比较难，几乎成了对方的活靶子。

战后，冈村专门派工兵专家对金官桥阵地进行了细致调查。面对复杂而机巧的阵地建构，这位工兵专家也惊叹不已，认为第一〇六师团始终无法实现突破其实并不偶然。

一直打到8月下旬，第一〇六师团仍然占领不了金官桥。该师团共有九个步兵大队约一万六千人参战，仅金官桥一战就被打死八千人，等于官兵的一半被削掉了。

九个大队长，死伤五人，三个联队长，死伤两人。其他那些中队长、小队长，伤亡数字也达到了一半多。

新编师团跟常备老师团不一样，只有大队长和联队长才是现役军官，大队长以下的军官则全是退伍兵，这样每逢作战，大队长和联队长都必须亲临前线直接指挥，否则就带不了底下的退伍兵和新兵。这也是第一〇六师团会战死这么多中高级军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队长死了，当然还可以拿退伍兵上去顶缺，但退伍兵指挥作战的能力毕竟与现役军官不能相提并论。按照冈村自己的说法，一个新编师团的步兵大队，如果大队长翘掉了，其战斗力起码得降到一半以下。

有点文化的日本兵都喜欢写日记，某个专科毕业的家伙如此记述：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难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皇军”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第十九师的坚强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长、小队长死亡的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是渺茫的。

这家伙当然也已经死翘翘了，日记是从他的口袋里搜出来的。

二年级学生

金官桥之战，简直就像是日军在淞沪战场前期的翻版故事。

冈村游山玩水的好心情荡然无存，他眼中的庐山，也从未来的囊中之物开始演变成一个难以名状的超级强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欢快的调子被沉郁的节奏所取代，抬头一看，天空已经阴暗下来。

都是让这些南方山地给搅的，怎么十几年前没注意到呢？

这种愁闷的心情也被冈村带入了他的日记中：江南地区山连山的地形，使人烦恼。

烦恼的冈村意识到，李觉已成了他大迂回计划的绊脚石，而单靠第一〇六师团，又搬不动这块大石头。

对于第一〇六师团，冈村一度曾寄予希望。

都是熊本出来的，就算没第六师团那么猛，身上也会有点后者的影子吧，没想到，这个师团就在登陆九江时闪亮了那么一下，接着便越来越难看，甚至都不如第一次淞沪会战时的久留米混成旅团了。

冈村不可能认为自己的军事指挥有错，他总结的原因，还是第一〇六师团太差劲。

可是究竟为什么差，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比之于中国的新兵部队，这些预备役士兵可都是经过军事训练的。

实在找不到替罪羊，把“社会”这个虚无缥缈的名词拿出来顶缸，通常是最好的法子。冈村断定，第一〇六师团的官兵是因为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甚至十几年，有的已经拖家带口，所以才把杀气都给磨掉了。

冈村埋怨第十一军组织得太过仓促，要是动员后，再让第一〇六师团进行一个月的野营训练，预习一下怎么杀人，找找感觉，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呢？

现在后悔也晚了，要找感觉，战场上找吧。

第一〇六师团败了兴，冈村只好招来第一〇一师团。

与第一〇六师团这个小嫩生不同，第一〇一师团已经可以算二年级学生了。这个师团在淞沪会战期间就出了名，出名的原因是死的人特别多，当然也可以解释为打仗特别卖力，到淞沪会战结束时，已经差不多被打废了。

日本虽然国小，但它有一个完备的战斗兵员储备体系，通过“输血”，第一〇一师团又渐渐恢复了元气，在到达九江之前，曾担任过上海和苏北的防务。

第一〇一师团经历过淞沪会战的锤炼，已经有一段可以用于自我吹嘘的“建军光荣史”了，他们当然用不着去搞什么一个月的野营训练。

日本军队侵略中国

冈村告诉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来了以后什么地方也不要去，我会让海军载着你们到鄱阳湖上兜一圈。

伊东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战事如此激烈，不去山上帮第一〇一师团搬石头，而是去游湖，这也太那个了吧。

莫非是为了搞艺术的需要，你画庐山，我画湖？

冈村笑了笑。

我不是让你们去游湖的，你们在湖岸边登陆后，便可以沿着公路直取德安。德安是薛岳兵团的后方，在退路被截的情况下，挡住第一〇六师团的那块石头将会不移自去！

这无疑是一次迂回战术在小范围内的灵活运用。伊东不由听得心悦诚服，果然是名将啊，招招出人意料，没有一招不称得上犀利精妙。

伊东的这次“游湖”果然十分顺利，在抢滩登陆的过程中几乎没花什么力气。

公路就在脚下，这条公路才六十里路，一个强行军，徒步就可以到达德安。那时的薛岳将会是一种什么表情，一定是眼珠子都惊得要掉出来了吧。

但是当伊东再重新打量这条公路时，他自己的脸色却渐渐变了。

以猛对猛

不是因为这条公路，而是因为公路两旁连绵起伏的山地。

让第一〇六师团望而生畏的庐山，已经延伸到了这里。不过金官桥阵地处于庐山北麓，而第一〇一师团将要通过的，是庐山南麓。

仰头看去，山上可以看到影影绰绰的守军阵地，这些阵地远离鄱阳湖日舰的火炮射程，如果派飞机来炸，又很难寻找到准确的目标。

偏偏它们就俯瞰着公路，你要打这里过，就必须交出买路钱。

伊东倒吸一口冷气。

他和他的上司冈村都太小看对手了，老虎仔能轻轻松松放尔等上岸，是他尝到了傍着庐山的甜头，打仗已经离不开这座名山了。

日军用迫击炮轰击东孤岭，可仍然攻不上山头在金官桥之战中，第一〇六师团固然惨兮，但李觉的第十九师损失也不小，不光来自于战场死伤，还缘于山中之病。

在名山大川中，庐山素有美人之资。大凡长得有点颜色的，便有些“拿乔”，庐山的小脾气就古怪得很，特别是夏天，时阴时晴，时雨时风，民谚所谓：晚穿棉袄午穿纱，风雨来时伞难遮。

湘军官兵仅能靠地洞和树枝遮风挡雨，饿了以随身携带的大米果腹，连下饭的咸菜都没有，加上林中潮湿多蚊，生病的人因此越来越多，就算没生病的也体力大减。

在第十九师战史中，这是他们经历过的时间最久、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湘军被重新替换下来后，经点验，原来生龙活虎的几千湘乡子弟，健壮者仅剩八百不到，战时及战后病亡人数十分惊人，几乎超过了战斗中的实际死伤数。

正是由于庐山作战条件极其艰苦，所以当时就有人对此抱有异议，认为“死守庐山”等于“庐山守死”。

这些话也传到薛岳耳朵里，但老虎仔丝毫不为所动。

我一定要死守庐山到底，只有靠着山，我才是一只虎。

鄱阳湖畔无险可守，我脑子烧坏了，跟你们耗什么耗，咱们山里见。

薛岳都不用下山，他只需牢牢控制着公路两侧的东西孤岭，第一〇一师团要想自此通过，就得先乖乖地到山里去烧高香拜菩萨。

第一〇一师团的主力部队是第一〇一联队，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大佐据说曾被畑俊六亲自赠予“猛将”称号，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很像那么回事。

在伊东的授意下，饭冢到东孤岭来“递帖子”了。

不过“猛将”的运气不好，因为山里面也有一位叫冷欣的猛将，正在密林深处等着他。

冷欣是江苏兴化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东征北伐无役不与，且很早就以骁勇善战而获得何应钦、顾祝同等人的赏识。后来由于他到江南敌后时，与苏南新四军多有摩擦，个人形象也因此一落千丈，甚至被描写成一个不学无术的愚陋之辈。其实此君向有过目不忘之才，生平没别的嗜好，就爱买书读书，称得上是个军人中的知识分子。直到在台湾以中将身份退役，冷欣仍潜心从事史学研究，竟然蔚成名家，曾被多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有点书卷气的人如果拿起枪杆，往往比不读书的人还要猛，他成了饭冢在庐山遇到的劲敌。饭冢从正面难以击破冷欣，叶肇的粤军又从背后掩杀过来，结果第一〇一联队刚刚进入东孤岭，就被两股中国军队围在了山里面。

这下，不是猛将给主帅打前锋，而是主帅要伸出手来捞前锋了。

师团长伊东吃惊不小，捞是肯定要捞的，可是由于不知山里面的虚实，他担心后续援军也会马上遭到被围困的命运。

经过仔细观察，伊东决定派出一个大队从东孤岭的山背后进行增援。此处有一个叫牛粪墩的小山包，三面都伸入鄱阳湖中，假如从这里登陆的话，不仅可以救出饭冢，还能对中国军队形成反包围。

日军登上牛粪墩后，果然使战局获得改变，冷欣为防侧背之患，不得不抽调兵力进行反击，从而让第一〇一联队趁着空隙，从包围圈内溜了出去。

伊东的这次用兵，可谓有得也有失，第一〇一联队虽然得救，但那个救人的大队自己却陷了进去：牛粪墩三面临水，一面对敌，若无后续大军源源接济，实为死地！

牛粪墩本来也许就是个牧童放牛的无名所在，如今却炙手可热，大家都要以性命相争了。经两轮搏杀，五百人的步兵大队仅剩三百人，已是弹尽粮绝。

援兵，快来援兵啊。

来了，不过不是援兵，而是端着刺刀、呀呀怪叫的敢死队。

冷欣不愧是黄埔猛将，他亲率敢死队与日军进行白刃战，三百鬼子被捅掉一百，余下的人既无勇气继续拼杀，又无路可走，全都扑通扑通地跳了鄱阳湖。

鄱阳湖可不是家里的游泳池，进去后基本是九死一生。

伊东拿一个大队换了一个主力联队，看上去似乎很划算，但此后霉运似乎牢牢地跟上了第一〇一联队，饭冢也开始有从“猛将”滑入“饭桶”的嫌疑。

从包围圈里跑出来后，他再次向东孤岭发动进攻，可是没几天工夫，竟然又被叶肇打了一次伏击。

不是中国军队突然变得神勇无比，实在是庐山太过变幻莫测之故。

借助于山势之险，冷欣从正面狠打，叶肇从背后设伏，这真是够第一〇一师团受的。别说饭冢孬了，其他联队也大多好不到哪儿去。

第一〇一师团被困于东孤岭，第十一军司令部却仍然会不停地打电话来催问：怎么回事？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德安？那里难道很远吗？

伊东十分委屈，你们到现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情况恶劣得难以想象啊。

可是伊东的困难和苦衷，却不是那些坐在司令部里看看地图和书面报告，然后再听听电话的参谋们所能理解的。

伊东犹如被放进了一个高压锅，他只能来个压力下移，让饭冢在限期内无论如何要攻克东孤岭。

师团长的限令成了饭冢的催命符。

9月2日，第一〇一联队仰攻东孤岭山头，但是进到山腰就遇到瓶颈，再也上不去了。

你这里受罪，他那里偏偏还不放过，伊东一个劲儿来电话，问是不是已经登上山头了。

登，登，登，登你个啊。

饭冢恼火不已，索性抓起指挥刀，也去玩冲锋了。

子弹不长眼，不认识你是联队长还是小兵，结果“饭桶联队长”就这样被打死在了冲锋路上。饭冢的前任联队长是在淞沪战役时战死的，没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他的继任者也同样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看来这个联队长的位置还真是挺倒霉的，让人不迷信都不行。

唯一能够让伊东有点笑脸的，就是当天第一〇一师团终于接近了东孤岭山顶一线。

伊东逼死了部下，他的日子却并没有因此变得好过。

第一〇一师团不仅要侵占公路两边的山岭，还得时时提防山头的炮兵阵地。中国军队的迫击炮每天进行射击，在前线采访的记者够靠后了吧，可是也不能幸免，在被弹片击伤后，连衣服上都浸透了红黑色的血。

伊东师团长还没顾得上安抚记者，几天之后，他自己的下巴也挨了弹片，受伤被抬进位于九江的兵站医院。

第一〇一师团的苦难史并没有因此结束，冈村下令旅团长佐藤正三郎接替师团长一职，指挥部队继续侵略进攻。

占领东孤岭，用了十多天，又经过十天，才攻取了西孤岭。自登陆以来，第一〇一师团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就是这么连着打，战线也仅仅向前推进了两里半。

那条公路有六十里哩，你还别以为侵占东西孤岭后就没事做了，一眼望过去，前面仍是连绵的群山，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守军藏在里面，准备暗袭你、伏击你、包围你。

第一〇一师团伤亡惨重，仿佛也进入了淞沪会战后期，只不过那时候他们还能看到一点成果，现在则是连苦战的价值在哪里都找不到了。

在第一〇六师团之后，冈村才发现第一〇一师团原来亦不堪用。

打得不好，当然还得找原因。

这回冈村来了个挖老底，查三代。第一〇一师团来自于东京，东京什么地方？工商业繁华区啊，第一〇一师团的补充兵先前多是做小商小贩和商社职员的，拖家带口，整天想的都是如何赚钱谋利，蝇营狗苟，让他们打仗，除了怕死，还是怕死。

让冈村气恼不已的是，这个“商贩师团”打仗不咋地，“军纪风纪”却也像熊本师团一样糟糕透顶，乃至于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

一个退伍的东京第一师团师团长兴致勃勃地跑到九江来慰问同乡部队，看完之后扔下一句话：那不是日本的军队！

第14章 十面埋伏

冈村真的是愁死了。鉴于两个新编师团都如此窝囊，他只能招来金泽第九师团。

按照冈村的定位，在他的第十一军里，熊本师团排第一没有异议，排第二名的就是金泽师团。

在淞沪会战中，金泽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称得上一对难兄难弟，二者差点儿被打成废物，最后也是通过“输血”的方式才缓过了劲儿。

虽然同样有致残经历，但金泽师团又绝非第一〇一师团可比。

冈村后来被奉为日本陆军将领中的名将典范，自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比如他的眼光就很毒，即使从来没有指挥过的部队，一眼看过去，马上便能分辨出对方是否有真材实料。

台湾旅团的士兵连背包都没有，出发时手忙脚乱，全扔在原驻营地了。没有背包，他们便用随身携带的野营帐篷代替，以至于帐篷被弄得破烂不堪，起不到遮风挡雨的作用。

在冈村的打分栏中，台湾旅团和那两个新编师团差不了多少，都是低分。

相反，金泽师团就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每个士兵都肩负背包，纵队行进，到临时宿营地时，便支起帐篷露营，而且营中秩序井然而肃静，绝无台湾旅团那种乱七八糟的状况出现。

冈村在九江一见到金泽师团，就频频点头，认为继两个不中用的新编师团之后，自己在江南总算拥有了一把绝杀利器。

反八字阵

8月21日，金泽师团向瑞昌发起进攻。

瑞昌守军为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这是一支由四川地方保安团改编成的新编部队。由于仓促编组，很多士兵都未经过基本训练，扛把枪，穿着草鞋就跑到前线来了。

没怎么打过仗的草鞋兵，碰到金泽师团这样的日军精锐部队，就算人多也没用，因为悬殊实在太大了，所以很快就败下阵来。

王陵基在指挥所内急得大吵大骂，可是这种情况下，喉咙再大也代替不了部队的软弱无力和战场的颓势。

在川军败退后，金泽师团不仅侵占了瑞昌，还推进至岷山，这里的纬度低于金官桥，正是实施穿插的好机会。

三招之后，必有妙招，冈村终于看到了前方亮出的一线曙光，他马上传令金泽师团：改变原计划，不用到德安了，赶快往金官桥插，以包抄守军的后路。

假如金泽师团穿插成功，庐山防线就不是动摇的问题，而是将全线崩溃。薛岳急调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前去岷山堵截金泽师团，以掩护金官桥守军左侧背。

小到薛岳兵团，大到整个第九战区，要论真本事，没几个能及得上第七十四军。好钢用在刀刃上，此时不上，更待何时。

可是日军的老师团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俞济时派兵前往岷山，与金泽师团碰个正着，未经一个回合，便败下阵来，只得往后撤退。

再派，仍然挡不住。

薛岳这才发现情况比自己原来预料的还要严重。看来，金官桥不撤不行了。可即使这样，左侧背还是得有人给兜住，要不然部队连撤都撤不下来。

薛岳给俞济时打电话，直接告诉他：你要再向后退，军法处置！

第七十四军今天派一点，明天派一点，你以为你是谁，你前面站着的是日军主力，得用全力啊。

俞济时领到生死状，率全军压上力战，这才保得大小平安，中线守军得以安然撤出。

趁这工夫，薛岳迅速将金官桥防线收缩至马回岭，使岷山的位置由左后方变成了左前方，金泽师团失去穿插角度，再也无隙可钻。

别人来打，你把脑袋缩回去，这顶多叫做反应快。薛岳的变招却不是这么简单，他利用一撤一收的机会，形成了一个两边高、中间低的“反八字”袋状阵形（简称乌石门线）。

这个阵形既可守，也可攻，如张袋捕鼠，如飞钳剪物，大者把你装进去，小者剪掉你身上几个小零碎，乃老虎仔平生极为得意的一种阵法。

中国军队的火力网令日本侵略军无法前进

马回岭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盆地，薛岳在盆沿设置了重机枪和炮兵阵地，整个马回岭实际就被罩在这样一个严密的火力网内。第一〇六师团虽然沾金泽师团的光，继占领金官桥后，又进入了马回岭，可是此后却犹如一脚踩进陷阱，变得毫无作为。

由于害怕遭到火力的延伸攻击，这个师团甚至于白天都只好躲在工事里混日子，偶尔出去一趟还得左顾右盼，战战兢兢。

北守西攻

冈村本来以为击破庐山防线已是三个指头捏田螺，板上钉钉的事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都称得上是一次高段位的用兵，你看，多么华丽的穿插，多么爽利的迂回，对着镜子，冈村都不相信那是自己，太帅了。

可是不知谁捡起一块石头，砰的一声砸过去，镜子四分五裂，里面的冈村立刻又恢复到了哭丧着脸的小丑模样。

这位跳出来大煞风景的人当然是薛岳。

冈村认识到，如此强劲的敌人处于侧背，不管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成为日军的心腹大患，不除是肯定不行的，可问题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按照日本统帅部原先下达的指令，最迟必须于8月27日对武汉展开总攻，但实际上，由于迂回穿插金官桥遭遇失败，这个时间也早就过了。

如果这时畑俊六还要坚持“8月27日”，冈村就真的只好去跳长江了，所幸冈村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心目中的位置，就如同当年板垣之于香月一样重要，所以优待和宽容便成为必须的了。

既然8月27日不行，那就推迟到9月中旬吧。

知道冈村在南下战略中吃了瘪，畑俊六还非常通情达理地表示，假使占领南昌很困难的话，也不要占领了，攻陷德安就算完成任务，只要到时候能西进武汉，就算你大功一件。

在畑俊六面前，冈村倒颇有梗一梗脖子的冲动，可骄傲这东西是要有底气的，没了底气，连说话都虚。

几天之后，随着第二十七师团登陆九江，第十一军的人马终于全部到位。

按照冈村个人的判断（实际情况也差不多），日军一个步兵大队就可以轻松击败中国地方军一个师，攻击嫡系军要困难一些，但一个联队也足抵一个嫡系师。

据此推算，一个师团对阵中方几个军，哪怕是集团军或兵团、军团，都不在话下，依靠四师一旅团，这么多部队全力一扑，冈村并不认为他占领不了武汉。

最让冈村放心不下的还是侧背的薛岳，然而从薛岳依山而战的坚韧和前期作战的艰苦程度来看，即使把第二十七师团都投入南战场，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到10月上中旬才能结束战事，那样的话，西进武汉的计划肯定要泡汤。

望着滴答转动的钟表，冈村真有钝刀割肉的感觉，要是时间能停滞下来该多好。

也罢，只有暂时放弃南战场了。

9月10日，第二十七师团奉命西进，准备沿瑞武公路（瑞昌至武宁）发动进攻。

第二十七师团有较强的攻击能力

第二十七师团不在常备师团之列，但它其实又不能算是纯粹的新编师团，追根溯源，这是一支老部队，即挑起“七七事变”的“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

步兵旅团在“七七事变”的平津作战中损失并不是很大，倒是在太原会战中让陈长捷给打得够惨，萱岛联队一半人被打光了，要不然这样一支颇有点历史的驻华部队也不会进入新编阵营，窝窝囊囊地跟第一〇六师团等小兄弟挤一块儿。

第二十七师团的侵占目标是武宁，假如武宁被破，则日本侵略军就可以轻松迂回至武汉以南，率先斩断粤汉铁路，所以蒋介石的统帅部立刻感到了紧张。

武宁守军仍然是王陵基川军，而通过上次的险情，已经没有人认为王陵基能够守得住武宁了。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急电薛岳，要求他赶紧从南昌赶到武宁，以便代替王陵基进行指挥。

电报内容很急很简单，可是对于薛岳来说，却是一个十分棘手实际也难以完成的任务。

你们信任我，这是好事，可是我并非肋生双翅，一时半会儿飞不过去啊。

自开战以来，为阻止日本侵略军凭借机械化优势大步突进，薛岳早已将南昌以北的交通全部予以破坏，如此一来，敌困难我亦不便，有一段时间甚至连军粮都运不上去，前线官兵只能靠吃庐山脚下老百姓种的南瓜度日。

从南昌到武宁，不是一点点路，不坐汽车徒步行进的话，说不定还没走到武宁，第二十七师团倒已经在跷着二郎腿等你了。

薛岳捏着电报愣了一会儿，忽然一拍脑袋。

太搞笑了，孤家寡人我去武宁干什么，空手两拳头能干得过第二十七师团？

武宁需要的不是我薛岳，需要的是能打仗的生力军。

可是生力军从哪里来呢？要知道薛岳兵团正面也一直被两支新编师团所牵制，如果按照一般指挥官的思维逻辑，此时能够保住自己这块地的收成就要谢天谢地了。

老虎仔就是老虎仔，电光闪过，继“反八字”阵形之后，他又推出了一个堪称精妙的战术构想，这就是“北守西攻”。

具体来说，就是在庐山取守势，背南面北，能监视住对面之敌就行，此为“关门战术”。在武宁则要取攻势，背东面西，重要的是拖住企图从这里迂回进击武汉的日军，此为“拉腿战术”。

依据这条思路，薛岳得以陆续将南战场的部队调入武宁，其中最厉害的是黄维第十八军。

第十八军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在罗店的“血肉磨坊”磨过血豆腐，功夫自然了得。军长黄维更被称为军界的“书呆子”，素来爱跟人死磕到底，待其披挂整齐之后，犹如《水浒传》中的霹雳火秦明，但见一把狼牙棒挥过，避者生，挡者亡。

前面川军太弱，第二十七师团对强敌提防不够，一个不小心，第一〇三联队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便被砸碎了天灵盖。

第一〇三联队不是第二十七师团的原班人马，实际上是冈村从第一〇一师团中借调过来的，看来不经打的不管被派往哪里，还是一样的虚。

黄老师狼牙棒的寒光一下子就把第二十七师团给镇住了。眼看形势不妙，后者只得拨转马头，缩往一边，再不敢对武宁轻举妄动。

整容手术

冈村得报吃惊非小。

第二十七师团并非新编师团，实际上是和熊本师团、金泽师团一样的老部队，能够杀伤并吓退这个师团，岂是等闲之辈。

原先武宁的川军没有这么厉害啊，一定是从附近其他地方抽调过去的。

冈村不愧为老狐狸，随后航空侦察机送来的情报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庐山上的部分中国军队确实已经西调。同时，情报还带给冈村另一个让他心跳不止的发现，那就是在薛岳抽兵之后，在乌石门线左翼露出了一个豁口。

没有高空侦察，这样的豁口其实非常隐蔽，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于此也可见技术手段在战场上的不可替代性。

根据地图上比对的结果，豁口位于白云山区，犹如在海洋中闻到了血腥味的大鲨鱼，冈村立刻兴奋起来。

这又是一次施行穿插迂回战术的绝佳机会！

现在假如派一支部队从白云山穿插过去，定能收到与当初金泽师团出兵岷山一样的效果，那样的话，不仅可以为第二十七师团扫除障碍，而且有可能一举击破乌石门线。

在内心深处，冈村其实从没放弃过南下计划，现在可以一举两得，这样的美事到哪里去找？

问题是派谁去搞定这个活儿呢？第十一军用到了底儿朝天，冈村手中已没有可掌握的其他成建制机动部队了。

有人主动上门揽活了。

第一〇六师团被薛岳“反八字”阵困在马回岭二十多天，师团长松浦自己也感到十分丢脸，听说还有这样可以立功的好机会，马上向冈村请战。

冈村一开始却很犹豫，积极性值得肯定，可你干得了吗？

他的顾虑不无道理。自全面抗战以来，中日双方各出奇招。一般来说，日方将领善用迂回术，中方将领则喜用口袋阵。不管迂回，还是口袋，都是好战术，但是越好的战术，对时机把握的要求就越高，所要面临的风险也越大。

口袋怕的是还没扎好，袋底就破了，迂回惧的是正面尚没个动静，迂回的反而一头撞进对方的网里，成了送到人家嘴边的猎物。

第一〇六师团在金官桥之战中的表现，实在让冈村对这个师团不敢有过高期待，可是再想想，你不用它，还能用谁？

用是要用，但是得客串美容师，给第一〇六师团好好打扮一下。

几战下来，第一〇六师团伤亡很大，缺员甚多，这次冈村就给一次性补充了两千七百多名新兵，帮助松浦把门面又重新张罗起来。

处于庐山那样的地势，特种作战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平时威力极大的野炮和重炮连运都运不上去。为此，冈村调来了一个山炮兵联队，专门配属给第一〇六师团，并将这个师团改造成了适应山地作战的驮马师团。

第15章 十面埋伏（2）

鉴于沿途地形复杂，特别是在金官桥之战中，由于不识中国军队的工事结构而吃了大亏，冈村又将第十一军司令部的情报参谋樱井中佐派到第一〇六师团，后者不干别的，就是沿途收集战地情报，给松浦当耳目使唤。

第一〇六师团坯子就那样，再怎么整也变不成美人，但让冈村这么画眉搽粉的一弄，小样儿看着倒也有些带劲了。

冈村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煞费苦心的结果，却是把新编师团送进了鬼门关。

索命地图

9月25日，第一〇六师团悄悄绕出马回岭，轻装进入白云山区。

这个情况薛岳起初并未察觉。

中方不同于日方，缺乏侦察飞机等技术手段，对日军的一举一动，全得依靠地面侦察和指挥官的个人判断。第一〇六师团在马回岭里面守着不动，也不是一天两天，而且山高林密，即使万人以上的大部队行动，有时也难以发现对方的准确行踪。

可是两天之后，一切便全部得到改变。

他们被欧震第四军给发现了。在山地中行进的日军轻装部队在金官桥之战中，除了第十九师居中外，一左一右，还各有欧震第四军和李玉堂第八军护驾。

让欧震最为惊心的一幕，是金泽师团即将从岷山穿插过来的那一瞬间。当时第四军居于金官桥左翼，前沿部队遭到金泽师团的突然袭击，真是要打打不过，想撤撤不了，若不是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挺身上前，舍命一搏，大家都得玩儿完。

自从有了这段经历后，欧震格外警醒。他在营地附近设置了许多警戒部队，远的是搜索队，近的是掩护队，时刻防备遭到类似突袭或包围。

在发现第一〇六师团突然出现于白云山后，欧震赶紧向薛岳报告，而这时薛岳刚好又得到了一份新的情报。

进入西战场的中国军队在公路上抓到了一个骑摩托车的日军军官。经过搜查，在他的公文包里找到了一份日军的作战计划，而这份计划书明确载明了第一〇六师团的此次穿插意图。

两相对照，薛岳马上明白过来，他立即命令欧震就地对第一〇六师团进行袭击和拦阻。

这时的第一〇六师团自身也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因为要出奇制胜，所以他们选择的道路全是最难走的山路，不仅极其狭窄，而且坡度很大，有些地段，别说马，连人都很难过得去。

白云山区已属幕阜山系，但它跟庐山一样，脾气也十分古怪，很不好适应。一早一晚，山里到处弥漫着的浓雾，更使官兵们在行军中叫苦不迭。

这些还不算最困扰人的，毕竟你要搞奇袭搞穿插，就没法走寻常路，最伤脑筋的是他们走着走着，已渐渐失去了方向感。

松浦所使用的地图，还是冈村当初偷来的那张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的复制品，但是他越看越疑惑。

图上标注和实地位置对不上号啊，怎么回事呢？我这究竟是在哪里？

就在他彷徨四顾的时候，周围山地突然响起枪声，第一〇六师团没有穿隐身衣，那子弹又分明是奔着自己来的，所以只好匆匆忙忙地上前应付。

被欧震这么一逗，处于混乱之中的第一〇六师团在山区里彻底迷了路，只能糊里糊涂地跟着第四军的枪声走。

9月30日，第一〇六师团先头部队接近万家岭。

死到临头，松浦仍然弄不清状况。他通过无线电报，向冈村报告了自己所处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他通过地图对比得出的结论。

冈村派飞机一侦察，发现松浦说的完全不对，他真正站的地方，跟报告中的描述竟然相差了二十里！

这是在山区，如此大的误差绝对能要了人命。

太惊魂了，松浦身上的每个毛孔都直竖起来：要不是有飞机在山区上空进行观察，冈村你会知道我在哪里吗？

这破地图，恨不得一把将它撕个粉碎。

说起此事，冈村颇感无奈。为了这套地图，他当年可是冒了九死一生的危险，从江上逃命时把所有行李都给扔了，唯独舍不得丢弃地图。

没有地图，面对这么多山，大家就都得做睁眼瞎，你们真不晓得珍惜啊。

然而冈村也知道，来自前线的批评之声不是没有依据的，这套地图确实存在不少错误。尤其是在距离主要道路较远的偏僻山区，与实际情况相比，更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出入。

要怪，只能怪山区太过偏远，那些投身北洋的中国学生兵们恐怕也吃不了这许多苦，没有亲自钻到山窝窝里来搞过精确测量。

不管怎样，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太晚了。

一个不能少

薛岳在获知第一〇六师团企图穿插后，第一反应是点点头，冈村这老东西果然豁得出去，这种钻隙冒险的精神还是值得佩服的。

随后便是把桌子一拍。说来说去，还是没把我薛某人放在眼里，我的防线是你一声招呼不打，随便想穿就能穿的吗？看来非得让你长点记性不可了。

薛岳到处抽调可用之兵

传我将令，马上调整攻击方向，附近不管哪条线上的人马，能抽的全部抽到万家岭，集体给第一〇六师团举办一次篝火晚会兼生日派对。

万家岭这个原本沉寂的山沟由此开始热闹非凡。

几个月前的兰封会战，是薛岳参加抗战后发动的第一次大围攻，但那次围攻功败垂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间上来不及，还没等生擒活捉土肥原，对方的援军就上来了。

万家岭虽比不得兰封，但山外的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也都不是吃素的。他们一旦发现第一〇六师团被围，一定会上来援救，到时一个从东，一个从西，两边防线都会吃紧，有可能没解决第一〇六师团，自己倒反而陷于被动。

一定不能重蹈兰封会战的覆辙，得放一只闹钟在桌上，读秒计时。

可是要把一个万人以上的师团迅速包围起来，并非那么简单的事，需要的也不是一点点人手。不是说“十则围之”吗？薛岳至少要调动十倍于第一〇六师团的兵力，才能达到他围攻的目的。可是试问，仗打到现在，哪来这么多人呢？

答案是：有！

原因之一是薛岳此前把能抓的部队都抓在了手上，而且死也不放。

在金官桥之战结束后，除允许湘军第十九师撤后整补外，薛岳要求其他部队一律就地待命，不得溜号。

要走也可以，我点头才行。

岷山一战，第七十四军拼得很凶，按理也应该换下去，但薛岳坚决不让。

虽说曾对俞济时吹胡子瞪眼睛，但他心里恐怕比谁都清楚，如果没有第七十四军力敌金泽师团，金官桥正面的部队没有一支能完整地撤下来，即使勉强退后，也得成溃散之势。

第七十四军就如同台儿庄战役中的汤恩伯军团，或许你老是觉得它不上进，可只要它一发狠就能起化学反应，这就叫本事，换成其他部队，别说骂了，任你怎么捶怎么打，该不行的还是不行。

薛岳打定主意，谁的话都不听，连顶头上司陈诚也不行，第七十四军就是不能走。

陈诚不行，换成了蒋介石，后者亲自来电，要求将第七十四军撤到长沙去休整。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道，颜良文丑皆为河北名将，乃袁绍手下第一勇士，连徐晃、张辽都战之不下，可是关公上去只一个照面就将两人给斩了。

并不是云长的水平真的高出这些人很多档次，而是因为他胯下有曹操赠送的赤兔，这匹世间难得的宝马在速度上远远超过它的同类，以至于颜良文丑在被杀之前都没能完全反应过来。

某种程度上，第七十四军就如同蒋介石的千里赤兔，老头子虽然送给薛岳使用，可是回头想想，嫡系军里好不容易出这么一个特别能打的，别两下三下就被老虎仔给折腾死，还是得留着点本儿。

“委员长”亲自来电，薛岳却并不买账，回复就四个字：撤不下来！

别人或许会惧蒋介石，薛岳可不会。实际上，包括张发奎在内，能让这些当年的“大内侍卫”打心眼儿里服气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孙大总统。

在薛岳眼中，蒋介石跟他们一样，开始也是跟在革命先行者屁股后面混的，只是运气不错，风云际会，正好坐上金銮殿而已。

以薛岳后来在抗战中的作为来论，堪称军事奇才，既然是奇才，又有几个是好脾气的？

何应钦脾气倒是很好，涵养深厚，实际也具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但是他总也打不了出奇制胜的仗，还被人私下叫做“何婆婆”，这就是奇才和人才的区别。

就算蒋介石对薛岳再好，再怎么重用他，也改变不了老虎仔那种固有的性格，一句话，说不鸟你就是不鸟你。

那是蒋介石了，好歹回了你四个字，要换别人，没准理都不理。

蒋介石深知薛岳的脾气，只好厚着脸皮再次来电，并说明理由：第七十四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

薛岳铁了心不想还赤兔，在给蒋介石的第二次回复中仍然毫不客气：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七十四军长，伤亡都比七十四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七十四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

眼下正是打仗的节骨眼，不是我不想让它整补，而是得缓缓。

薛岳说的当然不完全是实情，李觉的第十九师不也调下去了吗？然而话讲到这个份儿上，蒋介石也不好意思再发第三通电了。

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既然薛岳如此执拗，也只得由他，不然打了败仗，责任算谁的？毕竟战场之上，打赢才是硬道理。

此时广东形势已十分紧张，日本对广东进行海空封锁，大战一触即发。余汉谋连日急电国民党统帅部，请求将粤军调回用于防守。

这次不同以往，薛岳本身也是广仔，岂能坐视不救。在接到命令后，他终于咬咬牙，同意部分粤军可以南调，但也必须“暂缓”。

余长官，以后你那里缺牛，我给你当牛，缺马，我给你当马，就现在不行，马上要干真仗了，手上多把腰刀都是好的，等我这边打完一个回合，再让他们回广东参战不迟。

把七七八八的部队都强留下来后，薛岳便不再肯随便往一线添置兵力，而是全控制在二线，以便随时能够作为重拳打出去。

有时候适当的自私于公于己都有利，万家岭之战，这些预备部队都派上了用场，其中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更是派上了大用场。

除了坚决不放人，薛岳还拼命抽人，能抽该抽的抽，不能抽不该抽的也尽可能抽。

当时万家岭的东西南三面都已部署兵马，唯独北面尚为一片空白。薛岳为此盯上了东西孤岭的叶肇第六十六军，而后者就属于“不能抽不该抽的”。

不该抽，是因为此举很是冒险，第六十六军进入万家岭，势必削弱原防区的防御力量，第一〇一师团可能会乘虚而入。

不能抽，则是蒋介石早就亲自指示，即使在放弃赣北之后，第六十六军也必须留在庐山打游击，更不用说战时擅离阵地了。

薛岳却认为，第一〇一师团并不可能马上判明并确定第六十六军调离，正如中方发现第一〇一师团离开马回岭，同样也有一个时间差一样，这中间至少得有两天间隔。

等到第一〇一师团回过味来，那里毕竟还有其他守军进行牵制，纵使日军打得顺手，攻到德安城下也非一日之功。到时候，第六十六军已参与万家岭之战多日，没准第一〇六师团早被吃掉了。

薛岳先斩后奏，一面向统帅部报告，一面向叶肇发出调令。

现在就看叶肇的态度如何了。

叶肇要留在庐山，奉的是蒋介石的“御令”。薛岳要他下庐山，他完全可以予以拒绝，所以薛岳本人对第六十六军会不会，或者说愿不愿意来，心中也不是很有底。

可是叶肇和他的六十六军官兵在接到命令后，却是喜出望外，十分高兴。

终于可以找到机会离开庐山了。

第六十六军是广东部队，江西话也不会说，要留在庐山当游击队，起码生活上就不习惯、不适应，而且一直打正规战的人，想象中的敌后游击战场肯定苦得不得了，若非上级硬性命令，谁也不愿意留下来。

武汉会战后期，为了打造大别山游击基地，李宗仁曾召集紧急军事会议，讨论把谁留在大别山打游击。座中诸将，大多默不做声，只有廖磊慨然应命。

大家都以为廖磊要倒霉了，未料到他在敌后战场过得比正面还滋润，反正用不着死扛，想打就打，不想打往大别山里一钻即可。

在大别山里面，仗还出奇好打。一个伏击战下来，进山扫荡的日军都要死伤几百，躲在山林中的桂军却损失低微，而且步机枪和呢大衣、望远镜等军用品可以缴上一大堆。

尝到游击战甜头的桂军从此盛行一句话，那就是“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一点都不可怕”。廖磊更是把游击区治理得风风火火，弟兄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像梁山好汉一样快活，把仍在指挥正面战场的李宗仁都看得目瞪口呆。

不过这种事谁能料得到呢？当时当地，叶肇第六十六军想离开庐山的心情很是迫切，所以下山参加万家岭作战的积极性也非常高，可以用“踊跃”来形容。

叶肇到达万家岭后，即迅速占领山头阵地，封死了第一〇六师团北归之路。

第16章 沧海一声笑

十几万人在一个狭小山区运动，不可能完全瞒过日军侦察机的眼睛。

九江的第十一军司令部一片忙乱，当参谋们把一个个轨迹和箭头在地图上逐一标示出来时，冈村的心已经被提到了九霄云外的半空之中。

点连成了线，不过不是第一〇六师团的占领线，而是中国军队在万家岭越来越清晰的包围线。

赶快通知第一〇六师团迅速突围！

事实上，第一〇六师团已提前进入山穷水尽的境地。从马回岭出发时，他们只带了六天的口粮。六天过去，粮弹皆缺，只能像兰封会战时的土肥原师团那样，依靠空投来维持有限的补给。

飞机能运多少东西，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很多官兵被迫自力更生，四处寻找食物。可是万家岭内不过寥寥几座小村庄，在坚壁清野之后，老百姓都撤走了，村庄里根本找不到任何能吃的东西。

村庄外面倒是有不多的几亩稻田，但显然也被收拾过了，只是偶尔能看到一些未来得及收割的稻穗，且稀稀落落，少得很。

这些饿极了的家伙也管不了许多，找到后全都如获至宝，把稻穗拔下来放钢盔里搓一搓，搓去稻壳往嘴里一塞，聊以充饥。

至于运辎重大炮的东洋马，人还吃不饱呢，谁还管得了它们。

此时就算冈村不说，他们自己也知道必须马上突围，否则绝无生路。

沙场猎豹

可是师团长松浦却搞不清楚他到底应该往哪里突，在万家岭，到处都是杀声震震，到处都是旗幡烈烈。

冈村立刻给他指路，往西靠拢，第二十七师团可以接应你。

西面在哪里？不知道。

地图越看越糊涂，连那个第十一军司令部下派的樱井中佐都晕头转向。别的地方，或许还可以通过参照物来纠正地图的偏差，但这里除了山林还是山林，哪有什么明显的参照。

有人提了个醒，赶快把罗盘拿出来。

这个罗盘不是用来看风水的，其实就是指南针，在山里迷了路，可以依靠它来确定方位。

让人没想到的是，关键时候，罗盘也失灵了，指针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同样六神无主，不知南北西东。

显然山区周围有强大磁场，是它干扰了罗盘。

松浦傻了，他的部下们也如同一群乱糟糟的苍蝇，在山里嗡嗡乱叫，却不知道往哪里去好。

10月7日，薛岳看到第一〇六师团已全部进入万家岭，而他的口袋阵也基本就绪，遂下达了总攻令。

这是一次战场上的大围猎，它将比兰封会战时的那一次更加精彩，也更加彻底。

据研究元史的专家介绍，曾经用铁蹄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其军事攻略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他们的围猎经验。

草原上的野兽通常感觉极其灵敏，行动也异常快捷，猎人如果单枪匹马，是很难捕捉到的，但是蒙古人的集体围猎不同。

他们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追杀，而是慢慢驱赶，然后一点点缩小范围，直至把所有野兽驱赶到一个固定的猎杀场。用这种方式，可以做到不让任何一头猎物逃脱，哪怕它是一只目标很小的兔子。

薛岳的总攻与此类似，他也在不断缩小包围圈，把第一〇六师团往预设的猎杀场赶。

但是在此之前，他还需要拔除一个障碍，那是一座山，叫张古山（又称张古峰）。

整个万家岭，遍布矮山丛林，这些矮山一般都不高，张古山属于矮子里面拔将军，比最高的矮一点，比最低的高一些——一共才三十米。

别看其貌不扬，但是它的位置很重要，从这里可居高临下，直逼第一〇六师团的核心阵地，且地势陡峭，易守难攻。

松浦师团长尽管已完全搞不清方向，却也熟谙攻守要诀，他在进入万家岭后不久，就抢先控制了这一要地。

对于万家岭一役来说，张古山的得失十分关键。失之，会被第一〇六师团屏于户外，得之，则可将其驱入死路。

薛岳依旧把这块最硬的骨头交给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来啃。

俞济时虽是七十四军的老军长，但七十四军之所以出名，却与另外两个人有关。第一个人是时任第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另一个是他的部下张灵甫。

张灵甫生活中也很爱漂亮，右额垂下的那一缕头发据说是为了遮掩枪伤伤疤国民党陆军将领，要评帅哥，张灵甫位列第一。要命的是，他在其他方面也很出众。

有一段相声，逗哏的说：我是北大的。

北大者，北京大学也。

捧哏的浑身上下打量了他一遍：说清楚，你是哪个大学的？

逗哏的起初顾左右而言他，被逼急了，冒出一句：我是北大的，怎么了，又没杀头的罪过。

不过他最后还是承认：我是北京大兴县的，简称“北大”。

这段相声告诉我们，北大是个很牛的单位。其实就是他不说，我们也知道，考大学难，考重点更难，考北大则难上加难。

上溯八十年，整个中国一共也没多少北大学生。张灵甫一不小心就考入北大，而且还是历史系。

上溯八十年，凡是识文断字的，一手字大抵都能看得过去。张灵甫的字却不是看得过去这么简单，他研习魏碑已到一定水平，连书法大家于右任都推崇不已。

上溯八十年，书生论政十分流行，秀才们雄辩滔滔乃至上街游行。张灵甫在北大不但是学运健将，而且慷慨热血到半途休学，像比尔？盖茨那样，只读了一年就直奔自己重新选定的目标——只不过不是开公司，而是报考黄埔，实现“匡济时艰之志”去了。

从儒雅书生到剽悍战将，看似距离很远，但民国时代的很多人都是轻轻一脚跨过。不打仗时这个人会闲居书房，读书挥毫，有时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然而一拿起枪便杀气腾腾，宛如虎豹，完全是一副“醉卧沙场君莫笑”的职业军人本色。

其实在淞沪会战前的好几年，张灵甫已经是胡宗南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长了。胡宗南手下，黄埔一期、二期的一大堆，能够把四期的张灵甫提拔上来并放到这个显要位置，除了眼光，当然与他自身的表现分不开。

可惜，这么好的前程，却差点让他自个儿给毁了。

这位老兄回去探个亲，竟然把老婆给杀了，这就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团长古城杀妻案”。

杀人的过程十分简单，杀人的原因却很复杂。张灵甫自己提供的说法是，老婆偷了他带回的军事文件，又拒不交出，一怒之下，便失手将对方给打死了。

不管什么原因，自古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都是应有之义。前程远大的张帅哥转眼间便沦为死囚，等着秋后问斩了。

然后不知道是张灵甫在狱中递交的申诉起了作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吃了一年牢饭后又被放了出来。

毕竟是民国，要是现在，既杀了人，再怎么减刑，也得在牢里待个十几年。不过这段经历对张灵甫倒是一个不错的提醒，原本他勇则勇矣，却往往伴随着易于冲动的一面，经过牢中面壁思过，渐渐开始冷静起来，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屡次上演险中求胜的好戏，不能说与此全无关系。

出了监狱，重见阳光，张灵甫却又再次傻了眼，老长官胡宗南不要他了。

天下第一师，那是多牛的部队，怎么还能容纳一个刑满释放的杀人犯呢。

我从此洗心革面，改过自新还不成吗？

不成。

绝望之际，张灵甫转投王耀武，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不过第七十四军刚上淞沪战场时，张灵甫还只是王耀武师部的一个高参，并不是说王耀武不想重用他，而是因为团营长位置都满了，不得已就授了这么一个官。

高参高参，有什么可参的，哪有上阵冲杀过瘾。

张灵甫的苦闷，王耀武也看出来了。

陕西有个保安团已改编为补充团，马上要开来淞沪归七十四军指挥，到时老弟你就充任团长吧。

天下第一师的团长，如今只能到小小补充团当个团长了，真是掉价，但张灵甫不在乎，他只要有仗可打就行了。

于是朝也盼来暮也想，就等着那个补充团到上海。

终于来了。

保安团是什么成色，大家都清楚，平时维持维持地方治安，也就比警察稍好一些。

可是这个保安团上阵后的作战能力却让人大跌眼镜。他们不仅在防区内挡住了日军进攻，还多次向对方发起夜袭。

主力部队干得漂亮合情合理，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兵团也能如此，这是最让人惊异的地方。

之前王耀武肯收留张灵甫，无非是因为后者拥有在“天下第一师”当团长的经历，究竟是否名副其实，他也心中无数。

张灵甫在七十四军的初次亮相，顿时让王耀武对这个主动要求下基层的高参刮目相看。

上了战场之后，能写一手好书法的张灵甫马上就成了一头目露凶光、见仗则喜的猎豹，战事紧张时，甚至每每跃出战壕，带头冲锋，在他的带动下，就算新兵团原本是一群羊，慢慢也蜕变成了一群狼。

到七十四军参加南京外围保卫战，王耀武的原有主力已几乎打得精光，前线整团整团地报销，看到团长都被抬着担架送回来，王耀武知道撑不住了，赶紧命令从防御线上全线后撤。

但这时候不是你想撤就马上撤得了的，日军在屁股后面紧跟不放。

正当大队日军穿过已空无一人的防御主阵地时，斜刺里突然杀出一支小部队。

起初，日军指挥官并没太把他们放在眼里：就凭你们，给我填牙缝还不够哩。

但一咬到嘴里，才发现不对劲，不仅填不了牙缝，还差点崩了自己的大门牙。

来者，正是张灵甫的新兵团。

跟着张灵甫从上海一路打过来，新兵团早就不是新兵团了，那是一头狮子带着的一群狼。

张灵甫对他的“狼兵”们说，只有打仗的时候想着时时可死，最后才能步步求生，这就叫绝处逢生。

前面是穷途末路也罢，是火海悬崖也好，都已没有选择，倒不如干个沸腾，打个痛快，哪怕是一同毁灭，也不枉好汉世上走一遭。

新兵团的官兵疯了一样，你咬他一下，他立刻还你一口，真是要多疯狂就有多疯狂。

日军不是说完全拿他们没办法，而是心急着要奔南京去，冷不丁地被抱住大腿，怎么踢和捶都没用，一步动弹不得，也真是恼火到了极点。

顾不上再追赶王耀武的大部队，日军就把新兵团给盯上了。

张灵甫在后面看得真切，霍地跳起，甩掉上身军服，端起手提机枪，带着敢死队一个猛冲便杀了上来。

前面枪林弹雨，不会说你是大帅哥就不招呼你，张灵甫也挨了子弹，左臂受重创。

部下要把他抬下去，随伤兵北渡长江，张灵甫不肯，并且大怒。

第17章 沧海一声笑（2）

昔日项羽兵败垓下，犹至死不愿渡过乌江，张某何人哉，敢因区区一伤而渡江乎？

我说过，时时可死，才能步步求生，今当率诸君与倭夷决一生死！

张灵甫把伤口一扎，裹伤再战，在他的带头力拼下，新兵团终将日军堵在东南方向，并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才退入城内。

当军长俞济时在南京城里见到张灵甫时，后者已经脸色苍白，全身绵软无力。俞济时立即卸了他的团长职务，强令其随轮船过江，才救下张灵甫一条性命。

坐在满载伤员的江轮之上，当眼看着古城渐行渐远时，这位职业军人心里的悲凄可想而知。打了那么多年仗，南京究竟能不能守住，他岂能心中无数。

那么多朝夕相处的兄弟，从此再也看不到了。复仇，是张灵甫即使躺在医院病床上也一直念叨着的两个字，臂伤还未痊愈，他便提前赶回部队。

张古山之役，成了复仇之旅的重要一站。

什么叫惊悚

在第七十四军，王耀武第五十一师是绝对主力，夺取张古山自非其莫属，可是即便勇如王耀武，对此战也颇费踌躇。

张古山这样的地势，必须仰攻才行。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重炮配合，仅靠轻武器攻坚，则伤亡一定小不了，有可能参与进攻的部队还会大半报销。这份苦差事，究竟派给谁好？

张灵甫立即从一众旅团长中站了起来：我去！

对张灵甫的主动请缨，王耀武并不意外，假如这个时候他不站出来，倒是个意外。

这时的张帅哥已升为旅长。在黄埔生云集的七十四军，这种晋升速度算是相当之快，甚至有些超常了。有的人是黄埔三期的，跟王耀武都是同学，但也只能在张灵甫手下当团长。

不过你们谁也不要嫉妒，王耀武手下战将素以悍勇著称，可是谁悍也悍不过张灵甫。一到战场之上，这人简直就如同拼命三郎下凡，而且越苦越难打的仗，他反而表现得越兴奋。他的军功和官衔，真是用身上的累累枪伤堆积起来的。

接下来张旅长的话，却让王耀武深感意外。

去归去，可我不想仰着脸挨子弹，那等于送死。

王耀武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照你这么说，张古山该如何打法呢？总不能因为你帅，松浦就拱手相让吧。

张灵甫没跟他说打法，他说的是三国。

三国末期，蜀将姜维据守剑阁，十万魏兵被其阻于险关之外，无可奈何。然而魏将邓艾却偷越阴平险道，翻越摩天岭，下江油直取成都，从而一举灭蜀。

想想看，当邓艾冷不丁出现在蜀国君臣面前的时候，那感觉是不是特别惊悚？这就叫出敌之不意。

王耀武有些听明白了，你是不是准备扮一下现代版邓艾？

张灵甫一笑，然也。

我已经到张古山附近观察过多次，正面警备森严，攻击的确比较费劲，不过我已经发现了那条“阴平险道”。

这条道就在张古山的后山绝壁，此为日军不备之处。

王耀武越听越有兴趣，说说看，具体怎么打。

张灵甫早已胸有成竹，遂从容不迫，娓娓道来。

正面，我不会“仰攻”，而要“佯攻”，借日军被火力吸引的机会，组织突击队绕道后山，摸到山顶，从背后袭击它。等突击队得手，正面再从“佯攻”转入“真攻”，如此，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好小子，瞧这机灵劲儿。王耀武大为称赞，并当场另拨一团，以助张灵甫马到功成。第七十四军为一旅两团制，也就是说王耀武已把他大半个师都交到了自己部下手里。

按照薛岳的总攻令，是预定10月7日下午4点开始总攻，但张灵甫并没有如期行动。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攻击行动，日军有海陆航空队的飞机助阵，中国军队又缺乏防空设备，白天冲杀，一定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同时你还得顾及绕到后山的突击队，一旦被山上日军发觉，则前功尽弃。

不能白天，得在晚上。

张灵甫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张古山。

撑杆选手无论多么优秀，他都必须为自己的杆子找到一个合适的支撑点，只有借助这个支撑点，方能一跃而过。

张灵甫也要选一个支撑点，这个点就是张古山侧旁的长岭。

这里据有六百多日军，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到对手会发动突然夜袭，劳神了一天，吃过晚饭之后，便进入宿营地睡觉，外面只留了少数警卫。

长岭不高，所以不需要玩绕攻这些花活，从正面完成致命一击即可。

当日军清醒过来时，长岭之上已布满中国军队。

按照冈村的战力比较法则，日军一个联队可敌中央军嫡系一个师，往下推，则一个大队能顶一个旅。

可冈村说的那个联队，其实指的是熊本师团、金泽师团等像样一些的，并不包括第一〇六师团这样的“弱兵师团”。张灵甫以最强对最弱，又是在对方无特种部队和日机助力的情况下发起突袭，结果可想而知。

六百名日军给灭个精光，张灵甫在前半夜就顺利拿下长岭。

后半夜，就得专心对付张古山了。

长岭激烈的枪声，早就把张古山的日军给弄得心惊胆战。继占领长岭后，张灵甫最得意的主力团杀到山下，做强势登山状，更把山上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

张古山的日军多过长岭，计有八百多人，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料到，此时会有一支由精兵组成的突击队攀岩附葛，从后山爬上来。

突然觉得胸口一凉，怎么回事呢？低头一看，一把锋利的刺刀已经从后背透过前胸。

日军顿时乱成一团，不得不回过头来与之对拼。就在这一扭头的工夫，正面部队也趁势掩杀上来。两面夹攻之下，八百名日军很快就垮掉了。

此后，张灵甫牢牢控制了这座著名的山头，就像蒙古人组织的大围猎那样，第一〇六师团没有一兵一卒能从这里漏出，即使你想要趁月夜脱逃，也不过是枉费心机。

张古山区区不毛之地，战后却布满了日军遗留的弹药箱、刺刀、皮带等物品，甚至还有防毒面具及毒气弹，至于未能收敛的双方骨骸，更是俯拾皆是，由此可见当时攻击的突然性及肉搏厮杀的惨烈之状。

中国军队牢牢控制了张古山

经过万家岭一役，人送张灵甫外号：猛张飞。后来田汉到前线两次采访张灵甫，并以张古山之战为蓝本，写出了话剧《德安大捷》。在这部话剧中，张灵甫为实名实姓，公演之后，名扬天下。

张灵甫只是第七十四军的一面旗帜。事实上，这个军之所以特别能打，一个重要原因是军官人人都能舍生忘死，带头冲杀。仅王耀武第五十一师中，四个团共伤亡五名团长（包括代团长）和七名营长，而且大多受的是重伤。

战况进行到最激烈时，俞济时把军部警卫营都派到前线，而成了光杆军长的他也亲自到前线压阵，这才把第七十四军把守的南防线打造成了一道铁闸。

地狱之谷

总攻发起之后，包围圈越缩越小。

万家岭地方不是太大，整个战场区域不超过十平方公里。尽管每一天的进展都慢如蚕吃桑叶，但在这种流弹都能伤着人的区域，对第一〇六师团实力的损耗和士气的打击不言而喻。

10月8日，总攻发起的第二天。第一〇六师团给第十一军司令部发去了一份紧急电报。

电报不是以松浦师团长名义发的，发报的人是情报参谋樱井。毕竟这不是告捷的电报，还是由第十一军总部派来的人代劳为好。

这份电报其实就是一份求援电。可是都到这般境地了，樱井仍不肯照实说，在电报里吞吞吐吐，支支吾吾，让人乍一看去，仿佛第一〇六师团还很强大很安全似的。

到电报的末尾，遮不过去了，才来了一句“请求给师团以战斗指导”。

电报不啻给冈村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在此之前，他一直未伸援手，就是还对第一〇六师团独立突围抱有一丝幻想，看过电报之后，才知道情况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再不给予“指导”，整个师团都可能要完蛋了。

急忙查询地图，离万家岭战场最近的是第二十七师团，赶快让它去，帮助被围孤军打开一条求生通道要紧。

第二十七师团正急于西进立功，同时又被黄维第十八军缠住，主力一时抽不出来，派出的只能是从第一〇一师团借调过来的“弱兵”，而且很快就被薛岳的西路部队给打了回去。

冈村的第一次出手救援虽然胎死腹中，但仍给薛岳提了个醒：这支援兵是弱旅，不能代表后面全是弱的，所以下手得快。

10月9日，总攻发起的第三天。这一天，戏码陡然加重。

薛岳袭击了第一〇六师团的山炮兵联队，破坏了山炮。这些山炮称得上是第一〇六师团赖以冲破包围圈的最后一个心理依靠，师团长松浦得报后恍如跌入冰窖中。

之后，薛岳开始集中使用他在庐山上屡试不爽的特种武器：迫击炮。

迫击炮是山地战之宝

在平原或远战中，迫击炮或许不如其他火炮，在山地战中却能称雄，一方面是因其便于携带，机动性强，另一方面则是正好对了胃口——迫击炮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于它适合近战，而且这种炮还特喜欢“翻墙”，即使你躲在丛林或岩石背后，一连串迫击炮弹甩过去，也照样能要了你的命。

迫击炮弹带着啸声不断向日军阵地飞去，在万家岭到处都能听到令人发憷的爆炸声。经过轮番轰击，第一〇六师团的防守体系变得七零八落。匆匆建立起来的工事，不是塌陷就是全毁，漫山遍野，到处是日军的尸体和呻吟着的伤兵。

他们甚至已完全顾不上掩埋尸体。死在沟渠里的日本兵，时间一长，皮肤便呈现出褐色，身体更被浸泡到肿胀起来，嘴巴鼻子里掉出来的，竟然全是白米一样的蛆虫！

从马回岭出发时，第一〇六师团专门配备了一千多匹战马，用于运载山炮和辎重，但在进入万家岭后，饥饿加上中弹伤亡，早已所剩无几。就这样，中国军队的迫击炮也没放过这些助纣为虐的畜生，拴系马匹的地方接连落下炮弹，马匹受惊的姿态在硝烟中看得一清二楚。

想起一年前“七七事变”的南苑血战，日机对二十九军骑兵师狂轰滥炸，南苑营房一千多匹乘马大半倒毙，骑兵师师长郑大章当场被吓得打马就逃。

现在不过是时候已到，一报还一报。

松浦认为自己够惨了，可是他还不知道，这仅仅是前奏曲，大的乐章尚未到来。

当天晚上，也就是10月9日夜，薛岳端上来一桌大餐，这算是整个万家岭战役中最丰盛的了，可称终极盛宴。

第18章 沧海一声笑（3）

菜单倒也不算新鲜，不过是把张灵甫在张古山点的小菜原样照做一遍，但是薛岳把它推而广之，由独家特色菜变成了每个人都乐意尝上一口的家常菜。

所有进攻部队都成立了由精兵组成的突击队，在夜幕降临之后，突然一声呐喊，同时冲向第一〇六师团的防守阵地。

经过倾力一击，第一〇六师团终于被赶进了那个最后的猎杀场。

这是万家岭西北的一座村庄，名字叫雷鸣鼓刘，听上去很怪，所处地形则更怪，属于一个四面环山、中间狭小的盆地，第一〇六师团临时司令部就位于此处。被逼到这一带，说明松浦和他的师团真的无路可走了。

与此同时，第一〇六师团内部的情况也糟到了极点。

算起来，地面断粮已经八天了。即使是捡到的稻穗也极其有限，很快就被吃得一干二净，大家都只能靠天吃饭，指望飞机空投粮食救命。

第一〇六师团各基层部队，你占一个地盘，我占一个地盘，都仰着脖子在等。飞机空投没有那么准，粮食不一定就正好投在你的地盘中央，有时也会扔到中间去。这下子好看了，相邻部队相互争夺，竟然还发生了对射，结果两败俱伤，粮食谁都拿不着，也不敢再去拿。

作为新编师团，第一〇六师团官兵的身体素质和吃苦能力本就比不得那些常年野战的职业兵。到了这般光景，全都被煎熬得脸色苍白，连颧骨都变尖了，更差一些的，有的全身水肿，有的如痴若狂，有的弯下腰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极度饥饿加上极度疲劳，使日军的反击能力都变得迟钝起来，连招架动作也要慢上好几拍。

见此情景，薛岳不仅没有停步，下手还越来越重，小小的雷鸣鼓刘顿时电闪雷鸣。

这是一个人喊马嘶、鬼哭狼嚎的夜晚。四周的山头全都被中国军队所控制，迫击炮弹像下雨一样，从四面八方倾泻而下，中弹致死或负伤的日军越来越多。

辎重部队原来还残存了几十匹战马，到这时已全部被打死，连一匹也没剩下。

第一〇六师团辎重一等兵那须良辅当时就待在这个恐怖的围猎场里，他和同伴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精神濒临崩溃状态，望着月亮禁不住哭出了声。

这通常就是大围猎最后的情景。元史专家对此的描述是：“各类野兽发出痛苦的悲鸣声，像山下的松涛一样滚过。”

战后，在万家岭发现了很多日本辎重兵的坟墓，马骨和马背上的铁质驮鞍更是丢得到处都是。这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一〇六师团已无前后方的区分，野战步兵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能保护得了辎重部队。

不过这个名叫那须良辅的辎重兵实在够幸运，他是万家岭一役中极少的幸存者之一。那次遭遇深深刺激了可怜的辎重兵，日本一宣布投降，他就迫不及待地扔下军装，改当了漫画家。

在那须良辅的笔下，雷鸣鼓刘是真正的“地狱之谷”。据他自己说，在晚年的几十年时间里，万家岭的那一幕惨景从未能从记忆中真正抹去。

豪情晚照

在10月9日这天晚上，第一〇六师团师团长松浦已无法有效地掌控自己的部队，司令部附近的所有联队更被分割得零零散散，仅能在各自的孤立阵地上苦苦挣扎。

可怕的还在后面。

10月10日凌晨，天还没有亮，一片漆黑之中，中国军队已几次攻至第一〇六师团司令部附近。

松浦师团长似乎也只能对着月亮大哭了，他把司令部端茶送水的勤务员都召集起来，派出去进行抵抗。

可是枪声仍然在慢慢接近。松浦绝望已极，下令将联队军旗集中到司令部，所有伤病员每人发一把枪，他自己也持枪在手，准备到最后时刻，领着这些伤病员焚旗决斗。

若排除作秀嫌疑，仅以战场表现而论，不能不说，日本军人的这种武士精神还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后来据日军俘虏供述，只要当时第六十六军再往前攻进一百米，松浦就得被俘——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就只能选择切腹了。

由于是夜战加混战，中国军队也不知道第一〇六师团司令部究竟在哪里，否则的话，松浦就要为日军师团长开创一个新纪录了。

第一〇六师团师团长哆嗦着身体，一直熬到天亮，才有人来救他。

救他的是航空队，看到下面惨成这个样子，日机拼着命往下扔炸弹，使中国军队的致命攻击被迫中止。

这一战，第一〇六师团折损大半。经过白天的收容归整，松浦发现，整个师团已陷于瘫痪，原因是联队长以下军官死伤过多，已不敷使用。

一个新编师团，没有军官撑着绝对不行，要不然，像那须良辅那样的预备役新兵会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第一〇六师团在万家岭深陷包围且损失惨重的事，广播上都播了，就算冈村想遮这个家丑都遮不住，日本朝野为之震惊不已。

从最早的“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日本老百姓司空见惯的消息就是“胜利捷报”，偶尔有一个台儿庄，都觉得丢了面子，现在一个师团被人家整到这种程度，无不骇然。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急得连冈村的面子也不顾，开始直接插手“救援行动”。

得知第一〇六师团缺乏军官，他立即调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直接空投万家岭。这一招犹如打鸡血，总算让这个倒霉透顶的师团又恢复了一点生气。

眼看纸已包不住火，这时的冈村也不能不在面上再做些动作。可即使到这种程度，这个利欲熏心的家伙还是不愿意因为搭救“弱兵师团”而影响自己的整个西进行动，踌躇了半天，才肯从第十一军直辖的特种部队中拨出一个战车大队前往增援。

坦克虽然威风，却上不了山。不过这倒是给薛岳又提了个醒，“弱”要慢慢变“强”了，看来还是得抓紧时间。他令旗一挥，指挥迫击炮兵继续前压，各部趁夜再次发动猛攻。

本来第一〇六师团还占着张古山以北一个叫哔叽街的小村庄，但经过整晚鏖战，哔叽街也得以收复。战后这里散落的日军遗骨最多，返回的村民中有图财的，曾从骷髅堆里起获三十多枚大金牙。这些金牙都是日本兵的，因为中国兵根本就镶不起。

从那之后，松浦师团长对凭自己的能力侥幸突围已经彻底死了心。他终于明白，在这个铁桶一般的包围圈里面，哪怕自己真的变成一只兔子，也别想乘月夜溜出去，唯一聪明的办法只能是固守待援。

10月11日，在松浦的指挥下，第一〇六师团残部收缩防线，像刺猬一样蜷到了更加狭小的区域。由于缩小了防御面，加上死了这么多人，粮弹也比较好分配，用不着你抢我夺，反而又能守上一守了。

第十一军光出坦克不出人，眼见得第一〇六师团极可能连编制都被对手给抹掉，畑俊六无奈之下，只能亲自组织第二次“救援行动”，将原驻苏州的第十七师团派去万家岭。

10月16日，薛岳巡视战场，此时他的对手早已是“遗尸塞谷，山林溪涧间，虏血洒遍”，谁胜谁负，一看便知。

庐山之上，苍天笑，江山笑，清风笑，壮士豪情，只为这世上又留下了一襟晚照。

鉴于日本侵略军援兵即将到达，进攻部队也已达到了体力极限，薛岳下令结束围攻，集结部队重新退守原防线。

万家岭之战，历时二十二天，第一〇六师团伤亡九千余人，虽然保存了编制，却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这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战争仍在继续，作战双方当时都未能对战场进行彻底清理。直到一年之后，第一〇六师团部分人员回国复员，该师团才派了三百名官兵进山祭吊。在他们走后，留在庐山打游击的一个叫唐永良的中国军人也来到万家岭。

这时的万家岭仍未完全脱去烟尘之气，尚无古战场折戟沉沙的韵味，只有大战后难以磨洗的残酷。唐永良缓缓走去，从矮山到村庄，从道路到溪流，触目所及，没有哪个地方没有人马骸骨，称得上是“五步一尸、十步一马”。

据唐永良判断，未得收捡的残骸，里面大多数是日本兵。他分辨的依据，是看脚上有没有穿着那种特制胶鞋。因为据说日本人常年穿着分叉木屐，导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分得很开，所以制造的胶鞋也得适应这一特点。

唐永良是商震第三十二军的一名师长，他本人虽然没有参加万家岭战役，但经历过的残酷战争场面也应该不少。可是在万家岭，他仍然惊骇于眼前的种种景象。

有的尸骨堆早已渐渐腐烂，蛆虫变成了蛹，蛹变成蝇飞走了，然而留下来的蛹壳却在骷髅上高达盈尺。

不需亲见，光听听这些描述，那感觉就比置身于《西游记》中白骨精居住的洞府还让人发憷。

当然一定要去看看“地狱之谷”。

这里日军坟墓最多。那三百名日军退伍兵在万家岭住了三天，也忙了三天，做的就是筑坟立碑的事。只是第一〇六师团的死人死马委实太多，他们根本捡都捡不过来，三天也仅来得及清理雷鸣鼓刘这一个地域。

当夜色凄清，如水月光倾泻在这一片山岭的时候，异国孤魂们亦有可怜可悲的一面。然而始作俑者，天必罚之，这是古往今来，所有利令智昏的侵略者必然要走过的道路。

获悉第一〇六师团近乎全军覆灭的消息后，原本对救援行动其实并不太积极的冈村也不由得害怕起来。

毕竟这个罪过实在太大，弄不好要被岛国民众指着鼻子骂娘的。事到如今，冈村已全无一点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的风度，他把所有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倒霉的第一〇六师团。

万家岭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还在于第一〇六师团本身孬，素质太差，要是换上熊本师团或者金泽师团，会是这个样子吗？

概而言之，我出的还是奇谋，只是你给我出了奇糗！

在冈村眼里，第一〇六师团原来的根正苗红此时也变了味，都是南九州出来的，当兵打仗的本事咋就相差这么大呢。他为此还专门向国内写信，要求转告包括熊本在内的南九州四县知事，称：第六师团已经成为日本第一的强大师团，第一〇六师团却成了日本第一的软弱师团。

冈村此举，无非是想向外界发出这么一个信息：带着“第一软弱师团”出来作战，就算我是天下第一的强大统帅，又有什么用呢？

这么一宣扬的结果，第一〇六师团的名声变得臭上加臭。其他那些表现差劲的师团因为有了这么一块垫脚石，则个个如释重负，因为有了最差，它们这些差的就有垫底的了。

第19章 像风一样自由

武汉会战前后，中日空战也始终在激烈进行当中。

由于前期优秀飞行员和战机的损失太大，重整后的中国空军仍不是日本航空队的对手，日机屡次空袭武汉，几入无人之境。

“大武汉”连连被炸，长此以往，地面军民的士气都要被炸没了，中国统帅部因此多次督促空军一定要打个翻身仗，幕后总教练陈纳德先生又得来给大家上新课了。

早在淞沪空战时，由于遭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伤亡，日本人便怀疑中国空军背后隐藏着异国高手。日本外务省因此发出强硬照会，要求凡在中国服务的美国飞行员，哪怕是在民用航空公司供职的，也必须一律离开。

正在射击的中国空军机枪手

美国政府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宗旨，照此办理。一些美国空军顾问和飞行员迫于压力，不得不先后返回美国，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勇敢的人选择了留下来，其中就有陈纳德。

自始至终，陈纳德的公开身份都是宋美龄的航空顾问，护照上登记的也还是“农民”，但就这样，美国领事馆仍不肯放过他，三番五次地发出书面警告，声称陈纳德如果再不走，就要立即予以逮捕，然后递解出境，甚至回国后还得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并因此失去美国公民的资格。

够吓人的了，但是陈纳德丝毫不放在心上，他在日记中写道：设想我是一个中国人！

只要陈纳德本人立场坚定，那就谁也抓他不走，中国政府派来保护他的警卫一层又一层，因为对中国空军来说，这个洋教头实在太重要了。

空中游戏

自96式出现在中国战场以后，陈纳德就铆上了这种日本战斗机。不管在哪里，只要听到有96式被击落的消息，就一定要想办法去现场亲眼见识一下。

不是看热闹，而是希望能找到它的软肋所在。

乍一看上去，96式似乎无懈可击。它最厉害之处，是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混战之时可以完成非常漂亮的掉头、回旋等高难动作。

灵活，灵活，陈纳德嘴里一边念叨着，一边下意识地用手试着去撕了撕飞机的铝皮，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犹如墙纸一样，铝皮竟然被撕开了，这让美国人大吃一惊，同时又喜上眉梢。

原来96式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由于要照顾灵活性，所以就不得不一再瘦身，外壳材料因此既轻又薄。

陈纳德马上给中国飞行员开课，第一课的名字就叫：你得有胆量。

96式看似强大，其实十分脆弱，我们的战机比它要牢固得多，所以不要怕，双方对着开火，第一个中弹坠下去的，一定不是你们，而是对手。

下面马上就有小伙子插嘴：96式比我们灵活，要是它先把枪口对准了我，我却还没来得及对准它，那岂不还是完蛋？

众人大笑，陈老师也笑了：那我再教你一招防身之术。

假使你遇到这种倒霉的事情，记住，千万不要急于逃离，相反，你还可以尝试靠近，靠得足够近，直到可以用你的机翼死死钩住96式的机翼，然后开足马力离开。

你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是的，它的确很有趣——等回过头来的时候，你将会发现，对手已经没有了翅膀！

年轻飞行员们的笑容全都僵住了。

中国空军飞行员在战前研究战术

多么奇异的战术，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过，更别说尝试。

陈纳德并不是在对着中国学生信口开河。他做飞行员时就亲身试验过，曾经利用一个固定起落架，撞掉过对手的机翼甚至机尾。

下了课，飞行员们还不肯走，纷纷围着陈纳德问这问那，因为他们仍然不敢相信这种战术的实际使用效果。

尝试的机会很快到了。中日飞机在武汉之外的天空狭路相逢，要放在从前，也许中国飞行员只能落荒而逃，不过陈老师不是说了吗？日本飞机是个“脆脆”，不经打，揍它。

一勾枪机，坏了，机枪卡了壳，打不出去。

危急关头，飞行员想起了“陈氏防身术”，不仅没跑，反而直冲了过去，像陈纳德传授的那样，用自己的机翼搭住了对方的机翼。

一个回合结束，被撕破机翼的却不是日机，而是中国飞机，后者打着转落了下去。万幸的是，总算迫降成功，中国飞行员只是眼睛受了点轻伤。

第二天，这个飞行员气冲冲地找到陈纳德质问：我一点不差地照你说的办法做了，可怎么会是这样一种结果？

陈纳德也很奇怪，问过之后啼笑皆非。

原来当天与之对阵的不是96式战斗机，而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轰炸机，那是机身最结实的一种飞机。

老大，我让你撞96式，你却去碰轰炸机，看来你的眼睛还真有点不好使，难怪会受伤了。

眼睛如此不好使的，当然只是少数，大部分飞行员使用冲撞战术都获得了成功，他们以很轻微的损失，就连根拔掉了日本战斗机的机翼。

胜利带来了胆量，也带来了自信。当日军轰炸机群在战斗机的护卫下，再次集体飞临武汉上空时，中国空军立即整队上前阻击。

1938年2月18日，爆发了第一次武汉大空战。一战下来，日机被击落十三架，仅四大队新任大队长李桂丹一人就击落三架。

可是对于陈纳德来说，除了胜利的喜悦，更多的还有悲伤和惋惜。因为这一战，中国空军又牺牲了五名优秀飞行员，李桂丹本人也在其中，至此，正选的空军“四大天王”无一幸存。

引蛇出洞

“2·18”空战后，苏联空军成为保卫武汉上空的主力军，因此有足足两个月时间，日本航空队都不敢再到武汉上空来捣乱，只能趁晚上搞一些偷袭的小把戏。

很明显，这帮家伙不会这么容易善罢甘休，一定还会找个时间来热闹一下。可究竟会是哪一天呢？

随着苏联军援的陆续到位，中国空军开始全面更换装备，能用于作战的飞机达到了两百一十七架，其中战斗机有一百五十九架，接近于“七七事变”以前的数量，至少在硬件上已重新具备与日机抗衡的水准。

一天，中国飞行员在试飞过程中，突然发现底下有一架日机通过，于是立即俯冲下去，一击即中。

这架不经揍的飞机原来是一架侦察机，检点残骸，发现里面有个死鬼竟然佩戴着金质领章。

什么样的人戴这个东西？当然不是一般人，而是日本航空队的高官。

搜出的日记显示，原来这个高官是到前线来视察的，却不料正好成为中国空军新机试飞的祭品。日记还透露，4月29日是天长节，航空队要用轰炸武汉来给天皇裕仁献礼。

由此陈纳德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但这还只是信息。在侦察机失事后，日本航空队还会不会照此计划执行，仍然得打上一个硕大的问号。

陈纳德在与苏联空军沟通后，很快就有了计策。

4月28日这一天，中国统帅部将中苏空军全部调到武汉，但来了没多长时间就集体起程前往南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飞机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先在武汉上空低飞，然后又绕城兜了一圈。

如此高调，当然是为了让地面上的人能看个一清二楚，包括那些隐伏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后者在第一时间将情报传递了出去。

在离开武汉仅仅一个小时之后，中苏空军就开始了折返。

正是黄昏时候，光线本身就很昏暗，飞行员们还采用了超低空飞行的方式，连通常盘旋降落的程序都给免掉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在这一过程中，陈纳德亲自爬上汉口的最高建筑物观察效果。不过连他也没听见或看到飞机何时到达机场，美国人因此确信，他设下的陷阱万无一失，“蛇”是一定会出“洞”了。

预见一点不差。如果说在此之前，日本航空队对轰炸武汉或多或少还会产生一丝犹豫的话，那么在发现武汉上空出现“防御真空”后，再不趁机去炸武汉拍马屁，那就有被骂成傻瓜蛋的可能了。

4月29日，陈纳德从警报网中得知，日本飞机出动了。

比之于第一次大空战，日本人此次可谓有备而来，杀气腾腾，甚至不惜动用了木更津航空队的主力阵容。

这个航空队里云集着许多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一流好手，几个月前他们曾袭击周家口，不仅把首次援助中国的苏联飞机炸毁大半，还导致了“空军天神”高志航的罹难。

硬骨头交给你，你就要有啃的办法。

陈纳德观察到，由于木更津航空队的加油基地远在芜湖，所以日本战机能在武汉上空持续作战的时间很短，等到油料将尽，这些飞机将不得不返回芜湖。

于是他将中苏空军一分为二，首轮作战任务交给了中国空军，其目的不在于歼灭对方，而是尽可能拖延时间，耗它们的油。

作为主力的苏联空军，则被陈纳德隐藏起来。

当木更津航空队接近武汉时，中国空军早就在此恭候，双方立刻混战成一团。

这帮家伙是来乘隙轰炸的，压根没想过还要进行空战。当然，临时投入空战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来回的油料就不够用了，所以他们很着急，拼着命都想摆脱纠缠，到武汉去干“正事”。可是你越想摆脱就越是摆脱不了，为了打好这一仗，陈纳德把最后一批优秀飞行员都组织起来，后者在空中组成了一道难以攻破的防御线。

木更津航空队折腾来折腾去，不仅难以如愿，还被打掉了好几架飞机，眼看油料将尽，他们知道今天“礼”是献不成了，只得重组编队，怏怏退回芜湖。

这一轮，日机的损失并不是特别大，直到它们在路上遇到伏兵。

犹如等待猎物的秃鹫一般，苏联战斗机突然杀出，使木更津航空队遭受到了灭顶之灾。

苏联人空中围猎的动作既纯熟又老练，他们先用凌厉的穿刺，将对手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分隔开来，然后进行分组绞杀。

如果这时候96式的汽油仍然充足，未必会落于下风，偏偏它们的油不够了，没有办法停下来缠斗，要想保命只能埋着头往芜湖逃。

越想逃就越难逃，苏联战机不用使什么高招，只需追在屁股后面开火便一切搞定。中了招的日机拖着一缕缕黑烟，纷纷向山沟和田野坠去。

是役，中苏空军大获全胜，仅损失十一架飞机，但击落日机总数达到了二十一架，木更津航空队的96式战斗机全部有来无回。

更搞笑的是，当天日本广播中却传来了“皇军大胜”的消息，说是当天晚上击落了五十二架中国飞机——你把双方打掉的飞机全部加起来也没这么多，可见这帮家伙为了讨好他们的天皇已经把谎撒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每一次胜利，别人都在欢呼，在雀跃，可陈纳德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没有中国空军的舍命拦击和拖延，就没有伏击战的完美成功，但它的代价令人难以承受：四名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当场战死，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苦战，陈纳德手中本已所剩不多的优秀飞行员已经丧失殆尽。

墓志铭

参加“4·29”空战的中国飞行员中，表现最突出的是陈怀民。

陈怀民，江苏镇江人，毕业于中央航校。在“四大天王”战死之后，他是当时仅存的优秀飞行员之一。

陈怀民，那个永远的追风少年

在一众空中骄子中，陈怀民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年轻、健康、有活力。

少年陈怀民白天在学校念书，晚上随父亲习武，而且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惊煞个人，他曾连续夺得全国少年武术比赛的冠军。这时候的陈怀民，如果不设时限，像极了20世纪80年代的功夫小子李连杰。

青年陈怀民在考入中央航校后，除学科成绩冒尖外，还是学校篮球队的绝对主力，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和佼佼者。这时候的陈怀民，如果不设距离，几乎就是“大灌篮”的代言人。

校园的单车岁月，到处盛开着青春之花。

陈怀民代表中央航校篮球队到浙江大学比赛，在那里邂逅了自己的爱情，但是好景不长，突然爆发的战争却使一对小恋人不得不凄然分离。

陈怀民是著名的“志航大队”，即四大队的骨干，曾跟着大队长高志航在淞沪前线浴血奋战，“八一四”、“八一五”打出了中国空军的威风。其间，他也是九死一生。

最严重的一次，飞机受伤后撞在大树上，陈怀民被当场撞昏过去，等他清醒过来时，竟然发现自己的眼珠子都不在眼眶里了，连忙用手把眼珠又硬按了进去。

等他伤愈归队之后，四大队已移师武汉，熟悉的鹰式也换成了“燕子”，但是战斗并没有变得更为轻松，而是愈加严峻和艰苦。

“2·18”空战，陈怀民不仅失去了新大队长李桂丹，还失去了队长吕基淳，后者绰号“夜猫”，以擅长夜袭著称，也是一位有名的空战英雄。陈怀民自己则两次跳伞脱险，等于两次从死神那里逃了出来。

如果可以不死，这个风华正茂的飞行员当然不愿轻掷生命，特别是看到或想到自己恋人的时候。

热恋中的女孩独自跋涉千里，使得两人在武汉得以见上了最后一面，临别时相拥而泣。

第20章 像风一样自由（2）

那个深夜，年轻人在纸上使劲儿刻画着这样的词语：发狂、成疯、相思……

本来“4·29”空战那天，陈怀民并不在班上，只是因为有个飞行员刚好要结婚，就向陈怀民提出能否顶一下班，虽然明知此次空战很危险，陈怀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就在空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陈怀民似乎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他在日记中提到了：“死”——如果真的出现那种事情，你们不要悲伤，也不要难过，我为国家而死，死得有价值。

4月29日，木更津航空队因为急于要去武汉进行轰炸，所以开始冲得很猛，战况比后来遭遇苏联空军伏击时还要激烈和残酷得多。

陈怀民的“燕子”很快就中弹起火了，他本来可以跳伞逃生，却选择了向对手直撞过去，两机同归于尽。

一部青春日记，才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

我去南京，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专程踏访了航空烈士陵园。

即使是南京本地人，知道那个地方的人也很少，所以它虽在紫金山风景区内，却几乎就是一个冷清所在。

陵园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很多衣冠冢，看上去，这些逝去的飞行英雄们似乎仍然在准备整队出发。

我们俯下身子，寻找着那些熟悉的名字，就像在探访一个个师友故旧：高志航、刘粹刚……

终于看到了他，陈怀民，那个追风的阳光少年，那个勇敢的阳光少年，那个始终眷恋着青春和爱情的阳光少年。

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首忧伤而美丽的曲调——

我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遇见你。

我爱这世界，因为，我爱你。

这首曲调的名字，就叫：墓志铭。

外籍军团

两次武汉大空战，使中国空军失去了最后一批优秀飞行员。

空军不是陆军，每个飞行员都需要穷数年之功才能培养出来，不是谁戴上一副头盔就能坐进驾驶舱的。

宋美龄把陈纳德喊过去，指着桌上一堆信件让航空顾问看。

那都是一封封寄自国外的请战书，写信者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国家的都有，而在信中他们也无一例外地表示，愿意为中国而战。

陈纳德马上明白了宋美龄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希望他从中组织出一个外籍空军兵团，以弥补国内飞行员之缺。

雇佣洋枪队来帮我们打仗，这无疑是个好主意，可是陈纳德却对此大泼冷水。

美国人对这些主动推销自己的冒险家的底细再清楚不过，他们都是看着钱的面子上来碰运气的，要想从中挑选出真正优秀的飞行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宋美龄那无奈的眼神也告诉陈纳德，到了这一步，只能姑且一试。

陈纳德决定亲自把关。

来应聘的各国志愿者果然是鱼龙混杂，什么鸟都有。最让陈纳德吃惊的是一个胡子拉碴的小伙子，按照他提供的飞行日志，此君已经飞了一万二千小时。

陈纳德本人有二十年高强度飞行的经历，可他的飞行时间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才一万小时。

这洋小伙不但履历惊人，志向和抱负听起来也十分远大：我要去轰炸东京！

陈纳德什么也没说，直接把他带到了飞机旁边。后者马上慌了，吞吞吐吐地告诉陈纳德，说他走的是野路子，属于民间高手，在正式考核上从没有通过考核。

陈纳德笑了笑：“你错了，我没必要考核你的飞行技术，你能一个人把飞机开上天就可以。”

年轻人脸色变得苍白，只得老实承认自己从没有开过任何飞机。

对于牛皮吹到豁边的人，的确用不着什么太复杂的检验手段，基本的ABC，就能让他们原形毕露。

经过陈纳德的逐一甄别，汰劣留良，终于将挑选出的相对优秀者组织起来，成立了“国际飞行中队”。

能留在“国际飞行中队”的成员个个经历丰富，有人还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同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打过仗。在空中，他们确实要比残余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强得多，部队组建后，也圆满完成了包括轰炸日军铁路枢纽和桥梁等任务。

宋美龄和陈纳德似乎可以松口气了，谁也不会想到还会再出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出在空中，而是来自地面。

陈纳德拟订了一项秘密作战计划，准备派“国际飞行中队”第二天凌晨去轰炸驻济南的日军指挥部。

可是当天下午，日机突然来袭，几秒钟内，跑道上准备好的所有轰炸机全部被毁，留下的只有烟火、尘埃和残骸。

执行轰炸任务的中国飞机

日机不会无缘无故发动偷袭，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陈纳德立刻着手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国际飞行中队”的流浪汉们原先都是全世界跑江湖的，他们为钱受雇，也就为钱打仗，根本就不接受什么纪律约束。没有作战任务时，这帮人就跑到武汉闹市区去泡吧，泡着泡着便胡说八道，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也一个字不漏地说给人听。

在那些地方，有的是日本间谍和汉奸，这使得中国空军几无秘密可言。

维持“国际飞行中队”需要花很多钱，无意中却成了军事情报的泄露和扩散地，并且造成了如此惨重的损失，这是连宋美龄也无法接受的，但由于受到合约限制，起码在合约期内，你是不能轻易辞退这些外籍飞行员的，否则光违约金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显然，“国际飞行中队”的存在，已经成了一块鸡肋。

神鹰部队

早在制订国防计划时，中国统帅部就有空袭日本一项，但空袭日本不是随口说说，特别是自退守武汉后，不仅中国的空军基地离日本越来越远，能承担这种远程作战任务的优秀飞行员也早就牺牲得差不多了。

“国际飞行中队”里倒是有合适人选，但是对方狮子大开口，一出价就是十万美元。

蒋介石得知后立刻予以拒绝，不是说凑不出这笔钱，而是事情太过窝囊：明明自己雇用的外籍员工，干点活还得付天价薪酬，这算是哪一出啊。

就在不知如何是好时，突然有人主动站出来，大声说道：我去！

此人身份非常特殊，因为他并不是现役空军。

徐焕升，上海崇明县人。他的早期经历跟刘粹刚颇有类似之处，即先考入黄埔军校，后在中央航校受训，因此身上既有黄埔的那种铁血精神，同时又具备飞行员特有的贵族气质。

从中央航校毕业后，徐焕升奉派出国，分别在德国航空学校、意大利空军专科学校深造达六年之久。这样复杂的求学生涯，当然不是为当普通飞行员而准备的。在此之前，徐焕升主要担任蒋介石专机的驾驶员。

能给蒋介石开飞机，光凭这一点，飞行技术就差不了，但军用毕竟不等于民用，能开专机也不等于就能开远程轰炸机。

包括那些正规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在内，一开始大多瞧不起徐焕升，甚至还有人暗中给徐焕升起了个绰号：运输机驾驶员。

开“运输机”的偏要开轰炸机，这不是一时冲动又是什么。老兄，你这样做是必然会失败的，到最后不要连专机驾驶员这个饭碗也保不住哦。

徐焕升很快用自己的行动解答了人们的疑问。

要远征日本本土，一般的轰炸机还不行，非得远程轰炸机才能胜任。中国空军里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美制马丁轰炸机，这种飞机原先共有九架，五架已经在空战中毁损，还剩四架，但是如今都掌握在“国际飞行中队”手里。

同样是受到合约限制，要想让“国际飞行中队”马上把飞机交出来也颇有难度，而且徐焕升需要得到的，不仅是飞机，还有马丁轰炸机的相关资料，因为在中国空军里面，现在已没有其他人熟悉这些了。

陈纳德决定派徐焕升出马，与这些老外飞行员进行接触。对方只知道徐焕升是给蒋介石开飞机的，而这位“天子御驾”平时又是一袭长袍，酷似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怎么着都不会让人感到威胁，所以徐焕升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在拿到马丁轰炸机的资料后，中国空军拉响了一次空袭警报，并通知“国际飞行中队”的飞行员们迅速离开飞机。等他们一走，徐焕升马上让基地后勤人员把飞机上的油料全部卸除。

第二天，等老外们返回机场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已被禁止接近飞机。徐焕升当场宣布，中国空军已成立了由他任队长的第十四队，代号“神鹰部队”，马丁轰炸机即日起将全部由神鹰部队接管。

直到此时，外籍飞行员才如梦初醒。气恼不已的老外们狂呼小叫，甚至揎拳舞袖，意欲大闹一番，徐焕升口头再怎么解释都没用，于是只好先行离开。

回去后，他便写了一封致全体外籍飞行员的公开信——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命而行。作为我本人，其实对你们相当敬佩，感谢你们曾帮助我国抗战。关于今天的事，我希望你们不要轻易掏枪动粗，否则只会违背你们善良的美意。你们必须心平气和下来，因为你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一封信，情真意切，义正词严，外籍飞行员见难以挽回，也只得作罢，一件本来最难搞定的事终于得以解决。

风行异域

神鹰部队成立了，接下来就是要完备细节。

按照原来的行动方案，神鹰部队将从武汉起飞，到宁波基地加油，然后《》轰炸日本《'炫'》八幡市——该《'书'》市在日本《'网'》中部，离东京也相对近一些，但是徐焕升亲自试飞并测算后，却认为不现实。

中间穿飞行服的皆为“神鹰部队”成员（右三为队长徐焕升）

马丁轰炸机的最大航程为九百公里，但从宁波到八幡接近二千公里，就算是把最大航程扩展一倍，也超出了马丁的能力范围。

在徐焕升的建议下，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那里离中国大陆最近，宁波到长崎的航程仅在一千多公里左右。

可是从一千公里到九百公里，这中间不还是存在差距吗？而且徐焕升还考虑到，返航时极可能遭到日机追击，到时不是在宁波沿海，而是得到南昌等机场去加油，这样又得预估几百公里航程进去。

如此一讲，似乎空袭日本的计划又成了不可能。

徐焕升告诉大家：我有一个办法。

我们这几架马丁本来就带不了几颗炸弹，倒不如将原有炸弹仓改装为一个大型油箱，这样航程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众人都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可是那样的话，你飞到人家上空去干什么，难道就兜一圈再跑回来？

徐焕升说，我们去发传单！

炸弹少起不到效果，传单多，撒出去的话，作用更大，并且可以借此告诉世界，我们是在从事“人道远征”，目的不在轰炸日本领土，而是为了告诉一般的日本人：“中国事变”远没有结束！

事实证明，徐焕升确实是空袭日本的最佳人选。

在此之前，谁也没有越洋长途飞行的经验，但徐焕升早在德国留学时便接受过严格的长途飞行训练，他知道对于这种长途飞行而言，无线电通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专门集中一批电讯技术人员，设计出一套地空连锁电台网，而正是这套电台网，使神鹰部队在执行任务时又多出了“神耳”和“神嘴”。

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神鹰部队即将出发，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远征日本，风轻月夜是最合适的，然而由于正值梅雨季节，这样的好天气一直都等不到。

徐焕升决定不再等待。

5月19日，他亲率两架马丁轰炸机东征日本。其中有很长一段航程，由于不见月光，两架飞机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着飞行的。

由于神鹰部队行动突然，日本人毫无戒备，当开始散发传单时，长崎全城竟然灯火通明，正好给撒传单照明。直到进入福冈以后，对方才发现上空的异常情况，并实行了灯光管制。

徐焕升遇到的最大险情，不是日机和防空炮弹，而是一包传单！

机组成员在搬运装传单的麻袋时，有一包滚到了徐焕升的驾驶舱里，正好卡在操纵杆和地板之间，马丁轰炸机由此一个劲儿往下俯冲，差点失去控制。千钧一发之际，徐焕升表现得十分镇定，他一边移开麻袋，一边抓紧操纵杆，终于重新控制住了飞机。

在完成任务返航时，他又发现有日机试图拦截，这让他意识到，日本航空队很可能会像自己原先推断的那样，对两架马丁轰炸机进行跟踪，并轰炸宁波机场。

徐焕升胜利归来

不能在宁波加油，徐焕升临时决定直飞南昌，在南昌加油后再继续西飞武汉。他的预测极其精准，当天宁波机场果然遭到轰炸，但日本人一无所获。

在这次“人道远征”的过程中，徐焕升率领的神鹰部队在日本上空盘旋达半个多小时，共撒下二百万份传单。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空袭，在此以前，日本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这个四面临海的岛国也可能遭遇打击。

徐焕升的卓越表现，不仅得到了中国空军飞行员们的承认，他本人也因此备受陈纳德的尊重和欣赏，后曾出任中美联合航空队，即飞虎队的中方指挥官。

在二战结束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十二名二战飞行员照片，其中就有徐焕升，照片下特地注明：徐焕升是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第21章 理想与现实

在薛岳发起万家岭围歼战时，冈村之所以像个后娘一样，对援救第一〇六师团的行动表现出一种近乎残酷的冷漠，说到底，还是为第十一军的西进行动着想。

原本指望第一〇六师团能顺势把他的南下计划执行下去，却不料鸡飞蛋打，自己陷进去不算，还得抽调其他重兵，而无论抽调金泽师团还是第二十七师团，都意味着西进行动可能搁浅。如此一来，哪边都没着没落，这怎么能行。

冈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第一〇六师团完就完了，只要西进能够成功，舍小取大，我也情愿。

通过岷山之战，他发现薛岳兵团所在的南战场很强，而张发奎兵团所处的西战场相对较弱。

于是，冈村把长江南岸以金泽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为核心的第十一军主力，全都投到了西战场。最初的推进情况也让他惊喜莫名，金泽师团一马当先，越跑越快，在赛场上快要成为唯一主角了。

棋逢对手

第十一军司令部又热闹起来，不过参谋们的脸上不再是气急败坏的表情，冈村耳边充盈着各种各样的好消息，不是“进展顺利”，就是“锐不可当”。

一激动，冈村就连一招一式、你来我往的耐心都没了。他发布追击令，让冲击力最强的金泽师团闭着眼睛追，以最快速度赶到湖北咸宁。

咸宁是粤汉铁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往北是北伐时著名的贺胜桥，再往上去即为武汉。

占领咸宁，就截断了粤汉铁路，也等于就近抄了武汉的后路。这条进军路线连冈村最初预想中的小包围都算不上，只能说是小小包围，可被时势所逼，看上去颇有远谋的冈村也不得不变得急功近利起来，他就盼金泽师团能跑得越快越好。

别管路上的什么障碍物，你就当那是浮云。

金泽师团快马加鞭，追着追着，追到了鄂赣两省交界处，过不去了。

迎面挡着一座大山，大山不是栏杆，不是你把马缰一拉，可着劲儿一跃就能跳过去的。

此山名曰幕阜山。与庐山相比，幕阜山的名气要小得多，可是打仗嘛，又不是画画写生。这座界山成了挡住金泽师团的一道天然屏障。

更不容小觑的是，山上还立着一位大将，手中兵刃冷森森让人胆寒，一看就非等闲之辈。

有时候，小看人是不好的习惯，冈村小看了张发奎，他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从九江开始那一段，“铁军”军长确实表现不咋样，不管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都瞧不出北伐时代那种横扫千军的气势。不过张发奎自己的总结也不是没道理：给我的部队太差，做军长的就是再铁又能铁到哪里去？

所谓否极泰来，当初李宗仁的五战区够一穷二白了吧，可是撑到后面，汤恩伯来了，腰杆马上就跟着硬朗起来，一个台儿庄大捷惊煞个人也羡煞个人。

关键还是你得撑到那时候。

依靠薛岳这个小老弟在南战场又拖又拉，张发奎也撑了下来，而且真的迎来了汤恩伯。

汤恩伯原来被安排在南昌以南，属于机动部队。他属于那种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能放出点雷霆手段的战将。

早在金泽师团进至岷山时，身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已经发现张发奎兵团据守区域太过薄弱，一个金泽师团现身之后，竟然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谁也挡不住。

就位置而言，张发奎兵团的身后就是武汉，如果任由日军长驱直入，可想而知，战局发展下去会有多么被动。

再不调汤恩伯上来，很危险。

壮汤带部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别人都是越打越少，他却是越打越多，如今已由汤军团扩展成汤集团军（第三十一集团军）了，而且指挥起来得心应手。

莫非他会传说中的吸星大法？

汤恩伯自有一套，他是能者升之，劣者驱之。

编进他部队里的，只要你真正能干，就不怕没有升迁的机会。一般的军队将领都是自己升上去后，再回过头来提拔下属，汤恩伯却是自己还没换乌纱帽，就先想到了下属。其中，像王仲廉、张轸等人由于仗打得不错，升得尤其快，几乎就是半年一升，很快就由师长跳到了军长。

对于那些因功可以升官，而自己军中已经额满的人，汤恩伯也尽可能不让对方失望，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将其推荐到别的部队任职。这样一来，大家干活自然就分外起劲。

有能干的，必然有不能干的，而不能干的往往更是牢牢把持着手下那点军队不放，犹如自己的私家武装。汤恩伯的办法是首先尝试将军事主官调开，如果不行，就索性来个釜底抽薪，将原先的中下级军官撤掉一部分，另外换上一批人，结果造成不能干的那位被一下子架空，再也不敢恋栈。

汤恩伯扎营幕阜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自己刚刚编组而成的集团军灌输山地战意识——

第一，要占领制高点，这叫脑袋，可以用以完全控制整个阵地。

第二，要占领制高点两旁的山头，这叫左右手，可以起到侧击的效果。

金泽师团以为自己是传说中的铁甲连环马，没想到从山林里伸出来的，却是一支支钩镰枪，用《水浒传》里的语言，叫做“但见马到，一搅钩翻”。

中国军队用“钩镰枪”来对付日本人的“连环马”

一座又一座山头的苦斗，令金泽师团疲于奔命。所谓的追击令，渐渐已沦为一纸空文，从出发地到咸宁直线距离大概有一百多里，金泽师团平均每天“追击”不超过两里，这真是要了人命。

与此同时，第二十七师团在摆脱第十八军的“纠缠”后，又在公路上遭遇了“汤式运动战”，其后续辎重部队经常被伏击，一时间顾前难顾后，顾后难顾前，本就不高的进攻效率直线下滑。

第十一军负责西进的两支主力都因此变得蔫头巴脑，基本上一天才能占领一座山头。冈村坐在第十一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每天用彩色铅笔将山头标注下来。在地图上，幕阜山像一件衣服，而这些攻占的山头就像衣服上的碎点花纹，只是它们太细小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冈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尽早把点连成线，但汤恩伯作战的特点是，你攻击他一部，他必定会亲自率军进行反击，这样就把点连成线的机会降到了最低。

整个幕阜山战场处于一片混战之中，日军刚刚击退一股中国军队，另一股中国军队又很快会冒出来，或者日军虽然嵌入汤恩伯的正面防线，但其左右两侧仍然纹丝不动。

汤恩伯毕业于陆士第十八期，冈村宁次则毕业于陆士第十六期，一个学校教出来的，上下仅相差两届。冈村精通正面进攻，汤恩伯熟悉山地防守，冈村懂得迂回抄击，汤恩伯亦擅长运动歼敌。如此，双方就只能打到难分难解。

通过以前的南口之战和台儿庄大捷，冈村对汤恩伯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可是当真正交手，他才知道对方名不虚传。

当然，如果汤恩伯没有幕阜山为依凭，也不可能令冈村如此头疼。

老冈村不再有闲情逸致画画了，他写条幅，言道：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你不爱山水，山水还不爱你呢，谁让你跑我们这里来杀人放火的？

一个更比一个强

除了进攻受阻外，冈村还面临着另外一道难题：酷暑来袭。

冈村年轻时在武汉待过。据他自己的体验，这一带并不是每年都很热，也有不热的年头，但让他头大的是，此次旧地重游，却正好碰上了一个好年份，华中地区特别热。

日军官兵在作战时不得不赤膊上阵，尤其是那些长满络腮胡子的老兵，脸上生出痱子，胡须之间的痱子化脓，满脸像开了花一样，真是又恶心又滑稽。

前线变得苦不堪言，在日军野战医院里，躺满了各式伤病员，几乎人满为患。当冈村看到那么多伤兵被用担架抬下来时，他的眼泪也忍不住要掉下来，巡视时几次都试图把目光挪开，以免被自己的部下看到。

老天，华中作战怎么会这么难呢？

此次受命向武汉发起总攻的部队，不仅有冈村的第十一军，还有原“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相对于第十一军，第二军重新集结和出发的时间都较晚，一直到8月中旬才从合肥起程，其进攻路线是跨越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从大别山北麓绕到武汉。

兜这么一大圈子，当然是因为花园口决堤，便捷途径被切断了。假如当初能横跨豫东大平原，从郑州南下，则不需大部队，光动用坦克战车和骑兵组成的“快速挺进队”即能达到目的。

由于沿途公路桥梁已遭到破坏，第二军原先准备的近两千辆汽车全都派不上用场，成了废物一堆，各师团不得不徒步行军。

走着走着，大家就开始咒骂起来，像第十一军一样，他们骂的也是“鬼天气”。

对天气因素，日本统帅部不是完全没考虑到。

先期出发的熊本师团两千多人患疟疾的事实，曾把参谋本部吓了一大跳。要都这么着，岂不是还没怎么打仗就得大量减员了？8月、9月正是南方最热的季节，就算不“打摆子”，官兵也可能中暑，因此陆军竭力主张将进攻武汉的时间推迟到10月。

可是海军不干。

长江又不是一年到头水都是满的，还就这两个月是丰水季节，江面又宽，浅滩又少，我们的军舰才能溯流而上，若是到10月进入枯水季节，船能不能开到武汉都难说。

海军成天坐在船上，养尊处优，陆军在山林稻田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才不管，而这一回陆军还不得不听海军的：你没船，长江沿岸的第十一军总得靠人家接送啊。

事实上，参谋本部的担心不是多余的。8月的天气，对海军或许有利，对陆军而言却是一场灾难。

在大别山北麓，除第一天下了点雨外，接下来几天全是烈日炎炎当空照。气温一度高至四十三摄氏度以上，官兵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地，中暑晕了过去，甚至还有打仗时热得受不了，被送去急救的。

此后熊本师团的厄运也毫不意外地袭击了第二军。除了疟疾，还又加上了霍乱，第二军前后因霍乱、疟疾和中暑而缺员的，达到两万五千人，超过了一个师团的规模，中间致死的接近九百，则已相当于一个大队。

更奇特的是，第二军连沿途的遭遇都和熊本师团差不多，对手变得越来越强，自己则越来越亏。

遇到的第一个强敌是宋希濂。宋希濂把德械师的残存人马都集中起来，一个富金山阻击战，阻击第十三师团达十天之久，使其折损过半，逼得第二军先后五次为该师团补充兵员。

第二军司令官稔彦眼见大道艰险，打算另走捷径，顺着小界岭翻过大别山，可是孙连仲又发起了小界岭守卫战。

小界岭战役被称为“第二个台儿庄战役”，或称“小台儿庄战役”，极言作战场面之激烈。当前线出现危急情况，已身为兵团司令长官的孙连仲竟然都拿起一支手提机枪，带着卫兵亲自冲了上去。

台儿庄大战时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曾经说，小界岭战役是他从军生涯中所经历过的最激烈也最残酷的战役。一个近三千人的团打到后面，连炊事兵和抬担架的加一起，才剩下三百人不到。在仵德厚的记忆中，小界岭甚至比台儿庄更令他难忘。

经此一战，在南京屠城中野蛮凶残程度可与熊本师团并列的京都第十六师团被打得丢盔卸甲，第二军也始终没能够走捷径翻过大别山，一直到中国军队撤离武汉，这里都固若金汤，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

无奈之下，稔彦只能重走大路。

第三个对手也十分了得：张自忠。

张自忠如今几乎是第五战区的万金油，李宗仁和白崇禧觉得什么地方可能虚弱了，就把他部署到什么地方。

当时张自忠的部队也正饱受疟疾的困扰，到了后来，连张自忠本人都打起了“摆子”——他在治军方面素来以身作则，当兵的啃山薯喝生水，他也啃山薯喝生水，只要不是神仙，同样都有中招生疟疾的概率。

可是抱病之下，他仍然率部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前线，据潢川以阻姬路第十师团（即台儿庄大战时的矶谷师团）。

在潢川，张自忠连遇险境。先是在城外遭到日军骑兵联队的突袭，只差几分钟的工夫，东洋马就要冲进大帐了。接着，他又在姬路师团包围潢川城的情况下，冒死进入城内督战。

最险的就是日军用炮火轰塌城墙，蜂拥进来的时候，张自忠大呼而起，亲自组织敢死队发动反冲，将城墙上一度被撕开的缺口重新封了起来。

为了这么一座小小的县城，双方连战十二个昼夜，所谓“倭尸累积，濠水尽赤”，连旁边的淮河水都快被鲜血染红了。

整个姬路师团在潢川至少被打掉两千人马，主力联队从合肥出发时，尚有二千八百人，等潢川一战打完，已只剩八百，伤亡之重可以说丝毫不亚于台儿庄大捷，乃至于连第二军自己都不得不在广播上承认：皇军在潢川曾遭遇到从来没有的劲敌，致蒙受巨大之损失。

武汉会战的实际情形跟以前的淞沪、南京战役，甚至于徐州会战都有不同。以前中国军队很难俘虏到鬼子兵，即使有两个因受伤而被俘，起初也大多是“死了的鸭子嘴还硬”，脖子梗梗的，怎么骗都不说一句话。你非得等老长一段时间，还要好吃好喝招待着，他才肯吐两三句毫无价值的屁话出来。

可是由于战争中损耗了太多老兵，日本除不断地组建新编师团外，连主力师团的补充，也不得不大量使用新兵。这些新兵来自日本国内的各行各业，没像老兵那样被洗过脑，从内心上来讲，也根本不想跑到如此遥远的国度来打仗，因此作战能力和意志都很薄弱。比如抓到的姬路师团俘虏兵就有问有答，十分配合。其中还有一个大学生，哭哭啼啼地从怀里拿出一堆家信和相片来给审讯者看，并且凡是他知道的军事秘密，你需要什么，他答什么，唯一的要求就是留他一条性命。

第二军里面，说起来都是老牌主力师团，可是一路过来，无一不被打得东倒西歪，与其兵员组成已发生微妙变化有很大关系。

第22章 理想与现实（2）

司令官稔彦急得没法子，只得拉出最后一个压轴师团——名古屋第三师团，同时频频使用特种武器中最神秘也最为人所不齿的毒气弹。日军用于毒气战的毒气罐你有压轴，别人也有压轴，而且也几乎是最强的。

胡宗南在信阳牵头组建豫南兵团，里面不仅包括各路步兵精锐，还有杜聿明第二〇〇师、独炮团等特种部队。双方就算单拼火力，也还有得一拼。

毒气弹这东西，属于一回生两回熟。第一次见它可怕，见得多了，知道了防御办法，不过那么回事。时间一长，中国军人甚至都学会了拿毒气弹开玩笑，一见阵地前沿烟雾缭绕，便相互打趣，这个说，要不你上去闻闻？试试看是不是毒气。另一个则答，去也可以，给个防毒面具先。

觉得毒气弹在眼前散来散去总是扎眼，胡宗南索性发动了一次短促反击，端掉了名古屋师团的毒气弹仓库，光缴到的毒气罐，就装了满满几大车。

汉谋无谋

9月中旬过去了，9月下旬也过去了，一转眼10月中旬都快到了……

可是一北一南，第二军司令官和第十一军司令官仍然只能大眼瞪小眼，伙计看老板，都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打破僵局。

稔彦是皇室成员，含着金汤匙呱呱坠地的，人家打仗打好了能往脸上贴金，打坏了也没人说他，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冈村就不同了，前线迟迟没有进展，等于要了他的老命。

能救他命的，看来只有“日本第一强大师团”了。

对熊本师团期待如此之高，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天的作战和对比，冈村发现了一个“三百米定律”。

如果地形低于三百米，特种部队尚有施展空间，日军的优势几与平地无异，但倘若地形高于三百米，则不但特种部队难有用武之地，步兵还得仰着脸往上冲，进攻难度就要大得多。

同样是山连着山，如果不算大别山腹地的话，长江以北大部分是三百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稻田，反之，长江以南的山地则一般都要高于三百米。

按照“三百米定律”，冈村认定熊本师团更有把握第一个杀奔武汉，因此他让人给熊本师团参谋长重田德松大佐带去一封信，信上明确要求该师团尽快组织新的进攻，时间为10月17日。

对冈村的这一“苛刻安排”，从师团长稻叶到重田本人，都感到难以接受。

前面虽然占领了田家镇，稻叶等人的心情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经过田家镇之战，熊本师团别说进攻能力，连防守能力都没有了，若无新兵补充是绝难再战的。

拿着冈村的信，重田又去催问了一下，说是已经有三千两百名补充兵赶来了，不过还在长江上的轮船里，需10月20日赶到——就算来了，你还不能让这些新兵即刻上阵，总得编组一下吧，这样即使最早，也得到10月23日才能开赴新的战场。

10月17日进攻，第十一军司令部那些猪头到底是怎么想的？

奉命制定作战计划的重田参谋长“悲愤地流下了眼泪”，心里面满满当当只有一个字，堵，三个字，堵得慌。

可是他又不敢不执行冈村的命令，平时在老家伙面前耍点态度，对方诚惶诚恐，不知道要怎么惯着你捧着你才好，说来说去，还是因为要用你。现在你说不肯去打仗，那张老脸可就要拉下来了。一不高兴，没准还会把“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牌匾转手送给金泽师团。

做“第一”做惯了，后面这件事才是重田和他的师团长最不能接受的。

重田至此每天晚上爬到附近的丘陵上去，一边眺望对面李延年所设阵地，一边苦思冥想，那模样犹如孟姜女哭长城，哭丧着脸，就希望敌方阵地能自动倒掉才好。

一天，两天，什么办法都没想得出，阵地也没倒掉。该死的，这可如何是好？

还是侦察机给稻叶和重田带来了新的希望。

情报显示，中国军队已准备放弃武汉，各路人马正交替掩护，陆续从战线上撤离。

有飞机在上面看着就是好啊，胆子立刻壮了起来，熊本师团随即展开“迅猛追击”。

中国统帅部之所以决定这个时候弃守武汉，与广州失守有非常直接的关联。

负责保卫广州的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但前线军事由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实际主持。

当初发生两广事变，余汉谋是第一个揭竿而起造陈济棠反的。此后他虽然在名义上坐了陈济棠的交椅，然而陈老大的风光再也享受不到了，广东的党政军权基本被蒋介石一手掌控。

“老谋子”（余汉谋）没有陈济棠那样占山为王的野心，他情愿像小媳妇一样在广州蹲着，而他这个小媳妇的能力又是与野心成正比的。

粤军最辉煌的时期是东征北伐，那时候的广仔们都有一股子创基业打江山的劲头，因此张发奎、薛岳、吴奇伟、叶挺等一流战将才会不断涌现，也才能创出第四军“铁军”的名号。

不过从这之后，粤军就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基本上是一茬不如一茬，表现在当家人身上，就是陈济棠不如张发奎，余汉谋又不如陈济棠。

追究原因，毛病却是出在当官的越来越有钱了。

余汉谋的基本部队是第一军，按其流脉，也是从第四军里分流出来的，但这个军早在江西时就通过经营钨矿做生意赚钱。到了广州，余汉谋把赚的钱往下一撒，团长以上的军官都成了大富翁，几乎人手一套洋房汽车，生活十分奢靡。

知情者评论说，“老谋子”的军官一般都有三套衣服，一套部队里应场面的军装，一套白天逛街的洋装，一套喝花酒的丝绸长衫。此风一开，连以前形象正派的军官也近墨者黑，成天和商人混在一起经商走私，所以第一军几乎成了“广东商团”。

傅作义曾有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粤军在战略战术上并不比别人强到哪里去，当初之所以能够击败北洋军，完全靠的是一股不怕死的狠劲，现在天天躺在温柔乡里，骨头都酥了，如何还能打仗。

与之相比，桂军就不一样。李、白等人数十年如一日在清苦中生活，所以人家的“钢军”仍有寒光，广东“铁军”细看去却早已是锈迹斑斑。

虽然已经不能打仗，偏偏第一军还看不起其他粤军。他们自居为余汉谋的嫡系，认为“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变得一天比一天骄纵。

俗话说得好，骄兵悍将。“兵骄”并不一定是坏事，有志气才能干大事业，也才能成就“悍将”。遗憾的是，第一军骄归骄，打仗却并不“悍”。

从淞沪会战开始，蒋介石就陆续抽调部分粤军出省参战。余汉谋舍不得把自己的第一军主力派出去，只派出了一个叶肇，其他都是“非嫡系”的李汉魂、邓龙光。后面这些人属于张发奎的老部属，这也是李汉魂等人与叶肇素不相能的原因之一。

论武器装备，粤军在全国属第一流，德械、捷克造武器不少，有的甚至超过中央军德械师，加上调出去的部队风餐露宿，吃苦精神虽不能与“老四军”的前辈们相比，但比留下来的那些公子哥又要好上不少，因此之故，他们走出广东后还都干出了点名堂。

家里剩下的只是病猫，“老谋子”却还不知道去把家门口的篱笆扎扎紧。

10月4日，国民党统帅部发来情报，告知余汉谋，日本侵略军已在台湾集结了两个师团，还有大量海军舰艇，看样子是冲广州来的。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报，然而“老谋子”仍然做若无其事状，未作任何防范。

老虎仔正在万家岭跟鬼子打得死去活来，这种时候，日本哪里抽得出兵来广州，再说了，小日本再猖狂，敢得罪“大英帝国”吗？

历史上，广州与香港联系紧密，后者是英国殖民地。日本侵占广州，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其与英国的关系，这就叫投鼠忌器。

日军大兵压境，“广东商团”的各级官佐还在广州甚至香港游玩，毫无要打仗的紧迫感。

直到10月10日，余汉谋得到报告，日本海军舰艇已云集于广东大亚湾海面。这下他才慌了，知道对方是要动真格的。

赶紧打电话。不是打到部队驻地，而是打给各地电影院老板，让他们赶快打出字幕，要求跷着二郎腿看电影的兄弟们尽快回防。

真正的“电影”马上开始，战争片，一边倒的那种。

10月12日，日本第二十一军在大亚湾登陆。

第二十一军包括三个师团，其中两个都是新编师团，只有一个广岛第五师团算老的常备师团。

正在登陆的日本侵略军坦克

广岛师团也就是从前在华北吆五喝六的板垣师团，这个师团曾经也带着“日本最强师团”的光环，不过那得追溯到南口之战或太原会战的时候了，到台儿庄大捷前后，它顶多能跟矶谷师团坐一条板凳，甚至还不如。就这样，它的主力还来不及参战，只能先送一个联队过来。

没办法，兵就这么多，武汉那里都不够用，能在广州凑出一个组合已属相当不易。这是考验余汉谋本事的时候了。无奈“老谋子”早已沦落为身后跟着一群病猫的老猫，其能力和魄力别说与薛岳相比，连李汉魂都及不上。

蒋介石远在武汉，广州这边怎么打仗，他还每一步都要请示老蒋。这样身上的责任是小了，战机却统统都贻误掉了。

日军从惠阳侵占到广州，所以广州战役又称惠广战役，对于余汉谋来说，当时当刻，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尽可能多的兵力集中到惠阳。可是“老谋子”犹犹豫豫，明明有两个旅七八千后备部队可调，却一直毫无动作。

等到惠阳失陷，余汉谋才真正着急起来，这时惠广战役却已接近尾声，第二十一军离广州不远了。

赶紧开会商讨，余汉谋的参谋长在会上献策，提出了一个“球状战术”。

所谓的球状战术，其实就是口袋阵：日军不是来了吗？正好入吾觳中。

参谋长说得头头是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口袋，是皮袋，等鬼子进来，你踢、我踢、他踢，四面八方踢，结果袋子踢破，小鬼子自然也完蛋了。

等他眉飞色舞地说完，差点笑场。

还“你踢、我踢、他踢”呢，用来扎口袋的那些部队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位参谋长提到的几个部队番号，都在溃退中，就这种状态，你还踢人家，自己不被踢个大跟头就算不错了。

余汉谋脑子再糊涂，也知道这是在纸上谈兵。

商讨来商讨去，还是且战且退为好，因为当时日军距离广州还有二百多里路，估计守上三天没有什么问题。

说是还要守三天，结果第二天凌晨余汉谋自己就跑了路，连后勤机关都没通知。武将一失踪，剩下来的文官更慌了神，时任广东省主席的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全都跟着走了人。

从第二十一军登陆大亚湾到进入广州市区，满打满算，不过九天时间。广东百姓和侨眷对此十分不满，遂给三位封疆大吏集体编了一个顺口溜，曰“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没甫（通谱，不靠谱的意思）”，念来倒也朗朗上口。

整个广州战役，只有一个叫钟芳峻的旅长，在兵败之后拔枪自杀，不失为一条汉子，而他也为广东粤军这支曾名震全国，打响北伐第一枪的“铁军”翻开了悲凉的一页。

广州失陷，是10月21日的事，当时邓龙光第六十四军、叶肇第六十六军已奉令回调，可惜为时已晚。

广州一失，粤汉铁路就被切断了。蒋介石认为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连续苦战之后，充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已经达到，再孤城困守已无必要，遂决定放弃武汉。

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中国统帅部此前已对武汉撤退做了充分动员。能走的都走了，凡军事政治机构也一律搬迁。

后来当冈村进入武汉，他所见到的情景是连大街上商店的门窗都被砖头堵得死死的，想翻点值钱的东西也翻不到。他的第十一军司令部设在湖北省政府大厅，去时里面空空如也，看上去，似乎搬家公司都没搬得这么干净彻底。

此谓“焦土抗战”。这玩意儿看上去激动人心，实际上很危险，一个不慎就容易烧到自己。

10月24日晚上，作为最后一批撤走的军政要员，蒋氏夫妇坐飞机离开武昌，不料中途仪器出现故障，飞机竟然迷失了方向。

给元首开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优中选优的高手，他借助沿途地形标志，又摸了回来。到了武昌机场上空，低头一看，好家伙，下面正在搞“焦土作业”，破坏机场跑道哩。再过一会儿，座机想降也没得降了，岂不险哉。

此时耳边已能听到日军的隆隆炮声，座机就在这种气氛中，经过加油和检查修复才得以重新起飞。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军队的撤离也比南京保卫战时要轻松从容得多。

白崇禧是随第九战区撤的，他坐着一辆德制吉普，没承想走到半途，汽车还抛锚了。正在着急慌忙的时候，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坐着汽车赶到。周公手一扬，上我这边来吧。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最融洽的时候，两人在车上还着实吹了一会儿老牛。白崇禧开玩笑说，内战的时候，幸好你们共产党没到广西来，算是放了我们一马，鄙人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呢。

周公也是很风趣的人，随即接话：你们广西发动民众，我们很赞成嘛，所以就不用去了。

10月26日，熊本师团率先进占武汉。

终于由自己拔得头筹，冈村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

侵占武汉，等于熊本师团坐稳了“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位置，而他冈村自然也是继板垣之后的“日本第一名将”。

各方贺电贺词雪片一般飞来。畑俊六吹嘘他有“疾风扫落叶”般的威风劲儿，国内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不吝赞语，一再夸其“统帅有方”。

既然冈村“统帅有方”，那就没稔彦什么事了。后者返回国内，第二军司令部也予以撤销，归其指挥的师团全部编入第十一军。

表面上，冈村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其实他内心不仅不高兴，还很沮丧。

第23章 理想与现实（3）

为了攻占武汉，日军劳师远征，死伤累累，但并没有能够消灭中国军队任何一支主力精锐，最后该跑能跑的全都跑了，在军事上等于是一次失败。

外交新星

对于占领武汉，要说不高兴，也就“第一名将”冈村有些不高兴，大部分日本人都还是很开心的。

10月28日，天皇裕仁在皇宫里召见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次长，表示“朕对此深感欣慰”。

其实自攻陷南京之后，裕仁已不只一次召见他的这些王公大臣，“欣慰”也不只一次，不过，他有理由认为这次应该是到头了。

四个多月前的御前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要是把武汉和广州都攻下来，中国政府便将无路可走。现在两个目标全部达成，就等对方自己摇白旗了。

可是那个政府从“南京政府”降到“武汉政府”，又从“武汉政府”降到“重庆政府”，怎么看，都没有一点要摇白旗的样子。

对此最交代不过去的就是首相近卫，当然他交代不了差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的声明，马上就来了个台儿庄大捷，说明双方的角斗才刚刚开始。现在好，你想谈都抹不下这个脸了。

近卫怨天尤人，把外相、陆相都给恨上了。

这个没谱的广田弘毅，为什么不拉着我一把呢，弄得我覆水难收，处境如此尴尬。

那个挨刀的杉山元，当初打仗数你叫得最凶，说是要“一个月解决中国事件”，这都一年多了，仍然是什么都没解决。

于是早在武汉会战之前，近卫便一发狠，实行内阁改造，整整换下来四个阁员。其中，继任外相是宇垣一成，继任陆相为板垣征四郎。

宇垣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非外交官出身的外相。近卫起用这样一个军中老前辈，也无非是想压一压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军内少壮派。

当近卫找宇垣谈话，要他担任外相时，宇垣坚持说：我进班子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能拿你那个“对手声明”套着我，否则这个外相没法干。

对于发“对手声明”，近卫自己都有些后悔莫及，当然是一个劲儿点头。

不过宇垣所称的“对手”却绝不是说的蒋介石，他是指孔祥熙等其他要员。

近卫把宇垣和板垣同时召进阁，其用意是双管齐下，即宇垣负责通过外务省诱降，板垣负责通过军部诱降，大家齐头并进，但最后的结果，就像是日本海、陆军一样，彼此互补谈不上，天天拆台扯后腿倒绰绰有余。

宇垣的重点是盯牢孔祥熙，可还没等他弄出什么眉目，板垣那边却已经把台子都搭好了。

军部计划成立一个“对支院”，用以对中国“开展工作”。这个机构摆明是要抢外务省的饭碗，宇垣自然要反对，由此导致两个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

近卫改来改去，把自己夹到了中间。军部是什么力道，给板垣和多田骏合起来一逼，他只好同意设立“对支院”，宇垣也以黯然辞职收场。

宇垣下了台，军部要独自搭台唱大戏，而军部的诱降跟外务省并无任何区别。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跟你进行什么正式谈判，而是要与军事进攻相辅，从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和分化。

日本人爱耍花招，蒋介石却也想借机打探一下虚实。因为那时武汉会战才刚刚开始，正面交涉的门窗又被关死，这种时候，了解对方在幕后到底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自然十分重要。

蒋介石决定派一名“外交新星”上场，此人名叫高宗武。

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学的是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他把次序弄错了），回国后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晚年的高宗武（左）寄居美国，自言“从政七年如咯血”

这个时候的高宗武，相当于还未受过什么挫折的大学毕业生，刚刚进入人生的跑道，年轻力壮，精神抖擞，纵然一时未得机遇和垂青，可对美好未来始终抱着无限期望和充足信心。

高宗武有非常扎实的日语功底，据说留学东瀛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在此基础上，他开始进一步研究日本政坛动向，曾在《外交评论》上一连发表十四篇论文，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让一度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的国人大开眼界。

人们开始悄悄议论，那位年轻的日本问题专家究竟是谁？

只有奋斗，才能收获好的结果，小高你快要有戏了。

到了1933年，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中国国内普遍对国联和英美外交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日本通”日益受到重视，高宗武身逢其时，接连受到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的接见。蒋介石甚至还亲自把小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

1934年，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此后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一跃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年他才三十岁。高宗武曾经说过，他年轻时从来没有缺过钱，要花那也是大把大把地花，花钱如同流水一般，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三十岁，我们没准儿连做房奴、车奴都还没有资格，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一个工厂的小工人，一个商店的小店员……反正大多脱不开一个“小”字，可人家却已是堂堂司长了。

高君固然有才，然而命运也实在是够厚待他了。

高宗武在外交界的得意之作，是1934年以外交部特派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加通邮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想通过实现关内外通邮，来迫使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伪满。高宗武在黄郛的帮助和指导下，一方面拖延了时间，另一方面又在解决通邮问题的同时，巧妙地绕过了政治障碍和陷阱。

在那次谈判中，年轻的高宗武表现出了一定的勇气和外交智慧，但他身上的毛病也就在这时慢慢显露出来。

谈判过程中，高宗武曾一度对日方代表直接说“不”，结果导致了谈判当场破裂。走出谈判会场后，他还认为自己当天的表现是成功的，黄郛会因此夸奖他，未曾料想后者摇了摇头，大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在黄郛这样的外交老手看来，谈判场上，作为弱国代表，不能只图自己一时痛快，直接谈崩是很冒险的，因此高宗武之举，实属“小孩子”才有的冲动。

高宗武年轻气盛，一下子就来了性子，当即对黄郛说，如果产生后果，责任全由他一个人承担。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他旁边的殷同嘀咕了一句：这种谈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们不能因为殷同后来真的成了汉奸，就完全否认他当时代表中方立场且争取国家权益的努力。实际上，从他负责的谈判来看，此人称得上是精明无比，仅谈判技巧一项，就远非初出茅庐的高宗武所能及。

用黄郛的话来说，大家来进行这些谈判，就是为国家“唱戏”的，仅仅是戏唱得好不好，够不够水平的问题。

可是高宗武并不愿这样理解，自己勇敢地对日本人说出了“不”，不仅得不到上级和同僚的肯定，反而还挨了批评，心里面真是既委屈又窝火。黄郛老前辈的资历和身份在那里，他不能明顶，对殷同就不客气了：你不是笑我想当英雄吗？告诉你，我离开南京之前就没想过要做英雄，更不会靠日本人来当铁路管理局局长。

殷同当时担任北平市铁路管理局局长，这句话明着就是讽刺他的，亦可见高宗武之年轻和不顾场合的意气用事。实际上，若没有黄郛后来的及时补救，通邮谈判是难以继续进行下去的，高宗武亦不可能凭此取得成就和声名。

我们也许会希望，在人生旅途的每个时段，旁边都有这样一位仁厚而高明的长者相助，或者都有这样允许你改正的机会，那就好了，可惜不是。

走麦城

1936年，中日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政治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已升任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只是参加预备会议的配角，但由于担任主角的外交部部长张群表现强硬，因此日本人反过来大力吹捧和抬高这个年轻人，说是以后遇到事情只会找高宗武谈。

似乎任何时候都是如此，老外说谁行，大家都会侧目而视，认为这个人可能真的行，何况还是人人都见之发憷的谈判对手。

高宗武的自信心由此达到了爆棚的程度，他甚至觉得当亚洲司司长都算屈才了：我对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兴趣，我的愿望是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

人就是这样，狂起来真个是没边没沿儿，你以为你是联合国秘书长呢？

“七七事变”后，高宗武加入了“低调俱乐部”，但是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人也铁了心要侵略，都是枪来枪往，刀来刀去，没卖嘴皮子的人什么事。自近卫内阁发表“对手声明”后，双方召回大使，搞外交的更是只能做看客了。

由一个成功者突然变成赋闲者，那种心里空荡荡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受了。

不行，绝不能这样无所事事。

于是，高宗武便通过同为“低调俱乐部”成员的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表示愿意请缨去香港刺探日方情报。

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曾一度改变主意，想不让高宗武再去香港，主要就是考虑到对方还太年轻，容易出现闪失，但是经过周佛海的力保，高宗武最终还是成行了。

高宗武年少得志，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似乎中日交涉，舍己再无能人。可是外交场本来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江湖，在里面混的人肚里的肠子都要绕无数个圈，高宗武几次往返香港，均徒劳无功，而且找到的人无论在外务省还是军部都说不上话，更不可能让你掏到什么机密情报。

蒋介石在对日秘密谈判上十分谨慎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秘密刺探和交涉的事关系重大，来不得半点差错，每一步都需其亲自授意，然而几次碰壁之后，这个“外交新星”开始浮躁起来，脑子一发热，做事也没了边。

在蒋介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然在日本人的怂恿下独自去了东瀛，而后又非常出格地提出了一条打破僵局的危险思路：拥戴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以向日方谋和。

外交实际上是个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作为外交官的高宗武身上却充满着太多的自由空气。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他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所以早就有倚汪谋和之心。正好这时的汪精卫由于自己的主张在政府内部受到排斥，也正准备通过高宗武发起“和平运动”。

日本军部由此发现，原来除了孔祥熙之外，还可以从汪精卫身上打开缺口。

蒋介石在得到报告后勃然大怒。

不经允许，擅自赴日，还主动向对方献出这么一条糟糕透顶的“计策”，这无异于在乞降。

本来派高宗武去摸一摸虚实，最后反而让人家钻了空子，一个外交新星转眼间变为外交蠢材，成了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玩具木偶。

高宗武是个浑蛋，谁叫他去日本的？

蒋介石命令停发高宗武的所有活动经费，而且自此以后再也不愿见这个自以为是的书呆子了。

高宗武本来自恃甚高，想当年连黄郛都不被他放在眼里，经此刺激，立刻咯血不止，导致结核病复发，一连几个月都无法见人。

一夜之间，过去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将离自己远去，这对高宗武来说，甚至比死亡还可怕。于是，他孤注一掷，越走越远，直至追随汪精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故事的戏剧性就在于，当汪伪政权即将开张的前夜，高宗武突然猛醒，意识到自己上了日本人的当，于是逃离上海，并将“汪日密约”公诸报端，反过来对汪伪政权造成了沉重一击。

虽然是亡羊补牢，然而一个外交官的人生已经结束了。这个年轻人曾经爬得很快很高，却也跌得很快很惨。

老江湖

情报还是要继续刺探，可是再也不能找高宗武之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小青年了，这次被蒋介石赋予秘密使命的是能说会道的萧振瀛。

萧振瀛是一个文臣，当初蒋介石委任他为一战区总参议，也不是要他直接去疆场厮杀。

凡世间万物，均须尽其用才行。萧振瀛能在华北纵横捭阖，靠一张嘴斗败土肥原和板垣，这种才能若是浪费了岂不大为可惜。

蒋介石让萧振瀛以接眷属的名义，在香港与日方密谈。

奉命之后，萧振瀛也动身前去香港。他与高宗武不同，虽然不是什么衣着鲜亮的“日本通”，可却是老江湖了，鼻子轻轻一嗅，便能闻出对方的气味儿。几句闲话一聊，就发现一个叫和知鹰二的日本人大有讲究，身份很不一般，可能直通日本军部。

他猜得没错，和知正是军部派驻南方的秘密代表。

和知以前是在华北混的，而萧振瀛当年也是华北的熟面孔，朋友遍天下，当然认识和知。他随即向正在武汉的蒋介石报告了这条线索。

此时武汉会战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蒋介石马上将萧振瀛召至汉口，当着面授以机宜。

话说和知在见到萧振瀛后，也认为自己找到了敲门砖，在向军部汇报时，后者同样郑重其事，将其命名为“萧振瀛工作”。

两人面对面坐下，和知放出了一个最大诱饵，那就是承诺“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消息传到武汉，不独孔祥熙等极少几个知晓内情的“主和派”激动不已，连蒋介石都感起了兴趣。

在此之前，他对“和谈”本来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派萧振瀛前去也主要是为了刺探日本人的内幕。

当时张季鸾名为《大公报》主笔，实际也是蒋介石帐下的重要智囊。蒋介石在私下对张季鸾明言，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没有“重大变化与打击”，对于吃到嘴边的肉，对方是绝不肯轻易再吐出来的，所以对和知所谓的“和谈”不应乐观。

说是这么说，可当蒋介石听到和知竟然同意“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时，也不由得怦然心动。

第24章 理想与现实（4）

处于眼前这种困境，倘若日方能这样做，中方就是得了便宜，通过这种方式双方达成停战，至少中国政府和军队都可以喘口气了。

原先蒋介石一再坚持，中日谈判，必须有第三国作为保证，否则没法相信日本人的话，但是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让他变得哑口无言——曾经向捷克提出“保证”的英法把对方给卖了，捷克被迫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这就是“慕尼黑协定”。

英国首相张伯伦不仅不为此感到羞愧，回国时还一边挥舞着协定，一边告诉自己的选民：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台下掌声雷动。

在一战的阴影之下，欧洲变成了“普遍绥靖”的乐园，欧洲人也全都变成了胆小鬼。他们害怕打仗，为了自己能够不上战场，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叫做“不仁不义”。

让这样的“第三国”给你做“保证人”，你能放心？

全面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坚持把中日之战与欧洲局势联系在一起，天天都要阅看和分析有关欧洲方面的情报。

按照德国那种嚣张的架势，欧战迟早是要爆发的。假使不能够马上打起来，只要中日谈判过程令人满意，能和则和，但若是欧战瞬间发作，那对小日本就不能客气了，不仅不能和，还要打得更狠更猛才行，否则就拿不到满意的谈判条件。

现在事情就摆在这里，眼看着欧洲人极度怕死，英法政府很不仗义，欧战一时半会儿还真打不起来。

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点意思，那就可以在没有第三国保证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秘密谈判。

谈判启动，但这时候蒋介石反而把绳子越勒越紧。

有了高宗武的前车之鉴，对暗中交涉这些事不能不格外谨慎。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提醒自己：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

从性格上来说，萧振瀛也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人，就怕他一冲动，信口开河惹出祸来，因此蒋介石思虑再三，除亲自拟了一份谈判原则交给萧振瀛外，还让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整个过程予以指导。

蒋介石要求萧振瀛，尽可能每天用长途电话与何应钦联络一次，以便根据武汉会战的实际走势决定策略，同时在谈判时不得迁就日方。

不迁就，是因为蒋介石深知自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迁就不但无益，而且必受大害。

塞翁失马

香港谈判就此开始。

和知仍旧大谈日本人的“东亚主义”，说你们别再指望着欧美干涉了，他们不可能来救你们的，还是“东亚事东亚人自了之”，我们中日之间自己讲好就行了。

萧振瀛立刻接过话题：这个我赞成。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弱国，你是强国，我受你欺负呢，如果中间没个保人，咱们没法子面对面谈。

和知一愣，对此他确实没有办法反驳。

萧振瀛却又话锋一转。当然了，要是你们真的有谈和诚意，不要第三国介入也可以，此事若成，那就是“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大胜利及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

和知被吸引住了。那你说说，我们该如何表现诚意呢？

萧振瀛并不说日本人的诚意，他说中国人的诚意。

我们中国从不骗人，做敌人彻底，做朋友也彻底，将来一定会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

这是典型的萧振瀛风格。每一句都不是场面官话，都像是聊家常时，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体己话，但每一句又都切中要害，让你不跟着点头都不行。

别说和知了，就是土肥原坐在对面，恐怕也只有睁着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份儿。

最后终于归结到实质方面。萧振瀛所要的诚意是：你们正在进攻武汉，大战方酣，我们怎么可能作城下之盟呢。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枪，然后再“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和知从前也是个“地方上的强硬派”，后来以联队长的身份参加淞沪会战并吃足苦头，早就没了那种找机会就要跟你干上一架的劲头，变成了一个“稳健派”。

听了萧振瀛的话，他连连点头，可当着萧振瀛的面，他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日本朝野各方，愿意作出较大让步的没有几个，主张硬干到底的人倒是不少。

和知决定回东京向军部进行汇报。他虽料知此行必然会遭遇困难，但还是向萧振瀛表态要尽全部努力，以获通过。

看上去，谈判进展似乎还比较顺利。在了解和知的态度后，连蒋介石都认为，这事恐怕还真的能成。

蒋介石开始为和谈成功作准备，关于停战和撤兵的要点都初步确实下来，甚至孔祥熙也在他的同意之下，着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战协定”有关草案。

然而，蒋介石原先的顾虑和猜测证明也是对的。不挨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绝不会轻易软下来的。

当和知返回香港时，“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没变，却在上面加了七项“谅解”。

这七项“谅解”里面，不仅包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要你进行“政府改组”。

显然，“恢复”是假，“谅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这些要求很过分，所以一个劲儿跟萧振瀛解释，说我没骗你，上次的确可以“恢复”来着，不过当时只有参谋本部的多田骏次长同意，这一次的“恢复”加“谅解”，则是得到了近卫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通过。

之后，他又说双方仍能就“谅解”进行协商，甚至他还将为此通知武汉前线的日军，不袭击夜间飞机，以便谈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汉口之间自由往来。

任你怎么瞎叨叨，说出花来，萧振瀛的回复也只有一句：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

性质变了，你再怎么分辩都是徒劳。

日本人出尔反尔，让蒋介石陷入矛盾之中。条件当然还可以再谈，关键是一旦答应了“和”，则覆水难收。

他对日方的真实用意再次产生了怀疑：板垣辈所谓的“求和”，说不准还是一个阴招吧？

蒋介石的怀疑随即得到印证，第二十一军从广东大亚湾登陆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诚意”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有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才是唯一上计。

蒋介石在摸到对方底牌之后，立刻下定决心，将香港谈判一刀斩断，日本军部策动的“萧振瀛工作”随之寿终正寝。

这条线一断，板垣只好再去检查别的鱼钩。

外相宇垣在未下台之前，曾专门花力气主攻过孔祥熙，当时称之为“宇垣工作”，现在得捞上来看看鱼儿有没有上钩了。

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但他代表着重庆临时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汉失守后，面临的一大堆困境差点没把“孔方兄”给逼死。

武汉广州都没了，海岸线全被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已有如画饼充饥，实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国内财政又极度困难，都快要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了。

老孔是一直拨拉算盘珠子的，他最清楚，以前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海关税收，如今这些都成了浮云，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他劝蒋介石，如果外援方面仍然没有进展，而军事方面又无十分把握，那还是试着和日本人“谈和”吧。

蒋介石对此的答复一律是：想入非非、可笑之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占领广州，似乎挺得意，可实际上，此举不光使其战区扩大和战线拉长，而且势必损害英美利益，这样国际社会共同对日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这时的蒋介石已把争取外援的重点完全放在了美国身上。

虽然美国佬也和英法一样，怕把自己搅到中日之战这潭浑水里来，所以始终恪守中立，但他们那种大大咧咧的牛仔性格又决定了关键时候不会怕事，而且国际国内舆论每天都在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加入，蒋介石不仅精心设计了“四行仓库保卫战”，还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之后，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亲笔信，并向美国报界频频喊话，就是希望美国拿出世纪初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的勇气，慷慨出手，以解决此次“远东大难”。

战事的节节失利，领土的一再沦丧，这是蒋介石再怎么遮也遮不住的，但他要表现的不是失利，而是勇气：日军一日不退出国土，“吾人决不终止吾人坚持之抗战”！

美国牛仔与英国绅士相比较，身上总有一股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蒋介石借此发挥，因势利导。

现在这个世界太过现实，最缺最贫乏的还是理想。现实当然不能漠视，可是理想也很重要，如果仅谋一时的安全，回避神圣之义务，那这个世界成什么了。

实际上，武汉会战前后，在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内，已有很多人建议打破坚冰，对中国采取积极援助政策。这些有识之士均认为，中国的抗战很重要，可以阻止日本向其他地方，甚至美国直接进攻。

处于这种内外声浪之下，罗斯福本人也渐渐认识到，一味向日本妥协要不得。过去给了“满洲”，它又要华北，现在不得到整个中国也绝不会罢休，到最后就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自己了。

蒋介石的策略就相当于国际版的“合纵连横”。中国要想赢，归根结底还是得搭老大们的顺风船。如果抗战坚持到现在，让美国人知道你们这两家又“和”了，谁肯帮你？谁会帮你？

孔祥熙虽说与汪精卫曾同为主和派，但在这种事上，他亦知轻重，蒋介石不让干，他就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近卫和板垣都失望地发现，孔祥熙这条线旁边虽然有些余波，可是鱼却根本不敢上钩，“宇垣工作”也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就在各项“对华工作”纷纷面临失败的时候，他们忽然想到了那个冒冒失失闯进东瀛的愣头青。

对，他说起过汪精卫，显见得后者与蒋介石分歧很大，当从此处入手。

近卫内阁随之确定，以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进攻的策略不能丢。既然蒋、孔都诱不得，那就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身上去。

日本军部顺藤摸瓜的“渡边工作”（渡边是高宗武代号）由此得以展开。

“党内圣人”

所谓“渡边工作”，由高宗武等人牵线，围绕核心则是汪精卫。

汪精卫，广东三水人，时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曾和胡汉民一起被称为“党内圣人”

如果抛开政治是非和在民族大义方面的失节，这其实是一个百里挑一，甚至千里、万里挑一的“好人”！

其一，长得帅。民国坊间流传的四大美男中，汪精卫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时同样风度翩翩的蒋介石甚至连榜单都没能上得去。可见当时汪精卫的粉丝阵容曾是何等强大。

其二，有勇气。他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那批革命党人，曾只身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后在狱中赋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年纪轻轻就敢刺王杀驾，关进局子还能诗兴大发。搞暗杀的革命党人不少，但当年的汪精卫绝对是独一份的。

其三，有才华。他善于演讲，那水平就是在一群靠嘴皮子混饭吃的政客们中间也绝对是麦霸级别。除了会讲，他还会写，笔杆子十分扎实，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谓文采风流，字字珠玑，一个代笔的《总理遗嘱》写到连孙中山自己都点头称是。

其四，有品格。当时的国民党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贪财，也不好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其五，有亲和力。高宗武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这么看，周围很多人都这么评价。这里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修养的问题。

蒋介石只要一不顺心，就拿卫士侍从出气，这时候不幸站在他身边的人就十分倒霉，不是挨耳光，就是要被臭骂一顿，常常需要宋美龄出来打圆场，而汪精卫无论何时何地，对周围的人都十分和善，从无打骂卫士的事情发生。

孙中山生前的四大助手，负责政治的胡汉民刚正不阿，可是他人缘太差；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能得左派好感，却又遭右派攻击；负责军事的蒋介石资历声望尚浅，还是个谈不上有多少竞争实力的小弟弟。

一轮淘汰下来，只有负责党务的汪精卫众望所归，成为当仁不让的“总理接班人”。

说到底，汪精卫跟胡汉民一样，缺的也许就是枪杆子，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随着时光推移，两个“圣人”最终都斗不过一个“军人”，只能屈居人下。

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汪、蒋的关系更是微妙，造成他们形如冰炭而不能相容的则是西安事变的发生。

当时因蒋介石生死不明，何应钦怕自己左右不了国民党内的局面，就向此前正在国外养病的汪精卫发电报，催其回国主持政事。

汪精卫在回国的轮船上才得知，原来蒋介石已经获救，可那时已经没有办法退回去了。

作为蒋介石来说，政敌多矣，然而场面上争夺都无所谓，最让人痛恨的就是背后算计。那时他就认为汪精卫是趁他危难之际，想赶回国抢班夺权的，因此非常气愤，即使汪精卫亲到溪口来见，都对之极为冷淡。

两人私下关系很差，在他们合作共事期间，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时候是真正和谐相处过的，但如果说以前的不和，还主要表现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权斗因素的话，那么随着中日之战的愈见残酷，政见上的分歧则占据了上风。

“七七事变”刚刚爆发时，汪精卫也慷慨激昂过，也说过即使牺牲都不能做傀儡，可是战场上一个又一个的不断失利，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使他变得格外悲观和失望起来，成为“低调俱乐部”的主心骨。

淞沪会战时，他一再问别人：你看这个仗，还能够打下去吗？然后不等对方回答，就不住地摇头叹息：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失去南京、上海，汪精卫唉声叹气，等到退守武汉，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第25章 理想与现实

岂独汪氏，前方战事的不断失利，让相当多的国人都陷入了失望和迷茫之中。

在早已成为沦陷区的天津，北洋老人曹锟曾通过其家人郑重声明：我就是每天喝粥，也绝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曹老乐得跟小孩子一般，连连对别人说，我就说嘛，我们怎么可能打不过那小日本呢。

可是也就高兴了几天，再看报纸，就翻不到什么好消息了，这让他顿时无语，加上这时家里又出了一些烦心事，正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伤心，曹锟的心情因此变得十分抑郁悲伤。

当年的民国总统终于躺在病床上一命归西，两天之后，徐州失陷。

蒋介石对身边这些人的想法并不是不清楚，他也曾多次将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召集到住所谈话。

孔祥熙一直唠唠叨叨，说国际形势不知道怎样了，美英法到底会不会帮我们啊。

蒋介石立刻打断他：你别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已决定了，我们要独自扛到底。

汪精卫见到这种情形，赶紧把话从喉咙口又咽了下去。

陶德曼第二次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曾责备孔祥熙，说你是行政院院长，可以在“和谈条件”上自主签字的，假如我是你，我一定签字，反正开最高国防会议，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可你一定要得到“蒋先生”的允许，他是军事首脑，责任所系，自然不好表态，等你签了字，他不还是得承认吗？

对此，孔祥熙的答复是：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指汪氏被刺案）。

其实当真面对蒋介石时，汪精卫的胆子也大不起来。

回去之后，他翻来覆去，想想还是不甘心，决定再见一次蒋介石，把没说出来的话痛痛快快说清楚。

不巧，蒋介石得了重感冒，正在发高烧，不过听到汪精卫求见，仍躺在床上接待了对方。

问了问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汪精卫突然沉默起来，房间里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冷场。

蒋介石马上领悟过来，一个平时那么能言善辩的人主动做了闷葫芦，肯定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嘴里含着非常想说但一时又无法说出口的话。

这句话是什么，双方都心知肚明。

蒋介石从床边端起一杯白开水，喝了一口，然后对汪精卫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谈条件”，将来连喝口水都不会这么自由。

汪精卫旋即明白，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坚如铁石，你再怎么口若悬河，都不可能动摇他的意志。

原先汪精卫是希望让蒋介石来主持“和谈”的，但通过这番试探，他已明白，至少在国民党内，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接着他又发现，在政府内部，自己的做法同样行不通。

广州失守，令汪精卫震惊不已，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可以有条件接受日方的“议和条件”。

那时即使萧振瀛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也都只能暗中进行，因此这样的论调立刻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抨击。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更是以一份只有十一个字的电报直接下了评判：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

汪精卫脸色苍白，受到了极大刺激。

同一个你

广州陷落后，武汉也很快就没有了，只有重庆。

在这个季节，山城尚为美丽秋色所映，可是这个人却无心赏看窗外的风景。

“大武汉”的航海时代渐行渐远，这里将提前迎来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冬天以及从未经历过的寒冷。

山城颠簸，即使蜷缩在车里也是摇摇晃晃。他不知道，这种摇摇晃晃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前方等待着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命运和结果。

在不断的摇晃之中，国民党副总裁魂不守舍，精神恍惚。

据说在北伐时期，当汪精卫在广州街头演讲时，那些女学生听到激动处，都要向美男撒花，报端谓之“天女散花”。除此之外，在诗词歌赋方面，汪精卫也堪称名家，只是自武汉失守后，这位名家无论是演讲的内容，还是写出的句子，已全是“惆怅涛声枕畔闻”之类的悲调。

丢城失地该怎么办，汪精卫说，以前的古人们都是要跳井上吊以殉的，现在谁都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得想点别的法子。

这个所谓的法子，就是“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大家都不要去学文天祥唱《正气歌》《过零丁洋》了，还是现实一点吧。

在“渡边工作”中，汪精卫通过“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梅思平与近卫的私人代表进行了五轮密谈，最终确定日方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近卫内阁于11月3日发表了自“七七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与上一份声明关上大门不同，这次近卫要开门谈判了，不过他要求重庆政府必须“更变人事组织”，也就是让蒋介石下野，然后才有得谈。

这是一个信号。蒋介石或许不明白其中玄妙，所以无动于衷，汪精卫却是懂的。

一周之后发生的一件事，犹如火上浇油，令汪精卫一下子跳了起来：“焦土抗战”搞走了火，竟然把长沙给烧了！

悲哀之处在于，花园口决堤总算挡住了日军，长沙这把火却连鬼子的一根毛也没烧着，倒霉的全是老百姓。

长沙大火让汪精卫找到了另一个抗战打不下去的依据。

你们开口闭口“焦土抗战”，怎么样，像长沙那样化为焦土，则万事休矣！

在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时，他便主动找机会聊起话题，说抗战打到这个样子，国家民族已濒于灭亡，这是国民党的责任，不如我们两人都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介石越听越不是滋味，这不是在“逼宫”吗？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那你说，如果我们都辞职了，谁来负起政治责任？

饭也不用吃了，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便争吵起来。

蒋介石在口舌之辩方面并非能手，而且也没什么耐心，吵了一会儿把胃口都给吵坏了。

好了好了，说什么都是一样，我决心已定，不必再争论。

说完，蒋介石扔下汪精卫，自顾自地回房睡觉去了。

这是两人之间为数极少的当面争吵，却也是最后一次争吵，之后他们便选择了分道扬镳。

汪精卫意识到，他如果继续待在重庆，是没有办法进行“和平运动”的，但离开不能随便这么一说，必须有内外双重保证。

他首先让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去找了龙云，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抓枪杆的地头蛇，如能将其招至麾下，手上就有说话的实力了。

作为“云南王”，龙云这时也在犯跟刘湘一样的毛病。

眼看着派出去的滇军越打越少，中央政府却一退再退，武汉立不住脚，就去了重庆，重庆要是再顶不住，那不还要来昆明吗？

当听陈璧君邀其“起事”时，他立即满口答应。

“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只要登高一呼，谁不会拥护。

言下之意，他龙云肯定会站过来。

找到内部支持，汪精卫再派梅思平、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条件。

双方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讨价还价，八天之后，才达成了“重光堂密约”，实际就把“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两不一撤”定了下来。

当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带回重庆时，汪精卫深知干系重大，也曾左右摇摆，犹豫不决。

可是他老婆的兴趣很大，一力怂恿，天天枕边风劲吹，最后就把自己老公吹上了不归路——妻管严历来有好有坏，就看往哪个方向吹了。

12月18日，趁着蒋介石到西安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的机会，汪精卫以出外演讲为名，偷偷飞往昆明。

结果一下飞机心就一凉，龙云托病压根就没来接机。

汪精卫久经宦场，当然猜得到这是怎么一回事。病者，不是身体有病，而是心里有病。

果然，代替前来的卢汉转达了龙云的意思，把汪精卫一行人气得够呛：您哪儿来的最好还回哪儿去！

龙云临时胆怯，不敢跟着“起事”了，汪精卫只得转去越南河内。

汪氏出走河内是一个大事件，整个重庆都被震动了。蒋介石获悉后十分吃惊，但家丑不可外扬，于是赶紧发布消息，称汪精卫是去河内治病的，不久就会回来。

汪精卫最大的危险，不仅因为他是副总裁，知道很多重大的军政机密，更因为怕他四处宣扬“这仗如何能打下去”，一经传播，可能人心崩溃。

蒋介石还担心，龙云和粤籍将领会不会受其拉拢。为巩固内部，他精心准备了一次演讲，给大家讲了一通历史——

民国以前，若论军事经济实力，宋、明两朝都不赖，足以抵抗外患而有余，可它们还是被元、清给灭了，原因在哪里？

蒋介石说，就在少数当国者精神委靡，有兵而不能用，用力而不能抗，假如当时给力一点，又何至于此。

“少数当国者”当然不是指的他本人，含沙射影，说的就是汪精卫。

蒋介石还说，宋、明亡归亡，但亡的是朝代，并非民族。元、清非我族类，然而入主中原后皆被汉族同化，这些都应当归功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皇帝也没有了，已无朝代可亡。一旦亡于日本，你别指望日本会汉化，那整个汉民族就真的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西南将领一般来说，在历史上都有过亲汪的经历，但这一槌子下去，许多人都被敲醒了。

蒋介石“治病”一说，给汪精卫预留了后路，重庆方面派往河内的说客也络绎不绝，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即使汪精卫本人不愿回转重庆，亦可同过往一样，去欧洲疗养。

就在此时，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这对汪氏来说，不啻当头一击。

在这份声明中，近卫竟然把“重光堂密约”中最为重要的撤兵条款赖得一干二净，连参与密约谈判的日方代表都认为不可思议，感叹“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

既然对方赖账，你也能毁约。可是汪精卫走到这一步早已是进退维谷，身不由己，以至于完全不知道何时该前进，何时该后退，何时又该放弃了。

他只能选择发表“艳电”，以响应近卫的声明。

很显然，缺少了撤兵一项，这份“艳电”已经相当不值钱了，与投降做汉奸无异。国内顿时响起一片谴责之声，龙云等见势不好，赶紧与其划清界限，再不敢与汪精卫有任何瓜葛。

蒋介石怒不可遏，老账新账一起算。他认为自己一直让着汪精卫，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好报。

蒋介石和汪精卫彻底分道扬镳

一开始，你卖老资格，看不起我，排挤我，我没过多报复你，而是问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究竟是对你不仁了，还是待你无礼了。然后，你老兄内囊出来了，不但没什么本事，还无胆气，一出纰漏就跑就溜，把难题都留给我。怎么样，我也包容了，党内除了我，就是你。可这样还不行。

现在，你不仅跑到越南，还公开跟我叫板，叫人看我笑话，看看你那不忠不义的样子，跟禽兽又有何区分。

按照汪精卫的看法，以他那样的资历和水平，能低下身子来服侍蒋介石，已经够委屈自己了。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蒋介石觉得能容下对方，才是世间罕有的宽宏大量之举哩——你“无道”，我不但没让你滚蛋，还“宽柔以教”，这简直是古代圣哲才能做得到的。

蒋介石与圣哲们唯一不同的是，圣哲们想，你既然跟禽兽没区别，我怎么能和“非人类”计较呢（“于禽兽又何难焉”）？所以理他作甚。作为国民党领袖和实际元首的蒋介石可不会不计较，也不能不计较。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汪精卫并无实际的政权，更无军权，依赖的不过是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党内圣人”的名声，随着这两块牌坊的完全倒掉，其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已鲜有支持者。

汪精卫打破头都想不到，就在他遭遇人生最沉重打击之时，日本人还会继续落井下石。

1月3日，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由平沼骐一郎组建新的内阁。

日本人的做法是，换一届内阁就换一套政策。“重光堂密约”和近卫声明都出自近卫内阁，他这么一隐身，汪精卫就真的成了里外不是人。

近卫内阁的辞职，除了其内部矛盾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无非是因为汪精卫没有起到分化中国内部的作用，想甩掉他了。

这一龌龊举动，连负责“渡边工作”的影佐帧昭都在背后骂了起来：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想放汪精卫一马，让人带着护照和旅费去河内见汪，再次劝其到欧洲“散散心”。

有用吗？没用！

犹如杀了人，见了血，递了投名状，任你再怎么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一脚踏出去的汪精卫都回转不来了。

他不断催促影佐去东京帮他联络，而平沼内阁在对汪精卫进行短暂“冷却”之后，忽然意识到这个人还有利用价值，如果把他放到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在影响力上肯定超过其他“非一流”的大汉奸。

基于这一考虑，日本内阁和军部逐步将“渡边工作”延伸为“梅工作”（以梅机关命名），汪精卫也终于被一步步牵引，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一世名节。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很多年以后，这个人还在，却已经面目全非。

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

人生，总是那么莫测难懂，我们的灵魂时时会失落，我们的内心经常被蛊惑。看着眼前一个又一个被黑夜吞没的轮廓，想想他们也曾高大，也曾无畏，也曾美丽，真有千般滋味在心头。

当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留给后人更多的却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政坛之外的汪精卫绝对具有一个优秀诗人才有的情感和灵性，在他日暮途穷之时，仍然能随口吟出“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这样的句子。倘不从政做官，或抗战前即已故去，其人其作留在史册上的就会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形象。

是耶！非耶？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自嘲》

第26章 哪一站

1938年年底，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宴请陈嘉庚。

当着这位海外华人财神的面，他直截了当：由于失去平津和上海，没有了关税，国民党财政实际已经破产，现在物价涨得连一个中校都养不起家人，得靠偷菜叶过活。

陈嘉庚不由得动容。

蒋介石又说，您捐的钱很多，我很感谢您，但还远远不够，以后你们能不能按时给我们捐款？

陈老听到这里，连眼泪都掉了下来。

堂堂元首说这样的话，那处境简直就跟叫花子差不多了。

不过眼泪还没干透，陈嘉庚忽然拍案大怒。

原因是蒋介石在宴请他的时候，上了很多菜。

政府已经这么穷了，为什么还如此浪费？

蒋介石当场给他认错，赔不是。

所谓“中校偷菜叶”确有其事，以至于发展到后来，还有偷剩饭的。

军政部办有专门食堂，当然是免费用餐，可是门卫发现一个军官吃完饭下班后，总会偷偷地把食堂里的剩饭收集起来带走，而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

此人见门卫要没收他的剩饭，忽然痛哭流涕。他说他老婆孩子都饿着肚子在等这些剩饭，如果不让带，妻儿老小就只能上街乞讨了。

偷剩饭的，竟然是挂着少将军衔的军政部高参！

“九一八”之后，军队发的是国难薪，即使是少将工资也得打六折。原先这六折养活一家人还绰绰有余，可是在退守重庆后，物价翻着跟头往上涨，法币贬值得厉害，有的人家里小孩多，又无积蓄，也因此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那个时候，别说中下级军官了，就连蒋公子纬国都困顿得过不下去，为了照顾养母姚治诚，他还得向陈立果借钱才能度日。

当然，在这样的日子里，也还有利好。

重要的是先撑着

1939年2月，中美终于达成抗战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这就是“桐油借款”。合作方式是，中国人卖桐油给美国，美国则向中国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其用途主要是购买汽车和改善滇缅公路运输。

毫无疑问，依靠着这几千万美元，重庆政府是可以暂时打发上一段日子了，同时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你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你，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

中立法的限制一旦被突破，在敬法律如神明的美利坚，此举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美国援华的大门自此打开，虽然尚不是敞开。

除了借钱，还有声援。

近卫在对华声明中，大言不惭地提出要建立“东亚新秩序”——以后东亚这一块，就要由我们日本来做霸主了。

你狂，找大个儿来修理你。

经过驻美大使胡适等人的穿梭运动，美国外交部坐不住了，当即向日本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本世纪初确定的华盛顿体系必须维护，“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如今的东亚，还由不得你们日本人来做老大。

一个贷款，一个照会，使国人精神为之一振，被汪精卫叛逃弄得灰蒙蒙的脸也有了点喜色。

这些变化，看似意外，其实并不意外，都是在一点点推动的结果。

就在“桐油借款”签订之前，日本又占领了海南岛，这本来应该对英国触动最大，但蒋介石也有意把它引到了美国人身上。

当初大家都以为广州被日军攻占，英国会发发威，没想到这位昔日的“日不落”窝囊得要命，根本就没怎么敢吱声，反而是美国老大站出来喊了几嗓子。

英国人现在完全成了银样镴枪头。半年之后，它跟日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占领区的“特殊要求”，对其百般服软，被称为“东方慕尼黑协定”。

天下之大，数猛男者，也只有美国佬了。

蒋介石对海南岛的被占进行了重新包装，强调这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然后一个劲儿对美国吹风，希望其挟上英法等小弟（当然也包括中国），在远东采取抵御日本的统一行动。

美国是纯正的民主国家，什么东西都要放到程序上去一步步走，要它马上出来挥刀弄枪还为时尚早，在此之前，还是先得自己撑着。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衡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史称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会议把抗战分为两期，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在这一期里，蒋介石带头认错，承认自己在南京保卫战中所使用的战术有失误，“实在对不起国家”。

南京完了，检讨武汉。

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提出弹劾案，江北“弹”的是王缵绪集团军（实际指挥者为许绍宗），江南“弹”的是王陵基集团军，弹来弹去，都是弹的川军，而且还给坐在台下的王陵基来了个直接点名。

许绍宗和王陵基一时极为惊惶，如坐针毡，会场也因此变得气氛肃杀。

当天会议结束，大家就发现厕所和过道里贴满标语，上曰：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

蒋介石和陈诚马上发现，自己做得过头了点。

川军在武汉会战中诚然表现不佳，可人家已经把包括保安团在内的最后一点力量都拿了出来，穿草鞋提破枪，出川“保卫大武汉”，还要怎的？

既然你们不好伺候，那我们就只好回川“保卫大四川”了。

第二天，会议基调突变，陈诚上去作了检讨，把武汉失守的责任揽了大半。蒋介石不仅没处分王陵基，还口头对其进行了表扬。

晚上，提出弹劾案的那位陈调元更是大宴宾客，给各位压惊，一场风波由此结束。

检讨虎头蛇尾，草草过去，重要的是以后怎么办。

蒋介石告诉大家，今后算是抗战第二期，该轮到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了。

从现在开始，重整军队，着手征调一百万新兵，并对新旧军队进行整训，预定每四个月为一个训练周期，以便能够投入新的大战。

南岳会议是一个宣示，证明中国统帅部在继续抗战这条路上，不仅不会回头，还将更趋强硬。

这个时候，你要说完全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对日本战而胜之，恐怕蒋介石私底下都没这么足的信心，他再三强调的，也不过是“我打不过你，咬也要咬你一口”的观点。

这东西，只有中国人或者说东方人才明白，西方老外是没法理解的，当时在中国做武官的史迪威起初就觉得是一派胡言。

打不过就是输了，还咬对方一口，很爽吗？

对。

因为目的，已不是将对手彻底打败，而是死死拖住。

史迪威对中国本土军队的战斗力最为不屑，但随着战事的发展，他对中国人的勇敢坚韧精神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在江西时，史迪威曾亲眼看到一个步兵团，只有四挺轻机枪。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老美认定一个团少说也应该有一百挺机枪。

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中国士兵

就这么点武器，这么点子弹，几分钟就打光了，打光了怎么办？

史迪威到这个步兵团考察的时候，团里的人已经被打掉了一半，子弹也所剩无几，可是剩下的那一半人还在向日军发起夜袭——用刺刀，而冲在最前面的就是该团团长。

后下手遭殃

就在中国统帅部谋划“转守为攻”的时候，“华中派遣军”也向第十一军下达了指令：来年阳春之际，攻占南昌。

早在武汉会战时，中苏空军就以南昌机场为基地，频频对长江江面上的日本海军军舰发动突袭，从那时候起，“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就深感南昌的重要性，在给冈村的作战任务上，开始也有“攻占南昌”这一条。

可是由于第十一军的两个新编师团不争气，当时为了不耽误进军武汉的时间，无论畑俊六还是冈村都只能先把原计划搁置一旁。

现在好了，赶快进行作战准备吧。

“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双方除真枪实弹的军事战外，你来我往的情报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很快就被中国统帅部侦知。

1939年3月8日，蒋介石致电薛岳：为确保南昌，需先发制人，现在命令你于3月10日前完成攻击准备，从3月15日对日军发起进攻。

由于在武汉会战，特别是万家岭大捷中建立奇功，薛岳声名鹊起，荣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名义上虽仍是陈诚，但实际上已由他全权负责。

薛岳当时人不在南昌，而在长沙，被他派驻南昌的是前敌总司令罗卓英，后者认为来不及准备。

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的部署，第一期整训从1938年11月底开始，到1939年3月底才能结束，此时南昌前线的部队都还在处于整训当中，只给两天时间，确实过于仓促。

薛岳打仗素来极有主见，很少能听得进别人的话，但对罗卓英不一样。

罗卓英是陈诚的手下，而薛岳又系陈诚一手推荐和提拔，因此薛岳爱屋及乌，罗卓英说什么，他几乎是言听计从。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薛岳是极少敢对蒋介石说“不”的人。有蒋介石署名的电报或电文，别人都诚惶诚恐，奉若神明，他则不管这一套，凡是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一律要进行争论，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

能跟你争，那还算态度好的，有时老虎仔索性采取了更省力，当然也可以说更“无礼”的办法，他在电令上直接写上“存”“待办”——所谓“存”，就是存在抽屉里，束之高阁；所谓“待办”，实际上就是永远不办。

3月9日，薛岳致电蒋介石：部队尚在整训，补给困难，准备不及，必须延至3月24日才能实施主动进攻。

见蒋介石那边没理睬，薛岳第二天又发来一封电报，还是一样的内容。

见此情景，蒋介石也没办法，只好复电：延迟就延迟吧，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推到3月24日以后了。

薛岳和罗卓英都没料到，就相差那么九天时间，主动马上变成了被动，对方反而先发制人了。

3月20日，第十一军强渡修水河，南昌会战由此开始。

让人深感意外的是，冈村此次遣出的进攻主力，并非熊本、金泽这样的老牌师团，而是两个“弱弱组合”——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

冈村如此将将，并不是出于什么高深的用兵方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挣面子。

占领武汉，虽然收获了一大把鲜花和赞誉，但冈村其实并不是很爽。尤其万家岭大捷，本来想出奇制胜的，没想到会栽在薛岳手上，一个师团几乎全都送进了对方嘴里。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是冈村做第十一军司令官，你换一个，武汉也未必就拿不下来，何况那几乎也是人家主动让出来的。

作为“日本第一名将”，就这点料水，岂不惹人笑话。

两个“弱弱”没准都抵不上一个“强”，这道理冈村也懂，可你要是派熊本和金泽这样的“强强组合”去进攻南昌，即使赢了，又能怎样，别人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冈村要出彩，就必须用“弱弱”。

在备战期内，听说将要派这两个活宝去攻南昌，大家都震惊了。

经过冈村此前的使劲儿埋汰，第一〇六师团在日本已变得臭不可闻。许多补充兵听说自己加入的是“日本最弱师团”，都面如死灰，痛哭不已，宛如一只脚提前踏进了棺材板。

第一〇一师团好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商贩师团”与“最弱师团”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距离。

冈村的作战计划传到日本国内后，连参谋总长载仁亲王都吃惊不小。

打仗非同儿戏，冈村这小子别是被我一通胡吹给吹晕乎了吧，靠两个垫底的就能成事，以为自己是天神？

他派一名大佐到第十一军做副参谋长，用意就是劝阻冈村，找机会把那两个衰货调到后面去担任警备。

可是这名大佐到任后，两个师团已在进行渡河训练，他连嘴都插不进去。

罗卓英对古诗情有独钟

冈村派的是“弱弱”，罗卓英在修水防线组合出来的却至少是“强弱”。

罗卓英，广东大埔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他在“土木系”中的地位仅次于陈诚。

第27章 哪一站（2）

民国由于去清末不远，所以古风犹存，很多人的国学功底很深，军队中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儒将不在少数。比如黄绍竑就善于写词，而且据内行评判，已具有相当水准。老记者曹聚仁在采访淞沪战役时，曾碰到过一位参谋长，后者侃起宋明理学来竟然也头头是道，连一般读书人都知之不详的“鹅湖之会”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

罗卓英从小喜读古文，并专攻古诗。即使在征战沙场，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都手不释卷，一边听着炮弹落地的声音，一边就能吟出“战尘扬处马蹄轻”之类的绝句。

罗卓英与陈诚既是保定同期同学，也是莫逆之交，更有趣的是，两人性格还能形成互补。陈诚为人严厉，主观性强，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一手拍板，别人无从置喙，属于善“断”之人。罗卓英却宽厚儒雅，最喜欢和部下攀谈交心，同时也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属于善“谋”之人，因此他常能帮助陈诚起到一个上下沟通的桥梁作用，在“土木系”里面，陈、罗二人的关系，几乎就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

然而有时候，人的优点也往往就是他的缺点。罗卓英多谋，却有些偏于寡断，听听这个意见对，听听那个建议亦有道理，往往就会动摇决心。他对薛岳说准备不足，无法立即投入进攻，实际上也是听取了下面各部队的意见。

作为基层部队来讲，你说准备两天，他可能会认为起码需要两周，你说准备两周，他也许会要求两个月，因为责任不同，和决策层的想法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战场形势又是瞬息万变的，某种程度上，抓住战机就等于抓住了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将领看似苛刻，但往往能取得成功的道理所在。

罗卓英吃亏就吃亏在他太民主上，这个结论也许会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却又是个事实。

来不及攻，那就只有守。冈村以弱兵师团为主力，但熊本第六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等部队也不是坐着不动，它们同样从两侧不断进行策应和佯攻，所以罗卓英不可能把重兵全都汇集于修水南岸正面。

所谓强弱组合，是一左一右，左为李觉第七十军，右为刘多荃第四十九军。

但在安排好这一组合后，罗卓英又犹豫起来。

李觉的湘军在金官桥经受过考验，属于挺得住的。最可能挺不住的，是刘多荃的东北军，后者武器还行，但战斗意志一向薄弱，跟湘军相比，恰恰是一个相反面，要是垮下来怎么办？

思前想后，罗卓英决定再把作为后续机动兵团的夏楚中第七十九军调上去。第七十九军是一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土木系”劲旅，死守宝山的姚子青即出自其麾下。

夏楚中到修水后，被置于刘多荃右侧，这样“两强”夹一“弱”，组成了一个防守三角，从而加固了修水防线。

重甲包装

一方是“弱弱组合”，另一方却至少是“强弱组合”，谁的赢面更大一些，一看便知。

冈村的决策，就连被抬举的“弱弱”自己心里也在打鼓。最弱的第一〇六师团一烂到底，不敢言语，第一〇一师团却憋不住了，他们自恃参加过淞沪会战，可以卖卖老资格，便一再向第十一军司令部诉说困难。

一直到强渡开始的前两三天，这个师团还在嚷嚷，说是按照“上海经验”，南昌没有一个月拿不下来，到时伤亡必然不小，得给我安排补充兵员啊。

对于这两个未战先怯的家伙，冈村很不以为然，他让自己的参谋幕僚作出答复：占领南昌，晴天七天，雨天只需一到两天。

他没有说出的话是：你以为我真要依靠你们啊，错！

冈村不惧水，只惧山。

按照他的“三百米理论”，南昌一线没有庐山、幕阜山那样的高耸山地，原先没充分发挥作用的特种武器这次都能派上用场了。

在武汉会战时，特种部队是被分配到各个师团的，结果没起到多大效果。冈村这次作了调整，将特种部队全部集中起来配给两师团。

两个弱兵师团名为侵略南昌的主力，其实是被第十一军的大轿抬着的，冈村对此直言不讳，此战动用了第十一军所有的战斗力量，军直属的特种部队倾巢而出。

在发起南昌战役之前，步兵师团已与特种部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协同作战训练，本来早就可以发动进攻了，只是由于一直下雨，影响了部分特种装备的推进，才不得不一拖再拖。

直到3月20日下午，修水上空还飘着小雨，雨一下，飞机就没法来帮忙了，但冈村认为绝不能再拖下去了。

先上炮兵部队。

日本侵略军阵地百炮齐发，疯狂轰击达到三个小时。炮击时，冈村带着幕僚们坐镇两师团的后方，看着眼前这一情形，他自己也扬扬得意，认为这种大规模的炮战，纵非绝后也属空前。

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从防守前沿到纵深，一时间均为日军炮火所覆盖。沿岸守军十分吃惊，很多老兵参加过淞沪会战，进攻上海的日军火力算猛了，可修水炮战的密度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军明显动用了超出平常范围的炮兵，有人估计是“六七十门以上”，谁也没想到实际数字竟然是这一预计的很多倍。

第十一军排列于对岸的主要是野战重炮兵旅团，合计火炮共有一百七十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榴弹炮和加农炮，两个步兵师团本身也有炮兵，经过混搭，加起来的火炮超过二百门，炮兵与步兵达到了一比一的比例。

日本侵略军百炮齐发，开始了疯狂的炮战

与之相比，第九战区虽然有直辖的特种部队，但因为提前破坏了南昌周边的道路，导致重野炮兵开不到一线。在岸边可用于阻击的，仅为各部队自带的山炮之类，火力不论，光数量就不及人家一个零头，炮战中自然只能显得软弱无力了。

第一个回合，守军已经非常吃力，到第二个回合，就开始晕头转向了。

冈村竟然用上了毒气。两万个烟雾喷射器一起发射，烟幕弹和毒气弹如雨点一样飞了过来。

此时夜幕降临，在猛烈炮火和重重烟雾笼罩下，各部队的协同配合受到很大影响，“防守三角”变成了“防守三段”，大家都只能埋着头各顾各。

在南岸守军陷入一片混乱之际，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趁机发动强渡。

前面重炮轰击时，冈村十分得意，但等真的强渡了，他也忐忑不安起来。

因为一开始挤进去的不可能是大部队，只能是小股先锋，试想一下，这些人背后是水，前面如果遇到强力抵抗，处境绝不美妙。同时，在步兵实施登陆后，炮兵的发挥也受到限制，不可能再闭着眼睛乱轰一气了。

这毕竟是冈村生平第一次用“重甲部队”来包装“弱兵师团”，其中冒险和赌一把的成分非常大，就怕一不小心给演砸了。

面对日本的“弱兵师团”，中国的“防守三段”本来还是可以支持一下的，那样的话，罗卓英才有空隙和时间对部署作出调整。

可是最短的那块板提前断裂。

炮为军中之胆，冈村的连续炮击，破坏工事还在其次，最主要还是心理战，意在摧毁守军的心理防线。

三个小时的天崩地裂，而修河之上又看不到一个日军影子，东北军的胆率先破掉了。

在日军步兵发动强渡后，师长王铁汉往前沿团指挥所打电话，但根本打不进去。再一查，部队竟然以“瓦斯中毒”为由无令自退了，阵地上空无一人，给对手捡了个现成便宜。

获悉日军已从东北军防区登岸，罗卓英叫苦不迭，向军长刘多荃下达命令，要求其马上收复丢失阵地，否则唯军长是问。

这是一份务期必成的死命令，刘多荃收到命令后手足无措，又严令王铁汉。

王铁汉也只能拿出打铁的劲头，给反攻部队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军法从事。

虽然有“军法从事”这口宝剑顶在脖子上，不敢上的还是不敢上。

三个团前去反攻，只有一个团以夜色为掩护奉命冲了上去，可是等到天亮，对方一打，又退了下来。

这下什么宝剑都不管用了，连刘多荃和王铁汉自己也慌了神，无法控制住部队，各个团全都逃得稀里哗啦。

修水一战，东北军遭受重创。王铁汉第一〇五师曾参加过淞沪会战，但那时候的损失都没现在这么大，如今真称得上是丢盔卸甲，能丢的武器一下全丢掉了，什么捷克式步机枪、马克沁重机枪扔得满地都是。

由于武器损失实在太大，刘多荃和王铁汉都不敢报请补充，怕蒋介石和何应钦受不了这种刺激，把他们的番号给取消掉。后来幸亏刘多荃还有从东北带来的家底，在江上藏了几十条大船的军火，这才免了揭不开锅的尴尬。

事后追究修水失守的责任，刘多荃被连降两级，王铁汉撤职留任，戴罪立功。

这一板子打得并不过分。正是由于东北军退却，日军才得以从突破口不断注入兵力，人越涌越多，并对李觉、夏楚中两军形成了抄袭包围。

彼此一拖累，本来能打的都打不下去了，两军只好也向侧面山地撤退。

3月21日上午，冈村接到前沿打来的电话，得知中国守军的修水防线已然崩溃，心神才算真正安定下来。

他的闪击战才刚刚开始，厉害的还没放出来，所以第一个照面绝不容许有任何闪失。

最新式战术

第十一军登陆，乃至于击破第一线防御，对罗卓英来说并不意味着致命。

从“一·二八”淞沪会战开始，日军的侵占已基本形成一种教科书式的惯例，即侦察、开进、展开。按照这一程序，它每攻下一地，就要停一下，整顿后再攻。

从修水到南昌，中间有重重关隘，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沿途道路皆被破坏，在修水对岸曾威风八面的重炮兵旅团将无法配合步兵作战。

就算两个“弱兵师团”被打了鸡血，一路顺利，按照每地耗时一天计，起码也得用去五到六天。

在这段时间里，第九战区起码可以调集三个军到预定战场进行围攻。“弱兵师团”前遭围击，后有修水，没准就能重新复制一个“万家岭”出来。这也是在部署修水一线防御时，罗卓英敢于把夏楚中第七十九军提到岸边加固防线的原因。

让罗卓英乃至薛岳都没有料到的是，冈村恰恰没有依照教科书走，他采用的是最新式战术。

破坏了的道路，可以拦住炮兵，却挡不住坦克，尤其是成群结队的坦克。

在军事侵略战术上，冈村确实很有一套，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诸多日军将领。他在南昌战役中创造出了多个第一，除了第一次大规模集中使用炮兵外，还第一次使用了坦克集群这一概念。

和炮兵一样，在武汉会战中坦克也是分散配给各个师团的，结果却很不理想。分散出去的坦克，不仅没对战局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相反还受到不小损失，被炸坏亟待修理的坦克排成了队，以至于临时搭建的野战兵工厂都没有如此多配件，非得用飞机将零件从日本国内运来。

冈村经过总结，南昌会战就把整个第十一军的所有坦克都收罗到一起，组成了战车集团。这个战车集团，合计有坦克一百三十五辆，其中既有大块头的89式中战车，又有跑得快的94式轻战车。

以往坦克都是在前面为步兵的战斗开路，此次冈村却别出心裁，他要以坦克为他的整个战役开路。

坦克被称为“陆战之王”，早在一战时就出现了，但是在世界战场上的大规模独立运用，最早却是起自1939年9月，德国装甲军团闪击波兰。

在东亚战场上，冈村比德国人还早了半年！

战车集团随步兵师团登岸后，连停都没停一下，就向南昌直冲而去。

从修水到南昌，直线距离一百里不到，但为了从正面的守卫部队旁边绕行过去，就需要迂回，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百里了，而至少需五百里路。

对于冈村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因为战车集团孤军深入，沿途将再无后方补给。

缺其他东西都好办，缺了汽油，坦克无非是废铁一堆。

在兰封会战中，土肥原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狂飙突进，当时的架势，差点就要闯进开封府了，但在补给线被切断的情况下，很快沦落成了一只死螃蟹。

冈村可不愿意跟在土肥原屁股后面走老路，更不想做死螃蟹。

经过一番“技术攻关”，终于由战车集团自己想出办法，那就是在坦克外面加绑小汽油桶，如此估算，可以前进近二百五十里，也就是全部迂回路程的一半。

第28章 哪一站（3）

战车集团的迂回穿插，成为冈村在南昌战役中最为得意的手笔。他为此十分兴奋，可是随后挠头的事情出现了。

由于连续下雨，路上道路十分泥泞，不仅影响前进速度，而且使得坦克发动机受到影响，极大地增加了油耗，结果一半迂回路程还没走完，一众坦克就集体闹起了油荒。

战车集团只好临时决定把所有油料集中起来，供给其中的一个战车中队，让该中队先出发，其他全部原地待命。

如果不能继续“喂”油，这些坦克其实也没什么“命”好待。就在搓着手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人忽然想到了空投的办法，随即向第十一军司令部发出紧急救援电报：燃料用完，请赶快空投。

包括冈村在内，司令部的这些人此前没有一个想到过空投油料的办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算哪里。现在有人出了这个高明法子，可是因为没有准备，油却又找不到了。

他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好不容易收集了一些汽油，连夜用运输机运去进行空投。

由于油料僧多粥少，实际有超过一半的坦克战车当天仍无法继续投入使用。

这个时候，如果罗卓英能及时投入兵力进行攻击，这些坦克将全部因失去机动能力而成为一只只死蟹。可惜冈村的大规模闪电战术，已经完全打乱了罗卓英的阵脚，同时在缺乏空中侦察手段的情况下，罗卓英也不知道先期到达南昌城外的只是一部分单独的坦克部队，而他完全有可能截断这支部队的后路，并将另一部分不能动弹的坦克打成真正的死蟹。

他注意到的只是第十一军仅用两天时间，就连下三城，迂回到了南昌城西面，从而对南昌形成了半包围。

3月22日，罗卓英以保存部队为原则，向薛岳提出是否可放弃南昌。

薛岳连夜召集幕僚们进行研究。大多数幕僚都倾向于“守”，认为南昌城前的赣江宽达千米，非修水河可比，而且第十一军的后方联络线拉得过长，一旦附近的其他中国军队赶到，可一举切断其联络线。

薛岳犹豫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弃”。

平时的书面命令，大多是薛岳简单口述，然后交由幕僚们起草，唯独这份撤退令，他字斟句酌，亲自起草，乃至于电报都发出去了，撤退令还没写好。这在薛岳的军事生涯中是很少见的。

南昌究竟是弃还是守，其中分量实有千钧重，选择起来真是太难了。

首先，他相信罗卓英的话，认为第十一军确实已逼近南昌。其次，此时守南昌的是欧震第四军，如果一定要死守南昌的话，第四军可能会因此全部牺牲掉。

在粤军之中，以“老铁军”第四军名气最响，从张发奎到薛岳，没有一个不拿它当宝贝和亲生儿子看待。别的不说，在万家岭战役中，就是由第四军率先发现第一〇六师团的穿插动向，并将其诱入包围圈的。

牺牲第四军保南昌，南昌还不一定能保得住，却要把视如性命的“老铁军”给送进去，这当然是薛岳很难接受的。

日本第十一军侵占南昌

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是五天之后才到达南昌附近的，他们一路上都没遇到太过激烈的抵抗。3月27日，南昌陷落。

失守南昌，对于薛岳和罗卓英来说，都是一次重大挫折。薛岳起初虽未直接指挥南昌会战，但最后的撤退令是他拟定的，等于南昌城就是从他一手送出的，其心情可想而知。

如同运动员输了比赛，一些有个性的教练会连记者招待会都拒绝参加。南昌会战结束后。薛岳不仅没有依例召开战术检讨会，而且人也变得沉默起来，平时更是不肯涉及有关南昌会战的一个字。

太窝囊了，你们千万别跟我聊这个。

到站了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就算你想把脑袋藏被窝里也不可能了。丢失南昌，不光是失去了一个省会，也不光是失去了一个空军基地，它还导致了原本连成一线的第九和第三战区被分割开来，消息一经公布，便引得舆论大哗。蒋介石大为光火，除将罗卓英予以撤职外，还责令薛岳组织第九战区进行反攻，务期收复南昌。

弃城容易，要想再夺回来可就比登天还难了。自“七七事变”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是可以靠真刀真枪再夺回来的，无论大小。尽管较之中日开战前，日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意志已降低不少，尽管第十一军负责防守南昌的，依旧只是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这两个“弱弱师团”，可是中国军队实际仍无足够能力进行反攻，尤其是攻坚。

要知道，南昌并不是万家岭，这里不会给你提供秋风扫落叶的机会和环境。

薛岳当然也不是不清楚，但他这一回已经不敢再跟蒋介石对着干了，说到底，能够把腰挺起来，那都得有资本，如今仗打成这个熊样，没连带处分你已经够给面子了，还敢再犟嘴？

攻打南昌这样的大城市，必须有特种部队的支持，否则人再多也没用，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薛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将第一、第九两大战区的所有炮兵部队都集中起来，像冈村做过的那样，对日军的南昌防线进行摧毁式打击。

可是他面临着冈村不可能碰到的难题，那就是自武汉、南昌相继失守后，长江以南几乎成了日本航空队的天下，这意味着中国炮兵部队就算能组织成一个集团，也得不到空军的保护，反而正好给日军轰炸机提供一网打尽的机会。

就那么一点炮兵，假如就此被消灭，以后两个战区就都不要混了，所以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这时有幕僚出了个主意，说不妨派人渗入日军在南昌的“维持会”，找机会先一步进入南昌据点作为内应，之后里应外合，用奇袭甚至强袭的方式夺取。

当然是个类似于“平原游击队”那样的好主意，很节省工本，也非常智慧，可是你得想想，南昌里外有大大小小很多据点，你都能进得去？

况且这也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准备的事，起码先得取得据点日军的信任吧，那岂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到时没准连黄花菜都凉了。

对于薛岳来说，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顾虑：万一夺南昌不成，日军正好攻过来，反而把原阵地都给丢了，那就真是得不到利还要亏老本了。

因此在否定前两个方案后，他拟订了第三个方案。

这个方案叫做保平争胜，即不把第九战区的所有兵力都用于反攻南昌，而是一拆两半，一半用来守住原阵地，另一半用于反攻南昌，通俗点来说，就是鸡蛋放两个筐，即使其中一个筐砸了，晚上还有炒鸡蛋可吃。

南昌失守，薛岳是吃了冈村机械化闪击的亏，这次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对冈村来了个闪击，当然只能是纯步兵的闪击。

4月22日，第九战区率先对南昌发起反攻。

日军在第一线的据点有大有小。薛岳对大据点围而不攻，只留下小部队用于监视，大部队则从缝隙中钻过去，专拔小据点。

由于薛岳采用了闪击和乘隙而入的战术，所以很快就击破了第一〇六师团组织的第一防御线，顺利进入南昌外围。

与薛岳相比，他的同学上官云相却一上来就遇到了困境。

上官云相，山东商河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时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薛岳、叶挺、上官云相，再加上粤军战将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叶肇，甚至于郝梦龄、顾祝同，这些人全都是保定第六期的学生。一期能出这么多人才，绝对是大丰收了，也可以称之为“荣耀的第六期”。

打了一辈子仗，上官云相能够让人记住的，却是皖南事变。当时他的围攻兵力虽多出老同学叶挺好几倍，但并不是其基本部队，皆为临时统属，用他的话来说，是“七拼八凑”而成，在这种情况下，犹能够打败新四军主力，若仅就军事而论，还是不赖的。

如果用一个字来评价薛、叶、上官作战的特点，薛岳是“智”，叶挺是“勇”，上官则是“狠”，战场之上绝无菩萨心肠。

可是人光狠没有用，很多时候还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得有运气。比如在皖南事变中，一连下了好几场雨，给叶挺突围造成了很大困难，相反当然是帮了进攻者大忙。

在南昌反攻战中，上官云相的运气却比他的另一个同学薛岳要差得多。

薛岳闪击，打了对手一个冷不防，他则因三战区进攻计划本身靠后，乃至于发起反攻时日军已作好了准备。

薛岳那边可以穿隙而过，他这边却不行，前面全是密集而坚固的据点，根本无隙可插。

薛岳可以先攻第一线防御，他却必须直扑南昌，也就是说一开头碰上的就是硬钉子。

由于第九战区的规模大，所以即使薛岳只投入一半的人马来攻南昌，他的兵力还是比上官要多得多。双方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缺乏火炮支援，只能拼人。

所有这些东西，可以说没有一个是作为指挥官的上官云相能够自由选择的，除了运气，对此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第三战区因此打得十分艰苦。在第九战区击破日军第一防御线的时候，他们尚被第一〇一师团阻在莲塘，而且看样子，连莲塘都难以攻克。

负责担任主攻的第七十九师师长情急之下，竟然玩起花招，准备用假电报的方式向上级“报捷”，结果西洋镜被拆穿，随即遭到逮捕。

第九战区打得顺利，第三战区却迟迟没有动静，上官云相为此十分着急，他只能继续“狠”下去。

陈安宝与郝梦龄是性格相投的好朋友

时任第二十九军军长的陈安宝奉命亲临前线。

陈安宝，浙江黄岩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

陈安宝有较长的从军经历，他和郝梦龄虽然不是一届同学，却是一对相交已久的好朋友。两人性格上也差不多，都老实憨厚，从不会耍滑头玩花样。

郝梦龄比陈安宝小七岁，可早在太原会战时就牺牲在了第一线，当时陈安宝扶柩痛哭，十分伤心，曾誓言：为抗日而死，死亦为鬼雄，有朝一日，也要像好友那样选择慷慨赴死。

人生就像坐在火车上，每个人都有到站的那一天。

第七十九师是陈安宝一手调教出来的主力部队，师长也是他看着提拔上来的，现在表现成这样，他也是既失望又生气，但陈安宝又和郝梦龄一样待人宽厚，他起初只是打算对被捕的那位师长予以撤职处分就算了。可是上官云相不干：这种时候还敢欺骗上级，这样的人都不杀，我上官就不抗日了！

命令下来，军前正法。

陈安宝闻讯，难过得好几天都茶饭不思，然而在上官云相要他接下军令状，靠前指挥时，他仍毫不犹豫，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去了前线。

对下级仁慈，对上级服从，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矫情或做作，只是出于一颗善良的本心。

5月5日，陈安宝到达莲塘前线，可是还没等他发起进攻，战场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

正如薛岳曾经预料的那样，在你疲软的时候，人家也会对你发起进攻，第三战区久攻而不能克，早就进入了人困马乏的境地，趁此机会，第一〇一师团反而借助炮火掩护，向中国军队冲杀过来。

莲塘的第一〇一师团此时已增加到了四个联队，而陈安宝由于时间紧迫，并没有能够把后援部队全部带上来，很快他连预备队都打光了。

见此情景，卫士感到不妙，劝他从壕沟中先行转移，但陈安宝十分沉着，仍坚持在前线进行指挥。

5月6日下午，防线被第一〇一师团完全击破。

撤退中，陈安宝负了重伤，他的块头又大，所以根本跑不出去，最后战死沙场。

终于“到站”了。

在抗战中，有三位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牺牲在第一线，依次是：郝梦龄、陈安宝、张自忠，但郝梦龄和张自忠都是国葬，唯陈安宝没能享此待遇，据说与他倒在溃败路上有关。

陈安宝其实是有机会脱险的，而且无论情况如何险恶，这个前线最高指挥官始终都未离开过自己的官兵。

可是他也许不会计较。

因为没有谁能够事先预知自己会从哪一站下车，只是尽我本分就好，陈安宝正是这样的人。

就在第三战区全线溃败的时候，第九战区也遇到了瓶颈，南昌外围犹如莲塘，据点既密集又坚固，想像突破第一线防御时那样穿隙而过根本就不可能，而在没有火炮配合的情况下，硬攻据点只能徒增伤亡——仅仅一个小据点，第九战区伤亡数百人都攻不下来。

5月9日，中国统帅部电令第三、第九战区，结束对南昌的反攻行动。

第29章 我的路

早在指挥攻占南昌的战役时，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收到了一份发自参谋本部的情报，正是这份情报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情报上说，武汉会战时曾打得金泽第九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无法前进的汤恩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长江南岸调到北岸去了，目前正在湖北随县和枣阳一带布防。

北岸当然不只有汤恩伯，那是整个第五战区的地盘，几十万大军云集在那里，但从参谋本部到冈村，眼里都只有一个汤恩伯，认为这才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劲敌。

从武汉会战到南昌会战，冈村对中国军队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中国军队看起来很多，但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冈村也想到过，那么多地方军队，比如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粤军加起来会怎么样？能不能用以前“以华制华”的办法，鼓动它们联合起来与中央军展开内斗？但思考的结论让他自己都很丧气，且不说如今根本就没这可能，就算能成功，这些联合起来的军队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让冈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冈村曾如此评价汤恩伯：蒋介石手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其部队是蒋嫡系中的精锐。

可想而知，这么一个勇将中的勇将，一支精锐中的精锐，一直虎视眈眈地趴在武汉附近，其用意不言自明，而假如能成功地将其削掉或者驱逐，又无疑会对蒋介石及中国政府造成沉重打击。

冈村决定集中第十一军的主力，对随枣地区（随县到枣阳）展开一次大进攻，这就是随枣会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进攻的目的不再是占城夺地，而是攻而不占，主要以打击第五战区部队为主，其中关键就是包围并消灭汤恩伯。

然而冈村并不知道，他的这一侵略计划已经提前飞到了汤恩伯的桌上。

无名英雄

在武汉会战后期，李宗仁已经病愈返回原任。不过等他上阵时，首先需要面对的不是怎样指挥作战，而是如何部署“转进”。

自从经历徐州大撤退后，李宗仁就培养出了一种神秘的第六感。当时第五战区长官部距离前线还很远，可他老是觉得这里那里不对劲，经常耳鸣眼跳，以至于绕室彷徨，辗转反侧，半夜三更都睡不着觉。

时为午夜，众人都睡得正香呢，他就披着衣服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并且把一干随从卫士都弄醒，嚷嚷着要转移。

参谋长徐祖贻揉着眼睛跑过来，看李宗仁那心神不宁的样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凶险，早走早好。

徐祖贻并没有收到任何敌情通报，但李宗仁是战区司令长官，不听他的又听谁的，遂安排长官部人员连夜西撤。

很多人嘴里不说，心里没准都在骂老爷子发神经，这么晚了都不让大伙睡个囫囵觉，穷折腾个啥。可说来也怪，李宗仁的第六感就是奇准，在他走后仅仅两个小时，日军骑兵就窜进了他睡觉的那个村庄。

“发神经的”现在精神了：看看，我没让你们大伙白跑吧。

第六感虽然灵，但是不科学，李宗仁大部分时间依赖的实际还是情报网。

要打好仗，情报十分重要。当年马占山在东北跟日本人兜圈子，兜到本庄繁都无可奈何，就缘于建立了效率奇强的情报网，而说起老李的情报网，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他安插在日军后方的神秘线人。

当年西南诸省反蒋，包括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这些人，都是日本人实行“以华制华”的重要目标。那段时间，到广西来做说客的“中国通”们有如过江之鲫，数也数不过来，这里面就有和萧振瀛进行过香港谈判的和知鹰二。

在与和知打交道的过程中，李宗仁发现和知的翻译官像是个“好人”。这种感觉，就如同他第一次见到张自忠时一样，仿佛善良就清清楚楚地写在对方脸上。

于是私下里，李宗仁便让人把翻译官秘密约到家里。

这是个年轻的东北人，热情、健谈，有什么说什么，但是当李宗仁试探着提到“你的家乡已被日本人侵占，你怎么还甘心为敌人服务”时，他忽然语塞，随之，两行热泪无声地从脸上滑落下来。

夏文运，辽宁省大连市人，家里世代务农，自小就读于日本人所办的中小学。据说他的一口日语说得比一般日本人都好，根本听不出是中国人说的，后因成绩优异，受“满铁”资助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

“九一八”事变前，夏文运在东北的大学教书，之后书自然没得教了，只能随逃难人群进入关内。他原来并不想给日本人做事，可是以他那样跟敌国沾边的文凭学历，显见得到哪都不受欢迎，找工作时处处碰壁。他又干不了别的，给日本人充当翻译官，借此养家糊口就成了唯一出路。

灯火阑珊处的夏文运看上去有说有笑，其实那不过是戴着一副面具在表演而已。

他虽然为日本人做事，却良知未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可也正是这样的人，却不得不以为侵略者服务来维持个人生计。

可以想见，当听到或看到“汉奸”“走狗”这些词语时，这个年轻人会多么难过，内心又会处于怎样的煎熬和挣扎之中。

有时候，活着远比死亡更残酷，特别是当你面前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甚至连解脱都不可能，只有在清醒中一味痛苦的时候。

因为怕熟人或家乡的人知道自己的底细，夏文运甚至把名字都改掉了，因“夏”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他对外一直称自己叫“何益之”（益之是他的字）。

李宗仁的突然一问，瞬间击穿了“何益之”的心理防线，后者泪如雨下。

李宗仁马上意识到，有门了，便紧跟着又问了一句：何先生，假如中日之战爆发，你愿不愿意替祖国尽点力？

夏文运听后，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连连点头：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从那时候开始，夏文运便正式成为李宗仁的高级情报人员，两人通过秘密电台和专用密码进行单线联系。

在台儿庄战役的初期阶段，五战区要防津浦线那么狭长的一个区域，而能调动的兵马又那么少，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惊险之至，但是李宗仁左右腾挪，依靠一群杂牌部队，硬是兜住了日军的南北合击，看起来如有神助。

其实这个“神”就是夏文运，有了夏文运，李宗仁也就拥有了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夏文运从上海租界发来的第一份绝密情报是：日军南动而北不动。于是李宗仁就把张自忠从北面调到南面，在淮河挡住了第十三师团。

第二份绝密情报是：板垣师团将从胶济线南下。李宗仁急忙将庞炳勋调往临沂，以阻止板垣南下，可是后来眼看庞老爷子也吃不消，而当时南北又都很吃紧，怎么办？

就在此时，第三份绝密情报及时送到：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正是这份关键情报，促使李宗仁下定了从淮北前线抽调张自忠北援的决心。

可以这么说，没有夏文运作为超级耳目，李宗仁要想在前台当掌柜都颇难，更不用说取得台儿庄大捷了。

到了徐州会战后期，由于参谋本部对情报封锁得很紧，连和知鹰二这样的军部高级官佐都没听到一丝风声，这才导致夏文运的情报工作暂时失灵了一段时间，也因此造成了李宗仁的多次判断失误。

武汉会战结束后，一连串的“胜利”使日本放松了对情报工作的控制，夏文运在上海的情报站重新恢复运转。

李宗仁的这条情报线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那时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个藏在自己中间的超级间谍，立即在上海展开满城搜捕。夏文运东躲西藏，侥幸得脱。

在那些与魔鬼打交道的日子里，在没有正式的政府名义，也不接受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这个人始终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战搜集绝密情报，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唯一应该走的路

通过夏文运从上海及时发来的情报，李宗仁第一时间掌握了冈村的兵力分配及作战计划。

随枣之战，冈村准备动用三个主力师团，其战术明确为“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即从东西两路出发，最终将第五战区包括汤恩伯在内的主力包围起来并予以消灭。

由于事先知道了冈村的用兵目的，所以李宗仁的重点也不在据守城池，而是利用地形对日军进行持久消耗，然后再伺机实施反击。概而言之，大家都是朝着对方的兵去的，你要消灭我，我也想消耗你。

对于李宗仁来说，时间拖得越久，对日军杀伤越多，仗自然就打得越好，丢掉点地方尚在其次。

在五战区，汤恩伯虽属于不得不倚重的主力，但李宗仁最喜欢也最看中的还是张自忠。武汉会战结束，李宗仁便任命张自忠为右翼兵团总司令，授上将军衔。

仅仅一年前，张自忠身上还背着“撤职查办”的处分，之后不仅取消了处分，而且几乎是在以闪电的速度往上晋升。先是由军长升为军团长，再由军团长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又由集团军总司令升到了右翼兵团总司令，在五战区成了超过汤恩伯，仅次于李宗仁的一方统帅，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在接到任命后，张自忠曾向李宗仁去电请辞：任重才轻，万难胜任。

李宗仁不准——“任”是很重，但你的“才”可不轻，相信一定能够胜任。

张自忠不光是客气，他也确实有难言之隐。正所谓权力越大，能力越大，这副担子挑在身上是明显能感觉得出分量的。

右翼兵团看上去人很多，有十五万兵力，但实际上五战区的破烂家当都在这里面。其中，人数最多的为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这是一支川军。

当初刘湘首次出川时，包括唐式遵集团军等能战之师就被抽光了。再抽，抽了一个王陵基集团军，由地方保安团改编而成，不仅不如唐式遵，还不及邓锡侯。最后一个抽的就是王缵绪集团军，属于把刘湘留川的仅存一点部队都捆捆打包了。

王缵绪集团军足足有四万之众，可是论战斗力只能垫底。

显然，张自忠指靠不上这些部队，他能依赖也必须依赖的还是老二十九军的那点底子，即新编成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他深知，只有第三十三集团军勇挑重担，才能把整个右翼兵团带动出来。

可是仗打到这个样子，在第三十三集团军内部，从军长到师长，作战决心和勇气都大不如前，有的是被打怕了，有的则是想保存部队的实力。

这个世界每一天都会变化，而变化的结果又常常会令我们大吃一惊：今不如昔的名单中，就有时任第七十七军军长的冯治安。

在老二十九军的将领中，刘汝明和冯治安的部队军纪都不好，但因为失守张家口，刘汝明每战都要拼出老命，就算这样，还担心别人再在背后给他扣上“汉奸”的帽子。冯治安与他们都不一样，由于“七七事变”时第一个拔剑而起，所以他先前的声誉最好，渐渐地就开始躺在功劳簿上居高自傲了，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宋哲元都不放在眼里，想骂就骂，想走就走。

第30章 我的路（2）

大敌当前，冯治安仍然在敷衍，不断地敷衍，敷衍张自忠，也敷衍部下，反正就是不肯使出全力。

随枣之战打响之前，张自忠给冯治安写亲笔信，说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继续敷衍，你敷衍我，我敷衍你。日军没来，我们敷衍着布置，日军来了，我们敷衍着防守。这样看起来似乎很聪明，其实最笨了，看起来似乎很占便宜，其实更吃亏！因为这条路走到尽头，只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会葬送在你我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被我们自己断送，所以这是一条死路。

第二条就是拼到底。今天不拼，明天还是要拼，在前面不拼，退到任何地方仍然得拼，不如现在就拼一下。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们也对得起国家，不愧做一世的军人。所以，这条路是光明大道，是我们唯一应该走的路。

张自忠最后告诉冯治安，随枣之战必须拼——我们今后算人还是算鬼，就在这一仗中见出分晓。

如同当年“七七事变”时的宋哲元之于张自忠，张自忠如今也是在以兄弟骨肉之恩托付冯治安，然而是好是坏，他同样没有把握。

做英雄还是做狗熊

5月1日，随枣会战开始。

5月6日，右翼防线被攻破。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配属于襄河以东的两个主力师均被日军冲乱，两个师长也不知所踪。

5月8日，立于第二防线的桂军难以支持，日本第十三师团占领枣阳，第十一军因此对五战区部队形成了第一层迂回包围——说是以消耗日军为主，可问题是人家根本还没怎么被消耗，自己却已经陷入了包围圈，且军心涣散。

张自忠虽对随枣会战有过最坏估计，但也想不到会如此恶劣，如今必须有一个高级指挥官到河东去督战，否则战局不堪设想。

师长之上便是军长，第一个该去督阵的应是冯治安，但是冯治安不见踪影，于是张自忠决定亲自出马。

5月8日，张自忠到达襄河岸边，却在这里意外地碰见了一个人：吉星文。

吉星文是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的部下，他也同样曾经是“七七事变”时的英雄。

提到卢沟桥，一般人都只知道吉星文，但“七七事变”发生时，吉星文其实还在南京受训，死守宛平并发起卢沟桥之战的是金振中。等吉星文赶回华北时，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段已经过去了。

但是吉星文的运气特别好，他回来的时候，正巧新闻记者来采访，遂以为卢沟桥前后战事皆系其一人指挥，报纸上翻来翻去也就只剩下了吉星文一个人的名字。

第三十七师就是河东溃散的两个师之一。看到吉星文，张自忠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厉声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吉星文没想到会在岸边碰到张自忠，一时也有些蒙了，只得乱找借口：我是来向总司令报告，请调援兵的……

张自忠一听，怒不可遏。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部队还在河东不知死活，身为长官你竟然一个人跑回了西岸，还说要向我报告。你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吗？我看你是狗熊！赶紧给我过河，再退就杀你的头。

吉星文一缩脑袋，赶紧掉头奔向岸边。

其实岸边不只吉星文，还有另外一个溜号师长——第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

刘振三听说张自忠来了，吓得赶紧躲进了防空洞，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吉星文是冯治安的直属部下，所以张自忠尚算留情，如果撞到自己，很可能毫不客气，兜头给上一刀。

刘振三在进防空洞前，特意关照卫士：你就跟总司令说我已经过河东去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

随张自忠一道渡河的，是他最得力的基干部队——黄维纲第三十八师，该师在张自忠的指挥下，立即对日军发动了猛烈反击。

张自忠直接坐镇第三十八师指挥所，黄维纲则靠前到第一线进行指挥。随张自忠过河的还有苏联顾问，跟其他老外顾问不同，苏联顾问向来以不怕死著称，可是连他也提出异议，说自从一战之后，还没听说过哪位总司令离前线这么近，已经进入对方山炮射程了。作为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这样做太冒险，也太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

张自忠不为所动：我们在物质方面没法和日军相比，除了必死的决心，请问还有什么讨巧的方法可以战胜他们？

战斗打得最苦的时候，第三十八师指挥部到处响彻着求援的电话铃声。

一个电话打过来：顶不住了。

张自忠手握耳机，大声问：你说清楚，到底谁顶不住？

当官的顶不住，就枪毙当官的。当兵的顶不住，就枪毙当兵的。你顶不住，就枪毙你！

电话里再无声音。

又来一个电话：都打光了，没有人了，怎么办啊？

张自忠连电话都没去接，直接撂过话去：打电话的是谁？给我问问。他不是人吗，打到他不能打电话为止。

电话也哑了。

随后的求援声已经带上了哭腔：不行啊，伤亡实在受不了，让我们退后一点，喘口气吧。

张自忠大怒：阵地就是坟墓，有进无退，后退者死！

最后一个是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本人的电话，他没敢再说往后退，而是报告有一处阵地被突破了，请求增援。

张自忠镇定地告诉他：你再坚持两个小时，等待大反攻。

随即传令下去，对表。

5月10日，以第三十八师为主，右翼兵团发起全线反击，对第十一军侧后部队造成重大杀伤，其中还包括一支拖运军马和运输艇的辎重部队。

据俘虏交代，第十一军也有过偷渡襄河的计划，不过随着辎重部队的覆灭，这个计划当然只能泡汤了。

这就是“鄂北大捷”。

武将爱武将

随枣会战开始之初，李宗仁狼狈极了。在右翼防线被攻破之后，处于第二防线的桂军也仅抵挡了两天，就把枣阳给交待了，而枣阳是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一时间战区司令长官连到哪里指挥都成了问题。

随后，张自忠的渡河截击却又让李宗仁变得乐观起来，后者兴致勃勃地拟了一个计划，准备让汤恩伯集团军从左翼出击，说是要像台儿庄战役那样，将日军装进他的袋子里去。

汤恩伯本在重庆述职，见战况不佳，才刚刚赶到前线。他虽然一直在后方，但对战局的进展非常清楚。

张自忠东渡襄河后，截击的仅是一部分侧后日军，改变的也只是右翼战局。实际上，左翼战局不是好转，而是在继续恶化。

继第一层迂回包围后，冈村又派出骑兵旅团进行第二层包围，位于桐柏山的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如今处境十分危险。

台儿庄大捷时面对的不过是半个师团，现在是三师一旅团，加上两层包围，这个时候出击等于是投怀送抱，自投罗网。

因此汤恩伯不同意李宗仁的计划。

五战区司令长官还不甘心，仍然坚持说，枣阳已经失守，桐柏山也就此变成了后方，你从后方出击，会有什么危险？

这么一说，却把汤恩伯给惹火了。

你究竟懂不懂战术，这不是胡乱拿部队去牺牲吗？

话不投机，壮汤来了性子，愤然拂袖而去。

说我不懂战术，不懂战术会有台儿庄大捷？被汤恩伯当众甩过脸子之后，李宗仁气得脸红脖子粗。在他眼里，汤恩伯几乎就是第二个韩复榘，骄傲自满，目无长官，真恨不得到蒋介石那里去告他一个御状，让这家伙得到和韩复榘一样的下场，心里才算解气。

不过静下心来一想，老李又叹了口气，算了。

汤恩伯毕竟不是韩复榘，那是所谓的中央军嫡系将领，蒋介石的心腹。弄得不好，汤恩伯的不服从命令，可能正是那位“委员长”所高兴的呢。

理由嘛，很简单，我以前反过蒋，如果汤恩伯认真执行我的命令，可能倒要失去“天眷”了，所以他哪会把我这个战区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李宗仁甚至还想到，如果自己傻乎乎地真去蒋介石那里递了状纸，蒋介石可能非但不会处分汤恩伯，反而还会将状纸交给汤恩伯本人看，说你看你看，你的那个李长官正在告你呢！

哈哈，这样一来，汤恩伯当然会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也会对蒋某更加服从。可他对我不是就更加记恨在心了吗？现在不过偶尔发发牛脾气，以后没准就要天天拍着桌子朝我大叫了，何苦来哉。

所以算了，咱大人有大量，能忍还是姑且忍一下吧。

汤恩伯这样不拘小节的牛人，恐怕不仅是李宗仁，任何一个直接上级都会感到头疼，一句话，这人能耐是有，但脾气太大，谁都管不住，大概就除了蒋介石。

不过在这件事上，汤恩伯倒不完全是有意犯上，而是他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当时确实很困难，因为冈村发动随枣战役，主要矛头就是冲着他来的，假如你再自己跳出来，岂不正好被其生擒活拿？

5月10日，汤恩伯开始组织撤退。他命令张轸第十三军在桐柏山区继续进行游击，其余集团军主力则以相互交替掩护的方式，向北转移。

冈村在发起进攻后，一直在寻找汤恩伯及其主力的准确位置，但汤恩伯打仗跟其他人不一样，每次临阵，他的指挥所并不固定，也从不停留于某一地点。

他这样做，其实并不是怕死，而是求学陆士的经历以及与日多次作战的经验都告诉他，日本人侦讯手段很高超，一个不留神，你的行踪就会完全暴露。

打运动战的，要是让对方准确掌握你的行止动向，那你就没得玩了。

正是由于汤恩伯飘忽不定，所以冈村始终无法将之真正锁定，在汤恩伯及其主力北撤后，他还误认为桐柏山的张轸第十三军就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全部主力。

5月12日，第十一军在枣阳以北完成了双重合围，冈村当天就向三师一旅团下达了收缩包围圈的命令。

就在冈村快要收网的时候，汤恩伯却突然率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南下，从外围进行猛烈冲击。第十一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也被击了个千疮百孔。

冈村费了牛劲，只换来一场空，连张轸第十三军都没能奈何得了，反而自身损兵折将。

5月14日，他不得不宣布结束战役，让各军全部退回原驻地，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

让冈村感到格外恼火的是，这个时候，参谋本部却发来了一份由参谋总长亲自签署的命令，让第十一军返回原作战地区，继续进攻汤恩伯。

冈村此时的心情就犹如汤恩伯对李宗仁：你们懂不懂战术啊，这不是胡乱拿部队去牺牲吗？如果全都由你们这些坐在家里的老大来指挥，还要我们这些前线军司令官干什么？

冈村气得要命，他也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仍维持原议。

5月15日，冈村乘飞机视察战场，从半空中看到负责断后的骑兵旅团已经在用门板抬着死伤者同行了，深感自己决策的明智。

虽然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冈村认为“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所以对汤恩伯一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同时，他对汤恩伯的性格和作战特点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那就是此人其实非常勇敢，只要你围住他的一部人马，那他必然要亲率主力予以援救。

等着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还有重新见面、再次较量的机会。

第31章 得句犹如将成功

对中方将领，冈村提及最多的是汤恩伯，对薛岳不是完全不提，就是以“敌军统帅”代指，有时甚至还有意无意地用“无能”这些词语来进行贬损，但其实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个“非嫡系将领”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威胁。

你完全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冈村的行动，正如他后来从不提及万家岭战役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那场战役根本就没发生过哩。

万家岭大捷是薛岳的得意之作，当然就是冈村的败兴话题。不过让人吃惊的是，就在第一〇六师团在雷鸣鼓刘陷入地狱一般的劫难时，冈村不是急着救人，却还在“怒其不争”，原因是他在中国政府散发的传单中看到了一则资料，上面一字不差地刊登了第一〇六师团各联队的番号及联队长以上军官的姓名。

中国人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显然是有人投降，并且老实进行了交代。

冈村气愤就气愤在这一点上，他认为这些身陷绝境的官兵实在打不过，就应该一个个剖腹自杀，还投降，还“招供”，果真是个“弱兵师团”！

所以自始至终，冈村对援救第一〇六师团一点都不起劲。

让冈村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不到，这样丢脸的事竟然又发生了。

恩怨分明

虽然侵占了南昌，但自入夏以来，驻防武汉及南昌周边的部队经常遭到袭击，一名军曹就这样被第九战区俘虏了过去。

这名军曹所供职的部队并非第一〇六师团，所以你没法用“弱兵”之类的理由来解释。本来想蒙混过去，把伤亡名单重做一下，当“已战死”处理的，谁知过了没多久，前线却出现了一个用扩音器对着喊话的日本人。

薛岳通过夏季攻势对日军发起连续袭击

喊的内容自然是让尔等速速投降之类，这个倒没什么，令人特别尴尬的是，此日本人非别人，正是前不久被俘虏的那个军曹。原来这位仁兄被俘去后，不仅将自己所属部队编制及全体人员名单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还成了“日籍中国兵”。

冈村是个极重视军心士气的侵略首领，此类事件，简直比打了败仗还让他感到寒心和后怕。

再一翻这些天来的作战日志——

7月18日，南方敌军呈现活跃。

7月26日、27日，第六师团前面敌军的蠢动状态显著。

……

这绝不是偶然的进攻，而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连续袭击！

冈村判断得没错，薛岳策动的夏季攻势已经持续有些天了，虽然势头不是挺猛，动静也不是特别大，但今天打一黑枪，明天摸一岗哨，隔几天还弄出个把“日籍中国兵”出来，无论如何是没法坐视不理的。

8月15日，冈村确定要对第九战区发起一次大战役。与随枣战役类似，这次战役也是以攻占要地为次，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

当然了，如果还能顺势侵占长沙则是冈村求之不得的事。因为长沙胜过枣阳，此处号称中国米仓，自古以来就有“两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日军在控制长沙后更能做到“以战养战”。

随枣战役基本上是虎头蛇尾，没捞到什么大的好处，可以说是失败了。总结教训，恐怕还是败在动作太明显上面，进攻枣阳，迂回包围，所有招式都一目了然，让人家看得明明白白，岂能不预作防范？

这次我要奇袭长沙！

以前每次发起战役，冈村都要保密保密再保密，这次却一反常态，战前就故意放出风声，说第十一军即将攻打宜昌和福建。

宜昌是指着第五战区去的，即使是南方的福建，似乎也跟第九战区所在的长沙搭不上界。

冈村以为他很聪明，但是没想到中国人的情报战着实了得，从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到薛岳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没有一个不知道冈村是奔着长沙来的。从头至尾，其实就冈村自己被蒙在鼓里，也真够可怜的。

冈村要攻的是长沙，这点大家都知道，问题就在于要不要守长沙。白崇禧主张长沙不守，而是退至衡阳，薛岳则坚持在长沙一步不退。

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的重新部署，第九战区隶属桂林行营，也就是说白崇禧是薛岳的顶头上司，然而薛岳并不服他这位上司。

薛岳（左）感激陈诚（右），独不服白崇禧

当年薛岳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轮到桂系得势，白崇禧上来后毫不客气地把薛岳第一师师长的职务给免掉了，而那几乎成了薛岳倒霉的开端。

薛岳恩怨分明，陈诚把他拉上岸，他记住了，白崇禧把他推下沟，他也记住了。

凡是白崇禧的指示电令，只要他认为不对的，马上一个“叉叉”上去：胡说。或者批道：不理。更有心情不爽的时候，扯碎了就往纸篓里扔，把旁边的幕僚都弄得面面相觑，过后只得悄悄再拾起来，重新拼贴。

在薛岳看来，这没什么过分的，你以前对我“毫不客气”，我现在回报你的当然也只会是“毫不客气”。

不过此番却有些不同。

放弃长沙并不是白崇禧一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国统帅部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最后连蒋介石都同意了。换句话说，薛岳“抗命”抗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但他仍固执己见，不肯让步。

赛马故事

9月15日，第一〇六师团从东路率先发动进攻，揭开了第一次长沙侵略战的帷幕。

第十一军虽然辖有七师一旅团，但各有各的防区，不能整师抽出，一般都得抽一半，留一半，所以六个师团的进攻部队，有相当一部分实际都是以旅团为单位参战的。

不能呼啦啦一道上，就应该集中，冈村却偏偏来了个分散。

到这时候为止，冈村仍然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自己捂住了眼睛，就以为别人都看不到他了。为了告诉薛岳，他要进攻的不是长沙，而是福建，他分兵三路，以作“疑兵之计”，最后没“疑”住人家，反把他自己给绊倒在地。

从总体上看，冈村很是失策，但还是有人给他撑足了面子，而这回帮他争气的，恰恰是“日本最弱师团”。

万家岭大捷后第一〇六师团重新进行补充，摇身一变，实际上成了另外一个新编师团。这个“新第一〇六师团”由第十一军的特种部队抬着轿子，因缘际会地拿下南昌，首先令他们自信心大增，之后在南昌攻守战中又获得了新编部队最缺乏的作战经验，所以早非吴下阿蒙。

第一〇六师团出场后很是抢眼，他们使用迂回绕击的战术，居然迫使由四个军构成的东路防线连连后退。

东路属于“疑兵”，薛岳对此很清楚，可“疑兵”也不能不重视，只要它一得势，就极有可能马上变成“重兵”，并对你形成致命威胁。

9月16日，薛岳迫不得已，只能将作为预备队的王耀武第七十四军派了过去。

刚刚才打了一天，就需要使用预备队，而东路还不属于主战线，这令蒋介石闻之都大为不满，特地严令薛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再把兵力抽到东路。

三路进兵，薛岳唯一不用过分担心的是中路。

中路与庐山类似，千米以上的高地连绵不绝，属于冈村颇为发憷的“三百米以上”地形，而且薛岳早已围绕山地构筑了坚固阵地，日军要硬攻的话，必然只能重蹈武汉会战的覆辙。

可是薛岳仍然很危险。

春秋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田忌赛马故事。

故事中说，齐国大将田忌欲与人赛马，却无取胜把握。“武圣”孙膑便给他出了个主意，同样的三匹马，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用中等马对劣等马，用劣等马对上等马。比赛结果是，前两匹都赢了，只有后一匹输了，三局两胜，田忌取胜。

冈村是“中国通”，他的用兵似乎也仿照了这一典故，即东路用了中等马，不过这匹中等马犹如吃了壮阳药，一个新编师团能牵制对方整整一个集团军，甚至将第七十四军都逗引了出来，这局就算赢不了，也已经不错了。

中路用了劣等马，能不能翻过山都无所谓，仅仅是做个样子，吓唬吓唬你，顺便再分掉你一点兵。

冈村所使用的重兵全部集中于湘北西路，出动兵力达到五万多，占去进攻部队的一半以上，而且以“日本最强师团”熊本第六师团作为主力，是标准的“上等马”。

就地势而言，湘北完全在“三百米以下”，加上第九战区最为得力的第七十四军调到了东路，薛岳再怎么折腾，至多也只能整一个“中等马”出来。上等马对中等马，这局必赢！

正是由于湘北之战如此重要，所以史家又将第一次长沙会战称之为湘北会战。

9月18日，第十一军从湘北发动进攻。只要湘北得手，冈村就可以一箭双雕，顺势迂回到守军的中路侧后，那里自然也没法再守。

三局两胜，薛岳如果一下子输掉两局，不用说，败是注定的。

十二金牌

形势急迫，白崇禧三番五次让薛岳后撤，但薛岳就是不接受命令，“小诸葛”发现桂林行营主任的招牌不灵，于是索性搬出副参谋总长的架子：再不遵令，今后长江以南如有闪失，唯你是问。

仍然没有动静。

白崇禧无奈之下，只好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正告薛岳“少安毋躁，静待时机”，实际上就是避免在长沙决战。

这次薛岳不敢再甩出“胡说”或“不理”了，但他反客为主，在电话里跟蒋介石唠叨个不停，你不同意他就不放电话。

蒋介石为此头疼不已，一听是薛岳的电话，就立即跑得远远的。

“委员长”不在，不还有“委员长夫人”吗，薛岳去找宋美龄。

宋美龄与薛岳的夫人同为海南文昌人，两人是拜把子姐妹。因为这层关系，薛岳与宋美龄的私下关系也很好，他的很多话都是通过宋美龄向蒋介石传达的。

薛岳让宋美龄转告蒋介石：就算日军逼近长沙，我也绝不后退！

这话一递，把蒋介石给急得够呛，至此再也没法装隐身人，只得现身出来连着给薛岳打电话。

可是老虎仔也学坏了，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电话打过去，找不到薛岳，负责接听的参谋回复：薛长官去前沿阵地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犹如击鼓传花，花递到蒋介石那里就再也送不出去了。后者见这样不是办法，便把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与白崇禧一道找来。

当着他们的面，蒋介石亲笔写下“不守长沙”的手令，让二人拿着去见老虎仔。

第十二道金牌驾到。

薛岳看完蒋介石的手令之后愣了愣，忽然红着脸冒出一句：我是军人，我绝不退出长沙。

第32章 得句犹如将成功（2）

白崇禧还想对他说一些诸如持久抗战，保存实力的道理，薛岳不仅不愿听，反而更加按捺不住火气：你硬要我这么做，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以后不敢再穿这身军装了！

两句话不对付，一对冤家便大吵特吵起来。

陈诚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倒觉得薛岳说得不无道理。

你说长沙难以守住，得退衡阳，可如果衡阳也难守呢，该怎么办，再退桂林？

虽然说是要持久抗战，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可国土一共就这么多，退来退去总有个尽头，在中日双方实力如此分明的情况下，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一个稳妥的必胜之地呢？

想到这里，陈诚上前拉架：二位别争了，还是研究一下长沙有无一战的可能吧。

说是中间人，但薛岳一听就听出来了，这位是偏向自己的，于是赶紧表态：部队士气很盛，完全可以一战，而且兵力也是绝对够用的。

陈诚点点头，转而劝说白崇禧：

我看长沙还是应该守，如果长沙都不守，那国际国内的影响太大了。再说，即使退到衡阳也并非万全之计，到时如果驻广州的日本第二十一军沿粤汉铁路向北抄击过来，大家岂不是腹背受敌，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艰难。

白崇禧似有所悟，特别是后面一句对他触动很大。因为中原大战时，桂军就是在衡阳被北上的粤军所击败的。

陈诚见已说动“小诸葛”，便回头告诉薛岳：你组织反击，“委员长”那边我去报告。

薛岳要的就是这句话。

他绝不相信长沙会守不住。日军凶猛不假，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据于两湖之地，再加上一对铁拳，岂是那么容易被人欺负的。

两位“钦差大臣”走后，薛岳仍不放心。当天晚上，他决定直接向蒋介石请战。

已经很晚了，蒋介石也早已入睡，电话是宋美龄接的。

薛岳在电话中语气十分激动：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会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你们也可以算作抗命，把我拖出去枪毙。

第二天一早，除了宋美龄的传话，当然还有陈诚的报告，蒋介石开始回心转意，并让宋美龄专门给薛岳打来电话。

这种时候，到处都是失败论调，信心非常可贵。既然你有这个信心，那就好好打。

蒋介石亲自补发命令：在长沙打！

有了这个正式命令，当然就没有抗命一说了。

魔高一丈

9月23日，包括熊本师团在内的第十一军两师一旅团，突破湘北防御，从新墙河徒涉而过。

这一幕像极了南昌会战初期的情景，而且看上去，冈村似乎也已经得手。

其实不然。

薛岳嘴上不说，对南昌会战的失败却一直铭记在心。那一战与其说冈村战术高明，不如说他的特种部队太出色了。

第九战区也有直属炮兵，但与第十一军没法比，冈村只要把炮兵集中起来，再加上飞机的轰炸，就可以基本破坏防御工事，然后坦克战车往上一冲，守军光凭轻武器是挡不住的。

假如你还要与他对拼这个，想要不吃亏都难。

薛岳学聪明了，他不在防线上与对手长时间对峙，而是先逐级抵抗，然后再退出一定距离。

老虎仔的实际部署是，只使用一部分兵力进行正面抵抗，主力全部后撤，但这种后撤不是溃退，而是在等待援兵，积聚力量后待机反击。

这招有名称，叫做：后退决战。

长沙不是南昌，新墙河也不是修水河，没有道理跟你死扛，且退后一步收拾你。

稻田灌上水后就可以上演“泥水泡猪皮”

冈村并不清楚薛岳的肚皮官司，他认为门户已经打开，正是狂飙突进的时候。

按照南昌会战的程序，过了河之后当然还要迂回。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正面阻力，还能为“三局两胜”打下基础。

最好是用坦克战车迂回，拉风一点的还可以使用坦克集群等时髦概念，然而冈村发现，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最新式战术”失去了用武之地。

南昌会战刚刚结束，薛岳就痛定思痛，认识到道路不仅得破坏，还要破坏得彻彻底底，不留一点余地。

早在四五个月前，他就在长沙以北搞起了“大破坏运动”，挖水田的挖水田，造湖的造湖，看到山必定要弄一座绝壁，看到道路必定要弄一条深沟。

这位说了，你自己总得走路吧。

老虎仔有绝的，就一条人走的路，他还给改造成了凸形，路上及其两侧都不能开车的那种。

第十一军过河是过得很轻松，可是过河之后，凡是四个轮子的，什么炮车、汽车、战车，一律望而兴叹，不仅大炮不能拉，坦克也不能开，只能步兵单独推进，而步兵的行进速度也一直快不起来。

据说日军官兵脚下穿的大头鞋皆为猪皮材料，一碰到水就会发胀。薛岳便将长沙外围的所有稻田里都灌上水，部队撤退或作战时也有意从水田里经过。

“泥水泡猪皮”，日军的皮鞋被浸泡后变得笨重不堪，连抬抬腿都吃力，更别说跑了。

巨猛杨六郎

与冈村所料不同，第九战区实有两匹“上等马”，除了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外，还有关麟征第十五集团军，后者成了薛岳掌握在手中的另一个撒手锏。

关麟征，陕西户县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小时候的关麟征有两个最。一个最，是由于爱调皮捣蛋，所以手心挨先生的板子最多。另一个最，则是他的学习成绩最好，考试总是全班第一，但因为“前最”在先，所以被降格成了全班第二。

这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要么就好到顶，要么就差到底。有看着他长大的长辈预言，这娃娃将来若成器，就是个杨六郎，不成器，则只能去卖卖麻糖。

一开始关麟征的抱负并不远大。他投考黄埔军校的初衷，也不是什么“主义”或者“革命”，而是觉得当军官很威风。他的终极理想是：能当上连长就不错了。

但是多年前的那个预言终于没有落空。

二十岁那年，他当上了连长，不过不是终极，只是起步，此后就开始了令人炫目的撑竿跳，而且越跳越高，频率也越来越快。

二十四岁，成了新编师副师长，参加中原大战。

二十八岁，已经是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参加长城抗战。

三十二岁，升任第五十二军军长，是保定会战的绝对主力。

三十三岁，在台儿庄大捷中声名鹊起，出任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当时的黄埔毕业生中，能达到军团长这一位置的一共就两个人，除了他，就是胡宗南。

战争是成就名将的最好阶梯，而每个人在战场上又都有自己借以扬名立万的一套。

长城抗战，打到危急关头时，关麟征曾以师长之尊亲自在第一线发起冲锋，十余个随从官兵全部战死，他自己也被炸伤多处，浑身是血。

徐州大撤退，关麟征率第三十二军团向商丘转移，但是路上一座桥被日军封锁，八挺重机枪对着面扫射，部队怎么冲都冲不过去。关猛上阵，得句犹如将成功关麟征见状大怒，立即调来十几匹快马，自己骑在最前面，趁日军机枪暂停射击的瞬间，驱马队向桥头飞奔过去，仅一个照面就把重机枪阵地给冲散了。

关麟征因而得名：关猛。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之前，关麟征已被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代总司令，专负湘北战场之责。

一切程序都按照薛岳的预想在走，关猛所要做的，就是完美细节。

第十五集团军除关麟征直辖的五十二军外，其他都是七七八八的临时归属部队，总计达到六个军二十多万人。由于原先互不统属，如何节制便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后撤时，如果大家都抢着往后面跑，有计划的撤退极有可能演变为毫无秩序的溃退。

关麟征以身作则，要求所有部队长官都必须走在最后面，有带头逃路的立即予以军法处置。结果这么大一个规模的混编集团军，撤退时却井然有序，未让日军在追击时找到任何空隙。

冈村本来以为在湘北打开了缺口，但情况随后就发生了变化。

9月26日，本拟利用地形进行迂回包抄的日军突然遭到了强烈抵抗，变得寸步难行。

这就是薛岳的反迂回战术，正式名称是“争取外线”。关麟征依计把主力部队保持在日军的侧面，你迂回我，我必侧击你，让对手始终无法舒舒服服地展开阵形。

迂回是日军的惯用战法，可以这样说，日本人的战术原则虽然花样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一边进攻，一边包围，在迂回上打转转。这个法宝一破，冈村就有些傻眼了。

此时他正好得到了一份情报，情报上说，第九战区已在长沙正面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大部队和所有炮兵。

这是干什么，情况不妙啊。

再一看，第十一军自渡过新墙河之后，已深入一百五十里的距离，可是由于薛岳采用了运粮上山、坚壁清野的策略，长沙附近的所有粮食都被运到山上藏了起来，连弄粮食的工具——磨粉舂米的玩意儿都没留给小鬼子，前进部队因此很难实现就地补给，有的已陷入军粮匮乏的不利境地，必须依赖空投了。

宛如从梦中惊醒，冈村一下跳了起来。

你围不了人家，就极有可能被人家所围，倘若继续前进，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9月27日，第十一军距离长沙已仅有二十里路，可是冈村仍然下令停止进攻，各部队沿原路急速返回。

10月2日，关麟征下令全面反攻，掉过头来对日军进行正面追击和侧面围堵。早已集中起来的炮兵部队推前攻击，虽然还是只能以迫击炮为主，但在第十一军也没有重武器随身的情况下，马上就像万家岭大捷那样为步兵轰开了通道。

这种反攻是令人振奋的，关麟征的部将在夜间追击时偶一抬头，竟得妙句：马首悬明月！

前人有云，得句犹如将成功，看来关猛必能有所斩获。

此后的战局进展果然如此。第十一军经数日苦战，早已疲惫不堪，哪里还有心思停下来认真抵挡，其中，相对集中一些的大部队还好，分散担任警备的小部队就倒了大霉，损失最为惨重。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薛岳首次采用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战术，即在大部队撤退的同时，仍在日军背后留下小部队，以扰乱其军心。等到关麟征发动大反攻，不仅小部队更加起劲，就连当地老百姓也都自发地跑出来，帮着抓捕和搜寻零散日军。

10月10日，关麟征追到新墙河才停步。与此同时，东路的第一〇六师团亦不得其门而入，被迫退回原防线，冈村的“三局两胜”完全沦为一个笑话。

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诸将中，关麟征功居第一，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在黄埔生中，他是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一人，随之而来，便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一年，他才三十四岁。

你不会去卖麻糖，你就是个做杨六郎的上好材料。

第33章 铁甲奔流

在攻占武汉和广州之后，日本政府以为中国总该投降了，可是事与愿违。在展开政治诱降，并促使汪精卫叛离之后，又以为可使重庆政府分裂，军队全盘瓦解，谁知仍是春梦一场。

最让日本政界感到吃惊的还是1939年8月21日，德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一直都以为德国鬼子跟自己是一边儿的，大家都是鬼子嘛，然而希特勒和斯大林出乎意料的幕后交易，等于是把日本给出卖了，日本上上下下无不哗然变色。

既收拾不了中国战事，又防不住德国的“背信弃义”，继近卫内阁之后诞生的平沼内阁由此备受指责，被迫于8月27日宣布总辞职，由阿部信义重组内阁。

阿部上台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企盼已久的欧战终于爆发了，可惜它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给中国人带来全面利好，由于英法无暇顾及东南亚利益，反而给了东瀛以更多的可乘之机。

阿部首相公然宣称，要趁欧战爆发之际，继续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

当初日军攻占广州，是为了掐断中国沿海的外援路线，但犹如一根水管，你把这边的口堵住，水必然还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取代广州的，是南宁，那里的外贸量激增，成为西南国际交通的主干线。

其实那时中国有两条对外路线，除了西南，还有西北，可是对西北路线，日本人却奈何不得，当然主要是奈何不得苏联。

双方不是没有较量过。先是张鼓峰事件，朝鲜军罗南第十九师团被打到只剩一个空壳，后是诺门罕事件，新编第二十三师团几乎被整建制抹掉。

正如石原曾经预计的那样，由于日军在中国越陷越深，导致对苏战备薄弱，作战时，对方人多、炮多、飞机坦克多，你拿什么出来跟人家比？

两次试图把手伸进锅里去捞煎饼，结果两次都被烫出了泡，到第三次就再也不敢了，加上日本航空队对兰州的空袭连遭败北，日本统帅部对西北路线索性采取了视而不见，当它没有的态度。

还是捏软柿子吧，这个相对容易。

诸葛的另一面

就像过去对待南京、徐州、武汉、广州一样，日本统帅部这次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南宁之上，他们甚至将即将开始的战役确定为“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负责登陆并攻占南宁的是广岛第五师团。这个师团虽然在台儿庄大捷中被挫了威风，但其战斗力仍居于日本部队前列。在参加华南作战前，广岛师团专门回国进行了补充，部队缺额全部填满，光步兵就达到一万五千人，加上特种部队，兵员超过两万。

登陆战就是偷袭战。为了封锁机密，当装载广岛师团的舰只停泊于港口时，官兵都严禁登上甲板，只能从船舱的窗口看看外面的风景。

就算这样，还是没能保住机密，蒋介石已提前收到了日军进犯的情报，并要求前线作出御敌准备。

可是没有人去准备。

广西前线的最高指挥机构是桂林行营，然而行营主任白崇禧却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去了。

主任不在，当然还有行营参谋长可以负责，然而这个参谋长也有事不在，所谓负总责的行营在关键时候成了一座空营。

行营下面，是战区。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其实自己也得到了相关情报，但他一直都在等待行营命令。倒不完全是墨守成规，而是因为他人尚在广东韶关，能指挥的也主要是粤军，驻广西的则多为桂军，如果得不到行营指示，就算下命令都不一定指挥得动对方。

战区下面，是集团军。

守卫广西海防的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本已奉令调离，由“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名将蔡廷锴接任，但夏威对这一人事任命极其不满，以为母奔丧为名，赌气跑回老家去了。

上行下效，以桂军为主体的第十六集团军便对蔡廷锴来了个集体抵制，使得蔡帅空有一身抗倭之能却无从着力，迟迟不敢就职任事。

桂林行营层次复杂，仅从行营到各师司令部，就有五级，假如从团、营、连开始算，则有八级之多，导致信息沟通异常缓慢，基层部队甚至都不知道日军即将登陆的情报，大敌当前，还认为日军的进犯只是惯常的骚扰，打几枪就没事了。

对此身为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当然是有责任的。

在一般人眼里，广西新桂系的两大首领，几乎就是一对无可挑剔的君臣搭配：李宗仁宽宏大度，有刘备之风，白崇禧则精明能干，“小诸葛”实至名归。

小诸葛（左）和李宗仁这对旧

日君臣也有关系微妙的一面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舞台上的鲜亮，从来代替不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及微妙，“皇叔”和“孔明”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公开场合，无论是演讲还是训话，白崇禧开口闭口都是“我们总司令”（指李宗仁），不仅不会说半句对李宗仁不满的话，而且给人印象向来是一个谦虚谨慎，甘居人后的“老忠臣”。

可是“小诸葛”其实并不甘于只是在主公背后摇摇鹅毛扇。“七七事变”后，李宗仁曾对白崇禧南京之行极为不满，并不是说不同意他去，而是因为后者表现过于“自私”。

那时李宗仁本打算向蒋介石要一笔出桂抗战的军费，然而白崇禧在被许以副参谋总长的高位后，就把这事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更让李宗仁感到格外尴尬的是，他这位“总司令”似乎一下子遭到遗忘，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也还是后来自己争取来的。

嘴里甜言蜜语，关键时候却抛弃“主公”，一个人去追求荣华富贵。这事让李宗仁很是气愤，私下里当着别人的面说：难道我李某就不认识蒋介石？你白崇禧现在和蒋介石显得那么要好，我李某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见得就恶劣到哪里去……

老猛仔那样的直人快语，你永远不要指望从“小诸葛”的嘴里能够听到，但他不会说，却会去做。

事实上，白崇禧在广西期间，始终都想独揽军政大权，特别喜欢培植私人亲信，而对李宗仁的老部下，则大多采取排斥或不予信任的态度。

“七七事变”前后，正值新桂系内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忠于李宗仁的部分军官密谋“拥李倒白”，白崇禧看到事不可为，要想立即取代李宗仁老大的位置已不现实，这才选取了和当年黄绍竑一样的道路，索性远离广西，傍着蒋介石做中央高官去了。

到建立桂林行营时，情况又不一样。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的身份重回广西，李宗仁则远在湖北前线，他的心又大了起来。

桂军内部，从军、师长到连、排长，几乎都是白崇禧任南宁军校校长时的学生，跟“小诸葛”沾不到一点历史关系的，你就根本别想去做官。夏威敢大闹情绪，说到底，也无非是倚仗了他是白崇禧最可靠的亲信而已。

端着广西这只碗，白崇禧还想着别人的锅。

广州失守后，日军第二十一军由于兵力有限，所以未向广东南路一些地区继续扩展，而当地一时也无中央军或粤军驻扎，白崇禧便来了个抢先控制。

地盘大了，但是你的责任也大了。第四战区的防线因此扩至上千公里，守备变得非常薄弱，且缺乏纵深防御。

在一线部署中，南宁方向又偏弱。这是因为白崇禧在判断上出现了错误，他认为日军如果要窜犯广西的话，必然会就近从广州湾登陆。

11月15日，广岛师团突然登陆，不过登的不是广州湾，而是钦州湾。

在钦州一线，第四战区用于防守的，只是一个刚刚组建的新编师，无论武器还是训练都很差，很快就呈溃散之势。

日军的成功登陆，让蒋介石很是震惊。11月16日，他在重庆召见白崇禧，让后者不必继续参加五届六中全会，而要立即返回桂林去指挥作战。

白崇禧问：打仗，你信不信得过我？

当然信得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

那好，我的要求也很简单。我必须以桂林行营主任的资格全权进行指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能插手，所有各军必须直接听从行营命令。

蒋介石立即表示同意。

先前情报得不到处理，说来说去，还是行营层次太复杂，反应过慢，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更是形同虚设，既然有和没有都一样，干脆让“铁军”军长整别的活去吧。

11月19日，白崇禧从重庆飞至桂林，开始调兵遣将，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

除了第十六集团军外，另外还有六个军分别从外省向广西集结。可是这时候“小诸葛”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起初判断，日军登陆后，北上要夺取的是柳州，所以部队均往柳州方向汇集。等到发现广岛师团是以南宁为进攻目标，再往南宁方向赶时，已经晚了。

11月24日，南宁失守。12月3日，广岛师团已进抵昆仑关。

没有什么不可能

南宁失守，让蒋介石和白崇禧都有措手不及之感。

失去南宁，不仅意味着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对重庆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反攻南宁是必须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厚结兵力。接近12月中旬，共有二十万中国军队云集于昆仑关以北。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有相当数量的特种部队参战，光中苏空军就出动飞机一百一十五架。

12月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其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并调杜聿明第五军主攻昆仑关。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是张治中的德械师及教导总队，另外还有一个税警总团，但是经过淞沪会战，它们如今都成了过去式，现在得看第五军的了。

第五军拥有从苏联进口的各种特种装备，从野炮、重炮到汽车、摩托车、坦克车，一应俱全，是抗战初期成立的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机械化新军。这支军队曾经历过交辎学校、装甲兵团、第二〇〇师、新编第十一军等不同阶段，托起它的，是一对曾经历过长城抗战创痛的师徒。

师父是徐庭瑶。中原大战时，徐庭瑶刚刚担任师长，由于还未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因此部下有很多人不服他，对他的话前耳朵进后耳朵出，根本不当一回事。

徐庭瑶看到下面几个团大多松松垮垮，无论纪律还是训练都不成样子，只有一个团例外。这个团完全按照徐庭瑶的指示办事，你说要驻地清洁，我就把地上扫得干干净净，你说要内务整齐，我就把被子叠得四四方方，你说要训练到位，我就把指标一项项展示给你看。

徐庭瑶一问，团长的名字叫杜聿明。

徐庭瑶与杜聿明非亲非故，后者也无任何派系背景，但徐庭瑶此后就对杜聿明另眼相看，十分器重，一有机会就尽力提拔。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米脂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从黄埔第一期开始，黄埔学生就分左右两派，两派关系一度很紧张，甚至闹到了“汉贼不两立”的程度。杜聿明内心倾向于右派，但他一派都不参加，也一个都不得罪。

在杜聿明身上，体现了一种中国人的传统性格，即在人际关系上尽可能圆通，而对个人要求严谨，一丝不苟。

正是杜聿明这种忠厚踏实的人生态度，使他得到了伯乐的赏识，也成为其人生飞跃的重要起点：在徐庭瑶手下，他从团长升成旅长，接着又在关麟征担任师长的第二十五师里任副师长。

杜聿明跟关麟征是一期同学，两人当初在班里也都是排前几名的优秀生，但他们的性格正好相反。

长城抗战时，原在古北口驻防的东北军想退下来，让第二十五师顶到第一线，然而关麟征只愿守第二线，双方争执不下。

第34章 铁甲奔流（2）

杜聿明眼看东北军急于撤退，即使强留也不可能力战，便建议关麟征答应对方要求，索性据守第一线，因为此处地势高，其实比第二线还好守一些。

关麟征一口拒绝，就是不肯让步。最后的结果是，东北军果真无心防守，很快就把第一线给丢掉了，第一线一丢，第二十五师在第二线防守很吃亏，虽然付出重大代价，但古北口仍不能确保。

作为副师长的杜聿明真是够郁闷。在第二十五师，基本是关猛一个人说了算，杜聿明不负什么实责，说的话对方也不听，几乎等同于在混日子。

我绝不能这样下去！

处于人生的低谷，没有人拉一把是不行的，而这个来拉他的人，又是那个伯乐。

徐庭瑶经历长城抗战的创痛后，便率团遍访欧美各国，重点考察和学习机械化特种部队的使用。回国后，他经过蒋介石同意，在南京创办陆军交辎学校，自任教育长。

获悉得意弟子与关麟征相处不融洽，他便将杜聿明召到学校，而后又委任杜聿明为中国第一支装甲兵团的指挥官。

一条新的人生之路终于出现在眼前。

对于杜聿明来说，他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机械化兵种方面，他原先完全是个门外汉。

黄埔军校只教步兵操典，战场上虽曾看到过坦克横冲直撞，但对“铁牛”的了解并不见得比一般官兵高出多少，机械化作战这个新课题，足以困扰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军人。

杜聿明不是那种一出场就惊天地泣鬼神的非常之人，他能秉持的法宝无非还是四个字：忠厚踏实。

忠厚，是不耍滑头；踏实，是始终不放弃。有了这四字箴言，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

杜聿明刻苦自学，治军之暇，手不释卷。他不仅学会了驾驶装甲兵团里的各种车辆，还会修理。人们常常看到他身穿工作服，钻在车底下修底盘，或者拆除安装各种零部件。

实践之外便是理论，对步车如何协同，步炮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如何配合，怎样进行射击和伪装，杜聿明都能娓娓道来，以至于部下们个个佩服他们的领导：杜长官是万能，什么都懂。

要指挥特种战，自己就必须是一个特种战专家，否则你就不配在指挥位置上待着，这在杜聿明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短时间内，外行就变成了内行。采访装甲兵团的随军记者很是吃惊，他当时就断言：（杜聿明）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

12月16日，杜聿明召开军事会议，对昆仑关之战作出了部署。

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已经逼近关前，但广岛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到来，他一心想的，仍然是如何将越南至南宁这条西宁国际交通线完全斩断。

12月17日，及川源七第九旅团由南宁出发，奉命攻击龙州和镇南关，后面这两个地方均处于中越边境，与昆仑关背道而驰。

从昆仑关到南宁，只剩下了中村正雄第二十一旅团，分出来守昆仑关的，仅为一个骑兵联队和一个步兵大队。

过分轻敌，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又一个老实人

12月18日，杜聿明集中了第五军直属的所有重炮及山炮特种部队，向昆仑关及周围阵地进行连续炮击。

第五军是抗战初期中国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

广岛师团在板垣时代也属于机械化部队，但此次为了适应新的作战环境，战前特地进行了两个月的山地作战训练，同时进行了轻装化，师团仅配备有山野炮，没有重炮和坦克部队相随，这让他们在与第五军狭路相逢时大吃苦头。

由于无法承受第五军远射程的重炮打击，昆仑关上的日军山炮很快就偃旗息鼓，在这场炮战中，中国军队罕见地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杜聿明自己对特种作战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知道，第五军的机械化特种兵貌似威武，但其实力量有限，不能包打一切，只可以起一个先期的火力压制作用。阵地得失和战役胜负，归根结底还是掌握在步兵手里。

为了训练第一流的步兵，杜聿明找来了过去的老朋友郑洞国。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跟杜聿明一样，郑洞国开始也在关麟征手下做事，而且同样都接受不了关猛“蛮横霸道”的作风。

台儿庄战役时，郑洞国任第二师师长，当时为了攻一座关系不是很大的小村庄，第二师损兵折将。他就向关麟征建议放弃攻击，不料对方不仅听不进去，还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关麟征这种丝毫不顾及别人颜面的处事方式，让郑洞国无法接受，自此以后，他只好让参谋长去代接电话，来个耳不听为清。

台儿庄战役结束，第二师有作战能力的官兵，已不足原来的一半，被调回后方休整，说明郑洞国作战时并没有藏着掖着，更没有保存实力的想法。

如同杜聿明之于关麟征，由于性格不同，郑洞国和关麟征相处不融洽是肯定的，郑洞国有这种感觉，关麟征也是。

在关麟征出任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时，原有的战将都得到了提升，郑洞国也因功升职，可是拿到的那张委任状，却让这个老实人有一种明升暗降的感觉——免去师长，任副军长。

副军长和副师长没什么两样，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而且在关麟征手下当副职，那真是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其尴尬处境可比照当初的杜聿明。

郑洞国就算再好说话也忍不下去了，他愤然请假离开，并应汤恩伯的邀请，去了第三十一集团军。

汤恩伯对郑洞国很欣赏，但他下面的所有要职也满满当当，一时腾不出位子来，只好让郑洞国先在总部担任参议。

此时正值武汉会战，汤恩伯派郑洞国去第三十七军督战。第三十七军军长是郑洞国北伐时代的老上级，两人多年不见，分外亲热，有时谈到深夜，甚至一块抵足而眠。

让郑洞国万万想不到的是，过了些日子，汤恩伯却突然打来电话，表示第三十七军战绩很差，系军长指挥无方所致，要郑洞国就地接任对方的职务。

直到此时，郑洞国才明白汤恩伯要他督战的用意。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在暗算朋友，我绝不能这么做。

他当即委婉地拒绝了汤恩伯的任命，由于担心后者会下达正式委任状，他连前方都不敢待，就找了个借口回来了。那个老上级不知究竟，还一再对郑洞国进行挽留哩。

知道这件事前因后果的人，私下都说郑洞国过“迂”：人家想抢这个职位还来不及呢，你偏偏还要逃。

郑洞国对此一笑置之，毫不后悔。也许他当时接受了任命才会悔恨，这就是一个老实人的本色和人生信条。

武汉会战后，汤恩伯总算找到空缺，让郑洞国担任第九十八军军长，然而一个月不到，郑洞国又接到了杜聿明的电报，问他是否愿意到第五军去“屈就”师长。

考虑了整整一夜之后，郑洞国决定向汤恩伯请辞。

汤恩伯将郑洞国叫去谈话，一再问“你真的要去吗”，神情里充满了疑惑不解。

我不过是集团军司令，你只比我低一级，还有谁比我更重视人才的？何况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师长，你怎么肯弃高而就低呢？

作出这个选择，自有郑洞国自己的考虑。

第三十一集团军原本并不是纯中央军，实际是五湖四海凑一块儿的，都是从别的碗里或锅里拨过来，然后再一点点予以消化的，说句不好听的，其实就是抢人家的饭吃。

这个第九十八军原属湘军，不但战斗力弱，而且内部成分复杂，一群湖南人并不接受郑洞国这个老乡，反而认为他此行是奉着汤恩伯的命令来“吞并”他们的，因此戒心很大，对郑洞国也十分排斥。

和从前一样，郑洞国做不出那种暗地里挖别人墙脚，或者两面三刀的事，因此很是苦恼。

一方面是无法认同汤恩伯的“吸星大法”，另一方面，从台儿庄战役开始，郑洞国对汤恩伯的运动战战术就没法适应，认为太“虚”，打仗没有计划性，忽东忽西，不讲章法，一旦仗打起来，自己恐怕无所适从。

不错，汤恩伯很看重自己，也称得上礼贤下士，但汤恩伯作战同关麟征一样独断，他和李宗仁都能吵架，你说还有谁会被他放在眼里？

到第五军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老实人的窝。徐庭瑶是多年的老长官，杜聿明又是好朋友，大家彼此相知，推诚共事，不用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而且在一支极具发展潜力的机械化部队里面带兵打仗，未来将不难有一番作为。

汤恩伯见郑洞国去意坚决，实在挽留不住，只好长叹一声，不再说什么了。

为了建设新军，徐庭瑶、杜聿明师徒几乎就是在同关麟征和汤恩伯们进行着一场人才争夺大战。郑洞国到第五军后，担任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在他的影响下，原第二师的部下同事都接二连三地跑了过来。其中，师参谋长舒适存素为关麟征所器重，已确定要升为军参谋长了，但他因与郑洞国有约在先，也如期而来，使关麟征都不由得着急起来，发出了“爱才难舍”的感慨。

有了郑洞国等一批既熟悉操典，又富有实战经验的步兵将佐作为骨干，杜聿明短时间内就将第五军训练成了一支能战之师。在重庆军委会组织的校阅中，第五军的实战操练被评为全国第一。

12月18日这一天，在特种战见效的情况下，杜聿明命令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与军直属的坦克部队协同，向昆仑关正面发起进攻。

第五军向昆仑关发起进攻

荣誉第一师由抗战中受伤痊愈的老兵组成，均为能征善战之辈。在坦克战车的掩护下，该师当天就收复了昆仑关主阵地。

郑洞国指挥若定，师部在前移过程中曾遭到日机俯冲扫射，仓促之下来不及躲避，只好就地分散卧倒在水田旁边，然而竟无一伤亡。

参谋长舒适存站起身，突然来了一句：难怪人家都说师长是员福将，果然刀枪不入，我们也跟着沾光了。

众人闻言大笑，郑洞国也不禁笑了起来。

好长时间没有如此畅快过了。当一名军人摆脱人事纠葛，坦坦荡荡地屹立于战场之上时，所有危险，都不过是场儿戏罢了。

疯子是怎样诞生的

仅仅一天工夫就丢掉了昆仑关，今村均终于发现对手不同凡响，不能等闲视之。

12月19日，他派出增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驰援昆仑关。昆仑关日军迅速由大队升至联队，并重新夺回主阵地，其他阵地也处于激烈争夺之中。

按照冈村宁次的兵力换算公式，日军一个大队可抵中国军队一个师，但这个公式还有些模糊之处，今村均将它精确起来，“大队定律”具体表述为，如果是攻势作战，一个大队可顶一个师，如果是守势作战，则一个大队对付三个师都没问题。

第五军作为中国最精锐的部队，让冈村的公式和今村均的定律都出现了偏差，所以今村均才不得不将大队提升成联队，而局面立刻就扳了过来。

可是高兴也就那么一会儿，很快今村均就得到报告，昆仑关以南被中国军队包抄，看门的和救命的都陷在了昆仑关！

中国人也敢于迂回包抄了，而更让人惊讶的还在于，这次迂回过来的完全是一支新兵部队——新编第二十二师。

第二十二师师长为邱清泉，昆仑关之役后，他被人称为“邱疯子”。

疯子不是天生的，他所经历的一切，曾经非人所堪。

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黄埔第二期。

一般人印象中的邱清泉，似乎是一副龇牙咧嘴的武夫形象。其实大谬不然，他从前也是小学老师出身，一儒雅书生耳。

第35章 铁甲奔流（3）

邱清泉的后期求学生涯，和张灵甫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一北一南，张灵甫考上的是北京大学，邱清泉则毕业于上海大学，而且同样是校园里的热血青年，从军后一个泼墨挥毫，一个吟诗作赋，都称得上是十足的懦将。

当年为了发展教导总队，南京军委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人到德国留学镀金。桂永清是首批留德学生，出任教导总队总队长，邱清泉则是直到南京保卫战打响前七个月，才学成归国并被授以参谋长一职。

在南京即将失守的倒计时阶段，太多的人都惊慌失措，桂永清也一直催促邱清泉同自己一道先行撤到江边去。

邱清泉极其冷静，他说，你们先走，我得暂时留下，再研究一下撤退的办法。

在让卫士把机要文件和地图全部予以烧毁的同时，邱清泉坐在电话机旁，尽可能联系每个团营单位，并部署撤退事宜。

那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但邱清泉坐在指挥部始终一动不动，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有时微闭双眼，若有所思。

他的留守是必要的，虽然参谋长其实职权有限，然而在身为总队长的桂永清已经缺席的情况下，如果他再早早脱离，教导总队的情况将更加不堪设想。

我翻阅过很多当年参加南京保卫战老兵的回忆录，尽管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邱某已声名狼藉，但在涉及这一段时，他们笔下的邱清泉无疑是高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比如有一个高炮连，当天正好击落了一架日机，连长还喜滋滋地跑到指挥部来领取奖金，根本就不知道要撤退的事情。

进门一看，傻了眼，许多人已在忙碌地整理行装。整个房间里，只有邱清泉神色如常。

在了解击落日机的经过后，邱清泉大声称赞：打得好。

随后他便把撤退令交给这个连长，并告诉他，撤退之前，必须将火炮就地掩埋或索性毁掉。

见连长有些舍不得，邱清泉沉默了一会儿，说舍不得你就带走吧，但千万要记住，带不走时一定要破坏，绝不能留给敌人。

最后，所有人员都走了，连参谋也撤了，指挥部里只剩下邱清泉和两个卫士。

等到邱清泉抽身撤离，连江边都去不了，只能便衣避入难民所。

南京沦陷后，有两位出身教导总队的将军皆得以幸存，除邱清泉外，还有时任旅部参谋的廖耀湘，两人都是来不及渡江才被困金陵的，后来又因为曾出国学习过机械化战术，而被杜聿明双双召入第五军。

在他们身后，许多同事和部属都把性命丢在了南京，教导总队得以过江的百不存一。一个幸存者在泅渡上岸后，曾眼睁睁地看着一船弟兄被日军汽艇上的机枪活活扫射而死。痛心愤恨之余，他对着大江发下誓言：我也是迟早要死的人，然而后死之人，若不能为烈士雪耻，光复河山，实难面对今日大江！

后死之人当中，当然包括邱清泉。经历过这场劫难，他才真正“疯”了。

何处是青山，定多杜鹃血。

——邱清泉《征途过郓城》

关门打狗

在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军队基本都是以“守军”的面目出现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所采用的战术大多为防御式，即使是口袋阵，也是要等对方攻过来，才能乘隙进行包围。

杜聿明拥有特种部队的机动优势，终于也可以在局部感受一下快速迂回带给人的那种晕眩般的快感了。

战术名称叫“关门打狗”，杜聿明派邱清泉从小路绕到昆仑关以南，以便在那里与郑洞国一起实现对守敌的迂回包围。

当邱清泉驾驶战车，率领部队赶到目标地点时，那个增援的联队已经进入了昆仑关，而他们对中国军队的迂回行动还毫无察觉，于是邱清泉立即发动奇袭，以闪电速度截断了昆仑关日军的后路。

关门之势将成，眼见得要挨揍了，今村均紧张起来，他赶紧让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再率一个联队前去解围。

按照他的计算，纵然是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对阵，一个联队击溃一个师也是绝对没问题的，何况对方还只是一个新编师。

今村均和中村正雄唯一没有计算到的，是不知道那个师长已经成了“疯子”。

先让你过桥，再将桥炸掉，然后出伏兵，使得中村旅团断为两截，但哪一截都去不了想去的地方。

正面不行，那就走山路绕行吧。

没想到又是伏兵四起，好不容易冲过去，后面却还有第二道封锁线。中村无可奈何，怕再中埋伏，只能与邱清泉形成对峙。

在“邱疯子”面前，“联队定律”也失灵了。

此时在昆仑关内，由于荣誉第一师遭遇困难，杜聿明又把作为预备队的戴安澜第二〇〇师调上来，实行“正面攻击，两翼包抄”，但连续强攻两天都没能夺回关口。

广岛师团的山地作战能力让杜聿明很是吃惊，如果战事再这么僵持下去，一旦昆仑关之敌得到增援，则所有努力将前功尽弃。

杜聿明意识到自己还是急了一点，没有拔除两侧高地上的据点，就先攻击关口，反而欲速则不达。

必须改变打法，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集中优势兵力，先夺据点和高地，然后再逐步缩小包围圈。

12月23日，郑洞国对最重要的西北高地发动攻势，但从傍晚开始，整整打了大半夜都未取得进展。杜聿明很是着急，不停地在电话里催问战况。

关键时刻，第五军常年演练的步炮协同战术发挥了作用。郑洞国以少量步兵佯攻，将日军诱入阵地后，再用重炮进行延伸轰击，通过这一方式，将进入阵地的日军杀伤近半。

12月24日傍晚，第五军的旗帜终于插上西北高地。为此，荣誉第一师整整一个突击营打到仅剩数十人。

中国军队缴获了一面日军军旗

高地失守后，日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由于补给完全断绝，今村均被迫向被围的第二十一联队实施空投，可是因为第五军有高炮进行拦截，很多物资都到不了日军手里，反而成了第五军的战利品。

就像万家岭大捷时的第一〇六师团，在将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光后，日军官兵们也开始生吞田间的稻谷，稻谷吃完了，再摘山果甚至啃树叶和草根。这些“皇军”衣衫破烂，有的甚至只穿一条短裤，浑身肮脏不堪。

没有粮食还可以吃树叶，但没有弹药就麻烦了。迫击炮弹打光了，迫击炮没了用处，只能埋入土中。子弹打光了，一些日本兵竟然土法上马，把竹子削成了梭镖。

梭镖毕竟不能当真枪使。开场时表现极其凶悍的第二十一联队此时士气低落，有人在日记中写着：当面之敌的战斗力为对华作战以来从未遭遇者，因此伤亡极重，实足寒心。

发现已进入穷途末路，联队长下令准备焚烧联队军旗，同时向师团司令部发出了最后的告急：如果黄昏前旅团还不能前来，第一线将难以确保。

要救人，就要继续派人，可是现在今村均处于无兵可派的窘境。

中村第二十一旅团已全部部署在昆仑关地区，只能急调及川源七第九旅团回援，但桂军已提前对道路进行破坏，并沿途进行阻击，不仅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还得今村均从南宁派兵去接应。

就在广岛师团走投无路之时，担任后方警戒的台湾旅团突然动了恻隐之心，主动提出派主力联队前去增援，并交由中村旅团进行指挥。

拥有两个联队的中村少将知道无论如何得拼老命了，遂向邱清泉发起完全不顾及伤亡的集团式冲锋，好歹打开缺口，进入了关内。

避开“疯子”，中村松了口气。这口气一松，却再也没能上得来。

郑洞国的一个团奉命赶到，团长郑庭笈从望远镜里观察到，日军军官正在公路边的大草坪上进行集合训话，并没有察觉到周围中国军队的出现。

郑庭笈马上组织迫击炮齐射，这些军官们躲闪不及，死伤惨重，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也被弹片击中腹部而受重伤。

当晚，军医在为中村进行腹部手术。在此期间，一颗炮弹再次击中手术室的房顶，手术台上落满灰尘，日本军医脸如死灰：就算治得好伤，也治不好命了。

第二天一早，中村就不治而亡。临死前，他在日记本上写道：在日俄战争中，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军队。

虽然旅团长中了招，但里外日军得以会合，联队也上升到旅团，甚至是加强旅团，这使得昆仑关的战局又变得复杂起来。

昆仑雄狮

聚齐兵马后，中村旅团重新反扑。12月27日，昆仑关部分高地再陷敌手。

杜聿明决定聚拢全部力量，对中村旅团实施重击。

第五军是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的主力，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部队。征得白崇禧和徐庭瑶的同意，杜聿明走马换将，先将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抽回，作为军预备队，再将第二〇〇师和荣誉第一师的部分防区也置换出来，使这两只拳头能全力以赴投入攻坚。

12月29日，正在指挥攻坚战的郑洞国忽然接到杜聿明的电话。后者极为焦虑地告诉他，第二〇〇师拿东北高地不下，损失惨重，已无力再攻，问他有什么好办法。

郑洞国自己还在为西南高地苦苦搏杀，但他仍然以大局为重，将保存相对完整的郑庭笈团调给戴安澜指挥。

放下电话，郑洞国仍不放心，又把得意爱将叫到跟前。

当初郑洞国刚担任荣誉第一师师长时，就对郑庭笈这个团长予以格外信任和重用。起初有人不服，私底下猜测两人同姓“郑”，可能有亲属关系。实际上郑洞国是湖南人，郑庭笈却是海南文昌人，哪里扯得上半点关系。

郑洞国是老实人，他不会任用那些虚头巴脑的家伙，之所以器重郑庭笈，是因为后者不仅个人操守好，而且治军有方，勇猛善战。

果然，郑庭笈不负所望，上场一炮就让中村正雄毙了命。

郑洞国告诉郑庭笈：东北高地俯瞰昆仑关，极为重要，军部要求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它，倘若作战不力，将施以军法。

郑庭笈回答：如果攻不下来，不用军长杀我的头，我自己杀头。

东北高地确实难攻，由于日军火力网密集，导致部队伤亡很大，郑庭笈手下九个步兵连长，有七个阵亡。

强攻不成，郑庭笈改为智取，而且仍然是采用具有第五军特色的步炮协同战术。

郑洞国是以少量步兵佯攻，郑庭笈却是利用夜色掩护，在日军阵地前沿埋伏敢死队，但两人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要用炮——第二天拂晓，郑庭笈调动重炮对日军阵地进行轰击，打得鬼子不敢露头。

炮击刚停，敢死队就呼啸一声杀出，在日军还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将火力点一一摧毁。

获得东北高地被攻占的捷报，杜聿明情不自禁地发出欢呼：昆仑关大门打开了！

所有高地里面，只剩下了郑洞国负责的西南高地未拿下。

郑洞国实际上已经攻取了这块高地，但因为这是中村旅团在昆仑关据守的最后一处制高点，所以对方仍在以死命相夺。

第五军收复昆仑关，门口执勤的换成了中国士兵把郑庭笈调出后，郑洞国自己的处境也变得异常困难。在西南高地上据守的部队，人越打越少，最后团缩成了营，营缩成了连，阵地危在旦夕。

打惯硬仗苦仗的团长在电话里一再告急，甚至哀求：实在顶不住了，弟兄们快拼光了，您就让我撤下来吧。

郑洞国沉默了几秒钟，一旁的参谋长舒适存急了，他生怕郑洞国因为心软而作出错误决策，因此一个劲儿敦促师长不能同意对方的撤退请求。

郑洞国咬了咬牙，厉声发出命令：决战已至最后关头，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给我顶住，丢了阵地，我砍你的头！

第36章 铁甲奔流（4）

利用这段时间，舒适存已将师部特务连、勤杂兵、伙夫、轻伤员等拼凑起来，组成了一支突击队。

就像台儿庄大捷时的那最后一个晚上，当突击队出现在日军侧背时，一下子就打乱了对手的阵脚，西南高地终于得以稳固。

12月31日，邱清泉以凌厉攻势突入昆仑关，完成了最后的收官任务。

昆仑关之战，是广岛师团在板垣离开后吃到的第一个败仗。按照日方统计，中村第二十一旅团的伤亡及失踪人数超过一半，旅团长和随后指定的代旅团长均被击毙，联队长及以下军官更是死伤殆尽。

战后昆仑关的每个山头都是弹痕累累，没有一块完好之地。双方阵亡官兵交错倒卧在血泊之中，连脚都伸不进去。

郑洞国在视察阵地时，看到有一个大个子士兵的遗体，左腿已断，全身遍布弹伤刀痕，但仍用双手紧紧扼住鬼子兵的喉咙。目睹此情此景，这位对惨烈场面已熟视无睹的军人也不由得热泪滚滚。

若干年后，杜聿明对昆仑关大捷作出了如下评点：血花飞舞，苦战兼旬，攻克昆仑寒敌胆。他本人因此战而名扬中外，被称为“昆仑雄狮”。

成功的表演

在昆仑关之战进入高潮时，中国军队发动攻势之猛烈，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都大大超出了对手的想象。日本战史后来承认，在“中国事变”发生以来的全部时期，这是日本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

从参谋本部到刚刚成立的日本在华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再到驻广州的第二十一军司令部，一时之间都慌了神儿，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来了一句——别硬挺着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多简单多直接的办法，可是到最紧张的时刻，大家的脑子却都冻住了，没人想得起来，被安藤利吉一说，又都做恍然大悟状：对啊，还等什么，赶快撤吧！

12月29日，由参谋本部、“中国派遣军”、第二十一军联合组成的高官团搭着飞机来到南宁。

在出发之前，大佬们想象中的今村均师团长肯定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没准正望眼欲穿地在等着他们送来撤退令，以便把自己的师团给救出来。

可是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本不是这么回事，今村均很镇定，镇定得甚至有些让人不可思议。

第一印象，这位师团长是不是给吓傻了？

第二十一军副参谋长在传达完撤退决定后，又告诉今村均：由于船只来不及输送部队，大概需要一个月后才能重新组织对昆仑关的反攻。

别怕别怕，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再把你的部队送入虎口了。

都等着今村均表态，对方一开口却让在场高官们大吃一惊：我绝不后撤！

众人心里暗暗称赞，太有勇气了。

这帮人不知道的是，今村均的勇气却是他们给的。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半个师团被人家做掉，你要说还能沉得住气，那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相信如果高官团不出现，没准今村均自己就会下令撤退，也没什么高明的，不过是逃生的本能反应而已。

可是高官团来了就不一样了。这些平时都抬着眼眉说话的大佬们能够组团光临，就说明上面对前线的境况很重视，绝不会看着广岛师团坐以待毙而置之不理。

在昆仑关吃了败仗已是确凿无疑，再也无法更改，假如再撤退，无疑就意味着彻底失败，自己可能从此再也爬不起来了，台儿庄大捷时的矶谷廉介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今村均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七期首席。他与矶谷是陆大同学，后者的那次倒霉经历无疑教会了他一个道理：与其被搞到名誉扫地，灰溜溜退场，还不如硬着头皮继续挺下去，或许倒能迎来转机也说不定。

对着高官们，今村均在秀完“勇气”之后，又拿出陆大首席的理论功底，从兵法上分析了为什么不能退。

撤退不一定就完事。你想罢手，中国人未必肯让，他们会集中更多的兵力进行追踪包围，到时我们可能比现在还要惨——中国军队会抽出兵力到钦州湾附近堵击，这样后续援军别说一个月内无法登陆，就算再多给点时间也是白搭。

今村均言罢，高官团面面相觑，认为师团长言之有理。

既不能后撤，那你说说究竟该怎么办呢？

今村均等的就是这个问题，答案他早就准备好了——

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大局着想，我要用广岛师团来牵制中国军队，使他们不能去钦州湾。

在那一天，今村均的表演实在够出色。在驾临南宁的高官们心目中，这位师团长早已不是败军之将，而成了一个既有勇气又有头脑的陆军精英。

很多时候，会不会打仗不要紧，要紧的是你会不会说话和做人。

几乎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被今村均打动了，他们撤销了原先的决定，并且当天就飞回广州部署新的救援行动。

今村均的所料是正确的。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哪里用得着他退。

兵力不是不够吗？那就临时改变一下程序，把准备回国复员的第一〇六师团调到广州，将第二十一军所属的第十八师团和近卫旅团抽到南宁去。

一句话，绝不能辜负了那位智勇兼备的师团长。

反转一百八

虽然取得昆仑关大捷，白崇禧却并不能立刻置对手于死地。

昆仑关一役，靠的是第五军，但是经过前期的激烈拼杀，这支精锐部队损失也接近一半，荣誉第一师所有士兵都负伤一次，事实上已无力再继续投入作战，只能撤下整补。

缺了第五军，白崇禧的矛就不那么锐利了，相反，今村均的盾却强了起来。

至12月29日，不仅第九旅团回防南宁到位，台湾旅团还又增派了一个联队，使其最前沿部队从编制上增加到四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兵员缺额。

鉴于中村第二十一旅团已被打残，不能正常使用，今村均不得不将其调回南宁，转而由第九旅团接任，并由旅团长及川源七负责指挥。

及川源七到达前线后，他所指挥的四个步兵联队大部分战斗力完好，因此得以在昆仑关以南的八塘重新组织起防守阵地。

在第五军缺席的情况下，白崇禧要想啃动这道防守线就不那么容易了。更为致命的是，他的视线完全被吸引在了昆仑关局部，而没有照顾到战场的整个面。

此时，今村均完全是在硬撑着。他的八塘防线固然坚固，可是在援军未到达之前，其他地方却是虚弱得要命，在南宁，就靠一个残废的旅团驻守，也几乎是在冒险。

“小诸葛”用不着在八塘与及川源七对耗，他能应对的选择太多了。

假如要攻，可以绕过防线，或直趋南宁城下，或像今村均所顾虑过的那样，抽出兵力到钦州湾——既抄今村均后路，又阻第二十一军援兵上岸。

今村均自顾尚且不暇，牵制云云不过是想在高官们面前吹个牛，博个好印象而已。

假如要守，则可以利用广西多山地的特点，作出大纵深的部署。就算第二十一军上岸，遇到层层阻截线，要想成功反扑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可惜白崇禧一个都没选，时间就这样被一天天浪费过去。

1940年1月22日，第十八师团和近卫旅团在登陆后已到达南宁附近，桂林行营仍未作出任何反应。

1月24日，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在南宁坐镇指挥，并下达了四天后进行反包围作战的命令。

纵然如此，补救机会还是有。

1月27日，就在日军开始反包围的前一天，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以协助名义和张发奎一起从重庆抵达广西。

一到前线，陈诚就发现部署有问题。这么多天过去了，多达五个军的主力仍被全部用于包围八塘之敌，新增援的部队亦毫不例外地进入这一战场，但实际情况却是，包又包不成，打又打不动，而后方及侧面兵力薄弱，没有一点用于机动的可控之兵。

万一日军迂回包抄怎么办，陈诚吓得一头冷汗，极力建议白崇禧从昆仑关正面抽出两个军作为预备队，同时注意侧面日军动向。

白崇禧倒没说陈诚顾虑得不对，只是他想的不一样：用五个军尚且撬不动八塘，剩下三个军还能干成什么事？

再等一等，等后面增援部队足够多了再抽的话，也许更妥当一些。

妥当是妥当了，问题是对手不会给你时间了。

1月28日，除担任守备任务的部队外，第二十一军两师两旅团倾巢出动，绕过昆仑关，对中国军队实行短切迂回包围。

白崇禧这才发现大事不妙，仓促之间，他唯一能够调用的部队，只有位于昆仑关后方宾阳的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后者急忙派全军南下阻敌。

通过空中侦察，安藤利吉发现，他只要击败第三十八集团军就能赢得全局。

2月1日，第二十一军发动了具有决战性质的总攻。

先取首。安藤利吉从日本海陆航空队调动约一百架飞机，对宾阳进行集中轰炸，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部被炸毁，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徐庭瑶与前线各部队联络中断，丧失了指挥能力。

第三十八集团军除撤下整补的第五军外，其他部队都是临时编入，互相之间也不熟悉，一旦失去指挥核心，便陷入了各自为战的混乱状况，加上由于是临时应战，防守阵地都没筑好，所以很快就被第二十一军逐个击破。

2月2日，近卫旅团攻占宾阳，中国军队后路被截，被迫采取全军大撤退，对此负有责任的徐庭瑶也因此在战后遭到撤职查办的严厉处分。

至此，广西战局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

眼见失败已不可避免，自己又无法挽救，陈诚焦灼万分，模样一下子变了形，乃至于眼球凸出，奇瘦骇人。李济深来广西时，还以为他精神失常，一个劲儿问他要不要紧。

陈诚十分难过：广西数十万生灵将蹂躏于日本人铁蹄之下，我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

令人奇怪的是，第二十一军几天之后就自动退走了。

因为以现有兵力而言，他们根本就站不住脚。据说日军在进入广西时，沿途的老百姓都会跑个精光（“皆率相走避”），不光是避难，还为了留出空当给能打的。

广西的剽悍民风让日本人也为之头疼

广西寓兵于团，小伙子都经过军事训练，他们自发地组织民团，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拎上锄头钉耙，胆小一点的破路，胆大一点的就直接去骚扰鬼子，因此广西是颇不好待的，属于“抗战中最特殊之省份”，而日本人也视桂省民众为“最可恶”。

广西人不好惹，广东人也不是吃干饭的，粤北的余汉谋在广州附近接连发动牵制性进攻。

2月8日，安藤利吉下令各军退回南宁，第十八师团返回广州。

在此之前，他放弃了已到手的宾阳，甚至连白崇禧原来一直啃不动的八塘，他也自动放弃了。

临走时他特地在八塘给蒋介石留下一张布告，说我得承认，你的军队曾经表现得空前英勇，可是很遗憾，我粉碎你的目的也达到了，所以现在“璧还八塘于蒋军”。

蒋介石看到布告后气得七窍生烟，在事后的军事总结会议上逐字逐句读了一遍，然后当场宣布将白崇禧、陈诚以下十名高级将领分别予以降级、撤职查办、军法审判等不同程度的处分，这是“七七事变”后高层指挥官受到处分最多的一次。

人受罚，部队也倒霉，计有两个集团军及三个军的番号被撤（后来又撤销了桂林行营）。其中第九师师长郑作民中炮阵亡，可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被炸死的，大家都不知道，直到日军撤退后才找到尸首。

对这种抛弃长官自顾逃命的“无廉耻”做法，蒋介石尤其震怒，立即下令取消了第九师番号，改称“无名师”，官兵所佩戴的符号和臂章上均印有“进就不退，守就不走”的警语，此类处分在中国军队中也是史无前例的。

第37章 这个冬天不太冷

1939年，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黄仁宇正在位于成都的黄埔军校接受训练。

“双十节”（民国政府的国庆日）刚至，蒋介石忽然从重庆来到成都，并校阅了黄埔学生。与黄仁宇想象中不同，讲台上的蒋介石，不是那个黄埔建军和北伐时期气势夺人的百战英雄，倒像一个已经进入暮年的老人，言语间甚至还带有像私塾老师那样的啰唆。

以后黄仁宇才知道，蒋校长此时正处于忧郁期，所谓“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

冬季攻势

蒋介石来成都，主要目的不是视察黄埔军校，而是兼职四川省主席。

因为一下子添了这么多吃饭的嘴，四川矛盾越积越多，两个地头蛇——王缵绪与潘文华差点要动起刀枪来。

居中调停的蒋介石左右为难，恨不得一人扇两巴掌，痛骂一句：外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就剩这么一点可怜的家产，还闹什么闹（“寇患日深，尚有何权利可争”）？

私下里，他也感到异常酸楚。经过多年的浴血厮杀，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黄埔学生已死伤枕藉，其中的精英更是损失殆尽，如果不是为了打小日本，何至如此，到头来还要受你们这些土老帽的气。

凄雨冷风中，自命杀伐果敢的“蒋委员长”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起来。国民参政会上，当他念到《诗经》中“风雨所飘摇”一句时，念着念着，不觉当场热泪盈眶。

碰到这种情况，大家都得陪着流泪。

什么，你不感动？那你必定是“无心肝之人”。

后面那一句是老蒋说的。

当然，流泪归流泪，地头蛇还是得罪不起的。蒋介石下令，让王缵绪率部赴前方抗日，川省主席我自己当，这总可以了吧。

只有稳住后方，才能把精神集中到前方战场。

在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统帅部已难以组织起类似规模的强大攻势，这让中国军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调整之机，于是继第一期整训后，又完成了第二期整训。

整训的结果，不仅兵力得到整补，而且各部队战斗力都有所提高，乃至于在昆仑关之战已能首次对日军采取主动进攻。

1939年10月，中国统帅部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从12月起，动员全国九个战区，接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向日军占据的地盘发起冬季攻势。

抗战中，中日情报战就像真实战场一样激烈，而由于日方拥有先进的电码技术，总体上始终更胜中方一筹。

10月份部署的冬季攻势计划，到11月底却被日军从密码电报中截获并破译，由此在很多地区都作了防范。

第一战区还没发作，山西的“华北方面军”却来了个先发制人，向中条山出击，反而迫使其进入防守。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如法炮制，通过主动进攻萧山，也让第三战区在行动时增加了很多羁绊。

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倒也想向山西、上海的同事学习，无奈他做不到。因为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后，第十一军的兵力捉襟见肘，别说攻，能守住武汉就算不错了。

冈村只能退而求其次，除了在武汉外围加固防御工事外，就是让各师团控制一定数量的机动兵力，以便到时用于策应。

当然，最坏的准备也要有。第十一军弄来了一批运输机，打算哪个据点如果被包围，一时又解不了围的话，便进行空投。

虽然知道中国统帅部要发起冬季攻势，可是究竟哪一天发起，却还是个未解的谜。

进入12月上旬，中方的两个战区仍无动静，冈村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这时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正准备复员，他赶紧把这两个“弱兵师团”给留住，让它们暂时集结于九江，等冬季攻势过了才能打包袱回国。

以前挑三拣四，现在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太奢侈，兵不够的情况下，连“弱兵”都是个宝啊。

冈村越来越胆小了。

经历过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日本人在内部都不得不承认，此役纵使冈村兵战未败，但心战已败。

12月12日，冈村得知襄河一带已爆发战斗，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冬季攻势开始了，他也没有把握。

12月15日，他决定亲自动身到前线去视察一下。

去了之后，发现战斗已进入联队级别，野战医院不断送进伤员，而且很多人受的都是刺刀伤。

冈村紧张起来，意识到对面之敌绝不是小股部队，因为只有训练有素的主力才具备如此好的拼刺技术。

一问才知道，在近几天的作战中，竟然已有大队长战死的纪录，有时一场战斗就要伤亡百余人。

看来中国军队此番来者不善，冬季攻势真的开始了。

12月16日，当冈村返回汉口时，各师团受到攻击的报告已如雪片般飞来，让人应接不暇。

冈村曾视察过的襄河防线属于第十三师团防守区域，而向他们发起攻击的是张自忠右翼兵团。

重于泰山

其实右翼兵团一开始并不顺利。

第十三师团早有防备，加上防守工事坚固，在缺乏重炮配合的情况下，要想取得任何一点进展都非常之难，这也是冬季攻势发起之后各战区普遍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

但是冈村在襄河战场看到的情况表明，张自忠此次决心很大，若不有所收获，绝不会轻易收兵。

张自忠手书“为民族争生存而奋斗”

张自忠手中最锐利的武器仍然是黄维纲第三十八师，该师与第十三师团主力面对面厮杀八昼夜，雪地上到处都是阵亡的官兵，活着的也虚弱不堪。

这样血拼的结果是，第三十八师不但没能攻破对方防区，自己反而还丧失了原有阵地。

黄维纲向张自忠报告，希望能将部队撤下来。

后者断然回答：不准退！

每当艰难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老二十九军的看家本事。张自忠决定策划一次大胆的奇袭行动。

经过侦察，他得知对面之敌在主力投入前线后，其后方较为空虚。

想到要乘其不备，袭其老巢。

第三十八师没法再调了，张自忠只能从赵登禹的基干部队中抽人，好就好在带队长官是张自忠过去在学兵团任团长时的学兵，所以指挥起来要顺手得多。

尽管这样，张自忠仍亲自给夜袭部队去电——

国家养兵是为了打仗，要打仗就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二十年，少活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战争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便轻于鸿毛。

得到兵团总司令的鼓劲，夜袭部队群情振奋，当晚便抄山间小路急行二三十里，对第十三师团的一个旅团部进行猛袭。

这是老二十九军最擅长的一招，犹如当年赵登禹在喜峰口，大刀队挥刀猛砍，把对方旅团部冲了个稀里哗啦。

12月19日，趁日军后方动摇，第三十八师趁机发动猛攻，恢复了原有阵地。仅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用两个运输营的驮马搬运两天才全部运完。

然而从这以后，战场又陷入僵局。说来说去，右翼兵团真正起劲的也只有张自忠和他的五十九军，其他部队要么是战斗力很差，要么是出工不出力，比如由刚刚出川的王缵绪领衔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就迟迟打不开局面。

张自忠决定像随枣会战时那样，东渡襄河，以便改变战局。

临行前，他写下一份遗嘱：此次过河与敌决战，不获全胜绝不生还。

活关公

12月21日，张自忠在渡过襄河后，赶到位于长寿店的第三十八师指挥所，这里距最前沿仅有两里多路。

大刀终究及不上攻坚利器，兵团总司令这次带来的是制胜法宝——新近从苏联购进的野炮。

野炮上阵，几下便打乱了第十三师团的防守阵脚。12月22日，第三十八师乘胜推进，战局出现转机。

可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的人，总是会被后进者绊一跤。第十三师团有两个旅团，一个对付右翼兵团，另一个对付郭忏江防军，张自忠这边挺住了，郭忏却吃不消，已经撤回襄河西岸去了。

如此一来，第十三师团的重量便全部压在了右翼兵团身上。一时间，兵团司令部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都是要求撤退的。

苏联顾问见情况不好，也向张自忠建议后撤。

张自忠认为绝不能撤，一撤的话，不光是五战区的冬季攻势会就此夭折，襄河防线也可能无法确保，因为襄河前沿除了右翼兵团，已经没有谁能再帮你扛下去了。

一支隶属部队打来电话：伤亡太大了，我们能不能向后移动一下？

统领右翼兵团以来，张自忠素来严于律己， 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 对一手带出来的直辖部队苛刻，对编入兵团的其他部队则能宽就宽，从不疾言厉色，但到这个火烧眉毛的关头，他也忍不住了。

你们来电话，总说伤亡惨重，可你告诉我，营长以上的长官究竟阵亡了几个？

对方语塞。

张自忠拿着电话十分激动：我们今天退，明天退，就算是退到西藏，日军还不是会跟踪而至。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大好时机，希望你再苦撑几天，以待援军。总之一句话，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坟地，后退者死！

张自忠被湖北民间誉为“活关公”

如果这时候张自忠还安居于襄河西岸，或者第三十八师都缩在后面，兴许还会有人不买账，但现在人家就带着亲兵部队在前沿奋战，谁也不敢真的把兵团总司令抛在后面，自顾自逃到西岸去。

于是大家都只能咬着牙继续苦撑。

1940年1月初，右翼兵团的援军终于到达前线。这个时候整个冬季攻势接近尾声，原先进攻武汉的部队大多无功而返，冈村也已准备举手庆祝了。

但是他认为结束的并没有结束。

2月14日，张自忠下令反攻，第十三师团败退六十里，成为第十一军中损失最大的一个师团。这就是著名的“襄东大捷”。

在针对武汉的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是战绩最大的战区，而第五战区又以右翼兵团最为出众。鄂北民间对《三国演义》人物如数家珍，老百姓此后便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不过就全国而言，在整个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的战绩也仅能列于第二，居于首位的是第八战区，这个战区的扛鼎人物就是久违的“射雕英雄”傅作义。

讨债的和躲债的

人活于世，往往站得有多高，跌得就有多狠。当年的绥远抗战，使傅作义一夜之间名扬天下，但是到了太原保卫战，经典并没能够延续，作为善守之将，一天之内就丢掉了太原，不管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第38章 这个冬天不太冷（2）

那一次傅作义真的是被摔惨了，不仅砸了牌子，其绥军主力第三十五军也是元气大伤，到撤出山西时，每个团仅能收容三四百人，连编成一个营都困难。

傅作义不得不厚着脸皮去找阎锡山，老西十分干脆——缺人吗？好，给。缺装备吗？好，给。

爽快得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不过傅作义很快就发现，他这位老长官从来就没有算漏账的时候。

二战区司令长官告诉他：你让董其武去给我把太原收复过来。

听得此言，傅作义的嘴巴都快咧到耳后去了。

我的天，太原又不是红格尔图，那里如今是日本第一军司令部所在地，周围光防守工事就里三层外三层，别说收复了，去碰一下，手都得烫出泡来。

可是老西既然这么说了，你就得去做，要不然他凭什么给你人枪？

傅作义想了想，把胸脯一挺：收复太原责任重大，派董其武恐怕无济于事，我愿意领三十五军亲自出征。

老西其实巴不得如此，一看傅作义这么主动，当然没有不高兴的道理。

可傅作义哪有这个实力真的去收复太原，他是怕董其武被派上去后，不明究竟，傻乎乎地被打得精光。

他已经想好了，丢了太原就是欠了阎老板的，除非对方闭眼，否则你就别指望他会将这笔债务自动清零。

跟上这么一个长官，也算是卖煎饼的说梦话——摊上了。

躲债，必须的。

怎么躲，还是得回到草原上去，绥军是从那里发家的，只有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大地上，才能重新找回胜利和自信。

于是，傅作义在出击后，明着奔太原去，实质却是打了个擦边球，到绥南去扫了一下。

扫的目的，不是要攻城占地，而是制造声势——我傅作义又回来了。

至于收复太原，大家出来都是骗骗阎老板的，各路部队大多是虚晃一枪，反而傅作义孤军深入，被日军给包围了。

傅作义趁深夜突围，不过突围后他回的不是山西，而是绥西的河套。

你看，不是我不卖力，是其他伙计不用心，你且让我好好训练一下，再收复太原不迟。

人脱身之后，不久关系竟然也脱离了。

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战区重新划分，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长驻兰州，实际上完全独立出来。

回到绥远的傅作义如鱼得水

阎老西没法再来讨债了，我老傅不再是房奴、车奴，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第八战区身负保卫兰州这一国际运输站兼空军训练基地的重任，在接到发动冬季攻势的命令后，朱绍良是根本没有空跑出来袭击日本人的，这个活只能交给傅作义，而老傅等的就是这么一个机会。

把河套作为自己东山再起的起跑点，说明他的眼光果然独到。

这个地方堪称绥远的明珠，凡米粮鱼肉应有尽有，且襟山带河，易守难攻，早在西汉时，就是军队屯田，以抵御匈奴骑兵的绝佳所在。

傅作义在河套招贤纳士，屯田练兵，使得绥军在短时间内又恢复了过去的虎虎生气。

风吹草低见牛羊，纵马驰骋的时候到了。

套马杆

傅作义的对手是驻包头的日本“驻蒙军”骑兵集团。

与配属于步兵师团的骑兵部队不同，骑兵集团是以骑兵为中心的，具有单独的行动和作战能力。

原来骑兵集团共有两个旅团，此前一个骑兵旅团已被调入十一军，剩下来的骑兵旅团一分为二，一个联队在包头以东，一个联队在包头以北。

没办法，草原太大了，骑兵再多也看不过来。

不过傅作义要想顺顺当当地占领包头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包头城里的骑兵集团司令部并不是吃素的，集团本身就配有骑炮兵连队、战车队、汽车步兵大队、辎重队等直属部队，何况由于情报泄露，中国各战区要发动冬季攻势在日军内部早已不是秘密。

日本骑兵集团集团长小岛吉藏中将天天如临大敌，他知道傅作义迟早要搞这么一次攻击，但并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天。

12月19日，他终于得到情报：傅作义已从河套出发，并到达了包头以西。

小岛马上就想到要先发制人。

不来这么一下子，他都觉得对不起自己——骑兵集团的机动能力太强了，不出去打一下，光缩在窝里，岂不要让人笑掉大牙。

集团长很快就组成了一支“讨伐队”，为了达到突击的效果，他特意封锁了消息，谁都不让知道。

12月20日，小岛亲自出城欢送“讨伐队”。

回来的时候，他嘴里一路哼着小调，可是还没进城，半路上便伏兵四起。

脑袋一片空白：中计了。

那个情报不过是傅作义故意“漏”给他的，为的就是调虎离山。趁“讨伐队”开门出城之机，平民装扮的绥军早已一拥而入，用“掏心战术”控制了城池。

好好一座包头城，就这么被傅作义从手中赚走，骑兵集团集团长哪里甘心，他立即呼叫附近的两支骑兵联队前来救援。

小岛不知道，其实傅作义真正在意的并不是包头，道理很简单，就算他占领了，一座孤城又如何守得住。

此时的傅作义手执套马杆，要套的就是那两支骑兵联队，这就叫做“围点打援”。

与老傅比心机，小岛集团长还差得太远。

骑兵跑得快，进入伏击圈也快，不辞辛苦赶来的两支骑兵联队没多久就遭了殃。

傅作义动用了一支步兵师进行伏击，借助的山势地形也非常有利，基本上是骑兵冲不上来，他们却居高临下，可着劲儿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两支骑兵联队同遭厄运，一支被消灭大半，另一支则连联队长都没能逃得性命。草原之上，日军尸横遍野，失去主人后的东洋马狂奔乱叫，武器扔得到处都是。

12月21日，位于张家口的“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得悉后，急忙向包头增派了两个步兵大队。

傅作义在包头城内与日军进行巷战，连斗三天后，于12月23日撤出包头。

一天之内便搞残一个日本骑兵旅团，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也因此成为冬季攻势中最突出的亮点。

傅作义的声名迅速回升。三年前，你还可以说他只能打打伪军，三年之后，人家灭的是正宗日军，还是骑兵；三年前，他才刚刚从防守转向进攻，但那只是初步，三年后，他在进攻战上已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化整为零

冬季攻势结束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完，主要是日本人不肯就此罢休。

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吃了亏总要找补点回来，而且傅作义这样的人在卧榻之侧，你能睡得好觉吗？

1940年1月24日，日本统帅部批准了“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的“八号作战”方案，即集中“驻蒙军”，采用车骑协同战术，一举摧毁傅作义的河套基地。

1月28日，冈部以原驻山西大同的第二十六师团为主力，利用骑兵和汽车的双重机动优势，发动了绥西战役。

在“驻蒙军”大兵压境的同时，内蒙古草原的气温也骤降下来，甚至连平地都被冻住了，这个时候要是脑子一发热，冲上去硬拼的话，无疑正中冈部下怀。

傅作义没有这么傻，他化整为零，把绥军分散成一个个小单位，实行职权下放，让各级将官带着队伍自个儿玩去。

傅作义化整为零、敌退我进的战术与八路军颇有神似之处不过怎么打，得关照在前面：你们要竭力避开公路正面和两旁开阔地，因为那里正对日本骑兵和汽车部队的胃口。

去哪里，得去乡村，去偏僻村镇，白天休息，晚上袭扰。

傅作义想得很好，但策略是一回事，实战又是另外一回事，日军跟在后面，并不是你想甩就甩，想走就走的，而且有的据点或防线也不可能不守，所以大多数时间绥军都不得不由游击战或运动战转为阵地战，从而蒙受了一定损失。

2月3日，冈部占领了河套的战略大据点——五原。

到此为止，冈部认为他可以收工了。河套这么大，也不可能把每块草皮都翻过来看一遍，连五原都拿了下来，当然就等于整个河套都扫荡过了。

五原离包头还有四百里路，远远超过了日军的可控制范围，因此按照日本统帅部的要求，绥西战役结束后，“驻蒙军”就要撤出河套，原来驻防哪里的还得去驻防哪里，可是你要让冈部就此放弃五原，他哪里舍得。

大部队不能留，那就留小部队。

2月中旬，“驻蒙军”以一种功德圆满的姿态撤离河套，临走时，冈部在五原设立了特务机关，任命桑原荒一郎中佐为特务机关机关长。

原先冈村只打算留一个日军步炮混成联队给桑原指挥，可是他的参谋长认为兵力太少了。

不是说怕傅作义来攻，而是担心宁夏青海的马家军会突然杀过来，在参谋长看来，那帮骑马的回教徒，速度要多快有多快，一眨眼工夫就可能冲到城下，到时仅靠一个联队恐怕守不住城。

那怎么办呢？其他地方人也不够，不可能再留置更多人马了。

参谋长献计：留伪军啊，这些家伙进攻虽不得力，守守城池总还是可以的。

冈部认为这主意不错，随后调来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和德王的三个伪蒙师加强防守。

五原的日伪军全部加起来，已经接近一万多人，冈部认为桑原应该无忧了：傅作义早已被我赶得不知踪影，你好好地在这里给我看着吧。

这句话说得可真够轻巧，轻轻巧巧地就要了桑原的小命。

冈部以为傅作义已经逃之夭夭，却没想到人家压根就没走，一直都在河套转悠，只是他看不见而已。

抠出来

获悉日军主力东撤后，傅作义马上卷土重来。

起初他想复制包头之战中的打法，将五原日军诱出城，然后予以伏击。

可惜“套马杆”只成功了一半，日军步炮混成联队出是出来了，却提前发现了伏兵，马脑袋一缩，老傅两手空空，什么都没能套着。

总结了一下，还是力量不够，就算伏击不成，正面猛击，又怎么能够让对方这么容易就溜之大吉？

傅作义下达紧急命令，把绥西战役期间藏到后方休整的部队全都调上来，准备再攻五原。

然而这时一封电令却让他犹豫起来。

2月25日，中国统帅部专电：由于傅作义在冬季攻势中表现突出，特晋升为第八战区代司令长官，可即刻到兰州上任。

去兰州，自然不能亲自指挥收复五原的战役，但如果不去，傅作义对能不能打赢五原之战实际上也没有确定把握。

第39章 这个冬天不太冷（3）

有道是，纵然杀敌一千，也得自伤八百。从冬季攻势开始，绥军就蒙受了很大损失，且久战疲惫，战力回落，亟须休整。在五原城外，“套马杆”没能套着日军联队，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边是已在桌上放得端端正正的乌纱帽，另一边是很难预知最终结果的沙场搏杀，何去何从，似乎不难选择。

然而，在傅作义心里，还有另外一杆秤。

自己到兰州，不带绥军前行，等于光杆，一大家子都去了之后，给养补充就是一个大问题。

朱绍良不急，因为他原本就出自中央军，你不是人家的亲儿子，只能给一点是一点，饥一顿饱一顿地撑下去。

不靠政府靠地方吧，宁夏马家军不是好惹的，跟他抢饭吃？

当然还可以两者兼顾，带一部分人马去兰州，留一部分人马在河套，可是宁夏与河套隔开整整八百里沙漠，万一“驻蒙军”趁机以五原为基地，在河套扎下根来怎么办，到时再想打回老家，又谈何容易。

所以兰州去不得，傅作义当下谢辞任命，决定留在绥西继续抗战。

先前包头一役，于世人看来，已是漂亮得不能再漂亮了，否则也不会在冬季攻势中拔尖，如果说美中不足，就是没能最终占据包头城。

可是自“七七事变”以来，先后被日军攻克的城池太多了，又有哪一座可以通过反攻收复回来的呢，都是说丢就丢了，丢了便成了人家的东西，再也拿不回来了。

所谓“收复”，也基本都是要等日本人觉得兵力不足，自己从嘴里吐出来。

傅作义不能等，他要从对方嘴里把属于自己的东西给抠出来！

要想在河套过上日子，则必得五原。

士兵突击

既然调虎离山不成，那就只能用第二个行之有效的绝招——掏心战术了。

在包头之战中，傅作义也采用过掏心战术，但与上次相比，这次城里的日伪军更多，因此对掏心战的要求也更高，傅作义决定组建“掏心突击队”，并任命安春山担任突击队队长。

安春山其实就是上次攻包头时的主攻团团长。包头之战打到最后，两手空空的“讨伐队”和远途增援的“驻蒙军”步兵大队都来了，城里的日本兵源源不断，越聚越多，安春山虽率团冲出重围，却有一个排被日军用密集火力封在了城内。

处于绝境之下，这个排全部力战而死，无一人被俘或投降。安春山每讲到这件事时，就声泪俱下，令人闻之恻然。

绥军突击队员个个生龙活虎

这时他却听说团里也有俘虏，而且已经回来了。

你回来就回来吧，毕竟在东方军队中被俘不是什么特光彩的事，可这小子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到处宣扬日军的“德政”，说是小岛集团长亲自把他放回来的，临走时还送了十元银洋。

安春山闻之大怒，操起一把缴获的日军指挥刀就冲了过去。

绥军号称“七路半”，团里也像八路军那样设有指导员。一见情况不好，指导员赶紧上前劝阻，可是根本拉不住，一刀，安春山就把那个兵给砍了。

我的团要的是打日本的好汉，绝不是收银洋的孬种！

到了绥西战役，由于敌强我弱，连因红格尔图之战而一举成名的董其武都因作战不力受到了撤职留任的处分，安春山却越打越疯，即使大腿中弹也不肯撤下来，颇为人所称道。

在成立“掏心突击队”之前，傅作义曾将团长以上将官召集起来开会，安春山第一个站起发言。

他说我们国家是以弱敌强，所以虽然是长期抗战，但总得干，总得打仗，否则那不叫抗战，叫混！

干与混不一样，打与不打也不一样，如果是混，我现在就撂挑子，请长假，回老家。如果要干，那我愿意第一个赴汤蹈火，冲锋陷阵。

战场之上，劲头就是奔头，傅作义的这个突击队队长真是选对了人。

包头一战，由于安春山团是普通步兵团，只适应于一般野战，因此吃了很多亏。这次傅作义组建“掏心突击队”，是以安春山团为基础，再从其他部队中抽调精兵强将，然后大家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

首先是模拟五原城内的环境，让突击队队员们练习夜战和巷战，以及怎样以少打多，怎样爆破，怎样防空。一般士兵掌握的，他们必须掌握，一般士兵不掌握的，他们也必须掌握。

其次是参照包头之战的经验教训，在演习中加入了突击受挫等环节，以提高突击队的应变能力。

在发起攻击行动之前，傅作义做足了保密工作，突击队所在区域，一律只许入，不许出。

训练和演习都要利用晨昏大雾或暗夜进行，白天不能集体行动。就算是一个人要出去，也必须披件老百姓的衣服，为的就是躲过日本飞机的侦察。

傅作义这边把全家老小都动员起来，那边的桑原却还大腿跷在二腿上，优哉游哉哩。

傅作义“套马杆”的落空让他甚为得意。原来傅某翻来覆去也不过那几招，就会诱我出城，要是我打死不出来，他还能如何？

这人脑子一发胀就会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举动。桑原认为一个联队放在五原都是多余的，其他地方不是需要人驻防吗，调过去吧，我这里不需要。

代替步炮混成联队的，是一支千人的日本警备队。

五原由老城和新城组成，桑原自率警备队守新城，德王的三个伪蒙师守旧城，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则驻防五原外围。

桑原背着手转了一圈，颇为自得。

三足鼎立，还怕他谁来，不靠任何援军，我也同样守得住五原，而傅作义，你就在乡下待着吧，别再做回城的梦了。

3月20日深夜，正在做着好梦的特务机关机关长突然被枪声惊醒，有人向他报告：傅作义已经进城了！

突击队开始行动。

一系列步骤完全按照演习和训练的程序进行：先昼伏夜行，到达五原新城外壕，然后俘获在城外执勤的伪军（为什么干伪军的总是这么倒霉），在取得通行口令后，骗开城门，突入城内。

进城之后，安春山将突击队一分为八，并且很快就杀到了特务机关附近。

桑原这下可慌了神，急忙带人逃出了五原。

在激战过程中，突击队队长说到做到，始终冲在前面进行指挥，最后负了重伤。

在绥军战将中，安春山号称拼命三郎，每战必奋勇向前，因此升迁速度很快，超过了很多与他同级或高一级的军官，逐渐成为傅作义手下继“傅家二虎”之后的第三号猛人。

二虎扑食

傅家二虎现在在哪里？

老傅当然不会让他们闲着。

“动虎”孙兰峰担任攻城总指挥，“静虎”董其武则坐而打援，负责将敌援军阻于五原以北的乌加河。

傅作义问孙兰峰：有没有信心？

后者慨然答道：只要日军三天之内过不了乌加河，我保证将五原城里的小鬼子打得一个不剩。

董其武受了处分，正憋着一股劲，于是也毫不示弱：三天之内，我绝不让一兵一卒渡过乌加河！

突击队进城后，孙兰峰率大部队冲入，将城内包括日本警备队在内的日伪军歼灭大半，但是有两个据点始终都拿不下来。

3月21日，“驻蒙军”司令官冈部获报后，急派第二十六师团和骑兵集团赴援，骑兵跑得快，当天已陆续到达乌加河畔。

傅作义得知日军援兵已至，新城却还有两个据点攻不动，马上使出撒手锏，将炮兵调了上去。

炮兵来了一看就明白了，据点的围墙又高又厚，无论是普通步兵还是突击队队员，都没有本事玩穿越。

这个容易，山炮曲射改平射，直接朝围墙轰。

3月22日，五原新城被全城拿下。在此之前，伪蒙军防守的五原旧城早已落于傅作义掌握之中。

其中有个伪蒙师打不过想跑，可是又怕日本人追究，于是便战战兢兢地向五原城内的特务机关请示。

这时特务机关早就被孙兰峰所占领，收到电文后，他乐了。

行，那我就客串一下你的主子吧。

孙兰峰用桑原的口吻拟了份回电，告诉对方：放轻松点，你可以自由行动。

那个伪蒙师长收到回复后，大喜过望，哪管真假，随即就放弃阵地，“自由”去了。

在所有日伪军中，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由于处于外围，不负守城之责，所以最为吊儿郎当，时刻准备溜之乎也。

在听说五原新城旧城都被攻入后，王英连请示都没请示，自己就打马跑掉了，他那个拼凑起来的“联军”也跟着土崩瓦解。

可不管你是新傻子还是老油子，一样都难以逃脱傅作义布下的天罗地网。

接到“假电报”而放弃阵地的伪蒙师遭到伏击，被打得稀里哗啦，而桑原中佐虽从五原新城逃出，也被游击队当场击毙。

为什么逃命这么难，因为陆路上傅作义都派有骑兵或游击队阻击，湖泊岸边倒是没有人，然而那时候已经解冻，没桥你过不去。

王英找到了桥，可惜那里有守桥的，人家不让过。

这厮的额头真够高，守桥的曾是他的旧部，一番眼泪和哀求后，“华容道”的那一幕重新上演，王英步白脸曹丞相之后尘，终于捡得一条性命。

后来事情揭发，傅作义处理得也颇有人情味，只是将守桥将官撤职查办，解除他的军职就算了。

在孙兰峰攻城之际，董其武始终牢牢地据守着乌加河，使得日军就算搭浮桥也冲不过来，只能隔河对峙。

3月24日，“驻蒙军”主力到齐，依赖炮火优势才得以过河。

傅作义不能硬碰硬，便撤出五原，在附近跟日军打游击战。

小岛吉藏担任“驻蒙军”救援行动的指挥官，过河之后，他没有找到任何绥军主力部队的踪迹，而傅作义丢给他的五原完全成了空城一座，什么都没有，既没粮食也没人，倒是城外有很多游击队在不停地进行骚扰。

在这座城里，小岛根本就待不下去。他屡次给冈部发电报，要求放弃五原。

我们守着这座空城，既没吃的又没喝的，还整天担惊受怕，这不是武大郎射箭杆——发穷贱（箭）吗？

可是因为桑原及其日伪军被几乎全歼，冈部怕得要命，唯恐遭到追究，所以他怎么都不同意小岛立即撤回，巴巴地希望对方至少立个功，哪怕弄个小胜也好让他有所交代。

小胜没有，却出现了大败的预兆。

3月27日，傅作义掘开了乌加河南堤，五原一带成了泛滥区。由于道路淹没，日军连东南西北都分辨不清了。

见到棺材，“驻蒙军”司令官才掉了泪，终于决定放弃五原，“驻蒙军”最后是靠飞机引路才撤出来的。

五原之战后，冈部因责任问题而奉召回国，“驻蒙军”也限于兵力不足和给养困难等原因，再未能对绥西发动大规模攻势。

3月28日，傅作义回到五原。

当春风从草原吹过，不知留下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自“七七事变”后，草原英雄再次崛起，绥军之基业亦从此处开始重新奠定。

第40章 时光倒流

冬季攻势的结果反映了当时正面战场的一个真实状况，即中国军队无力作决定性反攻，而日军因侵占的地方越来越多，可以使用于中国的兵力也已达到极致。

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大家都很难。

继续赌

根据史学家黄仁宇提供的数据，到1939年，日本直接军费已达六十四亿日元，为开战之初的两倍，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转瞬化为乌有。

石原莞尔曾经说过，如果中日爆发全面战争，至少须耗用军费五十亿日元。现在看来，“唯一战略家”估计得还是太乐观了，事实是，已经超过六十个亿砸下去，却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到1939年年底，由于国内的军工生产不敷需要，日本政府甚至把用于学校军训的步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了前线。

日本在东亚的一家独大，无疑是对“九国公约”的公然挑战。英国因欧洲战场的牵制，在大多数时间内还只能保持沉默，甚至妥协和退让，美国则再也按捺不住了。

1939年，美国国务院正式通告日本，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这个条约于1911年签订，实际上要1940年1月26日才到期，可是美国人不管这些，直接挥起刀斩了下去。

这一刀可太狠了。要知道，当时美国产品占到了日本总进口物资的四成以上，而且很多大宗战略物资，像石油钢铁之类，都非得从汤姆大叔手里才能买到。

自此，日本不但要对付中国和苏联，开战名单上又加入了英美，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仇敌满天下。

细数手上的棋子，日本统帅部才发现自己在中国陷得有多深，如今要想拔出脚来都非易事。

赶快撤掉一些吧。

军部制订计划，预计分两批撤，第一批是到1939年年底，将关内日军由八十五万减至七十万，第二批是到1940年年底，由七十万减至四十万。

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的复员，实际就是首批撤兵计划的一部分。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

如今的“中国派遣军”可不得了，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华中的“华中派遣军”、华南的第二十一军都由其直接指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华日军都得听它的。

日本军部又怎么样？同样得礼敬三分，所以首批撤兵计划刚开个头，就执行不下去了。

“中国派遣军”的司令官是西尾寿造。他的上位，几乎就是干得好不如关系好的现实缩影。台儿庄打成那个鸟样，可只要有人罩着，人家的仕途在小小弯曲一下之后，照样可以坐着火箭往上升。

先是被任命为训练总监，成为日本陆军三大首脑之一，然后又出任在华陆军最高指挥机构的一把手，真是想要什么来什么。

板垣军功够高了吧，也才不过在他手下当一个总参谋长，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凡是庸才大多不允许手下有多高明，西尾也是如此。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应该说打仗颇有一套，在兵少将寡的情况下犹能维持现状，特别是躲过了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发动的冬季攻势，算是难能可贵，可是这人太有个性，连统帅部的命令有时都敢质疑，于是西尾就选择了让冈村走路，后者被委以军事参议官一职，从此离开了武汉前线。

一切重新开张，西尾打算在任内做出点样子。为了防止冬季攻势这样的大规模攻势再次出现，他决定趁中国军队进入休整的机会，集中兵力打击第五战区。

在把军部的球踢回去后，原拟复员或回国的部队都留了下来，“中国派遣军”也就有了大动干戈的资本。

知道第十一军兵力不足，别说攻，守都困难，西尾采取了“东兵西调”的办法，从驻扎江浙沪一带的第十三军中抽出七个步兵大队开赴武汉，归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统一指挥。

园部和一郎与冈村宁次是同学，而且是从陆士一直“同”到陆大的同学，后来冈村到关东军任师团长，园部也追了过去，同样是当师团长，现在又来武汉接班——蹭明星的光也不是这么个蹭法，还搞得形影不离了。

不管别人怎么想，园部的确有超越前任的劲头和想法。为了确保此次一击即中，他以三个师团为基干主力，再分别配属十五个步兵大队，使进攻五战区的实际兵力一下子超过了四个师团。

即使“东兵西调”之后，第十一军一共也才七师四旅团，园部这次是真的把最大赌注都押上了。

其实大家都在赌，日本军部赌“中国事变”能够最终解决，西尾赌自己开张大吉，园部则赌自己是不是比冈村会来事。

死结

李宗仁和他的将官们又要经受新的考验了。

早在冬季攻势时，右翼兵团司令官张自忠曾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本来大家谈得还算顺利，可记者忽然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张自忠巨大的反感。

史沫特莱问：您认为中国有如此多的伪军首要原因是什么？

史沫特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美国记者，但她的话显然剌伤了采访对象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张自忠的，之前也问过川军首领王缵绪。

为什么有这么多伪军？那位老大给出的答案倒也中规中矩：因为他们不读书嘛，要是他们多读儒家经典，就不会去当伪军了。

史记者不愧是名记者，反应十分快捷：据我所知，有好些伪军头目可都是饱读经书的。

王缵绪无奈地看了看这位刁钻的记者，只好作出如下解释：读书要认真，你说的伪军头目们肯定读书很肤浅。

史沫特莱了解了一下，川军首领自己从不读书，哪怕是“肤浅”地读。他的指挥所里连一本书都找不到，更别说儒家经典了。

与王缵绪不一样，张自忠没有这么会吹牛，但他战绩彪炳，而且几乎就是王缵绪嘴里所称道的那种典型——少时读过儒家经书，从军后手不释卷，看的都是各种军政书籍。

史沫特莱认为张自忠会给他一个认真的答案，却没想到对方听后，脸色骤变，只用一双眼睛冷冷地瞪着她：不知道！

无冕皇帝一支笔，谁敢得罪，张自忠的态度使史沫特莱大为光火，事后还气呼呼地对张自忠的幕僚发脾气，说她永远不理解也不会信任像张自忠这样的人。

其实归根结底，人还是得厚道。

采访之前，史沫特莱翻过张自忠的资料，知道对方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却仍要这样提问，是不是故意的还真的很难说。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美国女人不能理解的事还多得很，比如她就不知道，在那一刻，一个人的心已被深深刺伤了。

自从离开华北后，张自忠每战必竭尽全力，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仗越来越难打，离华北和平津也越来越远了。

打仗是可以麻痹人的神经的，然而不打仗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关于伪军的问题，就那么让人难以承受。

当年的一双生死兄弟，一个背叛了另外一个，虽然那一个后来选择了宽容和原谅，可是只要不把对方失去的给找回来，你就永远难以真正得到心安，即使活着也会像尘土一样毫无价值。

那是心中缠绕很久的一个死结。

我不是伪军，也不是汉奸，我不是，我会把所有失去的都找回来的！

那个人

宋哲元的境况很不好，早在徐州会战前就是如此。

在把张自忠迎回军队后，这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曾抱定打回华北，重振二十九军的愿望，然而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再也无法恢复到过去指挥长城抗战时的神勇了。

更让他伤心不已的是，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服从他这位昔日抗战英雄的指挥了，他说要往前冲，大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溜，并不把集团军总司令当回事。

当时第一集团军已归属第一战区，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不明白宋哲元的部队为什么总是一退再退，屡屡来电相责。

参谋处问宋哲元如何答复，宋哲元也不知道怎么答，便随口编了个理由，说前线之所以撤退，不是被动所致，而是主动作为，乃是为了“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

要的就是你上去“决战”，你还要“避免”，还不肯作“无谓的牺牲”，这个理由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别说程潜，即使参谋处的那些参谋也觉得说不出口，只好另外编了一些理由搪塞过去。

到了后来，宋哲元帮前线部队擦屁股已经擦到连他自己都语无伦次的程度了。

在“避免决战说”之后，他又提出了一个“全军为上”。

秦德纯赶紧提醒他，“全军为上”语出《孙子兵法》，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不战而退，您把意思给弄错了。

宋哲元苦笑：那你说，这帮小子一个劲儿撤退，怎么帮他们圆？

要不弄通俗一点吧，就说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走。

这又不是在后方打游击战，岂能如此搞法。宋哲元一番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程潜的“检查”。

其实他每次作战，都把集团军总部放在前面，但就是督促不住各军，部队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后退，退来退去，总部位置竟然变成了进攻时的最前面，撤退时的最后面！

由于在指挥作战方面毫无起色，刘郁芬、门致中等西北军元老们都按捺不住，纷纷发电报到前线，希望宋哲元能够辞职让贤。

宋哲元这时也感到部队混乱，光整顿起来就非易事，便把兵权交给冯治安，自己到湖南衡山去养病。

宋哲元周围原先聚集了好多人，现在一看，老爷子无职无权，便都一哄而散，留下来的，仅秦德纯等几人而已。

在他居于高位之时，背后敢随意议论他的人很少，然而等到彻底退下来，闲言碎语就越来越多了，有人甚至拿他在五十九军官兵面前的讲话作为底本，又把华北的那些事翻出来，在背后指指点点。

此时的国内舆论，也一改“七七事变”开始时对二十九军的赞扬，转而对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大加批评。讥讽和痛骂的文章，有的发表在报纸上，这个还好一点，你可以选择不看，但还有人会直接写信或者发电报给宋哲元本人。

宋哲元十分伤心和难过，常常借酒浇愁。

他不只一次地问，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要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他又喃喃自语：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霉的时候，就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

相陪的那几个人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才好，忽然有人想起一封信，说老爷子既心病难除，不如再把信找出来让他看看。

宋哲元看完信，果然转忧为喜，并小心翼翼地把信随身收藏起来。

那封信是蒋介石写的，当时华北政委会刚刚成立，蒋介石在信中说，冀察的事可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一切由中央负责。

宋哲元找到了文字依据，他认为他从此可以大声地告诉世人：我宋哲元是爱国的，在华北两年的所作所为，都是经过中央授权并认可的。

第41章 时光倒流（2）

他把这封信视若珍宝，每时每刻都不肯离身，直到临终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家人务必把信编入自己的传记。

梦回华北

宋哲元平生，向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自勉，也以这一信条来教育和要求别人。

石友三曾是他的部下，听说有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事后，他亲自给石友三发去电报，要后者珍惜个人声誉，服从战区命令。

汪精卫和他素无瓜葛，但在对方叛逃之后，他专门致电蒋介石，痛骂汪氏的叛国行为，为国人所不齿。

他始终忘不了的，当然还是那片战场。只是从那里传来的，基本都没什么好消息，即使偶有打气文章，以行家的眼光看过去，也能看出其中的不妙来。

宋哲元按捺不住，颇思重上战马，他对别人说：要是宋某出去带队伍，敌人绝不致如此猖獗。

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时宋哲元由于长期心情郁闷，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肝病，谁也不可能让一个病人去带兵打仗。

后来他搬到成都，住在香港的女儿见父亲病情越来越重，后方又缺乏药物和良医，便写信劝他到香港去就医。

宋哲元回信一封：我是军人，不能在前线杀敌，已经抱憾。你们还劝我去香港，是叫我逃避责任吗？

坚决不去香港，却闹着要去西安，因为那里离华北更近一点。

家人和医生屡劝不听，只好叫来了秦德纯。

秦德纯跟随宋哲元半辈子，对他知根知底，便劝众人：随他的意吧，别叫他心里不痛快了，这样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是宋哲元一生的信条

可是宋哲元哪里还能够长途奔波，只行了二百里，到绵阳就再也动不了了。

在绵阳时，宋哲元的病情急剧恶化，常常不断吐血和昏迷。有一天清醒过来，他对前来看望的旧日同僚说：军人不能战死沙场，死也不能瞑目……

当年宋哲元离开北平时，由于行程仓促，没有来得及把住在天津的家人带走，后来也只是接出了妻女，老母年纪大了，不可能携之远行。

宋哲元托人带去了一支刻着自己小名的拐杖——今生恐怕再也不能见面，这就是唯一信物。

他终于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梦中，似乎又走在了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之上，那是北平，是天津，是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地方，是眷恋一生的精神家园。

还有那群兄弟，曾在一起欢笑，一起悲伤，一起挣扎，一起迷惘。

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忘记……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绵阳，时年仅五十四岁，那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

吞声

在宋哲元退养期间，张自忠仍定期发去电报，以报告战场上的进展情况。

当然电报中要常有胜利消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仗，只要让对方高兴，张自忠都乐此不疲。

只是这太难了，越往后面越难。

冬季攻势之后，第五战区就进入了休整补充阶段，可是由于后方物资极端匮乏，所谓补充，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沦为一句空谈。

桂军第八十四军算是李宗仁的亲兵部队了，也是要什么没什么——要工事材料，没有；要工兵，没有；要炮兵，更没有！

李宗仁现在的状况可以说比台儿庄大捷前都惨，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他能给予各部队的只有一纸死命令：假如打起来，一线官兵必须与阵地共存亡。

连桂军都是这个样子，其他部队可想而知。

早在冬季攻势时，张自忠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冰天雪地中，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冻得连手都扳不开枪机，到了晚上则只能以稻草当被窝御寒。悲哀的是，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境况，张自忠能做的，只是带着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部下不停地去厮杀、去拼命，这让他备受煎熬。

冬季攻势之后，兵团建制撤销，张自忠仍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看起来他可指挥超过十万之众的集团军，其实这个集团军很难指挥，各部队原来都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的是一味保存实力，不愿意真正跟日本人打，有的则是战斗力极弱，就算想打都不是那块材料。

能依靠的，仍然只是五十九军。

可是五十九军也不是磨不钝的铁枪头。这支当年华北首屈一指的雄师，曾拥有三万精兵，但自台儿庄大捷后，每打一仗就要损耗很多，如今只剩下一半不到，而且这一半里面还有很多是后来补充的新兵，其作战能力和素质无法与老兵相比。

一边是责任不断加重，另一边却是可用之兵急剧减少，张自忠所面对的困境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一年前的淮北之役，五十九军单独击退第十三师团也不算特别困难，然而一年之后面对同样的对手，却已是倍感吃力，无论鄂北大捷还是襄东大捷，其实胜得都很勉强。

张自忠清楚地知道，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永远眷顾某一个人，这样下去将来非丢人不可，不是大捷，而是大败。

他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联手冯治安第七十七军，通过“统一思想、健全干部”，使这两支老二十九军中最强的兄弟师能够协同一致，共同御敌。

张自忠所说的“统一思想”，就是他在给冯治安的亲笔信中所说的，要跟日军拼，哪怕是拼到底，拼到完。

可惜此时的冯治安早无“七七事变”时拔剑而起的英武，仍然是能敷衍的继续敷衍，敷衍着布置，敷衍着防守，有时甚至写一些假战报进行搪塞。

在健全干部方面，冯治安同样做得很差。第七十七军的军纪本来就不好，南下后由于他的放纵，更是变本加厉。下面强拉老百姓的骡马，有人告状，他竟然说，现在这种情况讲什么纪律，拉几头牲口不算什么，我们不拉，日本人也会拉。

第七十七军的一个营长不仅强征民粮，而且公开抽大烟，但冯治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以后大烟少抽点。至于强征民粮的事，则半点也不涉及。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中下级军官变得十分骄纵猖狂，除了欺负老百姓外，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张自忠纵使把一颗心掏出来给人看，亦改变不了对方，他为此十分忧虑，曾对自己的幕僚说：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个人只好早点死掉，不然对不起苦战中的官兵。

死，是张自忠重掌五十九军后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实际上他每次作战也是险中求胜，死中得活，“濒死者屡矣”。人生慷慨处，视死忽如归不过在这之前，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抱有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做到无愧于心。

然而宋哲元病逝的消息，却把这一线希望击得粉碎：那些曾经的岁月、曾经的你我，已再不能够重来。

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却已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又该去往哪里。张自忠的内心有了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只有他知道，当一个人离去，剩下的人会有多么孤独。

名利、地位、荣誉，一般人想要的如今都有了。可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抛弃这一切，就静静地坐在你的身旁。

想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直到见到友人后，张自忠才抑制不住爆发出来，他捶胸大恸，痛哭流涕：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死”真正成为张自忠唯一的人生抉择。

决心

1940年5月1日，第十一军对第五战区发动进攻，枣宜会战（枣阳—宜昌）开始，这是自武汉失守后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第三十三集团军据守的襄东防线成为日军攻击的首要目标。

张自忠知道这将是一场大恶战，特地晓谕五十九军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已毫无其他办法。

张自忠有死战决心，但他没有想到，战斗之残酷程度远远超出原先的预计。

从出击日期、路线到包抄迂回的战术，枣宜会战和随枣会战都差不多，但是由于得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日军像南昌会战时那样，进行了高度的特种配备。

包括第十三师团在内，进攻第五战区的每个师团都配有一个山炮兵大队，此外，园部还将第十一军直属的重炮兵旅团、战车联队以及骑兵联队全都派上场。

对防守工事而言，重炮和战车都是最大的威胁。

在台儿庄大捷中，中国军队曾用战防炮对付坦克战车，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的武器也在不断更新换代。

一炮便能干掉的89式、92式、94式战车已成过去时，刚刚出来的95式、97式在装甲厚度和火力上今非昔比，尤其是97式战车，被称为日本在二战中装备最成功的一种坦克，要想把它轰个对穿颇不容易。

5月2日，第十三师团便突破了襄河东岸的右翼防线，这一速度比随枣会战还要快得多。

张自忠迅速调整部署，派第三十八师等部队东渡襄河，对北进之敌实行侧击。

过河的部队很多，但数第三十八师打得最凶，因此也最为引人注目。第十三师团不得不回过头来，对第三十八师进行合围，后者处境十分险恶。

5月6日，张自忠召开集团军会议，提出要渡河督战，以挽危局。

在场将官都认为主帅不宜亲征，应该让身为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冯治安去。

宋哲元病逝后，张自忠曾致书冯治安。

他说，佟麟阁和赵登禹都死在南苑，现在宋哲元又死在四川，老二十九军的将领只剩下你、我，还有刘汝明等几个人了。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将永别，所以应立即下定决心，趁没死的时候，为国家和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休，那样，即使在九泉之下相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可是这番肺腑之言，显然对冯治安的触动并不大。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他抽不开身，而且还劝张自忠也不要去。

张自忠不再犹豫，当晚他给冯治安留下了最后一封信——

我因责任所系，必须过河与敌一拼，假如事情不顺，将奔着最终的目标而去。总而言之，不管做好做坏，一切求良心得到安慰。

5月7日，张自忠东渡襄河，这实际上已是他第四次亲自渡河作战。

仅仅三个月前，第十一军就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春季攻势，那一次的情况也险恶异常，同样是张自忠在渡过襄河之后，以侧击的方式发动猛击，才最终扭转了局势。

可是那句话永远是对的，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始终眷顾某一个人，如果说前面三次都庇护了你，那么到第四次，你就不一定会那么走运了。

平时张自忠的衣着与普通士兵无异，但这次他似乎已有预感，一反常态地穿上了将军制服，并戴上了中将领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解脱

第十一军往北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5月8日，中路的第三十九师团攻占了枣阳，西路的第十三师团和东路的名古屋第三师团对中国军队完成了第一层合围。

第42章 时光倒流（3）

如果张自忠不渡河督战，前面曾屡次出现过的险境必将再现。

事实上，在他未过河之前，东岸部队是一盘散沙，相互间失去了联系，大部分都在各自为战。

集团军总司令过河之后，形势即刻逆转，三军士气大振。

5月10日，张自忠指挥东岸集团军所属的五个师，开始由南向北朝枣阳推进。

他要反过来截断日军后路，让对手吃不了兜着走，然而在关键时刻，集团军总部的电报却出了问题。

从张自忠渡河开始，他拍出的大多数电报都被第十一军情报部门截获和破译，而园部也犹如在他身上安装了窃听器和跟踪仪。

枣宜会战中的日本侵略军

在春季攻势中，园部对喜欢从侧后给他捣乱的张自忠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得知，冈村随枣会战的不尽如人意也与之相关，因此早就多留了个心眼。

在获得张自忠要截其后路的情报后，他赶紧命令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全部沿襄河东岸南下。

第三十三集团军虽在东岸拥有五个师的兵力，但也就第三十八师比较能打一些，面对整整两个日军师团，并不占有任何优势。

最致命的，当然还是张自忠自己的行止一直未能脱离园部的掌握。因为后者知道，电台就在集团军司令部驻地附近，只要找准电台的准确位置，也就知道了张自忠在哪里。

张自忠在哪里？他在南瓜店。

第三十九师团根据情报，连夜行动，于5月16日拂晓完成了对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的战术包围。

虽然是包围，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合围，张自忠是有时间，也有机会撤走的，然而他始终带伤在第一线进行指挥。

这是一种疯狂的勇敢和执著。

最后关头，参谋长李文田开了口：论公，你是我的长官，论私，你是我的朋友，我理应跟着你、帮助你，但今天这个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赶快撤吧。

李文田本来预料张自忠会痛骂他一顿，但后者听后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脸上没有怒容，只有平和：你们谁都可以走，除了我。你们走吧，不要管我了。

南瓜店之战极其惨烈。张自忠当时指挥的并非第五十九军，而是韩复榘的鲁军，鲁军的战斗力本来并不强，但这批鲁军的带队军官皆为张自忠从前在老西北军中带过的学兵，因此他们在南瓜店之战中实际上是超水平发挥了，面对数量和武器都远远超过自己的日军，堪称英勇卓绝。

进入短兵相接后，不仅鲁军尽殁，连张自忠身边的卫士都打到精光，他自己也身中数弹，成了血人。

最后的遗言：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这个曾背负了沉重包袱的男人终于解脱了，不再有痛楚，不再有忧伤，也不再有亏欠。

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双方打得都很艰苦，日本军队已没原来那么骄纵和不可一世，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对面之敌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极其优秀的将领。

如同冈村宁次所说的，“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第三十九师团在找到张自忠的遗骸并确认身份后，就近在当地老百姓家赶制了一口棺材，由师团参谋长亲自目送入殓，予以礼葬，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在得知爱将殉难的消息后，李宗仁痛苦莫名，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蒋介石则严令第五战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

第五十九军激战两昼夜，付出两百多人的伤亡代价，才将自己的长官抢出运回。

5月21日，在蒙蒙细雨中，载运张自忠灵柩的船只驶往重庆，一路上，日机只是在上空盘旋，未开一枪，未投一弹。

5月28日，蒋介石戴着黑纱，提前两小时在重庆码头迎接灵船，船只一靠岸，他就抢步上船，跪泣于灵柩前。

蒋介石（低首者）亲自参加了张自忠灵柩的迎接和拜祭活动抗战以来，张自忠是第一位牺牲于正面战场的集团军总司令，有诗赞曰：瞻望南瓜店前路，抗战史上第一人！

当生命像流星一样滑过，那瞬间的绽放和辉煌，已足以照亮人们眼前的重重黑暗。

当年那场兄弟恩怨似乎已经了结，但还有一个人需要提及。

这个人在一月之内连着遭受了两次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宋哲元死后，闻知噩耗，他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然后就作出了一个惊人举动——辞去所有军政职务。

那时他已位居上将，虽无实权，但待遇足够优厚。

辞职的原因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也曾是宋哲元的手下兼结义兄弟，而当年恩断义绝时，宋哲元又表露过不希望他再到蒋介石那里就职的意思。

你走了，我能做的，也仅有这一件了。

他当然就是萧振瀛。

张自忠在出事之前，曾托孤萧振瀛，并致信大哥：弟将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

果然，他倒在了南瓜店。

都走了，当一切只能成为回忆，思念足以令人窒息。

每一次相聚和别离，都是一次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萧振瀛后来对家人说：你们不要学我，我演了一辈子的戏，其实没有意思。

他的最后岁月以经商为生，赚的钱都拿来收容救济东北和华北的流亡子弟，因此“萧老板”很少有盈余，有时甚至入不敷出。

1947年5月，萧振瀛突发脑溢血，昏迷数日后在北平病故，时年五十七岁，据说这与他当时经商失败有关。

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纵横大师，终于以另一种方式谢幕了。

望风

张自忠因电报而被跟踪，充分说明当时作战环境的险恶，由此看来，汤恩伯的行踪不定，甚至有时连李宗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的确有几分道理。

从东迂回的名古屋第三师团是三个师团中唯一的常备师团，从随枣会战到枣宜会战，它的使命也始终如一，就是寻找和包围汤恩伯。

可是汤恩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上次是这样，这次也差不多。

名古屋师团从随县到枣阳，再从枣阳北上，都出湖北到河南境内了，仍然不见对方踪迹。

只好自我安慰，也许汤恩伯已经在网里了，快回去收网吧。

就在他们往回撤的时候，汤恩伯却突然出现，并且将该师团主力包围起来。

在第五战区，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战斗力居于首位。被汤恩伯包围之后，名古屋师团左冲右突，却怎么都无法摆脱。

5月15日，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激战后，名古屋师团已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不得不向第十一军司令部发出求援电报。

园部收到电报后手忙脚乱，他的第十三和第三十九师团正在堵击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无法抽出兵力，只好从长江以南临时调了四个步兵大队前去应急。

5月16日，在援兵到达后，名古屋师团总算得以解围，但走出没多远，又在枣阳西北再次遭到汤恩伯的包围和攻击。

时间还是算得好好的，不让你难受恶心个三天不得放行。

本来要包围别人，反过来却连着被人家包围，园部憋了一肚子气。

在破译张自忠电码的同时，他也破译了蒋介石发给第五战区的电报，所以知道中国军队正按照以往的经验，在第十一军退却时进行追击。

我说呢，怎么找半天汤恩伯找不到，这个时候他倒自己出来了，原来是为了执行追击命令。

不退了，等汤恩伯再追来时，我要一棒子反击过去，把他给打得稀里哗啦，看他还起劲儿地跳来跳去不。

张自忠殉国后，继任的冯治安难当大任，第三十三集团军群龙无首，对日军已构不成威胁。因此，园部得以摆脱后顾之忧，并将三个师团全部集中于枣阳。

不是南撤，而是北上，非把这个可恶的汤恩伯给挖出来不可。

园部并不比前任老冈村要高明多少，你的行动快，人家汤恩伯隐身得更快。

见三个师团杀气腾腾地冲过来，壮汤马上闪到一边。在闪的同时，他又像以往那样，派出许多小部队到日军侧后进行游击和侦察。

我没那个能力去“看风”，破你的密电码，但我可以派人望风，而且同样能够知道你在哪儿。

继续飘

曾经围击张自忠的第三十九师团率先着道。

5月20日，该师团的先头部队——第二三三联队准备渡河北上。为了寻找合适的渡河点，借助傍晚夜色的掩护，三个鬼子军官蹑手蹑脚地钻进了河岸边的芦苇丛里。

其中两人负责目测这里的河宽和水流速度，看看是不是能够不借助橡皮舟就能徒涉过去。

一看下来，很满意，此处水不深，也不急，完全能趟着过河。

自然还得侦察一下对岸有没有中国军队，要不然就算趟过去也很险。

举起望远镜一瞧，对岸空无一人。

太棒了。

如果三人侦察组都如此表现倒也算了，问题是还有另外一个活宝。

与前面两位鬼鬼祟祟的样子不同，这位的身份大概高一点，算个讲究人。他不是低头哈腰，而是气宇轩昂地站立在芦苇丛中，举着望远镜往对岸看，小样儿整得煞是带劲。

嗯，嗯，你们俩说得没错，对岸没有什么情况，我们回去复命吧。

三个笨蛋忙活半天，却不知道对岸芦苇丛里也躲着人，而且同样有望远镜，他们就是汤恩伯派出的侦察兵，后者马上向集团军司令部进行报告。

那天的前半夜大家都在忙着，第二三三联队忙着卷裤腿、脱鞋子，汤恩伯则忙着调部队、设埋伏。

5月20日后半夜，第二三三联队开始渡河。

当走到河中心时，对岸忽然枪声大作，什么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凡是厉害的都搬了出来，子弹炮弹撒着欢儿往日军身上撞。

这是非常标准的“半渡而击”。

第二三三联队无遮无拦，而且缺乏起码的心理准备，仓促间完全谈不上还击或抵抗，仅被当场击毙在河中的就达到三百多人，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荣幸地位居其中。

这一场仗下来，第二三三联队光过个河就伤亡一半，已无法再投入使用，第三十九师团刚刚因包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并导致张自忠阵亡而自我感觉良好，却没有想到报应会来得如此之快。

汤恩伯指挥的这次伏击战，愣把三个师团都给吓坏了，没人再敢轻易冒险前进。

5月21日，园部在第十一军司令部召集幕僚开会分析。

最后大家得出一致结论：汤恩伯行动飘忽，就跟个弹簧差不多，可伸可缩，很难对其进行迂回包围。

让园部更感苦涩的是，自发起枣宜会战至今，快一个月了，不仅没能围住汤恩伯，相反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近四千人的伤亡数字，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被汤恩伯打掉的。

还要不要继续前进呢？

答案也相当一致：不。

这时园部已经通过各方面的情报，知道汤恩伯往其身后派了很多小部队，这些小部队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三个师团继续往前拱，后方一露出空当，他们便能乘虚而入，切断你的粮草供应线，到那时，就是致命威胁。

看来冈村做不了的事，我也做不了。

当天，园部向三个师团下达统一命令，放弃北进。

第43章 从头再来

在枣宜会战中，“中国派遣军”交给第十一军的任务一共有两个，一是打击第五战区主力。这个东西模棱两可，你可以说没搞定，因为最终也未能拿汤恩伯怎么样，但园部绝不会傻到这种程度，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相当成功——不成功，会包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并使得张自忠阵亡吗？

另外一个，则是西渡襄河，直下宜昌。

如果说前一个问题还比较好交代，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有些讨嫌了，园部因此曾犹豫不决。

能不去吗

5月23日，园部再次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会上，就要不要打宜昌，争论非常激烈，分成了意见截然相反的两派。

“暂停派”认为，经过将近一个月的作战，官兵不仅极度疲惫，而且由于供给线拉得过长，部队粮草弹药已出现了供应不上的情况。

宜昌在哪里，还在襄河以西两百多里的地方，那样的话，官兵只会更累，供给线也只会更长，一旦遇到汤恩伯集团军这样的强敌，后果不堪设想。

“主战派”毫不相让。

累怕什么，熬一熬也就过去了。现在薛岳的第九战区和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都在进行冬季攻势后的休整，没有能力主动出击，我们不但能再调由卝3uww卝整卝理一些部队过来，而且可以利用沿江运输线进行补给。

听到这里，园部眼睛一亮，对啊，怎么我没想到呢？

从内心来说，园部本来就是站在“主战派”立场上的，他3月来武汉，才干了不足三个月，西尾又是明摆着要扶他上战马的，这个时候撂挑子，说不打宜昌，那真是有点给脸不要脸的意思了。

那就这么定下来，攻宜昌。

园部依计从武汉周边又调来一个第四十师团，从而填补了前线兵力的不足。

5月31日深夜，第十一军横渡襄河。

吸取第二三三联队遭伏击的教训，渡河前，各师团首先集中炮兵火力，对南岸进行了猛烈轰炸。

担任河防的是王缵绪川军，无论训练或是装备都很差，头一轮炮击就给轰得晕头转向，再加上夜晚视线模糊，又误把强渡的日军橡皮舟当成了水陆两用坦克。

一看，水面上影影绰绰全是“坦克”，立刻军心动摇，没怎么抵抗就放弃了河岸阵地。

第十一军发动的新一轮攻势，完全出乎中国统帅部及第五战区的预料。此前，蒋介石、李宗仁都还以为枣宜会战只是此前春季攻势的再版，日军受挫后就会原路退回，所以才依葫芦画瓢地下达了追击令。

可是日军现在不是要回家，而是突然过河并直接威胁到了宜昌。

宜昌是川东门户，距重庆在一千里范围以内，其地得失，关乎陪都安全。

保卫宜昌原先是第五战区的分内活。可是在日军发起襄河攻势之前，李宗仁为了将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已经临时调走了原先驻扎此处的两个军，以至于宜昌几乎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宜昌没有守军，战区主力又被第十一军抛在身后，再加上第五战区长官部远在老河口，无法准确掌握宜昌方面的作战情况，李宗仁完全陷入了指挥失灵的窘境。

要是张自忠还在，必不致让我落入如此境地。

李宗仁一筹莫展，不得不向中国统帅部发出特急电报。

收到电报后，重庆方面也立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安之中。显然，光靠落在后面的李宗仁已经不行了，必须再派一名统军将帅前去宜昌坐镇。

原来统帅部要派的人是张治中，但是张治中从淞沪会战后就打定主意弃武从政，不染兵事了，何况战事都到了这步境地，哪里肯再去趟这股浑水。

最后击鼓传花，传到了陈诚手上。张治中当着面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人本来很聪明，智不可及，可是这次你一去，就成为愚不可及了。

对于陈诚而言，这的确又是一个临时垫背的活，自己人还没到，对方倒已摆好阵势，在那里等着了。

明知道结果不妙，有可能会像桂南会战那样，只不过临时救场，救到最后却不仅无济于事，还得挨处分，但陈诚又不能不去。

在蒋介石眼中，你就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派你到处救火，那叫器重，能不去吗？

6月4日，陈诚乘轮船到达宜昌，跟随他东下的只有一个步兵团。

一个步兵团能做些什么？陈诚在路上就请旨将在重庆整训的第十八军调到跟前，其次则是要求由重庆方面直接负责粮草弹药的补给。

6月8日，第十八军才从宜昌码头下船进入城区，从而填补了原先的力量真空。

但是留给救火队长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陈诚前脚刚到宜昌，园部后脚就知道了，当然还是通过密电破译。第十一军司令官立即改变原有按部就班的部署，命令各师团全速向宜昌前进，甚至于放弃沿途所占领的一些城市，为的就是要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第五战区实际处于指挥失灵的状态，沿途虽还有很多部队，却没人敢或者肯去阻击日军，几乎是敞开大道让对方走，结果宜昌正面近乎是裸露在了外面。

第十八军急匆匆赶到宜昌，连喘息和熟悉阵地工事的时间都没有，日军三个师团便已杀到城下。

6月12日，在连续苦战三天后，腹背受敌的第十八军终于不支撤退，宜昌失守。

大家都在撤

陈诚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在奉命之前，他对宜昌能不能守，其实已然心中有数，但当担心真的变成现实时，心情还是非常难受的。

此时退出宜昌的第十八军已经遭受很大伤亡，且人困马乏，但陈诚仍把部队组织起来，转而准备截断日军的后方交通。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谁也不能让，于是双方又围绕通往宜昌的公路打了起来。

有公路就能开坦克，日军坦克如今连战防炮都很难将其打穿，只能找它的命门。

结果找到了，是履带，第十八军把重机枪集中起来，用装甲弹把坦克战车给打得一步都不能动弹。

可纵然如此，陈诚仍无能力继续前进，只能让第十八军趁晚上后撤。

接到撤退命令时，已是半夜十二点。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各部队只能依靠指南针判断方位，摸索着前进，其中有一个团走出五里路，忽听得自己旁边人喊马嘶，仔细一听，竟然是日本人的口音！

黑暗之中，既无法知道这股日军究竟有多少，也不敢贸然发起进攻，怕一开枪，没打着对方，反倒把自己的队伍给搞乱了。

团长心一横，那就一起同行吧。

这时日军也发现了对方，可他们也不声不响，只顾着低头赶路。

这个晚上真的够紧张，也够有趣。两个生死对手，肩擦肩地往前行军，走了一段之后才各自分开。

不要以为是错过了战机，回去之后，那位团长才知道，他碰上的绝不是一支小部队，而是从宜昌撤出来的大部队，假如开火，自己根本捡不到半点便宜。

至于日军当时为什么也那么老实，则多半是因为同样不明对方虚实，索性赶路要紧。

园部此次能够占领宜昌，算是他声东击西的精彩之笔，怎么又要撤呢？

原因是“中国派遣军”要求日本第十一军进攻宜昌，并不是说要一直占领那里，而只是为了造成对中国军队的打击，减少武汉周边的威胁。

第十一军占领宜昌的当晚，园部就告诉三个师团驻守一周后，就要返回。那这一周干什么呢，简单，就是打砸抢，把宜昌的军事设施破坏个彻底，让此地以后不能成为中国的军事基地。

可是园部很快又改变这一命令，而他的朝令夕改，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三个师团都西渡襄河之后，园部另外调来的第四十师团负责断后，以掩护其他三个师团放胆进攻宜昌。

有陈诚在宜昌挑担，李宗仁便把心思都放在第四十师团身上，组织第五战区的各路大军对其进行不停顿的围攻。

由于战场集中在山区地带，重炮和战车都无法使用，第四十师团作战时受到了很大限制，最终被困在山里，出不来了。

王缵绪川军的战斗力本来很薄弱，打不了硬仗，张自忠在南瓜店被围，其防线最早就是从川军那里被打开的，不过他们有一个西南部队大多具有的优点，那就是比较适应山地战和游击战，人人都会爬山，而且仗打得顺时也挺“人来疯”，一来二去竟然代替打惯阵地战的汤恩伯集团军，变成了围攻第四十师团的主力。

经过七天七夜的围击，第四十师团连师团长都被川军给打伤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得以突出重围。

第四十师团的遭遇，犹如给园部脑袋上当头来了一棒，再一盘算细账，自发起枣宜会战以来，第十一军竟然已伤亡了一万多人，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基干部队没有了，而且在连续作战一个多月后，部队已疲惫到极点，有的兵在行军时边走路边打瞌睡，走着走着就摔倒在了路上。

第十一军兵力有限，不能因为想在宜昌多守几天，弄得偷鸡不着蚀把米，连武汉防守都成问题，鉴于这一考虑，园部便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报告，要求提前撤出宜昌。

占领了宜昌，西尾认为可以跟日本统帅部交代了，大笔一挥：同意。

从6月15日开始，第十一军的三个师团分批悄悄撤出宜昌，这也就是日军为什么要急匆匆赶夜路的原因。

这对陈诚来说本来是个好消息。

日军要是不撤，可以肯定哪怕你咬碎牙都攻不进去，现在管他是怎么撤的，只要撤了就行，正好还可以从后面进行追击，狠狠地占一下便宜。

正在部署，却传来一个让他哭笑不得的消息，日军去而复返，又回到了宜昌。

促使园部再次反悔的，是长官意志，更确切一点说，是日本统帅部，即参谋本部的意志。

近阶段的国际形势又变了，变得似乎对日本极其有利。1940年6月14日，德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巴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很快选择了举手投降。

这一消息犹如给日本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后者原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顾虑重重，现在又兴奋起来。

贝当是什么角色，那是一战英雄，法兰西的救世主，没有他，法国就不可能在残酷的一战中取得胜利，连他都低下了头，看来不打还是不行啊。

撤军计划再也没人提了。如今的参谋本部要展示一下的，是他们的霸气。

埃菲尔铁塔上贴着最新标语“德军无往而不胜”。那是在欧洲，在亚洲，无往而不胜的应该是我们日军，同样是仇敌满天下，但同样可以做到打遍天下无敌手。

宜昌绝不能放弃，而要牢牢占领，使之作为向中国大后方进攻的一大跳板，这样的话，蒋介石总有一天会被迫走上贝当的老路。

长期占领宜昌是件大事，意味着必须向关内增兵。6月15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双双进入皇宫，分别代表海陆军向裕仁天皇请示旨意并得到了许可。

6月17日，最后一个撤出宜昌的第十三师团接到命令，只得原路返回。之后，这个师团几乎就是自食其果的典型——他们走的时候，已按照指令把能破坏的都破坏了，回去以后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

重占宜昌，园部不用为武汉防守力量可能遭到削弱而担心，因为日军统帅部已将关东军第四师团调入关内，并加入了第十一军作战序列。

从头至尾，最“杯具”的人应该算是陈诚。

一败桂南，再败宜昌，你要说都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那样，大家面对面站好，你一拳过来，我一脚过去，最后使完了力气，即使败了也好说，偏偏这两次都不是这样，全是眼看快输了才临时交接棒。

用陈诚的话来说，就是别人偷了牛，却要由他来拔拴牛的橛子，最后人证物证俱在，你往哪里逃？

还没等陈诚自怨自艾个够，围攻的就上来了，而且黑压压的，全是人——自己人。

陈诚此时的主要身份，并不是总司令或战区司令长官，而是政治部部长。

政治部成立于“大武汉”时期，是当时军委会下属的四大部之一，与其他部相比，政治部偏向于抗战宣传，属于“卖狗皮膏药”的部门，然而唯其如此，要想有所成绩，其复杂性和操作难度，一点不比军政部或者军令部低。

陈诚出任政治部首任部长时，很多人都不服气，有人甚至笑话陈诚是“党政上之游击”——在党政这碗饭上，你陈某人不过是个不入流的游击队队员而已，连正规军都算不上。

的确，虽然陈诚已经指挥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这样的超大规模战役，但在官场中他还只能算个小字辈，而官场又不比战场，没法直接记军功，一下子升得这么快，不招来羡慕嫉妒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边是数不清的流言和中伤，另一边却是政治部早期的红红火火。

在陈诚执掌时期，政治部是国共合作最融洽、产生合力最集中的一个部门，在抗战宣传上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卖狗皮膏药”硬是卖出了效果，令人刮目相看。

应该说，陈诚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他性格要强，非常能吃苦，因“能干，苦干，硬干，强干”曾被称为“四干将军”，属于标准的工作狂，这一点与蒋介石颇有相似之处。

可是在优点相同的情况下，两人的缺点也惊人的一致，就是“毅”不错，却都缺乏一点“弘”的修养和技巧，为人处世锋芒毕露，周围不小心得罪过的人常常多得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

由于资历较浅，很多政府部门的高官都曾是陈诚的前辈或老领导，陈诚在公开场合见了他们毕恭毕敬，比如何应钦要叫敬公（何应钦字敬之），连顾祝同也得称之为墨公（顾祝同字墨三）。

然而尊敬归尊敬，真正办起事来，陈诚却是六亲不认，该反对谁就反对谁，有一说一，没半点含糊的。

第44章 从头再来（2）

孔祥熙一直将陈诚看做是小老弟，对其很赏识，曾经利用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在何应钦面前竭力推荐陈诚做军政部次长。陈诚原来也很尊重孔祥熙，不仅当面称“孔庸公”（孔祥熙字庸之），而且自谦为“晚陈诚”。

本来两人的私交应该很好，但让孔祥熙万万想不到的是，陈诚入朝为官后，几乎没有哪一次不朝着他开火，搞得他十分被动。

原因就是陈诚认为孔祥熙掌管的财政部充满贪官污吏，而陈诚一生，最恨的就是贪污受贿。

在陈诚的屡次弹劾下，孔祥熙狼狈不堪。

有熟人看不过去，就想从中疏通，便对陈诚说：你这样不好，得罪人太多，树敌也太多，不是好事。

陈诚马上回答：你和孔祥熙有交情，我和他也有交情，可是我们不能以私废公，你不能包庇他！

“孔庸公”被陈诚搞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登门，向陈诚解释，说你不了解我们财政部的内部情况和操作程序，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陈诚仍然不为所动：不是那样，那你说是哪样？

孔祥熙彻底崩溃，万般无奈之下，出了个无法之法，建议对方从政治部派员到财政部上班。

这就等于是在自己办公室设置监控摄像头了。孔祥熙认为退到这种地步，陈诚应该不好意思再逼之过甚了。

错，在这方面，陈诚根本就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他真的派了人去财政部。

这是文官，对于军中老前辈，陈诚同样毫不客气。

何应钦一人身兼参谋总长及军政部部长两职，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和陈诚在性格作风上泾渭分明。

“何婆婆”举止文雅，特别是待人温和，即使部下犯了错或有唐突之处，也很少当众大声呵斥。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前，脾气火暴的刘戡曾对着他拍桌子，还骂他是汉奸，当时何应钦被气得直哆嗦，但也只反问了一句：假如现在你是北平最高负责人，我是你手下的一名师长，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你，你作何感想？

之后何应钦并没再追究，更谈不上打击报复穿小鞋之类。

如果说何应钦是“儒士”，陈诚就是“金刚”，相互都看不惯对方，何应钦只要有把柄被陈诚抓在手里，后者照骂不误。

这么一圈下来，不老实的、老实的、穿长衫的、着军装的，陈诚几乎没有一个不得罪。

到宜昌失守，一股蓄积已久的情绪就像决堤洪水一样，突然宣泄出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宜昌失守跟陈诚本人没多大关系，要追查责任，蒋介石和李宗仁的责任还更大一些，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借口。

你平时不是就喜欢“弹”你“弹”他吗，好，今天我们大伙也来弹劾弹劾你。

宜昌失守只是一根藤，顺着这根藤，陈诚的老底被掀了个底朝天。

远的咱们不说了，就看最近的，倒着往前数：枣宜会战，败了，宜昌失守；南昌会战，败了，南昌失守；武汉会战，败了，武汉失守。

这哥们儿压根就没打过什么胜仗嘛，敢情全是败仗，什么“四干将军”，分明是“三昌将军”！

南昌会战，陈诚不过挂了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名，那仗跟他半根毛的关系都没有，真是没有最冤，只有更冤，冤得一塌糊涂，无边无际。

这种情况下，已不是你反驳不反驳的问题，而是泔水盆子扣脑袋上，让你想躲都躲不掉。

孔祥熙身为文官领袖，很少具体过问前方军事，此时也气愤地跑出来大嚷：宜昌如此重镇丢失，不杀几个将领，那还得了？

私下里，老孔说了真话：陈诚这个人，我向来帮他，不料他夜郎自大，得志之后反而咬住我不放，简直莫名其妙。宜昌这件事，他既然爱挑担子，那就让他挑到底吧。

几个回合下来，陈诚被整得满头大汗，第十八军的好几个将领都受到了处分，虽然没像孔祥熙嚷嚷的那样人头落地，但“土木系”已是威风扫地。

两个难题

陈诚以为到头了，不料一起了头就没有结束的时候，这根藤刚扯完，另一根藤又冒了出来。

有人站起来说，现在政治部的工作也很差劲，哪有什么成绩可言。

下面立刻应和声一片。

转瞬间，陈诚又从“党政上之游击”沦落到了“党政上之疟疾”，由门外汉变成了打摆子的病汉。

事已至此，他真正尝到了墙倒众人推和虎落平阳被犬欺是什么滋味，不久便被迫向蒋介石递交辞呈，要求辞去政治部部长一职。

蒋介石同意了，宣布决定那天，他亲自到政治部讲话，特别提到，“政治部没有成绩”，不是陈诚的责任，而只能怪部里的其他人没有把活干好。

他话里有话：听说你们还老同别人搞摩擦……

轮到陈诚发言，却让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我不同意“委员长”的话。

政治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个成绩不是我的，是政治部各位同仁的，你们大家的。眼睛里不揉沙子的陈诚从来就不肯服输陈诚说：我们没有跟别人闹摩擦，但是不能禁止别人不跟我们闹摩擦！

有人担心地朝蒋介石偷窥了一眼，没想到后者一点没有生气的表情，反而脸上还挂着笑容。

他很清楚这位部下的个性，以陈诚的忠诚程度，绝不是要跟他当众唱反调，而是要表明态度，一种绝不服输的态度。

随着日军长期占据宜昌，重庆受到直接威胁，此时正需要有经验的大将保卫重庆，这个人要拿得起放得下，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除此之外，必须是绝对靠得住的“忠臣”。

环顾左右，非陈诚莫属，所以有时候倔一点并不是坏事，是好事。

对于陈诚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回归老本行，到战场上去体现价值，才能找到继续往上攀登的阶梯。

宜昌失守的教训表明，李宗仁第五战区难以顾及江岸战场，要保卫重庆，就需要在宜昌到重庆之间建立一个新战区。

宜昌原先有一个第六战区，但这个战区是配合薛岳第九战区而设立的，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防卫宜昌，而是确保湘西。之后，因为桂南会战暴露出机构设置过多的问题，包括桂林行营、第六战区在内都被撤销掉了。

1940年7月1日，中国统帅部决定在宜昌以西重设第六战区，任命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

当时随着抗战深入，各个战区的问题都越积越多，第六战区虽然是个新战区，然而也无非是把七七八八的部队拼凑在一起而已，所以该有的一样也少不了。

陈诚把问题都摆在桌上，发现最棘手的是两条。

其一，缺额。每支部队都缺，而且缺得触目惊心，看着一个军，其实不及一个师，看着一个师，其实不及一个旅。

如果对军队实际情况不了解，指挥打仗时就很成问题。比如按照日本人的“大队定律”，你进攻他的时候，前面一个日军大队，你至少得派上三个步兵师，但结果这三个步兵师只能称为三个步兵旅，最多合一个师，那如何攻法？

其二，缺粮。因为运输困难，后方军粮不敷需要，导致部队常闹粮荒。在这种情况下，当兵的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打胜仗。

过去，张自忠曾为此百思无计，以至于只能以兵团或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亲犯其险，用以鼓舞士气。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自忠那样正直，利用部队缺额缺粮来吃空额，从中贪污腐化的不在少数，陈诚对此深恶痛绝。

缺额，那就一支一支部队清查下去，据实上报，缺多少兵让上面拨多少下来。

缺粮，表面看来是运力不足，但陈诚一调查，里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重庆政府财政拮据，运粮船的报酬给得很低。长江上的船夫也要吃饭，也要养一家老小，不是一句爱国抗日就能打发过去的。有的船夫不堪其苦，又不敢不接活，往往运输时就出工不出力，明明一天可以运到，三四天也到不了，更有甚者，还故意把粮船给弄沉了。

陈诚就作出规定，你运多少米，我给多少钱，而且不打白条，这样一来，不仅未再发生过沉船事件，船夫运粮的积极性也马上高涨起来。

运费高了，军政部不给报销，陈诚就直接拿着账册去找何应钦，“何敬公”被他缠得受不了，只好特许第六战区实报实销。

可是军政部部长要负责的也不是就一个战区，你要特殊，他要特殊，如何受得了？这也是后来两人矛盾加剧的直接起因。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陈诚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知道，第六战区的问题初步解决了，又有了好好打上一仗的能力和把握。

就差一步

1941年9月中旬，日本第十一军再次进攻长沙，从而引发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统帅部要求其他战区主动出击，在最大限度上缓解薛岳第九战区的压力，以免各战区都被日军各个击破。

真正响应的就一家，也就是陈诚的第六战区，反击的目标不用说，自然是宜昌。

驻扎宜昌的仍是第十三师团。当时的大部分日军师团都进行了编制压缩，由两旅四联队制，变成了一团三联队制，但由于宜昌地位特殊，第十三师团不缩反扩，成了一个超规模大师团。

从关外调来的第四师团没有打过什么仗，是一支满员满额部队，但它没法和第十三师团比，后者的基干和配属部队全部加起来，达到二万六千人，军马更是接近万匹。

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发生，陈诚别说反攻宜昌，能老老实实看住重庆的大门，就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给陈诚带来了机会——第十三师团为此被抽去了三成的兵力，只剩下三个联队。

从9月27日开始，陈诚调动五个军对宜昌展开反攻。

由于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陈诚运用分割战术，很快就在外围将第十三师团的各个联队分别包围起来，其先头部队已到宜昌城下。

10月2日，蒋介石致电陈诚：不顾一切，三天内夺回宜昌。

陈诚调上战防炮，这回他开发了特种武器的另一妙用：不是打坦克，而是直接对准日军据点进行射击，穿甲弹、爆炸弹一起上，把据点工事轰塌了再说。

当时正好有一个东京慰问团在医院对伤病员进行演出，得知宜昌被包围，这些人脸上白粉也不用涂了，脸色变得煞白，再过一会儿，听到炮弹落入城内，手脚抖了起来，不让跳舞也要跳舞，又过一会儿，医院院长说，你们不用在这里表演了，换个场地吧，因为伤病员全拿着枪到前线去了。

到了新场地一看，地上死的伤的躺一堆，都是刚抬下来的，见到这一惨景，演员们哪里还有胆量和兴致表演，一个接一个地找借口溜出了医院。

10月6日，陈诚成功完成外围破坏，宜昌通往各地的公路无一完好，附近赶来救援的第三十九师团无可奈何，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第三十九师团临时想招，决定用飞机来运人。可是一架飞机每次最多坐八到十个人，多了载不了，到第三次往返时，还被陈诚发现，第六战区的高射炮一炮过去，机毁人亡，吓得第三十九师团和航空兵都不敢再使用这个蠢办法了。

10月8日，陈诚派部队乘坐民船，在长江上用迫击炮对宜昌进行打击，继陆路之后，又封锁了其水路交通。

此时，第十三师团已被打得乱七八糟，各个联队之间你救不了我，我救不了你，宜昌更是处于团团包围之中。

10月10日凌晨，陈诚集中一百四十门火炮，对宜昌发动最后的总攻。

一时之间，守城日军四面告急，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认为形势已无法扭转，遂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及机密文件，并且从他开始，全体高级官佐必须作好自杀准备。

他的参谋长连诀别电报都起草好了，上面特地提到，东京慰问团这回也得跟着倒大霉了，然而实在没有办法。

内山拿着电报看了看，觉得没说到点子上。

你虎啊，宜昌失守是要追究责任的，何况东京慰问团都栽了进来，不弄得像那么回事，就算自杀也讨不到好啊。

于是他“刷刷”添上：我们殉国了，而且是在高呼“陛下万岁”中殉国的。

明白师团长的意思后，参谋长专门叫来副官，让他组成一个敢死队，在电报未发出前想办法突出重围，以便以后向统帅部报告师团司令部的“悲壮场面”。

内山的命好，他的良苦用心最终也没派上用场。因为当天第三十九师团在第十一军司令部的严令下，终于不顾一切，拼死冲破层层堵截，到达了宜昌附近，除此之外，进攻长沙的日军也已被迫回撤，准备掉过头来对宜昌进行援救。

10月10日夜，第六战区奉命撤出宜昌战场。

按照日方统计，日军此次伤亡接近七千人，尤其第十三师团受损最为严重，但陈诚仍闷闷不乐：就差一步，怎么还是进不了城呢？

此时第二次长沙会战已经结束，报端一片欢呼，照例又是“长沙大捷”，把宜昌反击战盖得没了一点声音，陈诚心里颇不是滋味，他对幕僚们说：伯陵兄（薛岳字伯陵）能打退敌人，我却攻不下宜昌，真不中用。

陈诚（左）性格非常要强，和关系很好的薛岳（右）也“攀比”战绩幕僚安慰他：我们本来就是策应长沙会战的，长沙胜利，不就是我们的胜利吗？您的战略战术没错，之所以未能最后攻克宜昌，主要还是部队战斗力欠火候，以后继续加强训练就是了。

陈诚当着众人的面点点头，但其实强颜欢笑，好长时间都不能释然。

蒋介石倒是很体谅陈诚。他到长沙去参加第九战区举办的祝捷大会，一开始就说，跟日寇作战，没一个敢主动反攻的，只有第六战区的陈长官例外。宜昌虽然没能攻克，但第六战区牵制了日军，使长沙会战获得胜利，实为功居第一！

陈诚听到后，这才好受了一些，并埋下头来继续加强军队整训，为下一次战役作准备。

事实上，陈诚所羡慕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就战绩而言，并不算突出。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出色的战役，那次战役才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第五卷 历史不死

第1章 序言

我相信，书有书的命运，就像本书所书写的这段历史，在它发轫之初真相就摆在眼前了，曲折、繁复、虚饰都不是它的全部，只要你在不断地接近，就有意义。

这本书最早的书名叫《正面抗日战场》，但只出了第一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第二部“烽火大地”，之后就因故停了下来。其间，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问第三部何时面世，对此我也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确凿答案。

唯一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作为作者，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也一直在努力，直到有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在这本重新出版的书中，凝聚了一些新的写作思考，尤其是吸收读者意见，加快了叙述节奏，因此它既是《正面抗日战场》的续篇，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为了保持延续性，以免突兀，第一部“长城以北”把原先《正面抗日战场》的第一部、第二部综合了起来，并沿着这一线索继续下去，从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起，写到了长城抗战结束。因为这个原因，“长城以北”的部分内容与《正面抗日战场》前两部不能不有所重复，谨以说明。

借这个机会，需要特别感谢在困顿时期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前辈。

有杨琦和她所在的关爱抗战老兵网，后者数十年如一日地给抗战老兵们送去温暖，显示的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道德良知。同时他们也收集和积累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这些对本书帮助很大。

有我曾登门拜访过的那些抗战老兵，如现居上海的夏世铎、祝宗梁，现居南通的汪吉佑，现居北京的赵振英、尤广才。这些老人都已九十岁以上高龄，但思维仍十分清晰，能回忆起当年的很多往事。其中，汪吉佑、尤广才两位老先生都是参加过一线作战、打过硬仗、立过大功的抗战英雄，其叙述更给我笔下增添了很多闪亮的元素。

还有很多我见过面或从未谋面的网友、书友，他们有的和我一起踏访过战场原迹，拜谒过烈士墓园，还有的给我寄来过抗战资料及图片，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关河五十州于2011年7月1日深夜

第2章 最精彩的一战

枣宜会战结束后，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一度自我感觉非常良好。那一仗，不仅导致对方的集团军总司令阵亡，而且日军渡过襄河，占领宜昌，无疑是对他的前任的一种突破。

如今的第十一军，称得上是日本“中国派遣军”的骄傲，园部也几乎就是“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一手捧出来的明星。

但这颗星星升得快，掉得也快，很快就要成流星了。

教训

园部倒霉，起因却是“华北方面军”。

当时“华北方面军”计划进攻中条山，因兵力不足，打算把第十一军驻于南昌以西的第三十三师团给借调到华北去。

走了一个师团，等于缺了一个角，南昌日军无疑会受到威胁，这可怎么办？

按照通常办法，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由“中国派遣军”从别处再调部队过来填补空缺，可这回西尾突然想起要换一种活法，而启发他的正是园部本人。

枣宜会战之后，园部提出了一个战术，叫“短切突击”。简单点说，就是对中国军队的防区攻而不占，且无论出击距离还是时间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打完就回家。

相对于组织费工费力费时的大战役，短切突击看上去确实比较经济实惠，有时只要出去三四天工夫，就能威风好一阵子，所以园部对此很是得意，也常在自己的上司面前吹吹。

既然下级说得那么活灵活现，西尾也就真以为这个短切突击可以无所不能了。

趁第三十三师团走之前，不妨把部队集中起来，对南昌以西的中国军队也好好地“切”一下，那不就有一段时间可以关上门睡大觉了吗？

园部这时正是神神道道的时候，认为此计甚妙。

在此之前，园部已经在周围“切”过一圈，效果确实不错。要说不顺的时候也有，像跟汤恩伯打交道时就比较费劲，在豫南的短切突击战中，后者反过来还“切”了他一刀，仅名古屋第三师团便伤亡了三千多人。

汤恩伯有几个？不也就一个吗？园部对此并无顾虑，况且，他即将面对的对手是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后者在南昌会战时就曾输给冈村宁次。

前任的手下败将，我却郑重其事，岂不惹人笑话，所以园部起先只将此次作战视为他短切突击战中的一个小项目，根本也没当一回事，甚至都没到南昌去设立敌前指挥所。

他不知道，失败这个东西不是专属品，不会一门心思跟着哪一个人走，尤其是那些头脑清醒的人。

罗卓英从来没有忘记过南昌会战给他带来的耻辱。这位喜欢写诗的将军身上并无一点文人的迂腐之气，即使打了败仗，也从不会为自己鸣冤叫屈或寻找战场以外的各种借口。

他的名言是：军人事业在战场，军人功罪也在战场。

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既然是在战场上吃的亏，教训还得到战场上去找。

罗卓英总结出的第一个教训是麻痹大意，敌情观察不仔细，结果仅仅相差九天，主动就变成了被动。

于是，从九江到南昌，罗卓英都派出了很多情报人员。

传来的情报表明，铁路上的日军军列来去频繁。罗卓英想知道的是，这是要撤兵，还是要增兵。

有人说是撤兵，根据是有一些列车的车厢窗口露出人和枪，而这些列车都是朝北去的，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增兵，因为有更多的军列在南下，只不过上面窗户紧闭，看不真切。

要对此做出判断，就得使用铁道游击队的办法：晚上趴在铁路边，耳朵贴着铁轨。

一听，北上的军列很轻，南下的军列却很重。

明白了。北上列车让你看到人和枪，那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其实里面没几个人，而装载着部队和武器装备的，恰恰是南下列车，不然车厢不会那么沉重。

拿到“化验报告”后，罗卓英就为大打一场做好了准备。

主见

1941年3月15日，在园部的指挥下，日军分三路攻向南昌以西的上高地区。

正面迎击日军的是李觉的第七十军，湘军虽然英勇，但要在平地或丘陵上与日军正规师团作战，还是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头两天，罗卓英刚好不在上高，由参谋长临时指挥，后者实战经验不足，听到前方战事不顺的消息后，显得十分紧张，脸色也变得铁青，坐在司令部里一个劲地给薛岳打电话，请示机宜。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给他打气，“不要怕，这是日军的老一套，打一下就会回去的。”放下电话，薛岳立即催促罗卓英返回上高进行直接指挥。

3月17日，罗卓英赶回上高，并连夜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中方指挥官在前线观察敌情

开始是高层幕僚。他们的看法跟薛岳差不多，认为日军只是出来扫荡一下，应避免决战，先撤出上高，等其撤退时再进行追击。

这是薛岳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就采用的战术，以后李宗仁也用，看上去既符合实情，也很稳妥。

如果是在南昌会战前，也许罗卓英一点头就同意了，但自那一战后，他得到了第二个教训：作为主帅，在从谏如流的同时，一定还要有自己的主见。

罗卓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假如我们撤出上高，日军继续攻击怎么办？”

他说：“上高后侧与长沙相通，公路也未被破坏，对方是完全可以沿着公路直扑长沙的。”

众人闻言，顿时都说不出话来。

为慎重起见，罗卓英决定扩大决策层次，让所有幕僚人员与会发表意见。

多数底层幕僚都反对撤退，主张与日军在上高展开决战。这些小伙子大多血气方刚，做梦也想干它一场，况且位卑责就轻，对于打仗，自然要积极得多。

客观地来讲，高层幕僚的主张也不是没有道理。园部的“短切突击”，一共出动了两师一旅团。其中，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虽非常备老师团，但比原来那两个“最弱师团”要强得多，在新编师团里至少属于中上水平。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则是从广岛第五师团中抽出了一些老兵打底子，然后重新组建的新老混搭部队。

罗卓英能集中的兵力，光从编制看有三个军，但由于兵员严重缺额，数量上一个军只与日军一个师团勉强相当，这样一算，光人数就不占优势。

无论是按照先前日本人的换算方式还是实际作战经验，即便部队满额的话，中国军队也至少需用两到三个军才能对付一个师团。第一次长沙侵略战的例子表明，日军一旦打好了，四个军都不一定挡得住一个师团，哪怕是被称为“日本最弱师团”的第一〇六师团。

何去何从，最后还是要看军事主官如何决断。罗卓英思忖片刻，一锤定音，“打！”

磁铁吸刀

任何一种战术，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全在使用效果如何。

园部从三路分进合击，与冈村宁次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的打法类似，属于迂回包围中的老套路，运用得好，足可以使对手未战先怯，自乱阵脚。

但是这个战术也有明显弱点，那就是容易分散自己的兵力，结果导致被各个击破。冈村的失败即为最好例子。

罗卓英输过一次，不能输第二次。他显然研究过长沙会战的战例，因此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战术的弊端。

打个比方，园部的三路兵马，假如中路的第三十四师团是身子的话，北路的第三十三师团和南路的第二十旅团则是左右两只胳膊，“分进”之后，它们必然要在上高实现“合击”，发挥最大效能，才能完成预想中的迂回包围。

罗卓英首先要做的，就是拗断那两只胳膊。

诱击兵团由此现身。

罗卓英从南昌会战中得出的第三个教训：如果很多部队平时不归你统率，临时才交你指挥的话，会直接导致调配不当甚至指挥失灵。

为此，他曾亲自打报告呈送蒋介石的统帅部，要求将南昌附近的部队，不管以前属第九战区，还是第三战区，全部由他统一训练和指挥。

报告通过后，罗卓英大权在握，于是按照各部队的特点重新进行了分层设置，比如李觉的第七十军，原先是预备队，但他认为以湘军的战斗力，只能排在二三流水平，当预备队还不够格，应调到第一线消耗对方。

现在第七十军能不能挡住日军，并不是罗卓英所关心的，事实上，他也不需要湘军去死拼。

针对园部的“短切突击”，罗卓英使用了一个新的战术，名为“磁铁战术”，也就是通过“磁铁”的吸引，让园部跟着自己走。

湘军成为第一个诱击兵团。在罗卓英的指挥下，第七十军且战且退，使北路的第三十三师团不知不觉间离上高越来越远，一抬头，周围已全是山区。

进了山，那就是湘军的天下，当年的金官桥之战，曾经打得第一〇六师团一步一个趔趄，其实沾了很多地势之光。

第三十三师团在平地上也许会比“最弱师团”强，到了山上却没什么不一样了，只有两个字：犯晕。

几天的圈子兜下来，第三十三师团都要吐了，还没找到湖南兵在哪里。

这时候，他们连会师上高的兴趣都没了，于是向远在武汉的园部报告：“下个月就要到北方出差了，且容我等回去收拾一下行路的包裹。”

那你们策应第三十四师团的任务完成没？

当然是完成了。

园部不在现场，对真实情况不熟悉，回电照准。

一只胳膊没了。

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属第三战区，这支东北军在南昌会战中可谓是丢盔卸甲，败得不可收拾，论战斗力还不如湘军。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你只要跟他们处长了，同样能把钢刀使在刀刃上。

东北军的特点是，不擅打苦仗恶仗，尤其吃不消日军特种部队的冲击，而如今这些不利因素要少得多。

罗卓英在得到日军要发动侵略的情报后，就对交通进行了破坏，能挖的地方被挖得连马都不能骑，步兵只好排成队，呈一路纵队往前走。

路当然是可以靠工兵来修的，但修路需要时间呀。东北军毕竟是正规军出身，又久经战阵，在对方火力尚不算猛的情况下，先守几天阵地总没多大问题。

罗卓英把他们往南路一摆，第二十旅团暂时就只能望上高而兴叹。

另一只胳膊也没了。

决战兵团

早在第三十三师团望着山沟沟发呆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其实陪他们兜圈子的只是少部分人马，李觉第七十军主力早已抽身去了上高以北。

直接侵占上高的，是中路的第三十四师团，在两师一旅团中实力居于老大。湘军当然挡不住，好在他们的任务本来就是诱敌深入，所以打不了，可以撤。

湘军的一个营撤着撤着，碰到了川军团，后者属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

这时，日军飞机飞来，湘军立刻疏散隐蔽，并架设高射机枪，可是川军在看到飞机后却完全乱了套，犹如一群没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军官既不会指挥，士兵也不会躲避，结果造成无谓伤亡，辎重行李更是丢得到处都是。

明白了，这些友军平时的训练肯定不咋地。湘军营长在心里对比了一下，川军的战斗力显然比自己的部队还要差好多。

这种心理优势并没能维持太久，因为在上高他遇到了一支从没见过的部队，后者军容整齐，精神饱满，官兵全部使用中正式步枪，每个步兵连都有九挺捷克式轻机枪，而每个机枪连则有六挺马克沁重机枪。

那位营长想象不出这样一支部队发起威来，那火力将是什么样子，只能自叹不如。

第二天，他便得以大开眼界，这一天是3月22日。

由于上高是主要的战略目标，园部把特种部队几乎全部配置给了第三十四师团。

第3章 最精彩的一战（2）

当天上高空中的日机达到七八十架之多，如同蝗虫一样遮天蔽日，在地面则是火炮齐轰，坦克开路，一时间地动山摇，震耳欲聋，有的山头被轰得像耕牛犁过的田一样。

湘军营长当时正在山上观战，自认如此多的飞机和如此凶猛的炮火，是从军以来所仅见。

接下来，让他惊服的事情发生了。

任你再多的炮弹倾泻过来，上高阵地都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让人担心，守军是否已全部被炸死，或撤走了。

大家都这么认为，日军也不例外。

第三十四师团的步兵冲了过来，离上高越来越近。就在那一瞬间，犹如有一个开关被揿了一下，子弹突然像雨一样泼洒过去。

所有战壕和山洞都在喷吐着火舌，与此同时，后方远程火炮也开始进行地毯式轰击。

十二个小时之后，战场上已到处都是日军尸体和坦克残骸。97式战车怎么样，在这种摧枯拉朽的猛击下亦难幸免。

不服不行。

这就是罗卓英在上高用来兜底的决战兵团，也就是著名的第七十四军。

决战兵团的火力组合令人折服

此前，蒋介石统帅部决定在西南成立两支战略军（又称“攻击军”），作为可直接调配的机动部队。

除武器和兵员优先供给外，战略军与普通军最大的差别，就是学习日本军一级的建构，配备了相当于一个师的特种部队。

一共就两个名额，杜聿明第五军毫无争议地拿走一个，剩下来的大家都在抢，几乎把头都要抢破了。

有四个师进入海选名单，里面又以第十八军和第七十四军旗鼓相当。

论资历，第十八军是老字号，早在中原大战前就有了，第七十四军直到抗战初期才在上海建立，再怎么算，都只能说是小弟弟。

论战功，第十八军无论在内战还是抗战中都以善战著称，一个“血肉磨坊”把日军老牌师团都磨得没了脾气，不过也唯独在这一点上，第七十四军却有后来居上的气势，特别是万家岭大捷，已经显示出了战略军的雏形。

什么叫“战略军”，决不能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而是要有它没它大不一样。简单点来说，不管薛岳的指挥多么高明，假如没有第七十四军，万家岭即便围住第一〇六师团，要想打漂亮了也很困难。

蒋介石反复思量，在第七十四军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得到消息后，全军上下欢声雷动。

蒋介石的眼光不错，需要指出的是，这支军队是在上高会战前才被冠以“战略军”的，根本还没来得及按待遇整补。

第七十四军能取得如此神速的进步，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王耀武，对第七十四军来说，他是比张灵甫还要重要的人物。

什么都不靠

王耀武，山东泰安人，毕业于黄埔第三期，时任第七十四军军长。

民国年间，军校遍地，武人到处都是，要想在军队混出名堂，就得有点自个儿的绝活，所谓“虾有虾路，蟹有蟹道”是也。

比如有的人靠资历，某某年起就做革命党人，或者某某年给孙总理他老人家打过工。又比如有的人靠关系，投了哪帮哪派，正好投的这帮这派得了势。再不济的，还可以靠运气：子弹老是打不着你，但却专门朝着你的上司脑袋上撞……

可是王耀武什么都不靠，他一路升迁，只靠军功。

当然，更现实的问题是，就算他想靠也很难。要知道，王耀武要资历没资历，要关系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关系，横过来竖过去，不过是个黄埔三期生。

在黄埔学生中，高一期就要压死人，多少黄埔一期两期的还在下面慢慢爬哩，你不苦干硬干拼命干怎么行！

内战时期，王耀武有一次在江西宜黄被红军包围。蒋介石传下令来，让其弃城而走，但他一直守着城，守了整整一个月都未被红军攻破，几乎算得上是一个军事奇迹。

蒋介石也很好奇，就特命召见他，问他为什么有令都不突围，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王耀武老实作答：“围成那个样子，根本就突不出去啊！与其出城失败而亡，不如在城里守到最后，而且宜昌是战略要点，失守后很难再夺回来，因此我就下了宁死也不放弃的决心。”

召见以前，王耀武不过是一个团长，召见之后，他便成了旅长。

能拼命当然不是王耀武唯一的优点，因为黄埔精神几乎就是拼命精神，大家都在拼，所以他还得会点别的。

应该说，王耀武的治军和指挥才能在黄埔生中也是很突出的。

蒋介石给他的那个旅，其实是个补充旅，战斗力本来一般，但王耀武任旅长后，忽然变得厉害起来。

从淞沪会战开始，王耀武与刚刚建立的第七十四军结缘，并从此与这支部队无法分开，直到取得万家岭大捷。

在第七十四军的整训和编练上，王耀武秉持一个宗旨：纪律好、能作战、不怕死、听指挥。

这一点，从上高第一战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严格的战场纪律，在那种高强度的炮火打击和心理威慑下，要做到不退不跑，实在是相当困难的。

第七十四军火力如此猛烈，但实际上每个师的防守正面也只安排了一个团，其阵地和火力点设置之隐蔽和巧妙可见一斑。

一个师共有四个团，王耀武来了个车轮大战，这个团吃不消了，马上再派另一个团上去，以此保持兵力使用上的充裕自如。

愈吸愈近

第三十四师团被打急了。

3月22日那天，他们之所以攻得这么猛，是因为在接近上高时，已经吃过第七十四军的亏了。

当时他们正要渡河。之前由于一路碰到的都是湘军、川军这样的二三流部队，而且一打就退，日军官兵开始变得手舞足蹈，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自然渡河时也未多加防范。

埋伏在周围的第七十四军忽然就开火了。

那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军队的强劲火力：一个大队当场覆没，配属的山炮兵大队也遭到袭击，很多山炮被炸毁，慌得炮兵们连装定标尺都来不及，直接瞄准了往前乱轰一气。

第三十四师团长大贺茂中将过于轻敌，把野战医院和辎重部队都放在前面，结果也一个不少地挨了揍，把他给气得暴跳如雷。

搞偷袭这一套算什么本事，有本事面对面决斗。

现在面对面了，但情况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一个师团配上特种部队在冲击，连对方一个团都奈何不得，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可大贺师团长还是不肯打道回府。他就像个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继续疯狂下注，完全忘记了看一看周围那两只“胳膊”还在不在，以及自己是否已经孤军深入。

由于携带火炮不够用，第三十四师团干脆请航空队增加出动次数，以空袭来代替炮击。第七十四军经历过淞沪会战的老兵说，在上高看到的日军飞机，是淞沪会战后见到的最多的一次。

王耀武随之采取逆袭的方式，反复发起冲击，使得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来，日机不得下手，只能暂停轰炸。

双方连斗两天，到3月24日，打到最惨烈的阶段，山上山下伏尸遍野，草木为赤。王耀武亲率军部特务营策应，才击退日军。

没力了，打到这种地步，大家都没力了。

犹如一阵冷风吹来，大贺猛然惊醒，他这才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仅几十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周围旌旗林立，全是中国军队，而其中的很多军队并不上阵，只是像看猴子一样地看着他。

被包围了！

如今没有谁比大贺对罗卓英的“磁铁战术”领悟更深：愈吸愈近，愈近愈紧，向前不可，脱身不能。

大贺急忙向武汉的园部发去急电，请求增援。

收到电报后，园部手忙脚乱，命令那两只“胳膊”赶紧动起来，不是上前打别人了，而是把那破身子给拖回来。

第二十旅团不用园部招呼，早就突破东北军的防御线奔上高来了，但半途中就碰到了王耀武派出的另一路部队。

前有阻击，后有追兵，这个“混搭部队”撞上了和第三十四师团一样的霉运，过河时被击沉十多艘渡船，船上都满载官兵……

第二十旅团是救不了，已经回家的第三十三师团则是来不及救，第三十四师团因此开始出现给养困难，不仅需要飞机空投粮弹，还得捎带着扔些鞋袜下来，不然就只能光着脚走路了。

不可能日日是晴天，碰上阴雨天，飞机就来不了了。这时候很多日军官兵都恐惧得要命，既怕遭到进攻，又担心明天没饭吃、没鞋穿，有个别不争气的还急得呜呜地哭起来。

这样下去死路一条，大贺决定不待援兵，自行突围。

全力奔跑

3月27日，第三十三师团刚刚做出撤退动作，罗卓英的总攻命令就下来了。那些整天在周围作壁上观的湘军、川军，全都奉命跟着第七十四军冲了出去。

这是一个雷雨之夜，然而奇迹就在眼前。

黑夜里，大家比的都是速度，中国军队看谁跑得快，就能多得到俘虏和战利品，日军也看谁跑得快，除了脚上生风，自然还得少带重东西。

第三十三师团的炮兵部队以前最神气，到了这步田地，却变成了真正的死玩意儿——大炮太重，来不及拖走啊。

没法带走，那就毁坏。忙了一会儿，等到想溜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结果炮兵成了步兵，被灭得一个不剩。

大贺师团长带着主力猛跑，沿途还有许多小部队遭到围攻而无法撤退，都在向他发电报求援，有的就恨不得给师团长下跪了。

大贺倒是能派兵前去救一下，问题是这样的话，速度就要慢下来了。那能停吗？当然不能，所以任你们说出花来，我也只能自己顾自己了。

每支陷于绝望中的小部队都收到了大贺的答复：“从速跟上主力。”

崩溃了。我能跟得上你，还要请你来救我？

要说怪，还真怪不得大贺，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路上，到处都有中国军队跳出来进行追击，这个时候第三十四师团由于粮弹已空，早就失去了还手之力，于是伤兵越来越多，担架队延伸出去竟然有好几公里长。

第三十四师团近乎遭到全歼，大贺是带着一群伤兵和残兵败将逃出去的。他应该感谢的是第三十三师团，没有这个师团的接应，则插翅亦难逃生天。

第三十三师团解脱了同伴，自己却遭到第七十四军的猛击，回到驻地后，个个脸如死灰，犹如从地狱中逃出来一般。原本说是要去参加中条山会战的，经此一劫，第三十三师团的北方之行只能告吹。

战后清点，仅来不及带走的日军遗尸就有三千多具，生俘七十二人，是历次作战中俘虏最多的。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部分参加过上高会战的日军士兵旧地重游。回忆当年情景时，他们仍神色不安，认为那种凄苦的惨状，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上高会战的失败，让园部“短切突击”的牛皮“噗”的一声破掉了。

上高会战后第七十四军荣膺第一号武功状

日本统帅部随即以指挥失当为由，免去了其第十一军司令官的职务。

然而，不管谁当第十一军司令官，都得放张纸条在自己桌上，那就是江北有个汤恩伯、江南有个王耀武，这两人都很难对付，打仗时要特别留心。

在抗战中，上高会战是中国国内极少能以接近对等兵力完胜日军的战役，何应钦见多识广，他毫不吝啬地称赞这是“最精彩的一战”。此战打响前，在选择谁成为战略军时，尚有分歧，此战之后，即众望所归——当然是第七十四军。

再猛的拳头，也抵不过一只抗打的沙袋。罗卓英的“磁铁战术”固然精妙，可他的成功说到底还得仰仗第七十四军，这就是一支战略部队难以替代的价值。

第4章 黄河悲歌

“华北方面军”要进攻中条山，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蓄谋已久的计划。

太原会战后，这座位于山西最南端、以山势狭长而命名的山区就成了华北日军的眼中钉。山上分布着第一战区的二十万人马，你要南下，它侧击你，要西进，它挡住你，中条山由此成为保卫中原和大西北的一道屏障，被日军称做“华北的盲肠炎”。

有诗赞曰：尘黄日白风萧萧，寻常百姓都带刀，只须卫上将军在，敌人不敢窥中条。

这首诗里面的“卫上将军”，说的就是卫立煌。

以不变应万变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国民党早期有“五虎上将”的称谓，卫立煌亦居其列，但和其他人不是陆士就是保定的出身不同，他是纯粹的行伍，从军营中慢慢升上来的。

卫立煌特别沾光的一点，就是他给孙中山当过警卫，还因公受过伤，此后便一路擢升，二十二岁就成了营长。

由于担心年轻镇不住人，“小营长”就像当年唐生智传授过的那样，特意留起胡须——我这么老成了，谁还能质疑我的能力？

卫立煌的能力是有的，要不然给孙总理当警卫的多了，也不是谁都能出人头地。

太原会战中的忻口战役，是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在抗战中第一次担当方面之责。以后太原失守，大家都玩了命地逃，卫立煌当时也很狼狈，一气渡过黄河跑到陕西去了。

没待几天，蒋介石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每个人都挨了一顿骂。于是，众人打点包裹，转身又折回山西——阎锡山在晋西，卫立煌则立足晋南，都是半正规战加半游击战，日子也都过得十分不易，用阎锡山的话说，就是“一日不得一饱，衣服不能更换”。

总算，苦头没有白吃，阎锡山挺住了，卫立煌也在中条山站住了脚。

1938年冬，卫立煌接替程潜，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常驻洛阳，负责全权指挥包括中条山在内的晋南所有部队。

从1938年到1940年，“华北方面军”先后对中条山发动十二次进攻，但每次都怏怏而归。有一年夏天，日军九路侵略围攻，然而激战三天后，不仅未能攻取中条山，反而遭遇不小损失，来不及带走的尸体横陈在山路上，天热发臭，以至于半年多了都无人敢从那里经过。

中条山守军曾先后十二次击退日军进攻

这确实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遗憾的是，时间一长，卫立煌却因此在思想上出现了麻痹。

在中条山战役之前，蒋介石统帅部已得到情报，判断“华北方面军”的此次进攻规模不同以往，鉴于中条山背靠黄河，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易固守，因此曾建议中条山守军撤往黄河南岸，据河防守。

但卫立煌不以为然。

中条山是他多年经营之地，以此山为依托，已形成半圆形防御线，无论日军从北、从东，还是从西，要想破这条防御线都很难，这叫做置之险地而后生。

兴致勃勃之下，卫立煌还夸下海口，称中条山是抗战中的“马其诺”，防御工事坚固，官兵士气旺盛，完全不用担心守不住。

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此亲自到洛阳与卫立煌见面，后者仍坚持自己的策略。

背水一战，别人都不敢使用这一战术，只有我敢而且使用成功了，这次我也会以不变应万变，像以往那样继续守住中条山。

何应钦最终表示同意。

不是向好而是向坏

古往今来的很多军事实例都表明，险地可以守，但必须有所凭峙，不然险地就会很快变成“死地”。

按照卫立煌的认识，他的第一个凭峙是防御工事，也就是他所说的“马其诺”。

可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规律，但凡叫做马其诺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人家攻破。

淞沪会战时的“东方马其诺”从头至尾就没派上什么大用处，而法国真正的马其诺，一年前就被德国人绕过去了。

不是说防线不重要，而是说如果过于看重和依赖防御工事，最后的结果一定不妙。中条山防区南北纵深很小，就算防御工事真的达到马其诺水平，也很难长期坚守，更何况还不达标。

中条山上有“站、跪、卧”三种防御工事，有交通沟、有据点堡垒，卫立煌在山上转了转，以为这就不错了。

可是苏联顾问也上山视察了，人家看后就大摇其头。

知道什么是现代防御工事吗？得把一座山都给掏空了，山洞里可以过汽车、拖大炮那种的。你这还叫马其诺？简直儿戏一般，太好笑了。

如果工事不行，那就只剩下了官兵士气旺盛。卫立煌虽没读过正规军校，但在陆军大学特别班进修过，兵法战策还是懂的，知道手中若不握有强兵的话，背水一战的确很危险。

张自忠当初过襄河，前三次都有第五十九军保驾护航，到第四次，前面是川军，身边是鲁军，战斗力都大大逊色于第五十九军，这也是他战死南瓜店的重要原因。

能够挡住日军十二次侵占，使卫立煌对中条山守军颇为自信，不过他长驻洛阳，很少像张自忠那样亲自过河，对前线的实情已然非常生疏。

此一时彼一时，1941年的中条山已经有了根本变化，不是向好，而是向坏。

这当然与大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黄仁宇谈到，到1941年，即抗战进行到一半时，国内物价已是战前的二十倍。随着贫困加剧和给养不足，厌战情绪开始蔓延，军队中的吃空额和走私现象屡见不鲜，且很难遏制。

这种情况各战区都有，但以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尤为严重。

中条山守军，号称二十万，其实根本就不足二十万。首先是因为招不满，使“壮丁”竟然沦为商品，能够进入市场买卖了，开始是秘密的，后来就转入公开。比如在洛阳，一个壮丁的价格是棉花一千斤，或者小麦三十石。

有利可图之后，“壮丁”也成了职业。同一个人可以被卖到十次以上，也就是先到市场上去“卖”自己，然后再从部队里逃出来，接着再“卖”，如此往复，等于拿来换了十次以上的钱。

其次是逃兵现象控制不住。中条山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士兵都要自己打柴、背粮，甚至是推磨子，可谓是战时拼性命、战前做苦工。后方部队的士兵，只要听到是开去中条山，就哭的哭、逃的逃。

当兵的苦，当官的也不好过，饷少就得想别的招，或者吃空额，或者派些人到沦陷区做生意，一来二去，已全无一点打仗的欲望和警惕性。

到1941年，中条山的所谓“抗战”，真的弄得跟儿戏一般了，很多部队都坐在山上不闻不动，就算是偶尔下山，也是一群人在空地方胡转一圈，连枪都没放，就算“凯旋”了。

有些军官对此非常忧虑，把情况反映给卫立煌，可是卫立煌不相信，反而怪对方不会带兵。

你放松，对手却没放松。“华北方面军”一直在观察着中条山动向，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有机可乘。

最后的愚人

1941年5月7日夜间，“华北方面军”突然对中条山发起空前规模的侵略，参战部队达到了六师三旅团。

中条山战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战前日军通过侦察，已经掌握了守军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他们组织突击队，或提前空降潜伏，或抄小路，对师以上指挥系统进行突袭，由此造成一种奇怪现象，即前方还没怎么打，后方却已无法有效地进行指挥。

仅仅一天时间，中条山的两支集团军便被分割开来，双双陷入困境。

卫立煌这才感到大事不好。

在“失街亭”这场戏中，马谡要屯兵山上，王平说你这是自处绝地，如果魏军断掉我们的水源，岂非不战自乱？

中条山守军除了怕断水断粮外，还最怕没有退路，因为身背后就是黄河。

按理，中条山靠黄河北岸应预先建筑一定数量的桥头堡，这样才能保障战时的水上交通，但卫立煌在这方面又做得不够好，结果日军一个迂回，率先抢占黄河岸边，大家都回不去了。

中条山区南北纵深不过五十公里，要想藏到山里去打游击都很困难，守军在被日军包围后，立刻步当年三国蜀军之后尘，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支接一支地陷入崩溃边缘，其失败之快，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场不打就垮的战争，但有一些勇敢的云南人坚持到了最后。

唐淮源，云南江川人，时任第三军军长。

唐淮源是个略显固执的人，也可以说是有些“愚”。有一次打仗，眼看打不过了，唐淮源说要撤，而同僚反对，最后还是撤了回来，途中丢了门大炮。

那个时候，部队有一门大炮都不得了，往往打仗输赢全靠它。同僚因此责怪，“我说的吧，要不撤，大炮就不能丢，你还是太胆小。”唐淮源一听就急了，两人吵着吵着，竟然操起家什打了起来，结果老唐脑袋上挨一扁担，终生留下一道疤。

唐淮源在云南滇军中本来已坐到了前几把交椅，后来唐继尧杀回云南，要夺他的权。大家事先说好，找个空地方单挑，谁败了谁下台。

唐淮源败了，于是他二话不说，带着部队走了。

退出云南后，唐淮源从师长干起。某天上面来人视察，私下要打点费，老唐没理他，那厮没捞到好处，回去后就气呼呼地给打了个差分，将唐淮源由中将师长一下子降到上校师长，比下级的军衔还要低。

这样的“愚人”，本来是不适合在场面上混的，唐淮源自己说过，他之所以能忍受得下来，全是因为要顾及自己的母亲。

唐淮源未满周岁时，就被父亲弃养，由母亲一手带大，因此事母至孝。由于家里实在太苦，他便去报考了云南讲武堂，当时由于身上长了痔疮，他害怕让学校知道后不予录取，于是偷偷跪在地上朝天祈祷，翻来覆去地说一句：“老天爷，求求你让我好了吧，这样我才可以谋得一官半职，也才有能力让母亲免受饥寒。”

等到当了大官，家里生活条件好了，唐淮源因在社会上屡遭挫折，一度欲效仿古人退隐，但这时抗战爆发，他想到要给母亲争取更大荣耀，来安慰老人家，所以又毅然留在军队里。

1939年，唐淮源老母病逝。他在回云南奔丧后，便对家人说：“我这一生都是为了母亲，现在她不在了，我也就一无牵挂，此身当为国有！”

唐淮源的第三军大部分为云南子弟兵，他们是中条山战役中少数表现较好的部队之一。

通过重机枪组成的火力网，第三军给日军以很大杀伤，但当时的局面已非区区一军所能挽救，经过几天的厮杀后，部队伤亡大半。

5月11日，唐淮源见整体冲不出去，决定化整为零，分路突围。分别时，他郑重告诫下属：“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中国民间有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说法，即“大将忌犯地名”。5月12日，唐淮源被困于悬山，此地又称“唐王山”。

王者亡也，唐淮源组织残部三次突围都突不出去，已经弹尽粮绝，此时下起了滂沱大雨，他屏退左右，一个人走进一间土屋。

一切都显得那么糟，但是我尽力了，现在是给部下们做个榜样的时候。

第三军军长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宁死也不愿成为敌人的俘虏。

他的部下果真追随而来。第十二师师长、云南腾冲人寸性奇得到消息后说了一句：“当初忻口战役有郝梦龄、刘家骐一道殉国，第三军打了败仗，牺牲两位军师长也是应该的。”

5月15日，寸性奇右腿被日军炮火炸断，不愿被俘受辱，遂用腰中佩剑自尽而亡。“愚人”唐淮源在中条山做到了最好6月15日，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结束。

日方指挥中条山战役的是由参谋次长转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一个月后他便回国，并因功晋升为大将。

中条山战役与几个月前的上高会战形成强烈反差，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以来打得最差劲的一仗。经此一战，中条山的第五、第十四集团军大部分都损失掉了。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当场战死四万二千人，被俘达到三万五千人，而日军死伤三千都不到，悬殊十分骇人。

蒋介石羞愤交加，接连用了“最大之错误”、“最大之耻辱”来进行评价。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卫立煌被免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本兼各职，同时革除陆军上将衔。

第5章 小块头也能做大事情

在1941年的中日大会战中，中日双方都各有一次完胜，中方是上高会战，日方则是中条山战役。让陈诚羡慕不已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其实打得并不好，甚至起先连陈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要不是他出兵猛攻宜昌，薛岳将会输得很惨。

这次会战起自于1941年9月18日，进攻长沙的第十一军由新任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亲自负责指挥。

常胜将军

阿南惟几，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三十期，与石原莞尔是同期生，此前为陆军省次官。

日本侵略军司令官阿南惟几

阿南属于那种见过世面的军人。别人一辈子能见上天皇一面已足够出去吹上半天，但阿南有一段时间却能跟裕仁天天见面——他曾担任天皇的侍从武官，由于小样儿整得挺带劲，据说在皇宫里的时候，还特招宫女们喜欢，连皇后娘娘都对他另眼相看。

这种优越感也被阿南带到了中国。在武汉第十一军司令部，他把两位前任的作战案例都拿出来翻了一下，得出的结论却是冈村也并不比园部高明到哪里去，毛病都差不多，那就是出兵太“散”。

园部分成三路，南北两路都没起什么作用，导致中路孤军深入，被第七十四军打得落花流水。

冈村也分三路，应该说比园部要强一些，可并不是战略战术强，而是“最弱师团”小宇宙爆发，突然表现扎眼，才吸引了包括第七十四军在内的五个军。

阿南要想超过冈村和园部，显然就必须克服“散”，争取“合”。

第二次长沙会战，第十一军就专攻湘北一路，各部队齐头并进，相互策应，目的就是寻找并消灭第九战区主力。

如果可以，阿南很希望来个突袭，可惜他做不到，双方天天大眼瞪小眼，各地兵力突然向一个地方集中，实在很难瞒过对方的眼睛，相关情报早就飞到了薛岳的案头。

发现日军由三路变成一路后，薛岳也赶紧调兵遣将，不仅将本战区兵力调往湘北，而且通过统帅部要来了四个军加强防守。

有了这么多部队后，他的思路忽然变了。

老虎仔既以岳飞自命，对打胜仗就有一种比一般人都炽热得多的渴望。道理很简单，在民间的野史评书里，岳鹏举可是常胜将军，谁听说他吃过败仗的？

然而，真实的战场并不是这样。胜利的毕竟只有一方，你胜对方就要败，所以要想天天赢，哪有那么简单！

薛岳的战绩起起伏伏，似乎有一胜必有一败，有一败方有一胜。比如，兰封会战功亏一篑，万家岭便扬眉吐气，南昌会战郁闷得说不出话，到首战长沙就能笑上一笑。

老实说，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能做到这个样子，乃至有百分之五十的胜率，老虎仔已足可以“军事天才”自傲，也完全能划入常胜将军之列了。

他自己大概也是这么想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在抗战后方出现了一幕京剧。

开场后，人们看到男一号首先亮相。但见他顶盔贯甲，前有马童引导，后有帅旗衬托，两厢一排龙套，每人手上各执一旗，上书“精忠报国”四字。

显然，男一号扮的应该是岳飞，可再看帅旗上写的大字，却不是“岳”，而是“薛”。

然后，男二号出场了。这位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分明就是孔明他老人家。

观众全都纳闷了，以为演的是《说岳全传》，怎么又变成《三国演义》了，而且岳飞还改了姓。

再仔细看节目单，才弄明白，原来这是一出玩穿越的现代京剧，名字就叫“新战长沙”，其中岳飞代表的是薛岳，孔明代表的则是薛岳的参谋长。

外行无所谓，看看热闹而已，内行却不满意，有人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扭头便走。

报界一查，才知道这个雷人剧竟然是薛岳自己让人编的，于是议论纷纷。老虎仔脸上挂不住，便推说是参谋长在瞎搞，参谋长一脸委屈，说这是得到长官同意的……

笑不出来了。现代京剧演不下去的同时，战役的功过成败也不得不打上个大问号。

冲动是魔鬼

薛岳很清楚，第一次长沙会战虽然被宣传成“长沙大捷”，然而胜得实在很勉强。冈村宁次固然没有能击破第九战区的任何一支部队，可他反过来也未能击破对方任何一支成建制武装，双方互有伤亡，只是在第十一军撤退时，第九战区才捡到了便宜。

没能捞到大战果，与采取的战略战术是密切相关的：主力“逐次抵抗”，边打边退，等第十一军主动后撤时再返身追击，当然杀不了人家的大龙，只能抓些小鱼小虾了。

这次兵力足够，完全可以打得狠一点。

薛岳的最新部署是，先在新墙河一线“持久防御”，等第七十四军等其他强力军团到来后，再像上高会战那样美美地打它个大胜仗。

这一战术奏效的前提是必须前面能守住，老虎仔对此信心十足，因为新墙河的守军是第四军，在薛岳看来，那是一道铁闸。

前有“老铁军”把门，后有“新铁军”上阵，到时候把日军这么一围，那戏演起来指定好看了。

人一冲动，魔鬼就会上身。老虎仔光顾看着自己的碗乐，他没想到别人吃饭用的已不是碗，而是盆子。

此次，阿南所使用的兵力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冈村进攻长沙，虽说使用了六个师团，但里面相当一部分都是以旅团为单位，充其量只能算支队，而园部进攻上高，更是小气得要命，从头到脚只投下去两师一旅团。

中条山战役说明，没有大投入就不会有大产出，空手套白狼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阿南采取舍弃部分据点的办法，一口气抽调四个师团，另加五个支队，同时他还参照南昌会战的经验，空前加强了特种配备。

由于湘北的道路遭到破坏，日军特种部队的集结很费劲，足足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但是完成之后，立刻露出峥嵘。

在新墙河北岸，光炮兵就有二十六个大队，相当于四个以上炮兵旅团，全部炮兵接近步兵的一半以上。南昌会战时，冈村动用火炮一百七十门，阿南集结的火炮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三百三十二门！

炮群齐射之后，南岸的守军阵地已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滚滚浓烟以及被炸死炸伤的人。

在特种兵的使用上，阿南比冈村更胜一筹。在湘北一线，他不仅使用了炮兵、坦克兵、航空兵，还首次出动了伞兵。这些伞兵从天而降，突然从后方对第四军形成威胁。

新墙河正面，不过才二十公里的范围，一下子堆这么多步兵和特种兵，老铁军也受不了。

南昌会战的情景再次重现。9月18日上午，第四军阵地就遭到突破，形势急转直下。

在察觉到对手阵势很大，可能远远超过以往规模之后，薛岳立即命令东面幕阜山区的部队发动侧击。

这是早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就曾使用过的战术，即将大部队保持在日军进攻的侧面，在防止对方迂回的同时，通过侧击来寻机反包围。

重新出招后，前线战况出现缓和，日军的侵略攻势也慢了下来。

薛岳很高兴，认为自己这一掌正击中对方的要害，然而他错了，错在电令已经被阿南截获并破译出来。

正面的缓和，并不是幕阜山区的部队侧击造成的，相反，那是因为阿南临时改变作战计划，从正面抽出两个主力师团，拿去进攻幕阜山区了。

孤掌难鸣

防守幕阜山区的是萧之楚第二十六军，属军委会直接指挥的战略预备军。它原为老西北军的一个分支，长城抗战后期，曾取得过“兴隆大捷”，一战歼灭日本关东军一个大队，颇为世人称道。

问题是你再有战斗力，也得使用得当才行。进攻幕阜山区的两个师团，其中之一就是熊本第六师团，后者在日军中也属于超一流部队，以超一流对一流，再加上两个打一个，结局可想而知。

军长萧之楚察觉日军主力向他包围过来后，急忙打电话向薛岳报告。薛岳大发雷霆，“慌什么慌，难道你不会还手？丢了阵地，我就杀你。”

萧之楚只好放下电话，组织人马进行固守。

提起萧之楚，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知道，这个招牌还得靠他的公子扛。萧公子者，萧逸是也。现代武侠小说四大家，金庸、古龙、梁羽生，然后就是他。

不知道是不是萧家本身就有一种神秘氛围，老天在关键时候给萧老爸支了招，要不然，第二十六军怕是连半天都难撑下去。

9月21日，幕阜山区突然爆发日食。日本人也很迷信，有的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自然现象，一下子慌得连手都抖了起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狗吃太阳，什么时候不好吃，现在吃了，莫非是我们的行动触犯戒律，天照大神降下坏兆头来了？

日食发生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没法打仗。日食结束，两个师团的官兵因此变得心神不安，不敢打仗。

一天等于虚度。

9月22日，阿南再次截获电报，上面薛岳正不断催促一支部队向长沙附近赶——快，快，快！｀这支部队正是第七十四军！

自从上高会战后，日本人就把第七十四军视作中国的首席王牌——“虎部队”。阿南此行的目的不是要占领长沙，而是要消灭第九战区的主力，现在对方的王牌自投罗网，岂不正好！

阿南立刻致电两师团，要求不得迟疑，赶快攻，以便为对阵“虎部队”排除障碍。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萧之楚第二十六军终于吃不消了，不得不突围而去。

薛岳红了眼睛，又派上一个军，垮，再派一个军，接着垮。

薛岳兵团与日军激战

十天不到，垮了三个主力军，“持久防御”和“侧击战术”也双双失效，但薛岳却一相情愿地认为，在长沙以北歼灭日军的时机已成，可以让第七十四军大显身手了。

薛岳指挥作战，不像罗卓英那样倚重幕僚。从参谋长开始，能给他干的活，都仅限于抄抄电报、接接电话，整个战役从头至尾，皆由其一手掌控。

这种指挥方式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反应快捷，当断则断，没有什么拖泥带水、犹犹豫豫的情况发生。不利的方面是往往不能及时采纳好的意见，以补其短。

当时，第七十四军已赶到浏阳。有人建议，既然前面三个军都垮了，像上高会战那样的口袋阵已做不起来，光靠第七十四军孤掌难鸣，不如让它就地停在浏阳，以俟其余援军到达，等攒齐力量后再一拳打出去，必能反败为胜。

薛岳没有听进去，而他要决战长沙以北的电令竟然又被阿南破译了。

还有谁行

9月26日，阿南得到战报，进入长沙以东的名古屋第三师团被中国军队击退。

名古屋师团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常备师团，非一般新编师团可比，怎么会说被击退就被击退呢。阿南立刻意识到，这一定就是那支把园部赶下台的第七十四军。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你在这里，终于找到了。

第6章 小块头也能做大事情（2）

阿南一扫小挫的沮丧，变得兴奋不已，他赶快把幕僚们召集到一齐，当众宣布了这一消息。

从冈村到园部，都吃过第七十四军的苦头，及至阿南上任，也是对这支部队久闻其名。这三个人曾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地面侦察、空中侦察以及电报破译，想确定第七十四军的具体位置，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第七十四军在成为战略军之前，就已经是第九战区的机动部队，其驻防地并不固定，基本上需要它到哪里就到哪里。升格为战略军后，它更是行踪飘忽，一度还划入了第三战区，所以找不到它是正常的，找到它才是不正常的。

现在一听第七十四军终于现身，参谋们也个个手舞足蹈。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能够消灭第七十四军，这一趟就算没白来。

既然众人都这么说，阿南决定集中全部力量与第七十四军对阵。在让名古屋师团缠住对方的同时，又令熊本师团及军直属的特种部队疾速南下。

别的活都统统放下，要紧的是消灭第七十四军。

9月27日，王耀武与日军主力面对面展开对攻。

这是真正的硬仗，第七十四军长途奔波，连喘息和构筑工事的时间都没有，就得和对方两个常备师团厮杀，当然非常被动。

一天之内，一半人马被打光了。在防线被突破后，连王耀武也遭到日本骑兵联队的冲击，最后藏到路边树林里才逃得一劫。

由于指挥者的失误，一个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战略军就这样败下阵来，而且败得如此之惨，殊可痛哉。

9月28日，日军侵占长沙，所谓决战长沙以北完全成了泡影。

到这个时候为止，如果没有新的转机，薛岳已经快要输得精光了。

转机一半出在陈诚身上。从9月27日起，他的第六战区开始猛攻宜昌，第十三师团连叫救命，阿南坐不住了。

另一半，则是第十一军进攻长沙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侵占，所以由新墙河到长沙的道路，都没有顾得上修复，沿途也无可用于补给的兵站。

自集结湘北开始，日军出来已经三周时间了，不仅随身携带的粮弹越来越少，而且本身也疲惫不堪，如再深入下去，恐怕胜负难料。

10月1日，阿南下达撤退令，日军开始大撤退，而且撤退的速度非常快。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追击就有战果，薛岳看上去仍有机会。

可是你让谁追呢，原来的威龙猛将，垮的垮、伤的伤，就算知道前面会有一大堆便宜等着捡，也没人有力气再爬起来了。

此时，薛岳一定把肠子都给悔青了。要是早听幕僚之计，把第七十四军藏在身背后，此时发力，大胜必然唾手可得。

还有谁行？

一个人站了起来，他叫杨森。

川中猛人

杨森，四川广安人，时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

杨森是个猛人，可以用一连串特猛的数据加以说明。

四川军阀头目，大多妻妾成群，可是谁也比不过杨森。这兄弟简直就是以古代皇帝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姨太太数量之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据说达到百余。

老婆多，子女就多，有好些连他自己都不认识。据说有一年回重庆，轰隆隆一大群小孩去码头迎接他，杨某兴致来了，就选其中较为乖巧的抱在手中亲热。

随行的参谋长又急又尴尬，原来那小孩是参谋长的独子。四川人由此引为笑柄，甚至有人还编了“杨森娶了亲生女儿”的段子。

杨森晚年到台湾后，继续一猛如斯，都九十岁了，还娶了一位十七岁的姨太太，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竟然又能生下一个女儿，从而连破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一为夫妻年龄悬殊，一为老年得子。

杨森还有猛的。

民国新闻中曾有报道，说川军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晚上都要让士兵把裤子脱掉，这其实说的就是杨森的部队。

杨森这么做，其实还不完全是怕士兵逃跑，更多的原因是他缺钱，发不起新军装，怕当兵的睡觉时把衣服给磨破了。

但是衣服白天总要穿，破是免不了的，于是杨森又想一招。

某天，他出了个通告，号召大家移风易俗，告别旧日的长衫，全部改穿短装。

通告一出，立刻城门四闭，只要看见有穿长衫的，巡逻队便掏出大剪子，咔嚓咔嚓，把你的长衫剪成短装，这就算是“移风易俗”，剪下来的布料，则全部拿去给他的部队缝补破军服了。

除了爱娶姨太太这一点外，杨猛人在其他方面倒堪为四川军人的表率，他不抽鸦片，也不赌博，且治军很严，提倡“军人常带三分怒”，与很多一手拿真枪一手拿烟枪的“双枪将军”迥异。

他有一个连长犯了错误，被当场撤职，对方不服，临走时踩得地板咚咚直响。

小小连长竟然脾气如此之大，反了你，杨森马上把连长叫住，大声责问：“你是不是不高兴？”

这连长把脖子一梗：“报告，我走路向来如此，这是一种军人的精神！”

杨森大为诧异：“你还有精神？不错，那就继续当你的连长去吧。”

在川军将领中，杨森素有勇敢善战之名，因此才能与刘湘川中争霸，但是最后终究还是没能斗得过“巴壁虎”（刘湘的外号），只得退出四川，以后便成了“中央军杂牌”。猛人杨森在川中享有善战之名在淞沪会战中，杨猛人表现十分突出，他的川军曾经坚守阵地达四昼夜。深达两米的战壕，开始还要踮着脚尖、踩在踏脚坑上才到看到前方，打到后面，尸体叠起来竟然比战壕还要高，然后官兵就以此为掩体，继续作战。

到撤出淞沪战场时，杨森的基干部队第二十军已伤亡大半，有人甚至断言这支部队将很快覆没，但说来也怪，第二十军不但没有散架，反而还愈挫愈勇。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本事，追根究底，杨森的川军不是一般的川军，其实是学生军。

能钻瓷器的小金刚

地方军队中的官兵，很多出自行伍，从西北军到川军，莫不如此。

杨森的第二十军开始也是这样，但杨森有头脑也正在此处。他自己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知道知识的作用，因此非常热衷于举办各种军事学校，以便为自己的部队培养军官。

干什么事都会有阻力，而这种阻力又主要来自于既得利益阶层。这些学生显然对部队里行伍出身的军官是一种威胁，因此反对杨森办学的人很多，可是杨森置若罔闻，该办的学校一个不少。

学员毕了业，就要一批批地分到部队。那些“行伍军官”私下里很害怕，于是三天两头的到杨森那里去告状，说学生官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既打不得仗，又带不得兵。

见杨森还是无动于衷，这些人火了，索性拿学生官出气，找借口对他们进行打骂。

杨森听到后，来了个以牙还牙，“谁打学生官一巴掌，我就当面给谁一巴掌；谁踢学生官一脚，我就踢谁一脚”。

由于杨森的撑腰，第二十军中的学生越来越多，军官从下级到中级再到高级，几乎全有军校学生的身影，最后弄得那些“行伍军官”反过来要抢着到军校报名，以免遭到淘汰。

在几十年时间里，杨森光通过正规军校，就培养出了不下五万的军官，而他的第二十军人数从来没有达到过五万，也就是说储备军官比兵还多。

这就是杨森的部队即使打残后也能迅速重建的原因。因为军官都是现成的，还嫌位置不够安排哩，只要重新再招一些兵，马上就可以把队伍重新组建起来。

至于第二十军为什么不会散，那就更容易理解了。杨森对于他的学生官，就如同蒋介石之于黄埔军官，双方既是上下级关系，同时也相当于校长与学生。这些军官的脑子里都只有一个杨森，并且认为跟着杨森，才有前途有奔头，所以第二十军的官兵无论新老，始终都肯追随杨森效命疆场。他的部队，别人既插不进来，也摆布不了。

因淞沪会战之功，杨森被任命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但他那个集团军里的部队，大部分都是由薛岳直接指挥的，他能左右的实际仍只有第二十军。

第二次长沙会战刚开始时，第九战区里面尽是第七十四、第二十六军这样的由大块头官兵组成的军队，众人站成一排，杨森几乎就是最矮的，薛岳哪里能看得到他。

好了，大块头都趴了下去，该轮到小块头了。

杨森立即指挥第二十军衔住撤退日军，大胆进行侧击和尾击。

第二十军虽然以学生官为主，但在杨森的亲自示范下，猛人还有不少。

第一猛是军长杨汉域。他不是学生官出身，文化不高，被戏称为“土包子”，可是这个“土包子”记忆力超强，能够一字不差地随口报出全军的任何一个数据。

打起仗来，觉得哪里重要，“土包子”就撂给哪里的军官一句话：“打得好，我升你的官，打得不好，老子杀你的头。”

第二猛是师长夏炯。他有个绰号，叫做“夏马刀”，源于战时都要带上一把马刀。其实也不算马刀，而是关云长那样的大刀，得几个卫士扛着走。

战场之上，“夏马刀”就在后面挥舞着他的大刀，谁要是敢临阵脱逃，给他看见了横过去就是一刀。

“夏马刀”名气很大。那些连排长有时还借他来压阵，眼看没人敢往日军堆里冲，就会大叫一声：“夏马刀来了！”

众人听得后，马上不顾性命地冲将出去，就仿佛那把冷森森的大刀片已经架在脖子上了。

川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大放异彩

阿南认为自己已经把第九战区的主力削得差不多了，做梦也想不到斜刺里会突然杀出这么多猛男。

经过杨森的疯狂追击，日军撤退秩序变得混乱异常，其中一个负责掩护的联队几乎被完全击垮，遗落的辎重马匹车辆更是丢得到处都是。

杨森一直追到新墙河才停下来。由于东洋死马很多，川军官兵坐下来就地饱餐，就这样还吃不完，又分给当地民众，好一派“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动人景象。

大家都未料到四川人如此了得，真是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金刚虽小，同样能钻瓷器。

薛岳抹了一把额头冷汗。有了这么一个插曲，第二次长沙会战终于又可以算成是“大捷”了，然而他也十分清楚，若没有杨森在关键时刻拉上一把，自己的下场可能不会比中条山战役后的卫立煌好上多少。

薛岳当面称赞杨森，并且把守备新墙河的任务交给了他。

这个活本来是第四军的，若放在以前，杨森想也不敢想。他虽然心里乐开了花，嘴上却还要假装谦虚两句，薛岳则不由分说，“我相信第二十军有和第四军一样的防守能力。”

杨森走出门去，乐得差点没变成小鸟飞起来，而他即将得到的好处仍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在随后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因指挥失误问题，薛岳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批评，只有第二十军将士得到全体嘉奖，杨森本人则被特授为陆军上将。

第7章 谁才是生活的导演

当时中国的进出口岸主要包括香港、越南、新疆、缅甸四地，但是进入1941年下半年后，大半都被封杀掉了。

广州失陷，基本切断了香港通道。

继南宁之后，广岛第五师团击败法军，侵入越南北部，使越南通路完全失去作用。

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断绝了中国今后继续依靠苏联支援的任何一点念头，新疆线也被掐断了。

只剩下了缅甸，而日本要想侵占，就必须继续侵入越南南部，这样才能开辟出向缅甸进攻的前进基地。

赌国运

起先，日本对进军越南南部还是犹豫的，倒不是怕英法两国。

东瀛的野心，向来不仅限于一个中国，小小岛国的胃口大得很哩。不过东南亚原先大部分都是英法荷的殖民地，假使欧战不爆发，就是馋到流口水，它也不敢轻易染指。

可如今不比往日，德国一个闪电战，法国和荷兰就投降了，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虽然靠一座海峡暂时保得平安，然而也是岌岌可危。

要说惧，还就是惧苏美两国。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斯大林亲自到火车站送别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而且还破例与对方同坐火车，最后两人“依依惜别”。

多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可惜的是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不过是暂时互相利用而已，也许没过多长时间，就要你咔嚓我、我咔嚓你了。

当时，日本已经和德国、意大利建立了三国同盟，最好就是德国和苏联打起来，那就少了一个心腹大患，然而谁都知道，德、苏签过“互不侵犯条约”，它们怎么可能说打就打呢？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对苏联发动袭击。

日本人马上明白过来，什么互不侵犯，什么中立，其实大家全是心照不宣，骗骗人的，觉得时机到了，想打还是照打不误。

这真是天佑我也，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

7月2日，裕仁天皇批准了南进计划。

7月25日，日军从海南出发，向越南南部进军，其囊括东南亚的野心已毕露无遗。

美国总统罗斯福闻之大为震惊，当天就决定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为防止日本进攻东南亚，他还将太平洋舰队调至夏威夷，以作为对日本的外交威慑。

日本无法绕过太平洋舰队而在东南亚逞凶，美国因此成为“南进战略”的最大障碍。

事情再清楚不过，要想继续南进，势必要冒跟美国开战的风险，这是一个比“中国赌局”还要大得多的“世界赌局”，而能放到台上的赌注将是全部的身家性命——日本国运。

红着眼睛的赌徒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合计来合计去。不过，与发动侵华战争时不同，这次反对开赌的恰恰是前线指挥官。

时任“中国派遣军”第二任司令官的畑俊六虽然接替西尾寿造的位置不久，但他早在徐州会战前就指挥对华作战，深知这池水有多深。

如果实施“南下战略”，就必须两面作战，不仅要对付中国，还得跟美国以及英、法、荷打得死去活来，前途实在难卜啊。

畑俊六主张放弃“南进”，集中兵力优先解决“中国事件”，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北面应该调集八个师团，从中条山攻入西安，南面再调集七个师团，从越南攻入昆明，如此，大事可成矣”。

畑俊六的计划报到军部后，却被嗤之以鼻。

如今的军部由两个人掌控，一为“老强硬派”杉山元，时任参谋总长，一为“新强硬派”东条英机，时任陆军大臣。

要论强硬，东条比杉山元还变本加厉。

这位有“剃刀”之称的家伙当年曾指挥一个只有几千人的混成旅团（东条兵团），短时间内就占领了整个内蒙古。他的前任板垣虽然也依靠中日之战风光过，可后来却在忻口和台儿庄吃过瘪，只有东条，见好就收，除了胜利还是胜利，自我感觉越来越好，渐渐地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

拿到畑俊六的报告后，东条从鼻子里面哼了一声，“说得那么正经八百，其实还不是担心我抽他的兵？小样儿的，以为我扛不住你的忽悠是不是？”

畑俊六的新计划看上去很美。不过我倒要问一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如果事情真的这么容易解决，“中国事件”还用拖到今天？

两个斗大的问号，让畑俊六的报告彻底变成废纸一张。

东条当的是近卫内阁的陆相。这个近卫内阁已经是第三次近卫内阁，没办法，大家都搞不定“中国事件”，内阁就变成了军部的出气筒，一不称心，发句话就能让内阁倒台。

第一次近卫内阁后，先后有平沼、阿部、米内三届内阁，但他们最长的待半年，最短的仅维持几个月就崩溃了，只好再拉出近卫来充门面。

时间一长，“青年政治家”终于想明白了，一旦招架不住，我就走人，执政半年后这个老油条果真又宣布辞职，然后下面换一批人重新组阁，跟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

在发动侵华战争乃至关闭中日谈判大门时，近卫表现得曾是何等气宇轩昂、义无反顾，然而在汤姆大叔面前却也十分胆怯。自第二次组阁以来，他就开始与美国进行谈判，希望找到一条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东条看在眼里，对此十分不屑，当着面就对近卫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有勇气去做点非凡的事情，比如从平台上往下跳，两眼一闭就行了。”

两眼一闭，说得轻巧，近卫可没这么大的胆子，他还是主张与美国进行和谈。

东条都没耐心听完，他把桌子一拍：“笑话，难道和谈能给我们带来土地、资源和阳光吗？”

在以东条为首的“强硬派”的压力下，日本统帅部做出决定，以10月上旬为截止时间，到时候要是还谈不拢，就不惜与美、英、荷一战。

东条英机要以日本国运作为赌注

本来，美、日双方是有可能谈成的。

美国的困难明摆着，它必须首先面对欧洲战场，大部分军事力量也都部署到了那一侧，如果再与日本打起来，无疑将陷入两面作战的窘境，所以对谈判乐观其成。

在近卫一方，由于时间逼得近，为尽快结束谈判，也做了让步，答应只要美国对日本解除禁运，日本就将从中国撤军。

似乎可以皆大欢喜了。

然而，近卫刚刚在御前会议上提出这一方案，东条就当起了咆哮哥，他冲动地大喊大叫，根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你们究竟是怎么谈的，让我们从支那撤军？那不就意味着美国把日本给打败了吗？未战先败，这是日本历史上的耻辱。”

末了，东条还没忘记再泼一盆冷水过来，“近卫君，最后期限已经到了，难道让帝国撤军就是你谈判的结果吗？我看你该辞职了！”

“近卫君”羞愤不已，当着天皇的面就让人刮脸皮，这个首相如何还能再干下去。

10月16日，近卫宣布内阁总辞职。

东条可早就惦记着这把交椅了，10月18日，他被天皇晋升为大将，自己出面组阁。

东条内阁跟以前的任何一届内阁都不一样，因为阁员的位置几乎都让他一个人给包了：首相、陆相、内相……

开什么会，有什么可商量的，整间会议室里，就我一个人才好呢，反正不就打仗那点事吗？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战争内阁。至此，日本两眼一闭，真的从平台上跳了下去。

魔术

东条已经把子弹推上了膛，但令人惊异是，他不但没有中止谈判，反而还扩大了谈判阵容。

原来的谈判代表只有一个，即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东条组阁以后，又给野村添了位名叫来栖三郎的外交官作为伙伴，看上去，他对和谈的热情似乎比下台的近卫都大。

东条的变化，来自于一位海军大将的启发，此人便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山本此时正在策划一场针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惊天行动，他对东条说，靠和谈想弄到好处，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和谈绝不是没有用，它有用。

听得此言，杉山元凑过来摇了摇他那积水过多的大脑袋，“和谈，嘿嘿，那不过是政治家的把戏罢了，我们军人只能用我们特有的方式——战争去解决一切问题。”

这个老朽，山本也不理他，自顾自地继续高论。

不错，和谈的确是政治家的一种欺骗手段，不过难道政治家会用，我们军事家就不会用吗？

“剃刀首相”眼前一亮，有门，说下去。

山本于是和盘托出了他的妙计，“南进计划天皇都批下来了，谁能挡得住，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要利用谈判把美国人给哄住。”

原来是欺骗式谈判，太高了，东条由此顿悟。

在自己组阁后，他也认识到，有时候通过谈判同样能获得战场上难以捞到的好处。

我过去反对和谈，不过是反对从中国撤军，假如可以不从中国撤军，甚至逼迫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援助，何乐而不为？

11月2日，东条内阁——或者说东条，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继续实施“欺骗式谈判”，交涉成功便罢，不成再打。

既然是欺骗，就得有演技。东条自任导演，对野村和来栖这两位演员好好指点了一下，所幸二位天生就有混娱乐圈的潜质。

野村在“一·二八”后期遭遇刺杀，给炸瞎了一只眼睛，但他模样中看，而且跟罗斯福有私人交情，给人印象不错，因此被称为“令人尊敬、人格高尚”的军人外交官。来栖则任何时候都是一副可怜巴巴、让你不同情他都于心不忍的样。

这是一对绝配，放迷魂汤和施烟幕弹的都有了。

奉东条之命，野村和来栖找到美国国务卿赫尔，交给他两份新的谈判方案。

赫尔一一看过去，发现这两份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中国。

赫尔收下了两份方案，表示要回去再认真研究一下。

野村和来栖回去后没有发现彼此有什么明显漏洞。野村扮真诚，说明费尽心机才想出了这两个万全之策，来栖扮憨厚，说明如此做法，实在是情非得已。

演得很棒，可并没有能瞒过罗斯福和赫尔的眼睛。

现代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拼的就是技术，比如电码破译技术。

第8章 谁才是生活的导演（2）

在这个高精尖领域，日本超过中国，美国又超过日本，特别是美国人掌握了一种名为“魔术”的最新技术，已能成功破译日本大使馆和东京的往来密电。

通过“魔术”的帮助，罗斯福和赫尔掌握了东条谈判的欺骗性，甚至他们都知道东条所划时限，即谈判必须在11月29日以前取得成果。

日本人要为军事行动拖延时间，美国人同样也想这么做，因为按照海陆军的报告，必须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美军才能最终完成在太平洋的布防，否则不足以阻止日军的南进行动。

考虑到如果接受日本的方案，从书面上确定“停止援助中国”的话，容易对中国和其他盟国造成刺激，罗斯福和赫尔决定采取一种他们认为更稳妥的办法。

11月24日，赫尔召集中、英、荷、澳四国大使开会，宣布了美国的“临时过渡办法”：要求日本将越南驻军减少到两万五千人，在此基础上，美国将解除对它的经济封锁。

中国驻美大使立即致电国内，蒋介石闻知后大惊失色。

显然，美国人暂时不想跟日本干仗，所以只需要日本不继续“南进”即可，至于日本撤不撤出中国，实际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崖山之败使“古典中国”走向消亡

东条方案的提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谓“停止援助中国”，如同甲午战争时的翻版，迁就于列强，却独独胁迫中国。

解除对日本的经济封锁，跟变相援助日本差不多，这比“停止援助中国”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蒋介石为此“忧愤交集”，那一刻，他甚至想到了“崖山之败”。

崖山位于广东海岸，六百多年前，大宋王朝在那里组织了抵御元军的最后一战，即崖山海战。经过那一战，宋军实力消耗殒尽，见事不可为，皇帝、文武大臣和军民百姓相率跳海自杀。《宋史》记载：七日之后，十余万具尸体被冲到海边，场面悲壮至极。

“崖山之败”不仅宣告了宋朝的灭亡，也标志着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之手，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古典中国从此不复存在。

重庆，或者是昆明，会成为近代的崖山吗？

对古史相当熟悉的委员长不寒而栗，他有了一种绝望之感。

书生大使

站在罗斯福和赫尔的立场上，这么做无可厚非，人家毕竟是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不是中国的，考虑任何事情当然不可能先替你着想。

能够事先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那是客气的，就算不打招呼又怎么样？

罗斯福和赫尔管不了那许多，他们准备在11月26日与日方正式达成协议。

从“魔术”破译的情报来看，“临时过渡办法”与东条的想法一致，那就是对中不利、对日有利，对方是肯定愿意接受的。

美国人的做法虽不地道，但在国际政治中却并不鲜见。牺牲小国，保全大国，历来都是如此，现在只不过是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范例而已。

11月25日成为最关键的一天。

蒋介石不断向华盛顿发来措辞强硬的长篇电文。在电文中，他再三强调，在日本从中国撤军之前，只要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有一点点松动，中国这边就顶不住了，“抗战必见崩溃”。

似乎电文给罗斯福和赫尔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看到下面这些句子的时候——假如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以前的援助就是一场空，大家都白忙活了。以后我们也不再需要你们的帮忙，更不会相信那句“人间自有真情在”的谎言（“从此国际信义与人间道德，亦不可复闻矣”）。

这不是绝交信，但意思差不多。

赫尔一整天都坐卧不安，郁闷不已。此时，有人来敲门了，一看，却是胡适博士。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时任中国驻美大使。

纵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但鲜为人知的是，胡适和汪精卫等人一样，也曾经是“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即使在南京国防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胡适仍然在呼吁政府“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在他看来，以其时中国军力，尚不足以战。如果战，必定要败，与其败而求和，还不如现在就着手，以谋求“五十年之和平”。

对胡适的话，蒋介石表现得不以为然，在国防会议上，他“颇讥某学者之主和”，某学者，影射的就是胡适。

但奚落归奚落，蒋介石对这位有些书生气的老夫子还是颇为敬重和欣赏的。他曾经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谓一语中的。

后来胡适终于明白，和比战还难，难百倍，当战争来到眼前的时候，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了的。于是，他在态度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并从此告别了“低调俱乐部”。

不久，他应蒋介石的要求，暂时弃文从政，先以“政府特使”、后以“驻美大使”的身份赴美游说，以争取国际支持。

胡适能担当这一重任，缘于他的名气实在太大，不仅国内知名，在西方国家中也有很强的影响力，连老外吹牛，张口闭口，都喜欢把“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

某次，一位刚当选的美国议员到中国大使馆赴宴，糊里糊涂也弄不清楚中国大使是谁，就知道觍着脸吃。吃完送客，胡适邀请该议员今后到中国旅游——当然是客气，兵荒马乱的，怎么个游法。

这位议员点点头，“好的好的，我一定会去，而且首先要去拜访一下我的朋友胡适博士。”

胡适闻言莞尔，“议员先生，那你不用走那么远，因为胡适就站在你对面！”

胡适虽贵为大使，出门却不带随员，就那样一个人夹着皮包到处跑。他在美国行程几万公里，做了四百多场讲演，使美国朝野上下充分了解到了一个正在遭受苦难然而始终不肯屈服的东方古国，而他本人的形象也迅速提升，成了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的座上宾。

从“桐油借款”开始，包括后来组建飞虎队，都是胡大使辛苦努力的结果，四年时间里，他总计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亿七千万美元的国际援助。

美国《纽约时报》因此发表评论：重庆政府就算是寻遍全境，也找不到比胡适博士更合适的人物了，他所到之处都能为中国赢得广泛支持。

胡适相信，只要美国参战，日本必败无疑，但“临时过渡办法”的出台，却表明汤姆大叔已经有了不顾及中国、转身想溜的念头。

这太可怕了，必须阻止。

谁是导演

那几天，蒋介石可谓是全家总动员。

宋美龄、宋子文都在美国进行穿梭游说，他自己则与胡适组成一硬一软的搭档来专攻赫尔：蒋介石前面发“绝交信”示威，胡适随后亲自登门试探国务卿的态度。

赫尔正在家里生闷气。

他认为蒋介石是“得福嫌浅”，帮你是人情，不帮是道理，怎的，日本要打的是你，又不是我。

胡适连忙上前劝解，“我们委员长对国际局势还不够了解，没有多想想美国的难处，您得体谅。”

这不过是虚晃一枪。胡适此行，绝不是光为了来说软话的。作为大学问家，有的是比普通大使多得多的法子，蒋介石“动之以情”在前，他要“晓之以理”于后。

胡适治学的门径，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换句话说，就是以“科学精神”抠字眼。

胡适问：“允许日本继续留驻越南的同时，能保证他们不进攻云南吗？”

赫尔摇摇头。

胡适皱起了眉，“那样的话，这些驻军对中国形成的威胁就太大了。”

赫尔不明究竟，“不可能吧，才两万五千人，就算打起来，又有多可怕？”

“不可怕？那我就说来给你听听。”

由于并没有限定这两万五千兵的兵种，假设他们大部分是日本航空兵以及配套的机械师、工程师呢？那样的话，日本完全可以在越南建立一个庞大的航空基地。

经过胡博士大胆假设、求证下来的结果的确可怕：不独云南，就连英国人控制的缅甸，亦将受到覆盖式的空中打击。

赫尔愣住了。

他也许可以不接受蒋介石那种呼天抢地、悲天悯人的东方情怀，但不能否认胡适的西方式思维。

正如胡适所言，重要的是还得听听英国人怎么说。

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电报适时而至，他也反对“临时过渡办法”。

表面上，丘吉尔是担心中国垮台会对盟国造成危机，实质上他正是害怕自己的殖民地会被日本人顺手牵羊，因此特地提出，在谈判中“要价要高，还价要低”。

美国人对蒋介石的哭诉也许可以置之不理，但对这位胖小弟的话却不得不在意。

五分钟后，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赫尔起草了“赫尔备忘录”。

11月26日，当野村和来栖接过“赫尔备忘录”时，立刻从头凉到了脚，处于“极度的苦恼”当中。

备忘录一共十款，单单拿两款出来就知道这两个家伙为什么表情如此丰富了。

第一款，日本必须从中国和越南完全撤军，一个不留。

第二款，美、日同意不得支持除重庆政府以外的任何一个中国政府。

野村和来栖设想过赫尔会讨价还价，却没料到对方会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硬，几乎就是谈判桌上的魔术。

11月27日，美国政府向夏威夷和菲律宾发出战事警报，表明它已做好了同日本作战的准备。

尽管如此，不到最后一刻，罗斯福仍心存侥幸，寄希望于能用“硬压”的办法使日本在谈判中就范，他却不知道东条早就蓄势待发，太平洋战争就要开始了。

一个星期后，随着轰隆一声，日本海军航空队成功轰炸珍珠港，裕仁天皇随后下达了对英、美宣战的诏书。

日本对珍珠港的轰炸改变了二战战局

美国一步失算，失算在那个叫做山本五十六的日本人手中。不过这个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得救了。

事已至此，汤姆大叔别无选择，它必须应战。

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在得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后，罗斯福气急败坏，赫尔呆若木鸡。可是大洋彼岸的蒋介石却恨不得长跪不起，大叫数声：“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神仙大姐、耶稣大哥救了我们啊！”

当天，他在日记上第一次用轻松的笔调写下了一句话：“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导演，只有天知道。

第9章 以胜利者的名义

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美国领头，英、荷、中等二十多个国家先后对日宣战，但几乎没有谁能阻止日军的疯狂势头。

1941年12月9日，日军向菲律宾发动侵略，仅仅五个月后，菲律宾即全境失陷。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急到要拿手枪自杀，然亦无法挽回局面。

美国的坏运气似乎也传染给了盟国。12月25日，驻香港的英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次年2月，驻印尼的荷兰总督向日军举出了白旗。

转眼之间，日军似乎成了太平洋上的一只无敌怪兽，到了人挡杀炫、佛挡杀佛的地步。

天炉战法

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统帅部有意识地将精锐部队陆续部署到西南，以便在那里牵制进攻香港的日军，其中原属第九战区的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都被调到了两广地区。

你牵制我，我当然也得牵制你。在“中国派遣军”的所有部队中，武汉第十一军地位非常特殊，它属于跟中国的第七十四军一样的位置，即战略军，可经常性保持九个师团的兵力。

屯集这么多人，还让对手抽兵南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事情。1941年12月24日，武汉第十一军向长沙发动侵略，从而拉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帷幕。

这次侵略几乎就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重复，除了侵略部队缩小为三个师团外，其他从路线到战术，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因为在阿南看来，两个月前的那次战役，他打得非常成功，没有必要再改来改去。你想想，一连击溃对方包括第七十四军在内的四个军，要再说指挥有什么问题，那就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了。

至于撤退时受到了一点损失，纯属意外。

阿南的成功，无疑就是他的对手的失败。可是有时候失败并不一定是坏事，相反，它还会让人变得更加理智和成熟。

薛岳是个情绪起伏很大的人。仗打得好时，他往往眉飞色舞，且有求必应，有人找他办事，刷刷两笔就给批复了。但要是吃了败仗，那你最好离他远一点，对面站着的就是一凶神，发起火来，连桌上的电话机都会摔得粉碎。

等摔掉电话机，就连隔着电话骂人都不可能了，老虎仔无人可咬，这时候才会蹲在地上，一边呼哧呼哧喘气，一边龇着牙想上次为什么会弄个一嘴毛。

通过薛岳待人接物的表情，可以知道他究竟是胜是败第二次长沙会战，报上都在宣传“长沙大捷”，薛岳本人却在南岳会议上被蒋介石批得抬不起头来，这让他本来极强的自尊心很受挫伤，回去后就一个人抱着脑袋想问题。

第一次，光撤，到追击时才讨得了点便宜，第二次倒是想狠一些，但是却把决战地点给弄错了，结果前面防线一崩溃就无法收拾。

假如有第三次，你该怎么打？

我会把前面两次的经验教训合为一体，前面诱它，并且逐次消耗其实力，等到它精疲力竭的时候，再选定地点进行决战。

薛岳将之称为“天炉战法”。

要做太上老君，任你是孙猴子也好，牛魔王也罢，一旦进了八卦炉，就只有被熔被炼的份，最后乖乖变成炉内长生不老的仙丹。

刚刚划出道，阿南就来了，看来不炼他都不成了。

提前庆祝

让阿南气喘心跳的是，他的这次进攻过程远比上次顺利，连在正面挡路的部队都很少，顶多不过是从旁边放放冷枪，搞搞侧击而已。

强渡新墙河时，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对面的子弹，而是当天晚上下了大雨，看不清楚，有的官兵被周围不时袭来的冷弹弄混了方向，不知不觉间就走迷了路。

没费什么周折，连炮弹都没用多少，三个师团就全部渡过了新墙河。

阿南得出的结论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确实是把第九战区的主力给打惨了，所以没人敢挡道。而真实情况却是，新墙河只是薛岳“天炉战法”的第一诱击地点，很快就要进入第二诱击地点——汨罗江了。

果然，到了汨罗江，情形就大为不同。河对岸的火力开始猛烈起来，熊本第六师团的骑兵联队要打马通过，当即被击倒一大片。

这时外面传来消息，香港已被侵占，用不着第十一军再策应了，而且当初从武汉出发时，就确定停止线为汨罗江，于是幕僚纷纷进入帐中，请示是否撤军。

然而，阿南微笑着摇了摇头：“不，继续前进，直捣长沙。”

他分析道：“支那军队机动能力很差，抽出去的主力来不及回师，因此长沙目前的守备力量必然极其薄弱。在汨罗江遇到的困难，正好说明支那军队很着急，怕我们攻进他的长沙。我们要抓住这次天赐机遇，像占领香港那样，一举占领长沙！”

大小参谋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没人吱声。

“汝辈这样胆小，如何能成就大事。”阿南收敛了笑容，“好吧，先发份电报给‘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请示一下再说。”

没等南京的畑俊六回复，阿南就收到一份情报：据空中侦察机观察，汨罗江南岸的中国守军正在向长沙退却。

阿南一拍大腿，“我说怎么着，他们顶不住了吧，不用等回复，赶快追！”

1942年1月1日，名古屋师团一马当先，从长沙东南的浏阳河徒涉而过，并向长沙外围的守军阵地发起攻击。

此时此刻，没有人认为长沙会攻不下来，只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

名古屋师团一心惦记的也不是想什么办法将对手击垮，而是晚上怎样在长沙城内庆祝元旦。联队长们已穿上崭新的军服，在军营帐内频频举杯，预先开始庆祝了。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长沙落手中。前线欢腾，后方也不甘寂寞，那些原本迟疑的参谋们都在一个劲地拍阿南的马屁，说些“主帅够神够勇，原谅小的们当初见识短浅”之类的话。

阿南春风满面，连连摆手，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这人心里特宽绰，决不会计较的。”

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觉得自己身为幕僚长，光嘴上拍拍已经不行了，当下他就组织起一批随军记者，坐着飞机到长沙上空去兜了一圈。

当然不能白兜风，回来得写新闻报道，木下勇自己也弄了两份电报，一份发给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一份发给东京的日本统帅部，内容都是提前报捷：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长沙了，哈哈。

能战之军

日军的实际情形却并不如阿南想象的那么美妙，即使一线看似顺利，也遮不住二三线的苦恼。

仅在新墙河以南，杨森的川军就夜袭了日军一个辎重兵联队，后者伤亡惨重，联队长当即毙命。

从新墙河到长沙，已经打了一个星期，而在这一个星期里面，类似于杨森这样的进攻方式层出不穷，大量的侧击、伏击和袭击，使得日军的运输补给线率先出现危机，并由此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按照薛岳的天炉战法，他要用长沙来吸引住日军，然后调集外围的决战兵团对其实施反包围。

关键还是要先守住长沙，不能破了底，当然，这很难。

薛岳在战场上身先士卒

侵占长沙的三个师团，除了第四十师团为新编师团，可能稍逊一筹外，熊本第六师团、名古屋第三师团均为日本超一流或一流部队，当初第七十四军和第四军在的时候都败得狼狈不堪，如今不在了，到底谁削谁就更难说了。

勇气很重要。薛岳以身作则，在名古屋师团兵临城下时，他没有照例南撤，而是将战区长官部搬到了长沙市内的岳麓山上。

最高指挥官离前线战场如此之近，万一有个闪失可如何了得？

薛岳说不妨，假如遇到这种情况，我的职务可由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直接代理，以此类推，从集团军总司令一直到下面的连长，谁要是阵亡，无须手续，副职或稍有一些资历的可以马上顶替。

除此之外，还得找一支能战之军固守长沙。

第七十四军不在，第四军也不在，长沙城里能够依靠的是第十军，但这却是一支没有军长的奇怪部队。

第十军的原军长是李玉堂，他和李延年、李仙洲因均为山东人，且都是毕业于黄埔第一期的高级将官，故而被人称为“山东三李”。

第十军属于战略预备军，由军委会直接指挥，到第二次长沙会战，才临时划拨给第九战区。

第十军当时风尘仆仆赶到长沙，打的却是一个窝囊仗，成为被日军先后击垮的三个军之一。

在随后的南岳会议上，蒋介石站在台上一个个追查责任，查到第十军的时候，给了评语：指挥无能，作战不力。

李玉堂其时就坐在下面，听到之后脸都白了，其他第十军的师长也紧张万分。

幸运的是，杨森在追击的过程中缴获了一张日军作战地图。蒋介石一看，在第十军阵地前沿，竟然标示着三个半师团的番号。

按照通常经验，中国的一个军对付一个师团都很吃力，何况三个半。于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蒋介石缓和了口气，“看来就算你们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这样还算不错。”

说是“还算不错”，但李玉堂还是受到了撤职处分。处分令下，第十军官兵都为李玉堂鸣冤叫屈，而新任命的军长与李玉堂有同窗之谊，在听说之后，便以部队调防、走不开为由，迟迟未来上任。

部队再能战，若无良将统领，亦难以发挥效力，薛岳只得再找李玉堂，可是后者因深感委屈，整天闷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

难事还要由高个来办。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只是寥寥数语。

第一句问：“你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吗？”

第二句问：“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

在李玉堂给予肯定回答后，蒋介石撂下一句“长沙交给你”便挂断了电话。

据说，蒋介石的头脑里几乎保存着手下每一个将领的容貌、个性和对他的服从程度，这个固然“不科学”，然而十分有用。

李玉堂随即以撤职留任的名义回到第十军，并担负了守备长沙的重任。

地堡战术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十军虽经整补，也仅有两万人，人数上只相当于日军的一个师团，要想守住长沙并无确定把握。

然而，李玉堂没有选择。自古道“不是冤家不聚头”，一样的对手，他必须用不一样的方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再夺回来。

第十军的使命就是在长沙拖住日军，李玉堂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在长沙保卫战中贯彻的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防守原则，即从远至近，从外到内，对日军进行逐次削弱和磨钝，直至迟滞其前进。

第10章 以胜利者的名义（2）

在李玉堂不分昼夜的督建下，长沙城外遍布许多小地堡。别看小，只有一人高，但起码对于步兵来说，每一座都不是那么好攻的。

步兵无法，便推上炮兵。

日军火炮轰击时，李玉堂正在吃饭，一颗炮弹落进指挥所，把墙上的玻璃击得粉碎，碗碟和筷子也被炸断，但他倒是吉人天相，一点事没有。

定了定神，继续吃，没有筷子，就用手抓。

幕僚赶紧问：“是不是换个位置？”

李玉堂回答：“不动。”

幕僚又建议道：“那我们快点吃。”

李玉堂依旧静定自若，“不用。”

身边又不是围着摄影记者，所以李玉堂用不着作秀，他如此镇定，乃是因为成竹在胸。

由于从新墙河到长沙的道路早就遭到彻底破坏，因此日军的特种部队很难大批开进长沙，随步兵师团作战的，只是用马匹驮来的山炮和平射炮，而且数量有限。

第十军炮兵和战区直属炮兵加一块儿，却有四五十门之多，而且其中有很多榴弹重炮，李玉堂让它们在岳麓山上一字排开，等的就是日军炮兵露头。

找准位置后，重炮一阵猛轰，完全把对方的炮兵阵地给压制住了。

在地堡群的交叉射击下，名古屋师团的直属加强大队一晚上便被扫得精光，整个大队最后只活了一个日本兵。

长沙没有城墙，名古屋师团能进入长沙城内，完全是靠死尸铺路，硬挤进去的，然而进了城以后，另一场噩梦又开始了。

城里不可能筑起密密麻麻的地堡，李玉堂采取类似于赤壁大战中的锁船办法，将房屋的墙壁全部凿通，使作战部队可以在每座房子间穿梭来去，同时又在屋顶设置了观察哨和火力点，“铁链锁船”对日军的威胁并不比地堡来得小。

炮兵不敢露面，步兵又爬不上房，名古屋师团便出动工兵，后者不仅修桥铺路行，登高也是一大擅长，双方很快在房顶展开了争夺。

你有工兵，我又不是没有，李玉堂也把第十军的工兵集中起来，让他们登上房顶，别的不干，就是放火。

在《三国演义》中，火曾经是破“锁船”的法宝，如今则是对付进攻者的利器。日军工兵们被火烧得受不了，只能重回地面，李玉堂接着用步兵一冲，很快就把这些家伙给冲散了。

连着两天，名古屋师团都不能侵占长沙，这让阿南开始感到了一丝不对劲。

和以往一样，薛岳发给决战兵团的电报被第十一军司令部截获并破译。看完电报内容后，阿南如梦方醒，这才知道游戏中的那个猎物原来竟是他自己！

然而，此时退已成为不可能，不光对上上下下难交代，而且必然会像第二次长沙会战时那样，在撤退时遭到极大损失。

既然赌注已经放了上去，唯一的办法，也只有赌到底。

阿南知道，他只有在薛岳反包围完全就绪之前侵占长沙，才有转败为胜的机会。

名古屋师团不够，那就再把熊本师团派上去，两个老牌师团一道拱，不相信拱不开一条路。

熊本师团上去后，同样在城外的地堡群前遭不少罪，损失了不少人。

这地堡真是太可恶了，可是在缺乏火炮支持的情况下，一时又打不掉它。好在两个师团加一块，已具备了足够的人数优势，于是他们组织小股部队乘隙钻进地堡与地堡之间的建筑物中，用火力来封锁地堡，其他人则以此为掩护，越堡进入长沙城内。

如此一来，城里的日军越来越多，攻势也越来越猛，长沙城由此失陷大半，第十军也伤亡了三分之一，形势十分危急。

薛岳在岳麓山上把这一情况看得清清楚，他电告李玉堂：“决战兵团已全面反攻，连第四军也从广东奉调回师，望你们再坚持一晚。”

电令遍示全军后，第十军将士提出了一个口号：“苦战一夜，打退敌人，守住长沙，要回军长！”

不待李玉堂动员和组织，第十军连炊事兵和司号兵都拿起刺刀到前线参加了白刃肉搏。

第十军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主力军

熊本师团和名古屋师团本来是日军中最坚挺的部队，但由于连年消耗，其战斗力已大不如前，最明显的就是新兵比例不断增加，这些人原先的行当五花八门，有老师、学生、律师，甚至还有牙科医生，平时放放枪还没事，等到对方打疯了，要上来拼命的时候便原形毕露。

第十军的一个辎重兵喝了点老酒，黑夜中操了根扁担，便随着冲锋部队杀入敌阵，靠一根扁担挥来舞去，这兄弟竟然毫发无伤。

天亮之后，长沙城内外遍布日军遗弃的尸体和伤兵，阿南翻盘的希望破灭了。

第十军战后即被中国统帅部授以“泰山军”称号，他们在用热血和生命挽回部队荣誉的同时，也要回了自己的军长：李玉堂官复原职，并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吃我三拳

第十一军前敌指挥所内已完全陷入愁云惨雾之中。

两个主力师团无论如何都不能在短时间内侵占长沙，最糟糕的是由于后方不断遭到攻击，补给难以运达，导致前线部队弹药匮乏，再打下去，只能是勉强硬撑而已。

幕僚们预感到大事不好，个个束手无策，惶恐不安，倒是他们的司令官还表现得更男人一些，阿南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胜败乃兵家常事。”

可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一物降一物，你阿南既然败给了薛岳，就只能愿赌服输。

由于事先破译了薛岳的电报，阿南知道1月4日是中国决战兵团形成包围的最后截止日期，如果他不能在这一时限前撤出战场，迎接他的必将是灭顶之灾。

眼下，不能管面子不面子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1月4日晚，第十一军奉命总撤退。

阿南算是反应快，但随着薛岳的各路决战兵团全部到位，此时的他已经成了《水浒传》中被鲁提辖一脚踢倒在街上的郑屠户，在剔骨尖刀被打落之后，不管怎么闪，都只有挨人家痛扁的份了。

不用多，一共才三拳，不过全是“醋钵儿大小”的拳头。

名古屋师团因为有一个大队长的尸体没有找到，本来还梗着脖子，要求阿南允许在长沙再停留一晚，未料在撤退中却第一个被打得找不着北。

当初，他们是从浏阳河徒涉过来的，现在以为还能徒涉回去，没想到对岸已经被薛岳所控制，这顿打怎能免得！

名古屋师团光在河中间就死伤了五百多人，鼻子歪了半边不算，眼前还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了出来。

此时已是深夜，四周全是枪声，众人慌乱不堪，不知道该往哪里逃才好。辎重部队和伤病员由于没有作战能力，只能一个劲地往师团指挥部缩，弄得风声鹤唳，气氛更加紧张可怖。

就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幸亏熊本师团还控制着一条要道，这才保得众人撤往浏阳河北岸。

好，那第二拳就留给这个“日本第一师团”。

替名古屋师团殿后的熊本师团算是脑子活络，他们根据破译的电码，判断出薛岳的堵击路径，因此改变了原先的北撤路线。

这种样子就是很不乖了，分明还是“敢应口”的表现，薛岳追过去，提起拳头又是一下。刹那间，油酱铺变成了彩帛铺，红的、黑的、紫的全都绽了出来——熊本师团主力遭到包围，并被分割成数段。

其时，日军已经粮弹两空，许多日本兵的枪里都没了子弹，拿着那杆擀面杖也不过是做个样子，有的人则饿到连道都走不动。

能够帮他们维持体面的，是急匆匆赶来的大批日军轰炸机，空中特种部队使熊本师团尚能支撑片刻，但指挥机关已做最坏打算，开始焚烧全部文件。

阿南刚把名古屋师团拖出来，熊本师团又半个身子入了土，急得他眼冒金星，连忙调集部队南下接应。

最后一拳免费奉送。

前来接应的第四十师团被多次堵击，从大队长开始，死了一大堆人，比这个更惨的则是独立混成第九旅团。

独混第九旅团原驻北方，是新近才调到武汉来的。他们在半路上遭到杨森的堵击，成建制地跑出去四个，还有一个被杨森紧紧围困在了一处名叫“影珠山”的地方。

开战之后，杨森大多采取“老鹰抓鸡”的土战术，经常从侧面或背后跑出来打一下，其特点是专拣辎重部队打，而且打完撒腿就跑。这种打法很讨巧，但多少遮掩了川军骨子里的那种凶猛气质。

杨森、杨汉域、夏马刀这样的高层猛人不提也罢，川军里面，还有端着刺刀跟鬼子肉搏而牺牲的营长，有一个人挑掉六个鬼子的超级勇士，后者受重伤被抬回后方时，胸前仍抱着三挺缴获的轻机枪死不肯放。

陷入重围中的日军大队左冲右突，然而，始终没有办法突出去。

最后一拳正是赏给你的，太阳穴。做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

终于，有一个军曹跑了出去，根据他的报告，日机随后飞去影珠山侦察，但是战场已一片死寂，横躺竖卧的，到处都是日军尸体。

从大队长以下，这个大队从建制上被完全抹掉，无论出的气，还是入的气，什么气都没了。

独混第九旅团曾经历过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算是见过世面，可是南方之险，也确实不是它所能承受的。

要怪，也只能怪自个，谁让你碰到了四川人里面最猛的呢。

1月11日，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阿南才得以将熊本师团拯救出来。四天后，退回原出发地点。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方统计死伤人数为六千余人，这是一次中日双方都认可的大胜仗，胜利者为中方（“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会战刚刚结束，国民党统帅部即向前线发出电令：“战场不动，等待参观。”

参观者不是统帅部高层，而是蓝眼睛高鼻子的洋老外，即各盟国的驻华使节。他们在长沙看到遍地都是枪弹残片和日军尸体，顿时惊叹不已。

盟国使节在参观战场时发出惊叹

三个师团，还有两个号称是日军中最强的，如今都在长沙吃了败仗，中国战场上，光武汉就常年牵制了日军九个主力师团，如果全部加起来，日本陆陆续续用于中国关内的军队已接近百万，如果它们移师其他战场，那将出现怎样可怕的局面？

要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仅仅靠区区十个师团就打遍南洋无敌手，别说一般中小盟国，就连英、美都避之唯恐不及。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军队，谁敢低估？

美、英两国政府专门发来祝捷电，中国战场由此成为二战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战场。

第11章 大号飞虎队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如果没有飞机的集团式掩护，熊本师团几不能脱，而与当时地面战场的狼狈不同，日军航空队在空中战场上已逐渐成为绝对主宰。

胜负的根本性转折，来自于日本海军航空队推出的一种最新机型，这就是著名的零式战斗机。它在速度、灵活性、火力乃至空中的持航能力上，都远远超越了96式战斗机，更为苏联飞机所不及。

1940年9月，中国空军经历了抗战以来最惨痛的一战，即重庆空战（也称璧山空战）。当“零式”出现时，“黄莺”和“燕子”立刻被打得像落叶一样纷纷坠落，最后的战果为二十四比一，即中方飞机损失二十四架，零式仅在回航之后毁损一架。日本零式战机在问世之初，几乎在空中找不到对手意识到问题首先出在机型上后，苏联应中国之请，紧急提供了“黄莺”的升级产品，然而在性能上仍不是“零式”的对手，中、苏联合空军渐落下风。

那位幕后总教头在哪里，我们需要你。

二流和一流

自“国际飞行中队”无果而终后，陈纳德又在昆明训练了一批中国飞行员，但这批飞行员连起码的作战经验都没积累起来，就在重庆空战中非死即伤，令过往的努力皆付之东流。

陈纳德很恼火，恼火极了，但他能做的，也只有一个人站在山坡上用望远镜进行观察，然后把零式战斗机的特点、编队战术逐一记录下来，或者与消防人员一道，用水摇抽水机给遭到空袭后燃烧的城市灭火。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难题能真正考倒他，但是面对眼前这种局面，他也再次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沮丧和无可奈何之中。

1940年10月，蒋介石紧急召见陈纳德。

“不是机型不行吗？去美国买。不是没有飞行员吗？去美国雇。从而组建一个‘美国战斗机联队’。”

陈纳德听完后，却比当初让他拼凑“国际飞行中队”还要来得悲观。

飞行员能不能雇到暂且放一边，单说买飞机。

据我所知，美国制造的一流飞机，除了自用外，早就被欧洲国家抢购一空，剩下来的全是中不溜的二流飞机。

为了解释何谓“二流飞机”，陈纳德不得不给对方补一则小贴士。

“淞沪会战前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战斗机主要是鹰式飞机，型号为P-36，我所说的二流飞机乃P-36的升级产品，即P-40，绰号‘战斧’。‘战斧’的特点是价格低、交货快、数量多，别的机型才生产五架，它就已经生产了五百架，所以我们美国多的是这种飞机。”

蒋介石若有所思，插了句嘴：“战斧足以当零式乎？”

陈纳德坦率直言：“固不如也。零式轻，战斧重。零式灵活，战斧……”

陈纳德以他专家的角度，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蒋介石其实没几句听进去，他真正听懂的是前面那句“价格低、交货快、数量多”。

一流飞机虽好，但我也得花得起那个钱，倒不如买这种战斧式。至于买来之后能不能打得过零式，只能试了再说，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战斧式，就它了。

蒋介石不由分说地结束了谈话，并且拍下板来，“订个计划，告诉我一共需要多少钱，然后你就赶快回美国去把事情给办妥”。

陈纳德“奉旨”返回美国，但他起初想竭力争取的仍然是一流飞机。

东西方的思维是如此不同，我们常常一方面说要唯物，另一方面却又强调精神能够变成物质，或者精神可以战胜物质。

西方人则是反过来，他们平时也许会执拗地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上阵之后，却绝不会迷信到以为上帝他老人家真的在身边含情脉脉地照应着自己。

按照陈纳德的设想，要么不做，要做就得配备到最好：买第一流飞机，雇第一流飞行员，这样的话，才可以击败零式。

陈纳德连数据都已经测算出来了，双方只要以一流对一流，交火之初，即能达到五比一，也就是“美国一流”损失五，日本零式损失一，在日本航空队由此失去信心后，比例还可以升到更高。

先前美国的一流飞机确实被欧洲人订完了，不过，不还有后续生产吗？可以把它们给买下来。

但陈纳德很快就失望了。

敦刻尔克大撤退后，隔着一座英吉利海峡，德、英两国主要进行的就是空战。英国人对美国一流飞机的需求也达到了饥渴的程度，人家就在车间外面等着，生产线上下来一架，立刻拖走一架。

中国战场那时还远没有引起美国的足够重视，其分量哪里能与欧洲战场相提并论，伦敦大轰炸也远比重庆大轰炸更能触动美国政府和民众的神经。

在这种背景下，你跟英国人抢飞机，岂非天方夜谭？

既然争抢“一流飞机”失败，那就只能争抢“一流飞行员”了。

陈纳德是个独来独往、颇有个性的人，素不喜与军政部门的官僚打交道。但为了获得飞行员，他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展开“穿梭外交”，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去卖嘴皮子。

美国有海陆两大航空队，但没有哪个航空队缺得了一流飞行员，任陈纳德讲到口干舌燥，军方给予的答复仍然斩钉截铁：“哪怕抽走一名军官都不行。”

想挖我的人，没门！

如果美国没有宋氏兄妹、胡适这些神人在不停运动，善于打仗却不善于应酬的陈纳德几乎就要崩溃了。

中国在美的“游说集团”最后通了天，使用了总统个人直接干预的办法，而罗斯福当时能够接受的一个观点就是，犹如苏联志愿空军那样，美国将从中国这个对日空战的竞技场上得到宝贵的作战经验。

1941年4月15日，历史性的一天，罗斯福亲自签署了一项未公开发表的命令，允许航空队中的优秀飞行员退役，以平民身份加入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一支日后声名大噪的国际空军终于诞生了。

“要你命三板斧”

志愿航空队还没筹备完成，中国的空中防御却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随着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和苏联志愿空军退出，中国空军因此失去了最后一点还手之力，重庆也成为一座实质上的不设防城市，一月之内，竟遭到日本航空队的十四次大轰炸。

日机对重庆的长时间疯狂轰炸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1941年6月，在持续不断的大轰炸中，重庆发生了较场口隧道惨案，死伤民众千余。

8月，日本航空队实施“斩首行动”，蒋介石的黄山官邸遭到突袭，他本人虽幸免于难，随身卫士却被炸死炸伤多人。

蒋介石惊怒之余，再次在重庆紧急召见陈纳德，说：“这里的所有情况，你都看到了，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吧？”

陈纳德要做的，就是尽快赶到位于缅甸东瓜的训练基地，在短时间内打造一支空中防御力量。

陈纳德刚到东瓜，迎头浇过来的却是一盆冷水。

五名飞行员一人交给陈纳德一张纸，陈纳德定睛一看，却是辞职报告：“这是什么鬼地方，是人待的吗？”

陈纳德四顾，他看到飞行基地周围，不是泥沼，就是丛林，空气中弥漫着的是一股令人作呕的酸腐味。

飞行员们抱怨的还不只这些，“给我们烧饭的是一个缅甸厨子，这厮弄的伙食那叫一个难吃……”

陈纳德笑了笑，说：“我是一个老朽不堪的老军头，相信我，如果我这样的老头都能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下去，你们这些小伙子也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我不能同意你们辞职撂挑子。”

飞行员们觉得不舒服的那些事，个个都能克服，陈纳德担心的不是这个。

基地蚊虫很多，起先也没准备蚊帐，美国大兵皮糙肉厚，被叮两下不要紧，最怕的就是因此染上疾病。

志愿航空队对外属于商业机构，陈纳德也不再是宋美龄的私人航空顾问，他现在是宋子文雇佣下的“美国农民”。

陈纳德向宋子文请援，后者立即想尽办法准备了足够药品，并派出由美国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专驻航空队。

在宋老板的鼎力相助下，陈纳德迈过了第一道坎。这是基本保证，以后无论训练还是战斗，志愿航空队都没有一人因病退出。

要开始训练了，然而陈纳德的一句话，却差点让所有飞行员都从板凳上摔下去：“我即将讲授的第一课，是如何驾驶飞机。”

航空队的小伙子，除个别从航校走出不久外，其他大多是美国空军飞行员中的佼佼者，年纪最大的一个，飞行时间几乎和陈纳德一样长。

有没搞错，我们不会开飞机？老头是不是在雨林中把脑袋给弄迷糊了。

陈纳德很清醒，也知道队员们的实际水平。

在美国时，一名即将加入航空队的飞行员曾当着陈纳德的面做过飞行表演。在短短五分钟的表演过程中，他能多次从翻过来倒过去的机身中探出身体，这令陈纳德本人都为之惊叹不已，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谁能在高难飞行中频繁地完成这一动作。

拥有一流飞行员，正是陈纳德自信能击败对手的最重要条件，可是，他仍然要这么说：“我知道你们很棒，但是大家想到过没有，给我们的飞机只是二流，一流飞行员驾驶二流飞机，要想战胜一流飞行员驾驶的一流飞机，岂是易事？所以我要教给你们的，并不是简单的驾驶飞机，而是如何在驾驶过程中，让二流的飞机变成一流。”

对眼前这个“老朽不堪的老军头”的话，飞行员们起初似信非信。

然而，随着训练的开始，小伙子们却从盲目的乐观滑向了极度的悲观，特别是在见到同在缅甸待命的英国皇家空军以后。

英国空军驾驶的，正是传说中的“一流飞机”——公牛式战斗机。

陈纳德问队员有什么感受，答：“地狱已经在向驾驶二流飞机的美国人招手了！”

“我们不明白，您究竟有什么办法让我们的飞机变成一流？”

陈纳德从容不迫，说道：“当然有。不管一流还是二流，任何一种机型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关键就是如何用自己的优点去进攻别人的弱点，如果能够那样，你手中的二流飞机就将成为战无不胜的一流飞机。公牛的弱点是灵活性不够，战斧的优点则是速度很快，那你为什么不能扇着翅膀快速地围着这只肥牛转呢？”

第12章 大号飞虎队（2）

没人信。

你就扯吧，照这么说，人家一流的岂不等于废物？

“不信，那就试试看。”正好英国飞行员自己也沾沾自喜，三番五次地来显摆。于是，双方决定公开比试一场。

按照陈纳德的指点，志愿队飞行员绕着公牛转起了圈，而后者也果真被转得晕头转向。

对于空战来说，最怕的就是昏了头，这时候只需一炮便能轻松搞定。

把公牛直比下去的经历，让战斧在飞行员们的心目中顿时身价倍增，可是战斧的未来对手，不是公牛，而是零式，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从零式出现的第一天起，陈纳德就像对付96式那样，做了无数次的观察和记录，在当时，他大概算是对零式研究最深的非日籍空战专家了。

零式的最大优点是什么？异常灵活，能以很小的半径转弯，如果你被它逼入转圈作战，那你必死无疑！

听课的飞行员们坐不住了。

那可怎么办，我们转圈转得过公牛，却转不过零式啊。

陈老师哑然失笑，“为什么一定要比转圈？战斧的优点是速度快、火力强，因此我们将要采取的是‘要你命三板斧’——全速接近，迅速开火，然后全速摆脱。记住，你瞄准零式的时间，绝不能超过在零式面前停留的时间。”

喜爱颠覆理论的陈纳德无意中再次颠覆了一个理论。

在传统的空战理论中，这种一打就跑的运动战术不光是旁门左道，它还会被视为是动摇军心的胆小鬼行为，就连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这么做，事后也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受审。

陈纳德不管这一套，实用就是真理，当敌机被击落，你们就会知道，有的所谓固定不变的“公理”或者规则，纯属狗屁。

快乐赢天下

中国空军名存实亡，日本航空队肆无忌惮，到了张狂的程度。

在成都机场，日本飞行员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飞机降落下来，然后走出机舱，平静地点上一把火，把机场上来不及撤出的教练机焚之一炬。

等到机场上空空荡荡，没有什么东西可烧的时候，这些家伙就拔根旗带回机舱——你对他们毫无办法，因为上空还有其他日机在对着地面扫射，这时候冲上去，唯死路一条。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对在缅甸集训的志愿航空队寄予了无限期望。重庆政府在资金相当困窘的情况下，仍开出赏额，规定飞行员每击落一架日机，就奖励队员五百美元。

然而，从那里传来的消息似乎并不美妙，有人说志愿航空队的纪律十分糟糕，哪里是什么训练有素的航空队，分明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暴民”。

耐人寻味的是，带出这一消息的并非别人，正是前去缅甸视察的美国军事代表团。

说志愿航空队是“暴民组织”，来源于代表团的切身感受。

当他们走近飞行基地时，没有看到立正姿势摆得有模有样的欢迎队伍，却看到地上到处错落的空啤酒瓶。

只要不在训练时段，这些美国牛仔完全没有纪律可言，打打闹闹的恶作剧充斥着每一个角落，甚至有位飞行员被大家选为“东瓜国王”，在庆祝“加冕”时，脑袋上还挨了啤酒瓶，不得不让医生给缝针。

美国军事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也都是正规军人，平时接受的无外乎是纪律严明这一套，于是回去后他们就向上写了份报告，说志愿航空队就算是参战，也坚持不了两个星期。

事实上，陈纳德实施的管理方式，就和现在的微软等企业一样，是一种快乐管理。

陈纳德和洋小伙们要以快乐赢天下

陈纳德明白，他所制订的战术，对飞行员个人的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都要求极高。只有让小伙子们在生活中做到随意和开心，到时他们才不会紧张，也才能充分发挥出他们的冒险潜能和机灵劲。

天才的作为，从来不是一般俗人所能理解的，面对外界的争议与不解，成绩才是反击的最好武器。

1941年12月20日，志愿航空队与来袭的日本轰炸机群在昆明上空不期而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重庆的集中轰炸行动已经结束，其主要目标也转向昆明，因为那里是分发援华物资的集散地。

此时，日本海军航空队已移师东南亚，在中国大陆上空耀武扬威的变成了陆军航空队，值得注意的是，远袭昆明的这支陆航轰炸机群却并无战斗机用于护航。

人一自大，脑子里往往就不存在“规则”二字。淞沪空战时，海军航空队以惨重的代价总结出一条规则，即轰炸机必须由战斗机护航。这条规则曾经被两家航空队视为金科玉律，如今则早就被抛到了爪哇国，原因很简单，都可以到对方机场去拔旗了，还不是想炸哪里就炸哪里，要战斗机作甚？

然而，单纯的轰炸机群也并不容易对付。

经过四年在华作战经验的积累，日本轰炸机飞行员大多是精于空中格斗的高手，尤其战术纪律非常严格，轰炸机编队的每一架飞机都可以做到高度协同。

陈纳德破解轰炸机群的法子，同样是击其弱点。

日本的榆木脑袋们已经被训僵化掉了，只知道摆一种阵形，只要你想办法把阵形打乱，他们就会像一群被拔掉电源的机器人那样停止运作，这时候你想怎么点名就怎么点名。

志愿航空队冲过去后，当头便是“要你命三板斧”：高速俯冲，瞬间猛射，高速脱离。

日本人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诧异的战术，一时间惊得目瞪口呆。

和陈纳德预计的一模一样，被搅乱之后的轰炸机根本不知如何应变，个个像丢了魂似的停留在原先的位置，几乎是任人宰割。

这一顿嘁哩喀喳的大嚼，对于喜欢在地面嬉笑打闹的“暴民”而言，与其说是在激烈战斗，倒不如说是在享受一场盛宴。

有一个队员连着击落两架轰炸机，刚想继续，一扣扳机，机枪却卡了壳，气得他大骂飞机制造商是一伙奸商，竟然在这要命的关头误人好事。

然而着陆检查后才发现，不是机枪出了毛病，而是他过于兴奋，按着扳机的手一刻不停，结果几分钟就把子弹给打了个精光。

当天的战绩是，日本十架轰炸机，共被击落九架，志愿航空队只有一架因长距离追赶，油料耗尽才在实施迫降的过程中受了点轻伤。

随后，陈纳德将志愿航空队整师移往昆明，专负保卫昆明之责。在他们的威慑下，日本航空队很长时间内都不敢再远袭昆明。

然而，使志愿航空队真正成名的，却并不是昆明首秀，而是仰光空战。

仰光神话

与昆明空战不同，仰光空战是战斗机飞行员们刺刀见红的直接肉搏。

仰光当时已成为中国进口军需物资的唯一入口，作用无可替代，日本人很清楚，只要能控制仰光的制空权，就可以扼住中国的咽喉。

依靠在泰国南部建立的飞机场，日本陆军航空队几乎把大半个家当都搬到了那里，每次出动的飞机都能接近百架的规模，而且轰炸机旁边均有战斗机进行护航。

日本两家航空队虽同处一国，却属于两条道上跑的火车，谁也不答理谁。照理，无论战斗机，还是轰炸机，海军航空队都要比陆军航空队更为出色，后者私下也承认这一点，然而承认归承认，到现实之中，凡是海军使用过的机型，他们仍然是连碰都不会碰。

海军航空队被派往太平洋战场与美军作战，零式也跟着去了，但陆军航空队还拥有自己的王牌飞机——97式战斗机，这种机型不仅在外形上与零式很相似，而且同样非常灵活，可称“准零式”。在优秀飞行员的驾驶下，“准零式”的威力大体能够接近正宗零式。

盟国用于保护仰光的空中力量，则主要是英国皇家空军。英国空军的主力集中于欧洲战场，用于缅甸的作战飞机数量不足，所以显得很是被动。

原先，英国人还瞧不起陈纳德，等到志愿航空队在昆明空战中初显峥嵘，才赶紧伸手请求帮忙。

1941年12月25日，仰光上空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日机编队浩浩荡荡，共有六十架轰炸机和三十架97式战斗机，看上去煞是威风，不过那是在“利斧”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志愿航空队的十二架战机一头闯进日机编队。十二比九十，看上去犹如小船划进了大舰队，地面观战的人们睁大眼睛，都找不到美国飞机在哪里。

满天都是飞机——日本飞机，随后它们却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掉下来，不一会儿，就在地上落了满满一堆。

不算多，总共十五架轰炸机、九架战斗机，它们刚刚还张牙舞爪，转眼之间全成了废铁。

“砍”它们下来的，自然是“利斧”。

陈纳德在东瓜重点练的就是如何打“零式”，现在“零式”变成了“准零式”，还有什么觉得特别费劲的？

还是“要你命三板斧”，“砍”完之后，洋小伙们以一语概括：简直像打野鸭子一样轻松。

志愿航空队也损失了两架飞机，但人员无一伤亡，代价是把整整一支日机编队都给打得掉了魂。

陈纳德在仰光出战三十一次，每次能动用的飞机最多超不过二十架，最少时只有五架，但是他却成功地把“昆明奇迹”发展成了“仰光神话”：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击毁日机两百一十七架，志愿航空队自身只损失飞机十四架，战死飞行员四人。

一比十五的胜率，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同样参加仰光空战的英国空军算是超水平发挥，但也只能勉强达到一比三的胜率，应该指出的是，英国皇家飞行员全都经过严格训练，并非俗辈，他们在欧洲空战中甚至盖过德国空军。

作为仰光神话的创造者，美国志愿航空队不光是出名了，而且出大名了。

飞虎队的标志其实是“鲨鱼头”

休息之余，队员们爱给飞机“文身”，他们曾在画报上看到英国飞机涂有鲨鱼牙齿的图样，觉得挺带劲，便画在了机头上，结果这就成了航空队的一大标志，反而没人记得首创者是谁了。

更让陈纳德本人都摸不着头脑的是，不知怎么传来传去，“鲨鱼头”又演变成了“飞虎”，到处都在评说飞虎，评说飞虎队。

美国迪斯尼公司后来专门为飞虎队制作了队徽，上面是一只插翅猛虎，正从象征胜利的大写字母“V”上一跃而过。

第13章 残阳如血

1942年元旦，中、苏、美、英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表达了联合对日、德、意这三个轴心国发起军事行动的决心。

鉴于当时中国战场牵制了三分之二的日军主力，已实质上成为抗击日本陆军的主战场，各盟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道理很明白：不服气，你跟那“三分之二”扳扳手劲试试看。

1月4日，盟军总部正式划出中国战区，范围除中国之外，还包括越南和泰国，蒋介石以上将衔担任战区统帅。

这在近代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曾经，“东亚病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都是鸦片战争后一直挂在我们身上的标签，想甩都甩不掉。

纵使江山秀丽，纵使家世显赫，也不过是个一睡百年的瞌睡虫，如今终于让别人知道中国其实是一头狮子，醒过来之后同样可以独当一面。

消息传出，不独中国国内，乃至东南亚华侨亦为之欢欣鼓舞。接到任命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

战区统帅有了，还得配个幕僚长，这是个洋人，美国人。

1月14日，由美国政府提名，史迪威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开心一刻

蒋介石事前曾委托宋子文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让蒋介石很满意。大舅子告诉他：“你的新任参谋长，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

宋子文的评价不免夸张，换一种说法也许更为稳妥——在能够派往中国的将领之中，史迪威应该是当时美国所认定的唯一合适人选。

史迪威，毕业于西点军校步兵科，曾担任驻华武官。除通晓汉语，享有“中国通”之名外，他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举行全军大演习，以少将师长身份参加演习的史迪威一鸣惊人，他指挥的步兵师表现突出，其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美国陆军四十七名少将中最出色的一个。

但是，美国陆军部起初在酝酿人选时，中意的却并不是史迪威，原因就是史迪威的级别太低，不过是个少将，而且从未指挥过任何实战，要一下子放到战区参谋长任上，怕被中国人看轻。

最好是集团军司令这样的角色，还要是中将以上的，可问题是一圈问下来，没人肯去。

去干什么？你又不给派美国大兵，要是我指挥中国兵打输了可怎么办，岂非“尔曹身与名俱灭”……

史迪威说：“我去！”

少将升中将，即刻起程。

3月4日，史迪威抵达重庆，并受到了热情欢迎。

史迪威的“卖相”不错，人很瘦，但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给人一种坚忍不拔的印象，让你知道，这就是一位老牌职业军人。

史迪威“卖相”不错

如果说蒋介石有一见面就喜欢的人物类型，那史迪威无疑可列入其中。

再加上刚刚佩戴的三星中将标志，一口地道的中国话，没有理由不让蒋介石夫妇喜不自胜。

史迪威来华时，陈纳德也同时应邀相陪。宋美龄的脸上都笑开了花，这位第一夫人一手挽住史迪威，一手挽住陈纳德，对两人说：“中国终于有了你们两位美国军官的帮助，我为此感到由衷高兴。”

想一想，确实让人开心，陈纳德踏上中国国土时，才不过是个上尉，但在他的幕后指点下，中国空军曾爆发出惊人的潜力，现在有了史迪威这样的中将直接指挥，中国陆军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是个其乐融融的场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它们会让我们高兴、激动乃至感动，可惜的是，时光总在不停地流逝，再漂亮再动人的相片也会逐渐泛黄。

不过在那一刻，还没有人能想到以后，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史迪威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中国军队取胜。

当时，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卫缅甸，虽然后者不属中国战区，但作为援华物资的主要入口，无疑是抗战的一条生命线，不能不以全力确保。

早在中国战区未成立之前，国民党统帅部就已根据情报判断出日军侵略缅甸的意图，因此专门从国内抽出了杜聿明第五军等三个军，以十万精锐的兵力，准备帮助英国保卫缅甸。

然而，都到这个地步了，英国人却还怕中国到其殖民地上来分一杯羹，因此坚决拒绝让远征军进入缅境。

中国人来不了，人家日本人可要来了。1942年1月，日本第十五军侵入缅甸，两个多月后，已攻至仰光附近。

这时候，他们才主动请求中国增援，可是战机早已错过。

大兵团出战，最忌仓促草率，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你熟悉地形和构筑工事，打起仗来那真是连一点把握都没有。

在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之所以能够取得一胜两平的战绩，若无对地形的了然于胸，那是根本难以做到的。

缅甸不是湖南，不是长沙，前路漫漫，委实难卜。

尽管如此，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缅甸失陷，能挽回还是要尽量想办法挽回。

3月12日，中国远征军正式成立，蒋介石派史迪威前去指挥。

王师重来

缅甸战场上，英缅军仍在继续败逃。

英国驻缅部队除高层军官以外，低层官兵大多由缅甸人和印度人组成，这些当地人平时被英国殖民者当成奴隶一般，饱受欺凌，到了紧要关头，哪里肯卖命抵抗，因此几乎是一触即溃。

3月8日，日军轻取仰光，局势不谓生死存亡，也已是危在旦夕。

当天，戴安澜率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赶到了仰光以北的东瓜，也就是陈纳德训练飞虎队的那个地方。

戴安澜，号海鸥，安徽无为人，与他过去的老长官徐庭瑶是同乡。

这位毕业于黄埔第三期的青年将领，早在长城抗战时就崭露头角，那时他是杜聿明手下的团长，到杜聿明创建第五军，又特地委任其为第二〇〇师师长。

进入缅甸后，戴安澜发现，缅甸土人普遍敌视英国人，以至有充当日军探子的。但也有很多人，包括华侨，并不相信日本的欺骗式宣传，对来自中国的军队十分欢迎和拥护。

翻一翻史书就会知道，古代缅甸也曾经在我们的西南疆域之内。

据说，三国武侯南征到此，极受缅人崇拜，视之如神，当诸葛亮要北返时，百姓成群结队地来进行挽留。

诸葛亮安慰他们说：“我还会回来。”

可是您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呢？

诸葛亮指了指田间的一种草，“此草开花，余重来矣”。

那是一种不会开花的草，所以一年又一年，引颈北望的缅人迎来的只有失望。

当地人告诉戴安澜，草在不久前竟然奇迹般地开花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吉祥的预兆，预示着“王师应到达矣”。

戴安澜为之感慨不已，于马上赋诗：“扬鞭遥指花如载，诸葛前身今又来。”

被誉为“海鸥将军”的戴安澜

戴安澜的任务是守住东瓜。

从作战地形来看，东瓜实非易守之地，城外以平原为主，三面都有开阔地带可供对方发起进攻。

这种地形下要想守城，能依赖的只有坚固工事。

提起工事，缅甸倒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森林多，树木多。东瓜城有很多现成的枕木，本来是要拿去铺铁路的，如今正好就地取材。

在戴安澜的指挥下，第二〇〇师官兵在地上挖出坑道，然后上盖枕木，修筑出一座座封闭式堡垒。

3月20日，东瓜保卫战打响。

侵略东瓜的是第五十五师团，这个新编师团自成立后一直驻于日本国内，从来没有打过仗，但是进入缅甸后，英缅军的无力和无能，却使它在提高自信心的同时，还积累了作战经验。

不过在东瓜，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戴安澜精心构建的堡垒群使其大吃苦头。

这些堡垒堪比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的地堡，轻重武器配置得当，一道道交叉火力网让冲上来的日军无可躲避，以至伴随着每一次被击退的进攻，堡垒前都会留下日本兵的累累尸首。

3月28日，见第五十五师团毫无建树，第十五军司令部急调第五十六师团加入进攻阵营。

两个师团合攻东瓜，最后连放毒气这种损招都使了出来，却仍无法从正面实现突破。

4月1日，第二〇〇师终于决定放弃东瓜。

不是正面守不住，而是侧翼暴露，不得不奉杜聿明之命撤离。撤离时，尽管已受到包夹，但这支老牌劲旅仍然秩序井然，边打边走，未让追兵找到一点可乘之机。

日本第十五军从进入缅甸起，可以说一路都在快速行军，就比谁跑得更快，东瓜保卫战是他们第一次受挫，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这是“缅甸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

第五十五师团几乎被完全击垮，一名被击毙的日军大佐在日记中惊呼：“南进以来，从未遭遇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支那军队。”

第十五军司令部自此才知道对面的“支那军队”，就是昆仑关战役中声名赫赫的第五军。

对第二〇〇师能那么从容地撤出东瓜，已经狼突豕奔的英国人感到十分惊异，但戴安澜本人却不无担心，尤其在得到蒋介石要予以召见的通知以后。

他以为自己至少要挨骂，因为毕竟东瓜没有能守住，没想到蒋介石已经听过汇报，他对东瓜保卫战的战果非常满意，“东瓜失守不是你的责任，这一战打得好，很漂亮。”

为了表示嘉勉，蒋介石特地留戴安澜共进晚餐，晚上还安排他住进自己的隔壁房间。

蒋介石的部下那么多，这是从未有过的礼遇。

生杀予夺

东瓜失守确实跟戴安澜没有关系，先掉链子的是英国人。

在东瓜的西线侧翼，英缅军就算占有武器和数量优势，都挡不住一个第三十三师团。后者在上高会战中曾是罗卓英和第七十四军的手下败将，未料换了对手之后却威风十足，连连击破英缅军防线。

侧翼一破，东瓜后方即受到严重威胁。偏偏这时候由于英国人不肯提供足够车辆——他们撤自己的溃退部队还来不及呢，远征军的其他部队和机械化装备迟迟不能到达。

这时，经十二日苦战，第二〇〇师粮弹开始出现匮乏，如果后援再不济，在被日军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必然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感到不撤不行了，遂向史迪威提出撤退建议。

他的建议算是相当委婉，“撤下来，可以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再与敌决战。”

“什么，你们要撤？”史迪威一听就火了，眼睛一翻，“决不能撤，要进攻，进攻，进攻！”

两人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大，没多大一会儿，竟然闹翻了。

杜聿明那是多温和老实的人，说话分寸从来是掂量了又掂量，跟他都能闹翻，可想而知史迪威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14章 残阳如血（2）

没错，史迪威的性格比“关猛”还要火暴急躁，乃至让你很难相信他那么多年大使馆武官都是怎么混过来的。

史迪威最后不由分说，一拍桌子，“我是你的上级，你必须服从我。”

为了怕对方阳奉阴违，回军营后又不执行他的进攻命令，史迪威还真的派一名美国参谋跟在了杜聿明屁股后面。

第二〇〇师如今是第五军的基本部队，杜聿明就算是再老实，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命根子落入虎口而无动于衷，所以，他断然向戴安澜发出了撤退命令，当着美国人的面。

杜聿明的决策是正确的。事实上，远征军的后续部队直到半个月后才集结起来，半个月，第二〇〇师可能早就灰飞烟灭，尸骨无存了。

本来是史迪威的错，可是这位老兄却恶人先告状，跑到重庆去找蒋介石，先是大骂了一通杜聿明，接着就威胁说要辞职，眼瞅着没法干了嘛，部下都不听号令了。

辞职当然不行，蒋介石找到杜聿明谈心，后者仍然满腹怨气，“如果按照史迪威的命令，第二〇〇师早已断送了，他不但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似乎还……”

还不懂战术。

若单论东瓜失守这件事，可以说蒋介石跟杜聿明想的完全一致，要不然他也不会对戴安澜奖掖有加。然而俗话说得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再说打仗是一个很复杂的活，不能以一盘输赢论好汉。

东瓜失守说明不了什么，美国中将应该是有两把刷子的，绝不可能真的不懂战术，问题可能还是出在沟通上面。

蒋介石打断了杜聿明的话，“我知道了，以后有罗长官在，情况会改善的。”

这个“罗长官”，是指罗卓英，蒋介石任命他为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的使命很简单，他得一切服从史迪威，史迪威说什么，他就必须向远征军传达什么，其实就是利用他对中国军队的熟悉和了解，起一个传声筒的作用。

来华之前，史迪威在实战方面纯属白丁，人家罗卓英却打过无数的仗，一个上高会战更成为公认经典。可世上的事就是如此让人哭笑不得，你明明是高手，碰到自认的“老外专家”，还不得不在他面前俯首帖耳，乃至充当服务生的卑微角色。

自此以后，史迪威就正式拿到了指挥中国远征军的上方宝剑，有生杀予夺之权，在缅部队没有谁敢不听从号令。

蒋介石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眼前这位洋参谋长身上，他郑重告诉史迪威，“我给你的全部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缅甸战役至关重要，你一定要打好啊！”

孙式训练

史迪威能压住中国人的不服，却无法阻止英国人的颓势。

4月16日，英缅军一个师因破坏仁安羌油田而撤退迟缓，结果被第三十三师团包围住了。收到求援电报后，史迪威命令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前去援救。

说新三十八师，当然不能不提它的创建者、师长孙立人。

在淞沪会战后期，孙立人受了伤，随后被宋子文送到香港去治疗。两个月后，当他能下床时，第一句问的就是部队：“我的税警总团哪去了？”

哪去了？被并掉了，番号变成“第四十师”，成了胡宗南的部队。

孙立人捶胸顿足，“天哪，趁我受伤，就这么玩黑吃黑。”

在对政治一向不开窍的孙立人看来，这根本就是黑社会才能干成的勾当，自己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部队，却被人家一口就咽到肚子里去了，这叫什么事啊。

他怨恨的不是别人，正是胡宗南。

没了部队，我还能干什么？孙立人惶惶不可终日。

幸好他打听到，税警总团还留下五千伤兵，都跟他一样快要出院了，可以靠这批人重起炉灶。

没等伤口完全愈合，孙立人就急匆匆地赶回武汉，要的就是编制，因为税警总团的名义不存在了。

本来第一个要找的自然是老板宋子文，后者是孙立人到老到死都感念不已的上司兼贵人，可是宋老板的位置不稳定，不知怎么触怒蒋介石又给靠边站了。

帮过孙立人的，还有黄杰。

当时受伤下场时，身为税警总团长的黄杰曾送来五百元钱，并且安慰孙立人，“别担心，以后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口饭吃。”

孙立人便缠上了黄杰，我的力量有限，你看怎么办吧？

黄杰送钱又“给饭”，已经算是很厚道的长官了，而且那也只是针对孙立人个人，如今却要他凭空给弄一个编制出来，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可要是说不行，孙立人又不让走，黄杰只好推说我明天再给你想办法。

第二天，孙立人再去找，黄杰已到徐州前线去了。

这个骗子，孙立人愤恨不已。

一个军事天才，要搞人事工作却比登天还难，弄得他整天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转，到头来仍是什么门路都没能找到。

直到武汉会战结束，经人指点，孙立人才想起找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想办法。

孔祥熙跟蒋介石一说，后者不仅一口答应，还决定亲自在重庆召见这位淞沪战役的有功之臣。

瞧，多简单的事，费劲巴拉地绕那么一大圈。

1938年11月，孙立人在湖南长沙正式重建税警总团，后又转驻贵州都匀进行训练。

孙立人从美国取经，练兵时采用独具特色的“孙式训练法”。

一般国内部队全是黄埔式的，场下强调纪律、服从，场上号召流血、拼命。孙立人则是场下提倡健身、活泼，场上要求灵活、机智。

美国人认为，没副好体格，士兵是没法打好仗的，更别说流血拼命了。孙立人就专门在部队里设置体育处，层层配备体育教官，展开全军健身。

这么一来，官兵们几乎没有歇着的时候，训练的时候全力以赴，训练完了，还要打球、跑步、游泳、做体操，那真是身上有再多的荷尔蒙都不够用。

其他部队里抓军纪，就怕官兵偷偷地赌博、酗酒或者瞎胡闹，孙立人完全不用担心，不是他的兵觉悟有多高，而是人家根本就没有工夫去想那个，一天折腾下来，个个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别人说打仗靠勇敢，孙立人则以为还得靠脑子，所以他在部队里办有各种训练班。士兵有士兵训练班，军官有军官训练班，连通信兵、司号兵、炊事兵都得办班。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有门道，不学哪行？

在税警总团，哪怕你是黄埔军校分进来的，也得重新学、重新练，否则就得不到升迁和重用，这可是孙兰峰在弗吉尼亚上学时体会到的经验——来我这里，你就得听我的，按我的模子塑造。

三年磨一剑，到1941年底，一支崭新的部队出炉了，税警总团的三个步兵团和直属队被合并改编为新三十八师。

在全国部队大校阅中，新三十八师的名次遥遥领先，一下子从差不多垫底的丙种师上升到甲等加强师，作为新兴的精锐部队进入中国远征军的遴选视野，并编入了第六十六军序列。

远征军出国前，蒋介石的统帅部决定对所有远征军部队再进行一次质量点校。孙立人接到通知后，既激动又紧张，生怕哪里出点差池，被一棒重新打入凡尘。

要让人看，就出最好的，孙立人拉出了教导队，里面全是军官，他每天亲自示范各式枪械怎样摆弄，如何前进、如何停止，全都手把手地教。

这效果当然没啥好说的，点校小组几十个人，坐在主席台上就没有不大声叫好的。

孙立人松了口气，心里还颇有些自得，可是讲评时的一句话却犹如浇来一盆冷水，使他从头凉到了脚。

“演习是不错，只怕不能打仗……”

谁这么不着四六，不是别人，正是孙立人的新上司——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

张轸曾是汤恩伯的得意爱将，保定和陆士的双料生，从台儿庄大捷开始，就以“翼字军”（张轸号翼三）展露声名，也是一个人物，而且从汤恩伯那里出来的，一贯都以中央军精锐自居，走路都是两只鼻孔朝着头，哪里会把孙立人放在眼里。

评点完了，张轸把孙立人喊了过去。

“听说你在美国读过书 ？”

没等对方回话，紧跟着又甩过来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哎呀，你怎么当军人呢，太可惜了，你是学生呀。”

孙立人不知如何回答，“我是国民，国民都有参军的义务……”

可是，张轸还没打算饶过他的可怜部下。

“我看，第六十六军的三个师，数你这个师最差劲！”

孙立人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要不是他在弗吉尼亚吃过老生的亏，这时候就得跳起来了。

好半天，他才憋出一句，“军长怎么说那就怎么办好了，将来还可以看表现嘛。”

张轸一走，孙立人立刻把部队召集起来训话。

“我今天真的气死了，不蒸馒头争口气，上了战场，谁都不许给我当孬种。”

光荣之战

新三十八师就这么憋着一口气到了缅甸，大家都眼巴巴地盼着能打一场胜仗让人看看。

在缅甸战场上，孙兰峰的主要任务是卫戍曼德勒，要援救英缅军，他仅能抽出一个团。

4月17日，英缅军的那个师受到里外两重包围，怎么冲都冲不出去，在粮弹两乏的情况下，已濒于绝境，指挥官电告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如果再得不到援救，他们只好选择投降了。

亚历山大名气很大，他是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指挥者，曾将几十万英法联军救出苦海，可眼瞧着英缅军这种实力，你就算是让古代的亚历山大皇帝附体都没用。

但是这位上将总司令忽然听到一个好消息，中国援军已应召到达仁安羌附近，他喜出望外，立刻派英缅军第一军团长史莱姆前去接洽，同时答应出动特种部队进攻掩护。

4月18日，在两门重炮和十八辆英国坦克的配合下，新三十八师神兵天降，突然向外围的日军警戒部队发起进攻。

孙立人掌握的时机非常好，当时日军正在吃饭，没怎么反应过来就被打得嘎一声，晕了过去。

战后光热乎乎的饭盒，就捡到了五百多盒。

这时，史莱姆请求孙立人赶快渡过河去，向里层日军发动进攻，但孙立人摇了摇头。

现在还不到时候，南岸日军主力已有防备，如果蒙着头打，不仅救不出你的部队，就连自己的部队也得陷进去。

这时，那位被困的英缅军师长又发电报过来：“我们已经三天没有水喝了，再不来救，部队真要垮了。”

史莱姆把电文拿给孙立人看，孙立人笑了笑，“你让他放心，中国军队，连我在内，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把他们给救出来。请给我一天时间，明天保证出击。”

孙立人传令下去，对日军进行小部袭扰，以迷惑日军，趁这个时候，他对日军阵地进行了仔细观察。

第15章 残阳如血（3）

看清楚了，对岸有两座高地，可以俯瞰整个仁安羌，只有把高地拿下，方能一举定乾坤。

但是孙立人看到的东西，人家也很清楚。

第三十三师团在仁安羌有一个主力联队，他们早就提前控制了高地，并且正是利用高地，通过“地障包围”的战术将英缅军围困起来的。

新三十八师不过一个团，一个团要破一个联队，任何情况下都很困难，国内如此，国外也一样，要不然一个师的英缅军就不会坐井观天，等着别人来拯救他们了。

必须打破常规，出奇兵！

4月19日，孙立人发起强渡。

战场之上，如果你的实力不及对方，取胜的法宝通常只有一个，那就是疑兵为上。

一个团被一分为二，一为诱击部队，这部分人很少，但是孙立人有办法让日军以为很多。

第三十三师团先前经常跟中国军队交手，他们对中国军队数量的估计是算轻机枪的多寡，轻机枪多，说明主力全在这里。

孙立人熟知日军的心理，他“投其所好”，把轻机枪都尽量放到诱击部队的最前沿，如此就把日军的火力都吸引了过去。

这时候，他就可以用上杀手锏：主攻部队。

主攻一侧。远了，用山炮和轻重迫击炮，乃至借助英国人的重炮猛轰；近了，用重机枪集中射击；再近一点，则在局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进行反复的白刃冲杀。

第三十三师团在面对英缅军时蹦得很欢，可当中国军队端着刺刀上来时，也个个心惊胆战，恍如又进入了上高会战时的悲惨境地，这个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孙立人挥军连冲三次，终得高地，当天便将日军驱出了仁安羌。

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打响国际声誉的一仗，此役共解救英缅军七千余人，另外还有一大群被俘虏的英国官兵、记者以及传教士。死里逃生的英国人在见到他们的恩主时，含着眼泪大声高呼中国万岁！

中国远征军在仁安羌大捷中解救了英国官兵

媒体报道之后，轰动英伦三岛，英国人对孙立人感恩戴德，称他为“不可多得的中国虎将”，并于次年在印度特授其英国皇家勋章。

那口气，好歹是争回来了。

迷魂汤

仁安羌大捷后，英缅军想到的却不是坚守或者反攻，而是继续撤退。实际上，从仰光失守开始，他们就想放弃缅甸，退守印度了，即所谓“弃缅保印”。

其实，这个问题讲开了也没什么，既然觉得守不住缅甸，那就各回各家好了，英军去印度，中国军队回云南，但英国人肚子里却还打着小九九，始终不肯把这个意图说出来。

因为印度不是想撤就能撤过去的，日军紧紧咬住尾巴，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害怕自己的部队再次遭到仁安羌被围那样的命运。

最好是有人能殿后做掩护，比如中国军队。

如果是中方将领，没人会傻到这种程度。哦，你英国人是人，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人，全都只能拿来给你牺牲？

让亚历山大暗自庆幸的是，跟他打交道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还是一个让周围所有中国人都得对之服服帖帖的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没打过什么仗，而且一心就想着要出风头、立大功，看上去着实傻得要命。

不忽悠他忽悠谁？

4月19日，亚历山大和史莱姆找到史迪威，一见面当然是将对方一通好夸，迷魂汤拿来就灌。

偏偏美国佬就爱这个，马上云里雾里，不知西东了。

见火候已到，亚历山大和史莱姆开始一搭一档。亚历山大强调，西线枢纽十分重要，应该尽力确保。史莱姆则说，赶快让中国军队在西线采取攻势，那里的第三十三师团很分散，个个击破，易如反掌。

真的“易如反掌”，你们英缅军怎么肯放过这等好事？

其实，这时亚历山大早就接到了英国政府的命令，即日撤退印度，他需要用中国军队来挡住日军。

当时，中国远征军正准备在中线组织平蛮纳会战，各部队也准备就绪，而日本第十五军由于第五十五师团在东瓜保卫战中伤亡惨重，已不得不遣上第十八师团代替。

如果远征军能够集中力量，在平蛮纳予第十八师团以猛力一击，战局无疑也将为之一新。

这个时候，如何还能再抽人 ？

可史迪威不管这个，抽，将第五军等远征军主力全部抽出来，平蛮纳会战也不搞了，到西线去好好干一下。

他看不到的，别人却能看到，那些久经沙场的中方战将大多看到了。

罗卓英不敢声响，老实人杜聿明打心眼里看不惯这个自作聪明的美国上司。他当时已发现随着东瓜的失陷，日军可以沿公路直取远征军的总后方腊戍，因此竭力主张，主力移动是需要的，但不是移到西线，而是应移到东线。

那里是大家的退路，假如不保，连家都回不去了。

史迪威轻蔑地否定了杜聿明的提议，以远征军绝对主宰的身份。

有谁会比我更聪明？

事实上，那个最笨的人恰恰是他自己。

派到西线的第五军无事可做，因为那里根本就没什么日军，只有大批英军在新三十八师的掩护下狼狈溃逃，宝贵的部署时间就这么被全部浪费掉了。

致命缺陷

在缅甸战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比史迪威聪明，英国炫、中国人，当然还包括日本人。

日本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以前不过管管宪兵，在一班日军将佐中既无名气，能力也算不上很强，与冈村宁次等所谓“名将”更是无法相比，可连他都看出了史迪威布局上的漏洞，这真是太悲剧了。

饭田在明白自己的对手是什么角色后，顿时按捺不住兴奋，立刻以第五十六师团主力组成机动快速纵队，并以一天推进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往腊戍猛插。

杜聿明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

4月20日，日军急攻东枝，后者是腊戍的门户。

史迪威这才稍微醒了醒，下达命令，让第五军再从西线赶到东线救急。

西线到东线，这得多么远的路啊，幸亏是王牌部队，三天之内，走五百公里行程，愣是赶到东枝，并于4月24日晚，一举收复东枝城。

没有第五军，差点就要掉深沟里去了，可是史迪威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局势已有多么不利，竟然还在想着要立大功。

4月24日，他向所有驻守东枝的中国部队发出命令：除第二〇〇师外，其余全部转向曼德勒，以组织“曼德勒大会战”。

在东枝保卫战前，摆在史迪威面前的，曾经有上、中、下三策，分别为“巩固东线”“决战中线”和“取胜西线”。在英军直顾跑犊子的情况下，“取胜西线”实乃下策，史迪威偏偏选的是下策。

到东枝保卫战打响，“决战中线”也成了下策，“巩固东线”是唯一可以救命的上策，可他视而不见。

4月25日，在防守的中国军队移往曼德勒后，第五十六师团连东枝城都不用碰，直接绕过城池奔腊戍去了，东枝城里的第二〇〇师被远远抛在身后，已回天无力。

在缅甸山路中疾行穿插的日军战车部队

4月28日，腊戍失陷，中国远征军回国的主要通道被切断，他们无可避免地走上了失败的命运。

4月下旬，中国远征军在曼德勒被日军团团围住，而这时“曼德勒大会战”的策划者史迪威却丢下大军，独自逃往印度，使得远征军更加无所适从，只能自行分数路进行突围。

这是一幅幅让人目不忍睹的画面：先是“海鸥将军”戴安澜半路遭伏击殉职，临死仍在地图上为官兵标示回国的路径；再是主力翻越野人山，谁也没有想到那是个吃人的魔坑，无数人倒在原始森林里再也没能站起来。

十万精锐，仅余四万，其损失之惨重，可谓空前绝后。

蒋介石得知消息，震惊莫名。

中国国内的兵力本身就捉襟见肘，能够抽出这十万精锐，讲穿了就是在拆东墙补西墙，如果把那损失的六万放到国内战场，拼光它几个日军师团总还是可能的吧。

这次输不是输在别的地方，恰恰是输在战略指挥上，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最让蒋介石感到寒心的，还是失败时史迪威的表现，他怎么能一个人丢下部属擅自跑路呢？

假如史迪威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黄埔将官，也许现在等待他的就是死刑命令。过去，由于这个原因而被枪毙的不止一个两个。

蒋介石就此完全推翻了对史迪威的原有印象，从军事指挥到个人品质，同时被否定掉的还有对这位美国老外的信任。

那是一道看不见的伤口，而且几乎再也没有可以愈合的希望。

与中国人的评价相反，美国人却觉得史迪威很是勇敢，因为老头没有上飞机，而是徒步去了印度，在印度又说了一句故作轻松的拉风语言：“我们刚刚挨了一顿好打。”

史迪威其时已年届六十，能够生龙活虎地走二十多天到印度，并且还能再俏皮一下，的确很了不起，可问题是他并不是驴友或单纯的士兵，而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身责任的前线指挥官！

事实是他如果坐飞机的话，三个小时可到印度，六个小时能到昆明，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无线电指挥远征军发起反击，哪怕是指定撤退路线。

二十多天，那么多失去依靠的中国士兵在挣扎，然后绝望地死去。

做个假设，要是中国远征军里面有美国大兵，史迪威能这么轻松自若地自顾自离开军队吗？

别说他，如果得不到上级命令，恐怕麦克阿瑟都不敢有如此做法。

对于史氏的“勇敢”，有人一语道破关节：他必须演出徒步走出缅甸的旅行，否则就只有回国等着下课的份。

史迪威与陈纳德，都是美国人，怎么差距如此之大呢？

陈纳德曾经说出对这位同胞的个人印象：“史迪威瞧不起中国人，他以为自己是救世主。”

要说差别，大概这就是最大的差别。

陈纳德当初以落魄之身来到中国，从幕后顾问干起，既有辉煌的胜利，也曾备尝失败的苦涩，中国朝野给予了他超出原先想象的待遇、尊重和荣耀，而他也做出了巨大回报，双方一点点积累感情，直至牢不可破。

陈纳德多次说过，他在情感上完全是一个中国人。

史迪威却是直接空降，来了以后便个人膨胀，乃至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很了不得，绝对有资格领导这个“次等民族”，却不知道在战场之上，一个普通中国将军的实战经验都要比他多得多。

假如他能谦虚一点，认真听听罗卓英、杜聿明等人的建议，未必不能把中国远征军捏合成一支地面上的飞虎队，亦未必会在缅甸败得如此之惨。

这个世上，没有谁能真正毁你，能毁你的，往往正是你自己，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当名人给宠着——所谓“名人”，其实倒过来念，也不过就是一个“人名”而已。

第16章 该来的总是会来

1942年4月18日，日本本土包括东京在内遭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空袭。

与几年前的“人道远征”不同，这次空袭的主角不是中国空军，而是美国空军，撒下去的也不再是传单，而是实实在在的炸弹和燃烧弹。

当心理威慑变成死亡威慑，日本人的脸上已经有了灰白色——他们从何处而来，又往何处而去？

追查的结果，美国空军采取了一种穿梭战术，即先从太平洋上的航母起飞，到达日本上空后进行轰炸，接着在中国浙江衢州机场着陆，这样就把飞行距离缩到了最短。

由于临时变更了空袭时间，美军飞机最后并没有能在衢州机场降落，可是这个飞行基地仍然成了对方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衢州属于第三战区。4月下旬，中国统帅部得到情报，日本第十三军即将对三战区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于是急令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准备应战。

军中圣人

顾祝同，字墨三，江苏涟水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

北伐初期，黄埔学生就是再有能耐，也只有当小兵的份，指挥官主要由保定出身的老师们充任，而一众教官中，又以顾祝同和刘峙表现最为突出，堪称总教官何应钦身边的“哼哈二将”。

在何应钦的心目中，顾祝同的位置本来是排在刘峙前面的，因为觉得顾祝同的性格沉稳一些，有大将风度，但他后来又改变了这一看法。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谓过犹不及，太躁会被对手抓住漏洞，太稳亦容易错过战机。

生活中的刘峙看上去窝窝囊囊，到了战场之上却有着惊人的果敢和冷静，即使在弱势情况下，也敢于全力一击，因此屡屡创造反败为胜或以弱胜强的战例。虽然他后来被人绑着打仗，但“常胜将军”的确非浪得虚名。

与刘峙相比，顾祝同有时就显得过于犹豫，乃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指挥大兵团作战总是差那么一点炉火纯青的味道。

不过，顾祝同还有另一样超越他人的本事。

南京失守后，国内有两个战区杂牌云集，一个是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另一个就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

第三战区的部队，包括川军、湘军、东北军，几乎清一色的杂牌，原先只有上官云相的部队能沾到一点嫡系军的边。至于部属同僚，除了韩德勤算江苏同乡，上官云相是保定同学，其他人全是五湖四海凑一块，过去跟顾祝同没有多少关系或往来。

顾祝同是一个足以比肩李宗仁的“杂牌控”

李宗仁在抗战中最为自得的事，除了取得台儿庄大捷外，就是拢得住杂牌。顾祝同比他还要强，顾祝同是“全控”，谁都拉得住，见面时，无论是谁，都要客客气气地称他一声“墨公”。

能够如此，缘于顾祝同颇得士卒之心。

在那个武将纵横的时代，会练兵的不乏其人，其中尤以冯玉祥为典型。老冯平时都跟当兵的穿一样的灰布军装，就差跟大伙滚一个坑头上了，但是士兵一旦遭到裁撤或受伤被迫离队，则又弃之如敝屣，连衣服上都要用红印打上一个斗大的“废”字。不唯走的人伤心不已，留下的亦有兔死狐悲之感。

在顾祝同的部队里，如果你因为这个原因退伍，甚至哪怕是年纪大后，厌倦了当兵打仗，他都会主动把你安置到他所办的农场里去，到那里养老送终。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去，不过即使这样也不会空着手走，顾祝同会给些钱，让你回家做点小买卖、小生意什么的。

顾祝同不光办农场，还办学校，而这些都是为了他的退伍士卒，前者收容伤兵和老兵，后者帮助退伍官兵的子女入学。

对于战死或受伤的官兵，顾祝同会给予比规定多得多的安家抚恤费，有短时间离开他的部下，回来后仍然既往不咎，能重用的照样重用。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宽厚，是超常的宽厚，因为这不是以功利为出发点的。

吴起是战国时的名将。《史记》上记载，士兵长了痈疮，这位三军主帅竟然能俯下身子帮他吸去疮脓（“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

伟大吧，可是人家士兵的母亲知道后，却大哭了起来。

这位母亲很聪明，她明白，将军给儿子吮脓不是白吮的，你得拿性命去回报啊。

对于顾祝同来说，那些退伍官兵已经不能再扛枪打仗了，似乎没有理由对他们那么好。

然而，这就叫真心。

他们帮过你，为你鞍前马后，流过血，卖过命，所以你不能抛弃他们，得时常念着他们的好。

道理是道理，然而没几个人能做到，顾祝同遂有“军中圣人”之名。

他在第三战区，也如此统驭全军。大家都看在眼里，“废”了的你都待他如此之厚，我们这些还能干的，又岂会过薄？

另一方面，则是顾祝同肯放手，大事不糊涂，小事你们自个看着办。

黄绍竑担任浙江省主席，顾祝同对浙江的行政事务就从不插手，也绝不过问。东北军的于学忠归顾祝同指挥，但在作战的细节方面，顾祝同从不胡乱干涉，双方实际只有电台联络，遇到事情，向上打个报告即可。

既待你好，又不指手画脚，这样的领导的确难得，所以三战区虽然实力不济，但一众杂牌都肯用命，这片江山也就一直撑持了下来。

总有一款适合你

5月15日，总部位于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进入浙境，浙赣会战掀开了盖头。

第十三军跟武汉第十一军不同，后者是战略部队，进攻是它的本分，而第十三军的分内活主要还是就地警备。说句不客气的，驻区境内的三战区游击部队和新四军就已经够他们操心了，一般情况下腾不出更多力量用于进攻。

可是本土被炸这件事着实把日本人给刺激狠了。

不是兵不够吗？没事，从别的地方抽。

“中国派遣军”全面总动员，从“华北方面军”，到武汉第十一军，再到关外的关东军，步兵、工兵、航空兵，能调的都调了过来。

上海第十三军原来不过才六师三旅团，在得到增援后，一下子就得以在会战中投入五个师团加一个步兵团，后者的兵力比旅团都要多，那阵势真是浩浩荡荡、杀气腾腾。

顾祝同没有办法不紧张。

当然得先制订对应战术，这个不需多想，信手拈来就是，因为武汉那边类似的攻防已经快用滥了。

比如李宗仁的五战区，要诀就是先退后追，而薛岳的九战区则是从先退后追，进化到了“天炉战法”——层层消耗，继以决战。

顾祝同选了“天炉战法”，决战地则设在衢州。然而，他心里也很明白，这个时候战术其实已居其次，关键是你有没有精锐部队与之相配合。

答案是：没有。

三战区什么样的部队都有，就是缺乏精锐，地形上也基本无险可守，从上到下，找不到一点和日军主力对拼的资本。

没有第七十四军，没有第十军，就算你让薛岳来指挥，又能怎么样？

然而，顾祝同已无退路，也罢，该来的总是要来，小棒槌也得敲大鼓，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说是要消耗日军，可是怎么消耗呢？既无中西部那样的高山做屏障，也无厉害一点的部队去侧击。

想点别的办法吧，比如就地取材。

顾祝同的部队里杂牌多，但是杂牌多也有杂牌多的好处，里面有的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士兵，祖传绝技就是制作竹签，有毒的。

浙江的山，大多是丘陵，山虽不高，山里的毛竹却很多，生产竹签绝不缺料。

再找过去，还有一种树。树木的枝干上生有倒刺，如果你不小心惹了它，它可以像刀一样扎在你身上不放，比荆棘还厉害。

竹签、倒刺，全部收集起来埋在阵地前，鬼子不踩着便罢，踩着了一准让你吃点皮肉之苦，如果运气好的话，竹签上的毒还会使皮肤溃烂，爽到连解药都没地儿找去。

这些“五毒教主”的招虽然也很带劲，但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消耗对方。

顾祝同弄来了大量地雷。

由于会战前老百姓就已疏散或逃离，缺少了误炸的顾虑，三战区便可以在日军前行的路上处处埋雷，光在浙江的金华、兰溪一带就埋了千枚之多，水里、陆上，只要日军可以碰到的地方，几乎全有雷。

这可不是民间老百姓造的土地雷，正式名称叫四号甲雷，威力很大，绝非背上挠痒痒的那种。

它的种类很多，有一踩上去就爆的，这款送给日军官兵；有给予重压才发作的，这款特别赏给车辆辎重。另外，你要手工，有绳拉的；追求时髦，还有电控的。

总之，什么味道和档次的都有，无论你喜好如何，官阶怎样，总有一款适合你。

小兵炸死炸伤的太多了，说了也没意思，我们从上往下数。

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第一个中招，差一点。当时他本来要随军指挥所前移，正好参谋本部的高官来视察，朝中来人，岂敢怠慢，他立刻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作陪，没想到此举却救了他一条小命。

5月18日，第十三军司令部人员所乘坐的汽船碰到水雷，当即被炸沉，咕嘟咕嘟地躺水底去了，同时被炸死的军官及警卫达十一人，余者也大多受伤。

日本侵略军的船只经常碰到水雷

泽田茂不在船上，逃过一劫。

民间传说，水鬼抓不住你，就得另换一个替身，这回跑陆地上去抓了。

日本侵略军第十五师团连日进攻兰溪，但是那些竹签、倒刺、地雷给他们制造了极大杀伤，为了抬运伤兵和死尸，一度连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席子、门板都不够用，以致迟迟没有进展。

第17章 该来的总是会来（2）

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心急火燎，决定亲自去前线探个究竟。他当然不会傻到去最前沿，不过凑巧的是，他所处位置附近正潜伏着一个班的中国兵。

酒井一行那鬼头鬼脑的样子，让这些兵误以为是日军的搜索哨，并且已经朝自己这个方向来了。

既然迟早都要被发现，不如先打他一家伙。

酒井身边所带卫兵不多，遭到突袭之后惊惶失措，赶紧打着马往旁边躲闪。

不躲还好，一躲却躲到地雷区去了，使得这位师团长即使不到最前沿，也有了尝鲜的机会。

5月28日，只听轰的一声，酒井连人带马上了天，连同幕僚也多被炸死炸伤。

第十五师团长就这么挂了，不过如此挂法并不亏，至少他成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陆军师团长，死了还能为“大日本帝国”创造一个新纪录，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日本统帅部得知后大为震动，为了不影响士气，特地采取了暂时对外封锁消息的做法，而盟军方面则倍受鼓舞。

计划没有变化快

炸死日军师团长让顾祝同在国内军界也创造了新纪录，可这其实并没有使他真正轻松多少。

层层消耗，这话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十分困难。第十三军人太多，攻势也太猛太快，往往一个迂回包围，就能迫使那个地方的守军后撤。

所谓今日陷一城，明日失一地。舆论媒体可不会扳着指头帮你数困难、论战术，只知道你一个劲后退，快要退到连家都不认识了。有人直截了当地向政府呼吁，要求惩办“作战不力者”，矛头直指顾祝同。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压力与日俱增，每天晚上连觉都睡不好，整晚整晚地打电话到衢州询问备战情况，言下之沉重不安，令守军指挥官听了都于心不忍。

下面不是玩玩地雷的问题了，只有取得歼灭性战果，才能给外界一个交代。

蒋介石的统帅部先后调来四个军的嫡系军队，它们和王铁汉的东北军一道，以五个军的阵容摆在衢州。其中，一个军在衢州正面，这是阻击兵团，另外包括第七十四军在内的四个军是决战兵团，后者分列两厢，随时待机合围。

这是一个类似于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的部署，要的就是决战衢州。

可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忽然间，风云突变。

5月31日，武汉第十一军竟然也攻向三战区，与第十三军形成东西呼应，二者仅仅相距三百公里。

“中国派遣军”最初在制订进攻计划时，的确曾考虑过让第十一军担任策应，但策应不是进攻，无非是在旁边做做假动作，干扰对方的注意力而已。

畑俊六是在截获一份情报后，迅速改变主意的。

第十三军的侦察部队在衢州附近蹿来蹿去时，无意中发现并打死了一名坐着汽车送信的中国军官，从死者身上，他们搜到重要文件，得知如雷贯耳的第七十四军就潜伏在衢州以南，而且已经好些天了。

“虎部队”都来了，这是要干什么，畑俊六一个激灵，莫非这是要像长沙会战那样对第十三军进行包围？

好哇，第二次长沙会战没有能彻底击垮你，之后又怎么都找不到你，这次你主动现身，无论如何不能放过机会。

赶快，让第十一军加入进攻，目的就是捉住第七十四军。

畑俊六反应神速，但他太激动了，一激动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当天在察觉武汉第十一军的新动向后，中国统帅部便意识到来者不善，日军侵略规模大大超出预计，于是马上做出变更，放弃了决战衢州的计划。

顾祝同训令衢州正面的阻击兵团，继续依城牵制日军，以掩护决战兵团撤入附近山区。

这样一来，所有重压都落在了阻击兵团身上。

担任阻击兵团的是莫与硕第八十六军，这支中央军部队最早来到三战区，在衢州已经驻守了半年时间，正是基于这一点，顾祝同才会将其确定为阻击兵团的最佳人选。

可惜，军长莫与硕颇有点对不起顾祝同。

半年时间的备战，他既没像李玉堂那样整出交叉式地堡，也没能如戴安澜一般造出封闭式堡垒，仅仅重机枪掩体和部分指挥所使用了钢筋混凝土，外面再树一些等同于摆着看的木栅，这就算是把防御工事给弄完了。

顾祝同战前对衢州防务进行过视察，但那时形势已经相当紧迫，即使想改进也来不及了，他只好把一名师长提升为副军长，用以勉励士心，不过，当时他并没想到此举后来会挽救整支部队。

衢州外围阵地一天之内便被攻破，随后军长找了个借口，说是要去收容溃散部队，一出门就没影了。

日本侵略军在用步兵炮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轰击仅仅一天，衢州城内已是群龙无首，一片慌乱，官兵个个面无人色，惊恐不已，甚至没人再愿意守城了。

什么叫了不起

危急关头，顾祝同提拔的副军长起到了主心骨作用。

这位副军长名叫陈颐鼎，毕业于黄埔第三期，南京保卫战时，他是王敬久第八十七师的一名团长。

南京失守，对于很多亲历者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陈颐鼎也是如此，在那里，他目睹了部队失去秩序后惊惶失措的惨状，连他自己也是靠一块木板才得救的。

慌乱，就等于放弃了战斗的意志和求生的希望。

陈颐鼎本来在衢州城外指挥，得知城内陷入混乱，立即返身入城，以副军长的身份稳住了军心。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陈颐鼎一直通过无线电台与顾祝同以及顶头上司王敬久保持着联系，后者告诉他，必须拖住日军。

好，那我就拖下去。

在陈颐鼎的指挥下，守城官兵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始终不退一步，直到两天后，衢州被四面包围。

6月3日，日军发动全面侵略，飞机把搭建的那点简陋工事都快给炸完了，连陈颐鼎的收发报机也没能幸免。

眼前的景象，几乎就是当年南京保卫战的重现。

日军冲进城三次，守军又把他们打出去三次，每个中国官兵都鼓起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在不到一千米范围的战场之上，双方已是血流成渠，尸横遍野。

五昼夜之后，第八十六军伤亡累计超过两千，这时随着决战兵团的转移，畑俊六想围歼第七十四军等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已彻底落空。

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城里的第八十六军该怎么办？

陈颐鼎没了收发报机，他能做的，只有继续按照指令执行——拖住日军。

6月4日，通过衢州的江面上突然漂过一叶扁舟，舟上端坐一人，一个年轻的中国人，那人神态自若，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是置身于战火和危险之中。

这个宛如现代武侠小说般的镜头，把所有人都给惊住了。

更离奇的是，此人上岸后，指名要见陈颐鼎。

当着陈颐鼎的面，他像变戏法一样地从裤带中掏出了一个用蜡纸写的小纸条，当看到纸条上的字迹时，陈颐鼎的心立刻怦怦直跳起来。

“速设法前来，平。”

换做他人，没有谁能看懂这张纸条，所以就算是它被日本人搜去，也看不出任何问题。

陈颐鼎知道，“平”是王敬久的别号，他跟自己的老长官平时私函往来时，对方都用这个称呼。

毫无疑问，这是王敬久派人送来的信，内容就是暗示陈颐鼎撤出衢州。

决战兵团脱离险境后，第八十六军的牵制任务已经完成，但在衢州四面被围，又不能通过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如何进行通知就成了大难题。

最后，还是王敬久的脑子灵光。淞沪会战前，他经常跑上海去侦察，与杜月笙等人打过交道，知道这些人神通广大，因此决定花钱请青洪帮办成此事。

轻舟上的那个活神仙就是青洪帮人，他的能耐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水里来浪里去，没有他不能到达的地方。

难题转移到了陈颐鼎身上。

有了撤离的命令，可是怎么撤呢？四周如铁桶一般，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靠天。

6月6日深夜，衢州暴雨如注，陈颐鼎分数路突围。

每一路都配备了通讯小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剪断日军的电话线。

前面碰到日军岗哨，会日语的特务兵即大声告知：“我们是路过的皇协军，奉命调动。”

然后胡乱报个番号过去。

江浙地区伪军很多，衢州战场也有，加上雨夜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哨兵分不清楚穿着雨衣的对面部队究竟是谁，想打电话查一下吧，线路又不通，于是挥挥手便让他们过去了。

第二天黎明，陈颐鼎率第八十六军一枪未放，奇迹般地突出重围，与第七十四军会合，进入了安全地带，日军面对的不过是空城一座。

第八十六军的原军长莫与硕后来遭到撤职处分并受军法审判。据说他一度喜欢人前夸口，说自己如何不怕死，然而怕不怕不是靠嘴说说的，“了不起”这三个字，也只有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情况下才有资格得到。

陈颐鼎名气不大，但在衢州保卫战中他是一个挺身而出的英雄。

日军侵占衢州后，破坏了衢州机场，此后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没有任何悬念，撤是肯定要撤，无论上海第十三军还是武汉第十一军，谁都没有足够的兵力用于长久布防，而撤的时候中国军队仍旧要追，这也是过去各个战区的习惯性做法。

唯一不同的是，由于日军在武汉战场吃够了被穷追猛打的亏，所以浙赣会战后期，各师团实行了集中撤退，队伍靠得很近，追击部队也因此没有能够得到太好的战机。

打仗就是这样，你必须对战术不断进行翻新，否则很快就会被对手熟悉和超越，它绝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和简单。

第18章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

1942年上半年，曾经是日本历史上最嚣张和最利令智昏的一年。通过在太平洋上发动德国式闪击，半年以内，想得到的几乎都得到了。

在东南亚作战告一段落后，日本统帅部甚至开始筹划“五号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拟在国内动员二十三万新兵入伍，动用举国之力，直接侵占重庆和成都，毕其功于一役。

然而，世间万物，往往得到得快，失去得也快。

仅仅进入下半年，战局就急转直下。美军以中途岛海战为转折点，在南太平洋上展开了攻势凌厉的反攻，日本海陆军都遭遇了严重损失，已经进入演习阶段的“五号作战计划”也不得不中途叫停。

到1943年初，随着日军撤出瓜岛，其太平洋防御圈被打开缺口，日本以为会“长久”的国运也从此翻着跟斗往下跌了。

这一切，都来自于每一天的变化，每一个人的不懈努力。

鄂中大怪物

“五号作战计划”既然作废，就只能是武汉第十一军单独行动了。

在此之前，第十一军司令官这把原本金光闪闪的交椅似乎被人施了诅咒，坐在上面的没一个不倒霉的。

因为第三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饱受质疑，还好他有通天背景，皇帝和皇后关照着他，所以尽管吃了败仗，但仍能强哼着“得意泰然，失意冷然”的小调，继续换个地方去当官。

您老人家自然福星高照，万事无忧，剩下来的兄弟们可没这么好的运气。眼瞅着名古屋师团、熊本师团这两个曾经的大佬都被揍到鼻青脸肿，那种久久难以摆脱的惊惧和不安，已经把这个关内唯一的战略军差不多给弄蔫了。

阿南走后，冢田攻中将走马上任。

冢田攻做过参谋次长、南方军总参谋长，在日本军界有很高地位，可所有第十一军的历任司令官加起来，没有比他更晦气的了，才在武汉待了几个月，他的座机就被大别山里的桂军给打了下来，于是呜呼哀哉。

大家本来指望冢田攻帮着第十一军振作一下，没想到这哥们自己还如此短命，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熊本师团又被调往南洋，更是给众人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五任司令官到了，他叫横山勇。

横山勇中将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七期军刀组，他和冈村宁次一样，都是从关东军系统调过来的，然而和冈村赴任时人喊马嘶不同，迎接横山勇的却是一片死气沉沉。

第十一军的各部队无精打采，真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说到要打仗，全都一个调调：古语说得好，哀兵必败，还是谨慎为妙。

横山勇又怎么了，他勇他的，孙行者七十二变，怎么变还是猴，这家伙未必会比他的前任强到哪里去，跟着他出去没准也是死路一条。

横山勇在东北是关东军第四军司令官，不仅下面管着好几个师团，其假想敌还是苏联老毛子，眼光大得很，哪见过这种一衰到底的场景。

连上了几天火之后，横山勇终于想通了。你现在就是拿枪顶着他们的后脑勺，这帮人该熊还是熊，那胆子无论如何都壮不起来。

必须先练胆，可找谁练呢？

薛岳第九战区暂时是绝不能碰的，李宗仁第五战区因为有汤恩伯也不好惹，陈诚第六战区虽是新战区，可看上去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战区都猛，不但敢于主动进攻，还曾打得第十三师团长都差点抹脖子自杀。

武汉周围这一圈看下来，竟然没一个下得了手。

大的不敢啃，只能先找小的，第十一军司令官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洪湖。

驻守洪湖的第一·二八师是一支带有强烈个人烙印的部队，上面烙着的正是师长王劲哉的名字。

王劲哉原来是杨虎城的部属，后来叛杨投蒋，归入了汤恩伯集团军。

汤恩伯掌握杂牌的“秘诀”，就是杯酒释兵权，他对王劲哉采取的也是这一套路，准备提升对方为副军长。未料王劲哉绝非省油之灯，他不仅未上当，还干掉了汤恩伯派给他的副师长，然后把部队往洪湖一拉，自立为王了。

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制约的情况下，王劲哉彻底蜕变成了一个混世魔王，称得上是洪湖那一块地方的土皇帝。

王劲哉在人性上不是一点点变态，是非常非常变态。鄂中老百姓，只要他看谁不顺眼，一个“汉奸罪”套头上，士兵会当场用刺刀把你给捅掉，这叫“戳豆腐”。

即便是对亲属、部属乃至过去的老上级，他也一个都不信任，且一个也不放过，稍有一点反对意见，即会冠以“反王师长罪”而予以处决。

当地民间由此“谈王色变”，称他是“鄂中大怪物”。

王劲哉眼中无所谓敌军友军，国民政府的军队，他能并就并，不限区域，弄得陈诚都一度激怒到要与之刀兵相见的程度。而对于附近的新四军，他也同样毫不客气，想进攻照样进攻，以便夺地盘，扩军队。

王劲哉身上值得称道的也许就只有一点，那就是有民族气节，对日军始终只打不降，决不屈服。

据说王劲哉在指挥所里会悬挂两个人的头像，一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王劲哉本人。他在画像旁手书一联，上联：你蒋委员长若抗战到底。下联：我王劲哉誓死不做汉奸。

武汉第十一军曾专门派第五十八师团对洪湖发起进攻，但是连着两天都未能奏效，这使日本人对王劲哉另眼相看，视同大敌，而洪湖也在实质上变成了第六战区的一面屏障。

眼睛里向来容不进沙子的陈诚能对王劲哉忍而又忍，不能不说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牛刀杀鸡

横山勇决定拿王劲哉开练。不过，当他部署作战行动时，连身边的一众幕僚都觉得不可思议，横山勇这次太当回事了。

按照计划，准备动用的兵力竟然达到五师一旅团，如果仅就部队数量而言，甚至超过了两次长沙会战。

要这么多人干什么，去赶集？

不错，王劲哉在洪湖建有自己的兵工厂，武器弹药方面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这是连一些大战区都望尘莫及的，兵员数量上，第一·二八师虽名义上是师，但总计有六个旅，已相当于军的规模，远超普通的地方杂牌师。

可这并不等于说第一·二八师真的有多强，无论是自制的武器装备还是部队的兵员素质，他们都没有办法与国民政府的正规军队，特别是蒋介石嫡系军主力相提并论。

就算那是一个地方军，值得用五个师团去对付？

幕僚们在下面免不了窃窃私语：“老是说我们胆小，看来司令官阁下也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勇’。”

看出部下们的心思，“勇哥”得拿出点说法。

我问你们：“为什么上次第五十八师团拿不下洪湖？按照道理，一个师团打一个地方军，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呀。”

有知晓内情的回答：“当时主要是浙赣会战开始了，必须转移兵力，所以到第三天把第五十八师团又给调走了。”

言下之意，“非战之罪”。

横山勇紧跟着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不调走，第三天或者第四天，一个师团能不能完全击溃王劲哉，从而占领洪湖？”

这下全闭住了嘴。

事实上，每个人都明白，王劲哉能守住洪湖，不是他的部队特别能打，而是借助了当地特殊而复杂的地形。

洪湖水，浪打浪。这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各种湖泊，能供人行走的只是崎岖不平的湖堤小路，过去洪湖赤卫队之所以神出鬼没，谁都逮不着他们，就依赖于此。

日军主力部队非地方保安团可比，所以王劲哉的防御之法更进一步。他在湖堤上到处挖有深达两米的壕沟，每隔十米筑一个土堆，每隔三里修一座堡垒，构成了陷阱密布，而且可以彼此呼应的防御网。

第五十八师团就是掉入了这样一个迷魂阵中，不仅大部队无法展开，而且连正常指挥和联络也非常困难，参加浙赣会战算是找到了一个解脱的借口，不然别说三四天，五六天都不一定转得出去。

复杂而多变的地形往往令日军在攻击中吃力不已在横山勇看来，这虽是一场小仗，但第十一军已经输不起了，再输的话，本已委靡的士气将更加一蹶不振。

必须倾全军之力，一战而得胜，为此，哪怕是牛刀杀鸡，狮子搏兔。

横山勇这次是真拼老命了，他把只有大兵团作战才用得上的技术和手段全都使了出来。

第五十八师团那次侵占洪湖，几乎可以说是一路迷迷瞪瞪，眼前除了水还是水，再翻地图，也就是标记了几个大湖而已，与实际地形对不上号，自然也不能帮着寻找合适路径。

空中侦察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航空兵提供的新地图绘制出来后，王劲哉的防御网再无秘密可言。

1943年2月13日，武汉第十三军突袭洪湖。

说突袭，是因为横山勇还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疑兵之计。出发前，他故意对外散布要侵占长沙和常德的假情报，使得第六、第九两大战区都处于戒备自守状态，而王劲哉自己却疏于防备。

横山勇的顾虑果然有道理。虽然随身携带了那么精准的航空地图，但进入洪湖后，仍有部队搞不清方向，迷路后不得不来来回回地瞎跑。

直到2月21日，日军才得以按照地图对第一·二八师的中心区域进行合围，接下来的作战过程则让横山勇惊心不已。

第十一军预先准备了多种攀登堡垒的器械。除常见的竹梯外，还制作了通常只有武侠片中才能见到的锚钩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长绳锚钩。这种锚钩得用发射器投掷，是攀登高层堡垒的专用器械。

可真正实战与演习毕竟不能画等号。

水上堡垒的特点是，两侧都是布满芦苇的湖荡，只有中间一条狭窄曲折的小路可走，堡垒里轻重机枪一摆，你那一路步兵纵队别想轻易靠近。

连碰都碰不着，那费了半天工夫做成的竹梯、绳索就只能摆在旁边看看了。

横山勇没有别的办法，等吧，等山野炮推上来，直接瞄准射击，以打通道路。

四天四夜后，日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进入了第一·二八师的中心区域。

王劲哉在弄清日军的作战企图后，立即指挥部队利用芦苇的遮蔽向外突围。大部分人都突出重围了，除了王劲哉，而这说来说去还得怪他自己。

六亲不认，对部下过于严苛，就免不了出问题。王敬哉的一个旅长因此暗中投敌，并向日军提供了王劲哉的所有资料。

横山勇如获至宝，他将王劲哉的照片和各种特征复印成册，遍发基层各部队，要求就是：合围时，你们谁都可以放过，但绝不能放过照片上的这个人。

2月25日，日军搜索分队依据一根刻有姓名的手杖和一件斗篷，最终发现并抓住了王劲哉，洪湖也就此完全失守。

想到了一块儿

横山勇押上全部身家，一把赌赢，不仅成功地提高了自己在第十一军内部的威信，而且帮助上上下下找回了久违的信心和胆量。

侵占洪湖只是第一级阶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武汉第十一军如法炮制，继续通过“牛刀战术”侵占了石首和华容。

作为长期研究对苏作战的战术专家，横山勇这两个月可真不是白忙活的，他的“牛刀战术”除了练胆，还隐藏着更深的图谋。

第19章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2）

横山勇之前，历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包括冈村宁次在内，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在武汉附近打转转，最长的距离也只是到宜昌。

老在自己家门口转有什么劲？

从洪湖，到石首，再到华容，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扼守着长江两岸。

集中兵力打通长江要道，然后沿江西上，消灭拱卫重庆的中国精锐部队，以撞开陪都大门，这就是横山勇的最新方略，也是他从“牛刀战术”中得出的启示。

应该说，前任并不全是笨蛋，在翻阅历任司令官的作战构想时，横山勇发现同出于关东军的冈村宁次跟他颇有共鸣。

可是冈村的谋略却得不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赏识，后者老是牵着一根绳，一头抓在自己手里，另一头套在第十一军的脖子上，你稍微往前面抬一抬步，他那边马上把绳子一紧，勒得你直翻白眼，只好再乖乖地回来。

耍猴呢，你们！

在横山勇看来，这叫做不思进取，照这种样子打，何年何月才能彻底解决“中国事件”。

可是上司就是上司，横山勇即便对畑俊六再不屑，他毕竟还是一只“猴”，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乃至脱开绳子乱跑。

怎么办呢？

幕僚给出了个主意：从船上做文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船舶严重不足，宜昌倒有一批轮船，可是因为从宜昌到武汉不能通航，所以船泊一直运不出来。

横山勇心领神会，“对，咱们就说这次打仗，是为了到宜昌把船运出来的，这样就没人敢说第十一军走得太远了”。

横山勇的这个理由果然点中了畑俊六的死穴，后者正为长江中下游的运力不足而抓耳挠腮，一听可以帮他把船拖过来，二话不说，马上就批准了西进计划。

有脑子的大将通常都能想到一块儿去，哪怕他们处于敌对的营垒。横山勇整天思考着沿江西进，他的对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曾反复琢磨过这个问题。

由于第六战区成了重庆的看门虎，因此部队相对集中，第五战区的冯治安、王缵绪都划了过来，已囊括五个集团军多达十四个军的兵力。

可是人再多，防守时都会显少，而且说来说去，真正能打的精锐也就那几个，究竟怎么摆，涉及攻防关键。

陈诚召集幕僚和各部将佐商讨，起初的主流意见是重点看住两翼，要么在鄂北的襄樊设防，要么在湘西的常德扎营。

沿江当然也要设兵，不过无须太多，理由是长江夹岸山路十分崎岖，大部分是羊肠小道，单个人马赶路都很困难，更别说大部队行军了，没准走着走着就掉到江里面去了。

派几个人放放哨，足矣。

陈诚却不以为然。

两翼就算是像宜昌那样丢城失地，毕竟不会动摇根本，还有充裕的补救时间，可是江防如果空虚了，日军就会长驱直入，那样重庆必危，后果不堪设想。

说到关系陪都安全，谁敢轻视？

于是，包括第十八军在内的三个精锐军便依言配置到了江防一线，并以石牌要塞为中心构筑了系统的防御阵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钢筋混凝土工事。

最重要的一步棋子就这么落了下去，未来之战，陈诚至少可以做到战略不出错了。

大将之别

5月5日，横山勇发动鄂西会战，然而陈诚这时却不在任上。

救火队长嘛，当然是哪里需要往哪里去。第一次远征缅甸失败后，中国蒋介石的统帅部就计划在云南重组远征军，陈诚干这个活去了，代替他的是孙连仲。

孙连仲善于打中小范围的苦仗恶仗，唯一的缺陷是此前未独立指挥过战区级别的大兵团作战，在狡狯异常的横山勇面前，还是显得嫩了那么一点。

自横山勇出兵洪湖后，他要达到什么样的作战企图、侵略重点在哪里，一直困惑着这位西北军出身的大将。

横山勇的招数确实吊诡，一般人很难猜得透。鄂西会战前，他似乎是沿袭过去第十一军“短切突击”战术，仅仅是沿江窜扰一下就会缩回大本营，但在鄂西会战开始后，忽然又做出了要大举侵占常德的架势。

日军会从两翼，包括常德突进，本来就是可以预料到的，孙连仲决定亲赴常德坐镇指挥，可他刚刚到达常德，横山勇又忽然转锋西向，走起了沿江西进的路子。

第十一军虽是专门负责进攻的战略军，但也不敢不对防区进行警备，所以不可能一次性把大部分兵力都抽调出来，横山勇为此采取了“逐次递进”的新战术，即到一个阶段就向最前沿添一个师团。

移师西向之后，驻宜昌的第十三师团便添了进来，使得日军的突击规模看上去越来越大，侵占之矛也越来越锐利，光在心理上就会使对手徒增压力。

四任司令官都没想到的，横山勇想到了，关东军方面军司令官岂是白当的。

至此，孙连仲的指挥完全陷入混乱，一度对部队失去掌握。

主将不知道在哪里，日军却已大兵压境，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恩施因此变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蒋介石的统帅部非常着急，蒋介石情急之下，甚至决定亲赴恩施进行指挥。

陈诚其时人虽在云南，但头上仍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他给蒋介石打去电话：“你是领袖，不太适合亲自去指挥，万一弄得不好，那可是事关威信的大事，要去只有我去。”

这话怎么听，似乎都有那么一点让人不舒服的味道，可是话得看谁说，从“老忠臣”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了。

5月15日，经蒋介石的统帅部批准，陈诚接过了第六战区指挥权。

因为恩施下雨，飞机不能降落，陈诚到重庆后，只好先耽搁一天。到了第二天，雨转多云，恩施上空云雾迷蒙，还是不宜出行的日子。

军情紧急，再不能等了。

5月17日，陈诚乘飞机赶到恩施。听到这一消息后，恩施人心大定。

陈诚（背立者）到达恩施，官兵们振臂高呼：血战到底！

大将之别，不光在勇，还在眼光、在经验、在思路。

陈诚坐镇恩施，马上掂出了横山勇的真实算盘：进军路线是沿江而上，目标是攻取石牌，威胁重庆。

看上去，孙连仲留下的似乎已是一片烂摊子，从上到下都是一种已经输掉的气象，但高手就是不一样，陈诚以为，这并没有影响大局。

三个精锐军仍然在石牌，既定防守战略未受大的影响，战略对了，这一仗就有了三分之一胜的可能。

接下来的三分之一是战术：诱敌深入。

陈诚回到恩施后，迅速传令各部队往西后撤。

在匀称的平地上，我是整不过你的，只有到崎岖的夹江山地，才能给你好看。横山勇你果真是“勇”，别人不敢走的路，你敢走，那就得为此承担后果。

从表面上看，横山勇的西进之路确实轻松了许多。

5月19日，他向“中国派遣军”及日本统帅部发去一份电报，告诉他们：第十一军用死伤不超过四百人的代价，便杀得中国军队大败而逃。

你们问我眼下，眼下我就要去宜昌拖船了。

最后的三分之一

按照“逐次递进”战术，横山勇在侵占过程中又加入了一个师团，使得他的最前沿部队即达三个师团之多。

即算如此，他也并没有敢麻痹大意。

第二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是怎么跌跟头的？上高会战，他把两师一旅团分开来，你干你的，他干他的，结果被罗卓英各个击破。

长江夹岸尽为连绵山地，比江西的地形还要复杂，预计中国军队的抵抗也要激烈得多，因此绝不能重蹈覆辙。

横山勇要求三个师团肩并肩地走，齐头并进，你帮我，我助你，以此把危险系数降到最低。

可是在鄂西会战中，首先把横山勇绊得趔趔趄趄的，还不是山地，而是陈诚使用的另一个全新战术。

这个战术，别说横山勇想不到，就连陈诚本人以前也从来不会去想，不是想不到，而是不敢想，因为它太“奢侈”了。

战术名称：陆空协同。

早在陈纳德组建飞虎队时，罗斯福已同意将中国列为租界法案受援国，其中的援助项目之一，就是培训中国飞行员以及提供作战飞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一协议都没怎么动，飞机也大多被送往苏联或者英国，在此之后，美国人晓得日军的厉害，才开始急急忙忙地补做了一些。

甭管多么不尽如人意，中国自己的空军总算又能凑起来了。

在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此时已由志愿航空队正式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的主导下，中、美空军开始联合从空中发起反击。

年轻的中国空军姑且不论，飞虎队有多厉害，“要你命三板斧”砍过去，日本航空队根本不是对手，仅在鄂西会战中，被击落和炸毁的飞机就达三十七架之多。

到这个样子还能继续掌握制空权，那就真成笑话了。

把日本航空队逼到舞台一角后，陈诚便有了使用陆空协同战术的可能，他在恩施与空军指挥官直接面商，共同敲定陆空军配合的各个细节。

既然双方位置调了个个儿，横山勇就不得不委屈一下自个了。以前都是中国军队因害怕轰炸而特地避开危险时段，现在轮到了日军，三个师团大白天的都不敢动，只能利用晚上，或者是黄昏和拂晓才能偷偷进兵。

这个样子往前推进当然很慢，山路加夜路，前面还有挡道的。如果中国守军能够自行退却，让开道让我们走就好了。

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就是实施迂回绕击，将守军的后路，确切一点说，是将石牌守军的后路提前切断，到时石牌一定不攻自破。

可是横山勇很快就发现他根本做不到，因为难以越过那三个精锐军组成的防线，后者的战斗力超出了他的预计。

陈诚性格好强，但他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两年前的宜昌反击战，蒋介石都为之赞许，认为打得不错，陈诚本人却还保持着清醒头脑，那就是六战区的部队新兵多，缺乏训练，用这样的兵，就算你是韩信再生都没用。

做个假设，在宜昌反击战中，即使整个反击战略是错误的，分割战术总没有错，又或者分割战术也错了，可要是你手上指挥的仍然是淞沪时代的那支第十八军，一个“血肉磨坊”，可以把老牌日军都磨成豆腐渣，对付第十三师团还有什么难的，宜昌又怎么会拿不下来？

陈诚由此得出结论，挽救战略的是战术，而挽救战术的又是战斗，也就是说，基层部队的战斗力有时能决定一切，它是打胜仗的最后一个三分之一。

陈诚深知抗战以来部队出现的弊端，他曾站在讲台上对大家说：“你们可以管我的家庭收支情况，如果查出有贪污可以立即向上告发。而你们自己若是被检举了，那对不起，一经查实，决不轻饶。”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但陈诚还会去做，而且毫不含糊。

他在六战区第一个建立了军需独立制度，把经济处分权从部队长手上分离出来，以此遏制喝兵血、吃空额的现象。

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就是一般国内部队不管打了败仗还是胜仗，最后大多会虚报伤亡数字，一来可以争得补充，二来还能吃空额，可谓一举两得。

唯有陈诚不同，他是能少报就少报，绝不会往多报，每次打完仗都强调他的部队损失不多，粮食弹药也不缺。

第20章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3）

当然谁都不是神人，到部队真的揭不开锅，陈诚有时也不能不采取一点变通办法，但他始终坚持所谓“营私不舞弊主义”，即想办法挪来的钱不准放个人腰包，一定得补贴军费缺额。

宜昌反击战后，陈诚开办了战时干部训练团，亲自主讲，给抽上来的军官讲授战略战术和各兵种专业技能，同时结合第六战区所处地形特点，不间断地组织各部队进行以山地战为主的作战训练。

你卧薪尝胆了，战斗力不提高都难。

横山勇想出奇兵迂回绕击，结果不仅没绕成，“奇兵”还遭到伏击，连大队长都被打死了。

再看那三个师团，没有哪一路能突破守军防线，无奈之下，横山勇只能把关注点聚焦到石牌之上。

中国的伏尔加格勒

石牌要塞下距宜昌仅三十里，其炮台可以封锁江面，使日军无法溯流而上，过去驻宜昌的第十三师团也曾多次组织进攻，但因陈诚部署得当，最后全都无功而返。

占领石牌要塞，已成了武汉第十一军此次西行的最大突破口。

横山勇本人在宜昌亲自坐镇指挥，第十三师团担任最外侧掩护，名古屋第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合力涌向石牌，使这个要塞前一下子集中了多达四五万日军主力，场面十分吓人。

石牌守卫战成了胜负关键，石牌一破，重庆即暴露在外，除弃守别无他途。此时统帅部虽已应陈诚请求发出调令，分别从第五、第九战区抽调援兵，但到达需要时间。

蒋介石亲自给陈诚打来电话：“石牌要塞必须独立固守十天，使之成为中国的伏尔加格勒，若无命令擅自撤退，即实行连坐法。”

自从回到恩施后，陈诚的表现一直都很镇定，但这时也紧张起来。

问题就是派谁守要塞。

石牌一线的防守部队各有其责，且有一半以上都很疲乏，就怕调到要塞后作用没起上，反而被横山勇趁机找到防守漏洞。

不能呼啦啦都去，只能派最出色的。

在陈诚心目中，这个角色非他的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莫属，那是他起家的根本，荣誉的象征。

平时你说陈诚怎样怎样不行都可以，唯独不能当着面说第十一师的坏话，有那不识时务的，陈诚听后铁定会一蹦三尺高：你才不行呢，你的部队不行，你全家都不行！

显然，在这样的部队里，陈诚会配什么样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第十一师师长胡琏，陕西华县人，毕业于黄埔第四期。

胡琏与张灵甫相当有缘，他们是老乡，是同窗好友，又是黄埔同期同学。据说年轻时连媒婆都是做的同一家，两个小伙子条件都那么优秀，让女方一时也觉得无法取舍，弃谁都觉得可惜，最后，还是姑娘本人通过相片选中了张灵甫。

胡琏其实也一表人才，可要拼帅比靓的话，他确实不是军中第一帅哥的对手。

胡琏与张灵甫是同乡兼同学

脸蛋是爹妈给的，天生什么样就什么样，这个没办法，有办法的是后天努力所能获得的成就。在人生的跑道上，胡琏一直紧逼张灵甫，淞沪会战时，同居团长的哥俩均搏命罗店，胡琏还组织敢死队，用集束手榴弹炸过日军坦克。

有那么一段时间，胡琏的风头似乎被张灵甫完全盖过了。就在后者扬名万家岭、立下殊勋时，胡琏还在敌后打游击，不是炸铁路，就是埋地雷，每天忙忙碌碌，刀口舔血，但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得劲。

胡琏本来就是第十一师的老人，陈诚又以喜欢提携后进著称，在华中逐渐成为正面主战场后，他便把这位新生代将才调回了第十一师。

石牌守卫战前，胡琏刚刚升任第十一师师长不久，用将之力，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可是要说到死守石牌，并且一守就得守十天，谁都没这个把握，陈诚没有，胡琏也没有。

长江上的要塞，以马当规模最巨，号称“水上马其诺”，但也就几天就失守了，此后的大大小小要塞，都从来没有能守住的纪录。

石牌守不守得住还是个未知数，要死在这里却是肯定的了，胡琏把指挥所移到石牌前沿后，刷刷写下了五份遗书，老爸老婆，亲亲眷眷，一人一份，连“死后记得多烧纸钱、子女长大后要参军为父报仇”这些话都说了。

省钱之法

胡琏有拼命的决心，不过他并不是一个鲁莽汉子。

能从黄埔二期以后脱颖而出，光有悍勇是不够的，必要的智慧一点都少不了。

一个师你就算是再强，也没有办法硬扛两个师团，何况其中的名古屋师团还是老牌师团，如果敞开来打，别说十天，没准一天就会消耗一空。

当游击队长那会，因为本钱少，胡琏天天琢磨的就是虚虚实实的一套，曾经一面假装攻击日军据点，一面掩护海军陆战队在江上布雷，为此炸沉过不少日军舰船。

正规军当然不同于游击队，但道理都是一样的，钱不多，你就得省着点花。一个师，胡琏只抽师机关和一部分兵力守阵地，主力都被他藏到了后面。

兵力少靠什么，靠山地之险。

5月25日，横山勇下达了对石牌一线的侵占令。三天后，第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都已接近石牌正面，并与第十一师交上了火。

此后不管战斗多么激烈，胡琏始终坚持着他的“省钱之法”，把每个山头都利用起来，而每个山头上不过一个连。

除了连，他还用排甚至班。这些班排化整为零，组成一个个战斗小组，每个组不过两三个人，带上一挺机枪以及吃的喝的，就蹲在山洞里，洞口一封，留个小口，就是天然的机枪掩体。

从班到连，人很少，但火力不弱。

山洞也成为天然掩体

5月29日，离横山勇发起攻击刚刚四天，其攻势已达高潮。石牌要塞前，日军一波接着一波，以密集队形作锥形深入。

石牌一线的防守总指挥、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怕胡琏守不住，便请求陈诚变换阵地，往后移动。

陈诚反复考虑，以为不可。

诱敌深入不能把横山勇给诱到重庆去，石牌就是最后的袋底，只有在这里顶住第十一军，才能把袋子罩到横山勇的头上。

但是袋底可能会漏的危险，陈诚也不能视而不见，在要求继续守住石牌的同时，他命令各处已增援到位的兵团提前投入反攻，以减轻石牌的压力，而尚在路上的部队则需快马加鞭赶来。

石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陈诚心里也不由得唱起了那首叫做《忐忑》的神曲。

他直接跟胡琏通话，把蒋介石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问对方有没有把握守住要塞。

胡琏回答：“成功没有把握，成仁却有决心。”

陈诚放心了。

将有死战之心，士必无贪生之念，石牌一时半会还丢不了。

5月30日，石牌守卫战的激烈程度达到顶点。

胡琏第十一师的官兵端起刺刀，围绕山头与日军展开白刃肉搏。三个小时之内，听不到一声枪响，双方就是刺刀上见输赢。

三个小时后，已经冲上山头的日本兵被尽数刺倒。

这绝对是见功夫的一仗。抗战时期，能刺刀对刺刀地跟日军主力较量的中国军队很少，所以当年冈村宁次只要看看自己士兵身上的刺刀伤，马上就能推断出对手是否为蒋介石军队主力。

此时，胡琏仍然没有动用大部队，照这个样子下去，他守上十天毫无问题。

横山勇的信心开始动摇。

随着陈诚下达反攻令，担任外侧掩护的第十三师团压力不断增加，若是再硬撑下去，别说无法攻破石牌，甚至还可能连累宜昌的防守。

撤吧，甭管多么不情愿。

当天，日军接到撤退命令，中国的“伏尔加格勒”守住了。

鄂西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在恩施召集军师长会议，问胡琏在防守时用了多少兵力，得知他从头至尾才用了两个营后，不由得又惊又喜，一再要求其他部队向胡琏学习，争取也能以少击多。

胡琏因石牌守卫战而一战成名，后出任第十八军军长，到达了他个人军事生涯的顶峰。

虎部队

5月30日，空军向陈诚提供情报，认为日军有退却迹象，陈诚遂于当晚发布追击令。

前面四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除了冢田攻没怎么正常打过之外，其余打仗的到后来就没一个不被追。不过这也没什么可叫屈的，归根结底，世上好事总不能你一人独吞，刚出家门的时候，不是个个比比划划，挺得意挺来劲的么？

关键是“勇哥”的心理素质不好。从他进攻洪湖起，一路顺风顺水，都是他打人家，很少人家打他的，这人已经吃不得半点亏了。

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太丢面子，也太窝囊了。

我得独辟蹊径，回头咬上一口。

在日军后面追得最凶的是王甲本第七十九军，横山勇发现它位置突出，两翼空虚，立刻邪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他下令担任掩护的第十三师团停止撤退，就地反击，与此同时，独混第十七旅团也奉命转身，准备从旁边进行迂回，双管齐下，以吃掉第七十九军。

如果横山勇此举能够成功，他就足以自傲于前面任何一任司令官——你们看看，都是撤退，就我一个撤得最帅。

可惜独混第十七旅团还没到达迂回地点，半路就被人截住了，抬头一看，那脸吓得煞白。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眼前正是日军上上下下都怕的“虎部队”。

日本人在情报判断上有鉴貌辨色的特点，比如他们推测中国的军事重点，就是以被称为“蒋介石第二”的陈诚所在地区而定——“七七”之后，陈诚去了上海，淞沪成重点；陈诚到武汉，武汉成重点；陈诚到恩施，六战区成了重点。

万家岭大捷，特别是上高会战后，日军预卜战役输赢，又以“虎部队”是否出现为标准，基本上第七十四军现身在哪里，这场战役就有了一点凶多吉少的味道，即算勉强打赢，付出的代价也小不了。

从日本统帅部，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再到武汉第十一军司令部，没有一个不睁大眼睛在盯着第七十四军，这话绝不夸张。

但是盯不住。

“虎部队”既有老虎般的勇猛，却也有类似于江北汤恩伯那样的机警，日军侦察机天天在上面绕圈子，都很难发现第七十四军的踪迹。唯一的一次，还是第二次武汉会战期间，托了薛岳的指挥失误。

那一仗，第七十四军损失过半，可是老底子尚在，所以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并且从此变得更加神秘莫测。

现在好，不用你盯，老虎自己出来了，不过，它一出来就要寻找猎物。

发现第七十四军正虎视眈眈地瞪着自己的时候，独混第十七旅团吓得差点没从地球蹦火星上去。

心里落了毛病，那仗哪里还能打好。这个本来还想去立点功的倒霉旅团一击即溃，成为会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支日军部队，一共五个步兵大队，倒有三个中佐大队长当场战死。

老虎出击，是要寻找猎物

见到这一情景，第十三师团也慌了，一招一式便差了那么一点意思，被对面的王甲本觑个正着，咔嚓一刀斩一大队长于马下。

虎部队如此可怕，让此前并未与第七十四军真正打过照面的横山勇长了见识。

还看什么看，有条腿的，都赶快跑吧。

除了借助第七十四军这只猛虎外，陈诚还派空军协同追击。

6月11日，鄂西会战结束。

按日方统计，日军在会战中共死伤三千五百多人，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还出现了被中美空军扫射和轰炸而死伤的人员，并且比例已占到日军总伤亡人数的百分之十以上，第十三师团的一个联队长就是在撤退时被空军机枪打成重伤的。

第21章 虎贲万岁

指挥完鄂西会战，陈诚又走了，去云南，经受过一次大战洗礼的孙连仲正式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日本统帅部经过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的军事重点将再次发生变化，各战区精锐部队会陆续调往云南和缅甸边境，以组织第二次跨国远征。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依此向第十一军下达指令，要求该部于秋季开始进攻第六战区，以牵制中国的兵力调动。

接令后的横山勇很高兴。

鄂西会战后期，除了从宜昌拖回些船外，整个过程都整得特别砢碜，尤其是撤退时遇到“虎部队”那一段，更令横山勇窝了一肚子火，心里像猫爪子挠过一样，十分难受。

这回好，难得上面这么主动，又可以出去扳扳手腕了。

“婆媳”之间

有句话叫做快乐要与人分享，其实这是个病句。

世上快乐能有多少，从呱呱痛哭着坠地，到苦着脸皱着眉离开，自己都没多少开心的日子，如何还能跟人分一半？

“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肯定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如今就很不开心，而这种不开心正是“快乐的横山勇”赐给他的。

包括第十一军在内，几乎每个前线司令官都会埋怨畑俊六和他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低能，任何时候都只知道手里拽一根绳子，让你打都打不痛快，以致关内战事长期处于僵持状势。

可这就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武汉会战后，日军的能量其实已经到临界点了，就像撑竿跳选手一样，别看他呼地一下蹿那么高，要想再把最好成绩往上挪哪怕一厘一毫都不是简单的事。

畑俊六不是没有争取过，当年之所以极力反对“南下战略”，就是想集中在华日军，以达成和冈村、横山勇等人一样的“西进战略”。

然而，提议不是被东条否决了吗？这以后的日子就越来越难，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在为无米下锅而发愁。

这次侵占常德，完全是日本统帅部压下来的活，不能不办，但这样一来，就必然涉及兵力调配的问题。

由于兵员严重不足，日军大部分师团早已由四联队制改为三联队制，新编师团都来不及组建，由一个独混旅团为框架，就匆匆成形了。

以前都说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是日本最弱师团，如今这一概念早就过时，没有最弱，只有更弱，“独混式”的新师团真的只能混混，别提进攻了，连坐着守备都很吃力。

鄂西一战，足足削掉三千多人，单看数字似乎并不高，可那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攻部队，非新编师团可比。

现在你再让横山勇自己从第十一军凑人，他根本就凑不足，非得“低能”的婆婆给他想办法不行。

畑俊六又能有什么办法，他只能从别的仓里搬米，比如上海第十三军。

上海第十三军司令官下村定中将听说他的第一一六师团要被调去武汉作战，急得一下子跳了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谁都是一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苦哈哈样，第十三军本来就没几支像样儿的部队，更何况第一一六师团还是顶梁柱，要把它给抽出去，那真是比掏心挖肝还难受。

畑俊六见上海方面没动静，便派人上门做工作，可下村定仍然不肯，而且当着面倒了一肚子苦水。

你就算让我装梦游，那也是体力活，这样七七八八地把人都调光了，我该怎么办？要知道，我旁边就是顾祝同第三战区，只要我这里兵力一空虚，他就有可能攻过来。

来人被下村定说得坐立不安，口气也缓和下来，“要不这样，不抽整个师团，只从第一一六师团中抽一个旅团，你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

实在要抽也可以，一个大队，还得看人情。

接下来，下村定似乎完全变成了受委屈的怨妇，“‘中国派遣军’做事太不公道，为什么不从‘华北方面军’抽，他们那里人很多啊，不要就知道抽第十三军，我们这些马也得吃草不是？”

南京的畑俊六听到下村定的这番话后，那份闹心就别提了。

他告诉下村定，“手心手背都是肉，我这一碗水是端得很平的，所谓帮理不帮亲，没有说对谁好、对谁不好的道理。‘华北方面军’已调一个师团到南洋，短期内不可能再抽它的兵。”

拿一个旅团出来，这事没商量！

几天后，下村定正式答复：“好吧，依你。”

“依你”的意思是表面依你，实质上还是他自己说了算——旅团被偷梁换柱，大队改中队，出兵数量减少一半，成了半个旅团。

这一切当然瞒不过畑俊六的眼睛，人家也是老狐狸了，曾经跟寺内寿一坐一块吃过饭，喝过酒。

跟我玩猫腻，小子，你还嫩点。既然好说歹说不听，那就只有硬来了。

9月25日，畑俊六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命令。按照命令，第一一六师团不仅将一个不少地调往武汉，而且还搂草打兔子，搭上了第十三军的另外三个步兵大队。

下村定又摆架子又撒娇，折腾半天，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个的脚。

畑俊六如此用心良苦，说来说去全是为了横山勇，可是“勇哥”却并不领情。

横山勇认为畑俊六做事没魄力：你跟下村定磨磨唧唧个啥，不过才一个师团，早下命令不就得了，结果浪费那许多时间，都影响我排兵布阵了。

畑俊六心里是明白下村定的苦衷的，要不然也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私下去唠了，硬性下令实属情非得已。

他想不到的是横山勇会如此不通人情，不由得气愤至极，当着别人的面就大骂横山勇是浑蛋，人品太次。

你不过就是在关东军里做过方面军司令官，有什么了不得的，鄂西会战那算指挥得好吗？

畑俊六认为鄂西会战打得一团糟，没什么技术含量，因此在第一一六师团临去武汉之前，特地暗示师团长，让对方帮着横山勇运谋筹划，以免再在原地摔跤。

兵者诡道

人这种东西，理智往往支配了感情。比如，畑俊六说横山勇打仗不讲技术，那就完全是不过脑子的话。

第一一六师团长到武汉后，拿到了横山勇制订的作战方案，看过之后，他马上就有了一种“吾不及也”的羞愧和不安——这么漂亮的攻略，起码我想不出来。

横山勇是战术专家，他对“兵者诡道”的理解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

11月2日，武汉第十一军出兵六战区。

横山勇的第一个动作，看上去就是鄂西会战的延续：五个师团并力向北，把孙连仲往石牌方向压。

孙连仲的反应同样是萧规曹随，将兵力尽量往北收缩，意在复制陈诚在鄂西会战中曾经使用过的那个“诱敌深入”的打法。

可是当横山勇亮出他的第二个动作时，你就会知道，世界上真正精妙的战术从来不能复制，而只能不断创新和变化。

第十一军突然回师南进，矛头直指真正的目标——常德，常德会战由此揭幕。

孙连仲顿时手脚冰凉。

有道是“湖广足，天下熟”，湖南自古就有“天下粮仓”之称，而一座洞庭湖，又将这座大粮仓分隔两处，东面长沙为湘北粮仓，西面常德为湘西粮仓。

常德在地理区域上属湖南，但战区划分又归第六战区，实际上就是六战区的粮仓，湘西军民对之依赖甚大，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鄂西会战前期，孙连仲要急急忙忙赶到常德督战，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常德丢不得，可是在横山勇“诡道”的欺骗下，常德外围的主力此前已被孙连仲撤除一空，仅有的几支防御部队很快便被日军逐一击破。

11月22日，横山勇完成了对常德的半包围，并安排从上海调来的第一一六师团从正面对常德发起进攻。

第一一六师团与第一〇六师团一样，是日本第二批组建的新编师团。那时候组建的条件还不错，没有像后来这样马虎，拿“独混式”就敢出来混事，所以第一一六师团虽新，却属于甲种编制，武汉会战时就曾代替熊本第六师团驻守过田家镇，有一定的作战经验。

如今不比从前，像第一一六师团这样的，就可以说是很强了，不过在横山勇看来，常德却并不是攻得下攻不下的问题，而是这功劳该给谁。

你下村定左不肯放人，右不肯放人，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我把你的人用没了。好，我现在不光会完璧归赵，还会让第一一六师团得意之余，回去好好宣扬一下，告诉大家我横山勇是如何破敌制胜，克成大功的。

这边横山勇跷个二郎腿，以为稳操胜券，那边孙连仲如梦初醒后，却如坠阿鼻地狱，尽管急调援兵，但已是远水难救近火。

代号虎贲

如果这是一个平庸的剧本，到此已没有任何悬念。

但生活永远是最高明的剧作者，它总是会在我们认为没有悬念的时候再次提供新鲜作料，并制造出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效果。

横山勇在常德碰到了他想碰，但不是这个时候碰到的人——“虎部队”。

几个月前刚刚在鄂西会战中吃过亏，几个月后又山水相逢，败人好事，这真是冤家路窄。

唯一能够让横山勇觉得庆幸的，就是常德城里并不是第七十四军的全部，而只是它三师中的一支——第五十七师，代号“虎贲”。

第七十四军从军到师，都有代号，军代号为“辉煌”，另外两个师，五十一师代号“文昌”，五十八师代号“榆林”，其中，文昌、榆林都是地名，最带劲的就是“虎贲”。

虎贲者，古之勇士也，可斩将搴旗，立不世之功，据说蒋介石也最喜欢这个代号。

虎贲师的师长余程万，广东台山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和中山大学政治系，堪称文武双全，因此他二十五岁便晋升少将，是继中山舰事件的主角李之龙后，第二个晋升将官的黄埔学生。

可是有时候文凭太多也不是好事。政治系大学生，不干点跟政治沾边的活，总让人觉得有些屈才，结果余程万没有像俞济时等人那样一直驰骋沙场，而是去当了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如此一蹉跎便是十几年，什么都耽误了。

等到余程万到第七十四军当师长，第一任军长俞济时已经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二任军长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生，私下里见到他都要恭恭敬敬地喊上一声“老学长”。

三期的跑一期前面去了，这混得差劲。

但余程万绝不是一个差劲的人，他甚至把自己十几年做政治工作的经验用到了治军方面。

秋收季节，余程万都要派兵到常德郊区帮农民收割稻谷，所有干活的人自带干粮炊具，不允许收取任何报酬。野外行军遇雨，虎贲师官兵宁可在老百姓家门口躲雨，你喊他进去他也不敢进，因为万一民家有女眷的话，查到后是要受处分的。

业余时间，军师一级的高级军官各有各的消遣方式，有的是聊天，有的是打牌，比较好的是读书看书，研究兵书战策，余程万格外有心，他利用这个时间去体察民情。余程万重视体察民情一般驻军能做到不扰民，那就谢天谢地了，余程万驻军常德，不仅能做到秋毫无犯，还经常主动询问当地官吏和百姓，比如在构筑工事，破坏公路方面有无困难，要不要部队帮着运木搬石。

有位当地官员患了疟疾，买不到奎宁，余程万亲自前去探望，他也没办法搞到奎宁，但却弄来了一个中药秘方，病人痊愈后对这位少将师长感激涕零。

发现战火迫近，余程万首先想到的是动员和强制城内外百姓大疏散，尤其城里不准留下一个平民，同时派兵帮助老弱者搬运行李，维持秩序。

在日军合围常德前，全城寂静得可怕，因为居民全部都疏散掉了，而虎贲师则各就各位上了前线，没有一个士兵胆敢乘机盗窃财物。

常德上了年纪的老人说，余程万个人在常德吃了大亏，但他并没有亏待过常德人。

凄绝之战

常德的地形并不利于守，城前无险可恃，城后就是沅江，一旦失利，连退都没办法退，但余程万的治军特点和虎贲师的大名，都决定了这将是非同寻常的一战。

11月23日，中日双方在常德城北交火。

第七十四军为战略军，经过特种装备，每师均有迫击炮营，第五十七师因负守城之责，更配置了军直属的炮兵团，有二十四门苏造山炮，已提前测定好了射击数据。

在当天的炮战中，炮兵团首先将对手的炮兵阵地打成了哑巴，随后向第一一六师团的侵占部队发射空炸榴霰弹。

这是一种专炸步兵的特种炮弹，它的弹头上装有定时引信，想它什么时候炸就什么炸，炸开后犹如天女散花，那杀伤力，准保让你觉得这辈子都没这么爽过。

第一一六师团主力联队的大佐联队长在炮火中丧生，只得由大队长代替进行指挥。

仅仅一个照面，联队长就送了命，下面的伤亡可想而知，得到战报后，横山勇对“虎部队”的感受又加深了一层。

看来仅仅由一个第一一六师团来负责进攻常德是不够的，师团即刻上升为军，半包围也变成四面合围。

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最重要的是关住南门，那样就等于断掉了守军的退路。在横山勇看来，那样的话，“虎部队”一定会丧失斗志，不战而溃。

攻袭南门的是名古屋师团的主力，带队指挥官为联队长中畑护一大佐。

别看中畑只是一个联队长，但他带兵打仗很有经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个师团都指名要他去担任警备驻防，那就是一种信得过他的表示。

对付“虎部队”，不下血本不行，所以得用最好的部队中最能打的良将。

第22章 虎贲万岁（2）

名古屋师团是从南面迂回过来的，必须北渡沅江才能到达南门。在横渡之前，中畑决定演一出“渡江侦察记”，侦察一下对岸守军的防御部署。

大佐联队长没有敢游过江去，他就是站在江边举着望远镜望了望，可是他太低估虎贲师官兵的素质了。

整个第七十四军，包括虎贲师，基层军官大多是黄埔军校一毕业就派过来的，即使普通士兵，很多也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并学过地空协同等新战术。

从鄂西会战开始，中美空军在中国战场上已完全从防御转入进攻，不仅能熟练地击退日本航空队，而且可以经常性与地面部队形成配合。

中畑一行人鬼鬼祟祟的身影，被城墙上的观测哨尽收眼底，后者通过无线电联络的方式通知了空军总部。

常德上空当时正好有中国飞行员驾着战斧在游弋，收到指令后，立即低空俯冲并进行扫射。

中畑躲闪不及，成了第二个死在常德的联队长。

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日军便没有战死过联队长以上的军官，可是在常德短短两天，就一连死了两个人，犹如被下了诅咒一般。要说那几天大队长、中队长也没少死，只不过级别上去，就没人再提他们了。

“联队长诅咒”预示着常德会战将不断走向残酷，对作战双方都是如此。

11月25日，在名古屋师团从南面渡过沅江后，横山勇终于对常德实现了四面合围，并迫使炮弹罄尽的余程万撤入城内。

此时侵略常德城的日军从编制上已达到四个师团，四面八方几乎全是拥上来的日本兵，虎贲师是在以一个师敌对方半个军，可那半个军却并不能轻易攻破他们的防线。

在第七十四军内部，有五十一师善攻、五十七师善守的说法。第五十七师早在上高会战时就是防守主力，官兵长于构筑野战工事和防御作战，能够做到步步设防，“有一壕守一壕，有一坑守一坑”。

城防一线守不住，就退二线，二线支持不了，再守三线，直至近距离巷战。

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虎贲师打通了每条街道上的民房，垒上沙包进行巷战，房间里所有能找到的东西，甚至日军尸首都被搬来做成了掩体，当战斗紧急时，连送饭上来的炊事兵也自动加入战团，帮着狂扔手榴弹。

虎贲师据城死战

横山勇知道“虎部队”以顽强著称，但是也想不到对方一个师就如此难搞，别说切断后路，就算四面围困，都不能使其丧失斗志。

怎么办，放毒！

毒气弹被掷入城内，虎贲师缺乏防毒面具，一个个被呛得眼泪鼻涕直流，呼吸感到十分困难。

余程万指挥官兵以湿毛巾捂住口鼻，这是大家通常都会采取的土办法，但有知识没知识就是不一样，除此之外，他还有对付毒气的办法。

毒气比空气重，只能停留在低洼地带，余程万派人将全城木炭都收集起来，在地势高的地方点火，以烟攻毒，从而将毒气驱散开来。

很快，毒气战又演变成了白刃战。

在人数相等或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在拼刺技术方面一般不及日军，即使第七十四军也是如此，而这又是需要长时间训练的，短期内没有办法，为弥补这一缺陷，虎贲师特别强化训练过十步以内超近距离射击。

眼看挡不住对方刺刀，一颗子弹过去，便解决了所有问题。

三天之后，常德城内已成尸山血海，这里成了所有参战日军的噩梦，日本战史称为“凄绝之战”。

末路突围

常德会战再次验证了陈诚的观点，即优秀的战斗力，有时能够挽救战略和战术。

横山勇用兵之诡谲，不仅令孙连仲晕头转向，连被日本人称为“中国最有才能的战区司令官”的薛岳都差点翻船。

常德会战初期，孙连仲以为横山勇是要续攻石牌，薛岳则从以往经验出发，判断对方可能是声东击西，就像第一次长沙会战那样，让第一〇六师团明着从赣西北发动，主力却偷偷摸摸地直奔湘北。

直到日军南下常德，他才和孙连仲一样猛醒过来，也才匆匆组织兵力援救。

没有虎贲师，常德一天都坚持不了，两位早就输得一干二净了，正是虎贲师的浴血坚持，使薛岳和孙连仲有了反败为胜的可能。

除孙连仲自己调兵遣将外，薛岳连抽四个军驰援，其中突前的是第十军。

第十军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功臣，也是最有可能率先解常德之围的劲旅，从薛岳、孙连仲直到余程万本人，都对其寄望甚大，他们自己也自信心很足，在路上争分夺秒地进行强行军。

可惜独木难以成林，其他那三个军太慢，一直都跟不上来，导致第十军孤军深入，反而落入危险境地。

横山勇通过空中侦察，发现有援军直奔常德以南而来，赶快命令名古屋第三师团和第六十八师团前去堵击。

由于急着救援，第十军没有办法做到隐蔽行军，其前进方向和路线都被日机侦知，导致经过丛林时被日军伏击，师长孙明瑾阵亡，其他各师也有较大伤亡。

此时李玉堂已晋升，第十军新任军长是方先觉。在遇到这种极端困难的意外情况时，他仍保持了清醒头脑，不肯与堵击日军过多纠缠，而是不顾一切地撕破防线，向常德以南强行推进。

只是在受到重创的情况下，这支足以继第七十四军于后的部队再无能力进入常德，小股先头部队就算到了沅江岸边，也只能在山中鸣枪为号，聊以声援而已。

尽管挡住了第十军，但横山勇的苦恼有多无少。

由于遇到虎贲师，他苦心孤诣设计的战略战术已然大为贬值，整支大部队都被牵制和吸引在常德，使得中国军队得以从外围进行包抄，战局变得相当被动。

常德城里的第五十七师其实已经基本打光，原有八千之众，到此时，师部人员、伤兵加上炮兵团余部，仅有几百人，且被围得水泄不通，但这几百人仍然十分顽强，连炮兵都在掩埋山炮后，做好了肉搏拼刺的准备。

横山勇多次派飞机往城里扔劝降书，但均被撕得粉碎，而侵入城内的日军却死伤累累，连第一一六师团的代理联队长都负了重伤。

真是骑虎难下。

几百人，即算钢铁所铸，也有熔化的时候，可问题是已没有多少时间了，而且舍命相拼的这几百人，你必然还要拿接近数字去相抵。

原先横山勇对常德来个四面合围，也有想完全消灭第五十七师的念头——能成建制抹掉“虎部队”的主力，功劳不见得就比侵占常德差，可他如今已“勇”不到这种程度了。

11月28日，横山勇命令让出南门一侧，那样子已经十分可怜——把常德城让我使使好不好，不然我没法对上面交代啊。

常德城内早成废墟，横山勇急头赖脸地要侵占这座空城，还就是要有所“交代”。

退路奇迹般地自己跳了出来，可余程万并不能想走就走，因为他没有接到撤退命令。

12月2日，常德城内的守军越打越少，且粮弹两缺，完全依赖空投维持，而包围圈却越缩越小，其所能控制的空间只剩百余平方米。

这时，余程万才想到了突围。

12月3日凌晨，第五十七师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不能大家都走，得有人留下，于是不多的几个指挥官展开了争执，不是争谁走，而是争谁留下。

余程万让团长柴意新突围求援，但柴团长提出，到达援军至少应由师长以上将官统领，一个团长无法指挥和联络，所以还是他留下为好。

突围求援只是一方面的理由，最主要的是为第五十七师留下火种。自淞沪创建以来，虎贲师几乎百战百胜，而对于把荣誉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部队来说，“覆没”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只要师长能够突围，就说明这个师还存在，以后仍能再建。

柴意新那时已经知道留下必死，然而这位才三十出头、刚刚新婚不久的年轻军官仍然选择了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留给他的长官和其他兄弟。

当天上午，柴意新身中四弹而亡，一身军服被鲜血浸透，留在城内的官兵大多战死。

常德保卫战有着空前的惨烈。战后城里城外，遍布双方战死者的尸体，而且很多死于近距离肉搏，有的中国士兵在临死前的一刹那，仍竭尽全力将刺刀捅向对方的腹部。

余程万及残部的撤出为该师重建留下了火种

日方统计，在常德会战中死伤三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常德被虎贲师打掉的。这个数字里面，包括联队长、大队长在内的军官就有三百多人，也就是平均十个人里面要死一个当官的。当时日军所组建的新编师，都得靠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或老兵撑着，此举真可谓伤筋动骨。

仅以身免的余程万因无令撤退，“遗弃部属”，被拘押至重庆，并遭军法审判，幸得上级同僚进言，加上常德民众六万人签名求情，得免死罪，被改判为坐监两年，后提前出狱。

几年后，作家张恨水受托创作了《虎贲万岁》，这是一部“真炫、真事、真时间、真地点”的文学著作，此作流传坊间后，更使虎贲师的形象深入人心。

小虎和大虎

12月3日，横山勇完全侵占了常德。

这时，各路援军已陆续齐集周边，形成了很大的攻击声势，但声势也只是声势。鄂西会战后，总计有七个军被抽去云南和缅甸，军事重点的转移，让各个战区在用兵上都倍感困窘。

数量上倒还有优势，可光有数量有什么用，真能打的没有几个，等到第十军乏力，下面就没有哪一路再敢发起雷霆万钧式的攻击，即便是后来赶到的第七十四军，由于失去了一个主力师，亦无能力与敌主动决战。

战斗力制胜太重要了，这种时候，若没有攻击力超强的部队，你怎么可能想象会取得上高会战或者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的大捷？

薛岳没了利爪，威风大减，急得到处找趁手的家伙。

本土“虎部队”跳不起来，他看上了洋老虎——飞虎队，也就是第十四航空队，从鄂西会战到常德会战，让薛岳发现了空中特种部队的厉害之处，一时如获至宝。

薛岳与飞虎队的灵魂陈纳德由此惺惺相惜，成了铁哥们。薛岳把湖南蘑菇和缴获的日军军刀作为礼物送给陈纳德，后者也回赠威士忌和雪茄烟，哥俩一个块头小、一个块头大，在电码中互称为“小虎”和“大虎”。

美国大虎非常清楚中国小虎的难处，尽管那是一个比史迪威还要强的军事天才，但他所指挥军队的物质条件实在太差了，除了像第七十四军、第十军这样的极少数部队外，大部分人马都没什么强劲火力，使用的步枪连枪管滑槽都磨得光溜溜，不仅瞄不准，有时还打不响，至于机枪、迫击炮、山炮之类，由于弹药有限，则只能放在仓库里看看，没人舍得用。

不需对方多说，陈纳德已指挥中美空军再次飞向常德。

进入1943年秋天，飞虎队装备了一批P-51野马式战斗机，这是二战中最先进的机型之一，别说日本陆军航空队的97式没法比，就是刚刚配备的2式屠龙战斗机都只能靠边站。

野马袭来，包括屠龙在内的日机“脸色”大变，很快就从常德上空消失了，因为知道再不跑，被屠的就是它们自己。

常德城里没了中国人，不用怕误伤自己，陈纳德一连派去四个战斗机中队和两个轰炸机中队，任务就是往下面扔炸弹，反正左一刀，右一刀，刀刀不离后脑勺。

12月3日，日军的屁股在常德还没坐热，就赶紧撤到城外，为的是不白白挨炸弹。

在用飞机将横山勇赶出常德后，各路中国军队加快向城外的日军聚拢过来，虽然不可能施以“猛击”之类，但给横山勇的压力可不小，毕竟打了这么多天仗，他的部队也很疲惫。

薛岳再施故技，拿出了历次长沙会战中频繁动用的那个招数，即对日军的后勤补给线进行不停顿袭扰。

眼看着粮弹运不上来，就算横山勇强装镇定，畑俊六也耐不住了。

常德不是已经占领了吗？那就快回来吧。

12月6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向第十一军发出了撤退令，使横山勇如蒙大赦。

什么战术用多了就不新鲜，以往中国军队都是在尾追中占便宜，但自浙赣会战后，日本指挥官都汲取了失败的经验，撤退时无一不是各师团靠拢着并列后退，让你在后面想偷偷扎它一刀都难。

12月12日，横山勇退至澧水。

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好不容易离开了常德，畑俊六竟然又在这要命的时候来了一份意思完全相反的电报：“请再次进攻常德。”

有病啊！

畑俊六不是有病，他是奉命。

日本统帅部给南京发来一份电报，说是为了将来打通大陆交通线的需要，还是守住常德为好。

敢情上面这些人还不知道武汉第十一军已撤离常德的事，畑俊六没奈何，只能照方抓药，让横山勇再打回去。

“勇哥”一向不把领导当领导，随即回电一封：“我看，还是明年再攻常德吧。”

畑俊六收到这封明显带有挑衅意味的电报，气得差点没吐血。

我花多少代价，不惜硬把第一一六师团要过来给你，竟然对我这种态度！

横山勇是个不知进退的人，他才不管畑俊六吐不吐血，只知道外面太黑太危险，他得回家。

很快，他给“中国派遣军”和日本统帅部各发了一份电报，还是坚持不能再去常德。这下子，纸包不住火，横山勇和畑俊六的“婆媳之争”，上上下下全知道了。

在日本统帅部的压力下，畑俊六又派人去现场看了一下，去的人得出结论，横山勇确实不容易，如果要照原计划的话，不增加三个师团绝对没戏。

12月18日，武汉第十一军全部撤回原防地，最终也没能真正影响中国部队的调动，当然，也无法阻止已经开始的第二次大远征。

第23章 谁伴我闯荡

第一次远征失败后，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为史迪威及英军殿后。英国佬自己过了江，怕日军追来，竟然没等中国军队过完就要炸桥。

孙立人见状非常气愤，当即找到英军指挥官，“在仁安羌，是我们新三十八师把你们从生死线上救出来的，如今怎么能弃我们的安危于不顾？”

英军哑口无言，只得答应无论情况多危险，都会等新三十八师全部过江再炸桥。

进入印度境内，英国驻印军又要求新三十八师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驻扎当地，理所当然遭到孙立人的拒绝，他随即下令部队构筑工事，做好自卫准备——我们既然能从仁安羌把你们救出来，再揍你们一下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新三十八师是中国远征军中保存相对完整的一支部队，即使靠两条腿走到印度，也不像那些英缅军般失魂落魄，要打完全没有问题。

英国驻印军不是不晓事，又得知眼前的中国军队正是他们在仁安羌的救命恩人，态度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新三十八师的遭遇，正是远征军艰难闯荡异域的一个缩影。

傲慢和偏见

折戟缅甸，让蒋介石对史迪威相当有看法，可是他一时却拿美国人没有办法。

史迪威跟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关系不错，尤其“徒步旅行”后，他不仅避免了下课的命运，而且几乎像麦克阿瑟那样在自己国人面前初步树立了英雄形象，倘若让“英雄”滚蛋，就要冒触怒对方的风险，你还想不想获得援助了？

中国从“租界法案”中得到的援助微不足道，不及苏、英等国的一个零头，然而抗战打了一大半后，国内经济已经一落千丈，物资更是贫乏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这种时候，哪怕仰着脖子接滴露水都是好的，更何况那露水毕竟还不是一滴。

史迪威对此也心知肚明，并且他就牢牢抓住这一点，依恃自己拥有援华物资分配权，毫不客气地向蒋介石发出各种通牒式的“建议”，一门心思要做中国军队的“太上皇”。

1942年7月，经过与印方谈判，中国驻印军得以成立并就地组织训练，但这支部队组建后内部一直风波不断，始作俑者即为史迪威本人。

杜聿明在危难之时率部越过野人山，差点把性命搭在山里面，但由于他在缅甸时“得罪”过史迪威，蒋介石只能第一个把他召回国。

接下来，又轮到了罗卓英。

罗卓英原本就没有实际指挥权，可当史迪威独自“赴印旅行”后，他却把所有失败责任都一股脑儿推给罗卓英，还将对方说成是“弃军逃亡”。

这些罗卓英都忍了，不料到了印度，史迪威不但不领情，还变本加厉，列举了罗卓英的“十大罪状”，非把人家赶走不行。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驻印军这座山头上只能由他史迪威一人掌控，“太上皇”地位也必须实至名归。

史迪威认为中国人只能“劳力”，到前线去流血卖命，军官应该全由美国人来当，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他曾提出要全部撤换中国军官，不过他这个“雷人”建议，别说在蒋介石那里通不过，就是美国政府也觉得很过分，因为连美国陆军部都知道，中、美是盟国关系，中国军队并不是像缅军、印军那样可供任意驱使的殖民地军队。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史迪威向驻印军层层派驻联络官。这些联络官没有多少是美国国内的正经军官，基本都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仅仅是在学校里接受过预备役军官教育而已，不但没有一点实战经验，连军事知识都很有限。

问题是他们都学得跟史迪威一个德性，动辄以“监军”和恩主自居，浑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

史迪威和“小史迪威”们的颐指气使，让同出美国名校的孙立人都看不下去，他曾和廖耀湘一起联合提出抗议，中国驻印军内部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情绪。

洋人难侍候，但又必须有人侍候，否则驻印军难以成军，蒋介石的统帅部想到要重新物色一个人选。

最初，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名邱清泉担当此任，后者不仅找好了幕僚，还请人教了外交礼仪以及吃西餐的办法。

可是邱清泉的老长官徐庭瑶和杜聿明却找上门来，他们认为邱清泉不合适。

知道邱清泉的诨号是什么吗？“邱疯子”，如果只论打仗，那是没说的，可和洋人打交道不一样，遇上史迪威，这位非操起板凳腿干架不行。

何应钦听后连拍后脑勺，邱清泉确实不行，可谁行呢？

杜聿明已经是出了名的好脾气，罗卓英也不是刺头，连他们都待不下去，要找一个合适的真是太难了。

徐庭瑶和杜聿明提出了新的人选，此人不仅是百战之将，也同时具有忍辱负重，克己让人的品德，因此立即得到了何应钦的认可，蒋介石得知后也连连表示赞同。

比杜聿明脾气还要好，还要能够隐忍，他是谁？

学田横易，做大事难

1943年2月，郑洞国被从前线召回重庆。

郑洞国时任第八军军长，一般而言，最高统帅部如有什么指令，都会由战区长官部代转，但此次不同，是蒋介石单独召见，而且催促得非常急，让这位老实人的心里一路都在打鼓。

猜了很多哑谜，可当明白真相时，郑洞国仍然吃惊不小。

蒋介石的统帅部决定在中国驻印军下设新一军，囊括当时所有驻印部队，军长人选就是郑洞国，而这也意味着他即将完成连杜聿明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和史迪威打长期交道。

一个比上战场还要艰巨得多的使命！

不用细解释，郑洞国也知道此行有多难，但他没有退路，老第五军留下的那点骨血都在印度，中国远征军起死回生的希望也在那里，重任在肩，别无选择。

3月，郑洞国抵达新一军训练基地，到职没几天，他就尝到了美国人的“杀威棒”。

郑洞国赴任时，带来了老搭档舒适存，后者任新一军参谋长，他有一次和驻印军参谋长柏德诺讨论业务，中间发生了一些争论。

按说大家共事，有争论总是难免的，没想到的是当舒适存准备回营时，发现自己所乘汽车竟然被柏德诺给下令没收了，他最后只好走着回去。

按军阶，舒适存是中将，柏德诺不过才是个准将，而且舒适存参加过昆仑关大战，是打过硬仗，立过大功的人，这位优秀的幕僚长对部下说，如果有必要，大家一定要效法田横五百壮士，决不在洋鬼子面前受辱。

郑洞国听说此事后，也感到气愤难平，遂上告中国战区司令部。史迪威自知理屈，对柏德诺进行了调职处理。

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里，郑洞国还是选择了求大同，存小异。

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身处异国他乡，学田横易，做大事难。

新一军装备了美械，但史迪威只培训连排以下的士兵。军部的军官和幕僚对新式武器的使用、诸兵种联合作战的特点都不了解，郑洞国为此很着急，但提出的培训申请却被史迪威以各种借口和理由予以回绝。

郑洞国不是一个善于在酒席宴前应酬的人，然而为了办成这件事，他利用节日，专门宴请包括史迪威在内的美军军官，好话说了一箩筐，终于使史迪威松了口，同意把中国高层军官分批送入美军战术训练学校进行学习。

除了这些关键方面，郑洞国能让就让。

史迪威在第一军建立后，不仅架空第一军司令部，还故意制造种种难堪，为的就是想让郑洞国步罗卓英等人的后尘，受气干不下去。

作为驻印军的中方最高指挥官，新一军专门为郑洞国配备了新式轿车，以示尊重，但被史迪威以“浪费”为由收回，只分给一辆英国老式轿车，与此同时，史迪威自己却驾着美国最新式轿车来去招摇。

既然成立了军部，按理应该配备直属部队，可史迪威连卫士班都不让配，郑洞国跟一班幕僚坐在办公室里，门口空空荡荡，无人警卫，最后还是廖耀湘看不过去，从他的新二十二师里临时拨了一个特务连过来应差。

对这些，郑洞国笑笑就过去了，他在印度一年多，却从来没跟脾气暴躁的史迪威红过一次脸，中国将领的儒雅风度和容人海量，把苛刻而自大的老美都给噎得老老实实。

郑洞国（中坐者）尽可能不跟史迪威发生正面争执另一方面，这位诚实憨厚的中国人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国籍和民族尊严。

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定做的军服，颜色和式样跟英国驻印军几乎没有差别，郑洞国不能为此跟史迪威闹掰，他就和军司令部的军官们一起，每人缝制一套本国陆军制服，用以节日时对外展示祖国衣冠。

当漂泊异乡，“祖国”这个字眼，一时显得那么亲切。

中国驻印军每天举行升降国旗仪式，官兵们不论在军营还是在路上，只要听到号声，立即自觉肃立，举手敬礼。

彼此之间有了矛盾，大家都自己进行处理，不让老外知道，以示内部的高度团结。

无论在多远的地方，无论是否改变了模样，不能遗忘的永远是梦中的故乡。只有想起你，游子才不会在忧闷枯涩中迷航，也才能把未来的天空照亮。

中国驻印军一心一意投入训练，“打回祖国去”成了官兵一致的呼声。

丛林历险

在中国驻印军中，有美式训练传统，且编制基本完整的孙立人新三十八师率先完成整训，并已于1943年3月早早投入了野人山战役。

史迪威不是一无是处，这位美国将军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反攻缅北的决心，而要反攻缅北，必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即修筑一条可供运送重型装备和物资的公路。

这条公路要经过野人山，可那里已被日军所侵入，孙立人的任务是为工兵开路。

野人山埋葬过第五军，此处山高林密，仰不见日，其凶险可想而知。

那些曾击倒第五军的妖魔鬼怪一一袭来，其一是蚂蟥，这种恶心虫子在野人山到处都是，防不胜防，它咬人不痛，等到你发觉，血也被它吸饱了。更可怕的是虐蚊，一旦被叮上，疟疾发病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在原始森林中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与可怜的第五军相比，新三十八师绝对是被幸运之神摸过顶的，从前撤出缅甸时，他们用不着翻越野人山，如今要过野人山了，又有了稳定而充裕的后勤保障。

英美作战，讲究的就是“唯物”，中国驻印军的待遇和英美军还差着老大一截，但与国内相比，那不啻是一天一地。

罐头食品多得吃不完，虽然那东西没有蔬菜可口，但营养上去了，足可以让士兵变成一只只小老虎，身体棒，牙口好，疾病自然就退避三舍。

国内药品稀有，这里却应有尽有，包括治疗疟疾的奎宁，这也就把非战斗减员降到了最低——你就算是整天赤着膊喂蚊子，由着蚂蟥来咬，要想马上生病被抬回去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包括新三十八师在内，整支驻印军最缺的其实是丛林战的经验和能力。

此前，驻印军专门在印度进行过丛林战的训练，但一打之后就发现，演练与实战确实不能画等号，丛林战的艰苦程度也远超平原战。

新一轮丛林历险，最大的对手已不是毒虫猛兽，而是人——更加富有丛林作战经验的日军小股部队。

在野人山，日军的防御阵地都设在要道两侧的密林深处，阵地成圆圈形，里面交通壕四通八达，此外他们还在大树上用沙包筑成小碉堡，或者干脆将精于射击的狙击手绑在树上，带好粮食和弹药，居高临下，专门袭击我们的带队指挥官，几乎是百发百中。

可怕的日本丛林狙击手

由于大兵团无法展开，孙立人只能以连为单位为进行轮番攻击，而这样一个规模很小的野人山战役，竟然阵亡了三十多个连长，等于全师步兵连的连长都重新换过一遍还有余。

大森林里没有老师，只有大灰狼，你要想成为一个有经验的猎人，必须学会动脑。

恰好孙立人是一个爱动脑的将领。

第24章 谁伴我闯荡（2）

所有美械武器、榴弹重炮一时运不进来，步机枪的效率极低，子弹打出去全被树枝柴草挡住，一不小心还可能伤着自个，但是孙立人发现，有两样宝贝却很好使。

第一是迫击炮。早在万家岭大捷时，这一炮种就证明了它在山地战中的价值，到了丛林战，人家一样威风八面。

第二是冲锋枪。丛林里面，当鬼子尖兵突然端着刺刀从暗处扑来的时候，来不及瞄准不要紧，怕白刃拼不过也没关系，冲锋枪一梭子过去便能将他打成马蜂窝。

孙立人依靠这两样武器，开发了一种独特的丛林战战术。

先用冲锋枪警戒搜索，找到日军防御阵地后，再组织迫击炮进行覆盖式轰击。

不是轰工事，而是朝防御阵地四周的森林使劲，到最后那些参天大树被炸得如同火烧过一样，只剩下一根根焦枯的木桩，至此，防御阵地完全裸露出来。

与此同时，步兵掘壕而进，围绕防御阵地建立包围工事。

包围已成，原先复杂的丛林战变成相对简单的攻坚战，从迫击炮到机枪、手榴弹都有了用武之地。

孙立人的战术，令自高自大的美国人都为之佩服，认为是丛林战的一大创举。

至1943年10月，孙立人终于打通野人山，驻印军不仅由此建成了一条可行驶坦克辎重的公路，而且获得了宝贵的丛林战经验。

“八阵图”

1943年10月，雨季结束，适合作战的旱季到来，中国驻印军对缅北展开第一次旱季攻势。

走出位于印缅边境的野人山，便进入了胡康河谷，这里有不亚于野人山的大片原始森林，地形极其复杂。

负责指挥的驻印军参谋长波特纳准将由此认为，日军在胡康河谷也只会驻扎小股部队，用打通野人山的兵力去应付，足矣。

新三十八师投入野人山战役的是一个团，可是等这个团到了胡康河谷以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此处集结着第十八师团的主力，一共有两个联队！

第十八师团代号“菊兵团”，属于日本首期组建的新编师团，来自于北九州，曾与熊本第六师团一道登陆金山卫，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能征惯战的一线老师团，特别是在丛林战方面罕逢敌手，被外界称为“亚热带丛林之王”，第一次远征的失败，可以说部分就是败在第十八师团之手。

两个联队，还配有重炮，当然打不过，在团主力突出重围后，突前的搜索连被日军包围在一个叫“李家寨”的地方。

听听这名字，“李家寨”、“张家村”，一点不像东南亚那一带的称呼，倒类似于中原某地的一座村庄。没错，“李家寨”不是原地名，它取自于搜索连的带队指挥官、营长李克己的姓。

“李家寨”长约两百米，宽约一百米，地方实在很小，假使在平原之上，第十八师团即使不组织步兵冲锋，仅靠排炮也能摧垮对方防线。

抑或是时光倒退，中国军队刚刚进入野人山，你都不用怎么卖力气去攻，就那么围着，在缺乏丛林战经验的情况下，这个连准保没几天就会因生存不下去而自行崩溃。

倭国国旗也可以当围裙，中国军人同样幽默

不过，这些假设如今都不存在。林子里谁的炮都不太好使，日军也一样，重炮还不如迫击炮呢，至于丛林战经验，自从经历野人山战役后，驻印军已经完成一年级学业，你想让他们立马崩溃也是不可能了。

有时人就像做梦，一醒过来，所有噩梦烟消云散，那感觉舒不舒服？

身为二年级老生，今后的成就如何，全看个人悟性和努力，而作为孙立人的部下，李克己一点都没给自己的上司丢脸。

我们说过，森林里没有老师，那说的是进攻，防守方面的老师是现成的。

野人山的日军知道拿现成树木当天然工事，这东西又没申请专利，所以你同样可以拿来就用。

“李家寨”里有一棵大榕树，树围十多米，覆盖地面的半径则超过二十多米，仿佛丛林中的一座小山丘。

千年老树精被李克己看中，在树上构筑了机枪掩体，由于树实在太大，上面可睡可躺，机枪手们白天黑夜都不用下来，成了控制“李家寨”的最大火力点。

之后，围绕大榕树筑成八个圆圈状工事，工事之间可以相互进行火力支援，俨然三国故事中的“小八阵图”。

“八阵图”再玄妙，不过是死的东西，“李家寨”是否能守住，还是要靠活的人以及手中掌握的武器。

搜索连一共三百多人，但这三百人都是经过充分休整和训练的精兵，熟悉各种美械武器的使用，他们人人一支汤姆式冲锋枪，连里配备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反坦克炮，要是放在中国国内，几乎就是一个主力师乃至军的装备。

李克己不远战，只近战，到对方接近“小八阵图”三十至二十米时，才一声令下，端着三八大盖的日本兵在密集的弹雨前，那真是来多少死多少，阵前触目惊心，全是日军横七竖八的尸体。

到后来，李克己甚至制订了一条规则，即冲过来的日军如果不聚到五十以上，不准轻易开枪，以免暴露“小八阵图”的位置，但官兵们端着冲锋枪打得兴起，有时不及五十也横扫过去，直至扫得眼前一个不剩。

不怕白天强攻，就怕晚上偷袭，在野人山，大家是吃过苦头的。

李克己在“李家寨”三十米外层层设置手榴弹阵。

这些手榴弹的导线与树藤绑在一起，只要日军往前一挤一踩，零星的手榴弹就会爆炸，然后越往前走越热闹，轰轰隆隆，还没等走到“李家寨”，夜袭的日军就被手榴弹炸光了。

依靠砍芭蕉树藤取水以及源源不断的空中补给，“李家寨”在防守上坚如磐石，第十八师团投入一个大队，围攻一个多月都打不开缺口，反而这个大队自身伤亡惨重，连大队长、中队长都死翘翘了。

骠骑列传

第十八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真是够郁闷。

按照以往中、日交手的“大队定律”，在发动进攻时，日军一个大队拿下中方一个师往往是不费什么力的事，但是“李家寨”的事实表明，中国军队在经过美械包装后，其战斗力已突飞猛进，别说一个师，就算一个连也照样可以防住你一个大队。

田中毕业于陆大三十五期，卢沟桥事变后，这厮也是喊打喊杀喊得最响的，不过他原先一直在军部做高官，直至最近才到前线担任师团长。

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候来，来了就没戏。

见“李家寨”的中国守军越打越勇，田中师团长只得改攻为守，以免遭到更大损失。

可是事到如今，想不损失也很难，因为孙立人亲自来了。

搜索连刚刚在“李家寨”被围后，孙立人就想率主力援救，但是驻印军参谋长波特纳不让，理由是补给跟不上。

美国人的军事方法比较科学、理性，打仗就跟在实验室做化学实验一样，全部配料都得准备好，甚至超过预计，才肯划火柴。波特纳以为，既然胡康河谷有这么强大的日军主力存在，那就得耗费相当时间进行弹药粮草补给，否则不足一战。

孙立人受到的也是美式军事教育，对这一理论没有疑义，可是他不能苟同的是对方对战场实际情况的漠视。

第十八师团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一个连在那里还不照样打得它狼狈不堪，这个时候，时间就是战机，岂能错过？

双方争执不下，惊动了史迪威本人。

在中方将领中，史迪威对于孙立人有不一样的感情，这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军校中，弗吉尼亚和西点乃“双子星座”，而且孙立人那个具有美式传统的新三十八师在撤入印度时还有“保驾之功”，所有这些加一块，自然而然地就让史迪威比较看得起孙立人。

听孙立人似乎言之有理，史迪威决定和他一道坐飞机到前线去看个究竟。

一看，那里比孙立人说得还要乐观，日军不但攻不下“李家寨”，而且后方补给还出现了大问题。

史迪威根据老的军事理论，认为陆军才是战场上的主角，空军无足轻重，可是在第二次远征中，如果没有包括“飞虎队”在内的远征军航空队帮忙，真不知要吃多少无谓的亏。

此时的日本航空队早就稀里哗啦，久经训练的老飞行员死伤殆尽，开飞机的换成了清一色“速成班学员”，他们哪里是美军飞行员的对手，远征军航空队一进入缅甸上空，这帮人就不知被赶到哪个角落去了。

由于掌握制空权，远征军航空队可以想怎么炸就怎么炸，日军的运输车队来一辆炸一辆，全部被炸完后，就只能用骡马抄林间小道进行运输补给。

骡马是什么速度，又能运多少弹药粮草，第十八师团的窘境可想而知。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却可以想要啥就有啥，甚至不用通过公路，让运输机空投就行，“李家寨”能有滋有味地过到现在，便是明证。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史迪威明白孙立人说的是对的，而如果按照他的参谋长所说，那真是要贻误战机了。

他同意了孙立人的出征意见。

对孙立人全师来救，田中师团长是有准备的，围攻“李家寨”让他心里挺不得劲，早就想找个出口宣泄一下了。

在新三十八师即将通过的正面，他设置了重重障碍和密集火力网，以便“围点打援”——虽然攻不下“李家寨”，但如果能以此为饵，钓一条大鱼出来也没什么不好。

似乎波特纳的担心要成真了。

可是孙立人的战术水平，很快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在胡康河谷的西北角有一块地方，此地名叫“于邦”，位于第十八师团侧背。

新三十八师一个营一个营地渗透进去，由于一开始兵力不是太多，所以田中并没有在意，等他发现于邦成为孙立人迂回的起始站点时，河谷正面的防线已完全失效。

赶快重新堵漏，但堵不住。

“李家寨”中的“一连效应”持续扩大，新三十八师的战斗力已经不是超出田中想象的问题，而是让他看了全身发抖。

过去，迂回是日军的看家绝活，当战斗力调换，这一战术又变成了孙立人频繁使用的利器。

田中在于邦刚刚组织好一个新防线，孙立人却又很快从其侧背冒出来，一个迂回，就将其后路截断，在军心大乱的情况下，日军不得不放弃刚刚筑好的阵地后撤。

一道、两道、三道、四道……没有一道起作用，田中只能一退再退。

12月26日，孙立人见时机成熟，率已聚拢的新三十八师主力突然发起猛击。

《史记》中记载，西汉对匈奴战争，最擅长轻骑奔袭的是剽骑将军霍去病，其特点是不走正面，不循常规，天马行空，想到哪里就哪里，然而招招打中的都是匈奴的死穴。

剽骑部队非一般部队可比，“骠骑所将常选”，霍去病的士兵和所乘军马都是精心挑选出来，所谓“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

在驻印军中，新三十八师的装备是最好的，除有两个山炮营外，还有榴弹重炮营，仅储存的预备武器，就可以另外装备一个师，足能称得上是“现代剽骑军”。

“剽骑军”连冲三天，不仅“李家寨”之围自解，第十八师团也被完全驱出于邦，史称“于邦大捷”。

这是第十八师团南下后第一次吃败仗，在缴获的军事文件中，“菊兵团”发出了惊呼：“驻印军归家心切，锐不可当。”

九九八十一难

小朋友的滑梯已经放好，有人将推着“菊兵团”继续下滑，这个人叫廖耀湘。

廖耀湘是湖南邵阳人，和民国军事家蔡锷是同乡，他被起名“耀湘”，也有名耀三湘之意——实际上后来不仅三湘，其影响还包括全国，甚至世界，只不过在取得真经之前，你必须受难。

廖耀湘中学毕业后，便想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可廖家并不富裕，为他读完中学，家里已倾尽财力，最后连去广州考试的路费都没筹集到，只好被迫放弃。

廖耀湘想尽办法，熬上一年，才筹足路费去广州，如愿考上了黄埔第六期。

第一难，过。

第25章 谁伴我闯荡（3）

毕业时，有一个机会迎面而来，那就是国家要在黄埔军校中招收一批留法学生，谁都知道此番如果能够成行，回来将大有可为。

廖耀湘报了名，考试成绩让他心花怒放：前三名。

行李都打点了，最终他却被从名单上刷了下来，原因就是面试不过关，考官给出的评价竟然跟当年的胡宗南几乎一模一样，说他个子矮，出国留学恐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

廖耀湘不算高，但也不是太矮，至少比胡宗南强，遗憾的是，留学标准比“入学标准”又高多了。

第二难来了。

廖耀湘表现得比胡宗南还有勇气，胡宗南不过是朝考官哭闹，并引起了廖仲恺的关注和干涉，廖耀湘则是直接“进宫面圣”，找蒋介石评理去了。

蒋介石其时已是位高权重，哪是你想见就能见的，看门的卫兵不让进，他就一屁股坐台阶上，等蒋介石出来。

黄埔校长听说有这件事，觉得这年轻人挺有意思，便同意召见。

廖耀湘初生牛犊不怕虎，见了面后就直接嚷嚷考试不公。

一千多号人参加，录取前四十四名，我的笔试成绩在前三名，却名落孙山，太不公平了。

说我个子矮，这又不是给法国人挑选女婿，个子高不高、好看不好看有那么重要吗？

和胡宗南一样，廖耀湘也提到了拿破仑——这个曾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个子不见得有我高吧。

蒋介石得知廖耀湘是蔡锷的同乡，便拿蔡锷的兵学著作来考他，没想到廖耀湘知之甚详，子午卯酉，问什么答什么。

蒋氏平生，在用兵治军方面对曾国藩和蔡锷这两个湖南人最为服膺，于是认定眼前的黄埔学生是块材料，特批廖耀湘加入留学名单。

留学法国的经历，是廖耀湘人生中的重大关节点。回国之后，他便加入当时最精锐的教导总队，后出任旅部中校参谋。

遭遇两难后，老天似乎还是觉得他太顺，不足为才，所以又设大难，这便是南京之困。

当时已身无分文的廖耀湘，比一同陷在南京的邱清泉还要落魄，如果不是一个老乡危难之时施以援手，又有栖霞寺暂避，这位今后叱咤风云，令日军闻之色变的抗倭名将，便只能像那些被屠杀的军民一样，就此结束自己的行程了。

廖耀湘脱险后，被招入第五军。在第五军的少壮将官中，邱清泉是黄埔二期，戴安澜是黄埔三期，没有一个资格不比廖耀湘老，所以一开始他只能给邱清泉当副师长。直到昆仑关大捷后，“邱疯子”因功升任第五军副军长，廖耀湘才得以扶正，成了新二十二师的当家人。

有好事者研究，《西游记》中所谓“九九八十一难”并非实指，吴承恩老先生不惜采用把一难掰成两难、三难的办法来硬凑，如此算来，廖耀湘身上的“两难三难”已经不少。

眼看快要“天降大任于斯人”了，可是凑来凑去，八十一难似乎还少一难。

最后一难，就在通往“西天”的路上，而它的不堪回首程度，还超过了南京之困。廖耀湘的军事造诣不在孙立人之下廖耀湘可以把南京栖霞寺当成他重新出发的福地，却最不愿意回忆野人山的那段往事。新二十二师七千多人，在那座吃人魔窟中损失一半以上，连身为师长的廖耀湘都是喝野芭蕉树汁撑过来的。

能够熬出野人山，其意志力非同一般，廖耀湘后来扩军时规定，在新二十二师，凡有此经历者，一律官升一级，老兵因此全都当上了排长。

饱尝过酸甜苦辣的廖耀湘，在丛林战的研究上比孙立人还要前沿，早在印度整训期间，他就结合自己在野人山的遭遇和思考，编写了《森林战术》一书，作为新二十二师的训练教材。

丛林战和平原战最大的不同点，便是要学会盲战。

在原始森林里，白天和黑夜差不多，反正都看不到阳光，经常处于一片黑咕隆咚的环境之中，这时你还要低下头去装子弹、拉枪栓，那就要命了。

廖耀湘在训练时，把官兵的眼睛蒙上，让你在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况下练习装弹、击发，乃至排除武器故障。

第十八师团为了适应丛林战，专门训练了很多枪法极准的狙击手，这些单独行动的狙击手威胁非常大，他那百发百中的枪法，会让你在丛林中更加失去安全感。

作为将来的进攻方，不是光训练一、两个狙击手的问题，而是要人人成为神枪手，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

美国援华的武器里面，数步枪比较陈旧，还是一战时的清仓产品，但比79式、中正式又不知要强上几多，最爽的是训练时子弹没有限制，你想打多少就打多少。

某种程度上，神枪手就是子弹喂出来的，国内战场上，训练都舍不得用真子弹，要培养神枪手当然很难。

廖耀湘说，你们要练到什么程度，枪膛里六发子弹，五分钟打完，最低消灭五个敌人。

孙立人经历野人山战役后，懂得了在树上建立机枪巢的重要性，廖耀湘却是早就知道了。

过野人山时，人家蹲在树上，下面看得清楚，机枪一梭子过来，撂倒你十个八个是轻而易举的事。

廖耀湘操练全军，要求人人都学会爬树，十五米、二十米高的大树，得一毛腰就攀上去。

丛林战，是盲战，也是树战。大家不是像在平原战中那样争夺高地，其实就是争夺树，一棵棵大树。

野人山的险恶，让廖耀湘一辈子刻骨铭心，然而也正是这最后一难，成就了足可比肩孙立人的山中之虎。

东方巴顿

廖耀湘时刻不忘一雪前耻，他说，当年鬼子把我赶上了野人山，今天我不仅要把鬼子赶下海，还要打到东京去。

要把鬼子赶下海，先要让“亚热带丛林之王”在丛林中待不下去。

攻下于邦后，中国驻印军进逼胡康河谷的中心，也是第十八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孟关。

1944年1月，廖耀湘新二十二师开始从正面进攻孟关。

正面不比侧背，孟关为“菊兵团”重点经营所在，谁来了，都够喝上一壶的。

与廖耀湘先前所料完全一样，丛林战打来打去，大部分都是围绕大树做文章。进攻时，首先不是往前看，而是得往上看，看树上有没有敌情，有就要把他给打下来，否则就会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伤亡。

训练时打好的扎实基础，让新二十二师一投入战场，就几乎是丛林战的半个老手，由《森林战术》演绎出来的盲战和树战，也立刻从训练版一变而成现实版。

眼见丛林游戏难以制胜，“菊兵团”又把赌注放到了林中修筑的永久性坚固工事上。

普通碉堡难不倒新二十二师。

驻印军的装备总体上虽然不如英美军，但却超过日军，特别是在特种化配备上，是对手远远不及的。

新二十二师一个连就有六门重迫击炮，在投入进攻时，屁股后面还有军直属的炮兵、坦克等营建制特种部队，其炮兵配属，已从通常的九比一提高到三比一，也就是三个步兵背后就有一个炮兵。

轻重迫击炮集中起来，瞄准了一炮过去，就把日军碉堡整个给掀了个底朝天，盖材、枕木的碎片满天乱飞。

最具难度系数的，是工事与地形的结合体。

“菊兵团”卡住大道，两边都是悬崖，就剩那么一条路可走，然后把主力往道中间一摆，守住工事，再瞧那工事，则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坚固。

所谓工事，其实是一棵树，一棵犹如“李家寨”那样的巨型大榕树，日军把树底掏空，用扶梯上下。

这种千年树精，比任何盖材都牢固，你用飞机炸、大炮轰、坦克冲，对它来说都无关痛痒。

令人恼火的是，你步兵不上去，它就不开枪，背一只乌龟壳任你轰，等你轰完了，日本兵就纷纷从树洞里爬出来，用机枪进行扫射。

新二十二师反复冲锋，廖耀湘使用了所有特种部队进行配合，十多天过去，仍然拿树精没有办法。

打又打下不，绕又绕不开，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

廖耀湘是个近视眼，平时戴副眼镜，背后大家都叫他“廖瞎子”。但此君在指挥上却一点都不瞎，和孙立人一样，他也喜欢打聪明仗。

正面没有进展，那就派一个团迂回。

廖耀湘告诉负责完成迂回的团长：“你哪怕是爬也要爬到日军后方去，只要后面一乱，前面就守不住了。”

一个团四千人，带着轻重迫击炮，插了过去。

迂回说说轻松，攀悬崖、走峭壁、拽树藤，走的全不是寻常路，很多人手脚磨破，不是撞着石头，就是碰着沙土，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地才转到山后。

日军的注意力都朝着前面，没有想到后面会突然冒出强敌。迂回部队以丛林为掩护，在拂晓前接近敌阵地，天一亮便用迫击炮进行连续轰击，接着步兵再端着冲锋枪冲进去，短时间内便把要道上的日军全给解决了。

以后廖耀湘掌握了规律，索性专门安排一个团干迂回的活。这个团从来不从正面走，任务就是迂回，即使正面不需要配合攻击，也埋伏于日军后方，没事就捡第十八师团的增援和辎重部队打着玩。

长途奔袭，或者是迂回穿插，怕的就是时间一长，粮弹不济，迂回部队完全没有这个担心。

觉得缺点啥，无线电台打声招呼，告知方位，飞机即刻飞来，部队补充完毕，继续穿插和袭击，最后连第十八师团的野炮阵地区都让他们给一窝端了。

廖耀湘以正面攻击为主，配以小迂回，与此同时，孙立人的“骠骑军”则从侧面展开大迂回，两路兵马拔掉了孟关外围的所有据点，形成围击孟关的态势。

大路已通，该是施展绝活的时候了。

廖耀湘在法国重点学的是机械化作战，到第五军后整天琢磨的又是这一套，因此他在步车协同战术方面独具功力，一个军属战车营在他操持下简直有如神助。

战车营从孟关东侧出发，穿越原始森林，迂回至孟关以南，将孟关守军的后方补给线完全切断。

中国坦克随后冲入关内，一路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日军工事接二连三被冲垮，曾骄狂一时的日本兵四散奔逃，光被碾死在坦克履带下的就有百人之多。

好长时间没这么爽过了，那种感觉，仿佛是不用买票上动物园，就到了免费看猴的机会。

3月5日，驻印军克复孟关，但是铁流滚滚，却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战车营继续超越追击。

当坦克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第十八师团的人都魔怔了，不是被枪弹射杀，就是遭履带碾毙，连师团作战课长、联队长这样的角色都未能幸免。

廖耀湘依靠坦克部队冲垮“菊兵团”

廖耀湘坐着坦克突入第十八师团司令部，不仅摧毁其指挥系统，还缴获师团长官印一枚，至此，胡康河谷战役完美杀青。

第十八师团是一个超大师团，原先拥有三个联队计三万二千人，在这一战中伤亡总计达到一万二千，加上野人山战役的损失，其主力受创极其严重，整个“菊兵团”走向了一蹶不振的道路。

另一方面，整个驻印军只伤亡了四千多人，也就是说，中国人优秀的战略战术指挥，官兵的勇敢善战，加上必不可少的强大火力支援，使中、日之间伤亡率的对比完全颠倒过来：主力对主力，一比三，即一个中国兵可以轻轻松松打掉三个日本兵。

在孙立人被国外舆论赞誉为“东方隆美尔”后，廖耀湘也以其大胆果敢的作风继之而上，以“东方巴顿”一举成名。

史迪威对此又惊又喜。

这个美国老头具有很多美利坚将军共同的优点，即无论训练场还是战场，对士兵的态度都较为和善，很少摆官架子，因此后来一般驻印军老兵对他的印象都还不错，称其为“老乔”（取史迪威的英文名第一个字母）。他之所以拼命打压中国军官，闹得军中鸡犬不宁，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一种固执和偏见。

但是战场上的所见所闻逐渐改变了这种印象，归根结底，老乔毕竟出身西点名校，也在美国带过兵，指挥官有没有水平，还是能看出来的，他对孙立人和廖耀湘的指挥才能大为赞赏。

原先史迪威规定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都要由其直接掌握，自胡康河谷一战后，开始将指挥权还给两师师长，对郑洞国也不再咄咄相逼。

第26章 速度与激情

反攻缅北，开始了史迪威在战场上最惬意的一段日子。

史迪威不是没有军事才能的人，如果摆到合适的地点，他所能取得的军事成就也许未必输给麦克阿瑟，当然，这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得放低身段，别把自己看得太高。

经历第一次远征的失败，特别是多次实战交锋后，“老乔”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他经常身穿普通士兵的服装，肩挂冲锋枪，只带一个卫兵就来到前线，来了之后往师指挥所一坐，跟孙立人或者廖耀湘共进晚餐，就战术和敌情谈论很长时间，然后一块儿住下。

史迪威住的地方，离最前沿不过五百米距离，但老头既不要工兵专门为他修筑掩蔽所，也不要加派岗哨。

打仗时，遇到哪个地方进攻不顺畅，他还特别着急，常常独自一人驾一辆小吉普到前线，来了之后就不走，说看你们打仗。

史迪威是驻印军最高统帅，前线指挥官哪敢让他待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只好一个劲赌咒发誓，哄老头先回去。

过了两天，史迪威一看，怎么搞的，阵地还没拿下，于是又驾车来了，来了就蹲着不走，弄得师长也得跑来跟着一道劝。

如是者三，直到如愿以偿地攻下日军阵地，他才肯乐呵呵地打道回府。

我们得承认，假使没有那些致命的缺陷，这其实是个非常可爱和勇敢的老头，也是一个合格的美国将军。

自1944年4月起，史迪威发起第二次旱季攻势。

迂回再迂回

在缅甸，5到10月为雨季，在这中间为旱季。雨季一来，便洪水泛滥，山地泥深过膝，平地则一片汪洋，于机械化作战很不利。

胡康河谷后，还有一个孟拱河谷，史迪威就是想在旱季结束前，拿下孟拱河谷。

这又是一次特种化作战的经典范例。

远征军航空队的三十多架飞机轮番进行俯冲轰炸及扫射，接近六十辆坦克战车在地面超前攻击，重炮随坦克前进，逐次延伸射程。

日本航空队已经毫无踪影，坦克装甲车和战防炮倒是有，但是大多被重炮给拍成了废铁。

最后，才轮到步兵上去歼灭残敌。

正打得欢畅，雨季来了。

到5月底，孟拱河谷战役还没结束，缅北却已是大雨滂沱，水一泛滥，不但不能埋锅造饭，连开水都没有，官兵只能以罐头伴雨水充饥，另一方面，坦克飞机也不再能够自如地进行配合。

日本“缅甸方面军”闻风而动，大量增调援兵，咬牙切齿地要扳回局面。

在特种作战效果大减的情况下，能够依靠的只有战术和战斗力。

在胡康河谷战役开始前，孙立人便留起了胡子，誓言“不取孟关不剃胡须”，克复孟关后，史迪威代表罗斯福，将一枚“丰功勋章”挂在了孙立人胸前。

“丰功勋章”系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所创制，专门授予对美国有功的非美籍将领，奖状中还称孙立人“智勇兼备，将略超人，实足为盟军楷模”。

剃了胡子，胸前挂满英美勋章的孙立人精神焕发，斗志高昂。

在这个艰难的雨季，我们却有的是速度与激情。

孙立人分出一路“剽骑军”，从各路日军的缝隙中一穿而过，攀高山、涉深溪，最后趁夜偷渡水流湍急的孟拱河。

没有汽艇，没有竹筏，拿什么渡？

官兵们把身上的背包、水壶、干粮袋、头盔都取下来，做成简易渡船，行军锅上架一重机枪，利用水流速度向对岸划。

这种新奇的渡河技术，驻印军已演练多次，熟练得很了。

过了孟拱河，就是日军的物资囤聚站。

驻站日军共有千余人，什么兵种都有，就是从没想到过大后方会有危险，正三五成群吃着早饭哩。

当“骠骑军”突然出现在眼前时，这帮迷迷瞪瞪的小子竟然还以为来者是驻印军的少量空降兵，所以只用小股部队上前迎击。

想什么呢，人家是主力，一击之下，垮了。

“骠骑军”不仅占领物资囤聚站，还切断了作为前线日军唯一补给线的公路。

骠骑军锐不可当，缴获了很多日军军旗

生命线没了，那是要全盘崩溃的，“缅甸方面军”司令部大为紧张，急调其他师团赴援。

孙立人的另一路“骠骑军”出发了。

他们这一路比前面一路还要辛苦，此时整个缅北已成泽国，雨越下越大，路越走越滑，稍不留心就可能滑入万丈悬崖。

一路上骡马跌毙很多，有的马爬不上来了，奄奄一息之时，犹对浊泥落泪。人言蜀道难，然缅道之难实在更甚于斯。

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环境中，驻印军官兵也同样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和勇气。

没有马力，就把装备和给养背在身上，空投困难，便找野生芭蕉根充饥，都是杳无人烟、兽迹罕至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困难可以挡住这些无敌勇士的前进。

第二路“骠骑军”的迂回穿插，使日本后续援军也处于腹背受敌的状况，再也不可能给前线部队带去任何希望了。

廖耀湘趁日军陷入慌乱之际，从正面加快进击，其战术也越来越精妙，形成了一整套花样百出的打法：先迂回包抄，将日军围起来，然后逐一分割，大饼换小饼，慢慢嚼，直至“引蛇出洞”，等你走投无路，想方设法突围时再来个半路伏击。

7月11日，孟拱河谷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基本全歼了第十八师团。自战役发起后，“菊兵团”虽经十二次新兵补充，但仍无法避免覆没的命运。

除此之外，“缅甸方面军”先后抽调四个联队增援，也无一不遭重创，伤亡总数达到两万六千。

日军的意志被完全击垮了。到后来，一个大队加炮兵特种部队都冲不开驻印军一个排驻守的阵地，驻印军总部只要再派一个连，就能将它打得落花流水，直至灭得一个不剩。

现在的日军俘虏已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群结队，这种东西少了稀罕，多了还嫌，可你问他们为什么不切腹，他们会一脸尴尬地告诉你：凭良心说，日本兵不愿这么做！

这些日俘个个面黄肌瘦，有的只剩一条沾满泥水的短裤，一副肮脏不堪的样子，昔日“皇军”的威风已荡然无存。

值得一提的是，传说中的“杀俘”不是来自于孙立人，而是他的团长李鸿。

李鸿是老税警总团成员，经历过淞沪会战，对当年日军残酷屠杀中国战俘和百姓记忆犹新，且恨之入骨。

第十八师团不是以凶残的九州兵自居，还担当过登陆金山卫的主力吗？那就派人审问一下，看他们淞沪时有没有去南京。

没去过的当俘虏送来，去过的就地处决——为南京大屠杀的同胞复仇！

这番话是李鸿拿着电话、当着一众记者的面堂堂正正说的。

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解气。三个字注解：特解气。

从天而降

就在孙立人“骠骑军”迂回的同时，有一支神秘部队也在进行穿插，只不过他们的范围和目标更大，要抄的是密支那的底。

密支那在孟拱后方，是日军在缅北的最后一个据点。经两年经营，不仅城外已形成环形防御阵地，城里的地上地下，工事布得密密麻麻。

因为这些原因，很多英军将领认为密支那难以攻取，尽管蒋介石的统帅部和史迪威本人多次提出方案，但都遭到了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中将的拒绝。

史迪威决定不再陪英国绅士玩儿。

按照骨牌的一般玩法，缅北战场的进行顺序应该是这样：野人山、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最后才是密支那。

在孟拱河谷战役刚刚打响之时，史迪威就组织中美联合特遣队，直接插入密支那，出人意料地开辟出了第二战场。

特遣队由中、美军队混编而成，分为两支纵队，总计六千多人，其规模与孙立人派出的“骠骑军”大体相当。

与“骠骑军”不一样，由于目的不同，特遣队在路上即使遭遇日军，也很少与之交锋，实在绕不过，才留下一支部队作为掩护。

每天十公里的推进速度，放在平原上不足为奇，但如果是雨季的缅北绝地，那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5月17日，特遣队赶到密支那，并发起“眼镜王蛇”行动。

“眼镜王蛇”的第一个步骤是奇袭密支那机场。由于特遣队的行动秘密而迅速，日军在遭到打击的前一刹那，还在做他们的春秋大梦，逃路时连鞋子裤子都来不及穿。

先进的技术设备，使得战术实施拥有了更加广阔而丰富的空间，第二个步骤紧跟而至：空中列车。

当天下午，运输机川流不息地飞临密支那上空，一松钩，机身后牵引着的滑翔机便一节节地降落下来，从里面涌出来的，都是刚刚由国内运达、加入中国驻印军的部队。

搭乘空中列车的中国驻印军官兵

按事先约定，特遣队向史迪威发出密电，密电上只有五个字：“威尼斯商人。”

史迪威知道，“商人”要开始做生意，“眼镜王蛇”行动成功了。

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世界。英国首相丘吉尔致电蒙巴顿：“中美军队是怎样漂亮地在密支那从天而降的，对此你有何解释？”

蒙巴顿无言以对。

5月18日，史迪威亲自带着十几多个记者抵达密支那机场。

老头的军事天赋和战争智慧在“眼镜王蛇”行动中毕露无遗，也让他大出风头。春风得意之余，他向记者们宣布道：“半个月内，我们将拿下密支那！”

但史迪威高兴得太早了一点。

“眼镜王蛇”行动虽然使中美军队部分绕过城外防守，可是城内连边还没碰着，正是调动降落机场的后续部队、乘胜追击的时候。

偏偏美军前线指挥官在关键时候犯了大错，对军队的使用，不仅不集中，反而分散，结果造成攻击不利。

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密支那就不好打了。

起初防守密支那的日军只有一千，一周之内，增加到三千，第二周又增加到五千。

这些日军明知没有退路，一个个都到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他们要像在太平洋岛屿上一样，利用密支地的坚固工事进行“玉碎防守”。

说是半个月，史迪威两个月都没能拿下密支那。

奇袭变成了“拔河”，这当然不是史迪威所乐意看到的。

在史迪威心目中，美军最可靠，英军次之，中国军队只能排在末尾。想来，密支那久攻不下，可能还是驻印军不中用之故，于是他便把英美军派了上去。

一打之后，老头大跌眼镜。

美军欻欻地往后退，根本不听命令，英军参加密支那战役的还是突击队，看上去却更饭桶，几乎是扔了枪就跑，没有一点肯突击的样子。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军队，冲锋号一响，无不往前猛冲，无论官兵。

为此，史迪威沮丧地在日记中写道：“连美国人都不中用了，真难以置信。”

不得不服

让他烦心不已的是，兵不行，官也有问题。

担任前线指挥官的美国将军似乎都不会打仗，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分割使用兵力的错误，在指挥水平上令史迪威自己都看不下去。

一连更换三任，仍然如此。

这时候，他才想起了那些起初不被信任的中国军官。

从野人山战役一路过来，史迪威见识过孙立人和廖耀湘在战场上的手段，他们的水平毫无疑问要比被撤换的那三个美军指挥官高得多。

美国人就算心里有再多的傲慢和偏见，但在铁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服。

第27章 速度与激情（2）

7月6日，郑洞国来到密支那。此时孟拱河谷那边都快结束了，密支那这里却仍处在僵持状态，而史迪威对此也一筹莫展。

不能再这么拖着了，再拖下去，于战不利。

郑洞国虽然一直都被史迪威闲置在旁，然而这位富有经验的战将从没停止过对战场的观察和思考。

仗打不下去，出在两个结上，只有解开它们，才能取得进展。

第一个结，是要懂得中国士兵之心。

当天晚上，郑洞国以驻印军指挥部的名义向前线下达了动员令，号召在7月7日这一天向日军发动猛攻。

“七七”这个特殊日子的含义，老外是不可能明白的，但是每个中国人都能体会。

复仇，雪耻，反攻。

“七七动员令”一到前沿，官兵便沸腾起来，嗷嗷叫着冲向市内。

“七七动员令”使远征军沸腾起来

光用血肉之躯去硬拼不是办法，第二个结，是要信任中国军官。

这时，史迪威也看出调入缅北的美军将领不堪大用，同意参照孙立人和廖耀湘的模式，由驻印军的各师师长独立进行指挥。

如此一来，前线部队的攻击战术立刻灵动起来。

整个密支那防守体系，对驻印军威胁最大的是地下坑道。驻守日军原先大部分是北九州的煤矿工人，修筑坑道是其特长，在密支那的地下，坑道纵横交错，到处都是。

日本兵往坑道里一钻，任凭你怎样猛烈射击，他都不还手，等你接近十米甚至五米距离时，才冷不防地把枪管从枪眼里伸过来，一打，就会给进攻一方造成惨重伤亡。

枪眼很小，加上树丛和蒿草的掩护，子弹射不准，手榴弹投不进。

针对日军的坑道战，中方将领创造了堑壕战术，即利用蛇形堑壕往前延伸，等接近对方的坑道时，便把一根根竹竿捅进枪眼。

竹竿前端捆着手榴弹，导火线已被点燃，好像过年放鞭炮，嘭的一声，可好玩了。

一个枪眼一串“鞭炮”，堑壕延伸到哪里，就灭到哪里，终于由点到面，使死的坑道败在活的堑壕手里。

搞定地下，还有地上。

日军把密支那城里的十几条街道和大小建筑物都变成了工事，活脱脱一个网状堡垒群。

驻印军搬出国内常用的敢死队战术，趁夜幕潜入其后方，将日军的通信设施完全予以破坏。

这叫心理战，经过两月攻击，日军早已是草木皆兵。试想，钻在笼子一样的据点里，拿起电话喂喂喂，里面却啥声音也没有，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正好孟拱河谷战役结束，公路粗通，特种部队可以过来了。驻印军组织强大的炮兵群，逐巷、逐屋进行轰击，战车营跟在后面冲，一明一暗两个心理战，咔咔一整，群魔再也舞不起来了。

8月3日，中国驻印军发起总攻，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少将自杀，两天后，密支那战役正式宣告结束。罗斯福于当天亲自签发命令，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

在此之前，中印空运主要通过驼峰航线，那是一个著名的死亡航线，飞机不但会撞喜马拉雅山，还经常遭到日军飞机袭击，差不多每个月都有十多架飞机坠落。

控制密支那后，可以直飞密支那，从而使得印度到昆明的空运距离大大缩短，飞机再也不用玩死亡游戏了。

密支那战役结束，中国驻印军在缅北这块才算全部竣工。

由于连续不断地在艰苦环境下作战，官兵十分疲惫，雨季接下来还剩两个月，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休整。

此时，在缅甸的中国军队已达到五个师，按照蒋介石统帅部的命令，将其统一编组成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炫、廖耀湘分任军长，史迪威任驻印军总指挥，郑洞国则调升副总指挥。

郑洞国名为副总指挥，实际仍是什么权力也没有，状况紧急时想到他这个人，平时有和没有都一个样，但郑洞国一如既往，知道史迪威怕他去军营“搞串联”，他就哪儿也不去，一个人独坐斗室，看看书，下下棋，最多也只到场地上去打打太极拳。

没人跟史迪威争，可他老人家自己却把戏给演砸了，由于跟蒋介石彻底闹翻，他被罗斯福召回美国，总指挥一职由副手索尔登中将接任。

索尔登同样毕业于西点军校，但他的专长是工程兵，来到缅甸战场后的主要职责也只是建立后勤补给线。

一方面，长期处于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位置，本身决定了索尔登相对低调的作风，另一方面，史迪威被召回国，对当时服务于中国战区的美国军官来说，都无疑敲响了一记警钟，使索尔登变得更加谨慎起来。

担任驻印军总指挥期间，索尔登很少发布重要作战命令，也不对基层部队做过多干涉，一门心思抓后勤，这反而使中方将领在前线拥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没有第二个密支那

在开拓空中航线后，接下来的任务是彻底打通地面的中印公路。

1944年10月上旬，雨季刚过，驻印军决定向缅中的八莫进军，原计划由两军联手，但中途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如同一杆秤，一头重了，另一头就必然轻。在中国军事重点向缅甸和云南转移后，国内战场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终于那一头完全翘了起来——日军已直逼贵阳，威胁重庆。

仓促间，蒋介石的统帅部赶紧将廖耀湘第六军空运云南，这样一来，进攻八莫的担子后来便完全落到了孙立人和他的新一军肩上。

整个缅北反攻战役，密支那是打得最苦的一仗，中方伤亡超过了日方，而且奇袭最终也没能“奇”得起来，导致战斗旷日持久，这让两眼输得通红的“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突然看到了反败为胜的一线希望。

八莫与密支那环境相似，密支那守军在两周后才达到五千，河边未雨绸缪，提前在八莫集结了五千人马。

为什么不能把八莫当成第二个密支那？

如今家当一空，河边再也没能量去拨弄迂回攻击的阵形，他拿来套的，只有以前中国人经常采用的“口袋阵”。

河边计划在八莫固守三个月，等各路援军聚齐后，再由守势转为攻势，从而一举挫败中国驻印军。

八莫守军司令官原好三大佐奉命后，派出一个大队到八莫以北，准备在那一带山地上修筑阻击阵地，以拱卫八莫。

想法是个好想法，但你得有人家出手快才行。

那个大队不知道“骠骑军”的速度有多快，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时，险峻山地早就为新一军所占据。

一眨眼的工夫，新一军已穿过山地，攻到江边。

中国远征军有了不一样的行军速度

电影到了大结局的时候，孙立人上演的是新一轮“速度与激情”。

原好三被惊着了，在八莫外围，他能依恃的只有这最后一道江。

江面很宽，作为防守一方的南岸地势险峻，工事强固；作为进攻一方的北岸却地势平坦，易受瞰制。

闭着眼睛强攻不是孙立人的风格，他到江边看了看，然后兵分两路，主力秘密迂回，留下一个团佯攻，以迷惑对手。

按照孙立人的战术安排，必须等迂回主力得手之后，正面的这个团才能真的发起攻击，但他们不甘寂寞，趁夜选派水性好的士兵潜入对岸，并且成功地找到了日军在防守上的破绽。

在过江士兵的指引下，该团以夜色为掩护，架起浮桥，兵不血刃地渡过江，短时间内就攻占了八莫外的所有村庄和飞机场。

已经迂回的主力转而由小迂回变大迂回，钻到八莫身后切断了它的后路。

一通雨点般的快拳下来，原好三被整蒙了。

老老实实守八莫城吧，三个月已没把握，像密支那那样熬上两个月或许还有可能。

战场之上，孙立人是一个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清醒头脑的战将。当他快速杀到八莫城下时，马上就降下速度。

密支那城有的坚固工事，八莫城一个不缺，坑道、据点一应俱全，甚至比密支那还要坚固和隐蔽，如果只知道提溜着刀扑上去，那得死多少人 ？

激情要继续燃烧，但举着火把的人更需理智。

孙立人降低速度，就是要在攻城中尽量发挥战术和武器的优势，减少官兵的无谓伤亡。

在八莫城垣外围，日军利用复杂地势，修建了许多分散的抵抗巢。每个巢里面三个兵，分别是轻机枪射手、步枪狙击手和掷弹筒炮手，别看人少，但很让人头疼，而且各个巢之间还能形成配合，步兵很难接近。

孙立人调上迫击炮，定点清除，一个巢赏几颗迫击炮弹，不信它还能顶得住。

两三天后，外围扫清，进城。

八莫城内有密支那一般的坑道，步兵最怕这个，孙立人又没那么多时间去挖堑壕，他就把工兵派上去。

用工兵来对付坑道，那真是找对了专家。工兵成天跟坑道打交道，能挖也能毁，先用炸药炸断，接着开推土机、挖泥机一段段挖。

有哪个不服的，一铲下去，连土带人掘得血肉模糊。

所有关卡一一闯过，八莫市内的地面工事成了最大的拦路虎。

这些工事全都由钢筋水泥构成，在坚固程度和隐蔽性上令人叹为观止，美军轰炸机一颗五百磅的大炸弹扔下去，也仅能炸毁工事的外三层，仍然伤不着里面的守敌。

新一军越接近防御核心，火力越强，因此进展也越来越慢。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孙立人的原则仍然只有一个：人力重于一切，要千方百计避免人员伤亡。

哪怕是蚂蚁啃骨头，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来，绝不贪多求全，为的就是达到多放炮、少流血的效果。

多放炮，少流血

从早晨开始，所有特种部队轮番使用，先是空军轰炸，然后是炮兵射击。

孙立人调入四个重炮营，他不要求步兵上前死拼，但对炮兵的要求却异乎寻常的高，“指挥官必须到步兵第一线进行观测，炮弹射偏了，我拿你是问”！

这么多炮弹朝一个固定的据点使劲，场面是很骇人的。

攻城期间，郑洞国乘坐小型侦察机在八莫上空督战，见到整个八莫城烈火熊熊，日军火力几乎完全被压制，城内建筑大多崩毁于地。

到这个时候，孙立人仍不肯单上步兵，往前推进的是战车营，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小心翼翼地推进。

即使是步兵对步兵，也没法较量。

当时普通日本兵的弹盒里，最多不过装三四十发子弹，远征军的冲锋枪却是一梭子一梭子地上，想要多少给多少，那能打得过吗？

白天无法抗衡，日军便效仿很多年前台儿庄的中国军队，组织敢死队进行夜袭。老实说，如果晚上拼刺刀，鬼子们还是很厉害的，极度疯狂下，一个挑你几个不在话下。

可惜的是新一军连靠近的机会都不给他们，几颗照明弹加上冲锋枪的密集扫射，便把这些敢死队员的小身板全给打弯了。

这种看上去不讲理的作战方式，与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在南洋群岛上的打法类似，它从根子上摧垮了日军原来所拥有的自信心和战斗意志，有的日军指挥官在绝望之下甚至发了疯，不去打仗，而到花丛中追蝴蝶去了。

12月15日，孙立人“啃”下了八莫全城，城防司令官原好三大佐中弹而亡，守城的仙台第二师团搜索联队两千多人被歼灭，新一军战死八百人，伤亡率又恢复到一比三，这一战绩在高难度的城市攻坚战中是非常罕见的。

河边说要固守三个月，事实上四周就结束了，在“东方隆美尔”面前，终究没有第二个密支那的说法。

占领八莫，中国驻印军的使命已经履行大半，就等着与一墙之隔的滇西远征军会合了。

第28章 怒江在咆哮

作为远征军的两大分支，中国驻印军有的时候，滇西远征军也就有了，不过与驻印军不一样的是，滇西远征军在组建之初，双方就有约定，即这支军队须完全由中国军官指挥，美国人只负责训练和提供武器。

如果没有第一次远征，蒋介石不可能想到这一点，现在想到了，也只能限制在云南，而且军官还得由史迪威本人来遴选。没办法，人家手里握着要你命的援华物资分配权呢。

史迪威眼力不错，他看中的滇西远征军首任司令长官是陈诚。

老乔倒不是为了投蒋介石所好，陈诚身上所具有的品质，可以说都是他喜欢并认可的，即使拿美国标准来衡量，也绝对称得上是个优秀的指挥官。

不过，这下可够陈诚忙的了，有一段时间，他既要顾远征军一摊，六战区那一摊又丢不掉，真个是团团乱转，甚至到鄂西会战，还得飞回恩施去指挥作战，就差没有分身之术了。

和很多长年征战的军官类似，陈诚也有着严重的胃病，如此一折腾，这位十项全能的铁人就真给累垮了，只得请假去重庆郊外休养。

远征军司令长官的位置又空了下来，要说国内能征惯战的将领也很多，可关键是人家史迪威得认可才行，你能让杜聿明、罗卓英去吗？

为了找到合适人选，军政部长何应钦把一本军官名册都翻烂了，终于翻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东山再起

因为中条山之战，昔日虎将卫立煌跌入了谷底，撤职加革除上将衔的处分，也就比坐牢、枪毙好那么一点。

撤职之后，改调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

卫立煌为人非常倔犟，属于“五虎上将”里面最爱说怪话、发牢骚的，有时跟蒋介石都不对付，但事到如今，他也无话可说，短期内就办完移交手续，去西安就职了。

所谓行营主任，是一个标准的闲职，没什么权，去了以后，卫立煌也不愿意一本正经地坐办公室，而是把事务推给幕僚，自己则带着一家子在西安城里闲逛。

每天都是这么打发光阴，卫立煌自此绝口不言军事，就连原先部属求见，他也一概婉言谢绝。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在外人看来，卫立煌是真的想退隐不干了，要不然怎会如此悠闲和清静？

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只虎才会偶尔露出真容。

他经常翻阅报纸，看完之后就长吁短叹，拍案不平。

将军的价值在战场，若久而“髀里肉生”，空长一身肥肉，连战马都骑不了，岂不悲哉？

不言，其实满心都是言，但总不能自己哭着喊着说“廉颇未老，一顿还能吃上一大碗”之类的话吧。

在西安闲逛一个月后，卫立煌再也熬不住，索性离开西安去了成都。

表面上是彻底退隐，其实却隐含着强烈不满：这么一个闲职，你们不觉得大材小用？

这叫以退为进，然而起初却只能退不能进，一连憋屈两年，到了用人之时，统帅部才想到以前还有过这么一只虎。

在第一次远征军的出国名单里，罗卓英的位置原先就是安排给卫立煌的。

心里那个激动，可卫立煌还是忍住了。

机会再好，该拿架子还得拿，不然就会让人看扁，认为你被贬如此，怎么上面一声招呼，你就急不可耐要出山了。

要让人看重，就得学会“拿”，这是中国传统官场的经验之谈。

接到征调令后，卫立煌答复：“我以前去中条山视察时，乘马受惊，把我从上面颠了下来，因此震坏脑子，所以无法赴任。”

等到陈诚病倒，何应钦又想起了卫立煌，名单报给史迪威，老乔点了头。

这时，史迪威和蒋介石私下里已经势同水火，谁跟蒋介石热落，谁就不讨史迪威喜欢。卫立煌因中条山之败遭贬，与蒋介石的关系，已不像其他几虎那样近，他自然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美国佬能点头，就一切OK，可是因为前面那个例子，一个军政部长已经请不动卫立煌了，非得元首去请不可。

1944年春天，蒋介石派专机到成都相邀。

这回要是再“拿”就过了，官场沉浮这么多年，对尺寸所在，卫立煌还是掂量得清楚的。

重庆一行，蒋介石亲自接见，卫立煌正式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得以恢复上将衔。

“脑震荡”问题不存在了，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声名。

将军荣辱在战场，卫立煌（右二）要靠第

二次远征来翻身

退隐的那些日子，卫立煌不言军事，某种程度上却是已痛得说不出话来了。

那一仗打得实在丢脸，算得上是抗战中期最窝囊的一仗，以至不提中条山便罢，一提就是一个惨字。

在告别洛阳时，卫立煌特意让司机返回，绕着住处兜了一个大圈子才离开。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今后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虽然说是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但现实生活中的军人，往往是打了一次败仗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就像刘峙，号称“常胜将军”，老“五虎”里面属于最牛的，可是因为在保定会战中摔了跟斗，竟然被人奚落成了“常败将军”。

卫立煌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机会重来。

这次绝不能再输。

陈诚在任时，把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楚雄，此地离昆明有三百里路远，当时主要是陈诚顾虑军风军纪废弛已久，在无法有效改善官兵待遇的情况下实施的“苦肉计”——要穷穷一块儿，大家都没话说。

卫立煌把长官部迁到了保山，这回却不是要做样子，而是为了真刀实枪地开练。

保山已接近滇缅边境，离怒江前线不远，便于观察敌情，用兵筹谋。

当年中条山之败，败就在败在麻痹大意上，若是当时能靠前一点指挥，则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先得去看看怒江。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曾谈到他为了出师南征，曾“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中的泸水，据说就是怒江。

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其河面不宽，旱季水流也不是很急，但是到雨季就像变了个脸，波涛汹涌，真个是犹如天神怒吼一般。

这是一道很难轻易逾越的天然屏障，对西岸的日军是这样，对东岸的远征军也是如此。

1944年4月，卫立煌带着幕僚经过多次察看，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渡江地点，滇西远征军也初步完成了装备和训练。

此时，中国驻印军已在缅北发起第二次旱季攻势，孟拱河谷杀声震天，处于亢奋中的史迪威一再催促，要求滇西远征军按照计划渡过怒江，与驻印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就在这节骨眼上，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昆明和重庆大受震动。

蒋介石给卫立煌发来加急电，要他回师楚雄，以保昆明。

捏着两位老大的电报，卫立煌反复思量，觉得按哪一头的意思办都不好。

回师楚雄，就意味着出师计划要泡汤了，可自己出来这一趟算怎么回事，没有战功，到头来罩头上的帽子还是一个“中条山”，今后又有何前程可言？

若只听史迪威的话，不顾一切渡江作战，到时昆明若有差池，自己一样要吃不了兜着走。史迪威固然不好惹，那蒋介石却也不是好侍候的老板，一个抗命失地之罪就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给这两个牛人扛活不容易啊，卫立煌最后决定走“中庸之道”：先抽一部分兵力到贵阳，等局势稍一缓和，再相机发起渡江战役。

最弱军

1944年5月，眼看进入雨季，到了怒江要大发脾气的时候，卫立煌感到不能再等了，必须像诸葛丞相那样“五月渡泸”。

在怒江岸边已集结五个军，但在渡河前，有个军长突然问工兵部队：“渡江之后，假如站不住脚，能不能再把我们接回来？”

这话一听，心就一沉。

未渡就想到要回来，跟仗还没打，先找退路一样，都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这无疑是一件再糟糕不过的事。

当时国内的中国军队，只有第七十四军这样的超一流部队可以跟日军硬碰硬，大多数别说攻，能勉强守一守就可以给打高分了，以至天长日久，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即打仗之前一定要往后看一看，找好退路再说。

第五十六师团的疯狂曾给首期出征的远征军造成致命威胁

更别提盘踞怒江对岸的，还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

在第一次远征中，有两个师团暴得大名，它们同出于北九州，一个是从正面击退远征军的“菊兵团”第十八师团，另外一个就是快速猛插，抄了远征军后路的第五十六师团。

经过那一战，来自于久留米的第五十六师团在南洋日军中声誉显赫，号称“龙兵团”，而且自侵占怒江以西地区后，这个师团就一直留驻滇西，再未换防，他们天天在那里挖工事，其阵地之固可想而知。

当所有看得见的情况都一五一十摆在面前，担忧和恐惧就会像野草一样四处蔓延。

卫立煌到云南后，对每个军都走访了一遍，跟师长以上军官一一谈话，他知道这种未战先怯的心理不光是一支部队有，而是大家都有，不光是军官有，士兵也有。

在这里，卫立煌看到了第五十三军。

第五十三军原属东北军系列，从前的老军长是万福麟，也就是保定会战时第一个开溜的部队。

第五十三军曾接受过卫立煌的指挥，那时还称得上是东北军系统中编制最大的一个军，虽有保定之败，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有四个师六万人，为一般部队望尘莫及。

可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卫立煌面前时，却已是凄凄惶惶，可怜兮兮。

原因，当然还得首先从自己身上找。

第五十三军人多，武器相对也好，可是战斗力弱，每次作战都和保定会战中一样，没抵抗几下就要败退，以至战区组织大小战役时，没有谁敢把它放在重要位置，都怕东北军一掉链子，害自己步刘峙的后尘。

别说当初的卫立煌，就算鼎盛时期的薛岳也不敢放胆使用第五十三军。两次长沙会战，第五十三军都参加过，可基本上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作用还不及杨森的川军。

这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怕打仗就越打不好仗，越打不好仗，上级就越不重视你，表彰、补给之类的好事统统与你无缘。

第五十三军是从湖南走到云南的，这时万福麟已升迁，由副军长周福成接任军长，人马也从四个师缩到两个师，六万成了三万。

部队在一起，能够攀比的就是战斗力和以往的战绩。在滇西远征军里，第五十三军是毫无争议的“最弱军”，谁也不待见。

不过，卫立煌并没有因第五十三军垫底就将之忽略，相反还很重视，在军营里一待就是五天。

检查武器，发现步兵连每连只有四门迫击炮，而按美械装备的统一标准，应为六门，卫立煌便让军长周福成把另外两门也拿出来。

周福成不是没拿，而是集团军没发。

滇西远征军分为两大集团军，第五十三军隶属第二十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嫌“最弱军”战力不济，觉得给全也是浪费，便自作主张扣下两门，以便其他能打的部队损耗了，还能立即进行补充。

第29章 怒江在咆哮（2）

不管霍揆章怎么想，这对周福成当然不公平，只是心里虽有气，上面如果不问，他也不敢多说，就怕你们上头都穿一条裤子，合着伙来欺负人。

现在既然司令长官主动问起，周福成心头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了，“我的所有炮都在这里，没有的两门让集团军给扣了！”

卫立煌的目光转向霍揆章。

霍揆章满脸通红，但当着周福成的面，他又不能说出“最弱”这些理由，只好解释说：“扣是扣了，不过是准备今后补发的，因为担心第五十三军一下子用完，坏了没法再补。”

这点小伎俩当然骗不了卫立煌，他随即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集团军里的其他部队都发全了呢？”

霍揆章张口结舌，无话可说。

卫立煌板起面孔，“少发两门迫击炮，就会减少火力，这可是自己配苦药给自己吃啊。”

霍揆章赶紧诺诺连声，“明天就发，迫击炮都在仓库里存着呢。”

卫立煌把第五十三军的军官集合起来训话，明确承诺，“请大家放心，今后会对第五十三军平等看待，装备和补充一律按司令长官部规定，不得克扣。”

谁要是不听命令，必受处罚！

由于战绩劣，名声差，第五十三军到云南后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周福成到最基层的东北军军官，最担心的还不是克扣武器，而是怕遭到缩编乃至“吞并”。

如今，终于有人肯帮着撑腰和说话了，而且这个人还是最高长官，能不激动加感动吗？

卫长官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好？

有人说，卫立煌本身就是“嫡系中的杂牌”，人家靠的不是裙带和学历，而是实实在在的战功，因此才会对所有部队做到一视同仁。

这似乎也说得过去，就像卫立煌在训话中所说的，要“平等看待”。

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第五十三军的想象，卫立煌对“最弱军”表现出的，还不是“平等看待”般简单，那已是一种异乎寻常的重视和关照。

信心之战

强渡以前，卫立煌将制订好的作战方案和计划予以下发，但各军一拿到手，就引起了议论。

第一个焦点，是第十一集团军成了防守部队。

滇西远征军有两大集团军，无论战斗力，还是对滇西敌情和地形的熟悉，第十一集团军都要胜过第二十集团军。

大兵团作战，尤其是这样关键性的反攻，远征军全扑上去都嫌不够，还要留人防守，就算是要防，也应该让第二十集团军防，结果却是第十一集团军成了主攻部队。

第二个焦点，也是争议最大的焦点。

第十一集团军主攻也罢，使几乎所有人都想不通的是，第五十三军竟然被安排为主力之一。

那个“最弱军”，也能成为主力？它有多强的战斗力，能打这样的硬仗吗？

周福成自己都不知道梦中抽了哪支上上签，让卫立煌这么关照自己，想来想去，也没别的好解释，只能从人情脉络上瞎联系。

兴许是当年受过卫长官指挥，所以他才把咱们当亲生儿子了吧？

意外得宠当然是好事，不拼命打也肯定是对不起领导的，可问题是第五十三军能力就这么一点儿，连他们自己对能否强渡成功都心中无数。

有数的人，是卫立煌。

吸取中条山的教训，卫立煌对这次远征准备得非常细致。他在隔江观察时，发现第五十六师团采取的其实是死守要隘战术，即守住高山据点，而没有沿江部署重兵。

卫立煌立刻意识到，渡过怒江其实不难，难的是后面，在地形复杂的大山里与“龙兵团”作战，那才真叫难。

知道为什么要让第十一集团军主守了吧，守是假，留着最强的部队，随时投入后续攻击才是真。

把第五十三军列入强渡主力，则出自于卫立煌的另外一番盘算。

第五十三军是“最弱军”不错，对此卫立煌也不是不清楚，可是本来也没指望它第一口啃的便是硬骨头，关键是给它信心，让它认为自己很行，特别是装备美械之后。

不但如此，还能给各军以示范，你瞧，“最弱军”都渡江成功了，我们还怕什么！

“恐日病”，或者说是恐第五十六师团的病铁定不治自愈，也就不存在军长脑子里都在想“我还能不能回家”之类的事了。

前提，当然是大家都以为怒江很难渡。

说到底，强渡怒江，其实是一次心理战，或者说恢复信心之战。

名将的思维皆有相通之处，卫立煌的这一战术，与南昌会战时的冈村宁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就是用“最弱师团”打头，才挽回了日军的士气。

5月11日拂晓，滇西远征军揭开渡江战役的序幕。

渡河部队乘坐的是一种前尖后方的帆布船，一只船可以运送一个班，然而使用起来却极其方便，不用的时候折叠放在背包里，一个人就可以带走，要用的时候只需拿气囊充一下气。

美式后勤配备真是世界一流，几乎挑不出一点毛病，可是乘客们的心却仍然悬在半空中，好半天落不了地。

眼睛一闭下了船，眼睛一睁上了岸。

强渡怒江

想象中的恶战没有发生，因为卫立煌已经用特种部队为“最弱军”铺平了道路。

强渡之前，远征军在岸边建立了炮兵阵地，一水儿的榴弹重炮，往那里一摆，日本人的炮够不着，它却可以准确无误地完全摧毁日军江岸防线。

经过火力清除，当强渡正式开始时，岸边已没有什么日军，第一批渡江部队仅两人伤亡，就顺利地攻占渡口阵地。

滇西远征军由此士气大振，“恐日病”也一扫而空。

最艰苦的行军

滇西反攻正在朝着卫立煌预计的轨道走，即先易后难，越来越难。第二十集团军过岸后，就被高黎贡山挡住了去路。

第五十六师团算准了你要从这里过，因此在险要处修筑了很多据点群用以阻击。在这样的地方作战，山高路隘，到处都是陡坡，爬坡尚且不易，更别提展开兵力了。

令人头疼的雨季又雪上加霜，连绵阴雨使得山路既陡且滑，大部队只能喊暂停。

不停还好，一停困难更多。

负责后勤支援的美军联络组起初认为，可以用空投来代替兵站补给，可是没想到山地气候十分复杂，说变就变，山高雨大，人在飞机上往往看不见地上的空投标志，无法准确实施空投。

空投不行，能进入深山的，便只有骡马，而那些山路，人既难行，骡马也强不到哪里去，于是补给时断时续，难以为继。

进攻中，要想打破僵局，最有效的手段无疑是迂回包抄，而对于迂回路径，卫立煌早就选好了。

反攻滇西之前，他就在找一条绕过高黎贡山的秘道，但这在现有的中国军用地图上找不出来的，大概日军地图上也不会有。

怎么办呢？卫立煌想到了空中侦察。

以前是没有这种条件，如今不一样了。在提出申请后，远征军航空队即飞到高黎贡山上空进行拍照，那时尚未进入雨季，视界没有障碍，结果仅仅两周后，一张高清地图便绘制而成。

在这张高清地图上，隐隐约约真的有条山路绵延其间。

幕僚去民间查证，查证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人走过这条路，年轻一辈没有，年老一辈，甚至上上几辈也没听说过，只是在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故事里似乎有这条路的踪迹。

卫立煌认为有门，少数民族缺乏文字记录的技术手段，嘴巴里传下来的就是历史，而且从地图上看，这条路沿途并非绝地，是可以通过的。

选定路径后，卫立煌便通知远征军航空队，要求不再派飞机在那一带飞行，以免引起对方注意。

迂回部队，选定的是第五十三军，那支原先大家眼中的“最弱军”。

世上没有天生的废才，只取决于你会不会用。南昌会战后，第一〇六师团不仅摆脱“最弱军”恶名，而且还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冲破了四个中国军组成的防线，薛岳被迫调上第七十四军才得以稳住战局。

到了第五十三军身上，道理也是如此。

过了江后，“最弱军”夺得首功，精神头马上大不一样，脸上再无忧愁颓唐之色。

明知迂回是项受苦受累的活，全军也高高兴兴地接了下来，军长周福成派先锋师前去开路。

这一走才发现不是一点点受苦受累，那竟然是整个滇西反攻中最为艰苦的行军。

沿途地滑坡陡，更有甚于其他地方，一路行去，就没有能直着腰走路的时候，唯一的好处也许就是荒无人烟，连日军也想不到它。

在翻过标高四千米的高黎贡山主峰后，先锋师来到了山后。

但这时，他们却又犯了过去常犯的那种毛病，发现山后日军据点很坚固，师长软了一把，又退回主峰。

这一退不要紧，几乎把第五十三军推到了覆没的边缘。

经过一路行军，官兵把身上带着的粮食都吃光了。山顶云雾满天，飞机没法空投粮食，大家只好跟第五军过野人山时那样，挖野菜和竹根充饥。

滇西山上山下的温差很大，强渡怒江时还汗流浃背，在主峰上却如临严冬，就算穿着厚棉衣都冷，一下雨更要命。

从保山出发时，官兵穿的都是单衣，顿时冻得浑身直哆嗦，有的人外面套了一层美式胶皮雨衣，但是雨衣潮湿后贴在皮肤上，同样寒气袭人。

高山顶上，先锋师先后冻死饿死达数百人，周福成得知情况后非常焦虑，担心部队随时会陷入崩溃。

他当即报请卫立煌，将负有责任的师长撤职，同时将另外一个师也跟上去，以整军力量投入进攻，终于将山后据点一击而破。

迂回包抄的成功，意味着解决高黎贡山守敌不再成为问题，只要在你的掌握之中，有的是时间慢慢削，反正左一拨，右一拨，直至把据点群削完为止。

驻守高黎贡山的第五十六师团非常顽固，主动投降的不多，战后山上遍地是日军的死人死马，血浆与雨后的泥土相拌和，竟然重新生成了一种殷黑色的泥巴。

夺取高黎贡山是为了打开通向腾冲的通道，那里是“龙兵团”的战略据点。

“水牛”发力

由于四处受击，日本“缅甸方面军”兵力相当紧张，“菊兵团”第十八师团即将覆没在孟拱河谷，其他部队也脱不开身，能用来守腾冲的只有第五十六师团的一个联队，联队长为藏重康美大佐。

藏重康美手上的人马不多，所以他放弃江防，收缩要隘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

要隘核心是腾冲，其间有三道关，你过得了第一道，未必过得了第二道、第三道。

所谓第一道，即高黎贡山。这第二道也是山，不过是直接拱卫腾冲的四座高山，相当于腾冲的天然外城墙。

就在藏重忙着往山上增兵布阵的时候，第五十六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突然发来电报，要求从腾冲抽兵，以增援师团主力。

这缺德玩意儿，我这都快揭不开锅了，他那里还要再抓米出去。

可是师团长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而且还要认真执行，藏重只好调出一个大队，本来不多的守军这下更少了。

干脆，意思意思吧，于是有的山不守，有的山就弄了几十个人的小队在那里充充数，反正死了拉倒。

6月27日，第二十集团军首先清除四座高山的守敌，其中三座山很快拿了下来，只有腾冲南面的来凤山无法攻破。

第30章 怒江在咆哮（3）

在藏重看来，这是最重要的一座山，因为其山峰比腾冲城墙还高一百多米，可以直接俯视城池。

攻城战中，如果你可以在城外占据一块高出城墙的要地，那对守军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经典范例，就是南京保卫战中紫金山或者雨花台于南京的利害关系。

藏重人再少，哪座山头都可以弃，唯有来凤山不肯弃。

他舍得放在外围的精兵都在来凤山上，共建立了四个堡垒群，堡垒里有炮、有机关枪，更有极富山地战经验的老兵。

7月23日，第二十集团军对来凤山发起第一次总攻。

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也深知来凤山的价值，因此不惜把预备师都拿出来，投入四个团进攻来凤山，但得到的战报，却不是捷报，而是接二连三的伤亡报告。

三天，付出了近千人的伤亡代价，竟然毫无进展。

霍揆章毕业于黄埔一期，他有个绰号叫“水牛”，言其性格憨厚，平时极少发火，然而在这种高压之下，也忍不住愤愤地朝部下发了通大火。

我问你，如果再发起第二次总攻，你有没有成功把握？

部下实话实说：“堡垒太坚固，没有重火力，仍然没把握。”

重火力，也就是特种配备，看来“水牛”得把头上的两只角伸出来了。

7月26日，第二次总攻。

这次，霍揆章亮出了他的“霍家拳法”：远征军航空队多达五十七架飞机在上空投弹，目标就朝向一座小小的来凤山，一天光投下的炸弹就多达五千余枚。

来凤山的日军堡垒的确坚固，可也吃不消如此狂风骤雨般的打击，顿时被炸毁了一大半。

当然，还有飞机炸弹都解决不了的，这就得用敢死队了。

敢死队员匍匐到达堡垒死角后，把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塞进堡垒枪眼进行爆破。

远征军航空队猛袭日军堡垒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霍揆章采用车轮战术，各部队轮着上，一刻不歇地发动进攻，为的就是不让日军得到喘息和修复工事的时间。

7月27日傍晚，一支远征军已杀到来凤山和腾冲之间，藏重眼看连山带人都得全部失掉，只得弃山保人，将残余兵丁撤入城内，山地攻坚转入城池攻坚。

钢将军

在第二十集团军中，真正能打硬仗恶仗的，还是霍揆章带过的第五十四军。

第五十四军系“土木系”部队，在“土木系”中排名仅次于第十八军，新老两任军长霍揆章、阙汉骞也都是有“土木”背景的战将。论名气，这二位或许比不上黄维、胡琏，但也称得上是一对牛人。

霍揆章这个大“水牛”看上去寡言少语，人家却是武林高手，擒拿格斗样样利落，在黄埔读书时就一身两职，既是学生，又是教员——武术教练。

阙汉骞擅长的则是另一套功夫，那就是书法，其成就甚至超过以写字写得漂亮著称的张灵甫，已自成一派，称为“拨云体”。

除了打仗，阙汉骞的业余爱好就是练字，甚至指挥作战的间隙都不肯放过，不到桌上去写上两笔，浑身都不得劲。

即使是淞沪会战的罗店时期，阙汉骞照样可以在屋里练他的书法，日军炮弹落在屋外的稻田里，旁边人都心慌不已，他却笔走如飞，写完还告诉别人，“不用怕，这是扰乱射击”。

阙汉骞是湖南人，打仗很猛，做团长时就有扔出一箱手榴弹以稳定军心的事迹，被称为“神臂团长”，连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关猛”关麟征都对其称赞不已。

要说吃亏，还就吃亏在资历上，他跟胡琏一样，都是黄埔四期的，混到师长后，再想往上挪一步升军长都比较费劲。

到第二次远征前，总算有了机会，史迪威那边要人，第五十四军奉命前往印度，阙汉骞以代军长身份随行，假如没什么意外，那就是要升成军长了。

可是这个世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史迪威把兵留下，军部退回，不要！

至于面子不面子，人家不管，他是美国人，不理你这一套。

这个气，还好，军部虽然“退货”，但第五十四军得以在国内重组，众望所归的阙汉骞也由“代”而扶正。当时的黄埔四期生中，张灵甫和胡琏都是副军长，阙汉骞是晋升上去的第一个军长。

无论老第五十四军，还是新第五十四军，以前都是助攻角色，尽管活干得很漂亮，但射不了门，进不了球总是难以让人心甘，何况阙汉骞刚刚当上军长，憋着一口气要证明自己。

第二次远征，终于让阙汉骞和第五十四军得到了主攻的机会，从强渡怒江，到兵临腾冲城下，攻城拔寨，无役不胜。

日军对中国军队的情报资料研究得非常深，连藏重联队长都知道第五十四军军部被“退货”的事，他对第五十四军在基本部队留在印度的情况下，还能打得如此勇猛，感到十分吃惊。

一查，原来军长阙汉骞来历不凡，是罗店那血肉磨坊里磨出来的，藏重顿将阙汉骞视为劲敌，并在日记中写道：“强将手下无弱兵，彼真钢将军也！”

阙汉骞因此得“钢将军”之名，不过“钢将军”在腾冲城下看到的却是一座“钢城”。

8月2日，阙汉骞沿用山地攻坚的经验，集中全军火炮对着腾冲城墙进行轰击。

按照美械装备标准，第五十四军直接配备十二门榴弹重炮，下面每师还各有十二门山炮，这么多炮加一块儿，那也是气势夺人，半天工夫，便用去了多达三千余发炮弹。

除此之外，远征军航空队还有六十架飞机在上空投弹，可是这一立体式攻击方式，却并没能达成预期效果。

腾冲城墙据说系明朝南征将士垒砌而成，全部为大青石条，不仅异常坚固，而且表面光滑有弹性，炮弹在上面炸开条口子可以，却无法完全轰塌它。

当第五十四军顺着口子往城里爬时，日军的机枪火炮就突然“叫嚣”起来。这些火器原先都藏在城头或角落的石头掩体里，炮弹也打不着，它们给登城部队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血色腾冲

在腾冲战役初期的那几天里，虽然第五十四军时时能通过口子冲入一部分，但由于地形复杂，火力隐蔽，使得这部分人马根本就站不住脚，并且伤亡剧增。

阙汉骞不得不另想攻城之策——光开小口子不济事，得开大口子，整军进入才行。

要开大口子，就得从墙根上动动脑筋。

在这方面最早开窍的是太平军，他们在难以攻破对方城池时，往往使用“穴地攻城法”，即在城外挖地道，直通城下，然后用火药炸开城墙。

清史记载，太平军利用此法攻城，“无坚不破”。

太平军当年是以城外民房为掩护开挖地道口的，所以关键是要找到这么一个掩护地点。

看来看去，只有腾冲城南门外符合这一条件，那里原先是百姓赶集场所，开战后，日军只拆除了靠墙三十米内的建筑，三十米外还有很多房屋，其中包括一些两层的老式楼房。

于是，阙汉骞在楼房上偷偷用沙包垒出了二十个掩体，利用晚上集中重机枪对着城头进行扫射。

大炮都奈何不了，我还怕你的机枪，日军采取了不管不问的态度，这便让早已潜伏城下的工兵有了机会。

挖地洞、埋炸药、按电钮，一气呵成，现代工兵比太平军的“土营”自然要利索得多。

随着爆炸声起，城墙被炸塌多处，隐蔽在平房内的进攻部队呐喊上前，一拥而入。

当第五十四军攻进腾冲城内，发现里面已无一间完好房屋，尽为断壁残垣，而这主要是远征军航空队的功劳。

第一次立体攻击受挫后，远征军航空队感到很不得劲，第二次便派上了B-25、B-29。

这些都是二战中最为优秀的轰炸机种，B-29更被称为“超级空中堡垒”，一次性载弹量达九吨，扔炸弹就跟下雨一样。

8月13日，几枚重磅炸弹恰好命中联队司令部，包括藏重大佐在内的三十二名日军官兵粉身碎骨，联队校佐级将官至此全部伤亡。

原任中队长的太田正人大尉接任守城指挥官，其实这时换谁守都一样，三千守城兵卒已被打掉一半，何况城外的远征军还在源源不断地拥进来。

想要溜还有机会，可是电报发过去，松山佑三师团长却要他继续死守，说是坚持到10月上旬，就有主力来援了。

信也好，不信也好，除了硬着头皮顶下去，一点退路都没有。

一群困兽发了狂，令腾冲之战进入了最残酷的时期。他们从城内的各个隐蔽角落跳出来开火，一会儿前面，一会儿侧面，让你每向前走上一步都要付出不小代价。

仅仅一天之内，第二十集团军就伤亡了三百多人，双方寸地必争，乃至斗到了尸填街巷、血满城垣的地步。

为了尽量减少兵员损失，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被迫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即每至一处，就用炸药将墙垣房屋完全炸倒，以保证所过之处不会再钻出任何一个有威胁的日本兵。

每一步都要提防来自暗处的袭击

第二十集团军连着发起四次总攻，不但彻底挫败了太田时不时组织的夜袭，还将其慢慢驱赶和逼退到城内一角。

到第四次总攻，远征军航空队的战机增加到一百架，地面部队向日军发射炮弹达一万五千发。

太田再看他那些兵，已经完全成了“残疾部队”，不是成了“铁拐李”，就是做了“独眼龙”。

主力在哪里，天晓得，还是送些手榴弹下来实惠，起码这些残疾人还能扔扔手榴弹。

按照太田的要求，日机冒着被击落的风险，飞向腾冲城上空，并向城内投下了大量手榴弹和医疗物品。

靠着这些手榴弹，残兵败将们又有了顽抗的本钱，远征军的第四次总攻再次归于失败。

腾冲之战迟迟不能结束，蒋介石在重庆非常焦虑，因为同一时间，日军仍在向中国的大后方继续推进，如果滇西反攻再陷不利，等于后背又被捅一刀，整个国内局势终将无法挽救。

他向霍揆章发来电报，“中国军队的荣辱，真的就决定于今天的你们了。我命令你们务必在9月18日，也就是国耻纪念日之前，把腾冲城夺回来”！

腾冲日军被打成“残疾部队”，其实现在的霍揆章也接近精疲力竭，经过四次总攻，第二十集团军连预备队都已用尽了。

捏着蒋介石的这份电报，霍揆章咬着牙，把本来负责打援的一个师也调入城内。

不管它了，现在是孤注一掷的时候。

“九一八”如同“七七”，让每一个远征军官兵都热血沸腾，全然忘记了什么叫做危险，什么叫做死亡。

9月5日，第二十集团军发起了入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其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潮水席卷，使残余日军有了一种马上要被吞没或压倒的可怕感觉。

经过这次冲击，日军包括太田在内，仅剩七十余人，他们的命运终于走向了尽头。

9月13日，在太田“玉碎”于自杀性冲锋后，腾冲得以完全收复。

这是滇西反攻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当记者进入腾冲城时，不仅找不到一块好瓦，就连青的树叶也看不到一片。

战后，经霍揆彰提议，在腾冲专门修建了国殇公墓，内葬牺牲于腾冲一役的几千名远征军将士。

第31章 倚天屠龙记

对滇西反攻会先易后难，卫立煌是有预计的，但他确实没想到“难”会来得这么快，光进攻一个高黎贡山就费那么大的劲。

与高黎贡山相比，怒江西岸的另一座山——松山更是易守难攻，所以卫立煌一直把第十一集团军留着，名为防守，其实就是为进攻松山至龙陵一线而准备的。

等第二十集团军占领腾冲，两个集团军合力对付松山，才会有更大的取胜把握。

可是，卫立煌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一个电话，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一张地图。

自力更生

电话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打来的，问他什么事，对方的语气十分神秘，“您得亲自来，电话里面不好说。”

去了之后，宋希濂给卫立煌看一张地图，那是一张刚刚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军事地图。

卫立煌立刻惊呆了。

它与远征军长官司令部里的作战地图竟然一模一样，换句话说，卫立煌的作战意图和计划已被日军完全掌握。

肯定是出汉奸了，可是两人想来想去，又都搞不清究竟哪里出了岔子。

要知道远征军在保密方面是做过严密措施的，以至召开军事会议时，都不准与会人员做笔记，更不用说对地图进行复制了。

计划的泄露，却是源自于美国飞机。

卫立煌举行滇西反攻，肯定要把计划报给史迪威，偏巧一架开往印度的飞机因故障在腾冲迫降，携带文件的军官被俘，整个计划也就因此落入了日军手里。

第五十六师团长原先仅设重兵于松山，在研究卫立煌的进攻计划后，师团长松山佑三赶紧从松山临时调了两千人到高黎贡山，以加强那里的防守。

不管怎样，远征军已无秘密可言，卫立煌如今想到的是将计就计。

既然日军在松山主力到了高黎贡山，第五十六师团在这一方向上的兵力必然空虚，我何不打它个冷不防？

6月2日，第十一集团军也渡怒江奔松山而来。

卫立煌和宋希濂都估计松山日军在调动后，所余兵力至多不过数百，所以只留了新二十八师于松山，其余集团军主力绕过松山，直趋龙陵。

一个美械师，没有理由解决不了区区几百人的日军。

然而，他又错了。

一个月过去，松山仍然动都不动，反而把好好的新编师差点给打残，这让卫立煌再也坐不住了。

发起反攻之前，卫立煌曾不只一次地隔岸眺望松山，不过，这次他决定亲自过江去看个究竟。

当卫立煌一行来到山脚下时，有日军飞机朝地面进行扫射，随员们不由得慌乱起来，但卫立煌视而不见，兀自一人举着望远镜对山上进行观察。

卫立煌（拿望远镜者）正在前方了解敌情

不要怕，这是侦察机，只是恰好经过，射击也是盲目的，打不着人。

跟着过来的有美国记者，觉得眼前的情景简直不可思议：一个战场最高指挥官，竟然可以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做若无其事状。

赶紧拍照，传回美国国内，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牛人，什么叫猛料。

卫立煌满心想着的却是另外一码事。

将计就计，却没能让日军中计。

卫立煌还不知道，当时中国军队的来往密码已全部被日军破译，他的所有电令可以一字不漏地到达对手桌上，第五十六师团也早就在松山部署了一个大队，计有一千三百多人。

卫立煌也许不清楚个中内幕，可是他只需根据多年沙场经验，就可以判断出松山之敌绝不只几百，而应在千人以上，再观察新二十八师的攻击情况，官兵们不是不卖力，而是实在没力了。

显然，没力了就得换有力的，可是两大集团军都上去了，无论腾冲还是龙陵，都处在激烈的相持缠斗之中，他们还恨不得再伸手向你要援兵呢。

松山如此难搞，抽少了没用，抽多了，那两边就可能要失血晕过去了。

好在卫立煌可以自力更生。他不像去印度的郑洞国，后者就是一个空头指挥官，门口连站岗放哨的都没有，卫立煌不同，他不仅可以自如地调度两个集团军，还掌握着一支直辖军。

这支直辖军，就是郑洞国出国前留下的第八军，现任军长为何绍周。

何绍周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侄子，虽系高干子弟，习气却并不纨绔，人家是黄埔和陆士双料生：黄埔一期，陆士十五期。

光凭后面这个资历，别说汤恩伯，就连冈村、板垣、土肥原们都得站成一排，喊一声“学长，您好”。

何绍周为人谨慎，尽管叔叔身居高位，自己资历又深，但并不倚老卖老，不仅平时待人接物谦逊周到，在治军作战方面也非常认真。

可是有时候，人还是得有点运气才行。

淞沪会战时，何绍周担任税警总团支队司令官，由于美式军团不服黄埔的“水土”，导致开局不利，只得把位置让给了孙立人。

人一下来，上去就不容易。到组织第二次远征前，何绍周总算熬出头，又当上了军长。

从卫立煌那里领命之后，何绍周立即点起五万精兵，把新二十八师换了下来。

地堡大攻防

真是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不是难，而是太难了。

在第八军发起的首轮攻击中，经过轻重火炮炒油锅似的反复轰炸，日军重火力已经基本被打坍掉了，连遮蔽堡垒的树木都化为灰烬。

但是无论多猛的火炮，都始终奈何不了那些堡垒，就算你知道它们在哪里。

当步兵冲上山，为免误伤，只能使用近战武器，而用步机枪与武装得像牙齿的堡垒较量，就如同堂吉诃德挺着长矛刺风车，要多吃亏就有多吃亏。

何绍周组织爆破手，抱着炸药包去炸敌堡，然而没走多远，就被打倒在射孔前。

无法摧毁的堡垒成了进攻松山的最大难题。

在中条山时，苏联顾问曾告诉卫立煌，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防御工事，现在第十八师团苦心营造的松山要塞，恰如对这一名词的最好诠释。

松山要塞的大小堡垒均深入地下，上面用多达三四层的树干和泥土覆盖，光积土就有一米多厚，中间再铺钢板，加上伪装巧妙，天上落的炸弹和地上甩的炮弹均难以命中，更不容易予以破坏。

高黎贡山的工事已算坚固，可是仍远远不及松山。第五十六师团在松山也做了长期固守的准备，地下有小型发电厂，可以提供照明，粮草弹药则储藏丰富，短时间内足够消耗。

“龙兵团”曾放出狂言：“中国军队不牺牲十万人，休想攻取松山！”

何绍周的头大了。

他面对的不是几道防线，闭着眼睛冲过去就行了，那是无数密密麻麻的地堡，而不将这些地堡和里面的日军一个不留地全部清除掉，就谈不上收复松山。

战争进展到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地步，“龙兵团”已经歇斯底里，其官兵完全幻化成了一种亦人亦兽的怪物，即使明知山穷水尽，也没人肯举手主动投降。

何绍周的第八军，除在昆仑关一战成名的荣誉第一师外，其他都是黔系部队，和何绍周一样，均为贵州子弟。

在王家烈时代，黔军名声很糟，西南军队如果设一排行榜，它得排在末尾，那是标准的“双枪兵”，一打就倒。不过在成为嫡系军后，由于历经淞沪会战等大小战役的考验，加上很多黄埔军官的加入，使得其战斗力已今非昔比。

贵州人是很能爬山的，但此山非彼山，松山之上，大家比拼的是意志和坚韧，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特种武器。

第二轮进攻，何绍周投入了火焰喷射器。

火焰喷射器由一只盛装汽油混合溶液的汽瓶和皮管组成，溶液由皮管喷出后，与空气混合，会自行燃烧，从而形成一条火龙。

由于喷射器的实际射程可达四十米，所以喷火兵用不着像放炸药包一样贴近地堡，而只需在步兵掩护下，选一个射程内的适当位置即可。

在将火龙喷入地堡后，堡内立即燃烧、爆炸。

如果日本兵侥幸不被烧死，炸死，那他的下场更惨，在氧气被完全烧尽后，将窒息而亡，有人临死前甚至用手把喉咙都给抠破了。

松山上的地堡非常多，远征军只能用这样的办法让它们从眼前逐个消失。

7月25日，何绍周发动第三轮进攻，经过苦战，远征军终于接近松山顶峰。

与周围极其坚固的工事相比，这里的工事最坚固，与周围极其严密的火网相比，这里的火网最严密。

母堡护子堡，子堡托母堡，轻重机枪迫击炮，加上山高坡陡，第八军连稍微靠近一点都不可能，喷火兵一时也无可奈何。

已经两个月了，松山仍不能克，中印公路也就一直处于截断状态，补给运不上去，已严重影响到腾冲、龙陵两战场的进展。

卫立煌传来蒋介石的紧急命令：限九月上旬克复松山，到期不成，团长以上全部要治罪。

何绍周穷急之下，决定采用一种十分罕见的大爆破攻坚法。

从8月11日起，工兵开始作业，分别挖出两条地道，直通日军地堡底下三十米处，筑成两间“药室”。

美国TNT炸药，那个时代被称为“炸药之王”，满满两卡车全都运进了“药室”。起爆那一天，整个松山山顶都被掀翻了，炸出了两个深达十五米的漏斗坑。

除了几个奄奄一息的家伙外，顶峰日军皆化成灰烬。

两卡车“炸药之王”掀翻了松山山顶

都这个样子了，松山之战还没完，最后还有一个由村庄、山洞组成的堡垒群。

此时，处于攻方的远征军伤亡已十分惨重，荣誉第一师的一个营竟然只有十八人还活着，等于整个营都快打光了，其他两个黔军师情形也好不了多少，这使得第八军的整体攻击力和攻击效果锐减，前线又停滞下来。

时间已到了蒋介石设定的九月大限，卫立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再次来到松山视察。

第八军的实际情形他看到了，最好就是能调一支生力军过来接替，但问题是他手中已经没粮了，再说松山战场如此特殊，重新派新部队的话，必然还有一个熟悉过程，那只能使时间拖得更长。

这位司令长官只能一个劲地给何绍周打气：“敌人已是山穷水尽、精疲力竭，你只要用适当的战术，出奇兵而攻之，松山很快就能攻下。”

何绍周唯有苦笑，奇兵奇兵，你倒是出一个给我看看。

从发起第一轮进攻起，何绍周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军校学的、战场历练的、临时逼出来的，该想的能想的，全都想过了，他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适当的战术”可用。

卫立煌却没打算就此饶过他，回到后方指挥部后，当下就正式发给何绍周一项书面攻击命令，限期两周攻下松山。

何绍周一看，两周还是有困难，便打来电话，要求让部队喘息一下，否则攻击进行不下去，说着说着，忍不住在电话里嚷了起来，“实在不行，长官不如先把我枪毙，另找旁人来松山吧。”

战场之上，服从命令听指挥是铁律，卫立煌想不到自己连正式命令都下达了，对方不仅拒不服从，而且还敢公然顶嘴。

他冷笑着撂下一句话，“你不用着急，不服从命令，当然是要枪毙的。”

说完之后，他就气呼呼地把电话给挂上了。

卫立煌的参谋长见情形不对，赶紧给何绍周打去电话，旁敲侧击地告诉对方，“卫长官这回可真生气了，他是敢作敢为的人，别以为你叔叔是军政部长，他那一刀就剁不下去。”

何绍周意识到自己脖子上架一把冰凉的刀，再顾不得体恤他的子弟兵了。

拼了，哪怕是近战肉搏。

主攻团团长端着冲锋枪上阵，负了重伤抬下来，接着代团长又受伤，这个团最后仅余数十人，不得不归并其他团指挥。

在第八军的拼死冲击下，堡垒群逐渐消融，残余日军也所剩无几，负责驻守松山的金光惠次郎少佐以下还有八十人，而且很多和腾冲那里一样，为只手只脚只眼的残疾兵。

9月7日，第八军全歼这股残敌，完全占领松山，距卫立煌下达两周攻克的死命令，用时不到十天。

弄巧成拙

滇西反攻虽分三个摊子作战，腾冲、松山、龙陵，但前面两个可以说都是围绕龙陵来进行，因此史家又称整个战役为“龙陵会战”。

龙陵是重中之重，不然就不会派宋希濂上了。

在黄埔一期出身的将领中，宋希濂除了运气特别好以外，脑子也属于比较灵光，经常喜欢走走捷径的那一种。

攻坚战非常难打，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如果硬攻，都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就算孙立人在八莫采用那种“不讲理打法”，也打了足足四周。

宋希濂认为自己可以快得多。

不是吹牛，那是有经验的。兰封会战，桂永清声名扫地，宋希濂却能取而代之，都跟兰封的攻守有关，而宋希濂之所以能攻下兰封城，某种程度上，却是日军主动撤离的结果。

什么叫垂死挣扎，什么叫困兽犹斗，都跟人的状态有关，你不能把人往死里逼，弄得他走投无路，那不得跟你玩命吗？

老宋长了心眼，他在龙陵采取的是一种“网开一面”战术，即猛攻东、南、北三面，故意放开西面，这一面就是给日军跑路时用的。

很讨巧，但是运气好了，也不能说就一定不灵。

第32章 倚天屠龙记（2）

第十一集团军主力为钟彬第七十一军，包括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其悠久历史可追溯到德械师乃至“一·二八”会战那段光辉岁月，虽然说眼下已算不上超一流部队，但在滇西远征军中绝对还是佼佼者。

加上宋希濂本人又是德械师的老军长，在两师中的威望很高，相当于是带着亲兵部队在征战，指挥起来那真是得心应手。

仅用两三天工夫，第七十一军便杀到了龙陵城郊，速度十分惊人。

6月10日晚，第七十一军前沿部队进入龙陵城，还占领了日军仓库，看到好多的干粮和罐头。

太可人了这个，让传令兵带点到后方去。

这下子，有实物有证人，到处都在盛传日军从西面跑了，远征军已经完全占领龙陵。

宋希濂喜不自禁，赶紧打电话到前线查问是否属实。

军师长们正吃着缴获的牛肉罐头，随口答道：“没错，要不要把罐头给您送两罐去？”

老宋听了之后比吃牛肉还兴奋，刷刷地便写一捷报发重庆。

那阵子，无论腾冲还是松山，都没有着落，收到“克服龙陵”的消息，蒋介石的统帅部差点沸腾起来，立即向新闻界进行了通报。

但随后发生的事却让宋希濂和统帅部都目瞪口呆，且尴尬万分。

消息是假的，那不过是龙陵的第五十六师团唱的一出空城计而已。

当天晚上，退到四周山上的日军又反扑过来，城内的远征军未及提防，死伤大半，不得不退出龙陵。

“网开一面”设计得很好，我留西面，让你去那里待着，可是西面实际是平原，日军如果往西面跑，根本无险可守。

想想还要被你在后面追打，倒不如回过头来咬你了，实在不行，尚有险可据。

以往宋希濂的运气总是不错，然而这东西毕竟不是你们家亲戚，总有出偏差的时候，一不小心，眼瞅着就砸手里了。

敞开西面，却正好让敌人援兵从西面钻进来：从腾冲方向来了一千五百人，从龙陵的后方芒市又来了七百人，日军数量的剧增，使得仗越来越难打。

另一方面，由于腾冲、松山被卡，补给不能及时跟进，在粮弹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第一次攻击被迫暂停。

宋希濂万万不会想到，他要讨巧，结果却弄巧成拙，原先预想的最短时间变成了最长，直到腾冲、松山之役临近结束，龙陵之战还悬而未决。

8月10日，在补给到位后，宋希濂才得以重新集结兵力，向龙陵县城发动了第二次攻击。

如果说上次没成功，是因为不小心，这次应该给足了力，但情况却显得更加糟糕。

不仅二十多天没有打下龙陵，还遭遇了第五十六师团凶猛地反扑，有的部队退回来防守都来不及，还有的差一点就全军覆没。

卫立煌收到战报十分惊讶，这个样子，分明是攻守主角要易位了，龙陵日军哪来这么大的力量？

按照卫立煌的推断，先前渗入龙陵的那两千多援军远不足以翻出如此大浪，其中必有蹊跷。

高科技是不得不信的，远征军航空队的侦察机又出动了。

连续几天拍成的照片在桌上摆了一堆，如果一张张单看，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古怪，但当卫立煌把它们平摊开，铺成一列时，立刻，一个类似于动画片的奇异效果出现了。

在芒市以南的公路上，许多树丛竟然会走路！

人走路很正常，树走路？

除非它是树鬼。

卫立煌立即命令当地游击队进行辅助侦察，侦察结果表明，“树鬼”并非灵异现象，而是伪装的日军军车，上面覆盖着的是绿色防空网，有的还特意被漆成了丛林图案。

这么多部队秘密移动，显然是一次大规模的侵略行动，表明日军的作战意图极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很快，缅甸地下抵抗组织传来的情报，完全证实了卫立煌的这一推断。

时间竞赛

缅北的第十八师团，滇西的第五十六师团，均属于日本“缅甸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编制，司令官为本多政材中将。

本多政材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九期，他和横山勇一样，是从关东军方面转过来的，而且此前也是方面军司令官。

干过关东军的，总会下意识地把自己摆到绝对精锐的位置上去，即便换了地方，也改不了人五人六的习惯。

可时势比人强，等他到了缅甸，战局急转直下，曾经威风一时的“菊兵团”竟然成了挨熊的典型，在缅北只有被人掐住脖子痛打的份。

在没有多余机动部队的情况下，本多政材唯有调整战略，由兼顾两头变成只顾一头，即在缅北由攻转守，滇西却由守转攻。

缅北那里不是不管，而是暂时不管，等把中国远征军消灭或驱出滇西后，主力再移往缅北，变守为攻，以挽救密支那及八莫。

当宋希濂二攻龙陵时，本多政材已将自己的指挥所前移至芒市，第三十三军主力和第二师团也昼伏夜行，陆续往这里集结。

现在的芒市，已成了一座不断膨胀的大兵营，龙陵守敌力量的增强，正是缘于芒市日军的增援，难怪人越打越多，总也打不完。

按照这个代号为“断”的作战计划，本多政材准备先死守包括龙陵在内的滇西，等日军在芒市集结完毕，再对滇西远征军正式发动总攻。

在把本多政材的底摸清楚后，卫立煌便与对手展开了时间竞赛。

他的角色，变成了苛刻的监工，一天到晚地催工程进度，不仅用下达死命令的方式一个劲倒逼霍揆章和何绍周，还以“上传假捷报”的理由把宋希濂给换了下去。

新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是黄杰。

与其他黄埔一期出身的高级将领相比，黄杰的能力并不十分突出，尤其不擅应变。

长城抗战时，他在最险要的八道楼子只部署了一个连，原因是认为日军穿着大皮靴，又背着较为笨重的装备，爬山一定不行，至少会爬得很慢，没等爬到半山腰，主力部队就可以闻讯过去增援了。

没想到鞋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日本兵换了鞋子，轻装上阵，结果直接导致八道楼子失守。

正因有这么一个缺陷，黄杰尽管资历很深，前前后后也积累了许多战功，但在变幻莫测的战场上，却常常马失前蹄。

最哭笑不得的是在兰封会战时，本来要继胡宗南之后升军团长了，黄杰自己也已在到处为之搜罗幕僚人选，不料商丘失守，最后只落得个与桂永清一样撤职处分的下场。

不过，黄杰有一点好，那就是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他那老实本分的个性，即使被撸下来了，也不声不响、一句牢骚没有地顺墙脚蹲着，等到上面想起他来，又一点价不还地马上出列。

后来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树倒猢狲散，别人都重新做了计较，只有黄杰硬是带着几万残兵跑到越南，然后在那里苦熬三年，一直等到返台，因此有人称他是“海上苏武”，后期很受蒋家父子重用，成为蒋介石在台湾的第一号看门人。

黄杰当然没有老宋那么机灵，可他不会取巧，这时候卫立煌要的就是认死理的人。

你按照我的要求，只管狠劲往龙陵打，不让它反击过来，即为大功一件。

黄杰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不从命”这三个字，所以只管放心。

到九月中旬，随着腾冲、松山之战结束，滇西远征军主力得以全部会拢于龙陵，而在远征军航空队日复一日的空袭下，日军在芒市的集结却十分迟缓，根本无法达成大兵团侵略作战的要求。

眼看失去腾冲、松山，龙陵也旦夕难保，本多政材的“断”计划已失去意义。这位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流着眼泪，下令取消原先的总攻计划，同时从龙陵撤出一部分守备部队。

对不起，你没法“断”我，我可就要“断”你了。

10月29日，由黄杰具体指挥，滇西远征军对龙陵守敌发起致命一击。

按照事先的准备，远征军首先使用的是特种部队，所有步兵奉命后撤一千米。

三百门大炮集中射击，天上还有轰炸机投弹。整座龙陵城因此地动山摇，尘土蔽天，连隔开老远的远征军阵地都被震得像地震一样不停波动，由于炮弹实在太多，爆炸散发出的热量把空气都快给煮沸了，尽管当时还下着雨，但中国官兵却个个汗流浃背。

一时间，重武器火力网强大到了不能再强大的程度，日军连抬头喘息一下的空都没有，阵地工事已被摧毁大半。

在空前猛烈的炮火中，日本兵有的被当场炸死，有的则炸飞了双腿、双脚，变成了不能行动的残疾兵，绝望之下，这些人像接力一样，把手枪传来传去，为的是朝自己太阳穴上开最后一枪。

火炮集中射击让“龙兵团”无处可藏

可怕的特种打击结束后，龙陵城里即使没有被炸掉的堡垒，也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完全覆盖，以至黄杰不得不调动工兵进行清理。

堡垒里面还有残敌，不过他们如果再待在憋闷的堡垒里，无异一死，所以情愿冲出来拼命。

远征军采用紧逼战术，前后左右地围逼，直到将这些刚刚跑出来的“土老鼠”完全消灭。

整体上摧毁容易，难的是全城搜索清理。那些零零碎碎的日本兵往往藏在瓦砾中，等你打扫战场时，就会冷不防地蹿出来，挺着已没有子弹的步枪猛刺猛扎。

如果工事对工事，冲锋枪一梭子过去，就能将这些失去理智的家伙打得通透，关键还是没防备，以致远征军常常要为此蒙受损失，龙陵只是一座小县城，但全城大搜查就忙了整整两天。

11月13日，远征军完全收复龙陵。当重庆方面确证时，已是半夜三点，蒋介石接到电话后如释重负，说我一直都不敢睡觉，等着的就是这一消息。

龙陵之战，是滇西反攻中双方耗用时间最长，投入兵力也最多的战役，日军前后死伤一万多人，远征军伤亡也接近三万。

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说法，曾被本多政材寄予厚望的龙陵光在名字上就很不“吉利”，龙陵者，埋葬孽龙之陵墓也，第五十六师团号称“龙兵团”，你说有多晦气。

“龙兵团”也确实是基本覆没在龙陵的，从那里撤出来的，只能称得上是该师团的残部，第五十六师团的番号随后便被予以撤销。

脾气最大的门生

收复龙陵后，卫立煌乘胜追向芒市。此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更是吃不消远征军的特种打击。

沿途日军的纵深阵地和堡垒，几乎无一不被远征军的炮空力量所摧毁。有的堡垒比较隐蔽，一时能躲过炮火，但试想一下，你成天像老鼠一样钻在既局促又闷热的工事里，光听炮响，以及感受死亡一步步地走来，却得不到与对手面对面决斗的一丁点机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很多日军官兵都出现了精神问题，有人干脆钻出堡垒——很可悲，外面全是炮弹，一颗炮弹飞来，半边脸都飞了。

当黄杰陪同卫立煌视察阵地时，他们看到焦黄枯枝上散乱垂挂的，都是被炸死日军的残肢。

黄杰向为老实憨厚之人，虽经无数次战场厮杀，但目睹这种无比凄凉之态，亦不免“魄动而心惊”。

日军退出芒市，再退出遮放，到了中缅边境的畹町才得以收住脚。本多政材遂授命第五十六师团长松山佑三在此统一指挥，以阻止远征军西进。

松山佑三快成光杆了，幸好他还可以调遣第二师团，这个师团是“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当年也是赫赫有名，被称为“仙台武士”。

第二师团从东北调入南洋的时候，正好碰上美军大反攻，那种海陆空的立体摧毁式进攻，打得它溃不成军，不少人都患了战争恐惧病。

在日本，第二师团几乎就是开创历史新纪元的英雄部队，轻易可垮不得，日本统帅部赶紧将其后移，转给了“缅甸方面军”。

可怜“仙台武士”并没能逃脱厄运，自从第二次远征开始后，已被拆掉了好些部分，稍比“菊兵团”“龙兵团”好些的，就是到现在为止，主力尚存。

以第二师团为底子，加上“二残”——第五十五、五十六师团的残部，松山佑三凑得一万多人，为的就是在回龙山再挣回脸。

畹町有回龙山作为屏障，山上工事坚固，再加上畹町实为日军在云南境内的最后维系，所以打起仗来既疯狂又玩命。

虽然同为美械装备，但滇西远征军远不如中国驻印军，这在装束上就可以看出来，前者一律灰衣灰帽，很多人扛的还是步枪，后者则个个头戴钢盔，基本上握的都是冲锋枪，同时在兵员补充上，中国统帅部也是优先供给中国驻印军，用飞机运过去的大多是黄埔军官和老兵，剩下来的才会考虑滇西远征军。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滇西远征军的人员损耗特别大，即使有强大的特种配备，其伤亡率也基本维持在三比一，即三个中国兵才可以打倒一个日本兵。

到收复遮放，滇西远征军的伤亡已达六万多人，每个师多则千人，少的只有几百，加上刚刚补充的新兵又缺乏格斗经验，导致部队战斗力锐减。

黄杰亲临一线督战，先后调换两个师，连攻数天，都攻回龙山不下，而且，两师还伤亡过半。

日军非常狡黠，知道远征军的炮火猛烈，等你发炮时，他就躲起来，炮一停或一延伸，日军随即一拥而上，殊死反扑。

第33章 倚天屠龙记（3）

这时，已经突击上去的步兵退不下来，只能近战肉搏。一些官兵，特别是新兵或者年纪不大的小兵，在白刃战中根本就不是老鬼子的对手，连招架都谈不上，就被对方用战刀或刺刀给解决了。

黄杰在下面看得清清楚楚，目睹惨状，痛心得眼泪直流，“不要再攻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主动向他请战：“凡是其他部队拿不下的任务，都可以由我们第七十一军来完成。”

陈明仁，湖南醴陵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黄埔名将大多以“勇”著称，陈明仁算得上是“勇中之勇”。东征北伐时，生着病都能一个人爬上山头，硬是指挥一个排缴了对方一个营的枪。

攻惠州城时，身为连长的陈明仁一手拿驳壳枪，一手举旗子，率先登上城头。为嘉其勇，蒋介石在惠州亲发口令，吹三番号向其敬礼。

陈明仁的脾气和本事一样大人的脾气总是会跟着本事和功劳一道长，陈明仁的脾气也越来越大，渐渐地都敢跟“校长”叫板了。

滇西远征军开始组编时，蒋介石在昆明召集军事会议，由于蒋氏素来注重军人仪表，因此与会者个个都穿着将军服，且一丝不苟，只有陈明仁大大咧咧、不修边幅，披着件士兵的衣服就来开会了。

蒋介石看得直皱眉，但当时也没说什么，及至他到陈明仁的部队去视察，便再也忍不住了。

这支部队哪有一点嫡系军的样子，军装全都又破又烂，简直连地方军都不如。

如果是在三战区、五战区、九战区，天高皇帝远，也就算了，可这是昆明远征军基地，不知多少美国军官和记者在这里呢，让人家看见，岂非“有伤国体”？中国军队的脸都丢得一干二净。

蒋介石让陈明仁的上司，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去找陈明仁，当时大概也就想骂两句算了。

没想到陈明仁不在昆明，在郊区，而且神龙见首不见尾，连宋希濂都找不到他。蒋介石打了四次电话过去，都见不到人，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其调为第七十一军副军长。

这个调令下达，陈明仁不能不现身了。

陈明仁最初到云南时，虽官居师长，但供他指挥的部队，却有三个步兵师，还有一部分炮兵，明摆着就是要升军长的。现在成了副军长，显然是明升暗降，陈明仁心里十分不甘。

等蒋介石第五次召见时，这哥们便准备大闹一番，临走时还特地关照家人，“我这一去，或许不能再回来了”。

有了这番决心和气势，陈明仁连通报这道程序都省了，直接闯过门卫和侍从室，一路咋咋呼呼地跑进蒋介石的会客室。

蒋介石闻讯，倒没有大发雷霆，反而态度非常安详和蔼，跟陈明仁会面时还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这倒很难让人发作了，毕竟师长变副军长，是升而不是降。

千不该万不该，谈话临近结束时，蒋介石画蛇添足，多了一句嘴，“你这个师长没有做好，希望以后多努力”。

陈明仁心头的那股无明火，腾地就被这句“好话”给点燃了。

说什么呢，我哪个地方没有做好？是打仗不好，还是训练不好？每次作战，你都说我打得好，训练也不错，你还亲自发电报嘉奖过，怎么今天突然一下子全变了？

蒋介石被他噎得张口结舌，沉默好久，才道出实情：“你的部队的衣服没有穿好。”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陈明仁更生气。

“是，我承认，我的部队衣服没有穿好，可这不能怪我，只能怪你！”

自陈明仁进门后，蒋介石一直保持着“校长”的风度，听到这句话，却也来了气，“什么？你还怪我，凭什么？”

陈明仁既然敢闯“白虎节堂”，就没什么可顾忌的，“衣服是你发给我的吧，你知道那衣服的质量有多差，说是可以穿两年，实际一季都穿不到，有的一个星期便破了。就这料子，还只发四成新，六成都是旧的。”

这一棍，可算是捅到了蒋介石内心最痛的地方。

抗战打了七年，中国后方经济已经困窘到需要四处求爹爹告奶奶的地步了，试问他还有何能力再给部队添置挺括的新装？

但这又关系到“国体”，平时是不能说也不能承认的，蒋介石理屈词穷，一再坚持“决没有这样的事”。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相当不给人面子了，但陈明仁吵吵巴火地还是不肯罢休，“我说的这些事都有账可查，绝非捏造”！

蒋介石眨巴眨巴眼睛，忽然回过神来：“我看过在滇的所有部队，大家发一样的衣服，可没有哪一支像你的部队穿得那样烂。”

陈明仁却还有话说。

“那是他们想拍你马屁，糊弄你，我可不会这么做，我是有什么穿什么，绝不会学矫揉造作的那一套。”

蒋介石很无语，只好说：“就算衣服质量差一些，你也可以想些办法，没必要弄得这么难看吧。”

陈明仁今天就是打定主意来闹事的，给台阶他也不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家里又没有钱给士兵重做衣服，当然是你发什么，我们便穿什么。”

蒋介石不是一个很善于争辩的人，面对眼前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只得翻来覆去重复一句话，“总之你不行，总之你不行……”

后面这句话没有哪个男人不忌讳，陈明仁气极，也不顾一切地跟着嚷嚷，“我认为我什么都行，就是行，就是行……”

陈明仁本来是穿一身将军服来见蒋介石的，你不是就是喜欢看这副行头吗，吵着吵着，他怒不可遏，竟然当着蒋介石的面，把中将领章一把扯下，扔在地上。

不干了，这是什么中将，我不要这个官了！

侍从们及时跑过来拉架，两人的嘴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经旁人一劝，陈明仁才从高速公路飙车般的亢奋中冷静下来，发现自己确实玩得有些过火，所以蒋介石示意让他回去，他也就闭起嘴巴，乖乖地离开了。

回家后，陈明仁以为蒋介石要追究他，做好了吃牢饭的准备，没想到一个星期后两人再见面，蒋介石不但对争吵一事只字不提，还问长问短，甚至问陈明仁最近看些什么书。

倒是陈明仁熬不住，表示自己上次在态度和言辞上多有失敬的地方，请对方原谅。

蒋介石一听，一边摇手，一边说：“那是没有关系的。”

这句话，连说了三遍。

自此，陈明仁在黄埔一期生中可算是出了名，说他是蒋介石身边“脾气最大的门生”也不为过。

宝刀屠龙

蒋介石既能在民国乱局中成就一番事业，就不会是无量之人，在用人御将方面自有他的一套章程。

一名战将，如果对官阶荣辱完全不在意，那未必是好事，除非这个人有更高一层的境界，否则只能说明此人已暮气沉沉，身上不再具备搏杀战场所必需的冲劲和闯劲。

蒋介石能对陈明仁的“大不敬”既往不咎，当然是有所期待的，而这位勇将也很快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回报。

第七十一军军长原先是钟彬，收复龙陵后，钟彬奉调去青年军，陈明仁得以正式升为军长，有了进一步施展抱负的机会。

陈明仁主动请战，黄杰知道这位仁兄很能打仗，因此十分高兴，可这时他却遇到了一件非常烦心的事。

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起初判断畹町的日军只有五百，他不明白为什么几天过去了，还是拿不下这区区五百人，因此对滇西远征军很不满意，甚至认为中国军队是在消极怠工。

他通过联络官直言不讳地告诉黄杰，说航空队经费需要美国纳税人掏钱，你们远征军不卖力，空军以后恐怕不能再配合作战了。

不管黄杰怎么解释战场的实际情况，对方就是不相信，并且问下面还有谁能担当进攻之责。

陈明仁就在黄杰身边，腾地站起，“我，陈明仁！”

老美把眼光转向着眼前这位中国军人，继续问道：“那么，陈将军，你们哪一天可以拿下回龙山？”

陈明仁答：“我的部队明天到达，后天接防，第三天攻下回龙山。”

联络官不再说话，在场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当即追问：“你对此是否有确切把握？”

言下之意不要信口开河。

陈明仁瞟了他一眼，斩钉截铁地答道：“如果当天不能一举成功，便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与我的部队都已经战死在回龙山了。”

白修德闻言，不由得耸肩伸舌，在惊讶的同时，也表示不能完全相信陈明仁的话。

太能吹了，这家伙。

陈明仁不是吹，他确实有把握。

1945年1月9日，第七十一军正式接防，但首先进攻的不是回龙山，而是附近的三台山，连远征军航空队的飞机也跟了过去。

松山佑三迅速把主力集中到三台山。

他中了对手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之计，第二天凌晨，陈明仁突显峥嵘，下重手猛击回龙山。

三批轰炸机从上空飞过，轮番进行俯冲扫射，随即是炮兵出击。

这一次，陈明仁准备了足量的炮弹，从早上轰到下午。不过炮打得很离奇，在行家看来，都不在一个调子上，有时长时间大面积地进行连续射击，有时急射一阵又突然停下来，有时则阴一炮、阳一炮、前一炮、后一炮，变戏法一样地倒来倒去。

美国联络官和那个叫白修德的著名记者都在观战，准备“见证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可看来看去，越看越乏味，乃至昏昏欲睡。

最让他们感到郁闷的是，本来准备冲锋的士兵竟然全都松松垮垮，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这也太膈应人了，难道你们不想攻取山头了？

白修德一看手表，都下午三点了，离天黑还有两三个小时，这还要瞎折腾到什么时候。

他开玩笑地说：“但愿上帝将太阳拖住，不要让它溜下山，否则，陈军长可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陈军长”今天却是要将他的诈术进行到底。

这次炮击之所以显得那么古里古怪，原因是炮兵已全部改由负责冲锋的步兵指挥官进行指挥，让发射就发射，叫延伸就延伸。

由步兵来指挥炮兵，难怪这么乱

开始一放炮，日军就紧张，可是炮一停，发现远征军却并无要立即冲上来的迹象，况且炮又打得那么杂乱无章，毫无“专业水准”。久而久之，日军就以为对方是佯攻性质，完全不放在心上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低头一看，已是下午四点多。

美国人脸上都是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照他们看来，恐怕连上帝都救不了那个吹牛不上税的大嘴“陈军长”了。

陈明仁给前线打去电话：“时间就是胜利，我们的身家性命就决定于这最后时刻。”

按照陈明仁的命令，炮兵集中火力向回龙山迅速发射，其中三分之二火力射击敌堡，三分之一火力断其后方。

紧接着第七十一军便发起冲锋，这时炮声仍然不停，而是将原先射击堡垒的三分之二火力完全移向后方，从而成功地阻止了日军反扑。

刚才还一副懒洋洋神态的步兵，忽然像川剧变脸一样蜕变成了另外一群人，他们杀声震天，吼声如雷，转眼间就冲上了回龙山顶，并且用手榴弹纷掷的方式，把山顶残留的日军炸得血肉横飞。

下午五点，远征军占领回龙山，此时天还未黑，陈明仁没有食言。

打了一天“百无聊赖”的炮，奠定胜局的却是最后十分钟，中国将领的指挥才能和滇西远征军的战斗精神，让美国“观战团”目瞪口呆，并且赞叹不已，白修德还专门就此写了一篇通讯报道。

宝刀屠龙，谁与争锋？回龙山之战成为整个畹町战役的转折点。

除回龙山外，畹町还有其他高山和工事，有的工事据说比松山还坚固，黄杰在进攻前，曾预料即使攻克，也会出现重大伤亡。

经过回龙山之战，滇西远征军在美国人心目中又有了地位，美国联络官反过来劝说黄杰：“千万不要对堡垒硬冲，只要发现日军，我们就派飞机来炸，没事的！”

飞机来炸了几次，却发现对方根本没有对空还击，而这在以往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前线部队觉得奇怪，就派侦察兵前去一探究竟。

侦察兵小心翼翼地摸上去，在堡垒前没看到鬼子，再钻进去，也没有。

远征军迅速追击，一直追到畹町街上，也没有见到一个鬼子兵。

日军撤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溃退了。回龙山一战，已将松山佑三师团长和他的官兵们固守畹町的意志摧毁殆尽，乃至过去只有败退的中国军队才有的大崩溃也现身在他们身上。

前线的日本兵连中国军队的影子还没看到，就纷纷拼着命往后跑，无论“仙台武士”，还是“二残”，都一个衰样。谁要是倒霉晕倒在路上，哪怕你还有气，身边的同伴们也会毫不客气地扑上去，把你身上能吃能穿能用的东西全部扒光。

浑身光溜溜的可怜虫们，醒过来后只能祈求中国兵早点杀过来，这样或许还能救他们一命。

日军将在缅北和滇西的溃退之路称为“靖国街道”，等于说是进靖国神社可以开后门、抄近路了。

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会师于畹町附近的芒友，第二天，被称为“到东京之路”的中印公路得以完全打通。

第34章 烈焰中的军旗

中国的跨国远征，却仿佛是一次巨大的冒险。

第一次远征，失去了整整六万精锐，国内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的所有辎重装备损失殆尽，作为王牌部队的老第五军从此消失。

第二次远征，又是几十万主力进入云南和印度，经过大战，中国总预备军中训练及战斗力良好的部队，几乎完全消耗于缅北滇西两战场。

当重兵远征，主力他调，国内战场终于刮起了远超人们想象的暴风雨。

山水有相逢

1944年初，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给自己卜了一卦。

给他占卜的这位“算命大师”在日本很有名，据说每年都给日本的商界名流预卜一年吉凶，当然不是每次都灵，而是有时灵，有时不灵。

不过，对于靠算命吃饭的人们来说，这一成绩也已经不错了，就跟打仗一样，一个人一辈子能有百分之五十的胜率，足堪“名将”。

“算命大师”煞有介事地鼓弄一番，留下两条卜语，其中一条是：战局迄今虽无大变化，但年中至秋季将有进行大战的迹象，作战方位似在西南。

占卜后，冈村却没当一回事，因为这位被彭德怀称为“历来最厉害”的华北日军司令官，自发动“五一大扫荡”后，就使八路军转入了极度被动。在他看来，百团大战那还是好久以前的事，眼前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大战的迹象”。

1944年2月，冈村接到日本统帅部的一项最新命令，不由得大吃一惊。

占卜应验了，根据命令，日本即将在关内发动一场超规模大战，而北方指挥官就是他本人。

此次大战代号为“一号作战”，是想趁中国发动跨国远征的机会，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将南方战略资源运往日本，维持其战争机器的运转。

对“一号作战”，日本统帅部是下了血本的，先后共动用十九个师团，兵力超过“七七事变”以来的任何一次。

既然要打仗，就要有新兵进行补充和守备交接，为此，日本国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动员，共动员五十一万人，超过日俄战争的两倍，称之为“亘世纪之大远征”。

这样的命令，冈村盼得很久了。

他是一个实力论者，向来就反对搞什么诱降，连引诱汪精卫都觉得没意思。

诱什么诱，你把“重庆军”都打光了，蒋介石还有什么实力跟我们对着干？

到现在才下这样的决心，实在太晚了。

可是晚下总比不下好，何况如果没有中国的远征，冈村怕是连这样的机会也不一定能捞着。

冈村的任务是渡黄河、取河南。

那年中条山战役后，中国统帅部就对豫省境内的第一战区进行了改组，由蒋鼎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汤恩伯分任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是早期中央军“老五虎”成员，但冈村并不在意，他重视的仍是汤恩伯。

在冈村担任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期间，汤恩伯始终是其最大劲敌之一，从武汉会战到随枣会战，这对中日的超一流武将两度交锋，冈村都未能领先一招半式，成为他离开武汉时的一块心病和遗恨。

山水有相逢，我们又见面了。

日本将帅里面，冈村向以信任幕僚、放得开手脚著称，平时只抓大事和决断，作战计划均由参谋们负责起草，很少插手，但这次他一反常态，破例专门对属下进行了一番交代。

冈村所说的，是对汤恩伯的了解。

知道汤恩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个非常勇敢而且具有很深战术素养的支那将军。

他喜欢打运动战，随枣会战的时候，我曾猛攻他正面的一角，当时已经把他的一部分军队包围了起来，你们猜怎么着，他竟然敢亲率主力进行救援，并乘隙使第十一军陷入重围，为此，我们的军队受到了不小损失。

没有人天生喜欢打败仗，当冈村“复盘”的时候，心里显然是相当不好受的。

幕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也不由得发了毛。

汤恩伯如此神出鬼没，抓又抓不住，逮又逮不着，一旦出现，还能打得你飘啊飘，这次别又重蹈覆辙吧！

冈村似乎胸有成竹，“我自有计较”。

拿过作战计划草案，冈村指了指其中一支特种部队的编制：暂时隐藏起来，不要予以使用。

因为它将是战胜汤恩伯的独门秘技！

“虎师团”

1944年4月18日，“华北方面军”所属第十二军突然自黄河铁桥强渡新黄河。

这座黄河铁桥原来是平汉铁路的重要枢纽，早在花园口决堤前就被炸掉了。战前，日本从关东军方面调来专用器材，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修复，同时还在黄河岸边建立了一座小桥头堡。

由于自中条山之战后，黄河岸边皆无大的战事，乃至铁桥修复和桥头堡的出现，都未能引起第一战区的足够重视，以此埋下巨大隐患。

日军在发动强渡时，正是以这座小小的桥头堡为据点，确保了军队和辎重得以快速通过。

4月29日，第十二军已兵临许昌城下。

日本人对中国的“四大名著”，最熟悉的莫过于《三国演义》。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就是在宜昌反击战中曾被陈诚打得差点剖腹自杀的那位，他起初认为，许昌是三国以来著名的“军都”，曹操发家的地方，汤恩伯可能就在这里，因此不惜动用三师二旅团来围攻许昌。

素来行踪不定的汤恩伯恰恰不在许昌，在获悉许昌被围后，他曾派三个军前往救援，然而都无法进入内线。

许昌已成孤城，但即使这样，城池也不是那么好攻的。

守将吕公良，毕业于黄埔第六期，这是一个非常讲究军容风纪的战将，据说大热天上衣扣总是扣得整整齐齐，寒冬腊月也从不把手伸进裤袋中取暖。

吕公良治军也很严格，幕僚常称他有当年曹操在许昌割发代首的风范，他则坦然言称：“我没有曹孟德那样的雄才大略，却一定不会像曹操那样叛汉不忠，在抵御外侮的战争中，我会尽一个军人的天职。”

有其将，必有其兵，吕公良的新二十九师只是个新编师，力量并不强，但他们在面对日军重兵围攻时，仍表现出了超常的勇气和作战意志。

当战斗进入白热化时，军官们身先士卒，肠子打得流出来都不肯稍有退却，团营长直接拿大刀将冲进城内的日军砍倒在地。

一天之后，内山司令官发现自己的部队伤亡在不断增加，而守军却异常顽强，没有丝毫要撤退的迹象。

内山曾担任关东军炮兵司令官，多次尝试过将炮兵前移直接支援步兵的打法。进攻受挫后，他将山炮推前，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这样许昌城终于被打开了缺口。

城池眼看守不住了，5月1日，汤恩伯同意吕公良分路突围。

突围前，吕公良眼含眼泪，下令将本师军旗予以烧毁，以免落入日军之手，使部队蒙受耻辱。

包括吕公良在内的高级军官后来大多在突围中阵亡，日军为吕公良建了一座墓，当新二十九师被俘士兵路过此墓时，全都伏地痛哭，看守他们的日本卫兵亦无法禁止。

冈村说过，要知道汤恩伯究竟在哪里，唯一的办法就是包围其分属部队，到时他不可能不去救。

汤恩伯要救许昌，就不能不与吕公良进行电报联系，其电报全部被冈村截获并破译，而正是这些电报暴露了汤恩伯的作战计划和所处位置。

汤恩伯的真正意图是，将汤集团一分为二，包括吕公良新二十九师在内的南集团负责在许昌牵制日军主力南进，作为主力的北集团则从登封山区攻向郑州，那里是内山第十二军的侧背，兵力薄弱，可一击即中。

原来汤集团主力在登封，而且已握有胜券。

这一战策毫无疑问是可以让冈村看到心里发凉的。如果它能顺利实施，汤恩伯就算救不了许昌，也完全可以从背后打到他狂吐鲜血。

冈村立即转换策略，下令内山在攻下许昌后，仍遣部分兵马沿铁路南进，以麻痹汤恩伯，同时“华北方面军”主力却悄悄地向登封疾进，以包围汤恩伯北集团。

起初，日军在登封山区的作战过程并不顺利，且连遭打击，其中汤恩伯第十三军的战斗力再次给冈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十三军装备上乘，每连有四到五挺捷克式轻机枪，每团还有十二挺重机枪，所以他们作战时，喜欢先将日军吸引到阵地前，然后再使用正面及交叉的浓密火力进行杀伤，劣势的小部队一旦被其夹住，几乎就是死路一条。

除此之外，这支部队还拥有精锐主力通常具备的那种傲气。在撤退时，已负伤难以行走的官兵，为了不致被敌所俘，宁愿以手榴弹集体自杀，而一般的中国军队通常是难以做到的。

相持不下，就得用绝招。

这个绝招，冈村早就准备好了，那就是他在修改作战计划草案时隐藏的特种部队：战车第三师团。

这支重甲兵团其实早就过了黄河，但冈村始终把它隐藏在郑州以北，为的就是等汤集团主力露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军坦克都是分属各师团使用，即使南昌会战时，冈村首次组建战车集团，也只属于偶尔的灵光一现。

后来，德国在欧洲发动闪击战，日本派陆军视察团跑去一看，舌头全伸了出来。

太带劲了，跟人家一比，我们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

赶快合并，坦克再也不一辆一辆用了，得聚一堆使，这便是“战车师团”。

战车第三师团被称为“虎师团”，原先一直驻包头，是准备对苏作战用的。南昌会战时组建的战车集团有一百三十五辆坦克，那已经令人咋舌了，战车第三师团拥有的坦克数量则达到两百二十五辆，而且坦克的厚重、速度、火力均为以前所不及，一辆坦克可携带七十发炮弹，在平原之上几乎没有敌手。

“虎师团”与另一支隐伏的骑兵旅团加入攻击后，突然截断汤集团的后路，战场形势立刻大变。

“虎师团”的出现改变了河南战局

5月8日，在主力部队陷入四面包围的危急情况下，为免全军覆没，汤恩伯只得下令突围。

这时的突围却变成了一场谁也料想不到的悲剧兼闹剧。

从1942年到1943年，河南连续两年爆发大灾，这时正好抗日后方在经济上也难以为继，结果导致这么一个穷得透底的省份，不但得不到赈济，反过来还要负担几十万军队的给养，由此弄得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军民关系也极度恶化。

河南省政府由此指责汤恩伯是罪魁祸首，甚至把他列为“水灾、旱灾、蝗灾”之后的第四灾，谓之：汤灾。

其实，汤恩伯并非军政一把手，那么多军队，汤集团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说“汤灾”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在里面。

这只能说汤恩伯自个儿把自个儿的形象给糟践了。

常言说得好，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同是名将，薛岳、张自忠在个人生活上从来都艰苦朴素，老百姓就是再苦再穷，看着气顺，也就不会说什么了，偏偏壮汤在这种民不聊生的情形下还忘不了摆排场，老是拿美国将领的标准来宽容自己，他自己越吃越壮，部下们也上行下效，丧失民心就成了必然。

当汤集团突围时，几乎每个村庄都在向他们开枪，骡马受惊了四处乱窜，那些抓来的壮丁也乘机脱逃，部队整团整营地损失，汤集团内外交困，几乎临近覆没边缘。

最值得庆幸的却是日军的封锁线出了问题。

内山英太郎擅长步炮协同，但他此前对坦克战车一窍不通，更不掌握步车协同以及如何集中使用坦克部队。

他让战车师团长时间在公路上来来回回巡逻，以为这样就可以遮断汤集团的退路，却不知道坦克战车再多也有限，哪里能把公路都关照得过来，只好一辆辆排在路上，既不开灯，又不开炮，眼睁睁地看着汤集团从缝隙中一穿而过。

内山着急，说你们看到了怎么不出击啊？

“虎师团”气得嘴都歪了，“集中不得有时间啊，再说你让我们不停地来回走动，汽油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想跑也跑不快呀。”

拜内山失误所赐，汤集团得以突出重围，并撤入豫西的伏牛山区，但已元气大伤。

汤恩伯与冈村宁次三次交锋，第三次终于败给了老对手，当然也可以说是败给了他自己。

在突围时，汤恩伯身边只剩一个特务连，所带的电台也丢掉了，情形狼狈至极。他越想越伤心，越想越懊恼，每次涉水过河，都忍不住号啕大哭。

事后检讨，汤恩伯主动揽过了失利的全部责任，乃至常常“面有惭色”。

办公室法则

对打败汤恩伯，冈村可以说是喜不自胜，比他当年攻下武汉或策划南昌会战还得意。

“我这一战，足以让汤恩伯永不能翻身。”

可是旁边却有人跟他唱反调，唱反调的这个人说：“不对，汤集团主力并未被消灭，不过是躲进伏牛山区去了。”

这话真的是让人听不下去，不等于说我白忙活了吗？

一看，说话的却是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

内山以前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个躲在宜昌城里被陈诚往死里揍的可怜虫。现在不仅可以独当一面，还能击溃连冈村都为之发憷的汤恩伯，那感觉岂一个“爽”字了得。

一个人开始飘飘然，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冈村说这样，他就偏偏说那样。

第35章 烈焰中的军旗（2）

5月10日，冈村向内山下达了前去围攻洛阳的命令，后者不仅是豫省重镇，还是第一战区司令部所在地。

本来要第十二军集中包围洛阳的，内山却自作主张，把一个师团调往豫西，说是去伏牛山区追击汤恩伯了。

“我说过嘛，汤恩伯主力还在，不追怎么可以？”

第十二军一共才四个师团，这么做肯定分散了力量，但对部下的违令而行，老冈村却又无可奈何，倒不是他的涵养有多高，而是不得不如此。毕竟内山已不是武汉会战时“最弱师团”的师团长，你怎么挥来使去都可以。

“华北方面军”能否在“一号作战”中建功，可就全部仰仗着这个第十二军呢。

冈村只好自己想办法，除临时从驻山西的吉本第一军调来八个步兵大队南下参战外，还将军直属的第六十三师团派来洛阳，以弥补兵力上的缺口。

内山以为冈村是好心，等接到下一个命令，却把他给气得够戗。

第一军在西，第十二军在南，一家负责堵一面，只能干看着。洛阳以北是黄河，那是绝地，最后进攻那一面留给了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中将成了攻城指挥官。

说来说去，谁也不是圣人，那两条办公室法则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会改变。第一条，上司永远是对的；第二条，如果上司错了，参照第一条执行。

冈村的所谓胸怀纯粹就是装出来的，你惹了他，不给他面子，他同样会很难受，同样会多少给你点小鞋穿穿，只不过不会做得像寺内寿一那样难看罢了——你小家雀真的以为能斗过我老家贼？

为了明捧野副、暗贬内山，冈村真个是煞费苦心，那洛阳城外已被堵得严严实实，他仍担心出现闪失，又把军直属的野战重炮兵全部派过去，还让飞机进行配合，跟全勤保姆一样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

洛阳城外千军万马，城内却只有武庭麟第十五军的三个师。

第十五军实质上是杂牌军，原来只辖两个师，都是从中条山退下来的，而且打那以后，兵员武器一直没能得到补充，为了守洛阳，第一战区临时才紧急调来了一个中央军系统的步兵师。

看上去，洛阳守军的实力似乎并不怎么样，冈村如此大动干戈，是因为他破译了蒋介石统帅部发给蒋鼎文的电报，上面明确要求坚守洛阳。

冈村非常清楚中国军队的纪律，但凡规定哪里要坚守，主将都必须死扛到底，没有上级明示绝不敢轻易撤离。

正面作战不能轻易言退

这样一来，势必增加攻城难度，同时，作为中国通，冈村也有别于一般的日本将领，他知道洛阳是文化名城，担心把这座城池打烂了会影响自己儒雅之将的名声，因此他起先采取的是围而不攻之法。

你不管守多久，总是要撤，而且肯定是往后，也就是朝西面撤，冈村在洛阳城西预伏的第一军八个大队，就是等在那里收网的。

冈村知道武庭麟不会降，也不会提早撤守，所以想用心理战的方式来“请君入瓮”，他通知野副，围个十天再攻洛阳。

按照冈村的吩咐，野副在围城期间，先是让洛阳白马寺僧人送信，再拿扩音器喊话，甚至派飞机撒传单，反过来复过去地“劝告”守军不做抵抗，开城投降。

武庭麟完全不予答理，既不投降，也没有如冈村希望的那样撤离，而是在城北的邙山设立了主战场。

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保护古城吗？好，我们就在城郊大战三百回合再说。

野副一瞅乐了，这个傻瓜，我就怕攻城困难，他偏偏还要出城决斗，凭你那小样，能挡得住我这么多兵马？

机会啊，不抓住就迟了。

姜还是老的辣

5月19日，野副不等十天到限，就迫不及待地提前对邙山发动侵略性进攻。

这一天，地上的野战重炮兵、天上的轰炸机都跟着凑热闹，第六十三师团也哇啦哇啦地叫着往山上爬，好像立马就能把邙山拿下似的。

一天下来，不仅邙山阵地纹丝不动，日军还遭遇了很大伤亡，一个步兵大队差点被打散架。

冈村称得上奸猾无比，野副也是一个见便宜就上的货，可他们全都上了武庭麟的当。

武庭麟是一位老将，民初就出来混了，打过的仗比走过的桥还多。人家那智慧才叫真智慧，一条条都告诉他怎么生存，没有哪一条是从军校的书里面生吞死背下来的。

他诱野副去决斗的邙山阵地不是一般阵地，此地经六年时间苦心经营，后期还有美国军事顾问进行指导，山上有相当多的钢筋水泥暗堡，每座暗堡里不仅能容纳数十人，堡与堡之间还能通过电话进行交叉配合。

第六十三师团在进攻时，只能从村庄或麦地里向上运动，中间还得通过铁丝网和布雷区，山上暗堡里的守军却是安安心心，一扫一大遍。

冈村的面子搁不住了，就跟当初对待“最弱师团”一样，他首先检讨的不是自己战术对不对，而是当兵的卖不卖力。

幕僚们倒是熟知主将的这一习惯，马上指出，第六十三师团是一个以混成旅团为基础编成的“速成师团”，此前只能在北平地区担任治安队的角色，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正规作战的经验。

冈村顺坡下驴，从其他“非速成师团”调拨了两个步兵大队到洛阳，归野副指挥。

野副第一天就考砸了成绩，自己也很着急，恨不得把脑袋盖打开，直接从里面捞条锦囊妙计出来。

邙山攻不下来，干脆还是攻洛阳城去吧。

武庭麟把最强的那个嫡系军步兵师摆在洛阳城，而且城头同样筑有各种碉堡，城外还有交通壕，日军被打死七百多人，却仍然没能进得了城。

野副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一看城里进不了，转过头又去爬山了。

爬不上去，便想玩一招地空协同，结果一慌乱，轰炸机没炸着守军，却把炸弹扔到他的第六十三师团阵地里去了。

指挥官也出了问题，这回连幕僚都等不及，直接建议把野副给换下来。

理由当然还是本人有问题——野副原先不过是关东军里的守备队队长，负责跟东北抗联这样的游击队兜圈子，打正规战实在不是块材料。

野副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冈村只好又让内山负责指挥。

冈村表面上把责任都推在可怜的野副身上，心里却很有数：换谁，洛阳也不是那么好攻的。

事实上，战前他曾用空中照相、地面侦察等多种方式，对洛阳的守备阵地进行过研究，深知城池之固。

还是得用那个绝招，让战车第三师团随同作战。

几天后，借助“虎师团”的迂回绕击，日军已逐步侵占了邙山阵地的诸多要点。

武庭麟一看情况不对，赶紧下令第十五军撤入城内。

内山在围攻汤恩伯时，对步车协同战术还不熟练，吃了亏后一招一式才像那么回事。

洛阳城外筑有很多防坦克壕，日军就以坦克掩护步兵，步兵用炸药将防坦克壕的陡壁炸成斜坡，使坦克得以越壕而过。

利用步兵和坦克的这种配合，在城墙也被炸开缺口后，“虎师团”得以冲入城内。

5月24日，第十五军已到最险时刻，城池是注定守不住了，在没有反坦克炮的情况下，打巷战也支持不了多久，只有撤离洛阳城。

冈村激动得不行，他预料武庭麟必定会往西撤，那样将落入吉本第一军的伏击圈中。

可是出乎意料，武庭麟却选择了往东南突破。

东南是日军后方，那里全是一些后方医院和兵站，最多也不过是一些小部队，而武庭麟第十五军此时主力尚存，力量很足，一冲就把这些鸡零狗碎全给冲垮了。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登封，汤恩伯折戟所在，曾经是最危险的地方，如今却是最安全的所在。

进入登封山区后，武庭麟收拢部队，这才西进寻找一战区大部队。

当第十五军到达豫西时，由于队伍不整，枪支杂乱，有的友军还看不起他们，不允许其从大道上通过，而让他们绕道从河滩上走。

武将军很生气，大声说：“只要河滩上有路，还不至于把活人给憋死。”

说完，他带头大步向河滩走去。

武庭麟以孤军守洛阳，坚持了近一个月时间，还能保持主力基本完整，依靠的完全是一个热血老军人才有的智慧、冷静与担当，在当时的河南各军中，无人能及。

中坚兵团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见到武庭麟后，感慨万千，他称赞第十五军在洛阳保卫战中立了大功，应当受到尊敬。

随后，蒋鼎文的一句话听来却意味深长：“我蒋鼎文是有罪的，对不起国家，应当受到谴责。”

第一战区是一个大战区，光军编制就有十七个之多，其中，汤恩伯指挥一半，蒋鼎文指挥另一半，前一半是汤集团或挂在他的名下的部队，后一半主要是杂牌部队，因为汤恩伯以擅长“吞并”杂牌著称，这些杂牌都怕他，不肯由其统率，而宁愿归蒋鼎文节制。

本来这两半能配合好，局面会大不一样，可是汤恩伯和在五战区时一样，人很直，就是脾气不好，老是跟上司顶牛，顶来顶去，蒋鼎文也就不管他了。

杂牌们则是另外一副心思，想想天塌下来，总有汤恩伯这高个儿给顶着，那壮家伙才是唱大戏的绝对主角，自己只能在戏里演配角，也就乐得个清净，乃至当汤恩伯被围登封时，蒋鼎文所辖的那另一半人马竟然全都坐而望之，不予援救。

他们全都忘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等到汤恩伯败走伏牛山区，天真的就塌了下来，大家被各个击破，没一个不吃败仗的，这时候才后悔莫及。

5月21日，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因遭日军伏击而阵亡，成为继张自忠之后第二位战死沙场的集团军总司令。

豫中会战结束后，蒋鼎文因战败遭到撤职处分。

眼见第一战区陷入困境，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立即调集五个军，在作为潼关门户的灵宝摆开三线防御。

从5月27日到6月1日，胡宗南不仅守住了黄河防线，而且发动全线反击，歼灭了吉本第一军一个大队。

原驻山西的吉本第一军本来不在豫中会战计划之内，临时拨出的这八个大队也只是想在洛阳以西伏击守军，捞点现成便宜，可是苦守多日，连个毛没等着不说，再攻黄河防线又损失一个大队，十足地赔了夫人又折兵，这让司令官吉本贞一中将大动肝火。

不打垮胡宗南，我就不回山西了！

凭吉本第一军的那点人手，自然还是搞不定，需要“华北方面军”再调兵增援，但豫中会战持续一个多月，吉本后来尚不觉得累，内山却已疲惫至极，他的第十二军不可能再跟过来瞎凑热闹了。

冈村想来想去，只能再次动用战车第三师团。

在登封和洛阳两战中，冈村都是依靠战车师团才得以迅速扭转局面，这次他和内山都以为，坦克战车一到，好运自然来，可是“中坚兵团”的坚韧善战却让“虎师团”大出洋相。

冈村在华北期间，曾注意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不同区别。具体而言，八路军是大部队、小部队水平差不多，要强一道强，没有说谁特别弱一些的，国民党军队却是个大杂烩，里面强弱悬殊非常大，几乎就是一天一地。

在与冈村打过交道的中国军队中，最强的是三大“中坚兵团”，即王耀武第七十四军、汤恩伯第十三军和胡宗南第一军。

换句话说，只要你打掉这三大兵团中的任何一支，该区域的其他部队皆不足为虑。

黄埔一期生中，胡宗南是升至战区级高官的第一人，他在练兵治军方面确有同僚难及之处，昔日他训练出来的第一军曾于中央军部队中独占鳌头，等到淞沪会战中几乎被打光，若干年来后竟又能拿出一个新的第一军，而且同样可以居于超一流部队之列。

胡宗南第一军依托灵宝山区，用地雷和反坦克炮对战车第三师团进行阻击，该师团的坦克战车被毁掉三分之一，一时难以前进。

跟着坦克一道进攻的日军步兵大队在失去掩护后，伤亡达到一半，大队长先后被击毙或受重伤，一天之内换了三个，最后实在没有合适人选，只得由炮兵中队长临时充任指挥官。

地雷不光炸坦克，也炸步兵，不光炸普通步兵，还炸当官的。吉本手下的少将旅团长木村千代太少将不慎踏中地雷，整个人被炸得跟车祸现场一样，当场一命呜呼。

坦克集团化在平原作战中能起到关键作用

吉本司令官骑虎难下，索性向冈村建议，大量调集兵力，从而向陕西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侵占潼关至西安。

冈村倒是心有戚戚，当初他拿到“一号作战”命令时，还直嘀咕，怎么攻河南而不攻陕西呢？

可光他同意没用，这事得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批准才行，畑俊六的答复却是绝对不行。

既讨不来援兵，“虎师团”就是唯一的指望。

吉本贞一亲自到战车师团指挥所，逼着坦克兵们拿出打开局面的办法。

办法是有的，那就是重新选定线路，绕开地雷区。

6月10日晚，随着战车第三师团进攻路线的改变，灵宝战况很快发生变化，守军有多处阵地被日军突破。

6月11日，吉本第一军沿着缺口，在战车的掩护下，发动全线侵略性进攻，第八战区部队被迫撤回潼关，日军亦无能力再进行追击，灵宝战役至此结束。

第36章 浴血孤城

畑俊六之所以对侵占西安不感兴趣，是因为他正在武汉部署“一号作战”的第二期行动，侵占长沙，他那里兵还嫌不够用哩，如何还能再拨得出去。

自日军侵占武汉，不知道多少趟想打长沙的主意，光长沙会战前后就有过三次，可每次都不尽如人意，第三次长沙会战更是一败涂地，整个第十一军都因此差点萎掉。

前面三次，均由第十一军司令官负责，却都没打好，这次我要亲自来。

5月25日，畑俊六大将以驻华日军最高长官的身份来到汉口，并将指挥所设于第十一军司令部内。

死架子

畑俊六现在很迷信，打仗还得挑日子。

说起来，迷信这东西，跟人的心理大有关系。你如果老是一帆风顺，也许就想不到要找尊菩萨来保佑保佑，比如徐州会战那会儿，畑俊六就不会去看黄历，他只需派“快速挺进队”抄一下底，就可以决定整个战役的胜负。

时过境迁，在日军再也不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几乎所有指挥官都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特别是此次作战与以往不同，本身就是只能赢，不能输的。

畑俊六选的日子是5月27日。

这个日子是有讲究的。日俄战争时，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舰队在日本海上奇迹般地击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一举奠定胜局，那一天就是5月27日，从此被日本作为海军节。

在畑俊六看来，这是一个黄道吉日。在日本海陆军全面出现颓势的情形下，没准他还能成为陆军史上的东乡平八郎呢。

5月27日，第四次长沙会战如期打响。

对日军准备侵占长沙，薛岳开始并不相信。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这位老兄威名显赫，声隆中外，连陈纳德都以能跟他称兄道弟为荣，他自己的感觉也是好到不能再好，乃至数天下之大，似乎就剩他这么一个军事天才可以谈谈打仗这件事了。

常德会战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请他接济军粮，他竟然在电文上批道：“你丢了我的粮仓，我哪里有粮给你？”

孙连仲是个厚道人，拿着这样一封电文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又通过孔祥熙来请薛岳帮忙。

薛岳根本就不给行政院长面子，拿过电报，只写两字“不理”，然后随手丢进了字纸篓。

薛岳认为，日军会攻六战区，也会攻五战区，就是不会攻九战区，原因很简单，“日军于三战之余，不敢问津长沙”，有我“民国岳飞”镇守在此，他们怎么敢？

等到日军侵占长沙确定无疑，薛岳才开始组织会战，这时候连份具体的作战计划都未来得及起草。

不过，他认为没关系。嘿，不是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成功经验吗？再用“天炉战法”套一下不就行了，守株待兔，决战长沙，用不着什么计划不计划的。

薛岳不知道，其实他的“天炉战法”早就是一个死架子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谁不研究这个东东？连三战区的顾祝同都想从中学一手，更别说喜欢用显微镜来做考证的日本人了。

另外一方面，即使薛岳能提早把他的死架子变成活架子，是否有胜算也是件没把握的事，何况他还根本没想。

龙卷风

当日军强渡新墙河时，薛岳还以为日军兵力不多，进展不快，但是眼看着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卷涌过来的已经不是一般风浪，而是从未见过的龙卷风。

以往武汉第十一军都是既要出击又要看家，才跑几步远，就得被“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给喊回去，所以历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都像是被人用绳子拴住的一只猴，只能在一个不大的圈子里蹦来跳去。

这次是彻底解放。日本统帅部专门成立武汉防卫军，以代替第十一军的守备任务，允许其全部出去打仗，而且能冲多远就冲多远。

第十一军出击部队由此达到八个师团，并配备有六个相当于旅团编制的野战补充队，可随时进行兵员补充。

在横山勇第十一军的猛力冲击下，各部队都是自顾不暇，自身都难保，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侧击和包围。

杨森的第二十军自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来，就以灵活顽强著称，打一阵后经常能钻到侧后去袭击对方，这次却无论如何站不住脚，拼尽全力才得以突围。

“天炉战法”真的成了一个死架子，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法宝一一失效。

驻守长沙的是张德能第四军，这是平时薛岳压箱底的部队，作战力也很强，但日军太多了，他们这区区一个军，既守不了长沙，也守不了岳麓山，处境极其尴尬。

特别是此次日军吸取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教训，他们通过湘江运来大量的炮兵部队，其中的平射炮用于近距离射击地堡，一炮或者最多几炮，就能将地堡给轰掉，命中十分容易，而重炮则集中压制岳麓山炮兵阵地，使得中国炮兵威风大减，并逐渐由声嘶力竭转向噤若寒蝉。

屋漏偏逢连夜雨，如今连“洋哥们”陈纳德都帮不上薛岳了。

在数量和质量上，陈纳德指挥的中美空军都超过日本航空队，如果飞虎队可以像陈纳德所设想的那样，从空中完全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则薛岳无论选择在哪里决战，日子都要好过得多。

可是控制援华物资支配权的是史迪威，而不是陈纳德。

史迪威一心只有缅甸战场，而且由于跟蒋介石闹矛盾，他甚至恨不得“东部”（指国内战场）出丑，于是便对运往中国国内的战略物资左卡右卡，最后弄到连飞虎队的航空油料都不足，也没有重磅炸弹，从而无法对地面战场进行更有力的支援。

陈纳德多次请求将B-29轰炸机用于湖南战场，却全部遭到史迪威的拒绝，理由是：没用。

随着时间的延续，第四军与外界的电话联系完全中断，长沙成了一座孤岛，这加剧了指挥官的心理紧张，使得失误频频。

6月18日，军长张德能自行决定率部突围，随着长沙失守，薛岳的决战计划也完全沦为泡影。

“老铁军”是薛岳的心肝宝贝，但这回出了大糗，从日军强渡新墙河到兵临长沙，沿途部队尚坚持了半个多月，但第四军仅仅在长沙守了一天一夜就弃城而退，纵然薛岳指挥失误，也实在难以与“一流部队”这样的称号相匹配。

突围后，第四军仅余两千多人，基本上残掉了，张德能因此被判死刑。

会战开始后，薛岳本来在长沙，但中途又离开了，致使电话中断后，张德能举止失措，不能不说是第四军迅速溃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次长沙会战曾使薛岳的声望如日中天，就算不是第九战区的部队都对他十分信服，指令一来马上就跑，但经过这么来回一折腾，薛岳的威信大失，各部队对他的命令都不如从前那样重视，也开始出现指挥不灵的现象。

美髯公

长沙失守，使湘省门户大开。

6月28日，横山勇下令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沿湘江两岸攻向衡阳，守卫衡阳的是方先觉第十军。

方先觉，安徽省宿县人，毕业于黄埔第三期。

其人身材高大魁梧，平时不苟言笑，但激动或愤怒时会面红耳赤，凛然而有威仪，虽不留须，却也颇似三国时面如重枣、性情刚烈的美髯公。

方先觉之勇，绝不逊色于斩颜丑诛文良的关云长。

第三次长沙会战，还是师长的方先觉，本来被李玉堂安排为军预备队，方先觉坚决不肯当预备队，主动要求守城，并且表示完不成任务愿受军法制裁。

军情紧急时，薛岳打电话来询问战况，问方先觉：“你能守几天？”

方先觉回答：“我能守一个星期。”

薛岳再问：“你如何守法？”

方先觉说：“我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

薛岳说好，然后挂了电话。

方先觉当天晚上就给妻儿写了遗嘱，这份遗嘱后来被登在《长沙日报》上，据说有的读者看后曾被感动到痛哭流涕。

方先觉没有守一个星期，但他这个师打得的确超棒，经过多达十一次拉锯战，不仅守住阵地，还取得巨大战果，光缴获的战利品就装了满满五间楼房。

常德会战，以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救援最卖力，可没救成。结果，当追查常德会战失利的责任时，方先觉就因此倒了大霉，受到撤职处分。

真是越能干越容易吃板子，方先觉接下来的遭遇竟然和老军长李玉堂有惊人的相似。

先是第十军官兵对此处分不服气，继任军长也迟迟未到职，方先觉就那么一直给挂着。

接着长沙危急，衡阳极需猛将镇守，薛岳又想到了方先觉，可是方先觉被撤职，其实就是薛岳上报的结果，老虎仔也是个死不低头的人，他如何肯再去“求”对方就任，而那个受了委屈的人轻易也是不肯走回头路的，两边便这样僵了起来。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发生。

长沙失陷的当天晚上，方先觉寓所的电话响了。副官一接，说是重庆来电。

方先觉以为是军委会谁打过来的，没好气地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当老百姓了，重庆还有谁找我？你就说我不在。”

副官刚想依言回话，却不料对方告知，这是委员长的电话。

方先觉胆子再大，也不敢不接。

蒋介石在电话中的语气非常严肃：“长沙已经弃守，衡阳必须确保，我现在就命令你继续指挥第十军，固守衡阳。”

方先觉唯有诺诺连声。

第二天，当第十军闻知方先觉复职时，都认为是个吉兆——老军长撤职后复职，马上就带着大家创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历史定然还会重演。

方先觉有这个能力。

衡阳城和长沙城一样，城墙也早就被拆去，看上去是一座无险可守的城池，但方先觉懂得依势而守的道理。

衡阳一面临水，他就弄来石油，准备一旦日军横渡湘江，便向江面排放石油，并点火燃烧，以阻击日军登岸。

依靠这种火攻之术，相对就可以把主力部队给节省下来。

在另外三面，方先觉构筑了四道纵横交错的工事群，此即著名的“方先觉壕”，其纵深达到三百至四百米，外沿设置铁丝网和地雷区，里端则利用小山和丘陵，人工削去缓坡，从而造成高达四米的断崖，日军既无法接近，也难以攀登。

6月28日这一天，日军先发的两师团都结结实实尝到了“方先觉壕”的厉害，那是中日之战爆发以来从未见过的高难工事：人工断崖前一览无余，没有任何掩蔽体可用于隐蔽，如果你缺乏翼生双翅直飞断崖的能力，便只有两个选项，或者被打倒，或者自行卧倒。

在火力压制上，第十军的炮兵也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把国产迫击炮给完全用活了。后者虽无重野炮威武，移动起来却很是方便，犹如长了腿一般，方先觉发现哪个地方有人指手画脚，便用迫击炮抵近射击。

国产迫击炮个儿小威力大

这么做往往是能发大财的。第六十八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大概没想到对手会这么“阴”，一个不小心就被迫击炮炸成重伤，他的参谋长和许多联队长也纷纷被炸倒抬了下去。

两师团铩羽而归，工事前到处是遗弃的日本兵尸体和各式武器。

激将法

横山勇得知两师团不仅被击退，而且第六十八师团由于指挥官非死即伤，已面临瘫痪的消息后，非常吃惊。

第37章 浴血孤城（2）

到了抗战中后期，日军原有老兵都换了好几茬，即使在熊本、名古屋这样的常备师团中，早期老兵也所剩无几，接下来能参加一场关键性大战的，就都称得上是有经验的老兵了。

第六十八、一一六师团皆为满编师团，而且相当多官兵参加过常德会战，就算是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经过前两个月的实战，“新”也变成了“老”，因此这两个师团的战斗力是不容小觑的。

侵占长沙，用了另外两个师团，一天便拿了下来，横山勇本来预料侵占衡阳也只需一天，万没想到第十军如此坚挺，作为第三次会战的功臣部队，看来绝非浪得虚名。

日军作战，表面气势汹汹，其实最是欺软怕硬，中国军队再多也不怯，但就是担心遇上第七十四军之类的狠角。

在进攻上，第十军也许不如“虎部队”那样犀利，然而在防守上恐怕还有过之，这就让横山勇十分头大。

佐久间受的是重伤，一时半会儿那伤也好不了，横山勇下令由第一一六师团长岩永汪中将接替统一指挥。

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都没有参加过长沙夺城之役，眼看着功劳被别人捷足先登，岩永汪和佐久间这两哥们急不可耐，恨不得立马就将衡阳吞肚里去，万没想到，蛋糕没吃着，却落一嘴的血。

这不是蛋糕，而是铁疙瘩，在继续全面进攻的同时，岩永汪决定亲自指挥从张家山进行重点突破。

张家山位于衡阳西南，属于方先觉极为看重的守军主阵地，当初在分配防区时，方先觉问几个师长谁愿意领命守张家山，起初没人吭声，最后预十师师长葛先才起立，“大家都不要的给我！”

“不要”者，为“不敢”也。

毕业于黄埔四期的葛先才年富力强，有沙场经验，虽是师长，但在第十军里面，他和方先觉是多年的老兄弟，双方焦不离孟，秤不离砣，再加上预十师本身就是第十军的绝对主力，方先觉本来是可以直截了当予以指定的。

可是自古道，遣将不如激将，究竟主动还是被动，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斗志有多高。

葛先才果然不负所望，他的预十师在张家山大放光芒。

继迫击炮后，另一近战武器开始登场，这就是手榴弹。手榴弹哪支部队都用，可到了第十军这里，俨然已演化为一种战斗特技。

预十师有个外号叫“傻子”的兵，脑子不太灵活，实弹射击，至少有两发不在靶上，但他却是师里乃至全军的宝贝，因为这兄弟力气大，投弹距离，比一般人还要超出十多米。

“傻子”在打仗的时候是不开枪瞄准的，只需你给他脚边放一大堆手榴弹，然后他自个儿乐呵呵地一颗颗投出去，往往一个人就能打退或消灭一群人。

“傻子”不过是投弹能手的代表，经历过衡阳保卫战的日本兵，认为第十军在手榴弹投掷上的水平，已远远超过在太平洋战场上反攻的英美军，属于优中之优。

预十师从人工断崖上集体投掷的手榴弹，既远又准，如同下雨一般，片刻之间便可以将日军的冲锋部队完全覆盖起来。

偶尔失了准头的手榴弹，骨碌碌地滚到人工断崖下，正好又要了那些躲藏于隐蔽处日军的性命。

手榴弹投掷为第十军的一大特长

等到你好不容易爬上断崖，对不起，又过不去了。

葛先才并不特别计较一尺一寸的得失，他采用的是“多杀固守”战术，即如果一点被日军突破，并不急于去恢复，而是让缺口的左右两翼稳着不动，却以交叉火力将缺口封死，使得后续日军无法进入。

这样挤进来的就死定了，因为他们也不能后退，结果只有等着被收拾干净的份。

葛先才派预备队去干这个活，仍然大量使用手榴弹。

经过长达四天的苦战，第一一六师团总算在张家山有了巴掌大那么一块立足之地，但却被手榴弹伤得够戗，大队长、中队长死了一堆，有的中队被炸到只剩可怜巴巴的几个人。

不过，岩永汪总算可以有所交代，第六十八师团那里也死伤了好多人，可他们连人工断崖的边还没摸着哩。

7月2日，两师团一共才向前推进了两里路，弹药却已经消耗一空，横山勇被迫宣布暂停进攻，快速侵占衡阳的计划算是彻底破产了。

课上课下

在第一次总攻失败后，横山勇对两师团进行了人员和弹药的补充，给第六十八师团换上了新的师团长和幕僚，觉得火力不够，又增调了野战炮联队。

你要觉得这样还不够周到，那我真没什么好说的了。

7月11日，两师团仍由岩永汪负责统一指挥，对衡阳发起第二次总攻。

这次作战已由激烈上升到残酷的程度。日军一反常态，以百人为一梯队，使用了类似于人海战术的密集冲锋，如潮水一样往上涌，但最后又都一排排地被炸倒和打死在阵地前。

从前日军打仗，都是要将尸体拖回去的，或者至少砍个胳膊，弄根手指什么的，如今谁也没有这个闲情逸志了，结果阵地前尸体叠尸体，堆成了山。

第十军起初只备了两周的粮弹，子弹早就不够用了，一些部队干脆就地取材，从敌尸身上摸取武器弹药，包括更换歪把子机枪和38式步枪，有谁不会使用，便临时教一下。

用得习惯了，当日军攻来时，有人还着急，“不要射，不要射，等他们来得近点再打，那样我拿子弹比较方便”。

作战时，中方阵地也不停地回响着38式子弹啸叫的声音，这让敌我双方都不免有惊愕之感。

武器弹药可以靠对手“补充”，吃的却不行。由于长时间吞咽烧焦的米粒，官兵个个面有菜色，于是便想起去抓鱼。

打仗也有间歇，“课间十分钟”，总是有时间下池塘去捞的。

衡阳地方不大，城里的池塘也就那么一些，渐渐就捞光了，众人的眼睛竟然盯住了敌我双方之间的“公共鱼塘”。

兔子不吃窝边草，那是兔子没饿。

反正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没人把死当回事了，几个小伙子对着池塘对面的日军比画着高喊：“我们下池捉鱼，你们不能开枪啊，谁要是耍赖，把爷惹急了，冲过去把你们全给杀了。”

也不等他们回话，几个人就下去捉了。

前两天还相安无事，第三天日军憋不住，开枪了，虽然没伤着人，但几个还穿着裤头、浑身湿漉漉的捉鱼爷们特恼火。

二话不说，衣服也不穿，拎上手榴弹和刺刀就朝对岸冲了过去。

鱼塘边开枪的鬼子可真是够倒霉的，小身板全给这些要鱼不要命的猛男给刺穿炸烂了。

从这以后，日军学乖了，只要是约定的“捕鱼时间”，没人再乱放枪。

有一回，一个兵捞着条大鱼，却又让鱼给跑了，弄得全身都是泥，犹如马戏团的小丑，岸上的官兵见之鼓掌跺脚大笑，那边的日本兵见到这一情景，也捂着嘴乐了。

等到捞完鱼，大家进入作战时段，则又是枪林弹雨，尸山血海，仿佛刚才那一幕真的是课间的一个小调剂——也许对于双方都是如此。

由于久攻不克且伤亡很大，7月20日，日军对衡阳的第二次总攻宣告失败。据日方统计，自对衡阳发起进攻以来，两师团已损失六千多人，减员数平均占到各师团的两成以上。

两次衡阳保卫战的胜利，让西南后方的军民大受鼓舞，自“一号会战”后，因河南、长沙失守的沮丧困惑情绪也为之一扫。

日本方面则是一片灰暗，加上衡阳，日军在哪个战场都输，缅甸输，太平洋上输，几乎到处都是“玉碎”的声音，成了不折不扣的“老书记”。

眼看战争机器朽坏不堪，曾经骄狂一时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先是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接着又被裕仁天皇解除了首相一职。

本来在“一号作战”中，日本统帅部有侵占广东韶关，以打通粤汉路的计划，在屡攻衡阳失败后，便取消前令，要求横山勇集中力量继续侵占衡阳。

解围

衡阳更加危险，但解围的办法却越来越少。

当初薛岳要决战长沙时，他的幕僚长就曾建议决战衡阳，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则提出决战广西，但薛岳一一摇头，后者更是惹得他破口大骂：“我才不到广西去给人家看大门呢，可恶！”

等到第十军守住衡阳，可以“决战衡阳”了，老虎仔却已失去了那份功力。

无论决战在哪里，都不能忘记一个基本前提：战斗力。

没有战斗力，奢谈任何战略战术都是毫无意义的。过去，薛岳之所以能创造万家岭大捷、第三次长沙会战这样的经典战例，缘于他手中掌握优势兵力，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兵团随手可得。

如今，它们都去了滇西，或者缅甸。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那里，欧洲是第一战场，北非是第二战场，缅甸是第三战场，为此哪怕牺牲中国战场也在所不惜，史迪威更是恨不得把中国国内的军队全都召到印度，以完成他的复仇之旅。

这是立场与利益的差别，当然，其中还有偏见和短视。

冈村宁次在北方发动“一号作战”后，国内战场如此紧张，史迪威却仍要求继续增加远征军的数量。

国内都要失火了，再往外抽兵自然困难，蒋介石很踌躇。

史迪威可不管这些，你不肯出兵，好，我削减你的援华物资。

美国援华物资本来就不多，每月才两万吨，史迪威发了这么一句话，物资因此都快给减没了。

怎么，还不肯动？

行，下一步就砍贷款、砍云南部队的补给，看你还敢不敢不听我的话。

其时，美国的援助固然不多，但没了那一点点贷款和物资，整个西南后方的经济就要崩溃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蒋介石只能对史迪威有求必应，结果在“一号作战”逐渐深入的当口，又有两个集团军，共约十六个主力师被抽去云南，这样一来，国内战场的机动兵力特别是优势兵力就少得可怜了。

当河南、长沙相继失陷，史迪威不但不予以有力支援，反而认为蒋介石是故意保存实力，在各种场合都暗示要他交出手中的所有军权。

蒋介石遇到了他一生中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私下里颇有山穷水尽之感，乃至“为之攀挹于怀者久之”。

不过，他毕竟不是一般之人，关键时候，再次显示出了“士不可不弘毅”中的那个“毅”字。

你们不是说我保存实力吗？我不靠上下两片嘴跟你们争，我用拳头，或者说，打一场伏尔加格勒式的战争给你们看看。

然而中国战场，哪有伏尔加格勒的影子？

说石碑是“中国的伏尔加格勒”，不过是蒋介石个人的冠名，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觉得那只是一场小仗而已。

只能看衡阳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方先觉把杂役兵也派上了一线

两次衡阳保卫战的胜利，让蒋介石从中看到了曙光，这绝不是小仗，连日本人都称第十军为“勇敢的重庆军”，你可以想想脸上有多光彩。

然而很快，蒋介石就意识到了第十军所处的险境。

7月18日，日军第二次总攻还未结束，方先觉已不得不动员佐级以上军官和杂役兵参加一线作战。

蒋介石长年征战，深知部队长不到万不得已，是轻易不会做出这一举措的，所以他听到后很是心惊（“不料伤亡之大以至于此也”）。

可是，即使到这种境地，第十军也决不能撤出衡阳，否则那个已被罗斯福授予四星上将的史迪威又有话说了：这不还是想保存实力吗？

第38章 浴血孤城（3）

蒋介石知道，某种程度上，方先觉是在用自己的牺牲为他解围，可是自己却陷入了围城之中，这让蒋介石对方先觉和第十军产生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

他在电报中对方先觉不称某某，或某军长，而是“弟”，他希望方弟弟能帮他撑到底，继续在衡阳固守下去。

当然，他也在使出浑身解数，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对衡阳进行解围。

无解的死局

7月23日，国民党统帅部以蒋介石的名义，向衡阳外围的援军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电令，要求各军有一个算一个，必须拼命向衡阳内圈挤。

这意味着警报达到最高级别，已不是第九战区一家的事了。

有人说，蒋介石每每喜欢遥控部队，是部队作战效率变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种遥控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这种火烧眉毛的关头，几乎相当于上方宝剑。

在蒋介石发出这份电令时，有的援军离衡阳已相当之近，最近的第六十二军距衡阳西南不过十四里之遥。

蒋介石扳着指头算算，只要一天往前推进十里，衡阳之围大致就可以解除。

但这不过是他坐在房间里自己想想的，实际战场远没有这么好，因为他的那份绝密电令，所有人都看到了，除了薛岳、各军军长、方先觉，还有横山勇。

日本人相对高超的解码译码技术，已令中国军队毫无秘密可言，你要么不发报，一发报必然遭其破译，无一遗漏，日本情报界称之为“频频入手”。

各支援军从哪里来，兵力多少，横山勇一清二楚，他只要照方子抓药，调部队过去一堵，便能把对方堵得结结实实。

除第七十四军这样的中坚兵团必须横山勇重点盯防外，剩下来的大多数，并不用横山勇花太大力气去堵，比如离衡阳最近的第六十二军，说是去救别人，其实自己就是一支极其可怜的部队。

美国记者白修德曾上过前线，他眼中的第六十二军简直目不忍睹。

这是一支粤军系统的部队，行军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靠两只光脚板走。三个兵里面有一个能扛上步枪就算不错了，其他的都空着手，最多拿两颗手榴弹。

重武器几乎没有，山炮倒是有几门，不过那还是“一战之遗物”，由于没多少炮弹，开炮时就如守财奴算金币，根本舍不得拿出来用。

第六十二军还是当时军委会直辖部队，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衡阳援军的大致水准，别说十里，你让他们往前推一里都难，假如运气不好，这些部队自己都可能会随时遭遇不测。

假如远征军中的那些主力还在，情况肯定大为不同……

当方先觉和他的官兵们在衡阳城里望眼欲穿等待援救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从奉命固守衡阳起，就注定了自己悲剧性的命运。

谁都无法解救你，这是个无解的死局。

此时，衡阳内圈的战况仍然十分激烈。第二次总攻失败后，横山勇一直没有停止对包围衡阳的两师团进行补充，而那两个师团也对着衡阳照攻不误，但是情况不是越变越好，而是越变越糟。

战死的日军军官已从大队长上升到联队长，经过多次补充，每个中队也仅剩二十人左右，一个联队里面，竟然只有五名军官，这在以往作战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由于伤亡实在太大，两师团已无法维持步兵大队的编制，只好将步兵大队改为突击队，而每个突击队也才不过七八十人，只比平时的小队稍强一些。

再这样下去，两个师团就得被摊成薄饼，贴到衡阳墙上去了。

到目前为止，第十一军在直接进攻衡阳方面只使用了总兵力的两成，畑俊六和日本统帅部一直对此非常不满，认为是衡阳迟迟难以攻破的重要原因。

衡阳战局的僵持，终于迫使横山勇不得不做出改变。

经过重新部署，第十三、五十八师团被调到衡阳，两师团变四师团，兵力增强了一倍，横山勇还决定亲临衡阳现场指挥。

当他乘着飞机，从长沙飞往衡阳时，被第十军发现了，后者没有高射炮，便用迫击炮对着飞机着陆地点进行连续射击。

由于距离太远，目标不明显，炸弹不可能正好炸中飞机，但飞行员一边降落，一边还要提防周围的炮弹，也够心惊肉跳的。横山勇旁边的一架飞机一个急刹，整个机身都因惯性而倒了过来，差点把他的魂都给吓飞了，自己飞机还没完全停稳，他就赶紧跳了下去。

机场惊魂让横山勇对衡阳战役的艰苦程度有了切身体会，他只能暗自庆幸，要不是中方已无强大的优势兵力，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场景可能早就在衡阳重演了。

华南旅顺之战

8月4日，横山勇发动了对衡阳的第三次总攻。

日本人把侵占衡阳视为“华南旅顺之战”，将之与日俄战争时日军侵占旅顺相提并论，而在第三次总攻中，已孤注一掷、没有退路的横山勇，几乎就是把乃木希典的肉弹打法原样搬了过来，在衡阳战场的每一区域他都采用了以往罕见的“自杀式冲锋”。

日军在衡阳实施自杀式冲锋

这种自杀式冲锋是需要点不把自己当人的二愣子精神的，第一一六师团的联队长黑濑平一大佐因此引起了横山勇的重视。

黑濑这家伙人如其名，没什么头脑，就知道玩命冲，在前两次总攻中，他的联队伤亡十分惊人，大队长已经换了四个，却还没能取得多大进展。

可这种时候，大家都没进展，黑濑之类无脑之辈就成了旗帜，从师团长岩永汪到横山勇，都想把黑濑捧成榜样，竭力打报告推举他升为少将，报告上面已经批了，问题是开战以来，联队长以下死了很多，旅团长位置却还空不下来，黑濑只得以少将身份继续当他的联队长。

少将不是白给的，黑濑很想在横山勇面前表现一下，被他赶上去的兵都不准回头——结果真的没回头，全给守军一个不剩地打死了。

遭到挫折的黑濑也动起了脑，用他那积水的脑袋想出了一个“模糊战术”。

所谓“模糊战术”，就在是深夜施放烟幕弹，以便遮蔽对方视线，让你枪打不中，手榴弹也投不准。

脑残的家伙再怎么努力还是脑残。在浓密的黑烟中，首先被弄得晕头转向、不辨西东的不是守军，而是进攻中的日军。

原因是黑濑联队的基层指挥官已整个换过一批，现职小队长全都系当兵的充任，这帮人也只知道傻冲，白天还好，晚上加上烟雾重重，他们都找不到自个儿的兵在哪儿，现场一片混乱，被杀得人仰马翻。

这下可好，又死了很多军官，光大队长就翘掉了两个，兵死了可以拿补充兵来填充，军官却没这么多后备的。

黑濑只得以中队长来替大队长，他那个联队因此变得十分滑稽：一个可以当旅团长的少将联队长指挥三个本来只能当中队长的中尉大队长。

到第二天，连中尉大队长都非死即伤，轮到黑濑，他打算亲自举起联队军旗，带着已所剩不多的联队做“悲壮的决死一战”。

白天吹了个牛皮，晚上黑濑就怯懦了，不过这一怯懦反而让他否极泰来。

黑濑固然打得糟糕，但其他部队还不如他呢，第六十八师团几乎就是没怎么动过步。

面对第十军密集连续的手榴弹，这个师团的官兵人人心惊胆战。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正在前线督战，小胸脯一拍，“你们这帮胆小鬼，手榴弹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它还没爆，你就可以把它捡起来，然后再扔回去”。

见士兵们将信将疑，这厮来了气：“不信是吧，我亲自示范给你们看。”

志摩源吉果然是做大官的，那俯身、拾弹、投弹的动作称得上是一气呵成，漂亮到让你不鼓掌都不行。

可惜，它们都被最后一个画面给否定了：守军一颗子弹过来，少将旅团长因为一颗手榴弹而丢了性命，真是够冤枉的。

他的死却便宜了黑濑，后者急速上位，总算当上了旅团长，再也不用到第一线拼老命去了。

最长的一日

坐拥四个师团，横山勇却仍然把这两个倒霉师团顶在最前面，是为了进一步消耗第十军，从而把这支英勇卓绝的部队推向崩溃边缘。

至8月6日，第十军已在衡阳苦战四十多天，处于势衰力竭的境地，余者大部分为重伤和重病人员，虽还有能战之士，但枪弹早已不敷使用，连手榴弹都快没有了。

中美空军一直在空中进行助战，偶尔也空投，但第十军能从空中得到的，全是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什么万金油之类。

不是不想投，而是没有。因为史迪威卡着脖子，为了能要挟蒋介石，他不允许陈纳德向中方输送任何援华物资，就这点小东西，也还是飞虎队长私底下凭交情偷偷送过来的。

衡阳的屡攻不下，让第十一军司令部陷入了集体纠结的状态，横山勇急到痢疾发作，身体虚得连坐都坐不住，但第十军的孤立无援，终于使他找到了机会。

8月7日，已在一边窥视很久，且养精蓄锐的第五十八师团突然杀了上来，从而改变了衡阳战局。

当天，这个师团就从西北方向突入衡阳，并尽其全力向前推进，第十军的阵地相继失守，双方随即由阵地战转入巷战。

当方先觉下令用炮兵进行阻击，却得知炮弹已经全部用光，再调预备队，亦无一兵可资调遣。

这是真正的大势已去，弹尽援绝。

方先觉向蒋介石发去最后一电，在电文末尾告知：“此生已矣，来生再见！”

收到电报后，蒋介石失眠了。当天晚上，他半夜三次爬起来做祷告。

8月8日，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最长的一天。

早上四点，蒋介石还是睡不着，又爬起来默祷一次，直到这时，他还抱着解围衡阳的一丝希望。

五点，似乎上帝真的开了眼，衡阳的电讯竟然还通着。

但只维持了一刻钟，电讯断了，自此再也不能取得任何联系。五个小时后，空军送来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

整座衡阳城已无人迹

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话：“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

他以为方先觉和第十军都已战死于衡阳城中，但事情却有些微妙的不同。

最后一刻，方先觉选择了为西方军队普遍认可的方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他当时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保证幸存官兵的安全；二是收容伤兵，埋葬死者。

方先觉后来又回到重庆，蒋介石的态度耐人寻味，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降将军，他没有像别人那样装模作样地进行训斥，而是竭力对其进行慰勉，仍旧重用，并授以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春天，一位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又在大会上提出第十军在衡阳究竟有功有过的问题，蒋介石听后腾地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这话是谁说的？造谣，中伤，不识大体”！

老头被骂得面红耳赤，其他人也再不敢就此多论是非了。

但是，方先觉和他的部属从来没能因此摆脱“最长一日”的困扰，直到在台湾退役，方先觉仍被屡次抨击，遂出家为僧，在寺院钟声中化解心中无尽的烦恼。

不管怎样，第十军的历史功绩是无法抹杀的。

按日方资料，横山勇第十一军在衡阳伤亡了一万九千多人，接近两万之众，内含军官九百多人。据说战争期间，每天都可以看到日军阵地上在举行火葬，而整个衡阳城也已被死尸臭气所笼罩，完全是一炼狱景象。

日本人称衡阳之战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这一战结束，对于横山勇和他的第十一军来说，也等于一次“苦难”的解脱。

第39章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随着长沙、衡阳的先后失陷，薛岳不仅未能再次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他的第九战区也面目全非，一共四十八个师，有二十五个完全失去再战能力，另外那二十三个也已经不成样子。

有损失就要补充，但中国名为征兵制，实际除广西以外，其他省都不符条件，大多数只能硬拉壮丁，到了后期更是问题成堆，兵役署送到各部队的“壮丁”数量既少，还经常逃跑，所以凡是经过大战洗礼的第一、第九战区，战力在短期内都恢复不起来，等于武功被废掉了大半。

相比之下，对手的日子却要好过得多。虽然日本早已是四面楚歌，但一个“总体战”的号召，老百姓随即群起响应，连妇孺都拿着竹枪参加训练，准备在本土与美军决战，国民精神之差异岂可等闲而视之。

衡阳一战后，横山勇第十一军即得到十万新兵的补充，但当他要沿交通线继续侵略性进攻时，却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那里碰了壁。

谁大谁小

由于装备上的悬殊，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南亚战场都吃了败仗，而且败得很惨，到衡阳之战结束，美军已击破日本的远海防卫圈，随时可以攻向日本本土或在中国沿海实施登陆。

在此情况下，日军整体转入防御，从统战部到“中国派遣军”都对要不要集中兵力“打通大陆交通线”产生了动摇。

于是，当横山勇报来作战计划时，畑俊六就只能泼来一盆冷水，说你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衡阳吧，哪里也不要去。

横山勇大怒：“凭什么不让我打仗？”

畑俊六的电报上明白写着：“目前缺乏有效补给……”

横山勇看都不看，他的第十一军司令部内更是一片鼓噪，参谋们红着脸，声音一个比一个高，“补给能不能跟上，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只管打仗”！

真是“大海啊全是水，蜘蛛啊全是腿”，整个第十一军里面，就没有肯稍微谦虚一些的，一干人目空一切，张牙舞爪的气势，全跟横山勇一个德行。

但是横山勇看着很开心，他就喜欢这种众星捧月、舍我其谁的氛围，当下便拟一电报，给畑俊六发过去，谓：“战场用兵，是第十一军司令官的职权。”

畑俊六收到电报，气得说不出话来。

横山勇不服命令，不是偶尔，而是一贯如此。侵占长沙和衡阳时，畑俊六名为坐镇武汉，其实也就是起一个象征作用，指挥根本就没他的份，那全是横山勇一手包办的活。

畑俊六的所有指示，都被当成耳旁风，别人提醒横山勇要给上司一点面子，他一脸不屑——要按那家伙的指示办，非得打败仗不可。

畑俊六在武汉无事可做，只好又搬回南京，但是除了骂上两句，他拿这位以骄悍出名的部下毫无办法，因为在军一级司令官中，已经找不出比横山勇资历更高、更有能力的战将了。

无奈之下，畑俊六派了一名大佐参谋到第十一军“了解实情”，顺便沟通一下，参谋了解到的“实情”却是横山勇已成了名副其实的霸王，当着这位钦差的面，就大说畑俊六的坏话。

参谋目瞪口呆，回去后也不敢照直说，只能如此汇报：双方确实有一些认识问题需要统一。

大家都明白，“了解”是假，找台阶下才是真，畑俊六早就成了小，人家横山勇才是老大，所以，最后“统一”的结果，就是小服了大，一切按照横山的计划行动。

横山勇跋扈，却无异于毁了自己前程。

考虑到西南战事越来越重要，日本统帅部打算在第十一军以上再成立方面军，畑俊六曾征求过横山勇的意见，对方的答复倒是非常简单——把第十一军司令部升格成方面军司令部不就行了。

畑俊六明白了，横山勇自己想当这个方面军司令官。

想当，你就应该乖一点，这样没大没小，等到你坐上那位置，是不是就得骑着我脖子拉屎了？

让谁当，也不能让你当！

泥瓦匠

1944年8月25日，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被任命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催其尽快到汉口上任。

冈村心里怦怦直跳，他觉得曾给他算命的那位“大师”真的很灵，先是说“大战”，应验了，接着说“西南”，又应验了。

不过，当时“大师”的另一句卜语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您的职务将有变，且属荣升。

职务是变了，可这是“荣升”吗？

“华北方面军”是中国派遣军里的老军区，第六方面军却是刚成立的新军区，怎么看，都不像是升了。

到了武汉，旧地重游，冈村更加沮丧。

以前他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尚有很多精锐的王牌军，比如熊本第六师团、名古屋第三师团，但几年硬仗打下来，已今非昔比，熊本师团在去太平洋作战前就已形销骨立，摇摇欲坠，剩下来的以名古屋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当家，却也没了印象中“钢筋铁骨”的威风。

战争极大消耗了日军的野战精锐部队

终于明白让我干什么来了，冈村苦笑着告诉幕僚：“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涂抹一番。”

总算，这个“泥瓦匠”还不是普通工匠，算得上是个小工头，下面还有两个打工的，一是衡阳的第十一军，代号“旭集团”，一是广州的第二十三军，代号“波集团”。

有了冈村这个小工头，畑俊六就可以不用跟被他称为“浑蛋”的横山勇直接打交道了，不久，冈村也见识到了横山勇究竟有多“浑蛋”。

冈村到任后，就遇到了畑俊六提出的那个问题，即由于战线延长，第十一军在给养方面可能难以跟上。

新官上任，得表现一点姿态，冈村就把后勤部长这个活给扛了下来，并派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去衡阳向横山勇说明情况。

一般的人，人家供你吃，供你穿，多少得说两句感谢的话，可“勇哥”不是一般之人，他认为你们干这些都是理所应当。

除了外表不够儒雅，横山勇在其他方面倒与冈村很像，尤其喜欢扮“思考者”，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做冥思状。

横山勇思考的，不是哥德巴赫猜想，而是上级有什么毛病或把柄可给他抓到。

没有当上方面军司令官，这小子一肚子的不满，既埋怨畑俊六不识才，又嫉恨冈村抢他位，竟然当着宫崎周一的面，就滔滔不绝地开始数落和挖苦畑俊六。

畑俊六还是宫崎周一的上司，双方初次谋面，就碰到这一出，让宫崎周一既吃惊又尴尬，回去向冈村汇报后，后者自然也十分不快。

可是畑俊六的难处，冈村同样也有，在第六方面军的旭波两集团中，“波集团”第二十三军长期驻于广东，缺乏“旭集团”第十一军那样的野战经验，没法独当一面。

显然，要想不让横山勇架空，就得有自己的力量。冈村就此在衡阳成立了第二十军，该军系第六方面军的直属部队，军部就地驻扎衡阳，可对“旭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控制。

为加强控制力，冈村还专门从关东军系统调来坂西一良中将任第二十军司令官，然而恰恰是这个坂西坏了事。

如果说横山勇是个疯子，坂西就是个神经病，平时什么都要管，惹得那些无事可干的参谋们大发牢骚。

关键是坂西和横山勇一样，也是个刺头，在国内就以敢公开辱骂老资格的将军著称，调到衡阳后，他一样我行我素，让冈村后悔不及，可又无可奈何——坂西的老丈人坂西利八郎是土肥原的师傅，因为这层背景，想换他都换不掉。

没法子，“旭集团”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是攻是守

8月29日，在经过二十多天的休整补充后，横山勇第十一军再次发起侵略性进攻，薛岳在衡阳以西拉起的正面防御线很快便被击得支离破碎。

曾令日军后怕的第九战区里面，只有第七十四军等少数部队尚有虎威，第七十四军所属“榆林师”第五十八师在衡阳西北设伏，杀伤了大量日军，可惜独木难支，已无法扭转整个战局。

9月7日，第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在白刃肉搏中战死沙场。

凡属将星，似乎总不会无缘无故陨落，据说王甲本是牺牲于一座名叫“玉七亭”的亭子旁边的，这座亭子上刻一副对联，上联起首是“玉汝于成……”，下联起首为“七月既望……”。

那一天，是农历七月二十日。

对个人来说，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可如果用它来隐喻处于凄风苦雨中的西南中国军队，却再合适不过。

随着薛岳率残部败走湘东南，广西门户大开，“旭集团”第十一军自北，“波集团”第二十三军自西，总兵力超过九个师团，给驻广西的第四战区造成空前压力。

第四战区的主力是桂、粤两军，实力远不及强盛时期的第九战区，顿时被打得千疮百孔，组织起来的防线没有一道能守得住。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眼见情势不妙，决定采取“持久守势”战术，即集中所有残余兵力，固守桂、柳两地，为陆续集结于贵州的后续兵团争取时间。

应该说，这几乎就是当时军事处于颓势之下的唯一稳妥之策。特别是桂林，不仅山水甲天下，城内外还有为数极多的石灰岩山峰及其溶洞，这些溶洞只要经过稍稍改造，就可以成为天然工事，若再把兵力全部投进去，足可支撑一阵。

可是，白崇禧说不好。

“小诸葛”原先在广西乃至全国军界的威望很高，广西人更把他看做是“战神”，认为只要他到哪里，仗就一定能打赢，白崇禧也颇为自负，抗战以来，一直想着要创造经典给世人瞧瞧。

可惜的是，抗战中凡与大捷沾边的战役几乎都不是他主导的，比如台儿庄大战，那还主要是李宗仁的功劳，他不过是起一个幕僚长的作用而已，倒是在桂南会战中，反而让人有了一种英雄迟暮的感觉：“战神”不灵了，诸葛似乎也没有传说中的神机妙算。

白崇禧的参谋业务一流，但他并不甘于只做幕僚长，就像他也不情愿在李宗仁身边摇扇子一样，可是自桂南会战后，战场上能让他发挥的机会少之又少。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他曾亲临长沙，却惹得薛岳大发脾气，认为是抢功劳来了，当着面拉下脸，“我打仗不行，要不你来指挥吧”。

白崇禧又尴尬又恼火，只得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时隔几年，没想到那么不可一世的老虎仔也被人家打得到处跑，这不正好是自己施展才能、恢复声名的机遇吗？

白崇禧打算在桂林组织一次大会战，就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的：不能光坐着挨打，还要攻！

时空错位

在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强调，桂林城内无须配备过多兵力，几个师用于防守足矣，其他的都到城外去，依城野战，可将日军主力各个击破。

几个师能守住桂林？

没人信。

白崇禧信，依据是内战时期，滇军围攻南宁，桂军战将韦云淞在南宁一守几个月，最后他亲自组织兵力在南宁城外来个反包围，从而将滇军一举击败。

韦云淞守南宁时，把存粮都吃光了，靠吃黑豆才生存下来，白崇禧始终引以为豪，并特地将守城桂军开始吃黑豆的那一天定为“黑豆节”。

黑豆的光荣可以延续，我现在就任命韦云淞这一擅守之将来镇守桂林，只要死守三个月，以“死守待援”和“里外夹击”的双重战术，定然能重铸昔日辉煌。

仍然是一片沉默。

内战那会儿，桂军和滇军属于水平差不多的对手，当然可以靠吃黑豆熬下来，可这都什么时候了，日军的战斗力是很多年前的滇军能比的吗？

韦云淞擅守，傅作义比他还牛，太原不照样一天就失守了，这就叫时空错位，而白崇禧在抗战中吃亏，很多时候也是看不到这一点，身上背的荣誉包袱太重。

别人称你是“战神”，那是过去时，对象不一样了，内战经验没法照搬照套。

张发奎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北伐时候的老铁军军长，几乎百战百胜，然而首次独立指挥九江之战便让人大跌眼镜。

你必须明白，这个世界的变化实在够快。

张发奎早就明白了这一点，而且他亲眼看到从前线撤下的桂军已成疲惫之师，个个精神不振，情绪沮丧，你让他们全部集中在桂林固守，人多力量大，或许还能有所作为。决战？哪有这个本钱。可他心里明白，嘴上却表示完全赞成白崇禧的主张。

当幕僚提出质疑时，张发奎解释说：“白崇禧是副参谋总长，又有‘战神’之名，他这么说，自有其智虑之处，我们不必另出主意。”

在广西，张发奎贯彻的就是一个字：忍。

身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虽然名义上是桂省军政首脑，然而坐的却是冷板凳。

无论在哪里，白崇禧从未放松对桂省和桂军的掌控，经常以协调战区为借口，越过张发奎直接给广西军政部门下达命令，实际上等于架空了张发奎。

坐冷板凳的滋味很不好受，但张发奎经历过人事上的很多风雨，他不像薛岳那样鲁莽，更不会甩出“我才不到广西去给人家看大门”那样的话，他与白崇禧的关系，就像从前的李宗仁之与白崇禧，总是前面的那个让着后面那个，所以有人称张发奎在广西是“张公百忍”：大家同舟共济，你要抓权就让你抓，我什么都忍，尽量听你的。

第40章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2）

第四战区的桂、粤两军，张发奎在指挥上能得心应手的只有粤军，然而后者一直在柳州防御田中久一第二十三军，守桂林得靠桂军，说到底还是白崇禧说了算，即便你不赞成又能怎样。

张发奎在广西是“张公百忍”

11月9日，横山勇第十一军对桂林发动总攻击。守军十分英勇，杀伤了大批日军，但兵力相对太少，等不到“吃黑豆”，就已伤亡大半，韦云淞只得率剩下的一小部分人突围而去。

11月10日，桂林失守，加上外围作战，勉勉强强守了十天，与“死守三个月”的期许相去甚远，白崇禧的“大会战”自然也只好流产了。

受此影响，柳州当天即跟着沦陷。一个月后，田中久一第二十三军侵占南宁，随后与驻越南的日军会合，标志着日军已完全打通所谓的“大陆交通线”。

不抽你抽谁

在被豫湘桂战役（即日本的“一号作战”）愁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的蒋介石，此时还得应付另一场与史迪威之间的战争。

随着实战的历练，史迪威已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美国将军，缅北战役的胜利便是明证，但他在交际等方面的致命缺陷却从未得以改善，真不知道此君从前的外交生涯是怎么混过来的。

他嘴里的蒋介石连名字都不配有，被称为“花生米”。

对付“花生米”，史迪威的经典绝招就是卡脖子——不答应我的条件，就不给援助。

他也许从来没想过，即使你是捐款者，那受捐的人也还有自尊心，更何况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把面子当做天大的事来对待的。现在一桩一件，一吨一元，都要看你的脸色，你让别人可怎么活？

在史迪威面前，蒋介石简直就是个乞丐头。

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反衬出远征军的辉煌，史迪威同样不会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次远征的胜利，其实正是以湘桂的失败作为代价的。

相反，他把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蒋介石的无能。

要让我来干，肯定不一样。

经过史迪威一吹风，对中国战场也很不满意的罗斯福遂亲自出面，四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他把中国战场的所有军权移交给史迪威。

蒋介石答应了。

他曾经寄希望衡阳保卫战能稳住局面，但衡阳失守后，抗战失败的阴影已触目可及。

整整七年的浴血苦斗，眼看盟军胜利在望，中国自己却再也支撑不住了，乃至到了经济崩溃和军事失败的双重边缘。

蒋介石心灰意冷，为了在关键时刻不再失去盟国的援助，他甚至情愿吞下让史迪威来掌帅这枚苦果。

这时候的史迪威真可谓是风光无限，攻克密支那后，他先是被晋升为四星上将，接着从蒙巴顿手里接过了东南亚盟军总司令一职，马上又即将从印度飞赴重庆，担任中国陆军总司令。

老乔爽透了，认为是自己指挥的缅甸战役改变了“这些家伙的态度”，使他们“不复有恩主的气派”。

其实，史迪威也不是神仙，如果手上只有蹩脚的装备和部队，他同样一筹莫展。

桂林失陷之前，史迪威由缅甸飞到桂林一趟，大家都希望这位鼻孔朝天的老美能拿出妙计以救危局，不料他的结论只有一个：打不了。

办法也只有一个：将桂、柳的所有物资设备全部运走。

之后他能做的一切，就是痛骂一通蒋介石，认为“花生米”笨得要命，既不肯打仗，又不会打仗，只会瞎指挥。

这样还不过瘾，他又跑回重庆继续当着面跟蒋介石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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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第一次远征失败后，蒋介石内心里就充满了对史迪威的反感和厌恶。

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让他伤透了心，乃至使他觉得只有陈纳德算是个好人——好的美国人，原因是这小兄弟真心实意地帮我（“彼对援华盖竭其精诚也”）。

可是拥有援华物资分配权，且能在罗斯福等要人跟前说上话的，却不是蒋介石最喜欢的陈纳德，而是他最讨厌的史迪威。

这样一来，蒋介石就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殊难忍受”的让步，哪怕对于自己来说，有多么委屈……

史迪威觉得驻印军还不够强，蒋介石就抽调精锐部队过去，使其得以组建第一军和第六军，相反，等到滇西远征军屡攻龙陵不下，需要驻印军进攻八莫以牵制日军时，却被史迪威以驻印军需要休息为由，毫不客气地予以了回绝。

蒋介石拟授史迪威以三军司令，既缘于罗斯福的压力，同时也是希望史迪威能够改变恶劣的战局，而这一切，都不能光停留于口舌之争，得赶快行动，具体来说，就是尽早占领八莫，在完成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后，把远征军调回国内参战。曾经的朋友变成了对头可是他想错了，史迪威整天能做的就是吵架骂人，全不管中国这边的摊子已经没法开张了。

一周后，蒋介石又催史迪威进攻八莫，然而史迪威仍不当一回事，不仅当面顶了回去，还去罗斯福和马歇尔那里打了小报告。

双方这么不和谐，史迪威拜将升坛的事也就一时没办起来。

9月19日，到了摊牌的时候，不是蒋介石对史迪威，而是史迪威对蒋介石。

史迪威拟了一份电报，然后发给罗斯福草签，美国总统当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好，只是听了一下就在上面签了字。

老乔写的东西，你还会认为有什么好，一副要跟人肉搏的样子，而他写的时候也确实是拿蒋介石做靶子的，他要证明一下“美国总司令的作风”。

里面的每一句都包含着一只爆竹，那是非要把“花生米”炸得粉身碎骨不可。

你看清楚了，现在我最大，你还敢跟我犟嘴，不抽你抽谁！

这份电报，史迪威一定要亲自送，他要亲眼看到蒋介石那血肉模糊的衰样，方能大快。

忍无可忍

第一个看到电文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和蒋介石坐在一个房间谈话的美国特使赫尔利。

赫尔利读后，脸色马上就变了，电报中除指责蒋介石“按兵不动或竟提议撤退”外，就是通牒式地要求对方立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陆军总司令。

从头读到尾，满篇都是“赶紧”“否则”之类的话语，不是爆竹，简直就是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

蒋介石毕竟是一国领袖，而且是美国前不久才口口声声承认的同盟国“四强领袖”，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也太过分了吧。

赫尔利本能地感到这样一份电文不能给蒋介石看，就劝史迪威暂时不要拿出来。

人家不是答应让你当总司令了吗？你已经“赢得了这场球赛”，何必再如此让人难堪！

可史迪威并不领情。

为什么不拿出来，这是总统的电文，你我有什么权利搁置？

赫尔利愣了一下，知道这史迪威现在正在风头上，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便直言相告，“你要送就自己送，如果要我替你转送，对不起，以后我就再也不能帮你跟中国人打交道了”。

那意思，你不给人家面子不要紧，顿顿脚就可以走路了，我还得天天在这里待着呢。

史迪威今天来了就没想走，你怕得罪人是吧，我本来就想自己送的！

电文有中英对照，这厮却非要让蒋介石当众出丑，当下就指着屋里一位英语好的，“那谁谁谁，你来翻译一下”。

此时宋子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何应钦等人都在，赫尔利也是一中国通，知道中国人最重面子，赶紧站起来说，电文里有译文，就不要翻了，自己看就可以。

史迪威见没别人答应，只好将电报直接递给蒋介石。不过这小子可真够损的，他唯恐旁人不知道电文里写的是什么，还凑在旁边，踮着脚把中文内容全都念了出来——他做过外交官，中文没问题。

念完了，他假装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找个位子坐了下来。那样子，好像他与此事完全无关，在为蒋介石感到惋惜似的。

电文一念完，房子里几乎所有人都震惊了，因为听那里面的内容，分明就是一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本来是两大盟国首脑的往来电文，却仿佛变成了希特勒给他的卫星傀儡国的信件。

除了一个人，那就是史迪威，他的内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准备提前开香槟了。

蒋介石爱写日记，这美国佬也写日记。史迪威的日记是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欢乐心情”的：这是一包胡椒粉，现在交到了“花生米”手里。它像一把叉鱼枪，将会准确命中这小坏蛋的神经中枢，把他打个透穿！

让我好好地看看，十秒钟以后，“花生米”将会是怎样的表情。

然而，史迪威小小地失望了一下。

蒋介石一字一句地看完电文，神色如常，慢慢地说了四个字：“我知道了。”

之后，他便无言地坐着，什么话也不说了，史迪威在日记中的记述是“失去语言能力”。

只有赫尔利从细节处看出了反常，他注意到蒋介石伸手去拿茶杯，结果却把盖子给盖反了。

自然，屋里的空气极其尴尬和沉闷，什么事也议不了。

史迪威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更不理解他自以为已经看得透透的蒋介石。

唯其沉默，才是最痛苦最愤怒的表现。

当众人皆散，屋子里只剩下蒋介石和宋子文，一个妹夫，一个大舅子，再没有外人。当着大舅的面，蒋介石也再无戴面具的必要，这个时候他开始抽噎地痛哭，眼泪很快打湿了军政强人的衣衫。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此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史迪威装无辜，却瞒不过阅人无数的蒋介石的眼睛。

当史迪威还沉浸在小孩子得逞似的兴奋时，蒋介石已经在思考，如何发动最后的反击。

史载，之后的五天，他一直“静居黄山”，对史迪威问题“凝思再三”。

这里的黄山，不是指安徽的黄山，而是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

到了摊牌的时候，不光是向史迪威，也是向美国，向罗斯福。

史迪威的确是错看了蒋介石。在两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后者一直“强自忍性”，百般退让，史迪威以他美国人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是怯懦，但他不知道蒋氏之所以可在盘根错节的国民->小说下栽+3ＵＷＷ。ＣoＭ<-党中取得统治地位，是因为此人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一旦下了决心，却也拥有超乎异常的坚韧和顽强。

事实上，在决定再忍一把，将陆军总司令一职交给史迪威之前，他已产生了即使没有美国帮忙，自己也要独立撑下去的想法，即所谓“不能不有最后独立作战之打算也”。

现在，你们已经把我逼到墙角，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该轮到我来给你们下通牒了吧。

传达这一“通牒”的是宋子文和孔祥熙。

宋子文找赫尔利，孔祥熙去拜访罗斯福，大致意思为：其一，总统的那个电文太过分了，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挑衅，实为美国之污点；其二，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军人是不愿受外人之“侮辱”和“奴视”的，可是史迪威正好“侮辱”和“奴视”了我们。

罗斯福这才猛醒，稀里糊涂签下的那个电文真把蒋介石给逼急了。

此时，他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撤换史迪威，要么放弃中国这个盟友。

虽然一段时间以来，他和史迪威一样，或者说是受了后者的影响，对中国战场极不满意，但不满意跟不需要毕竟还是两码事。

如果中国真的跟美国说拜拜，就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会因顶不住压力，放弃对日本的抵抗，如此日本立刻可以把中国战场的兵力抽出来，转用于太平洋，这对美军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换言之，中国打仗不卖力，可能是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而如果干脆不打仗了，那就不是光浪费钱的事，是要多死人的——美国人。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都有这么一个习惯，怕死人。它算账精，不愿多花钱，可如果可以少死点人，那就情愿多花钱。

美国人命值钱，这是占第一位的大事。

只有换史迪威了。

罗斯福亲自和马歇尔交谈，试图说服对方把史迪威给免掉。

第一次，罗斯福找他谈，马歇尔仍持力保史迪威的态度，他说中国的事情不是人事原因，换一个史迪威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陆军部除了史迪威之外，无人可换。

第二次再谈，罗斯福的态度不再是讨论，而是不换不行了——蒋介石既是一国元首，他说要换，那就有换的必要。

马歇尔知道很难挽回了。

蒋介石要罢免他的消息，史迪威也从各种渠道探听到了一丝风声，但他还未意识到对方那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

史迪威一边做出表面上的让步，说可以在必要时候撤回远征军主力，用于国内作战，另一边却做得更为极端，甚至命令“飞虎队”半数人员都不要办公，本来要援助中国的飞机也不再交出。

此举大大激怒了蒋介石，也使史迪威的留任失去了最后希望。

罗斯福发来电报，表示可以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但希望能让其继续指挥远征军。

蒋介石马上予以拒绝：要免全免，不会再给这个人以任何机会。

史迪威原本以为有马歇尔这个大哥罩着，会没事，但斧头落下，马歇尔也没了招。

10月18日，美国被迫召回史迪威。

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中，老乔终于结束了中国之行。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忘记他在打通国际交通线上所做出的贡献，后来，中印公路被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第41章 愤怒的拳头

在召回史迪威的同时，罗斯福应蒋介石之请，重新任命魏德迈少将为新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人就是这么矛盾，你说要像陈纳德那样锋芒毕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的吧，上面不肯用你，可是反过来，假设一贯沉静谦和、温良恭俭让，别人却很可能又不知道你。

魏德迈就是后面这一类型，他与史迪威一样毕业于西点军校，具备出色的参谋功底，但仕途并不顺利，乃至在军队中混了二十多年还只是一个尉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才逐级递升为少将。

接到最新任命前，魏德迈的职位是东南亚战区副参谋长，这主要是因为史迪威跟英国人的关系也处得相当不好，马歇尔把他调去起一个缓冲作用。

别人升官都高兴，只有魏德迈拿着委任状想哭。

这个老实人没有史迪威那么大的心，从未设想过要做什么老大，而且他比史迪威小二十多岁，在中国只待过两年，对东方人情世故缺乏了解。

在魏德迈看来，史迪威是美国军方公认的“中国通”，连中国话都会说，这样的伙计都被炒了鱿鱼，可以想像未来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恶角色，我去，那不是白给吗？

可军令如山，不去不行。

中国悲剧

魏德迈曾希望史迪威能给自己一些建议，这样至少心理上还可以有个准备，免得一见面就被那个可怕的老板给弄得下不了台，然而史迪威在遭到免职后，连肚皮都给气炸了，早早便坐飞机回了美国，哪里还能找得着人。

10月31日，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魏德迈硬着头皮来到重庆履职。

上了船就无法下去，魏德迈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业务中去。他发现，此时中国国内战场的情况果然相当严重，历时半年之久的豫湘桂战役，已经从北到南，连着打垮了中国的三个战区：蒋鼎文第一战区、薛岳第九战区、张发奎第四战区。

这些战区至此名存实亡，各部队都成了残破之师，很多军只剩下三千人左右，连过去的一个师都不如，战斗力更无法应付实战需要。

前线军队的溃退混乱程度大大超出原先的想象，自桂林、柳州失守后，贵州也危在旦夕。

如果不是蒋介石提前做出了一个预防措施，大家真的就全完了。

11月6日，蒋介石从尚有力量的战区中抽调人马，在贵州紧急组织起抗击兵团，并由汤恩伯领衔，正式任命其为黔桂湘边区总司令。

四天后，桂、柳同时失陷，横山勇第十一军追到贵州，在沿途部队已完全失去抗击能力的情况下，汤恩伯的抗击兵团成为保卫重庆和昆明的唯一一面屏障。

贵州独有的喀斯特地形给汤恩伯帮了大忙。

日军越往前走，山路越复杂陡峭，两边全是绝壁悬崖，很多军马不小心坠入崖底摔死，第十一军因此只能拉长相隔距离，呈一路纵队缓慢行军。

这样一来，守军用很少的兵力配上迫击炮便能防住一道狭窄路口，在贵州的那些青苔路上，日军尸体重叠，有的大队被打到只剩一个中队，被击毙的日军用门板抬着，晚间才能集中火葬，其状之惨，真无法用语言和笔墨来形容。

由于极度缺少军官，连名古屋这样的老师团也只得由上等兵来担任中队长，并且平均一天只能往前挪动两里路。

但问题是抗击兵团本身能力有限，这个兵团的大部分要从西北赶来，此时还在路上，因此人越打越少。

即便是乌龟，横山勇迟早也是能爬到重庆去的。

当看到这些从第一线传来的战报，并且设身处地地面对种种险境，魏德迈终于了解了他从前所不了解的中国人。

他们绝不是像史迪威和一些浮光掠影的美国人所描述的那样，愚蠢、怯懦、消极、什么都不干，相反，这个东方民族有着惊人的坚忍、耐力与牺牲精神。

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德国发动进攻后，法国六个星期便选择了屈膝投降，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到现在整整七年过去了，中国仍在继续咬牙苦撑，而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少到不及英、苏的一个零头。

魏德迈遂感慨之，他说，这是一个中国悲剧。

毫无疑问，蒋介石也是中国悲剧中的一分子。在与蒋介石交往的过程中，魏德迈发现这个传说的凶神并没有那么可怕，甚至还很可怜。事实上，那仅仅只是一个“松散联合政府的首领”，能把这么多并不完全服从于他的军队捏合在一起对日作战，已经是相当不易。

正是鉴于这些认识和评价，魏德迈走向了与史迪威完全不同，却与陈纳德相仿的道路。他相信，此时此刻，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埋怨、威胁和压制，而是切切实实的帮助与支持。

11月底，日军已进逼黔桂铁路的终点独山县，日本媒体公然揶揄魏德迈这位“新人”：过不多久，您只好到印度去办公了。

魏德迈确实有些慌了，他两次向蒋介石建议迁都，但后者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万不得已时，我就死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

见此情景，魏德迈便说：“那好，我也不走，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蒋介石非常感动，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种肯同生共死的人，那就是患难兄弟，生死之交。

可是，魏德迈真实的想法却不是这样。

欧美理念不同于东方，战场上打不过当然要撤退，实在不行还可以缴械投降，死战，那有什么价值呢？

魏德迈后来承认，他当时心里想的，其实是到昆明去组织“最坚强的防御工事”。

魏德迈并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能体会到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心境，这个时候，你告诉他“不抛弃，不放弃”，比说其他任何话都强。

身边有了一个这么通情达理的美国将军辅佐，蒋介石的苦难日子也算到头了。

魏德迈的继任让蒋介石松了口气

魏德迈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知道最牛的伙计也不能压过老板，即使你直接代表了真理，也得给人家三分薄面，因此态度和语气都非常注意。

每提出和部署一个计划，他都不会像史迪威那样“摆在裤口袋里”，而是会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在充分领教史迪威那套“赶紧”“否则”的逼迫式打法后，蒋介石几乎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根据魏德迈的建议，蒋介石的统帅部向缅甸的廖耀湘新六军发出回调令，而魏德迈提供的运输机，也迅速提高了汤恩伯抗击兵团的集结效率。

蒋介石由此对魏德迈产生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夸他“直谅勤敏，可谓毫无城府”，对魏德迈提出的建议，没有哪一条不欣然应允，并密切配合。

火花，就这么擦了出来。

蒋介石换了个好伙计，陈纳德也换了一个好老板。在陈纳德眼中，魏德迈处事公正，为人坦诚，这让他和他的空军都有了用武之地。

在陈纳德的指挥下，“飞虎队”成规模地在贵州上空活动，连扫射带轰炸，吓得日军白天都不敢生火做饭，唯恐炊烟被空中发现，以致招来霉运。

这还是轻的，最重要的是空军可以切断彼方的后勤补给。

凡是看到地面有日军的辎重运输队，陈纳德即实行连续无区别攻击战术，不给炸得稀巴烂绝不罢休。如果是单个的日军部队，尚可躲到村庄或隐蔽处进行防空，可船只、汽车、火车却没办法这么做。

由于运输相当困难，横山勇临时改变规则：以后主要运弹药，粮食自己想办法。

所谓想办法，其实就是抢，但当时十室九空，也到了抢无可抢的地步，许多日本兵便只好摘路边的香蕉充饥。

吃还能这么对付着，穿却不行。

时已冬季，气温骤降，日军全都穿着夏装，在阵阵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12月2日，横山勇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向已侵占独山的前锋部队发出电报，将其撤回广西。

八年抗战中最惊险的一幕结束了（“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它让中方迎来了反败为胜的机会。

风中的承诺

史迪威在任时，曾有陈纳德要与他争夺在中国领导地位的说法。

事实上，一个空军指挥官，一个三军总指挥，若要争名夺位，陈纳德无论怎么往上蹿，都不可能跳得比史迪威高，何况陈纳德特立独行，从来不是过分贪慕名利的人。

战略思想的不同，才是两人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史迪威是一个“陆军至上论者”，信奉刺刀下面找出路，认为像欧洲战场那样，决定战争的永远是陆军，空军作用不大，陈纳德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自常德会战以来，中美空军已打得日本航空队毫无还手之力，后者完全丧失制空权，因此，中国战场不同于欧洲战场，在这里，“飞虎队”只要能得到全力以赴的支持，切断对方的补给线绝无问题，而补给线一断，也就等于扼住了日本陆军的咽喉。

陈纳德的话，史迪威一句都听不进去，在他那里，“飞虎队”可有可无，甚至于沦为他向蒋介石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

很长时间里，史迪威只能依靠一些老式机型去完成轰炸任务，有时连中美空军的补给都无法保证，即使在桂、柳即将失守的紧要关头，“飞虎队”仍在为缺乏足够的汽油而发愁，飞机只好一架架在机场上趴着，根本无法投入协同作战。

陈纳德本是一只空中老虎，然而在史迪威的压制下，却难以有所作为，特别是在看到自己的中国哥们薛岳落到悲惨境地的时候，更是又气又急。

魏德迈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陈纳德的处境，不仅“飞虎队”的补给不再被卡脖子，老轰炸机由B-29所代替，并且陈纳德的空中作战计划也得到了充分欣赏和支持。

当空中老虎重新跃起，日军遭遇到了三年以来最猛烈的痛击。

12月18日，“珍珠港纪念日”后第十天，七十七架B-29飞临汉口上空，组成了一道超级空中堡垒。

就像当年日机轰炸重庆，高射炮对这道密集的堡垒也无能为力，因为B-29在两万英尺的上空，炮弹够不着，只能在飞机身下形成毫无作用的弹幕。

空中堡垒随即开始投弹，其轰炸方式为四加一，即五架为一组，其中四架投掷燃烧弹，一架投掷高爆弹。

这两种炮弹都是第一次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其巨大的破坏力令人叹为观止，连美国空军指挥官后来在回忆中都指出，即使不用原子弹，仅靠它们来轰炸日本本土，也足以迫使日本投降。

高射炮鞭长莫及，飞机还是可以拦截的，何况B-29机群随身并没有战斗机用于护航，但经过中美空军的屡次打击，日本航空队已经既砢碜，又胆小，任外面炸得天昏地暗，它愣是装没听见，只是躲屋里装傻。

一个小时后，B-29轰炸机群对码头仓库的首轮轰炸结束，以为人家走了，部分日机才战战兢兢地升空做个样子。

不料露头之后，等待它们的却不是交差，而是覆没。

陈纳德在武汉周边埋伏了第十四航空队所能动用的全部战斗机。经过重甲改装，如今的“飞虎队”鸟枪换炮，除轰炸机变成“空中堡垒”外，战斗机的主力机型也由P-40战斧升级为P-51野马。

野马被称为“歼击机之王”，在太平洋战场上，连零式都只能甘拜下风，更别说其他日机机型，偏偏日本航空队的老飞行员也死得差不多了，新飞行员全是没有作战经验的菜鸟，导致其作战力下降到了末流的水平。

以超一流来对付末流，谁胜谁败，几乎是不动脑子都能想得出来的事情。

果然，当长翅膀的老虎突然杀出时，日本航空队就像散了伙的鸡群一样四处乱跑，总共四十六架日机被击毁，而“飞虎队”完好无损。

飞虎队气势磅礴的攻击队形

空战的同时，轰炸机群卷土重来，这次更牛，全部低空飞行。

高射炮，炸；飞机库，炸；储油库，炸。一个都不放过，也一个都不饶恕。

汉口是日军在华中的重要补给基地，储存着大量战略物资，但经过“12·18”大轰炸，大部分仓库和军营都变成了废墟。

此后的一个月，陈纳德继续一刻不停地发动他的空中反击战，日本航空队又被打掉了两百多架，以至再没有一架飞机能用以升空作战，这片天空，完全成了“飞虎队”的专属。

在自己的领域，陈纳德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开始把“欺负”的对象转向大陆交通线。

陆路，一天就摧毁了三十七辆机车，水路，将近四万吨船只被击沉，长江江面上日军连十吨的小汽船都保不住。

这条日本人付出高昂代价才获得的重要线路，实际上发挥的作用极其低微。

随着时间的延续，“飞虎队”逐渐明白东方流传的独孤求败是什么意思，因为空中可供他们灭掉的飞机越来越少了。

1945年3月，打掉日机四十七架，已经很不过瘾。

4月，一共只碰到三架，还是老式的俯冲轰炸机。

5月到7月，一架也没有了。

飞虎队员们忍受不了这种无仗可打的寂寞，索性深入敌占区，从东北一直飞到越南，可他们还是失望了。

在这么广阔的区域内，竟然还是无日机的踪迹，曾在中国上空嚣张一时的日本航空队被完全消灭了。

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陈纳德的唯一抱负就是帮助中国打败日本，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也因此被称为自马可波罗以来，最受中国人爱戴的外国人。

猪胖不是命好

如果现在要举一个冈村宁次最佩服的人，他肯定会说是那位“算命大师”——那人算的命不是灵，而是太灵了。

1944年11月24日，冈村宁次接替畑俊六，担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

第42章 愤怒的拳头（2）

这回真高升了，“大师”的最后一句卜语完全应验。

冈村担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时，可真把他给委屈坏了，官既小，下面那个横山勇还三天两头地跟他闹别扭。

原先侵占桂林和柳州时，冈村依照过去南昌会战的经验，想激励弱旅，因此专门让田中久一第二十三军负责进攻柳州，可是横山勇侵占桂林后忘乎所以，根本就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径直抢了田中久一的军功，弄得后者直翻白眼。

横山勇的自我感觉总是那么好，常挂他嘴边的话是：“在目前的大东亚战争中，能立即取得主动的，唯有本军的正面。”

冈村恨不得立即给这好赖不知的家伙一“二指禅”。

没有我运筹帷幄、输送粮草，你能决胜千里？

做这种人的领导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冈村到南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横山勇给撸下来，让他滚回国当西部军司令官，领着一帮妇女儿童玩竹枪去了。

冈村升了官，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统帅部肯扔出这顶高帽，还是要把他当泥瓦匠使的。

很快，冈村就看出了不妙。自陈纳德发动空中反击战后，大陆交通线几乎无法正常使用，不仅物资输送和储存变得极其困难，就连高级司令官的安全有时都难以保障。

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在广州视察时，突然遭到四架野马战斗机的攻击，虽有战斗机掩护，但还是受伤躺进了医院。

中美空军如此“猖獗”，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怎么可能这样？“一号作战”特别是侵占了桂、柳后，不是把当地的飞行基地全部破坏掉了吗？

研究的结果，除了“空中堡垒”和野马都具有远航能力强的特点外，陈纳德又拥有了一批新的飞行基地，不能不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换言之，日军破坏机场的速度快，而以吃苦耐劳著称的中国人重建机场的速度却更快。

在侵占桂、柳后，冈村发现中国军队的实力与他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对方已丧失了超过一半的正规部队，如果能乘胜而进，显然“重庆军”只能继续撤退。

可惜，犹如回光返照一般的“一号作战”，也几乎耗尽了日本仅余的最后一点潜力，在这次大规模连续作战后，日军大多数参战部队都减员了三分之一，有的仅剩一半。

坂西一良第二十军属于第六方面军的直辖部队，打仗的次数不多，强度也不高，但也死伤了七千多人，前沿主力部队的状况可想而知。

这么一算，别人虽然伤痕累累，但你也快瘫倒在地了，加上缺乏后勤补给，哪里还有能力再追那么远。

先想想怎样才能不挨飞机炸才是头等大事。

1945年1月29日，冈村在南京召集军以上司令官开会，确定要发动春季攻势，以捣毁中美空军的两大飞行基地：鄂北老河口和湘西芷江，这两个地方，一北一南，是陈纳德用以切断日军后勤补给的两把利剑。

本来这是开飞机的人的活，可是航空队哪里敢去，无奈，只能由陆军越俎代庖，给航空队擦屁股。

进攻老河口一战，是曾在豫中会战中击溃第一战区的内山第十二军，从步兵师团到特种部队都是一套班子，冈村也希望他们能一战得胜，像“一号作战”那样开个好头。

3月22日，第十二军发起鄂北会战。

其时，李宗仁已调任汉中行营主任，在老河口负责的是第五战区新任司令长官刘峙，这也是他在抗战胜利前指挥的最后一仗。

中国军队在鄂北豫西的情况，和广西一样糟糕，刘峙手上可调度三个战区的人马：第一、第五、第十战区，然而，这么多落败之师加一块儿，也不一定能抵得上过去的一个汤集团。

好在刘峙有保定会战的教训，那场军事生涯上的滑铁卢在将他击落谷底的同时，也教会了他一条重要的生存法则。

这条法则就是：平原之上，步兵是扛不住坦克的。

人的思维通常都具有惯性，刘峙尝到的是苦头，内山感受的却是甜头，所以他的战术基本照搬过去击败汤恩伯的那一套，即用步兵突破正面，然后由隐蔽于步兵身后的车骑特种部队超越突进。

可惜，这么好的战术只能浪费了，因为刘峙根本就没准备固守平原，早早地就把那些地方给让了出来。

不过在撤退之前，刘峙挖断了公路。

“虎师团”战车第三师团一直在步兵身后鬼鬼祟祟，想占便宜，不料挖断的公路使它原形毕露，不得不一边填坑一边行进。

正好那几天又下大雨，道路变得更加泥泞松软，无奈之下，师团长山路秀男中将做出规定，摩托化步兵一律改成普通步兵，老老实实下车走路。

摩托车好办，坦克却不能下来推着走，就算在泥地里原地打转，你也没法子，这正应了“猪胖不是命好”那句话。

好不容易天晴了，可没等山路修好，有人就提溜着刀过来了。

“刘峙版”新生存法则：如果步兵不行，试试飞机！

坦克在步兵面前不可一世，见到飞机却也就跟遇到老鹰的小鸡崽差不多，除了撅着屁股到处躲，没有其他任何高招。

平原上一览无余，很难藏人，更别说藏坦克了，因为这东西目标太大，黑烟、炮管，甚至于身后的车辙印都可能暴露你的行踪。

对于富有经验的飞行员来说，只要把飞机降到一定高度，就总有办法发现，几颗反坦克弹下去，战车便成了废铁。

白天担惊受怕，晚上还难以合眼。

中美空军实行的是三班倒，自有值夜班的来伺候，而且这回还配备舞台灯光——照明弹和曳光弹，然后伴有大口径机枪的扫射和反坦克弹的轰炸。

自当年灵宝战役遭到胡宗南第一军痛击后，“虎师团”再次遭遇较大伤亡。最令人恼火的是，灵宝战役时，多少还可以看到并打击对面的守军，这次却只能挨打，不能还手。

随师团长前进的译电班乘着卡车，本来多高兴的事，起码用不着跟小兵一样走路，不料卡车被炸个正着，译电员死的死，伤的伤，电报密码本炸碎后纸屑乱飞，煞是有趣。

译电班直属师团司令部，连他们都这种待遇，其他人的处境可想而知，几乎一路都是提心吊胆。

内山原本指望“虎师团”能发挥快速机动作用，谁知事与愿违，坦克竟然还远远落在步兵后面。

与坦克相比，东洋马不一定非走公路不可，因此骑兵反而能够后来居上，抄小道跑到了前面。

3月27日，骑兵旅团已到达距老河口以东不足五十里的区域。

刘峙一面对老河口飞机场进行紧急搬迁，一面围绕老河口，调度陆空两军对骑兵旅团进行打击。

老河口为丘陵地形，并不利于骑兵作战。骑兵旅团为此伤亡惨重，每个骑兵中队都被削掉三分之一，直到配属的步兵赶到，才最终占领老河口飞机场，但那里已经空空荡荡，花力气缴到的一些汽油和航空器材，也被飞机投弹给烧毁了。

谁斩谁的首

内山是久战之将，一伸手，就能知道对手处在什么样的水平和层次。

鄂北会战开始以来，守军的一招一式皆极有章法，即使攻到老河口，亦毫不慌乱，最重要的是它的损失很小，随时可以对已疲惫不堪的敌人展开反击。

显然，中国军队拥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指挥中枢。

3月29日，内山向骑兵第四旅团发出电令，下令执行“斩首行动”：绕过老河口，奇袭并歼灭位于老河口西北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

骑兵旅团长藤田茂少将毕业于陆士骑兵科，擅长于骑兵隐蔽突击战术，战前他特地训练了一支很神秘的小分队。

这支小分队的士兵全部背青龙刀、马步枪和手榴弹，军官则使用手枪、望远镜和地图，乍一看就是一支活脱脱的中国骑兵。

如果你这么认为，藤田茂一定会开心得连觉都睡不好，因为他就是要让别人有这种印象。

正式名称：特别挺进入斩队。

伪装成中国军队的日本“入斩队”

入斩队化装成中国撤退军队，趁黑夜出发，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越来越近。

似乎刘峙的脑袋再也保不住了，可惜藤田茂初来乍到，忘记了自己身处什么地方。

豫西、鄂北、陕南，那是一个民风极其强悍的三角地带，即古之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当地人全部尚武好斗，村村寨寨有枪有自卫团，过去军阀混战时，甭管哪路人马，路过时一定要打好招呼，否则砍你没商量。

日本人，那却是不用打招呼的，因为没得商量。

据说在豫西时，曾有一座寨子里的自卫团出面宴请驻于当地的日本军官吃西瓜，吃着吃着，他们忽然翻脸，七手八脚就把从大队长到翻译的八个日本人全给剁了。

要指出的是，那座寨子与日军大队部仅隔五百米，这些老百姓的胆量究竟有多大，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入斩队跟他们的旅团长一样不知厉害，他们到达一条河边时，准备选择渡河点，就去向当地人问路。

这一问，什么伪装都白搭。

给入斩队担任向导兼翻译的是两名伪军，但不是当地伪军，是从豫东临时调来的，一说话，人家就发现口音不对。

入斩队队长自称是老河口防守部队的某某，却连中国话都说不利落，更是把老底都给抖搂出来了。

发现这些人原来是伪装的日军后，老百姓不是大惊失色，而是大喜过望。

靠请吃西瓜才剁了八个鬼子，勉强缴了几条枪，眼前起码有三十个鬼子，不仅有枪还有马，这该是多大一笔收成啊。

于是，一个村一个村地赶过来，他们的兴趣就是杀了鬼子后，再夺走枪和马。

没有人感觉恐惧和害怕，只是唯恐落后，仿佛面对的不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而是生产队里准备分给大家的鱼和肉。

入斩队员都是从骑兵旅团里挑选出来的精兵，具备极强的作战能力，但周围上来包围的人密密麻麻，越来越多，粗粗估算一下，竟有一千多人，而且很多手里还有土枪土炮。

就算你是三十个下凡的天神，也敌不住一千个不要命的老百姓。

到入斩队撤回原出发点时，已伤亡了一半。

随着斩首行动的失败，从正面强攻老河口便成了藤田的无奈之选，而这却是骑兵旅团的最大弱项。

骑兵们大多没有经历过大的阵地战，只要对手火力一强，就赶紧躲起来，并闭着眼睛胡乱开枪。

刘峙的守城部队是从三个战区凑过来的，完全算不得主力精锐，所以起先精神也很紧张，可是一看对手更菜，马上就来了劲。

一遛马的，还敢跟我们叫号，不揍死你就太亏了。

攻城时，骑兵旅团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敢攀登城墙的日本兵，有的被迫击炮弹炸碎，有的被密集的机枪子弹击中，在最前沿负责指挥的中队长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

4月1日，藤田下令终止进攻，换防撤退。

由于被打死的同伴太多，很多人一边走一边哭，这支曾在豫中会战中与“虎师团”一道击溃汤集团的骑兵旅团，至此遭到了歼灭性打击，联队只能缩编成中队，已不复能战。

六天后，内山以步兵师团和战车师团相配合，才最终侵占了老河口城。

防守老河口的，自头至尾只有一个普通步兵师（第一二五师），但这个师直到从城中撤出，仍从容不迫，最后的两天，他们仅阵亡两百多人，被俘五人，日军却伤亡了近四百人。

对于内山、冈村乃至整个“中国派遣军”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绝版青春

冈村宁次从来没肯放弃过他的西进战略，他如此卖力地进攻老河口和芷江，除了破坏中美空军的机场外，也是要把当地作为今后侵占中国大后方的跳板。

与鄂北会战相比，冈村更为关切的是湘西芷江会战。因为与老河口相比，芷江直接靠近中国后方，在这杆秤上，可以最后再测一测日本的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

战前，他乘机飞往汉口和衡阳，以检查战役准备情况，但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大惊失色。

无价可还

武汉几乎每天都遭到空袭，炸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只炸重要的军事设施或运输部队，而不触及其他建筑，这表明中美空军完全掌握制空权，达到了随心所欲、想炸哪里就炸哪里的程度。

冈村敏感地意识到，战局已到濒危时刻。

想想真够悲催的，七年前，当他以第十一军司令官的身份侵占武汉时，日本举国上下，从军队到百姓，曾是怎样一种欢天喜地的景象，那时日本的东京等大城市都举行过庆祝会，很多人坚信，他们最终必能侵占整个中国，未料七年过去，不仅这一切即将化为泡影，连日本本土都在天天挨炸。

灭亡前的歇斯底里

虽然冈村仍在不停地发表“精神万能”的训示，口口声声“只要敢斗，日本仍能取得最后胜利”，但他身为高级别指挥官，知道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内幕，因此心里其实并不糊涂。

真正糊涂的是那些前线官兵，他们被蒙在鼓里，还在苦苦作战，直至毫无价值地把性命丢在异国他乡。

冈村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和失落。

衡阳之行，则给他那脆弱的小心灵又来了狠狠一击。

侵占芷江的部队，担任主攻的是第一一六师团，这个师团自衡阳一战后已补入了大量新兵，但仍存在缺额，有的中队只有一百人，与满额编制有不小距离。

由于运输给养中断，第一一六师团隔三差五必须四处“扫荡”，其实就是从老百姓那里抢生活必需品，吃的喝的那些，就这还不能解决问题，专门拨出一批人去做生意，这使得他们的军事训练基本处于半停顿状态。

第43章 愤怒的拳头（3）

在冈村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那个时代，每个师团都配备有整齐划一的山野炮，如今第一一六师团却只有山炮没有野炮，有的大队使用的还是日俄战争时遗留下来的老山炮。

在第一一六师团等主力出征芷江后，留守衡阳当地的就成了最弱部队，这个“最弱”已不是武汉会战时“最弱师团”的概念。

此弱非彼弱，是真正的弱，不掺杂一点“强”的因子。

两个临时编成的独立混成旅团，既无38式，也无歪把子，士兵拿的全是79式步枪——豫湘桂战役末期从中国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

兵员则更差，除了从各师团中抽出一部分尚算看得过眼外，其他很多是刚从国内刚征来的十七岁少年兵，这些小孩子原先只舞弄过竹枪，让他们原地警备防守都勉为其难。

从南京出发时，冈村胸中尚有些壮志，这一圈转下来，连他自己也对时局失去了部分信心。

回南京后，这位日本统帅部属意的“泥瓦匠”除了早上办办公外，从下午开始就去钓鱼或者下围棋，已经茫然不知所措了。

过去，冈村对暗地谈判最为不屑，以为毫无价值，但自此以后，他开始与重庆政府建立起无线电和口信联系，并经日本政府授权，明确了讲和条件：日军愿意在一年内全部撤至山海关以东。

但这一条件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后者要求日军必须先撤出朝鲜再说。

冈村一听就火了，狂妄，狂妄，朝鲜多少年前就被日本并掉了，早就算是我们的领土，莫非我撤兵了，还要再割地给你不成？

冈村不知道，其实早在一年多前，中、英、美三国首脑会晤开罗，就已决定要联合用兵，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大局早定，蒋介石不过是给对方一个主动投降的机会而已。

战后，冈村才知道这一内情，因此曾非常懊悔。

不过，当时的他可真给激怒了，想着中国人如此无礼，非得在湘西会战中给点教训不可。

以青春的名义

所有侵略芷江的日军部队，皆归入坂西第二十军名下，代号为“樱兵团”，指挥官为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

坂西一良毕业于陆大第三十期，与阿南惟几、石原莞尔是一个窝里出来的，此君的资历不如横山勇，但毛病差不多，就是都喜欢“犯上”，并以此为乐趣。

在日本国内的时候，有一次陆相林铣十郎大将在东京举行茶会，以招待预备役军人（即在乡军炫）。此类茶会多属于应景性质，无非显示一下领导对你们的关怀体贴，大家昏昏欲睡，等到林铣十郎因事离开，会场上却突然热闹起来，并且焦点都集中于一个毛头小伙。

这小伙就是时任陆军省调查班长的坂西，但见他登上讲台，唾沫横飞，痛批了一顿“当权的老家伙们”，“想当年金戈铁马，看今朝花前月下，这帮老不死的尸位素餐，自己啥也做不了，反而阻挡我等建功立业之路，真真可恶，试问他们身上有哪一点对得起那些‘建国元勋和英勇烈士们’”？

一番话引得预备役军人们心潮澎湃，掌声噼里啪啦的，等到林铣十郎返回时，则群起而攻之。

这林铣十郎本来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九一八”时曾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就擅自从朝鲜调兵进入东北，因此被称为“越境将军”，如今终于也尝到了部下掀桌子的滋味。

当着气势汹汹的众人，林铣十郎只得赔礼道歉，过后越想越气，便毫不犹豫地给坂西穿小鞋，停了他的职。

坂西本来想出点风头，却不料戏演过了，被炒了鱿鱼，如果不是后来给土肥原当女婿，怕是这辈子都出不了头了。

人说坂西有神经病，但有些神经病是可以装的，比如坂西平时为人傲慢，爱挑剔上级的毛病，有时甚至毫无顾忌地破口大骂，但对土肥原从来都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因为那是他的靠山，又比如事无巨细，坂西都要亲自处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向上爬的需要——可以给人以勤勉的印象嘛。

没有阿南的脸蛋、石原的头脑，被称为“神经病”的坂西竟然也从关东军方面军司令官混到了樱兵团司令官，看上去似乎是运气使然，其实这就叫各人有各招。

在豫湘桂战役后期，横山勇曾穷追至独山，几乎把重庆政府逼入绝境。

坂西从来不认为自己比横山勇差，疯子能做到的，精神病也能做到，更何况樱兵团不是小股，而是大股。

道理是不错，只是场景已经变换。

早在1944年秋，当湘桂战场面临严重危机时，重庆政府号召知识青年暂时放下书本，投笔从戎。

当时，连蒋介石都送子参军，特令蒋经国和蒋纬国兄弟服役，一些政府高官也把子弟送去报名，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参军热潮出现了。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原拟从全国招收十万知识青年，但到1945年1月，已正式登记十二万，共编组成九个师，冠以“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军”）的名号。

十万青年十万军

这是自愿从军，不是拉壮丁，而知识青年也不同于文盲白丁，军队中每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等于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组训后的青年军面貌焕然一新，被认为极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模范军队。

由于抗战临近结束，青年军除有一部分参加了缅北大反攻以外，绝大部分并没有能参与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便全部复员了，但这次从军运动无异于为大后方已极度委靡的民心士气带来了活力，尤其是初步扭转了国内争相逃避兵役的颓风，使得那些曾严重缺员的主力部队也很快得到人员补充。

然而，这个时候的美援却又成了问题。

有些人以为是撤换史迪威，从而惹怒罗斯福和马歇尔的缘故，但事情的实质不在这里，事件的实质是随着二战胜利在望，中国在盟国的战略天平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分量。

在此前美、英、苏联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已经明确答应罗斯福，击败德国后，苏联将在六个月内对日开战。

正是因为这句许诺，使中国战区由反攻日本的主要基地下降为辅助性基地。

美国人不愿再花力气对中国进行军援，最终提供的美械止步于十个军，即原来武装过的远征军，经过再三恳求，才又增加了三个军的装备，这样一共有十三个美械军。

其他部队都眼巴巴地在看着，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把十三个美械军的预备装备也拿出来，打造了若干个半美械军，这样的结果，却是使得大家都既吃不饱，也饿不死。

好在人的问题解决了，剩下来的并不难办。

特异战术

芷江只是湘西的一座小山城，但它在军事上的地理位置却是如此重要，乃至被称为“滇黔门户，全楚咽喉”。

要占领芷江，就必须让东首的雪峰山点头，而在这座山上，早已是重兵云集。

蒋介石的统帅部不能允许再有第二个豫湘桂之败，因此对湘西会战倾全力而至，前后总计集结八个军达十二万人，其中大多数为美械或半美械装备的中央军精锐。

刚刚出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亲自担纲湘西会战。想当年，他指挥长城抗战，多少人批评战术呆板，只会死守，十多年过去，终于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大家都一样乐观，在冈村和坂西看来，以往想寻找中国军队的主力都不得，这次你们自动聚一堆，正好来个连锅端。

冈村非常清楚，部队没有战斗力，再高明的指挥官都形同摆设，所以他专门从日本国内调来了第四十七师团，可是这个师团迟迟无法到达战场。

原因就是无论海路还是陆路，在遭到中美空军轰炸后，都已不能正常运输，第四十七师团大部分时间只能靠夜间步行，这样当然走不快。

坂西望眼欲穿，只等来了一个重广三马第一三一联队，其他部队仍在行进中。

再等战机就没了，不如一边打一边等，坂西按下了会战启动键。

1945年4月9日，第一一六师团奉命向雪峰山正面突击推进。

第一一六师团长原为岩永汪，但一个月前已被调回国，继任者为菱田元四郎中将。

菱田和坂西是陆士同学，出征之前，坂西特地来为他送行：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咱兄弟可是田间地头，屋前屋后的感情。

菱田明白了对方的潜台词，小肩膀往上一抬。

第一一六师团是主攻部队，成败至关重要，小弟又初来乍到，岂能不卖力气。

让这两兄弟高兴的是，最初两天的战况称得上一帆风顺，部队在推进中未遇太大阻力。

太好了，继续往雪峰山深处插。

再插，发现战场已不是他们熟悉的战场。

对手操纵的不光有常见的步机枪，还有可以连发的冲锋枪，炮弹也不一样了，那是一种爆炸时声音异常尖厉的特殊炮弹——火箭筒。

湘西前线美械装备的中国官兵

缅北战场被搬到了国内，隐藏在雪峰山深处的是经过美械装备的中国军队。

不是每支经过美械装备的部队都很强，但这支军队足够强，因为他们是王牌中的王牌：“虎部队”第七十四军。

第七十四军在抗战中也吃过亏，第二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就是例子，但即便是败，也败得绝不寒碜，日军往往必须付出同等甚至更大的代价，这也是“虎部队”令对手胆寒乃至痛恨的一大原因。

在第七十四军中，“虎贲”第五十七师擅守，一个师可以凭城与日军一个军角斗，而“文昌”第五十一师则擅攻，第一一六师团遭遇到的，正是“文昌师”。

“文昌师”师长周志道毕业于黄埔第四期，这个第四期出了很多将才，国民党内依名气高低有张灵甫、胡琏、阙汉骞、葛先才，共产党里还有林彪，可算是人才济济。

周志道名气不大，但是一样很会用兵。

第七十四军尚处于半美械状态，美械配不全，一个连只有三支冲锋枪，到营才有两个火箭筒，但整个师的武器集中起来，火力也已不弱，因此周志道在防守时，非常重视发挥第七十四军的传统绝活，即多角度集中射击：正射、斜射、侧射，让你躲都没地方躲。

传统的就是大家都会的，“文昌师”会，“虎贲师”“榆林师”也会，这个算不得特色。

只有当阵地失守，“文昌师”必须进攻时，周志道才会亮出这个师的看家本领。

他先以迫击炮射击，对日军阵地进行压制破坏，然后再用步兵进行波状攻击。一般步兵进攻时，炮兵都要实行暂停或延伸，但“文昌师”为了确保攻击的猛烈程度，迫击炮却是一刻不停，连方向角度都不变。

这样打法，有时难免误伤自己人，然而即使这样，亦在所不惜。

以进攻疯狂著称的日军此前也未见识过这种打法，称之为“特异战术”。

在“特异战术”面前，第一一六师团伤亡逐渐增大，前进速度也越来越慢，不仅没能攻破守军防线，它的第一〇九联队还被“文昌师”等三个师给夹住了。

仇人相见

战局的发展，大大出乎坂西、菱田的预料，让他们意识到前面遇到了硬茬。

吃惊归吃惊，菱田师团长似乎时差仍没有完全倒过来，他从别的联队抽了一个步兵大队过去，不是为了给第一〇九联队解围，却是让后者继续进攻。

如果这是在一年前的豫湘桂战场上，或许菱田使出这一招就行了，但现在远远不够。

中方指挥官在空军协助下，犹如多了千里眼和顺风耳，马上就发现了菱田的增援企图，并派出打援部队在半路上堵住了那个步兵大队。

对第一〇九联队的围攻则还在继续，参与包围的三个师里面，仍以负责正面堵击的“文昌”第五十一师为最狠辣，周志道组织手榴弹投掷班，三人为一组，冲锋号一响，即用手榴弹向日军进行集中投掷。

各支部队都配有美军联络组，美国联络官们除提供作战建议外，主要负责用无线步话机指挥地空协同作战。

一时间，战斧和野马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立体化的围攻下，第一〇九联队伤亡惨重，至4月25日，该联队仅剩五百多人。

第一〇九联队既不能前进，菱田却又不让他们后退，说是要继续待援，以便夹击“文昌师”。

不是菱田特别无能，而是在完全失去制空权后，地面的日本陆军相应失去了特种侦察和联络手段，使得指挥官也变得钝拙木讷，与过去的灵活敏捷判若两人。

在首批援军被堵后，菱田寄希望的第二批援兵是剩下来的那两个联队。只要这两个联队能突破其正面，不仅可解第一〇九联队之围，也可牵制中国军队的主力，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它们并没有能比自己的同伴更幸运一些，因为其正面是第七十四军最擅守的部队，重建后的“虎贲”第五十七师。

在两年前的常德会战中，“虎贲师”几近覆没，从此和第一一六师团结下了血海深仇。两年后再次重逢，立刻火星撞地球，官兵们如狼似虎，屡屡上演与日军进行面对面白刃肉搏的好戏，以至观战的美军联络官都看得目瞪口呆，伸出大拇指连连高呼OK！

第一一六师团也在发狠，进攻一浪高过一浪，但在付出伤亡一千余人的代价后，仍不能实现突破。

“虎贲师”在这一战中诞生了一位叫周北辰的英雄，周英雄率领一个连与两倍之敌血战一周而阵地岿然不动。

战后，何应钦亲往视察，看到这座阵地前被打死的三百多日军，散兵壕内到处都是敌尸，不由大为惊叹。

打了一辈子仗，也没看到过一个步兵连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美国人闻风而动，魏德迈代表盟国，授予不凡的中国连长以银质自由勋章，在中国国内战场上，这是军官所得到的第一枚盟国勋章。

第44章 愤怒的拳头（4）

飞刀，又见飞刀

有句俗语，“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只篮里”，樱兵团司令官坂西看来深谙此道。

他至少准备了两只篮子，一只给正面的第一一六师团，一只给南北两支助攻部队：南为第五十八旅团，北为重马联队。

但是，何应钦也不是只拥有一把刀，雪峰山上他准备了很多把，而且把把锃亮。

南面的第五十八旅团遇到的是第七十四军的最后一个分支——“榆林”第五十八师。

与大出风头的另外两个师比起来，“榆林师”看上去似乎并不张扬，其实是矛坚盾也利。

他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先用一个营把第五十八旅团诱进口袋，然后主力突然借助丛林掩护，从两翼进行包抄，顿时杀得日军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榆林师”的脾气还不好，冲入对方阵地后，抓住残余的日本兵，啪啪啪，就是几个耳光，打得对方满眼直冒金花，还有的拳打脚踢，举起枪托朝屁股就是一下。

小样儿的，敢跟我们第七十四军作对，揍不死你！

日本俘虏因此把“榆林师”称为是厉害的中央军，落这群人手上多少得挨上两记。

南面的重马联队属于第四十七师团的先遣部队，据说以山地战见长，然而对面的第七十三军皆为湘省子弟，对山地战同样不陌生，而且该军系完全的美械军，拥有美式山炮等特种武器。

轻装潜行的日本兵却没有任何重武器，飞机坦克大炮都成了浮云，于是成排成排地被打倒在开阔的水稻田里，一时田水尽赤。

战局对日军十分不利，南、北、中三线不仅迟迟无法合拢，而且自身也开始沦于被动，只能自动自发地由攻势转为守势。

坂西的心这时才沉了下来，并且明白，仅仅一年不到，他所处的环境跟疯子横山勇那阵已经大为不同。

“精神病”平时人五人六，拽得不行，从来不把上司放在眼里，但境况如此，除了向上求援，再别无他法。

电报发过去，一封给冈部，一封给冈村：因中央军在芷江集中了“意想外之大量部队”，必须再向芷江增加两到三个师团。

求援电报无一例外被打了回票。不是不想派，而是派不出来。

日本在特种情报战上还差着美国老大一截，关键情报一个也不知道，都是在屋里瞎猜的。

从冈部到冈村，再到日本统帅部，都以为美军要从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正着急慌忙地往那里部署兵力呢，而照坂西的说法，既有“意想外之大量部队”，再增加两到三个师团显然是不够的，起码得派去七个师团才有用，这怎么可能？

说得大一点，坂西是为了抬高自己，撇清责任，不料，他搬起的石头却砸了自个的脚。

必杀技

见日军攻势受挫，何应钦立即召唤自己的必杀技：此前驻于常德的胡琏第十八军。

第十八军是陈诚“土木系”的顶梁柱，又是美械军标准，何应钦看重，坂西也知道，所以早早就在常德附近布置第六十四师团，想用这种人盯人的办法来缠住对方，使其无法进入芷江战场。

日军真是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第六十四师团是那种最差劲的“速成师团”，其作为基础的独混旅，原先只是在泰兴和新四军主力相持，在那些地方，这个独混旅大部分时间倒也能混混，一会儿“铁壁合围”，一会儿“梳篦式扫荡”，很像样。

可移到正面战场，特别是面对中国的美械王牌军时，内囊就完全出来了，竟然被对方像耍猴一样耍得团团乱转，胡琏仅留下一支小部队用于牵制，就轻松将其摆脱。

我们要到雪峰山去打主力，哪有时间陪你这种小泥鳅玩儿。

胡琏率第十八军昼夜兼程，在崎岖的山路中一天强行军八十里，终于在何应钦需要的时候赶到跟前。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关键是怎么使用。

何应钦最初是想用于雪峰山正面，这样居高临下，必能给坂西以粉碎性打击，则湘西会战可以全胜告终。

正要授出兵符令箭，有幕僚献计：坂西是以主力用于正面，两翼较为薄弱，如从其侧翼出击，则更有把握。

何应钦依计而行，并于5月4日发布了总攻击令。

其实，这时从正面也好，由侧翼也罢，双方胜负大半都已确定，只在于能取得多大范围的胜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侧翼包抄可断敌后路，不失为最佳选择。

胡琏领命后，立即向樱兵团的侧背猛进，沿途日军特别是辎重部队混乱异常，狼狈不堪。

后院起火，坂西赶紧让刚刚到达的第四十七师团大部队就地扑火。

第十八军当时只有第十一师接受过美械装备和训练，因此参战部队名为一军，其实只有一师，而对阵的第四十七师团却拥有两个联队，为了尽快打通后方，第四十七师团还破天荒地采用了刺刀肉搏加人海战术。

在肉搏战上，刺刀肉搏一直是日军的特长，与之相比，中国军队主要出彩在手榴弹肉搏方面，即使到抗战后期也是如此。

进攻第十八军阵地的日本兵一律上刺刀，阵形排得黑压压一片，以往这样冲上去，一般都能打开缺口。

可这次是例外。胡琏第十八军不用手榴弹，用冲锋枪，数步之内密集扫射，把二愣子们全打成了筛子。

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原先是不想再增派部队的，但一看，如果雪峰山的大门被“雪山飞狐”完全关住，樱兵团将是全军覆没的严重后果，不增不行了。

正好，广西有一个第三十四师团，按照原计划，是要调到宁沪沿海去防止美军登陆的，冈部便把它临时拨给坂西应急。

第三十四师团在上高会战中曾差点被第七十四军全歼，后来才得以整补重建，算得上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部队，这个师团上去后，终于使得包围圈露出口子。

5月9日，“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向第六方面军下达了中止湘西会战的命令，但他不知道，这时候日军早就提前溃退，网里的那些小鱼小虾正顺着口子狂奔猛逃哩。

等你下命令，我们的骨头都不知道得扔哪里去了。

在其他联队的接应下，最早被围困的第一〇九联队总算从包围圈中跑了出来，但他们的溃退之路几乎就是一条死亡之路，一路上被前堵后追，又死了很多人，归建时官兵已所剩无几。

6月7日，湘西会战以中方完胜结束。在会战最紧张的时刻，何应钦曾用飞机运来廖耀湘新六军作为预备队，但还没等“东方巴顿”发威，仗就打完了。

据樱兵团第二十军的统计，共伤亡两千多人，引人注目的是还增加了欢呼胜利。

一项以前没有过的数字，叫做“病死”人数。

在坂西提供的报表上，湘西会战日军共“病死”了两千多人，几乎等同于战场伤亡。

据他解释，情况是这样的：由于雪峰山打得太苦，士兵体力消耗过大，作战时因精神高度集中和紧张，尚能支撑，可等逃回原驻地，人一松弛下来，就突然纷纷倒地，然后再也站不起来，结果就是“病死”了。

坂西的“病”还不只这么多，除了“病死”的外，还有“病”得没死的，这个数字相当惊人——湘西会战期间，足足有两万三千多！

只有活着的人明白真相。

冈村宁次的参谋长曾在家信中透露，湘西会战，日军成了中国军队“案板上的肥肉”。

第一一六师团无疑是案板上最大的一块，这个师团从参加常德会战起，打过很多苦仗恶仗，但湘西雪峰山之败让他们永世难忘。

该师团的主要兵源地在京都，直到四十年后，师团的幸存老兵向自己的儿孙们讲起当时作战的惨烈场面时仍心有余悸，对大批京都人在山区埋骨的地方仍能记得清清楚楚。

显然，被人家按在砧板上做成馒头馅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尤其不好对外交代，坂西虽号称“神经病”，却并不傻，他选择了有意无意地把伤亡率往“神经”和“病”上凑。

终结者

湘西会战结束后，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何应钦陪同美军将领到雪峰山前线视察，并向有功将士授勋，回来时天降大雨，大家急忙下山。刚刚走过一座小木桥，排阵一样的溪水赶到，一下子便将木桥冲得无影无踪。

见此情形，众人“相顾愕然”。

这个春天，这个战局，犹如此天此山此水此桥，虽然还有惊，但再也无险。

日本驻西南的第六方面军开始陆续撤往东北和华北，在他们身后，汤恩伯兵团紧跟不放，实施了战略性追击。

日军沿途大量伤亡，连作为主力的第三、第十三师团亦不例外。老兵对类似的场面已熟视无睹，最惨的是独混旅里那些刚入伍不久的十七岁少年兵，他们接受不了前后左右同学同乡的非死即伤，精神临近崩溃，一路撤一路哭。

此时，中国统帅部已制订代号为“冰人”“白塔”的总反攻计划，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部分国民党军队也展开了局部反攻。胜利是必然的，只不过谁也想不到会来得那么快。

陈纳德曾经断言，亚洲战场不同于欧洲战场，在这里，空军有最大的发挥余地。

自1944年底，美国对日本本土展开战略性空中打击。当年11月，超过一百架B-29轰炸机来到东京上空，那种满天下饺子的壮观景象，足以让日本人印象深刻。

不过，这次大轰炸仍没有能够达到盟军所追求的那种效果，心里还是有些不得劲。

作战都得讲究对天文地理的掌握，空战也是如此。日本城市房屋大多为木结构，这让盟军产生灵感，决定采用中国传统的“火攻”之术。

1945年3月9日，空中堡垒再次光临东京，这次不是一百架，而是三百架，不是普通炸弹，而是燃烧弹。

三千吨燃烧弹，让东京变成一片火海，房屋被烧毁五分之一，七万多人被烧死烧伤。

到7月，除京都等文化名城得以豁免外，日本大半城市都“享受”到类似待遇，不是被炸平就是被烧毁，模样整得比猪八戒他老姨还要难看。

7月16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到国内报告，得知一种“特种炸弹”已经试验成功，遂授权在会议结束后进行投放。

这次将不是蜻蜓点水，而是一次性击穿心脏，就像波茨坦公告所宣称的那样，日本要么投降，要么毁灭。

8月6日，美军航空队在广岛投入了“特种炸弹”。

仅仅一颗，但当它爆炸时，广岛所有的建筑物都不复存在，近十四万人伤亡。

一颗“特种炸弹”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威力，不仅广岛老百姓，就连日本统帅部也惊骇莫名，派去考察的军事专家则发出了一声哀叹。

这就是传说中无坚不摧、杀人于无形的核武器——原子弹，日本其实也已经在研究和试制，只是让美国走到了前面。

还没等日本人回过味来，时隔三天，第二颗原子弹又落入长崎。

两颗原子弹扮演了终结者的角色，日本统帅部至此终于明白，“不投降即毁灭”绝不是随口说说的，盟军用不着再登陆中国沿海或日本本土，靠空中决战即能将东瀛三岛从地图上完全抹去。

8月15日，已经被原子弹炸得“五内俱裂”的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

除成为空架子的关东军已被苏军消灭外，关内的“中国派遣军”遵令向中国政府无条件投降，而在这之前，它们的失败和灭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即将参加受降仪式的部分中方代表笑逐颜开

一个东方民族对另一个东方民族的生死对决，终于有了最后的结果。

老兵不死

再说说“七七事变”的亲历者刘汝明。

武汉会战末期，全军大撤退，日军沿公路追击，而刘汝明就带着手枪队守在公路旁。从那里路过的零星小部队都觉得很安心，连步伐都放慢了，因为他们以为刘汝明既然在这里，路边至少有一个军。

其实，刘汝明身边除了手枪队，并没有大部队，他执意不走，是要等自己的后续人马。对于他来说，南下的第二十九军与他是生死不能相离的，即便危难时刻，也决不能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但人还是在不断地少下去，经过八年抗战，第二十九军在正面战场上战死了很多人。

几个灵魂人物，宋哲元、张自忠、萧振瀛先后去世，其中以张自忠声望最隆，死的时候也最壮烈。

又过了若干年，刘汝明到了台湾，一起去的还有冯治安和秦德纯。三人退役后在乡下买了块地皮，准备住到一起，但是秦德纯因夫人多病，不方便在乡下长住，最后只有刘、冯两人搬了过去。

哥俩对门而居，每天傍晚，冯治安必定会站在门口，大声叫刘汝明出来聊天，话题自然还是脱不开那些戎马倥偬的岁月，以及那些屈辱和荣耀。

但是有一天，刘汝明忽然听到消息，冯治安患病被送进了医院，等他急急忙忙赶过去时，这位朝夕相处的兄弟已经不治。

又隔一年，秦德纯也去世了。

时间是一个多么残忍的过程，它让你不断地告别，告别青春，告别激情，告别朋友，全然不顾在那一刻，你早已是泪流满面。

晚年的刘汝明无比寂寥。

回望来路，当那些袍执兄弟的雄武英姿，又一一呈现眼前的时候，这位职业军人总是难以自持。

他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重新踏上故土，并想象着那时的情景。

“如果我们仍然人神有隔，我必一一到你们灵前去祭吊的。（《刘汝明回忆录》）”

1957年，刘汝明病逝台湾。

麦克阿瑟说，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慢慢凋零。

愿把这句话献给所有的抗战老兵。

谨以此书献给正面抗日战场上那些无名的中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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